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是非功过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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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邓小平是非功过的对话

　咏邓
　　
　　
　　十五俭学求马道,
　　百色兴武试牛刀.
　　
　　井冈红星随毛落,
　　淮海紫气逐水飘;
　　反右猛挥霸王剑,
　　批修精画天父瓢;
　　初觉三灾蒙七祸,
　　始放两猫啃二矛;
　　永不翻案搞经改,
　　摸着石头推锦涛.
　　
　　一声霹雳风波隐,
　　千古奇冤血凝刀!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2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习近平上台之后，有人说他是“说毛的话，走邓的路”。2月19日是邓小平去世17周年，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号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领导人。特别节目分为三部分，一谈他的性格和人品；二谈他的历史功过；三谈他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参加这次特别节目的三位嘉宾是：独立思想家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宁馨：首先来看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邓小平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两度被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这个身材矮小，四川口音的中共领导人，影响了二十世纪后期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他不仅在中共党内享有极高的地位，在国际社会也赢得相当的尊重。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与为人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首先想请各位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邓小平个性的特点。先请王康先生。
王康：毛泽东已经死了38年了，邓小平也去世17个年头了，我们还要不断地来评价这两个人，有时候还会评价得面红耳赤，大动肝火的，可能是中国特色。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柔中带刚，绵里藏针。所有的人物，尤其是历史大人物，他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邓小平活到93岁，少年时代在他的四川广安农村里面，他的名字叫邓致胜，后来改为邓希贤，名字非常大，了不起，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经历，他就是一个农民而已。他最大的一个改变首先就是到了欧洲，勤工俭学到法国。在法国5年时间，从1920年到1925年。在法国他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法国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大量地刻写了共产党宣言。然后就是他转往莫斯科，先后入读斯大林大学，后来上中山大学学习，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他在自己的履历上说，我是在莫斯科完成了共产主义的洗礼，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是邓小平在莫斯科期间刚好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就是用资本主义的一些办法来拯救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当时布哈林有很著名的口号，号召农民们资本家们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说我们永远需要贫农。布哈林的这句话实际上是邓小平后来改革的一个榜样，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布哈林的遗产。布哈林在1938年被斯大林枪毙的时候，这些理论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邓小平实际上是在法国和俄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然后1927年回到中国来，经过22年与国民党两次腥风血雨的内战，八年抗战，1949年成为毛、刘、朱、周、陈、林、邓的中共核心成员之一，后来干脆成了中国的NO.1。邓小平是共产党里少有的几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有一定世界视野的政治家。比如1960年，中共中央回答莫斯科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就是邓小平主持写的。1963年，他到莫斯科去和赫鲁晓夫唇枪舌战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受到毛泽东亲自率领5千个人士到机场去欢迎他。1974年他作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到纽约，在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也是邓小平。我觉得邓小平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他是属于右翼人物，跟布哈林，跟捷克的斯蓝斯基，杜布切克，跟匈牙利的卡达尔，纳吉，差不多属于这样，但是邓小平又是一个强人，又是一个铁腕人物，而这种铁腕和强硬主要是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共掌权之后党内党外长期的腥风血雨中形成的性格。
宁馨：高文谦先生？
高文谦：邓小平为人内向，个性很强，可以说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是强硬，第二是权变。毛泽东对他的评价第一是钢铁公司，第二是绵里藏针。我觉得这两点是邓小平能够在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成为打不到的小个子的重要原因。邓的强硬可以说他一直坚定，同时也可以说他固执、刚愎自用。他在文革中可以跟毛泽东顶，可以跟江青对着干。六四镇压更是显示了邓的这种强硬和狠劲。当年袁世凯不敢做的事，蒋介石不敢做的事，毛泽东没有做的事，邓小平干了。邓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权变，深谙韬晦和权变之术。在文革中他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粉碎四人帮后，邓给中央写信，称华“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信尾还高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而一旦放他出山，就把华一脚踢开。
宁馨：晓农对邓小平性格的基本把握是什么？
程晓农：我和高文谦先生看法非常接近，我用这样八个字来代表，就是善于变通，决不认错。他的善于变通最大的例子，就是他用建设资本主义制度来拯救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这个做法会让马恩列斯毛气得发疯，但是对中国的进步有利，所以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功绩。他的绝不认错，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制度性失败不认错，对他自己历史上的各种错误，他也从不认。比方讲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大跃进的副帅。刚才王康先生提到，反修的时候邓小平是主持批评苏联修正主义的主要负责人。另外在六四等等问题上他也都是主要的执行者。但是在他在历史上犯过所有错误面前，邓小平从来不认。他历史上有过两次假认错，一次是给毛泽东写认罪信，一次是给华国锋写效忠信。但是毛泽东和华国锋全上了邓小平的当了，他是假检讨，换取他们的信任，然后后来秋后算账。邓小平如果不变通，那么他就不可能后来掌权，如果真认错，那么邓小平也就不会有他的成功。
宁馨：王康先生，我知道您有一个看法就是你觉得邓小平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您谈谈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王康：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一个人造黄油的社会主义者，他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一生没有到西方去过。毛的基本的东西是秦始皇那一套，他赞扬秦始皇，他严格来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就是东西方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这是基本上稍有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个结论的。毛掌权统治的27年中国苦不堪言，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他是绝对大权独揽，绝对实行个人独裁；第二他不断强化所谓阶级斗争；第三他不断推行大规模的、长时间的群众政治运动；第四他是加速超速地工业化、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核工业化，老百姓苦得要命。然后他对外输出战争，鼓吹革命，尤其在57年莫斯科大会上面，他公开鼓吹世界核大战，中国死掉一半人也无所谓。所以毛那个时代可以简单给它概括，就是革命、造反、破坏。而邓在很多方面跟他不太一样。邓上台之后第一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把毛时代冤狱遍地的情况基本上扭转过来。另外就是邓不搞阶级斗争，而搞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基本上不搞个人崇拜。另外邓对国际上的问题他提出来以和平和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这个对西方当然很受用。总的来说，我觉得毛泽东代表了中共内部极端反动、极端黑暗和极端邪恶的力量，而邓相对开明，如果没有六四，甚至他算很开明的人物，
宁馨：待会儿我们在第二部分还会继续讲到邓小平的功过。我想再回到邓小平的个性和人品，我想听听高文谦的意见，邓小平的个人品格到底如何？毛泽东对邓小平赞赏有加，那么毛泽东为何欣赏邓小平？
高文谦：我先说一下毛泽东为什么欣赏邓小平。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邓小平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跟毛泽东一块儿挨整，成为毛派的头子，这是毛很看重的，第二点是邓的个性跟毛非常相像，所以毛认为他办事果断，关键时候那一刀能砍下去。这是毛非常欣赏他的地方。这里面他怎么样跟毛到江西去，成为毛派的头子呢，这里面有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当年邓小平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结果他临阵当逃兵，因此到了江西去这是个很不光彩的事情而坐冷板凳。他本来是一个方面大员，那么到了江西去以后仅仅当了一个中心县委的书记。不过这也让邓小平因祸得福，因为跟毛搭上了线，成为他后来政治上发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再说一下邓小平的为人，邓小平的为人我觉得是这样的，他待人不是那么厚道，待人处事相当冷酷，可以说是刻薄寡恩，这从他对待两个老搭档刘伯承和杨尚昆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官方一直宣传刘邓大军，说刘邓之间放不进一个顿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五八年反教条主义，批刘伯承，邓小平是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还要加温。刘伯承本来眼睛不好，在眼压非常高的情况下还要连夜写检讨，而且在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被人搀扶着到讲台上念稿子，眼睛都贴到稿纸上。这个东西很多党内高级干部都记忆犹新。更令人寒心的是，邓小平在文革后掌权之后，拒绝给刘伯承平反。刘伯承的儿女刘北航，他们就公开表示说，不给刘伯承平反的根子在于邓小平。当时刘伯承很多下属，像军中的李达、肖克这些人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给刘帅平反，刘伯承听到后说，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
宁馨：好，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刚才说到邓小平人格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程晓农：我也是用八个字来归纳邓小平的个人品德，就是重利轻义，心胸狭隘。重利指的是他处理问题上，国际关系、国内方针，还有人事关系，他都是重实际利益。他的价值观里面没有道义，没有道德。这我们从所谓邓小平理论也看得很清楚。那么心胸狭隘呢，指的是他在抓权保权方面，对其它任何人都怀疑，而且报复手段很辣。胡耀邦因为在1986年赞成邓小平退休，因此得罪邓小平，被邓小平弄下台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讲两个大家不知道的例子。1984年耿飚和黄华当时在香港驻军问题上发了一点言，不合邓小平的意，邓小平立刻大发雷霆，对着香港记者把这两个人说得一无是处。结果黄华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经连续几年不敢上班，躲在家里避祸。再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李先念在邓小平上台以后，把赵紫阳安排成总理，李先念对邓小平很有意见，因为他想接这个总理的位子，没接成以后，李先念和邓小平之间就有了很大的嫌隙。邓小平对李先念非常怀疑。1986年全国人代会结束的时候，李先念到湖北代表团去看他的老乡，本来这是一个普通的会外的活动，但是当时邓小平安排人大常委会派驻湖北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去监视李先念的言行。换句话讲，监视人可以为邓小平监视国家主席。而下这个命令的人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负责监视的就是我。所以我知道邓小平的这个行为。
宁馨：好，程晓农和高文谦先生提到了一些中共高层的内幕。我想再谈谈民间对邓的感情。虽然邓小平在高层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劣迹，但是民间对邓小平的感情还是有的，而且对他的评价也有相当多正面的因素。那么您如何比较中国民众对于邓小平和对于毛泽东的感情与评价？
王康：每个时代对每个统治者的评价好坏是（根据）那些人在那个时代是受害还是获利。在毛的时代对毛有感情的人应该是这几种人物为主，一个是毛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打手，积极分子，御用文人们，另外就是获利者。那么那个时候主要以人群来概括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比较拥护毛，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还有更多人了。对毛来说，对毛反感的首先是农民，因为农民实在太惨了，几千万都饿死掉了。在邓时代应该说是农民大为改善了。在中国的知识界肯定不喜欢毛，而倾向于邓。六四之后又当别论了。另外就是中国人中一部分的海外华人、港台的人、国民党人士，肯定不喜欢毛。所以在中国民众当中喜欢毛的人，怀念毛的人，应该是少数，而且这少数人是代表历史的过去，代表中国历史的阴暗面。当然我不能说喜欢邓的人代表中国的阴暗，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老百姓和世界人民一样，对邓的看法是大打折扣，对邓的本质性的、灾难性的品格可以说是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训。
宁馨：最后再问高文谦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谓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一直是相当大的一个主旋律。那么当时邓小平最大的政治同盟和对手是谁？尤其是他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高文谦：邓小平最大的盟友，在邓小平时代人们说邓、胡、赵三驾马车。但是邓小平最大的政治盟友并不是胡、赵，而是杨尚昆。杨尚昆是他的四川老乡，哥俩好，杨尚昆在帮助邓小平度过六四难关，又陪同他一块儿南巡，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结果就在邓小平听进谗言的十四大前夕，把他一脚踢开。所以从这点上讲，邓在翻脸不认人这点上比毛泽东还要过。现在我想重点来讲一下邓小平和习仲勋的关系。他们俩实际上在建国之初都是大区书记，平起平坐，都是52年的时候五马进京的五匹马之一。邓小平因为告发高岗有功，因此成为最大的获益者，而习仲勋就受到牵连。62年在整习仲勋的时候，康生虽然是发难者，但是负责组织审查处理的，是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这个问题升格为彭、高、习反党集团。文革后习仲勋调到中央去，成为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成为胡耀邦的左膀右臂。在86年底，邓小平决定批胡耀邦的时候，党内高层只有习仲勋一个人站出来讲话，直斥这是逼宫，因此得罪了邓。习仲勋因此也被免去实职，转到人大任闲差。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六四。六四的时候习仲勋同情赵紫阳，反对出兵镇压学生，因此更是犯了邓的大忌。六四后习仲勋为了避祸，离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常年住在深圳。据一位了解习家和邓家关系的朋友告诉我说，当时习仲勋心情非常压抑，对外佯称精神病，但是邓小平仍不放过他，下令习仲勋身边的医护人员要照看好习老，一定要督促他按时服下治精神病的药。而这种药物副作用非常大，吃下去之后浑身不舒服，人发呆、颤抖。但是习仲勋为了保护家人，特别是已经在从政的习近平，强吃下去，以免引起邓的怀疑。从这件事情可以充分看出中共政治的残酷。习仲勋临死前留下遗言，不进八宝山。

  焦点对话：改革总设计师还是中共铁腕老大？
宁馨：邓小平的一生，纵贯中共党史七十多年，经历了多番大起大落。虽然他从未担任过中共和国家最高职务，但在二十世纪后期掌控中国政坛多年。有人把他看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引领中国走向高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也有人把他称为“六*四屠夫”，以血腥铁腕镇压民主潮流。他的“白猫黑猫”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僵化，但其政策也为中国社会留下了诸多后遗症。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功过是什么？留下了什么重大遗产？
宁馨：谈到邓小平的功过，不可避免要想到六四。今年恰逢六四镇压25周年。六四镇压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什么样的特质与遗产？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六四镇压是非法利用军管迫使文官政府默认军管的结果。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任何国家领导人未经国会许可而调动军队占领首都，实施戒严，在任何国家都会被认为是政变。但是这样的事情在北京发生了，邓小平其实在1989年5月初就已经悄悄离开北京，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外地调兵去了。根据中共党章和宪法，调动军队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的许可，特别是实行军管和戒严，但是邓小平把这两个机构瞒住了。兵临城下之后，逼着政治局认可这个决定，同时迫使人大常委会闭嘴。众所周知，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是党政军一把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枪指挥党”只有邓小平这一次，所以邓小平的举动留下了相当恶劣的记录。
宁馨：高文谦，六四镇压的遗产是什么？
高文谦：毛泽东讲一生办了两件大事，邓小平一生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改革开放，二是六四镇压。展开来讲，邓小平是中国集改革派和保守派为一身的人物，六四镇压就是这种内在矛盾的反映。邓小平在80年代主政时经常左右摇摆。与其说这是诸如陈云等中共元老的制纣，其实更是内在矛盾的反映。邓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开创了自己的时代，同时另一半留在了毛的时代。因此，六四就是这种矛盾爆发的产物。陈云当时在内部议论邓小平，说当时89年学潮是邓小平十年右倾的结果，六四镇压是左倾盲动的结果。六四镇压，邓起了关键作用。当年如果是陈云、李先念、彭真这些老人当家，就未必一定下得了手，而邓的为人就狠得多。六四镇压后果严重，影响至今，是当今维稳模式的源头。邓的“两手硬”成为邓后中共的执政模式。
宁馨：王康先生的意见呢？
王康：邓小平一生有三大污点是不可原谅的劣迹。一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他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他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给反右运动定性，在后来给反右运动平反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出了极其不诚实的品格。他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只是严重扩大化而已。有55万9957名“右派分子”，最后只留下五名：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几位，说明反右是必要，这是开天下玩笑之大稽。第二就是，他在80年代本来可以“非毛化”，因为当时众望所归。在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毛的罪过被越来越多地为党内外人士所知道，而且当时的呼声和意愿非常强烈。如果邓小平真的是对历史负责任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将毛请入历史的故纸堆的。但是他居然采取机会主义路线，如高文谦所言，他的一脚还是插在毛的阴影里的。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第一个问题他就说：毛泽东的像要永远挂下去，这使得后来中国的所有的改革开放直至六四等都被毛的阴影所拖住。邓小平难辞其咎。六四今年是25周年，六四是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事件，如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翻译《红楼梦》的那位，从来不管政治，但是六四以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接受BBC的采访时说：中国历代反动政权从来没有对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民众进行屠杀和镇压。他指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和陈希同这四位四川人士，这是我们川人的奇耻大辱。他们把国家与军队变成私家财产，这个罪过是应该载入史册的。想起六四我们至今痛心疾首。
宁馨：再看看邓小平的“功”。他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这个称号是否实至名归？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他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只能是他在大方向上是这样做了。但是如果仔细看看邓小平理论，实际上，他的理论只是规定了哪里不能去，从来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蓝图，在大政方针上是不清楚的，是模糊的，或者说他自己也稀里糊涂。如果说他参与改革，我想大概有一件事，是他自己和家人都不愿意提的，那就1988年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擅自宣布中国要实行“价格闯关”，就是要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把价格突然放开。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做的错误的决定。赵紫阳当时其实反对这种做法，但是他没有办法抵制。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决定失败了，失败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群众的抢购导致陈云推翻了这个决定；另外陈云的手下姚依林编造了一个蒙邓小平的方案，把邓小平的价格闯关调整成为五六种小商品价格调整的方案。让其无疾而终，结果，邓小平自己不愿认错，要赵紫阳出面代自己承认错误。此事对六四的爆发也起了不利的作用。
宁馨：高文谦先生，邓小平在政治改革方面成就如何？他是否主张政治开放？
高文谦：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这是官方的溢美之词，实际上他是一个“总拍板师”。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是胡耀邦冲锋陷阵；经济改革方面主要是赵紫阳大进大出。邓小平就是个拍板，刚才晓农讲了，有时拍板也拍错了。邓讲政治改革最有名的是80年代初《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其实，这只是权宜之计，主要是针对华国锋的。为了扳倒华，邓还一度支持西单民主墙，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以此向凡是派开刀。一旦大权在握后，便把西单墙封了。这充分显示了邓的实用主义哲学。实际上，文革后，政治上最宽松的是华主政时期。邓扳倒华后，立刻从政治上收紧，重新定于一尊。当时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文革结束以后，整个80年代最宽松的时期不是邓小平时代，而是华国锋的主政时代。
宁馨：世界各国领导人曾经对邓小平有非常高的评价，包括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卡特，以及英国首相等其它西方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西方对邓小平的评价比较高，比许多了解中共党史的中国学者的评价还高呢？
王康：西方人向来是误读中国。西方要了解中国还有漫长的道路，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去世以后，整个西方各国元首和联合国秘书长对毛的评价可以说叫做肉麻。用他们的话说，耶稣基督以来，人类两千多年历史以来，没有一个人象毛泽东那样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一直到毛的罪过慢慢地被西方所了解之后，然后西方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人物，所以到2000年《新闻周刊》评价20世纪三大暴君，毛高居榜首，因为他整死了3900万中国人，饿死了4300万他的同胞。邓小平慢慢浮出水面后，西方也对他有好感，因为邓小平是第一个访问西方的中共领导人，1975年访问法国，在爱丽舍宫用法文高呼“中法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78年访问日本，他的题词是：向伟大的、智慧的、勇敢的、勤劳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尤其是1979年他访美，他在德克萨斯戴牛仔帽，参观休斯敦宇航中心，去和福特（公司）通用（公司）的大老板们碰杯，而且公开说我们欢迎你们来投资，我们需要你们的资金、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他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他公开鼓吹中国愿意和美国和西欧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俄国这个北极熊，这当然迎合西方的好感。西方需要做生意，需要遏制苏联，西方人说：这个人不太象共产党人嘛。邓小平这方面作秀是一流演员。
但是六四之后，整个西方对他的评价急转直下，代表人物就是费正清。这位一辈子同情革命的美国头号汉学家痛心疾首，他说：我一辈子对中国的研究完全是错误的，我放弃我以前所有的学术观点。
宁馨：高文谦先生，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他搞掉了两位中共总书记，一位是胡耀邦，一位是赵紫阳，他为什么清除他们？这种权术对后来造成什么政治影响？
高文谦：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赵紫阳是党内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邓胡赵他们三个人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蜜月期，但是这种合作的破裂是必然的。根源是什么呢？胡耀邦之子胡德华说过一句话；根源在于改革是为了党还是为了人民？邓小平正是因为不允许胡、赵他们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之上，才把他们搞下去。
宁馨：程晓农先生，邓小平的垂帘听政和他的枪指挥党，对后来的政治体制尤其是高层的权力交接造成什么后遗症？
程晓农：我想有两个最大的后遗症：第一，从邓小平的枪指挥党开始到现在，甚至到今后，中国始终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单纯的文官政府在中国始终没办法控制局势，所以中国今后任何的政治进步，都只能克服这个障碍之后才谈得上；而如何克服始终是个最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是邓小平种下的。第二，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总是能够对在位的人说三道四，这个问题也是造成中国政治不断有各种过去的痕迹。
宁馨：许多人对邓小平的评价都到了六四就戛然而止。但是我们知道，在六四之后，邓小平又搞了一个南巡。南巡的目的就是为后面的经济改革护航，王康先生，您觉得邓小平当年南巡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王康：邓小平也许六四之后意识到，他既是六四镇压的拍板人，他也是六四事件的最大输家。苏联的亡党亡国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苏联都亡党亡国了，还坚持什么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在92年的南巡讲话是在戈尔巴乔夫在克林姆林宫宣布苏共下台后不到一个月，那个时间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一个是大讲韬晦，要稳住阵脚；同时他也讲不要分姓社姓资，中国应该搞市场经济。但是邓的92南巡讲话之后所谓的改革已经不是六四以前的改革了，在那之后，邓小平再也无法在任何意义上、任何形式上提出经济领域之外的任何改革了，所以他就造成了两种东西出现，一个是中国贪得无厌的权贵集团的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到现在，他们支配了中国的命运；另外就是整个中国知识界和一代大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完全被粉碎掉了。
（转自美国之音中文网）
说说南海争端

中国的海洋权益争端漫谈之一：领海到哪里？
首先说个段子。有人知道我们的领海是怎么回事么？有朋友说了，那有何难？12海里领海+12海里毗邻区+176海里专属经济区嘛，总共加起来也就是200海里。那么，我们的领海是从那里起算向外推12海里的呢？也就是说，领海基线在那里？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我国采用12海里领海。一石激起“三”层浪，因为声明语焉不详，印尼、美国等国家都纷纷来打听，你们的领海到底到哪里啊？
这可不是小事，事涉主权，如果你宣布的范围与他们的冲突，对方自然要提抗议；事情也涉及商业，人家的货轮如果遇难或者被抢，也知道该找谁帮忙救助。
可是我们中国就是不吭声，不肯发表必须附上的海图。
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苦了周总理为首的外交系统，要是那时候就宣布了海图，跟印尼、菲、马、越、日、韩的关系改善肯定是平添难度了，不发表声明又不行，所以搞了一出有头无尾的戏。
中国不透底，周边国家也就搁置了这件事，反正你还没宣布边界嘛，等宣布了再抗议也来得及。
只有美国搁置不了，天天来打听，心里急啊。它是海洋大国，又天天在这边晃，又怕莫名其妙发生冲突，通过好多渠道来打听过，其中包括波兰渠道，中国就是不告诉他。12海里领海云云，本来就是对付你的嘛，你急，正好。
说起来有钱人就是有办法，美国人不像我们有五千年与人斗的智慧，可他们是科学大国啊，别的不会，做试验有的是经费，准备停当，这就做开了试验……
从那年开始，你去看看《人民日报》，隔几天就有一篇声明：“美国悍然入侵我国领海，强烈抗议……”美国也很滑稽，照例是一篇回复：“你没公布你的领海边界，我是误入。”你来我往，双方都很有耐心，用了几年的时间，美国海空军共计入侵我国领海领空500余次（一说是900余次），此后就不来了。
90年代初，我国《领海法》颁布，宣布领海基线的时候，美国提供了一张图，与我国自定的边界一致。这张图怎么来的呢？就是搞了500次入侵，从外海往里拱啊拱啊，直到中国抗议，赶紧退出去，海图上作个标记，这就是中国领海了，500个点点下来，互相一连，中国的领海线就清楚了。你说为了这根线，美国人花了多少钱啊。
荡开一笔，美国作为海上霸主，最反对别人搞宽领海了，但后来自己也随大流，为什么呢？且听下回分解。
中国的的海洋权益之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笑话
本朝自宣布12海里领海以来，长达三十余年不向世界公布领海边界，创造了国际法上的奇观。虽然有为难之处，但是也确实暴露了我们长期以政策代替法律，随机应变，缺乏长远打算的执政特点。这条边界线，就既给我们带来过利益，也让我们成过全世界的笑柄。
带来利益的例子，打捞阿波丸就是一件，有理有利，还挺仁义。
带来祸害的例子，无过于希腊货轮事件。
1973年，希腊籍“波罗的海克里夫”号货轮在台湾海峡受强台风袭击遇险，要求救助。地点在厦门港外不到50海里。台湾、大陆、香港都收到了求救信号，也都表示要前去救援。这船的船长先生大概是个学国际法的，背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句话，再加上离大陆确实近，就拒绝了台湾的救援要求，专心等待“唯一合法政府”救援。结果厦门根本没有能够在这种风浪下出海的船，无法出海抢救。难船在风浪中挣扎达十多个小时，终于沉没于厦门港外，船上20名船员死了14个，6人被赶来的新加坡商船救起。
这件事之后，据说周恩来大发雷霆，立即拨款去日本买了大型专业救捞船，就是著名的“沪救101”，成立了广州和烟台救捞局。
这条船我是未见其生，有幸见其死。90年代初，这条船从日本回来，快要进入烟台港了，高压油管破裂还是怎么的，机舱突然起火，船员闻警而动，不去救火，而是抱上从日本买回来的细软，纷纷放救生艇逃走，结果一条已经回到家的大型专业救捞船在锚地烧得只剩了个壳。
回到正题，希腊货轮的例子告诉我们，领海的权益不仅仅是利益，它还意味着责任。国土是你的，你一定有义务要管好，否则，你很可能对全人类犯下了罪行。破坏本国的生态和保护本国的生态，意义也是如此。美国为了让别人缩窄领海，提出种种理由，只有这一条我挺认同。本来嘛，那些自己规定了200海里领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维持秩序和援助别人的能力，又依法不许别人管，如果咱们在那片海域里出了事，岂不是晦气到家了？
为了对付美国的海上霸权，联合国里的一帮穷哥们凑起来，张罗着搞一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权益的各个方面逐一定义。我天朝作为第三世界领袖，自然不能不厕身其中，不但参与，而且领导；不但领导，而且率先批准；不但率先批准，而且率先糊涂。时至今日，可以说是糊涂得一塌糊涂，但断绝了后路，反而有了出路，南海问题总算迎来了解决的曙光，这是后话不提。
话说一帮穷人要对付地球村首富，瓜分海洋，每家200海里，山姆大善人岂能不知？这不是压缩美国海军的活动空间吗？美国是坚决反对，政府不签约，更谈不上国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就变成了一个玩具，眼看要无疾而终。谁知道峰回路转。
里根时期，美国终于出了一位矮人，他矮在哪里呢？此人可以看见自己的海岸！原来美国人一向高瞻远瞩，只看得见别人家的海岸，从来不知道自己家也有海岸的。里根政府突然发现，世界上原来只有他是面临两个大洋的国家，而且海外一望无际，不需要跟任何人平分什么专属经济区，更不用说领海了。原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旦公布，他才是最大得益者，所以立即行动，政府批准，说服国会通过，动员其他海洋国家签约，快马加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终于从玩具变成了工具。可是原来想联合起来对付富人的把戏，结果还是富人沾光。马太效应果然不凡。“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和生效过程，就是这样一幕含泪的喜剧。
说是喜剧，里边自然还有笑料。诸君试看其中的《公海》一章。开宗明义，好像是“公海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只能够用于和平用途”，鄙人家里的《海洋法公约》早已束之高阁，大意如此吧。这段话堂堂皇皇，美国中央司令部不干了，据说他们的一位司令长官专门跑到一个研讨会上请教专家：公海既然只能用于和平用途，那运兵算不算？运军火算不算？两国掐架，难道要约好了到谁家里去打？
不知道专家怎么答复。
中国的海洋权益之三：东海的分割兼谈划界规则，我们为什么不去国际法院？
国家对海洋的权利基于陆地，没有陆地谈什么领海？但有了陆地，领海怎么定呢？大致上有这么几个原则：
1. 自然延伸原则。就是所谓大陆架，是大陆的延伸，延伸到哪里算哪里，直到海底地形突然一沉，就算是大洋了，大陆架也就到头，土地权利延伸的极限就在这里了。
PS：按照我们东海的海底地形，从大陆出去，一直是几十米到百把米的缓坡，直到冲绳海槽，地形突然下沉，一下到了2000多米深，黑潮宽阔壮观，不动声色，沿海槽缓缓而来直上东北，水色清到蓝黑色，令人终生难忘。我出海考察的时候，在奄美大岛附近测过透明度，30cm直径的白盘子，一直放到四十米水深还看得见，当时的疑惑是我们的潜艇在这里可怎么躲呢？
2. 人口比例原则，人口多的国家多分一点。
3. 相向岸线长度比例原则，岸线长的国家多分一点。注意，这里说的是相向岸线，只是争议双方相对的部分，不是指海岸线总长度。
4. 中分原则。把争议地区一分两半，最直观的分法。
我们对日本主要是坚持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边界到冲绳海槽中线。按照这个原则，日本大概只会剩下二三十海里的样子，中国几乎把东海全占光，成了名副其实的东中国海，日本当然不干。
日本提出的理由是这样的：日本的东西两面都有海槽，东面的海槽举世闻名，乃是马里亚纳海沟，一万多米深，乃是个喜马拉雅山放进去都不露头的大坑，外边才是真正的西北太平洋。所以日本说了，这个冲绳海槽，其实是大陆架上的一个凹陷，并不是陆架的终点，马里亚纳海沟才是终点。这样一来，日本和中国就是共大陆架的国家，延伸原则不适用。
日本提出的原则是中分，中国不予理睬，但是在事实上也从来不在中分线的对面搞什么动作，所谓不欲多事是也。这虽属无奈，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个行动本身会说明一些问题，让对手猜到了我们的底线。
中国提出来的让步，基本上是坚持大陆架延伸原则，可以考虑岸线长度比例原则稍作调整。
至于人口比例原则，日本自然是不提，中国好像也没提，大概是倚多为胜，胜之不武，不好意思吧，也可能是依据已经充分，不需要再提。
东海的划界问题之所以十分讨厌，因为它还要涉及到韩国，韩国也宣布过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当即声明不承认，但是此后也约束自己的军舰船舶，不得越线，我们大概就是在韩国声称的领海内进行过科学考察的最后一批中国人了吧。
韩国与中国是典型的共大陆架国家，延伸原则不适用。看到中国与日本谈判，中国愿意引入岸线比例原则，韩国就要求中韩双方按照岸线比例来分，中国严词拒绝。为什么呢？诸位去看看地图，中国对着韩国的海岸是江苏和上海，岸线平直，其实是很短的，韩国对着中国的岸线锯齿狼牙，其实很长，按照这个比例，中国大大吃亏，所以坚决不认。估计这片海域将来会中分了事，中国稍微让一点也有可能。
看到这里就清楚了，国际法上的划界原则，其实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到了最后，还是要看谁的力气大，中国在小小一个东海，对不同的对象坚持不同的原则，唯一的取舍标准还是国家利益。
日韩都曾经提出要和中国进行东海划界的多边谈判，中国一直是坚持双边原则，一家一家谈。这可是周总理定下的老规矩，宁肯在双边谈判中多让步，也不参加多边谈判，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与各国列强打交道血的教训，只要有可能就会坚持。再说了，前面河里有朋友谈可以请国际法院管辖等等，不要说国际法院需要争议各方主动接受管辖，承认并执行其判决，审判又旷日持久。中国和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允许什么人把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交到几个专家或者第三方手中的。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的公正，却不能寄希望于外国的调停、干预，更不用说判决了。所以我们只往国际法院送法官，给别人判案，自己的事情么，还是握在自己手里比较好。
说到这里，朋友们可能不知道，七十年代后期邓公与日本谈海洋权益的时候，我们还根本没有海底地形图，是拿着海军的航海图去的，日本资料反倒很详尽，那叫一个被动。邓公回来后大搞海洋调查。到今天，可以说我们掌握的水文、地质、化学等海洋资料数据之周密翔实，已经不弱于日本，可以说，总算把家门口的事情搞清楚了。为了这些数据，不惜血本。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自己造的（其实是用货轮改的）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0号两条万吨级远洋考察船都名列世界十大考察船之列，10号还兼有通信船之职责，天线密布，蔚为壮观，三百五十多个床位，四十多个实验室，在我们业内人眼里，比起军舰，也许更令人自豪。为了这些数据，每年都有人牺牲殉职。我的两个校友留学归来，参加海洋调查潜水死在黄海；海洋二所的科研人员，为了取得强台风的潮位资料被风浪卷到礁石上摔死；大洋协会两个人，为了西北太平洋考察，取得先驱勘探权，在向阳红16号上因船难牺牲。今天可以跟人家摆事实讲道理，全是靠人命和金钱堆起来的实力后盾，如果不是国力的提高，谁来理你！
我看到萨苏兄谈游行，说中国的希望在于疲惫归家的工程师，不由得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发愤建设这个国家容易，真干起来，其中的辛苦无奈和不甘，庶几有《赵氏孤儿》的那份心情。
中国的海洋权益之四：向海洋！图们江入海权与西北太平洋形势
尽管临海，但中国在传统上就是大陆国家，海洋一直代表着危险和反叛，而不是代表着机会。历朝政府都防范有加。所以有人打过来，割地赔款，肉痛得很，跟我们要一点海洋权利，倒是立刻答应。所谓天朝弃之，蛮人得之，于我为无用之物，于彼有活命之资，从来就不当回事的，乐得做好人。西方国家则不然，出海口问题争得拼死拼活，在一个水面占了70%的水球（而不是地球）上，谁掌握海洋谁就掌握世界，这才是大国的根本。而出海通道，则是第一步。
在出海通道问题上，日思夜想，经常要大打出手的最突出选手，就是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为了获得通向大洋的道路，为了获得不冻港，为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他们迁都、侵略、吞并、欺诈、合作，用尽了手段。你去看看圣彼得堡的历史、塞瓦斯托波尔的历史、塔林的历史、大连的历史，血泪斑斑，都和他们有关。
这里要说的，是瑷珲条约和图们江的故事。由于时间久远，家里的书和资料又不在手边，纯凭记忆写来，不一定对，欢迎指正，有时间的话再改写一次。
大家注意一下中国东北吉林黑龙江的地图，有没有发现靠海的地方都属于俄罗斯？老毛子对于海洋的贪婪和我天朝对海洋的无谓，两种态度合成这条国界线，记载在一个文件上—《瑷珲条约》。从此，东三省被隔绝于大洋之外，只有辽宁还留有对内海的港口。

闭关锁国的年代，我们不需要海洋；贫穷落后的中国，海洋对于我们也只意味着几条鱼虾，但是一个强大的中国需要什么呢？
必须成为一个海洋国家！政治上要求我们走向海洋；经济上要求我们走向海洋，开发海洋。为了保障这一切，军事上，我们必须能够自由地航行在大海上！
然而有岛链。
海洋环境是严酷的，不通过岛链我们不能进入西北太平洋，不通过马六甲海峡我们不能进入印度洋，而这些咽喉要地，都控制在别人手里，每天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无数只耳朵在倾听，大门随时可以关闭。一旦关闭，贸易将停止，能源将枯竭，军舰出不去回不来。那些陶醉于我国海上力量建设的朋友们，可曾想到这一点？一支可能出不去的舰队？一支出去了就可能回不来的舰队？光强大有什么用？对马海战和两次大战中德国海军的遭遇，不都证明了拥有开放性通道的重要性吗？别看前几天有条潜艇招招摇摇地过大隅海峡回来，那是溜出去的！正好证明了你不能正大光明地自由出入。
所以每次看到中国地图，看到右上方的地形，心里总是一股苦味久久不去。哪怕在这里有一点靠海也好啊，我们就可以拥有一条绕过岛链，奔向大洋的北方出路，怎么老祖宗就都不要了呢？
然而绝处有生机。
八十年代在海洋法学界有一个大的盛事，就是重新发现我们拥有图们江的入海权。
《瑷珲条约》是中国签订的没有中文本的国际条约，它只有满文、蒙文和俄文本，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懂汉语，你没有办法合法地理解它。后来的《中俄北京条约》基本追认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中国的海岸，就永远和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说再见了。
但是据说，瑷珲条约的俄文本中，留了一段文字，说是中国渔民可以合法地在图们江上航行，也可以合法地通过图们江出海，因为他们以捕捞大马哈鱼为生。谈判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作翻译，是他自作主张写上了这段文字，后来勘界的时候，吴大澄坚持了此条。
我们从图们江入海，需要沿江航行15公里，有了这15公里的航行权和出海权，就有了一个出气孔，将来未必不能成大气候。所以外交部发出说帖，取得俄朝两国认同，先派渔民，然后弄了一条小小的考察船，沿图们江入日本海，两家没有异议，权利就落到实处了。
要把这个权利弄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我们倡议建立图们江口国际开发区，一直张罗到联合国；图们江上横着很矮的俄朝铁路界桥，我们的大船出不去，要做工作请他们加高，朝鲜还要从中作梗，要说服，要拿东西来交换；这个航行权最初是为了渔民捕捞大马哈鱼而设的，在没有成气候之前，大马哈鱼可千万不能绝种，所以每年我们都要往江里投放大马哈鱼鱼苗。可笑吧，可是没有办法，没有人会喜欢邻居强大的，俄国和朝鲜也不例外，只有细雨微风，缓缓图之。我的心中，总有一天，或买或租，我们会在图们江口拥有一块港口飞地，直下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我们这个国家，至少衰落了两百年了，病去如抽丝，今天力图中兴，急不来的。
最后，我觉得应该寻访后人，给那位法国传教士发一个大勋章。呵呵。
中国的海洋权益之五：南海啊南海
南海真是个好地方，如果有可能，建议各位一定想办法去一次，我觉得比去西藏值得。何况西藏永远不会是别人的，南海嘛，还有不少麻烦，也许将来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了。
所谓南海问题，包括西沙和南沙问题，主要是指南沙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谁首先宣布南海是中国领海？又是根据什么呢？
清朝的皇帝，连领土也保不住，知不知道有领海这回事也都难说，自然不会主张海权。民国建立后，太平日子没有几天，不是内战就是外患，然后是世界大战，幸亏站在了胜利者一边，这才有南沙问题，要是站在输家一边，今天可能还没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说来也奇怪，中国人每逢大事，点子奇准，两次大战，都站在赢家一边。第一次是名胜实败，第二次则是中了大奖，所获奇丰，弄了个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当当。到现在快六十年了，还是玩得兴高采烈。多少比我们有钱的人眼睛红得出血，也想参加进来，可我们玩我们的，就是不给你玩。想起来真的要感谢当年的总统蒋公。
话说1946年，林遵率舰队收复诸岛，说是收复，我看还是有接收失败者财产的成分在，有些岛屿其实不知道是谁的，日本人占了，又输给了我们，我们自然就笑纳。跟随舰队出海的，有一位地质矿产部（？）的司长级官员，大笔一挥，用九条虚线划了一个大口袋，这个口袋大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地图上都只好另开一个新窗口，专门显示它。回来以后，印到国民政府的地图上，公诸于世，边界线就这样出笼了。

本来我们画了图，说我们家的院子到哪里哪里，邻居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不说，就当你们没有意见了，但是这伙邻居几乎十年都不吭声。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这才陆续跑出来主张主权。我们自然是得理不饶人：“你们有意见为什么不早提？现在我们都管了这么多年了，哼哼！”
那帮家伙也挺委屈。原来1946年菲律宾还没有独立，美国还罩着他呢，应该美国替他出头的。美国被土著人吵得头晕，正准备撂挑子让他们独立，哪里还有心情管这等鸟事，所以没有态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差不多，革命党刚从树林子里钻出来，或者还没钻出来呢，东西南北还摸不清楚，谁看见过中国印的这张图？又有谁知道该抗议呢？越南当时正打得如火如荼，保大皇帝自保不暇，法国老大到处救火，也顾不上管这档子事啊。
不管怎么说，主权这玩意有时候就像西式结婚，要公告一家伙。牧师大人庄严宣布：“有异议现在提，否则永远闭嘴。”“什么？没有人有意见啊，那就这么定了！祝福你们，阿门。”
但是这九段线划得实在是太那个了一点，基本上都是沿着人家的海岸线划的，人家家里内讧结束，当然要出来理论一番，南沙争端，于是越演越烈。
这九段虚线到底是什么线？它既不是领海基线，也不是领海线，它的法律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家里也心虚得厉害，所以1995年公布领海基线的时候，根本就不提。海洋法学界内部，就称之为九条断续线。爱国的诸位同胞，可有人去数过从越南沿海到巴士海峡，围这个大口袋到底用了几条线？
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可不能发书呆子气，什么依法办事之类。前朝给我们留了一个理由，我们就要用足。找新的理由，付诸实际行动，去争、去抢，弄多少算多少。
具体的行动，大家看到了岛礁上驻守的战士，捕鱼的真假渔民，护航的渔政船和军舰。还有大部分人不知道的。十年以前，地矿部，国家海洋局，海洋石油总公司联合搞了一个南沙海域的物探调查，弄了一架飞机空中来搞。外交部紧张得要死，所以最后的实施方案不是按照一般的物探方法从一侧开始逐条勘查，而是先在最中间，肯定没有争议的地区飞了一个来回，看看没有人抗议，再往左右扩一点，再扩一点，结果全部勘测了一遍，邻居都不吭声，于是得胜还朝。实际上呢？这周围都是穷邻居，可能根本就没有空中监控力量，不知道你在干啥呢。如果是在东海啊，那就早把答复邻居的抗议照会都拟好了再出海的啊，他们哪里会看不见。
结合后面的几个说明，我的观点是：
钓鱼岛问题的实质是“保”。主权是明确的，就是属于我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捍卫主权，在法律上根本就不会承认日本的什么权利，永远都不会。即使他现在占着，那也还是我们家的东西，我确实有可能永远也拿不回来，但子子孙孙都要给我记牢，那是我们家的，有朝一日时机成熟，一定要拿回来。
南沙问题的实质是“争”。法律上确实有问题，但先下手为强，争得多少是多少，为此杀人放火则没必要。
附带说一句，本系列全属谬论，放之四海而皆不准。而且在十年前我就是这个观点，当时就不合时宜。我姑妄言之，各位姑妄听之吧。
中国的海洋权益之六：在南海，中国真的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吗？
谈到南海的权利，我们喜欢说一句话，叫做自古以来就如何如何，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加上“神圣”两个字，这就是所谓历史性证据。
南海的历史性证据，主要是渔民世世代代捕捞的传统生产证据。还有就是在诸岛上发现了很多中国人生活过的证据，什么铜钱、船具、水井、房屋等等。可是这些证据，在现代国际法上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小。想想也是，这些依据如果可以算数，那我们的海洋国土可以一直拓展到暹罗湾，泰国都跑不了，更不用说什么菲马新越了，那样的话，南海问题一举解决，连邻居家的房子地皮都成了我们的了，院子还在话下吗？大家不要笑，这个主张我是亲耳听台湾一位海洋法学家说过的。这位先生不但强调历史性证据，而且要求据此宣布暹罗湾为我国的历史性海域！他演讲下台以后，中午用午餐碰上，我笑着说他：“你还真是怕我们和邻居打不起来啊。”所以在哪里发现了什么什么，证明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之类的话，听听就是，不可认真。
真正过硬的证据，就是实际控制。你说那里是你的，你有没有去管理过？那里的人服不服管？别人是否都没有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都是“是”，你多半就赢了。在西沙，我们就有这样的依据，在南沙，好像还没有，幸好别人也没有。毕竟我们只是路远够不着，而邻居们那时候很可能还住在树上，有时候宰两个人吃吃什么的，谈不上主权二字。（在钓鱼岛，则是日本人实际在管，那里没有人住，中国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而且是持续反对，有了这第三点，日本在那里的主权成立不了的，我们很有耐心地不断抗议，奥妙也在这里。）
滑稽的事总会有，在西沙就出了这么一件。越南海洋法学家搜罗旧闻，发现了这么一件奇事，如获至宝，谈判的时候，当作王牌打出来了。
原来在清朝的时候（什么年间我忘了，大概在咸丰同治之间），有一条法国货船运铜经过西沙海域，遭遇海盗，被抢了个精光。根据海上的货运规则，这时候应该到当地政府报案，请求缉捕海盗，政府并且出具证明，回去后就可以向货主交待，并向保险公司索赔。法国船长于是就把船开到最近的海南岛榆林港，向当地知府（也许是知县？）报案。咱们是中国人，熟知官员的作风，当时又是洋人甚嚣尘上的时代，大家都是避之则吉。此后发生的事情，那是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
那官员告诉船长，我这里叫做天涯海角，天朝上邦到此就为止了，你那个海外，谁知道在哪里？你被抢了，我们不负责任，管不了，也不想管。就这么把被抢船长送出了衙门。
但是这件事需要有个了结啊，要不然回法国不好交待。于是法国船长只好驶向越南海防港，那里的地方官员倒挺好，给他开了证明，还派了条小船出去转了一圈，算是缉捕过了。
这是什么证据？这就是实际控制和治理的证据。这个证据说明，中国早在清朝，就不承认西沙是本国领土，也不承担那里的治安等工作。而当时的越南不但认为西沙是越南领土，而且实施了维持秩序的工作。这还不说明西沙自古以来就属于越南吗？
如果您是中国的谈判代表，受过海洋法和国际法的充分训练，面对这样一个证据，会怎么办？真得恨不得乘时光机器回去杀了那个知府啊。
实际的对付方法无非是两条。一条是提出我们自己的更多证据；另一条则是不加理睬，也不争辩，让实力自己去说话。到底采用了什么方法？反正直到如今，西沙是我们的，而且永远是我们的。
话又说回来，官员应该学法守法，已经成为公务员培训的共识，但是，地方官员一般不需要学国际法，真的不需要吗？
中国的海洋权益之七：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在南海，无权一身轻
环绕南海这九条断续线，是我们争取南沙海洋权益漫天要价的上限，超过这个范围，我们肯定是不会再提什么要求的，在这条线内部，其实是可以商量的。问题在于对国民不好交待。

这九条断续线，其法律意义到底是什么？是领海？群岛海域？历史性海域？谁也不知道。
首先，会是领海吗？不会的。前面说过，国家对海洋的权力基于大陆，也就是海权基于陆权。要确定领海，先要建立领海基线，要划领海基线，先要定领海基点。领海基点必须是主权无争议的岛屿或大陆；基点之间直线距离不得超过24海里，也就是领海加毗连区的距离；时隐时现，低潮时才出露的礁石和浅滩不算数；更严格一点的话，最好岛上是能有人类居住条件的。南沙符合哪一点？除了国民党当时占领的一部分，几乎都不太符合。我们的教科书上说到南海诸岛，都要说一句话，“南到曾母暗沙”。暗沙暗沙，自然是不露头的暗礁，暗礁暗礁，陆都没有，谈什么海权？所以这句话在法律上根本就站不住脚。可是自本朝立国以来，我们就是这么教育国民的，今天突然说这句话法律上不成立，国民接受不了，只好使一招乌龟不出头，我们不提还不行吗？
这九条断续线包围的肯定不是领海，那就要另找理由，那么多岛礁，可不可以说成是群岛海域呢？印度尼西亚可以，咱们也可以来个千岛之国嘛！群岛海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认的主权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群岛海域的构成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1. 水域面积和陆地面积（包括环礁）的比例应该在一比一到九比一之间。
2. 基线长度不得超过100海里，允许有3%超标，超标部分也不得长于125海里。
南沙那个地方岛礁又小，相互距离又远，根本达不到这两个标准。
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勉强宣布基线，相邻国家也没有意见，麻烦又来了。基线确定之后，基线包围的海域就成为内水，内水的上方就成为领空。国家对内水的管理可不是一般的严格，完全依据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原则上外国船舶、包括军舰就不能自由通过了，要想通过，必须事先通报，请求批准，浮上水面，挂起旗帜，快速航行，不得停船，不得下锚，弄不好还会要求你解除武装。要想不这么麻烦，就必须设立群岛水道和空中航道，供外国船舶飞机通过。
这条有些勉强，但是可以争争看。律师的理由嘛！脚下如果没有坚实的大地，有块木板也是好的。
但这不够，还要找其他理由。想破了脑袋，还是从“世世代代”这四个字上做文章。
我们可以宣布南沙是我们的“历史性海域”！这个地方是我们历史上就经营的地方，渔民赖以为生，商业贸易依赖这一通道，所谓民生赖之，不可离弃。这个理由看上去不错。别人也有这种海域，比如加拿大的哈得逊湾，大家去看一下北美地图，那个口袋其实很大的，要按照12海里领海制度，中间都是公海，可是加拿大就是宣布这里是历史性海域，袋口一扎，里面都是我们家的东西。
但是按下葫芦瓢起来，我们这个主张刚试探了一下，周边诸国还没反应呢，几个海洋和航运大国，包括美日就都来问：“听说你们要宣布这里是历史性海域？那以后我们路过的时候岂不是都要先请示汇报？”原来这里是国际海运的重要通道，每天千帆竞渡。一旦宣布为历史性海域，国家对其的管理接近对内水的管理，不但要管海洋，还要管天空，还要按照国内法来管。这样都行，岂不是生杀大权全操于我？想抓就抓，想审就审，不要说路过的军舰，路过的客商不是也很不放心？这个干法，其实相当于宣布我们家门口的高速公路是我们家自留地的一部分，我想乘凉就乘凉，想晒场就晒场，过路人肯定有意见。要强行宣布，多半会成为世界公敌。
正因为如此，前文谈到，我们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吃亏，至少南沙问题就没有办法坚持原来的立场，只能跟邻居商量着来了。但是在商量之前，还是要尽量占一点地方，多一点讨价的砝码，理由嘛，管他呢！
南沙周边诸国的抢占活动，其实相当于我们国内拆迁以前的抢搭违章建筑。当然是非法的，国家也不承认，但是到了补偿的时候，还是会考虑的。不但邻居争地盘如此，公共汽车上争坐位更是这样，先扔一个包包过去，别人想坐，就可以大喝一声：“有人了！”这句话有什么法律依据？没有，奇怪的是大家看见这个包包，听了这句话，多数会乖乖走开，另找地方去了。大家承认，那就行了，这就叫做惯例的力量。
这里要顺便说一句，前些年，有些人策划在公海上建立流动广播电台，向中国发送政治性广播，后来无疾而终。为什么不敢干呢？原来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这种情况，只要出现这样的广播船，可以收到广播的任何国家的法院均可以接受起诉，加以审判，本国军舰可以实施登临权，即使你在公海上也一样。所以只要该船开始广播，大陆可以收听到，法院一判，军舰就可以立即出发去抓人，管你在不在公海。这几个人只想做先驱，不想做先烈，自然是偃旗息鼓。
中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实是大势所趋，吃不消像美国那样耍赖的。南沙问题上吃一点亏，也是必然，东海上就沾光了嘛！遗憾的是，这些事跟国民不容易交待，没有哪个政府官员敢说南沙问题上，我们是弄多少算多少，实在没有也就算了。全国人民还不生吃了他？所以谁都不出头解释，老百姓也不明白，只是觉得政府软弱无能，呵呵。
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放弃了一点权益，却明确了规则，这叫做无权一身轻，今后谈判起来容易一点，对国民交待起来，也有个依据。赶紧跟四邻把地界划清楚了，大家都是好邻居，可以专心建设，也省得别人挑拨离间，天天扯皮，好处还是不少的。
中国的海洋权益之八：舍命开荒的大国意识，大洋勘探与开发
知不知道中国有个“大洋协会”？知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写得很滑稽，有大量的篇幅在谈一个叫做“区域”的地方，在谈一个叫做“管理局”的机构。分章累节，把个公约弄得像个企业章程。这是为什么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以后，各国瓜分临近海洋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但是另有一块，就是公海，则相对沉寂。这块地方约占地球表面积的一半，表面上可以航行捕捞，海底可是有丰富的矿藏。大家嘴上都承认这是全人类共同财产，实际上却各怀心思。这块地方有多重要呢？用专业的语言说，“国际海底区域是地球上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最大的政治地理单元”。您琢磨琢磨这句话，不感觉到应该赶紧插手吗？
大洋底下，有多少矿藏呢？什么可燃冰之类的新玩意不说，光说大家都知道的多金属结核。这一种矿物，其中含有锰、铁、镍、钴、铜等几十种元素。世界海洋3500-6000米深的洋底储藏有3万亿吨，太平洋海底储量最多。其中锰的产量可供世界用1.8万年，镍可用2.5万年。

实际上，在风波险恶的大洋，几千到近万米的水深，要查清楚有什么矿并不容易，要捞上来就更难，要以合理的成本实现商业开采，就更更更难。咱们河里多的是学自然科学的人，几千个大气压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清楚。不是财雄势大的有钱人，是干不了这件事的。
有钱人干，难道穷人只眼睁睁看着么？穷哥们联合起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规定了又规定，内容大致如下：
1. 国际海底及其资源，任何国家或个人不得据为己有，任何国家也不能自由开发，而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2. 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实行国际管理，联合国在1994年《公约》生效时专门成立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管理权，总部设在牙买加。
但是穷人毕竟是穷人，自己开发不了，又不准别人开发，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最好是富人出钱，富人出力，穷人沾光。（附带说一句，穷人多数是懒人，这可不偶然。）所以关于国际海底矿产资源的开发制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实行平行开发制，即一方面由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企业部开发，它可以直接牵头把有钱的企业或者个人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开发；另一方面由有关国家及其自然人和法人与管理局以协作方式开发，勘探资料要全部上缴管理局一套。
可是，美国日本等国家，早就开始了有关勘探工作，海底下有这些矿，还是他们发现的呢！所以为了照顾对资源勘探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国家的需求，承认它们的优先勘探权。这个优先勘探权附加了不少条件，全都是为了保证穷人沾光的，富人咬咬牙，也就承担下来了。我们中国，本来应该属于穷人，可这次不惜血本，挤到富人堆里去了。
大国就应该干一些只有大国才干得了的事情，做大事，争大权，让别人学不去，追不上，不要和穷人去争一些鸡毛蒜皮。美国，日本，是最早干洋底勘探这件事的，中国和印度紧紧跟上，中国要稍快一点。韩国、巴西、菲律宾和泰国等，也在积极准备，并且正在申请矿区。
1991年，中国大洋协会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登记注册为国际海底开发先驱者，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分配到15万平方公里的开辟区，马上开始勘探调查。1999年，完成开辟区调查，弄清情况后，按照约定，上交勘察资料，放弃开辟区内50%区域的开采权（这些都算上交的管理费，呵呵），中国大洋协会为我国在上述区域获得7.5万平方公里具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的金属结核矿区。当然是我们挑过的富矿区。想一想，只比江苏省面积小一点的矿区，下面铺了将近200米厚的金属矿藏，这已经是我们的了。是不是该游行庆祝呢？我觉得值得。因为反过来想的话，如果我们丢了这么大一块地儿，多半要游行了，呵呵。
目前，我们已经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勘探合同》，从国际海底开辟活动的先驱投资者成为国际海底资源勘探的承包者。等到我们的深海机器人造好，采矿和运输技术成熟，也许在10年之内，就可以看到太平洋捞回来的锰和镍了。
争夺海洋权益的的斗争，并不总是刀光剑影，经常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完成的。开发勘探大洋，我们现在的水平大概是全球第三名。一般来说，研究大洋勘探技术和勘探工作，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开采技术实用化，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到了现在，只要我们不停步，落后于我们的人，大概赤脚也追不上了。开发大洋的意义和它对我国科研水平和工艺水平的促进，我觉得只比两弹一星低一点点。谓予不信，可以试看今后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名单。
7.5万平方公里的权益，这就是大洋协会的工作成就。外交部，国家海洋局，原地矿部等部委功不可没。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也许今后我们会有幸看到一个漂浮的中国，一个每三五年就会扩张五万平方公里左右的海底国土。这个地方，目前就在夏威夷以北，日本以东，美国西边的太平洋上，大概就是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出发地左近，也是奇特的巧合。
真的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不但每年要为此付出几千万的勘测资金，也付出了其他的沉重代价。向阳红16号就是执行大洋勘探任务的途中沉没的，还死了三个人。
回忆起这条船，现在还觉得她漂亮。4400吨，线条优美，停在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浦东高桥码头，紧贴着雄伟的向阳红10号，犹如一对柔情蜜意的情人。跑起来又快又稳，可以高速到达目标区；低速性能又好，可以拖着考察设备慢慢游弋。在八十年代，那是世界顶级配置的科学考察船，不要说实验室了，在刚脱离“先生产，后生活”模式的新船里，生活非常舒服。里边的首席科学家舱室，比宾馆不差。乘这条船出海，大家都是很羡慕的。当时的向阳红16号，几乎专业搞大洋勘探了。
坏也就坏在“羡慕”这两个字上。向阳红16号1993年沉没在济州岛附近，当地水深好像只有80来米。沉没经过的官方版本，可以看这个网页：http://www.kepu.com.cn/gb/earth/ocean/protect/prt121.html
其实呢，据传闻，这应该是一起责任事故。
简单的说，当时出海考察是有补贴的，向阳红16号是新船，舒服，又老是跑西北太平洋，停靠夏威夷，有美金可拿，所以参加大洋考察是美差。美差就要轮流去，这也是咱们国家的惯例。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向阳红16号的船员队伍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在东海分局系统内轮换。如果我记忆不错，这一年是轮到了宁波的四大队为主。临时的船员队伍，未经磨合，对船舶也不熟悉，船未出港，隐患已经埋下了。
这条船上不但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多频海底扫描系统，海洋二所带上了深海专用的海底照相机（听说是3000万元进口了两台，出去调查跑丢了一台。下水的时候好好的，拖上来就只剩下钢缆了，这是剩下的一台）。由于经常要在远离航线的海区作业，船上的航行保障系统也是第一流的，除了航行的雷达系统，还装备了自动报警避碰雷达，是进口的第一流设备。
由于赶路，晚上起雾的时候，船速并未合理降低。进入济州岛海域，当地是传统渔场，有许多小渔船作业，为了防止被大船撞击，这些渔船多数装备有雷达反射器（在桅杆上，三角锥形）。向阳红16号上的避碰雷达，只要发现一英里内有回波，就会嘟嘟地叫个不停，值班船员听得心烦，竟然把避碰雷达关闭了！这是祸害的开始。
凌晨四点左右，“银角”号液化石油气船出现在雷达屏幕上，值班员作了记录，但并未改变航向。按照道理，四点半左右还应该记录一次“银角”号的船位，一旦发现“银角”号两次船位的连线指向雷达中心位置，就要立即考虑碰撞的可能性，看惯矢量图的朋友，应该一说就明白了。但直到五点，向阳红16号没有改变航向航速，银角号也没有。
五点五分，银角号从浓雾中出现，两船相距只有约200米，我船向东南，对方向东北，正在沿直角方向冲向灾难的汇合点。
这时候的一般惯例，是双方向右舷转向，各自从对方的船尾通过。但是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我们太靠近对方船头，也许是对自己的机动性和速度有信心，向阳红16号打了左舵，企图从“银角”号船头加速通过，而这时“银角”号正在向右转向，正好在双方的新航线上形成了致命的交点。4400吨的考察船被3.8万吨的大船撞击，连对方的甲板也看不见，在腰部被“银角”号球鼻艏冲进挑起，形成一个大洞。“银角”号主锚因为紧急刹车向前荡过来，那么一大个铁钩子撞进上层舱室然后又荡出去，正好扫过两张高低床，大洋协会一位官员，中国建设银行（贷款单位）一位干部在睡梦中当即牺牲。
撞击发生后，“银角”号立即退出一海里外停船，这一退，原来被她的球鼻艏堵住的大洞立即进水，十来分钟就沉下去了。
事件发生后，我们对“银角”号多有指责，但是按照海上避碰规则，它的责任是不大的。首先小船让大船是惯例，他不变更航向航速不能说错；其次，她急速退出导致了我船加速沉没，有责任，但是她装的是液化天然气，在运载危险易爆货物时，应该首先防范连锁爆炸，在被撞船舶有可能爆炸燃烧的时候，她迅速退开应该是正确的。说到失误，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撞船，双方都没有用16频道联络一下呢？
最后的索赔好像也不成功。
为了这件事，当时的总指挥，东海分局党委书记，第一次南极考察的英雄船长张志挺好像被撤职，陈局长也背了处分。
当时随船的是负责大洋勘探主要任务的海洋二所，最后一个含泪的笑话出在他们这里。为了减少科研经费支出，课题组可以多分一点奖金，勘探设备竟然都没有参加保险，一家伙沉下去，无法补偿，真真是亏煞老本。
由于事情发生在十年前，听来的传闻也开始模糊，这里说的事实如果有出入，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只删去人名呢，还是连细节一块删？请教方家，何以教我？
就大洋勘探而论，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害的我国差一点耽误了规定的最后勘探期限，不得不赶紧奔俄罗斯买了一条船回来，现名“大洋一号”，因为急着买，老毛子狂敲竹杠，实际成交价格比预算价格翻了一倍还不止，据说前总理大发雷霆云云。
但是不管怎么说，船员和科学家要去赚那个漂泊四海才来的补贴，可见其生计之艰难。所谓含泪的笑剧，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责怪他们的。我们学海洋的同学，在美国工作的人，据说出海的工作特别容易找。美国鬼子，谁愿意经年累月漂泊啊。我们的科研人员，却是经常出海的。
说实在的，1963年太宗总书记亲自批准成立国家海洋局，第一任局长就是中将。这些年来，国家海洋局和外交部在海军和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协助下，争了不少权益。太宗复出后，七十年代末投下血本，建立了世界首屈一指的顶级考察船队，作为一个穷国，真是不容易。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悄悄地成了世界第三号海底勘查开发大国。现在能源紧缺，大家看见东海油气田和南海西部油田的作用了吧，那可是二十年前就开始调查勘探的。过十几年金属矿产资源紧缺，大洋海底我们占下来的地盘就会发挥作用了。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所见者远，所图者大的事业，其开端往往是低调了又低调。咱们开始这些调查的时候，只肯说自己是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谁也不说对我们国家会有什么具体用处。好笑的是，外国人多半一眼就看透了我们要干什么，自己人反而看不明白，当然，这不怪老百姓。
我这里讲的，应该不会涉密。因为我只讲十年以前的事。脱离海洋界以来，也碰不到什么秘密，只不过长期干业务，专业训练和敏感性不同而已。河友放心。
中国的海洋权益之九：余言
因为各种原因，本系列写不了原定的十一到十二篇了。南极问题不必再写，是因为我们已经挤进去了，它和海洋权益问题的直接关系，目前也不明显；北部湾问题也不必写，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历史。中越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现在的任务，是要遵守协议，并且赶紧忘记之前的历史，开始新的生活。所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并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沉浸在对过去荣光的缅怀里，生活在对邻居不义的仇恨记忆里，以意淫为乐，以骂街为能，那是破落贵族和不成气候的遗老遗少们的勾当。我们嘛，还是轻装前进好。
毕竟，我们发表言论，并不是为了吃后悔药，也不是为了指责别人，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我们写作，呼吁，都是想为将来的斗争出一分力，提供一点思路。
中国的海洋世纪必将到来！前提是我们会建设得越来越好。还是那句老话，闭关锁国的中国不需要海洋，贫穷落后的中国不需要海洋。我希望，我们的商船奔忙在各个大洋上，而海军，只是为了保卫他们而航行。
所以，我们还是先去做海洋生意、去开发海洋矿藏吧，等到有了广泛丰厚的海上利益，海军才有合理的用武之地。
海洋权益，除了资源的占有，更重要的，是权利，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大国，其利益必然遍及全球。占有其实是次要的，影响才是主要的。站在喜马拉雅山顶看世界，今后20年的海洋权益上，通道高于一切！
除了前文说过的图们江出海口，可以让我们通向日本海以外，在未来，我的看法，我们必将会：
穿越克拉地峡，从泰国直趋暹罗湾；
铺设输油管，建设高速公路或者铁路，联通巴基斯坦，并加速建设在巴基斯坦的港口；
设法从西藏或云南出孟加拉湾；
这是直下印度洋的世纪雄心，做得好了，我们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洋国家。
首先要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戒心，让他们在合作中得到实惠。这次的印度洋海啸援救，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就做得很好，必将产生丰厚的回报。那些短视的，煽动仇恨的言论，其实无益于我们的战略利益。
这些寻求通道的努力，都会受到利害相关国家的抵制和阻挠。在图们江，是朝鲜；在东南亚，是新加坡和印尼；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是印度。在所有的地区背后，是美国。这很正常，没有那个邻居会喜欢我们比她富强。对付这些抵制和阻挠，不但需要我们加强实力，还需要我们有极大的忍耐力和高度的政治技巧。在家里发脾气是没有用的，和邻居打架也不是一个好选择。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就是和平解决争端。动辄灭人之国，已经不时尚了。确实还有人那么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该学习他。“自古知兵非好战”，其实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
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正在弱化，人权至上的思潮正在上升。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影响在加强，地球正在缩小，别人家里的事，是会祸延四邻的。不可以说什么“我们自己家里打人杀人，别人不得干涉”。地球村的村民，是可以干涉，也是应该干涉的。自九十年代以来，印尼暴乱，卢旺达暴乱，南斯拉夫内乱，如果完全强调主权，大家作壁上观，国际社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那种认为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对下要求全体国民无条件牺牲，对外不理睬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和尊严的国家至上主义，正在走向坟墓。还持有这种观点的朋友，如果愿意，可以读一下卡西尔写的《国家的神话》。
写完这个系列，最大的动力是看见有朋友说，毕业后会投身祖国海洋事业，这真是对本文莫大的奖励。谢谢谢谢。
需要提醒这些朋友的是，除了危险，海洋工作其实非常艰苦。特别是大洋调查，往往既看不见鸟，也看不见鱼，看不上电视，水天一片，极为孤寂。为了排解寂寞，我就曾经把电影《阿凡提》看过20多遍；一本《楚辞》，也就是这样背下来的。作为国家战略性工作的基层执行者，你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也看不见它开花结果。
我只是一个见证人。为了国家的海上利益，另有许多人作出了真正的牺牲，包括生命牺牲和事业前途的牺牲。如今我每次路过青岛潜艇学院大门，都要默念一个名字。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他的功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个人付出的代价。当你看到南海我们从越南手中夺回的那些岛礁，想到那次著名的海战，请记住一个名字：原南海舰队副参谋长，后任潜艇学院副政委的陈伟文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