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孔丹：文革最大的遗产是给我们一个机

sunwinism

我读《孔丹：文革最大的遗产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反思 》阅后感言



该文见凤凰网  作者：深呼吸  欢迎您来我的凤凰博客！——2014-08-14 10:11:17



人物简介：孔丹,江西萍乡人。经济学硕士,曾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长期就职于以金融为主业的控股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熟悉金融市场，也是著名金融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全宝



2014年7月的炎炎夏日里，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京城大厦中信集团总部办公室，孔丹两次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67岁的孔丹腰板依然挺直。与过往媒体对他“沉默”“神秘”的描述颇为不同，记者眼前的孔丹轻松、风趣。他很有语言天赋，各地方言顺手拈来，谈到兴起时，还会模仿一些高层领导人操着方言说话。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在一次小范围的读书会中，谈过“一代人的政治交代”这个话题，去年你的口述史著作出版，这本书叙述了你60年的人生轨迹，这算是一种政治交代吗？



孔丹：的确谈过这个话题。我当时感觉这个题目有些大。什么叫做一代人？我想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算做第一代。他们后面就是我们这一代了。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五代领导核心，其中锦涛、近平同志从年龄上讲，应该算和我们是同代人。那么，我们上一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政治交代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让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走中国道路，不能走别的路。



上一代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他们那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有个政治交代的，就是走中国道路。所以，如果讲政治交代，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政治交代。



但我们这一代人有资格说政治交代吗？如果说有，无非是把我们这一代人所承担的问题提出来，为历史留下存照，为思考提供素材。这也是我搞口述史的原因。



但这不能算是政治交待吧。我只能就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谈一下我的体会。原本我没有要写这个口述史的意思，该做的事做了就行了，好坏由人评说。但有两位好朋友特别希望我把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记下来，尤其是事关我在文革中的一些经历。



一位是王岐山同志，他多年前就跟我说：关于文革中西纠这一段还就你最了解，别人讲的都不够权威，还就得你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



岐山几年来时有催促我。2013年10月口述史这本书出来之后，我送给他看了，算是交了一个账。



对这本书，王岐山还是很肯定的，说非常好。因为历史是一个拼图，你提供的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一个人的历史角度，但是如果大家都尽了这个责任，就可以形成一个总拼图，历史的全貌会清楚些。



还有一位是马凯同志。那些岁月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他看到对我们那段历史的记述和评论有很多是杜撰，甚至是扭曲，他就跟我说，咱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应该有一个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不能任人这么信马由缰地去写，至少得有个当事人的态度。这也是我写这个口述史的另一个缘起。



马凯也看了这本书，他也挺肯定。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多事儿说清楚了，恢复了历史本来面貌，至少为后人的评说留下了根据。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如何总结自己这60年的人生经历？



孔丹：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是被动参与。比如在高中时闹事，是跟着高三的学生走的。文革中成立红卫兵，其实我是反对的，后来社会秩序乱了，警力军力都无法应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为了那个时候的秩序维持，我们搞了西纠，搞了以后就一直很被动，最后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有一次岐山还跟我说，看你书里写的觉得你对文革还是很有心结啊，尤其是这事儿对你母亲命运的影响。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整周总理嘛，不管你搞不搞西纠，反正就是这么个命运。



岐山这话没错，但我总觉得，我要是不站出来可能不至于弄得我们家那么惨。后来我到光大公司工作，发现前任有几十个亿的损失，钱不是我赔的，但屁股得我擦。



到了中信也是，碰上了中信泰富衍生交易的巨大亏损，我听到有人这么议论过，说中信快变成雷曼兄弟了。事虽然不是我办的，但都被裹挟其中，跟着一个一个大潮过来过去。



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回想文革那段岁月，你又怎么看呢？



孔丹：坦诚的讲，文革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抹去的人生经历。我跟好多人交流过，文革的发生是不是有必然性？我觉得还是有必然性的。这一点你可以从我们党的领导集团自建国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轨迹里看出来，应该说一定会有这样一场运动的。我这么说，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遗憾。



现在对文革的看法极端对立。有很多学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研究文革。文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战略考量的合理性？我说这个话是源于我的真实感受。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



毛泽东发动文革应该有一个要防止这个党变质的出发点。但文革毕竟是一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包括我们家，一度家破人亡。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用了一个词儿，叫“浪漫主义”，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就是内心有一个积极的想法、好的出发点，但是脱离了实际。一旦脱离了实际，善的初衷也是会导致恶的结果。



我觉得文革的最大的遗产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让我们回到从实际出发，回到实事求是上来。共产党一路走来曾犯过很多错误，但也正是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中让自己更强大，让自己更成熟。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你和秦晓的争论大家一直都很关注，他提出一个比较系统地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方案，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孔丹：我和秦晓关系不一般，历史渊源非常深厚，共同走过很长的道路。我们两人在观念上有很大分歧，以至于现在时有争论。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



我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决不能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



我的想法非常明确，就是拥护和跟随现在中央提出的深化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很明确：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课题有六个，而不是单纯地只讲经济。第一个就讲到法制化建设问题，还讲到了社会建设问题，反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整套系统的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如何看待当下的腐败问题？



孔丹：说到现在的腐败问题，很多事确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觉得问题严重。但是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领导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这话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双重人格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发达一下，都不好意思见人。



如果我们的共产党背离了自己的宗旨，口是心非了，那就危险了。



在社会转型期，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我认为最严重、最严峻的还是腐败问题。从近期反腐案例中可以看到，权力已经被异化成为商品，尤其是买官卖官，更是腐败中的腐败。



解决腐败问题不仅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我要强调的是，同时也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从以往腐败案例中可以看出，每一个腐败案件的背后都有一个资本要素在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资本的力量，也就没有腐败这个前提，不受制约的资本也会诱发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有种观点认为，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自我监督的问题。



孔丹：我有一个实证的说法。共产党要如何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假如共产党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却不做设计，去解决和防范，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这从它自身发展需求上也不能接受。而且我相信，解决自我监督问题有多种方案，并非一种方案。



反过来说，如果是仅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个多党轮流执政，从实证的角度你把当代那些多党执政的案例都拿来看看，如印度等都解决了吗？他们的腐败问题、制度制约问题解决了吗？



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



实际上，这也是我跟秦晓争论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共产党正在努力地克服这些弊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全文完）





张小鼐阅后：文章中孔丹谈到对文革的看法，我是与孔丹的同龄人、与共和国一同走过来的人；若要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应该有一个要防止这个党变质的出发点”，我绝对不赞同；结果亦根本不是这样地；这不是实事求是！



受马列主义缺陷所至，毛晚年被理论搞得已经失去理智，走火入魔了，大搞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反资本主义（今天称西方道路或西方模式——实际即西方文化）等，可以说完全在反文化!



孔丹可能与其家庭出身及个人历史有关，接受过毛晚年思想影响（我们都一样）；但现在这样对文革评价是有悖客观事实的。理论即文化上毛晚年错误主要始于所谓反修。有关反修之事，邓小平曾说过，中苏走过的那段历史大家都错了（是邓小平在与巴尔戈乔夫会见时说地）；却在中共党内对此并没有达成为共识，理论上存在着异议，始终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反动的、腐朽的，对资本主义认识没有走出历史。史实表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母体，社会主义必从资本主义发展地；历史也表明，资本主义绕不过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理论上地拨乱反正；历史社会主义终究行不通！在对苏东欧国家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全过程总结中，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一直有个提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求真务实，史事求是，这种提法不通；且完全是形式主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应该看到，作为政治纲领及名词，实际上既有内容，且更具时限性，并是各自存在地、都有其特定性与一定地历史背景地，因而是互有区别的；十八大明确指出不搞形式主义，因此，这一提法在民间反响大，也不应该再出现了。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孔丹说毛搞“文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战略考量的合理性？我说这个话是源于我的真实感受。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这与历史实事对不上号，只能是说瞎话！社会上早有共识；变不变质更不能以阶级斗争去解决；问题在思想理论指导和认识上，换句话说，就是在文化上的。



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曾认真地严肃指出说过：“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讲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去。”“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句话极其重要，更值得反复思考，是我们改革开放中、政治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其实，从搞社教到江青在军内发动文革、及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毛泽东个人被过份地吹捧而走向了政治上的主观独断，他借助自己在社会上的威望，大搞个人崇拜式的封建迷信与专制政治；本来他退居到二线，按规定并不管具体工作，只从理论与思想上看问题，加上新中国也是以权力政治（枪杆子）建国的，他本人喜爱历史，对传统文化从小就耳闻目睹，是中国社会人治政治下成长的巨人；他本人就没有去过欧美国家，建国后更很少出国，对西方文化只知独尊马列主义理论，更受历史的影响，视资本主义为敌人，本能地排斥欧美文化；这里我想要指出的是，毛晚年的错误，主要还在马克思理论与马列主义缺陷上。换句话说，他的指导思想、主观判断和认识都不对了，这是客观事实所作出的结论。对执政党来说，也是一定要认识的；现在看早认识比晚认识要好，而且我个人认为现在是时候了。



本来，马克思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产物，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认识不足与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对工人运动与工人阶级（马称无产者）缺乏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质析）与根本上错误，提出过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政党后这些理论上的问题，却一直被现象所掩盖，共产主义运动最后几乎都陷于了传统的权力斗争范畴，甚至完全背离着文化；结果，必然会发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东欧国家剧变，这是至今我们还未能真正彻底认识的理论重大误区；很多问题就在思想文化理论上；非明确无共识！更为事业所难以真正发展的。



中共能成为长期地执政党，就在于有能自我纠正的历史、与正反及多方面地经验教训；就文化而言，更应看到大事上反而认识比不认识好；历史上封建帝王也有过罪己昭呵，仅管虽然只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已，却也能产生出一种历史作用的推动力，还往往会起到罪己而相反的效应，更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地；皇帝是人，也是会要犯错误的。而权力政治下,美化权势者，往往会美化历史，篡改事实，从文化上说，乃莫大之悲哀哉！就为历史的原因，在中国,正史都是一家言，存在很多伪证和假史，所有历史都难免有失真失实的东西，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地。



马克思理论是学术；马克思主义产生过一定地历史作用（主要是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胜利与中国革命战争中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更存在许多与历史文化不相通的非理性，已经成为了历史。毛时代在理论上以反西方文化——资本主义及所谓的反修防修为名，实际却于历史上犯下了很严重的罪过，毛甚至陷入传统地权力斗争泥淖中而无法自拔，说什么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搞阶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云云，更给中国人民与中共全党都带来了一场可谓不应该发生的灾难，这是一定要史实求是地！



实事求是！问题根本就在文化上！看来我们现在仍然认识不足；这是我要站出来与孔丹商榷的。中国社会发展不可能走欧美国家发展相同的道路，但文化上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谓中国化，事实上就是西法、欧美文化主流化——乃西化,即在中国必须为中国化！传统文化本身即中国化，所以,中国化不是传统文化，而只能是西法、欧美及世界文化主流化,文化无国界,更乃近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实。



言下之意，我该于此说清楚，首先是传统文化长期受极权专制统治直接影响，走不出封建社会人治思想观念，更使中国历史发展落后了；因此，对传统文化必须有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现代性地文化基础建设，在历史上即所谓的被西化；我决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优秀的，而是欧美历史发展形成的西方文化为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大势，西化在中国是历史地选择，完全在填补着传统文化缺陷、更是中国化之由来；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国特色，亦即西法主流文化中国化（或欧美文化中国化），这是历史实事。



概而言之：西化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法治地法制化文化，为欧美国家能从人类历史发展中胜出的根本，这是一定要看到的一点；但问题在我们对此认识一直不到位，极其错误地把西法——欧美主流文化看成为对立面与资本主义，这就必须对欧美历史发展及其文化有客观性地看待，才能做到汲取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全部智慧与一切积极成果；文化无国界。虽然欧美主流文化就是资本主义，但我们对资本主义一定要史实求是，全面而正确地具体解析。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欧美文化决不能排斥，问题在如何看待认识？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法（欧美主流文化）才可能为中国化！关键在什么是中国化、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欧美国家历史发展与主流文化？



值得指出的是，近现代历史上西法——确切地说即欧美主流文化中国化都为主要趋向，西化成了中国社会突出特色——或者说这就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主流特色,也可以简称为一大中国现代特色。就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失,亦就正在于可以与欧美主流文化的填补上；西化实际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后发优势——我们有可参考地实例及互补性；特别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的最大失误与毛晚年错误，就在完全于文化上否定资本主义，否定西方欧美国家发展事实；直到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中才得以不断地纠正；本人的这一看法观点即从历史中得出的，仅供大家斟酌、商榷。我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从一个大国走向强国的现代化过程，在思想文化理论上一定要与之相适应地；尤其是我们已经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必须以人权为基础,树立每一个人的尊严,让权力回归于权利,建立健全和完善国家现代法治的法制化,使党权、人权、政权成为法权,正是圆我中国梦、真正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社会基业！



孔丹说“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但史实表明并非这样,结果更相反；说实在的,我现在回想起文革,心头还感到惊恐难安,听到锣鼓声就会胆战心惊地,也正是这一问题,我们更要从思想文化上去看。



我们都是过来人；孔的一家及很多的革命前辈，他们都被文革搞得家破人亡，整个国家完全失去正常运转，最后要靠军队来维持，再走下去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今天了，孔丹能说不是吗?



我看孔丹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用了一个词儿，叫‘浪漫主义’，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就是内心有一个积极的想法、好的出发点，但是脱离了实际。一旦脱离了实际，善的初衷也是会导致恶的结果。”这就是完全在胡说八道的了！简直无视历史事实而为错误辩护词穷地；回顾历史，从大跃进至文革，能有这样的浪漫主义吗？乃是我必须要指出来的；恕我直言了。



问题出在我们是以传统政治建国的，与欧美一些国家的情况根本不同；后来反西方文化，没有现代社会法治的法制化意识，传统政治（人治）从不讲人权，更无视人权，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国家治理（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包括政党政治在内，这关系党和国家的发展与未来。如果当年我们能参考欧美国家现代法治文化，毛晚年错误或许可能避免；在延安毛就说过要让人民监督政府，乃正是中国社会问题所在；毛后来却并未做到，成为他晚年犯错误之源；问题在搞法治还是人治！国内外对此都有很多看法；网上就有人指出，中国反腐主要是权力腐败，问题亦在制度上。不错，正如孔丹所言，“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大家争论的要害就在欧美文化对现行制度弊端是最明显的补救！还有一点，争论双方大多数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并没有能力来推翻中共党的领导；但这些人对现行政权与制度弊端深恶痛绝，看得极其透彻；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更为民众所迫切要求地。更希望中共执政党能走出过去的历史，发展历史，更新历史，彻底解决历史上的严重问题；成就于厚积薄发。



对孔丹其它说法倒也可以参考，只是在这一点上不说清楚，其它亦失去了正当性，客观性,何以实事求是呢？立党为公必须树立现代文化,有现代思想观念，以人为本首先要树立人权,这就一定要从过去的历史中能主动地走出来,以史为鉴；尤其是中共作为长期地执政党,首先必须要能模范地做到尊重人权,决不准执政党的任何人利用职权侵犯人权与老百姓的权利。走出历史,在思想文化理论上正本清源!



现代文化包括现代社会国家治理，也是我们建国后文化上的缺失。正本清源；讲马克思理论，只能说属于学术范畴而离不开文化；即文化实事求是！并非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学术，离不开文化规范变换地内在性；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曾提过词说：实事求是！却不能说实事求是即是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理论，必须实事求是!



马克思理论是学术就离不开文化，离不开哲学地，所以，哲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也只能是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科学、于文化范畴内，是不能离开文化范式及其规律性地；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属哲学并不代表全部哲学；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能分割哲学，否则，乃反文化且行不通，更是误区！现在却没有人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地。我不管有没有人提出来过，改革开放在文化上，如果不能解决思想理论上始终存在的大问题，走不出历史就没有发展，也不可能发展！我之所以说马克思理论是学术，必须回归文化范畴，实际上一直就有争论；我们却还不能形成一个真正规范化的学术环境。文化与时俱进，学术决非是静止的，不变地；更不会绝对化！



毛泽东个人的错误从某种意义看，的确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这几天央视正热播《邓小平》，振动了全国民众，也引发出深层次的社会热议。剧中的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参观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这个企业就建于中国文革时期，而我们的知识分子那时都打成了臭老九，每天不仅接受红卫兵批斗，还得去扫大街厕所，邓怒斥乱折腾！我认为该剧不足，就在对历史认识反思不够，《邓小平》没有讲清楚毛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涵；毛泽东思想绝对不是毛个人的思想，而是以毛为代表性、内聚了中共全党英才的全部智慧结晶，是中共建国前后（即人民共和国初期）历史实践经验总结和记录，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是有区别的；另外一点即毛晚年犯错误有毛个人必须要承担地责任，绝对不能以四人帮去代替、四人帮问题在党内出现就由毛所造成地；对毛的是非功过一定要史实求是！否则人民不会接受。我们必须实事求是！邓小平生前也说过，一些历史问题只能留待历史去作出结论；在改革开放的发展中现在应该是时候了，我们是必须要有认识的，这是我个人坚定地认识，仅供参考。



同样，看《邓小平》缅怀邓小平，邓小平自己亦曾说过，在毛的历史过错上，他也是有责任地；的确，毛晚年的错误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有关，不是毛一个人能形成的，也是毛个人错误非毛个人要完全承担的，对毛时代及其晚年的错误认识绝对不是否定毛主席！这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改革开放发展即首要在我们将如何对待历史，引以为鉴?！谈反思就要能去反思，且认真去反思，否则，又何以为反思呢！对历史之非不去认识能行吗？恕我直言。我与孔丹可谓半个老乡，孔的父亲与我外公相识，我外公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内任职时，在上海还帮过他；只是我外公从来不说而已，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外公曾给我讲过。孔丹回过萍乡；我(1948年生)也可以说现在就是萍乡人了，此不多说，谨致。—— 张小鼐 (2014.8.16)



孔丹认为，一旦脱离中国的实际，从舶来的甚么教条出发，抄袭复制甚么人家的范本，就会迷失，就会误入歧途。他说：“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中国百年复兴路径追求的基点，而“与之对立的，是时下盛行的民族虚无和历史虚无的思维模式，是对西方原教旨价值观、政治观和经济观的顶礼膜拜。”我看此话则不然之；却也可见孔丹的政治立场并对当前大局地作用了（这也由于孔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吧）；而其曰与之对立者，实则非是也！实事求是，似是而非之。西方欧美国家的成功与优异是文化结果，西方欧美文化并非是所谓“舶来的甚么教条出发，抄袭复制甚么人家的范本”云云，而是举世公认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先进文化与成功的果实，值得效优，这是我的看法。在中国，今天所谓“中国特色”，首先就一定要解决文化在思想理论上其缺陷与局限性，能从历史中走出来；可想而知的是，中国化绝非指中国元素——因其本身就是中国的东西，不存在化与不化了；而从历史去看，自然当是西化——即外国文化被中国化之。在这里边，勿庸置疑地说，文化亦绝不会以地域国界而分化，只是各国历史文化发展会有不同，必须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西化乃文化，文化不分地域国界，中国现代文化绝不能排斥西化；但西法亦必须是中国化、或即“欧美及世界主流文化中国化”！我第一次这样提出来、更切望社会能有共识；史实上，近代以降始于晚清至今，中国社会变革就是被西化历史，中共革命仅管要改变西化，但欧美文化从未有摆脱过；现在看，历史上出大问题就于这里地：把西方文化当成资本主义，结果造成与文化反向，导致建国后一系列严重错误、我称毛时代历史之非与非理性、亦即毛晚年的错误，这是不能不认识的。邓公复出后改革开放中首先冲破（即过去的）历史社会主义禁锢，对西方开放；而现代中国欧美文化、即世界主流文化中国化同时，亦将中国文化世界化。我们很多人却至今没有这样去看，争论中根本忽视历史事实及其问题，社会发展进步堪犹！



有关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认识与个人观点，我准备想写成点具体文字阐明，但现在可能还不行，只有当我认准了的时候才会去完成它，更需要些时间反复认真负责地使之于学术范畴逻辑中确切无误；昨天看郑永年《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非西方经验》一文，很受启发，腹稿有些眉目；但对郑先生的看法和认识我并不能都接受，更有一些己见，想找机会能提出来与大家商榷共识。郑先生近日接连不断地写了好几篇文章，我都看了，尤其是《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一文，他指出：“法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人为建设的结果。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法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法治建设也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不过形势比人强，法治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在呼吁法治建设。一旦条件具备、包括执政党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意志、社会成员科学的法治观念、法治建设机构的存在等等，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也能建设成自己的法治体系。”但看得出现代法治在中国、由人治而法治却任重道远,比欧美国家情况更加错综复杂,甚至于很严峻；中欧美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不同，这也是我们并不能走欧美国家社会发展老路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必须现代化，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离不开西方欧美文化。



这里我要指出且始终认为：中国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受西方社会影响，有很多东西都离不开欧美文化；西化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后发优势所在，问题是在我们自己去如何把握地。可以说，在地球村，人类社会文化无国界！要看到，外来文化（即世界主流文化或西法）中国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突出地主要表现，走过了近二个世纪；虽已趋成型，但一直未能在文化即制度上发展完善；人们反应不一；回顾历史，国民党时期，就因为蒋介石要搞一国一党一主义，文化制度建设摆不脱专制体制形式历史困境，抗战胜利反而使权力腐败现象泛滥成灾；蒋经国打老虎亦终难被现实、既自身利益——世称四大家族或既得利益集团所掣肘，更是中国社会历史现象；每一次战争胜利都会出现一个独大独占独享的社会既得利益群，他们与精英群结成一体（精英总会依附于权势，有的精英就出身权贵；这也即权力政治或人治社会转型的一大难题），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利益集团却掌控几乎全部的权力与权益；结果，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这也是其中的一大根本因素，蒋介石到台湾省后也曾有过较为深刻的反思。而历史总会有非常惊人地相似；今天我们的反腐也在权力腐败现象是最大与最突出地表现，法治下制度建设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强烈呼声，也只有依法治国下才会有民权，这是我必须要指出来的。把话说穿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就是传统文化地结果。



还要看到欧美国家一些成功经验、与成功之路在文化上，完全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与参照实行的范例及修正、在思想理论与具体改革中，形成自己的试施预案，去加以优选试点地；中共党实为中国社会人才聚落的一大优越团体，我们必能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现代社会国家发展地成功大道。应该明确的是资本主义乃全球趋势，既不可能消灭、也不可能绕开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讲，欧美现在可谓逐步于社会主义；但全球资本主义受欧美影响，却各国发展不同，中国就是一大典范：在发展资本社会当中首先是摆脱苏联模式，后又于资本依附及共同发展、并逐转成多种的经济成分；经济变革后相应地政治变革亦成为必然趋向——这场斗争甚至已为全球一大亮点；其问题并非在一党执政、多党民主议政参政上；根本的是，就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与现代法治下如何依法治国地？！我看到有专家称：“民主有诸多要素，如选举、参与、监督、权力的制约等，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是法治”；法治乃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长治久安、能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重要一点在，讲法治而其核心绝对不可以丢掉了人权！人权是西方欧美国家近现代社会基础与成功之路。我们搞依法治国，人权一定要成为现代法治建设的核心！搞法治就必须树立人权！法治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树立起民权，使老百姓在政治上站起来；而现代法治社会下民权才是反对特权、反腐与预防权力犯罪的根本措施！这也是梁启超曾经提出过地新民说的主要企图了。



以人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地法制社会基本特征。习主席最近指出说：“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公平共享,增进更多民众福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扎扎实实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质言之，改革必要有政治保障，建立相适地民主制度，确立人权，以避免改制演变成为寡头经济、少数寡头分割并控制整个国民经济，使大多数民众利益被资本剥夺，造成新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以及权力变质而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等，实际上相当激烈。就全球性社会状况看，欧美资本主义可谓已逐步趋于社会主义大势；中共虽说马列主义政党，不搞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孔丹称“‘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中国百年复兴路径追求的基点”，即宪法明确规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情况却成为大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尤其是国企改制中大多数工人下岗，国有企业变成为个体私有制企业，发生很多严重现象，是违背宪法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孔丹等人不知是否听到过民间的议论？薄案、周案出来，人言无官不贪；所以，反腐是否会搞到底？政治改革究竟如何？问谁呢？中国虽能避免一些国家改革“缺少一个强有力政权”领导的弊端，权力腐败现象却举世罕见地！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社会要素、与依法治国地法治下法制化文化，也谓西法成为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时至而不可不为之！切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民主政治，为一大迫于眉睫的大课题，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所有历史上的失误可谓都在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腐败直接危害着执政党生存了。



俞可平先生最近也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怀疑改革开放的人开始明显增多，在许多人心目中，‘改革’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某种‘神圣性’，有些人直接就说，‘改革’已经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托辞。毋庸讳言，我们确实为现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现状的某种不满非常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把现存的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更不能超越历史地对邓小平进行求全责备。我们应当历史地去理解，不应当把克服这些局限性的主要责任，放在邓小平这一代改革开创者的身上，而应当放在后人们的身上。例如，邓小平为了打破当时的绝对平均主义政策，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策略，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必须及时调整这些策略，更加强调‘共同富裕’，把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适时将‘效率优先’转变为‘公正优先’，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问题却完全表明了，我国由人治而法治的转型中法治的法制化一直滞后，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但对此张维为等人好象并不认同，实际上站在既得利益群体立场上，甚至有意掩蔽问题实质地。不搞欧美西方政治，西方文化不能否定，始终是思想理论上必须认识的，而中国乃至后发优势就是有西化的中国化！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邓小平最先打破了社资之间的界限，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从欧美发展成功之路的成功经验中，寻找我们也可以汲取利用的东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使中国走向了世界！“民主法制是邓小平总结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验后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复出后最重视的两件政治法宝。他多次极其明确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更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民主的基础在人权——天赋人权，与生俱来之，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加强认识、且并未达成共识的一大课题。只有树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并从执政党做起；使民众真正有自己的权力，人权、党权、政权形成为法权人民才能监督政府，真正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在法治的法制化下公开透明，民众可以监督，从而能依法治国。这是在彻底改变着中国社会历史地。



欧美国家在这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例如尊重人权，对权力的监督，及现代法治地法制化具体实施上，都有非常成功地一系列可参考的制度方法，仅管中国不搞分权制约与竟选等。中国虽与欧美国家历史文化发展不同，文化文明不能排除，理论成份是我们可以汲取利用地；西方文化我们也绝对不能否定！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可谓中国现代化即离不开欧美文化！这是我的看法，当然，反过来也将推动欧美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接受。欧美国家是绝对不可能把他们自己可利用的东西放弃掉，这些国家也面临着自己的不足与缺陷，欧美国家亦更是在发展中地！而历史文化上我们是曾落后了。不搞西方政治，就因为我们在长期被西化的近现代历史中，已经成熟地建立起适合自己历史文化发展及其社会国情的现代政治，可以说，乃是欧美文化中国化地现代文化结果，此即不争的事实！孔丹说“时下盛行的民族虚无和历史虚无的思维模式，是对西方原教旨价值观、政治观和经济观的顶礼膜拜。”这种说法要有事实说明，更不能打棍子、扣帽子；文化就是文化，必须实事求是！史实求是！尤其是对毛时代历史之非与文革的非理性，反动性怎么看？关系中共党和国家未来与改革开放发展，直系于民众幸福；恕我直言。民众与社会都要一个真实地认识与大家能够接受的定论；执政党必须有个人们渴望的道歉。譬如说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呢？事实表明以人为本，国富并不等于民强；只有民富了才可能国强，中国社会才会真正有未来地！而事实表明，国富民强下终为假象、甚至于骗局！只有走出历史、创新历史才有未来。这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张小鼐 2018.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