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作为解放者的林肯以及林肯研究述评 | 林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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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作为解放者的林肯以及林肯研究述评 | 林肯专题系列三·《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4年08月23日 18: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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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通过推动废除奴隶制不仅解放了数百万被奴役的黑人，还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围绕林肯的生平、思想及其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后世学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和讨论。在本期，我们继续推送王希教授的《亚伯拉罕·林肯》词条。在词条中，作者对作为“伟大解放者”的林肯做出了全面评价，并系统介绍了林肯研究的中英文文献。



作为解放者的林肯以及林肯研究述评



王希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伟大解放者



（一）早期的林肯与奴隶制



解放奴隶是林肯在内战中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因为这一决策，他成为美国人引以为豪、长久铭记的“伟大解放者”，也在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抹重彩。林肯自称“我一直都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他在内战中做出解放奴隶的决定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



林肯虽然出生在蓄奴州肯塔基，但年幼时随父母移居到自由州印第安纳，后又长期居住在自由州伊利诺伊，奴隶制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近在咫尺的现实。然而，他对奴隶制的仇视却是真实的。林肯19岁时曾受雇运送货物去新奥尔良，第一次目睹了当地奴隶被贩卖的情形。奴隶家庭被拆散的悲惨情形令他对奴隶制十分厌恶。1841年，32岁的林肯在前往圣路易斯的蒸汽机船上再次目睹了被铁链拴住的一群奴隶。直到14年之后，“那幅景象不断折磨着我”。正如他在1837年州议会的抗议提案和1854年的皮奥尼亚演说中所指出的，他之所以痛恨奴隶制，是因为它是一种巨大的“不公正”。在经济上奴隶制允许一个人不经另外一个人的允许就占有后者的劳动成果，在政治上奴隶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奴隶身上，两者都是专制的表现。基于自己在西部边疆的成长经历，林肯对这两者都不能接受，因为它们与他所信仰的自由和平等原则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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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内战前的林肯在奴隶制和黑白种族关系的问题上处于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在道德上反对奴隶制，但不接受立即废奴的主张；他在政治上承认黑人享有“天赋人权”，包括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但他无法想象黑人和白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他同情黑人的遭遇，但又分享对黑人的种族偏见。他不能无视白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偏见，因此他建议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将黑白种族分离，将黑人按自愿的原则逐步殖民到美国之外的地方。



（二）战争初期对奴隶制存废的思考



从内战开始到签署《解放宣言》之前，林肯追求的内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解放奴隶。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他承诺不会干预蓄奴州的奴隶制，因为“我没有合法的权利去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他承诺将继续实施《逃奴法》，保护奴隶主索要逃奴的财产权。除了苦口婆心地劝阻南部停止分裂联邦的行动，林肯拒绝讨论奴隶制在美国的终结，更没有提及黑人在美国的命运。他的演说本质上是一场与白人选民的对话，黑人并不包括在“我们人民”的范畴之中。



林肯最初的战略思考是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将内战控制在原有宪政秩序的框架中进行，因此他将继续尊重蓄奴州公民的权利，包括他们拥有奴隶的权利。他希望这样的诚意能够将南部各州的亲联邦公民动员起来从内部阻止战争，将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等边界州留在联邦内，并建构和维系一个广泛的支持联邦战争努力的（白人）政治联盟。林肯担心，以总统名义干预或废除南部奴隶制会使北部的政治联盟产生分化，使保卫联邦的战争失去宪法上的合理性。基于这些考虑，林肯将内战的政治目标限定在拯救联邦，而不是像激进共和党人和废奴主义者所要求的消灭奴隶制。



（三）联邦军队将领与战时逃奴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打乱了林肯最初对战争进程的想象：随着联邦军队进入南部，蓄奴州的奴隶开始主动地逃离种植园。1861年4月，内战打响几个星期后，联邦将领本杰明·巴特勒在弗吉尼亚半岛的门罗要塞遭遇了第一批逃奴。奴隶们声称他们因不愿意被主人送去为邦联军队修筑工事，主动逃出来，要求获得联邦军队的保护。巴特勒最终决定将逃奴作为“战时敌产”予以“收缴”，向他们提供食物，并使用他们来为联邦军队修建工事。事后巴特勒向陆军部报告了他的做法，声称收缴逃奴是战时的“一项必要的措施”。巴特勒的做法在当地黑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弗吉尼亚州东部的黑人纷纷仿效，逃奔到门罗要塞，要求联邦军队将他们作为“敌产”收留。逃奴的出现使共和党的宪法理论家弗郎西斯·利伯尔立即认识到，内战的发生已经使宪法对保护蓄奴州奴隶制的承诺失效，因为内战遵循的是“自然法则”，并不承认“种族和肤色的差别”。他写信敦促林肯政府和国会领袖，要求政府宣布逃奴为自由人，并解放所有的逃奴。



逃奴的出现令林肯政府面临了一个两难局面：归还逃奴，无异于给邦联送去对方需要的劳动力；不归还逃奴，则违反了林肯实施《逃奴法》的承诺。更棘手的问题是，收留逃奴之后，联邦军队应该如何对待他们，是将他们继续看作是奴隶，还是将他们当作自由人来对待。这样，奴隶的自我解放行动林肯和共和党人面对他们一开始力图回避的问题。或者用历史学家芭芭拉·菲尔兹的话来说，奴隶们“对于林肯是他们的解放者这一点的认识先于林肯本人”。巴特勒收缴敌产的做法很快得到陆军部的批准和林肯的默认，也推动国会在1861年8月制定了第一部《敌产没收法》。该法宣布，如果奴隶主将奴隶用于参与支持邦联的军事活动，其拥有的奴隶将获得自由。



（四）林肯的渐进废奴计划



林肯签署了1861年《敌产没收法》，但在解放奴隶问题上仍然举棋不定。困扰他的主要问题是保障边界州的稳定。1861年8月，联邦将领约翰·弗里蒙特在密苏里州遭到亲邦联势力的围攻时，曾颁布命令，宣布对密苏里州实施军管，将该州内参与叛乱的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予以解放。林肯担心，弗里蒙特的命令会“令我们在南部诸州的朋友们恐慌，使他们转而反对我们”，并断送“相当看好的肯塔基的前景”。当弗里蒙特拒绝收回废奴命令时，林肯在9月颁布了自己的命令，撤销了弗里蒙特解放奴隶的命令。林肯的理由是：弗里蒙特的命令是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军事需要做出的，而解放奴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决定，决定权必须掌握在总统手中，他“绝不允许别人越俎代庖”。1862年5月，联邦将领戴维·亨特尔在占领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三州沿海的海岛群后，也发出军事命令，宣布居住在上述地区的所有奴隶从此“获得永久的自由”。亨特尔的文告在黑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10天后，林肯发布公告，宣称亨特尔的解放文告无效，并重申解放奴隶是总统独享的权力。从另一个角度，林肯的公告也可以解读为他在表达一种暗示：只有当解放奴隶成为“维系政府必不可少的需要时”，他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林肯对“军事需要”的强调显然是用心之作，为自己最终做出废奴决定做铺垫。



在取消亨特尔命令之前，林肯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个敦促边界州实施渐进废奴程序的方案，其要点是：蓄奴州主动启动奴隶解放的进程，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帮助各州实施渐进的、对奴隶主给予经济补偿的废奴措施，同时提出将获得解放的奴隶移居海外。林肯认为，这是解决奴隶制的最好办法。至此为止，在谁有权废除蓄奴州的奴隶制问题上，林肯一直奉行严格的宪法解释，坚持认为应由州政府来启动，不属于总统或国会。但他也明确地暗示，如果为了捍卫联邦政府的生存，总统有权启用战争权，做出废奴决定。



（五）国会行动与《解放宣言》的颁布



与此同时，国会开启了解放奴隶的进程。从1862年3月到6月，国会先后通过多部法律，禁止联邦军队归还逃奴，以经济补偿方式废除了首都华盛顿的奴隶制，并废除了所有尚未建州的联邦领土上的奴隶制，终结了战前困扰国会的难题。林肯对这些国会立法都予以了支持。1862年7月17日，国会通过了第二部《没收敌产法》，宣布所有为反叛联邦者拥有的奴隶，无论其是否被用于军事活动，都将一律获得自由。同一天通过的《民兵法》则授权联邦军队征募黑人为其工作，并将自由赋予所有为联邦军队工作的黑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



国会的行动对林肯在1862年夏天做出废奴决定无疑是有影响的。半岛战役的失败影响了北部的士气，激进共和党人和黑白废奴主义者不断给林肯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立即废奴的行动。北部舆论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支持立即废奴的人群数量正在上升。7月12日，林肯在白宫会见了边界州的国会议员，企图说服他们接受渐进和带经济补偿的废奴方案，但遭到拒绝。根据当时在白宫的弗朗西斯·卡彭特的回忆，此时林肯感到，“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战术，否则将输掉整场战争。”



7月22日，林肯向内阁成员公布了《解放宣言预告》的草稿，引用他刚签署的第二个《敌产没收法》，提到他将以总司令的名义解放邦联占领地区内的所有奴隶。8月22日，林肯在回复《纽约每日论坛版》主编的公开信中，说明了解放奴隶与内战的关系。他声称，他在内战中的最重要目标是“拯救联邦”，无论他是否解放奴隶，或者他何时解放奴隶，或者他解放多少奴隶，其目标都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争，拯救联邦。从字面上看，林肯似乎只是在重申他拯救联邦的原则，实际上他是在引导民意，为《解放宣言预告》的发布做舆论准备。



9月22日，安蒂特姆战役结束一周之后，林肯颁布了《解放宣言预告》，要求反叛州在100天之内放下武器，回归联邦。邦联各州置之不理。1863年1月1日，林肯签署了正式的《解放宣言》，赋予所有生活在“继续反叛联邦的”南部各州内的奴隶以“即刻的和永久性的自由”。宣言命令联邦军队“承认和维护”前奴隶的自由，允许获得解放的黑人在受到威胁时进行自卫，鼓励他们参加劳动并获取“合理的工资”，邀请身体条件合格者加入联邦军队，为联邦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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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宣言》覆盖的区域仅包括了联邦军队尚未占领的邦联地区，而没有包括边界州和已经为联邦军队战略的邦联地区，但它宣示的原则——奴隶们将获得即刻的和永久的解放——则是革命性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宣言带有“一种文本之外的生命力和权力”。



（六）放弃殖民海外计划、认识黑人士兵的作用



直到《解放宣言》正式生效之前，林肯并没有完全放弃渐进废奴的方案和将黑人殖民海外的设想。1862年8月在白宫会见黑人领袖时，林肯提到白人社会对黑人抱有一种“很残酷的”偏见，黑白分离是解决种族问题的最好办法，但黑人领袖们拒绝了他将黑人殖民海外的设想。1862年12月，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林肯仍然提出，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推动渐进和补偿性废奴计划，以协助各蓄奴州在1900年前完成废奴。林肯这样做有战术上的考虑——敦促南部的亲联邦势力能采取行动，早日结束战争，但他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两年的内战已经使美国面临了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思考，新的行动”。在同一份国情咨文中他写道，“当我们给予奴隶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就保证了自由人的自由，”而解放奴隶本身则是让所有的美国人都获得了一种“更大的自由”。这些文字显示，此时的林肯在对美国自由的理解上已经经历了一次自身意识形态的革命。



黑人加入联邦军队、为联邦的生存而战的事实也改变了林肯对黑人的看法。在黑人领袖的积极鼓动下，大量自由黑人和获得解放的奴隶响应《解放宣言》的号召，自愿加入到联邦军队中。到战争结束时，有近20万的黑人在联邦军队服役，还有近30万的黑人为联邦军队承担修筑工事和运输工作。黑人军队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不仅获得了北部媒体的广泛好评，也消除了林肯本人最初对黑人士兵能力的怀疑。在《解放宣言》生效之前，林肯不确定“黑人能够帮我们很大的忙”。几个月后，当他读到关于黑人军队在佛罗里达州英勇作战的报告之后，立刻意识到黑人军队在内战中的巨大现实和象征意义。他在给亨特尔将军的信中指出，南部邦联会竭力去消灭这支为联邦而战的黑人队伍，“而对于我们来说，恰恰重要的则是让它形成、发展和壮大……应该格外努力去保护他们并增加他们的人数”。1863年8月，在回复纽约州共和党人的公开信中，林肯拒绝了保守派要他收回《解放宣言》的要求，指出“解放政策和黑人军队的使用已经给予叛乱分子历来最沉重的打击”，如果没有黑人士兵的帮助，联邦最近的军事胜利是无法取得的。林肯指出，黑人与白人一样，“做事是有动机的”，他们愿意“为了我们豁出生命”是因为我们做出了“给他们自由的承诺”，而“承诺既然做出，就必须信守”。此后，林肯多次表示，他绝不会收回《解放宣言》，放弃对黑人士兵的承诺是要遭到天罚的。



（七）林肯与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与黑人选举权



1864年4月，在给肯塔基州《联邦报》编辑阿伯特·霍奇斯的信中，林肯为《解放宣言》进行辩护。他认为，为了拯救联邦，他违背当初不干预奴隶制的承诺并无不妥：“当国家都失去了的时候，宪法还能保住吗？”此刻，林肯完全接受了废奴主义者的最初立场，将废奴视作拯救联邦的必要措施：“为了保全生命，往往不得不把四肢之一截掉，但是绝不会为了保全四肢之一而把生命送掉，这样做是愚蠢的。”他认为，战时的废奴措施看上去也许是违宪的，“但由于它们对于维护宪法和维护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可能会因此而变得合法”。



为了确保对黑人自由的承诺，从1863年底起，林肯便开始寻求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解放宣言》的原则永久地固定下来。1864年，在给南部邦联开出的和谈条件中，他坚持将废除奴隶制列为“不容谈判”的条件之一，并将保证前奴隶的永久自由写进了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他使用了包括恩惠制承诺在内的一切合法手段来说服国会议员，要求他们支持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的法案。1865年1月31日，国会终于通过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宣布废除美国境内所有地方的奴隶制。



如果说林肯在推动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方面不遗余力，在制定南部重建方案时，他却采用了一种温和的渐进改革方式。他的重建计划的核心内容是，由南部各州的白人选民宣誓效忠联邦并承诺废除奴隶制，当合格选民的人数达到战前选民人数的百分之十时，他们便可以组建新的州政府。国会共和党人认为林肯的重建计划过于宽宏大量，提出了政治条件更严厉的韦德-戴维斯法案，将参与重建的白人合格选民的人数上限提高到50%。但林肯认为这一方案会延缓他的重建计划，以“口袋否决”的方式予以否定。



激进共和党人则提出将黑人选举权作为南部回归联邦的前提条件，并期待林肯利用总统的权力来推动。林肯理解激进派的立场，也深知黑人的自由必须要转化成为政治和公民权利，他对黑人士兵在内战中的英勇表现和献身精神记忆深刻，并意识到他们在重建过程中能够发挥的政治作用。但他恪守战前联邦制的原则，认为一州公民的选举权的授予或享有应该由州而不是由联邦政府来决定。尽管如此，林肯没有拒绝从联邦政府的层面对州施加压力。1864年3月14日，林肯写信给路易斯安那州的军事州长，建议后者将选举权赋予“那些才智出众的黑人”和“那些在我们军队里英勇作战过的黑人”，因为“在今后的考验时刻，他们也许会有助于在自由的大家庭中捍卫自由的宝石”。



1865年4月11日（邦联李将军投降两天之后），他在白宫所做的公开演说中表示，他希望至少有一部分黑人应该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重建中获得与白人同等的选举权。这是林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表示对黑人选举权的支持。三天之后，混杂在白宫演讲听众中的邦联支持者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听到林肯对黑人选举权的支持，恶狠狠地说：“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三天之后，布思进入华盛顿的福特剧院，实施他的暗杀计划，从后面向林肯开枪，子弹击中了林肯的后脑。4月15日凌晨7时22分，林肯去世。



二、研究现状



（一）英文著述



林肯遇刺去世之后，遗体被运回家乡斯普林菲尔德安葬。载运林肯遗体的火车从华盛顿出发，每到一处，都有无数民众前来吊唁，瞻仰遗容。林肯不幸殒命所带来的悲痛与美利坚国家浴火重生所带来的幸运感交织在一起，激发起无数美国人对林肯发自内心的追思与崇敬。政治领袖、报纸主编、布道家、诗人和画像艺术家更是用演讲、布道词和艺术创作为林肯进行历史定位，把他奉为与华盛顿齐名的人物。各种纪念活动催生了一场“神化”林肯的运动，而林肯记忆的建构与再建构最终演变成一种延续至今的文化产业。关于林肯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初，至今仍然是美国人文和社科学科中的显学。据统计，英语世界出版的关于林肯的著述有1.6万多种，数量仅次于关于耶稣的写作。无疑，林肯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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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林肯记忆建构者是传记作者。1866年，乔赛亚·霍兰使用口述资料和报刊文章出版了林肯逝后的第一部传记，勾画了林肯的一生。次年出版的《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灭亡史》是由林肯的政治盟友艾萨克·阿诺德写作的，强调了林肯对废奴事业的贡献。1872年，为满足大众了解林肯早年经历的愿望，沃德·希尔·拉蒙出版了《从出生到就任总统时期的林肯》。1889年，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威廉·赫恩顿凭借与林肯共事20年的经历和手中的原始材料（包括与林肯的通信），与人合作出版了《赫恩顿的林肯生平》，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了林肯的早期生涯，并包括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林肯轶事。1890年由约翰·乔治·尼古拉和海约翰合作写成的10卷本《林肯传》是早期最完整的林肯传记。两位作者曾为林肯的私人助理，熟悉林肯在内战中的行动和决策，并获准使用由林肯大儿子罗伯特保管的林肯手稿和信件，他们的作品在史料上与先前的传记拉开了距离。这部传记详细记录了林肯的总统生涯，意在塑造林肯作为政治领袖的形象，为美国人树立一个民族英雄的榜样，也希望推动南北在内战后的和解。20世纪上半叶最畅销的林肯传记是卡尔·桑德伯格写作的《草原时代的林肯》（1926年出版）和《战争年代的林肯》（1939年出版）。这部6卷本传记叙事流畅，文笔富有诗意，塑造了一个复杂而多面相的林肯，深得读者的青睐。



但桑德伯格的写作也因没有提供详细的史料注释而受到历史学家的批评。1936年，历史学家詹姆斯·兰德尔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专论，批评“业余”传记作者的写作基本上是在为“圣人”作传，既不客观，也不深入，带有政治偏见，在大众中制造了不少关于林肯的错误认知。他呼吁专业历史学家采用客观中立的立场，使用过硬的史料，科学而诚实地评价林肯。兰德尔的呼吁开启了林肯研究的学术化时代。一大批由专业学者写作的专著在20世纪中期出版，从政党政治、军事史、宪政、总统权力、大众舆论等不同角度来审视和评价林肯。其中比较著名的著作包括：哈里·威廉斯的《林肯与激进派》，罗伯特·哈珀的《林肯与新闻界》，戴维·波特的《退出联邦危机时刻的林肯与他的政党》，哈里·卡门和莱因哈德·卢辛的《林肯与政党恩惠制》，威廉·赫塞尔廷的《林肯与内战州长们》，哈里·威廉斯的《林肯与他的将军》，以及罗伯特·布鲁斯的《林肯与战争的工具》。兰德尔的4卷本《林肯总统》也在这一时段完成。他选取林肯的总统生涯作为研究重点，关注林肯的战时决策和对总统权力的运用，将林肯描写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废除奴隶制方面甚至是一个保守派。兰德尔及同代的修正主义学派的林肯研究者强调用现实政治的眼光来审视林肯，去除非专业作家给他戴上的“圣化”光环。



与专业的林肯研究同时出现的是林肯史料的整理与出版。1947年林肯档案的开放和1953年《林肯文集》的出版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林肯档案集中了林肯本人保留的政治文献、演讲手稿和信件，他去世后由长子罗伯特保管。罗伯特在1919年将这批档案捐赠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准予其在他自己去世21年之后向公众开放。9卷本的《林肯文集》是由林肯协会主持的大规模文献收集和编撰工程，耗时数十年，总共收集了7000多种林肯的文献，包括许多先前从未收集过的林肯演讲和信件。这些极有价值的史料不仅推动了关于林肯的专业研究，也促进了新一轮林肯传记的写作，其中包括本杰明·托马斯的《林肯传》和斯蒂芬·奥茨的《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



20世纪中叶和后半叶的事件，包括二战、冷战、民权运动、越战和水门事件等，推动了新的林肯研究，修正学派关于内战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的观点受到质疑并被推翻。政治学者哈利·雅法在《分裂之家的危机》一书中，以林肯-道格拉斯的辩论为基础，重构了林肯如何将《独立宣言》转换成最终废除奴隶制的思想武器的过程，将道德问题重新放回到林肯研究之中。埃里克·方纳则在《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人》一书中揭示了林肯在建构以自由劳动为核心的共和党意识形态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汉斯·特雷富斯在《激进共和党人：林肯为种族正义而战的先锋队》以林肯追求的政治目标——建立一个没有奴隶制的民主制——为标准，将林肯重新定义为共和党激进派中的一员。拉万达和约翰·考克斯则将林肯与激进派的合作追溯至早期重建的时期。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在历史学者中引发了关于“林肯是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谁解放了奴隶”的辩论，非裔美国人学者在辩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黑人学者杜波伊斯曾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林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既残忍又仁慈，既热爱和平又是一名斗士，他蔑视黑人但又让他们参加战斗和投票，他既保护奴隶制但又解放了奴隶”；因为林肯面临的难题是如此巨大，他的自相矛盾是情有可原的，他因此是“一个伟大的、前后矛盾的、但勇敢的人”。非裔美国人历史学家本杰明·夸尔斯在1962年出版的《林肯与黑人》一书中高度赞扬林肯将解放奴隶与维系美国民主联系起来的努力。他批评了林肯的黑人殖民海外计划，但否认林肯是一名种族主义者。



但其他非裔美国人学者持不同看法。1968年，勒隆·贝内特在黑人月刊《黑檀》（Ebony）上发表文章，列举了历史事实，认为林肯并不是“伟大解放者”，也从未平等地对待过黑人。1981年，另一位非裔美国人历史学家文森·哈丁则更明确提出，奴隶们在战时的主动逃跑迫使林肯颁布《解放宣言》，所以，林肯不应该被奉为奴隶的解放者。班尼特在2000年出版的《被迫接受的荣耀：林肯的白人梦想》，用600多页的篇幅梳理史实，扩展他在1968年提出的观点，重申奴隶们“帮助自己获得了解放，也几乎解放了林肯”。



其他的历史学家则认为班尼特是观点先行，无视内战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局限，误读和曲解了林肯。21世纪初，一批专著相继出版，加入到这场新的关于林肯的辩论中，包括：乔治·弗雷德里克森的《足够伟大而自相矛盾》，艾伦·古尔佐的《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理查德·斯特林纳的《亚伯拉罕父亲：林肯为终结美国奴隶制的不懈斗争》，伯勒斯·卡纳汉的《正义之举：林肯的解放宣言与战争规则》。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检讨了林肯在奴隶解放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获取资源的便捷化，林肯研究出现了新一轮的复兴。标志之一是专业学者写作的大部头林肯传记的连续出版。1995年，戴维·唐纳德积50年林肯研究之功力，出版了长达700页的《林肯传》，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林肯——既雄心勃勃又笃信宿命论，既怀揣理想主义又拥抱现实主义，既善用权术但又秉持坚定不移的道德原则。迈克尔·柏林盖姆的两卷本《林肯传》力图将林肯的公共生涯和私人生活联系起来，并注重林肯内心世界的讨论。英国学者理查德·卡瓦丁的林肯传记则更注重描述公共领域中的林肯，尤其讨论林肯与权力和宗教的关系。



在专题研究方面，林肯的早期经历成为一个热点。道格拉斯·威尔逊的《荣誉之声》注重讲述1832-1843年间的州政治活动对林肯的影响，肯尼斯·温克尔的《雏鹰：林肯的崛起》则讨论林肯家庭的居住环境以及斯普林菲尔德的黑人社区对林肯的影响。约书亚·申克在《林肯的忧郁》一书中借助现代心理学知识，分析了困扰林肯一生的抑郁症问题，讨论他如何从内战事业中汲取力量，克服个人和民族悲剧带来的心理压迫，最终成长为坚强领袖的历程。特里普的《林肯的亲密世界》则探讨了林肯的同性恋倾向问题及其对他成长的影响。丹尼尔·爱泼斯坦的《林肯夫妇》注重讨论内战时期林肯夫妇的感情生活。



在关于公共领域林肯的研究方面，大卫·尼科尔斯在《林肯与印第安人：内战政治与政策》中讨论了内战时期林肯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关系。加博·博里特的《林肯与美国梦想的经济学》讨论了长期为历史学家忽略的林肯的经济思想问题，由此追溯林肯的战时决策根源。马克·尼利的《自由的命运》从公民自由和宪政的角度来研究林肯的战争权问题。古尔佐《救赎者总统林肯》是一部林肯思想传记，分析林肯思想中的加尔文主义宿命论与洛克式自由主义的交汇，如何帮助他最终接受了奴隶解放是拯救联邦的唯一出路的思想。



在关于林肯作为战时总统的研究方面，迈克尔·格林的《自由、联邦与权力：内战中的林肯与他的政党》对林肯的战时决策和共和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做了深入分析。多莉丝·古德温的《劲敌幕僚》是林肯战时内阁研究的杰作。埃里克·方纳的《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通过对林肯与奴隶制关系的研究也展现了林肯的成长能力。詹姆斯·麦克弗森的《战争的考验：内战总司令林肯》描述了林肯作为联邦军队总司令如何成长起来的过程。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修正了唐纳德对林肯的评价，表现了林肯在内战主动成长、积极成长的巨大能力。



（二）中文著述



在中文著述中，最早介绍林肯的可能是梁启超。他在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中提到“美国大统领多庸才”，然而林肯与华盛顿、杰斐逊等则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非常人物”之一。他并以林肯发布《解放宣言》为例说明美国总统“平时权力小，在战时其权力甚大”。20世纪20年代，钱智修为商务印书馆的《少年丛书》撰写的46页的《林肯》大概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林肯传记，其中讲述了林肯如何从寒门之子成长为一国之首、并因“解放黑奴，统一南北之大功”而被誉为“民主国英雄”的故事。钱的写法十分别致，不时用中国道德观来评说林肯，激励少年读者们“欲希望林肯之功业，应先修林肯之德行”。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中，1953年出版的黄绍湘的《美国简明史》是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著作。该著采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立场，对林肯在战时的废奴问题“多次迟疑不决，对奴隶主妥协退让”提出批评，但最终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人民出版社在1955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的译著，其中收录了马恩关于美国内战和与内战相关的全部写作。1963、1964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十五、十六卷，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在1861-1865年为北美和欧洲报纸撰写的30多篇关于美国内战、废奴运动以及林肯的评论文章。在当时外国史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马恩的写作与为数不多的美国左翼历史学家和苏联历史学家的美国内战史著作一起，构成了中国学界早期对林肯研究的基础材料。



“文革”结束后中文学界的林肯研究重新起步。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美国内战史著作，对林肯生平、《解放宣言》的颁布以及战时林肯都有较深入的叙述。在废奴问题上，刘著与黄绍湘一样，认为林肯的废奴决定是迫于人民的压力而做出的，但刘著也强调，林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领导人民用“革命手段”消灭了奴隶制，通过战争纠正了自己先前的种族偏见。黄绍湘则在1979年出版的《美国通史简编》中保留了原来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针对黄、刘的林肯评价——即林肯废奴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于废奴主义者的压力——展开过一次辩论。除其他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之外，《世界历史》在1982年就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的问题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批评者认为刘、黄的评价过于僵化，无视了林肯拥有的反对奴隶制的道德立场，贬低了他在废奴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领导作用。在这场难得一见的辩论中，一些学者提出应该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林肯，他的犹豫并不是他不愿意废奴，而是他需要选取一个最佳的废奴时间。还有的学者认为，林肯的战争目标不是要发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要将权力从奴隶主手中夺回来，当代学者不能用20世纪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去解读林肯。



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版的、供大众阅读的中文林肯传记在内容上更加充实，对林肯的评价各有千秋，但基本沿用钱著的思路，强调林肯的励志作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1990年出版的《美国通史》（第三卷）部分沿用黄、刘的林肯评价，但作者们也强调，林肯始终坚持“一切人生而平等”原则和“民有、民治和民享政府”的理念，他的思想因而闪耀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光辉”。最有分量的中文林肯传记是刘文涛所著的《伟大的解放者林肯》。该著参考了近30部英文林肯研究著作，并使用了中英文版的林肯文献，比其他传记更完整、翔实地叙述了林肯的生平与业绩。



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学界的一批林肯研究专著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译著覆盖了林肯与美国宪法的转型、林肯与内战前的政党政治、林肯的宗教观、林肯与非裔美国人的关系以及林肯废奴决策的过程等主题，其中也包括本杰明·托马斯的一卷本林肯传记。这些译著的原著出自美国林肯研究的前沿学者之手，内容精湛，对推动和深化中国的美国史和林肯研究极有帮助。



21世纪初，林肯研究扩展到废奴问题之外。陈海宏、房艳丽在讨论林肯的军事思想后，认为他将政治与军事战略结合起来的思考对联邦赢得内战的胜利至关重要。来自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宪法研究领域的学者更关注林肯与内战时期美国制度和思想转型的关系。付宇和刘飞涛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林肯的废奴政策与美国民族主义内涵的变化的关系。田雷、李筠和郭小雨以林肯的重要文本为基础，讨论了他如何在内战中重新建构了美国的宪政秩序。上述研究显示，中国的林肯研究的正在走向更深层的问题，但目前仍然缺乏一批专著型、基于档案材料之上的林肯研究。



三、人物述评



要对林肯做出评价——尤其是公正、客观的评价——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一方面，至少在美国，林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从总统到小学生，林肯都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每个政党，每种政治团体，每个种族，每个阶层，乃至于每个公民，都声称能从林肯那里找到自己的政治基因，借用历史学家戴维·唐纳德在1951年的说法，“每个人都认林肯为自己的祖父”。另一方面，林肯虽然是历史人物，但魅力一直不减，关于他的作品已经浩如烟海，林肯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个侧面都有数十本甚至数百本的著作的研究成果，而且仍有新作不断面世。林肯任总统只有4年，且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但他和他的时代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是鲜活的美国问题，他所做出的决策仍然在影响着当今美国人的思想、行动和日常情感。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林肯既是许多问题的起源，也是许多问题的答案。所以，关于林肯的研究一直在继续，关于林肯的评述也将继续处于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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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有两点关于林肯的共识是可以确认无疑的：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也是最受美国人爱戴的总统。无论是在大众或专业学者的总统排名中，林肯始终是名列前茅的，甚至超过了建国总统华盛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林肯在三个方面对美国历史做出具有关键意义的贡献：他拯救了联邦，他解放了奴隶，他维护了美国民主。这里的每一个方面都与今天美国人对本国历史、政治价值观和民族认同感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林肯就任总统时，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还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更像是一个由34个州组成的邦联制国家。事实上，因为联邦主权的最终归属模糊不清，整个国家在内战前陷入林肯所说的“分裂之家”的状态之中。内战的爆发终结了南北继续妥协的可能，也将整个国家推向了彻底失败的边缘。联邦的最终胜利否定了州主权至上的原则，建立了联邦主权的崇高权威，展示了联邦政府拥有的巨大潜力。内战将美国变成了一个真正具有统一主权、统一政治制度、统一宪政原则、统一意识形态的国家，将美国从一个以州主权为特征的邦联制国家转化为以联邦主权为特征的民族性联邦国家。林肯在这个决定美国生死存亡和美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斗争中，扮演了最为核心的领袖角色。没有他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军事上的运筹帷幄和知人善任、信念上的坚定不移和行动上的稳重与果断，联邦不可能赢得内战的胜利。内战的代价是巨大的，南北共有62万人（新近研究显示内战死亡人数应为75万人）战死沙场，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得以幸存，林肯功不可没。



内战是因奴隶制而起，但废除奴隶制、解放奴隶并不是林肯在内战初期的战争目标。如果南部放下武器，他甚至承诺会继续不干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制。但当战争变得更为残酷、更为血腥的时候，当奴隶们开始逃跑进行自我解放之后，林肯改变了认识，也改变了战略，回应了废奴主义者要求立即废奴的呼声，签署了《解放宣言》，宣布邦联控制区域内的所有奴隶获得即刻的和永久的解放。与此同时，林肯邀请获得解放的奴隶加入联邦军队，为联邦而战。这个邀请改变了内战的性质，也为战后建立新的宪政秩序奠定了基础。内战给予了美国“一个自由的新生”，让所有美国人都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并通过1868年生效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人人平等”变成了新的美国宪政秩序的核心原则。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自做出解放奴隶的决定之后，林肯从未退缩过，甚至甘愿冒着连任失败的危险，也要将废奴事业进行到底。林肯当之无愧地是美国第二次建国的最重要的领袖人物。



内战前南北争论的根本问题是奴隶制在美国的存废，但引发战争的却是南部针对1860年总统大选所做出的激烈反应——拒绝承认和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林肯上任之前，一些南北政客曾试图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保南部奴隶制能够在规定的区域内继续向西部蔓延，安抚南部的奴隶主势力，从而保全联邦。林肯对此予以坚决的否定。林肯始终坚守一个原则：民主选举的决定必须得到尊重。他将联邦的生存与美国民主的延续联系起来，内战因而成为一场捍卫美国民主的斗争。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选举产生政府，自己管理自己，这是他的政治信仰。即便是在战争期间，他也没有放弃这一信仰。为了获得军事胜利，他甚至一度宣布终止一些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使用，但他从未以战争或军事需要的名义取消或禁止过州和地方的选举，更没有利用总统的战争权终止1864年的总统大选。在内战结束之际，他公开建议将选举权赋予获得解放的黑人，将他们变成“我们，人民”的一部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6年之后，禁止以种族为理由剥夺美国公民投票权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将变成美国宪法的一部分。



林肯并非生而注定要成为伟大的总统。事实上，在就任之初，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缺乏经验、准备最不足的总统。尽管如此，林肯却具有他的同代人并不同时具备的几种素质优势：边疆艰苦生活的历练、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律师生涯中对人性的透彻了解、州议会的从政经历和保持成长、善于学习的能力。这些优势对他克服总统任内的种种挑战并最终成为卓越的政治家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西部边疆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中，出身卑微但志向甚高的林肯获得了从政的机会。在长达30年的州政治和律师生涯的训练中，他养成了许多优秀素质。他以“人民中的一员”的身份进入政治，对普通人的感情、行为、心理和信仰都有深入的了解，能够与他们自如地交流，建立起真诚的认同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在州议会的磨炼中，他掌握了政党政治的运行机制，学会了如何与观点和立场不同的人共事。他理解人性的不完善，不会被轻易欺骗，但也绝不盛气凌人。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驾驭不同能力的人。入主白宫后，林肯凭借这些从伊利诺伊州政治和律师生涯中积累的经验塑造自己的执政风格。无论是面对先前的竞争对手，还是趾高气扬的军队将领，他尽力展示真诚、宽厚和慷慨的精神，以极大的耐心控制自己的情绪，拒绝滋养政治怨恨或寻求政治报复，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表现出强大的韧性。他对自己的权力及其权力的边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对问题始终拥有自己的主张，他尊重内阁成员的意见，但最后的决定往往以他的意志为重。



成长能力是林肯的另外一个优势。1861年林肯进入白宫时，解放奴隶不是他的政治目标。内战打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也拒绝将立即废奴作为战争手段的选项。然而，当众多事件的发生推动他走上了解放奴隶的道路的时候，他接受了历史赋予他的机会，勇敢地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正如废奴主义者莉迪亚·玛丽亚·柴尔德在林肯去世前一周所写下的：“尽管林肯有他的各种不足，但必须承认他一直在持续地成长着”，而“人民选举了一位愿意成长的人做总统则是（美国的）极大幸运所在”。林肯之所以能够成长，与他生活在一个允许和鼓励成长的政治环境中有关，更与他具有在政治上成长的品质有关。废奴主义者、激进共和党人、内战中的逃奴和参加联邦军队的黑人士兵用集体行动教育和鼓励了林肯，赋予他勇气，使他能够利用总统的职位，推动美国历史上最关键的转向，从而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与华盛顿相比，林肯更受美国人的爱戴，因为他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圣人，而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他出身贫困，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但从不缺少向上奋斗的抱负和出人头地的决心。他以朴素的常识、与人为善的、忍辱负重的坚韧精神改造了传统的总统执政的方式，塑造了现代政治领袖的风范。林肯也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一生中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演讲、立法议案、总统文告、国情咨文、军事命令和书信。虽然他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到一年，但他留下了美国历史上影响力最长久、思想最深刻、语言最优雅的政治经典。从他留下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林肯是第一位真正的现代政治家。他懂得如何倾听和解析民意，能够从民意中感知人民的焦虑和期盼。他同时又是一位高明而不露声色的语言大师，懂得如何提炼和升华民意，将复杂深刻的思想用简练精湛的语言表达出来，给人民带来勇气与希望。帮助人民发现并使用自身拥有的力量。在回顾他如何做出解放奴隶的决定的时候，林肯称自己并不“在掌控形势”，而是“形势在掌控着”他。包括唐纳德在内的历史学家也接受这一说法，认为林肯本质上是一个被动的人，抱着一种宿命论的观点，让历史推着往前走。然而，真实的林肯并不是一个听凭形势掌控的人，而是一个敢于并善于与企图掌控他的“形势”展开有效的互动、并最终能够左右“形势”发展的政治领袖。



无论是在活着的时候还是去世之后，林肯始终不乏批评者。一些人认为他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另一些人称他是内战时期的独裁者，还有人怀疑他对奴隶的解放是否抱有诚意。更多的人（包括许多林肯研究者在内）觉得林肯在本质上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



谁是真正的林肯，后人应该如何理解林肯，又应该如何评价林肯，将始终成为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或许，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对林肯的评判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帮助。1865年林肯遇刺身亡后，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以第一国际的名义，致信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在信中称林肯是“一个不会为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进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像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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