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再说南方与北方
原创 易中天 易中天 2024-06-10 08:01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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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李华摄影
再说南方
多样的南方总是有些北方人听来稀奇古怪的词汇,比如饭蚊子(苍蝇,湘方言)、拜东莲(向日葵,赣方言)、红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棱菜(菠菜,闽方言)。
南方人说话也总是和北方人相颠倒,比如闹热(热闹)、欢喜(喜欢)、连牵(牵连)、紧要(要紧)、人客(客人)、挤拥(拥挤),甚至风台(台风)、鞋拖(拖鞋)。
这种颠倒的说法,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尤甚。至于把公鸡叫作鸡公,母鸡叫作鸡婆,在南方相当普遍。由此及彼,还有鸭公(公鸭)、鸭母(母鸭)、猫公(公猫)、猫母(母猫)、犬雄(公狗)、犬母(母狗)、猪牯(公猪)、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总是和北方反着来。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和北方动不动就逐鹿中原,喜欢把东西南北都打通了连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向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
这话是老子说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约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几里地,语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游,北距福州,南距厦门,都不过一箭之地,但莆仙话和福州话、厦门话就两样。厦门话和福州话,自然更是互不相通。于是,仅福建沿海一线,就弄了个“三国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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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南方人反对统一,而是认为那统一应该是“多样的统一”。一样的中华民族,干吗非得由北方来统一南方,连说话都得学北方话不可?说起来,南方人心里也是有点不平衡。
八大方言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个在南方。可一说起民族,汉满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连五分之一都没有。
这里面确实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历史上南北之间是很有些战争的,而打起仗来也差不多总是南方受北方欺负。楚,是被北方的秦灭掉的。吴,是被北方的晋灭掉的。陈,是被北方的隋灭掉的。也曾灭过南唐、南汉的宋,则被更北方的元所灭。元人灭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黄帝大约是北方人。北方一马平川,最适合车马奔走,发明了车子的黄帝便号称“轩辕氏”。炎帝大约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适合作物生长,尝遍了百草的炎帝便号称“神农氏”。当时更南边的还有九黎族,统率九黎的是蚩尤氏。
炎黄联手打败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们现在老是说“黎民百姓”,其实“黎民”和“百姓”不是一回事。黎民是贱民,百姓是贵族,后来才混为一谈。
镇压了九黎族的炎黄二族后来又“窝里反”。南方来的、会煮汤药的炎帝终究打不过武装到牙齿、又有“坦克”的黄帝。于是,打赢了的黄帝坐北朝南,成了华夏正统;战败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约流窜到南方蛮荒之地,成为“南蛮”。
从此但凡有战争,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而且都是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往北方跑的,没怎么听说过。因为战争总是从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黄帝家的“凤子龙孙”,碰到了更北边来的“虎狼之师”,也只好往炎帝家跑。
比如“五胡之乱”时,就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中原汉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时,连皇帝也跑来了。客家,也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近的跑到了江西,远的跑到了广东、福建。赣语、闽语、客家话,就是这些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创造”出来的。
离乡背井,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虽说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心里却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认输,俯首称臣,才要往南边跑,一心琢磨着东山再起。即便不是什么残兵败将、遗老遗少,南迁也是不得已。因此心里憋着一口气,发誓要让祖宗开创的文化薪尽火传。至少,那话音不能变了。这就叫:“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所以,你别看南方方言听起来有股子地瓜味儿,认真说来,不少是咱们老祖宗的话,正宗的华夏“雅言”。
隋唐以前,今天声母是d、t的,和一部分声母是zh、ch的,都混为一谈,全都读成d和t,也没有唇齿清擦音f。
中古以后,就分开了,也有了f。只有闽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没f。比如饭,闽南话声母读b;风,则读h。又比如“猪”,福州话读dü,厦门话读di,都是以d为声母。这就是古音了。因为上古时,“者”也是读du的。
所以那些以“者”为偏旁的,比如都、堵、赌、睹,现在仍读du;另一些则和“猪”一样,改读成zhu,比如诸、褚、渚、槠、煮、著。改了的新潮,没改的古朴。闽方言没改,因此闽方言古朴。
南方方言中的词汇往往也很典雅古朴,比如面(脸)、目(眼)、食(吃)、饮(喝)、行(走)、曝(晒)、索(绳子)、翼(翅膀)。有些词汇或说法,简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
比如“锅”叫“鼎”,“一瓶酒”叫“一樽酒”,“一窝老鼠”叫“一窦老鼠”。这些古色古香的语言主要出现在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为这三个方言区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难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远”。
结果他们的语言,也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虽说并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少也是唐宋遗韵,充满着文采风流。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了壮侗,杂糅了蛮僚(读如老),更不大容易听得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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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北方
北方就两样了。
北方从来就是汉胡杂处之地,北京就更是如此。在历史上,它是汉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南京”。
南人和北人,汉人和胡人,龙争虎斗,舌剑唇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一拨来了,那一拨去了,各自的文化积淀了下来,融汇成一种多元共存又浑然一体的东西。人也变了。
北方那边,鲜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人也要通婚、联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统都变了,还说什么语言?就算都说汉语吧,说出来也不再是原来那么回事。少数民族说汉语总是有点“洋泾浜”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泾浜,洋泾浜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统。
今天的北方话,可不是当年“华夏雅言”一脉相传直线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纯粹的“汉语”,里面还有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的成分。什么满语、蒙古语、朝鲜语,都有,没准还有突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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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北京话,虽说是当今咱们汉民族的“官话”,或官话的基础,其实是个“联合国”。胡同是蒙语,埋汰是满语,尕儿是陕西话,嘎子是上海话。陕西人管钱叫尕儿,北京人也跟着这么说。上海人说“戒指”,北京人听起来像是“嘎子”,结果戒指便变成了嘎子。
北方方言为什么是“八国联军”呢?因为北方趋向于统一呀!这就多少得付出点“代价”。
统一中国并不容易。中国地太大,人太多,东西南北,七嘴八舌,谁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别人将就你,你也得将就将就别人。不能将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后,也只好妥协。你让一点儿,我让一点儿,或者你多让一点儿,我少让一点儿。
何况统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棱角,我改改你的脾气,两下里这么一磨合,共同的和认同的就留存了下来,差异太大的,也就渐次消亡。就算留了下来,也得变味儿。
所以文化整合的结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话就是五湖四海、东西南北相互磨合将就的产物。所以北方话内部分歧小,语法结构差别不大,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这也不奇怪,彼此之间要妥协将就嘛!
既然要相互迁就,就不能太固执,得尽量靠拢才行;也不能太复杂,得尽量简便才行。
什么浊塞音、浊塞擦音,发音太困难,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吴人不改,就随他说去。辅音搞两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啰唆,有n和ng两个也就凑合。粤人、闽人不嫌麻烦,也悉听尊便。至于声调,就别弄那么多了,七个八个的,谁记得住?
四个足矣!也别再弄什么入声字,别别扭扭。再说平、上、去、入,仄声占了三个,也忒多了点儿,还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谁也没意见。南方人要保留入声,也好,诵读起古典诗词来更有味道。
咱们北方,就简单点吧!要统一,就不能斤斤计较,得大而化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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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靠拢归靠拢,不等于投降;简便归简便,不等于单调。相反,既然云集了东西南北中,汉满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丰富多彩,岂有单调之理?简便又丰富,又岂有不广泛应用之理?于是,北方话便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中北京话又最牛,它的语音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这一下,北方话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称霸全国之势。我们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为它总在变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异化,反正得变化。谁让谁变?谁变成谁?一般地说,总是强势的让弱势的变,或弱势的比强势的变得多一点儿。
比如入关以后的满人,虽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可他们在文化上是弱势,结果就被汉文化同化。当然,汉人也向满人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好生、外道、敞开、咋呼、巴不得、不碍事、悄默声儿,都是满语。帅、牌儿亮,也是满语。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一书中有考证。
优势无非三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还有一种是文化上的。经济上,湖广熟,天下足,江南鱼米之乡,历来是繁荣发达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讲。自古江南多才子,两湖也不含糊,惟楚多材。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政治上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学这边,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曹(曹禺)。
北方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的。万岁爷、宰相府,中央机关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官也都是从北方往南方派。他们要说官话,打官腔,就不能坚持再说“鸟语”。
于是,“南北之争”就变成了“官民之争”。政治上的优势再加自身的优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风卷残云般地便占有了使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占领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本文选自易中天《大话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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