布林肯国务卿有关拜登政府中国政策的演说(全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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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国务卿有关拜登政府中国政策的演说(全文翻译)
2022年5月27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bli ... 220527/6592129.html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5月26日发表了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阐述拜登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

以下是这篇演说全文的中文翻译。该版本由美国国务院翻译并发表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页。译文仅供参考，只有英文原稿才可以被视为权威资料来源。

安东尼·J·布林肯国务卿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话

本届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

乔治·华盛顿大学

华盛顿特区

2022年5月26日

布林肯国务卿：谢谢。早上好。

很高兴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这所高等院校荟萃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极为出色的学生和学者，师生们在这里研究和辩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星球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因此，谢谢你们邀请我们来到这里。

我特别要感谢今天到场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朋友们，他们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与亚洲国家和人民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努力促进和平、繁荣、自由、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感谢你们主办今天的活动，还要感谢你们每天发挥的领导作用——Kevin Rudd、Wendy Cutler、Danny Russel——所有的同事、思想领袖和实干家，和你们在一起总是令人愉快。

我必须感谢罗姆尼参议员出席今天的活动——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位领导者，您都让我十分钦佩。您是一个光明磊落、坚持原则的人，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上一直发挥着领导作用。参议员，谢谢您的光临。

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有这么多外交使团成员在座，因为外交是塑造我们共同未来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过去两年里，我们齐心协力抗击 新冠疫情并为未来的全球卫生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在经历了经济冲击、供应链中断、债务危机及其他困难之后，我们开始重建，同时应对气候变化，重新构想更清洁、更有保障、更经济实惠的能源未来。

这些努力的共同点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不得不共同面对它们。


因此，我们把外交重新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以帮助我们实现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地人民所寻求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世界中，技术被用来增进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压制他们；贸易和商务被用于为劳动者谋福利、增加收入、创造机会；普世人权得到尊重，国家免受胁迫和侵略，人民、思想、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各国都可以开辟自己的道路，同时又能够在共同的事业中有效地合作。

为了建设这样的未来，我们必须捍卫和改革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是国际社会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共同建立的法律、协议、原则和机构机制体系，以管理国家之间的关系，防止冲突和维护所有人的权利。

其创始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确立了自决、主权及和平解决争端等概念。这些概念不是由西方国家构建的，它们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

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面临艰巨的挑战，尽管在我们的理想和我们取得的某些成果之间存在差距，世界各国还是避免了另一场世界大战和核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我们建立了一个全球化经济，数十亿人因此脱贫。我们在增进人权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现在，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不仅要维持使这一进步成为可能的国际秩序，而且要使之现代化，以确保它代表各个地区所有国家——不分大小——的利益、价值观和希望。更重要的是，要使它能够应对我们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其中许多挑战是世界在七十年前无法想象的。

但这种结果的实现并无保证——因为这一国际秩序的基础正面临严峻而持续的挑战。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造成了明确无误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三个月前，他对乌克兰发动了攻击，也重创了载入《联合国宪章》、保护所有国家不被占领或胁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因此，众多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因为它们认识到这是对各国和平与安全基础的直接侵犯。

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众多国家史无前例的援助下，乌克兰正在英勇地捍卫其人民和独立。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普京总统却未能实现他的任何一个战略目标。他不仅没有能够剥夺乌克兰的独立，反而加强了它。他不仅没有能够分裂北约，反而促成了它的团结。他不仅没有能够展示俄罗斯的实力，反而削弱了它。他不仅没有能够削弱国际秩序，反而让国家团结起来捍卫它。

尽管普京总统发动的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仍将聚焦于对国际秩序的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

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又使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北京的愿景将使我们远离过去 75 年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

同时，中国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应对从气候到新冠疫情等各种挑战的能力的一部分。简言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都不得不与对方打交道。

因此，这是我们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过去一年里，拜登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项综合战略，以利用我们的国家实力以及我们无与伦比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来实现我们所寻求的未来。

我们不是在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相反，我们决心避免这两者。

我们不寻求阻止中国作为大国发挥作用，也不寻求阻止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发展经济或促进本国人民的利益。

但我们将捍卫和加强用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保护个人和主权国家的权利并使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能够共存与合作的国际法、协议、原则和机构机制。

然而，今天的中国与 50 年前的中国截然不同，当时尼克松总统打破了数十年的紧张关系，成为第一位访问该国的美国总统。

当时的中国陷于孤立，在大范围的贫困和饥饿中挣扎。

现在，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雄心勃勃的全球大国。它是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一流的城市和公共交通网络。它拥有一批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并寻求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它迅速实现了军队现代化，并打算使之成为一支具有全球投放能力的顶级战斗力量。它还宣示了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领先大国的雄心。

中国的巨大变革源于中国人民的才华、智慧和辛勤劳动，也受益于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和机遇。可以说，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从中受益更多。

但与其利用其权力来加强和振兴促成其成功的法律、协议、原则和机构机制，以便其他国家也能从中受益，北京正在破坏它们。在习主席的领导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变得更加具有压制性，在国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我们看到北京如何完善中国境内的大规模监控体系并将该技术出口到 80 多个国家，如何在南中国海推进非法海洋主张，破坏和平与安全、航行自由和商业；如何规避或违反贸易规则，伤害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企业；以及如何声称支持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与公然违反这些原则的政府站在一起。

在俄罗斯显然在为入侵乌克兰进行部署之时，习主席和普京总统宣布，他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原话是——“上不封顶”。就在本周，在拜登总统访问日本之际，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共同进行了战略轰炸机巡逻。

北京为普京总统旨在剥夺乌克兰主权和在欧洲建立势力范围的战争所做的辩护应该对我们所有印太国家敲响警钟。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世界面临一个充满变数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候，外交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外交，我们明确表达深切的关切，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并且避免对彼此的意图产生误解。我们随时准备就各种问题加强与北京的直接沟通。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我们不能指望北京改弦更张。因此，我们将塑造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以推进我们建设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

拜登总统认为，未来十年将是决定性的十年。我们在国内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共同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我们对未来的共同愿景能否实现。

为了在这个决定性的十年取得成功，拜登政府的战略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投资、协同、竞争”。

我们将投资于我们在国内的实力基础——我们的竞争力、创新和民主。

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协同，追求共同的目标，促进共同的事业。

基于这两项关键举措，我们将与中国竞争，以捍卫我们的利益，推进我们对未来的愿景。

我们充满信心地迎接这一挑战。我们的国家拥有许多优势。我们有和平的邻国、多元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丰富的资源、世界储备货币、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以及生机勃勃的创新和创业文化，例如我们生产了多种有效的疫苗，目前被用于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民，使之免受新冠疫情的伤害。

我们还拥有处于最佳状态的开放社会，能够吸引人才和投资，并具有经过时间考验的重塑能力，它植根于我们的民主体制，使我们能够应对我们面临的任何挑战。

首先谈一下投资于我们的实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时，我们的联邦政府也在对科学研究、教育、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进行战略投资，创造了千百万的中产阶层就业机会以及数十年的繁荣和技术领先。但我们认为这些基础的存在是必然的，因此，现在是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拜登政府正在对我们的国家实力的核心来源进行意义深远的投资——从一项产业现代化战略开始，以维持和扩大我们的经济和技术影响力，使我们的经济和供应链更具复原力，并加强我们的竞争优势。

去年，拜登总统签署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以推进我们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铁路和桥梁现代化，更快地将货物送往市场，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并将高速互联网扩展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为美国更多地区吸引更多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我们正在教育和劳动者培训领域进行战略投资，以使美国的劳动者——全世界最优秀的劳动者——能够设计、构建及操作未来的技术。

由于我们的产业战略以技术为核心，我们希望投资于研究、开发以及先进的生产制造。60年前，我们的政府用于研究的开支在我们的经济中的占比是现在的两倍多——这些投资转而催化了私营部门的创新。我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太空竞赛、发明了半导体并构建了因特网。我们的研发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曾高居世界首位，而现在排名第九。与此同时，中国已从第八位上升到第二位。

在国会两党的支持下，我们将扭转这些趋势并对研究和创新进行历史性投资，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等领域。这些都是北京决心要引领的领域——但鉴于美国的种种优势，我们才是竞争中的引领者，不仅是在新技术开发方面，在影响其在世界各地的使用方式上也是如此，从而使它们植根于民主价值观，而不是专制价值观。

领导层——罗姆尼参议员及其他人——众议院和参议院已通过法案支持这项议程，其中包括数十亿美元用于在国内制造半导体并增强其他关键的供应链。现在，我们需要国会将这项法案送交总统签署。

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而且时不我待——供应链现在正在迁移，如果我们不将它们吸引到美国，它们将落户于其他地方。正如拜登总统所言，中国共产党正在游说反对这项立法，因为要增强我们的全球地位和影响力，实现我们的国内振兴是最佳方式。这些投资不仅将使美国更加强大，还将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伙伴和盟友。

美国最强大的一个特点——甚至是魔幻般的特点——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各地才华横溢、奋发努力的人才的目的地。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数百万名学生，他们丰富了我们的社区，同美国人建立起毕生的纽带。去年，尽管存在疫情，我们仍在短短四个月里就为中国学生签发了超过10万份签证——签发率创历史新高。我们为他们选择来美国留学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的到来令我们感到幸运。

还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全球最杰出的人才不仅在这里学习而且留在这里——就像在美国研读科技博士学位的80%以上的中国学生近年来一直做出的选择。他们帮助驱动了在我们国家的创新，让我们所有人都从中获益。我们可以在不关闭国门的情况下对国家安全保持警惕。

我们的历史还让我们懂得，当我们在管理同另外一个政府的具有挑战性的关系时，来自该国或有该国血统的人可能会因此感到他们不属于这里——或者他们是我们的对手。事实绝非如此。华裔美国人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而且世世代代一直都在这样做。不公正地对待华裔违背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不论是在这里探访或居住的中国国民，还是华裔美国人，亦或是在这个国家享有与其他任何人等同权利的任何其他亚裔美国人。在一个由一代代移民为实现人人都享有机会的承诺而建设的国家里，种族主义和仇恨绝无立足之地。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重大分歧。但这些分歧存在于政府和制度之间——不存在于人民之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大的尊重。我们尊重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文化。我们深切珍视连接我们的家庭和友谊的纽带。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就事关他们的生活、事关美国人的生活乃至事关全世界人民生活的各项事务共同努力。

我们在这个决定性的十年还将依赖于国家实力的另外一个核心源泉：我们的民主。

一百年前，如果被问到一个国家的财富由什么组成，我们可能会列举我们广袤的土地、我们众多的人口、我们的军事实力，或是我们富饶的自然资源。幸运的是，我们在所有这些特征方面依然富有。但比以往都更重要的是，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力资源——以及我们释放他们的全部潜能的能力。

我们通过我们的民主制度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展开辩论、争论、提出异议并相互质疑，包括与我们的民选领导人。我们公开地应对我们的不足；我们不会假装它们并不存在，或是将它们扫到地毯下面。尽管有时进展可能缓慢得令人感到痛苦，而且可能是艰难的、险恶的，但总体而言，我们持续地向一个来自各种背景的人们都能够在团结、激励并提升我们的国家价值观的指引下繁荣发展的社会迈进。

我们并不完美。但我们尽最大努力，始终力争成为——引用我国宪法的语句——一个更完美的联邦。而且我们的民主的宗旨就是将此付诸实现。

这就是美国模式和美国人民所能提供的，它是我们在这场竞赛中最具实力的资产。

然而，北京认为它的模式更好——认为一个由政党领导的集权体制更有效力、较少混乱，而且最终比民主更优越。我们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我们的任务是再次证明民主能够应对紧迫的挑战，创造机会，并增进人类尊严；以及未来属于那些相信自由的人们，所有国家都将不受胁迫地自由地规划它们自己的道路。

我们的战略的第二部分是同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协同一致，以推动我们对未来的共同愿景。

拜登政府从就职第一天起，就努力地为美国无以伦比的联盟及伙伴关系网络注入活力，并重新参与国际机构。我们正在鼓励伙伴方相互合作，并通过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合作。而且我们正在建立起新的同盟，服务于我们的人民，并迎接未来世纪的考验。

在印太地区尤为如此，我们在该地区的各项关系，其中包括我们的条约联盟，都属于我们在全世界最牢固的关系。

美国与整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拥有共同的愿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其各项规则以透明的方式制定并以公平的方式实行；各国都能自由地做出自己的主权决定；商品、创意和人员在整个陆地、天空、网络空间和开放海域上自由地流通；而且在国家治理上顺应民意。

拜登总统在就职以后于本周首次访问该地区期间强调了这些优先要务，他重申了我们同韩国及日本的至关重要的安全联盟，并深化了我们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他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这是该地区的第一个这样的行动计划。他发表讲话指出，这将“有助于我们所有国家的经济更快速和更公平地发展”。我们所说的印太经济框架通过应对数字经济、供应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腐败等最新和紧迫问题重振美国的经济领导力，但也为适应21世纪做出调整。包括印度在内的12个国家已经加入其中。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总计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以上。

总统还出席了四方（Quad）国家领导人峰会——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美国。在拜登总统就职以前，四方伙伴关系从未举行过领导人峰会。自从他于去年召集首次领导人会议以来，四方峰会已举行了四次，并已成为一个首要的区域性团队。它于本周启动了一个新的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Indo-Pacific Partnership for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以使我们在整个地区的合作伙伴都能更好地监测他们沿岸的水域，以解决非法捕鱼问题，并保护他们的海事权利和他们的主权。

我们正在重振我们同东盟的伙伴关系，并于本月早些时候主持了美国-东盟峰会，以着手共同解决公共卫生和气候危机等迫在眉睫的问题。本周，七个东盟国家已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创始成员。而且我们正在我们的印太及欧洲伙伴之间构筑桥梁，其中包括邀请亚洲盟国下个月出席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

我们正在印太地区增进和平与稳定——例如，通过被称为“AUKUS”的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新的安全伙伴关系。

而且我们正在帮助本地区及全世界各国战胜新冠疫情。迄今为止，美国已为全球疫情应对行动提供了近200亿美元。这其中包括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地捐助超过5.4亿剂安全有效的疫苗——并非出售——逐步实现我们为全世界捐助12亿剂疫苗的目标。我们还在同一个由19国组成的团体就一项全球行动计划展开协作，以确保民众接种疫苗。

所有这些外交努力的成果是，我们与整个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更加保持一致，而且我们正在以一种更加协调的方式向我们的共同目标迈进。

我们还深化了我们同整个大西洋地区的同盟。我们去年启动了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引领合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近50%的实力。上周，我同雷蒙多部长、戴大使以及我们欧洲委员会的对等官员出席了第二次会议，共同努力制定新的技术标准、协作进行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增强供应链、发展绿色技术并在发展中国家改善粮食安全和数字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我们和我们的欧洲伙伴搁置了长达17年的有关飞机的诉讼；现在，我们不再互相争执，而是努力确保为我们在该部门的公司企业和员工提供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同样，我们和欧盟及其他方面共同努力解决一项有关钢材和铝材进口的纠纷，而且现在正汇集在一个共同愿景下，以制定更高的环境标准，并保护我们的员工和产业，使之不因北京为谋求一己之利蓄意扭曲市场而受到损害。

我们正在同欧盟进行伙伴合作，以保护我们公民的隐私，同时增强一个依赖于巨大的数据流的共同的数字经济。

我们同二十国集团（G20）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关全球最低税率的协议，以制止逐底竞争，确保大型企业缴纳它们应付的份额，并让各国更有理由投资于它们的人民。迄今为止已有130多个国家签署了这项协议。

我们和我们的七国集团（G7）伙伴正在寻求一种相互协调的、高标准的、透明的方式，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

我们主持召开了战胜新冠疫情及重振全世界民主的全球峰会，并重新加入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而且在一个面临巨大考验的时刻，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为北约组织注入活力，该组织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所有这些行动都致力于捍卫并在必要时改革应当让所有国家受益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我们希望引领一场在技术、气候、基础设施、全球卫生和包容性经济增长方面力争上游的竞赛。而且我们希望增强一种体制，让其中尽可能多的国家都能共同努力，有效合作、和平地解决分歧，并作为主权平等的国家谱写各自的未来。

我们的外交以伙伴关系以及尊重相互的利益为基础。我们不期待每个国家都对中国做出和我们完全相同的评估。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同中国有着它们希望保持的至关重要的经济纽带或民间联系。这并不是强迫各国做出选择，而是帮助它们获得选择能力——例如，使它们不再被迫做出唯一选择，即选择一种不透明的投资，致使其国家背负债务、助长腐败、破坏环境、不能在当地创造就业或实现发展乃至无法行使国家主权。我们已经直接了解到这类交易可能留下的令买家懊悔的情况。

我们每走一步都同我们的合作伙伴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将他们的关切谨记在心，并制定应对他们特有的挑战和优先要务的解决方案。

一个日渐趋同的共识是，需要以更现实的态度对待与北京的关系。我们许多合作伙伴已经从痛苦的经历中知道，当北京不喜欢他们的选择时会如何大力施压。例如去年春季，北京禁止中国学生和游客前往澳大利亚，并且对澳大利亚大麦出口课收80%的关税，就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新冠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再如去年11月，中国海警局的舰艇在南中国海用水炮阻止一艘菲律宾海军舰船补给。这类行动提醒世界，北京会如何对它所认为的对立行为进行报复。

我们还与盟国和伙伴在另一个领域协同一致：人权。

美国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在新疆地区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那里有一百多万人因为他们的民族和宗教身份而被关入拘留营。

我们对西藏持共同立场，当局继续在那里开展残酷压制藏族人和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传统的运动。在香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实施严厉的反民主措施。

出于某种原因，北京坚持认为这些做法属于内政，他国无权提及。这不对。它在新疆和西藏对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做法以及其他许多行动，违背了北京经常引述的《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和所有国家都应遵守的《世界人权宣言》。

北京对香港自由的压制违反它的移交承诺，这些承诺写入了保存在联合国的条约。

我们将继续提出这些问题并呼吁作出改变——不是要反对中国，而是要维护和平、安全和人的尊严。

由此联系到我们战略中的第三点。由于国内投资增加和与盟国和伙伴更加协同一致，我们在重要的竞争领域中处于能够超越中国的有利位置。

例如，北京想使中国成为全球创新和制造中心，以增加其他国家对其的技术依赖性，而后利用这种依赖性强加它的外交政策取向。北京正在竭尽全力赢得这场竞赛——例如，利用我们经济的开放性去刺探，去进行网上侵入，去窃取技术和知识，从而促进它的军事创新和加强国家监控力。

因此，在我们确保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及伙伴推出下一波发明创新时，我们也将保护自己的创造不被盗用，我们的安全不受威胁。

我们在把我们的工具变得更锐利，以保护我们的技术竞争力，包括采用新的更有力的出口管制，确保我们的关键性创新不会落入行为不端者之手；加强保护学术研究，创造开放、安全和支持科学的环境；增强网络防御；加强敏感数据的安全；并且锐化投资筛选措施，保护公司和国家，防范北京获得进入敏感技术、数据或关键基础设施的渠道，伤害我们的供应链，或主宰重要的战略产业。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商界也理解——进入中国市场绝不能以牺牲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或长期的竞争和技术优势为代价。我们要靠商企追求负责任的发展，冷静地评估风险，并且与我们共同努力，不仅保护而且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

太长时间以来，中国对我们的市场享有比我们的公司在中国大得多的市场准入。例如，美国人如果想读中国的China Daily或者使用WeChat微信交流，他们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但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推特（Twitter）对中国人民是被禁止的——除非是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他们利用这些平台散布宣传和虚假信息。在中国运作的美国公司被系统化强迫要求提供技术转让，而在美国的中国公司受到我们的法治保护。中国电影制片人可以自由地向美国影院业主推销他们的影片，美国政府不予任何审查，但是，北京对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影片有严格的数量限制——那些被允许进入的受到高压政治审查。在美国的中国商企可毫无顾忌地利用我们公正的司法系统保护他们的权利——实际上，他们经常到法庭上向美国政府伸张索赔。外国公司在中国不是这样。

这种不互惠是不可接受的，它也是不可持续的。

也可以看看在钢材市场发生的情况。北京指示中国公司大规模超量投资，结果使廉价钢材充斥全球市场。与美国公司和其他市场导向的公司不同，中国公司不需要盈利——当资金不足时，他们只需让国有银行再注入一笔信贷。此外，他们为控制污染或保护工人权利做得很少，从而也得以保持低成本。其结果是，中国现在占全球钢产量一半以上，美国公司——以及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工厂被挤出市场。

在太阳能板和电动车电池行业我们也见到同样的模式——这些是21世纪经济的关键行业，我们不能变得完全依靠中国。

这类经济操纵使美国工人损失了数百万份工作，也对全球各地国家的工人和企业造成伤害。我们将反制扭曲市场的政策和做法，例如补贴和市场准入障碍，这些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惯用的方法，以此获得竞争优势。我们将把生产迁回或从其他国家获取敏感产业原料，如制药原料和关键矿物，从而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复原力，使我们在这些方面不仅仅依赖任何一个供应商。我们将与其他国家共同反对经济胁迫和恫吓。我们将努力确保美国公司不从事助长践踏人权——包括强迫劳动——或从中获利的商业活动。

总之，我们将运用我们手中的一切工具为美国工人和产业而战——我们知道我们的合作伙伴也会为他们的工人而战。

美国不想切断中国经济同我们或同全球经济的联系——尽管北京，无论言辞如何，是在力图进行非对称脱钩，一方面谋求减少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另一方面却让世界更加依赖中国。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进行贸易和投资——只要做到公平并且不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源，包括高素质的劳动力。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劳动力，我们的公司能够成功地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而且我们欢迎这种竞争。

因此，在我们以负责任的方式抵制不公平的技术和经济行为的同时，在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的前提下，我们将努力保持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纽带和民间交往。北京也许不愿意改变它的行为。但是，如果它采取具体行动消除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提出的担忧，我们将予以积极回应。

竞争不必导致冲突。我们不谋求冲突。我们将努力避免冲突。但是面对任何威胁，我们将捍卫我们的利益。

为此，拜登总统指示国防部将中国列为步调挑战（pacing challenge），并确保我军保持领先。我们将寻求通过我们称之为“一体化威慑”的新方针——包括盟国和合作伙伴——来维护和平；在常规、核、空间和信息各个领域努力；并且从我们相互加强的经济、技术和外交领域汲取更大力量。

本届政府正在将我们的军事投资从针对20世纪冲突的平台转向针对更远程、更难发现和更易移动的非对称系统。我们正在确立指导我国军事行动的新概念。我们正在将军事态势和全球足迹多样化，并且巩固我们的网络、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太空基能力。我们将帮助盟国和地区伙伴增进它们自身的非对称能力。

我们将继续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非法的活动。将近六年前，国际法庭裁决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不具国际法基础。我们将支持该地区沿海国家维护他们的海权。我们将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维护给这个地区带来数十年繁荣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我们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一切地方飞行和航行。

关于台湾：我们的方针在过去几十年和历届政府中都是一致的。正如总统所说，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两岸的分歧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依然符合我们的持久利益。我们将继续履行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下的承诺，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正如《台湾关系法》所述，并保持我们抵制任何诉诸武力或可能危及台湾安全或社会或经济体制的其他形式的胁迫的能力。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体和在该地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与之保持着牢固的非官方关系。我们将继续扩大与台湾在许多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合作，支持台湾以实质性方式参与国际社会，并深化我们的经济联系，这种做法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变化来自北京日益增加的胁迫——例如试图切断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阻止其参与国际组织。北京的言辞和活动日益具有挑衅性，例如几乎每天都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在台湾附近飞行。这些言行严重破坏稳定，造成误判风险，威胁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正如我们从总统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一个受到国际关注的问题，对区域和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

拜登总统总是说，唯一比故意冲突更糟糕的冲突是无意的冲突。我们将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已将与北京的危机沟通和降低风险措施列为优先事项。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其他所有问题上——我们仍然致力于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开展密集的外交。

即使在我们投资、协同和竞争的同时，我们也会在利益一致的领域与北京合作。为了造福于我们的人民和世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分歧阻止我们在需要共同努力的优先事项上向前推进。

这要从气候开始。中国和美国多年来在气候危机上陷入僵局，使世界也陷入僵局——但也曾在一些时期取得进展，并激励世界行动起来。2013年中美启动的气候外交渠道释放了产生《巴黎协定》的全球动力。去年，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美国和中国发表了格拉斯哥联合声明——誓言共同努力解决从甲烷到煤炭的排放问题——鼓舞了世界的希望。

气候与意识形态无关，但与数学相关。没有中国发挥领导作用，就根本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因为这个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 28%。国际能源署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坚持目前的计划，直到 2030 年才达到排放峰值，那么世界其他地区必须至迟在 2035 年达到零排放，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今天，大约 20 个国家构成 80% 的排放——中国第一，美国第二。除非我们都做得更多、更快，否则经济和人力代价将是灾难性的。此外，在清洁能源和气候政策方面的竞争可以产生有益于各方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共同取得的进展——包括通过《格拉斯哥宣言》设立的工作组所取得的进展——对于我们成功避免这场危机的最坏后果至关重要。我敦促中国与我们一起加快这些共同努力的步伐。

同样，在新冠疫情中，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遭受最新一波疫情时，我们因中国人民的灾难而悲伤。我们自己也经历了新冠疫情造成的深重苦难，因此，我们坚信所有国家必须共同努力，为全世界提供疫苗——不是为了换取好处或政治上的让步，而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没有全人类的安全就不会有任何国家的安全。所有国家都必须透明地共享数据和样本——并为专家提供获取便利——以应对新变种以及新出现和重新出现的病原体，在我们与当前疫情作斗争的同时防止下一场大规模流行病。

关于不扩散和军备控制：遵守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规则、规范和条约符合我们所有各方的利益。中国和美国必须继续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起应对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我们仍然准备与北京直接讨论我们各自作为核大国的责任。

为了打击非法麻醉品，特别是去年造成超过 10 万美国人死亡的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阻止国际贩毒组织获得前体化学品，其中许多此类化学品的源头在中国。

由于全球粮食危机威胁着世界各地的人民，我们期待中国——一个在农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参与全球应对行动。上周，美国在联合国召集了外长会议，以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我们向中国发出了邀请，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随着世界经济从疫情造成的破坏中复苏，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全球宏观经济上的协调是关键所在——包括通过20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渠道，当然，还有双边行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负的责任。

总之，当我们能够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时，我们将这样做——不是作为对我们或其他任何人的恩惠，也绝不会以背离我们的原则为代价，而是因为共同努力战胜重大挑战是世界对大国的期望，还因为这样做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任何国家都不应因为相互之间的分歧而在危及人类生存的跨国问题上阻止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的规模和范围将对美国外交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作为我提出的现代化议程的一部分，我决心为国务院和我们的外交官提供必需的工具来正面应对这一挑战。这包括成立一个“中国组”（China House）——一个由国务院各部门共同组建的综合团队——跨越不同问题和地区来协调和实施我们的政策，在必要时与国会合作。在这里，我必须提到我们在北京大使馆和中国各地领事馆的优秀团队。在尼克·伯恩斯大使领导下，他们每天都在出色地工作——最近几周，许多人一直在严格的新冠疫情封隔措施下完成他们的工作。尽管存在这些极端困难的条件，他们仍然在坚守。我们为拥有这个非凡的团队而心存感激。

我从未如此确信美国外交的力量和目的，或者如此确信我们有能力应对这个决定性十年的挑战。对于美国人民，让我们重新承诺投资于我们的核心优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创新精神。正如拜登总统多次指出，做空美国从来都不是一项好赌注。但是，让我们对自己下注，赢得未来的竞争。

对于致力于建设一个开放、安全和繁荣未来的世界各国，让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努力，维护使我们得以共同进步的原则，捍卫每一个国家缔造自己的未来的权利。对于中国人民，我们将充满信心地去竞争；我们将尽可能地合作；我们将进行必要的竞赛。我们不寻求冲突。

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处，共同分享和促进人类进步。这就是我今天讲话的要点所在：推动人类进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和平、更繁荣、更自由的世界。

多谢各位听我演讲。（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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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奧重磅演講全文： 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未來”（字幕版）
https://youtu.be/AwBXKUhEZ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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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蓬佩奥演讲全文视频实录
2020年7月24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pom ... 200723/5515661.html

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星期四(7月2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

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尼克松总统近50年前开始的接触政策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马列政权本质，而且给北京带来了好处，美国不能再回到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模式了。他说，华盛顿将继续与北京对话，但必须对中共采取“不信任，而且要核实”的态度。蓬佩奥说，美国人民和各国必须开始改变对中共的看法，不能再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视作“正常国家”。他还说，中共不能代表14亿中国人民，美国不能再忽视中国人民包括勇敢的异议人士的呼声。蓬佩奥在讲话中特地向在场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和王丹致意。他在讲话中还呼吁建立“新的民主联盟”，他说，自由世界一定能够打败“新暴政”。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先后就中国问题发表讲话，蓬佩奥在加州的演说是最新一次。


以下是蓬佩奥国务卿讲话的全文翻译：

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州长的介绍，实在是过奖了。的确，你走进那个体育馆，提起“蓬佩奥”的名字时，会有人悄悄耳语。我有个兄弟，马克，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的篮球手。

再次为蓝鹰仪仗兵和空军下士凯拉·海史密斯和她精彩的国歌演唱鼓掌，怎么样？

也感谢劳瑞牧师动人的祷告，我想感谢休·休伊特和尼克松基金会邀请我在这个重要的美国机构发表讲话。很高兴有一位空军的人为我唱歌，一位海军陆战队的人为我做介绍，而且他们让陆军的人站到了海军的人的房子前。这一切都很好。

很荣幸来到约巴林达。尼克松的父亲在这里建了这座房子，他在这里出生长大。

感谢尼克松中心董事会和工作人员使我和我的团队今天的活动成为可能，在眼下这样做绝非易事。

我们有幸看到在座的有些非常特殊的人，包括克里斯，我得以结识他，克里斯·尼克松。我还想感谢翠西·尼克松和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对这次访问的支持。

我还想感谢几名勇敢的中国异议人士，他们远道而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所有的其他贵宾，所有的其他贵宾，感谢你们来到这里。那些能够坐在帐篷下面的人，你们一定是多付钱了。

也感谢那些收看直播的人。

最后，就像州长提到的，我出生在圣安娜，离这里不太远。今天在座的有我姐姐和姐夫。谢谢你们来。我敢打赌你们从来也没想到我会站在这里。

我今天的讲话是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演说的第四部分，我请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联调局局长克里斯·雷和司法部长巴尔与我一道发表这些演说。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一个真正的使命。这就是解释美中关系的不同层面、几十年来累积起来的那种巨大的关系失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霸权意图。

我们的目标是表明，特朗普总统中国政策旨在解决的针对美国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为确保这些自由制定了战略。

奥布莱恩大使讲到了意识形态。联调局局长雷谈到了间谍问题。司法部长巴尔讲到了经济。我今天的目标是为美国人民把这些汇总在一起，详细阐述中国的威胁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自由乃至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明年将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国半个世纪的一年，离202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也不太远了。

大家知道，那时的世界大为不同。我们曾经想象，与中国接触将会产生团结合作的光明未来。然而，因为中共未能履行对世界的承诺，今天我们都仍然戴着口罩，目睹大流行病死亡人数的上升。每天早晨，我们都在读着打压香港和新疆的新闻头条，我们看到造成美国就业流失、沉重打击美国各地、包括南加州这里的经济的中国不当贸易行为的惊人统计数字，我们目睹中国军队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越来越具威胁性。

从加利福尼亚这里到我的故乡堪萨斯州以至更远的地方，美国人心灵和脑海中萦绕着这些问题，我也要重复它们：

与中国接触50年后，美国人民现在有什么成果可以示人？

我们的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朝着自由与民主演变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吗？

这是中国所定义的“双赢”局面吗？

而且，从一位国务卿的视角来看，核心的是，美国更加安全了吗？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后代的和平前景是不是更大了？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所梦想的中国世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绝不能延续这个模式。我们决不能重回这个模式。

特朗普总统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战略，保护美国经济，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个新暴政。

在我好像急于要破坏尼克松总统的遗产之前，我希望明确表示，他做的是他当时相信对美国人民最为有利的事情，而且他可能是对的。

他是一位出色的中国研究者、强悍的冷战勇士、而且是中国人民的仰慕者，---我想我们大家都是。

必须要充分肯定的是，他认识到中国实在太重要了，不能被忽视，即使当时的中国因为自我施加的共产暴政而处在被削弱的状态。

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中解释了他的未来战略。这是他说的话。他说： “长远来看，我们根本无法承受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除非中国改变，世界不会安全。因此，在我们对事件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我们的目标应为引导改变。”

我认为这是整篇文章的关键词：“引导改变”。

因此，尼克松总统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开启了我们的接触战略。他崇高地寻求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安全的世界。他希望中国共产党会对那个承诺做出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决策者日益假定，随着中国变得更为繁荣，它会开放，对内会变得更为自由，而且对外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更为友好。我敢肯定，一切似乎都显得如此的势在难免。

然而，势在难免的时代结束了。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那种接触政策没有在中国境内带来尼克松总统所希望引导的那种改变。

事实是，我们的政策，还有其它自由国家的政策，重振了中国失败的经济，看到的却是北京反咬喂食给它的国际之手。

我们向中国公民张开了双臂，换来的却是中共利用我们自由与开放的社会。中国派出宣传手进入我们的记者会、我们的研究中心、我们的高中和大学，甚至进入我们家长教师协会的会议。

我们把我们在台湾的朋友边缘化，台湾后来成长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

我们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本身特殊的经济待遇，看到的却是中共坚持要求在其践踏人权的问题上保持沉默，把这作为允许西方公司进入中国的代价。

就在前些天，奥布莱恩大使提出了几个例子：万豪、美国航空、达美和美联航都从它们的公司网站上删除了提到台湾的地方，以免触怒北京。

离此不远的好莱坞，---这个美国创意自由的中心和自封的社会公正的仲裁者，对哪怕是中国稍微不利的说法都实行自我审查。

企业界对中共的默默接受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

企业界的这种效忠效果如何？这种奉承得到了回报吗？我来引用司法部长巴尔上星期的演说中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统治者的终极企图不是与美国进行贸易。它是抢掠美国。”

中国窃取我们珍视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使美国各地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

它从美国吸走了供应链，然后加上了奴工器具。

它使世界的关键水道对国际商贸不那么安全了。

尼克松总统曾说，他担心，他把这个世界向中共开放，创造了一个“怪物弗兰肯斯坦”。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局面。

诚信者可以辩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自由国家会允许这些坏事发生。也许我们当初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毒株过于天真，或者冷战之后，我们相信自己必胜，或者我们是怯懦的资本家，或者被北京的“和平崛起”言论所蒙蔽。

无论什么原因，中国今天在国内越来越威权，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地敌视世界其它地方的自由。

特朗普总统已经说了：够了。

我不认为两党中有很多人对我今天所举出的事实提出质疑。但是即使是现在，有些人还在坚持说，我们必须保留那种为了对话而对话的模式。

现在，要明确说明的是，我们会坚持对话。但是如今的交谈不一样了。几个星期前，我去檀香山见了杨洁篪。

还是老一套，话说了很多，但真的是没有提出要改变任何行为。杨的承诺，跟中共在他之前做出的很多承诺一样，是空洞的。我猜测，他的预期是，我会屈从于他们的要求，因为坦率地说，太多以往的行政当局都这样做了。我没有。特朗普总统也不会。

奥布莱恩大使阐述得很好，我们必须记住，中共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

他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数十年来对中国共产主义全球霸权的渴望。美国不能再忽视我们两国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了，就像中共从来也没有忽视它们一样。

我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任职、随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出任国务卿两年多来的经历让我有了这样的核心理解：

真正改变共产中国的唯一方式就是以中国领导人如何表现而不是说什么为基础来采取行动。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政策对这个结论做出回应。里根总统说，他本着“信任但要核实”跟苏联打交道。对中共，我的说法是：“我们必须不信任，而且要核实。”

我们这些世界上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引导中国做出改变，就像尼克松总统所要的那样。我们必须以更具创造性而且更为强势的方式引导中国做出改变，因为北京的所作所为威胁着我们的人民与我们的繁荣。

我们必须从改变我国人民与合作伙伴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开始。我们必须说实话。我们不能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把这个中国的化身当作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们知道，与中国进行贸易不像与一个正常、守法的国家进行贸易。北京把国际协议视为建议，作为获得全球主导地位的渠道。

但是，通过坚持公平条款，就像我们的贸易代表在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迫使中国正视其盗窃知识产权和伤害美国工人的政策。

我们也知道，与中共支持的公司做生意与一家公司、比如一家加拿大公司做生意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听从于独立的董事会，而且很多公司是国家赞助的，不需要追求利润。

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华为。我们已经不再假装华为是一个无辜的电信公司，它只是来确保你能和你的朋友交谈。我们以它本来的面目来称它 --- 一个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 ---而且我们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的公司在中国投资，他们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支持共产党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我们的财政部和商务部因此对中国领导人以及正在伤害和侵犯世界各地人民基本权利的实体进行制裁并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好几个政府部门合作制定了一个商业咨询公告，以确保我们的首席执行官了解他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境内的运作情况。

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生和雇员都是来这里只是为了多挣一点钱或者多为自己积累一些知识的正常学生或工作人员，他们中有太多的人是来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并它们带回自己的国家。

司法部和其他部门已经在大力寻求惩罚这些罪行。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一支正常的军队。它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精英的绝对统治，拓展中华帝国，而不是保护中国人民。

因此，美国国防部加强了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行动。我们建立了太空军来帮助阻遏中国侵略太空这个最后边疆。

坦率地说，我们在国务院也建立了一套与中国打交道的政策，推动特朗普总统的公平对等的目标，改写几十年来不断增加的失衡。

就在本星期，我们宣布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领事馆，因为那里是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中心。

两个星期前，我们逆转了八年来在有关南中国海国际法问题上的那种右脸被打转过左脸的做法。

我们已经呼吁中国使其核能力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战略现实。

国务院在各个层级而且在世界各地与我们的中国同行进行接触，只是为了要求公平和对等。

但我们的作法不能只是一味强硬。这不大可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还必须与中国人民进行接触，并赋予他们力量，---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

这要从面对面的外交开始。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遇到了才华横溢、勤奋努力的中国男性和女性。

我见过从新疆集中营逃出来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族人。我和香港的民主领袖们交谈过，从陈枢机主教到黎智英。两天前，我在伦敦与香港自由斗士罗冠聪会面。上个月，我听到了天安门广场幸存者的故事。其中一位今天就在这里。

王丹是一名关键的学生，他从未停止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王先生，请站起来，我们好认出你来。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中国的民主运动之父魏京生。他因为倡导民主而在中国的劳改营里度过了几十年。魏先生，请站起来，好吗？

我在冷战时期长大并在陆军服役。如果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共产党人几乎总是撒谎。他们撒的最大的一个谎言是，要认为他们是在为14亿被监视、压迫和恐吓得不敢说出真相的人民说话。

恰恰相反。中共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甚于任何敌人。除了失去对权力的掌控之外，他们没有理由恐惧。

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能够听到武汉医生们的声音，假如他们被允许对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的爆发发出警报，全世界，更不要提中国境内的人，会好得多。

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领导人忽视或淡化勇敢的中国异见人士的言论，他们就我们面临的这个政权的性质警告过我们。

我们不能再忽视它了。他们和任何人一样清楚，我们永远不可能回到现状了。

但是，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可能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使命。自由国家有捍卫自由的工作要做。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我有信心我们能做到。我有信心，因为我们以前做过。我们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我有信心，因为中国共产党正在重复苏联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疏远潜在的盟友，在国内外破坏信任，拒绝接受产权和具有可预见性的法治。

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是因为我看到其他国家的觉醒，他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就像我们在美国一样。从布鲁塞尔到悉尼到河内，我都听到这个信息。

最重要的是，我有信心我们能够捍卫自由，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甜美的吸引力。

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香港这座骄傲的城市的控制时，看看那些争相着要移民海外的香港人吧。他们挥舞的是美国国旗。

的确是有差异。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但北京对我们的依赖比我们对他们的依赖更大。

我拒绝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势在难免的时代，某些“陷阱”是命中注定的，共产党的主宰地位是未来。我们的做法并非注定要失败，因为美国并没有在衰落。正如我今年早些时候在慕尼黑所说的，自由世界仍在获胜。我们只需要相信这一点，知道这一点，而且对此感到自豪。

世界各地的人们仍然希望来到开放的社会。他们来这里学习。他们来这里工作，他们来这里为他们的家庭开创美好的生活。他们并不急于在中国定居。

现在是时候了。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时机很好。现在是自由国家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不是每个国家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应对中国的挑战，他们也不应该如此。每个国家都必须自己悟出如何保护自己的主权、如何保护自己的经济繁荣以及如何保护它的理念不被中共的触角所染指。

但我呼吁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领导人开始做美国已经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坚持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对等、透明和问责。他们是一小伙统治者，远非铁板一块。

这些简单但强有力的标准将会产生巨大的效果。我们让中共来制定接触条件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已经不再是这样了。自由国家必须设定基调，我们必须在同样的原则上运作。

我们必须划定不会被中共的讨价还价和甜言蜜语所冲洗掉的共同底线。事实上，美国最近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一劳永逸地拒绝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海的非法声索…同时，我们敦促各国成为洁净国家，这样他们公民的私人信息就不会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我们通过设定标准来做到这一点。

的确，这是困难的。对于一些小国来说，这是困难的。他们害怕被一一干掉。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国家此刻根本就没有能力或是勇气与我们站在一起。

的确，我们的一个北约盟国在香港问题上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挺身而出，因为他们害怕北京会限制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这种胆怯将导致历史性的失败。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我们不能重复过去几年的错误。面对中国的挑战，需要欧洲、非洲、南美、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国家使出力气，投入精力。

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最终，中国共产党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我们各国社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如果我们现在屈膝，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受中国共产党的摆布，他们的行动是当今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战。

中国的习总书记注定不会永远在中国内外施行暴政，除非我们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这不是关于遏制。不要相信这个。这是关于我们从未面对过的一个复杂的新挑战：苏联当时与自由世界是隔绝的。共产中国已经在我们的境内了。

所以我们不能独自面对这个挑战。联合国、北约、七国集团、20国集团，如果我们有明确的方向和巨大的勇气，我们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的结合肯定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也许是时候建立一个志同道合国家的新联盟了，一个新的民主联盟。

我们有工具。我知道我们能够做到。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意志。我要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来问：“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过去的做法舒服或方便就回到这些做法。

从中国共产党手中确保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而美国处于领导这个使命的最佳位置，因为我们的建国原则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正如上星期我定睛站在费城独立厅时所解释的那样，我们的国家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即人人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保障这些权利是政府的职责。这一简单而有力的事实已使美国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自由灯塔。

理查德•尼克松在1967年写道：“ 除非中国改变，世界不会安全。”他说的太对了。现在要靠我们来听从他的话了。

今天，危险显而易见。

今天，觉醒正在发生。

今天，自由世界必须做出回应。

我们永远也不能回到过去。

愿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个人！

愿上帝保佑中国人民！

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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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全体中国人是其受害者

2021年8月14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sor ... -state/6002525.html

美国投资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篇意见文章中说，习近平是全世界开放社会的最危险的敌人，而全体中国人都是他的受害者。这位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裔美国商人，同时也是进步主义政治和社会运动家。他将习近平称之为独裁者，毕生致力消除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坚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索罗斯对习近平的世界观做了尖锐的剖析，认为当前中共领导人正在发起一场运动，威胁要摧毁下金蛋的鹅，并废除了邓小平两厢情愿的统治遗产，在成为应声虫式的中共官员簇拥下的中国独裁者，将发现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他将很难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调整他的政策。

索罗斯在周六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意见文章中写道，习近平饱受一些内部矛盾的困扰，大大降低了他领导的凝聚力和有效性。索罗斯认为，习近平的信仰和行为之间，以及他想要让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公开声明和他作为国内统治者的行为之间存在冲突。

索罗斯认为，这些内部矛盾在中美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显现出来。他说：“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两国所代表的治理体系截然相反的现实。美国。代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其中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的自由。习近平认为，毛泽东发明了一种优越的组织形式，他正在继承这种形式：一个个人服从于一党制国家的极权封闭社会。”

索罗斯认为，美中关系正在迅速恶化并可能导致战争，而习近平明确表示，他打算在未来十年内占领台湾，并相应地增加中国的军事能力。

索罗斯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文章中提到习近平即将面临的一个国内障碍：到2022年，他打算届时打破既定的继任制度，终身担任国家首脑，而他觉得至少还需要十年，才能将一党制国家及其军队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索罗斯在文中提及他自1984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中国事务。他写道：“当时我将中国的共产党改革者介绍给我家乡匈牙利的同行。他们互相学习了很多，我随后在这两个国家设立了基金会。那是我所谓的政治慈善事业的开始。”

索罗斯说，2013年习近平掌权时他在中国积极参与，而“这次是直言不讳地反对极权主义政权。”

索罗斯将当前中国领导人与中共改革开放的开山者邓小平做比较，认为“他是前任邓小平大胆改革议程的受益者。”

索罗斯写道“邓小平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邓意识到西方要发达得多，中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与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截然相反，邓小平希望中国在其中崛起。他的方法产生了奇迹。”

但是，他认为习近平“不明白邓小平是如何取得成功的”，理所当然地利用邓取得的成功，但却对邓怀有强烈的个人怨恨，“毕生致力于消除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索罗斯认为，习近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他也坚信，中国共产党需要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愿意用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加自己的意志。习近平强烈认为这是必要的，以确保中国共产党足够强大，为实现他的目标做出必要的牺牲。”

索罗斯说：“习近平意识到，他需要继续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才能完成他认为的人生使命…… 他的首要任务是吸引足够富有的人来行使独立权力。”

索罗斯写道：“习近平正在进行一场有系统的运动，以清除或消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人。他最新的受害者是亿万富翁养猪户孙大武。孙先生被判处 18 年有期徒刑，并被说服将他的大部分财富‘捐赠’给慈善机构。”

他认为“这场运动威胁要摧毁下金蛋的鹅。习近平决心将财富的创造者置于一党制国家的控制之下。”

索罗斯说：“习近平为了在2022年获胜，已经将自己变成了独裁者。他没有让党告诉他采取什么政策，而是规定他希望党遵循的政策。”

索罗斯将习近平称之为“世界上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而“整个中国人民都是他的受害者。”但他认为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这么多中国人似乎发现他的社会信用监控系统不仅可以忍受，而且很有吸引力。”

索罗斯认为，如果习近平“能够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并确保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他的政权就会变得更加安全。但他肯定会在这两方面都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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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批评基金进军中国是“错误”的四大看点 - BBC News 中文

2021年9月9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8487423



国际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最近连续在英、美媒体上刊发两篇署名文章，对美国投资基金进入中国的决定提出批评和警告，引起广泛关注。



索罗斯本周刊发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点名批评世界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美国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进入中国的决定是个“错误”。

在此之前8月30日，索罗斯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在中国的投资者面临的是“黄粱美梦”。

这些文章并不是索罗斯首次就中国和习近平提出警告。两年前的2019年9月9日，索罗斯就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表示：“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感兴趣的是打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这一点甚至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2019年1月，索罗斯还曾在达沃斯论坛批评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中国“是最富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专制政权”。

有关本次索罗斯的批评和警告，BBC中文汇总四大重点。

索罗斯说了些什么？
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的两篇文章中，索罗斯都强调中国的种种投资风险，房地产问题、人口生育问题、民营企业受到打压的问题。

他强调习近平“把所有的中国公司当成一党专政国家的工具”，因此“投资者看涨买进面临的是黄粱美梦。”

索罗斯认为，很多美国公司与中国接触，贝莱德是最新的一家。这么做以前在道义上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些公司是在为拉近中美关系搭建桥梁，“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今天，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专制和民主这两种治理体系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批评贝莱德投资中国“危及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因为投资于中国的资金将帮助支持习近平的政权，而该政权对内压制，对外咄咄逼人”。

他在两篇文章中都建议美国立法，“明确要求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的公司既有实际治理的透明度又有与股东的一致利益”、“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限制资金流向中国”。

贝莱德公司如何回应？
贝莱德集团发言人在回应索罗斯的批评时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广大而且复杂。2020年两国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超过了6000亿美元。

“通过我们的投资活动，总部设在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经济相互联系做出了贡献。”

贝莱德集团在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旗下员工约16500名，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客户除了政府和企业，还包括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保险、银行、非盈利组织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

贝莱德在全球管理的总资产规模约9.5万亿美元。

贝莱德基金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于9月7日正式成立，是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控股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中国有没有回应？
中国官方对索罗斯的批评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9月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美方一些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加强市场监管举措可能加剧市场风险”的提问作答。

他说，中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法可依，有例可循，是许多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惯常做法”，中外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最终必将从中获益。

汪文斌还说，中国将一如既往为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保障。

在此之前，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曾在9月4日刊发评论文章，称索罗斯是“全球经济恐怖分子”，“正盯着中国”。

索罗斯其人其事
1930年，索罗斯出生于布达佩斯。他的父亲是一名犹太律师。

17岁时，索罗斯移民英国。他曾在铁路部门兼职做搬运工，还在夜总会兼职当服务员，在这期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了学士及博士学位。

在LSE期间，索罗斯师从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波普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二战后持续呼吁西方自由民主。他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理念极大地影响了索罗斯的意识形态及金融生涯。

在伦敦的投资银行工作一段时间后，索罗斯1956年移民美国。

1970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也就是后来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该基金以投资激进以及高回报为人所知。

1992年9月，他靠对赌英格兰银行，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10亿英镑。9月16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三”，英国财政部在当日快速失掉几十亿英镑的储备金，英镑因此被迫退出了欧洲汇率体系（ERM）。

索罗斯因此成了“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

这场投资赌博应该是索罗斯生涯中最著名的一次，从此稳固了他作为“世界头号货币投资者”的名声。

但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索罗斯冲击香港金融市场的行动却以失败告终，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1年9月，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曾在北京会见索罗斯。在这次会面中，朱镕基表示非常看重索罗斯的金融经验，而索罗斯也对中国如何加强金融管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收录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的这次会面当中，索罗斯曾向朱镕基表示：我把中国和苏联做过比较：中国政治是成功的，人民支持政府、乐观、有热情。可能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东部，对中国了解不够，观点失之偏颇。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开放和建设开放社会是有利的。

索罗斯还曾向朱镕基提出愿意与中国建立合资企业设立基金到中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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