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诗羽：人的境况（下）|《人的境况》专题系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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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诗羽：人的境况（下）|《人的境况》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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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汉娜·阿伦特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与争议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其理论始终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激发着持续而深入的讨论。而《人的境况》作为汉娜·阿伦特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理论著作，长期以来被视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文本，更是被各类阿伦特研究提及和引用。本文将系统梳理现有阿伦特研究中涉及《人的境况》的学术讨论，通过分析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揭示学界对该书的研究范畴与阐释路径，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阿伦特思想和该书的理解。最后，本文将对阿伦特及《人的境况》一书进行概括性总结。



人的境况（下）

张诗羽

上海交通大学比较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阿伦特研究现状及总结



自20世纪50年代阿伦特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开始，她的作品和观点就引发了未曾间断的研究和讨论。阿伦特在世时，围绕她周围的主要是对极权主义的辩论、犹太政治的问题以及艾希曼出版后有关“恶的平庸”的争论。阿伦特对“人的行动”这一政治现象的关注，汇入了现当代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研究的复兴热潮之中，成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对实践（praxis）公认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表述和振兴之一。在政治理论的研究领域，阿伦特的影响力持续至今。对于阿伦特政治思想的系统性研究屡见不鲜，各自从新颖而不同的角度全面深入研究和阐发阿伦特整体的政治思想。《人的境况》一书一直被视作阿伦特最主要的政治理论代表作品。但是，《人的境况》虽然常被各类阿伦特研究提及和引用，却很少有针对这本书独立的研究。阿伦特在书中阐发的一些主题，则被放置在她的全部作品这一大的背景中考察。



从《人的境况》发表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对本书的“标准解读”往往是从现代性角度出发的评价和讨论，围绕的是书中揭示和批判的现代社会的种种症结的讨论 ，如大众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的消退、技术和官僚制的发展等议题。此外，还有一些围绕《人的境况》的英文与德文版之间显著的差异的讨论。不过，在涉及《人的境况》讨论的各种主题中，有两个问题显示出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政治行动理论以及公共领域的争论。

行动与公共领域，这是《人的境况》中两个互相联系的主题，也是一般认为阿伦特在政治理论这一领域最主要的贡献。对于阿伦特政治思想的研究者而言，这两个主题也是解读阿伦特思想的核心线索，而针对这两个主题的探讨事实上也时常缠结在一起。阿伦特在20世纪50年代末所引领的对政治行动的理解和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有别于主流的、官僚制的、以投票为中心的代议制民主政治行为的新的政治想象。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阿伦特基于古希腊的政治经验提纯出的政治行动的概念是一种基于人类交流的行动，这是她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哈贝马斯同时也批评这一行动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当将此类行动提纯作为人类唯一的政治活动时，事实上这就不得不将许多对于我们理解政治过程极其重要的内容剔除了，比如策略性的因素（如暴力）、政治与经济社会情境之间紧密的关系等。这种做法事实上不能帮助我们概念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复杂的政治现象。持类似观点的也包括皮特金（Pitkin），他们都批评，如果政治领域仅仅包含这类行动，那么也就意味着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都剔除在政治领域之外，这一领域也就显得单薄而匮乏。以卡特布（Kateb）为代表的研究者，在肯定阿伦特从古希腊的政治经验中重新肯定人自发的政治行动的同时，也批评阿伦特行动理论中明显的道德维度的缺失。由于阿伦特强调行动的开创性和不可预测性，认为行动具有冲破限制和打破界限的倾向，又认为与其为行动制定道德准则和风俗不如强调宽恕和承诺的能力，种种针对阿伦特行动理论中“规范性真空”的批评和忧虑一直持续至今。不过笔者认为，阿伦特对政治的一系列概念的讨论中，实际上充斥着规范性的描述，因此在阿伦特政治行动理论的背后存在着价值性的基石。以加诺芬（Canovan）为代表的学者则更为关注阿伦特所设想的行动理论的政治可行性问题，他们认为《人的境况》中基于古希腊民主实践的、完全袒露自我、彰显个人的政治行动在现代社会难以真正实现。



德恩特维斯（d'Entrèves）基于哈贝马斯的分析，提出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实际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行动：表达性的行动（the expressive model of action）与交流性的行动（the communicative model of action）。前者指的是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所指出的那种受古希腊原型启发的、彰显个人独特性、使个人得以不朽的行动。人们在争胜精神（agonal spirit）的驱使下以古希腊英雄式的政治行动将自己区别于他人。而后一种行动则更强调合作，强调人们的共同行动，以及在共同生活中的言与行的共享，注重决策过程的协商和讨论，从而建立人与人之间互惠团结的关系。后一种行动类型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已有提及，不过在阿伦特《论革命》一书中对美国革命的分析中得到了更加明确的体现和表述。德恩特维斯认为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实际上包含了并综合了这两种类型的行动模型，但是这是一种并不稳固的结合，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张力，而阿伦特本人也无法完全化解。他指出阿伦特的作品有着从早期对表达性行动强调逐渐转向后期对交流性行动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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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阿伦特的整治行动理论以及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德恩特维斯两种类型的行动成为阿伦特政治思想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不同的学者在这一基础之上对两种类型的行动描述和偏好都有着一定的差别。本文就以在这些问题上颇具影响力的学者观点为例，为读者展示当代阿伦特研究在核心议题上的争论。在对阿伦特行动理论的分类和偏好上，维拉（Villa）以及霍尼格（Honig）认为阿伦特行动理论中表达性的行动模型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他们更意愿用争胜性行动（agonal model of action）来表述，从而也就更强调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古希腊争胜精神对于现代社会的潜在启发和帮助，提倡在现代民主中践行一种争胜性质的政治（agonistic politics），更加强调积极的行动、提倡对主流行为模式和现有权威的抵抗和对抗。维拉提醒读者注意阿伦特的争胜性行动模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表现（performative）”维度，这体现在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有关“实现（energeiaἐνέργεια）”概念的化用。阿伦特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实现”概念来强调行动本身是“一切不追求目的，也不留下作品，而是在显现本身中彰显了其全部意义的活动”。对于维拉来说，阿伦特这一关于行动的理论延续了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对“实践（praxis）”和“制作（poiēsis）”进行区分的努力，是希望在目的论的框架外思考实践的尝试。维拉认为阿伦特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在对实践的探索中完全摒弃了“手段-目的”式的思考模式。



自哈贝马斯始，到德恩特维斯，大部分的学者普遍对阿伦特的交流性的行动模型（the communicative model of action）交口称赞，认为后来阿伦特在对美国革命以及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讨论中涌现出的是一个强调公共辩论和协商的行动模型。本哈比对这一行动模型进行了扩展，认为过分强调“共识”的交流性行动更多是哈贝马斯的原创性的论点，而不是阿伦特本人所提出的行动理论。她提出叙事性行动（the narrative model of action）来区别于原有的交流性行动，强调这一行动是内嵌于“人际网络和正进行的故事”之中的这一特点。她认为，与争胜性的表达性行动意在“揭露、表现”不同的是，叙事性行动是“构建性的”更强调“启新的过程”。本哈比的这一修正更好地把握了阿伦特行动理论的一些本质特征，因为交流性行动中追求共识的这一特点，仅仅是阿伦特对行动理解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归纳的，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核心还是在于展露个人身份以及开启新的过程。



相应的，学界针对阿伦特公共领域的讨论实际上与对其行动理论的理解一以贯之。本哈比基于两种行动模型（争胜性与叙事性）的讨论提出了两种公共领域一一对应：争胜性领域（agonistic space）与联系性领域（associational space）。前者主要是一个竞争性的空间，人们在其中为了受到认可、名望和称赞而互相竞争，也就是阿伦特笔下“抵御个人生活的空虚，为有死之人保留了相对的持久性，如果不是不朽的话”。毫无疑问，这一类型的公共领域与争胜性行动主要在于展示个人身份的特点。而联系性的公共领域则是在人与人共同行动时产生的，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致行动。本哈比将阿伦特早期的作品，特别是为拉尔·瓦恩哈根所作传记的内容纳入考量，提出联系性的公共领域才是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这一领域是更加平等的、流动的、带有实验性质的。在这一领域之中，亲密性与社会性，以及公共的与私人的之间的界限都被模糊了，这使得人们能够重新协定和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她将阿伦特的公共领域（der oeffentliche Raum）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Oeffentliche）进行比较和区分，认为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更加强调行动的叙事性和阐释性的面向。对于本哈比而言，这两种公共空间模型对应的分别是古希腊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经验，前者依赖于一个较小的、同质化的、政治上更加平等主义但排外的社群，只有在这样的社群中政治行动才能同时是对自我的袒露。但是，现代社会中的生活缺乏前者所需的同质性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规则，因而现代的公共领域更具渗透性、多元性。本哈比通过发展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也批评阿伦特对公私领域的截然二分，提出了比哈贝马斯更加激进的联系性公共领域的模型：叙事性行动实际上既存在于日常的交往和言语交换之中，也能够发生在最为私密的领域之中，因此，我们应当对不同的交往行动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处在流动之中。



霍尼格则更加重视阿伦特的争胜性公共领域模型，认为与之相连的争胜性行动具有“可抵抗性”的特点。对于霍尼格这样的政治理论家来说，政治中的对抗与竞争要比协商和共识重要得多，现代民主国家需要培养的也应该是这种更加具有争胜精神的、鼓励积极行动的政治文化。霍尼格反对本哈比的观点，认为争胜的公共领域并非让人表达出自己的真实自我，因为人们在行动之前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自我。霍尼格实际将阿伦特争胜行动的概念扩展应用到了对个人身份认同的理解中，论证人们只有通过积极的争胜性的行动才能使多重的、互相竞争的碎片化的自我意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政治性的自我身份。也就是说，争胜性政治行动的重要性在于，个人是在这样的行动中塑造完整而真实的自我，而非仅仅是以此来展露和揭示一个事前存在的完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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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尼格突破了阿伦特自己设定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因此她和本哈比都批评阿伦特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截然二分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这是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对阿伦特的共同批评，认为阿伦特将一个男性的公共领域与自由联系在了一起，又把女性的私人领域与必然联系在了一起。本哈比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从阿伦特的思想中提炼的叙事性行动以及与之相应的联系性公共领域；而霍尼格则希望将传统认为的私人的事务，如身体和性别等政治化和公共化。本哈比认为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存在界限，但界限本身充满流动性，需要因地制宜；而霍尼格则倾向于将她在阿伦特思想中寻找到的争胜精神普遍化，将这种精神运用到一切合适的事务之中。



除此之外，围绕在阿伦特行动理论以及公共领域的学术争论中还存在第三种声音。维拉并不认同本哈比将争胜性公共领域视作过时的看法，也认为霍尼格这样的理论家对阿伦特思想的处理大大偏离了阿伦特的本意。他对阿伦特的思想抱有同情的态度，并且认为要理解阿伦特的公共领域需要超越目前这种两个模型二选一的思维，必须紧紧抓住阿伦特笔下公共（the public）的三个根本特点：人的多元性、公民间平等以及世界性（worldliness）。维拉同样认为阿伦特笔下的公共领域中具备一种争胜精神（agonal ethos），而这样的争胜精神对于理解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以及她对公私领域区分的坚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于阿伦特来说，政治行动的重点并不在于发生在什么领域之中，或者针对什么样具体的议题，而是在于政治行动中所承载的精神内核。而这一争胜精神的内核也并非单单强调“可抵抗性”、反抗和抵抗，维拉认为阿伦特所描绘的公共性使得弥漫在她构建的公共领域中的争胜精神具有四个特点：公共精神、独立判断、自我距离以及开创性的行动。



在维拉的视野中，理解阿伦特的政治行动和公共领域，一定要重视“世界性（worldliness）”这一概念，那些会削弱人们对于共同世界的共享感受的活动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政治行动。世界性作为评价政治行动以及公共领域的标准使得“客观持中（impersonality）”以及“剧场化（theatricality）”变得极其相关。公共领域实际上就是一个剧场，在这里人们以行动展现自己的公共人格（public persona），同时与自己私人性的自我（private selves）保持距离。对于维拉来说，阿伦特笔下的行动中“自我的展示”并非现代社会身份政治中所理解的自我展示，而是一种公共人格的展现。公共人格不仅仅服务于特定社群的共同善，同时对于我们所共享的世界也十分重要。在阿伦特的理解中，我们在世界之中的位置不同，因此我们对世界或同一事务的观点也注定不同。公共人格，作为一个更加客观、中立和独立的个人自我，正是阿伦特所强调的行动对于“我是谁”的揭示，也是她重视公私领域划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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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并不同意当代提倡争胜性政治的理论家对于无休止的抗争的强调，他认为任何人性的政治（humane politics）的核心都不是竞争和抗争，而是对于世界的关心（a care for the world），只有当这种对于世界的关心存在时，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持续的多元的意见交换才会是人道的；当这样的关心消失的时候，政治就蜕化成了无止尽的冲突（conflict）。维拉认为阿伦特对于公共领域的理论化叙述为现代人思考自身与政治的关系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也就是个人在公共领域中进行政治行动时应当做到尽量的客观、有公共精神、独立判断，并与私人性的自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与以上提到的其他两种对阿伦特公共领域的解读相比，维拉的立场显然对阿伦特怀抱更大的善意。本哈比反对阿伦特对行动的有限定义，即把行动限制在公共空间内，并认为叙事行动在日常生活中是持续和普遍的。她试图论证，作为人类互动的行动先于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的形成取决于叙事行动的内容和特征。然而，阿伦特的行动概念显然不包含人类的一切互动，因为阿伦特明确认为，行动和公共空间是互为条件的，在行动发生的地方，公共空间也同时形成。而霍尼格则旨在从阿伦特对公共空间的描述中放大争胜精神，并进一步通过将争胜精神运用到私密领域和人的身体上，来超越阿伦特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坚持。尽管阿伦特对私人和公共领域边界的描述并不在于区别和拥抱不同的生活准则（例如，在公共领域里是争胜的，而在私人领域里是温顺的），但霍尼格的阐释更多地在于从阿伦特的思想中提炼概念，以服务于自己所提倡的争胜民主的理论，而非还原阿伦特本人的意思。



从对以上三位学者针对阿伦特政治行动以及公共领域思想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对阿伦特的研究除了追求更好和更透彻的理解阿伦特自身的政治思想，其实更多地在于从阿伦特的思想中获得养料和启发，以启迪学者自身的思考以及借此拓展一系列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议题。这三位学者实际上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阿伦特思想研究者”，而是在一系列的当代政治哲学重要议题上做出了学术贡献并取得了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笔者认为，这可供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借鉴和学习。至于围绕阿伦特两个行动模型的争论，我们则可以试想一下，这两者是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虽然阿伦特强调了古希腊的争胜精神，但正如前文所言，古希腊对于阿伦特来说更多是一种启发性的存在，而不是完善的、一切都值得现代人学习的理想型。同样，阿伦特认为行动本身蕴含着对行动者身份的揭示和彰显，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者一定要使自己与他人不同才能彰显个性，就像竞争与共识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



尽管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极难归类，但出于阿伦特对人天生的自发政治行动能力的关注和热情的赞赏，一般人们都将她归类于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传统之中。不过，如佩迪特这样强调制度和法律的现当代共和主义理论家也认为，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是更加社群主义和民粹主义式的（communitarian and populist），并不值得效仿。阿伦特虽然强调法律和宪政制度的重要性，但是鲜少谈及这些制度性问题，就算是谈论也多强调法律与制度的派生性以及其本身的脆弱或崩溃。作为一个半生颠沛流离的难民，历经二战阴影下的欧洲，这一点不难理解。除了分析阿伦特思想中所受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以及她本身呈现的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们也进行了一系列对于阿伦特政治思想不同来源的研究。除了亚里士多德，康德思想、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存在主义哲学（雅思贝尔斯、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等传统对于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影响也都有不同的研究成果。其中，维拉早期在分析阿伦特与尼采，后来分析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思想的传承与分裂上颇有建树。



阿伦特过世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政治事件接连发生，阿伦特对行动的赞赏在东欧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得到了现实的印证，她在《论革命》中提出的议事会民主（council democracy）也曾引起了一波讨论的热潮。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勃兴，阿伦特的性别身份、早期对拉尔·瓦恩哈根的研究以及她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保持的缄默也引发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她的研究。与此同时，当代政治理论研究越来越注重以议题为导向的对思想家作品的重构与解读，此类作品往往从特定的议题出发，一些着重于阿伦特作品里对相似问题或相关议题的讨论，另一些则将阿伦特与其他思想家在相似主题的论述进行比较研究。这些议题分布广杂，从早期的行动理论转向了更加宽泛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问题，包括了移民问题、认同问题、民族主义、政治参与、人权等。另一个重要且有产出的是政治判断的研究，阿伦特未完成的“判断”内容也引发了对于政治判断感兴趣的研究者的探索。英语的期刊论文中所阐发的议题则更加丰富多元，本文在此不再一一赘述，相关的研究从早期对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现代性”“行动”“权力”“自由”“公共领域”等议题的研究转向了更为新颖的问题上，比如“爱”的政治情感、公民不服从、政治谎言、阿伦特对环境政治、对福利国家的启发等不一而足。除了英文学术界，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学者也持续着对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关注和研究，其中当然以德语世界的学者的工作为首，其中如《阿伦特手册》已经被译介成中文。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文，其关注点主要放在了阿伦特将“生活作为一种叙事”上，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哲学（philosophy of narrative）”的观点。在中文世界中，针对阿伦特作品的翻译、对阿伦特思想的研究也从未间断，其中王寅丽、陈伟和蔡英文都推出了对阿伦特政治思想解读的独著，亦在中国翻译和推广阿伦特作品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阿伦特的公共形象多变，激进左派、复古主义者（conservative）、共和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民主的支持者、民主的反对者，难以想象这些矛盾十足的标签被贴到了同一个人的身上。她的作品和她极具张力的生平，不仅吸引了学院内各类学科的共同关注和研究，也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她与海德格尔的婚外师生恋、在艾希曼审判中身处争议的漩涡都为她的声名提供了学术之外的经久不衰的话题养料。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末尾曾提到，对于她的手记、残稿、课堂笔记的整理也一直持续至今，大量的材料——包括英文和德文——都还在出版发表的过程之中。



本文自阿伦特的生平始，介绍了阿伦特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她所写作的作品身后息息相关的个人生活背景，并对阿伦特的所有作品做了简述。接着，本文便以《人的境况》一书为中心，概括了阿伦特在书中详细探讨的三个主要的议题：公私领域、积极生活（行动、劳动和工作）、批判现代世界。以古希腊城邦为源初经验，阿伦特重构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特点及界限。在古希腊的城邦经验中，公共领域曾经是人们激发争胜精神，互相表露个性的领域。在她的笔下，公共领域捕捉了两个紧密联系的现象，既意味着一种“最大程度的公开性”，也指向了我们所共同生活的世界。她坚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认为私人领域作为个人休息和满足必然性的场所必须使人能够摆脱公共世界无处不在的目光。她对现代世界中社会的崛起对于公私领域的模糊和颠倒充满忧虑，认为社会中弥漫着对人们行为一致的期待，以管理代替政治，以行为替代行动，将个性的展露抛掷到私密的领域之中。在对积极生活的讨论中，阿伦特将人的活动分为劳动、工作与行动，并认为行动对应着人的多元性，从本质上属于政治性的活动。阿伦特对“劳动”的分析中集中了她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她认为劳动对应着满足人的必然需求，是人所必需的活动；但劳动的产物会被迅速消耗因而在世界中无法留下印迹。



必然性的劳动和自然循环一样无休止且不断重复，阿伦特忧虑现代社会的劳动消费循环过程只是对人的精力与闲暇的无情的消耗。工作则与劳动不同，工作是对自然的改造，是能够产生持久的“物品”的过程，这些被制作的物品参与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工作将人联系在一起，创造了市场形成了价值，但工作以及制作活动因其自身的工具性特征无法为世界提供稳定的内在价值，无法使世界成为人的家园。对于阿伦特来说，只有行动——人的言与行的共享，才能够使人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同时赋予世界以意义。行动彰显个



人的独特身份同时为世界不断带来新的开端，开启新的过程；但同时行动也具有作者的匿名性、过程的不可逆性、结果的不可预见性以及内在的无限性四个特点。以城邦为源初类型的政治领域的出现正是为了克服和补救这些人的行动本身存在的脆弱性，政治共同体最初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共享言行的显现空间。行动作为一种珍贵的实现活动，不应当被技术、统治或其他的源自“制作（poiēsis）”的概念替代。阿伦特认为人们应当尊重内在于人的行动的不确定性，以宽恕、尊重和承诺来补救行动的特点，让行动能够在现代世界中不断地涌现和持续下去。最后，阿伦特以此批判现代世界中的一系列问题，现代人从世界逃入对内省和自我的痴迷；现代社会对劳动这一活动的价值推崇；科学将人的目光转移到了地球之外等等。阿伦特期待的是现代人能够重新理解和珍视人的世界，重视政治的价值，在公共领域中行动。早年的阿伦特热衷于沉思的生活，对哲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政治的关注。



阿伦特走向政治理论的过程，更多地源于作为一个积极的思想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和时代做出的充满责任感且必要的回应。年近古稀之时，阿伦特的《心智生活》既是对《人的境况》的拓展，也表明了她再一次回归了本性中热爱的沉思生活。要想理解以《人的境况》为代表的阿伦特政治思想，必须与阿伦特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的现实结合看待。《人的境况》一书虽然整体上更加理论化，但是阅读该书同样会使读者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自己的现实处境和当下世界的种种症状。尽管早期对该书的关注和学术探讨主要围绕阿伦特对现代性（现代世界）的反思和批判，但为阿伦特以及《人的境况》一书赢得持久的历史荣耀的是阿伦特在书中对公私领域的讨论以及对政治行动的研究。本文在第五部分详细介绍了阿伦特研究的现状，介绍了阿伦特的行动和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政治理论家中引发的关注和学术探讨。尽管《人的境况》有着碎片化、不够系统的缺陷，但是她对政治现象的严肃反思和思想中的原创力依然使得此书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置于西方政治哲学汗牛充栋的著述之中，《人的境况》都以其无法归类的气质而独树一帜。有人为其深深着迷，并在阿伦特死后逐渐将其抬高至政治哲学新经典之位；但也有人对它嗤之以鼻，认为其缺乏哲学作品应有的系统性和深度。尽管如今的学术界的主流已将阿伦特置入政治哲学大家的神龛之中，阅读阿伦特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她难以被归类、亦不成系统性，却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灵光与洞见。她的超越性和价值，与其说体现在其思想的体系性或原创性上，不若说是后来者无一例外仍处在她所观察和理解的现代世界之中。读者们身处阿伦特身后的世界之中，却无法不察觉到，她书写中的那个她生活过的世界与我们当下世界的密切关联。



阿伦特挨过了那个黑暗时代，并带着积极的希望和严肃的告诫，提醒着她的后来者们理解现代世界、以自己的积极行动和勇敢言说以此为家。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没有提供后来者引以为认同的学派或学说，而是馈赠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关注不同问题的学者们以多样的启发。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阿伦特曾提到过采珠人（pearl diver）的比喻，每一个处在当下之中的人，无不置身于过去与未来的裂隙之间，在历史的深海废墟中寻找那些凝结成珍珠的思想碎片、一些丰富而怪异的物、一些持久而永恒的源初现象（Urphänomene）。一个人如何迈向未来，取决于一个人如何认识过去。阿伦特持续地从那些已经作古的人类经验废墟中探寻的，正是古老的苏格拉底之问“我应该如何生活”的线索，而她的回答，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不完美然而历久弥新的答案。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六卷。北大政治学公众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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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陈   川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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