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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在毛泽东身边的最强国民党特工居然是他!

潜伏在毛泽东身边的最强国民党特工居然是他!


本文摘自《东方特工在行动》,萨苏 著,文汇出版社

此人堪称戴笠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第二代谍王,和他的业绩与传奇相比,所谓的长江一号,简直像小儿科一样可笑。

他年轻的时候是军统高手,曾打入延安试图刺杀毛泽东;在延安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做了康生的得意弟子。

他的伪装如此巧妙,以至于直到今天大陆官方对他的履历依然错误重重。

国民党全面崩溃败退台湾的时刻,他先是训练出了此后国民党二十年间的特务骨干,而后转行有声有色地做了军政大员,还曾经化装潜入大陆活动。

他为横行一时的中统送了终。

他被尊称为“调查局之父”。

他在澳门指挥刺杀刘少奇,失败后全身而退。

他指挥过国民党特务在非洲抓捕叛徒。

他主持粉碎了在日本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让“台独”分子恨之入骨。

他逮捕过李登辉。

他迫降过辜宽敏。

他审问过李敖,李敖反而写书夸他。

他晚年到大陆“治病”,据说邓小平、胡耀邦亲往探视。

他被怀疑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

他外貌和蔼可亲,却被形容为“人面兽心”。

他善于理财却分文不取,一生两袖清风。

他娶了出身伞兵飞虎部队背景的京剧名伶。

抛开政治立场,一个人一生有这么多可以拍成电影的光晕,已经足可以称做传奇了。

这个人,就是有“蓝色007”美称的国民党王牌特工沈之岳,按照台湾的新闻报道,就是他发展谢长廷进入调查局当“抓耙子”的。

综合上面的说法,情况会变得很吊诡 假如沈之岳有共产党卧底的嫌疑,那谢长廷呢?莫非也是沈发展的地下党?

自觉没有能力和精力写好沈之岳这个很特殊的人物,只是把此人一生中的传奇罗列一下吧。

一、做了中共中央收发员的军统特务
最早听到沈之岳这个名字,还是在十几年以前。

一个亲戚曾给沈醉先生做助手,得闻不少军统的内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道不那么封闭,见我对历史有兴趣,偶尔也会拣不要命的当年轶事给我讲一些。当时大家心目中的军统是典型狗腿子的形象,凶恶残暴,所以听到戴笠谈抗战时说“猪吃饱了等过年是等不来自由平等的”,或者戴笠为了不能入睡,骂特务大夫张简斋的安眠药是“江湖郎中金枪药”,感觉都十分新鲜。
有趣的是他却没有和我提过“沈之岳”这个名字。后来看沈醉公开出版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沈之岳,和他颇有私交,甚至还大有不管俩人老家根本不在一地乱拉同宗的意思。由此估计我这位长辈不和我谈沈之岳,并不是沈醉先生没提到他,而是因为此人当时依然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头子”,怕对我说多了萨年轻把握不住分寸,惹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这引发了我对国共特工史的好奇。有一次,在一位老先生那里看到有本《熊向晖传奇》,就向老先生借来看,同时说了些沈醉先生传来的轶事,最后借沈先生的说法总结说,军统这个组织,对付军阀政客是第一流的,但是对付共产党,是比较外行的。

我忘了老先生是搞了很多年党史的,这样的老先生别看文章都写得特有分寸,实际上思想很开放,盖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未经粉饰的原始材料,而且两边的材料都能看到,对历史的认识最为真实。老先生自己说,这就像古代哪怕是贤臣良将,都会对皇帝产生半是神明的敬畏,而伺候皇上起居的太监却最明白他一天也不过是吃喝拉撒睡,大活人而已。

自古太监多专权,全不把天命什么的放在眼里,大体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先生听了萨的看法,讲这个不对,军统当年也很厉害的,我们能派熊向晖打进胡宗南身边去,他们也能派人打进延安来。

军统里头谁这么厉害?能打进延安来?

比如,赖国民,毛泽东亲口称作“赖同志”的,在八路军军法部做到科长;沈之岳,国民党的国策顾问,1938年混进延安,第二年入党。

特别是沈之岳,这个人在延安还被认为很出色,以至于到他顺利返回国民党那边,这边还一直以为他是“叛徒”,没认清他实际上是派遣进来的军统特务。在沈醉这批人被俘或者起义以后,才弄明白他进延安之前就是军统的人,是带着刺杀毛泽东的任务来的。从这个任务来说,沈显然是失败的,但从他能够在延安隐蔽自己,说明这个特务还是很厉害的。

就这样对“沈之岳”这个名字产生了印象。

后来看了更多的材料,才知道老先生说的并不夸张,沈之岳在延安何止是“隐蔽自己”,他使用化名沈辉,不但坦然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入抗大学习,而且还是优秀学员。

这就是台湾有说法讲沈之岳是“罗瑞卿的得意门徒”,因为罗瑞卿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实际上现有文献中并无罗瑞卿对沈之岳如何器重的记录,倒是当时另一个中央领导对沈之岳印象很好,这个人就是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康生曾在抗大当着罗校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

康生是谁?斯诺在文章中曾说共产党有两大“特务头子”,一个是邓发,另一个就是康生。无论康生晚节如何,此人的多疑、警惕是历史上有名的,居然能瞒过他的眼睛,沈之岳实在是有两下子。

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入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这段经历被国民党方面神化,称沈之岳当时做到了“毛泽东的秘书”。这种说法殊不可信,因为一来毛泽东的秘书史有名载,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后来的史料,都没有沈之岳的名字,当时保留下来的中央机关人员照片上,也没有找到沈之岳的影子。事实上,沈后被派往浙江敌后工作,沈在途中金蝉脱壳,曾用化名“李国栋”到汉中与军统干将程慕颐会面,时在1939年秋。所以,他在中央机关的工作时间应该很短,也是无缘深入的。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确曾经和不少后来的中共名人关系不错,其中包括胡耀邦,据说沈晚年和大陆联系,乃至赴大陆“就医”,都与胡有关联。台湾方面出于宣传目的,曾说沈之岳给胡耀邦担任过文化教员。这就有点儿说过头话了,因为胡耀邦参军之前是中学生,当时在中国社会当之无愧属于知识分子,且早就有好学之名,哪里还需要文化教员?倒是沈之岳自己比较坦诚,说他和胡耀邦的交往中,是给胡提供了不少上海等大城市的社会情况和海派知识,这个是胡原来所不了解的。

前几天要写沈之岳,想起这段回忆来,和老先生联系,才知道老人家已经退休了,耳朵有些背,但是头脑依然清晰。

“沈之岳幸好是被揭出来是军统特务啊。”老先生说的观点很怪。

原来,1963年沈之岳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刺杀大陆当时的国家首脑刘少奇。由于消息泄露,公安部长王芳披露当时曾有机会通过澳门警方生擒沈之岳回大陆,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当然这只是机会,没有必抓的把握)。假如沈之岳真的是从延安投入国民党的“叛徒”,恐怕对他不会这样客气。共产党对“叛徒”下手从来不留情,解放前对沈之岳一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但假如像沈醉等供认的,沈之岳原来就是军统特务,则属于各为其主,就没有必要这样严厉了。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敌人不但是要消灭的目标,还是要争取的目标,叛徒,则只有消灭一途。

有趣的是,按照老先生说法,沈之岳虽然被证明了是派进延安的军统特务,但由于他隐蔽太好,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对他的履历始终不得而知,竟然依然沿用他自己在延安的说法,称其为中央大学的学生出身。

沈之岳的老底,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份来自台湾的文献才将其揭开。这份文献是一个国民党官员在老同学聚会后写的感言,基本说清了沈的来历。

这个人,就是沈之岳在“中央警校”的同学,王鲁翘。

其实,王鲁翘也是个传奇人物,其人生之精彩,不亚于沈之岳。

二、被抓进的军统局

今天,沈之岳早年的生涯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轨迹,他在履历中所描述的自己是河南人,在浙江、上海生活过,曾于中央大学读书的履历,完全是无中生有。真实的沈之岳是浙江仙居人,家道宽裕。上中学的沈之岳曾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发生兴趣,但是并未加入,可见他当时就是个关心政治然而做事稳健之辈。他的这种兴趣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多有了解,成了他在延安扎根时伪装“进步青年”的本钱。不久,沈之岳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加入了军统组织的前身特务处。

活脱脱一个学生特务么,好像不大光彩。

事实上这个过程颇有些让人啼笑皆非。沈之岳成为军统特工,并不是被拉进去的,而是被“绑”进去的。

原来沈能够进入军统,源于“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大学爆发的学潮。对付学潮本是中统的买卖,但戴笠一贯喜欢“捞过界”,所以复兴社特务处对学生运动也插了一脚,希望从中找到共产党的组织。

有沈在学校的对头乘机报复,诬报他为学潮组织者而令其被捕。当时私刑泛滥,和特务打交道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很容易屈打成招。有趣的是这个根本没做过任何秘密工作的毛头小伙子,居然从容自若而又子虚乌有地搬出某个大员临时做自己的亲戚,把一帮老特务唬得团团转又核查不便,最终没敢造次。真相大白后特务处方面认为这小伙子真是人小鬼大。

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沈之岳这一次忽悠特务只是牛刀小试,他应付起这种事情来胜过专业演员。沈骨子里杀伐决断,铁血无情,但他的外表人畜无害,一贯给人平和低调、温和诚恳的印象。国民党法务部调查局特务系统中,常有人说沈之岳“人面兽心”,形容他做事厉害但外表温和,喜怒不形于色。而沈的后任阮成章,则被称作“兽面兽心”,因为阮成章的长相,实在让人难以恭维。

1950年代,笑里藏刀的沈之岳在他整肃中统的过程中,将中统残存的大特务一一下岗,若有反抗者则必严惩之。往往这些比沈之岳资历还老的大特务们直到进了牢房,才如梦方醒。李敖回忆坐牢的时候有原来中统的大特务在牢中打蚊子,称是打沈之岳,可见恨之入骨。就这样恨之入骨的大特务,问起对沈之岳的印象,依然认为自己输得冤,因为沈之岳“连ABC都不认识”。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中统多用才子佳人,理论水平高,军统多用社会打手,善于行动,所以中统特务瞧不起军统出身的沈之岳。

实际上,沈之岳学识相当渊博,不但懂英语,而且还懂俄文,要不怎么在中共中央做收发呢?知己不知彼,这帮人输得一点儿都不冤。

当时军统的前身特务处规模还很小,这件事传到戴笠那里,戴其人素好奇才,立即叫人把本来已经释放的沈重新抓来。

说戴笠素好奇才并不是夸张,这个特工皇帝从小爱看神怪武林小说,江湖气甚重,一度极重网罗奇才异能之士以为己用。他甚至曾经把上海撂地摊卖武的江湖人统统请到特务处,希望从中发现类似空空儿这样的侠客,结果颇为失望,这些人的本领,连一般的武装特务都比不上。戴笠后来也死了心,认为所谓民间的奇人天才,不是那样容易发现的,只好耐心去开三道高井训练班,办浙警校来培养正规的特工班底,颇有成效。

这个成功影响了戴笠的心态,有一段时间这个特工皇帝又对学历迷信得厉害,比如抗战时建立对日经济作战,决定人选时戴毫不犹豫选择了学历最高的德国博士费同泽。无奈费博士第一对日本不熟悉,第二对理论更擅长些,结果有半年时间工作都走不上正轨。

无论怎样,本来以为已经脱了一难的沈之岳又被重新抓起来,心中感受惊惧必然难以言表。而新老两代特工之王这次会面的详情不得而知,结果是沈之岳被说服参加了戴笠的组织。

戴笠应该算是捡到宝了 至少再没有第二个军统特务有这个本事在延安从容面对康生、罗瑞卿,能打进中共中央去做收发,而在他死后,沈之岳也做到了他一生想做的事情 把竞争对手中统彻底埋葬。有讲戴笠早年算过命,五行缺水,故此戴对名字里面有“水”的部下特别关照,沈醉、沈之岳都是如此,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说法。

此后,为了提高沈的业务水平,也为了将来给他一个合法的进身之阶,戴笠将沈之岳送入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学习。王鲁翘当时也在这里,两个人成了同学。

这番经历,是王鲁翘和沈之岳1971年去看望车祸受伤的原国民党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后,感于同学凋零、年齿日长而写的一篇感言中提到,这篇文章在台湾由于某种原因传播不广,却成为大陆研究沈之岳的一份材料。普遍认为,王所说的比较接近事实,唯一王也承认不了解的是沈的原名,从认识他开始所知道的就是“沈之岳”这个名字,但是,凭借特工的直觉,他认为这是个化名。当时军统局的特工们发达以后大多以自己的势力为荣,往往会做些造福桑梓或者为害乡里的事情,但沈之岳从不显山露水,这方面极为低调。王感慨说难道他早就想到了国府有转进台湾的这一天,以此避免亲族受牵连?

王与沈等人一起去拜访李士珍,从礼节上说很正常,因为浙警校后来并入李士珍担任教育长的中央警官大学,两人可算是李士珍的学生。然而,此事也有点儿古怪。盖因为两人都是戴笠的亲信,而李士珍是戴笠的死对头,曾被戴笠整得很惨。李士珍是黄埔二期的高才生,素有大志,曾留学日本学习警政,并考察欧美各国警务,是国民党警察教育事业最出色的人才,而且李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李士珍是第一个为蒋介石树铜像的)。然而,在警察这块地盘上,李就是斗不过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这是因为整个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日子,始终处在政治和军事的动荡之中,所以蒋介石认为建立一个稳定社会治安秩序的专业警察系统固然重要,能够直接用于和军政敌人进行斗争的秘密警察(特工)则更为重要,前者应该为后者服务。所以在他的心目中,黄埔六期没毕业的戴笠,地位远高于二期的李士珍就不奇怪了。这种地位的不同,反映出来,就是戴笠掌握着全国警政司和各警察机关的人事权。于是李士珍辛辛苦苦培养出来,准备作为班底的学生,戴笠只要拿顶官帽子就拉走了,李气愤无比又无可奈何。

只有到戴笠死后,李士珍才直起腰来,不过,此时已经距国府败退台湾没有几年了。

沈之岳在20世纪70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台湾特工之王,持弟子礼去看望早已远离权力中心的李士珍,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来说明了不计前嫌的胸怀,二来也表现了他老于人情世故的风格。

王鲁翘能够把这件事写成文章,也有点儿特别,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写东西的人。

王鲁翘祖籍山东,他也是作为奇才异能之士被戴笠送进浙警校的,其特长是一手超凡入圣的枪法。王在军统中用的双枪都不带准星,借以炫耀其枪法之好,以此多年担任戴笠的贴身保镖。对枪不带准星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问之军中人物,答曰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手枪射程近,如果是子弹喂出来的老手射击全凭感觉,那是真正的神枪手,用准星瞄准就落了下乘。王鲁翘在台湾做到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民间称其为“山东大汉”,既是佩服他刚正不阿,敢于除恶,也是说他举止粗豪,武人气息浓厚。

王的确有类似韩复榘的故事传世,他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任上功绩卓著,于是上峰计划提升他为“全国警察技术总监”,简称“技监”。不料王死活不干,找到上级发牢骚,说我老王一生豪横,这干来干去的干成了“鸡奸”,可怎么见人?!

实际上王也有另外一面,台北警方最初引进现代刑侦技术和观念,就是他在瑠公圳分尸案中开始的。此案又名“一号凶宅案件”,发生在1961年,是因为少妇陈富妹被杀人分尸而轰动一时。由于当时新闻媒体争相追踪,这起案子连续五十二天都是新闻热点,甚至蒋介石都不时加以关注。此案牵连了抗战名将,空军高级指挥官柳哲生少将等人,加上新闻媒体炒作出十八套剧本,变得扑朔迷离,极难操作(陈富妹身份辨认清之前,警方抓到的嫌疑犯在审问中反问:“你说我杀人,那你告诉我我杀了谁好吗?”警方不能答。这些细节都被媒体随时跟踪)。然而王一方面顶住压力,另一方面引入世界先进刑侦技术,最终以科学的手段确认杀人者为死者的丈夫,终于没有让警方成为笑料。可见,王不但胆大,而且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王写东西不多,可是写来就很有分量,他还写过军统局在河内追杀汪精卫的细节,这是对当年那次追杀活动的首次披露。

所说王鲁翘的一生传奇,不亚于沈之岳,因为他早年不但是戴笠的警卫员,而且先后两次作为暗杀行动的杀手出动,每次都是极为棘手的案子。

一刺王亚樵,二刺汪精卫。

王鲁翘随余乐醒等在河内刺杀汪精卫,担任第一枪手。由于汪临时更换房间,误中其副手原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曾仲明,其过程已经多有报道,不必赘叙,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王没有用他习惯的无准星双枪,他刺汪用的手枪是法国志愿援华航空大队的曹师昂带到河内的左轮手枪。当时由于汪住处楼门封闭,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只能用斧头在房门上砍出一洞,王就是从这个小洞中迅速发现床下有人并连发三枪命中的。曾仲明被击中腹部,由于王的子弹弹头预先切成开花状并用大蒜汁浸泡,曾伤势极重,第二天毙命。

河内刺汪虽然误中副手,作为军统第一次在海外执行刺杀,其行动依然可圈可点。

刺王亚樵则时人所知不多,但过程更为惊险。

王鲁翘1936年11月随军统书记长吴赓恕至广西梧州暗杀王亚樵。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暗杀之王,上海斧头帮帮主,曾组织刺蒋、刺宋、刺汪精卫、刺重光葵,这时隐藏在广西继续反蒋活动。由于桂系出卖了王的行踪,军统又利用王手下大将余立奎的太太将他诱至自己住处 也就是王鲁翘等人布置的暗杀现场,王亚樵最终在梧州走到了他辉煌生涯的尽头。

一场特工群狼对暗杀之王的格斗开始了。

王亚樵是在推门的瞬间本能感觉出危险的,并立即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应 不退反进,跳起撞入屋中与军统杀手缠成一团。这个举动让人大出意料,因为原来他们认为王已入死地,即便有察觉也会后退,吴赓恕率一半人马埋伏在屋外,只要王亚樵稍有异动,和屋里的王鲁翘等人就会同时开枪,用交叉弹幕将其击毙,等待他入室,不过是希望不用枪解决问题,减少惊动而已。

王亚樵反常的做法使特务们大吃一惊,室外的特务不及射击,由于王纵身而起,室内的特务仓促中也没有打中目标,唯一奏效的是有特务将石灰抛中王的面部,王顿时目不能视物。

跳入屋中的王亚樵在空中即连续开枪,子弹打光人也倒卧在地,顺势拔出匕首滚入桌下,与王鲁翘等人斗在一起。

事后多年,王鲁翘依然评价当时王亚樵的做法是最正确的。他的凶猛反击一时压制住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军统特务,用匕首近身格斗使特务们因为怕误伤自己人而投鼠忌器,如果他留在后面接应的几名保镖能够及时赶来,大有翻本的可能。

不愧是暗杀之王啊!

遗憾的是王亚樵的保镖和他相比能力相差太大,毫无戒备,暗杀行动开始即被吴赓恕等人乱枪击毙,根本没能来接应他们的老大。

屋子里的格斗也最终结束,王亚樵虽然武艺高强,无奈寡不敌众,加上眼睛被迷住不能见物,在王鲁翘等人不顾自家死伤地猛击下身中四枪六刀,终于毙命。

以冷血杀手出身的王鲁翘,后来却能够在台湾警察局局长的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屡破大案,可算也是突破了自己的限界,完全转换了角色。

王鲁翘在1974年死于车祸(刚才提到的李士珍也遭遇车祸,台湾怎么这么多车祸,连警察局局长都不免?),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后来凭借自己的干练和政绩,居然也做了台北警察局局长,这就是台北市前警察局局长王卓钧。

王卓钧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可不是依靠父荫,王鲁翘原来很不愿意自己的儿子继续干这一行,王卓钧的大哥就是当了大夫。但王卓钧自己对警察这个行当很有兴趣,老子也拦不住,只好随他去了。王卓钧在新竹破获台湾百年罕见的吴新华飞刀杀人狂魔集团案而崭露头角,那起案子,小王一口气砍了四十四颗脑袋,可算大有父风。

按照台湾舆论说法,王卓钧为人也很有父风,不畏上,不看人,腰板硬,善破案。他最爱晚上到各派出所,和普通警察一起喝老人茶,吃汤面,聊聊他们的辛苦和需求。他把自己这些部下称为“八千五百子弟兵”。偶尔还会陪要回家的警员喝一杯。如果要说他有什么个人爱好,就是到丹阳路的山东风味面馆,自顾自地吃家乡菜了。

或许,这是他父亲王鲁翘留下的传统吧。

忘记说,推荐王卓钧担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长的,就是马鹤龄,今天台湾“总统”马英九的父亲。

而马英九在自己的新书里,也有一段有趣的回忆,当年他参加过保钓的学生运动,还对着日本特使的汽车扔过鸡蛋。这段事情他几乎忘记了,几十年后,遇到沈之岳,沈却对他说为了这件事“以前我们对你有些误会”,马英九才骤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曾经为此上了调查局的黑名单。

好,话题回到了沈之岳。
三、打入延安之谜

沈之岳的传奇生涯,第一个高潮应该就是打入延安了。

为了考证沈之岳在延安的活动,我曾专门查阅有关史料。不过,大概因为延安对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一向对应有道,沈的脱身而去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所以大陆史料中对此记载十分简单。

从现有记录看,沈当时是随教授萧致平到延安考察,自称中央大学学生,以随员的身份于1938年访问延安的。到达后沈伪装“进步青年”,要求留在延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的反特一号人物,边区保卫处长周兴(负责对所有进出延安人员的审查,管辖范围和权力极大,当时人称“周半城”)和副处长王范都曾亲自对其进行审查。沈之岳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破绽,而故意给了周兴一个小漏洞来抓: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这引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谈话,沈从容自若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居住几年,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保卫部门产生了松懈,但依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由于戴笠预先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保卫部门的调查结果完满。

以此,沈之岳通过审查,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入党。

周兴,本名刘维新,原是朱德军官教育团的老底子,参加过南昌起义,智勇双全,曾多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案。解放后担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1975年病逝。王范是周兴的搭档,曾担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但最终在“文革”中开枪自杀身亡。

能蒙了这两位,沈之岳可算精干过人。这段记录,细细看来,其中却有一个破绽。

这个破绽就是,带沈之岳到延安的萧致平到底是什么人。

根据记载,确实曾经有一个萧致平访问过延安的,但这个萧致平,显然不可能带着沈之岳打进来。

记载中的萧致平访问延安,发生在1937年4月,时间上和沈之岳打进延安并不吻合,而且,这个萧致平也根本不是什么教授,而是国民党陆军的少将高参,此人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师长,屡次和红军作战,是个标准的军人。他是作为西北行营中央考察团的一员,和涂思宗等人一起到达延安,和共产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有趣的是萧还有一次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经历,派他去延安,也是国民党表示诚意的一种做法。

萧致平在延安的访问颇为成功,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同这个“老朋友”打得火热。

但是此后萧再也没有访问过延安。

会不会是重名呢?

按照原公安部部长王芳的说法,带沈之岳来延安的萧致平原来是北京燕京大学出身,后到中央大学任教,“当时不太有名”,又有说法萧早年和国民党情治机关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才会证实沈的身份,很可能是有意给军统一点帮助。

从这些记载看,萧致平并不是架空人物,但是,遍查中央大学的教师名录,甚至当时在内地的大学教授名录,却不见萧致平其人!

还是那位研究党史的老先生予以点醒,他说这个王芳是非常有经验的公安人员(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破获过“枪击毛主席专列”等案件),他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因此,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有时会故意对一些人物的姓名、身份进行修改,以避免可能的不利影响。这里,他很可能是借用了国民党少将高参萧致平的名字,来掩饰这个引导沈之岳进延安的教授。其原因,很可能因为这位“萧致平教授”后来是有名气的人物,或者统战对象之类,不好随便议论。

那么,这位“萧致平”到底何许人也呢?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线索吗?

经过百般查找,线索只有一个,这位教授真实的姓,是“陈”。

姓陈?天下姓陈的多了。我当时十分茫然。

不过,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把“萧致平教授”的姓换成了“陈”来查,却意外发现,真有一个教授叫做“陈致平”!

这个陈致平教授还颇为有名,1949年后到台湾大学任教,著有《中国通史》等作品,是深孚众望的历史学家。当然,这些普通老百姓不会太注意,会注意到的,是这位陈教授有个女儿叫做陈喆。

陈喆是谁?

说陈喆可能没人知道,要说她另一个名字,估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那就是 琼瑶。

没错,这个陈致平教授,就是琼瑶的父亲。

如果看这位琼瑶老爹的年谱,竟然和王芳口中的“萧致平”教授颇有重合之处。

陈致平先生出身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如果考虑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是由辅仁大学和北京女高师合并而成,还算萨的学长(这么说琼瑶阿姨见到老萨要叫师叔?嗯,谁在扔砖?)。而后到同济大学任教,抗战中携家退往后方,在光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王芳所说的“萧致平”教授,也是出身北京,而后抗战中退到后方。从年龄上看,陈致平生于1910年,1938年时不满30岁,当时是客座教授,不到有名气的时候,这也符合王芳的说法。

难道是琼瑶阿姨的老爸把奉命刺杀毛泽东的特务沈之岳带进了延安?

别说,这位陈教授是湖南人,算是毛泽东的老乡,而且毛泽东也喜欢历史,他去访问延安,受到礼敬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唯一有些抵触的是,由琼瑶阿姨和弟弟“组合”而成的龙凤双胞胎,恰好是这一年出生,老爷子有机会去陕北吗?

只能说,捕风捉影,需要等待双方有关档案的进一步公开。

题外话,琼瑶其实是有另外一面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她的《我的故事》,那里面,有琼瑶幼年的种种记忆,包括在衡阳陷落时一家的逃难。她记录了自己亲眼看到日军屠杀农人,家人遭到抢劫,母亲险被日兵侮辱等种种情节。

为了避免被日军发现,琼瑶的表叔不得不亲手扼死自己哭叫的小儿子。

琼瑶白发苍苍的祖父对着汉奸的枪口道 “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

还有沙地上写下“中国人”三个字。

当琼瑶写到他们一行人历经苦难从日军的搜查和抢劫、汉奸的枪口下死里逃生后,很平静的一句话:“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 ”

那时候,我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件从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 我为琼瑶的书,流泪了。

琼瑶说:“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人的童年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沈在延安到底待了多久,何时和共产党脱钩也是一个谜。

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说法,沈在1939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浙江白区工作了,所以他在延安只待了不到一年。然而,国民党方面则说他潜入共产党多年,此后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皖南事变中他的情报给新四军造成了重要损失。这里面有些矛盾。

从军统方面的记录看,沈之岳曾以李国栋的化名,在1939年于汉中训练班见过军统大特务程慕颐,并对训练班的特务作过指点,这符合共方的说法。不过,沈之岳的化名沈辉,是在1943年才从共产党方面的花名册上去掉的(王芳提供),并被认为是叛徒。这又符合国方的说法。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沈之岳在国民党中第一个见光的职衔,就是这一年7月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由于沈醉说过,沈之岳曾经到过延安两三次,我对此事的推测是,沈之岳很可能曾在延安和新四军之间担任过联络员之类的工作。也就是说,1939年他离开延安,并没有暴露身份,照旧“为党工作”,途经国民党控制区,就是他和军统交换情报的机会。只是,在共产党面前,他是抗大二期毕业生“沈辉”,在国民党面前,他是军统特务“李国栋”,没有人知道这不过是同一个人。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的重大损失,大约和沈之岳提供情报确实有关系的,并且从此不敢再回到共产党方面。沈之岳为新四军工作过似乎可信,否则他在接受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采访的时候,很难把当时新四军内部的种种内幕和矛盾讲得条理清楚。但由于他隐蔽有术,共方直到1943年,才得知他已经为国民党工作,估计是因为这一年军统成立东南特别情报站,沈之岳担任了这个站的站长,并且发表他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沈从后台走到了阳光的下面,共产党那边,也就瞒不住了。

不过,这段经历使沈之岳的特工素养提高很快,而且产生了不同于其他国民党特工的气质。

比如,他对自己同伴的不信任,就有类似克格勃的特点。

沈之岳回忆,在延安,曾有特务按照约定暗号试图和他接头,他却没有回应。这件事,军统方面好像没有哪个特务报告过试图和“沈辉”联系未能成功。

如果分析当时的情况,我推测,这个和沈之岳接头的特务,很可能根本没有回军统报告,而是死在了日本人手里。这也使沈之岳心中惴惴,很快离开了延安这个红色旋风的风暴眼。“蓝色007”的传奇就此进入另外的一章。


沈之岳:潜伏在毛泽东身边的国民党特工 堪称传奇

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沈之岳堪称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台湾方面对他的描述是:潜入共产党内部多年,受戴笠派遣,赴延安试图刺杀毛泽东,大陆方面则称他“叛徒”。晚年他到大陆治病,被中共高层当贵宾接待,以至于有关他是双料间谍的传闻一度甚嚣尘上。

沈之岳,有“蓝色007”之称的国民党王牌特工。抛开政治立场不谈,此人一生有太多可以拍成电影的桥段,堪称传奇。

为刺杀毛泽东而混入延安

1938年,沈之岳进入延安,第二年入党,被认为很出色,以至于到他顺利返回国民党那边,这边还一直称他为“叛徒”。直到沈醉(注: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军统局)一批人被俘或者起义以后,沈之岳的身份才暴露:他进延安之前就是军统的人,是带着刺杀毛泽东的任务来的。从这个任务来说,沈显然是失败的,但从他能够在延安隐蔽自己这一点看,这个特务还是相当厉害。

沈之岳在延安何止是“隐蔽自己”。他使用化名沈辉,不但坦然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而且还是优秀学员。

台湾有说法讲沈之岳是“罗瑞卿的得意门徒”,因为罗瑞卿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实际上现有文献中并无罗瑞卿对沈之岳如何器重的记录,倒是当时另一个中央领导对沈之岳印象很好,这个人就是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康生曾在抗大当着罗校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

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入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这段经历被国民党方面神化,称沈之岳当时做到了“毛泽东的秘书”。这种说法殊不可信,因为一来毛泽东的秘书史有名载,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后来的史料,都没有沈之岳的名字,二来当时保留下来的中央机关人员照片上,也没有找到沈之岳的影子。事实上,沈后被派往浙江敌后工作,在途中金蝉脱壳,曾用化名“李国栋”到汉中与军统干将程慕颐会面,时在1939年秋。所以,他在中央机关的工作时间应该很短,也是无缘深入的。

1963年沈之岳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刺杀大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由于消息泄露未能得逞,时任公安部长王芳披露当时曾有机会通过澳门警方生擒沈之岳回大陆,但最终没有这样做。

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事变中为国民党提供重要情报?

皖南沈之岳的传奇生涯,第一个高潮应该就是打入延安了。大概因为延安对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一向对应有道,沈的脱身而去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所以大陆史料中对此记载十分简单。

从现有记录看,沈当时是随教授萧致平到延安考察,自称中央大学学生,以随员的身份于1938年访问延安的。到达后沈伪装“进步青年”,要求留在延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的反特一号人物,边区保卫处长周兴(负责对所有进出延安人员的审查,曾多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案)和副处长王范都曾亲自对其进行审查。沈之岳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破绽,而故意给了周兴一个小漏洞来抓: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这引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谈话,沈从容自若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居住几年,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保卫部门产生了松懈,但依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由于戴笠预先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証据,所以保卫部门的调查结果完满。以此,沈之岳通过审查,进入了抗大学习,不久入党。

沈在延安到底呆了多久,何时和共产党脱钩也是一个谜。

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说法,沈在1939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浙江白区工作,所以他在延安只呆了不到一年。然而,国民党方面则说他潜入共产党多年,此后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皖南事变中他的情报给新四军造成了重要损失。这里面有些矛盾。

从军统方面的记录看,沈之岳曾以李国栋的化名,在1939年于汉中训练班见过军统大特务程慕颐,并对训练班的特务做过指点,这符合共方的说法。不过,沈之岳的化名沈辉,是在1943年才从共产党方面的花名册上去掉的,并被认为是“叛徒”。这又符合国方的说法。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沈之岳在国民党中第一个见光的职衔,就是这一年7月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由于沈醉说过,沈之岳曾经到过延安两三次,由此推测,沈之岳很可能曾在延安和新四军之间担任过联络员之类的工作。也就是说,可能1939年他离开延安,并没有暴露身份,照旧“为党工作”,途经国民党控制区,就是他和军统交换情报的机会。只是,在共产党面前,他是抗大二期毕业生“沈辉”,在国民党面前,他是军统特务“李国栋”,没有人知道这是同一个人。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的重大损失,这大约和沈之岳提供情报确实有关系,并且他从此不敢再回到共产党方面。沈之岳为新四军工作过似乎可信,否则他在接受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采访的时候,很难把当时新四军内部的种种内幕和矛盾讲得条理清楚。但由于他隐蔽有术,共方直到1943年才得知他已经为国民党工作。估计是因为这一年军统成立东南特别情报站,沈之岳担任了这个站的站长,又兼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从后台走到了阳光下,共产党那边,才终于瞒不住了。

纪念中国最伟大顶级的特工——金无怠
(潜伏美国情报界40年,被称为中国谍王)
1985 年安全部处长俞强声叛逃美国,直接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最杰出间谍金无怠的被捕,金时任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决定性研究报告,还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底线等绝密情报源源不断的交给中国,使我在外交上从容不迫,掌握主动。金的被捕是中国对美国情报战最重大的损失,三年后金在监狱中离奇自杀身亡。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今我以此文来纪念我国情报战线的杰出代表、中国最伟大的特工、中国一代谍王金无怠先生!

  图为风华正茂的金无怠

    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金无怠(LarryWu-taiChin),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1938年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 年-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了,他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办公室工作时,于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在44年中国抗战时进入美 军中国军调处担任美军翻译。1945年-1952年期间,他是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人员,还是驻朝鲜军队的口译人员。1952年后,他在中央情报 局驻克纳瓦、加州□塔罗沙和维吉尼亚的罗斯利的对外广播情报机构工作。后来又转道香港,进入美军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住夏威夷情报处的工作人员。在那时,他 娶了当时台湾最美丽最有人气的女播音员做妻子。并直接参与韩战中的情报工作,也是台湾情报当局与美国情报当局的联系人,后来还成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的联系 负责人。在那时,金无怠就经常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转交给中国情报部门。


金无怠与妻子(台湾最美丽最有人气的女播音员)
    韩战期间金把大量美军情报转送到志愿军高层手中,其中包括志愿军战俘"反共"名单.这使当时正在与美方谈判的中国代表强烈要求遣返全部战俘. 美国 历史学家及情报部高官说:金无怠的"叛变"及他的间谍活动是导致韩战的延迟结束的重要原因。
      在六十年代末期,金给中国提供了有关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方面的情报。使中国领导人提前了解美政府的各方意向.并为此作了各方准备.当进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对苏联的及其友邦邻国的交恶让中国处于孤立之中.他于1970年10月向中国传送了讨论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机密文件,这让中国及时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尼克松政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华政策在一开始便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
       金的活动还让美在越战中失去了许多战略上的优势.由于他的活动让中国及北越方面了解到美国对越政策的变化及所采取的行动.另外更清楚美对南越采取的各方政策. 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北越能清楚掌握美国对越的态度.在63年末越共已从各方情报了解到表明美国可能将全面介入南越.北越为此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这让美国在全面对越开战后未能得到其所想的结果,美国官员称金让中国及北越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北越于72年与美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定,但由于越共之后了解到美国政府不想再更多地参与越南的事务后,对南越开始采取攻势,并在数年后统一越南。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无怠先生逐渐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中国通,职位也逐步提升,最后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包括台湾和倭国,韩国等。后来甚至差一点儿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另外金无怠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工作期间,由他亲手翻译了大量从中国转来的各类情报. 其中有许多潜入大陆内的美台情报人员及已背叛的中国人员的转发材料及他们的名单.正是金无怠让中国在这些无法预见的危险发生前得以堵上这些漏洞。
       作为分析家和中央情报局少有的通晓汉语的人,金能够传送各种信息:中国及东亚情报信息报道、中央情报局人员生平简介和评□、机构内秘密人员的姓名和身份。同时还提供了有关中国被招收的情报人员的信息。由于中央情报局内部分类规定,金某不知道他们真实姓名和身份,但能推断出他们的工作地点及权力级别。中国反谍报和安全机构便能据之确证其身份。
       金主要运作活动,即传递机密数据和接受命令,通常在中国大陆以外第三国进行。金至少有六次在多伦多同一购物中心内将未冲洗的胶卷交给中国国家安全部“信差”李先生(按照中国国安部惯例,派往国外的高级别情报人员均姓李,高级别情报人员是没有身份掩护的)。金每次只花大约五分钟时间去这家购物中心。其他时候是由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官员向他询问情况。金要传递情报时,总是先发信到澳门、广东或香港三个地点中的一个住宅地址。种信只秘密说明他所去的第三国家的时间和地点。这种谍报方式不适合快速传递数据,但比在目标国内进行类似的活动要安全得多。然而,正如尼克松政策文件的案例所示,金也有紧急情况下迅速传递信息的方法。他的活动还让中国情报机构了解美国的反情报能力。
       金无怠作事极为小心和专业,是天生的间谍材料,在几十年的间谍生涯中竟然没有一点失手,甚至到了他被捕之后,他的台湾籍妻子都不知道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丈夫竟然是的高级间谍。在中国能看到金先生转交的情报的人只有几十个人,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人更少到只有中国中央最高层核心决策圈的那么几个人。
      金也是极为聪明的人,中国先后向他提供了一百万美元的金钱支持.他将这笔钱用于投资房地产,并发了大财. 他在投资方面的活动让美反谍人员相信他完全没有可能成为间谍。金无怠于1981年在中情局退休,情报局由于他的工作出色,让他继续担任情报局里重要职务。金无怠本可以功成圆满,就算直到死,美国政府都不会知道他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但一切悲剧在1985年发生了。  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和财政部对金的详尽调查于1982年就已经开始了,但由于金的出色“表演”及他的小心,使得对他的调查如同像是查空穴来风,调查早早停止。1985年的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忽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国内电话,有人自称是俞强声,要向美国政府投诚。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一听这人叫俞强声,马上就是又惊又喜,还充满了犹豫。这位大名鼎鼎的俞强声是中国安全部门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北美情报司司长,外事局主任。有这样的重要人物来美国投诚实在是出乎美国情报部门的意料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马上就成立了特别部门,一定要重点保护好这位负责美国情报的中国情报官员,争取他的全面配合。经过特别安排,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就见到了这位自称是俞强声的人,经过反复鉴别,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这位就是货真价实的俞强声。这样的人物向美国投诚可是第一次,而且他的身份又如此特殊。美国政府国会马上就通过了特别法案,让俞强声的安全和身份得以安全的解决和保护。俞强声这个人,说来他的身世十分有趣。他是中国元老黄敬的长子。黄敬在他年轻时与江青有亲密接触。江青有两个前夫一个是裴明伦,一个是唐纳,她和黄敬只是同居关系,黄敬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强声有个小名叫俞真三,小时候由康生扶养,算是其养子。中国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于1983年才设,由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出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由于俞的叛逃,凌云被解职,贾春旺出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一职。贾春旺在这个职位上呆到九八年,后转任公安部部长。俞强声在叛逃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金无怠被捕时的照片,为祖国默默付出了那么多,憔悴了面容,用尽了智慧,却被祖国伤透了心~~
     大快人心的是,叛徒终究没有好下场,中国国家安全部随后立即签署并发出全球追杀令,对其展开全球追杀,俞强声虽受美国政府名义上保护,可还是在2年后被中国国家安全部五名精英特工追到南美某国海中溺毙身亡。事后指挥此次追杀行动的大队长荣升重要职位。
     金无怠是周恩来安排在美国的中国情报人员。从1944年金无忌成为中国情报人员开始,金无怠就从美军中国军调处发来的各种情报给周恩来总理,这个工作 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美建交,金无怠传送了大量的情报。要知道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博士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都是由金无忌处理签发的,他可是当时决 定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影响者之一。金无怠的对华情报汇报是每天都要准时送到总统办公桌上的。金的供述让美官员无可奈何,以至于美国长时期内对他的间谍活动对美国的损失无法作出正确的评估。
     从建国以来,中国情报系统高度保密,一直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其中内幕从不为人知。就像金无忌被捕后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一样,没有人相信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负责人会是间谍,更可怕的是这个人差一点就成了中情局的副局长。当台湾和倭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情报官员一听说金无怠是的间谍时,顿时是目瞪口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知道后也是吃惊不小,怎么也不能相信监管美国亚洲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竟然会是间谍,至于金无怠在位期间到底向中国传递了多少情报,大概只有中国军方总参谋部的的几位高官以及金无忌本人知道。
     谍报战向来黑暗残酷,冷战时期敌我双方的高度不信任感更使谍报战到达一个高潮,即使在各国使馆这片狭小的阵地上,都会进行反复争夺,我方很多优秀情报人员在这些斗争中人间蒸发,从此再无音讯。我们只能祝福他们在美丽的天堂远离这些黑暗的战斗,能安好。
      金无怠的被捕与中国国家安全部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北美情报司司长、外事局主任俞强声投诚美国政府有直接关系。1985年,俞强声携带金无怠的档案叛逃到美国,从而使美国联邦调查局得到金无怠在中国国家安全局的代号和通信证据,金无怠面对这些证据,承认其曾给中国提供情报。但也有媒体认为联邦调查局早在1982年2月就开始了对金无怠的调查和监视,通过搜查其行李和监视其行踪得到部分证据,证实金无怠是为中国工作的一号特工。
     被捕后,金无怠承认了自己确有间谍行为,在监狱中,金无怠坦诚地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就是代号××的间谍。但坦白的唯一情报是在中美建交过程中,秘密提供给中国关于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决策的情报,并因此声称自己对中美两国建交有功。金无怠说:“我提供了美国方面愿意修好的情报,毛泽东才做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定”。金无怠曾托其妻周谨予往北京面见邓小平, 希望中国政府能与美国谈判,让自己回到中国,当时引见的人告诉周,胡耀邦已经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决定了这件事的处理方案,就是见到邓小平也无济于事了。让他彻底绝望的是,也就是胡耀邦做出的决定:中国方面否认与其有任何关系。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这个决定(后人评价是愚蠢的)不但没能救回金这样的中国最顶级特工,更出卖了长期奋战在中国情报一线的众多同志,最致命的是将毛泽东周恩来含辛茹苦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完善的情报网彻底摧毁,导致中国情报工作倒退了几十年。
     1986 年2 月21 日 ,在等待判刑期间,金无怠在狱中自杀,死因是用塑料袋闷头窒息而死。美国此后也没有对这一轰动的间谍之死做任何更深入的调查。其妻周谨予现居旧金山,1998年出版了《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一书。书中对金无怠的自杀提出质疑,提出诸多疑点,例如金无怠死时面容平和,不像窒息而死。



《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封面影像,作者为金的妻子周瑾予。

美国一位情报部门高官于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曾这样评论金无怠:“由于他的背叛”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已侦破间谍案(包括埃姆斯间谍案)给美国带来损失的总和,他的“背叛”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周恩来要是地下有知,当死不暝目。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985 年11 月22 日 。
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去纪念这位中国最伟大、最顶级的特工--金无怠先生。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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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最可怕的祸患在于新疆

王天逸

2017- 01 -04
尽管南海问题备受瞩目,美日对华不吵不休,台湾香港时常鼓噪,这些问题看起来严重,但是长远来看,其对中国的实质影响是相当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演,中国处理这些问题的筹码将越来越雄厚,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也将越来越强。
实际上,中国未来真正的祸患在于约占中国领土面积六分之一丶却在内外交困中日益脆弱的新疆。因为,从长远来看,引发新疆问题的内外肇因或将愈来愈不可控,而该难题所造成的后果也将愈来愈严重。
一方面,新疆的地缘环境在未来十年内很可能急剧恶化,伊斯兰恐怖主义等不稳定力量将会在新疆周边国家越来越得势,并将通过广阔的边境向新疆进行猛烈地渗透。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不断撤军,腐败软弱的阿富汗政府将进一步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毫无疑问,阿富汗将沦为塔利班和ISIS等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乐园,并一如既往地向包括新疆的周边地区扩散其激进意识形态。
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地区大国哈萨克斯坦,其76岁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自1990年起已经担任该国总统26年,身体早已不如往昔。不过,哈萨克斯坦并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这个民族成分极为复杂的新生国家,很大程度仰赖纳扎尔巴耶夫个人的威望和政治技巧维系在一起。曾经被视为纳扎尔巴耶夫继承人的两位女婿阿利耶夫和库利巴耶夫,一个被无情驱逐,一个则遭到冷遇,实际上,该国正处于后继无人的窘境。同时,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近些年也越来越严重,如2016年6月5日,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市发生恐怖袭击,造成17人死亡——这只是近年来发生在该国的恐袭事件中的一起——这也意味着当老总统去世之后,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都将面临巨大冲击。
作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特别是西北部普什图族的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该国凋敝经济的承受力。在人口压力的冲击下,腐败丶原教旨主义和贫富差距,使得该国的恐怖主义在西北部愈来愈失去了控制。塔利班甚至isis和东突在其西北部来去自如,肆无忌惮地将这里作为后勤地或者训练场;基地领袖本拉登和塔利班首领奥马尔则在巴基斯坦堂而皇之地隐居下来。从长远来看,巴基斯坦效率低下且三心二意的政府将无力制服反叛者,极端势力在巴基斯坦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将会不断壮大。皮尤调查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是世界上对宗教极端主义最为热衷的国家。
种种事实表明,新疆周边的地缘秩序将会进一步地崩塌,而伊斯兰极端主义将会在混乱的废墟上得以壮大,而新疆漫长的边境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将为极端分子和极端思想的渗入提供最佳的管道。
另一方面,随着新疆地区人口结构的迅速变异和正常民间外来投资的流失,新疆地区将进一步演化为极端势力孕育的温床。
由于主要针对汉族之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得新疆的族群结构在不远的将来陷入前所未有的失衡。根据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的《新疆统计年鉴》,2011年汉族的人口约占新疆总人口的38%,但与此同时,汉族新生儿却急剧下降到新疆新生儿总数的17%,这一纸面数据,事实上并未排除大量东迁却持有新疆户籍的汉族人口。
恐怖袭击的频发和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民间投资日益视新疆为畏途,导致了大量私人资本和与之对应的就业岗位的不断东迁。而国家资本的对口援疆,在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因为大量货币的涌入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安全上的恐暴隐患丶生活上的就业难和物价高丶政策上的户籍不便与对少数民族的倾斜,都在迫使新疆的汉民大量逃离。2014年3月,《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了新疆喀什人王茜的文章《把我知道的新疆说给你听》,详细地描述了恐惧与无奈之下,一个新疆普通汉民被迫逃离新疆的心路历程——这也是相当部分新疆汉人的普遍心态。
事实上,那些手持简陋武器的宗教圣战士和宣扬极端主义的地下阿訇,绝非可以被轻易低估的对手,因为他们不但极其狡诈丶残忍,而且并不缺乏夺取最终胜利的野心丶意志和远见卓识。这些疯狂的好战分子身经百战,其务实而冷血的大脑远比官员丶媒体和知识分子更能洞察到新疆问题的本质——新疆的未来决定于新疆的人口比例结构。
这些恐怖分子通过一系列残酷事实,充分地意识到:只要新疆的汉族人口比例足够高,那么就永远不会有新疆的分离问题;反之,只要新疆的汉族人口比例足够低,那么新疆就一定会紧步俄罗斯的车臣和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的老路。这是任何温情感人的事迹都无法抹杀的政治铁律,也无关任何道德与情怀。
连续恐暴的目的就在于此,通过不断的杀戮和流血制造足够的恐慌,迫使企业和汉族人口大量东逃,最终在族群上彻底统合新疆。实际上,从近年来新疆汉族人口流失的情况来看,圣战士们正在简单高效丶有条不紊地锁定成功。
就像通过那些并不遥远的前例所看到的那样: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伊斯兰科索沃解放军游击队通过大规模恐袭迫使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大量逃离,最终对科索沃实现了人口置换;在俄罗斯的车臣,当地圣战士以无序屠杀的方式袭击当地俄罗斯人,迫使接近当地一半人口的俄罗斯族不断逃亡,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将车臣变成了一个完全车臣化的地区。到了那个时候,即便政府的军队击败了分裂势力的反抗,也最终一定会永远失去这些地方,因为人口结构改变了,有效统治也无从谈起——如今,车臣的统治者乃是车臣军阀卡德罗夫,而非俄联邦的政府。
那些东突恐怖分子发出的恐袭威胁与过去车臣恐怖分子所做的恐怖活动并无二致,即车臣恐怖分子通过不停地威胁和暴恐,迫使当地的俄罗斯族大量逃离车臣,最终使得车臣完全车臣化。即便俄罗斯拥有雄兵百万,现在也只能靠卡德罗夫的独立王国勉强维持个脸面而已。
新疆宗教分离势力的威胁还远不及此,它的成功很可能会刺激中国大西北日益强悍的宗教势力的野心。毕竟,极端意识形态的传播从来都是病毒式的,考虑到西北部分宗教力量在教民中已经取得丝毫不逊于当地政府的政治威望和组织能力,那么,新疆问题的恶化将很可能会引发无可挽回的地缘灾难:根据临夏城市生活综合门户网站的报道,甘肃省东乡县汪集马奇清真寺,以电视机违背教义为由,收缴了当地穆斯林家中的电视机统一烧毁;而德高望重的马有德阿訇死后,竟有至少十五万穆斯林自发参加了葬礼,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先哲有云:“见端知末,察微知着”。古往今来,那些真正的祸患往往孕育于无形,噬人的猛兽则常常潜伏于草丛。在问题未发时处理的代价,远比酿成大祸后小,而讳疾忌医,则必然祸之不浅。而新疆问题的本质,并非某个政党存亡的问题,也不是某个政权存亡的问题,而是五千年文明之中国存亡的问题。她关系着中国文明的生死,影响着子孙后世的未来,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推卸和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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