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对《社会契约论》的简要评价 | 《社会契约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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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对《社会契约论》的简要评价 | 《社会契约论》专题系列三·《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4年10月15日 12: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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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本期推送中，作者对《社会契约论》做出了简要评价。作者指出，卢梭的思想体系具有“单纯性”与内在统一性，这通过贯穿其著作的“橡树”这一意象得以阐发。此外，卢梭对法国大革命、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转型、西方政治思想及公共审美都产生了影响，展现了他作为政治思想家的深远历史意义及其思想在当代的持久共鸣。



对《社会契约论》的简要评价



李健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一、卢梭的“橡树”——再思卢梭思想统一性问题



通过考察“橡树”（chêne）这一贯穿卢梭著作的意象，我们能够对卢梭思想的内在统一性有所阐发。



《论不平等》有一棵与“自然状态”紧密关联的“橡树”：“我看见他在一棵橡树下心满意足，悠然自得；哪里有水就在哪里喝，在向他提供食物的树下吃饱了就睡；他的需要全都满足了”与橡树关联在一起的自然人没有超出自己能力的欲望，甚至没有基本的自我意识。在自然人单纯的世界观中，事物与他自己没有明确的分别界限，人与世界相混融，区分不开。



在《爱弥儿》中，当导师教导爱弥儿锻炼感官，提升对事物与世界的感受时，卢梭讽刺一个所谓“受过很好教育的青年人，他说他必须做过实验之后，他才相信同一个提桶装满一桶橡树刨花的时候，不如装满一桶水的时候重”。真正良好而自然的教育应当扩大人对于事物的直接感受力，使其在对世界的感受中寻找自我与世界的平衡，体会世界的秩序。过早接触理性的实验思想，只能将他困在理性的世界之中，他的脑中装满许多复杂的理论与概念，却失去了对事物与世界的简单而直接的感受。“橡树”再次作为象征人与世界直接相连的简单性与直接性的意象，当简单性与直接性被理性的方法与分别的思维摧毁的时候，一个人连橡树也感受不了了。



《社会契约论》的一处“橡树”提示了卢梭理想政治设计的关键要点：



“国家的全部精力是蓬勃而单纯的（simples），它的准则是明晰而光辉的；这里绝没有各种错综复杂、互相矛盾的利益，公共福利到处都明白确切地显现出来，只要有良好的感觉（bon sens）就能看到它们。和平、团结、平等是政治上一切尔虞我诈的敌人。纯朴正直的人们正由于他们单纯，所以难以欺骗；诱惑和甜言蜜语对他们都用不上，他们甚至还不够精明得足以当傻瓜呢。当我们看到在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那里，一群群的农民在橡树底下规划国家大事，而且总是处理得非常明智；这时候，我们能不鄙视其他那些以种种伎俩和玄虚使得自己声名远扬而又悲惨不堪的国家的精明吗？”



卢梭设想的公民——那群在橡树底下规划国家大事的农民们离“公意”很近，简直和对橡树刨花具有敏锐感受力的爱弥儿一样，面前敞开着一个直接与简单的政治世界。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理性，而是用感觉去感受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那些十分精明的算计者，和被卢梭讽刺的那些用理性实验的方法去测量橡树刨花的人一样愚蠢。《社会契约论》《爱弥儿》以及《论不平等》均指向了一个直接而简单的“单纯性”的世界，这充分地说明了卢梭思想体系内在的统一性。



卡西尔、施特劳斯与登特的解析分别依赖人的理性对欲望的压制、人直面自我保存的私欲与个体对彼此的承认，这些均预设了理性高度发展、“单纯性”已然失去的人性前提。事实上，“单纯性”对卢梭思想体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橡树”与“单纯性”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卢梭的一些主张：



第一，正是由于卢梭对“单纯性”的要求，他才会宣称只有科西嘉这样处于青春时期的民族适合立法。对于失去“单纯性”的民族，再行立法甚至为争取自由而革命，全都会变成徒劳。所以，《社会契约论》的政治社会“其成功之所以如此罕见，就正在于不可能发现自然的单纯性与社会的种种需要相结合在一起”。



第二，《爱弥儿》的一处“橡树”意象与《论不平等》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论》的理想政治高度相关：



“原始人向我们说道……当我们找到榉子、胡桃和橡子的时候，大家就高兴得围着一株橡树或榉树跳舞，唱着调子简单的歌曲，称呼大地为养育我们的母亲。”



此处，“橡树”代表最初的社会形式。在“单纯性”主导的社会中，个体行为与理性计算没有关系，他们在舞蹈与歌唱中进入集体欢腾之中，这种氛围使他们自然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的亲近，这和卢梭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反对在黑暗的剧场中观剧而在《新爱洛依丝》中支持公共节庆的逻辑相一致。



第三，《爱弥儿》的一处“橡树”意象涉及《社会契约论》谈及的立法者与公民宗教的作用：



“近几个世纪以来，人和人之间除了用暴力和利害关系互相控制之外， 便没有其他的办法，而古代的人彼此间大都是采用劝导和心灵感召的办法的……所有一切的契约都是很庄严地达成的……芒布累的古老的橡树，作见证的石堆，所有这些，尽管是很简陋的纪念物，然而是很庄严的，象征着契约的神圣。”



古老的橡树使人意识到契约的神圣性。立法者运用公民宗教“让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卢梭坚信，使心灵之间相联结不能靠理性的“深思熟虑”，而要靠“劝导和心灵感召的办法”。



第四，《社会契约论》的一处“橡树”意象被比作国家：



“镇压一群人与治理一个社会，这两者之间永远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人，哪怕他奴役了半个世界，也永远只是一个个人；他的利益脱离了别人的利益，就永远只是私人的利益。如果这个人归于灭亡，他的帝国也就随之分崩离析，就像一棵橡树被火焚烧之后就消解而化为一堆灰烬一样。”



在此，“橡树”被直接比作政治体。当“结合”蜕变为“聚合”后，“橡树”会被烧毁；“结合”如能一直保持，“橡树”则会长青。“橡树”与卢梭以“单纯性”为原则组织起来的理想社会、理想国家相联系。



总之，不妨以“橡树”这一意象为中心，将卢梭的主要著作贯穿起来，洞察卢梭对理想社会、理想教育与理想生活的核心主张。卢梭设想的，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单纯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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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画像



二、卢梭的现实影响



1. 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登特指出，卢梭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对政治、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抨击；对人民主权与“公意”的强调；对现有政府的激烈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文件——《人权宣言》的深刻影响。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也表示，针对个体在国家中的自由这一问题，“做出最严谨理论表述的人是卢梭，而在法律层面上提出思辨性的公意解决方案的人也是卢梭”。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论说，卢梭的著作在法国大革命前广受欢迎。



卡罗尔·布拉姆（Carol Blum）认为，卢梭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影响力主要出自他的“道德家”形象，作为“道德化身”的卢梭才是支配革命派的卢梭形象，“那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皈依，皈依的不是这种主义或那种理论，而是卢梭本人的美德，这种美德被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东西”。



的确，卢梭全面攻击他所处的时代，他热情似火的语言无处不在传达这种愤怒与批判，而他对人的自然天性、美好生活与真正道德的强调也凭借他生动的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卢梭遭受诸多势力打压的悲惨经历以及令他深感痛苦的疾病，他确实会被神化为一个圣洁的“道德之子”。无论是作为政治思想家，还是作为道德家，卢梭对法国的革命者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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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巴士底狱



2. 卢梭与中国



在近代中国自旧趋新的关键时刻，卢梭政治思想传入了中国，震动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者，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化转型。知识界的“卢梭热”直接催化了辛亥革命，卢梭主张人民主权并通过法国大革命令法国乃至全世界焕然一新的政治思想家甚至救世主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符号。辛亥革命后，知识界延续了对卢梭的关注，影响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直到五四时期，陈独秀才感到卢梭与中国现实政治颇有距离，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卢梭的其他思想也风行一时，鲁迅与梁实秋关于浪漫主义的争论中便带有强烈的卢梭印记。



“卢梭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据说只有马克思可与之相比。”不过，晚清国人对卢梭的崇拜整体上是“革命崇拜”与“人民主权崇拜”，而事实上，如前文所提及，卢梭对革命的态度是谨慎的。



3. 卢梭与公共审美



在卢梭生前，他的形象吸引了公众，拥有一个粉丝群体，《新爱洛依丝》描绘的纯粹爱情与圣洁道德令他的粉丝接受了浪漫与道德的洗礼。



卢梭还持续影响了后世的审美品位，拜伦、雪莱、司汤达、奥斯汀、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作家均受卢梭影响。卢梭兼有哲人与文人两种身份，只强调任何一面都有失偏颇。当我们用“文人”一词形容卢梭时，我们不仅指涉卢梭富有修辞、生动形象与直击人心的语言风格，也指涉那个与他的哲学思考相辅相成的、有关人的情感生活与感性世界的根本部分。卢梭“关注的问题比霍布斯和洛克所关注的要广泛得多”，霍布斯与洛克仅关心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持、人的理性部分的表达与实现，而卢梭则让霍布斯与洛克笔下那个只知道理性算计的人“蜷缩和枯槁的肢体中，开始重新有了血色，在先前只有算计的地方，卢梭开始再次谈论情感和想象”。卢梭让情感与想象成为关于道德、政治与文明的重要议题，并以此作为改良“布尔乔亚”社会的基础。



三、“这是卢梭的错？”（C'est la faute à Rousseau）



对卢梭最大的指责，是认为其学说会导致专制甚至极权，应当为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的“恐怖统治”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狂潮负责。



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认为，卢梭的学说为法国大革命做了准备，也为他的门徒将其学说的集体主义倾向激进化提供了理论资源。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在称赞卢梭为天才的同时，也批评他将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移植到现代，结果却南橘北枳，为暴政提供了借口。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厄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与阿尔弗雷德·柯班均对卢梭学说的极权主义潜能展开批判。他们认为，《社会契约论》消弭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使个体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束手无策。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则宣称，“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最险恶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伯林认为，卢梭同时坚持两种绝对的、不容任何妥协的价值——绝对的自由价值与绝对的正确规则价值，其间的冲突使他无法做到有效的、经验性的折中，因此他便构建了一套奇异的政治哲学。两种价值被合二为一，个体依照本性做出的选择以及自由朝向的事物，也是符合绝对正确规则价值的。伯林认为，这一逻辑是危险的，如果个体没有做出集体认为正确的抉择，那么集体便会以帮助个体成为他真正的自己为由强迫他改变自己的选择，这为独裁者们开了方便之门。



平心而论，这些批评不乏合理之处，但卢梭学说的价值不容抹杀。



卢梭实现了一个思想突破，“人们可以同时既是自由的，又是被统治的”，这是因为他“似乎对权力本身并无恐惧，他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卢梭与“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相异，他认为只要权力是正当的，便没有必要恐惧权力，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限权，而在于权力的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卢梭的关切比同时代的思想家更为广泛，他关注人类的整体问题，思索如何掀翻败坏社会、堕落道德与腐化政治的观念基础，并展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改造工程，推动文明社会振衰起敝。卢梭的政治方案不只完成政治任务，还需要肩负起改革经济、文化与教育的重担，他的政治学说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凭借《论不平等》的历史的伦理学视野，卢梭对现存政治秩序与以往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发出了挑战，指责政治社会建立在全面不平等的秩序基础之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均丧失自由而进入了奴役状态。卢梭力图搭建一个真正平等的政治社会。的确，人类生来便不相平等，但卢梭希望能够凭借人类的潜能与政治的技艺，为所有人打造一个不会由生来所具的缺憾而导向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歧视与压迫的公共秩序。



所以，为什么卢梭坚持要所有人在订约时将其所有的权利同等转让给集体以重新分配，貌似偏执地要求人民有权利强迫不服从公意的结合者自由，强硬地主张人民需要定期集会并且拥有即时推翻政府的权力，激烈地反对派系并且对主权代议制抱有敌意？因为在《论不平等》的视野下，《社会契约论》在本质上是为败坏的人类与文明社会铺就的救赎之路，唯有真正发现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合法基础，将主权交付于人民，消除不平等与奴役赖以生长的土壤，良善的政治生活才是可能的。



四、卢梭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



卢梭塑造了法国革命后知识界的学术热点。自由与平等相兼容是卢梭式共和主义的前提，而法国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感到，平等过度反而会戕害自由。“贵族自由主义”（aristocratic liberalism）应运而生，该流派继承孟德斯鸠的衣钵，主张如贵族一般的中间阶层对法国社会的重要性，复辟时期的“保王派”也持有此一观点。



卢梭为托克维尔提供了思想资源。托克维尔认为身份平等使得个体既自负又软弱，在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观念与无限的进取欲的支配下，他们为泛滥的欲望所困扰，并将其他公民视作必须战胜的敌人；面对庞大的中央权力深感无力的他们最终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甘愿向专制者奉送他的自由，“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这一逻辑与《论不平等》极为相似，不过托克维尔运用卢梭自己的思路反驳卢梭，主张平等与自由不相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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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



“康德主义”已经充分说明了康德与卢梭在思想上的亲缘性。卢梭对“存在”与“表象”之间巨大断裂的批判使康德大为激赏，以至于康德认为卢梭发现了“本真的人”的伦理本质。康德的绝对命令、道德基本原则、政治社会以及对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等观点均受到卢梭的深刻影响。



自马基雅维里、霍布斯与洛克以来，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基础逐渐崩塌，“利维坦”陷入了道德危机，卢梭致力于为现代国家奠定道德正当性基础。在这方面，卢梭是黑格尔的先驱，是德国唯心论或者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先驱，即便卢梭也孕育了它的敌人——现代浪漫主义。



卢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处就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文明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经济存在根本困境，卢梭与马克思的思想不乏亲近之处。上文梳理斯塔罗宾斯基的研究时，也提及了恩格斯对卢梭的评价与肯定。



五、卢梭学说的宏观特征与局限



卢梭学说的基石在于对人性、人类历史与文明社会的综合判断。卢梭向读者揭示了其学说的基本原理：“人天生是幸福而善良的，但是社会使他堕落使他变坏了”。卢梭将人的罪恶归咎于社会，“将人类问题转化为一个纯粹社会的或历史的问题，而在此之前，它被认为是一个自然的或神圣的问题”。



这一转化的必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充满活力但危险的新希望，认为通过政治行动，人们能够改变人类状况本身”。因此，即便卢梭不需要为法国革命的混乱和极权主义负责，但是没有卢梭，就没有血色的断头台，也没有严密的监视与秘密警察，就如同没有卢梭，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希望，对变革的憧憬以及对人性的乐观想象一样。



可以如此概括卢梭思想体系的特征：一方面，卢梭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机制的本质及其表征（商业、竞争、科学与艺术的普及、礼仪等）充满悲观，这使得他无情批判社会对人的诸种异化；另一方面，卢梭对人的自然天性与潜能抱持充分的希望，这使得他坚信人有能力建设一个崭新的理想政治社会，即便过程充满曲折。



进而，卢梭思想体系可能的局限性就在于：



第一，卢梭对现代社会的评价是否过于悲观，以至于他夸大了文明人所遭遇的痛苦？为什么在卢梭发现朽败的地方，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休谟与斯密却发掘出人类文明的宝藏？



第二，卢梭对人类“可完善性”的评价是否过高，以至于他认为现代人有能力建设一个超越自然不平等的、单纯的古典式政治社会？为什么对卢梭具有吸引力的理想，无法令谨慎的柏克、贡斯当，以及哈耶克与波普感到满意？



第三，卢梭对现代社会的悲观与对人类“可完善性”的乐观促使他构建了一个既能与资本主义文明保持距离、又能充分激发人的政治与友爱潜能的“小国共和”理想政治模式。虽然这确实丰富了我们对理想政治的想象力，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这一模式的实践功用有限。



六、为什么要读卢梭？



无论如何，人类社会需要这般敏锐而敏感的思想者。为什么在卢梭离开人世已有二百余年的今天，仍旧有阅读他的必要？



首先，卢梭将主权权力交予人民，他让人民认识到，原来一直甘于受人统治的自己有朝一日还可以自握主权，这一政治理念直到今天还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若隐若现。同样，卢梭对自由、平等、独立、友爱等良善政治价值的坚持永远不会过时。



其次，卢梭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鞭辟入里，直击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深层机制。人与人之间全面的不平等与互相奴役、个体为了在等级社会中爬升而四处钻营、充斥于社交场合的虚伪浮华、人们将彼此视作竞争中的仇敌、人与人真诚关联的崩溃，这些都没有逃过卢梭的抨击。



最后，卢梭将人类问题转化为社会和历史问题，肯定了人的尊严：一方面认为人没有任何罪恶的天性，所有的罪恶均由历史与社会制度强加给人；另一方面主张人有无限的“可完善性”，具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无限可能性，人既有资格滥用它，也有资格善用它。历史由人自己开创，命运由人自己书写，人被决定性地从原罪的阴霾下解放出来，一个可能光明、可能晦暗、可能伟大、可能卑微、可能幸福、可能痛苦的未来敞开在人的面前，由人自己决定他的去处。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有删节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