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网文6-19
余世存： 围观 | 周记
蔡慎坤：谁说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
官场“圈子文化”实质是公权私化
环球社评:因负罪而恐惧的郭文贵用谎言壮胆
长平：娱乐找死
为什么中国人数理化学科成绩秒杀外国人，但世界相关的顶级科学家几乎全是外国的？
“美国吓尿了”，吓尿体横行的社会原因
陈丹青：中国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不像孩子
学术贴 |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中纪委网站：“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社会主义就是?---如临大敌
公民话语：反对“钦”定“双一流”
人类的寿命到底能有多长？
取消博士统考，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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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围观 | 周记
原创 2017-06-18 余世存
文 | 余世存
1
世人瞩目的大戏大战开演前，观众席上打得不可开交。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现代社会是，流氓打架时，围观有红包。但我们的流氓打起架来，围观者会移情，会自命教练指点，会动感情或投入理性。
很多人相约周五晚上九点。到了九点钟，“全球开播一分零三秒，黑屏。接着，直播所准备的七条备用通道，也宣告全部沦陷。”有人感叹，“为了黑掉今晚的全球直播，不知道这得花掉*老百姓多少血汗钱才能做到呢？”有人建议，“*黑客攻击youtube，导致服务器瘫痪，这是youtube首次被黑客攻陷，显示了*黑客部队的疯狂性和破坏性。youtube是谷歌旗下的视频服务企业，拥有全球最完善的防黑客攻击的保卫手段，可是今日也惨遭*黑客的攻陷，这是闻名世界的灾难。川普政府应该对此进行调查。”
尽管“看不了”，“老说出现错误”，“都被攻击中”，但仍有10万人以上的规模自始至终观看这一大戏大战。当下中国生活，对个人来说有更高的内容；周五晚上的围观现象可算是一印证。个人生活一旦集结成为现实中的生活现象，现实才会演进成为历史，而当下进行着的历史即是我们的法庭。跟“末日审判”不同，“进行时的中国审判”也许复杂，也许不够解气，也许围观者没什么现实的好处，但中国的法庭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尽管名人、上等人、成功人士等等是社会的榜样，是屌丝们奋斗的目标，但就如一些过来人告诫年轻人的，永远不要对前者想当然，他们的人生来之不易，他们的来路多见不得光，他们的现在仍困苦不堪，即使他们用尽手段藏着掖着，但他们仍要经受耻辱，“‘丢脸’一律，也是适用于上等人的。”
看戏的混乱让德高望重的鲍老都看不下去了，他说了一句不算严谨的话：“可以百分之一百的肯定，这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不是你叫他怎么样，他就干什么。他有他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他跟这些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你去说什么你都是隔了一层。咱们哪一个人比他高明？没有一个人比他高明！我们还企图要他接受我们的意见。”
但恐怕也没多少人买鲍老的账。旧的规则已难有效，大家需要新的规矩了。即使是一群流氓，也该打出一个规则。我们曾经痛恨“权抢钱私有化”，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历史。
2
本周一个重大新闻是，我们中国的软势力再次得到了学者背书。杜钢建先生由法学转向历史研究，做出了惊人的发现----
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十六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教授杜钢建研究证明，法国高卢人是中国炎帝的后裔。古代中国有白种人、黄种人和赤色人种。按照神农宪法体制的安排，白阜率领六个国家的白人负责勘测和丈量地球东西极的距离，并制作世界地图。其中许多白人留在西方。法国高卢人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移民西方的古代株洲茶陵地区炎帝参卢的后裔。法国国王路易斯家族就是来自落氏潞氏家族。法文路易斯就是落氏的转音。落氏也称潞氏，潞氏也作路氏，洛氏。2012年3月，杜钢建教授陆续发表“湖南人是日本和韩国人的祖先之一”，“西王母故乡在大湘西湖南是世界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日耳曼长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埃及佛教源于上古湘西文化””等观点和文章。并且坚信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等西方人都源于中国大西南地区，不断刷新了人们的视野。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王佩良博士认为，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研究课题，契合了党中央关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势力”的科学论断，顺应了国家领导人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正逢其时，意义重大。
……
很多网友在转载此文时一笑了之，有的称为“神文”，有的称其为“二锤子教授”，有的记起杜早年曾是“反动教授”……
但这一类捣浆糊的“学问”其实不能只以一笑了之对待。社科院的一学者谈起今年高考的一道历史题，忽生感慨说，除了让小朋友更加不愿学历史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作用是什么，他自己就是一例：他的女儿高中学文科，有时问他历史题，他说，“别问我，问你老师。老师叫你怎么答，你就怎么答。这才能得分。”
言谈之间，这个社科院学者是想表明他是门清的，他是无奈的，他是现实的。不知道他的女儿长大以后怎么看他。事实上恰恰是他们组成了我们的文化生态，让“一锤子”、“二锤子”教授们行其道，他们说什么，民众就能回应什么，传播什么。
3
两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遭极端组织IS绑架并杀害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此前有报道称两人为“教师”。不过，据英国路透社6月12日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方面周一最终确认，两人为“传教士”。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已遇害的两名中国人分别为24岁和26岁。
这一消息在网友中间引起争议。“这些人真不该浪费国家的外交资源去救他们，都是一群宗教认同大于国家认同的白眼狼。”“如果哪天洋鬼子再侵略中国，这些假洋鬼子传教士十有八九会充当带路党。”
有人说，“宪政就要讲宽容，信仰基督教，并因为自己的信仰而献出了生命，这种殉道精神本身不就值得敬仰吗？您敢到蛮夷之地宣传儒家吗？”
秋风为此回应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疯狂对人传教且殉道者，皆为炮灰加文化恐怖分子。”秋风还说，“他们的家属应该很高兴吧，终于升入天堂，神会给他们加倍奖赏。会有更多神的炮灰去送死的。”
秋风不是一般的网友，用学者张鸣的话说，他是“著名的新时代儒学大师姚中秋”，他的这番话让一些人大为诧异。张鸣看到这话的反应是，“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又揉，发现这话是真是挂秋风（姚中秋的笔名）名下的。而且，至今他都没有宣称自己的微博被人劫持了。”张鸣承认，“自打宣称自己是儒家，而且如愿以偿地成了当代新儒家的大师以来，秋风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我都不奇怪。但一个曾经一起写评论，抨击时政的同道，一个前几年还是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能冷血到如此田地，说出如此没有人性的话来，还是把我吓到了。”
秋风的勤奋有目共睹，这两年，他的言论让人“大跌眼镜”，一些学者出于爱护对他多有劝诫。在学术、认知和立场之间，在交往沟通中，一个知识人秉持的态度似乎不言自明。但往往有些人利用这种不言自明跨界越位，在希圣希贤的学舌者、学者、媒体从业者、市场叫卖者、政策研究室的笔杆子、信徒等等之间跳跃腾挪，从帮闲走向帮忙帮凶，这样的案例太多，使得大众对知识共同体的生态相当失望。有人说过，现代国民指望知识界言说正当性，一如指望商人、官吏一样，缘木求鱼。
外交部门就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杀害一事的声明说，“对于有关中国公民涉嫌在巴基斯坦非法传教的报道，我们将配合巴政府依法开展调查。”
4
有网友立刻想到了瓦姆比尔。
本周一，即6月12日，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终于获释，当日搭乘飞机返回家乡辛辛那提。
2015年底，瓦姆比尔不顾美国政府严禁美国公民到朝鲜旅行的警告，参加了一个总部在中国西安的旅行社 “Young Pioneer Tours” ，跟团到朝鲜旅行。离开美国前，家乡教堂一小伙伴开玩笑对他说，如他能拿回朝鲜的一张海报，小伙伴愿意赠送一辆价值1万美元的轿车给他，瓦姆比尔到达朝鲜后，住在平壤的Yanggakdo 国际大酒店里，一天夜里他看准机会，来到酒店员工楼层，从墙上撕下一副带有金日成画像的海报（poster）偷偷带走。2016年1月2日，他在朝鲜机场离境时被抓获。他偷撕海报的行为，在朝鲜被视为是针对国家的“敌对行为”（hostile acts against the DPRK），那可是死罪！美国政府为此积极斡旋，并派出特使赶到平壤向朝鲜施压，最终瓦姆比尔没有被处死，但仍被判处15年的劳动监禁。
川普上台后，要求采取措施来确保在朝鲜的美国人质被释放。最近几周，美国获知瓦姆比尔在朝鲜被关押期间，反复遭到殴打，并遭遇了“食物中毒”，在被给了一片安眠药后，就陷入昏迷至今。川普指令立即成立专门救援小组，并派出一个包括医疗队在内的美国高级代表团抵达平壤展开斡旋和救援特别行动，最终成功“带回瓦姆比尔”。据说国务卿蒂勒森的话是，“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家！”
5
多年前，我曾经受汪丁丁启发，想过“均衡”问题。个人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都存在均衡问题。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虽然有网络传播工具，但要沟通仍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在他生活的空间里都是一个类似于均衡的状态，在与另一个均衡状态联系时，对方往往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也就是对方不可能放下自己的状态来同情地全部投入地为你服务……，这也是今天人们使用电子交流工具仍不能增富自己生活意境的原因。而想到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要从自己的均衡里走出来，真有令人绝望之感。”
本周在夬卦时空（6月12日-17日），先哲给夬卦系辞说，“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是为本周记。
蔡慎坤：谁说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
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多达200多人，包括党和囯家领导人以及一大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而被查的厅局级官员处级官员更是数不胜数，从已经曝光的案例来看，这些腐败分子的敛财手段千奇百怪，其攫取的财富早己超过世人的想象，腐败分子绝不再只是极少数！
腐败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感到无能为力，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
当人们在为打虎喝彩叫好之际，是否有过深刻的反省反思？为什么这块土地上盛产腐败分子？是腐败分子本性使然，还是制度之恶？贪婪当然是人的本性，但如果有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腐败分子绝不可能如此猖獗。
一个水塘，死几十条鱼，那是鱼本身的问题；如果死了成千上万条鱼，那就绝不是鱼的问题，一定是水出了问题。一个社会，如果只出几个腐败分子，那还可以说是腐败分子本性使然，如果上上下下无官不贪无官不腐，那就绝不是几个腐败分子的问题，一定是治国理政制度路线出了大问题。
一旦制度路线出了问题，或者说制度形同虚设失去了监督，任何人都可能蜕变成腐败分子，任何人只要拥有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抑制不住疯狂敛财大搞腐败的冲动，制度缺失造成的腐败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绝不能归罪于腐败分子，也不是打一批老虎就可以高忱无忧！
也就是说，轰轰烈烈的反腐，打多少老虎并不算什么政绩，重要的是要打掉繁衍腐败分子的顽梗制度，如果一个国家不从根本上入手来解决制度造成的腐败问题，打掉一批老虎，又会冒出一大批新的老虎，赶走一个孙悟空，或许还会再来一大群猴！
现在我们常常拿GDP数字来炫耀，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强国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大国崛起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广大弱势群体。是弱势群体的奉献忍受牺牲换来了中国的繁华和发展，当中国庞大的社会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被极少数利益集团所掠夺所瓜分，这个社会处处出现出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弱势群体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抛弃的时候，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就会变得愈来愈脆弱。众所周知，现在经济虽说搞上去了，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资源被破坏，环境被污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金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宰，所谓视金钱如粪土的“士大夫”再也见不到了。
污染一片土地，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治理一片土地，却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搞坏社会风气，有个三年五载就够了，端正社会风气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个社会出几个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官不贪无官不腐！
一个基尼系数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一个清廉指数排在世界后边的国家，一个人与人之间无诚信的国家，一个法律可以不被尊重的国家，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得不到尊重，其奉行的价值观更谈不上什么价值。
官场“圈子文化”实质是公权私化
欲望笼络经营官场的“圈子”，也就是官场的“山头”，也是需要文化的。尽管局外者迷，但当局者心似明镜。进了“圈子”，依附了“山头”，同时契合了“圈子文化”。你才会有志得意满的前程。而这种“圈子”和“山头”的根基，就是置党和国家的利益于私欲的下拉，通过拉帮结伙让自己手里的公权力产生最大的私化效益，以假公济私地使私权和利益以最大化地延续和膨胀。
你有你的“领地”，我有我的圈子，一个组织就被切割成一个个“小山头”，看上去似乎还是一个战壕里的同类，实则不过一群各怀心事的乌合之众，哪里会有什么凝聚力、战斗力？而且，即云“圈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其观念基础和行为准则，对内必拉拢腐蚀，对外必同心排距。“圈子”排距的不仅是“非我族类”的个人，也不仅是其他“圈子”，还包括来自中央于己不利的政令。“圈子”永远把自己的利益至于其他利益之上，为了“圈子”的利益不禅于为所欲为，不惜牺牲党和政府的形象，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可以说，官场“圈子文化”是败坏官场风气、社会风气的毒素，是侵害党和政府肌体的毒瘤，不加以大力扫除后果不堪设想。
环球社评:因负罪而恐惧的郭文贵用谎言壮胆
2017-06-18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分享
据新华社17日报道,北京盘古氏公司系列罪案又有两起案件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大连警方透露,郭文贵应允帮忙“捞人”,开价1亿,后通过伪造假协议等方式非法占有其他公司的资金约4亿元。
此前一天的16日,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和郭文贵的3位前下属分别被大连西岗区法院判决罪名成立,3人被判处不同刑罚。
当郭文贵躲在大洋彼岸通过互联网不知疲倦地搞政治诽谤,讲述各种离奇故事时,中国司法机关没有受这些鼓噪影响,依法针对其所属公司犯罪行为的追究正在有序推进,法律的正义是不怒自威的。
一段时间以来,郭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现身,用所谓“爆料”千方百计吸引注意力,到了收不住手的病态程度。不过,尽管郭的表演十分卖力,但他所讲述的离奇故事已经越来越缺少吸引力了,连海外一家经常刊登反华文章的华文网站负责人也引述美国执法人员的话说:“他是个说谎者。”中国一名在美国起诉郭诽谤的商人通过社交媒体写道,郭文贵不是他的仇人,而是一名病人,“治疗郭文贵这种病的良药就是法律”。
如今似乎不再有哪家国际大媒体愿意对郭文贵做专访了,偶有西方媒体接触他,更愿意小心翼翼从旁讲述他在做什么,防备被他主导了。因为郭的名声太差了,给他搭台让他公然撒谎,即使有的西方媒体挺想黑中国的,也知道那样干会让自己蒙羞。
郭文贵主要剩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字帖和视频了。不能不说,他仍是一个热闹,境内外一些对中国政治制度怀恨在心的人,以及就是喜欢政治谣言刺激的人,有些仍愿意凑他这个热闹。
郭文贵现在显然充满了恐惧,他很清楚自己犯了重罪,知道自己早晚是个“赖昌星”,他还想象自己可能“被杀”,所以他就拼命抢眼球,说多大的谎,只要被注意就好。他或许觉得越受关注,自己越安全。从心理学上说,人在恐惧中会叫喊,郭狂造谣言其实就是在叫喊。
因说谎太多,谎言跟谎言之间对不上号,郭文贵已经完全不顾逻辑了。他要的只是新谎言的劲爆能够把旧谎言压住,他最怕自己不被注意了,听众觉得他的新谎言不够刺激了,他担心那样的话自己“就完了”。
他要制作自己掌握着“数不清内幕”的悬念,制造各种为自己贴金、壮胆的谜团,而且是涉及的政治层级越高越好,编造的内容越玄越好,他还想要西方相信他是能给十九大带来破坏的“杀手锏”。他知道,这些谎言如果在西方都被公开戳穿了,他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又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烫手山芋,那么说不定他真的很快就会被戴上手铐送上飞往中国的航班。
在中国高速发展、社会面貌千姿百态的时代,出了郭文贵这个极其滑稽的角色。他的发迹显然是一系列官商勾结腐败行为的结果,他本人已公然承认行贿,他的盟友之一、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马建也已交代接受了他的巨额贿赂,但他却把自己打扮成“反腐斗士”,狂妄地要从境外“指挥”中国国内反腐。他今天在视频上讹诈,明天又装“清纯”,他恨不能在一张脸上同时让黑白两道出神入化。
据说郭文贵给自己搞了一个庞大的顾问团和律师团,还听说他现在有三十几名保镖,他在挥霍非法骗取的钱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保。一个在这种极端状态下生活的人,会出现多么严重的焦虑和思维紊乱,是可想而知的。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在美国动员华人争取搞一个“感美日”,感谢美国带给大家的“庇护”和“安全”。他竟然没想明白,在美华人中他这样时刻提心吊胆、担心“过了今天没明天”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必须指出,郭文贵涉嫌严重犯罪,而且涉嫌继续犯罪,通过媒体对他以往劣迹的报道和他当下的表现,人们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他的执政团队以铁腕反腐,向世人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也赢得了党内上下和国人的高度认同。郭文贵以其腐败掮客和受益者之身,把矛头指向中共反腐大业,并为马建等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鸣冤叫屈,可以说犯了当下中国从上到下的“众怒”。保卫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成果,是中国全党和全社会的坚定、共同意志,通缉郭文贵是这种意志的体现之一。随着盘古氏系列罪案第一起案件一审已公开宣判,盘古氏公司和被告人均被判罪名成立,而检察机关在宣判同一天又宣布对另三起案件提起公诉,控方追诉之剑所指,仍然是盘古氏和它的老板郭文贵,这就不难看出,司法正义的脚步,离郭氏越来越近了。
因恐惧而变得神叨叨的郭文贵就别装腔作势了。向法律坦白是他主动结束丑剧的最好选择。当然,我们知道,那是需要一份真正勇气的。
评：环球的社评试图抵销郭的影响，但也说明中共高层被戳到痛处坐不住了，要展开反击了。不过，郭的爆料是否“谎言”，不是由环球时报说了算的，那需要由司法调查来判断——如果监察、检察部门敢于公开调查的话。不过，环球的社评也反证了一个重要原则：爆料必须真实，一味追求耸人听闻的策略并不可取！动辄几十万亿的天文数字要有令人信服的无可辩驳事实为依据才行，笼统估计、大而化之都是致命伤。要知道，坐实的小情节真数额往往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长平：娱乐找死
2017年6月18日
最近的言论审查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困惑：继25个娱乐类微信公众号突然同时“失踪”之后，36个情感类公众号据称也被集体“软埋”。不少网民惊呼：审查的红线到底在哪里？
答案似乎并不难找。翻出广电总局、网信办等管理机构的种种通知和规定来对照检查，人们会发现大人先生们已经一忍再忍，可谓仁至义尽了。多少年来，三番五次，三万番五万次，他们一再告诫：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正能量！坚决抵制搜奇猎艳、血腥暴力、矫情滥情、低俗媚俗、挖苦贬损，要防止集纳社会阴暗面、炒作无聊信息、调侃严肃话题，以免消解信心、涣散士气！
这些标准都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无论按照字面意思还是引申意义，“低俗无聊”的娱乐公众号与“展示心理阴暗面”的情感公众号都早该五马分尸了。
这些公众号主为什么要有法不依、明知故犯呢？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规定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为了管制政治言论。他们给自己定下的红线就是“不谈政治”，其中有些人甚至嘲笑政治言论。为当局出谋划策的专家，和反对一党专制的学者，甚至意见一致地认为，娱乐会腐蚀大众的灵魂，让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在无聊嬉戏中了此一生，所谓“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不是一个新鲜的争论，十多年前我曾多此参与谈论，还就此写过一篇长文。这个词来自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于1986年出版的一本同名书，该书说的是后现代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娱乐新闻以及娱乐化的政治和文化新闻，取代了严肃的价值追问，甚至成为新的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两个预言
不得不说，长期以来，在中国稍微有点学术模样的概念和争论，都是移植自西方的“山寨产品”，而且大多犯着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故意或者无知地忽略基本的前提，也是本质性的区别。在“娱乐至死”的讨论中，大家假装不知道波兹曼在书中多次强调的，这只是讨论民主美国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美国人）是幸免于难了。”对于仍处于“奥威尔笔下的噩梦”之中，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国家，显然，这个话题另当别论。
波兹曼开宗明义地比较了两个预言，一个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警示的强权压迫，一个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警示的娱乐至死：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资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资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率土之滨，莫非国事
今天的中国，当然也遭受消费主义广泛深入地侵蚀，娱乐也在消解严肃问题。但是，以为当局依赖这样的消解来控制思想，简直是他们的羞辱。这就好比对一只尖牙利爪的恶狼说，它要依靠爱情来欺骗小羊一样。专制者并不在乎你“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乖巧，而是担心民众误解它失去了使用暴力的兴趣与能力。因为它比谁都明白，暴力是它存在的基础。它不会像某些人幻想的那样“打一巴掌揉三下”，而是发现被误以为揉了一下，赶紧要打三巴掌让你清醒。
社交媒体上流传丰子恺一则漫画《茶店一角》，画中茶店木柱上贴着大红告示“莫谈国事”，讽刺民国时期的政治禁忌。用这封画来讽刺今天的言论状况，实在是有些粉饰。首先，想要好好做生意的店家，没有谁敢口吐真言，贴出这样的告示。其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国事——民国时期可以谈的风月，在今天显然不符合“正能量”的定义，杀无赦。
为什么中国人数理化学科成绩秒杀外国人，但世界相关的顶级科学家几乎全是外国的？
知乎：2017年6月18日
“第一，没秒杀。第二，别看那些竞赛，有应试套路国人还是挺擅长的，这跟科研是两码事。第三，目前牛逼科学家的确不够多，数学看看菲尔兹奖，别的看看诺贝尔奖。我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获奖人数远远低于这个比例。第四，科学都是爆发性增长，有点类似文艺复兴，1850-1950你能想得到的巨匠，基本上都是在这一百年间爆发的。我国那一百年啥鸟样大家都知道。我国聪明人没赶上好时光。第四，科研需要大量长时间投入才能有成果。另外学术环境，传承太重要。我国已经在加速了。再来个三十年积攒。应该会不错，米国肯定超不过，超过日本，英国，法国，还是挺有可能的，毕竟人口基数是10倍。”
题主的前提：“中国人理科成绩秒杀外国人”。
不太赞同这一点。。。所以先讨论这个问题吧。
（虽然问的是60亿“外国人”如何如何，很笼统，但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欧美人，比如英国人）
—
“东亚人天生就是数学强得吓人”。跟“东亚人天生都是功夫武术大师”差不多的性质。欧美娱乐界很喜欢用到这些梗。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好笑，是刻板印象，也是地图炮。表面上没有太多负面含义，但是不一定。因为另一层面的笑点经常在于“他们只能做这个”。中国人那么多，什么样都有，擅长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天才都是存在的。数学和武术很渣的人也肯定存在。英国同样有的人理科非常强，也有的人理科非常菜。一概而论讲整个民族这样那样的说法，一般都不成立。不符合现实，也很误导大众。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刻板印象？真的有天生基因上的差别吗？也有这个可能，可以去研究研究一下。论平均水平怎样，比如民族智商平均对比什么的，也是有人研究过的。不过，我更相信这些是文化和环境上的区别所导致的。再说，实际差距没到题主所说的“秒杀”那么夸张吧。
做实验对比这群那群数学能力怎么样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实验许多的关键细节的合理性。
比方说；我们拿N个中国高中生，跟N个同龄英国高中生来对比。这样看上去已经很公平。可是还得慎重考虑许多因素，包括以下几个：
1）在中国，能走到高考（中上等教育），并不是所有人。很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的样子。最后能够上大学的，也有可能达不到10%。这已经筛选掉了许多家庭条件以及教育背景因素。比方说，已经排除掉了那些初中考试挂掉了的，还有16岁左右自愿放弃读书的一大批孩子。
反过来，在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孩子都得上大学（为什么实际本科文化比例才40%-50%，那是因为长辈那一代的比例不一样）。在这里，初中高中弃学的孩子也是存在的，但是特别少，估计少于10%。这点跟中国很不一样；具体比例多少，并不重要，因为差异已经非常大了。
这样说吧：英国人口只有中国一个省那么大。但是英国有接近200所大学之类的学校。每年录取60-80万新学生（中国大学录取数量的五分之一的样子；具体数字和比例要看怎么算，比如是否包括留学生什么的）。
意思是：英国高中教育阶段的门槛肯定要放低。因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参加。目标不是从top 30%筛选出top 10%（像中国），而是从top 90%筛选出top 60%。“高中生群体”和“大学生群体”的意义根本就不一样了。忽略这一点去研究，得出结果当然是中国学生平均更聪明。
2）教育制度本身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英国，一切都是选修课。16岁之前半自由；数学、语文、外语还是必修的。16岁之后，那就成了全自由性质。绝大数英国高中生和大学生，早就放弃了数学这类课程。放到中国，连研究生都还有许多必修的。当然不一样，难以直接对比。
比方说，我们拿一群随机的英国大学生和一群随机的中国大学生来进行实验。一个是top 60%，另一个是top 10%。这种实验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吧。可是英国大学生里面学过高中级别的数学，又是非常小数；一个更小的比例。这样对比的结果还靠谱？
3）如果直接讨论考试难度，也很难。
假设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因素，让所有英国年轻人直接过去考中国高考，再让全部同龄中国人去考。或者反过来，让所有同龄中国人过来参加英国的“高考”。结果会是怎样的？这种实验肯定很靠谱，能够避免上面两个问题，但是如何进行？
更大的问题是英国教育不存在绝对的“高考”。英国的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实际上也是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考试。一个专业下面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组织发布的考试。这些组织都是私有的。他们的规则都不一样。有的提前规定满X分就是甲级。有的先看看结果，再画一条线决定top X%才是甲级。甲乙丙丁，有的分三四个级别，有的分七八个级别。考试都不一样，你怎么办？你怎么知道自己的甲级相当于人家的甲级？
所以，英国的大学也很难分别学生。这么复杂，到底录取谁？数学还分二三十个大小方向。有的人只参加六个数学高中考试，集中在一个方面。也有的人参加二十多考试。也不是同一个公司，分得也不一样。或者不同方向申请不同公司了。所以各个大学开始更加注重写信申请，甚至面试笔试。只能给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要求。先申请，再看人家给你的独立条件，满足条件。
后来，各个大学也流行开发自己的考试。高中生申请拿到offer之后也要满足这些。比如剑桥数学的Step 1/2/3。分别针对top 4%，top 2%，top 1%。这么说，对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孩子来说，也许比中国的高考还要难。（超出了本题范围，不在这里讨论吧）
没有一个绝对对应中国高考的统一标准考试。也没有一个完全对应中国高中生整体的学生圈子。大家怎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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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以后也一样。每个大学的考试都不一样。
剑桥试图录取top 1%。他们的目标就是把这top 1%再拆开分为三六九等。top 0.1%是谁？
剑桥数学每年的考试奇怪到什么地步了？很值得讲一讲。
每个方向（课程），20道题左右。一考试给三四小时的时间。一年可能就八门方向，八个考试。但是也有人多了少了。那是平均，其实很随机。你在所有考试加起来总共答对了三个题以上，那就不会fail。拜托，八门考试，160个题目，甚至更多（看你申请了多少门）。三四个对题居然就够。因为有好多同学还是做不到，只能挂掉，或重读一年。
七八个都答对了，那已经超越了50%的同学，可以拿乙等 2nd class。十三个答对了，这已经入到了甲等1st class， 在同学当中站在top 10%。你所住的学院会给你各种奖励。很少很少有留学生能做到。
我见过的最牛逼的同学怎么样了？比我大两届，他是英国跟印度的混血，英国近二十最厉害的 IMO 和 ICO 竞选人（好多金牌，特奖什么的）。他做到了23个题目答对了。在剑桥，这已经超级夸张了。
另外100多个题目呢？为什么就没有人做出更多？用分数来算，这不是还没达到20%吗？
所以说，有的考试制度跟中国太不一样了。根本不是用分数来衡量的事。答对一个题，那需要非常多的努力，开心脑洞，严格从基本原则证明推理出来。怎么准备都不够，因为都没用的。问的都是全新的问题。他们的判断标准，（或者说他们追求的人），不是背东西的，而是有想象力，有新视角的。不是知识面多大，而是知识深度如何。各个题目上也有类似的标准。如果你的答案比较新鲜，也有类似加分的功能。每周一对一的卷子跟辅导，也特别强调这个态度。
在英国，大家很介意你是本科甲奖什么的。因为是top 1%和top 0.1%和top 0.01%的简单分别法。因为这是当地文化习惯。这些文化特点很难翻译到中国文化语境。很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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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上面这么多事情，其实是想说明；英国也存在很难的考试制度的。你让中国的top 1%去做这些考试，一样可以分为三六九等。（但是也许还不公平，因为中国学生不习惯）
这才是公平的对比；因为你拿中国最顶尖的数学学生跟国外最顶尖的数学学生比较，这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论平均，可能都差不多。
IMO也一样，中国每年六枚金牌。很难与其竞争。但是在欧美整体找，同样也能每年找出十几个金牌。也许中国每一届都有几十个人能够拿到金牌。IMO制度奇葩，大国小国只能送六个人参加。全世界范围，每年仍然只是30个金牌，60个银牌，100个铜牌。另外一大半参与者，根本拿不到牌的。已经是顶层0.0001%的游戏了。（比奥运还难，因为奥运会一年都有好几百个金牌）。
让一般人参加 IMO，根本没办法。你让中国高考和欧美高考分数最高的top 1%去参加，一样很难的。因为top 0.01%才有希望去理解题目，更不用说去回答。剑桥那些考试，等等，要再加难一个境界。
越是到了更高境界的竞争，民族优势成分越无所谓了，淡了。大家都一样。人口比别人多，人才也就比别人多了。中国只有世界18%的人口，当然是外国人才更多一些。
到了博士或科研顶尖的世界，最牛逼的人，也是这个道理。谁还在乎你是什么地方的人？那是彻底靠创新突破的环境。用考试方式根本比不了的。超出了任何文化意识形态限制，我们都应该尊重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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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有的人拿欧美一般毫无脑子的老百姓来跟中国高中生或大学生对比？那肯定没戏了。怎么公平选择研究的对象？怎么公平去考试人家分个高低？没有这种考试的。
一切还得看文化环境。
欧美一般人数学很差，那是因为他们没必要去学。他们从很小年龄就可以不干了。也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进入大学什么的。还一点都不尴尬。数学理科能力怎样，老百姓不在乎。反而很欢迎那些自称数学不怎么样的孩子。这点真的非常可惜。
在中国这就行不通了吧；大家几乎都追求数学好。数学成绩好，多一份面子。数学不好，那就惨了。这种自然环境就可以让许多人坚持努力搞好数学。
但是英国等西方国家还是有不少擅长理科的人。这些人不是主流，大数据里面是占不到他们的。但是这些人后来都去学了自己最感兴趣的狭窄专业。也少了很多其他课程的浸染。你看看这个群体，真的比中国一般学生弱了吗？没有吧。跟中国某专业最顶尖的人差不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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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人的数学能力秒杀欧美人。最多只是民间的现象。
去欧洲小店，发现人家员工不会基本的加减乘除了？我也发现了呀！而且他们一点都不尴尬，更搞笑。他们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或者是文科毕业的。他们没这个数学压力。你我的教育背景不一样，至少经历过这方面的压力。自然就不能比了。
在中国，也有人同样不会算。他们一样喜欢拿那些大大的计算器。但是在他们的生活里，也没必要加减乘除，也不会尴尬这些人只是很可怜，是不是比英国多了还是少了，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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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认真讨论问题。是不是有个关键的事实需要讨论；
算数不是数学！高中数学跟这个什么关系？高中数学跟大学数学又是啥关系？
一般大学学到的数学，又跟数学顶尖研究什么关系呢？
从基本工具升级到了理论应用，又升级到了创造新理论的能力。门槛一个比一个高大。
其实普通人算数或基本数学知识怎样，跟数学突破没有啥关系。
你可以培养出一万个对数学理论很清楚很了解的人，却很难培养出一个改变世界的先锋研究奇才。
那样的人，你怎么去培养出来？一切教育手段、对他们都无效！！哪里都有这样的人，是天生的。他们自然就会习得对他们有用的知识。到时候有所新鲜突破，那也不属于任何学到的东西的范围。
人类社会只能做到保证他们发展空间无碍就可以了。跟民众数学考试之类的，有个毛关系？
也许有的考试能够把他们找出来，那也不是一般99.9%的人能够接触到的考试境界。再到世界最顶级科学家数学家的那个境界，那是完全没有考试必要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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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技术很高大上的人，天天试图发明新的魔法出来。低级魔法肯定也是有所掌握的。然后你用一般大家熟悉的魔法去衡量人家的能力，派当地魔法决斗最厉害的人去跟他打拼，人家还会理你吗？
同时，不理解他天天在做什么，但是发现他那边普通人魔法能力都不怎么样，所以就把他当成蚂蚁看了。继续系统使用别人之前研究出来的魔法。最后谁最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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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题主说顶级科学家数学家都是“外国人”？
怎么可能？现在很多领域的先锋研究也都有中国人参与。一个突破都没有吗？明明很多了好吗。而且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去研究新的东西。
是不是比西方相对少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别忘了西方这个创新历史已经好几百年了，有所累积作用。国外大学和研究所什么的，也有很多经验积累继续创新。这些地方内部文化和历史经验让他们支持和鼓励这样的人。比如上面提到的剑桥考试制度。
顶尖研究者不是可以刻意发展出来的。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崛起路线并不跟普通人教育体系有关。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有些负面作用。
目前还有很多很多中国底层群众根本意识不到（或者无法发挥）自己的天生能力。这以后也是会慢慢变的。他们被社会埋没或忽略。也很有可能被这个目前的教育体系本身所镇压。
为什么西方有那么多诺贝尔奖什么的？剑桥大学就有80多枚好像。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定的偏见。并不像很多中国网友说的政治性偏见。科学家又不是傻逼，他们还会在乎一个人的国籍吗？
但是很可能有现实文化差异导致中国学者无法被认可。语言障碍是一小例，毕竟英语以及西方式逻辑表达还是主流。然后中国很多方面的研究相对封闭，跟外面合作得少。或者受限于内部政治之类的。比方说，经常强调自己国家的作用或角色，不够透明，或者表达太过于谨慎谦虚，把未来应用影响力写得太小了。可能难以被国际社会马上认可。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现代科学，被西方控制了很久，保留了很多这种没必要的西方文化门槛。
但是，可以长期来看看。。。现在很多诺奖都是发给十年二十年前的研究项目的。因为现在才发现了新理论的应用，或者才发展成新的学门。所以，中国现在研究的东西，还要等个十年才会被国际认可。现代中国刚走上舞台，还没有多久，还没稳定，需要时间融入。长期还是非常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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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了“中国人没有创新精神，全是工匠封闭精神”这类话题。
以前也写过几个这方面的文章。比如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什么的。
个人讨厌“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本身怎样怎样缺乏这个那个因素”这类说法。中国是个大文明，什么样的天才都有。古代发明的东西多得是。过去的很多困难和落后是因为当代某政权有问题，没法让这些天才走出来把想法大规模落实，也没有鼓励他们互相共享理论。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吸收和发掘了很多助于科技发展的精神。
看看现代中国的移动软件工业。没多少年，已经发展出了一大批国外还没有的手机应用。控制了全球许多国家的市场。已经不是之前那种被国外科技“被动”的角色。现在是欧美比较被动了。
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网络给了这些人更多条件把自己的想法做大。不需要多少其它资源风险，就成了一个很不错的竞争市场。现在，中国每天建立一万多startups。按照这样的速度，渐渐会影响到更多行业。
不过，放到科研上面，还是有点担心。
最近在中国呆了两个多月，分享两个故事：
1）见了一个大学生（知乎一个大V）。跟我研究生方向一样，NLP。而且他想用这些方法在金融方面。跟他交流之后，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想到了一些我当年20岁根本没想过的新脑洞。以我的经验，他这种研究价值应该是会很高很高的。但是在中国，他很难找人投资冒这个风险。在英国那就没问题了。所以给他一些技术和生活职业建议了。
但是在跟他讨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很让人委屈纠结的事。就是他觉得学一门课就是掌握一个技能。问的都是“别人都学了这个吗”之类的。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能力已经超越了任何他的所有老师能教他的范围。对西方思维来说，真的很难理解他这个心理。难道一定要学会一切别人的思路才能自己干自己的事？
在金融这个行业，最成功的人都是有自己独立想法的，而且直接去干了。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对外到处宣传。更别说老师。学明白别人的一些想法没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成功渠道，而是浪费时间。自己去做实验，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做法。什么时候必须解决某问题，这就可以打听别人。而不是提前打听了解一切。那样很容易被灌输。只有你自己想象出的东西才有价值。因为别人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种：“我要学别人为主”的精神，成了一种大障碍。让我觉得很难受可惜。在英国就没有这一套。
2）也有点相关，前段时间在中国见了很多金融团队。发现什么样的人都有，都聊得挺开心的，很刺激。但是各个公司都有那么一个共同点，让我觉得都跟国外公司不一样了。
怎么描述？大概也是：“很在意别人在做什么”。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挣钱的。理论上的东西，就没那么受关注。而且有点太过了。别人怎么样，然后你自己去怎样；那真不叫创业；那是山寨，那是一种作死！到最后，你自己的东西呢？没有追求独立点，那怎么活？总会落后于真正创业的对手。或许我理解错了，但是真的很可怕，很不一样。
在中国很多其他方面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老百姓开商店什么的，也是copy别人生意模式为主。这是中国特色。而且不是心理上的，是人家开口直接说和问。风险独立精神，也存在，但是很少说出口。可能是上一代改革开放(向外学习)的一种习惯。现在反而是个障碍吧？
科研方面也很可能存在类似的现象。至少在自己行业有见到过不少。很大比例的人宁愿去研究一个安全的项目，稍微研究或对比一下别人的理论，突破概率少。也不愿意跟着自己个人思维研究到底，要么失败，要么有大突破。“顶级科学家”绝对是后面那种精神。
中国面临了一些这样的文化小困难吧。有时候很难描述。
“时间线上看到了，凑个热闹。我只答下数学方面。1。中国中学生数学水平秒不了法德俄，恐怕还要被反过来秒。和美国比么，美国主要是两极分化太严重，普通学生数学差的确实差，然而好的也很好啊。大家可能关注IMO中国常年拿第一，然而美国队也常年拿第二啊，这个第一第二之间又不是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差距。当然，有人会说，IMO美国队里面有很多亚裔；但是，一，亚裔似乎不占绝对多数（除了最近这几年）；二、亚裔也是美国人啊，大部分还是土生土长、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吧，那他们的成绩当然就反映的是美国的教育成果。PS：关于美国的教育，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川普打算削减公共教育支出后，美国很多公立中学开始放更多假&削减课程数量了，因为他们开不起课了。。看完这个我有点明白为什么美国重视子女教育的人宁愿花大价钱送孩子去私立中学或者好的公立中学（其实和国内择校是一样的道理），也不愿意送去一般的公立中学了，因为真的不靠谱啊。。而我们拿来对比论证“美国人数学差”的样本大部分都是公立中学出来的，所以也不算特别奇怪吧。2。美国有人才集聚效应（毕竟灯塔国），经常能从东欧啊、中国啊等等这些地方招到底子还不错的数学PhD；而欧洲那差不多是现代数学的发源地，底蕴深厚，中国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对比都不占优势。而中国呢？中国的学校基本只能吸引第三世界的学生吧。。集一国之力与全世界对比，那结果还用说么？其实现在中国数学进步幅度也是很明显的，越来越多的华人数学家做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当然这些成果很少有能上新闻的，所以普通大众也不知道。但是要说中国学生数学顶尖，所以数学科研也必须领先全世界，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牵强呢？首先中国学生数学顶尖这个前提就有问题，仅仅因为IMO成绩好就可以断定数学水平顶尖么？竞赛都是要依靠训练的啊，中美两国都有举国的竞赛选拔培训体制，而法国这种众所周知的数学强国的IMO成绩却似乎不理想——因为人家根本不care啊，随便派几个人来考考就行，拿个铜牌就可以满意了，反正参加IMO也不能保送巴黎高师对吧。其次，学术水平也不完全由学生自身能力决定啊，本科的培养，整个学术大环境，都是影响因素啊。培养一位一流的数学家，比培养一位IMO金牌，难度可高太多了；后者主要是要有好的选拔机制和培训机制，以中国的人口和基础教育状况，这方面并不成问题，而且几乎每两三年都会出一个特别优秀的竞赛选手；而前者，那需要细心的雕琢，需要前辈对后辈的“私相授受”，培养周期那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
“美国吓尿了”，吓尿体横行的社会原因
原创 2016-10-08 航亿苇
这些年在网路上，总是能见到类似“美国吓尿了”、“日本哭晕了”、“韩国认怂了”、“菲律宾终于怕怕的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煽情标题或导语。这种类型的文章就是吓尿体，多数神神叨叨，胡吹神侃，所讲的事要么无限夸大，要么没有实证，明眼人一瞧就知道是疯言疯语，却每每引来狂欢与大量点赞。几则典型的吓尿体标题如下：
要出大事了，中国又一法宝让美恐惧，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彻底怕了
中国秘密武器无敌了，北京下死手，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吓尿了
中国军方又一技术取得领先 美国已失去优势
中国56大逆天项目 美看完彻底佩服
内部人士曝东风26为何会令美国吓尿了裤
中国雷达成功追踪F22猛禽 美国媒体吓尿
美国吓尿了:中国空天轰炸机 一小时可毁灭地球!!!
有人实在看不惯，讽刺道，如果美国如此被吓尿了，理当尿不湿就极度畅销了。可吓尿体文章自有吓尿型读者群，他们终日在吓尿的欢乐中嗨破了嘴皮子，不知不觉间，还真有人信以为真。有一天在街头，老航就遇到几个在那儿嗨皮的人，他们中有人神气活现地说，如果不是美国哭爹求饶，中国早就把美国的航母打到南海里喂鱼去了。他说美国航母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一艘打一艘，来两艘打一双，管教美国佬有来无回。
世界上最大的胆子就叫做无知，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就叫做牛皮。对那些沉醉在无知的牛皮中的人来说，你要与他们说清楚某些事也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听你说。你便要说，他们就视你为“汉奸卖国贼”，是“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那种人也并非没有文化，有大量的高中生、职高生，也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认为，既然祖国一天天富强起来，敌人就一天天衰落下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肯定只是纸老虎。你若跟他们说，他们那是停留在1970年代前的冷战思维里，他们就必然气急败坏，对你恶言相向。他们中的一种人认为你才是愚蠢的混蛋王八蛋，另一种人则告诉你文革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时光，那时候“两弹一星”，早就将美国吓尿了。
有人写了《美国吓尿了，世界轰动了》一文，称中国发明了一种新武器“航公”，由生铁和低碳钢制造，排水量10万吨。“航公”最厉害的杀器是一根重达100万吨的铁棒，攻击时直接将铁棒插进美国航母上，航母就完蛋了。中国一组航公编队采用“分进合流，各个击破”的方针，对美主战舰航母集中实施“轮歼”战术，屡试不爽。“航公”上“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因此具备极强的抗干扰能力，照明设备是使用干电池的手电筒，不安装雷达，使用望远镜，水下装甲、外装甲（生铁）达到10米的厚度，鱼雷、飞机、导弹等常规武器均对其无法构成威胁。”——这是篇著名的讽刺文章，写得非常俏皮也有点“下流”，但一时间，吓尿型人却没有看出来。直到有一天，看客实在看不下去了，提醒那是讽刺，吓尿型人才不转这篇文章了。
吓尿体还用于文化娱乐圈的忽悠。有人出了一本书，拍了一部什么电影，也可以将美国人给吓尿了。还有一篇《中国特警的超强装备，最后一个让美国网友吓尿了》文章，作者有意要秀英文，搞了个中英文对照版，声称一辆特警车如何了得，处理绑架事件如何迅速、果断，令美国网友深深叹服。
关键还不是吓尿体的荒唐，而是吓尿体横行的社会深层次原因。尽管现在网路资讯很发达，中国网民有了7.1亿之多，但有许多人却采取思想与知识自我封闭的态度。一种人对不符合自己既有理念的不看，不去了解，不想自己思想“反动”，犯下什么错误。一种人根本无心关注与吃喝玩乐及钱财以外的东西，但遇到一些国际事务又想表达情绪与意见，就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一种人也知道吓尿体尽是胡说八道，但他们认为人家“出发点是好的”，所以要努力为之辩护。一种人就是没来由地仇恨美国等国家，认为凡是与中国不友好的国家，都应当抹黑，哪怕是自己骗自己，也骗得自己非常开心。
在受吓尿体裹挟的人群中，理性与智慧便是非常陌生的字眼。
陈丹青：中国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不像孩子
2017-06-18 陈丹青
别让孩子越长大，越麻木
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好萝卜，英文也不行，中文也不行，但每个孩子都是好萝卜。我是老萝卜，孩子是正在成长的好萝卜。
意大利的导演费里尼说：全世界的孩子在五岁以后送到幼儿园就被扼杀了。
虽然可能有点极端，但我的观点跟他相似，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变得不像一个孩子。
人越长大，越是一个变麻木的过程。不看天，不看星星，不看花，也不看树，脑子里更多想的是挣钱、当官。
法国的著名风景画家柯罗晚年曾说：“我每天早上醒过来向上帝祈祷，让我像小孩一样天真地看世界。”我岁数越大越明白这句话，孩子们都是我的老师。
1、中国家长要克服“家长欲”
“家长欲”是很可怕的。现在的孩子很辛苦，一天到晚被逼着学钢琴、古筝、英文……这时候有一个最可怕的东西丧失了，他们长大会恨家长，说自己没有童年，一天到晚在上课。
我所处的年代是另一回事情，非常匮乏，也非常无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也没有东西可以看。我九岁的时候得到的第一本画册是美国画家画的动物画技法，全是马。
我特别喜欢马，我父亲看我喜欢马，就给我买了那本书，我到现在还能画得出马的骨骼。我不是很了解现在的孩子，可看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还存在一个选择问题。
首先，家长要克服自己的“家长欲”，要让孩子有独立思想。
比如我克服自己的方式就是，当我看到周围的那些画，有些我喜欢，大部分我不喜欢，觉得太教条，不真实，不感动我，那么我就不要那样画，而是想办法画出真实且感动人的画。
其次，中国家长有一个需要克服的趋势，那就是太把一个孩子当孩子。
我经常遇到一些家长问他的孩子应该怎么学画。其实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是否了解他的孩子，在于他是否冷眼观察孩子--孩子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这时教育就开始了，如果可以叫做教育的话。
所以，家长最要紧的是冷眼看，然后带着孩子走向他感兴趣的地方，而不要强行带他去他讨厌的地方或者没感觉的地方。
2、对低年龄的孩子说概念，非常有害
13岁以前的孩子，不要跟他们解释什么是“美”，什么是“古代”和“现代”这类概念，如果带他到博物馆去，就不要对他解说，他听不懂，并且会厌烦。
就是让他看，如果他实在不想看，就带他出去，他想吃就吃、想玩就玩，不要太早灌输这么多词汇给孩子。
有的孩子半大不小就能说会道，可说的全是大人教他的词，一点也不像孩子。
我在美国、欧洲、日本看到的孩子都像孩子，他们不太会说话，说的也都是很简单的词，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废话，更没有空话。
可是中国的孩子，尤其是春节联欢会上的孩子，或者一些比较优秀的被选出来的孩子，满口空话、假话，这说明我们的概念教育开始得太早。
孩子10岁至15岁的时候，家长要特别观察，看他们到底喜欢什么，对什么有极大兴趣。如果这个时候，他正好喜欢画画，喜欢音乐，喜欢写作，或者喜欢科学实验，家长就要带他到好的环境耳濡目染，并且周围有同样喜好的孩子，这点对孩子非常重要。
至于所谓的概念性东西，我想差不多要到初中以后孩子才会开始对这些感兴趣，才有理解力和判断力。
3、父母是孩子崇拜和模仿的对象
我在世界各国博物馆总是看到这种情况：大人抱着婴儿在逛博物馆，其实婴儿在睡觉，但我觉得这个胎教非常好。带孩子到很嘈杂的饭店或商场去睡觉和在博物馆睡觉，感觉是不一样的。
国外小学生和中学生会全班去博物馆，不是浏览，而是有专业的老师在那上课，学生很自由地提问。
但在国内，我经常看很多父母带孩子去博物馆、美术馆，大人自己也不太喜欢，但觉得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就带孩子去，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
对小孩而言，身教大于言传，如果父母真的很爱这件事情，小朋友得到的讯息是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所有的小孩，在童蒙时期，最崇拜的人是爸爸妈妈，所以父母这个角色是很难当的。
人是模仿的动物，同时又是一个下载的动物，所有小孩子的脑袋，你带他去任何场合，无论是开心事、伤心事，不管懂不懂，他已经下载了。下载后可以储存很久，等到他懂事了，受了教育，智力发达了，他会重新反举这些早年下载的印象。
所以爹妈真的不好当，你不经意间已经在教育孩子，或者已经在毁坏这个孩子。
4、不要小看孩子的潜力
不要太控制小孩看什么书或者不看什么书。
因为我们经常会小看孩子，不太注意到他的能量。他当然会乱看，拿到手的或拿不到手的都会看，或者有些孩子完全没兴趣看，有些则沉迷在里面，大人不需要太在乎这件事情。
学龄前的孩子看的东西，到了学龄后会自动消失，就像出麻疹一样，忽然就不爱看了，转而看更高级的东西。
我记得我13岁以前喜欢画画，同时还喜欢唱歌跳舞，还去拍过电影，还打架，还捉虫子，上树闯祸。
可是13岁以后忽然对别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于是绝大部分时间就只用来画画。
到了18岁又是一个飞跃，以前的很多习惯忽然停顿，转入更高的智力需求。有些事情大人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关心，由他去，到一定的时候会消失的。
有一种习惯在你看来不是很好，你要去掰它，一切都起于“掰”，有时候就会掰坏了。当然也不能纵容孩子，不能过头，有些事情会自动消失，也会自动生长。
绝大部分儿童读物是很平庸的，一小部分是特别好的、经典的，比如那么多的童话故事里，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就是好的。
5、在兴趣方面，对孩子喜欢做的事少啰嗦
在国外幼儿园老师会有一些词汇选择，英文有很多好听的词，他如果觉得这幅画不是很好，他会说有意思。
尽量不要对小孩说出价值判断的词，大人说好或不好，对或不对，都是在扼杀小孩。
所以我要对家长说，13岁以前的小孩，在绘画上或任何文艺兴趣上不要多说，孩子要做就让他做，少啰嗦。
如果孩子没有得到认可，他看到画作对比后沮丧时，就让他去沮丧，因为他第二天醒过来又好了，去画的仍是那个样子，他有很顽强的动物本能，保护他这个本能，这时不需要家长去引导。
我对小孩的观点：
第一，生命安全要注意。
第二，不要生病，生病马上去看。
此外什么都不用不管，我从来没有管过我的女儿，她也很正常，很自立。
学术贴 |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2017-06-17
本文作者郭德宏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标题为《“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探讨。
“反党集团”概况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即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
（三）1957—1958年：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著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在安徽，有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春雷’反党集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
（四）1959—1965年：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钢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
关于“反党集团”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共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首先应该对“反党集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法律的界定，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叫做“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已经平反的“反党集团”，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反党集团”。即使有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反党集团”，严格来说也不能叫做“反党集团”。例如“高饶反党集团”，作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真的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他们还能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吗？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不过是为了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并不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岗、饶漱石也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一个“集团”。因此，还不如说他们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或阴谋活动更好。
至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集团完全是由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等组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国家、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造成深重的灾难，称他们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二，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只有掌握这种权限的人或机关才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第三，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只有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根据其确切的罪行才能确定，不能什么人、什么机关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将别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但对他们的审判，都是在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那只不过是对他们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就可以随便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就无法控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
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搞肃反扩大化，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其中比较早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又打了以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袄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前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由叶戈罗夫等苏军元帅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由科西奥尔等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等。这次运动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到l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83人）被捕和处决，l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除了“反党集团”外，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纪委网站：“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2017-06-18 中纪委网站
一
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名声也不太好，官运却好得出奇。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当然忙得要命。
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忙啥呢？吃饭、打牌、投资。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主题多是庆贺生日。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
然后就是打麻将。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从宫女到太监，无不乐此不疲。
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慈禧需要舒解心情，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批评意见。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
“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庆亲王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至少他的理财水平出类拔萃。
清朝中央政府官员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机关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好得很。
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买到了黑龙江代理巡抚。这样的事情多了，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
庆亲王格外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要是迟生一百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
二
庆亲王的业余爱好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
倒霉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照样每天忙于饭局、牌局，进出外资银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梁士诒、那桐、曹汝霖等大人物，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对此，连老外都忍不住了，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庆亲王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
辛亥枪响6年后，庆亲王奕劻寿终正寝。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这才明白过来，给他加的谥号是“密”，意思是“查找不足，认真整改”！无论对于庆亲王本人，还是对于清皇室，这个时候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
社会主义就是?---如临大敌
2017-05-30 13:26阅读：149
齐奥塞斯库曾经直言当今世界并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只有民主法治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之分。齐奥塞斯库曾经直言不讳的说：以共产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其自身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掌握了军队、警察、银行、铁路、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国家机器，因此共产党早已从无产阶级变身为有产阶级，所以这时共产党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但由于政治斗争是在司法之外打击和消灭对手的最佳方法，所以专制者不会肯轻易放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概念，只要把民众的民主权益诉求，上升到捍卫社会主义的高度，就能拉出某种崇高的大旗，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清洗有不同声音的人。这就是现代专制主义。
黑格尔与韩寒都说过，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一个例外，但却不是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例外。这件事我们稍微缓一缓再说。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也不是突然走到现代专制主义道路上的。我们还是从土地说起，从所有制说起。社会主义就是现代专制主义的深刻论述，大多来自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读。
中国共产党上世纪40年代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拥戴，最主要的原因是实行了土改，即把由于制度局限和国家法律缺失（辛亥革命原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导致的被集中占有的土地夺过来分配给农民，谓之耕者有其田。这时候它还没有触动所有制，相反，它是在强化土地私有制的观念下进行这场激进的社会改革的，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人民欢呼“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不是没有缘由的。
尽管这样，仍然有一个非常睿智的人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这场运动的深处，潜藏着一种社会政治凶险，这个人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摩尔1966年写作和出版了《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那时候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没有人去检点已经过去二十来年的土改运动。反倒是这个美国人精细地对中国的土改运动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巴林顿·摩尔描述说：中国的土改运动一旦开始，摧毁旧秩序，创立新秩序的进程便迅速推进，一切都按照政府指引的方向进行。中国共产党对土地的再分配不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而是按人口来进行的，并不考虑长幼和性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根基上打破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农村体制，使得地产与亲属之间的联系荡然无存。由于摧毁了或至少是极大地削弱了亲属关系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仅使阶级之间的对抗情绪有力地释放出来，还使不同 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人群的对抗加剧起来，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反抗地主、佃户反抗收租人、受害者反抗土豪劣绅的斗争才日趋激烈和公开化。最后的结局是年轻人反对老年人，这时候，一切苦难就都浮现出来了。
巴林顿·摩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新的更大的负担比以前更加平均地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显……中国共产党通过这种联系从农村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以前的地主和国民党。”
大概很少有中国学者会注意到巴林顿·摩尔强调指出的如下趋势：所有这些变化都只是暂时和过渡性的，摧毁旧秩序，使社会与政府建立新的联系，从农民中攫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无非是解决一个问题的最初步骤：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巨人，中国农民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这个政党将建立起一种无情的恐怖状态。据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民阶级将归于消灭。
这个历史阶段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来到我们面前的，这就是通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运动强制性地把土地重新从农民手里夺回去，变为国家所有。巴林顿·摩尔就像说了一句谶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阶级果真被完全彻底消灭了，成为了依附在国家权力之上的没有任何人的意义的灰色分子。
我们已经说过，土地私有制是两千多年帝制从来都没有触动和动摇的东西，今天它终于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力量翻覆了，这件事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堪比一个社会被拦腰截断，她那无形的鲜血像江河一样在大地上流淌，我们今天承受的一切精神苦难和物质困顿，均来源于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灾难。
农业如此，城市工商业如何？也改变了。随着国家魔兽的横行，到50年代后期，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中国终于完成了以中央集权为主要政治特征、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经济特征和以国家控制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从古代专制主义社会进入现代专制主义社会，作为标志性历史事件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不仅在实践上更在理论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绝后的社会变革，中国终于完全彻底地走上了现代专制主义的不归路，就像具有更加典型的现代专制主义特征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一样。
但是，在现代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语汇中，是找不到现代专制主义这个词的，好在我们相对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大大地成熟了，几乎不用怎么费气力就可以找到它的对应词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倾尽一切力量进行讴歌的东西，所谓“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歌颂的实际上就是普遍人性中最为珍重的东西：民主和平等。然而社会主义真的包含这两种东西吗？社会主义真的是民主和平等的吗？
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 早在1848年，也就是列宁创建以平等和自由为标示的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69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同样原则下宣告成立的101 年前，就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渊源于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之外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中寻求平等。”（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
托克维尔说这番话的时候，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社会思潮，还没有成为国家实践，到了1940年，苏联已经存在了29年，一个叫马克斯·伊斯门的人（据说是列宁的朋友，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观察苏联社会以后，写作了一本名为《斯大林的俄国与社会主义的危机》的书，断言“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不可救药……最好被称之为超法西斯主义。”还有人在相同年代指出，“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了与德国相同的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经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证实是一种幻想。”（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
而更准确描述和概括现代专制主义特征的，仍旧是政治哲学家、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他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但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手中，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名义上是社会的还是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
他还指出：“在把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移交给国家时，就是把国家置于实际上其行动必须决定其它一切收入的地位，一切政府的问题就都变成了“谁得到说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当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都将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志就可以在一切场合占绝对位置。正是政府行为的范围决定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得到的每一件东西是否都要有赖于政府，并决定着政府的影响只以使有些人将按某种方法在某个时候得到某些东西为限。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的整个区别，就在于此（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八章：谁战胜谁）。
我认为哈耶克1944年说的这些话，准确地描述了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对现代专制主义机理做了最好的归纳和总结，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控制社会的，我们的政治权利就是这样被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褫夺的，我们的经济权利就是这样被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侵占的，我们的文化权利就是这样被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消泯的。
自从哈耶克无情地剥去现代专制主义虚伪面纱之后，六十多年过去了，尽管苏联和东欧国家终于摆脱了梦魇，进入到了正常国家行列，然而在遥远的东方，梦魇还在继续，现代专制主义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有了更加完善和稳固的机制，终于发展到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就可以巧取豪夺到随便拆掉半个县城，所有报纸、广播、电视同时暗哑，文学艺术被迫远离生活，国家意识形态利用对宣传舆论阵地的牢固掌控连篇累牍地喧嚣虚假与和谐，花费大量资财肆无忌惮地用红歌愚弄和控制民众的境界。
如果说，古代专制主义由于民间社会的存在还给人留下些许呼吸的孔洞的话，那么，现代专制主义则把这个小小的孔洞也严严实实地堵塞了，社会成为了密不透风的囚笼，国家权力直接进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所有人都赤身裸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来遮挡国家权力对他的伤害了。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很有可能进入到一种恒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发生社会变革的希望微乎其微。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机器，人作为个体既孤独又软弱，尽管我们相信历史具有向善的本性，但是，一个社会在消耗掉它的全部动能之前，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我记得这是马克思的话。
公民话语：反对“钦”定“双一流”
沈敏特/文
按照宪法35条，我以公民应有的话语权，对即将出炉的所谓42所“双一流”大学的名单，表示坚决的反对。
我不反对“双一流”。相反，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42所双一流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我反对的是“双一流”的产生的途径和方法。因为，这种由上而下的“钦定”的办法，不仅难以准确选出真正“双一流”的大学，并且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戕害。
是的，美国也有所谓具有双一流资质的常青藤大学。但，不是“钦定”的，而是在上百年的办学的实践中，以毋庸质疑的成果，被无数的公众的口碑所口服心服的认可，而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产生的。美国的教育部不是它们的“产婆”,无权钦定哪所学校是还是不是常春藤大学。正因为方法对头，美国先有8所常春藤大学，之后又涌现出一批“新常春藤大学”、“小常春藤大学”；从未引起国内外的质疑。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第一、美国第一批4至8所常春藤大学的名称首先不是教育部的主张，而是8所大学自动组织的常春藤联盟，起先为的是足球比赛俎织和规范；之后由于这几所学校方方面面的成就，被用来称谓这几所大学。第二、这第一批的8所学校中的七所成立于美国建国之先，不是政府创建的，国家成立后也没有“收归国有”。
要创造“双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和空间。要让所有的高等学校，都有创造“双一流”的权利和机会，才有创造出真正的“双一流”的大学的可能。先予“钦”定，再“喂小灶”，首先创造出来的是一个资源分配不公平的教育事业的空间，这是对高等教育事业整体性的戕害。“双一流”应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不应把“孩子”先验的分成有娘和没娘的。1949年前，那些名声赫赫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以及南开，政府何曾赐过什么封号，而在人们心中是货真价实的双一流。它们是自由的办出来的，而不是“赐封”的。
我不反对党和政府对高校的领导，包括对产生“双一流”的领导，但我认为，这种领导是创造自由竞争的平台和规范，而不是简单的、从上到下的选定。要让“双一流”的产生，是一个办校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太短），要让所有的高校都有这个实践的机会。
我们有过的所谓211、985的大学，以及从高考的角度将大学分成所谓一本、二本、三本，人为的制造了大学的三流九等制度；而其评估过程更是众所周知，为大家深恶痛绝的。这种制度加剧了应试教育的负面效果，产生了多少戕害人才的悲剧，都是应予吸取教训的败笔。如今，这败笔背后的思维，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为民族前途计，是不能不公开反对的。
我是中国公民沈敏特。我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全国的家长，特别是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支持我的意见！
2017年6月16日
人类的寿命到底能有多长？
科恩：由于寿命的大幅延长令社会保障网开始吃紧，人类到底可以活多久这个问题，如今已升级为一个政治问题。
更新于2017年6月16日 06:04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在读博士生 诺尔玛•科恩(Norma Cohen)
人类到底可以活多久？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近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给政府带来了严峻挑战。寿命的大幅延长令社会保障网开始吃紧，而建立社会保障网的初衷是帮助进入垂垂暮年的老年人有尊严地过完人生最后阶段。人的预期寿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价签的。
历史上并非总是如此。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医学史教授戴维•博伊德•海科克(David Boyd Haycock)介绍说，在17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初期，人们问，为何我们不再像《圣经》中描述的圣人活得那样久。毕竟，亚当(Adam)活了930岁，而玛士撒拉(Methuselah)更胜一筹，活了939岁。只有当死亡率表在18世纪问世后，此类辩论才开始消声。
近来一系列研究让这个问题再次抬头。研究显示，英国人均寿命的提升速度如今慢了下来。根据投保者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经历来预测寿命的“持续死亡率调查”小组(CMI)发现，6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减少了6个月，平均剩余寿命为22.2年，而65岁女性的预期寿命减少了8个月，剩余寿命为24.1年。尽管预计未来人均寿命仍会延长，但增幅较早先预测要低一些。专业服务机构普华永道(PwC)近期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结论是英国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支付责任可能因此减少3100亿英镑。尽管一群受人尊敬的精算师予以反驳，称研究所用的假设“极端”，但整个辩论已经升级为一个政治问题。
这场讨论的背景是，政府养老金领取年龄的上调是可公开辩论的。在考虑政府养老金领取年龄提高的速度时，英国政府精算署(GAD)——还有英国国家统计局(ONS)——假设，未来寿命的增速将与过去一个世纪相同，即年增1.2%。这一数字可能会随着秋季公布的新数据而改变。
但历史显示，在预测寿命时，有必要将眼光放长远，而不受短期波动的干扰。在1911年至1971年的60年间，活到65岁的男性的预期寿命先是提高了1.34年，之后又有所回落。折合年率大约是0.6%，约为英国政府精算署预测模型所用年度增幅的一半。但在接下来的20年间（1971至1991年），65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2年，此后增速越来越快。
此外，英国以外的数据显示，人类寿命将继续提高。从生理上讲，所有人都差不多，哪怕我们外表不同。同时，尽管环境和行为差异会影响寿命，但没有根本层面的生物学理论能解释，为何寿命会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联合国(UN)数据显示，中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瑞典的人均寿命均已超过英国。
人类长寿背后的科学似乎表明，预测寿命的外部极限是在做无用功。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老龄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eing)的托马斯•柯克伍德(Thomas Kirkwood)教授拒绝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即人是“经过编程”要死亡的。他表示，在进化生物学里找不到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细胞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但因疾病、营养不良或意外而造成的一次又一次损伤，最终会破坏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会诱发老化进程。但如今，由于很多人在步入老年时，细胞损伤要远远少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抵御冲击。这一过程延长了预期寿命，并让健康的老年生活成为可能。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保险公司的精算师们试图找到一个“死亡率规律”，以便能精确地为死亡风险定价。保险业曾于1847年和1870年两次统计数据，发现其客户群的死亡率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但1893年他们再次研究数据，却震惊地发现，已活到60岁的女性（保险业已向这一人群销售了年金）死亡率较上一次调查下降了一半以上。不知不觉间，保险业开始放弃死亡风险，转而关注长寿风险和其面临的成本。
因此，对于“人类到底可以活多久？”这个问题，科学干预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我们不知道。
译者/何黎
取消博士统考，好事还是坏事？
丁阳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全面取消博士统考的消息，引发考博圈广泛关注。从今以后，上海交大博士对外招生全面实行“申请-考核”制度，外校学生想去上海交大读博士，指望统考是行不通了。事实上，“申请-考核”制度正成为我国高校博士招生的趋势，这种做法是好还是坏，会不会滋生教育不公？
取消博士统考，让许多志在攻读博士的非985、211学生感到失望
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发布了新的招生简介，明确表明，“从2018年起，学校不再组织统一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想在交大读博，要么本科直博，要么硕博连读，要么就只能进行申请然后指望考核通过了。根据以往“申请-审核”制的经验，几乎只有“985工程”高校毕业的硕士（或其他相似条件）才有资格进行申请，这就绝了很多普通高校学生的上海交大博士之梦。目前，许多实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的高校，都有类似的硬条件。
消息一出，就有来自普通高校的考生在网上悲叹，比如其中一位写到“我对申请考核制是很避讳的，不得不承认自己能力有缺欠，需要准备的材料，很多项都不得已填无，我深感可耻，于是对统考录取是极其热衷的……”——然而，“直到今天，得知上交实行申请考核制，取消了自主命题的考试，尝到了心里苦是什么滋味。本来多少对于跨校考还有那么一些迷之自信，现在被冷水一浇，所有的劣势都显露无疑。”
如果取消博士统考会引发教育不公，那确实会引发争议，那我国高校博士招生从统考转向“申请-考核”制，到底是基于什么考量呢？
博士招生实行“申请-考核”制，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改变我国“水博士”泛滥的状况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申请-考核”制是欧美大学博士招生的常态。这一做法基于的理论是，高等教育应当属于“精英化教育”，虽然如今高校大规模扩招，大学生这三个字已经不能代表“精英”，但博士研究生教育理论上仍然应该是严格意义的“精英教育”。这里的“精英”，指的不是受教育者的身份与地位，而是指这些人在教育的模式上更适应个性化需求。能够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大多在本科阶段就有较好的知识积累，在硕士阶段就经受了一定的科研训练，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受教育”的层面，而是能够与导师合作或者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开展学术、项目研究。这是百余年来欧美博士生教育得出的结论。
那么，怎么把“精英”找出来呢？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大多采用“初试外语+2门笔试+面试”的选拔模式。在很多人看来，这其实又是高考和考研的延续。考生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而卷面成绩却不能反映导师需要侧重考核的能力。造成的结果是，“考进去”的博士在高校往往属于不被重视的，导师经常抱怨所带的“考进来”的博士太多，甚至于这些博士毕业求职时，还要被“查三代”，如果本科、研究生阶段“血统不好”，要遭受隐形歧视。
欧美大学的经验，就是实行“申请-考核”制，考生提交个人材料，然后导师和学校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如果合适就能通过，而不必参加统一的考试。这种做法好处多多：首先这种做法更能考察学生的能力，比如发表过哪些论文、有怎样的研究设想等等，而如果是依赖考试，则考察到的往往是考生的应试技巧；其次，这种做法能够促进考生在本科、研究生阶段就努力往科研的路子上发展，这方面国外大学有明确的参考对象，例如，哈佛大学要求所有申请者必须提供本科阶段的成绩单，特别的，外国的申请者必须提供课程、研讨会和考试记录的成绩单，内容包括年级、分数、分级表和学位授予情况，国外大学普遍认为，没有高水平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将只能在低水平重复与徘徊；再次，申请制让考生不必耗费大量时间备考，发达国家的许多优秀博士生来自于企业和研究机构，多为有实践经验的人士，让他们忙于备考实际上是一种浪费。
总的来说，现代教育的核心和本质就是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和潜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申请-考核制”使真正有学术研究趣向、有学术研究背景、有学术研究潜质的申请者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更为便捷，无疑是博士招生改革的方向。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试行“申请-考核”制进行博士招生的高校已经越来越多，去年清华已经全面取消博士统考，今年上海交大跟进之后，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会全面实行“申请-考核”制，很多比较好的学校实质上已经没有多少“考进来”的博士了。有研究对6342位高校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区域、不同层次高校的教师对博士招生入学申请制，一致高度认同。复旦大学研招办主任吴宏翔则表示，自从复旦在医学博士招生中首次尝试“申请-审核”制后，生源质量大为提高——毕业自“985”高校的生源超过此前10个百分点。
不必对取消统考后的公平性问题过分担忧
然而，用985生源人数的提高，来评价“申请-审核”制的效果，正是被人所诟病的——很多人为非985、211院校的考生感到不公平，明明这些学校也有能发SCI，能搞科研的优秀学生，认为取消博士统考会阻挡这些优秀人才上升的路径。
这种想法，其实没有必要。对于基础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这毫无疑问是国家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去实现的。但对于高等教育，过于重视公平性，无疑会损害教育的效率。如果说，由于高考对所有人的命运都有着重大影响仍然要尽量追求公平的话，到了博士生阶段，再谈教育公平的问题，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招一个博士，是期望其能够做出成果的，所以招生阶段就应该是以研究成果为导向，而不是课程成绩为导向。正如前面所引的那位外校考生所说的那样，“不得不承认自己能力有缺欠，需要准备的材料，很多项都不得已填无”。如果一个人的科研能力只能通过考试来体现，那确实是很值得怀疑的，知乎网友“小狼CHARLES”对这个问题有比较精到的分析，“如果一个人科研能力强，文章发表的好，往往意味着他数学和英语写作不错，这样的人一般高考不会太差，即使高考严重失常去了普通院校，学习能力和吃苦精神也大大胜过周围同学，往往在本科的学习中也早已抓住机会通过保研或者考研进入到985或者211高校的研究生院，再退一步讲，即使他本科没反应过来，硕士期间非常努力，Publication（论文）很多，也往往能通过申请制入学获得导师的青睐。”
“考试”不应再成为读博士的方式
所以，取消博士统考尽管可能存在一定的公平性问题，但这不必过分担忧，对于很多考生也许反而是好事，因为很多人实际上对博士需要做什么，能不能够博士毕业都没有清晰的认识，报考博士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惯性”，及早打消念头不是坏事。
2005年，著名艺术家陈丹青因其招的博士生外语差一分上不了清华，从而愤怒出走的事件，曾引发广泛关注，当时很多人还表示“规则就是规则”。十多年过去了，不合理的规则理应淘汰，人们应该意识到，博士就应该是“精英教育”，不能让“水博士”过于泛滥了。
微信选读
【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赞歌
大家一直接受的教育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唱赞歌。而且是压迫越深，赞歌越嘹亮。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发达国家，不管政府做什么，做对了大家认为是应该，干错了就批判直至惩罚，因为是我们花钱雇佣了他们。就如同我们雇佣了工人，生产出合格品是应当的，生产出次品或废品当然该批判或惩罚。所以那里不唱赞歌，只有建议和批评。这也就是国家发达的推动力。
对于法西斯统治下的社会，政府依靠暴力就会任意作恶，任何进步的、积极的声音都是政府的敌对势力。所以政府不敢听到真实的声音，就会用暴力压制真实的声音，为了掩盖其罪恶行径，还要使用暴力威胁民众或用少量掠夺来的财富诱惑民众为其唱赞歌。譬如朝鲜，一群食不果腹的民众却高唱没有某个人我可怎么活。
文明国家也会有赞扬的声音，但那只会是对某件事的偶发现象，不会是主流声音。就如对工人只会在其超出正常的贡献时才会表扬或奖励。其与法西斯统治的区别在于是完整接受信息后的自愿，还是受蒙蔽后的被骗或被迫或受雇。
看一个国家的民众受压迫程度只要看唱赞歌的的程度即可，如果唱赞歌是主流，那必定是法西斯统治，如果没有反对声音，则表明暴力压迫已经到了极端残忍的程度。
说句实话，别说廿万亿，就是廿0万亿，对天朝草民来说也将是波澜不惊、十分漠然，他们首先会认为这是谣言，即使半信半疑，也不会有任何的激愤，而是平静如初。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言:不要低估天朝草民的愚昧程度。并且由于长期的专制，社会财富与草民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被人为割断，草民根本无法染指，因此在社会财富面前表现漠然那是正常的。猪一般只在乎槽中嘴边的吃食，而不会去关注圈外远处的珍馐美味，因为那不可能是牠们的菜，别人怎么分食他们无动于衷，只有当槽中的吃食断顿了，牠们才会有所反应，但首先是相互争抢、你拱我我拱你，最后实在饿的受不了，发出垂死的吼叫哀呜，然后下意识的用头去撞击猪圈的栅栏……一个猪民聚集的社会，不要去幻想所谓的“每一条真相都能达到崩溃的边界”，没有这种可能，中国“忍”民早已达到忍者神龟的至高境界，并沉浸于谎言与欺骗中不能自拨，他们的梦还在继续。【張劍】
【转】大地上有许多碑，纪念碑，墓碑，很多，很多。这些人类生活的痕迹，蕴藏和讲述着各种各样的“人类的故事”。
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是权力者用纳税人的血汗，以人民的名义，为当年的某些知识青年立的纪念碑：梁家河知青旧址。这座刚建成不久（2014年）的纪念碑，还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
刚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很惊诧：全国有无数知青点，如今并没有什么人在那里立什么碑；那年月，我和我的同学也当了几年知青，如今没有谁为我们立碑；为什么独独为梁家河的知青立碑？梁家河的知青有什么特殊吗？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我的这个“惊诧”，遭到了妻子的嘲笑：梁家河知青，梁家河知青点，当然非常特殊，从他们之中，从它那里，走出了一个当今的伟大“核心”；这，难道你不知道吗？这，难道不是立碑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吗？你对这些还“惊诧”，除了证明自己智商、情商低下和不懂现实国情与中国政治外，还能证明什么？
我哑口无言。的确，同为知青，我们那个“集体户”，全国各地的知青点，哪个走出了“东方又红”的伟大“核心”？在这个问题上，还真不能奢谈什么“平等”！
同样从网上看到，当年中国西北一个叫什么“沟”的幸存者们，在荒原上为自己的难友建造的“罹难者遗骨衣冠冢”被强行拆毁。这事，感慨得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对此，我没有惊诧，只有悲愤，只有沉郁的思考。我又一次痛切地告诉自己：“这个国家是谁的？”，绝对不再是一个真问题。
这些日子，我又一次想起了当年“黄金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说到追求自由的人们时，总是说“我们”，说到沙俄权力者时，总是说“他们”。真是泾渭分明，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我们与他们，同样沉陷在今天“如铁的黑暗”里，但是，绝对不会同样站在明天“英雄的黎明”中。
2005年夏天，我和朋友一起游览过列夫.托尔斯泰庄园，仰瞻过托翁的书房，拜谒过托翁的墓地。在托翁的书房里，摆放着世界各地的人写给托翁的书信，在一些信封上，我看到这样的文字：“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收”。在托翁的墓地，没见到墓碑，只见到一方矮矮的长方形土堆和篱芭上盛开的鲜花。当时，我落泪了，想起了托翁讲过的“老祖母说：死了，就安息在自己生前栽种的树下”；想起了茨威格说过的：托翁的墓地，是让全世界为之潸然泪下的最美丽的墓地。
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没有纪念碑，托翁的墓地没有墓碑。他的纪念碑，他的墓碑，在人们的心里。
“历史”这个词，在英文里被写成“History”，意思是“祂的故事”。的确如此，“人类的故事”，就是“上帝的故事”，就是“至高永恒者的故事”。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托翁庄园，我请妻子在托翁为构思煌煌巨著《战争与和平》而踏出的长着白桦树的小路上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当时，我的耳畔响起了“大卫诗篇”。英俊、威武的大卫弹着四弦琴倾心地赞美至高永恒者：你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我们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你使我们灵魂苏醒，你引导我们走义路，你使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你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边……
悖逆真理，悖逆爱与公义，一切皆虚空，一切皆枉然；赫赫的权势，不过是历史的“烟花”和“道具”。这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至理。还是俯下身来做一个忠心而谦卑的公仆吧，别尽想着“千年永固”、“万寿无疆”，别总想着“照汗青”、建什么碑。在至高永恒者的账本里，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不差毫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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