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通向帝国巅峰之路——大英帝国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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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通向帝国巅峰之路——大英帝国的政治逻辑 | 帝国专题系列四·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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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0日 18: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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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前文帝国专题中，俞可平教授从概念出发，帮助读者把握帝国研究的理论脉络。在本次拓展阅读中，俞可平教授将通过案例研究，为读者揭示揭示帝国成败兴衰的发展规律。作为世界帝国发展史的一块里程碑，大英帝国曾在领土人口、军事力量、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等各方面达到巅峰，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影响。那么，如此庞大的帝国缘何缔造，又因何消亡？以史为鉴，从大英帝国的案例中，今日的我们又能收获何种历史经验？正文附上，以飨读者。





通向帝国巅峰之路——大英帝国的政治逻辑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大英帝国既是世界帝国的顶峰，也是人类帝国历史的绝响。虽然人类历史上有过众多著名的帝国，它们都对本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就其对现代世界的影响来说，没有任何其他帝国超过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面积达到3550万平方公里，整个帝国体系管辖的人口超过4亿，无论是领土规模还是人口规模，均占当时世界总量的近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近现代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凭借大英帝国的巨大影响力，英国人创造的自由贸易体系和代议民主制度，成了现代世界最普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英国的语言、教育、宗教和科学技术标准，也成为现代世界的流行范式。正如《大英帝国史》的作者所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统治着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它覆盖了北美洲的大部分、加勒比海广大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大片土地、整个印度次大陆、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甚至曾一度控制着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大英帝国对现代世界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地缘政治、经济贸易和人口移民上，而且广泛体现在政治体制、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教育模式、市镇布局、文化品位、音乐体育和消遣娱乐等不同方面。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大英帝国无与伦比的辉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不落帝国”最终的瓦解？毫无疑问，个中原因是复杂而且多方面的：既有帝国体系内部的原因，也有帝国体系之外的原因；既有英王朝本土的原因，也有殖民地外围的原因。本文无意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仅从统治和治理的角度，揭示大英帝国崛起和衰落的政治逻辑，既为帝国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新颖的分析视角，也对帝国的逐梦者提出若干重要的警示。



一、帝国的巅峰



英王国究竟何时开始成为英帝国，一直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一般认为，大英帝国的形成要晚于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其他欧洲列强。从已有的大英帝国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帝国的起始日期，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英帝国从1603年开始，那一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继承了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的王位，成为整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同时也成为“大不列颠帝国”（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的国王。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从1707年算起，因为那一年英国国会通过了《1707年联合法令》（Act of Union 1707）。这个联合法令是指英国两条国会法令：由英格兰国会通过的《1706年与苏格兰联合法令》（Union with Scotland Act 1706）和由苏格兰国会通过的《1707年与英格兰联合法令》（Union with England Act 1707）。《1707年联合法令》的通过，标志着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原为共主邦联的国家合并成单一的王国“大不列颠王国”。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将大英帝国的起始年定为1878年，因为那一年英国国王被正式冠以“皇帝”的称号。还有一些学者将大英帝国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英帝国”与“第二英帝国”。有的学者认为“第一英帝国”是指1707年到1783年，而“第二英帝国”是指1783年之后；有的学者则认为“第一英帝国”是指1603年至1815年，“第二英帝国”指1815年之后。



其实，关于大英帝国起始年份和发展阶段的这些区分并不太重要，它只是表明大英帝国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标准截取其中的某个时间节点作为帝国的开始。关于大英帝国的形成过程及开始日期，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有过一个很好的解释：大英帝国的存在并非始于“创建”，它并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建国行动所带来的结果，而是在世界各地的众多舞台上经由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形成的，既没有一场有时间记载的“大裂变”，也没有任何核心机构在对其进行操控。在19世纪，英国并不需要建立帝国，因为帝国很久以来便已存在。它“也无须清楚地解释，其存在究竟是由何而来。在19世纪中叶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那些零零散散的王室领地和其他由英国人通过移民和殖民所占据的领土将会聚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帝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在人们的观念里，那些被英国自视为其‘母国’的移民殖民地，仍然不同于另外一些和英国没有‘母系’关系，而更多是一种严厉的教化式父权统治关系的殖民地”。



如果仅从正式的名号来看，英国到了1878年才冠以“不列颠帝国”之名，那一年维多利亚女王以继承莫卧儿王朝的法统为名，正式加冕为皇帝。然而事实上，不列颠王国从14-15世纪就开始进行海外殖民探险，至迟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已经开始其帝国的征程。1584年，英国人拉雷（Walter Ralegh）就奉伊丽莎白女王之命在纽芬兰宣布建立英国的殖民区。1585年和1587年，拉雷先后两次在美洲的北卡罗来纳海岸建立英国的殖民点。1607年，总部在伦敦的一个财团，首次成功地在美洲的弗吉尼亚建立了一个英国的殖民点。17世纪50-70年代，英国通过对荷兰的三次战争，迫使荷兰接受《航海条例》，将荷兰从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海上航行中排挤出去。18世纪，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结盟，打败了法国，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片北美洲领土，并成为印度的实际统治者。1793-1815年间，在对拿破仑帝国的战争中，英国进一步夺取了马耳他、毛里求斯、锡兰、好望角等大片领土。1854年，英国通过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控制了土耳其，并开始涉足巴尔干和西亚地区。1874-1894年间，英国侵占了马来西亚，并将印度支那半岛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875年，英国从法国人手中取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实际控制权。1887年开始，又相继侵占了埃及、苏丹、尼日利亚、肯尼亚和黄金海岸等大片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英国彻底战胜法国和俄罗斯后，名副其实的“英国世纪”才真正到来。这时，英国终于不仅足以称霸欧洲，而且可以称霸全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已遍及世界各大洲。“面积已达到3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其本土面积的130多倍，是全球陆地面积的1/4左右。殖民地人口达3.935亿，是其本土人口的8倍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4左右。‘日不落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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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帝国发展史上，大英帝国建立了最为完整和最为发达的全球殖民体系。在这个迄今规模最广大的全球殖民体系中，英国不仅是经济、贸易、生产的中心，也是政治、军事和行政的中心，更是文化、科学和技术的中心。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通常是衡量帝国强盛的主要表征，对于大英帝国而言，尽管其领土和人口规模在世界帝国历史上也首屈一指，但其对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科技、语言、文化、教育和宗教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上，大英帝国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统治模式，帝国的权力广泛地覆盖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其政治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帝国的时空范畴。在名义上，所有英帝国的领土都是英王的属地，所有帝国内的居民都是英王的臣民。英国的君主不仅是英国本土的国家元首，也是所有殖民地和海外属国的最高元首，所有殖民地的人民与本土国民一样都有义务效忠英国的君主。英国的国王曾经是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和土地的君主，这在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8世纪前，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只与英王有关，由英王直接派驻总督或通过在枢密院的近臣对殖民地实行统治；18世纪后，英国议会开始对海外殖民地行使更大的权力，特别是行使对殖民地的立法权。与海外殖民事务相关的部长要向议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议会有权对殖民地的违法官员追究法律责任。比起行政管理权，立法权更能体现国家的意志，从而也更为帝国统治者所重视。在帝国存续期间，英王和议会可以让渡其他所有权力，但从不放弃帝国的立法权。即使在自治领，殖民地立法会议通过的法律也要获得英王和英国议会的批准。“在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也把英国的普通法带到了当地。同时，被征服地区民族原有的法律经过英王批准，也可得到保留。殖民地的立法议会制定的法律要通过枢密院得到英王的认可”。大英帝国的政治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帝国存续期间，而且更深远地体现在帝国解体之后。英王在大英帝国崩溃后仍然是众多英联邦成员国的象征性元首，英国在殖民期间所推行的责任政府制度、代议民主制度和立法司法制度，大量被独立后的原殖民地保留下来，成为新独立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大英帝国的经济总量和生产力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经济强国。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先驱，工业革命促进了整个生产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根本性进步，工业现代化则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曾经说过：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一经济发展的逻辑，最典型地体现在大英帝国的经济扩张上。正是由于工业革命，英国才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机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并在短短几十年内就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头号工业强国和著名的“世界工厂”。1852年，在世界出口的200万吨钢铁中，英国占到一半以上，其钢铁总产量比其他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多。1861年，英国生产的纱锭有3100万个，而美国仅有550万个，德国只有200万个，奥地利只有180万个。在1760年到1830年期间，英国的工业产值约占欧洲工业增长值的2/3，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9.5%；30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19.9%。1860年前后，英国的经济达到鼎盛时期，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联合王国，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45%，欧洲工业生产潜力的55%~60%”。当时的大英帝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也是世界贸易、金融和投资业的中心。截至1860年，英国占有世界贸易额的20%和制造产品交易额的40%。“世界各地的资金从四面八方涌入伦敦金融市场”，“伦敦是全球资金流与商品流的控制中心”。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帝国扩张和兴起的首要原因，大英帝国也不例外。帝国的辉煌，首先来自其军事上的辉煌。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是支撑大英帝国宏伟版图和无比辉煌的强大支柱。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大英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英国发明了在兵器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弗格森步枪和马克西姆机枪，先进的武器装备大大提高了其陆军的战斗力，“使得兵力上不占优势的英军能够击败装备落伍的亚非军队”。与陆军相比，大英帝国的军事优势更体现于海军。1588年，英国海军在格瑞福兰海战（Battle of Gravelines）中战胜了曾经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而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与其他列强的军备竞争中，英国海军一直维持着海上霸权的地位。1815-1885年间，“英国海军的实力已相当于其他三个或四个海军强国的总和”。20世纪初，继法国和俄罗斯后，德国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军事竞争对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海军仍然拥有压倒性优势。1900年英国海军预算为2920万镑，其主要对手德国为740万镑；1910年英国4040万镑，德国为2060万镑；1914年英国为4740万镑，德国为2240万镑。1905年，英国开始建造吨位大、装甲厚、速度快的“无畏级”战列舰。这种新型军舰的特点是取消了所有中口径火炮，一律改装大口径炮，火力比1906年海上任何一艘战列舰都要强一倍。1900年，大英帝国的舰队总吨位超过100万吨，两倍于所有其他列强的吨位总和，而且可以凭借其众多的海外殖民地得到全球一系列军事基地和巨大商船队的有力支持。“到19世纪末，世界上没有一条重要的航道和海峡不是在皇家海军的势力控制之下”。这些独霸天下的军事优势，使英帝国在一系列争霸战争中所向披靡，先通过英西战争、英荷战争，取代老牌殖民主义强国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又在1689-1697年的圣·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打败劲敌法国并夺取其在北美的大部分殖民地，建立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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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工业革命和工业现代化的源头，主要是因为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从17-18世纪开始，英国涌现出了以牛顿（1643-1727）、瓦特（1736-1819）、麦克斯韦（1831-1879）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使英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牛顿是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创立的物理学定律和科学体系，代表了当时人类科学探索的最高成就。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牛顿的科学贡献：“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瓦特则是当时最伟大的发明家，他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开创了人类工业化的“蒸汽时代”。由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发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第一次用机器生产替代人工生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力。例如，新型纺纱机的发明，使纺纱量比手工纺纱提高200~300倍。大量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1815年英国有纺纱工人25万人，到1860年只剩下3万人。科技革命浪潮下英国先进的电缆、电报、铁路、航海、医疗等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英国的经济生产力和军事战斗力，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其海外殖民的开拓能力和统治能力。铁路敲开了“黑暗”大陆的大门，医疗技术消灭了那些被视为“白人坟墓”的传染病，电缆缩短了英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距离，航运技术使英国的航船可以环绕全球。正如本德·马丁和本杰明·克兰所说，这些新的技术对增强殖民地人民对英帝国的认同和巩固大英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世纪后半期，新技术解决了距离遥远的问题，各个分散的殖民地能够统一起来，并且与英国保持密切的联系。铁路的发展有助于加强殖民地之间的联络，并推动了各殖民地组成政治联盟。电报有效地克服远距离的通信问题，远程海底电缆使信息能够在全世界瞬时传递；造船技术的革新意味着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也能如同情感与文化一样得到加强；19世纪70年代，蒸汽船运载量有巨大提高，确保了大宗货物可以运到任何遥远的地方，而且运价低廉；冷冻船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大英帝国的辉煌和强盛不仅体现在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方面，而且体现在语言、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认同、塑造国家形象和传导国家力量的主要途径。在帝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统治者都会将自己民族的语言强加于被征服民族，成为帝国境内的官方语言，英国当然也不例外。英国的殖民者走到哪里，就把英语带到那里，并成为殖民地的官方语言。此外，大英帝国依靠其价廉物美的先进工业产品开发了广阔的世界市场，英语也同时随着英帝国的商品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主要交流工具。信仰坚定且不畏艰难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紧随着英国殖民者的步伐走向世界各地，在传播宗教信仰的同时将英语传向世界各地。“英语的普及加上当地语言的发展，使不同民族的人民进行更大规模的相互交流成为可能，也为大英帝国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英国拥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众多一流大学和先进的学校教育体系，英国的大学模式也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为了培养殖民地本土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英国殖民者也在广大的殖民地建立各种学校，把英国的教育体系复制到世界各地，使英式教育体系成为全球影响最广泛的教育体系。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它拥有许多行业标准的制定权，像格林威治子午线、英式计量单位等至今仍在使用的行业标准，都可看作是大英帝国的文化遗产。此外，文学、艺术、学术、出版、媒体、电影、音乐、体育、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在帝国时期几乎都达到了各自的鼎盛状态。例如，1753年，英国议会颁布法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博物馆，并于1759年正式对公众开放。英帝国的统治者将大英博物馆视作帝国荣耀和文明的象征，不仅收藏了大量英国本土的珍贵图书、手稿、文献、文物和艺术品，而且广泛收藏了来自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文物、图书、艺术品和其他各种“战利品”，无论从其收藏品的丰富和珍贵，还是从其管理、保护、展览等方面，大英博物馆都成了现代世界各国博物馆的模板。



大英帝国的产生及其辉煌，将帝国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的殖民统治由以暴力控制为主，转向以经济控制为主；或者说从军事帝国主义，转为商业帝国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在商业帝国主义模式下，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关系，除了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之外，经济上也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主要通过两大生产体系得以实现，宗主国从事高级生产，即负责创造性的资本投资、工业制造、生产技术、商业标准和贸易销售，而殖民地则从事初级生产，负责供应原材料、农产品和简单劳动力。在商业帝国主义模式下，宗主国就像一个大公司的总部，而殖民地则像生产车间。可以说，大英帝国的崛起过程，就是这种商业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在大英帝国的极盛时期，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源源不断地流向联合王国，全世界似乎都成为英国的生产工地。据说，当时的英国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又译“巴麦尊”，1784-1865）曾扬扬得意地描述了一幅无比辉煌的帝国图景：“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二、统治的模式



如果说罗马帝国是古代帝国的百科全书，那么，大英帝国则是近代帝国的百科全书。作为人类迄今最为发达的帝国体制，大英帝国包含了帝国统治的各种主要形式，并且把这些不同的帝国统治模式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大英帝国建立海外殖民体系的途径就包括了当时的四种主要形式：“垦殖模式”，其特点是“政府引领、商界支持和民众参与”；“公司模式”，授予特定公司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和统治权；“移民模式”，由探险家、民众、公司和业主发起，并得到政府的支持；“国家模式”，即国家全程掌控对殖民地的争夺、占有和治理。实际上，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体制先后有一个逐渐演变完善的过程。正如彼得·布罗斯（Peter Burroughs）所说，“与早期的历史学家所想象的不同，大英帝国的统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没有一个静态的结构和既定的宪法框架”。在帝国的统治手段上，既有传统的暴力和专制，也有近代的协商和民主；既有英国当局派驻官员进行直接控制，也有通过当地代理人对殖民地的间接管理。在统治形式上，既有政治和行政的强制剥夺，也有经济和贸易的自愿交换；既有移植英国体制的责任政府制度，也有保留殖民地本土政府的传统管治制度。总之，“帝国的政府是非常多样化的。在一些殖民地，英国会派遣代表进行直接管理，这往往意味着专制和军国主义政府。但在印度，英国人试图在政府中小心地融入当地已有的等级制度，保全既有利益结构及习俗”。



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口和领土数十成百倍于大不列颠本土的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对帝国事务的管理是英帝国政府极其重要的职能。帝国政府虽然也有殖民事务部和自治领事务部等专门的管理部门，但与其他大多数帝国体系不同，英帝国政府的所有权力部门，从国王、议会、枢密院，到内阁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贸易委员会等各个部门，几乎都负有帝国事务的管理职责。殖民部、印度部、自治领部单独履行帝国的专门事务，而内阁的其他部门则对帝国的外交、军事、贸易、行政、文化、教育、卫生等事务履行综合的管理职责。正如斯托克威尔所说：“帝国的事务能涉及这么多的部门就足以说明，作为海外部分的帝国事务是不能与国家的内政、外交方针分离的，而且帝国的管理——不管是否有计划——已经嵌入英国政府的整体组织中了。”大英帝国将统治其殖民地的技术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不仅统治形式丰富多样，而且创造了“自治领”“责任政府”以及随后的“英联邦”等独特的帝国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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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式是以武力征服为基础的帝国统治模式。这种模式最为普遍，也更加简单有效。只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警察力量，就可以镇压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反抗，使他们绝对听从大英帝国的号令，服从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早期英帝国对广大殖民地的统治，主要使用的也是这种暴力征服的方式。暴力镇压是原始也是最基本的统治方式，一旦殖民统治受到威胁，英国政府就会毫不迟疑地使用这种统治手段。P.J.马歇尔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防务政策的重点主要是帝国的需要。英军继续扮演在19世纪为帝国提供守备部队的角色，部署军队与其说是为了阻止外来入侵，还不如说是为了控制内部的不满。1938年，英国在印度、中东以及远东驻扎的步兵营，比在英国本土的还要多。一旦帝国的统治秩序受到威胁，诉诸武力便是最终的解决手段。



例如，英国政府对非洲土著的反抗就毫不留情地使用了暴力镇压手段。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镇压苏丹马赫迪·穆罕默德（Mahdi Muhammad）的独立运动，“1898年，英将基钦纳方率军打败马赫迪武装，约11000名非洲人战死沙场。此外，非洲人较大规模的抗英行动还有黄金海岸的阿散蒂战争等，均遭到英国军队的镇压”。甚至在日常管理中，暴力也是早期大英帝国普遍的统治方式。许多殖民者声称，他们的初衷是在亚洲和非洲等落后地区传播文明，发展种植业和工商业，因此他们带去的是仁慈而非暴力。但事实往往相反，暴力成为殖民统治的主要方式。正如西蒙·沙玛所观察到的，至少到18世纪末，殖民统治也还没有朝着仁慈的方向发展：“大不列颠帝国不是遍地农民和贸易商，反而到处是士兵与奴隶”，“只有暴力——口头威胁或实际施行的暴力——才使这一系统得以维系运行”。他举例说，英国殖民者对非洲女性特别残暴，经常动用暴力手段对女性进行体罚和性侵。“在1765年这一年，托马斯·西斯尔伍德（Thomas Thistlewood），这个牙买加的埃及种植园领地经理就对13个妇女实施了21次鞭刑，每个人被打了不下50鞭（艾奎亚诺写道，奴隶受鞭打后还要跪下感谢主人）。无疑，成年妇女在奴隶中负荷最重，因为要她们做的事太多了——除了下地，还要做饭、照料婴儿、修补和洗衣服，而主人和监工对她们任何人都可以实行性侵，只要他们兽性发作了，随时随地都会：厨房、食品储存室、洗衣房，或者在院子里和谷仓里，女奴们都只有忍受的份儿”。



第二种方式是“自治领”的责任政府模式。这一帝国统治模式的本质，是建立责任政府并逐渐扩大自治。比起暴力统治方式来，这种统治模式更为先进和文明，它事实上是将宗主国的官僚体制经过适当改造后移植到殖民地区。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殖民地建立自治制度，通过“自治领”的方式重新构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二是在被征服的殖民地建立起新的文官系统和责任政府制度，通过这个官僚系统既为殖民地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为维系帝国秩序服务。从17世纪开始，英属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一些白人居住地，就开始仿照英国本土的代议民主和责任政府制度，建立殖民地会议。会议由当地的白人选举产生，有权制定当地法律并负责税收事务。1839年，达勒姆勋爵（Lord Durham）率领的北美殖民事务调查团提交了著名的《关于英属北美事务的报告》，该报告指出：英国的政治体制原则上对海外殖民地也是适用的，并建议在北美白人居住地仿照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建立议会和责任政府。即由殖民地白人居住区选民选举产生本地议会和内阁政府，当地政府部长不再直接对英王派驻的总督负责，而是对民选议会负责。总督本身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当地统治者，而须对殖民地议会负责。议会不仅有权制定当地法律，决定当地税收的征收原则，而且当政府没有履行正当职责时，议会有权解散政府。这就是英国的所谓“威斯敏斯特体制”（Westminster System）责任政府制度。英属海外殖民地的白人海外居住区先后推行了达勒姆勋爵建议的“责任政府”制度，因此，上述达勒姆报告被认为是“全球宪政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将移民与帝国中心的利益平衡原则，纳入了拥有应变力的民主体制的外壳之中”。



对于殖民地政府和民众来说，责任政府制度扩大了当地政府自治的范围，使殖民地居民也能享受到与英国本土居民相似的各项权利，因而深受欢迎。对于帝国统治者来说，在海外殖民地推广威斯敏斯特体制，不仅可以证明英国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大大提高了帝国治理的有效性，因而也大受赞扬。由于责任政府制度既为宗主国所赞赏，又受到了殖民地当局和民众的欢迎，所以，达勒姆报告后，它便在白人长期定居的英属殖民地迅速得以推广，到19世纪末，大英帝国海外的主要白人定居区基本上都建立了本地的议会和责任政府。“这一制度首先在1841年魁北克和安大略合并为加拿大省时采用；1857年加拿大省选定了首府拜城（Bytown，即渥太华），当地议会大楼还借鉴了威斯敏斯特新议会大厦的新哥特式风格。其他殖民地也纷纷走上了责任政府的道路：新斯科舍在1848年，爱德华王子岛在1851年，新西兰在1852年，纽芬兰、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在1855年，昆士兰在1859年，开普殖民地在1872年，西澳大利亚在1890年，以及纳塔尔在1893年。”



随着英国海外殖民地责任政府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和完善，殖民地的自治范围日益扩大。除了立法、国防和外交事务外，殖民地的议会和责任政府对内部事务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而且帝国的立法权更多也是象征性的，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法律虽然需要经英国议会批准，但通常只是一种程序而已。因此，殖民地的责任政府制度很快便进一步演变成为更大范围内的“自治领”（Dominion）制度。责任政府制度和自治领制度是大英帝国统治模式的重大创新，它既增强了殖民地民族的自主性，又密切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联系，极大地缓解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紧张关系。19世纪下半叶，英国在讲英语的殖民地区开始试行自治领制度，加拿大于1867年率先获得自治领地位，新西兰于1907年获得自治领地位，澳大利亚和南非联邦分别在1901年获得自治领地位。一些学者对英帝国的自治领制度高度赞赏，认为它非常成功。在这些学者看来：“对于自治领的地位仅存的有效束缚就是对英国王权的忠诚，英国的总督就像本土的国王一样只是一个傀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自治领均与其母国紧紧团结在一起”。



第三种方式是以英国代理人的管理为基础的帝国统治模式，其特点是招募并培训专业的殖民管理者，让他们来管理英国的海外领地公共事务。这实际上是将英国国内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制度和殖民地本地传统的政治统治制度相结合，由少数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多数殖民地本地代理人相结合，共同对殖民地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大英帝国要统治如此广大的殖民地，仅靠英国派员进行直接管理是不现实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必须吸纳当地的代理人参与殖民地事务的管理，从而进行间接的统治。英国的殖民地代理人管理制度有三个重要特色，使其相对于其他的帝国管理体制而言明显更加有效。首先是重视殖民地官员的专业培训，除了利用英国国内的著名院校进行培训外，还在殖民地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或学校。对殖民地官员的培训，一方面可以将英国的制度通过代理人有效移植到殖民地，另一方面还可以极大地提高殖民地管理者的专业素质。其次是遴选殖民地当地的社会精英参与管理，这些本地精英既有广泛的本地社会资源，也在当地有影响力，用他们管理殖民地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最后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殖民地的传统政治资源，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和等级制度尽管与英国的政治价值不相符合，但适合印度的社会现实。鉴于这些特色，无论是对于宗主国还是对于附属国来说，这种殖民地代理人模式的成本-效益比往往相当高，它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对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效率，而且有效地降低了管理成本。例如，对于人口大国印度的管理，“英国只用了不到1000名行政人员，就治理了人口多达2.5亿的印度”。因此，“对于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第三种帝国形式对英国来说更为理想，在道德上也最为可取”。



在这种殖民地代理人的统治模式中，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模式。东印度公司最初是在1600年由英国国王通过特许状设立的垄断性贸易公司，全称为“伦敦东印度贸易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主要从事英国与印度的香料、棉纺织和金银等商品贸易，由于享受贸易特权而获得了暴利，利润高达百分之一百至二百，公司“初建时仅有资金三万零一百三十三英镑六先令八便士，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达三百二十万英镑，增长一百多倍”。随着东印度公司自身实力的增强和英国对印度殖民扩张的需要，英国政府通过特许状的形式不断给予东印度公司各种超经济的特权。英王先后通过特许状给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招募士兵组建军队、建立军事要塞、铸造印度货币、任命本地官员、建立地方政府和法院、征收赋税、发动战争并处理战争获得的领土等政治、财政、司法和军事特权，从而使东印度公司逐渐成为英国在印度进行军事扩张和政府管理的机构，而远非一家垄断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得到的政治特权越多，它的政治色彩越浓。它逐渐变成了商业、政治、军事、司法四合一的组织，既经商，又侵略，又统治。这当然是公司那些冒险家求之不得的，这也正是英国国王和政府在当时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事实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主要是由东印度公司通过多次战争征服或通过对当地首领的收买而夺取的。“1757年普拉西战役和吞并孟加拉省，开始逐步确立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标志着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掠夺印度和孟加拉的大片殖民地后，英国政府又直接委托东印度公司行使殖民地的管辖权力。因此，从1773年至1858年间，东印度公司直接就是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政权机构，史称“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印度”（Company rule in India）或“东印度公司管治期”（Company Raj）。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重要方式，是组建一个由印度多数地方政权参与的附属联盟（Subsidiary alliance），并通过这个联盟对印度进行有效的殖民统治。东印度公司承诺“保护附属联盟的成员，尊重他们的传统和荣誉”。英帝国统治者对东印度公司的这种殖民统治方式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认为这种非直接的管治方式不仅治理的代价低、收益高，而且也不会带来政治上的负面效果，还能够得到当地人的大力支持。



三、政治的逻辑



大英帝国的兴衰过程，典型地体现了帝国兴亡的一般规律。决定帝国崛起和衰落的因素有很多，从表面上看，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统治者的素质往往被认定是主要原因，其实更实质性的因素在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政治制度。英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世界帝国史的众多奇迹，成为全球帝国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基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经济体系，以及基于民主法治的先进管理制度。对于帝国兴盛的军事、科技、经济原因，人们关注较多，对于政治体制与帝国兴亡的内在联系则相对研究较少。然而，从大英帝国的兴衰过程来看，政治的逻辑恰恰显得特别重要。正如一位英国史研究专家所说：“君主立宪制度保证了国家决策程序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的整体利益，从而激发了英国的潜能。”实际上，英国“只是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才开始真正崛起，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英国方成为无可撼动的世界性强国”。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英国做出过许多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代议民主和君主立宪的国家，现在人们熟知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如普选制度、议会制度、责任政府、自治制度、权力制衡、三权分立、法治原则、司法独立、文官制度等，大多起源于近代英国。这些近代西方的代议民主政治，最初起源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国王和贵族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拥有自由、平等、独立等基本政治权利，他们创设了以自由选举、议会主权、司法独立、责任政府和立宪民主等为主要特征的代议民主制度，以限制君主和贵族的特权，扩大自身的政治权力。1688年，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兴贵族发动了推翻英王詹姆斯二世（JamesⅡ，1633-1701）的“光荣革命”，威廉三世（WilliamⅢ，1650-1702）在同意国会的《权利法案》后成为新的英格兰国王，英国从此进入君主立宪的代议民主时代。《权利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国王不得侵犯议会的征税权；国王无权废止议会通过的法律；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组织常备军；人民有请愿权；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不得因政治行为拘禁议员。不难发现，《权利法案》的实质，就是极大地提升议会的权力，同时严重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不再是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国会则成为事实上的最高主权机关。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确立的这种代议民主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结束了个人的专制独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里程碑式的政治进步，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划时代的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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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恰恰是“光荣革命”和“立宪君主制”的伴生物。立宪君主制的实质即是西方近代的代议民主制度，或称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其标榜的主要政治价值即是自由和平等。它所竭力倡导并在制度上得以保障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激发了英国知识精英阶层的无限创造力，使得英国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开始领先于世界。代议民主政治的确立，代表着新兴的商人阶级逐渐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和主流精英阶层，从而激发了商业精英阶层无限的进取精神。代议民主政治在英国精英阶层中激发出来的这种创造力和进取精神，是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力。因此，确实可以说：“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内阁制的形成和近代议会制度的确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它适应了英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在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进行工业革命的根本保证。”“光荣革命”后确立的英国代议民主制度，除了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价值外，它还倡导自由贸易、平等交换和保护产权的市场经济，从而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最合适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代议民主与工业革命的紧密关系，就连对自由民主一向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英国历史学家约瑟夫·汤因比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从重商主义向自由放任主义的转变是导致英国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而企业经营的自由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他也明确肯定民主政治与科学技术之间的逻辑联系：“尽管与亚非人民主观想象的那种联系有所不同，西方的民主与西方的力量之间还是存在某种逻辑联系。实际上，如果说民主是西方人民力量的源泉之一，那么它同时也是他们的力量能够提供奢华生活的源泉之一。这种力量源泉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他们之所以有机会享有民主，是由于应用了科学，从而使他们获得充分的能力、财富和安全。对大多数人来说，民主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政体。”



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综合国力与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列强相比，差距并不是太大，但“光荣革命”伴随的工业革命，则使英国经济迅速腾飞，在列强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助其成为独霸天下的“日不落帝国”。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工业革命之于大英帝国的深远意义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正是由于工业革命，英国才上升到了全球的领导地位，创造了众多的“世界第一”，包括“世界唯一的海军强权”，甚至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帝国主义者”。他在《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中这样描述工业化与大英帝国的崛起：“工业革命标志着有文字记录以来世界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人类生活转型。在某个短暂时期内，工业革命仅与一个国家即英国的历史相重合，因此，整个世界经济都以英国为基础或者围着英国转。这个国家由此上升到了足以影响并支配全球的位置，这是规模相当的任何国家此前或此后从未达到的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世界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如果不拘泥字眼的话，不妨将当年英国描述为：世上唯一的工厂、唯一的大规模进出口国、唯一的货运国、唯一的帝国主义者、几乎唯一的外国投资方，而且因此也是世界唯一的海军强权、唯一拥有真正世界政策的国家。这种垄断地位很大程度上得自开路先锋的独行无双，既然不存在其他拓荒者，英国便是开天辟地的主人。”



大英帝国全球殖民体系的建立及其兴旺发达，与国内外众多利益主体的参与密切相关。君主立宪制彻底结束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国家和整个帝国体系不再是国王一人的产业，而是国王与国会共同的产业。“光荣革命后英国诸多阶层的利益在政府中得到了较大体现，他们对新政府充满了信心。”“光荣革命”后，帝国的海外殖民体系已经成为英国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一个新的共同利益平台，大英帝国的利益与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变得休戚相关，从而激励了众多新兴的社会精英参与大英帝国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和管理，东印度公司就是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政府合作开发和治理印度殖民地的典型。公共机构与私人组织、官员与商人、政府与民间等多重利益主体参与海外殖民事业的开拓与治理，既是促成大英帝国海外殖民业走向巅峰的重要原因，也是大英帝国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斯托克威尔所看到的，“帝国的管理也没有仅局限于通过国家机关，大量的私人组织也参与其中”。包括商人和工厂主；与本土有家庭联系的殖民地定居者；传教士和探险家；各种学术团体；奴隶贩子、囚徒和流放者；伦敦城、威斯敏斯特、白厅，以及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还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英国汉诺威王室成员或支持者。总之，“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与其海外的各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代议民主的政治制度不仅为英国国内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从而有助于英国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全球殖民体系，而且也为其海外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先进的制度保障。正如国内一位研究大英帝国史的学者所感慨的，不列颠从一个西欧岛国不间断地向外扩展，最后建成版图与势力范围遍及全球的庞大帝国，有力地说明了：“一旦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旦形成了先进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文明，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与推动。”代议民主政治的确立，为大英帝国无与伦比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多个方面的重要政治保障。第一，从根本上避免了帝国的命运系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素质的宿命。随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从国王转移至国会，虽然国王本人的因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帝国的命运，但已不再可能从根本上决定帝国的命运。这样就可以有效保障帝国各项重大政策的延续性，不至于随着最高统治者而发生颠覆性的变更。第二，帝国治理的最高准则不再是国王个人的命令和意志，而是国家的法律，特别是国会的决策，统治者个人的作用在帝国统治中不再成为最重要的因素。随着国内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法律的有效约束，派往海外殖民地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同样受到了当地议会的约束，以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国的总督就像本土的国王一样只是一个傀儡”的说法。第三，英国最早将国内的法治原则推广到殖民地体系，司法独立、法治政府，以及“尊重议会立法权、法院裁判权、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的个体自由权及新闻自由”等法治国家的理念与实践逐渐“传播到了殖民帝国”。第四，将自由贸易制度扩展到全球殖民体系，率先取消了粮食关税，大英帝国体系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式帝国主义”体系，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国内的代议民主政治直接催生了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制度。



将英国本土的代议民主政治制度移植到海外殖民地的白人聚居区，建立责任政府和代议机构，由普选产生的民意代表组成当地的议会，并赋予其最高的立法权，同时推行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对于广大的殖民地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它对殖民地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殖民地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且也使得这些殖民地最终以“自治领”的形式逸出了大英帝国的发展轨道，冲破大英帝国体系而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特别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白人聚居的海外殖民地，引入代议民主政治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创造力被极大地激发，殖民地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先后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民主制度追求并保障自由、平等、自主的政治价值，要求消灭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和政治不平等，包括民族间的不平等，这种民主制度的政治逻辑与帝国制度的政治逻辑从本质上说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在殖民地推行代议民主的必然结果，就是逐渐脱离宗主国的政治束缚，最终成为完全独立的、与宗主国相互平等的主权国家。大英帝国的历史进程正是遵循这一政治逻辑而演化的：移植宗主国代议民主体制的所有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和南非等均先后宣布独立，成为政治地位与英国平等的主体国家。



民主政治逻辑与帝国政治逻辑的冲突，不仅体现在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发展最终必定背离宗主国的帝国统治体制，而且更深刻地体现在宗主国自身的政治发展最终也必定导致帝国体制的解体和崩溃。



关于大英帝国的衰落和解体，一直是帝国研究的重要内容，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英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原因分析和外部的美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一些学者看到了英国的民主制促成了帝国的解体，但认为这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对过度对外扩张造成了制约，而且“在英帝国解体过程中，英国国内政治发挥了重要但非决定性的作用”。另有一些学者指出，导致大英帝国解体的“关键的因素还应在英国国内寻求”，“首先我们可以从英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探讨二战后英国决定放弃殖民帝国的原因。尽管在促使英帝国统治终结的各种原因中，国际环境的压力与殖民地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等因素都显而易见”。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进而认为，导致大英帝国解体的国内政治因素，主要是反对帝国扩张的舆论压力和政党竞争。还有一些学者把大英帝国的解体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霸开始主宰世界，认为英帝国没有足够的实力维系帝国体系，“老牌殖民大国英国的退场也就在所难免了”；或者归因于美国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在美国经济外交的强大攻势下，大英帝国最终走向崩溃”。



这些分析当然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在笔者看来都非实质性原因。大英帝国解体的最根本因素在于人类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不可阻挡的政治逻辑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英国有幸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代议民主国家，“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度标志着英国走上了西方宪政民主的道路，这既造成了大英帝国的无比辉煌，也导致了大英帝国的最终解体。近现代以来的人类政治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民主政治是不可抗拒的人类政治进步潮流，是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民主政治的逻辑从根本上摧毁了帝国政治的逻辑：帝国建立在对外战争掠夺、个人专制独裁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之上，而民主政治的每一个进步都恰好与之相反。民主政治要求摒弃战争和暴力，倡导人类和平合作；民主政治要求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民主政治要求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实现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相互制衡。民主政治空间每一寸一尺地扩大，就意味着帝国统治空间每一寸一尺地缩小。辉煌无比的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帝国史上的绝响，便是对上述人类政治逻辑的最好证明：帝国内部民主政治的发展，即使没有附属国或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必然将导致帝国体系内部的崩溃。如果宗主国内部的民主力量足够强大，以致可以决定性地影响帝国的基本政策，那么，帝国体系内部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的政治平等和民主自治，或迟或早将摧毁帝国体系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



也正是这种民主政治的逻辑，使原先的殖民地逐渐接受了自治、自由、平等、独立的政治价值，与宗主国的政治价值日益趋向一致，从而使得大英帝国体系即便在解体之后也没有分崩离析，更没有导致原先的殖民地或附属国与宗主国兵戎相见，而是和平地将帝国体系转变成英联邦体系。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大英帝国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虽然英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胜利者，但巨大的战争伤亡和国力损耗，使英帝国大伤元气而变得日益虚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便逐渐丧失了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加上美国和苏联作为新兴霸权国家崛起，大英帝国的衰落不可逆转。1947年，大英帝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宣布独立，随之，英王乔治六世在1948年正式宣布放弃“莫卧儿皇帝”的头衔，这是大英帝国走向全面崩溃的主要标志。1948年，缅甸、斯里兰卡宣布独立，英国结束对巴基斯坦的委任统治；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批非洲国家纷纷宣布脱离大英帝国，英国还失去了对苏伊士运河的实际控制权；到20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亚非拉殖民地宣布独立于大英帝国，仅剩下几个岛屿，“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基本解体。



与历史上其他帝国不同的是，大英帝国解体后，绝大多数帝国的原殖民地既没有与宗主国反目成仇，甚至也没有与宗主国断绝一切往来。虽然英帝国的殖民地独立后变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但它们与宗主国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多数成为由英国主导的英联邦（Common wealth of Nations）成员。英联邦以英国女王为共同元首，其成员大多是原大英帝国的附属国、自治领、殖民地或托管地，目前共有成员单位55个，其中包括16个英联邦王国（Common wealth Realm）。这是继帝国之后一种新型的国家联盟形式，也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间组织之一。有的西方历史学家认为，“现代世界民主史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便是英联邦的演变”。英联邦无疑是大英帝国的重要政治遗产，尽管今日的英国已经不再是英联邦的核心，但这些原先大英帝国的成员多半聚集在英国君主的旗帜下，相互合作，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使在今天，“英联邦依然充满活力。津巴布韦于2004年、冈比亚于2013年分别退出该组织，南非、斐济和巴基斯坦则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加入。英联邦同样也欢迎前英属自治领的属地，如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纳米比亚，甚至是一些从未属于大英帝国的国家加入。英联邦共拥有55个成员国，总面积达2990万平方公里，人口总计23亿，其中10亿人会讲英语，该组织的整体生产总值超过1000万兆亿美元（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15%）”。



正如当年罗马帝国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样，大英帝国虽然最终解体了，但对西方文明，乃至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影响依然无处不在。正如约翰·达尔文所说，“当今世界起码有1/4的主权国家是从大英帝国的版图中分出去的。仅凭这一点，它的影响在历史上诸多帝国里也是首屈一指的”。进一步说，英联邦今天依旧存在，“它的规模是当时帝国的繁荣程度的反映，也提醒人们英国曾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北美的历史以及非洲、印度、中东和远东的大部分历史都是英国塑造的，在这些地区中的很多地方，英语仍然是法律、商业、政府和教育使用的语言”。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大英帝国的兴衰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对当代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与大英帝国的兴衰有着内在的联系。至少像马歇尔所说的，“英语被称为当代社会一种全球性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美国实力的反映。但是，美国作为一个英语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在大英帝国的影响下形成的”。



总而言之，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无论是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综合国力、科技水平和国际影响哪个角度看，大英帝国都达到了历史上的帝国所能达到的巅峰状态。导致大英帝国崛起的因素既有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也有国民素质、统治水平和政治经济制度等软实力。其中，政治制度是大英帝国走向巅峰的决定性因素。“光荣革命”后英国率先确立了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受到实质性的限制，议会成为国家的主权机关，从而结束了个人专制独裁体制。这种代议民主体制极大地激发了英国新兴社会精英阶层的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相继引发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大大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使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化强国，进而助其成为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然而，民主政治的逻辑与帝国政治的逻辑本质上是正相对立的，民主政治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独立与帝国政治所追求的专制、等级和依附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帝国体系内，民主政治的进步就是帝国政治的退却，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导致帝国政治的消亡。大英帝国的兴盛源于代议民主的产生，大英帝国的解体源自民主的进步。当今世界，民主法治已经成为人类的普遍政治价值，自主平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英帝国是世界帝国史上的绝响，任何追逐帝国霸业的梦想都与人类民主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也必定被人类主流文明抛弃。



本文节选自《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