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燕：一部全新法国史对法国民族性认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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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燕：一部全新法国史对法国民族性认同的挑战——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及其引发的论战 | 法国研究专题系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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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6日 12: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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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由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一经出版便遭到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成为当年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与文化事件。一本通俗易懂、面向大众的读物为何会引起大量关注甚至引发论战？本文作者指出，在这背后“是在当下全球化的浪潮中，法国史学界乃至整个法国社会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自身这个在二百多年前便向世界输出它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的昔日大国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减弱、民族特性以及国际影响力消退等诸多严重问题时，所呈现出来的分裂态势”。



一部全新法国史对法国民族性认同的挑战：

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及其引发的论战



汤晓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一部全新的法国世界史



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曾说过：“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书写历史，而不是重复过往的叙述。”由他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就是在践行他的理念。这部长达800页，由122位历史学家集体编撰而成的鸿篇巨制在2017年初甫一问世，就在法国图书市场获得巨大成功，几周之内销售5万册，至2017年年中，已经售出了11万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达恩顿评价此书说：“它让我们看到一部无比开放的法国史，凸显出始料未及的全球化视角。”2018年年底中文版问世，国内学界对此亦颇多关注，北京大学的钱乘旦教授还与主编布琼一起就此书的出版进行了面对面的座谈。



《法兰西世界史》之所以在法国取得极佳的销售成绩，原因或许在于这部著作面向的读者群并不是专业人员而是普通读者，行文通俗易懂，全书没有注释，因此受众广泛。正如其主编所言：“书写一部容易理解且可被接受的法国史，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内容新颖，形式通俗的书籍”（第5页）。当然，仅仅是内容浅显并不足以说明它在图书市场上引起的轰动。《费加罗报》《世界报》《焦点》《自由报》等法国最主要的媒体都以深度新闻或者访谈等形式对此书的出版作了详细报道，法国重要学术周刊《新观察者》更是连续发文并邀请多位资深媒体人士对此进行辩论，法国《历史》杂志针对此书还专门出了一期题为《大论战：法国史》的号外。更令人意外的是，此书出版之后，遭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布琼被称为“法国伟大传统的掘墓人”。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记忆所系之外》的作者皮埃尔·诺哈，诺哈在媒体上与布琼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兰西世界史》的面世成为2017年法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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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世界史》



一本通俗易懂、面向大众的读物为何会引起众多史学界资深人士的关注甚至引发论战？本文尝试对此做一粗略分析，敬请方家指正。



首先，《法兰西世界史》在体例上确实极富创新性。全书分为12章，每章分为7-22个小节，每个小节都是写一个特定的年份，篇幅大多为4-5页。因此，全书可以说是用146个年份串联起来的。换言之，一部叙述时段超过3万年的历史被浓缩在146个瞬间，这是一部力图“挫败传统叙事的虚幻连续性”的作品。主编布琼反复强调，他给予作者以最大限度的写作自由，尊重他们自己选择的形式与内容。当然这种做法是充满风险的。首先，各个章节之间的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内容过于简短；其次，关于年份的选择，专业史学家提出了各种质疑，例如高卢英雄维戴斯（Vindex）于公元68年领导的反抗罗马统治的重要日期在书中就没有被列入；此外，关键在于，虽然此书由146个年份组成，但各章节之间并无任何连续性。达恩顿含蓄地表示，这部书更像一部用时间而不是字母编排的“百科全书”式的词典。当然，主编在开篇就提到，此书的受众是普通大众，引导此书编撰的指导性原则就是“快乐原则”，让大家轻松愉快地阅读。



其次，《法兰西世界史》除了在体例上另辟蹊径外，还在内容上大胆创新。和以往法国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本应该在法国史中大书特书的传统重要内容在这部著作中几乎都销声匿迹，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也被作者处理得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地位。例如，有关启蒙时代的篇章几乎完全不谈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取而代之的是环游世界的布尔维干和色情文学作家萨德。而在法国大革命的部分，处死路易十六甚至《人权宣言》的颁布都未着笔墨，相反，编者给1793年这个被视为大革命最重要的年份安排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的内容。诸如此类的处理方式都使熟悉法国历史传统编撰的读者错愕惊叹。而专业读者会进一步发现，此书内容上的出人意料，事实上与此书的全球史定位有着莫大关联。虽然全球史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但在法国史学界，《法兰西世界史》却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法国学界较晚才开始关注真正意义上的强调传播与联结的全球史（l'histoire de la mondialisation）；在此之前，他们更多的是采用“俯瞰式视角”（un point de vue surplombant），并且这类研究更多地是运用于法国之外的国家与地区，甚至连欧洲地区都很少涉及。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而言，除了《年鉴》杂志于2005年出了一期专刊外，只有个别学者予以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西世界史》的出版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但是，行文通俗易懂、出版体例上的创新以及写作上选择全球史视角，或许可以解释它为何在图书市场上大受欢迎，却并不能解释它为何在学术界乃至在各大媒体上引发了如此激烈的论战。



法国史研究的两个视角



虽然《法兰西世界史》的原题名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或许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由法国人编撰的全球史，但事实上，它的立足点依然是法国，这部法国史希望“通过世界阐释法国，以世界为局书写法国的历史”（第11页），主编布琼在开篇这样说道：“至今没有一部‘全球史观下的法国史’”（第11页），而这部著作写作的意图就在于成为这样一部历史的开端和希望（第10页）。正是在这样的编撰主旨之下，我们会看到一部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法国史。例如，对从19-20世纪以来一直被称为“诺曼人入侵”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张行为，此书改变了以往将其视为“军事和破坏行为”的单一视角（第100页），转而把这种迁徙现象看成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族群中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并且，维京人的扩张并不只是造成破坏与恐慌，而是带来多种多样的交往。撰写此节的作者提出，加洛林王朝的多位国王，不仅任命维京人统治某些地区，甚至还借助维京人打击政敌，以此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与法兰克王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侵略与抵抗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多种形式与多种层次的接触与回应。



又如关于布汶战争这一在乔治·杜比笔下被描绘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故事的开端”的事件在此书中被重新做了解构，战争本身被描绘为“两方只进行了短短几个小时的交战”（第159页）。撰写此节的作者认为，由于参战各方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封建关系网络导致这一事件很难被归入国家战争范畴。所以，他把布汶战争放在欧洲整体图景之中去考察。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下，从伊比利亚半岛上伊斯兰教势力被击溃到比利牛斯山北部被纳入卡佩王朝的版图再到成吉思汗攻占北京，布汶战争前后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对布汶战争这种经典事件的全新阐释在全书中俯拾皆是，其意义就像作者皮埃尔·夏内在本节结尾处所说，把耳熟能详的课本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放入一种崭新的、开放的历史中思考是十分有趣的。这是一个国际化、跨学科的历史，进行着广泛的对比，使得法兰西‘世界’史从卡佩王朝这一最经典的沃土出发，得以完成了质的飞跃”（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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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汶战争发生于1214年7月27日，是中世纪法兰西国王王权大为扩张的一次决定性胜利，确立了13世纪法兰西王国的强国地位，也标志英格兰国王约翰在位时期长达12年的金雀花-卡佩王朝战争结束。



如果说类似这样的内容对法国读者来说无疑是耳目一新的话，那么对于专业学者来说，恐怕会涉及更深层也是更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法国民族特性的问题。诺哈在《记忆所系之处》中反复强调，法国正处于一个转换“国族模式”的分界点，或者说法国人正在经历“国族意识的深层重整”。他说：



这是一个奇异的时刻，我们看到一个严重分裂却“强势自信”的法国逐渐消失，却又看到一种超越昔日激烈的国族主义余光而浮现的全新感觉：对于法国独特性的坚持，对于国族现象之根基深厚的发现，对于法国丰富多样的表现抱着多元主义且不加区别的好奇。



他进一步谈道：“那个得以寄托国族感情、领土呈六角形的法国也已散裂，……单数法国（la France）是否已经成为各种可能存在的复数法国（les Frances）之共同名称？”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所有的法国史编撰事实上难以回避关于“什么是法国？”“什么是法国的特殊性？”“是什么造就了法国及其特殊性？”这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而诺哈对布琼等学者在《法兰西世界史》中给出的回应显然极其不赞同。事实上，如前所述，《法兰西世界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深受世界影响、“无法脱离世界存在”（第11页）的法国。《法兰西世界史》出版之后立即遭到以诺哈为首的较为传统的史学家的猛烈抨击，他们强调历史编撰是为了塑造并强化民族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诺哈在他公开发表于《新观察者》上的文章中把此书从形式到内容、从质量到整体立意都批评得几乎一无是处，他说：



（此书）并没有开创一条新的路径，146个日期的编年史形式，历史分期是传统的，但却关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而且这种人为的“去中心化”并没有得到合理解释，除非是为了阐释外部世界、殖民地和穆斯林之间的关联。



诺哈指出，《法兰西世界史》最令人愤怒之处在于它隐晦地否定了此前所有的法国史著作，仿佛它们“陷在陈旧的外省似的自给自足之中，而全然不知外面世界的存在”。诺哈认为此书试图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讲述法国史，但倘若人们不对传统历史烂熟于心的话，阅读此书只会如坠云端，不知所云。



论战双方都提到米什莱的名言：应当更多地用世界史来解释法国。诺哈认为，米什莱及后来实践这一意图的年鉴学派，都是试图把包括民族史在内的历史从事件、从大世界的影响和长时段的叙述中拯救出来。但布琼此书在诺哈看来是背道而驰的。诺哈认为，布琼编撰此书的意图是政治性的，因为布琼意识到近三十年来在民族历史框架之中寻找身份认同（la recherche de l'identité）的路径已经开始转向，群体记忆的主导地位转变为多元文化的共存，所以他用历史编撰来迎合这种趋势。诺哈指出，历史学家要守住自己的职业操守，历史不能让人人各执一词，变成你有你的历史，我有我的历史，因为这样会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共同的真实”（une vérité comm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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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中成绩卓越，被学术界誉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还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他以文学风格的语言来撰写历史著作，令人读来兴趣盎然；他以历史学家的渊博来写作散文，情理交融，曲尽其妙。



被同行认为已放弃职业操守，披着科学研究的外衣去贩卖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的批评和指责显然是非常严重的，布琼立即发文展开针锋相对的反驳。对于该书学术水准的指责，布琼认为，首先这是一部面向大众的作品，其次他尊重每一位作者写作的方法与风格，因而未加调整修改，这自然会让习惯于传统编撰方式的人觉得不适应，因为由主编来决定作者应该写什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与尼古拉·德拉兰德等其他几位作者共同署名的这篇文章中，他鲜明地提出，全球史的核心主旨就是要研究那些超越国界的现象（气候变化、资本与市场、科学文化知识、移民，等等）如何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人口的组成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界定等过程中发挥作用。对于诺哈提出此书意在消解甚至放弃法国历史特殊性的指责，他指出，全球史已在其他国家兴起了20多年，并没有引起如此惊恐的指责，他反问道：“从法国的角度出发，在世界学术之林介绍我们自己的方法论与假设，这难道不正是我们的使命吗？”



不过，布琼强调，对于其他研究方法而言，全球史的方法并不是替代性的而是补充性的。事实上，布琼此文《在当下写作历史》（Faire de l'histoire aujourd'hui）的标题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说，只要翻翻索引，就可以看到有大量人名与事件引导读者去探索法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此书的意图仅仅是想讨论法国史的一些观点，它并没有停留于那些令人沮丧的物化传统的证明，以及相互竞争的、多元化记忆之下的沉淀物的证明。布琼认为，诺哈从1979年就反对把记忆与历史相对立，而他们现在所作的正是要从这种对立中挣脱出来，书写一部法国史，把此前没有被列入的，或者仍然处于不同面貌之下的那些地点、群体和主题嵌入其中，此书是对新问题的系统回答以及对新材料的应用。谈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说，历史的在场是多种形式的，让公民与大众接触到研究成果也是历史的一种介入。



因此，从学术层面看，此书所引起的争论可以看成是两种立场的交锋，一方面，法国史学界抵制全球史叙事的史家认为，全球史否定有关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消解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史是19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法国史学的历史书写宗旨之一。另一方面，在布琼看来，全球史的目的不是抛弃或否定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是为它的书写提供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民族国家是更大的关系体中的一分子，一国国界内发生的事情，必须在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中才能理解，而且民族国家的框架本身无法覆盖多样且复杂的各时段历史主体活动的空间范围，因此史学研究的范围绝不能停留在国界之内。总之，在布琼看来，民族国家本身不能构成充分阐述其自身历史的有效框架。不过这场争论之所以不断发酵，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法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深层分裂与困境。



现实危机与史学介入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此书引起巨大反响的根本所在。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全球以及欧洲局势的和平态势令爱国主义基调的民族叙事逐渐趋冷，与此同时，法国国内由于持续的移民浪潮及其带来的宗教问题，使不同社会群体在政治上的分裂进一步扩大，保守主义甚至极右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影响日益扩大。全球化的进程锐不可当，但法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却在逐步萎缩。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的未来在哪里？甚至什么是法国，都成为悬而未决和难以回答的问题。这正是诺哈提出的“国族模式”正在发生转变的现实基础。对学术界而言，自年鉴学派开始，法国史学研究者已经抛弃了“历史为民族叙事服务”的观点，改变了19世纪以来围绕塑造民族精神而编撰法国历史的方向。但政治却始终希望历史为其服务，以费庸为首的部分政界人士呼吁通过在法国自身的基础上“启动和定位”法国，以此来重新建立具有连续性的民族叙事，而不是像今天那样在泛泛而谈的全球化叙事中稀释它。换言之，他们强调存在着隔绝于外界的法国性（un isolat français）。那么，以往依靠查理曼、布汶战争、1789年大革命、拿破仑一世等一系列伟大人物与重大事件塑造接续起来的民族叙事或者民族小说是否还要被重新召唤回来应对当下的现实危机？诺哈在批评《法兰西世界史》时认为，此书在涉及大革命、德雷福斯等在法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时，刻意过多地讨论国际、欧洲或者大西洋等外部世界，这些外部现象或影响并非不存在，但以如此看重的方式来处理，导致法国的特殊性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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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即拿破仑一世，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历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除了政治人物的呼吁以外，诺哈的担忧在学术界也引发众多回响，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甚至比诺哈更为激烈地批判布琼主编的此书。他在《费加罗报》上直言：“布琼召集起来的研究者掏空了法国所具有的让人敬仰与爱慕的特性。……把法国史世界化，就是消解它的特殊性和身份认同，把法国自身的特性浸泡在一大堆混乱与杂交之中。……法国不再拥有任何‘法国性’，这些想成为21世纪的拉鲁斯的编撰者们希望通过这个‘好消息’来安抚社会并解决所有共处（vivre-ensemble）的危机，多么可悲!”认为民族国家叙事是必不可少且不容随意更改的观点在整个文化圈都不乏响应者，例如著名新闻工作者和作家让-弗朗索瓦·卡恩虽然不是史学工作者，但却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民族国家叙事需要英雄与伟大事件，这是今天的法国人从中而来的历史血脉。



尽管布琼认为《法兰西世界史》的主体依然是在宣讲法国的特殊性，但事实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法国史却在实际处理中淡化了这一点。其中关于笛卡尔的篇章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冯·达姆在不到5页的篇幅里反复提到要“重视流动性、空间性以及观点多样性的思想”（第298页），以及“当我们脱离法国视角或者法国荣光过时的赞叹后，就能看到17世纪的国际性思想传播发挥了怎样的力量”（第298页）。冯·达姆将笛卡尔的毕生成就与他云游欧洲并且长驻荷兰相联系，并且追问道，“如果笛卡尔没有云游四方，他还能成为笛卡尔吗”（第298页）并不是法国成就了笛卡尔，而是国际性的思想传播以及文化交流本身塑造了被视为“法兰西精神化身”的笛卡尔。



这恰恰也是达恩顿从此书中读到的东西，达恩顿说，此书“让我们了解到法国历史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沐浴了多少，并且它充满了来自外部的东西。这种方法使我们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发现过去——并有意识地与当前问题联系起来”。具体而言，由于《法兰西世界史》的叙事角度从以法国为中心转向了外部世界，聚焦的不再是此前用以构建民族凝聚力的那些事件与人物，阐释的立场也从主体与他者之间的明确划分变得更为中立，由此导致反对者质疑这种立场的政治性质，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当下的法国，拥抱全球化进程并站在多元文化的一边还是站在坚守法国特性的一边，成为每一位书写法国史的历史学家必然要面对的选择。法国著名当代史专家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指出，这场大论战的核心在于“对衰退的恐惧，甚至是对身份认同消亡的恐惧”，这样的恐惧在大众中广泛蔓延，而且这些大众天天都在被告知，他们的不幸来自布鲁塞尔、移民和全球化。维诺克显然与布琼一样，反对用过去的民族叙事来应对当下的困境，也就是反对用“过去的围栏来应对无限变化的疆域”，因为他相信法国从来都不是封闭固化的，甚至不是永恒的，就像厄内斯·特雷诺（Ernest Renant）所界定的民族，也终会有消亡的一天。那么是否有必要重新撰写一部法国史？维诺克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他强调，这不应该是一部封闭的法国史，而应该把它与世界的联系呈现出来。



面对法国的现实处境，历史是否应当介入？又应当以怎样的形式介入？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在此兵戎相见，无怪乎《年鉴》杂志前主编安托万·里勒蒂把这种对立上升到政治层面，他说：“法国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是传统民族史的支持者和试图用全球视角重写民族史的人，前者强调保留‘民族叙事’（national narrative）的重要性，有时被称作‘民族故事’（national novel）。”法国文化电台“制造历史”栏目主持人埃马纽埃尔·洛朗坦（Emmanuel Laurentin）认为，历史已经再一次成为政治的筹码。诺哈也撰文指出，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著述的质量如何，“而在于它所传达的信息，这一信息是纯粹政治性的，并且它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来”。双方都认为应当重写法国史，但至于应当怎样重写法国史，还远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除此以外，还存在其他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巴黎第八大学的历史教授乔尔·科内特主张从法国内部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他用大量史实强调法国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地方主义影响，虽然历史上法国的40多位国王一直在试图统一法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是在1860年前后才形成的，所以事实上，法国有很多机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它并不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在的六边形。



在《法兰西世界史》所引起的大讨论背后，是在当下全球化的浪潮中，法国史学界乃至整个法国社会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自身这个在二百多年前便向世界输出它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的昔日大国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减弱、民族特性以及国际影响力消退等诸多严重问题时，所呈现出来的分裂态势。2018年底爆发的席卷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又把这种分裂以更直观更激烈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法国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恐怕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清晰的答案。作为一个研究法国史的外国学者，在其讲稿的最后，达恩顿提到法国一直在接纳来自全球的避难者和移民，他说书中的这些篇章并没有引起大国沙文主义的感觉，相反，它们给人以勇气，因为它们使人们看到一个世界主义的法国，一个向国际文化开放的法国，一个忠实于它自身的原则、尤其是1789年原则的法国。达恩顿的这番言论似乎是在暗示：在向世界开放与坚守民族特性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对于法国来说，或许开放的姿态恰好是它重新寻回自我身份的唯一途径。



本文节选自《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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