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新书《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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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新书《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6-05-20 21:21:33)转载▼

杨继绳新书《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360百科】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除了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以外，还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论文在社会上获奖。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社会奥秘之门》、《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杨继绳先生正在写一本新书：《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书的“导论”部分已经登载出来了，阐述了许多重要观点：
                                                           一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 是一场大劫难。这个大刼难也会产生与它相对的一些“遗产”。
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所取代，共产党不能批评的神话已被打破。官方把这称之为“信任危机”，而民众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官方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我举例：丹麦王国就是4个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别人认为今天的丹麦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但丹麦自己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它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而这种对于精神枷锁的“信仰”的“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第三，人们看清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罪恶昭彰，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二
如今，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先说“文革责任的追究权”。追究谁、不追究谁，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中的干部队伍的组成。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绝对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的撤下去。”跟随林彪、四人帮的其实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后清查“三种 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这些“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文革一开始就在北京打死一千七百多人，为什么一个也没有追究？）改革开放后其中一部分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头头要“记录在案”，以后选拔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普遍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再说“改革的主导权”。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口头上说“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继承着造成文革的那个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一套，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成为了今天的新权贵。
再说“改革成果的分配权”，改革成本的付出与改革收益的分享严重錯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而分享少。对改革成本付出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着很多的改革成果。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条件，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的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的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原因和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无休止的报复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之前。
他们千方百计地 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 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 场经济”，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 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 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