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存在论》代跋
学哲学的准备与一个人的命运
1 学哲学的准备
我深切地感受到,没有比较扎实的数理知识,灵光的数理头脑;没有严谨而娴熟的逻辑思维运用能力,没有不畏惧“学术权威”的理论勇气,想要深入理解哲学问题,简直不可思议。由于中断数理问题的学习研究时间太长,我已经感到,要啃动某些哲学著作,每向前走一步,都颇为吃力。所以,我想奉劝那些有志于哲学学习研究的人,如果年纪尚轻(40岁上下),赶紧下决心,回头去补课,补好数理课和逻辑课,再来研究从笛卡尔到康德、罗素到维特根斯坦。不然,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知难而退,放弃;要么硬着头皮上,囫囵吞枣,永远如堕五里雾中。比方说,不懂得数学极限,很难理解有限性与无限性,此岸与彼岸——“上帝是上帝,凯撒是凯撒”;很难区分应然与实然,很难与乌托邦主义分手、决裂,摆脱不了历史决定论的恼人的纠缠。更摆脱不了有神论以及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
不了解数学史物理史,很难理解中西思想文化的“体用之辩”,对于人类思想、人类文明发展的艰难历程就会缺乏敬畏之心,这时,如果直接接受强行进入前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就容易晕头转向,陷入对现代主义的怀疑主义,转而盲目崇拜东方神秘主义,甚至走向虚无主义——从而否定人类思想史的积极成果。
再比如,如果对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一无所知,就很难真正承认人的认知的有限性,盲目夸大人的地位和幻想的力量,轻信“意识决定存在”“人是宇宙中心”的谬论。就很难对偶然和必然作出哲学判断,就会被“上帝掷骰子吗?”之类的终极命题迷惑,而陷入“宗教、哲学、科学”三者关系的迷雾,不能自拔。就会陷入唯心与唯物问题的纠缠。摆脱不了有神论,就理解不了自然神论也是有神论,而我坚信,终极存在论才是唯一的存在论。
如果你确有兴趣和决心,我建议,不妨从“数学悖论和三次数学危机”开始你的行程。这里,你还可以顺便领略古希腊数学(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与中国古代《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在数学思想上的相似和在“体于用”问题上的本然的差异,以及此后因学术环境,因思想方法的分野,导致科技与文明的不同结果:一个一往无前地发展,一个停滞、衰微、固化。可以在中西文化的源头,厘清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人性论之分野。找出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即便是你仅仅为了写小说,我认为,这也是很有价值的必修课。从而弄明白,20世纪的“道德理想国”何以崩毁?才能真正读懂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理解为什么说是法治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基础性成果?为什么人性论才是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
奇点临近。所有人类意识所构建的“社会建筑”都可能倾覆。人类走向何方?不知道。前途仍然是概率的。
哲学何以被称为智慧之学?哲学家何以被认为是饱学且聪明的智者?因为,只有在宗教史和科学史,以及二者的漫长的历史纠葛中,站在居间者、居上者——哲学的立场,才能作出公允的裁判。才能认识终极存在论是科学“上帝”观。
在古代西方——古希腊时期,科学与哲学是不分家的。以人为中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课题,导致科学和哲学一开始就具有了本体论性质——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穷究物理”的形而上关怀。而在春秋战国诸子时期,由于百家争鸣很快集中于、局限于给诸侯们提供本质上属于统治术的“策论”,科学精神和哲学精神,也就被关注现实的功利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高谈阔论淹没了。诸子百家的宏论,都是玄论,是玄性思维的果实。
当然,我并不否定玄性思维存在的客观性和价值意义。即使是在科学探索中,思想实验也是不可或缺的。
现代哲学史与科学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中国不少人文学者,不懂科学,甚至对科学没什么兴趣,这是非常奇怪、非常不利的事情。我们的学校,不开设逻辑课,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在写作《论红楼梦》的过程中,感受良深。与大师对话,首先当然是虚心学习,之后则尽量与他们平起平坐,认真讨论问题。这不是藐视权威,而是真正的尊重。我写《论红楼梦》《终极存在论》,就是这样的保持“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姿态。
先有终极存在——祂永远存在,然后有我们“这一个”宇宙。然后有太阳系和地球。先有地球,后有人类。先有人类,后有意识和意识的产物——林林总总的概念、数学物理和哲学,以及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演化。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这个时序不可逆。时光不可能倒流。基于这种认知,我们才能回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回答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也才能明白,人的“思想能力”并非我们自以为的那样:可以天马行空,无所不能,进而为所欲为。
有一枚硬币,正面写着“人的想象力是光明”,反面写着“人的想象力是黑暗”。硬币抛出去哪一面朝上,与你的期许无关。
科学是有边界的。即便是人的梦想,也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中国时下最流行的“梦想成真”是伪命题。人类最终死于科学疯子和战争狂人和德才不配其位的梦想家——顽固的乌托邦主义者,如果人类被他们绑架,就没有生路。
2 一个人的命运
我生在民国。儿时体弱多病,三岁到五岁,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母亲说,大约在我2岁时,得了“百日咳”,每天到对面的“康生医院”吊瓶“盘尼西林”,一针一块银元。父亲给了我一套《儿童文库》和一本《外国艺术家故事》,让我打发寂寞童年。床上摊着一大堆英文版美国画报《生活》,翻看里面的图画。那时过着“小少爷”的生活。跟着祖父出门拜年,着长袍马褂瓜皮帽;随父亲出门会友,换成西装革履。还经常随祖父去“居士林”诵经,随父亲拜会沙市文化闻人,张濂浠、王哲华老人,犹有印象。沙市京剧名票则是家中常客。他们喜爱品尝我祖父的厨艺。
1949年夏天,祖父父亲同时失业。七口之家,靠变卖家产度日;整整三年,坐吃山空。祖父在家炸兰花豆,母亲撕了父亲的线装书当包装纸。我6岁便跟随大我三岁的表哥,到荆江大堤上的茶馆里叫卖。一夜之间,成了三毛流浪记的主角。
旧职员的父亲突然被新政权接纳,入职江陵人行;举家从沙市搬迁到荆州城内。那年我九岁,转学到荆州小学继续读书。在荆州中学读到初三,参加全省体操锦标赛,拿了个全能第三。选入省体操队。15岁,正是贪玩的年纪,也不怕受伤,练得很起劲。但某天去荣军疗养院看电影京剧《群英会》,我突然发现看不清字幕,眼睛近视了。便执意要求回母校继续上高中。但已经离校近一年。班主任不接受我跳级。幸有初一时的班主任沈老师为我说情,才没有耽误我一年。这中间,我还集训了几个月,去北京参加全国少年体操锦标赛。实际上我高中只读了不到两年。
记得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班主任告诉我说,文科和理科都有兴趣、成绩都好的,可以选择学哲学。照他的看法,我适合学哲学。那时候年轻,对此领会不深,从众从俗,以为只有科学可以报国,故选择了报考理工科。
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天体物理系,表明我心里隐隐还有哲学兴趣。阴差阳错,录取到了华工核反应堆专业。中苏关系突然破裂,核专业办不下去了,转到热能动力系。
1966年毕业,5月30日考完研究生考试,6月1日文革爆发。随即研究生制度废除,我算是白忙活了。留校停课闹革命,整整一年。算是把我高中抢回的一年时间给抵消了。分配“高大上”,中科院电力研究院;谁料政审不过关,档案退回。改分配到工厂,当了五年锅炉检修工。
在厂里业余创作了一个小剧本,“混”入荆州文工团参加全省专业剧团汇演,得了个奖,于是被调入了文化部门。彻底改行。那是1972年。没有书看。家父的藏书,早就成了市图书馆的宝贝。说来也巧,沙市文化馆才恢复建馆,只来了两个人。一座两层洋楼,空空荡荡。除了一间很大的阅览室,其他都门窗封闭。就在这里,为我隔了个单间,一床一桌而已。是用红木大书柜分隔的,书柜上赫然镌刻的是绿色隶属《二十四史》和《四库备要》。我想看的文学书籍,原来就在书柜那边,堆积如山。这一惊人发现,成全了我自学大学中文系课程的愿望。究竟写戏还是写小说?竟纠结了数年。结果因为沙市文联成立,太缺钱,鼓足勇气创办了自收自支的大型文学期刊《中华传奇》。我只能以编辑为主业,业余兼写小说。
九十年代中期,很偶然地在沙市图书城买了一部《顾准文集》,读后如遭惊天霹雳,吃不好睡不着,好容易痛下决心,疏离文学,转向文史哲研读。最后,还是回到青年时期的兴趣“原点”,写科学和科学哲学随笔,做一点普及常识的事情。这才心安。浑然不觉已到耄耋之年。
在小说《金手表》里,一位女教师对主人公说:“幸亏你没有选择读文科。”她的意思,读文科,肯定留下许多白底黑字,政治命运堪忧。素材是真实的。她居然是我的政治辅导员,武汉的一位大家闺秀,在从九江回武汉的轮船上,凭栏聊天时说的。对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我和她都毫无预感;但对前此的“运动”,都印象颇深。
可见,人是历史中人。他在历史中扮演着身份难以确定的角色,他又具有他先天本色和后天性格,还有不可知的偶然性(随机性),凡此种种元素叠加、化合,才构成一个人命运的轨迹。
回过头看,当初选择了读理工,在核物理专业,打了数学物理底子;转到动力系,有机会学到了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真算是一种幸运。不然,我今天哪有勇气来思考哲学课题呢。
从读《顾准文集》《无梦楼随笔》算起,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前三年,读《论语》和儒家,兼读老庄与释家。之后,以西学为主。2000年前后,开始兼读科学史、思想史。写了上百万字随笔,发表约占五分之一吧。期间,收获了几部书,《论红楼梦》《不用胭脂媚世人》《金手表》《自选集》。至于随笔,“有,聊胜于无”,能发表一点,算是为普及常识做点事情。“活得清醒”,是我晚年的精神诉求。2023年夏天,我在塞北永定河畔,写成了2万言的《终极存在论》,这才走出“有神论”纠缠和“信仰”困惑,领略到通身爽快。
2012.8.3 草成2022.8.8修改
2023.7.26.桑干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