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海汀：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思考——以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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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海汀：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思考——以苏联为例 | 俄罗斯研究专题系列一
PKURCCP 2024-05-03 18: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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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俄罗斯研究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且关键的话题。如何理解俄罗斯的历史、政治制度、国家建构，是学者们持续思考的问题。本期我们将推出费海汀老师的《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思考——以苏联为例》一文。作者从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性关联的议题出发，讨论了苏联这一案例在政治稳定丧失后引起的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最终导致了国家统一的丧失。作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本质是政体崩溃引发的国家崩溃。



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思考——以苏联为例



费海汀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其状态的变动往往会对大规模人口的政治生活造成深远影响。因此国家始终是当代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国家崩溃又是在关于国家问题的讨论中最令人瞩目，同时却又最纷繁复杂的议题之一。其中典型者就包括对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过程的历史分析与对其国家重构过程的理论解释。



实际上，“苏联解体”这一术语有极强的概括力，对学者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苏联的解体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如果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苏联解体应该分为政体崩溃)和国家崩溃两个过程。戈德斯通将国家崩溃定义为“中央权威在与其他政治行动者的冲突中丧失了统治能力，而不是整个政治机构的崩溃”。邦斯则将政体崩溃定义为：政治权力的瓦解,同时借鉴斯考切波等人的研究，将国家崩溃定义为：国家强制力的丧失。具体到原苏东国家，政体崩溃即是指共产党失去政权，国家崩溃则是指国家的分裂。



这中间的模糊之处在于，政体与国家之间是何种关系？政体崩溃为何以及如何引起了国家的崩溃？



一、理论假设



本文认为，国家存续的关键取决于精英，国家权力稳定取决于国家意志和精英共识的结合程度，国家意志实现的必要条件是精英共识。



在探讨国家意志和精英共识之间的关系时，一个很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对“精英”的界定。经典界定方法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精英群体的作用。但应该注意，政治精英本身同样具有相对自主性。为了精英群体的集体利益，他们也有足够的动机和意愿采取集体行动。特别是在苏联这样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实际上政治精英所起的作用远超西欧早期国家中单纯的行政人员，以至于布朗等学者曾设想将苏联政治精英划分为不同的体制内利益集团。



因此本文强调，应该对政治精英群体的群体结构、群体共识和行动模式进行研究。而如果依据政治精英内部精英共识的形成模式进行分类，那么至少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动员整合模式与竞争协商模式。动员整合模式是指，国家政权内的政治精英形成了庞大、系统、严密的科层化体制。这样的科层可能有一个或多个。在多个科层存在的情况下，会有一个主体科层。主体科层对其他科层有很强的控制与动员能力。其典型案例如乔纳蒂所描述的政党-国家。竞争协商模式则是指，国家政权内形成的广泛的协商平台而非科层体制。这样的平台在纵向上可能分为不同层次，横向上也可能分布在各种不同的精英联盟之中。这一精英模式的特征不在于平台，而在于依照不同阶层、行业、地区、民族、宗教信仰甚至具体议题等原则结成的精英联盟。精英联盟没有严密的科层，对行政的科层更多体现的是影响而非控制能力。其典型案例如埃特曼描述的议会政治和非官僚制结构行政管理的国家。



同时，国家意志需要通过与精英共识的结合来体现，而不同精英模式中，精英共识的形成模式又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形成了不同精英模式的国家，其国家意志体现的方式也将会存在区别。国家意志需要通过精英群体转化为政府政策。因此，国家意志转化为政府政策至少就包括国家意志与精英共识的结合，以及精英群体对国家权力的实现两个过程。相应地，就可以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国家的自主决策权力和资源控制权力两个部分：(1)自主决策权力，即不为单独一个群体所控制，能尽量超越地区、宗教、民族、阶层、行业，为谋求国家利益、实现国家意志进行决策的权力；(2)资源控制权力，即国家直接控制社会资源，并能依照自身的自主性有效调动和分配社会财富来实现国家意志、谋求国家利益的权力。这一点也能得到苏联精英研究的证实，有学者即指出，苏联的政治精英主要分为党僚和技术官僚两类。



综上所述，如果对这一过程进行具体的描述，那么即可认为，国家意志可以体现为国家在维护自身的完整、独立与统一的基础上追求一定程度领土、人口、财富的增长，而精英共识则可以体现为支持或默许既定的共识形成机制，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采取行动。而“国家意志通过精英共识起作用”即可描述为精英群体通过与国家间的互动机制，形成国家的自主决策权力，掌握社会的资源控制权力，以实现维护国家完整、独立、统一，并获得一定发展的全过程。相反，精英分裂体现为精英群体在掌握自主决策权力和/或资源控制权力方面的分裂，国家崩溃则体现为国家停止发展，甚至失去国家统一，即造成国家分裂。因此“精英分裂造成国家崩溃”可描述为“精英群体由于无法达成共识，无法形成国家的自主决策权力并/或失去社会的资源控制权力，从而使中央政府失去对全国的强制权力，使国家的发展陷入停滞，或进一步引发国家的崩溃”。



那么,类似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遵循了这一演变逻辑？本文即以苏联国家为案例，分析苏联精英分裂一政体崩溃—国家崩溃的全过程以验证以上假设。



二、苏联政治转型的制度设计


（一）政治转型的制度设计



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在苏共之外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以避免苏共党内众多的分歧与抵制力量阻碍改革措施的落实。这一改革的实质就是精英模式的转换。因此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苏联的政治改革是寄望于通过顶层精英身份的转换，完成政治权力从苏共向苏联国家的迁移，从而自动实现政治体制的转换。而这一计划的实现途径则是通过从小范围到大范围的多次选举，逐步完成顶层精英权力性质的变更。正如松里公孝所总结的，苏联从二元体制转向总统议会制的过程中面临了三次挑战：第一，从党的总书记通过特定范围内的选举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二，从最高苏维埃主席被议会选举为国家总统；第三，从议会选举的总统进一步成为民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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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



做出这样制度设计的原因是假设顶层精英支持改革，普通民众也同样支持改革，这样就可以绕过充满分歧的苏共精英群体，一方面从思想上获得统一的对改革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从实践上推动改革政策的落实。正如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公开性……是动员人民，吸引每个人参加到所有社会、国家、集体事业的必要条件，使之成为在全民监督所有社会机关、权力和管理机构活动的基础上反对社会主义蜕变的有效保证。”



苏联政治改革纲领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为关键的历史节点。



以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及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为起点，戈尔巴乔夫开始倚重苏共中的一些年轻的智库机构如苏共中央国际部等开始着手对苏共的精英科层进行改革。这一时期政治改革讨论的焦点仍主要是对精英群体进行内部改革的问题，其关键则是党的干部政策。主要的计划则是通过民主化的方式对苏共的干部队伍进行重构。具体措施则包括两项基本原则：第一，共产党员可以差额选举一把手；第二，选举向社会公开。这一阶段的改革实际上还未触及精英模式的转换，而是向苏共既有的动员整合精英科层引入竞争协商的元素，使各层次的精英不只是被动接受自上而下的决议，而是能通过竞争协商方式在动议阶段获得更多自主权以激发其更高的积极性。



而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政治改革的方向开始从精英内部改革向精英模式的转换变更。戈尔巴乔夫开始计划重建一个新的精英体制，继而完成政治体制的总体变革。这一计划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精简苏共体制，使具有“保守”思想的精英被淘汰，保留熟悉业务、支持改革的精英；第二，赋权苏维埃体制以建立全新的精英模式。换言之，即通过使国家权力从苏共精英群体向苏维埃精英群体迁移，改变苏共与苏联国家的关系。而这实际上就是从精英模式内部、精英模式转换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改变精英群体与国家间的关系。



在代表会议之前，苏共党内的改革派(包括后来的激进派)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由于僵化的斯大林体制，使得苏联的政党-国家行政体系缺乏牢固的基础。这一体制并不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能体现工人阶级的权力和社会主义民主。如《共产党人》杂志评论家布坚科就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就需要恢复列宁对苏维埃作为劳动人民权力机关完整体现人民主权的理解方式，认为苏维埃只有在初始阶段和极端情况下才需通过劳动人民的先锋队，而非直接通过劳动人民执掌权力。



这一观点直接体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念之中。戈尔巴乔夫对于政治体制的态度一方面延续了第一阶段将更多个人和群体纳入政治过程的思维，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但其中最关键的是政治改革方向的转变，即对苏共态度的转变。戈尔巴乔夫认为，这至少将包括七个方面的基本任务：第一，将广大劳动人民切实纳入国家治理的过程；第二，最大程度开放社会自组织和自治进程以激发公民的自主性；第三，调整形成和体现各阶层与社会团体意愿与利益的机制，调整其协商与实现机制；第四，保证各民族进一步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五，彻底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第六，清楚划分政党与国家机关的职能；第七，建立政治体制有效自我更新的机制。具体而言，则包括“改革选举机制，重新组织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结构；革新立法”三个领域。



最终，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形成的决议基本贯彻了戈尔巴乔夫的设计：“代表会议认为以下措施是必须的：(1)在今年年底前实现党的机关的重组，根据会议做出的划分党与各级苏维埃职能的决议，对党的机关进行必要的改革……；(2)会议建议向苏联最高苏维埃常委会提交关于改革苏联机关的立法草案，建议对苏联宪法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建议组织选举，并于1989年4月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形成新的国家权力机关。”



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制度设计，除了使苏共顶层精英得以通过选举获得民众的授权，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之外，还能使其不再受苏共党内派系与科层的阻碍，直接领导各级行政机关推行改革。如前文所述，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以苏共顶层精英权力性质的变更，带动国家权力的迁移。在这一制度设计的框架内，国家的自主决策权力将从动员整合精英模式的苏共精英科层，转移到竞争协商模式的最高苏维埃精英协商平台。而根据政党-国家理论，由于苏共顶层精英是所有依附线的顶端，因此可以认为他们通过延伸到各领域和各个层面的依附线掌握了苏联国家的大部分社会财富。因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也可以使国家的资源控制权力随着苏共顶层精英身份的变化，带动其掌握的依附线与依附线所牵连的社会财富逐渐转移到最高苏维埃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手中(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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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政治改革的逻辑想要付诸实践，即使从理论的角度看，也存在两个必要的条件。即在改革过程中：(1)顶层精英能够始终保持权力；(2)基层民众能实际获得权力。而想要实现这两项的必要条件，则是需要既有的精英群体能支持、接受，或者至少是默许这一政治体制转换过程。这不仅要求顶层精英要始终获得精英群体的支持，还要求精英群体能主动向基层民众移交自己的权力，同时还必须要求基层民众能接收移交出来的权力，填补权力的空白。



但是，在苏联国家中，顶层精英之所以始终拥有显著的政治权力，能使自己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直接成为精英群体的共识，实际上是动员整合的精英模式本身所赋予的。一旦脱离这个模式，顶层精英意志的实现程度就会大大降低。正如1991年1月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古连科所批评的：“他们不去考虑如何减少这种糟糕状况，却一直想抓住方向盘；而方向盘后面空无一物——没有操纵系统，发动机不工作，生产停顿……我们还是老样子：开个会，把某人‘痛打一顿’,把某人赶出党外。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任务吗？”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苏联政治改革的制度设计，那么就会发现，其同时进行苏共放弃政权、削减苏共机关两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存在极大的缺陷与隐患。这样的制度设计至少存在三方面的缺陷：其一，转型无法让整个精英体系共同完成；其二，转型无法让精英群体同步完成；其三，转型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由于政治精英遵循自己的政治理性争夺权力和资源，这就可能使得政治转型逐层、逐步失去支持，使政治转型陷入停滞，陷于两种精英模式之间进退两难。



(二)政治转型的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苏联的政治改革，其本质是精英模式的转换，精英模式转换带来了国家与精英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引发了苏联国家权力的分裂、流失和迁移，从而导致国家崩溃。



苏联国家的解体，起始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推动的政治改革。根据亚尼克的总结，苏联的政治改革起始于1987年1月27日召开的苏共关于改革和干部政策的中央全会。全会规定了社会民主化的基本方向：(1)将苏共从一个国家结构改造为一个真正的政党；(2)可以推选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3)扩大党内民主；(4)改变人民代表苏维埃的角色，使之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5)按差额原则推行苏维埃的选举。可见，改革的核心措施是要改变苏共与苏维埃在苏联国家中的角色。换言之，苏联政治改革的原则即是从苏共控制苏联国家转化为最高苏维埃控制苏联国家。



苏共作为一个政治精英集团无须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最高苏维埃本身更接近于一个苏联精英的协商机构，而不能被简单看作一个与西欧国家的议会相似的代议机构。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党的机关的代表占11%,各企业和部门领导人占22%,还有一大批来自护法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卫生、科学、新闻部门的代表。但工人、农民仅占总体比例的6%。以致于弗罗洛夫都曾质疑苏维埃政权是否还能被称为工农政权。因此，不应将苏联的政治改革看作国家权力从精英集团向普通民众的流转，而应将其视为从一种精英模式向另一种精英模式的转换。



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之前苏联的精英模式，就是动员整合模式比较典型的代表。在苏共体系内部，精英共识的达成过程就是通过依附线，将决策动议传递至顶层精英；之后由顶层精英协商达成共识；继而再让这样的共识通过各种系统逐级、逐层予以确认。正如俄罗斯学者所判断的：“在国家的许多历史时期中，最重要的决议不是在政治局内通过的，而是以所谓的‘询问的程序’通过的，亦即事后形成的”,并且“更多是由极少数国家领导人预先确定，只是在后来才以政治局、苏共中央全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予以确认”。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后的苏联，则相对更加接近于建立一个竞争协商的精英模式。改革之后，精英共识的达成过程不再是通过顶层精英协商，之后逐级动员整合精英科层，而是由代表苏联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与行业、不同层级的精英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平台进行公开辩论。最典型的证据即是在改革之后，随着精英协商平台的运转，在平台内逐渐结成了不同的精英联盟。



精英模式的转换相对明显，但很容易被忽略的是，精英模式的转换，实际上也意味着国家与精英关系的变化。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苏联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苏共对苏联国家权力的控制。根据乔纳蒂的总结，政党科层通过互联线控制行政科层，具体则体现为四种方式：(1)非政党机构中各级政党组织的党员，都要遵守党纪，以实现党的期望；(2)在指挥体制中，中央或地方政党机关指挥并控制由非政党机构内党员所组成的政党组织，这些政党组织又指挥并控制各自所在机构中的党员及其活动；(3)主体负责制涉及特定层级政党机关，通过非政党组织及其代表的活动，来跟踪政党优先权的履行情况；(4)干部体制(干部负责制)指通过个人所担任的职位和具体条件来落实非政党机构中的个人。乔纳蒂指出，由于政党既垄断了政治子域，也垄断了非政治子域，所以政党职能就必然要跳出其科层框架，维护其权力执行。因此，政党也需要把互联线延伸到各个领域。



政治改革之后，苏联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对苏联国家权力的控制。根据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转模式，这种控制主要有四种实现途径：(1)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以决议的方式直接控制行政科层，如苏联部长会议，从而影响国家决策；(2)部长会议在行政科层内向地方政府发布指令；(3)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为地方苏维埃的决议指定方向和框架；(4)地方苏维埃的决议通过各地方政府在地区层面得以实施。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地方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同时也具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员的身份。地方领导人的双重甚至三重身份(地方领导人、上一级苏维埃议员、地区苏维埃议员),使得政治权力开始向其集中。甚至部分地方领导人能在改革后期同时兼任代表权力机关领导人、执行权力机关领导人(具体案例如俄罗斯的罗塞尔和图列耶夫等人)。这就使得苏维埃运转机制实际上出现了异化。换言之，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如果想要得到落实，那么它不仅需要控制苏联部长会议，同时还需要控制作为其成员的地方领导人。在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同意或默许之下，国家政策才能得以执行。



但是，其一，地方领导人由于其在上一级苏维埃内的身份，可以直接影响上一级苏维埃的决议，因此对上一级行政科层的命令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其二，如果地方领导人将活动范围延展至地方苏维埃，且由于其地方政府领导的身份，常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地方领导人就可以使地方苏维埃对上一级苏维埃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其三，地方领导人本身控制地方政府，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地方层面国家政策的实施程度。其四，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精英协商平台与苏共这样的精英科层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对精英的态度和行动并没有足够的约束能力，因此地方领导人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其五，地方领导人还能结成联盟采取集体行动，那么他们在精英协商平台中也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的异化就使联盟层面与共和国层面的政治权力出现脱节。其结果是权力并没有下沉到基层，而是被以共和国领导人为代表的高层和中层精英所截获。



三、苏联政治转型的实际进程



可以认为，苏联政治改革的实际进程完全脱离了苏共顶层精英原先的制度设计。其造成的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精英群体的分裂。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改变对苏共的态度、转变改革的方向之后，政治改革逐渐脱离轨道。一方面，基层民众并没有获取实际权力；另一方面，顶层精英的权力也开始逐渐虚化。显然，政治权力不仅没有离开苏联的政治精英群体向顶层和基层转移，反而更多地留在了精英群体内部，甚至越来越多地被精英群体所吸收。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精英群体在精英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出现分裂，使苏联国家的精英模式长期处于新旧两种模式的对立状态。顶层精英权力逐渐虚化，逐层失去苏共精英的支持；苏共精英则逐层脱离顶层精英的掌控，成为独立采取行动的精英群体；最高苏维埃内的共和国领导人也逐渐脱离苏共的掌控，实力增强，结成联盟，成为一个独立行动的精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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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自主决策权力的分裂



从顶层精英的角度看，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前，他们依然能够影响甚至控制从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机关、地方机关直至基层的组织。例如在1987年1月召开的关于改革和干部政策的中央全会上，虽然戈尔巴乔夫尖锐批评苏共领导层，同时积极倡导党内的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但他依然能在全会上获得一致赞同。但是在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由于在放弃政权的同时也削弱了苏共，顶层精英开始逐层失去苏共精英的支持。正如时任苏共中央机关党组书记莫奇利尼琴科于1988年下旬所报告的：“……部分领导干部仍然对因机关整编带来的个人命运的变化而担忧”。拉宾娜指出，在之后的1989-1991年，党的机构失去了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苏共机构也开始远离戈尔巴乔夫。对顶层精英的不信任在苏共精英群体内迅速蔓延。从1988年单纯苏共中央机关的反对意见，逐渐演变为1989-1991年各次苏共中央全会上对戈尔巴乔夫日益尖锐和公开的批评。苏共精英开始脱离顶层精英的意志控制，独立采取行动。



从精英群体的角度看，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苏联政治精英逐渐分裂为苏共精英科层与共和国领导人结成的精英联盟。两个精英群体的对抗也直接体现为支持旧有动员整合精英模式和新建竞争协商精英模式的理念之争。



一方面，苏共精英为维护既有的精英模式，不断强调苏共的作用，并不断提醒政治改革方向的错误和潜在的危险。这一精英群体最为积极和典型的支持者与倡议者主要是苏共各级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如1989年6月，苏共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科诺托普在一封给戈尔巴乔夫，并分发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候补委员，以及苏共中央书记的来信中提出：“……我们过早地抛弃了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党的干部政策，转而依靠缺乏应有纪律和严格秩序的、虚构的自愿人民政权制，将我们的‘议会’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更是灭顶之灾……”1991年1月，苏联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则总结道，“应当承认，苏联共产党没有能够及时地看出改革的蜕化，以至允许这个过程加剧。党也没有能立即明白，它已脱离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1989年第一次人代会之后，苏共精英于1990年2月建立支持维护苏联联盟的议员团，1990年12月，这一议员团更名为全苏人民代表联盟。以强调苏共作用、支持联盟为主要特征的苏共精英群体，开始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支持下，逐步扩大人数，以最高苏维埃为主要平台，组成“联盟议员团”进行活动。



另一方面，在最高苏维埃与人民代表大会内积极活动的以各共和国，特别是各共和国行政机关领导人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在经历短暂的分散之后，很快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形成集聚的力量才能有效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自己的利益。于是在1989年苏联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萨哈罗夫等人迅速宣布成立“跨地区议员团”。他们在不断强调苏维埃作用的同时，削弱苏共的作用和地位。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反对派代表人物萨哈罗夫在1989年6月建议通过这样的法令：“……根据人民政权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苏联宪法第6条作废……选举和罢免苏联最高公职人员，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和委员、苏联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苏联最高仲裁长、中央银行行长，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总编——为代表大会的独有权力。上述官员有义务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且不受苏联共产党及其机关决定的约束。”



苏共精英群体和共和国领导人精英群体所采取的不同活动策略和方向，使得苏联的国家权力开始在纵向的央地关系层面出现分裂。即国家权力原先为苏共精英所掌握，而按改革计划应该逐渐转移到苏维埃精英手中。但由于大量掌握实权的地方特别是共和国领导人成为人民代表，使得原先计划的代表广大工农劳动人民、各个阶层、社会团体、各个民族多元利益诉求的，由普通民众构成的苏维埃精英群体并没有建立。苏维埃实际成为了一个代表横向各中央和国家机关、纵向各级地方领导人的精英竞争协商平台，且预想中的苏维埃精英群体实际上成了一个地方领导人组成的精英联盟。既有的自下而上的动议过程、顶层精英的协商决策过程和自上而下逐级传达的执行过程开始改变，不同层级的国家自主决策权力开始依循不同的渠道运行，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开始逐渐脱钩，央地之间开始出现权力的对抗。



(二)国家资源控制权力的流失



国家自主决策权力的分裂造成大量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对抗，但国家资源控制权力的流失才最终造成了中央在与地方政府的对抗中失去权威。中央失去对地方的强制权力，因而无力再维护国家的统一。



如前文所述，苏联国家的资源控制权力，并不单纯体现在它的税收领域，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从上游至下游的完整的国有企业产业链，实施对生产过程从原材料到加工，从产品到分配与流通全经济活动过程的控制。按科尔内的理论，苏东国家的国有企业实际上遵循一个软预算约束的规则。而依据乔纳蒂的理论，这些国有企业所遵循的软预算约束规则其实也是有选择性的。由于依附性、资源攫取和分配、利益提升的可能性都在政治上被搞乱，因此它们必须通过延伸到政治结构特别是苏共系统中的依附线去为企业争取更大的软预算约束。如果从苏联国家及政治精英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可被描述为苏联政治精英通过依附线控制国有企业，而各个环节、各个产业的国有企业则垄断了生产活动，因此苏联国家通过直接控制生产活动全过程及其所有产品控制了国民经济与社会财富。简言之，即苏联政治精英通过依附线控制社会财富，从而实现了苏联国家的资源控制权力。



根据制度设计，如果顶层精英的身份和地位，及其所掌握的权力性质发生变化，那么依附线就会随之迁移；如果苏共顶层精英转换为苏联最高苏维埃顶层精英，那么依附线也就会随之转移到苏维埃系统之中。换言之，正如张树华与单超所指出的，苏联政治改革是期望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解决经济问题。但是制度设计的缺陷在于，除了顶端的掌控者和末端的生产者之外，依附线同样具有自身的政治理性，它在变动的条件下会自主选择更优的依附对象。因此顶层精英所掌控的依附线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确实暴露了这一缺陷。随着政治权力运转机制和运行平台的转变，依附线开始脱离原先苏共精英的控制。



总体而言，政治改革实际进程中，控制社会资源的依附线表现出了迁移、逃逸、异化、独立至少四种不同的形态，因而造成了国家资源控制权力的大量流失。



依附线的迁移是指依附线成功实现迁移，继续为苏联国家所掌握。一部分依附线，特别是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产业的依附线，的确随着其顶端领导人身份的转换，转移到了改革后的苏联国家。这类依附线在改革之前通常掌握在苏共高层精英手中。改革之后，苏共高层精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的不同部门之中。因而带动了依附线的迁移。其典型代表如一些综合体委员会。



依附线的逃逸是指依附线控制权的变更，主要体现为依附线从苏共转向各个共和国，特别是共和国领导人手中。改革后期，苏联的政治权力呈现出央地对抗的局面，双方都主张对国有企业的管辖权。此时，作为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厂长经理的决定就成为了打破平衡的关键。很快，许多国有企业就开始表达出转归共和国管辖的愿望，并自主签订议定书，退出联盟的全国性组织。这些企业涵盖化工、机械、汽车、船舶、冶金、能源、原材料等各个领域。正如俄罗斯领导人所公开表达的那样：“这种运动实质上是要使所有权脱离社会组织，当然首先是脱离苏联共产党。”



依附线的异化是指，原先依附于苏共体系的依附线，由于苏共权力和地位的变化，开始脱离苏联国家的控制，成为纯粹归属于苏共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源。作为反对派的“苏共民主行动纲领派”于1990年8月就试图提出议案，使苏共掌握的社会财富转为国有。而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也在1991年7月作出决议，放开苏共各级党委的自主经营权。于是，苏共各级党委开始纷纷提交申请，对各种企业和财产实行股份制，迅速将大量企业转为私有或集体所有。



依附线的独立是指，依附线通过各种方法大量截留社会资源，因而形成了独立的具有很强议价能力的经济单位，其不再需要向上依附，而可以主动采取行动影响政策。许多国有企业通过商业银行将国家拨付的资金进行截留与储存，这样，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至少就在经费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甚至联合起来成立或扶持特定的商业银行，以便进行资本的积累。这也就进一步使得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在苏联改革后期央地对抗的局面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也就能利用这种议价能力，以管辖权的归属为筹码向共和国索取更多的自主权。



综上所述，依附线的变化，使得苏联国家的资源控制权力大量流失。改革之前，苏联国家通过由苏共各级精英群体所掌控的、延伸至生产活动各个环节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依附线，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资源和财富。而在改革之后，由于政治结构的变化，依附线根据自身的政治理性，选择了逃逸、异化或独立等不同的行动策略，最终造成原先的国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社会财富的控制权力逐渐流失到共和国精英联盟、苏共精英群体、相对独立自治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手中。而从苏联国家的角度看，在既有财富和对社会财富的控制权力都大面积流失到分裂独立的两个精英群体手中时，其资源控制权力已经基本丧失。由于短时间内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使国家控制社会资源的方式从通过依附线控制国有企业，转向从繁荣的贸易活动中征得税收。这就使得苏联国家在改革后期，继自主决策权力分裂之后，也基本丧失了资源控制权力。国家无法再控制社会资源，也就无法推动经济改革，甚至于难以维系国家机构本身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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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权力的迁移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政治改革的进程中，除了出现自主决策权力的分裂与资源控制权力的流失之外，还出现了国家权力发生迁移的情况。这主要是指政治精英身份和归属的变化，带动其原有的权力、网络和依附线出现迁移。关于政治改革制度的设计除了忽视苏共精英脱离顶层精英指令采取自主行动的意志与决心以外，同样也忽视了苏共精英群体本身也掌握着巨大的政治资源。1988年以后，苏共精英开始采取策略维护自己既有的权力和地位。



具体而言，苏共政治精英的转型策略可以分为三类：职业化策略、经济策略与政治策略。职业化策略主要是指掌握一定技术和知识的技术性官僚，向高校科研机构、新闻机构等部门流动，回到最初的职业岗位。经济策略是指在1987-1988年形成第一批私有企业和市场关系时，这些精英利用自己的技术和网络，开办建立合资公司，在经济改革和市场建立的情况下，通过货币将手中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政治策略则主要是指政治精英在新建的政治体制内继续保有自己的权力地位，或者是向新体制中的其他部门流动，实现政治资本的新旧转换。



这其中最显著且重要的就是苏共精英从党系统向行政系统的流动。由于政治改革过程中对苏共机构的大幅削减，加之苏共失去政权之后本身影响力的下降，使苏共精英如果想要维护既有的权力和地位不下降，就必须考虑向新体制中实权部门流动。但是，新体制下国家机关的权力并没有得到扩充，因此其承载量也相对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苏共精英的调动要求。这就决定了大量苏共精英还必须寻求其他出路。此时大量需求且有能力大规模接收有经验技术官僚的只有各共和国的相关部门。在改革之前，由于苏联庞大的国家机构，共和国各部委无论从规模还是职能上看，都相对弱小，更多起到的是上传下达的执行作用。在改革之后，共和国领导人想要尽量吸收和截取苏联国家的权力，自主决定共和国的政策走向，完成国家治理的职能，就必须对原有的权力机关和精英群体进行扩充。因此，从苏共机关向各共和国机关的流动就成为苏共政治精英的一个很好的策略。



由于同时推动苏共放弃政权和削减苏共机关的两个改革进程，导致苏共精英大量流失。原有的控制行政科层的苏共精英科层人员，相当一部分流向了共和国权力机关。这些流出的人员，一部分是被动流出，一部分却是主动流出。这些人员由于长期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而苏共中央机关长期承担了国家的管理职能，因此这些人员之中许多都是经验丰富的官僚。这部分人员向共和国的流动，一方面意味着联盟层面大量专业技术官僚的流失和共和国层面精英队伍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些苏共精英本身拥有的政治资源和依附线从联盟层面向共和国层面流动。于是，联盟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与共和国所截取和吸收的国家权力就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这就直接导致苏联国家的中央政府在央地对抗中逐渐失去优势，使中央政府在面对如共和国政府一样的政治行动者时逐渐失去权威。在央地之间力量均衡被打破时，苏联国家的国家意志就无法再延伸至共和国，最终造成了苏联国家的崩溃。



四、结论



苏联的政治改革，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精英模式变革引发精英分裂，从而导致国家权力出现巨大变动，最终引起国家崩溃的过程。



从历史过程的角度看，苏联政治改革可以被归纳为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实践过程严重脱离制度设计，最终使改革脱离计划轨道，在改革过程中国家权力逐渐崩解的过程。在政治改革的制度设计中，苏共领导人期望通过将苏共精英占有的政治权力向上、向下分别转移给苏共领导人和苏联基层民众，从而在领导人和民众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获得改革的合力。苏共领导人能通过兼任的方式确保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还能通过自身权力的迁移带动所控制社会资源的迁移，基层民众则能通过一个新的参与平台和渠道获得权力，这样就能通过权力的转移完成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实际上，由于制度设计忽略了政治精英群体本身的政治理性，低估了改革所需的时间和过程，引起了精英群体的分裂。分裂后的精英群体各自通过兼任多重政治身份、争夺经济控制权、吸纳对立阵营成员，即通过截取、扩充、吸收的方式不断侵蚀国家权力。而由于改革后制度设计赋予了地方精英天然优势以及对苏共精英优势的削弱，使前者在竞争中获胜。最终，苏联国家的国家权力逐渐被转移到地方精英的控制中，苏联国家逐渐解体。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苏联政治改革可以为“政体崩溃引发国家崩溃”的历史过程与因果机制作一个详细的注解。政体崩溃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包括精英模式转换、精英分裂、对国家权力的侵占三个阶段。苏联的政治改革，实质上是精英模式的的转换，即试图通过改革让国家的精英群体从动员整合模式转化为竞争协商模式。但精英模式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精英与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如果无法很好地处理精英群体的利益和诉求，那么就很容易引发精英的分裂。分裂之后的精英会出于政治理性寻求对自身权力和地位的维护。而在多个精英群体对立的情况下，维护权力的努力会逐渐激化为权力的扩张。精英群体权力的扩张，意味着他们将会更多地侵占原本中立的、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日益向激进的精英群体利益靠拢，最终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捕获。于是，多个精英群体争夺国家权力时，国家权力就会出现自主决策权力的分裂、资源控制权力的流失、权力在不同层级和群体间的迁移等多种现象。如此大面积丧失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国家就会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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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理论假设“精英共识是国家意志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也因此可以得到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精英共识是国家意志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国家自主性和国家意志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意志与精英群体共识的契合程度。



(2)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变量是精英模式的转换。精英模式转换过程中，国家与精英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此时很容易出现统治精英的分裂，以及分裂双方对国家权力的争夺。



(3)国家转型，关键取决于是否能保持国家与精英间关系的稳定。国家与精英间关系是否改变，决定了精英是否支持国家改革政策。



正如特列宁所总结的那样：“俄罗斯政治体系依赖于统治阶层的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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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苏东地区国家而言，解释转型过程中国家是否会崩溃的关键变量是精英共识与国家意志的契合程度，而这一契合的关键则在于精英与国家间关系是否稳定。因此，如果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过程中，正如俞可平所判断的，增量政治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途径。对于原苏东国家而言，能维护或以增量的方式扩大精英集团利益，取得精英共识，使之尽量与维持存续、追求发展的国家意志相一致的国家，国家转型就会相对顺利；无法维护或破坏精英集团利益，使精英群体失去共识，就易导致精英群体分裂，对立精英群体就会依据其政治理性行动，侵占国家权力，使国家意志向精英群体的共识靠拢，使集体利益劫持国家利益，转型就容易导致国家的崩溃。



本文节选自《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思考——以苏联为例》一文，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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