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莲：政治精英主义的研究谱系及其时代挑战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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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莲：政治精英主义的研究谱系及其时代挑战 | 政治精英主义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4-03-15 18: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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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政治精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也对人类的政治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西方的政治精英主义思潮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其间经历了古典政治精英主义、民主精英主义、现代政治精英主义的范式转换。本文在对政治精英主义研究谱系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其当前所遭遇的批评和挑战。



政治精英主义的研究谱系及其时代挑战



陈雪莲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人类的政治精英主义实践形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部落和氏族时期，但是作为一个理论思潮和流派，在西方政治学理论、思想史的相关著作中又几乎是被忽略和隐身状态，通常是只字不提或是只言片语。这或许与“精英”在人类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理念中的尴尬地位有关。人们一方面希望“众生平等”、抗拒“精英”的统治，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在政治生活和各种组织形态中遭遇、甚至拥抱“精英”。政治精英主义思潮可以从柏拉图的“哲学王”说起，但是作为系统的理论，则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形成阶段，才出现了将“精英”纳入人类政治问题分析框架的系统思考。



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政治精英主义理论经历了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精英政治的兴盛而繁荣、随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精英政治衰退和大众政治崛起而沉寂。本世纪以来，随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兴，政治精英主义也出现了新一轮的回潮。如果说政治学是关于谁在何时、以什么方式得到什么的研究（Harold Laswell，1936），那么几乎可以将政治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精英研究（Rustow 1966, 692），因为政治精英主义者认为精英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拥有影响和决定大众在何时以什么方式得到什么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精英治国的政治实践是否受到欢迎，探讨政治精英主义应该是个常新的理论话题。



一、政治精英主义的缘起和概念



现代英文中的“精英（elite）”的词源是法语的“élite”或拉丁文的“ēligere”，法语élite意为“被选择（the chosen）”，拉丁文“ēligere”意为“上帝的选民（the elect）”。现有英文词典中对elite 最经典和简洁的解释也是“群体中最好的和绝大多数人选择的（the best or most select）” 。这一解释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精英自身具有“最好的”特质，二是精英是被群体中其他成员“选择”最多的那些成员。精英最好的特质是指“群体中最强大、最富有、最有天赋或受过教育”，“因智力、社会地位或财富而被认为优于他人的群体或阶层”或者是“群体中经验和技能最丰富的成员（the most skilled）”。被其他群体选择最多，用现代政治的语言的来说，即是获得同意/选票最多的。结合这两层含义，精英是因其杰出的才能，通过某种正式或非正式程序得到群体认可，获得权力和特权。



具有最好特质的精英群体是否和能否有权力代表并决定超越他们群体规模无数倍的广大公众的偏好？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规范性政治精英主义的研究起点。精英如何被选择、如何获得多数同意、他们的政治决定的实际影响如何，是政治精英主义经验性研究的关注点。作为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解和解释政治权力秩序的概念分类和分析方法，政治精英主义的叙事方式是将政治人分为“精英”和“大众”两个群体，研究路径分为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研究议题主要关注政治精英的来源、构成及其行为，分析精英掌握权力或权力授予精英的合法性及其实现程序，研究精英在权力分配和使用中的角色，讨论政治精英如何进行统治和被取代。



在权力运行逻辑的层面上，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形态的争论和实践，主要是围绕国家政治权力应由少数精英还是多数大众来掌握而展开。政治精英主义更多从“实然”的角度出发认为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人类是有等级差异的，我们应当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以实证的态度面对人类政治的现实。而大众政治、民主政治理论则更多从“应然”的角度出发认为权力运行应当是自下而上的，在政治权力面前，人人平等，不应有等级之分。但是，二者的核心差异，还是源于对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技术和技能的理解不同，政治精英主义强调人类政治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认为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需要特殊的技能和知识，而民主政治理论则看重个体的利益分化和权利偏好，认可大众自组织过程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政治精英主义所主张的“精英治国”在中国和西方社会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柏拉图是在公元前4世纪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希腊城邦进入衰落时期的背景下提出由“哲学家（爱智者）”治理的理想国，这是西方文献中相对最早出现的政治精英主义理念。在此之前，古希腊城邦出现了一段“民主政治”的繁荣时期，即伯里克利当政时期。这一时期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达到极盛的时期。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乃至执政官和法庭陪审员均由公民名册中抽签决定。抽签制的目标是让雅典“每一位公民在其一生中至少可当上一年的雅典城政务官”，这一政治权力分配背后的逻辑是“雅典人不相信专家政治”，反对只有精英具备运用政治权力、维持政治秩序的能力。雅典民主被视为反对政治精英主义的政制实验和政治实践。雅典式民主宣扬全体公民共享政治权力和义务，但是，对公民权和投票权的各项限制使得在雅典全部31.5万人中只有4.3万人是享有充分和平等政治权利的“公民”。投票需要高昂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只有极少数雅典人民识字、准备随时抽签抽中担任一定任期的公职而放弃本职工作，诸如此类的限制使得能够多数劳动人民并无法真正享受民主权利。所以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批评雅典的政治制度是以民主为名，实际上依旧是精英政治。在柏拉图提出“哲学家”治国之前的雅典民主政制实践最大的意义是在较大范围内试行了国家“基于同意的统治”原则，这一原则也直接影响了后世人们关于理想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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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随着公民中贫富分化的加剧，公民权与土地的关系日趋松弛，公民集体内部矛盾增加，以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雅典式民主开始瓦解。柏拉图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了“理想国”的设计，借苏格拉底之口将人分为哲学家（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三类，或者说是将人分为了这优劣不同的三等，提出国家的政权应由公民中最好的人，即具有护卫国家的智慧和能力的哲学家（爱智者）掌握。柏拉图主张政治权力应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理智和正确信念只存在于少数天分最好又受到过最好教育的人中，这些人应该统治那些为数众多的下等人。智力和美德最优越的“爱智者”比城邦公民投票选出的人更适合当其他阶层的“监护人（guardian）”。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出贵族制是一种相对更加优秀的城邦政体，只有训练有素的职业政治家当统治者，才可能治理好城邦。“贵族制（aristocracy）”的希腊文是“aristokratia”，意为由最好的人统治（the best men）的制度。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精英”因为具有超凡的智慧和美德，所以可以成为统治者。因为人类最美好的那些特质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精英具有普通人不具备的更优特质，所以应由他们来治理国家。一个正义的国家，由最优秀的人统治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它的合法性不在于人们的同意，而是基于智慧统治的自然正当性，因为只有精英的统治才能为社会整体谋求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这是精英统治合法性的逻辑起点。柏拉图构建的乌托邦里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国家应由最好的人来统治”。



“政治精英主义”的经验性研究的关注点是分析精英掌握权力或权力授予精英的合法性及其实现程序、讨论政治精英如何进行统治和被取代。柏拉图对“政治精英主义”经验性研究的贡献是从理论上提出了精英掌握的政治权力不具有世袭性。在柏拉图的设计中，统治者和护卫者除了绝对必需品外，不能拥有任何私有财产，位子不能世袭，他们的后裔变低劣，应降入其他阶级，低等阶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则可以提升为统治者和护卫者。这种“柏拉图”式的政制设想一部分迄今仍只能存在于“乌托邦”中，还有一部分已成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



据史书记载，中国在“三皇时代”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继位制，进入尧舜禹时期，则是“禅让制”。已有研究将“禅让制”视为“选贤让位制度”，即中国精英治国的雏形。这一时期选拔精英的“禅让制”同时是建立在“一致同意”基础上。《尚书·尧典》记载“帝尧咨四岳”，“四岳”即四方部落酋长，部落联盟首长尧召集所属部落酋长们开会议事。尧舜禹时代决定部落联盟首长的办法是实行民主选举，尧的继承人问题由部落联盟首长在联盟议事会上提出来, 但提名一般由别的酋长提出，联盟首长可以反对酋长们的意见, 酋长们也可以反对联盟首长的意见，只有一致同意才能做出决定。被尧指定也同时获得了四岳认可的舜是“历试诸难”，做到了“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禅让制”选定的“精英”继承人既需要具备贤能的特质，也需要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可。禹也是通过“禅让制”继承了舜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位。但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禅让制，正式确定了世袭制。米歇尔斯在论证“寡头铁律”时曾指出世袭君主制能够取代选任君主制的原因在于人类将财产留给后代的父系本能（paternal instinct）。夏启在公元前21世纪创立的夏朝是中国史书中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至此，《礼记·礼运》中所说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精英选拔基本停留在帝王之下的执政官层面。在贵族政治传统中，庶人政治的空间一直极其有限。从孔子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到顾炎武的“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则许庶民之议矣”，历经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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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启



政治精英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认知模式，核心理念是平民治国会带来无秩序和无政府状态（anarchy）,精英治国是人类无法回避的政治模式。在政治精英主义的研究谱系里，帕累托（ Wilfredo Pareto）、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分别从权力的获得和维系、精英的构成和流动等几个角度提出了“统治阶级原理”“精英循环论”和“寡头统治铁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则提出民主精英主义（demo-elitism）试图从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层面调和“精英治国”和“民主政治”的内在冲突，强调精英和非精英之间的合作，他们认为民主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争取大多数消极的民众的选票而产生一个可以领导大众的政治精英群体；相较于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以政治分析的方法丰富了现代政治精英主义理论的内容和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则以批判的态度揭露了作为“民主模范生”的美国社会中的“权力精英”真相、阐释了“公众”沦为被精英操纵的“大众”的逻辑；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回应米尔斯的批判，认为精英的权力和利益应当受到限制，但坚持精英统治是确保政治效率的前提。无论理论如何演化，政治精英主义的理论内核始终认为所有政体都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的，作为大多数的民众无法直接行使统治权，即使在民主政体内，代表民众的也只是政党领袖组成的小圈子。当代政治精英主义者在承认精英治国的无可回避性之下，探究如何更有效地约束精英以保障多数人的利益。



二、政治精英主义的研究谱系



现代源于卢梭的民主理念的核心基础是，任何国家的大多数公民都能够参与、也应该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大众民主的学说经过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欧洲深入人心。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出现，一方面大大加快了社会财富的总体增长，另一方面加剧了工人和农民的相对被剥夺的恶劣生活状态。工业革命为企业家、工厂主和农场主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普通民众尤其是工人和城市底层民众却生活潦倒。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一书中提到“伦敦有5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在当时的欧洲，民众的政治权力受财产、区域、种族、性别等条件的限制，真正拥有选举权的民众有限。即使是在通过君主立宪制限制贵族权力的英国，对国会议员也有严格的财产资格要求。随着产业工人群体的壮大，产业工人要求更多的政治代表权和政策影响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提出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区分人的阶级属性，主张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角度分析人类政治生活和国家政治形态。这一学说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都有很大影响力。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在十九世纪爆发，工人组织以更平和的方式获得了处境的改善。在英国，工会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工人工资提高、工作时间缩短、工作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工人获得了普选权，工党在国会中拥有了席位。在法国，工会也在1884年被正式承认为合法组织。在德国，欧洲第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成立，俾斯麦一方面限制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活动， 另一方面将男子普选权推广到全德国，同时通过了提供工人残疾和意外保险的法案，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社会义务保障体系。在美国，工人的收入和工作条件比欧洲要好得多，且由于移民国家特殊性，激进的劳工组织被分化为行业联盟，政治上的诉求被弱化。工业革命壮大了新的政治力量，但欧洲政治精英的更替相对和平。理论界出现了对卢梭式“大众民主”和马克思主义 “阶级斗争永恒论”的批评和反思，其中最为直接的挑战来自古典政治精英主义者。



（一） 古典政治精英主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是现代政治科学兴起和形成阶段。意大利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从发现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恒常规律、建立独立政治科学的角度反思了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莫斯卡认可马克思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从其他社会现象分离出来大大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但是反对马克思用经济要素解释人类所有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有些社会或政治现象，如一些宗教的兴起和扩张、某些古老民族的复兴、一些强悍的军事君主政权的建立，都无法仅仅用财富分配的变化、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来解释。莫斯卡认为人类所有的社会形态中，从最原始的社会到最发达的社会，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任何时候，在所有人类群体中，总是有少数的统治者和多数的被统治者。统治阶级垄断权力并享有权力带来的利益，统治阶级以部分是合法的、部分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统治着被统治阶级。



莫斯卡认为“不可能存在没有等级和从属的人类组织”，人类的本性中有一些人爱好发布命令，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变成服从命令的。基于自由原则组建政府，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例外阶段”，独裁制贯穿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历史阶段。大家理解的“民主制”是所有或多数人民共同选择至高权力，但事实上过去人类实践中所谓“人民选择他们的统治者”里的“人民”经常指人数有限的贵族。莫斯卡指出柏拉图所说的“民主制”更准确的说法应是“自由制”，在自由制的国家里，享有选举权的人民按照法律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这些法律是出自所有或部分被统治者的普遍意志。自由制的反面是独裁制，而民主制的反面则是贵族制。“民主制”指下层阶级的成员可以有机会向统治阶级流动，而“贵族制”则封闭了这一流动机会，莫斯卡从民主制提高了下层阶级进入统治阶级的角度提出民主制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但是，民族死亡、政治组织完全毁灭这种激烈的社会危机会打断人类文明的进程，为了避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文明的消亡，最理想的状态是让统治阶级缓慢而持续的吸收新的成分进行调整，所以，最好的政府形式应该实现民主制和贵族制、保守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间的制衡，一种政治组织 、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只有持续的改造自己才可能实现不朽。现代国家的代议制政府把统治阶级分成产生于普选的政治家和产生于任命的官僚阶层，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国家的强盛正是源于这种有利的政治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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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塔诺·莫斯卡



莫斯卡相信，多数人组成的被统治阶级很难反抗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阶级，除了因为少数人的统治阶级具有更容易组织起来的优势，根本的原因是构成统治阶级的个人与构成被统治阶级的大众的素质是不同的，进行统治的少数人团体的成员具有一定的物质、知识甚至道德优越性，统治者具备的品质在其所处的社会中被高度认可，并具有影响力。比如，原始社会的统治者需要具备军事上的勇敢品质，成熟社会中富有者比穷人更容易通过财富获得那些可以给他人施加影响的声誉、良好的教育、专业技能等。莫斯卡从论证统治者需要具备不同于被统治的大众的素质出发，区分了统治者和大众的区别，而且统治阶级往往以各种形式从下层阶级中持续不断地补充才智之士到自己的阶级中，那些封闭了这种精英流动机会的统治阶级会被取代。混合了独裁与民主制原则的现代代议制政府，实质上是精英统治的政府，而精英统治人类社会中的恒定法则。



但是，莫斯卡并不否认民主选举本身的意义，他认为每一次投票都是大众对少数统治者做出的反应，并构成公众舆论。选举有利于自由原则和独裁原则之间形成平衡，如果选举缺失，所有的个人自由都将得不到保证。在民主制里，统治阶级分化成各党派组织的首要任务是争取人数更多阶级的支持，虽然这些阶级的成员“必然是最贫困和最无知的”，他们并不理解政府的目的和工作，他们的愿望只是尽可能少的被统治，同时又希望在行使选举权的时候利用政府提高其经济状况。在莫斯卡眼里，马克思提出的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的，不同阶级在思维方式、感觉方式以及品味爱好上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最终带来的是新的资产阶级的出现，私有制也以新的形式确立。



莫斯卡另一位同时代的德裔意大利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则从组织寡头化倾向的必然性角度提出精英统治是无法避免的。米歇尔斯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研究样本，超越国家层面民主制与贵族制的优劣讨论，聚焦当时欧洲不论是民主制还是贵族制国家都存在的政党组织。米歇尔斯认为在现代国家，任何斗争的成败都取决于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之间的团结程度，组织是大众进行斗争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组织使得政党和专业工会分化为少数领导者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领导者，即，“无能的大众”和“强有力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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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米歇尔斯



米歇尔斯从他对欧洲工人阶级的观察得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素质差异的判断，他认为在政治活动领域，“大众的无能”是普遍现象，也是领袖权威的来源。现代社会，社会高度分工，大众缺乏时间和精力参与政治活动，也无法充分了解政治组织的运行机制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转。对公共议题保有兴趣、有足够的责任心、有能力获得相关问题的信息并做审慎的判断，这个要求超越了绝大多数普通大众的能力范围。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民众容易偏听偏信受到蛊惑，“大众的聚合是混乱的、短暂的、毫无秩序的”，没有权威的指点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拥有主权权力的大众在多数问题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是“无能的大众”。



无能的大众对领袖往往存在感激和盲信 ，因而领袖普遍获得的盲目崇拜远超过他们实际才能所应获得的尊重。政党建立初期，党组织中的领导往往不是专职的，但是随着政党的壮大和成熟，职业领袖随之出现。职业领袖的出现，意味着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文化鸿沟开始出现。作为群体中的少数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统治人口占多数的大众，首先与领袖的智识优势（受过正规教育）有关，其次是从政治实践中获得的普通大众所不具备的特殊技能、专业知识和社会声望。相对于组织成员，掌控着组织资源、处于组织顶端的领导者具有绝对优势。他们的优势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知识和信息的优势，领导者可以更方便得获得实现自己计划所需的知识和信息；2）控制着与组织成员进行沟通的正式渠道；3）政治技能，如在演讲、撰文、组织集体性活动方面比非专业人士更有经验。因其组织地位所掌握的资源和因其个人能力所具备的统治技能，领导者具有组织成员所不具备的权力资本。



米歇尔斯基于大众和精英的差异进一步提出政党活动以民主的形式掩盖了政治组织贵族化和寡头化的趋向。民主的原则是所有人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具有同等的影响力和平等的参与机会，但这种民主只有在很小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内才能实现，在现代政治组织中，“大众直接民主无论是在机制上还是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现代政党组织中，组织规模扩大、组织功能分化，在所有问题上每个成员都参与和有能力参与讨论和表决不具有可行性。接受普通成员委托而承担政党领导岗位和专业技能岗位工作的职业政治家阶层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队伍成为必须。他们通过代表制度由普通成员选举产生，代表以大众的名义行事，并执行后者的意愿。他们在接受这一岗位之前，往往是成员中受教育程度较好的，接受这一岗位后，通常还会进一步培训，实质上成为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职业阶层，成为一个新的精英群体。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从大众控制中脱离，成为独立的行动主体。而且，出于技术上、管理上以及组织策略上的需要，愈强大的组织愈需要强大的领导。



在任何社会系统中，大众都无法直接行使国家管理的权利，统治者也不得不通过组织统治大众，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中，组织也“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米歇尔斯认为人们在建立国家、工会、政党以及教会等规模达到一定复杂程度的组织时，不得不把有效权力转交给处于这些机构顶端的少数人，形成等级式的组织结构，即官僚结构。组织官僚化的结果是，组织权力集中于组织顶端，组织内普通成员的影响力不断被削弱。以少数人对社会或组织的控制为特征的寡头政治，是官僚组织或大规模组织难以剥离的组织特征。现代社会无法脱离组织而运转，但大众直接民主无论是在机制上还是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组织领袖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组织上都是必要的。



米歇尔斯不仅试图解释领导者的权力来源，更指出组织中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必然相悖的，所以他特别反对“代表型领导权”（representative leadership）的说法。工会、政党等组织顶端的专业人士理论上也是被统治阶级，但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后，观念和利益也发生了变化。组织的决策应该遵循组织成员的普遍意志和利益，但是组织往往只是领导者意志和利益的反应。当大众提出激进的改革需求时，受雇者集团（政党领袖）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趋于保守。社会分工催生了团体组织，而一旦这一团体自身得到巩固之后，该组织便产生了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往往会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对于政党来说，政党的存续比政党的信条更重要；对于政党领袖来说，维持政党和自己在政党中的特权地位，比维护大众利益更重要。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坚定的国际和平的维护者，反对政府的好战政策，并表示如果德国发动战争，他们将组织大规模的全国罢工。但是1914年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该党却迅速的抛弃国际主义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政党，号召人们支持本国政府发动的战争。



在米歇尔斯那里，民主在经历了一种由优异分子统治的政府形式之后，最终变成一种贵族统治，和其他人类集合体一样，民主也无可避免的堕落为寡头政治。他认为这种现象无法做出好坏的道德判断，只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发展规律。但是，身为领袖是肩负责任的，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道德上，领袖必须是最能干、最成熟的一群人。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铁律》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他的研究引发极大的关注和争议。对于支持民主政治的学者来说，米歇尔斯认为政党活动寡头化倾向不可避免，实际是否定了政治民主的可行性。民主政治者坚信，所有组织中，领导者都需要以一定的方式取得被领导者某种程度的认可。无论争议如何，米歇尔斯的精英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组织的寡头化是无法避免的，民主的责任不是避免精英统治，而是要让精英能够尽可能的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相较于莫斯卡1896年发表意大利文版《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提出统治阶级原理、米歇尔斯1911年发表德文版《寡头政治铁律》（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英文版为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提出寡头政治铁律，作为古典政治精英主义三位代表人物中年龄最长的菲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是在其1916年发表的意大利文版《普通社会学纲要》（Tratta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英文版为Mind and Society）中才明确提出他的“精英论”。帕累托在《普通社会学纲要》发表了7年后去世，这本书既是他影响最深远、也是他最后一本著作。这本书里，他探究了帕累托法则、帕累托最优背后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本质和基础，即人的异质性，这也是他的精英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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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弗雷多·帕累托



帕累托认为无论人们喜欢与否，人与人之间是不同质的，人们在身体、智力和道德上千差万别。如果对人在各种活动中的能力进行打分，那些在自己活动领域内获得高分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即“精英阶层”。社会分为两个阶层：作为精英阶层的上层，和作为非精英阶层的下层。精英阶层中又分为执政的精英阶层和不执政的精英基层。执政的精英阶层里又进一步细分为“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分子”，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和使用统治阶级分子。统治阶级分子又被帕累托根据维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方式分为两类：使用暴力的士兵、警察等；玩弄权术的政治门客等。使用暴力和制造认同是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的手段，暴力和认同的不同比例构成了统治的实质，使用暴力并获得认同的方式构成了统治的形式。根据统治的方式的不同，帕累托又将精英分为通过武力和强制来统治的“狮子型精英”和通过狡猾的秘密行动和劝说来统治的“狐狸型精英”。人生来就具备两种不同的性情，统治者（ruler）或跟随者（follower），大众注定是跟随者。



帕累托对精英治国理论最突出的贡献是系统论证了精英的循环和更替。他提出，统治阶级通常运用死亡、迫害（监禁、破产和撤职）、流放和收买的手段来消灭被统治阶级中可能危及其统治地位的优秀分子。收买是指召唤每个可能对统治阶级造成威胁的分子加入到统治阶级中，前提是这些分子答应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些下层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的意见、性格、美德和偏见被带入统治阶级中。不同阶级之间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流动和变化的。通过革命或者缓慢的阶层更替，上层阶级中的低劣分子会向下流动，下层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会向上流动，实现了精英的循环。新的精英分子升入统治阶级，意味着正向的精英循环，带来国家的繁荣，如果新的精英分子上升渠道堵塞，精英循环减弱或停滞，则精英阶级进入衰败时期，繁荣指数也会下降，是为帕累托的精英循环曲线。 精英循环论解释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他认为，精英循环变得缓慢或停滞时，能力上退化使得原来的统治精英不再适合统治，但是他们又不愿意主动退出统治阶级行列时，革命爆破，迫使原有的精英阶级交出统治权力。因此，帕累托认为革命者的行为和社会体制“捍卫者”一样，都具有“合法性”，捍卫者和革命者之间的替换正是精英的循环。



从方法论的贡献上来看，古典政治精英主义者认为乌托邦式的“公平”和民主幻想给社会科学客观性和实证性方面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应植根于历史经验证据，应该致力于可操作的、具有可行性的政治。在当时，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时尚，他们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论证自己的理论。古典政治精英主义理论家们尝试区分作为统治艺术的政治和作为统治科学的政治。莫斯卡和帕累托认为过去的社会科学成果是建议和意识形态，或就政治发表观点和看法，而不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理性的发现政治体系运行的逻辑和规律。



古典政治精英主义与民主政治理论之间有两处显著的理论分歧，一是古典政治精英主义者坚持人在天赋上存在差异因而政治参与能力有差异，在政治中的角色也是随之有差异的，而民主政治理论的出发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二是古典政治精英主义总结出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铁律”正是民主政治理论所要挑战和推翻的。但是，如果将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理论者也承认多数人的有效统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政治民主的核心意义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地位在原则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而这一点也是为古典精英主义者所认可。因此，随后的民主精英理论进一步论证了精英主义和民主政治理论的结合点。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四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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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李祉球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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