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四讲

sunwinism

民生主义四讲（1）      

第一讲

　　（八月三日）诸君：

　　今天来讲民生主义。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我们常说什么“国计民生”，不过我们所用这句话恐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见得涵有几多意义的。但是今日科学大明，在科学范围内拿这个名词来用于社会经济上，就觉得意义无穷了。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欲明白这个主义，断非几句定义的话可以讲得清楚的；必须把民生主义的演讲从头听到尾，才可以彻底明白了解的。

　　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推到这个问题的来历，发生不过一百几十年。为什么近代发生这个问题呢？简单言之，就是因为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商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着实言之，就是由于发明了机器，世界文明先进的人类便逐渐不用人力来做工，而用天然力来做工，就是用天然的汽力、火力、水力及电力来替代人的气力，用金属的铜铁来替代人的筋骨。机器发明之后，用一个人管理一副机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所以机器的生产力和人工的生产力便有大大的分别。在没有机器以前，一个最勤劳的人，最多不过是做两三个人的工夫，断不能做得十个人以上的工夫。照此推论起来，一个人的生产力，就本领最大、体魄最强和最勤劳的人说，也不过是大过普通人十倍。平常人的生产力都是相等的，没有什么大差别。至于用机器来做工的生产力，和用人做工的生产力两相比较，便很不相同。用人来做工，就是极有能干而兼勤劳的人，只可以驾乎平常人的十倍；但是用机器来做工，就是用一个很懒惰和很寻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产力也可以驾乎一个人力的几百倍，或者是千倍。所以这几十年来机器发明了之后，生产力比较从前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拿眼前可以证明的事实来说一说。比方在广州市街上所见最多的人，莫如运送的苦力，这种苦力就叫做挑夫。这种挑夫的人数，占广州市工人中一大部分。挑夫中之体魄最强壮的人，最重只可以挑二百斤东西，每日不过是走几十里路远，这种挑夫是很不容易得的。寻常的挑夫，挑了几十斤重，走了几十里路远，便觉得很辛苦。如果拿挑夫和运送的机器来比较，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像广州市黄沙的火车运送货物，一架火车头可以拖二十多架货车，一架货车可以载几百担重的货物，一架货车能够载几百担，二十多架货车便能够载一万担。这一万担货物，用一架火车头去拉，只要一两个人管理火车头的机器，或者要几个人管理货车，一日便可以走几百里。譬如广东的粤汉铁路，由黄沙到韶关约有五百里的路程，像从前专用人力去运货物，一个人挑一担，一百个人一百担，如果有一万担货物，就要有一万个工人。用工人所走的路程计算，一个人一天大概只能够走五十里，五百里的路程就要走十天的时间。所以一万担货物，从前专用人工去运送，就要一万工人，走十天之久。现在用火车去运送，只要八点钟的时间，一直便由黄沙到韶关，所用的工人最多不过是十个人。由此便知道用十个人所做的工便可以替代一万人，用八点钟便可以替代十天。机器和人工比较的相差，该是有多少呢！用火车来运送的工，不但是用一个人可以替代一千人，用一点钟可以替代一日，是很便利迅速的。就是以运货的工钱来说，一个工人挑一担货物，走五十里路远，每天大约要一元；要用一万工人，挑一万担货物，走十天的路，统共就要十万元。如果用火车来运送，顶多不过是几千元。机器和人工的比较，单拿挑夫来讲便有这样的大差别。其他耕田、织布、做房屋以及种种工作，也是有几百倍或千倍的差别。所以机器发明了之后，世界的生产力便生出一个大变动。这个大变动，就是机器占了人工，有机器的人便把没有机器人的钱都赚去了。再像广州，没有经过鸦片战争以前，是中国独一的通商口岸，中国各省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广州，然后再由广州运去外洋；外国的货物也是先运到广州，然后再由广州运进各省。所以中国各省的进出口货物，都是经过湖南、江西，走南雄、乐昌，才到广州。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南雄、乐昌到韶关的这两条路，在当时沿途的挑夫是很多的，两旁的茶馆饭店也是很热闹的。后来海禁大开，各省的货物或者是由海船运到广东，或者是由上海、天津直接运送到外洋，都不经过南雄、乐昌到韶关的这两条路。所以由南雄、乐昌到韶关两条路的工人，现在都减少了。从前那两条路的繁盛，现在都变成很荒凉了。到了粤汉铁路通了火车之后，可以替代人工，由广州到韶关的挑夫更是绝迹。其他各地各国的情形都是一样。所以从机器发明了之后，便有许多人一时失业，没有工做，没有饭吃。这种大变动，外国叫做“实业革命”。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为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近几十年来便发生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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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四讲（2）      

　　今天我所讲的民生主义，究竟和社会主义有没有分别呢？社会主义中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经济问题。这种问题，就是一般人的生活问题。因为机器发明以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机器夺去了，一般工人不能够生存，便发生社会问题。所以社会问题之发生，原来是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故专就这一部分的道理讲，社会问题便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现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各有各的主张，所以各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社会主义到底是民生主义中的一部分呀，或者是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中的一部分呢？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马克思对于社会问题，好像卢梭对于民权问题一样，在一百多年以前欧美研究民权问题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卢梭为民权中的圣人，好像中国崇拜孔子一样；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

　　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所以后来学者把社会主义的人分作两派：一是叫做“乌托邦派”，这个乌托邦和中国黄老所说的华胥氏之国意思相同；一是叫做“科学派”，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之解决。至于乌托邦派是专从理想上来把社会来改良成一个安乐的国家，便有这种子虚乌有的寄托。这种寄托是由于人类受了很多痛苦，那些极有道德和悲天悯人的人，见了很不忍心，但是又没有力量去改良，所以只好说理想上的空话，作一种寄托。中国俗话说：“天生一条虫，地生一片叶；天生一只鸟，地生一条虫。”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了虫就有叶来养，有了鸟就有虫来养。但是人类的天然形体不完全，生来没有羽毛，必需衣以御寒，必需食以养生。在太古吃果实的时候，地广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觅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渔猎时代，人民就要打渔猎兽，才可以有鱼肉吃，才可以生活，就是要做工才有饭吃。到了游牧时代，人类要从事畜牧才可以生活，当时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时常迁徙，所有的工作便是很辛苦勤劳。至于农业时代，人类要树艺五谷才可以生活，彼时人类的生活更是复杂，所有的工作更是辛苦勤劳。到了工商时代，遇事都是用机器，不用人力，人类虽然有力也没有用处，想去卖工，找不到雇主。在这个时候，便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尽。一般道德家，见得天然界的禽兽不用受痛苦尚且可以得衣食，人类受了痛苦反不容易得衣食，这是很可悯的；想要减少这些痛苦，令人人都可以得衣食，便发明了社会主义的学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前一般讲社会主义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赞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只有在经济上已经成功、自私自利、不顾群众生活的资本家才去反对，才不理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既然是为世界大多数人谋生活的问题，先知先觉的人发明了这个道理之后，自然可以得多数人的同情心来表示赞成。所以这个学说一经出世之后，便组织得有社会党。社会党一经成立之后，团体便一天发达一天，一天加大一天，扩充到各国。但是从前讲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乌托邦派，只希望造一个理想上的安乐世界，来消灭人类的痛苦；至于怎么样去消灭的具体方法，他们毫没有想到。

　　到了马克思出世之后，便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他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他照经济原理作透彻的研究之后，便批评从前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有个人的道德心和群众的感情作用；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能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至于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好像卢梭发明了民权主义之后，凡是研究民权的人都信仰卢梭一样。从马克思以后，社会主义里头便分两派，一个是乌托邦派，一个是科学派。乌托邦派的情形，刚才已经讲过了。至于科学派，是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近几十年来，物质文明极发达，科学很昌明，凡事都是要凭科学的道理，才可以解决，才可以达到圆满的目的。就是讲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是要从科学一方面研究清楚了才可以得出结果。

民生主义四讲（3）      

　　讲到这儿，便要归宿到我的学说——知难行易。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得到。比方今天讲堂里很热，我们不用人力，只用电气风扇便可以解热。这件事如果是古人或者是乡下毫没有知识的人看见了，一定以为是神鬼从中摇动，所谓巧夺天工，对于这种奇怪的风扇一定要祈祷下拜。现在大家虽然不明白电气风扇的详细构造，但是已经明白电磁吸引的道理。因为由电能够吸引风扇，所以风扇能够转动，决不以为是很奇怪的事。难道古人的聪明不及我们吗？推论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人不知道科学，故不能发明风扇，不是古人没有本领，不能用风扇。近来因为知道科学，有了科学家能够发明风扇，所以大家便能够用这种风扇来享清凉。如果古人知道科学，以古人的聪明才智所做出来的东西，或者要比我们做的还要巧妙得多。

　　讲到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以前，以为是一种希望，是做不到的事。到马克思本人，也以为单靠社会主义的理想去研究，还是一种玄想，就令全世界人都赞成，也是做不成功；一定要凭事实，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清楚，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一生研究社会主义，便在科学方法上去做工夫。他研究社会主义的工作，更是很辛苦的。当他亡命在英国的时候，英国是近代世界上顶文明的国家，没有那一国可以驾乎英国之上的，所以英国在当时关于文化的设备也是很齐备。有一间图书馆，其中所藏的书籍总有好几百万种，无论关于什么问题的书籍都是很丰富的。马克思便每天在那间图书馆内去研究，用了二三十年的功，费了一生的精力，把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不管他是古人著作的，或者是时人发表的——都搜集在一处，过细参考比较，想求出一个结果。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办法，就是科学方法。故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由于他这种详细深奥的研究，便求出一个结果，说世界上各种人事的动作，凡是文字记载下来令后人看见的，都可以作为历史。他在这种历史中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马克思的这种发明，有人比之牛顿发明天文学之重心学说一样。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因为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所以从前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后来都变为赞成社会主义。如果是过细研究了马克思学说的人，更是信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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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照马克思阶级战争的学说讲，他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都是从工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把一切生产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譬如中国最新的工业是上海、南通州和天津、汉口各处所办的纱厂布厂，那些纱厂布厂，当欧战期内纺纱织布是很赚钱的，各厂每年所剩的盈余价值少的有几十万，多的有几百万。试问这样多的盈余价值，是属于何人的功劳呢？是不是仅仅由于纱厂布厂内纺纱织布的那些工人的劳动呢？就纺纱织布而论，我们便要想想布和纱的原料，由此我们便要推及于棉花。因为要研究棉花的来源，我们便要推到种种农业问题。要详细讲到棉花的农业问题，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好棉花种子和怎么种植棉花的那些农学家。当未下棉种之初，便不能不用各种工具和机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种之后，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养结棉花的枝干。我们一想到那些器械和肥料，便不能不归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制造家和发明家。棉花收成之后，再要运到工厂内来纺纱织布，布和纱制成之后，再运到各处市场去卖，自然要想到那些运输的轮船火车。要研究到轮船火车之何以能够运动，首先便要归功到那些蒸汽和电气的发明家。要研究到构造轮船火车是些什么材料，自然不能不归功于金属的采矿家、制造家和木料的种植家。就是布和纱制成之后，社会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余各界的人民都不穿那种布、用那种纱，布和纱当然不能畅销。

民生主义四讲（4）     布和纱没有大销路，纱厂布厂的资本家怎么样可以多赚钱，可以多取盈余价值？就这种种情形设想，试问那些纱厂布厂的资本家所取得的盈余价值，究竟是属于谁的呢？试问纱厂布厂内的工人，怎么能够说专以他们的劳动便可以生出那些布和纱的盈余价值呢？不徒是纱布工业盈余价值的情形是这样，就是各种工业盈余价值的情形都是一样。由此可见，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这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会上要占大多数。如果专讲工人，就是在工业极发达的美国，工人的数目也不过是二千多万，只占全美国人口五分之一。至于其他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像我们中国做工的人数，更是很少。像这样讲，就令在一个工业极发达的国家，全国的经济利益不相调和，发生冲突，要起战争，也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是全体社会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一个资本阶段的战争。这些社会上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因为都要求生存，免去经济上的战争，所以才用公家来分配货物，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遗产税，来发达全国的运输和交通事业，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和工厂的工作，做种种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欧美各国从这种种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发达以后，社会便极有进化，大多数便很享幸福。所以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只求得社会上一部分的毛病，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这位美国学者所发明的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

　　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譬如他的门徒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开过一次国际共产大会，发表了种种主张，这次所组织的国际共产党，在普法战争的时候就被消灭了。后来又成立第二次的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国际共产党和第一次国际共产党不同的地方，是第一次国际共产党要完全本阶级战争的原理，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主张不与资本家调和，所谓不妥协。至于党员加入国会去活动是共产党所不许可的，以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但是后来德国的共产党通通走到国会去活动，延到今日，英国工党又在君主立宪政府之下组织内阁。照这些事件来看，世界上所发生许多的政治经济变动，都不是第一次国际共产党所定的办法。因为第一次国际共产党和第二次国际共产党的主张太不相同，所以后来马克思党徒的纷争更是厉害。这都是马克思在当时所没有料到的。由于这些不能料到的事情，便知道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马克思主张用科学来解决社会问题，他致力最大的地方，在第一次国际共产党成立以前，用很多工夫把从前的历史和当时的事实都研究得很清楚。由于他研究从前的历史和当时的事实所有的心得，便下一个判断，说将来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他以为资本发达的时候，资本家之中彼此因为利害的关系，大资本家一定吞灭小资本家。弄到结果，社会上便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极富的资本家，一种是极穷的工人。到资本发达到了极点的时候，自己便更行破裂，成一个资本国家，再由社会主义顺着自然去解决，成一个自由社会式的国家。依他的判断，资本发达到极点的国家，现在应该到消灭的时期，应该要起革命。但是从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们所见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是相反。当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人要求八点钟的工作时间，用罢工的手段向资本家要挟。马克思便批评以为这是一种梦想，资本家一定是不许可的，要得到八点钟的工作时间，必须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后来，英国工人八点钟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为事实，并且由英国国家定为一种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国的大工厂、银行、铁路中的工人都是做工八点钟。其他许多事实，在马克思当时自以为是料到了的，后来都是不相符合，令马克思自己也说“所料不中”。别的事实不说，只就资本一项来讲，在马克思的眼光，以为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是到今日，各国的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便可以证明马克思的学理了。

民生主义四讲（5）      

　　我们再来讲德国社会问题的情形。德国当俾士麦执政的时代，用国家力量去救济工人的痛苦，做工时间是由国家规定了八点钟；青年和妇女做工的年龄与时间，国家定了种种限制；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费，国家也有种种规定，要全国的资本家担任去实行。当时虽然有许多资本家反对，但是俾士麦是一位铁血宰相，他便有铁血的手腕去强制执行。当实行的时候，许多人以为国家保护工人的办法改良，做工的时间减少，这是一定于工人有利、于资本家有损的。再照比例的理想来推，从前十六点钟工作的生产力，自然要比八点钟的生产力大得多。但是行了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八点钟的工作比较十六点钟的工作还要生产得多。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工人一天作八点钟的工作，他的精神体魄不至用尽，在卫生上自然是健康得多。因为工人的精神体魄健康，管理工厂内的机器自然是很周到，机器便很少损坏；机器很少损坏，便不至于停工修理，便可以继续的生产，生产自然是加多。如果工人一天做十六点钟的工，他们的精神体魄便弄到很衰弱，管理机器不能周到，机器便时常损坏，要停工修理，不能继续生产，生产力自然要减少。如果大家不信，我可举一个比喻，请诸君各人自己去试验，比方一个人一日要读十五六点钟的书，弄到精神疲倦，就是勉强读得多，也不容易记清楚。如果一日只读八点钟的书，其余的时间便休息游戏，保养精神，我想读过了的书一定是很容易记得，很容易了解。讲到时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当时所想到了的，以为做工八点钟，生产力一定要减少。后来德国实行时间减少政策，生产力反为加多，驾乎各国之上。于是英国、美国便奇怪起来，以做工时间减少，工人保护费加多，生产力应该要减少，何以德国行这种政策，生产力反加多呢？因为奇怪，便去考察德国的情形。后来英国、美国也明白这个道理，便仿效德国的办法。马克思在当时总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判断错了。

　　再照马克思的研究，他说资本家要能够多得盈余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人做工的时间；三是抬高出口的价格。这三个条件是不是合理，我们可以用近来极赚钱的工业来证明。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福特汽车厂，那个厂极大，汽车的出品极多，在世界各国都是很畅销的，该厂内每年所赚的钱有过万万。至于那个厂内制造和营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不管是制造厂或者是办事房，所有一切机器陈设都是很完备，都是很精致，很适合工人的卫生。工人在厂内做事，最劳动的工作，最久不过是做八点钟。至于工钱，虽极不关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钱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国钱便有十元；稍为重要的职员，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数。厂内除了给工人的工钱薪水以外，还设得有种种游戏场，供工人的娱乐；有医药卫生室，调治工人的疾病；开设得有学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并代全厂的工人保人寿险，工人死亡之后，遗族可以得保险费，又可以得抚恤金。说到这个厂所制出来的汽车的价格，这是大家买过汽车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车要值五千元，福特汽车最多不过是值一千五百元。这种汽车价值虽然是很便宜，机器还是很坚固，最好的是能够走山路，虽使用极久还不至于坏。因为这个车厂的汽车有这样的价廉物美，所以风行全球。因为这种汽车销路极广，所以这个厂便发大财。我们用这个发财车厂所持的工业经济原理，来和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理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条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做工的时间，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做工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减少工人的工钱，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钱；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价格。像这样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是不明白，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由此更可见，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

民生主义四讲（6）      

　　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精华，是说资本家所得的钱是剥夺工人的盈余，由此便推到资本家生产要靠工人，工人生产要靠物质，物质买卖要靠商人。凡是一种生产，资本家同商人总是从中取利，剥夺工人的血汗钱。由此便知资本家和商人，都是有害于工人，有害于世界的，都应该要消灭。不过马克思的判断，以为要资本家先消灭，商人才能够消灭。现在世界天天进步，日日改良，如前所讲之分配社会化就是新发明，这种发明叫做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由许多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饮食，如果要向商人间接买来，商人便从中取利，赚很多的钱，工人所得的物品一定是要费很多的钱。工人因为想用贱价去得好物品，所以他们便自行凑合，开一间店子，店子内所卖的货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人常年需要货物，都是向自己所开的店子内去买，供给既便利，价值又便宜。到了每年年底，店中所得的盈利，便依顾主消费的多少分派利息。这种店子分利，因为是根据于顾主消费的比例，所以就叫做消费合作社。现在英国许多银行和生产的工厂，都是由这种消费合作社去办理。由于这种合作社之发生，便消灭了许多商店，所以从前视此种合作社为不关重要的商店，现在便看作极有效力的组织。英国因为这种组织很发达，所以国内的大商家现在都变成生产家。就是像美国的三达火油公司，在中国虽然是一家卖油的商店，在美国便是制造火油的生产家。其他英国的各种大商家，现在都有变成生产家的趋势。用这种合作社来解决社会问题，虽然是旁枝的事情，但是马克思当时的判断，以为要资本家先消灭，商人才可以消灭；现在合作社发生，商人便先消灭。马克思的判断和这种事实又是不相符合。马克思的判断既然是和事实不对，可见我的学说知难行易，是的确不能磨灭的。

　　再照马克思的学理说，世界上的大工业要靠生产，生产又要靠资本家。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产和大资本家，工业便可以发展，便可以赚钱。就我们中国工业的情形来证明，是怎么样呢？中国最大的工业是汉冶萍公司。汉冶萍公司是专制造钢铁的大工厂。这个公司内最大的资本家，从前是盛宣怀。这个工厂每年所出的钢铁，在平常的时候，或者是运到美洲舍路埠去卖，或者是运到澳洲去卖；当欧战时候，都是运到日本去卖。钢铁本来是中国的大宗进口货，中国既是有了汉冶萍可以制造钢铁，为什么还要买外国的钢铁呢？因为中国市面所需要的钢铁都是极好的建筑钢、枪炮钢和工具钢，汉冶萍所制造的只是钢轨和生铁，不合市面的用途，所以市面要买外来的进口货，不买汉冶萍的钢铁。至于美国每年所出的钢有四千万吨、铁有四五千万吨，中国只有汉冶萍每年出铁二十万吨、出钢十几万吨，中国所出这样少数的钢铁，为什么还要运到美国去卖呢？美国出那样多的钢铁，为什么还可以消受中国的钢铁呢？就是因为汉冶萍没有好炼钢厂，所出的生铁要经过许多方法的制造才可以有用，在中国不合用途，所以要运到外国去卖。美国有极多的制钢厂，只要有便宜铁，不管他是那里来的，便可以消纳，便可以制造好钢来赚钱。所以本国虽然出很多的钢铁，就是中国运去的便宜铁，还可以买。汉冶萍公司所出的钢铁，因为是运到外国去卖，所以在欧战的时候，对于工人减时间、加工价，还是很赚钱；现在是亏本，许多工人失业。照马克思的学理讲，汉冶萍公司既是有钢铁的好出产，又有大资本，应该要赚钱，可以大发展，为什么总是要亏本呢？由汉治萍这一个公司的情形来考究，实业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本。汉冶萍虽然有大资本，但是生产的钢铁在中国没有消费的社会，所以不能发展，总是不能赚钱。因为实业的中心要靠消费的社会，所以近来世界上的大工业，都是照消费者的需要来制造物品。近来有知识的工人，也是帮助消费者。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所以工业实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

　　从前的社会主义错认物质是历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种种纷乱。这好像从前的天文学错认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计算历数，每三年便有一个月的大差；后来改正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每三年后的历数，才只有一日之差一样。我们现在要解除社会问题中的纷乱，便要改正这种错误，再不可说物质问题是历史中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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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四讲（7）      

第二讲

　　(八月十日)民生主义这个问题，如果要从学理上详细来讲，就是讲十天或二十天也讲不完全。况且这种学理，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所以单就学理来讲，不但是虚耗很多时间，恐怕讲演理论，越讲越难明白。所以我今天先把学理暂且放下不说，专拿办法来讲。

　　民生主义的办法，国民党在党纲里头老早是确定了。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至于世界各国，因为情形各不相同，资本发达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各国也是不能相同。我们中国学者近来从欧美得到了这种学问，许多人以为解决中国民生问题，也要仿效欧美的办法。殊不知欧美社会党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至今还是纷纷其说，莫衷一是。

　　照马克思派的办法，主张解决社会问题要平民和生产家即农工专制，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这种是激烈派。还有一派社会党主张和平办法，用政治运动和妥协的手段去解决。这两派在欧美常常大冲突，各行其是。用革命手段来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办法，俄国革命时候已经采用过了。不过俄国革命六年以来，我们所看见的，是他们用革命手段，只解决政治问题。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俄国近日改变一种新经济政策，还是在试验之中。由此便知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因为这个原因，欧美许多学者便不赞成俄国专用革命的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主张要用政治运动去解决这种问题。行政治运动去解决政治经济问题，不是一日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派人都主张缓进。这派主张缓进的人，就是妥协家同和平派。他们所想得的方法，以为英美资本发达的国家，不能用马克思那种方法立时来解决社会问题，要用和平的方法才可以完全解决。这种方法就是前一次已经讲过了的四种方法：第一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运输与交通事业收归公有；第三直接征税，就是收所得税；第四为分配之社会化，就是合作社。这四种方法，都是和马克思的办法不同；要主张行这种方法来改良经济问题，就是反对马克思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欧美各国已经陆续实行这四种方法，不过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期望的目的。但是大家都以为用这四种方法，社会问题便可以解决，所以英美便有许多社会党很赞成这四种方法。这四种方法都是和平手段，所以他们便很反对马克思革命手段。俄国当初革命的时候，本来想要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在其次。但是革命的结果，政治问题得了解决，社会问题不能解决，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由于这种事实，反对马克思的一派便说：“俄国行马克思办法，经过这次试验，已经是办不通，归于失败。”至于马克思的党徒便答复说：“俄国行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失败，是由于俄国的工商业还没有发达到英美那种程度，俄国的经济组织还没有成熟，所以不能行马克思的方法。如果在工商业极发达、经济组织很成熟的国家，一定可以行马克思的办法。所以马克思的方法若是在英美那种国家去实行，一定是能够成功的，社会问题一定是可以根本解决的。”照这两派学说比较起来，用马克思的方法，所谓是“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反对马克思的方法，是和平手段。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究竟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好呀，还是用和平手段、像上面所讲的四种政策好呢？这两派的办法，都是社会党所主张的，和资本家相反对的。

　　现在欧美的工商业进步到很快，资本发达到极高，资本家专制到了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会党想为人民解除这种专制的痛苦，去解决社会问题，无论是采用和平的办法或者是激烈的办法，都被资本家反对。到底欧美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现在还是看不出，还是料不到。不过主张和平办法的人，受了资本家很多的反对、种种的激烈，以为用和平手段来改良社会，于人类极有利益，于资本家毫无损害，尚且不能实行，便有许多人渐渐变更素来的主张，去赞成激烈的办法，也一定要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照马克思的党徒说：“如果英国工人真能够觉悟，团结一致，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英国是一定可以成功的。美国的资本发达和英国相同，假若美国工人能行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家专制到万分，总是设法反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进行，保守他们自己的权利。现在资本家保守权利的情形，好像从前专制皇帝要保守他们的皇位一样。

民生主义四讲（8）     专制皇帝因为要保守他们的皇位，恐怕反对党来摇动，便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打消他们的反对党；现在资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也是用种种专制的方法来反对社会党，横行无道。欧美社会党将来为势所迫，或者都要采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也是未可定的。

　　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究竟到什么时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观察，是在金钱发生之后。大家有了金钱，便可以自由买卖，不必以货易货，由交易变成买卖，到那个时候共产制度便渐渐消灭了。由于有了金钱，可以自由买卖，便逐渐生出大商家。当时工业还没有发达，商人便是资本家。后来工业发达，靠机器来生产，有机器的人便成为资本家。所以从前的资本家是有金钱，现在的资本家是有机器。由此可见，古代以货易货，所谓“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时候，还没有金钱，一切交换都不是买卖制度，彼此有无相通，还是共产时代。后来有了货币，金钱发生，便以金钱易货，便生出买卖制度，当时有金钱的商人便成为资本家。到近世发明了机器，一切货物都靠机器来生产，有机器的人更驾乎有金钱的人之上。所以由于金钱发生，便打破了共产；由于机器发明，便打破了商家。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一般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不忍见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来解除这种战争，减少工人的痛苦，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想把古代的共产制度恢复起来。因为从前人类顶快活的时代，是最初脱离禽兽时代所成的共产社会，当时人类的竞争，只有和天斗，或者是和兽斗。后来工业发达，机器创出，便人与人斗。从前人类战胜了天同兽之后，不久有金钱发生，近来又有机器创出，那些极聪明的人把世界物质都垄断起来，图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争的极剧烈时代。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必要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同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我们国民党在中国所占的地位、所处的时机，要解决民生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这个方法，不是一种玄妙理想，不是一种空洞学问，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不是外国所独有的，就是中国也是有的。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个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科学上最初发明的许多学理，一百种之中有九十九种是不能够实行的，能够实行的学理不过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学理去定办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解决社会问题，一定是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

　　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过一个贫人，可见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弄到大家平均，都没有大贫，要用什么方法呢？大概社会变化和资本发达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后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资本家。地主之发生，是由于封建制度。欧洲现在还没有脱离封建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便已经打破了。当封建制度的时候，有地的贵族便是富人，没有地的人便是贫民。中国到今日脱离封建制度虽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发达，今日的社会情形还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会情形一样。中国到今日，虽然没有大地主，还有小地主。在这种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

民生主义四讲（9）      

　　不过，近来欧美的经济潮流一天一天的侵进来了，各种制度都是在变动，所受的头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土地问题。比方现在广州市的土地在开辟了马路之后，长堤的地价，和二十年以前的地价相差是有多少呢？又像上海黄浦滩的地价，比较八十年产的地价相差又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说相差一万倍。就是从前的土地大概一块钱可以买一方丈，现在的一方丈便要卖一万块钱，好像上海黄浦滩的土地现在每亩要值几十万，广州长堤的土地现在每亩要值十几万。所以中国土地先受欧美经济的影响，地主便变成了富翁，和欧美的资本家一样了。经济发达、土地受影响的这种变动，不独中国为然，从前各国也有这种事实。不过各国初时不大注意，没有去理会，后来变动越大才去理会，便不容易改动，所谓积重难返了。我们国民党对于中国这种地价的影响，思患预防，所以要想方法来解决。

　　讲到土地问题，在欧美社会主义的书中，常说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州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攒捶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有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糊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讲到这种事实，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穷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良，毫没有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元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又像我们用广州做中国南部工商业的中心点，广州的地价也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广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或者另外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或广州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由此可见，土地价值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业家垄断物质的价值来赚钱，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业家还要劳心劳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价是由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是增涨。地价一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经营工商业所赚的钱，在间接无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抢去了。

　　……

　　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既是不能以个人的行为便反对全体主义，那么，我们同志中何以发生这种问题呢？原因就是由于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殊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的制度，就是先才讲过并不是由马克思发明出来的。照生物进化家说，人类是由禽兽进化而来的。先由兽类进化之后，便逐渐成为部落。在那个时候，人类的生活便与兽类的生活不同。人类最先所成的社会，就是一个共产社会。所以猿人时代，已经是共产时代。那个猿人时代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考察现在非洲和南洋群岛的土人生番毫未有受过文明感化的社会，是什么制度。那些土人生番的社会制度，通通是共产。由于现在那些没有受过文明感化的社会都是共产，可见我们祖先的社会一定也是共产的。

民生主义四讲（10）      

　　近来欧美经济的潮流侵入中国，最先所受的影响就是土地。许多人把土地当作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原来有许多地皮毫不值钱，要到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以值高价钱的；但是因为有投机的人从中操纵，便把那块地价预先抬高。这种地价的昂贵，更是不平均。

　　由于土地问题所生的弊病，欧美还没有完善方法来解决。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趁现在的时候，如果等到工商业发达以后，更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中国现在受欧美的影响，社会忽生大变动，不但是渐渐成为贫富不齐，就是同是有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齐。比方甲有一亩地是在上海黄浦滩，乙有一亩地是在上海乡下。乙的土地，如果是自己耕种，或者每年可以得一二十元；如果租与别人，最多不过得五元至十元。但是甲在上海的土地，每亩可租得一万几千元。由此便可见上海的土地可以得几千倍，乡下的土地只能够得一倍。同是有一亩土地，便生出这样大的不平。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我们的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

　　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各国不同，而且各国有很多繁难的地方。现在我们所用的办法是很简单很容易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讲到解决土地问题，平均地权，一般地主自然是害怕；好像讲到社会主义，一般资本家都是害怕，要起来反对一样。所以说到解决土地问题，如果我们的地主是像欧洲那种大地主，已经养成了很大的势力，便很不容易做到。不过中国今日没有那种大地主，一般小地主的权力还不甚大，现在就来解决，还容易做到。如果现在失去了这个机会，将来更是不能解决。讲到了这个问题，地主固然要生一种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们国民党的办法，现在的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

　　这种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究竟地价是什么样定法呢？依我的主张，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比方广州长堤的地价，有值十万元一亩的，有值一万元一亩的，都是由地主自己报告到政府。至于各国土地的税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地价值一百元的抽税一元，值十万元的便抽一千元，这是各国通行的地价税。我们现在所定的办法，也是照这种税率来抽税。地价都是由地主报告到政府，政府照他所报的地价来抽税。许多人以为地价由地主任意报告，他们以多报少，政府岂不是要吃亏么？譬如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到政府只报告一万元，照十万元的地价，政府应该抽税一千元，照地主所报一万元的地价来抽税，政府只抽得一百元，在抽税机关一方面，自然要吃亏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两种条例，一方面照价抽税，一方面又可以照价收买。那么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只报一万元，他骗了政府九百元的税，自然是占便宜；如果政府照一万元的价钱去收买那块地皮，他便要失去九万元的地，这就是大大的吃亏。所以照我的办法，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地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地主既是报折中的市价，那么政府和地主自然是两个不吃亏。

民生主义四讲（11）      

　　地价定了之后，我们更有一种法律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要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中国的工商业几千年都没有大进步，所以土地价值常常经过许多年代都没有大改变。如果一有进步，一经改良，像现在的新都市一样，日日有变动，那种地价便要增加几千倍，或者是几万倍了。推到这种进步和改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比方有一个地主，现在报一块地价是一万元，到几十年之后那块地价涨到一百万元，这个所涨高的九十九万元，照我们的办法都收归众人公有，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办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

　　文明城市实行地价税，一般贫民可以减少负担，并有种种利益。像现在的广州市，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经费便有着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杂税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来水和电灯费用，都可由政府来负担，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负担。其他马路的修理费和警察的给养费，政府也可向地税项下拨用，不必另外向人民来抽警捐和修路费。但是广州现在涨高的地价，都是归地主私人所有，不是归公家所有。政府没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费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来抽种种杂捐。一般普通人民负担的杂捐太重，总是要纳税，所以便很穷，所以中国的穷人便很多。这种穷人负担太重的缘故，就是由于政府抽税不公道，地权不平均，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地价税完全实行，土地问题可以解决，一般贫民便没有这种痛苦。

　　外国的地价虽然是涨得很高，地主的收入固然是很多，但是他们科学进步、机器发达，有机器的资本家便有极大的生产，这种资本家所有极大生产的收入，比较地主的收入更要多得厉害。中国现在最大收入的资本家，只是地主，并无拥有机器的大资本家。所以我们此时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

　　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