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莹莹：威权主义（下）| 威权主义专题系列二•《政治通

sunwinism

潘莹莹：威权主义（下）| 威权主义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5年02月25日 10:00 北京
图片
点击上方，关注“北大政治学”微信订阅号



图片


编者按：威权主义，指的是一种推崇权威、国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首要作用，把秩序置于社会政治运行首位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威权主义已经逐渐被看作是政治世界中一种常态化的、长期存在并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形态，对威权国家的研究也已经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从威权主义的相关概念、社会心理和政治理念、国家治理运行、相关研究变化，以及威权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新发展这五个角度入手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展开论述，并在最后进行总结和讨论。



威权主义（下）



潘莹莹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一、作为一种研究潮流的威权主义



从威权主义这一概念诞生伊始，威权政体就被看作是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所以威权政权的民主化转向一度被认为是威权政权的必然归宿。起初针对威权主义的研究，学者们大都以第一波民主化国家为样本，基于稳定的民主国家发展经验，来研究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帮助这些作为过渡形式的威权政体的实现民主化，所以在早期的现代化理论看来，只要实现了经济社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一）威权主义的民主化研究



1. 现代化理论



既然威权主义国家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新兴民族国家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所以现代化理论者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可以使得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变化，威权政权的民主化也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作为最早系统阐述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李普赛特（Lipset）通过将不同国家按照民主程度进行分类，并与其在财富、工业化程度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相联系，得出了经济现代化是支撑民主的必要条件的结论。



图片
李普赛特



但是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经济发展带来收入不平等的严重化不能得到解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不能促进威权政府的政治民主化，反而会使得保守派更加倾向于维持现存政权，这是因为如果收入比较平等，国家民主化之后社会上层的利益损失相对而言较小，所以不会强烈抵制民主化。而在此之后，阿西莫格鲁（Acemoglu）等学者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并结合英国、阿根廷、新加坡、南非这几个国家的案例指出，收入差距与威权政权的民主化之间是一个倒“U”的关系，而非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收入非常平等的情况下，精英不需要为民主化付出过多的代价，而在收入非常不平等的情况下，民众不满造成的示威、骚乱甚至是革命也会促使政权的民主化转向。



图片
阿西莫格鲁



2. 精英选择



20世纪60、70年代像苏联这样经济发展但没有带来民主转化的现实，成为了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基础，且在一些国家伴随经济发展出现了专制的回潮。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威权政权是否会发生变化，发生转变后是走向民主还是以另一种威权政府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是取决于精英选择而非外在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就是说，需要将精英做出的选择看作是政治过程的核心因素。罗斯托（Rustow）强调“人民不能作出决定，直到有人决定谁是人民”，并将整个政治转变过程分为新旧精英发生冲突的“准备阶段”、政治精英作出决定的“决定阶段”和被动政治力量逐渐接受的“适应阶段”，而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裂痕比经济发展更有可能带来威权统治的民主化转型。林茨等则通过对南欧、南美等15个国家进行的案例研究指出，在民主转型和巩固中社会中的精英人士和体制内重要角色所发挥的作用要比经济发展趋势更重要。



3. 政治制度



随着制度主义的兴起，研究者意识到精英其实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结构中做出政治选择的，威权国家自身的制度类型同样是影响民主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从政体类型的分类来看，威权政权自一开始就被看作是极权国家向民主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但一个威权政权的崩溃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转型的开始，结果往往可能仅仅是另一个威权政权的建立。相关研究统计，从1972年到2003年，在发生政治转变的威权政权中77%的结果是导致了另一个威权政权的产生，只有23%的国家进入了民主政权行列。而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则是因为威权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复杂类型的概念，其本身的异质化程度很高，不同类型的威权政权发生政治转变之后的结果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中君主制倾向于从纯粹的君主威权转变为高度限制的选举君主威权；纯碎一党制的威权国家则有相同的概率过渡到主导的多党制、非主导多党制和军事政权；军事政权最常向有限多党制过渡，其中“军事-一党制”政权最常向纯粹的军事政权过渡，而“军事-多党制”则更有可能向民主过渡；有限多党威权主义的过渡则更有可能导向民主政权。



（二）威权主义研究的困境与调整：稳定的威权主义



从以上对有关威权政权的民主化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到，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分别从经济社会、精英选择等各个方面试图寻找促进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的条件，但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充分条件能够保证这一政治转型的发生。而现实中的政治情形却是越来越多的威权政权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具有韧性，而这也逐渐成为了威权主义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历史的终结”没有发生，反而是一些威权国家逐渐在政治实践中，通过制度设计达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稳定的威权主义，所以在此之后对威权主义的研究都集中在威权主义为什么能够实现稳定统治，其政体韧性是如何而来。进入21世纪以来“形容词+威权主义”开始成为威权研究的潮流，越来越多学者们开始着重关注威权政体的韧性和持久性，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威权主义的持久化作出解释，并迅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



1. 资源禀赋论



前文已经有提到，很多威权国家没有按照民主转型的现代化理论一样随着经济发展实现政体转型从专制走向民主，反而是进一步稳固了威权统治的，事实证明经济增长与威权国家民主转型之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关系。而掌握大量自然资源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也有有可能成为“资源诅咒”，成为禁锢威权国家民主化转型的枷锁。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罗斯（Ross）通过对中东石油国家的研究，指出作为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储藏对威权政权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石油资源之所以发挥了这种作用的基础是因为这些北非和中东的威权国家是一种“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出售石油带来的外汇。亨廷顿也认为，在这样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中东国家，官僚政府拥有更多的力量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并进一步巩固威权统治。



有三种解释机制可以用来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是“食利者”效应，政府可以将出口石油带来的外汇用来减轻社会不满。这是因为当政府从石油出口中获得了足够的财政收入之后就会减少或者不对国内民众的征税，反过来民众也不会要求政府要对社会负责；与此同时，政府也拥有了足够丰富的资源用来收买政治联盟，来降低潜在的民主化压力；此外，拥有足够石油出口收入的政府也被认为拥有足够资源来阻止独立的社会群体产生，既无法产生中产阶级，也无法形成足够的社会资本，打破了民主化发生的重要条件。



二是镇压效应。充足的政府收入，同样使得威权统治者拥有了足够的资源来培养足够庞大和专业的军事武装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来作为镇压国内反动力的武器，避免来自国家内部的威胁，二来可以有效地在面对区域内由于资源或者是种族产生冲突之时对政权稳定带来的威胁。



三是现代化影响。因为国家的经济主要依赖于简单的石油出口，尤其是在那些比较贫穷的威权国家，大大抑制了现代工业的发展，社会无法形成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分工，不利于现代高等教育在整个社会中的发展和扩张，而更多的人在传统工业和服务业中工作的人，一般来说很难推动国家的民主化。同时，通过跨国的比较政治分析，罗斯的实证结果表明，丰富的石油资源对中东威权国家民主化的这种阻碍效应在世界上的其他资源丰富国家同样显著。



2. 制度主义视角



（1）“民主化”的威权主义



以熊彼特（Schumpet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成员或行政长官是区分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但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很多威权主义国家实现了在进行政治选举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威权主义统治，形成了一种“民主化”的威权主义。之所以给“民主化”三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这里所指的民主化并不是实质意义上威权政权的民主化，而是指的威权国家在形式上像民主国家一样成立立法机构，进行选举，但又不是真正公开、自由和竞争的选举，所以学者也将之成为虚假民主、选举威权主义。威权国家用这种名义上的民主制度用以达到维持威权统治的目的。而采用一系列名义上的民主制度实现这样效果主要是通过传递信号、获取信息、利益分配、提供可信赖承诺和进行监控这五种机制所实现的。



图片
熊彼特



威权国家采取一些民主制度可以以独裁者的压倒性胜利来“恐吓”异议分子，让政权的反对者看到现有政权的强大和反对的徒劳，从而实现维持威权政权稳定的目标。这是因为，为了保证胜利威权政府需要在选举中用收买、恐吓、威胁或胁迫的方式让选民支持自己，而这样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可以向反对者展示自身的强大，而事实上平均来看那些操纵选举的的政党和领导人确实执政时间更长，定期选举的威权国家比那些不进行选举的威权国家能够持续更长时间。例如在墨西哥，革命党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复杂的组织网络来在选举年动员选民，以实现维持自身执政地位的目的。



开设议会和进行多党选举，可以对社会不满进行识别和管理。因为选举行为和议会政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选民和议员会向政府提出或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威权统治者便可以利用这些信息，通过回应社会需求的方式来稳定政权。比如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当对增加那些有可能投票给反对党地区的公共财政支持以获得这一地区选民的支持，从而增加自身执政的稳定性。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立法机构同样是威权国家向公民做出妥协的最佳场域，立法机构可以将社会的不满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避免了公众将自己的不满以一种公开地抵抗行动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威权国家下的立法机构成为来消减社会不满情绪爆发的“减压阀”，事实上拥有立法机构的威权国家确实也表现出了更好的政策制定能力。



威权政权通过名义上的选举，使得政权与政治精英和公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庇护关系。威权国家中的执政党通过为党员提供工作、关系和其他方面的机会，可以使成员和党派之间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来增加其对现有政权的支持度。比如在约旦，因为国家在财政资源和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性地位，立法选举变成为了威权政权与政治精英和公民之间形成庇护关系的公开渠道，在选举中选民在投票时考虑更多的也是候选人的私人关系而非其政治主张。而且得到“利益分配”的政治精英对当下政权的忠诚度也会出于失去既得利益而大大提高，增加了威权政权的稳定性，此外通过设立表面上的民主制度，威权政府向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提供了一种可信的承诺，有利于维护政权。同时因为立法机构限制了独裁者征收国内投资的能力，向潜在的投资者传递了积极的信号，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投资，进一步增强了威权国家的国家能力。



监控对威权政权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而通过设立的民主机构和部门，可以增加独裁领导和高层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在不民主的制度下实现政治精英对独裁者的监督。上层政治精英对独裁者的监督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独裁者做出破坏政权稳定性的行动，而独裁者也可以通过民主机构所带来的表明透明化增强政治精英对政权的忠诚，增加普通民众中的政治合法性。而在立法机构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治精英可以在正式政治角色的行动者实现有效地互相监督。



（2）政权类型



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一党主导的威权政权对威权主义的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在之前有关威权主义分类的论述中曾提到，格迪斯在对个人专政、军事专政和一党主导的分析中曾指出，一党专政比其他威权政权类型更不可能被瓦解和民主化，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威权国家，一党主导的威权政权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来自社会民众的反对更能维持原有的稳定。相关实证报告也指出，一党独大的威权领导人比其他类型的威权领导人的在位时间要更长。所以这种一党主导的政治体制逐渐被认为对威权政权的韧性有着重要意义，可以大大提高威权统治的稳定性。



什沃利克（Svolik）认为一党主导威权政权的稳定性是来自于威权主义政党的三个组织特征：对政治服务和利益进行等级分配、通过任命的政治控制进行选择性的任用招聘和利用个体的职业追求，尽可能地建立一个和政权存亡息息相关的持久利益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受欢迎的人群。而凭借这样组织方式，威权政府实现了两大政治效果：一是基于直接的政党控制，二是以政党为基础的政治合作。



直接的政党控制指的是对政党成员政治服务成果的直接控制。威权主义政党凭借对党员的直接控制可以实现收集情报、维持社会稳定、监测政党政权的政治纪律、选举动员、恐吓、欺诈等种种有利于威权统治维持手段的实施，而这些在帮助威权主义政权生存之外还通过党员实现了对国家机构、党外成员的控制。形成了整个政党内部的政治合作利益共同体。凭借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性掌控，威权国家的执政党可以利用现有的党员或未来党员的职业抱负建立紧密的利益关系，并以此实现政权的长久化，所以对于主导政党，需要尽可能地掌握国家内更多的资源，通过与精英进行合作而非镇压的方式实现政权的延续。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更鼓励精英投资现有的政权而不是选择颠覆政权的政治激励，从而实现了精英和政权之间的联盟，使政党成员用政治忠诚来换取在现有政权延续中继续享有既得利益。



可以看到，一党主导的威权主义与个人和军事专政的威权统治之间有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那就是在一党制的威权国家下，政治权力并不是排他性的垄断在特定个人之中，而是掌握在具有相当开放性的政党之中，社会精英可以通过加入主导党从而接近和获得权力，并享受政治统治的利益。而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增强主导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控制能力，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吸引社会精英的加入继续维护现有的威权统治。



（3）政权起源论



用形式民主制度和威权主义的类型来对威权主义的稳定性进行解释，是一种制度主义的视角。逐渐有学者指出，强大的执政党只是稳定威权主义的表现，而非其稳定的来源，威权国家所表现出的稳定性应该从其政权产生的基础来寻找根源，研究发现具有这样韧性的威权国家大都是建立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那些稳定的威权国家强有力的政党制度是在其产生阶段社会革命发展本身的产物，而不是统治阶段能够度过危机的原因，同时这也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革命型威权主义或革命型独裁（revolutionary autocracy）。



基于对1900年到2015年的威权国家分析，拉切佩尔（Lachapelle）等学者指出，对威权主义的韧性应该从政体的内生性因素，政权建立的基础出发来进行解释。那些建立在社会革命之上的政体格外持久，这里的社会革命沿用的思考切波的定义，指的是自下而上地通过群众动员的方式引发现有国家垮台，从而导致了激烈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崩溃的革命。所以从这样的残酷的环境中诞生的革命型威权主义在面对外部危机、糟糕的经济表现和大规模的政策失败的同时，仍然可以维持政权统治。至于稳定的威权政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执政党是这样社会革命发展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使得威权政权度过危机的原因。



革命型威权主义的产生是以革命精英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为基础的。革命精英在努力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时必然会面对强大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政治抵抗，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内战争或国外战争。成功存活下来的威权政权都是在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获胜的一方，这样的革命经历就为之后的威权统治留存下来了四个方面重要的遗产：



一是具有高凝聚力的统治精英。反革命冲突的残酷性和激烈性催生了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精英阶层，在往往是持续十几年的社会革命中，由于面对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强大敌人，整个革命精英中会产生一种被包围的心态，而这种心理氛围是对团体凝聚力的强有力激励。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精英的叛逃会被认为是叛国，背叛的代价很高，所以哪怕是在政权建立之后，在面对政权的生存威胁时，政治精英仍然会凝聚在一起共同一致对外。



二是形成了一支忠诚的军队。在革命期间原有国家机构的瘫痪和崩溃以及政治斗争的需求，迫使大多数领导人选择从零开始建立新的强制性机构。所以在革命型威权国家，军队常常与执政党是融合在一起的，由参与解放斗争的干部负责指挥和命令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的工作，军事官员、政府官员和政党领袖三者之间的重合性十分之高，典型的国家便是古巴。这种政治和军队融合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军队对现有政权的忠诚度，避免了很多威权国家出现的军事政变。



三是形成了一整套和政治精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强有力的强制组织，大大提高了政权的镇压能力。建立在革命基础上威权政府本身就是通过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方式得以建立，所以在政权建立之后，革命型威权国家格外重视通过建立强制组织用监视、骚扰和常规拘留的方法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十分系统的、低强度的胁迫，从而来抑制潜在集体的反政府动员连结的形成，将社会中可能形成的反政府行为和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四是在革命过程中新的政权摧毁了社会中潜在的可能性敌对组织和权力中心并代之以国家和政党控制的大众组织，用削弱潜在的对抗中心的方法增强了威权政体的韧性。现代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最为重要的就是实现对社会权力中心的替代，而政治军事冲突则为革命精英提供了摧毁敌对政治组织的正当理由和手段，所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威权政府在拥有极高专制性权力的同时也拥有着极高的基础性能力，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精英叛逃、军事接管和大规模抗议的影响被认为是威权主义崩溃的三大根源，而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威权主义凭借政权建立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凝聚力的精英群体、高度忠诚的武装力量和强大的社会镇压能力有效维护现有的威权统治。



（4）意识形态创新论



镇压和收买被看作是威权主义政府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但是仅仅依靠镇压和对统治精英的收买代价十分高昂，且始终拥有被背叛的可能性。所以通过寻求政权的合法化这种“廉价”的手段对保持威权主义的弹性十分重要。政权的合法化过程是一个“获得支持”的过程，寻求那些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人群的主动同意、遵守规则、被动的服从或仅仅是容忍“政权和公民交换政治支持以减少镇压”，这种交换政权不容易受到阴谋、军事政变和暴力叛乱的影响，并减少了对公民的压迫程度。寻求政权合法化有六种话语：神话、意识形态、程序、绩效、和国际参与带来的规范义务感，通过教科书、电影、连续剧和日常生活中，将威权主义政党的政治话语、意识形态和行动神圣化。而其中意识形态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传统的威权理论中，意识形态领域的薄弱被看作是威权主义政府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随着威权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常态化，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一些威权国家政权韧性的提高正是因为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



基于波兰的案例，埃涅迪（Enyedi）认为威权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对威权国家的韧性提升的重要意义包括：通过意识形态实现专制主义者中的续性培养和激发革命者采取冒险和侵略性的行为。20世纪90年代，威权主义的领导通常表现为未完成的政权更迭和民族主义的国家创建项目的结合，威权主义行动者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出现了许多创新。这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培养受害者心态，运用后殖民框架，将民族自信和对西方的怨恨相结合，实现自信与自卑的奇妙结合。通过对外国侵略者的强调，来塑造一种“烈士国家”的形象；（2）将仇恨邻国的民族主义转变为文明主义的反移民情绪；（3）公民社会的合法性和对强大国家的信仰；（4）阴谋论的适应性；（5）民族主义建制派；（6）基督教政治身份的复活。



而意识形态中民粹主义话语，尤其是“necropolitic”的兴起则大大促进了东欧威权主义的兴起和稳定。这种政治话语中崇尚的是公民为国家而死，并致力于将死亡去政治化和积极化。这一含义也进一步扩展到一系列照顾死者的实践，通过对死者的积极叙事、埋葬和哀悼仪式用作构建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当权者可以通过控制着围绕死亡新闻的叙事，以维持对有关于死亡的话语霸权，将死亡去政治化，以消除发生致死事件后来自反对者的风险，将死亡常态化，并内化为某些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地位公民的固有特征，并使用宗教/民族主义的理由来为军事伤亡辩护。这一特征在土耳其表现地尤为明显，通过此种方式土耳其实现了国家镇压，合法化和社会精英群体的能力的增强，进一步增强了威权政治的稳定性。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殉道故事都是殉道的重要范例，都是“政治行动的最有力工具和政治斗争中使用的有力武器”之一，目的是“为民族主义和宗教斗争创造和维持民众的支持”，殉道者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使外部的敌人失去合法性，另一方面巩固了殉教者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各国政府之所以将烈士墓地或烈士纪念碑强加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是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通勤都要经过这些地方，这些纪念碑和空间就形成了一个“墓地政治空间”，而通过这个过程中，统治者公开的“杀戮权”就变成了隐蔽的“鼓励死亡”。威权主义当权者通过利用这种民粹主义话语方式，实现了对威权统治的进一步维护。



（三）民主“凝视”下的威权主义研究



从以上关于威权主义研究的转向可以看到，随着威权主义表现出的了强大韧性和稳定性，威权主义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种政权的过渡形态，威权和民主二者之间也成为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比关系，威权政权的“进”，便是民主的“退”。所以在致力于实现推进民主制度的世界范围的民主化研究者和倡导者来看来威权主义已经是当下民主制度十分重要的威胁，威权主义不仅仅是世界进一步民主化的障碍，甚至会带来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回潮。比如作为以促进自由民主在为己任的著名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其2021年的报告标题为《扩张中的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s on Offense”），而在20年前，自由之家的报告还对世界民主的进展充满信心。

从《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的研究也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一现象。从1990年创刊到现如今《民主杂志》已经刊出130期，其刊出的关于威权主义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了两大特点。



图片
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一是对威权主义民主化的未来，即威权主义是否最终会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倾向了一个由乐观到悲观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认为民主是威权主义的必然归宿；二是从数量上来看，威权主义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了明显的增长趋势，从图三的笔者整理的在民主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威权主义相关研究的数量变化趋势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虽然不同年份之间波动很大，但在关于威权主义的研究在2000年之后明显增加，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相关研究数量迅速上升。作为政治立场十分鲜明的期刊，从《民主杂志》上关于威权主义研究这种变化趋势可以看到，在“民主”凝视之下的威权主义研究，无论其研究问题、研究对象为何，本质上始终隐含着民主与威权不可调和，民主政体优于威权政体的价值判断，而作为民主的“竞争对手”，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再加上现实中威权主义的一些新变体和新发展也正在不断刷新对威权主义的现有认知。



图片
图1 《民主杂志》威权主义相关研究数量变化（1990-2021） 来源：作者自制。



二、威权主义的新发展与研究评述



（一）威权主义的新发展



随着政治实践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咨询式威权主义（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和协商式威权主义（deliberative authoritarianism）的出现挑战了关于威权统治是一种非民主治理的理念。传统的威权主义属于命令式的，在此种情形下公民处于一个被动的服从角色，在咨询式的威权主义中公民的意见和诉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政策制定者所吸纳，在协商式的威权主义下公民的投入在甚至一定程度可以决定最终的政策结果。公民影响力和参与程度从命令式威权主义（command authoritarianism）、咨询式威权主义和协商式威权主义依次增高。而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则是在信息技术时代的威权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咨询式威权主义和协商式威权主义之间有一定类似之处，都指的是在传统威权主义中增加了与公众交流沟通，产生了类似于民主政体的回应性，而在后者中公民在沟通中拥有比前者中更多的主动性。具体来看，咨询式的威权统治是通过引入一系列限制性的参与渠道来避免更广泛的政治变革，事实上这也确实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威权统治关系下存在的一些困境。首先是，通过直接征求政策制定对象的意见可以更有效地收集该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有利于政治制定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其次是，这样的沟通方式可以显著地提高那些对政府预期较低公民对政府的评价。但是这种方式同样会不断增加公民对政府的其他需求，公民会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有限的参与。



协商式威权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何包钢提出，在这种协商式的威权主义之下公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相比于咨询式威权主义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并且可以有效地增强政权在公民中的认同感，顺应了当下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事物社会化参与的潮流，某种意义上走在了更高程度民主化实践的前沿。在协商式威权主义之下，公民参与渠道被设计出来增进政策制定和提高政体回应性的感知，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让权力拥有者用沟通的方式来收集政策目标对象偏好进入决策制定的过程。这一概念不仅仅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挑战，而且也进一步为现如今的民主理论、比较政治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讨论空间。但同时也有批评指出，这种协商式威权主义仅仅是一种政治表演，其本质仍然与民主相去甚远，是一种“没有民主的参与”。但事实上，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形式，哪怕是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协商也会流于形式，成为装点门面的工具。



监控性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国家与信息技术的联结已经成为了重要特征。互联网刚刚出现之时一度被看作是促进威权国家进行民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这是因为通过互联网公众能够获得更多信息，并借由网络平台实现相互连结，甚至动员反抗行动。但随着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开展，研究表明互联网本身不能决定政治变革的方向，其在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国家和社会行动者共同政治行动的结果，当社会行动者在学着利用互联网进行争取民主自由都做之时，威权政府也在学着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来维持政权的稳定性。

在新技术的助力下，国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监控能力，而这种监控能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现代政治机会结构。而对威权国家来说，信息技术对国家监控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数字威权主义便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概念。信息技术大大则提高了威权国家监控能力的上限，并利用现代科技的发展进步克服了一些在传统威权主义中无法突破的一些困境。



首先就政治体制内部而言，信息技术可以帮助统治者增强对政治代理人的控制。在传统的威权理论中，威权主义这种统治关系下的“委托-代理”监管难题和统治联盟之内的腐败问题被看作是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难以克服的难题。但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威权国家领导人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增强政治统治中的权力分享者和代理人的控制，以尽可能减少政治权力为私人所滥用。在政策执行中也可以通过用数字技术手段的监控和检查进一步减少出现的扭曲和偏离现象，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激励威权主义统治者和支持者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前进。此外，通过将社交媒体作为补充的信息源还可以帮助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并根据社会情绪来对报道的数量进行平衡。



其次是对社会舆论和活动监控的增强。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对公众的政治行为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交媒体上的推荐算法，以及关于特定问题的搜索结果排序可以显著地影响公众获取地政治信息，并进而影响了公众地实际行动。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对社会的监控，可以缓解中央政府的信息匮乏，并根据舆情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可以发现可能出现的集体行动，并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政府可以通过设置跨境安全网关的方式来对互联网上的内容进行过滤筛选，并通过信息操纵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稳定，比如在乌干达，政府会通过采用“社交媒体税”来增加普通人获得社交媒体信息的成本。此外在实践中，监控型统治还以进一步通过舆论引导的方式对民众的政治理念进行引导。正是在凭借信息技术带来的内部和外部监控能力提升，数字威权主义这种形式的统治获得更多的稳定性。



（二）研究评述



对威权主义理论及相关研究的介绍与总结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威权主义的道德评价都是负面的。这是因为站在现代民主政体所建立的逻辑上来看威权政权的统治是一种未经同意的统治，在政权合法性上天然地弱于民主政体，威权领导人也更容易凭借自己的专制性权力做出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但事实上政治领导方式和政治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在一些任务简单和缺乏资源的情境下威权领导反而更有利于任务的有效完成和目标的顺利实现。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对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治稳定而不是特定的政治体制，奥尔森（Olson）的研究同样表明，政治稳定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太过于剧烈的政治变化会给经济带来高昂的成本，战争和政变会给政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而对于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来说，政治权力也许是进行现代化建设最所能利用的主要资源，实施威权统治对他们来说既是必要的，甚至也是唯一可能的路径。



并且正如社会心理研究所表明的，威权主义心理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作为由一套独特实践构成的领导方式，它只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或增加或减少，但并不会消失。当人们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之下，感到脆弱时，本能地就会倾向于表达威权主义特征，导致人们去寻求威权主义领导和政治系统的保护。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或领导方式，它会出现在一些家长和孩子之间，会出现在企业的老板和员工之间，威权国家只是这种领导关系的政权化体现。但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威权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本身已经成为了不可饶恕的“原罪”，但事实上，哪怕是在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也已经出现了威权民粹主义的潮流，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的特朗普（Trump）担任总统和英国脱欧（Brexit），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甚至已经在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许多选票和议会，进入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所以逐渐有学者主张，将威权主义看作是一系列特定的实践制度安排而非特定国家，只不过这种权力关系会随着环境条件和人们心理的变化而附着在不同组织之上。



正如戴蒙德指出的现如今很多威权政体实质上是一种混合政体，对这样的国家而言不应该也不能直接将威权与专制直接画上等号。研究也表明，这样采用了一定民主制度的国家在维护了现有威权统治之外，在一些政策领域和民主国家一样具有对社会的回应性。最重要的是，政权本身的组织形式不是目的，让政治权力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让政治权力致力于促进公民福利的提高，让政治权力更好地保障个人的权利，让政治权力为社会公平正义服务，才是政治的目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对政体进行分类时，正宗政体和变态之间的区分不在于统治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占据公共职位的统治者是为了促进公共的利益还是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为自己牟取私利，高治理水平的威权国家新加坡在保障公民权益上无疑绝对是优于低治理水平的民主国家阿富汗。当然民主仍然是对一个国家政治进行评价的重要标准，但绝不是唯一评价指标，更何况在一些紧急和危急情形下威权领导方式对人类社会来说确实是必需的。



但是现有关于威权主义的研究，无论是早先关于威权政体如何向民主政体转向的研究还是对威权政体为什么能够表现出强大“韧性”的研究，都隐含了一种否定性的价值预设。虽然也有一部分研究对一些威权国家所表现出的政治绩效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但主流的结论仍然认为威权政治在制度上的不可克服性缺陷使其通过这种领导方式所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并最终会陷入绩效困境之中。但如果抛开政权组织方式而言，威权领导方式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特定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特定领域或事务采用威权主义的领导方式与民主国家的建构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威权政治所带来的新变化还远没有到达终点，由强大信息技术所包裹的现代威权主义会走向何处仍是一个未知数。威权国家是否能够凭借新兴技术克服传统威权主义所无法摆脱的困境，从逻辑上和实践中驳回以往对于威权主义的攻讦，甚至是否会对这一政治统治形式是否会产生本质性的改变也未可知。现如今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致力于技术要素对威权主义国家影响的研究，但毫无疑问的是，赛博时代下威权国家的任何变化以及发展仍将是未来威权主义研究的重要知识增长点。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