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欣赏（一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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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欣赏（一四三)

從《中國詩詞大賽》評委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康震先生的一首詩談起
记者来鸿：北京—雾霾又来了 我们还有什么招？
习出访 刘云山炮轰川普 央媒突然发飙
万里与中央党校年轻教授谈话全文
辽宁省长顶压力说出经济数据造假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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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官二代”感慨：中国的官威太盛了
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
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
袁木先生，听说您在美国生活得十分滋润
伊斯兰化对中国的威胁可能会超过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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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詩詞大賽》評委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康震先生的一首詩談起
作者：許清泉
为中国诗词大赛第二季作.作者：康震
大江东去流日月，
古韵新妍竟芳菲。
雄鸡高歌天地广，
一代风流唱春晖。:
這是一首類似七絕的老幹體詩。何以說類似？因七言絕句不僅講究韻，還要講究律，我們所以叫律詩，就是一定要按格律來寫才行。所謂的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聲有定位。一點都錯不得。我們再看康震先生這首所謂的詩，用的是上平聲五微韻，偏格，首句不用韻。我們不管這康先生是運氣好撞對了，還是檬對了，反正韻還是對了，大不易。從首句的‘大江東去’看，康先生似是要用平起平收式，但後三字的流日月又不對了。流字處當仄而平，日月處當平而仄了。二句的‘古韻新妍竟芳菲’古韻新妍，對大江東去，應該靠譜，但接下來的‘竟芳菲’就不成了，芳字處當仄而平了，出律。再看三句‘雄雞高歌天地廣’。按律詩的格律，一二句要相對，二三句要相粘，因此‘雄雞’二字處當仄而平了。又出律。再看四句‘一代風流唱春暉’本來，按照律詩的格律，一二句相對，三四句相對的原則，三句的‘雄雞’當仄而平錯了，那麽四句的‘一代’處又當平而仄，又錯了。反正整首詩一錯再錯，一無是處，不必細論了，所以說，這是一首類似詩。
那為什麽說是類似七絕的‘老幹體’呢？老幹體的明顯標志是不僅歌功頌德，標語口號和空洞無物。更以俗語、熟語入詩著稱。此詩首句便把古人的‘大江東去’輕:松的照搬了為己用了，二句也是被人說過千百遍的新話。三四句的‘天地廣’，‘一代風流’無不如此。i
由於每個人的學養不同，閱歷不同，寫出這種詩原不當厚非。但康震先生不一樣，讓我們來看一下康震先生是何許人吧。百度百科載：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博士，博士后。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诗词散文，唐宋文学研究。兼任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曾在《百家讲坛》主讲《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李清照》、《唐宋八大家》系列。》
多麽的冠冕堂皇！多麽的耀眼昡目！
以康震先生的身份地位，以央視的場合，康震先生實在不該面對全國十幾億人寫這首讓人一眼看到底的所謂的詩。因為這太容易讓人們聯想或質疑：以北京師範大學這等名校，其文學院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就這種水平麽？那他帶出來的學生會是什麽樣子？還有希望嗎？北師大到底有多少像康震先生這樣的教授？師範大學畢業的學生還能為下一代的孩子做老師麽？他們能會教什麽？我們以後的教育還有希望嗎？
看來，人這種東西最容易犯的錯誤便是得意忘形，如康震先生，被央視請來做評委已經是莫大的榮耀了，以其名頭，只須與觀眾略略寒喧幾句便可圓滿收場。回家熊得意好幾天，對學生，對老婆孩子又增加了不輕的敬重的砝碼，幹嗎非畫蛇添足，來一首詩？你真以為天下沒有懂詩的人了嗎？悲哀啊悲哀。真替康震先生後悔。但木已成舟。沒辦法了。最後，希望大家都快點忘掉這檔子事。也希望康震教授吸取這次教訓，把尾巴夾緊些，千萬別在人前露出來。
记者来鸿：北京—雾霾又来了 我们还有什么招？
BBC沙磊 发自北京（John Sudworth）
2017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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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贴好胶带、一堆净化器全速转，还是很难达标！污染天孩子如同被软禁。怎么成了这样？我们还能怎么办才可以畅快地喘口气？
我已经把家里大部分窗户都贴了封条，现在我开始对付空调的通风口。目的很简单，封闭一切入口、杜绝外面有毒的空气渗透进入。
我在北京的家，就连双层玻璃也挡不住霾。窗户的缝再小，最危险的PM2.5都能钻进来。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宽胶带。
这就好像重演1970年代政府有关防护核灾难宣传片中的情景。区别是，我们要防堵的不是辐射，而是化石燃料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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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防护武器当中，用途最大的当属PM2.5检测器。家里一共有两个，楼上一个、楼下一个，经常看一眼。正是有了这些检测器，我们才开始赶快动手、猛贴封条，一直到今天。
五年前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家里的空气质量。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也只能盲目地去相信，空气净化器在发挥作用呢。
后来才明白，敢情不是这么回事。现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我们很难把家里的PM2.5净化到每立方米25毫克以下—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安全空气标准。
这可是好多台空气净化器开到高档运转之后！净化器像个很大的盒子，每间屋子角落里摆一台，有些房间里有两台。加在一起，噪音轰鸣，家好像是航空母舰的发动机房。
现在，中国空气质量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后果要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每年夺走超过一百万条人命、明显减寿—平均五年多—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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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个星期，北京遭遇一段特别严重、持久不散的污染，PM2.5读数远远超过每立方米200，突破安全标准好多倍。
最严重的时候，日子好像被软禁。我们的孩子被关在狭小、噪音震耳、但可以喘气的家里，在室内一关就是好多天。
在中国各地，雾霾都成了社交媒体上的主导话题，人们用手机程序跟踪查看空气质量。
北京还有一群妈妈拿着自己的PM2.5检测器在城里各处转，寻找那些空气经过净化的购物中心、咖啡馆儿，结果在网上分享。

当然了，中国崛起之前，人类生活也早就依赖原油、燃煤。但是，中国让我们看到的，是环境恶化远远超过1950年代伦敦或者曼城的"豌豆汤"毒雾的景象。
过去一个月，好多好多天，有毒的空气覆盖中国大片国土，填充着几亿人的肺叶，窒息着几亿人的呼吸。
随着人们对空气质量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健康，但也有不少人因为不了解健康威胁的全部情况或者因为没有办法，没有采取太多行动。
每一台空气净化器，一套新过滤器价格可能高达100英镑、甚至更高，还需要每六个月左右更换一次。
当然了，这并不是中国一手造成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从中国工厂中源源输出的智能手机、电脑、电视、牛仔裤、鞋都很便宜，至少部分原因是，制造这些产品没有兼顾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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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和不用负责任的中国共产党精英的利益结合起来。西方拿到了廉价消费品，中国在没有独立审查、控制、其他市场民主监督等等这些"麻烦"的情况下迅速致富。
真正的代价，可以用我的空气污染检测器上的读数来衡量；真正的后果，不合比例地由普通中国人承担着。
最近，成都人罕见地组织活动抗议空气污染，被当局打压。之后，一名敢言博客表示支持示威者。他说，警察应该记得，他们保护那些精英的利益，精英早把家人送走、去海外呼吸新鲜空气了。
他立刻被抓了起来。
习出访 刘云山炮轰川普 央媒突然发飙
www.creaders.net | 2017-01-18 19:53:02  阿波罗网 |  






　　港媒明报13日爆出中共文宣部门已对媒体下“封口令”，严令各媒体加强审查及自律，不得擅自批评川普的言行。但习近平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周一大陆中央级媒体突然集体发飙，狂喷川普是外行，卑鄙，玩火者。英文版《中国日报》也在周一一篇社评中对特朗普提出谴责，称他“正在玩火。”
　　港媒：中宣部对川普下“封口令”
　　香港明报13日报导指，以中宣部为首的意识形态文宣部门，日前在系统内部发出通令，要求近期涉及美国的新闻报导，务必以官方口径为准；涉及中美关系的新闻，必须严格采用新华社通稿。涉及川普的新闻必须谨慎处理，除非官方口径，各媒体不得擅自批评川普的言行。
　　消息说，文宣主管部门的封口令除了新闻界，还包括学术界。对于试图批评川普的做法，更是要求舆论静默。


　　报导指，中宣部主管下的文宣系统，常年严谨管控涉及美国、日本等国的国际新闻报道，但点名明令不可冒犯一国候任领袖却颇为罕见。
　　中共官媒突集体炮轰特朗普：外行，卑鄙，玩火者
　　中共官方媒体周一讥讽美国侯任总统特朗普“讲话像个外行”，并称其有关将台湾问题作为筹码的建议“卑鄙无耻”。
　　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抨击特朗普的外交战略，并表示中方将对任何重新审视“一中原则”的做法作出强硬回应，“北京的报复力度一定不会让他和他的团队‘失望’。”自1979年同北京建交之后，华盛顿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在北京看来，实行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特朗普11月当选以来，已多次发出改变台海现状的威胁。
　　《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这篇社评称：“如果说我们最初只是气愤的话，那么如今我们对这位美国候任新领导人产生了几分‘忍不住想笑’的感觉。也许是美国选民把从未从政过的他‘提拔得太猛了’，他所说的外行话和他所表现出来的自己很内行、一下子抓到问题实质的自信都令人吃惊。”
　　英文版《中国日报》也在周一一篇社评中对特朗普提出谴责，称他“正在玩火。”
　　该报写道：“如果特朗普上任后决定使用这一筹码，那么双边关系陷入破坏性的互动将无可避免。北京将无可选择的作出强硬回应。”
　　特朗普上周五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一切都在商讨之中，包括‘一个中国’”。这是特朗普最新一次发出可能会以台湾问题动摇美中关系的信号。中国视台湾问题为核心利益。
　　中共外交部周日回应称，“一个中国原则”是没有商讨余地的。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德国之声报道，对于北京和华盛顿侯任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口水战，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黄介正表示，这是彼此双方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特朗普上任后，有很多的国际问题需要面对，比如伊斯兰国的问题，俄罗斯问题等等，美中关系台湾问题会被置于何种地位，尚有待观察。我认为双方肯定会先有务实的对话和协商，然后再为中美关系定位。我个人并不认为，中美关系会恶化到军事对峙的地步。”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分析，中央级媒体集体发声批判川普，显然是上级的统一口径下了指令的行为。不知这是刘云山的意思，还是习近平的意思。如果明报的中宣部对川普下“封口令”的消息是确实的，不知为何在习近平出访期间，情况突变。但这个效果对习近平是不利的。
　　德国之声报道，周一的德语媒体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的首名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写道："达沃斯可谓是北京推行其计划的理想舞台。过去几年里，中国从全球化中的获利可能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但是，中国想要改变游戏规则，它认为自己在资本市场中受到不公的待遇。"
　　当然德国媒体并没有指出，并非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利，而是中共获利。
　　《南德意志报》文章作者最后写道："宣传部门推动重塑意识形态，批判性思想受到惩罚，西方逐渐被妖魔化成新敌人。因此，习近平在达沃斯的亮相充满了讽刺。"
旧闻再读仍有新意              

万里与中央党校年轻教授谈话全文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 。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 和 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

北京奥运、杭州G20、雾霾通报…国家带头造假，地方怎会不跟上！
辽宁省长顶压力说出经济数据造假的背后
(2017年1月19日 转载)
   
    来源：政事儿
   
    继拉票贿选案之后，辽宁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政事儿”注意到，1月17日，在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上，辽宁省长陈求发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有一段“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表述。
   
    陈求发说，2016年，辽宁多个经济指标未能完成预期目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指标未达标的原因，固然有“三期叠加”的影响和主观努力不够等因素，更关键的原因则在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陈求发表示：（多个经济指标未达标）主要原因是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思路一度背离中央的决策部署，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导致经济数据含有水分。
   
    “我们顶着面子上难看的压力，认真地挤压水分，2015年夯实了财政收据，2016年以来努力夯实其他经济数据”。
   
    压力有多大？水分有多水？
   
    陈求发说，“我们顶着面子上难看的压力，认真地挤压水分”。那么这个压力有多大？水分又有多水？
   
   
    陈求发
   
    先看压力。
   
    “政事儿”注意到，从2011年至2014年，辽宁一直是经济第七大省，GDP总量一直在31个省区市中排在第7位。县域经济平均财政收入甚至一度超过山东。
   
    可2015年以来，辽宁的经济数据“断崖式下跌”。
   
    2015年，辽宁GDP总量在全国排名降到了第十位，GDP增速则排在全国倒数第一位，比遭遇煤炭经济重创的山西（3.1%）还低0.1个百分点。
   
    去年前三季度，辽宁经济一直深陷负增长泥沼，上半年GDP增速仅为－1%。“全国唯一的负增长”，媒体经常如此形容辽宁的经济形势。
   
    如果仅从数据来看，不考虑其他因素，得出的结论就是，2015年以来，辽宁经济“断崖式下滑”。
   
    不过，陈求发的报告显示，所谓的“断崖式下滑”，一大成因在于原来的经济数据水分很大。那么“水分”有多大？政府工作报告援引了审计署2016年的一份文件。
   
    该份文件称：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且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虚增金额和比例从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财政数据造假问题，不但影响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还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转移支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除财政数据外，其他经济数据也存在不实的问题。
   
    “政事儿”发现，此前，审计署、国家统计局都曾披露过辽宁的数据造假问题。
   
    据审计署披露：2013年，辽宁省岫岩县虚增财政收入8.47亿元，超同年实际财政收入的127%。
   
    《人民日报》也曾发文披露，过去一段时间，辽宁一些地区经济数据至少有20%-30%的水分。沈阳周边一个县，2013年统计的财政收入是24亿元，审计署审计后“修改为”不到11亿元。
   
    王珉的责任有多大？
   
    可见，在辽宁，从2011年至2014年，数据造假风越刮越凶，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影响了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11月，王珉从吉林来到了辽宁，自此直到2015年7月，当了6年辽宁省委书记。数据造假风正是在他主政辽宁时期兴起的。
   
    “政事儿”注意到，作为十八大后第二轮中央巡视的巡视点之一，2014年中央巡视组巡视辽宁后，就指出了辽宁的数据造假问题、拉票贿选问题。
   
    两年后，中央巡视首次杀出“回马枪”，剑指辽宁。这次巡视“回头看”启动5天后，王珉被查，官方已通报，王珉对拉票贿选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巡视“回头看”还发现，上一轮巡视指出的数据造假问题，仍未整改到位，再度指出，“一个时期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去年底，辽宁一位地级市政府研究室主任接受采访时说，“不客气地说，在经济数据上，前一任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辽宁现在不是在平地起楼，而是在坑底爬坡。”
   
    “政事儿”发现，2010年，王珉担任辽宁省委书记大半年后，半月谈《揭秘地方统计造假乱象：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一文，披露了辽宁当时的数据造假倾向。
   
    文中称，辽宁某地一名县委书记接受采访时说，“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指标，并且下什么指标都绝对能完成。怎么完成？有的地方拆东墙、补西墙，提前征税。比如说对一家企业今年应征300万元税款，但政府要征400万元，提前把下一年的部分税收也征了。今年的经济指标是3000万元，实际完成了3700万元，那么就把700万元留下来，算到下个年头。”
   
    文中写到，当年在东北某地，民间流传一副对联。
   
    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绝不让忽悠成文化，要让忽悠没市场”
   
    王珉2015年4月不再担任辽宁省委书记之后，辽宁领导班子有重要调整。李希出任辽宁省委书记。
   
   

    “政事儿”注意到，此系李希两年内第三次职务调整。2013年4月，李希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岗位，一年后离开上海来到辽宁，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后任省长。
   
    辽宁省长则由原任湖南省政协主席的陈求发担任。陈求发2013年到湖南之前，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纪检组组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副部长等职。
   
    可见，省委书记、省长都不是辽宁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
   
    “政事儿”注意到，上任以来，李希和陈求发都反复强调，经济数据要打假、挤压水分。
   
    2015年1月，在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时任辽宁省长的李希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去年（2014年）辽宁一些经济指标未能完成预期目标，原因之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经济数据弄虚作假问题加大纠正力度，规范涉土税收等收入，使经济数据更加真实”。
   
    一年后，在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陈求发作政府工作报告是也提到，2015年一些经济指标没达标，原因之一是“主动做实经济数据”。
   
    一些东北百姓用“忽悠”这个词，形容数据造假现象。“政事儿”发现，履新辽宁省委书记次月，李希在一次调研中，李希曾痛斥“忽悠”现象。
   
    他当时表示：人无信不立。领导干部要讲诚信，做到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绝不能让“忽悠”成为文化，要让忽悠没有市场，让忽悠者没有前途。
   
    他还提到：在今年（2015年）省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我讲到“政府绝不能忽悠老百姓”，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我在想，大家为什么鼓掌？说明干部群众对不讲诚信、不懂规矩、不守纪律，是深恶痛绝的。一个地区，只有诚信成为风气、政治生态清朗、社会风气清正，客商才愿意投资兴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激情才能被点燃。
中国式养老：“孝”字背后一把刀，割掉了什么？
作者：方小小
来源：搜狐网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百孝顺为先”。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孝顺”也就成为衡量人的道德标准之一。

“孝”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由上面一个“老”字，下面一个“子”字组成。后来逐渐将“老”字的下半部取消，就是现在的“孝”字，其最基本的寓意是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在上面为孩子遮风挡雨，孩子长大了，父母老了，孩子在下面背着父母，这就是“孝”。

然而，这个大大的“孝”字，看似有情，事实上在当代社会却犹如一把利刃，在长久地伤害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首先就是推卸社会责任，严重阻碍社会养老制度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养老从来都不是建立在子女的“孝道”上的。因此，一位老人的晚年幸福与否也就相对独立，无需看儿孙的脸色，同子女的道德水平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毋庸置疑，如果有孝顺的儿女，老人的晚年生活当然会更加愉快。但是，在一个制度健全的文明社会，任何人的幸福本身就应该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而非建立在某个人的道德水平之上。用抽象的道德来保证老人的幸福，这本身就很不靠谱。

而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却在最大限度将全部责任推到弱不禁风的个体身上。这就导致“孝”这个字看上去很美，而事实则是不堪入目惨不忍睹。

仅仅在中国农村，就有很多老人到最后孤苦伶仃无人问津，甚至不得不走上上吊自杀喝农药的道路。说起来，皆因子女不孝的缘故。然而，在人们谴责不肖子孙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想过：单单建立在“子”上面的中国老人的晚年，是否过于单薄？

于是，也就有了十几岁的孩子连上大学都要千里迢迢带上病重的母亲，这自然赢得了“孝名”，但可怜的是，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独自一人承受所有的压力，而且还心甘情愿，从来也没有想过：怎么就没有人来帮帮我？





其次，“孝”字的定义也成问题。

如何评判子女“孝”还是“不孝”？中国古语已经给出了答案：百孝顺为先。这句话的潜台词也就是：只有老人满意，方才为孝。孝，首先就不能惹老人生气。

这句话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的，这个假设就是：父母双亲是神圣不可亵渎的，是永远正确的，是绝对不能得罪的。一句话：“生养之恩大过天”。由此，中国的家庭也就是“长幼有序”，而非“人人平等”。

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传统文化中，孩子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欠下了父母一份债：生命之债。如果再加上养育之恩，这就变成了“生养之债”。由此，在家庭教育中，也就会有：大人说话，小孩不许还口顶嘴的道理，因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是平等的。而这笔债，就需要用“孝”来还，否则就是忘恩负义，欠债不还。而当父母以“恩人”以及“永远正确”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在家庭教育中，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对话。

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想过，作为“债务人”，孩子其实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就背负了一笔毫不知情的债务，这其实很不公平。

由此，也就常常在文艺作品中看到如下场面：一位古代的高官，无论前一秒钟多么理直气壮，暴跳如雷，一见到自己的老母亲，就立马矮了三分，比如贾宝玉的爹见到贾母。在古代，“孝”字可以压死人，在中国，即便再不孝的子女，在父母死后也常常会哭给别人看，就是怕背上不孝的骂名。

也可以这样理解：“孝”这个字是可以不讲理的，“百孝顺为先”，也就意味着道理永远都在长辈这一边。

而最最糟糕的是，“孝”字往往又会对中国父母产生误导，把晚年“指望”孩子看做是一种理所应当。常常会听到中国父母在孩子小时候会开玩笑说：“等爸爸妈妈老了以后，就指望你了”。

由此，养儿防老，子女就成为自己的一笔长线投资以及私有财产。从而让他们将晚年幸福寄托在子女的身上，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在情感上的寄托。

而事实是，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幸福感。当一个人的幸福，完全指望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时，对于两位当事人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

“指望”，就意味着有一双眼睛，时时都在期盼着你，分分秒秒都在等待着你的陪伴。对当事人而言，“等待”和“期盼”的过程将会是一种煎熬。如果24个小时只陪伴了4个小时，那其他20个小时就意味着“不幸福”。而对于被“指望”的对象来说，就犹如背上了沉重的枷锁，丧失了一半的人身自由。他必须为他人的幸福与快乐负责。这个时候，往往“指望”就变成了一种负担。

而这种“指望”在事实上又会造成很多中国老人的悲哀晚年。在“孝道”的影响下，很多中国老人将自己仅有的家产卖掉去投奔子女，通过断了“后路”的方法换来晚年子女在身边的陪伴。

这种做法的背后，本身就是对于没有子女陪伴的生活的一种排斥，认为唯有子女在自己的身边，方才会有幸福来到。而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很多家庭由此变得鸡飞狗跳，老人们也毫无幸福可言。他们倒贴钱当保姆，忍辱负重，就为了“在一起”。

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在“孝”文化的影响下，从情感上无法做到自立。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父母配偶还是子女，幸福都应该在自己的手里，建立在他人基础上的快乐，永远都是那么薄弱和不堪一击。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和爱情，当事人都应该是相互独立，彼此平等的，唯有如此，幸福才会来得公平而又牢靠。

由以上不难看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字背后其实是一把刀，这把刀割断了社会与养老的联系，逃避了健全养老制度的社会责任；这把刀也从孩子一出生起，就架在了孩子的脖子上，让他背负一生，严重阻挡了家庭教育的公平平等对话；这把刀也为亲情蒙上了阴影套上了枷锁，对中国老人的晚年幸福做出了种种错误暗示，即：唯有有“子”的支撑，“老”方有幸福可言。而对于子女而言，很多时候，对父母的陪伴，也不再是出于情感上的想念，而是因为“需要”，出于“孝道”。让人们在精神层面沦为“孝”的奴隶。它将子女时时刻刻置于不安之中，唯恐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传统文化中的“大逆不道”。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孝文化的出现有她的科学合理性，特别是在过去物质资源匮乏，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在过去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家庭的稳定起到过极大的促进作用，让中国的养老问题充满了西方世界所没有的人情味道。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当代社会不应该固守着“孝”字不放，一厢情愿地指望仅仅凭借个体的道德就解决养老问题。

罕见“官二代”感慨：中国的官威太盛了
2017-02-07 全球视读7
作者：蒋纬国
来源：搜狐网
01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

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

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家里老人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

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

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02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

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

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

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

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

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03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

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

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还能做什么事。

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

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

04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

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

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

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得我练过工夫，尤其两个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里边一紧一按，他马上就晓得我有多大的劲，不过我还是让他扳过去了。

后来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蒋建镐扳不过我，其实全校没有人扳得过他，刚才我要他钻裤裆，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当着大家向蒋建镐道歉，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实在是一个功夫最好的人。”

从此这个人也不做混混了，书也念得不错，跟我们一起毕业，后来他考进上海海关，做了关务员。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不过我们毕业后就没有来往了。

05

民国四十二年，我的先室过世，父亲就送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念书。那时候从中国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训班，我则进正规班。念了一年后，民国四十三年我回到台湾，与母亲（姚夫人）住在一起。

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车，他借了一辆很漂亮的七人座车给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也觉得无聊，便带了一本书及笔记本到淡水海滩上做一些思维的工作。

情报学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报学校大门口后，卫兵不让我进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驾驶就下去跟卫兵说：“那是蒋纬国将军。”

卫兵大概念过几天书，他就跟我的驾驶说：“你告诉他，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叫他别开玩笑。”就是不让我进去。

后来卫兵排排长出来了，他问清楚情形后就骂那个卫兵：“蒋纬国将军就是蒋纬国将军。”那个卫兵说：“对不起，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我跟他说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

06

民国四十四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

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回营房。

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

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

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

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

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

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

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

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07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王小波：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
2017-02-08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王小波王小波（1952-1997），中国当代学者、作家。
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
文 | 王小波
来源：网络
摘要
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

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

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

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

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

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

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

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

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

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深度好文）
2017-02-10 深更半夜读历史2
传统中国乡村，在当代人的眼里，可能是与贫穷、饥饿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

文︱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刘毓庆
本文摘编自《中华读书报》

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

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地了解。

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绅衿论》，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报》）。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

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所以郑玄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

蜀中司马胜之，辞官不做，“训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阳国志》卷十一）。曾作过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为尚书右丞，大钓嘉佑进士，大忠曾为河北转运判官，大临曾为秘书省正字，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

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如《洪洞县志·人物志》记清之人物，靳之隆，曾为解州学正、阳城县教谕，“解任归，筑读书精舍，数百里负笈从游者，不下百数，各因其才，多所成就。处乡党以中正和平为一邑表率”。刘我礼，“考授州同，赠资政大夫”，“于里中建乡塾，捐资延师，寒畯多赖成就”。刘镇，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归，“所得俸尽赡三族。捐学田四十亩，助寒士膏火”。刘勷，直隶河督。致仕归，“督修学宫、城垣，并城南涧河石堤”。刘大悫，曾任贵西监司，以疾足乞假归，设墨庄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

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再说，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

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革命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疗养院而再不“思蜀”。



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了“归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发户和农民中的精明能干者，或在大城市购买豪宅，安置子女户籍入城，享受京沪人口升学的优惠政策；或靠经商或其它谋生手段，定居城市，虽无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艰难地过起了城市生活。

还有一批农民工，望子成龙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蜗居城市，为孩子离乡上学赚取费用。于是大批“空心村”出现了。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其结果会如何呢？

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在城市良好的医疗条件保障下安享晚年，成了他们最合理的生活选择。

“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失了“根”的记忆；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安坐电视机前关注“养生堂”栏目，变成了他们的新常态。而殊不知他们的选择，比之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封建士大夫”，显得是多么卑微！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

“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自己尽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为，但只要身影出现在乡土上，那曾经有过的荣誉就会发出光芒，激励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附：

乡下，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文︱湖南大学老师王君柏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思客》



2015年7月下旬，笔者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1. 星散的人口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

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一个小的自然村，整个行政村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

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2.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3.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

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的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

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4. 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得这片土地上来。

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

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5.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若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

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6. 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

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

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大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近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

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得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7. 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

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

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费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

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

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

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

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8. 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

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

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

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的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

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

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耶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

在各自为家，相互之间无合作，更无以己之力带动周围村民，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意见领袖。无论是行国家之政，还是组织一村之自治，均成问题。

9. 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

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

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

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

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

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县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

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

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袁木先生，听说您在美国生活得十分滋润
2017-02-08 岩松读书
提起袁先生，除了崇拜，还是崇拜！
为何崇拜袁先生？因为袁先生是中国政坛最耀眼的明星，不不，是中国政坛最耀眼的月亮。

目睹您的尊容，认识您，了解您，那是在1989年。

那一年，中华民族经受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那一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您站出来了，您挺身而出，您在沉默了数十年之后终于爆发了。久哥记得，那一年，您已经61岁了，但是，您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宝刀不老！那一年，您锤炼成了中国的民族英雄，那一年，您锤炼成了中国最有名、最典型的反美英雄、反美斗士。

您的演讲，您的记者招待会，给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诠释了什么叫立场坚定、什么叫赤胆忠心、什么叫正气凛然、什么叫才高八斗、什么叫学富五车。

您对敌对势力记者的铿锵回答往往让他们措手不及、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那一年，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在聆听您的声音；那一年，您是中国政坛突兀升起的月亮；那一年，您坐上了直升飞机；那一年，您从一个正处级官员升格为正部级官员。

按照您的才华，按照您的魄力和能力，按照您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您就是升格为副总理、总理都不为过。

后来，您开始沉寂起来，再后来，听说您出版了几本专著。

再后来，听说您的女儿到美国留学了。

关于您的女儿出国留学，网上盛传一段佳话，不知是否属实，特向您求证。

贺士凯是美国领事组最擅长研判申请人状况的官员。有一天，这位官员看到一个女孩前来申请赴美留学。

贺士凯朝这位年轻女子的申请书上一看，她姓袁。再一瞧她父亲栏内填的名字，贺士凯悄悄把桌子底下的麦克风音量转大。他要领事组的华籍雇员以及其它排队等待的中国人，都能听到他们的对话。贺士凯以大厅里人人都能听到的声音，不敢置信地问：“你真的是袁木的女儿？”

这名青年女子倾身向前，低声答说：“是的，我就是袁木的女儿。”贺士凯以让领事组全室轰隆作响的声音说：“我不敢相信这么讨厌美国、天天诋毁辱骂我国的袁木，会要他女儿到美国留学。”此时，领事组的工作几乎全停下来，人人竖起耳朵要听听下文。袁木女儿用普通话怯生生地说：“他是他，我是我。”贺士凯又追问，袁木先生怎么会准许他女儿到这么邪恶的国家念书？华籍雇员已经禁不住爆出笑声。由于袁女学业成绩不错，也得到一所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贺士凯最后也准许给她入美签证；只是，他在批准前刻意弄得她坐立不安。


再后来，听说您在正部级官员的职位上离休了。

再后来，听说您到美国定居了，不知是否属实。

最近，久哥在网上看见了您的一张照片，照片注明您在美国打高尔夫球。这张照片能否证明您已经在美国定居呢？

从照片上看，您面色红润，您神采飞扬，您精神饱满，从您紧握球杆紧绷的双臂来看，您是有肌肉有力量的猛男，完全看不出您是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人。这张照片证明您在美国生活的十分滋润。

看到这张照片，久哥心里五味杂陈，百思不得其解。

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您是中国最坚定的反美英雄。您是中国最典型的反美斗士，您咋能不顾名节，到敌国去生活呢？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邪恶的国家，枪支泛滥成灾，枪杀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人权完全得不到保证。而且，美国搞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垄断的、是腐朽的、是垂死的。您怎么能够弃明投暗呢？您的安全有保障吗？久哥真替您老先生捏一把汗啊！

也许，八十岁高龄的您，赴美定居是不得已而为之；也许，您是肩负特殊任务而赴美定居。这久哥就不好评论了。

您在美国定居，您是政 府的离休高官，您在美国继续享受正部级待遇，中国政府每个月定时、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地将您的工资通过电汇发送到您在美国的账户上，您是吃喝不愁啊！但是，久哥有个疑问，像您这种级别的高官，您是有专用司机、专用厨师、专用医护、专用秘书、专用保姆、专用勤务兵、专用警卫的，不知这些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是否跟随您到了美国。

久哥还有个小小的请求，向您提示一下。您在美国用电不要钱，用水不要钱，看病不要钱，您的孙子在美国读书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免费，您要那么高的工资干什么呢？久哥建议您，将您的工资捐一部分出来支助中国大陆的穷人，因为他们中还有许多孩子读不起书，还有许多人看不起病。
有轻薄冒犯之处，万望您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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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yhan6060
领导在台时都对百姓说美不好，可都跑美去了。改革开放，放了一批反美领导和精英，改革，不知改了谁。开放放了谁。设计师不知道他是给谁设计的。真正爱国的是百姓。我真想念毛主席时代。应该铸一个广安的那个小矮人，让他跪在毛主席纪念堂前对毛主席说，他又翻案了
4天前
77
天地人和
应该调查他怎么去的美国，是不是中国最早的祼官，贪官。既然不是中国人了，还发什么工资，真的扯蛋扯蛋蛋！
4天前
70
老南蛮
上成语课了，请解释下例成语：贼喊捉贼，男盗女娼，掩耳盗铃，言不由衷，沽名钓誉，挂羊头卖狗肉，…………
夕阳西下
政治家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4天前
50
叶一凡
如果袁先生真实确切是在美定居，那真正是在开国际玩笑，天大的笑话了，更把中国的国威和中国人的脸丢尽了。今后老百姓还能相信我们政府的官员哪个才是真心地为人民服务的呢?
4天前
49
李敏
中国的政客们大多精于此道：在台面上竭力咒骂美、英等西方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他们以此稳妥地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他们内心所向往追求的正是他们所咒骂的。一群两面三刀的恶人。
4天前
46
我心依旧
袁木先生，久违了，几十年前那几天，屏幕上:一忽儿醒风血雨，一忽儿是你的头象，我知道你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实权人物，不过是吴三桂的家丁，袁世凯的马弁，不过你也可以选择呀，不是有拒绝进军北京的军长，也有拒绝作傀儡的总书记吗，连我这身处荒僻之地的草莽也心情激喷血脉贲张，甚至鼻血涌流几乎枯竭殒命，能象先生你那样廉耻不顾黑白颠倒以儒雅风度大要流氓的大伽世所罕见。你可能有自己的苦衷，如能在有生之年道出实情也算是对历史的交待，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当下又到了另一个历史节点，有责任心和是非观的国人当以袁先生为鉴。
4天前
40
参天树
袁木在八九年可是风光的很啊！给邓和李鸟朋立下了鹰犬汗马功劳。
4天前
37
雪落无声
许多骂美国的先锋人物也去了美国，是一种讽刺。也说明美国是一个包容的国家。
船长
讽刺阿！天大的讽刺！中国怎么了？那些政策研究者没有反思吗?社会阿，制度阿。怎么会这样！
4天前
28
李敏
袁木是块甘愿被利用的烂脏抹布，被丢弃了，国人不待见，恰似如丧家犬远走他乡。可怜的袁木。
Harry
此乃笑话，天大之笑话也:-):-):-):-)
土著
把八九学生扣上西化帽子予以镇压的那几个人的子孙 都去了美国。 原木这等刽子手，怎么敢在中国呆下去呢？
byj
是那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袁木袁木，骗人有术”的袁木吗？
黑洞
他肩负使命，今天山姆大叔的乱离不开他努力吧。
马约娜
改开后党媒说改开就象打开窗户使室内进清新的空气，打开窗子难免进来一些蚊虫。到现在经济膨胀腐败滥行，要知道腐败速度可是大于经济增速的。唉，当时为啥没安上纱窗再把飞进屋里的蚊虫逮住杀掉呐。
余丰(普洱茶)
一个正犬培养出来的官员基本上是患人格分裂症的，不知道牠们所说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病猫”
少见多怪！江姐的儿子，某某师的儿孙，还有一系列那啥啥啥的兄弟姐妹、七姑八姨都可以，他的女儿乃至他为什么不可以？！听说过潜伏吗？如果没有，我告诉你，我党有一个伟人“面壁十年图破壁”你总听说过吧……[悠闲]
柏雅斋主人
袁木先生，你还可以对国人说：我是潜伏在美的红色间谍。

伊斯兰化对中国的威胁可能会超过欧美。
作者： AlphaQ 2017-02-10 12:35:22 [Reads:8] [edit] 返回共舞台首页
伊斯兰化对中国的威胁可能会超过欧美。

现在闹得比较严重的是欧洲的绿化，美国也开始对此警觉，穆斯林兄弟逐渐进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状态。

那些高呼欢迎难民，热爱穆斯林邻居的，其前提都是自己不能受损，让大家埋单。

欧美都是民主制度，如果大部分草民开始觉醒，就会很快在政府反应中体现，因为草民手里有选票说话，左派政客总有忽悠失灵的时候，右派上台的结果，形势会多少得到控制。

尤其在美国，穆斯林的问题很难迅速泛滥成灾，因为美国本来没有那么左，而且地方高度自治，还有更重要的是草民合法持枪。

穆斯林见到左派跟见到三孙子差不多，威风得很，但面对草民的枪口，还是会收敛起来的。

中国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只是现在没有显现出来而已。

中国的西北地区，历史上很久以来就是穆斯林居住地，而且西部邻国基本都是伊斯兰国家，国境线复杂，难以防守，大家几乎来去自如。

习总不好好在家呆着，要弄什么“一带一路”，其实是自己找死的节奏，中国的西北邻国局势动荡，发展环境很不安定，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

那些伊斯兰国家因为历史民族和教派的错综复杂，谁去了都搞不定，而且多少年来如此。如现在的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就算你砸钱搞定了中央政府，可问题是中央政府顶多就能控制首都附近地区，您一出昌平遇到的就是不同派别的游击队了。

而且，搞定中央政府的结果，一定会得罪所有的反政府武装，砸钱都砸不过来，得罪人反而是立竿见影的事儿。

习总的统治一旦出现松动，中国西北部出问题的几率就立刻增大，共产党心里也很明白。前些年，新疆出事儿。小胡同志立刻结束在欧洲的访问，马上回国，说明他们也知道那边儿出事儿就很严重。

以前是苏联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很有想法，现在俄国早就顾不过来，苏联分裂以后那些国家都变绿，国名也都改回斯坦了，中国面临的绿色威胁超过苏联时代的压力。

中国西北地区的穆斯林的梦想，就是把中国西北地区也变成斯坦，而且会为之努力。

只要共产党的独裁高压出现瓦解或者松动，最早出事儿的很可能就是中国西北地区，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条件早就齐备了，只欠东风。

中国西北和周围邻国的伊斯兰化已经有上千年历史，应该算是根深蒂固，群众基础相当雄厚。

现在的西北地区，除了陕西省以外，其他的如甘肃，宁夏，新疆等，伊斯兰化都很厉害，只等一声令下，穆斯林就揭竿而起了。

陕西是个例外，全省都基本没有穆斯林了，就剩下西安城里还有穆斯林和清真寺。这是因为当年同治回乱那阵子，陕西的回民太残忍，屠杀汉民太多，血债累累，被左宗棠彻底消灭，清真寺全部夷平，所以现在去陕西旅游，很难见到回民和清真寺的踪影，如果有，也是后来又零星出现的。

西安的回民，当时也想跟着马化龙起事一起杀汉民，但左宗棠在西安下令，告诉西安城里的回民安分守己，可以保全活命，不得出城一步，而且在现在的回民街口摆放了一口铡刀，只要有回民敢迈出一步，就摁在铡刀上切成两截儿。

于是，西安城里的回民兄弟，就都按照左大帅的命令，乖乖的呆在家里，平安无事了。

所以，西安城里就留下来陕西省全境这唯一的回民血脉。西安的回民后代应该感谢左宗棠心地宅厚，也要感念自己的祖先当时表现出稀泥软蛋放弃反抗的优良品质。

现在去西安旅游在回民街吃回民的清真小吃，应该感念左大帅，不然都杀光了，今天的西安就没有回民小吃了。西安就只有大肉水饺，而没有羊肉泡馍啦。

左大帅当年把陕西给重新变成净土，已经一百多年了，但如果再面临大规模的绿化，恐怕这片净土也会再度伊斯兰化，实现马化龙当年的梦想。

西北地区的绿化，可能比欧洲的绿化更可怕，很可能会再次发生同治回乱的骇人状态，就是回民大规模屠杀汉民。现在不是左大帅那年头的冷兵器时代，杀人效率提高很多，那时候的西北汉族难民的规模肯定远远超过现在叙利亚难民。

西安小吃店的老板，号令之下，高举菜刀，一个力劈华山，就把就餐的汉族吃客的脑袋给砍下来了。血溅五步，首级咕噜噜滚出去八仗远，两眼圆睁，充满疑惑，嘴里还叼着一块热乎乎的羊肉呢。

如果西北绿化，伊斯兰地区可能会向东扩张，不仅吞没左大帅留下的净土陕西，而且可能会覆盖山西河南四川等部分地区。

伊斯兰化这个东西，跟一般的改朝换代很不一样，不是说都伊斯兰化了就安定团结了。

伊斯兰这东西，从来都不会安定，只是灾难的开始。中东那地方，多少年来战乱不断，不是别人给穆斯林捣乱，是他们自己不肯消停，互相屠杀。
看看巴勒斯坦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巴解组织和哈马斯，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教派，互相之间使用的残酷手段真是令人发指。

现在的伊斯兰国，他们首要的敌人不是欧美或者任何异教徒，而是伊斯兰的内部叛徒，就是伊朗和库尔德那帮穆斯林。

穆斯林的敌人，还是穆斯林，所以不是咱大家都皈依伊斯兰就相安无事，反而危险更加严重，全家的性命都朝夕不保了。

伊斯兰这玩意儿，确实是人类的癌细胞，应该早日消灭，至少改造，不能就这么留着解闷儿用。
栏目：时事评论
令人作呕的政治“愚乐”----“央视春晚” 观后
林傲霜
有个故事说，一位外国人第一次来到北京住進宾舘。晩上7点鈡刚过，他向宾馆服务员投诉称，“我房间里电视机出故障了”， 要求处理。服务员进房门来一看，说“你这电视机不好好地播放着吗”？ 洋人不服，拿起遥控器边按边说“你看，你看，这电视机无法转台，只能收一个台，还说没故障”？ 弄得服务员哭笑不得说“先生，这是我们每天的《新闻联播》时间，所以每个台都一样”。 这也许是笑话，笔者也不大相信外国人真有这么“笨”。 不过中国大陆这种“欺网霸台” 一统“天下” 的“新闻联播” 也太具“中国特色”。 所谓《新闻联播》就是只许“我党喉舌”一家言说天下时事，任何人不得“挿嘴”多话，这种“一言堂” 式的洗脑教育与霸道作风，全世界恐怕只有金三胖的北韩，才可与之媲丑了。

言归正传，刚刚才过去的春节，又再一次让人们见识到什么事情都要由党囯当局来“统一” 安排，并进行说教的怪事。2017年1月27日是农历猴年的除夕之夜。这本应该是由人们以各种不同的内容、形式、方法来休闲娱乐，亲情交融的良宵之夜。但中共当局却偏要在这个时候“不失时机”地对民众进行说教。推出了“央视”《 新闻联播》的“娱乐版”。于是组织一帮御用文人，戏子帮闲，不惜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一掷亿金，极量豪华奢侈，从国内外购买先进设备，弄得花里胡哨，富丽堂皇。外加“人海战术”，美女如云，展示丰胸美腿，制造视觉“盛宴”。以假、大、空、套话，来歌功颂德，掩丑蓋疮，粉饰太平，以便达到向党国脸上“贴金”的“崇高”目的。因而这个所谓的“春节联欢晚会”（ 简称“春晚”）， 根本无“欢” 可言。 只有低劣的乱蹦乱跳，无聊的打情骂俏，以不近情理的“误会”情节，来歌颂所谓的“高尚品德” 以显示中共社会制度的所谓“优越”。既不感人，更无趣味。美其名为“娱乐”， 实则是官方与御用文人在那里以“愚民”为“乐”。

与此同时，又僱用大量的“托儿” 观众 坐在舞台下，以“观众” 的身份，不断鼓掌喝彩。表出诸如“热泪盈眶”、“ 万分感动”、“ 无比幸福”、“ 完全赞同”、“壯怀激烈”…… 之类的活人“表情包”。 台上说假话，台下表假情，上下其手，共同欺骗国人。于是把毒霾笼罩的“首毒” 之都，车辆须按単、双号限行的“首堵” 之都，在“春晚”台上演员的口中就变成了“我们北京这么干净美丽的地方”。 台下“托儿” 立即掌声雷动。而一个演维吾尔族人的演员，更声情并茂朗诵式地说道“是汉族兄弟的血救了我的命，我身上流着汉族兄弟的血”， 这时台下穿着维族妝的“观众” 又热泪盈眶，感动万分了。以为人们并不知道在新疆汉、维民族矛盾已闹到须要“断网”，买莱刀也得实名制的程度。这样的表演，这样的节目，是娱乐？还是在“愚乐”！

当然更精彩的愚弄人之“乐”，那就是竟然出现“红军万岁”、“老红军给全国人民拜年”的场景而其中的“老红軍” 朱光斗先生更是“事不惊人死不休”。据主持人介绍：这位朱光斗是“老红军”，1931年生，现年86岁。历史常识吿诉人们。中共所谓的红軍，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故其北方部分于1937年8月已经接受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整编，而改名为“中国国民革命軍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南方部分同年10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軍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所以“红軍”最后存在的时间，截止于1937年。而此时的朱光斗先生年仅六岁。要入幼儿园，读学前班自然可以，当軍人则世所未闻，更悖常识。六岁的孩子只能在亲妈妈的怀里撒娇，哪能去为“党妈妈”效劳？这种谎言织成的“奇迹”要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人家大约都不会同意的。却拿来哄大陆观众，是“联欢” 还是在侮辱民众的智商！？

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向「藍水」與國家戰略
東海與南海問題初探
郭維靖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研究生
   自1978年鄧小平主政推行經濟改革開放後，短短三十多年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側身大國之林。相應於經濟實力的提升、經濟利益和發展的需求與保護範圍更加擴大、國際能見度的增加與建立國家安全的戰略縱深，中華人民共和國勢須走向世界舞台，介入既有的美國單極秩序。
   美國的全球權力基礎，部分建立在強大的海權宰制能力。其強大的海軍武力藉由四通八達的航路，使它能透過結合優勢制空能力的海上行動，將美國的意志遂行於世界各地。以美國對應中東方面的衝突與緊張關係為例，波斯灣上的海權主宰，就成為千萬里之外的美國控制局勢的有力憑藉，波斯灣航空母艦上的飛彈、戰機，可以深入中東內陸地區，有效打擊陸地上的敵人並完成所設定的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舉世共睹，其海軍逐漸擴展的可射範圍當然也進入了美國的戰略考量當中，基於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應無法坐視中方壓迫其海洋競爭優勢。中國大陸臨東、南海，為其海洋政策發展的前緣；然美國的太平洋布局卻早具固若金湯之勢。
       海上長城更勝馬其諾防線──太平洋三島鏈與美日海軍
   歷19、20世紀，歐洲大陸民族國家德、法因大面疆土鄰接，隨國力消長，互有侵擾，德意志鐵蹄常揚法境，令法軍痛惡深懼，為阻抗德軍部隊憑藉開闊邊境長驅直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法國的陸軍部長安德烈．馬奇諾（Andreï Makine），在法德邊境以鋼筋混凝土建造設堅固的防禦工事。防線內備有大炮、壕溝、堡壘、發電站等等，通道廣布，較大的工事中還有有軌電車通道。其整體布局沿邊境線做等距之點狀分布，以堅強的每一據點，緊咬點與點間的通道，期使敵人在地面運動時暴露較脆弱的側面，承受嚴重打擊，無力進入法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壓抑蘇聯與共產勢力擴張，美國在太平洋上採圍堵策略，設有第一島鏈──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台灣島，南至菲律賓群島的鏈形島嶼帶。當初雖為的是與蘇聯的對抗，今天還是發揮著阻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太平洋發展的進路。
　　美國的安全戰略縱深還不止此。在第一島鏈以東，尚有第二島鏈──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群岛和美國的馬利亞納群島等島嶼組成（第一、二島鏈如圖一）與靠近美國本土防衛線的第三島鍊──由北起阿拉斯加，經夏威夷群島延伸至美屬太平洋島嶼組成。此外，自2012年以來，日本軍事預算逐年擴編，2015年新《安全保障關連法》解除自衛隊跨向海外的封印，期能主動參與世界各方面之戰事；近期與美國新訂定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更使美日軍隊可協同聯合作戰。
　　面對島鏈各點之間的武力布局有如海上長城般層層約束，復加以全球海軍巨強的美日兩國馳騁波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想要自由行使海權或進行大規模的海上艦艇運動是十分困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70年代以來的多次嘗試，實僅為少數艦艇之單點突破，短期內，美日合圍的海上馬其諾防線不易撼動。
保监会主席被调查 涉案金额巨大
(博讯2017年02月11日发表)
来源：明镜网    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获悉，中国保监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项俊波已被内部调查，很可能在今年两会前後被双规，而且涉嫌的罪行极为严重，数额巨大非以前贪官所能比，可能超过去几年所抓官员之刑罚。
    项俊波，1957年1月出生於重庆市。中国共产党党员，1974年8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项俊波年轻时曾参军入伍。先在成都军区担任司令部秘书，在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後，项俊波随部队奔赴老山前线，当上了连队指导员。在一场战斗中，他曾带着连队深入到敌後，并在战斗中腿部负伤。退伍後，项俊波参加了刚恢复不久的全国高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1985年毕业。後於1994年获得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96年2月，项俊波任南京审计学院副院长、国家审计署审计管理司副司长、国家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特派员。之後在1999年委任国家审计署人事教育司司长，直至2002年为止，2002年2月任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其间：2005年8月至2007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任），2007年6月任中国农业银行（改股份制前）行长。
   
    2007年10月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时兼任中国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副会长、中国农村金融学会会长。2009年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党委书记。2011年10月，改任中国保监会主席。2012年11月，当选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2014年2月，《纽约时报》报导项俊波直接写信要求摩根大通执行长杰米·戴蒙为朋友之女提供职位。
   
    明镜广播电台从多个管道印证，有关项俊波贪腐传闻已久。但拖至今天才被开始调查，是项有後台强势，更是因为今年重点是清查金融界贪腐案，项是第一个被查的高官。
几年前，项俊波曾遭女人举报，逼迫他不得不与情妇结婚。但婚後，项俊波涉嫌贪腐行为更严重。
    有关项俊波案的後续发展，明镜广播电台将会追踪报导。
为高官俱乐部出钱 山西女商人的最新情况

刘志军腐败案的关键人物、被称“高铁一姐”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案又有后续。 （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7年02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综合报导）中共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腐败案的关键人物、被称“高铁一姐”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案又有后续。近日，大陆铁路总公司属下的各铁路局，向丁书苗旗下的高铁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下称高铁传媒）发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各地铁路局与高铁传媒签订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无效。丁书苗被指是令计划的“西山会”的埋单者。
丁书苗旗下高铁传媒遭多地铁路局起诉
根据工商讯息显示，高铁传媒股东为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后者法定代表人为丁羽心（又名丁书苗）。据称，丁书苗通过利用刘志军的关系，使得该公司掌握了各地火车站的独家广告经营权。
据有关判决书显示，这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的内情，涉及太原、成都、上海、南昌等多地。
实际控制人为太原铁路局的晋太广告有限公司，早在2015年就开始与高铁传媒对簿公堂。晋太广告诉称，2010年10月，高铁传媒利用特殊关系，强迫晋太广告与其签订协议，约定高铁传媒获得太原南站20年独家广告经营权。
晋太广告认为，该协议侵害了国有资产和社会公共利益，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该案已经一审判决，确认上述合作协议无效。不过，高铁传媒提出上诉。
上海铁路广告公司在起诉书中称：2009年8月8日，高铁传媒强迫上海铁路广告公司签订的严重损害国家和铁路利益的不平等协议，目的是垄断高铁车站广告市场，非法牟取高额利润，应认定为无效。
今年2月11日，大陆《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政事儿”撰文称，丁书苗打造商业帝国的过程中，一直带着女儿侯军霞参与其中。2007年至2010年间，侯军霞协助丁书苗充当“掮客”，为23家企业获得投标项目，并从中收取“中介费”。
文章称，高铁传媒在刘志军主政前铁道部时期，曾垄断了各大高铁火车站的广告业务。由于广告业属于轻资本投入，并无相关方前来收购，目前面临被太原、成都、西安等地的铁路局或企业起诉，要求中止此前商业合作。
丁书苗是令计划“西山会”的埋单者
只有小学文化的丁书苗20岁时做过小贩卖鸡蛋，后来从事煤炭运输，40岁时结识了刘志军，开始倒卖铁路运输指标。她所经营的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涉及高铁设备、影视广告、酒店等多个领域。
2014年12月16日，丁书苗被判刑20年，罚金25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000万。母亲丁书苗宣判次日，侯君霞被判刑7年，没收财产8千万。目前，丁书苗、侯军霞均在山西省女子监狱服刑。
丁书苗被指控通过刘志军等人帮多家公司中标铁路工程项目，中标额达1800多亿元，丁个人从中非法获利25亿余元。她还被控在2004至2011年间通过刘志军非法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并采取为刘志军花钱办事的方式行贿4900万余元。
2007年，时任中共中办主任令计划设立以山西籍高官为主的“西山会”，形成一个官商勾结的庞大势力。“西山会”以不少于三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它也是山西官员买官、卖官的一个管道。
“西山会”成员包括令计划二哥令政策、山西省前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前书记陈川平、山西省委前副书记金道铭、中科协前书记申维辰、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山西女商人丁书苗等。
陆媒报道称，每次聚会，都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只有个别身份获得认可的山西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而丁书苗正是“埋单者”。
据报导，刘志军自2003年掌权中共铁道部，一直是江泽民在铁道部“独立王国”的代理人，是江泽民的亲信。铁道部成为江派弄权捞钱及买官卖官的“后花园”。刘利用手中权力替自己与江泽民家族敛财，将价值几千亿的铁通资产转给了江的儿子江绵恒。
责任编辑：李明宇
肖建华案引爆政局 栗战书要求备战十九大(图)
发表时间： 2017-02-11 13:37:17作者：苗薇

栗战书开会要求备战十九大。（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2月11日讯】（看中国记者苗薇综合报导）中共十九大将在今秋召开，习近平当局对于其十九大换届的筹备工作，据信已在密锣紧鼓进行。2月10日，中共直属机关召开工作会议，中办主任栗战书要求中共党员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分析认为，十九大前夕，中共高层内斗形势更加激烈，而被指卷入中南海权斗的富豪肖建华案或引爆政局。
2月10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党的工作会议，中办主任栗战书兼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栗战书出席该会，总结2016年工作情况并部署安排2017年工作。栗战书在会议上表示，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还要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事实上，在2016年与2017年交接之际，中共各地各部门会议讲话中，都时常提到“十九大”，并要求为其做好准备工作。
2017年1月10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做了讲话，明确讲明2017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为中共十九大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
有分析指出，习近平的讲话证明了现在中国政治环境并不稳定。据悉，中共十九大将会在今年秋天召开，会上将批准中共当局未来5年的发展走向。届时，25名政治局常委以及近400名中共中央委员也将出炉。
权贵“白手套”肖建华或引爆政局
外界预料，十九大前夕，江派集团和愤愤不满的官僚阶层，必然伺机反扑，危险攻势对当局造成莫大压力。检验是否真正拥护“习核心”的忠诚人马对习当局来讲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近期与中共江派关系密切的富商肖建华在此敏感时刻被调查，正是整肃江派利益集团的突破口。
中国财经界“明天系”掌控者肖建华于大年三十晚从香港被带回内地“配合调查”，至今已近两周。海外中文媒体有评论认为，肖被带回大陆，说明中共党内派系角力情势激烈而诡异。习当局为排除干扰和清除障碍，根据肖建华提供的线索和证据，中央极可能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打虎”风暴。
有署名韩咏红的评论文章分析肖建华为何此时“出事”：各方猜测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调查他是否卷入2015年中国大陆股灾，从境外操纵资金造成大陆股市暴跌，与中央的扶持股市政策对赌；二是追查他是否早年与当时有影响力的特殊利益集团、高层家族结成官商联盟，充当权力的“白手套”巧取豪夺、赚取暴利。
分析称，无论怎么看，这次行动都有震慑“白手套”的效果，在警告隐匿境外的富豪，玩弄政商关系，不会有好结果。
肖建华案牵涉众多中共高层权贵人物，包括江泽民及曾庆红等。港媒消息称，北京当局要肖提供有关中共太子党贪腐及操纵股市案件的罪证等。
体制内专家辛子陵表示，肖建华事件震动中南海。目前在两个司令部的激烈角斗中，肖建华被王岐山掌握，这是解决江泽民曾庆红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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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彗星临 醒示乾坤再造在角坑预言
作者：荏淑一

今年元宵节彗星Comet 45P扫过天际将最近地球。图为慧星Comet 45P（取自NASA网站www.nasa.gov）
2017年，丁酉年不仅有唐代《推背图》留下的“乾坤再造在角坑”预言，在元宵节又有重要的天文现象齐现──彗星和“半影月蚀”，带给圆满的满月阴影。彗星在中国被视为“凶星”，中国历代史官留下不少相关的灾祸纪录。元宵节──上元节本是祀神的日子，也是天人交会的日子，彗星现身，以史为鉴，岂能只当“巧合”的异象来欣赏呢？
历史纪事  彗星主凶
2017年元宵节最接近地球的是第45号彗星（Comet 45P），这是一颗头很大、尾很长泛著亮蓝绿色的周期彗星。哈雷也是一颗周期彗星。孔子《春秋》在“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就记载过它：“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是彗星的另一种称呼。现代天文学家根据这个时间和轨道判断为哈雷彗星。古人指光芒四射的彗星，彗孛出现是灾祸或战争的预兆。例如《春秋》纪事：
鲁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在该年九月，就发生齐国弑君事件：“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吴战于长岸。”
哀公十四年，“有星孛。”该年发生“饥”荒。
在天象中这颗哈雷彗星出现对应于人间也发生了“凶”事，不仅在古代，到了现代还是一样，这使现代人对中国古人、史官的智慧，不得不刮目相看。《推背图》奇准的预言中，有多条都伴随“彗星”出现的天象应验在人间事上，也有这哈雷彗星的星迹，奇准无比。以史为鉴，看彗星天象，心生警惕禳灾趋吉是智者。
“彗星”主“凶象”，在中国古书中出现多种称法，其代表的星状也略有不同。《春秋》中称“孛”、“星孛”，《推背图》52象的“谶”和“颂”分别有“彗星”和“搀枪”的说法。欃枪是彗星的别名，古人认为是凶星，主不吉。中国最早的字书《尔雅．释天》就说：“彗星为欃枪。” 《推背图》52象颂称“搀枪”，偏旁的木边改扌边，字带双关。
《推背图》彗星乍见预言应验
《推背图》52象谶曰：“彗星乍见，不利东北”；
《推背图》52象颂曰：“搀枪一点现东方，吴楚依然有帝王，门外客来终不久，乾坤再造在角亢。”
根据刘香莲所作《推背图预言明年大事(3) 乾坤再造 大事频发》解读“彗星乍见，不利东北”：“暗合1986年2月哈雷彗星出现”。
的确，1986年2月哈雷彗星出后，人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现象。维持东西方冷战对恃几十年的局势破了，有前苏联共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推翻共产党的连串动作，骨牌效应一路持续终至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91年共产党在东欧和苏俄彻底崩溃。而“搀枪一点现东方”，对应到中国发生的是残酷的血腥镇压：1986年发生学潮，然后胡耀邦被斗下台；1989年学潮，然后支持学生的赵紫阳被拿下监禁到死。中国的民主之声、民主之生还是被压制、摧残了，中共红色政权带给中国全民更大的凶灾，让古神州变成今天的炼狱一般的恶境，就因“吴楚依然有帝王”。
古代吴楚之地就是今天的扬州，出身扬州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踏着“六四”鲜血上台后，生活豪奢赛帝王，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对中国善良的法轮功（法轮大法）修炼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和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在江的带领主使下血淋淋发生在古神州大陆。根据最新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报告显示，这样的虐杀迫害还在发生，数目之多极为惊人。全世界公权政府、人权机构和很多世人已经知道，中共党政军法系统形成一条龙的罪恶谋钱机制，十几年来持续虐杀法轮功学员，运转着没有人性活摘器官的赚钱机制。不仅如此，中共利用金钱作饵，让世人举报法轮功学员，扭曲了是非善恶、扭曲了道德标准，使得人心变异，助长了各种毒害的行径，产了了毒祸，弥漫中国，“特供”终有限，霾来何处藏？
这样的邪恶，若是在古代早就遭报了，怎能任它一直行恶下去？这不是中共的强大，若苏联的巨大联盟，在一夕之间神都让它解体了，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解散苏共就是在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一天，隔天苏联议会解散，苏联共产党走入历史。
乾坤再造在角亢
《推背图》52象颂：“门外客来终不久，乾坤再造在角亢。”中共从苏联赤共引来的“门外来客终不久”，不可能一直荼毒善良；善恶到头终有报，“乾坤再造在角亢”，岁星（木星）运行到角、亢两星（东方天宫二十八宿中的东方青龙七宿中之二）时，再造乾坤新天地。观察天象岁星运行，《推背图》所指的“乾坤再造在角亢”时程在2016年11月15日到2017年12月5日，主时段就在今2017年。
对《推背图》 中天象预言“乾坤再造在角坑”的解读图。（网路图片）
悲叹！共产党一到中国涂炭中国，摧毁古文化和人心中最珍贵的善念、神性，道德沉沦、世相皆非的末世，苍痍瘢瘢中国如何再造乾坤？根据什么精神再造？中国是神州，是宇宙中人与神交会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珍藏着神让人返本归真的修炼文化。神照看着神州！远古以来就有安排，看一看古今、中外的预言书中，就预言了末世神将再来，这些预言都共同指向了一位“东方的救世圣人”。
例如《推背图》第47象‭， ‬谶曰：“‭ ‬偃武修文‭ ‬，紫薇星明，匹夫有责‭ ‬，一言为君。‭ ‬”《推背图》第47象，‬颂曰：‭“‬无王无帝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 ‬，好把旧书多读到‭ ‬，义言一出见英明。”
东方出救世圣人  无王无帝定乾坤‭
中国如何再造乾坤？有圣人！根据上颂所说：“无王无帝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 ‬”。这位圣人不是帝王，而是平民，“来自田间第一人”，同时隐含圣人的姓氏。称人将人称“子”，将田间的“十”加上“人、子”后，“李”跃然而出。
韩国的预言书《格庵遗录》第二十一篇〈隐秘歌〉提到“世末圣君木人”。从所称圣君“木人”也可以推演出圣人的姓氏和生肖属性。一是指圣人的姓氏是“李”，古人将人称为“子”，木人乃是“木子”，合为“李”姓。另一隐喻是指圣人的五行为“木”，即生肖属性为木。这位圣人有两种“木”的性质，在刘伯温《金陵塔碑文》也指出来了，《金陵塔碑文》在描述一场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大灾难后，说到“幸得大木两条支大厦”。也就是再造乾坤的就是这位圣人。
说到圣人的生肖属性，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称圣人为“木兔”：万物同遭劫，虫蚁亦遭殃⋯⋯能逢木兔方为寿，泽及群生乐且康。南师古的《格庵遗录》中，也是多处使用“白兔”和“木兔”来描述圣人，比如“须从白兔走青林”、“木兔再生保惠士”等等。综合来看，拯救人类的圣人出生于木兔之年。在过去的100年中，“木兔”之年只有1951年（辛卯年）和2011年。
这位圣人姓李，出生在东方，辛卯“木兔”年生，又四海奔走，“一言为君‭”、“ 义言一出见英明”，重整、提升了人类的道德，拯救人类免于毁灭性的大灾难。这些都指向了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传出了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功的李洪志先生。李洪志先生出生于辛卯年，就是以一言“真善忍好”让修炼大法的人道德回升、身心向上，听一听修炼人的自述，见证处处能见。今天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秉持“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修持的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周围的环境人事，这不就是道出了李洪志先生“ 义言一出见英明”、“一言为君”的特色吗？而大法洪传、圣人救人，从千百年前在中外的预言中都留下了醒世的纪录，直等“乾坤再造在角坑”这一时间。乱世浮生何为度？元宵节彗星又来讯，这就看人自己醒不醒、悟不悟的选择了。＠*
责任编辑：方沛
张德江震了！港媒批其为“国妖”(图)
发表时间： 2017-02-11 13:38:46作者：

张德江被批露狐狸尾巴。（网络截图）
【看中国2017年2月11日讯】香港媒体发表评论文章，首次直指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并指张德江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深度干预香港特首选举，只为搅局，对抗习核心。
《成报》2月10日发表署名汉江泄的文章指，张德江近日南下深圳会见香港部分建制选委，下达指示支持林郑月娥竞选香港特首，是在耍手段，违反“一国两制”。张返回北京后主持召开座谈会，数度喊出以实际行动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权威等。这些动作仅是“表效忠”，为“国妖”，也即是“两面人”。
文章说，特首参选人林郑月娥是唯一一名未发表政纲的人，但仍获张德江“钦点”为其拉票，对其他参选人曾俊华、胡国兴、叶刘淑仪等不公平。尤其是林郑民望急跌，与民沟通出现困难。林郑的财金知识欠奉，连联汇也不懂，竟也可获部分金融界选委支持，天下奇闻，若不是张德江的面子，也想不到其它原因了。
文章又说，为何张德江及张晓明等深度干预香港特首选举？除了搅局，对抗习核心，别无他想。不过，乱港分子为隐藏狼子之心，会耍些手段，“表效忠”为其中之一。尽管张德江说要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但张德江从未做到。
文章说，古时传说狐狸能够变成人形来迷惑人，但它的尾巴却始终变不了，成为妖的标志，即指坏人的本来面目或迷惑人的罪证。“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国妖”即“两面人”。
文章最后说，张德江拥有不少“两面人”特质，如表面谋划发展，背后官商勾结；口头上讲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实则利欲熏心、毫无底线；表面“一心为公”，背后全心谋私，贪得无厌，机关算尽。“两面人”无论怎样伪装，最终下场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意思的是，“国妖”一说此前曾见于中共官媒批江派军头徐才厚的文章中，这次被港媒用在了未落马的江派常委张德江身上。
知道太多“被死亡”？ 王林之死引热议
【大纪元2017年02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报导）被称为江泽民“国师”的王林取保候审后死亡的消息，引起众多网民评论，因其与众多中共高官、商界名人等关系密切，因此有网民质疑，是否因其知道太多而“被死亡”。
2月10日，王林在江西南昌某医院死亡。江西抚州法院的声明说，王林患有严重疾病于2017年1月10日被取保候审。
声明还称，王林病亡，将对王林及其违法所得和涉案财产等相关事项作出裁决。
王林死亡当日，新浪微博上一条“王林今晨心脏骤停”的消息一天内累计了3335万的阅读量。这条微博后来被屏蔽。
一名网民在微博中评论道，王林认识的高官和明星太多了，不知道是被死亡吗？
网民在推特上发评论：徐明和王林都死了，现在应该担心另一个知道的太多的芮成刚了。
2015年7月，王林因涉嫌绑架、谋杀商人邹勇，他和另外三人被江西警方拘捕。邹勇据信给了王林上千万元的金钱和礼物，成为他的“关门弟子”。8月，王林被正式逮捕，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
2016年11月，抚州检察院认定王林犯有非法拘禁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行贿罪，正式向抚州市中级法院对他提起公诉。
王林的生前事也成为热门话题。王林为江西萍乡芦溪县人，1995年取得香港居留权。王林起家于上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自称是气功师，却说不出练的是什么门派的气功，也拿不出证明。网络上有大量质疑王林是骗子及利用气功敛财的声音。
王林出名后逐渐与众多中共官员、明星、商界名人交往，扩大其影响力。媒体曾展示他和许多明星、官员、商人的合照，其中的中共高官包括吴官正、贾庆林、刘志军、朱明国、江泽玲（江泽民胞妹）等，这些合照让其在网络大出风头。
大陆媒体曾于2013年7月发表文章《隐秘“大师”王林的金钱王国》，王林打电话给该报记者，对其进行人身威胁。
据悉，王林曾被江西芦溪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立案调查，2013年逃至香港，并接受外媒专访，称自己是“一场政治仇怨的无辜受害者”。
王林当时在香港一间时尚的酒店客房接受专访说，他一直在这里躲避记者，而据他的随从人员说，同时也是为了躲避中共官员。
据陆媒报导，前江西萍乡市公安局长唐建国与王林关系密切，唐的妻子患癌症，王林曾为其气功治病。据媒体核实，在唐建国担任萍乡市公安局长期间，王林名下先后获得至少4个“豹子号”的车牌。
“这说明王林跟公安的关系。”江西政法系统一名内部人士称，“车牌‘豹子号’，有钱也不一定能搞到，需要一定级别的领导特批。”
2015年5月，中共官媒报导，王林被指控非法行医、重婚、诈骗、偷税、行贿、赌博、非法持有枪支等7项罪，但他依然能在“被调查”期间游山玩水，在深圳来去自如。报导质疑，这是否当地政府对王林的“关系网”还有所忌惮？
王林被抓后，陆媒再次起底王林污秽的过往经历。
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章立凡当时对外媒表示，像王林这样的“妖孽”往往在王朝的末世才会出现。
有报导说王林的靠山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此外界称王林为江的“国师”。
责任编辑：李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