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怀：武则天（下）| 武则天专题系列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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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怀：武则天（下）| 武则天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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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继续推送《政治通鉴》中的词条《武则天》，延续上篇对武则天生平的梳理。本文聚焦其称帝后“武周新政”的实践、百年学术研究脉络及历史评价，为理解这位“千古第一女皇”的政治遗产提供了多维视角。文章以“武周新政”为核心，揭示了武则天如何通过“正名分”重构统治合法性；以“重用贤才”打破旧贵族垄断；以“劝课农桑”夯实经济基础；更以“移风易俗”“怀柔和睦邻”“强国防”拓展王朝边疆。文章最后的“武周研究”与“人物评价”两部分，系统梳理了20世纪至今学术界对武则天的争议与共识，从早期“酷吏政治”的片面批判，到当代“政治清明、经济稳进、文化融合”的普遍肯定，凸显了其“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历史地位——知人善任、纳谏如流，既为“开元盛世”奠基，又以女性身份试图突破专制制度对女性的桎梏。文中既有《资治通鉴》《唐会要》等正史佐证，亦融海外汉学研究视角，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是理解武周政权与中国古代女性政治的关键文本。





武则天（下）



王双怀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四、武周新政



“武周”政权的建立，打破了千百年来男子专政的局面，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一些士大夫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拥护武周政权，另一些士大夫则对武周政权怀有敌意。为了巩固武周政权，武则天忧劳天下，励精图治，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予以推行。



（一）正名分



儒家思想中虽无女人可以当皇帝的说法，但它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维护统治极为有利。武则天在当上皇帝后，着手利用儒家学说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别贵贱，正名分，调整最高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



所谓正名就是正名分，各安其所。唐太宗、唐高宗时期乃李氏一统天下，李氏为宗室。武则天为皇后、皇太后时期，其娘家武氏为外戚。武则天称帝后，改变了李武二家原来的“名位”。李家原来享有的皇位，拥有的“宗室”“太庙”和“陵寝”，现在都要由武氏予以代替。武则天用儒家的“正名”学说实现了这一过程。



皇位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改唐为周前，睿宗居于皇位。以周代唐后，武则天称“神皇帝”，降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降皇太子成器为皇孙。代表“龙种”的皇家宗室也随之改变：原来宗室只有李渊一系。武则天称帝后，“封建”亲戚，广树“宗枝”。天授元年（690）冬，追封伯父武士让为楚僖王，士逸为蜀节王；异母兄元庆为梁宪王，元爽为魏德王。封元爽子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魏王，元庆子夏官尚书武三思梁王，众父兄子皆为郡王。对于李氏诸王，初未降封。长寿二年（693）腊月初七，始降皇孙成器为寿春郡王，恒王成义为衡阳郡王，楚王降基为临淄郡王，卫王降范为巴陵郡王，赵王降业为彭城郡王，不久与章怀太子之子丰王光顺，嗣雍王守礼，永安王守义抬入阁中，实际上从此被幽禁于深宫，生长于殿阁之间，数年后才恢复出阁。



改唐为周前，只李氏有庙和陵寝。改唐为周后，武则天下令在首都洛阳立武氏七庙。长寿二年追尊三世祖先，对其陵墓的称谓也做了相应的变动，抬高其地位。同时，改唐太庙为享德庙，四对仅祀高祖、太宗、高宗三室，宣帝（熙）、元帝（天赐）、光帝（虎）、景帝（昞）四室，皆闭而不享。废唐兴宁、永康、隐陵署官，唯量守户而已。



武则天在“正名”的同时，认为提倡儒家的礼乐很有必要，因而积极地制礼作乐，以文化求取人们的认同。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这方面的活动很多。除经常性的享祀明堂外，主要有置七宝、封神岳和铸九鼎等。“七宝”本来是佛教的七种宝物。这七种宝物本来与帝王没有多大关系。唐制，天子有八玺，皆玉为之。“神玺以镇中园，藏而不用。受命玺以封禅礼神，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书，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皆封泥。”武则天即位后，“改诸玺皆为宝”。长寿二年九月又称“金轮圣神皇帝”。披上佛都面纱之后，又做了不同于佛教七宝但与佛相联系的七种宝绶，即金轮宝、白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臣宝和主藏臣宝。“每朝会，陈之殿庭”，以象征自己超越古昔的权力。



封禅历来被认为是帝王的盛典。乾封元年（666），武则天曾与唐高宗封祀泰山，并充当了亚献。其后她又劝高宗封嵩山。高宗三次准备，但因突厥反叛、吐蕃入侵和疾病缠身，终未成行。武则天称帝后，决心登封嵩山，但耐心等待机会。群臣请她封禅时，总予以推辞。直到天册万岁元年（695），武周政权业已稳固，王公百僚、四夷酋长再次奏请封禅，才诏定登封日期，任命姚璹撰定仪注，做准备工作。天册万岁二年（696）腊月，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武则天登上中岳之巅。“羽节高挥，上干鸟星之次；黾坛下映，俯瞰鹏云之色。琼文秘检，络之以银绳；宝算休期，探之于金策”。接着大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



“九鼎”是古代象征国家的传国之宝。相传离铸九鼎，以象九州。夏德丧，鼎迁商邑。商德衰，复迁洛邑，及周宝天之，泰欲取之，其一沉于泗水，余八，下落不明，一说鼎没于泗水彭城。因为九鼎是传国之宝，故历代帝王多方求之。如汉文帝时，新垣平上诈言，说：“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文章便令治庙于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武则天知周鼎难求，乃征铜五十六万余斤，以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重新铸之。神功元年（697）四月，鼎成。其神都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容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鼎名日观，青州鼎名少阳，徐州鼎名东原，扬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皆高一丈四尺，容一千二百石。令工书人贾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钟绍京分题额鼎，又令画家曹元廓图写各州山川物产之像于鼎上，然后，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及仪仗队用大牛、白象自玄武门外作坊将鼎引曳入宫城，“置于明堂之庭”。



武则天封中岳，铸九鼎，无非是要通过宣扬天人感应，为自己添加神秘光环，制造个人迷信。在这方面，最直接的做法当属接受尊号。改唐为周后，群臣居上夺号。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改唐为周后不久，即批准群臣所请，称“圣神皇帝”。意思就是说，她和以前的帝王不同，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辈，乃是具有圣明神威的皇帝。长寿二年（693）九月九日，称“金轮圣神皇帝”。“金轮”本佛教七宝之一，以借佛教“金轮王”之义，把自己说成像金轮王一样圣明的皇帝。长寿三年五月十一日，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695）正月初一，称“慈氏越古金轮王圣神皇帝”；九月九日，又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从“圣神皇帝”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称号的内涵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崇高。



此外，还有树方天枢的活动。延载元年（694），诸蕃酋长慕义，献钱请立天枢于端门（洛阳皇城正南门）之外，以记武则天之功业。则天析洛阳、永昌二县，置来庭县廨于神都从善坊，以领四方蕃容；以姚璹为督作使，征关天下铜五十万斤，铁三百三十万斤，令工人毛婆罗造模，铸八棱铜柱，以为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径一丈二尺。下置铁山，绕以铜龙、狮子、麒麟。上施云盖，置四蛟以捧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萤煌，光侔日月。证圣元年（695） 四月一日，天枢成，则天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武三思制颂文，纪在后功德，以黜唐颂周。“悉镂群臣、番酋名氏其上”。当时朝士献诗者不可胜记。李峤所作最为高雅，冠绝一时。其诗曰：“辙迹光西崦，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薰风入舜弦。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天枢立，“万国”会，群臣赋诗，皇帝临观，可谓盛况空前。



（二）重用贤才



改唐为周之初，因政局尚未稳固，武则天任用过酷吏。当时最著名的酷吏有索元礼、周兴和来俊臣等。但武则天知道酷吏之弊，绝大多数都未授予朝廷要职。索元礼官至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至四品尚书右丞（正四品上），来俊臣至司仆少卿（从四品上）。当上宰相的酷吏只有傅游艺和吉顼二人。傅游艺天授元年（690）入相，次年九月下狱自杀，并没有对政治产生大的影响。吉顼严格意义上说不是酷吏，故未被《新唐书》列入《酷吏传》。武周政权巩固后，武则天立即“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先后杀掉了索元礼、丘神勣、周兴、傅游艺、王弘等人。万岁登封元年（696）十月下诏，减大理丞、废秋官（刑部）狱，禁止为官残滥，表示“将使三千之罪，永绝于当年；岂惟数有之刑，仅宽于昔代”。神功元年（697）元月，武则天又将最大的酷吏头目来俊臣处死。至此，酷吏便退出了武周的政治舞台。后来，又相继平反了武周时酷吏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给死者及家属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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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通过多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搜罗人才，让那些有经邦治世之才的贤能之士居要职，任宰相，掌中枢，协助她治理武周天下。从史书记载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进一步发展科举制，注意通过常举和制举选拨人才。武则天更新了考试内容，令贡举人停《道德经》，学习《臣轨》一书。天授二年（691）以后，每年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都有增加的趋势。其二，要求臣下自荐并推荐人才。天授二年十月，“制官人者咸令自举”。此外，确有才能，愿意仕进者平时亦可投匦自荐。鉴于许多名士不愿自荐的情况，武则天特别强调推荐，把荐举人才作为官僚的一项任务，“屡回旌帛，频遣搜扬”。如证圣元年诏曰：“其长才广度，沈迹下僚，据德依仁，韬声幽闭，怀辅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京官职事五品以下，及刺史上佐、县令，量各准状荐举”。有时武则天还特别指令某些大臣荐举人才。如圣历元年（697）令宰相荐尚书郎，其后，令雍州长史薜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长安四年（704），令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对于举荐标准，武则天甚为严格，要求“务取得贤之实，无贻滥吹之讥”。对于“非举其士”者，予以贬责；对于“荐若不虚”者，则予以褒奖。如范履冰尝举犯逆者，因而被杀。有了以荐贤忠的氛围，许多有才者得到推荐。由于武则天鼓励荐举人才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既不限门第高下、富贵贫贱，也不限种落族属，离亲远近，“求之恒如不及”，因而选司空前忙碌，以至出现了“多士如林”的局面。



对于选拔出来的人才，武则天皆“量才授职”，委以重任。同时加强左右肃政台的力量，常派使者对官吏进行督促检查。官员的评判，皆以是否称职为标准。对于无所作为或不称职的官吏，及时予以贬逐；对于政绩卓著的官员，皆大力提拔。中唐名相陆贽赞扬武则天“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这些评论确有事实依据。



（三）劝课农桑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十分重视农业，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家给人足，则国自安焉”。她主编的《臣轨》指出：“然俱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垂拱二年（686）四月，武则天将所撰农书《兆人本业记》发给诸州来京的朝集使，颁  行天下。后来唐朝历代皇帝皆推崇武则天的这部农书，“每年二月一日，以农务方兴，令百寮具则天大圣皇后所删定《兆人本业记》奉进”，成为定制，足见其影响之大。武则天还以境内农田状况作为奖惩官吏的标准，规定州县境内，“田畴垦壁，家有余粮”，官吏则予以升奖；若“如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惩处，“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



武则天大力鼓励在边远地区实行军事性屯田、营田。娄师德、郭元振等人在这方面成绩十分显著，武则天即降书慰劳：“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夏（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以前靠和籴，即征购粮食供应军需，转运艰苦，劳民伤财，现在靠屯田积籴即可支军粮数年，这使武则天十分高兴。郭元振迁凉州都督，令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每斛贵至数千文，自汉通开垦屯田，连续几年获得丰收之后，粮价下跌，乃至一匹绢能买粟麦十斛，积军粮可供数十年。郭元振在凉州五年，军威大振，生产发展，“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因此，史家称誉，“唐兴以来，善为凉州者，郭居其最”。除了在陇右等地区实行屯田，武则天还注意兴修水利。在她为政时期，地方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新唐书·地理志》上记载的，就有十九项水利工程。



武则天还比较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光宅元年（684），武则天改少府监为尚方监，分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治等五署；改将作监为营缮监，掌营构宫室房屋，制作砖瓦等。当时采矿业很发达。除国家开采外，亦允许私人经营，规定“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对商业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



（四）移风易俗



武则天以女王君临天下，“移风易俗”，使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婚姻方面，武则天当政时期与唐初所不同的是严格要求嫁娶以时，禁止“别宅夫人”，力图使“内无寡女，外无旷夫”。至于婚礼，则与唐初并无多大差异。在丧葬方面的变化是，严禁“富族豪家”丧葬逾礼，铺张浪费。故墓形制趋于规整，随葬明器与唐初变化较大，镇墓兽日渐高大凶猛，唐三彩大量出现。



在服饰方面，当时百官服饰略同上元，文明之制，稍有改作。即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文武京官五品以上，六品以下及七品清官，每入朝，常服裤袴，都督刺史及京官五品以上皆佩龟袋。具袋三品以上饰金，四品银，五品铜。天授二年二月，朝集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铭。长寿三年（694）四月，敕赐岳牧金字银字铭袍。延载元年（694）五月，武则天内出绯紫单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另外，“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至于百姓之服饰，除以上百官朝服外，皆随其所欲，惟一度“禁天下锦”，官吏百姓皆不得私存。在妇女的服饰问题上，也有很大改革。



身为女皇，武则天采取了不少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首先，她特别强调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辅佐唐高宗的日子里，她就为“父在，为母服止一期”的现象打抱不平。她上书道：“窃谓子之于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思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要求父母同样看待，并且争得为母服丧三年法规的颁布。其次，组织“北门学士”，为妇女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撰《烈女传》一百卷，《古今内范记》一百卷，《内范要略》十卷，《保傅乳母传》一卷。这在以往都是罕见的。再者，放宽了原来限制妇女社交活动的种种清规戒律。例如，规定妇女出行，戴帷帽即可。凡大朝会，允许命妇与百官杂处等。不仅如此，还允许妇女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如明堂初成，纵东都妇人人观，“久之乃罢”。当时妇女骑马、射箭、打毬、穿男人服装，都是常见的事。神功元年（697），突厥入侵，古元应妻助夫守城，颇有功绩。武则天下制称赞说：“顷属默啜攻城，咸忧陷没。丈夫固守，犹不能坚；妇人怀忠，不惮流矢。由兹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升，何以奖劝！古元应妻可封为徇忠县君。”万岁通天元年（696）以后，使上官婉儿“内掌诏命，……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成为活跃宫中的“女强人”。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妇女的精神面貌。唐代女子相对自由解放，唐代婚姻有开放风气，显然都和武则天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分不开。



遗憾的是，武则天改革的成果，后来一度被唐中宗否定。唐中宗即位，“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682-683）以前故事。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为玄元皇帝”。又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武则天经营多年而确定的施政方针被很快抛弃。但是“永淳以前故事”并没有完全恢复，国家政局很快陷入混乱之中。尽管如此，武周改制所奠定的发展基础是坚实的，后来唐玄宗拨乱反正，唐王朝便出现了“盛世”。



（五）怀柔和睦邻政策



武则天极为重视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对有关这方面的政务，大都亲自处理。她采用抚慰和怀柔的策略，对承认武周地位、向往中原文化的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皆予以支持、保护和优待。武则天规定：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所谓“入番”，就是离武周神都较近的，应该来入贡的“番国”；所谓“绝域”，就是不受武周管辖的、遥远的国度，可以统称之为异邦别国。对于“番国”，武则天不提特别要求，只要求他们各守其土，按期朝贡。如果这些国家的国王死了，武则天皆予以册封。而对异邦别国，武则天以平等态度对待，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对于来自这些国家的使者，武则天令予以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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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武则天严加管束。重点在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绝对服从，各安其地，固守边疆。武则天与唐太宗一样，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怀柔、抚慰政策，因而赢得了“蕃夷酋长”的支持和爱戴。天授元年（690）九月，来到洛阳的“蕃夷酋长”与文武百官一起，上书赞成“革命”，请求武则天登基称帝，改唐为周。延载元年，又捐资修成“天枢”，以歌颂武则天的功德。唐贞观后期疆域，“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疆域已东起辽东，西至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迄北部湾。而“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达到了历史上最辽阔的程度。武则天广泛吸收少数民族成员参预武周政治。《朝野佥载》卷四载：“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由于汲引蕃人做官，当时少数民族在朝廷为官者尤其任武职者人数众多。如铁勒人契苾明为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都督，突厥人沙吒忠义为右武卫将军。此外，对少数民族的冒犯采取容忍态度，允许他们改过，和他们和亲，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等，这些政策都给边疆地区带来了和平和安定。



（六）强大的国防



在对外围少数民族政权实行民族怀柔政策、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同时，武则天也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国防。



措施之一是收复“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是唐王朝设在西域的四个军事重镇。初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焉耆（今新疆焉耆）、疏勒（今新疆喀什），后以碎叶代替焉耆。安西四镇主要统辖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对“丝绸之路”畅通和巩固西北边防具有重要意义。唐高宗以后，由于吐蕃的强大，安西四镇几度沦陷。武则天临朝之初，安西四镇为吐蕃所据。永昌元年（689），武则天即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总管讨伐吐蕃。韦待价等至寅识迦水（今新疆伊宁西南），逗留不进，败于吐蕃，加之遇上大雪，“士卒冻馁，死亡甚众”。武则天闻知大怒，“待价坐流绣州，温古处斩”。安西部都护唐休璟收其余众，安抚西域，武则天即任休璟为西州都督。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称帝以后，西州都督唐休璟“上表请复取四镇”。武则天鉴于前几次军事上的失利，慎重确定统帅人选，任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唐休璟和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为副总管，率军挺进西域。长寿元年（692）十月，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驱逐了吐蕃，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取得了辉煌战绩。收复安西四镇，对于巩固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畅通丝绸之路，维护国家的统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鸾台侍郎狄仁杰最初未看到这一点，上书以为安西四镇“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若图“荒外”领土，“竭资财以骋欲，非但不爱人力，亦所以失天心”，请罢四镇而不守 。当时右史崔融立刻上书表示反对，认为“今若拔之，是弃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武则天毅然决然采纳了崔融的主张，保留安西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以镇守之”。



措施之二是发挥各都护府的作用。各都护府的都护、副都护，大都由名将任职，抚慰当地少数民族，镇守边疆。武则天登基之初，安东、单于、安北、安西等都护府依然存在，只是安东治所由平壤迁至辽东，各府辖境略有变化而已。收复安西四镇，西域大震，武则天乘机对都护府加以整顿。圣历元年（698）五月，合并安北、单于二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长安二年（702）十二月，分安西都护北境，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史载，唐代北庭都护府掌管天山北路西至楚河流域的特伽、鸡洛二州，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和二十三个都督府；而安西都护府则掌管安西四镇及天山南路西至波斯（今伊朗）的二十个都督府（葱岭以东四个，以西十六个），其中“波斯国王居疾陵城，置波斯都督府”。北庭、安西两个都护府管辖包括 巴尔喀什湖、楚河流域和帕米尔高原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使唐王朝的疆域 在西部一直达到波斯湾。



措施之三是选拔良将，镇守边疆。所拔娄师德、唐休璟、张仁愿、郭元振等人，都成为镇守边关、驰骋疆场的一代名将。为了选拔能征善战之士，武则天当政时期还创设了武举。考试内容有射长垛、骑射、马枪、步射、射草人、材貌、言语、举重等七项。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又令天下诸州教人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申奏，使武举成为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措施之四是打击少数民族贵族的侵扰。吐蕃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曾经侵扰内地。延载元年（694）二月， 吐蕃与西突厥联军入侵冷泉、大岭谷，被武威道总管王孝杰打败，死伤六万余人，仓惶而退。碎叶镇守使韩思忠趁机攻破泥熟没斯城。证圣元年（695）七月，吐蕃论钦陵、论赞婆兄弟率大军侵扰临洮（今属甘肃），武则天即刻任命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圣历二年（699），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密图钦陵、赞婆等，杀其亲党二千余人，钦陵自尽，赞婆率部千余人来降。武则天遣羽林飞骑迎接，并“授赞婆辅国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归德郡王，优赐甚厚，仍令领其部兵于洪源谷讨击。寻卒，赠特进、安西大都护”。赞婆投唐后，钦陵的儿子论弓仁亦率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武则天甚为高兴，“朝嘉大勋，授左玉钤卫将军，封酒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久视元年（700），吐蕃将麹莽布支攻凉州，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麹莽布支战于洪源谷，六战皆捷，吐蕃军队大败。长安二年（702）九月，吐蕃遣使臣论弥萨等入朝求和。



武则天时期，契丹、突厥也曾经作乱。万岁通天元年（695），契丹酋长李尽忠、孙万荣以受营州都督赵文翙侮辱为口实，举兵攻陷营州，公然发动叛乱。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以万荣为将，纵兵南下，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县）。武则天闻奏大怒，下诏改尽忠为尽灭，万荣为万斩，遣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等二十八将率军讨伐，最终打败契丹叛军，使契丹重新归服。面对突厥挑起的事端，武则天采取“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坚决捍卫北部疆界的完整。经过与突厥默啜错综复杂的艰苦斗争，迫使默啜在长安三年（703）六月复请和亲，终则天之世，不再侵扰。



五、武周研究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争议最大的政治历史人物之一，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武则天的研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属于起步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研究工作一度兴起，又被迫中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研究渐入佳境；21世纪以来，进入了比较繁荣的时期。



（一）1949年以前的武则天研究



从1911年到1949年，对武则天的研究是零星、不系统的。30多年间，共出版了6种与武则天相关的著作，发表了29篇论文，另有9篇报刊短文。这些论著多为通俗读物、文学作品或戏曲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宋之的编写的历史话剧《武则天》。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不多，主要有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和罗香林的《景教徒阿罗憾等为武则天皇后营造颂德天枢考》（《清华学报》1947年第3期）。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很少关注武则天。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妇女解放，一些学者开始从女权的角度评价武则天，并发表有《我国女权运动者——武曌》《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武则天》《武则天新论》等文章十余篇。当时的历史学家对武则天存在着或肯定或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由于研究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双方都还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依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二）1950年至1977年的武则天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武则天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成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岑仲勉、杨志玖、吴枫、吕思勉、翦伯赞、吴晗、吕振羽、田汉、尚钺、吴泽等人都发表文章和著作，探讨武则天的是非功过及其相关问题。在这期间，共出版有8部相关著作，期刊论文47篇。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等论文有较强的学术性。而以文学手段展示武则天政治活动的，则以郭沫若的四幕历史话剧《武则天》最有影响。



在研究中，学者们对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岑仲勉1954年出版的《隋唐史》对武则天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武则天居心疑忌，秉性残酷，“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1959年出版的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赞同岑仲勉的看法，反对肯定武则天，认为武则天是暴君，不仅滥刑杀人，残酷异常，大兴土木，奢侈腐化，御边无方，而且不能用人，所用“皆昧死要利之徒”，“擢受之滥，后世斜封墨敕之原实开焉”。但杨志玖 1955 年所著《隋唐五代史纲要》在谈到武则天时观点完全相反，他充分肯定武则天的主要历史贡献是打破关陇贵族集团对政治的垄断，而且女性称帝对封建夫权统治制度是一个巨大的革命 。吴枫在1958年所写的《隋唐五代史》中也认可武则天的历史贡献，强调武则天当政时期选拔了大量有作为的官僚，为唐玄宗时代的辉煌打下了基础，其主要政策就当时社会来讲也有一定积极意义。1961年初，关于武则天的讨论更加热烈。为此，3月19日的《人民日报》还专门以《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为题，摘要介绍了1954年以来学术界对武则天展开讨论的情况。



随着讨论逐步深入，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从两个方面来评价武则天。一方面，放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层面去看，武则天不失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她前承唐太宗，巩固了“贞观之治”所开创的局面，后接唐玄宗，为唐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物质基础，对此应当予以肯定。另一方面，武则天毕竟是专制王朝的皇帝，有她的历史局限性。武则天“荒淫”“好杀”，晚年豪奢专断，因其错误和弊政危害人民、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1958年以后，武则天研究被涂上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色彩和官方色彩。例如，该年10月，翦伯赞、吴晗、吕振羽、田汉、尚钺等人在看了越剧《则天皇帝》之后发表谈话，对武则天多有褒扬。接着，《光明日报》《文汇报》都相继发表文章，既对武则天作为“我国封建时代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加以充分肯定，也认为需要对其统治者的本质予以揭露和批判。在这个大前提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时常出现不同看法和观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和人文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武则天研究也变成了政治的工具，真正的学术探讨不复存在。特别当研究介入政治斗争、武则天被比拟成当代政治人物来宣传的时候，武则天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形象，已经完全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范畴，走入歧途，研究成果乏善可陈。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才得以改观。



（三）1978年至2000年的武则天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大背景下，武则天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0年，关于武则天研究共出版著作132种，发表期刊论文635篇，学位论文3篇，会议论文28篇，报纸短文62篇。研究成果的质量也大有提高。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武则天研究，多涉及对此前的研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的反思。例如1978年熊德基题为《武则天的真面目——梁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批判》的文章，针对梁效对武则天的肯定反其道而行之，全盘否定武则天。后来，以几篇相应文章为基础，形成了《论武则天》一书。该书坚持了批判武则天的基调，认为唐朝全盛时期的到来比西汉、明清都要推迟三五十年，正是武则天统治的恶果。1980年黄永年的《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一文，就郭沫若的观点发表了不同意见。高光晶、戴承杭1983年的《武则天不是肯定的历史人物》，也对武则天持否定态度。不过，仍然有不少文章表达出不同的看法。



专门就武则天研究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是武则天研究日渐活跃的一个重要标志。1985年10月22日至27日，陕西咸阳举办了首次全国武则天学术讨论会。1986年10月22日至28日，四川广元举办了第二次全国武则天学术讨论会。1987年10月21日至27日，河南洛阳举办了第三次武则天学术讨论会。第四次、第五次全国武则天学术讨论会也分别于1988年、1994年在山西太原、陕西乾陵博物馆举行。与会代表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文博系统。每次研讨会都能收到二三十篇相关论文，不少论文在会后被汇集成书。例如，三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武则天与乾陵》《武则天与洛阳》《武则天与文水》等书籍，都是这些研讨会取得的成果。研讨会的主题非常广泛，包括回顾、总结武则天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围绕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对武则天的是非功过进行评价等。研讨会对进一步深化武则天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1985年的研讨会还促成了“武则天研究会”的成立。大量武则天研究成果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研讨产生的影响，例如胡戟在三秦出版社出版的《武则天本传》，吴枫和常万生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女皇武则天》，郁贤皓、方义兵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皇帝武则天》，还有何磊的《武则天传》、杨剑虹的《武则天新传》和赵文润、王双怀的《武则天评传》等。



港台地区和国外中国古代史学者是武则天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几十年也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刘飞的硕士论文《西方武则天研究述评》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1968年，外山军治编写的《则天武后》在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1971年，荷兰乔纳森·克莱门斯（Jonathan Clements）写出了《阴谋，诱惑，诛杀：武则天的神皇之路》一书。1978年，有三部海外武则天研究著作面世，它们是：格伊瑟编写的《武则天》（美国华盛顿），日本原百代编写的《武则天》（日本私家刻本局），和加拿大学者桂时雨（Richard Guisso）的《武则天及其在唐朝统治的合法化》。1981年，雷家骥编写的《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由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出版。1985年，捧书生编写的《武则天外传》由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发行。1986年，日本集英社出版泽田瑞穗编写的《则天武后》。1988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富安敦（Antonino Forte）发表了《从天文钟史看明堂和佛教净土：武则天建造的塔，雕像和浑天仪》。1993年，美国学者埃莉诺·库内（Eleanor Cooney）和另外一名美国学者丹尼尔· 阿尔提瑞合作出版了《欺诈：一部唐代谋杀和疯狂的传奇》。在由美国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三卷《隋唐（589-906）》中，桂时雨所撰写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的统治（684-712）》篇涵盖了武则天时期的主要内容。虽非专著，但很能反映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



（四）2000年以来的武则天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武则天研究更显繁荣。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6年9月底，共出版与武则天相关的著作325部，发表期刊论文1398篇，学位论文42篇，会议论文15篇，报纸短文3935篇，此外，还出现了12种与武则天有关的专利产品。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对武则天研究也表现出较大的热情，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21世纪以来，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举行了几次影响较大的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成果丰硕。2007年7月7日，“2007年·中国洛阳·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十届年会”在河南省洛阳师范学院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教授、学者和国内各大学、社科院、文博、出版系统及新闻媒体的专家教授等共8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出版了《武则天与神都洛阳》论文集，共收入论文44篇。其中王双怀《武则天与“神都”洛阳》、黄正建《武则天的名字是“武约”吗？——与雷家骥先生商榷》、罗汉《启母神话与武曌政权》、李志贤《武则天与“女性主义”》、王永平《从泰山道教石刻看武则天的宗教信仰》等论文观点新颖，受到较多的关注。



2013年，“中国广元·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在四川广元举行。来处海内外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就武则天与武周社会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孟宪实《论公主之死：妖魔化武则天的历史叙述》、黄正建《从墓志看与武则天相关的几位法官》、金子修一《玄宗的祭祀与武则天之关系》、谭继和《武则天与中国文化》、王双怀《论武周政权的历史地位》等论文引起与会学者的共鸣。会后编辑的《武则天与广元》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入论文56篇，集中展现了这一年武则天研究的成果。2016年，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又在洛阳召开第十二届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和日、韩等国的100多位学者就武则天其人、武则天与神都洛阳、武周时期的社会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考察了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一代明君武则天》，收入重要论文42篇。



这一时期又出版了不少有关武则天的学术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雷家骥的《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1）、赵文润的《武则天之魅力》（三秦出版社，2006）、王洪军的《武则天评传》（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等。海外武则天研究方兴未艾，代表性成果是美国人哈利·罗斯柴尔德（N. Harry Rothschild）2008 年发表 的《Wu Zhao: China’s Only Woman Emperor》。此书已被冯立君、葛玉梅译为中文，书名为《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201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至于有关武则天的文章，数量更多，其中不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上乘之作。



总观一百多年来的武则天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界研究武则天的轨迹。它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的过程，研究工作逐渐深入，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可喜成绩。这些成绩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则天的论著已达7000余种，其中图书434种，期刊论文2113篇，学位论文43篇。除去再版、复印的论著，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中都是罕见的。二是对武则天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已经问世的400余种论著，涉及武则天的方方面面。除了总体评介武则天的论文和著作以外，还有不少论著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关于武则天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武则天的出身问题、生年生地问题，参预朝政、临朝称制、改唐为周问题，用人纳谏、“荒淫好杀”问题，以及武则天如何治国的问题等。这些具体研究，对于还原武则天以本来面目，正确评价武则天，都有积极的意义。这些研究，逐步加深了人们对武则天的认识，使武则天研究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但是，21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以论代史，或以史代论的问题。有些文章只注重理论而不注意事实的考证，甚至因要为“政治”服务而任意歪曲历史；有些文章只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纠缠，没有对武则天进行全面研究就急于给武则天下结论。又如选题雷同、简单重复的问题。评价武则天的文章极多，但多为重复劳动，有新意有突破的论文并不多见。有关武则天用人纳谏、“荒淫好杀”的某些文章也存在着人云亦云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入，也影响了人们对武则天的认识。



六、人物评价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学术界至今仍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争论的焦点是武则天是否荒淫残暴、武则天能否用人纳谏、武则天有没有历史功绩。应当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把武则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加以审视。



（一）政治清明



长期以来，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武则天当政时期实行“酷吏政治”；用人唯亲，“所用皆昧死要利之徒”；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往往拒谏饰非，“无丝毫政绩可纪”。



“用人”和“纳谏”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所谓“用人”是指使用有才能的人，提高行政效率，不断改良政治。所谓“纳谏”则是采纳正确意见，集中统治阶级的集体智慧，在行政决策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以此来衡量，武则天时期的用人和纳谏，都可圈可点。



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确实有酷吏存在，但不存在对酷吏的依赖问题。这些酷吏多是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出现的，是武则天清除政敌的产物。武则天称帝后，为了巩固新生的武周政权，不得不继续重用酷吏，但这种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太长。政局稳定后，武则天即对酷吏进行清除。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颁发了《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重新提出了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主张。她认为：“崇德简刑，列辟之彝范；并官省事，有国之良图”。要求法官“幸悉心而慎罚，同底绩以胜残，伫弘勿辟之规，用阐无为之化。将使三千之罪，永绝于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布告天下，识朕意焉”。武则天使用的酷吏，大部分都是御史台官，或“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或“纠举百僚，推鞠狱讼”，职责基本上都和司法有关而不参与国家政治。因此，酷吏虽然有时“作威作福”，但无法左右国家政治。所以，将武则天当政时期的政治概括为“酷吏政治”，显然不够恰当。



事实上，在治理国家方面，武则天更看重的是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史书多记载，武则天有知人之明。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在她统治时期，确实选拔出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贤才，如狄仁杰、娄师德、姚崇、宋璟、张说等人。这一点得到许多史学家的认可。在武则天的提倡下，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大臣多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如“（朱）敬则知政事时，每以用人为先。桂州蛮叛，荐裴怀古；凤阁舍人缺，荐魏知古；右史缺，荐张思敬。则天以为知人”。“（狄）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武则天用人的特点，就是把是否称职作为主要标准，用实践来检验他们的才能。对于有才能的人，总是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对于不称职的人则迅速解替，决不辜惜。这一点，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称赞武则天的知人用人：“试观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爱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世之公鉴矣。”



武则天颇知道匡谏的重要性，经常鼓励臣下进谏，因而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敢于面引廷争、直言进谏的大臣，如朱敬则、魏元忠、狄仁杰、杜景俭等。武则天在朝堂上设置“肺石”和“铜匦”，就是为了能够广泛地听到不同的意见。对于臣下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都能虚心对待，择善而从。比如，武则天为了推崇佛教，想造一个很大的佛像，狄仁杰认为有伤民力，直言进谏，终使武则天下令停止工程，并且说：“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两《唐书》中有大量类似的例子。对于不正确的意见，武则天也能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比如，吐蕃人在高宗晚年攻陷了“安西四镇”，对丝绸之路造成很大的威胁。武则天即位后，为加强西北边防，让宰相讨论收复安西四镇的问题，狄仁杰上书认为不如放弃安西四镇，武则天即讲明了安西四镇的重要性和必须收复安西四镇的道理。



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在当政前期尚能纳谏，但在取得了某些成绩之后，便骄傲自满，拒谏饰非。武则天则不同，她越到后来越能纳谏，这也是她的过人之处。



（二）经济稳定发展



《新唐书·食货志》载：永淳元年（682）以后，国用不足，“加以武后之乱，纪纲大坏，民不胜其毒”。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武则天没有采取 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反而倒行逆施，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崩溃。有人甚至说：唐朝全盛时期的到来比西汉、明清都要推迟三五十年，也是武则天统治造成的。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



从大量资料来看，武则天时期施行了不少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例如，继续推行均田制。她在《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中说：“朕以鼎业惟初，宝祚伊始，斟酌今古，申画封疆。征赋科徭，实资宽简；沃塉劳逸，宜有平分。”鉴于“隆平日久，户口滋多”，有些州县，“土狭人稠，营种辛苦”，甚至百姓没有田业的情况，她放宽了对百姓迁徙的禁令，移京兆三十余万户于田地较宽的都畿附近，缓和了雍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又准逃户于所在地附籍，使人口布局逐渐趋于合理。这些都便利了均田制的实行。又如，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武则天主张“征赋科徭，实资宽简”。为此，严格实行租庸调制，严禁征收杂税，并多次减免赋税，赈济灾荒。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百姓的赋徭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再如，劝课农桑。如前所述，武则天重视农业，要求刺史县令“敦劝农桑，均平赋役”，把农桑发展情况作为 御史巡察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调动了广大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诸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就农业而言，武则天当政时期注意完善灌溉系统，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当时的洛阳是全国的仓储中心，四方租米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如陈子昂所讲，仅江南淮南诸州租船就有数千艘，载粮百余万斛。为了安置诸州租船，专门在洛阳立德坊穿凿了新潭。时人右补阙张说和洛阳县尉杨齐哲都讲到“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1971年发掘洛阳隋唐含嘉仓时，曾发现许多刻有“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的刻铭砖，并在一六〇号粮窖中发现了已经炭化了的五十万斤谷子。这说明，当时政府储有大量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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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工业方面，纺织、冶铁等部门都有很大进步。当时已有以知绫为业的机户，有的机户甚至拥有绫机五百张。当时最突出的手工业部门还要数铸造业。武则天当政时期铸九鼎用铜五十六万余斤（约合今六十六万八千余斤），铸天枢用铜铁三四百万斤。说明当时的铜铁铸造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武则天时曾修建规模宏大的明堂和天津桥，说明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建筑业也有所发展。此外，扬州、益州等城市也有了较大发展，后来的“扬一益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发展对商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市”的增加。唐初京师长安有东西二市，东都有东、南、北三市，都督府以至于县多亦各有之。武周时，人口增长，物品繁多，旧市或不能满足需要，即扩大规模或另增新市，就说明了这些问题。此外，“国际”间的贸易也比较发达。当时在洛阳、长安、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不少胡商。



从上述情况看，关于武则天时期经济“出现全面倒退”或“已经崩溃”的说法，似缺乏足够依据。相反，在这一时期，经济总的说来持续发展，这为开元、天宝时期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文化繁荣



唐初文化在许多方面还带有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特征。但到盛唐时期，全新的唐代风格得到展现。武则天时期显然处于这一变革的过程之中。究竟怎样评价武则天时期的文化发展？它对唐朝文化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对这个问题，过去的学者关注并不多，一般只强调武则天“以文取士”的影响。事实上，武则天时期是唐朝乃至秦汉以来文化革新和发展的重要阶段。



武则天时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儒、释、道“三教”融合。过去，学术界只强调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似乎武则天只重视佛教。实际上，武则天重视“三教”，因而三教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发展。在儒学方面，经学出现了一些修正儒家经典的著作。《旧唐书·儒学传》载：王元感以儒学见称。武则天祭南郊、享明堂、封嵩岳，王元感皆受诏同诸儒撰定仪注。凡所立仪，诸儒皆赞成，转任四门博士。长安三年（703），上其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这些著作对经书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不是墨守前人章句，而是“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受到学者魏知古、徐坚、刘知几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标志着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武则天时期，佛教有很大的发展。史载武则天即位以后，大力提倡佛教。天授二年（691）四月，诏“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不久，又下令对寺院进行整修和保护，加大佛经翻译的力度，并表彰义净、实叉难陀、复礼、法藏、神秀、慧能等。武则天大力提倡佛教，双下诏令使僧尼处道士之上。但是，据此以为武则天压制道教，则有片面性。事实上，对于当时比较流行、信徒众多的道教，武则天主要采取的是调和佛道矛盾的措施。圣历元年（698）正月，武则天颁《禁僧道毁谤制》：“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比有浅识之徒，竟生物我，或因怼怒，各出丑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诽谤佛法，更相訾毁， 多在加诸。人而无良，一至于此。且出家之人，须崇业行，非圣犯义，岂是法门！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圣历（698-700）中，武则天认为《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麟台监张昌宗召集李峤、闫朝隐、徐彦伯等二十六人修撰《三教珠英》，而以徐彦伯、李峤为主编。史载：“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而彦伯、李峤居首。”大足元年（701）十一月二日，书成，凡一千三百卷。此书鸿篇巨制，资料丰富，对促进“三教”融合、推动唐代文化的发展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除哲学、宗教之外，武则天时期的史学也有突出的成就。当时史馆体制与贞观时期基本相同。由于前代史大都完成，所以武则天首先组织文人学士，修成多达一百卷的《高宗实录》。此后，又着手撰修《唐史》。长安三年（7030正月敕令特进武三思、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人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当时的私家撰述十分丰富。特别是已经开始撰写第一部专记军国机密大事的《时政记》和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史载，长寿二年（693），姚璹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璹始也”。《时政记》的编修，对于保存第一手资料和历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史通》最后完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但此书的准备则在武则天时期。作者刘知几，“长安中累迁左史，兼修国史。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史馆丰富的历史典籍，并对这些典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开始撰写《史通》。《史通》凡二十卷，分为内篇、外篇。内篇论述史家的治史态度、经验教训和史书的源流、体制、编撰方法等；外篇论述史官的建置沿革和史书的得失优劣等。此书具有很高的价值，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



在文学方面，诗歌在当时的发展最为迅速。朝野上下，许多人都会作诗，一时竟成风潮。史载，武则天本人颇善吟咏，其诗有《唐享昊天乐章》十二首，《唐明堂乐章》十二首，《大飨拜洛乐章》十五首等，流传至今者尚有四十六首，其中一些诗篇具有较高的水平。武则天规定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使诗歌进一步在上上下下得到普及。史书记载，武则天“君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风”。如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发十道存抚使，以抚慰天下。临行，令百官赋诗送行。这些诗后来被辑为《存抚集》而行于世，达十卷之多，足见赋诗者之众。武则天时期涌现出了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杨炯、卢照邻、陈子昂等著名诗人，其中沈、宋、杨、陈在文学界有较高的地位。可以说，武则天时期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旧唐书》所云“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并非虚美之辞。武则天的诗文后来也被编为《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二十卷。这两个文集曾经流传于社会，后来还传到了日本，可惜今已失传。



与文学的发展相应，武则天时期的雕塑、书法、绘画、音乐、舞蹈艺术等均有较大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也很有成就。当时国子监设置算学馆，科举之科有明算，以李淳风等所注算经十书为教材，推动了数学的传播。武则天召王方庆集诸医与文仲著书，撰成《新本草》四十一卷、《药性要诀》五卷、《袖中备急方》三卷、《岭南急要方》二卷、《针灸服药禁忌》五卷、《随身左右百发百中备急方》十卷及《四时轻重术》等，凡十八种。



（四）有作为的政治家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武则天在唐代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知人善任，能够集中统治阶级的集体智慧，在参政和当政的四十多年间，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使国力逐渐强盛，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武则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其一席之地。至于其“残忍”“残酷”“残暴”“荒淫腐朽”“生性好杀”的一面，也不应否认和忽视，同时应放到前现代社会和专制制度的本性中去认识。



如果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视角观察和研究武则天，我们首先就会发现，她是中国古代女性中的佼佼者。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低。特别是理学兴起以降，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女子参政的如同凤毛麟角，极为罕见。唐以后各朝代对武则天的评价都偏低，显然也与此有关。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曾经在幕后台前参与过朝政的女性只有十几位，其中吕后、冯太后和慈禧太后影响较大。吕后临朝执政十五年，毁誉参半；冯太后在北魏听政十四年，厉行改革，孝文帝的政绩中有她一份功劳；慈禧太后在晚清垂帘听政时间较长，但因循保守，出卖民族利益，过大于功。和这三位相比，武则天都更显突出。而且她们都没有当过皇帝，仍以“后”的身份掌控政权，其影响力自然要稍逊一筹。



即使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考察，武则天也是女性政治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世界历史上，当过女皇或女王的女性约有四十余人，其中具有“女皇”身份的十九位。在武则天以外，还有日本的推古、皇极、持统、元明、元正、孝谦、明正、后樱町，越南的李昭皇，拜占庭帝国的伊琳娜、佐伊、狄奥多拉，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叶卡捷琳娜一世、安娜一世、叶丽萨维塔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印度帝国的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以及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佐迪图。这十九位女皇中，在位早而又有影响的，武则天是其中之一。武则天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女皇，但早于她的日本推古女帝和皇极女帝，影响力无法与武则天相比。后来影响较大的有拜占庭的伊琳娜、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伊琳娜被认为是东罗马及整个欧洲的“第一女皇”，这主要指拜占庭帝国有辽阔的疆域，女皇本人政绩则乏善可陈。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彼得大帝齐名，在位三十五年，对外两次同土耳其作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把克里米亚汗国并入俄国，打通黑海出海口，建立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维多利亚本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之女王，也是唯一的一位英属印度皇帝。她在位期间推行殖民统治，英国空前强盛，经济、科学、文学、艺术都有很大的发展，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也使英国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称号。相比之下，武则天早于她们一千多年就登上皇位，而当时的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二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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