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健：泛非主义（上）| 泛非主义专题系列一·《政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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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健：泛非主义（上）| 泛非主义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5年03月04日 12: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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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非洲大陆和海外的非洲人致力于实现非洲解放与联合的思潮与运动，泛非主义在推动非洲大陆解放与海外非洲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本文厘清了围绕泛非主义的概念争议，简要梳理了国内外在泛非主义研究方面的已有文献，并对泛非主义初始时期（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的历史进行了详细介绍，总结了早期泛非主义的突出特征，为读者理解泛非主义这一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思潮提供了一个理论窗口。



泛非主义（上）



闫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是近代以来在非洲大陆和海外的非洲人中产生的一种思潮和运动，其目标是实现非洲人之间的解放与团结。泛非主义鼓励全世界非洲人（既包括非洲大陆的非洲人，也包括海外非洲人）的团结，认为这种团结是非洲人获得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的关键。泛非主义者认为，全世界非洲人的团结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无论是非洲大陆的非洲人还是海外非洲人，他们不仅有着共同的历史，而且也有着共同的命运”。



泛非主义的出现必须放到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1900年，当时特立尼达人亨利·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在伦敦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泛非会议（Pan-African Conference）。尽管如此，泛非主义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开始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大西洋奴隶贸易将至少1200万非洲人贩卖到美洲。面临着共同的种族歧视与奴隶制的枷锁，这些在美洲的非洲人逐渐产生了相对于“他者”（即白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就成为泛非主义思潮最早的萌芽。泛非主义的萌芽不仅是对所有黑人奴隶境遇的一种反应，而且还成为动员黑人反抗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强大力量。因此，从一开始，泛非主义就既是一种与黑人认同相联系的思潮，同时也是一种反抗奴隶制与殖民统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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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的一种反应，泛非主义极大地推动了非洲人争取平等权利与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泛非主义首先诞生于海外非洲人中间，并成为海外非洲人反抗种族歧视与奴隶制、争取平等权利的强大武器。例如，具有泛非主义性质的“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与“黑人权力运动”（The Black Power Movement）分别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的美国，它们的出现推动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泛非主义推动了非洲大陆的独立与解放。尽管泛非主义首先出现于海外非洲人当中，但是，它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却出现在非洲大陆——泛非主义推动非洲大陆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使得非洲大陆赢得了独立与解放。不仅如此，在泛非主义的鼓舞下，海外非洲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与非洲大陆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非洲人的解放；泛非主义还推动了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虽然摆脱了殖民主义，但新生的非洲国家仍旧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公正秩序。只有联合起来，非洲国家才能摆脱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及其继承者——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均可被看作是泛非主义的制度化身。非统组织宪章第二条规定了其目标是要“推动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协调和加强它们彼此间的合作”。作为非统组织的继承者，非盟在其宪章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受到非洲大陆组织的创始人的崇高理想的指引以及数代泛非主义人士为了推动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的统一、团结、凝聚力和合作的指引”。因此，泛非主义既是我们理解非洲人争取平等权利和民族独立历史的一条主线，也是我们理解非洲国家独立后“联合自强”努力的一条主线。



换言之，无论对于我们理解非洲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还是理解后独立时期非洲大陆的变迁，泛非主义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为此，本文致力于对泛非主义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讨论了围绕泛非主义的概念争议，并对泛非主义的内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简要梳理了国内外在泛非主义研究方面的已有文献；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了早期泛非主义的历史；第四部分回顾了泛非大会时期的泛非主义；第五部分梳理了后独立时期非洲人追寻“非洲统一”梦想的努力；最后是全文的总结。



一、泛非主义：一个界定困难的概念



尽管泛非主义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但是，关于“何为泛非主义”却一直以来缺乏一个清晰的界定。正如德国历史学家盖斯（Imanuel Geiss）指出的那样，“要给泛非主义下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依旧很困难，或许甚至不可能......泛非主义从来不是一个被清晰界定的或理性的概念。相反，它一直是并仍旧是一个充满模糊情感的问题——一个愿景或是一个梦想”。艾迪（Hakim Adi）和舍伍德（Marika Sherwood）也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泛非主义的定义，“大多数研究者要么不愿意提供任何泛非主义的定义，要么提供多个定义。他们都意识到了‘泛非主义’这个词的模糊性以及泛非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点体现为不同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运动的泛非主义似乎走到了作为思潮的泛非主义的前面。



已有对泛非主义的界定大都围绕“泛非主义的目标”而展开，这一点并不意外：全世界的黑人都是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强调泛非主义的目标无疑能够凝聚全世界非洲人的共识，进而有利于种族层面的集体动员。埃摩森（Rupert Emerson）认为，泛非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理念，即所有的非洲人彼此之间都有着精神层面的亲近感，他们一起忍受了过去的痛苦，他们必须携手前进，才能迈向新的、更光明的未来。但埃摩森并没有说明到底什么是“新的、更光明的未来”。相比之下，艾迪和舍伍德对泛非主义的界定更为具体。在他们看来，泛非主义就是致力于非洲人民和海外非洲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一种思潮。除去艾迪和舍伍德所说的“解放”（恩克鲁玛称之为“自由”）之外，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还将“联合”（unity）作为泛非主义的另一目标。恩克鲁玛认为，自由和联合的概念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非洲的场景下，二者缺一不可。



然而，作为泛非主义的目标，“解放”与“联合”本身又都是很笼统的概念，不同的人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艾迪和舍伍德所理解的“解放”包括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并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内容，但是恩克鲁玛却认为“经济自由”也是非洲解放必不可少的一环。同样，独立之后，非洲各国统治者对于“联合”的具体内容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少数激进派认为“联合”就意味着建立大陆层面的统一的非洲国家，即“非洲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frica），而大多数非洲统治者则倾向于将“联合”局限于非洲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



为了避免这种模糊性，一些研究者选择对泛非主义的目标进行尽可能详细的列举。例如乌佐伊圭（G. N. Uzoigwe）将泛非主义的目标分为三个层次，包括终结被主导状态、实现经济社会联合、实现政治与军事联合并形成大陆层面的统一的非洲政府。盖斯将泛非主义的目标界定为三个方面，即非洲的文化统一（cultural unity）、政治独立以及政治统一（或者至少是某种形式的紧密的政治合作）。拉根姆（Colin Legum）则是将泛非主义的目标概括为九个方面，包括：非洲人的非洲、非洲合众国、非洲道德与文化的复兴、非洲认同、非洲经济复兴、民主制度、非暴力、黑人的团结以及积极的中立性（active neutrality）。



无论是上述的“笼统界定”还是“列举式界定”，均反映了研究者与泛非主义者们对于泛非主义目标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这就意味着，从目标维度对泛非主义所作的界定会因缺乏一致性而导致概念的模糊性。与此同时，泛非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更因研究者们对于“主体”与“手段”问题的分歧而进一步加剧。



关于泛非主义的“主体”，学者们的分歧主要源于对于“非洲”的理解不同。具体言之，非洲究竟是一个文化概念还是地理概念？如果将非洲视为一个文化概念，那么，泛非主义的主体就应当是非洲黑人，属于中东伊斯兰文明圈和地中海文明圈的北非人显然不是泛非主义的“主体”。在二战结束之前的五次泛非大会上，均无北非的代表参加，似乎印证了作为文化概念的非洲与泛非主义历史的契合性。更有甚者，北非地区历史上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争和掠奴行为，更使得一些泛非主义者将北非阿拉伯人看作是泛非主义所要反对的对象。例如，尼日利亚学者奥萨恩（Naiwu Osahon）明确反对将北非国家纳入到泛非运动中，并将后者称为“北非的阿拉伯占领者”。然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均是一个文化多样性极大的地区，并没有存在过单一的文化，更不要说统一的政治体。这就使得从文化上界定非洲变得极为困难。为此，一些泛非主义者试图从人种上来界定非洲，认为非洲是全世界黑人的发源地，泛非主义的主体应当是全世界的黑人。例如，被誉为“泛非主义之父”的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曾经使用了“泛黑人主义”（Pan-Negroism）一词，明确将泛非主义看作是全世界黑人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即便如此，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因为“黑人”本身的内涵仍旧是不明确的。例如，同为20世纪泛非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布莱登（Edward Blyden）拒绝参与杜波依斯组织的历次泛非大会，理由是杜波依斯并不是纯正的黑人（杜波依斯是黑白混血人）。另一方面，如果将非洲视为一个地理概念，那么，如何看待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非洲人？如前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非洲去殖民化运动之前，泛非主义一直是海外非洲人推动和主导的思潮和运动。将海外非洲人排除在泛非主义之外，至少不符合泛非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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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泛非主义目标的手段上，泛非主义者之间也是分歧重重。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前，泛非主义者并未太多触及实现泛非主义目标的手段问题，尽管他们在现实中都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例如，二战之前的五次泛非大会均是以“请愿”和“游说”为运动的主要手段。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非洲人“解放”的目标基本实现，泛非主义的目标重点越来越转向了非洲国家之间的“联合”，这时，非洲各国统治者在实现“联合”的手段方面的分歧就浮出了水面。如前所述，非洲各国统治者对于“联合”的形式与内容本就充满分歧。即便若干领导人在“联合”的形式与内容上达成了一致，但他们往往在实现“联合”的手段上存在分歧。例如，恩克鲁玛与尼雷尔都认为大陆层面的统一的“非洲合众国”应当是非洲国家“联合”的最终目标，但他们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却难以达成一致。恩克鲁玛推崇的是首先实现政治整合，即在各国让渡国家主权的基础上逐步推动非洲国家在经济、外交和国防领域的整合。与此相反，尼雷尔则认为非洲国家理所应当首先推动本国的国家建设。尽管他也强调，各国在推动国家建设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非洲联合的愿景，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某些领域中，推动非洲统一的目标（比如，在高等教育方面）。



因此，无论从目标、主体还是手段上看，泛非主义均是一个缺乏明确界定的概念。甚至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20世纪最伟大的泛非主义思想家之一——也承认，“尽管泛非主义的理念广为传播，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具体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们”。换言之，泛非主义并非仅仅包含一种单一的思潮，而是不同思想家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诸多思想的混合体。



这些思想之所以都被认为具有泛非主义性质，主要是由于它们具有两个方面的共同性。第一，它们均代表了非洲人对奴隶制、殖民统治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它们都意识到，所有的非洲人，无论是在非洲大陆还是在海外，都面临着共同的压迫，进行着同样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因而拥有共同的命运。拉根姆认为，不同的泛非主义概念背后存在着一种情感性的力量（emotional impetus），而这一力量源自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非洲人的（共同）经历，“他们感到自己失去了故土，在身体上被剥夺或是被奴隶制所束缚，或是在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和心智上被殖民主义所压迫。这种故土的失去带来了被奴役、迫害、低人一等、歧视和依附。它包含着独立、自由和尊严的丧失。尊严是泛非主义者词典中的有魔力的词，重获尊严也是他们行动背后的主要推动力”。第二，它们均认为，要反抗奴隶制、殖民统治以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非洲人之间的联合就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联合可以采取程度不一的各种形式，从集体声援、抗议、建立泛非主义组织以及推动实现大陆层面的统一非洲政府等等。与此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实现非洲人之间的联合，泛非主义者还试图发掘非洲人的共同文化特征。比如，布莱登提出的“非洲个性”（African Personality）、凯赛尔（Aime Cesaire）和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等人提出的“黑人性”（Negritude）、恩克鲁玛所说的“非洲人同一性”（African one-ness）以及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提出的“黑非洲的文化同一性”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泛非主义界定为非洲大陆和海外的非洲人致力于实现非洲解放与联合的思潮与运动。首先，泛非主义的目标是实现非洲的解放与联合。泛非主义诞生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它代表了非洲人对奴隶制、殖民统治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因此“争取解放”是泛非主义的应有之义。如果没有非洲人的联合，那么“解放”就绝无实现之可能，正如布莱登、杜波依斯、贾维、帕德摩尔等泛非主义思想家均承认的那样，黑人的自由取决于他们能否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是非洲人“争取解放”的必要手段。不仅如此，“联合”本身也是泛非主义的一个目标，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之后更是如此。殖民主义不仅剥夺了非洲人的自由，还造成非洲大陆的极大碎片化。欧洲殖民者人为划定的国家边界以及留下来的不同的“殖民遗产”使得新生的非洲国家难以摆脱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对内，它们缺乏国内市场与规模优势，难以实现经济起飞；对外，它们国际地位低下，难以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从这个有意义上讲，泛非主义的核心特征就是其反抗性：它既要反抗非洲人的被奴役状态（以实现解放），也要反抗非洲大陆的分裂状态（以实现联合）。



其次，泛非主义的主体是全世界的非洲人。一方面，这里的“非洲人”既包括非洲大陆的非洲人，也包括流落在海外的非洲后裔。所以，海外非洲人反对种族主义、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与非洲大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是泛非主义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这里的“非洲”不仅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也是一个地理概念。换言之，北非人也应当是泛非主义的主体。在争取非洲人解放方面，北非人民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曾相互支持，共同反抗殖民主义。典型的例子包括埃及支持苏丹摆脱英国统治以及非洲国家对于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争的支持；在争取非洲联合方面，北非国家积极参与了非统组织与非洲联盟，一直是非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行为体。



与此同时，上述界定默认了实现泛非主义目标的手段的多样性。在争取非洲人解放的历史上，非暴力手段与暴力手段均在终结殖民统治、反对种族主义方面发挥了作用；在争取非洲联合方面，非洲政治精英对于“不同的联合方式”的分歧与争论有利于澄清非洲联合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从长远看来，这些分歧与争论对于非洲联合目标的实现事实上是有利的。



二、泛非主义研究文献回顾



国际学术界对于泛非主义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帕德摩尔主编的《泛非大会史》整理了第一至第五次泛非大会的详细会议资料，并收录了帕德摩尔、杜波依斯、恩克鲁玛等泛非主义思想家的回忆文章。该书被认为是研究泛非大会历史的经典文献。恩克鲁玛于1963年出版了《非洲必须联合起来》一书。恩克鲁玛在书中回顾了20世纪前五次泛非大会的历史，但本书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非洲唯一的出路在于政治联合。在恩克鲁玛看来，非洲所有的问题，包括贫困、新殖民主义、巴尔干化、分裂、文化和语言差异，都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统一”和“非洲人在一个联邦政府下联合起来”加以解决。在《泛非主义：简短政治纲要》一书，利格姆（Colin Legum）回顾了20世纪泛非大会的历史，揭示了去殖民化运动后非洲国家围绕非洲统一组织而产生的分歧与矛盾。利格姆第一次讨论了泛非主义的“情感基础”。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反抗性的思潮与运动，泛非主义体现出全世界黑人对于被剥夺、被压迫、被迫害和被拒绝状态的一种“情感反应”。在《泛非运动：泛非主义在美洲、欧洲和非洲的历史》中，盖斯（Imanuel Geiss）梳理了19和20世纪泛非主义的起源、发展以及泛非主义史上的重要领导人物。



然而，随着非洲统一组织在现实中不断遭遇困境，国际学术界对于泛非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陷入低潮。这一状况直到非洲联盟2002年建立之后才有所改观。相对于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泛非主义研究，新时期的泛非主义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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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更为重视一些被以往研究者忽视的历史维度。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泛非主义研究主要聚焦于泛非大会与非统组织。相比之下，21世纪以来的泛非主义研究更为突出泛非主义历史的多维性。这在艾迪（Hakim Adi）的“泛非主义历史三部曲”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泛非历史：1787年以来的非洲与海外非洲政治人物》中，艾迪与舍伍德（Marika Sherwood）试图从“人的历史”的视角重新书写泛非主义的历史。尤其是，他们大大拓展了泛非主义研究的时间范围，将18和19世纪的众多早期泛非主义人物也纳入到泛非主义的历史视野之中。在《泛非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国际、非洲与海外非洲人（1919-1939）》一书中，艾迪详细梳理了共产国际与泛非主义的历史交集，尤其是共产国际在解决“黑人问题”上的成败得失，而先前的研究者几乎完全忽略了泛非主义史上这一特殊阶段。在《泛非主义史》一书中，艾迪除了继续突出早期泛非主义以及泛非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历史交集外，尤其强调了泛非主义的文化维度，他详细阐述了“贾维主义”“黑人国际主义”以及“黑人性”等泛非主义史上的文化现象。另一部拓展泛非主义史研究范围的著作是詹姆斯（C.L.R. James）的《泛非暴动史》。该书从“反抗史”的视角梳理了大西洋奴隶贸易以来海外非洲人和本土非洲人针对种族主义和殖民统治而发起的暴动。



第二，更为突出“非洲联合”对于泛非主义的历史意义。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泛非主义研究也曾涉及“非洲联合”这一议题（比如，恩克鲁玛的《非洲必须联合起来》），但随着非洲国家在“联合问题”上的分裂以及非统组织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非洲联合”话题在泛非主义的研究中逐渐式微。随着非盟的建立，“非洲联合”问题重新成为泛非主义研究者们的研究焦点。例如，艾迪在《泛非主义史》中就用一整章篇幅讨论非盟的历史与前景。玛丽萨（Mark Malisa）等人将“非洲联合”置于泛非主义的历史大背景下，认为“解放”与“非洲联合”代表了泛非主义的两大历史任务。非盟的出现使得一些学者对于“非洲联合”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例如，穆里提（Tim Murithi）等人梳理了从非统组织到非盟的历史演变，并认为“非盟代表了新的泛非主义范式的兴起”。相比之下，奥克宏米娜（Stephen Okhonmina）则认为，“非洲联合”虽然代表了泛非主义的理想，但仍旧面临着诸多现实的挑战，尤其是“它并没有考虑到权力问题，仅仅试图通过起源和经历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一些情感来推动非洲的整合。从今天的世界上看，这些对于推动整合是远远不够的”。



国内学术界对于泛非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唐大盾发表了《试论恩克鲁玛的政治思想》一文，提出“泛非主义是恩克鲁玛政治思想的首要组成部分”，这被认为是国内泛非主义研究的开端。同年，利吉姆的《泛非主义、黑人精神和非洲民族主义》一文中文版发表。该文介绍了布莱登、贾维、杜波依斯、桑格尔等泛非主义领导人的思想以及泛非大会的情况。唐大盾选编的《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是国内第一部泛非主义史方面的文献汇编。除了整理泛非主义运动重要历史文献外，该书还收录了杜波依斯、贾维、帕德摩尔、恩克鲁玛等泛非主义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和讲话稿。作为国内泛非主义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舒运国撰写的《泛非主义史：1900-2002年》以1900（泛非主义诞生）至2002年（非洲联盟替代非洲统一组织）为研究时段，把泛非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泛非主义阶段（1900-1963）与非洲统一组织时期的泛非主义阶段（1963-2002）。



总的看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泛非主义的已有研究大都聚焦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历次泛非大会。进而言之，国内学者大都将泛非主义的起点界定为20世纪初——或更确切地说，就是1900年泛非会议的召开。例如，唐大盾和舒运国都明确将第一次泛非会议（1900年7月）确定为泛非主义的起点。张宏明对于泛非主义起点的界定更为模糊一些，但他也明确指出，“泛非主义萌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罗建波提出，北美的一些城市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了非洲协会和独立的非洲教堂，但他也仅仅将泛非主义的开端时间提前到1893年的芝加哥非洲大会。国内学者之所以聚焦于20世纪的泛非主义，一方面与泛非大会以及非统组织的历史重要性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与相关的研究资料较为丰富有关。但是，这样一来也容易产生对泛非主义的某种割裂式理解，不利于将泛非主义置于近代以来非洲人“反抗史”的长历史视野下进行审视。例如，舒运国在《泛非主义史》一书中将1900-1963年界定为早期泛非主义时期，容易使人误以为泛非主义的历史始于1900年或者说1900年之前不存在泛非主义——尽管这无论如何并不符合史实。



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对于20世纪之前的泛非主义史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不系统。例如，张宏明在《近代非洲思想经纬》一书中介绍了伊奎亚诺、库戈亚诺、克鲁梅尔、霍顿、布莱登等早期泛非主义者的思想，但是，他并没有重点突出这些思想的泛非主义维度。郑龙发将布莱登的泛非主义思想划分为文化泛非主义思想与政治泛非主义思想，但他并未能对其他早期泛非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进行系统梳理。此外，陆庭恩曾对非洲独立教会运动进行了过一些介绍，但并未将其置于泛非主义的历史视野之下进行审视。



三、早期泛非主义（18世纪中期-19世纪末）



泛非主义诞生于海外，其萌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面临着相同的种族歧视与奴隶制的枷锁，这些在海外的非洲人逐渐产生了相对于“他者”（即白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就成为黑人争取解放与联合的基础，也构成了泛非主义思潮最早的萌芽。从其诞生伊始，泛非主义就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运动。具而言，泛非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英美两国的废奴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1780年，伊奎亚诺（Olaudah Equiano）与库戈亚诺（Ottobah Cugoano）在伦敦成立了“非洲之子”组织（The Sons of Africa），呼吁改善黑人待遇，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泛非主义组织。“非洲之子”的成员都是获得自由的黑人，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非洲之子”主要通过公开演说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来呼吁终结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在“非洲之子”的游说下，英国议会先后通过了“1788年奴隶法案”（主要是改善运奴船的条件）与“1807年奴隶贸易法案”（废除英国殖民地的奴隶贸易）。根据“1807年奴隶贸易法案”，英国海军开始在西非海岸拦截非法运奴船，打击奴隶贸易。



在英国，“非洲之子”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运动得到了贵格会（Quakers）和圣公会（Anglicans）等基督教组织的支持；而在美国，黑人卫理锡安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Zion Church）则成为最早的泛非主义运动的大本营。1796年，纽约卫理公会中的黑人信众因不堪忍受教会内部的歧视，决定脱离纽约卫理公会，成立独立的黑人卫理锡安会。黑人卫理锡安会积极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动员黑人行动起来反抗种族歧视。著名的黑人活动家与废奴主义者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就是黑人卫理锡安会的成员。由于黑人卫理锡安会对于废奴运动的贡献，它在黑人中间也被称为是“自由教会”（Freedom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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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对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之外，早期泛非主义者致力于推动的另一目标就是“重返非洲”（return to Africa）。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的事实使得早期的泛非主义者相信，黑人无法与白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黑人重返非洲，建立黑人主导的国家。在当时，英美两国的一些白人精英也认为将黑人遣返回非洲是一劳永逸解决各自国家种族冲突的最佳手段。于是，在18世纪末，在基督教会组织的支持下，早期泛非主义者发起了“重返非洲”运动。1789年，英国政府建立了塞拉利昂殖民地，主要是为了安置从英国来的自由黑人——这些黑人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代表英国人与美国作战。例如，1792年，皮特斯（Thomas Peters）就带领1000多名“忠诚于英国的黑人”（black loyalists）从加拿大前往塞拉利昂定居。在美国，泛非主义的先驱霍尔（Prince Hall）1787年在麻塞诸塞州议会上首先提出将黑人遣返回非洲。后来，贵格派信徒库菲（Paul Cuffee）在1815年将40名黑人安置在塞拉利昂。与英国政府直接“遣返黑人”的做法不同，在美国，与“遣返黑人”相关的事务主要是由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负责，美国政府只是提供必要的资金与协助。美国殖民协会成立于1816年，并于1821年建立了利比里亚殖民地，专门用于安置美国被解放的黑人。美国早期的泛非主义者积极参与“重返非洲”计划，例如，在美国殖民协会的支持下，德莱尼（Martin Delany）和特纳（Henry Turner）主教于1878年组织了256名黑人前往利比里亚定居。



相应地，“废奴运动”和“重返非洲运动”也是早期泛非主义思想家的主要关注重点。在19世纪，“废奴运动”中最著名的泛非主义者是沃克（David Walker）与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29年9月，沃克发表了著名的《戴维.沃克的呼吁》（David Walker’s Appeal）。在这本小册子中，沃克强烈抨击奴隶制、殖民主义以及对非洲人的制度性排斥、压迫和贬低。他呼吁所有的黑人要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白人的暴行。尤其是，在这篇战斗檄文中，沃克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非洲文明过去的辉煌，这使得他成为最早在文化意义上反抗奴隶制的泛非主义者之一。沃克的呼吁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色彩，这使得南方的很多奴隶主对他极为恐慌，一些南方州政府甚至以“煽动罪”对他提出指控。相比之下，道格拉斯更强调通过“合法的”方式终结奴隶制并未黑人争取平等权利。通过巡回演讲以及主办报刊，道格拉斯积极影响美国公共舆论，游说美国政界，最终推动了美国废除奴隶制以及赋予黑人平等政治权利等进步法案的出台。道格拉斯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副总统提名的黑人政治家。



在早期泛非主义思想家中，德拉尼（Martin Delany）、克莱梅尔（Alexander Crummell）与布莱登（Edward Blyden）均是“重返非洲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一方面，他们坚信，黑人无法与白人一起获得发展，提倡非洲裔美国人从美国分离，成立一个黑人国家；另一方面，他们都强调非洲裔美国人与非洲大陆的联系以及非洲裔美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共同点，这使得他们都认为非洲大陆是成立一个黑人国家的天然应许之地。克莱梅尔与布莱登最终从美国回到利比里亚定居。德拉尼参加了美国内战并成为联盟军队中第一位黑人军官。尽管他自己并没有“重返非洲”，但他最早提出了“非洲人的非洲”的口号，主张在非洲建立一个黑人国家并实现黑人自己的统治。因此，对于这些早期的泛非主义思想家而言，“重返非洲”至少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返回非洲大陆，以逃离美洲大陆的奴隶制与种族歧视；二是在非洲建立一个黑人国家，以实现黑人的自我统治。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19世纪西方人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的理论基石。如要反对殖民主义与种族压迫，则必然要反对其背后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无论是致力于“废奴运动”还是“重返非洲运动”，早期泛非主义思想家均将矛头指向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19世纪，西方国家出现了所谓的“种族科学”（race science），以论证殖民主义事业的“科学性”。1795年，德国医生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将人类划分为五大类，即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埃塞人种、美洲人种与马来人种，开启了“种族科学”的滥觞。“种族科学”的集大成者是法国人戈宾诺（Count de Gobineau），他在1853年发表了《人类种族的不平等》（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一书。在该书中，戈宾诺将人类分为三大种族，即黄色人种、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其中黑色人种是最低等的。他在书中写道：“黑色人种是最低等的，在人类的阶梯上位于最底层地位。黄色人种正好与黑色人种相反，不会做黑人中间司空见惯的那些过分的事情。白色种人有着反思的力量，充满智慧。”“在那些雅利安人不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民族中，也没有真正的文明......没有任何黑人种族能够创造出文明，只有当它与其他种族的人混合之后才可以创造文明......同样，黄种人中间也没有自发产生的文明。当雅利安人的血统耗尽，停滞就会到来”。



早期的泛非主义者对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猛烈抨击。19世纪发生的两件大事更是极大激发了早期泛非主义者的种族自豪感：一是1804年海地推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二是1896年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击败意大利，成功捍卫了自身的独立地位。沃克在《戴维·沃克的呼吁》一文中，已经提出了黑人历史上辉煌的文明，这使得他成为最早的泛非文化民族主义者之一。1868年，塞拉利昂人霍顿（James Horton）发表了《西非国家和民族、英国与土著：为非洲种族辩护》一书（We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s, British and Native: And a Vindication of the African Race）。在书中，霍顿抨击了当时认为黑人智力低下的种族主义观点，呼吁英国政府改革在西非的殖民统治。克莱梅尔等人直接反击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谬论，他们将非洲看作是一个全新的大陆，认为黑人是有能力、充满活力的种族，黑人有资格在文明的现代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



在反击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早期泛非主义者中的最杰出代表是布莱登。1893年，布莱登在塞拉利昂发表了题为“研究与种族”的演讲，正式提出“非洲个性”的概念，挑战当时甚嚣尘上的各种种族主义“科学理论”。例如，1863年，伦敦人类学会就将黑人看作是人类种族阶梯的最低等一类，认为那些任由别人奴役的黑人在精神上是“低劣的”。在布莱登看来，人类的每个种族虽都是平等的，但却都有自己的特质，每个种族都有着自己的个性与使命。布莱登认为，所谓的“非洲个性”囊括了非洲人的一系列特征，包括快乐、热爱自然、服务精神、简单而真诚的男子气、热爱生活以及追寻自由。布莱登尤其将非洲人的服务精神作为“非洲人个性”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他看来，非洲人的这种服务精神充满了温和、妥协、服从、耐心等特质。布莱登呼吁黑人中间产生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即非洲人要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感，因为正是这些文化赋予了非洲人的个性与认同。泛非主义各思想流派的哲学基础都可以追溯到布莱登的“非洲个性”概念。在抨击贬低黑人的种族主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布莱登进而提出了“黑人权力”（Black Power）的理念。1862年，布莱登出版了《利比里亚的礼物：演讲、布道及其他》（Liberia’s Offering: Addresses, Sermons, Etc.）。在书中，布莱登写道，“我们需要非洲人的权力，以形成我们种族伟大的中心，这样，我们的体力、经济和才智就可以汇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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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泛非主义具有如下一些突出特征：



第一，它与基督教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致力于废奴运动还是“重返非洲运动”，早期的泛非主义都与基督教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贵格会、圣公会以及黑人卫理锡安会等教会组织推动了英美两国废奴运动的深入，而拥有深厚教会背景的“美国殖民协会”直接负责组织美国黑人“重返非洲运动”。此外，早期的泛非主义思想家大都与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沃克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德莱尼和霍顿都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克莱梅尔和布莱登都曾做过牧师。早期泛非主义与基督教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基督教自身的一些特质有关。自其诞生以来，基督教就一直是“弱者的宗教”，它所倡导的平等精神就成为海外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精神武器。面对教会内部的种族歧视，19世纪的黑人基督教徒首先行动起来，发起了建立黑人独立教会运动，亦即“埃塞俄比亚运动”（Ethiopian Movement）。这是因为《圣经》赞美诗中有一句诗句，“王子们将出埃及，埃塞俄比亚很快就会向上帝招手”。黑人教会也因此成为早期泛非主义运动的大本营。



第二，它主要由海外非洲人所主导。如前所述，泛非主义兴起于海外非洲人中间。在泛非主义的早期阶段，我们能够看出明显的海外非洲人主导的特征。早期的泛非主义思想家大都出生和居住在海外，仅有霍顿、克莱梅尔和布莱登有过在非洲大陆的生活经历。其中，霍顿出生在塞拉利昂，在英国接受医学教育后，他被派往英国冈比亚殖民地担任了三年军医，此后回到塞拉利昂，一直到1883年去世。布莱登和克莱梅尔出生在海外，后来均参与“重返非洲运动”而在利比里亚定居，但克莱梅尔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又重新返回美国。除了霍顿外，几乎没有本土非洲人参与早期的泛非主义运动。海外非洲人的主导地位也体现在早期泛非主义运动的目标上。无论是废奴运动还是“重返非洲运动”，均反映了海外非洲人当时的斗争目标，而非洲大陆本身的解放并未成为早期泛非主义者的关注重点。不仅如此，早期泛非主义者甚至认为，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殖民主义有其“正当性”。例如，尽管霍顿认为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西非已经出现了真正的政府和民族独立，但是他认为非洲本土的政治制度是“暴力与野蛮的”。相反，他认为，英国文明对于非洲和非洲人都有着潜在的好处，代表了非洲人实现政治与社会解放的路径。



第三，它代表了黑人种族的集体斗争。换言之，早期的泛非主义者通过“种族”这个棱镜来审视黑人的困境以及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的泛非主义者是借用西方的种族概念来反对西方的种族主义。早期的泛非主义者认为他们都属于“黑人”种族。这种想法与19世纪欧美的种族论相一致，后者认为人类被分为不同的种族，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身体和文化特征。例如，在《基督教、伊斯兰与黑人种族》一书中，布莱登明确指出，“所有哲学家研究的结论中，没有一个比这个结论更明确的了，即人类的每个种族都有着特定的特征和特定的任务”。同样，克莱梅尔也认为，非洲种族有着其自身特定的属性，它的命运是由上帝给定的；非洲人应当行动起来，将其现在面临的低劣地位转变为“上帝允诺给非洲人的高级的显赫地位”。因此，早期的泛非主义者将非洲看作是一个种族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他们选择以西方人提出的种族概念来反对西方人的种族主义。同时，这也意味着，北非的阿拉伯人并不被包含在早期泛非主义者的关注范围之内。



第四，早期的泛非主义体现出对于非洲的矛盾态度。如前所述，早期的泛非主义者将非洲看作是黑人种族的发源地，强调海外黑人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天然联系，认为非洲大陆是实现黑人种族自由的“应允之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将非洲的过去“香格里拉化”，将非洲想象为没有奴隶制和种族压迫的自由大陆。但是，另一方面，早期的泛非主义者却几乎从不掩饰他们对非洲本土文化的蔑视。如前所述，霍顿将非洲本土的政治制度看作是“暴力与野蛮的”，而无论是克莱梅尔、布莱登还是德莱尼，都认为海外非洲人承担着教化本土非洲人的重任，这也是他们支持“重返非洲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克莱梅尔明确指出，使非洲黑人皈依基督教是美洲的“自由的有色人”的义务。正因如此，早期泛非主义者大都不反对欧洲国家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因为这有利于对非洲人的“文明教化”。这使得早期泛非主义者对非洲本土民众的态度产生了某种“两面性”：一方面，非洲本土民众与海外非洲人之间存在着血缘联系，二者同属“黑人种族”，面临着摆脱种族主义和种族压迫的共同任务，因此，非洲本土民众是海外非洲人应当联合的对象；另一方面，海外非洲人又认为非洲本土民众是“愚昧、落后、野蛮的”，没有经历西方文明的洗礼，因为应当是“被教化、被改造”的对象。



早期的泛非主义内部已经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分歧。首先是目标方面的分歧。如前所述，早期的泛非主义的目标主要体现为废奴运动与“重返非洲运动”，但早期泛非主义者在这两大目标之间却存在不同的选择。具体言之，道格拉斯、沃克等人的目标是实现黑人在美国的平等权利，而德拉尼、克莱梅尔与布莱登却坚持“重返非洲”，认为黑人只有在非洲才能实现自身平等自由的发展。另一个分歧涉及到对于“黑人种族”的理解。尽管早期的泛非主义者均致力于为“黑人种族”代言，但对于谁可以被纳入“黑人种族”却并无一致的理解。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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