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他俩都是鲁迅徒，不奇怪，辛先生哪有功夫专门反驳此等谬论。我给你找来郭国汀的相关评论，请看如何：
孙文和蒋介石与苏俄党国体制的原则性区别
郭国汀
还原历史真相至关重要，中共暴政铁血统治六十年，任意串改伪造中国历史特别是当代史，旨在故意抹黑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因而有关中华民国史被随心所欲瞎编乱造得一踏糊涂。近日读西方学者专家当年写的有关专著，发现有关孙中山、蒋介石与苏联交往的部分史实，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当事人，而是外国大学研究机构专职学术研究者，没有个人利益冲突，尽管不排除因个人信仰与意识形态立场而有自已的独立见解，但是西方学术研究有严格的学术规范，非常讲究论据出处与客观公正因此其论述真实可信度极高，值得每位关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中国人参考。
2010年7月4日第227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苏联当局自1918年始至1922年连续四年向当时亲日的安福系北京政府而非向孙中山发出无偿归还中国被沙皇非法侵占的领土的意思表示，是因为苏联当时认为弱小的孙中山南方政府无法支持苏联的利益。苏联当时另外看好的是实力派军阀吴佩俘，吴为取代安福系派军队占领了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但吴佩俘亲英美而反共不亲苏。
共产国际派马林(Maring)于1921年春来到中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马林在访广西后确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将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流。1922年1月省港大罢工进一步印证了他这一判断，于是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当孙中山被陈炯明于1922年8月赶出广东转到上海后，马林再度会见孙中山并促使他用军事手段，取代以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重新夺回广东的任何企图。孙中山因对西方列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深感失望，才开始考虑寻求苏联的帮助。马林同年9月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新进展，基于这一事实，共产国际决定放弃扶持北方军阀的努力，转而关注扶持孙中山。马林在共产党党报上发表了他的观点，成为苏联政策趋向的新起点。[2]随后苏联政府委派高级外交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赴上海向孙中山保证：实现中国民族运动的目标可以依赖俄国的援助。[3]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称：“由于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支绝对独立的力量，有必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成为国民党的合作者，于是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其决议称“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并应居于领导地位”。[4]苏联高级外交代表阿道夫与孙中山建立正式联系后，于1923年1月26日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阿道夫越飞（苏联政府）同意：“中国不存在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主要和即刻的目标是取得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5]亦即：「孫文越飛上海宣言」，“共產主义及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於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這是‘聯俄’的前提條件。‘容共’的條件則是，“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黨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这一宣言表明孙中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容共的前提条件，仅是允许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而非与共产党合作。当年的蒋介石实际上相当激进，他于1924年说：“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的国民党”。
尽管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inimitable virginal naivete）他的顾问却明智地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最终会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6]。于是列宁决定采取三叉政策：派共产国际代理人进入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苏联政府放弃沙皇政权从中国取得的特权，并派外交代表到北京；派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代表说服和促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接受苏联援助。[7]
正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孙中山由于急于寻求外国援助，同意接受共产党人个人加入国民党，并于1923年7月，派蒋介石赴莫斯科学习考察苏联军事，并面呈斯大林、托洛斯基和Chicherin私信：“朋友们能帮助我在中国的工作，我派蒋介石先生赴莫斯科与诸位讨论具体方法和途径”[8]。1923年在莫斯科，中共动员蒋介石参加中国共产党，被蒋介石拒绝，理由是参加中共这是一件大事情，他要请示孙中山先生。蒋介石从苏联回来给孙中山写的报告，对苏联有所批评。俄国则派鲍罗庭（Micheal Borodin）到广东，他的确切任务未定义，但向孙中山介绍时称：“我党最老的一名党员，有多年革命运动的经验，苏联永久和负责的代表。在他的指导下事情进展将极大加速。”[9]
1923年10月，鲍罗庭以罗斯塔通讯社代理人（Rosta News Agency）的身份抵达广东，他是作为苏共政治局的代表，而非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的任务是重组国民党并向国民党注入生机，随即成为孙中山的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庭一开始便相处甚欢合作良好。鲍罗庭说服孙中山，国民党应改造成一个有纪律的党组织，并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在后面支撑。鲍罗庭基于国民党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起草了一份国民党新计划，并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结果，国民党被改造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粗糙的复制品。引进了布党的煽动宣传术，创建了一支有国民党观念的军队。1924年5月由苏联出资金和军事顾问，创建了黄浦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凯任政治部主任（廖于1925年8月被暗杀，由邓演达继任政治部主任;胡汉民和Hsu Chung Chin涉嫌，鲍罗庭令两人出国，汪津卫成为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成为广东军总司令），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苏制武器源源不断运到广东。鲍罗庭非常器重蒋介石，极力将他推至最高军事统帅地位。蒋介石常在军校大会上说“孙中山指示我，鲍罗庭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有关政治问题，他的意见应当接受。”“苏联同志对我党是真心实意的，你怎么能说鲍罗庭是一人专制呢？”[10]鲍罗庭则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有的人均必须服从蒋介石将军”。[11]
军校初创时仅有960名军官，仅一年后便剧增为30000名军官。孙中山需要苏联的财金和军事援助，他对一个朋友说：他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12]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推荐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党纪，重组国民党成金字塔结构，中央执委会在最高层，同时坚持他的‘三民主义’。[13]鲍罗庭说“中国远未准备好共产主义，从摩天大厦到人力黄包车的比较，中国至少落后时代100年，”。1924年7月孙中山任命鲍罗庭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高级顾问。1925年孙中山死于癌症，临死时说：“现在我们有了黄浦军校，我可以放心地去了。”[14]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汪津卫当选国民党主席，政府首脑和军委主席。1926年3月20日凌晨，趁鲍罗庭离开广东之机，蒋介石发动了一场政变，逮捕了50余名中共党员和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省港大罢工总部被袭击，工人所有的武器皆被收缴，同时软禁了全部苏联军事顾问，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被拘禁。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暂时退让，这意味着汪津卫退出，他先到广东农村，后出国欧洲。临走前他写信给蒋介石恳求他“保持革命路线，果如此他个人不在乎牺牲自已”。结果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全被蒋介石一人独揽，蒋则成为军事独裁者。[15]
后来蒋介石与鲍罗庭达成妥协：今后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必须登记，不得在国民党中有秘密组织，他们不得批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本人，不得在国民党任何基层组织中占居超过1/3席位，不得任正职。苏联官方对此政变的反映是否认曾发生任何政变，坚持认为中国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好。[16]
苏联军事顾问I先生称蒋介石为“一个年青的职业军官，是个富有雄心，无情狡黠、毫无是非、无所顾忌的人，这些特点使他进入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然而，蒋介石早年想改造中国，特别是他在此1920年代下过功夫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蒋介石总结他跟中共当年的分歧是三个方面。第一，共产党主张废除私有制，蒋介石主张保护合理的私有制。第二，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他主张阶级合作，劳资合作。第三，中共主张暴力，用暴力进行社会改造，蒋介石主张用非暴力。[17]
1926年夏天，蒋介石准备发动等待已久的北阀，鲍罗庭和其他苏联顾问担心业已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而强烈反对。但北阀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异常，尽管期间出现了几场艰难的战役，但军阀的军队最终不是有先进武器装备且经专业训练的职业军官学校出来的北阀军的对手。北阀军很快便攻占了长沙、南昌和武汉。
1927年2月，蒋介石的卫队一名叫“双枪科亨”的美国保镖前往美国驻广东领事馆，告诉他们说蒋介石恨苏联，与之合作仅是因广东事业的成功绝对需要军火财金支持。西方列强不愿亲自介入中国内部政治纷争故一直仍保持不冷不热的关系。[18]
1927年6月1日，斯大林命令中共：“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但北阀军军官同仁除外；除掉不可靠的军官，组建一支五万人的工农军队；对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采取新的激进流血策略；组建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服从该命令就象在“一泡尿中洗澡”陈独秀愤然形容道。[19] 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易为了激励国民党左派采取行动，将斯大林的密令出示给汪津卫看，结果汪大惊失色，指责共产党违悖了约定，并决定与中共决裂，与蒋介石重新联合。[20]
胡汉民在莫斯科时任农民国际执委，他在共产国际第六届会议上说：“我们伟大的领袖孙中山的口号与马克思列主义的口号并无两样”。戴季陶（中共一大发起人之一，国民党的理论家）从1925年7月始发表大量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认为共产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公开组建孙中山学会，与西山会议派相区别。前者支持重组国民党，后者是腐败、反动官僚和无政府主义者，而前者则是革命派；西山会议派是目标是推翻汪蒋，孙中山学会则支持汪蒋。[21]
[2]H.Maring, “Die Revolutioner Nationalistische Bewegung in Sud-China” DieKommunistische Sept 13,1922. [3]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 540. [4]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vi.sec 1.
[5]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540,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1961) p.62.
[6] 李劼在“孙中山上断改良下启国共之祸”文中称：“孙中山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诸多重要论点均与史实不符。是列宁主动找孙中山，列宁仅是建议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而非建党，孙中山从未改变三民主义的内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共的伪造强暴孙中山意志的欺骗谎言。
[7]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22. also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Penguin Books, 1969,1980).p.185.
[8]杨天石在“蒋介石日记与蒋介石其人”中另有说法：1923年7月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苏联去，头衔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此行目的主要是想争取苏联同意在蒙古的库仑(现乌兰巴托)，允许国民党办一所军官学堂，训练国民党的军队，然后从蒙古进攻北京。当时北京是直系军阀曹锟的首都，是北洋军阀的根据地。但苏联领导人拒绝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要求，当时苏联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托洛斯基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国民党人绝对不允许将脚步伸进蒙古的土地，你们要北伐，要进攻北京，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起兵，蒋介石很生气，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他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9]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p.243-244. [10]Wu,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lliance, p.766.
[11]Tang Leang-Li, Inner History, p.234.
[12]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York, Day,1934) pp.267-268.
[13]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York, Day,1934) pp.270-272.
[14]Liu, Military History, pp.15-25.
[15] Lyon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Day,1934) pp.270-272.
[16] Wu,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lliance, pp.456-457.
[17]杨天石，“蒋介石日记与蒋介石其人”。
[18] HaroldR. I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1961)p.245-246.
[19]HaroldR. I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1961)p.245-246.
[20]Robert North and Xenia Eudin. M.N.Roy’s Mission to China: The CommunistKuomintang Split of 192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111-113.
[21]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iv. S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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