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曼德拉（上）｜曼德拉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杨立华：曼德拉（上）｜曼德拉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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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曼德拉作为南非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40年代起便被视为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象征。他不仅在南非政治转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成为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的代表人物。随着全球对人权与民主议题的关注不断加深，曼德拉研究逐渐超越南非本土语境，扩展至反殖民、非暴力抗争、政治和解以及全球正义等领域，展现出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曼德拉的生平经历与政治思想的演进，重点探讨了他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领导角色、漫长的狱中岁月，以及在推动南非和平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贡献，同时评析了“曼德拉精神”的时代意义、历史定位及其对当代民主发展的启示，力求为理解曼德拉及其政治遗产提供深入而全面的视角。
曼德拉（上）
杨立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1918-2013年），南非反种族主义运动著名领袖，新南非首任总统（1994-1999年）。曼德拉是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为南非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和争取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和胜利做出了独特的、关键性的贡献。他也是南非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的象征，被誉为民主南非之父。曼德拉还是当今世界最具魅力与号召力的政治领袖。他主张世界和平与正义，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战争和强权。联合国唯一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国际纪念日是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以纪念和表彰曼德拉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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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
一、生平
1918年7月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于南非东南部特兰斯凯地区的姆维佐村。其父伽德拉·亨利·曼德拉是科萨人滕布部落的一位酋长，掌管姆维佐村的事务。纳尔逊9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滕布人代理大酋长雍金塔巴决定做纳尔逊的监护人。大酋长为他提供受教育机会，从小学读到黑尔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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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曼德拉
1939年，曼德拉考入当时南非唯一招收黑人学生寄宿的高等学校黑尔堡大学。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南非民族主义组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的成员，感受到一种激进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40年，曼德拉因参加学生运动被黑尔堡大学停学，回到大酋长的家。
1941年曼德拉悄悄离开特兰斯凯，辗转来到南非的矿业和金融中心约翰内斯堡。在这里，曼德拉见识了南非白人政权对南非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也结识了更多为争取非洲人平等权利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们，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得到升华。
1942年，曼德拉考入威特沃特斯兰大学（华人称其为金山大学）法律系，立志做一名律师。在金山大学，他结识了一些完全没有种族偏见的白人学者和学生，很多是南非共产党成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南非共总书记的乔·斯洛沃。曼德拉对南非共产党的认识，从结识这些人开始。曼德拉还结识了一些印度裔学生，了解到南非印度人的历史和他们反抗白人统治的斗争，感到非洲人和印度人有共同的命运。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简称约堡）接触到各种族人士，形形色色的思潮和信仰，使他对南非的种族矛盾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1944年，在沃尔特·西苏鲁的影响下，曼德拉加入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47年3月，曼德拉被选为非国大青年联盟的总书记。1950年曼德拉又当选青年联盟全国主席，成为黑人运动中一位突出的青年领袖。
1950-1960年，南非出现持续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浪潮。曼德拉全身心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当中，成为一系列群众运动的组织者。1950年被选入非国大执委会；1952年担任“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同年12月在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非国大第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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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穿着Thembu部落的传统服装
20世纪50年代中期，非国大掀起人民大会运动，要求在南非实行民主制度。共有200多个不同种族的民众组织参加到大会运动当中。1955年6月26日，“人民大会”正式召开，通过的《自由宪章》明确宣布：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里的黑人和白人；每个人都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6年12月，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民大会运动进行镇压，曼德拉被捕，罪名是重大叛国罪。白人当局对曼德拉等大会运动领导人进行了长达4年零4个月的“叛国罪”审判，最后因缺乏证据而告终。
1960年“反对通行证法”运动中发生沙佩维尔惨案，和平抗议遭镇压，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被当局取缔，转入地下活动。1960-1962年，曼德拉推动非国大开展地下武装斗争。非国大授权曼德拉组建军事力量“民族之矛”，曼德拉任司令员。
1962年1月至7月，曼德拉秘密出访，参加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泛非自由大会”并争取非洲国家对南非人民斗争的支持。1962年7月20日，曼德拉秘密回到南非。8月5日，曼德拉在纳塔尔省首府彼得马里茨堡附近遭警察逮捕，失去自由。
自此直至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被南非当局长期关押，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犯。在27年的囚禁中，他坚守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曼德拉争取政治犯的合法权利，包括学习的权利，使罗本岛监狱成了“曼德拉大学”。1982年当局把曼德拉等非国大领导人转移到开普敦的监狱。曼德拉70寿辰，世界范围掀起“释放曼德拉”运动。曼德拉抓住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时机，开始与当局在狱中对话，探索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途径。
1990年2月11日，南非白人当局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并取消对非国大等非洲民族解放组织的禁令。曼德拉获得自由，开始推动和领导废除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制宪谈判和政治变革。1994年4月南非举行历史上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赢得选举，纳尔逊·曼德拉出任新南非第一任总统，领导构建种族平等民主的新制度。1999年曼德拉主动卸任总统职务，实现了非国大权力的顺利交接。
2013年，曼德拉以95岁高龄逝世。联合国为曼德拉逝世下半旗。曼德拉去世后，他在南非和世界的威望与影响不减，他的主张和精神成为世界政治遗产。
二、政治思想的形成
曼德拉政治思想的基础是非洲民族主义，以争取非洲民族解放、废除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建立种族平等的民主制度为政治目标。曼德拉自1944年加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历尽艰辛和磨难而信念不移，支撑他的是非洲民族解放的正义性和必胜的信念。他一生恪守自由、平等的政治信仰，对民族和国家有始终不渝的历史责任担当。
同时，曼德拉民族解放的政治理想不是排他性的，不仅是超越部族界限的非洲民族的联合，而且接纳其他种族民主力量的参与。根据南非历史造成的多种族社会共生的现实，以及反对种族隔离民主运动的多元性质，曼德拉树立了种族平等包容的政治理念。
自1652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南非，继而1795年英国殖民军队开始占领南非土地，经过两个半世纪的殖民掠夺和征服，到1910年英属南非联邦组成时，南非土地的绝大部分已被白人占有。非洲人所剩的所谓“土著人保留地”，仅占南非领土的7.35%。为了使这种殖民性质的土地占有合法化和固定化，白人政府于1913年制定《土著人土地法》，禁止非洲人在“保留地”之外占有或购买土地。同时，非洲人被排斥在南非政治权力之外。
占南非人口四分之三的非洲人各部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利益，于1909年在布隆方丹召开南非土著人大会。在此基础上，1912年1月8日成立了全国性的“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改名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是非洲大陆最早建立的以团结南非的非洲人争取民族解放为最基本宗旨的民族主义组织。
1918年纳尔逊·曼德拉来到这个世界之时，南非已处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听部落长者们讲述非洲人反抗白人侵略的历史中萌发的。在非洲人的传统观念中，土地不是私有财产，就像水和空气一样，可以共享。非洲社会的民主和包容传统，对曼德拉的思想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曼德拉写道：“这个国家早期非洲人社会的结构和组织，强烈地吸引着我，并极大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点。……这样的社会中包含着革命民主制度的种子。”白人殖民势力的侵入，打乱了非洲人社会发展的进程。曼德拉的家乡特兰斯凯，是南非非洲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抗争保留下来的最大一块沿海土地。曼德拉决心效仿非洲民族英雄，并发誓“为我的人民获得自由而做出自己的牺牲”。
1938年，曼德拉考入黑尔堡大学。这是当时南非唯一招收黑人学生寄宿的高等学校。这所位于特兰斯凯东部的大学也被称为非洲精英的摇篮。南非很多黑人政治活动家都曾就读于此，非洲其他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不少人也曾是黑尔堡大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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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期的曼德拉
曼德拉进入黑尔堡大学时，正值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强化、种族矛盾日益尖锐时期。南非政府制定了《班图土地法》和《土著人代表法》（1936年），进一步剥夺非洲人的土地权利，引起非洲青年学生的不满。1940年，曼德拉由于参加黑尔堡大学的学生活动，与校方冲突而被停学，回到家乡。
1941年曼德拉辗转来到约翰内斯堡，寻找他的政治归宿。约堡是南非的矿业和金融中心，其周围的黑人城镇是非洲人打工者的栖息地，其中最著名的是约堡城西南的索韦托。在黑人城镇聚居的非洲人已经城市化，并超越部族界限在政治上日益团结。在他们中间，曼德拉感受到一种贫苦压抑不住的生存和解放的欲望。曼德拉到约堡后，结识了非国大地区领导人沃尔特·西苏鲁。非国大的成员在黑人城镇开展活动，召集会议。来自不同部族的非洲人，共同寻找解放的道路。曼德拉在这里接触到很多非洲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能力，对曼德拉民族解放意识的形成很有帮助。经西苏鲁介绍，曼德拉到一个白人律师事务所习艺。律师事务所的同事高尔，是非国大的成员，也是南非共产党成员。曼德拉把他看作政治启蒙老师。在高尔影响下，曼德拉在1943年8月第一次加入斗争行列，参加抵制不合理法规的游行。年轻的曼德拉在约堡时期从心理上摆脱了对部落的依赖，超越了部族局限，更加明确了非洲民族解放的意识。
1944年，在西苏鲁的影响下，曼德拉加入了非国大。当时，非国大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政策辩论。一批青年民族主义分子提出非洲人应该自立自决，他们要求非国大改变温和的反抗方式，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发动群众，向白人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是继续热衷于请愿上诉。这些青年决心使非国大振作起来，提出成立非国大青年联盟的计划。曼德拉加入到辩论中，并很快成为激进青年中的杰出人物。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决心把青年联盟建设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思想库和发电站”。
1944年4月，青年联盟正式成立。青年联盟提出的《行动纲领》被当时的非国大领导认为太激进、不现实。但是在黑人群众运动和青年联盟的推动下，非国大改变了以往30年消极被动的反抗方式，制定了更激进的纲领和策略。1949年，非国大通过《行动纲领》，提出“民族自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白人统治”等政治口号，并决定冲破合法斗争的局限，采取积极抵制、不服从、不合作的方式，发动罢工和群众运动，以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
青年联盟的非洲民族主义同时存在排他性和包容性两种倾向。前者倾向于对外来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包括对南非共产党表示担心，认为当时白人控制的南非共会损害非洲人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后者则赞成与其他种族的同情者联合。当时的曼德拉属于偏激的一派，主张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但是，当年非国大的老一辈领导核心一直坚持非种族主义的原则，主张联合所有支持非洲人民解放的力量。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结成联盟，并接受“有色人”、印度人和白人民主人士加入队伍。非国大在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斗争中，基于南非多种族社会的现实、人口构成，坚持开放包容的政策。
促进跨越种族的联合阵线，不排斥其他族群民主力量参加。这种主张是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的。青年联盟排斥南非共的主张没有被非国大接受。曼德拉尊重非国大的决定，认同非国大的政治纲领，并成为20世纪50年代非国大主导的反种族隔离民主运动的组织者。
南非民族解放与泛非主义运动和世界反种族主义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曼德拉把南非民族解放看作非洲反殖斗争、泛非主义运动和世界正义事业的一部分。1962年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泛非自由大会讲话中，曼德拉表示，“我们把在国内建立和保持一支强大、巩固的解放运动，看作对我们自己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应负的责任”。在1962年11月4日的法庭声明中曼德拉坦言：“我把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看作自己的责任。它不仅是对我的人民，也是对我的职业、对法律的实施、对全人类正义事业的责任。”
三、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
（一）领导非暴力群众运动
二战后，亚洲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与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南非黑人工会不断掀起罢工斗争，有色人和印度人工会也很活跃。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非国大加强了与印度人大会和有色人组织的联合与合作。对此，白人统治阶级大为不安，白人中出现“恐黑症”，导致1948年白人大选中，鼓吹维护白种人纯洁、保证白人特权的阿非里卡人（南非荷兰语白人）国民党上台。
从此，南非历史进入一个最黑暗的种族隔离时代。
20世纪50年代，南非种族主义统治更加严酷。从50年代初，南非当局开始清除白人区内的黑人，强制黑人搬出原居住区，颁布种族住区隔离法、通行证法等种族主义法律，以及《镇压共产主义条例》。
当局的镇压，促使不同种族和不同政治派别的民主运动加强了团结与合作。南非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出现全国性高潮。反抗运动的规模、诉求和斗争方式日趋激进，对白人政权的冲击日渐强烈。曼德拉在斗争中发挥了主要的组织、领导作用。非国大、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举行全国抗议，反对当局杀害非洲人，反对《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曼德拉成为全国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被选入非国大执委会。抗议得到各大城市工人的支持。
1952年初，非国大和印度人大会决定共同发起蔑视不公正法运动。曼德拉担任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他跑遍全国城镇和黑人住区，发动群众，征求志愿者。1952年6月26日，蔑视不公正法运动正式开始，很快向全国蔓延，一些白人也参加到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当中。运动持续了6个月，共有8500人因为公然蔑视种族隔离法令而被关押。曼德拉等30多名运动领导人被捕，被指控犯有“共产主义罪”，被判处9个月监禁和苦役，缓刑两年。
这次斗争促进了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了非国大的力量，其成员从运动前的一万多人，增加到10万人左右。6月26日后来被南非民主运动定为“自由日”。曼德拉对黑人解放事业的忠诚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得到公认，他被选为非国大德兰士瓦省主席。1952年12月，在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曼德拉当选非国大第一副主席；担任主席的是卢图利酋长。这次运动扩大了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国际影响，引起联合国大会对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的关注。
曼德拉在1952年8月开办了自己的法律事务所，并邀请好友奥利弗·坦博加盟。这是那个年代南非唯一由非洲人律师开办的法律事务机构。曼德拉—坦博律师事务所为受迫害的黑人伸张正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非国大发起并联合其他民主运动，掀起人民大会运动，以反对南非当局推出“刑法修正案”“公共安全法”等强化镇压手段。
共有200多个不同种族的民众组织参加到大会运动当中。1955年6月26日，“人民大会”正式召开，2800多名代表参加。与以往反抗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人民大会运动第一次形成了共同纲领——《自由宪章》，明确宣布：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里的黑人和白人；每个人都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平等，共同享有南非的财富和土地；每个人都应有基本人权、就业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和住房保证。这是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政治运动中，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社会变革方案。它成为非国大和其他与之相近的群众组织，迄后40年民主运动的共同政治纲领。
曼德拉对人民大会运动和整个反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前景有更深的战略思考。他认为，要实现《自由宪章》的设想，需要组织、动员和开展大规模、广泛的群众斗争。他指出，必须明确，在南非社会中是否存在为实现这个宪章而战斗的必不可少的社会力量，以及这些力量是否正在被动员起来，为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准备好条件。
1955年9月，当局对曼德拉的两年禁令到期。他立即抓住这个自由活动的机会，到全国各地调查民情，与非国大地方领导人一起分析南非的形势。曼德拉在向非国大执委会的汇报中坦率指出，人民的动员和组织状况不足以对白人政权构成巨大压力和威胁，非国大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1956年3月，曼德拉又失去自由，当局强加给他为期五年的禁令，限制他只能在约堡地区活动，不准参加政治集会。当局对民主运动的更大规模的镇压随后开始。
局势的恶化，印证了曼德拉的判断。1956年12月，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民大会运动进行镇压。12月5日清晨，曼德拉在索韦托的居所被捕，各地共有156名人民大会领导者被捕。当局指控他们犯有重大叛国罪，准备在外国帮助下推翻现政府，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南非当局对曼德拉等大会运动领导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叛国罪审判”，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经过四年零四个月的审判，当局未能证明曼德拉等被告有暴力推翻政府的行动，法庭最终宣布所有被告无罪，叛国罪审判遂告结束。但是，当局对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的镇压和迫害有增无减。
曼德拉动荡而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涯，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妻子伊威琳以自己的微薄收入支撑家里生活，养育三个孩子。伊威琳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希望曼德拉放弃政治，专心做律师。最终，他们维持了十年的婚姻画上句号。1958年6月，曼德拉迎娶了来自特兰斯凯的温妮，她是南非第一个从事社会福利救济工作的非洲妇女。曼德拉告诉温妮，做他的妻子有很多不便之处，今后的生活会有很多困难，将不断受到监视和骚扰。温妮对这些完全理解，准备和曼德拉一起承担风险和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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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与温妮
1959年，非国大酝酿和筹备发动反对通行证法运动。此时该组织发生了分裂，长期存在于非国大内部的思想分歧，达到不可弥合的程度。1959年4月，脱离非国大的非洲主义者另外组成“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简称泛非大），它反对在组织上与印度人和白人联合，主张非洲人自己干。
泛非大成立不久，立即着手组织反通行证法运动，并在1960年3月21日率先开始行动。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响应泛非大的号召，把通行证放在家里，到警察局门前示威，在黑人城镇沙佩维尔，一万多黑人群众围住警察局。警察开枪打死69名非洲人，打伤180人，造成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此外，在其他地区也爆发了黑人群众示威游行和警察枪杀黑人的事件。曼德拉在秘密状态下，组织非国大参加反通行证法运动。
南非当局在1960年3月30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曼德拉和其他29名反抗运动领导人被关进监狱。南非当局的暴行引起国际舆论的愤怒。当年4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通过谴责南非政府的决议，要求它采取措施缓和种族矛盾。但是白人当局一意孤行，4月8日宣布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
反对“通行证法”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非暴力群众运动的高峰，也是它的终结。在失去合法存在的条件之后，南非黑人解放组织面临着新的考验和选择。
（二）开展武装斗争
20世纪50年代是南非人民非暴力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但是，实践证明，单凭非暴力、公开的群众运动不足以动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曼德拉和非国大在思考新的战略和策略。
在白人武装征服南非的200多年间，非洲人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进行过英勇卓绝的武装抵抗。恩格斯曾高度赞扬祖鲁人的反侵略战争，“卡弗尔人——祖鲁人在数年前……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1906年非洲人进行过最后一次以部族为基础的武装抵抗，遭到残酷镇压。1910年英属南非联邦建立后，白人政权在继续暴力镇压的同时，更多地以立法、行政手段确立和巩固其统治。而非洲人的反抗斗争则从反对殖民侵略和扩张，转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争取合法权利的民族主义运动。
共同的命运使非洲人很快冲破地区和部族局限，团结起来共同维护非洲民族的利益。1912年成立的“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即后来的非国大），创始人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非洲人，大多是教会学校培养的基督教徒并取得英美律师资格和学位。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南非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较慢，一直没有突破争取有限民主权利和非暴力合法斗争的局限。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有强大的镇压机器，非洲人被剥夺得手无寸铁；二是某种程度受到甘地领导南非印度人对付白人统治所奉行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后期，南非黑人工人运动发展起来，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加入非国大，成为有生力量，提出非洲民族自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白人统治的政治主张，促使非国大调整政策。5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的强化，使得公开的非暴力反抗已不能对白人统治造成威胁。突破非暴力束缚，开展武装斗争，开始提上日程。
20世纪60年代初期，南非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处在危难时刻。1960年3月，非国大被取缔后，使非国大绝处重生、保存力量、继续斗争的关键人物是曼德拉，以及他周围的坚强领导集体。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认为非国大不能解散，而应继续存在下去、开展斗争。曼德拉提出，非国大必须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建立严密的组织，进行暴力反抗。
非国大对南非形势的险恶已经有所准备。1960年3月紧急状态法实施之前，决定派奥利弗·坦博秘密离开南非，到国外建立代表机构，争取国际支持。1961年3月，非国大全国工作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加紧落实曼德拉1953年提出的整顿组织的M-计划，把松散的公开性组织，改造成严密的、能适应秘密活动的精干队伍。非国大全国执委会通过了决议，授权曼德拉开始组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准许其吸收各个种族的人参加。当时参加组建工作的有南非共产党中的白人党员，其中包括后来担任南非共总书记的乔·斯洛沃，还有参加过二战的杰克·霍奇森等。按照计划，曼德拉转入地下，但是为了表明非国大还在继续斗争，需要他在一些场合公开露面，扩大在公众中的影响。曼德拉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使命，但是他承担起了这个任务。曼德拉在全国各地奔波，发动群众。同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非国大地下组织的建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非国大地下组织建立起来，组成秘密联络网，为坚持斗争打下基础。
为了尽快熟悉军事理论，曼德拉隐藏在一个白人家中，阅读了大量有关战争的西方权威著作和游击战争的著作，以便掌握进行武装革命的基本原则，并借鉴别国的经验。曼德拉也受到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的启发和影响。此外，曼德拉还研究南非的历史，研究英布战争中布尔人的游击战术。同时，曼德拉还研究南非主要工业区的状况，交通与通信网络，以及地形特点，为以后的游击战做准备。
武装力量的组织建设也相应加快。以曼德拉为首，组成“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曼德拉任司令员，同时负责军事训练和财务。全国最高指挥部设在比勒陀利亚郊区的一个白人农场——克里斯利夫农场。在全国最高委员会领导下，各地区建立分指挥部，指导当地武装小组的活动和打击目标。
1961年12月，在非国大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可称为里程碑的事件。一是非国大主席卢图利酋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一生主张和平，反对暴力。二是“民族之矛”武装斗争的开始，宣告了非国大单纯非暴力反抗的结束。1961年12月16日，“民族之矛”的战士们在伊丽莎白港、德班和约翰内斯堡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爆炸破坏活动。袭击的目标有政府办公机构和变电站。12月16日成为非国大武装斗争的纪念日。与此同时，转入地下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波戈”，并开始武装斗争。这个时期采取武装破坏行动的还有以西开普地区的“非欧洲人团结运动”为基础的“游击战俱乐部”，一些白人自由派人士组成的武装斗争小组。
这些分散的武装活动，引起白人社会的恐慌，也鼓舞了黑人的斗志，但这不足以迫使白人政权改变政策，或动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曼德拉根据当时的形势，很快调整了战略，把进行武装破坏活动转为准备长期的武装斗争。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是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之一。反对种族主义制度的斗争得到世界正义力量的关注和支持。为了在人力物力方面为以后的游击战争做准备，曼德拉于1962年初秘密出国，对非洲其他国家和英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访问。非国大全国执委会指挥部设在非洲各国的办事处，协助曼德拉开展工作。
1962年2月，由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组成的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会议。南非的黑人解放组织——非国大和泛非大也被邀请参加。非国大决定由曼德拉率领一个代表团赴会，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联系，争取政治和物资支持。曼德拉的使命还包括为“民族之矛”的战士寻找武装训练基地。
1962年1月9日，曼德拉秘密离开南非，途径英属贝专纳，飞往坦噶尼喀。坦噶尼喀于1961年12月9日取得独立，朱利叶斯·尼雷尔是这个新生国家的第一任总理（后为总统）。曼德拉在这里所看到的是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非洲人所具有的尊严。曼德拉感叹“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自由的人”。曼德拉会见了尼雷尔，得到真诚的支持和切实的帮助。曼德拉携带着坦噶尼喀政府颁发的旅行证明，继续他的非洲之行。
曼德拉一行飞到亚的斯亚贝巴，参加1962年2月2日开幕的“泛非自由大会”。曼德拉在发言中介绍了南非人民的斗争历史，揭露南非当局对黑人运动的镇压，并对非洲国家支持南非黑人的斗争表示感谢。曼德拉也明确指出，在南非实现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其中心和基地在南非国内。
“泛非自由大会”之后，曼德拉访问了一系列非洲国家。在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会见了曼德拉，答应提供五千英镑的援助，并建议曼德拉到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去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穆斯塔法博士。穆斯塔法告诉曼德拉，阿民族解放阵线起初相信能打败法国军队，但是后来认识到，单纯的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选择了游击战。他告诫曼德拉不要忽视政治斗争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这些经验对于刚刚开始武装斗争的非国大，无疑极其宝贵。2在访问非洲的过程中，曼德拉会见了多位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得到他们热情支持和慷慨帮助。在访问伦敦期间，曼德拉会见了英国工党领导人和自由党领袖，向他们阐述非国大主张的武装斗争，说明了南非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为什么需要多种形式。离开伦敦后，曼德拉到埃塞俄比亚接受军事训练。军训只进行了两个月，曼德拉接到国内的电报，要求他立即返回，因为国内的武装斗争亟需他的领导。1962年7月20日，曼德拉结束了半年的出访，秘密越过边境，回到南非。
曼德拉回到约堡后，立即向非国大工作委员会和“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汇报出访情况，包括得到财政资助的数量，以及非洲国家准备帮助非国大训练解放战士的情况。曼德拉提出准备游击战争的设想，指出建设一支有足够力量的、训练有素的队伍，才能开始游击战争。曼德拉的意见最后被采纳。曼德拉与妻子温妮只有一次短暂的团聚，而这次会面成了曼德拉被捕前与妻子的告别。曼德拉随后到纳塔尔向卢图利酋长汇报出访情况。
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加大了打击这些反抗活动的力度。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在和威廉姆斯驱车赶回约堡途中被捕。曼德拉的突然被捕所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是巨大的。但是，在一年多的地下活动期间，曼德拉精心策划，建立起严密的地下组织。他为武装斗争所奠定的基础，以及他提出的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内斗争的战略思想，对后来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以法庭为讲坛宣誓正义主张
从1962年8月曼德拉被捕，继而1963年7月西苏鲁等多名非国大主要负责人被捕后，南非的反种族主义运动面临最严峻的考验，黑人解放运动领袖们面临死亡的威胁。对曼德拉的个人审判和对曼德拉等非国大领导人的“利沃尼亚审判”，历经两年，成为南非政治的焦点，并引起国际舆论前所未有的关注。
曼德拉等非国大被捕的领导人，坦然面对死亡威胁，决定把法庭作为公开的讲坛，揭露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反人类性质，伸张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阐明非国大的政治目标和斗争策略，避免非国大和黑人解放运动产生思想混乱，指明南非两种命运的抉择的性质和前景，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争取世界各国支持南非人民为自身解放和为世界正义事业所做的贡献。
当局逮捕曼德拉，指控的罪名是“煽动非法罢工”和“非法出境”，1962年10月22日开庭审判。曼德拉首先声明，对他的审判是对非洲人民意志的审判，因此他决定自己承担辩护。接着，他对白人法庭审判此案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提出挑战。他指出，南非法庭的组成，体现了严重的种族歧视，这个完全由白人组成的法庭，不可能在一个关于非洲民族意愿的审判中主持公道和正义。
曼德拉被宣判前夕，联合国大会于1962年11月6日通过1761号决议，号召成员国与南非断交，停止对南非的贸易和武器供应，抵制南非货物，对南非船只关闭港口，并要求安理会对南非加以制裁。同一年，联合国还成立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密切关注并向联大和安理会报告南非的问题。
11月7日，法庭最后宣判。在宣判之前，曼德拉宣读了他的法庭声明。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全面阐述非洲人民争取平等和民主运动的合法性。曼德拉首先以自己为例，说明为什么像他这样精通法律的律师，会起来反对政府的法律。他说：“我把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看作自己的责任。它不仅是对我的人民，也是对我的职业、对法律的实施、对全人类正义事业的责任。”曼德拉指出，在履行这一历史责任的过程中，非洲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在几十年间倡导和平变革，极力避免与当局发生冲突，采取各种各样非暴力的斗争方式。但是政府不仅不答复、无反应，反而越来越把南非推到内战的边缘。曼德拉指出，“政府的暴力只能引起反暴力”。
在结束陈述时，曼德拉说，“我准备接受由此带来的惩罚，虽然我知道，一个非洲人在这个国家的监狱中处境将多么痛苦和险恶。……但是，这些考虑不会使我放弃已经选择的道路。我对监狱之外我的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所遭受的可怕处境的仇恨，比对我将面临的处境的担心更为强烈”。曼德拉大义凛然地宣布：“在我服刑期满走出监狱之后，我还会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的努力铲除邪恶，一直到它们被消灭。”
法官对曼德拉做出了五年监禁、不准假释的判决。随后，曼德拉被关押到开普敦外海的罗本岛政治犯监狱。
曼德拉被监禁在罗本岛期间，非国大地下领导机构和“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继续在利沃尼亚区的克里斯利夫农场进行活动，酝酿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民族之矛”的一个下属组织起草了一份武装推翻白人政权的“马依布耶行动计划”，提交最高指导委员会讨论。1963年7月11日，以沃尔特·西苏鲁为首的非国大地下领导机构遭到警察的突然袭击，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落入白人政府手里。“马依布耶行动计划”讨论稿和其他几百份文件，以及曼德拉访问非洲的日记，统统被警察搜走。随后，警察还袭击了该组织的其他两个据点，其中之一是炸药存储库。证据在手，白人政府准备把非国大的领导人送上断头台。
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曼德拉在监狱办公室见到了被捕的西苏鲁等人，他为非国大遭到这样的破坏感到震惊。当局指控曼德拉等11名被告犯有222条破坏罪行，参与了武装推翻政府的阴谋。
监狱之外，非国大的地下组织和被捕者家属，加紧组织援救。辩护律师团很快组成，著名的白人律师布拉姆·费舍尔挂帅，他是南非共产党地下活动时期的总书记，曾在“叛国罪审判”中担任辩护律师。
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局势非常关注。联合国安理会在1963年8月7日通过181号决议，承认南非的局势已经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决定对南非实行非强制性武器禁运。非洲统一组织1963年成立后，明确表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支持南非黑人的反抗斗争，为黑人解放运动提供支持和援助，并一再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
从法庭上抛出的证据看，事实越来越明显，暴力斗争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否认。为了使曼德拉等人免于死刑，辩护律师们提出，只承认指控中提到的破坏活动的一小部分。因为很多破坏活动是在曼德拉被捕之后发生的。但是曼德拉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既然“民族之矛”在接受审判，作为这支力量的领导人，他不愿意，也不指望通过法律的细微区别而解脱自己。他坚持，必须理直气壮地讲清楚，为什么必须进行暴力反抗。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要利用法庭这个讲坛，骄傲地阐明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这个时候，不能在人民之间和解放运动内部造成任何思想混乱。他们要向南非和全世界阐明南非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
辩护律师与曼德拉等人商量决定，曼德拉不参加法庭辩论。但为了全面而完整地阐述他们的政治主张，曼德拉将在被告席发表一个强有力的声明，其他被告将在法庭辩论中参加反诘问，负责驳斥原告和证人无根据的指控。曼德拉感到，无论他们说什么，他们都将面对死刑，所以不如对他们的信念直言不讳。
1964年4月20日的法庭辩论受到整个南非、整个非洲，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费舍尔律师宣布，整个辩护将从第一号被告宣读法庭声明开始。曼德拉从容地站起来，宣读他著名的法庭供述。他首先驳斥当局对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关系的指控。他申明，“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我的人民的一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于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我为之骄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由于外面的人可能说过什么”。曼德拉指出，“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偏见，南非的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人政治家那么欣然地把共产党当作朋友。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很明显。……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在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是唯一准备与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因此，今天有很多非洲人倾向于把自己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曼德拉进而谈到，不仅在南非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共产党国家一直支持他们的斗争。接着曼德拉毫不掩饰地讲到暴力斗争问题。他坦率地说，“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在1962年8月被捕之前，我在其中起重要作用”。曼德拉承认，在访问非洲期间，他曾经安排人员到国外接受军事训练。
在谈到他个人的政治信仰时，曼德拉说，他首先是一个非洲人爱国主义者，然而，“今天，我被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所吸引。这种吸引力部分来自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部分来自我对这个国家早期非洲人社会组织结构的钦佩”。
他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是真正的民族性质的斗争。它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由他们自己的苦难、自己的经历所激励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一个为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不需要共产主义者或所谓的煽动者来教给我们这些”。
曼德拉在结束长达4个小时的法庭声明时，平静地说出以下感人肺腑的话：
“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我与白人统治进行斗争，也反对黑人控制。我珍视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具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去实现它。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了拯救曼德拉、西苏鲁等领导人，非国大的国内组织和国外机构以极大的努力动员社会舆论。世界范围的抗议活动，要求南非当局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1964年6月9日，即利沃尼亚审判最终宣判的前两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0号决议，强烈要求南非停止审判，对被告实行赦免，释放所有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被判死刑的人。南非国内群众的反抗和强大的国际舆论，对南非当局对如何处置这些黑人运动的领导人产生了巨大压力。
面对死亡的威胁，曼德拉等民族运动的领袖决定，如果被判死刑，他们将不提出上诉。他们的原则是，如果判处死刑，围绕这一判决所掀起的政治运动不应该被任何要求仁慈的请求而影响。
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对本案所有被告的判决将是终身监禁。”辩护律师们无比兴奋，他们为成功地挽救曼德拉等人的生命而欣慰。当曼德拉最后一次向人民挥手告别时，人群沸腾了。从法庭到比勒陀利亚监狱，巨大的人流紧跟着囚车，为他们的领导人送行。除了南非右翼报纸，南非和世界新闻媒介充满对曼德拉等人的赞赏。6月12日宣判当天夜里，曼德拉和他的6位战友被押上囚车，前往罗本岛监狱。丹尼斯·戈德伯格，作为白人政治犯，继续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监狱。
随着曼德拉等一批领导人被投入监狱，以及大批解放战士被捕，南非国内的黑人解放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非国大和泛非大的领导机构都转移到国外，争取外援，为长期的武装斗争做准备。南非国内的黑人反抗斗争暂时进入低潮。
（四）狱中斗争近28年
从1962年8月被捕入狱，到1990年2月被无条件释放，曼德拉一生近三分之一的岁月，被白人当局囚禁在监狱。但是，他的政治影响继续存在，他依然是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力量的精神领袖，并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政治犯。同时，曼德拉和其他被关押的非国大领导人，形成狱中领导集体，继续关注监狱外的斗争形势，保持与非国大在国外的领导机构的联系。
由于南非当局的封锁，曼德拉在狱中的情况很长时间不被外界所知。1966年，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一名记者获准进入罗本岛采访。他拍摄了政治犯坐在院子里劳动的场景，并且拍下一张曼德拉与西苏鲁在休息时站在院子里交谈的照片。这以后20多年，外界再也没有见过曼德拉在狱中的照片。而且，南非当局还禁止报纸、杂志或任何出版物和新闻媒介引用曼德拉的言论，或刊登他的照片。当局企图把曼德拉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曼德拉在狱中的大致情况，只能从一些被释放者的回忆，或温妮和孩子们探望曼德拉所得的感受中，从为数不多的采访者透露的信息中，略有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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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本岛监狱
曼德拉在狱中依然继续着他的事业。根据南非政府1959年宣布的决定，罗本岛成为囚禁“非白人”（非洲人、有色人、亚洲裔人）男性政治犯的最大监狱。罗本岛监狱和南非所有的监狱，像整个南非社会一样，实行严格的种族主义制度。非洲人受到最劣等的待遇，“有色人”和印度人处境稍好，白人囚犯在大陆上的监狱中关押，又多一点“优待”。
罗本岛政治犯的劳动十分繁重，而且没有劳动保护，对政治犯的健康有很大损害。由于常年挖石灰石，曼德拉眼睛的泪腺被堵塞。曼德拉领导大家为改善劳动条件进行斗争，监狱当局才同意去掉脚镣。经过国际红十字会多次抗议，南非当局在1975年只好停止让政治犯挖石灰石。
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意识到这种环境对他们是新的考验，也是新的战场。他们必须明确如何在监狱环境中生存，制定出挫败敌人意图的战略。曼德拉不断给监狱总长写信，陈述罗本岛监狱对政治犯的虐待和监狱条件的恶劣。曼德拉还提出要允许政治犯在星期六早晨有发牢骚的时间，经过斗争，这一要求被接受。后来，狱方同意政治犯派代表与其交涉，结束了长期以来个人只能代表自己讲话的规定。
曼德拉的坚定、自信和他对监狱当局的蔑视，是因为他确信白人对黑人的压迫是非法、非正义的。他理直气壮地向监狱当局提出，他有权给非国大主席坦博写信，交换有关解放斗争的意见。在曼德拉的领导下，政治犯们进一步向狱方提出政治要求：①无条件释放；②享受政治犯待遇；③取消任何种族歧视。虽然他们知道，这样的要求不会被接受，他们的获释主要依靠监狱外的人民斗争，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向当局对他们的判决提出挑战。
在漫长的囚禁岁月中，妻子温妮和其他亲人的探望对曼德拉是极大的慰藉。从约堡到开普敦有1500千米的路程，到开普敦港后，温妮还要乘监狱的小渡船才能到达罗本岛。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们见面的时间仅有半个小时。
1965年，当局对温妮宣布为期五年的禁令，限制她只能在索韦托的奥兰多区活动。后来温妮还被指控违反“恐怖主义法”而关进监狱，受尽折磨。当局企图以此软化曼德拉。对当局的威胁、迫害、流放，温妮从不畏惧。
曼德拉从未对前途失去信心，他始终坚信，有一天他会获得自由。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南非国内的黑人反抗运动重新出现高潮。首先是黑人大学生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紧接着黑人工会开展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1976年6月16日，索韦托青少年为抗议当局强制非洲人学校用阿非里卡语授课而举行暴动，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有关索韦托学生运动的信息，陆陆续续传到罗本岛监狱。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感到很振奋，黑人运动的低潮已经过去。曼德拉签署的一封信，辗转交到非国大主席坦博手里。信中说：“我们的人民始终毫不动摇地反对种族隔离。没有任何事情像我们青年的起义那样，证明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失彻底破产。”曼德拉在信中呼吁黑人群众加强团结，他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黑人反抗遭到当局残酷镇压。“黑人觉醒运动”的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当局迫害致死，黑人群众组织遭到当局取缔。大批青年逃离南非，加入流亡在国外的非国大和泛非大，也有很多人被投进监狱。罗本岛监狱一时间增加了不少青年政治犯。
争取政治犯的学习权利，是狱中斗争的重要方面。为了使这些青年在狱中继续学习知识，提高自己，曼德拉开始实行一个教育计划。在曼德拉的资助和关怀下，他们得以继续读书，其中不少人在罗本岛通过函授取得学位。后来，曼德拉与给友人写信，希望他们募集资金，帮助他实现一个包括罗本岛所有政治犯的教育计划。
南非当局对此显然感到不安。1982年3月31日，曼德拉、西苏鲁等黑人领袖突然从罗本岛被秘密转移到开普敦附近的普尔斯摩尔监狱。曼德拉虽然离开了罗本岛，但是他的影响继续留在那里。后来，20世纪80年代被关进罗本岛的政治犯仍然按照曼德拉和西苏鲁等领导人所倡导的那样，抓紧狱中的时间学习知识。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使罗本岛成了“曼德拉大学”。通过曼德拉和其他老一代领导人的工作，不少青年政治犯出狱后，成为80年代黑人反抗运动的组织者，有些后来还成为曼德拉新政府的重要成员。
20世纪80年代初，南部非洲出现了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的形势。1980年津巴布韦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后，南部非洲的力量对比有了根本的变化。南非的黑人解放运动，也有很大进展。到1983年，组成了初步的统一战线，形成武装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局面。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统治已难以维持。
随着南非黑人反抗斗争的发展，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80年6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非洲统一组织也发出强烈的呼吁。世界各地都掀起“释放曼德拉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南非当局一面继续监禁、隔绝曼德拉等黑人领袖，一面玩弄有条件释放。1985年初。南非当局有选择地同意一些外国人到波尔斯摩尔监狱采访曼德拉。1985年1月，曼德拉先后会见了英国保守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贝塞尔勋爵和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法学教授塞缪尔·达什。曼德拉对来访者说明，南非的根本问题是消除整个种族主义制度。同时阐明，“南非的白人属于这个国家，这里是他们的家。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里，与我们共享政治权力”。曼德拉表示，虽然黑人抵抗运动目前还没能在战场上打败白人政府，但是黑人的力量足以使种族主义统治难以维持。达什教授发现曼德拉冷静、自信而有尊严。“我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游击战士，或激进的理论家，而像一位国家元首。”贝塞尔勋爵随后在欧洲议会发起一个运动，呼吁各国外交部部长向南非施加压力，敦促其释放曼德拉。
（五）洞察转机，启动谈判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非博塔政府还没有与黑人和解的意愿，反而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开进黑人城镇，种族冲突空前激烈，引起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形成前所未有的制裁南非的高潮。美欧各大银行纷纷停止向南非提供新贷款，并要求南非偿还到期债务，南非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
南非白人社会出现分化和思辨倾向，大多数白人不同程度承认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行不通，今后只能与黑人共存。1985年9月，以国际矿业巨头南非英美公司为首的工商业资本家代表团，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会见非国大领导人，探讨南非的前途。这个举动在南非白人中影响很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共有30多个来自南非白人各界代表团，到国外与非国大公开会晤，这对南非当局构成压力。力量对比已朝着有利于黑人的方向转变，南非对立双方的谈判已经成为可能。
曼德拉敏感地抓住这一转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进行狱中对话，推动政治解决。曼德拉的直接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二是促进政府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谈判。曼德拉给南非司法部长科比·科特西写信，建议和他讨论非国大与政府之间的对话问题，即进行“关于对话的对话”。1985年9月，曼德拉因前列腺肿大住院期间，科特西来与曼德拉见面，象征着非国大与政府对话的开始。
曼德拉单枪匹马开始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冒险”。曼德拉清楚，任何关于谈判的决策都应该由非国大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总部来决定。曼德拉当时没有条件与非国大主席坦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迫切感到历史机遇不能错过，他有必要先开始行动，因为他坚信自己在带领人民走向一条正确的道路。
1986年5月，英联邦名人小组访问南非，与曼德拉见面，就一系列有关南非局势发展的问题与曼德拉交换意见，包括暴力冲突、国际制裁、武装斗争和谈判解决的可能性。曼德拉明确告诉他们，他所谈的是个人意见，因为他现在不是非国大的负责人，他建议名人小组到卢萨卡见该组织的主席奥利弗·坦博。英联邦名人小组会见曼德拉之后，与南非政府进行了会谈，并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会见以坦博为首的非国大领导机构。
同时，曼德拉继续争取与司法部长接触，告诉科特西，下一步他希望会见博塔总统。1987年底，博塔政府准备指定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与曼德拉进行秘密讨论。曼德拉接受了政府的建议。
同时曼德拉开始与非国大国外领导机构沟通。曼德拉一封信被秘密带送到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手里。曼德拉告诉坦博：“我正在讨论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的谈判之事。”随之，非国大在国内外的机构运转起来，对曼德拉的动议进行讨论，结果一致同意。非国大在1988年拟定了“制宪纲领”，在南非国内黑人运动和白人民主团体中讨论，为政治解决做准备。
1988年5月，曼德拉与南非政府秘密工作小组开始正式会谈。秘密对话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非国大的武装斗争，非国大与南非共的联盟，多数人统治以及种族和解等问题。南非当局不想使与曼德拉的对话陷入僵局，因为曼德拉是他们赖以摆脱政治危机和经济困境的宝贵人质。当局不断放出释放曼德拉的风声，以缓和国际压力。
1989年3月，曼德拉将起草的一份政策声明交给南非当局。曼德拉阐述了他对南非当前局势的看法，以及突破政治僵局的出路。他指出，无论政府还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都不应把放弃暴力斗争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而只能是谈判的结果。“会晤中有两个中心问题必须引起注意：第一，在统一的国家内，多数人统治的要求；第二，南非白人对这个要求的担忧，以及白人坚持要得到结构上的保证，以使多数人统治不意味着黑人对白人的统治。”此时博塔总统在轻度中风后卸任，政治谈判的历史责任落到继任总统德克勒克肩上。
1989年9月，德克勒克就任总统后，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和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做出与黑人和解的举动，无条件释放西苏鲁等8名老资格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至此，利沃尼亚案被判终身监禁的非国大领导人中，只有曼德拉一人仍在狱中。
德克勒克显然已经在为曼德拉重返政治舞台做准备。1989年12月13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进行第一次会晤。曼德拉坚持，他不能被释放到“真空”当中，他出狱后的政治环境必须使他能够与政府进入有实质意义的谈判，因此释放曼德拉与解除对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必须同步进行。1990年初，曼德拉即将释放的消息已经吸引两千多名记者从世界各地飞抵南非，等待南非议会2月初开幕时的轰动新闻。德克勒克不得不考虑曼德拉的意见，决定先解除对非国大等组织的禁令，然后释放曼德拉。媒体报道评论道：“历史上很少有政治犯能在狱中对本国的发展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六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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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庞 钰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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