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丽：尼赫鲁（上） | 尼赫鲁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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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丽：尼赫鲁（上） | 尼赫鲁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4年12月24日 12:0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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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其政治生涯和治国理念对于印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印度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尼赫鲁被称为印度这艘船的“舵手”。本文在介绍尼赫鲁生平的基础上，深度分析了其对印度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尼赫鲁主义的深刻内涵，并展现了尼赫鲁与甘地的合作与分歧及其外交政策，有利于读者较为全面了解这一重要的政治人物。



尼赫鲁（上）



金永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年-1964年）是印度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称为新生印度这艘航船的“舵手”。他出生于1889年，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05年15岁赴英国留学，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接受欧美的自由民主思想。1912年学成归国。回国后不久就投身民族独立运动，在甘地的支持下1928年成为印度国大党主席，逐渐成长为印度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中，他年轻有为、众望所归，曾第一个提出印度“完全独立”的纲领，并多次当选国大党主席。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历程中，他九次被捕，在监狱中度过了九个春秋。1947年印度独立后他担任共和国总理17年，直至1964年5月去世，为印度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促进了印度国内经济发展，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尼赫鲁为印度的民族独立事业和国家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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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



一、生平



尼赫鲁出身于印度的名门望族，祖籍克什米尔，属婆罗门高级种姓。他的家族在印度近现代史上声名显赫，人才辈出。其先祖们曾在莫卧儿王朝担任高官，他的父亲是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做过印度国大党主席，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亦先后担任过印度政府总理，其外孙媳妇索尼娅·甘地和重外孙拉胡尔·甘地均曾担任过或正在担任百年老党印度国大党主席。



尼赫鲁家族原本姓考尔，其先祖拉杰·考尔是克什米尔地区有名的梵文和波斯文学者。1716年，莫卧儿王朝皇帝法鲁克·西耶尔巡视克什米尔时，召见了考尔，对他的才华倍加赞赏和垂青，故召他进宫做官。当年，考尔举家迁往都城德里，在朝廷做了大官。皇帝赏赐给他的封地和房子位于运河岸边。“运河”一词在乌尔都文中意为“Nahar”，“尼赫鲁”就是由“运河”一词转化而来的。拉杰·考尔为了感谢皇帝的恩赐，便把“尼赫鲁”这个词加在自己姓氏的后面，变成了复姓“考尔·尼赫鲁”，意思是“运河边上的考尔家族”。到了后来，“考尔”弃之不用，“尼赫鲁”便成为这个家族的姓氏。



尼赫鲁的父亲名为莫蒂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1861年5月6日生于亚格拉市。他是一个遗腹子，其父去世3个月后他才降生，自幼靠兄长抚养成人。他有两个哥哥，大哥班西达尔，在英属印度政府司法部任职，被派到外地工作，很少与家庭来往；二哥南达拉尔，起初在拉贾斯坦的一个土邦当首相，后在亚格拉高等法院任律师。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二哥南达拉尔的肩上。后来，当二哥随高等法院自亚格拉迁往阿拉哈巴德市的时候，全家也随之迁至阿拉哈巴德市，并在此落户。



尼赫鲁的父亲莫蒂拉尔长大之后，使这个家族再一次拥有名门望族的地位。莫蒂拉尔年少时学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表现出不凡的天资，深得师长器重。后来到坎普尔教会中学读书，英文成绩很出色。中学毕业后，他便进入有“东方的牛津”之称的阿拉哈巴德大学攻读法律。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便去参加省高等法院的律师资格考试，结果名列榜首，从此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很快便成了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最出名的律师。1900年，莫蒂拉尔花巨资买下了阿拉哈巴德城最大、最豪华的官邸——阿南德宫，亦称“欢喜宫”。



尼赫鲁1889年11月14日，出生于印度北方邦的阿拉哈巴德市。尼赫鲁是家中独子，有两个妹妹。父亲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唯一的儿子身上，给他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叫“贾瓦哈拉尔”。“贾瓦哈”，意为宝石；“拉尔”，意为红色；“贾瓦哈拉尔”的意思就是红宝石。小时候贾瓦哈拉尔由英国保姆看护，没有读过小学。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完全按照当时印度高贵家族教育子女的方式培养他，先是聘请家庭教师，后送其出国留学。在尼赫鲁的回忆中，他有两个家庭教师，一个是印度人，名为潘迪特，教他印地文和梵文；另一个是爱尔兰人，名为菲迪南·布鲁克，教他英文和各种文化知识。布鲁克对尼赫鲁的思想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5年5月，尼赫鲁在父母的陪同下赴英国留学，在伦敦著名贵族子弟学校哈罗公学读了两年书，取得了优异成绩。1907年10月，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1910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之后又进入伦敦内殿法学会，攻读法律，并于1912年夏天通过考试获得了律师证书，同年秋天回到了印度。在英国接受教育使他获得了广阔的眼光，并很好地掌握了英语，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书信、演讲和后来的著作中。在英国学习期间他培养起了对政治的浓厚兴趣。留学期间，他对爱尔兰人的斗争极为关注，在印度温和派和极端派的争论中，他明显倾向于后者。在英国他受到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尽管如此，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属于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1916年2月，在父母的安排下，27岁的尼赫鲁和出身同是克什米尔婆罗门的17岁女孩卡麦拉·考尔结了婚。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虽然生活上十分英国化，但是在婚姻上却严守传统，自己十几岁就结婚，他认为儿子也应该像他一样由长辈从合适的人家中选择新娘。尼赫鲁与卡麦拉婚后第2年英迪拉出生，她是尼赫鲁的独生女儿和后来的印度总理。



由于父亲在法律界的威望和他个人的才华和勤奋，尼赫鲁在印度的律师事业开展得很顺利。但他的兴趣和热情并不在律师职业上，而是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上。他回国后加入了印度国大党。贾瓦哈拉尔第一次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出头露面是1916年6月20日为抗议新闻法在阿拉哈巴德发表演讲。在那次演讲中，年轻的贾瓦哈拉尔指出，印度苦于懦夫和鸦片吸食者的政治已经很久了，他号召精英印度人包括文官投身到为祖国荣誉与利益的斗争中去。



1917年6月，英印政府逮捕了自治运动领导人安妮·贝桑特，尼赫鲁父子由此卷入政治鼓动的旋风中。来自爱尔兰的贝桑特夫人长期在印度组织神智学会的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发起组织了印度自治联盟。尼赫鲁一家与贝桑特夫人有密切联系。英印殖民当局逮捕贝桑特夫人震动了印度，激怒了尼赫鲁一家人。在民众的压力下，英印当局释放了贝桑特夫人。



随着一战的结束和英国政府宣布在印度建立“自治机构”，印度的政治温度开始下降，尼赫鲁父子重回家庭生活和职业发展的轨道。不过1919年4月15日阿姆利则惨案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尼赫鲁一家人的生活。英迪拉几十年后回忆说：“阿姆利则惨案是个转折点，这个时候尼赫鲁家族更加靠近圣雄甘地，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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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利则惨案



1920年8月1日，圣雄甘地在印度发动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场运动给尼赫鲁带来了希望。他追随甘地，全力投身运动之中。他不辞辛苦，经常到各地农村去走访，在农民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亲身感受民众疾苦，也感受到民众之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1921年12月，英国威尔士王子来印度巡视，甘地号召全国举行罢工罢市进行抵制，殖民当局实行大逮捕。尼赫鲁被殖民当局以“散发罢业传单”的罪名逮捕入狱，判处3个月徒刑。1922年4月，他刚出狱1个多月，又被当局第二次逮捕，判刑1年零9个月，被关在勒克瑙地方监狱。



1922年2月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被叫停后印度的反英斗争走向低潮。1923年至1928年间是尼赫鲁作为“政治学徒”的时间。1923年1月出狱之后不久他当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并担任阿拉哈巴德自治市市长。此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教派冲突却增多了，国大党内部对于印度民族运动下一步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也争论不休。在这一背景下，他决定到欧洲去考察。1926年5月，尼赫鲁携妻子和女儿乘船从孟买到威尼斯，开始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欧洲旅行。此时欧洲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他学成回国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次，尼赫鲁访问了多个国家。1926年底，当他得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即将召开“被压迫民族大会”时，便写信给印度国大党领导层，要求派人参加。1927年2月10日，他作为印度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做了长篇演讲。在大会发言中，尼赫鲁强烈谴责帝国主义，认为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统治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现象的一部分。他主张印度民族运动以解放工农大众为基础，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合作。在演讲中，他强调印度争取自由的运动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作用，指出被压迫民族应当联合起来斗争。会议期间，他结识了宋庆龄、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高尔基等一些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并与他们一同发起组织了“反帝大同盟”。该组织的宗旨是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宋庆龄担任“反帝大同盟”的主席，尼赫鲁被选为执行委员。尼赫鲁的欧洲之行，使他大开眼界，精神振奋。特别是他访问苏联期间，苏联的工业发展和社会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渐形成。“被压迫民族大会”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认识，使他了解了世界各国的斗争形势，增强了反帝信心。也正是从这次欧洲之行开始，尼赫鲁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日后在被捕入狱期间，他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不过尼赫鲁从来没有把马克思著作看作圣典。尼赫鲁曾经说过：“我不喜欢对社会主义和经济结构做僵化和教条式理解，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任何政策都必须是灵活的。”



1927年12月，满怀信心和斗志的尼赫鲁结束了对欧洲的访问，踏上了回国的征途。1928年年底他参加了印度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在这次会议上，在甘地的支持下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甘地之所以推举年轻的尼赫鲁做国大党主席，既有培养和引导尼赫鲁的想法，也希望通过尼赫鲁吸引有激进思想的年轻人进入国大党。甘地很了解尼赫鲁，知道他一旦做了国大党主席之后，就会考虑得更全面，从而不至于在激进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正如甘地所预见和期望的那样，尼赫鲁很快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引领者。其引领既体现在行动上，也体现在思想主张上。



在年轻人的推动下，马德拉斯年会提出，如果英国当局一年内不允诺印度自治，就开展更强有力的不合作运动，以便争取实现印度独立的目标。英印殖民当局对国大党的上述要求置之不理。这使1929年12月在拉合尔再次举行年会的印度国大党别无选择，只有起来进行坚决斗争。这次年会再次选举尼赫鲁担任主席，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拉合尔年会通过了争取印度独立的决议。



在这一背景下，1930年3月甘地发动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次运动也被称为文明不服从运动和“食盐进军”。此次运动声势浩大，得到印度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响应。英印政府旋即宣布国大党为非法组织，并逮捕其领导人。这一年内尼赫鲁两次被捕，他的父亲和妻子也相继被捕入狱。1931年5月，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去世。之后尼赫鲁进入了国大党的核心委员会，与甘地的关系更密切了。1934年2月尼赫鲁第七次被殖民当局逮捕，判刑2年，先后关押在阿利波尔中央监狱、台拉·顿监狱和内尼监狱。在狱中他撰写了成名之作《尼赫鲁自传》。尼赫鲁在《自传》中详细地记述了其前半生的各种经历，特别是1920、30年代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国大党的内部斗争。尼赫鲁以自省的态度，回顾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历程，总结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该书以一种西方人能够理解的风格和语言为甘地领导下的印度独立运动作了经典性阐释。此书于1936年出版，一年内就印刷了10次，在英国成为畅销书。



1936年和1937年，尼赫鲁连续两年当选印度国大党主席，他极力主张争取更多的工农大众参加到民族独立运动中来。虽然甘地没有正式宣布，但此时印度民众已将尼赫鲁视为甘地的自然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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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



1936年尼赫鲁个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妻子卡麦拉因患肺结核病长期医治无效，在瑞士洛桑的一家医院病逝，年仅37岁。爱妻的死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他终生未娶。在赴瑞士看望病重妻子的那段时期里，他也密切关注着战争阴云笼罩之下的欧洲局势。



1937年，英国为了部分满足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享有自治权力的愿望，第一次允许印度根据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进行省自治选举。尼赫鲁以国大党主席的身份为本党积极竞选。他在前后5个月时间里不辞劳苦地走遍了11个省，每天发表演说，宣传国大党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社会改革的主张，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结果国大党在7个省的竞选中获得了绝对优势。选举大胜的国大党拒绝与穆斯林联盟组织联合政府，尼赫鲁支持国大党这一决定。这导致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矛盾加剧，直至最后走向分裂。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尼赫鲁对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表示由衷的敬意。1939年8月他访问了中国，并于当月23日到达重庆，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重庆期间，他会见了蒋介石夫妇和各界代表，参观了工厂、军政学校、学生夏令营、儿童保育院等单位。他多次表示中印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目标，两大民族应当紧密团结起来，并为此提出了一个发展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具体计划。他原本打算在中国访问一个月，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便于9月5日结束访问回国。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印度总督林利斯戈勋爵在没有与印度人商量的情况下便宣布印度参战，引发印度国大党强烈不满。尼赫鲁与国大党多数领导人都认为印度应该支持英国反对纳粹，但英国方面应该允诺印度战后独立，并尽快组建由印度各党派组成的临时政府。英国殖民当局先后两次拒绝在独立问题上向国大党让步，国大党执政的省政府先是宣布辞职以示抗议，而后又于1940年10月17日由甘地宣布发起有限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国大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文明不服从运动。不过还没等运动开始，尼赫鲁等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就纷纷被捕入狱。尼赫鲁被判4年监禁，直到一年多之后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前3天才被释放。



1942年春，日军打到印缅边境。在面临新的军事威胁的情况下，英国丘吉尔政府决定做出一些妥协。他派出克里普斯爵士使团赴印，提出一些无甚新意的建议。由于甘地只接受独立，使团使命宣告失败。1942年8月8日，印度国大党通过了要求英国“退出印度”（Quit India）的决议，决议提出英国人应当立即终止在印度的统治。尼赫鲁尽管不愿意阻挠英国的战争努力，但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加入甘地。决议公布几个小时后，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宣布国大党非法，并实行大逮捕。当天尼赫鲁和甘地同时被捕，这是尼赫鲁第9次入狱，被关押在亚马那加堡垒监狱。此次入狱时间最长，历经1041天，直至1945年6月15日才获释。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他写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印度的发现》。这部书论述了印度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以及印度古代文明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还分析了印度古代文明在近代衰败的原因，阐述了英国入侵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展望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前景和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各国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出现了新高潮。英印皇家海军在孟买和马德拉斯举行了起义，印度各地的工农运动此起彼伏，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艾德礼工党政府取代了丘吉尔保守党政府。面对印度国内的乱局，英国工党政府于1946年3月派内阁使团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等政党进行谈判，提出对印度未来的设想：建立以教派为基础的印度联邦，拟定宪法起草程序，成立有各个政党参加的临时政府。



在制宪会议和临时政府筹建过程中，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矛盾加剧。教派冲突在1946年8月达到高峰，死亡约7000人。到了1947年春，印度形势极为紧张，临时政府无法工作，制宪会议形同虚设。英国当局意识到印度事态的严峻性，决定派前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勋爵取代魏维尔担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到印度后发现要让穆斯林联盟接受统一是不可能的，所以转而说服国大党接受分治。在蒙巴顿的极力劝服下，尼赫鲁和工作委员会最终接受了印巴分治的主张。对于分治，甘地和阿扎德等人起初坚决拒绝，但大势所趋，他们也知道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默默接受。尼赫鲁在印巴分治问题上是最终决策者之一。1947年6月3日，蒙巴顿发表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方案，即《英国政府关于次大陆宪政未来的声明》。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印度自治领政府成员在总督主持下宣誓就职，建立了以印度国大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尼赫鲁出任印度政府总理。这一天，在德里的红堡广场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庆祝盛典。蒙巴顿代表英国降下了英国国旗，尼赫鲁代表印度人民亲手升起了印度国旗。从此，印度获得了新生，尼赫鲁为之奋斗的理想得以实现。



由于长期领导印度民族运动带来的威望，国大党在独立后相当长时期内都主导印度政坛。在独立初期国大党内有过短暂的“双头政治”时期。在独立初期的新政府中，尼赫鲁任总理，帕特尔任副总理。尼赫鲁与帕特尔分别代表国大党的左翼和右翼，他们的不同天赋实际上有利于这个新的共和国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尼赫鲁能够通过发表激进的演说激发人民的想象，调和希望和现实，而在现实政治中又能保持谨慎与温和。帕特尔是一位卓越的行政人员，能够激发共事者的信任和自信。作为内政部长，他制服了土邦王公，使他们都加入了印度联邦，以致“巴尔干计划”这一幽灵很快就被人们忘却了。帕特尔来自古吉拉特一个殷实的农民种姓家庭，与作为国大党社会基础的主要阶层关系密切。尼赫鲁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则能够在一种全球的背景下看待印度，有着一种超前的眼光，同时也知道如何通过在国内事务中做出妥协来保存他的政治权力。独立初期国内事务基本上是由帕特尔把持的，直到他1950年12月去世为止。



帕特尔去世后，尼赫鲁成为新印度这艘航船的舵手，他的思想理念对印度发展道路的确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此以后，尼赫鲁排除了党内其他派系势力的干扰，执掌党政大权，开始了印度现代史上的“尼赫鲁时代”。尼赫鲁出任共和国首届总理，此后又连任三届，直到1964年5月逝世。除担任总理外，他还兼任过外交部长、原子能部长、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其间还当选了三届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时期的发展战略被称为“尼赫鲁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尼赫鲁在民主社会主义、世俗主义、推动科技和现代工业发展方面的思想主张。



不过，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尼赫鲁在政治上的黄金时代逐渐成为过去，他在政府和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开始削弱。由于战事的失利，他的内阁同僚指责他，反对党第一次对他领导的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同时，国内物价上涨，捐税增加，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巨大的压力下，尼赫鲁身体日渐衰弱。1964年年初尼赫鲁患轻度中风，同年5月27日病逝，享年74岁。



印度政府宣布，全国为尼赫鲁的逝世举哀12天。1964年5月28日，印度政府为尼赫鲁举行国葬。送葬的队伍长达10千米，参加者有300万人之多。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赶来参加了葬礼。遵照尼赫鲁的遗嘱，骨灰的一部分被送往他的故乡阿拉哈巴德，抛撒在哺育他成长的圣河——恒河之中；另一部分则用飞机装载，从空中飘撒在印度辽阔的土地上。



二、新印度航船的“舵手”



印度独立后，面对印度积贫积弱的国内形势，尼赫鲁希望从制度建设入手，带领印度走出一条兼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首先是制定宪法。新宪法的制定自始至终都在尼赫鲁和帕特尔的领导下进行，1950年1月26日正式生效。在政治体制方面，宪法规定印度实行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实行联邦制是为了适应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多元的复杂形势，有利于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形成多元下的统一局面。宪法规定印度实行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选举按照人口比例为基础统一划分选区，不再允许按照宗教或社团设立单独选举区。宪法把世俗主义确立为国策。虽然“世俗化”的字眼没有在最初的宪法中出现，但它通篇都贯彻了要建立一个世俗国家的精神。宪法规定，国家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和政治脱离，不能以宗教为由对公民的任何权利有任何歧视。国家出资兴办的学校不允许设宗教课。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各教派可自由传教、办学和拥有财产。在存在多种宗教的情况下，宪法制定者们决心在印度营造一种不同宗教和睦共处的祥和气氛，以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展。



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一系列根本权利，包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言论、集会、结社、迁徙、选择职业的自由等，禁止基于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和出生地为由的任何歧视，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平等，私有财产权受到保障。宪法规定取消不可接触制。为了扶持表列种姓（即原贱民）和表列部落这两部分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尽快改变现状，宪法还规定为这两部分人按其人口比例保留一定数量的人民院席位和邦立法院席位。宪法还在第四篇规定了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目的是推动国家政权为实现社会公平原则做出更多努力。虽然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只是指导性的，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它把民族独立运动期间的展望写进宪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国大党早在1928年推出的“尼赫鲁报告”（该报告由尼赫鲁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领导起草）里就包含了一个基本权利目录。在1931年的卡拉奇决议中，国大党扩充了这个基本权利目录，将该党的许多社会和经济计划条款也包括了进来。宪法第四篇所列举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是基本权力目录获得实施的重要一步。



为了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尼赫鲁政府于1955年1月在国大党阿瓦迪年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在随后公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文本中，对“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含义做了进一步解释：发展路线的基本标准必须不是为私人利益考虑，而是要有利于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国民收入和就业最终得到显著增长，而且要使收入和财富的占有更加公平。”尼赫鲁政府主张建设的社会主义并不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公营工业成分，限制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和活动领域。由于公营重工业部门需要的资金多，收效慢，是私人企业家无力投资的，所以一些大资产者独立前就要求这些部门由国家承办。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企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其实也是尼赫鲁1936年以后的基本主张和国大党社会主义派的一贯主张。1937年国大党在多数省实现自治之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曾组织包括塔塔（J.R.D.Tata）在内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学者酝酿制定未来的国家发展计划，并于1944年1月出版发行了《孟买计划》（Bombay Plan）。这一计划成为印度独立后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脚本。《孟买计划》提出应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为印度的发展确定发展目标。该计划反映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国家主导经济发展，为民族资本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愿望。印度最大的资本家G.D.比尔拉就说过：“只有在国大党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里，印度资本主义才能生存。”民族资本家们希望印度发展基础工业以便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尼赫鲁政府关于建立社会类型社会的决议与孟买计划契合度非常高，这说明尼赫鲁政府确定的发展模式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诉求。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尼赫鲁政府在工业领域推出了马拉拉诺比斯发展模式。从马拉拉诺比斯发展模式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对私营企业的重视，又能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对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看重。这是一个通过加速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主要内容是：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以资本品工业的发展来提高自力更生和发展工业的能力；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快速发展靠大力新建公营企业实现，要使公营成分在国民经济中迅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国家计划和政策调节，促进私营工业在国家计划的方向下发展；积极鼓励发展小型企业和乡村企业，在政策上给以支持和保护，以扩大就业，补充对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总之，这是个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公营成分的模式，是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内向型发展模式。




在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方面，尼赫鲁从各国吸收经验教训。他希望从制度改革入手，既提高农业产量，又能促进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综合发展。他的主张包括三个部分：实现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服务型合作社，实施乡村发展计划。其中土地改革主要是希望通过废除中间人制度、制订土地最高限额、租佃制改革和土地归耕种者所有等措施刺激实际耕种者生产更多产品。而发展合作社则是为了实现土地规模效益。将土改产生的小块土地联合起来，促进土地的合理使用。实施乡村发展计划将能够使每个村庄都能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



许多人都认为尼赫鲁之所以要实现土地关系改革，主要是由于他信仰平等和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比较片面的。20世纪50年代，不仅社会主义者主张土地改革，而且右翼也赞成土改，不过后者意在通过土改实现政治稳定，而左翼则更关注平等。不过他们的目标是共同的：都在寻求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策。尼赫鲁极力否认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他坚持土改的唯一原因，“我们说过，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我不打算给什么是社会主义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因为我们力图避免任何僵化的或教条式的思想。……但是广义地说，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生活”是指什么呢？我们是指在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美好生活。很显然，除非我们能够生产足够多的财富，以达到实现美好生活必备的标准，否则‘社会主义类型的生活’不可能实现。”



对于在农业部门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尼赫鲁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尼赫鲁不仅从社会主义中国取经，而且从资本主义以色列取经。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尼赫鲁受中国的合作社震动很大，却很少有人注意尼赫鲁也派专家到以色列考察那里的合作社，以便印度能学习以色列发展合作社的经验。尼赫鲁坚决反对有些人把他的合作社思想只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不是从生产的角度考虑。他说：“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合作社”一词令许多人害怕不已……，据说这会导致某些可怕的东西——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合作社没有任何关系”。他说：“通过组织合作社，农民们可以将资源汇集起来，提供信贷并供应种子、农具、化肥等，并且能够组织销售他们的产品。合作社可以消除高利贷者和中间人。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农民都组织起服务型合作社的原因”。尼赫鲁也从生产的角度考虑发展生产合作社。他认为，小农不进行合作就不可能利用现代技术，合作是小农未来增加生产的关键。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合作运动，使所有的村庄和农民都加入进来。简言之，在尼赫鲁的农业政策模式中，平等与生产并重，并不存在前者排斥后者的问题。至于公平分配，只要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对资本家就不构成直接威胁，相反却有利于减少工农运动，所以这也是资本家都能接受的。可见，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



尼赫鲁政府在独立初期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是有成效的。它们对巩固政权和保障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迅速提高。



作为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代表，尼赫鲁迫切希望建立一种新型平等的国际关系、为印度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他与周恩来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反映出这种共同的愿望。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在6月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正式宣布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五项原则一经问世，便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欢迎。1956年，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文译本的序言中曾说：“我们已经共同奠定了我们称之为“潘查希拉”的国际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五项原则已经传布到许多其他国家，并且日益获得世界各族人民的认同。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世界上一切国所接受、并以诚实正直和一种合作的精神来奉行，那么确实就不会有战争或冲突的危险了。”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尼赫鲁率领印度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山城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这是他在国内外声誉处于巅峰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印度是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之一。万隆会议有29个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代表着世界上将近3/5的人口。在会议上，尼赫鲁积极主张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亚非人民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且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反映出的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渴望团结合作、和平共处等愿望，被人们称之为“万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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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



独立后尼赫鲁亲自制定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基本上是平衡的，谁也不能轻易战胜谁。印度刚刚获得独立，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因此不参加任何联盟，不受制于任何人，这对印度的发展是有利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尼赫鲁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共同倡导和组织了不结盟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欢迎。除此之外，他还试图在很多国际事务中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尼赫鲁是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世界政坛上最闪耀的明星之一。



三、尼赫鲁主义



尼赫鲁既是政治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作家。他的思想从历史文化领域到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深刻而广博。他著述颇丰，著有《世界历史的一瞥》（1934年）、《尼赫鲁自传》（1936年）、《印度的发现》（1946年）等多部著作。上述著作大都是尼赫鲁在狱中写就的。从1921年到1945年，尼赫鲁9次被捕，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牢房中度过了9个春秋。监狱是一所严酷的学校。不过英国当局给贾瓦哈拉尔、甘地和他们的同事们提供了合理的便利条件，把他们与通常的监狱犯人分开，允许他们读书、看报、写信，家人探监，甚至给贾瓦哈拉尔一块地，让他在上面种花种草。虽然经年累月的囚禁也让那些周身流动政治血液的人们深感挫折，但孤独的监狱生活给了他不受外部世界干扰的机会，使他得以整理思想，完成政治学说。虽然他没有时间与机会进入阿南德宫的图书室，但是原来积累起来的读书笔记，成为他写作的主要资源。上述著作的写作显示出尼赫鲁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这些书在印度国内外为他积聚了巨大人气，也为尼赫鲁一家解决了经济问题。在父亲莫提拉尔去世后，尼赫鲁全身心投人民族主义运动，家里断了经济来源，甚至到了不得不变卖首饰与家具填补家用的程度。书的出版发行为尼赫鲁带来不菲的版税，帮助尼赫鲁一家暂时度过了经济困难。通过狱中的读书、思考与写作，尼赫鲁逐渐形成对未来印度发展的想法。印度独立后他把许多思想主张付诸实践，虽然出于现实考虑做出一定妥协，但其思想的基本内核没有改变。其主要思想被人们称为尼赫鲁主义。所谓尼赫鲁主义主要包括尼赫鲁如下思想主张：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宗教束缚、倡导世俗主义，主张发展科学和现代工业等。



如前文所述，早在英国留学期间尼赫鲁就受到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韦伯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他们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和暴力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费边社汲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前辈社会主义者们的激进姿态。尽管他们不认同暴力革命，但其活动始终支持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目标。由萧伯纳主编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1889年出版问世，文集集中表达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萧伯纳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变革只能是缓慢地、渐进的。费边社要求一切重大的社会根本改革，必须是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符合宪法的、和平的变革，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而且正在通过点滴改革逐步向社会主义演进。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设法把自己的思想“渗入”到各政党和各社会阶层中去，特别是影响那些起关键作用的政治家、公职人员、工会领袖等人的思想，使其确信改革的必要性。费边社认为由资本主义演进到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实行普选制和议会制度；在经济上就是实现市政社会主义和组织合作社。尼赫鲁在剑桥大学读书时接触到了萧伯纳的思想，受到费边主义思想的很大影响。独立后尼赫鲁政府推行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



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受到苏联的影响。如前文所述，1927年尼赫鲁参加了布鲁塞尔“世界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大会之后他又对莫斯科进行了短期访问，参加了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他看到了苏联取得的成就，由此坚信政治自由必须与社会主义相联系。



尽管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尼赫鲁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持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立场的。可以说尼赫鲁在性情和所受的教育上是个个人主义者，在知识上是个社会主义者，在行动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希望社会主义不要扼杀个性：“我确实为社会主义所吸引，因为它将难以计数的个人从经济和文化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之下不应有个人的大量自由，真正的、更大的心灵自由、企事业自由，甚至在有限度水平的私人财产自由。总之，每个人应拥有来自经济安全的自由，该自由现在只为一小部分人拥有。”尼赫鲁公开谴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教义，坚持在没有束缚的基础上保留和扩大自由主义，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民主方式获得，可以不以牺牲自由与人的个性为代价。社会主义在各国由于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的不同而各有特色。



在《自传》中尼赫鲁谈到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我们只能得出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首先在国家范围之内实行，最后推广到全世界去，并为了公共利益实行生产管制和财富的分配。如何实现这个秩序那是另一回事，但显然一个国家或者全人类的利益绝对不能因为在现存的秩序中少数占了便宜的人反对改革就搁置不管。如果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妨碍了这种改革，那么这些制度就必须废除。”



倡导世俗主义是尼赫鲁主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尼赫鲁强烈反对宗教束缚。他认为“宗教在人类的发展上曾有过重大的贡献，做过不少好事，但也将真理束缚于一些固定的形式和教条之中。他认为宗教没有鼓舞起好奇心和思维力，反而宣扬一种哲学：教人服从造化、服从国教、服从通行的社会秩序和现有的一切。宗教虽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它却阻止了人类社会中所固有的那种变化和进步的趋势”。他认为“印度必须与它过去的许多东西断绝关系，并且不让那‘过去’来支配‘现在’。”



尼赫鲁旗帜鲜明地坚持世俗主义，反对教派主义。他所理解的世俗主义是指政治与宗教分离，在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同时，防止印度成为神权国家。“我们在我们的宪法中宣布，印度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这意味着给一切信仰以同等的尊重，给一切信仰的人以同等的机遇。”“我们这个国家不允许自己依附哪一种信仰数宗教，使其成为国教。”



尼赫鲁本人对穆斯林联盟代表的教派民族主义极其反感。他认为穆斯林联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不能代表大部分穆斯林的利益，他认为伊斯兰教教派组织是出名的反动。1937年2月英属印度举行省立法会议选举。在竞选过程中，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发表了一些引起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反感的言论。例如，尼赫鲁曾说过：归根结底，当今印度只有两方力量，即政府和国大党，其他力量必须分别列入这两方力量之中。他认为其它团体没有实力，跟群众没有联系，抱有理想、有气节和在群众中有声望的人都被吸引到国大党里面去了。可见他认为穆斯林联盟没有资格与印度国大党平起平坐。这样的言论激起了穆斯林盟领袖真纳的极度反感。真纳反驳说：印度还有第三种力量，那就是穆斯林，真纳说他拒绝与国大党为伍，穆斯林不打算受任何人摆布。尼赫鲁反感穆斯林的态度不利于拉拢真纳等穆斯林联盟中主张团结合作的力量，把后者推向教派主义一边。1937年10月15日，真纳在勒克瑙会议上发表演讲，谴责国大党“醉心于权力”，认为国大党当前的政策只会导致“阶级仇恨和教派战争”。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层的不当言论和政策是把穆斯林联盟推向极端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940年3月23日穆斯林联盟拉合尔年会正式通过了建立穆斯林单独国家的决议，从而为迈向印巴分治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其实，尼赫鲁不仅反对印度穆斯林联盟所代表的穆斯林教派主义势力，也反对印度教教派主义力量。他指出两边的教派主义力量表面上呈现出很强的宗教色彩，本质上却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夺。他从阶级视角对双方进行分析，认为在旁遮普、信德省和孟加拉省印度教徒是比较富有的城市高利贷者；而穆斯林在上述三省却是比较贫穷的农村负债者。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经济冲突，但它总是被抹上一种教派主义色彩。他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双方的教派主义领袖们都代表着一小撮上层阶级的反动集团，而这些人又利用群众的宗教热情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印穆双方都尽一切努力来压制并避免考虑经济问题。尼赫鲁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种人生哲学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差异，但是当它们与现代科学和工业时代的观念相对比时，这种差异是辨认不出来的。因为在后者和前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认为印度真正的斗争不是印度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间的斗争，而是这两者和具有征服性的现代科学文化之间的斗争。那些希望保存“伊斯兰教文化”的人们，不必对印度教文化表示忧虑，而是应该抵抗从西方来的巨大力量。尼赫鲁认为，“毫不怀疑，一切反抗现代科学的、工业文明的努力，不论是伊斯兰教的还是印度教的，都注定要失败，而我将毫不惋惜地来看这些失败。当铁路等在印度建造起来时，我们的选择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决定了。”尼赫鲁清晰地认识到了西方科技发展对印度传统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不遗余力地推动印度科技和现代工业的发展。



尼赫鲁有强烈的科学观。在他看来，现代生活最革命的因素不是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科技进步。他认为科学注重实际，不顾及所谓的“终极目标”。它使世界向前飞跃，建立起光辉灿烂的文明，开辟了无数增进知识的大道，使人类认为他们是能够战胜和改造自然环境的。他认为印度必须减少狂热的宗教信仰，转向科学。印度必须摆脱思想上和社会习俗上的固步自封，“这种固步自封拘束着它，妨碍着它的性灵，并阻止着它的发展。”尼赫鲁将科学置于精神之上，将教育摆在最优先的地位，积极推动文学、艺术、音乐、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此外，尼赫鲁十分重视印度的工业化。他曾经十分明确地说：“我是极其赞成拖拉机和大型机器的，而且我深信，为了向贫穷做斗争，为了提高生活水准，为了国防以及其他种种目标，印度的迅速工业化是十分必要的。”在尼赫鲁的推动下，印度政府先后于1948年和1956年通过了两个工业政策决议，以推动印度的工业发展。他认为甘地念念不忘的手纺土布运动会使得印度倒退到工业以前的时代，后者解决不了印度面临的问题。尼赫鲁相信一个国家如果工业不发达，就不会真正的独立，也不能抵抗侵略。他认为大工业越是发展，小规模的农村工业就越是无法它相比。农村工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许还有苟延残喘的机会，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反而不会有这个机会。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也只能作为家庭工业存留下去，专门制造那些不能大规模制造的特种物品。尼赫鲁认为工业时代确实有很多罪恶，但是工业时代却也为人们的幸福打下了物质基础。独立前的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并没有看到工业化带来的好处，这错不在工业本身，而在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四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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