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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莹、吴若仪:泛阿拉伯主义(下)| 泛阿拉伯主义专

罗莹、吴若仪:泛阿拉伯主义(下)| 泛阿拉伯主义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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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继续向读者介绍泛阿拉伯主义政治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拥有共同目标,即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争取阿拉伯民族的权益;一战至二战期间,泛阿拉伯主义提出鲜明的反封建口号,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行动目标;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领导阶层由资产阶级大地主转向社会中产阶级,他们举起反帝反殖的大旗,在维护民族主权、争取巴勒斯坦人民权利中与西方国家展开斗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依托强人政治的泛阿运动在新时代背景下迎来文化转向,在推进阿拉伯国家间经济、文化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泛阿拉伯主义(下)



罗莹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吴若仪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三、 泛阿拉伯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及代表人物



泛阿拉伯主义作为对近现代中东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其内涵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某种思想的诞生必然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而且思想也会因为时代条件的改变而发展变化。总体而言,泛阿拉伯主义的基本诉求自其产生至今基本保持一致,即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但是关于促成统一的标准和目的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理解。历史上,泛阿拉伯主义者举起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大旗,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坚决反对其在阿拉伯领土推行的分治政策,此阶段泛阿拉伯主义的目标为实现民族独立。在世界反殖民、不结盟浪潮的推动下,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相继成立,国家民族主义由此产生。奉行泛阿拉伯主义政策的领导人为实现民族复兴而推动不同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合并,这一时期的泛阿拉伯主义理论仍带有殖民时期的特点,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民族主义普遍呈现上升态势的新历史条件,在实践中遭遇失败,而这促使阿拉伯学者开始反思泛阿拉伯主义的时代适应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为代表的新一代泛阿拉伯主义者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实践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将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性发挥到极致。进入新世纪,泛阿拉伯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不断调和,其政治性特征逐渐衰弱的同时,文化性得以凸显,在促进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 萌芽期(19世纪下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泛阿拉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西方国家对奥斯曼土耳其的侵略、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复兴息息相关。在这一时期,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为代表的近代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家为救亡图存,提出许多应对时代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些先进思想成为早期泛阿拉伯主义的理论之源。



1. 代表人物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是19世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颇负盛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伊斯兰改革家,泛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阿富汗尼生活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陷入衰落的转折点,其活动范围广阔,足迹遍布阿富汗、埃及、法国、俄罗斯等,毕生追求在穆斯林间推广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阿富汗尼给后人留下了丰硕的思想成果,有美国学者曾指出“反对帝国主义、主张阿拉伯统一、泛伊斯兰主义和立宪主义是他留传后世的精神财富的主要部分。”阿富汗尼关于伊斯兰复兴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为近代中东两大政治思潮——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奠定理论基础,对近现代中东乃至世界政治格局演变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Din Afghani)



据史料记载,阿富汗尼出生在阿富汗一个名为艾斯阿德·艾巴德的小镇。他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阿富汗尼自幼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后辗转求学于德黑兰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纳贾夫等地,学习阿拉伯文的各种知识、语法、修辞,通读历史书籍,了解掌握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义、苏菲思想、逻辑学、政治学、神学,广泛涉足数学、工程学、医学及解剖学等领域,”并精通阿拉伯语、阿富汗语、土耳其语等。深厚的文化知识积淀和过硬的语言功底为阿富汗尼日后的学术之路提供助力。



“阿富汗尼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便是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改良主义,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1858-1865年,阿富汗尼旅居印度,期间他对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残暴统治印象深刻,由此萌发了通过加强伊斯兰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复兴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初步构想。在印度的经历也使阿富汗尼认识到科学技术在西方强盛之路上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认为穆斯林要想恢复往日的辉煌,积极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是十分必要的。1866-1868年间,阿富汗尼移居阿富汗,受聘于国王穆罕默德·汗,出任首席大臣一职,创办《喀布尔》报宣传反英思想,后因阿富汗国内政局动荡,阿富汗尼被迫离开阿富汗,在埃及与伊斯坦布尔之间奔波。1871年,阿富汗尼再次回到埃及,并长居于此达8年之久,在这一时期,阿富汗尼直接参加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运动,对这些运动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首先,阿富汗尼受聘于爱资哈尔大学,他借助大学的平台与埃及政界、宗教界建立起广泛联系,推动爱国民族运动的发展;他还与阿拉伯进步人士一起创办报刊,反映埃及人民的苦难,宣扬自由平等的思想;他同情支持阿拉比领导的民族起义运动,成为埃及民族党的领袖。阿富汗尼因思想激进遭到埃及当局的驱逐。此后,他辗转欧洲多个国家,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1892年,伊斯坦布尔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哈米德向阿富汗尼发出邀请,希望其能够与奥斯曼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伊斯兰联盟”。阿富汗尼欣然接受邀请,“他认为整个东方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入侵,奥斯曼苏丹如能领衔举旗团结各方力量,遏制西方入侵才有可能成为事实。”然而,奥斯曼苏丹的真实意图却是借助阿富汗尼的威望及其泛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力来挽救江河日下的封建统治,并不是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阿富汗尼在认清奥斯曼苏丹的虚伪面孔后毅然与其决裂、分道扬镳,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阿富汗尼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两大思想成果。伊斯兰改革主义表现为一批先进的阿拉伯伊斯兰知识分子寻求伊斯兰教在当代的改革与复兴,他们认为伊斯兰世界的普遍衰落原因就在于作为穆斯林精神支柱的伊斯兰教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实质就在于“试图通过改革来协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使伊斯兰社会适应从以封建生产关系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模式向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模式的转变。”



而泛伊斯兰主义则是动员当时穆斯林团结一致,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以组成“乌玛”,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社区,形成合力推进反殖民运动。“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潮,也可以理解为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泛民族主义,它提倡在穆斯林社区统一实施根源于《古兰经》的沙里亚法,要求穆斯林生活的社区民众恪守沙里亚法,以伊斯兰传统的日常生活模式为守则。”在阿富汗尼的时代,泛伊斯兰主义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实现穆斯林团结的目的在于摆脱被西方国家殖民的命运,而泛伊斯兰主义中强烈的“联合”观点给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带来启迪,“许多阿拉伯民主主义者都承认自己受过阿富汗尼的理论熏陶。”从泛伊斯兰主义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再到泛阿拉伯主义,三种思潮一脉相承的特点便是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但三种思潮实现联合的方式却有所不同:泛伊斯兰主义主张以伊斯兰教为根本纽带,进而团结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同胞;而阿拉伯民族主义则主张以语言和文化作为联合的标准,认为统一的阿拉伯语言和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是凝聚阿拉伯人力量的天然粘合剂,建立在语言和文化之上的联合是牢不可破的,他们效仿民族主义的发源地——欧洲,追求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泛阿拉伯主义也认为实现阿拉伯人联合的基础是其民族语言和关于阿拉伯历史文化遗产的共同记忆,但泛阿拉伯主义在政治领域追求的联合却比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激进,因而在其后期的发展阶段中遭到日趋成熟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掣肘。



除却“联合”思想之外,阿富汗尼的理论中不时还会闪现民族主义的火花。阿富汗尼毕生都在致力于通过泛伊斯兰主义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以成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伊斯兰国家。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保持阿拉伯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实现阿拉伯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阿富汗尼指出“丧失了统一和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没有自己语言的民族,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自豪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如果统治当局不唤起人民对历史的回忆,他们将为历史所淘汰。所以他们必须发展教育,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民族教育,这种教育的起点是关于‘祖国’的教育,其终点仍然是关于‘祖国’的教育。”由此可见,阿富汗尼在丰富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学说理论的同时,也关注着“民族”、“祖国”等民族主义的概念。



严格来讲,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并不是直接提出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理论的第一人,但是他所宣扬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却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提供理论支撑,为泛阿拉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基础。



2. 理论内涵及其表现



泛阿拉伯主义在其萌芽时期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系统性的理论,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微乎其微。而其理论来源之一——阿拉伯民族主义却在此时迎来发展的黄金阶段,正是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时代背景下,泛阿拉伯主义才在实践的基础上明确自身发展方向。一战爆发前,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形成一股让英法等殖民国家不能够忽视的力量。



一战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首先体现在如火如荼的社团活动中。贝鲁特秘密协会成立于1875年,这是阿拉伯民族运动中第一个有组织的社团活动。该组织成立的初衷是反对哈米德二世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专制统治。尽管协会最初构成人员为基督教徒,但他们很快便争取到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帝国境内开展活动。“协会通过分发传单来向群众宣传自己的主张:批判土耳其统治者严酷的语言政策、抨击其对阿拉伯人民权力的剥夺,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批驳土耳其苏丹宗教领袖身份的合法性;”同时,协会还提出了一份阿拉伯人的政治纲领:“准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承认阿拉伯语是叙利亚的官方语言;废除书报审查制度和其他对言论自由、知识传播的限制。”虽然贝鲁特秘密协会的政治活动稍显稚嫩,但它却鲜明地体现了在奥斯曼土耳其专制统治下阿拉伯人民的利益诉求,促进帝国境内各民族思想解放,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揭开序幕。1904年,基督教马龙派信徒纳吉布·阿佐利创办“阿拉伯祖国联盟”。该联盟的标语是“阿拉伯国家属于阿拉伯人”,号召阿拉伯人民起义,反对土耳其人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建立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由于联盟领导者寄希望于大国对民族运动的调节干预,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联盟的运动具有局限性,并没有在广大阿拉伯地区掀起建立民族国家的热潮,然而,它却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指明斗争方向,明确建立独立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



其次,文化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也是阿拉伯民族运动的一大重要内容。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世俗教育产生于埃及。但由于19世纪末期英国殖民统治者采取愚民政策,埃及教育颓然不前。于此同时,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世俗教育却发展了起来。叙利亚的世俗教育起源于易卜拉欣统治时期,彼时叙利亚穆斯林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被易卜拉欣招募进学校参与军事训练,于是开办民间学校与其竞争,世俗教育便在民众的自发参与下发展起来。此外,西方教会在阿拉伯地区的宗教活动引起穆斯林群众的不满,为了抵制外国的学校教育,一批现代本土伊斯兰学校纷纷建立,促进阿拉伯民众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在19世纪最后25年,1896年教育法被有力执行,现代公立初级、中级和预备军事学校在帝国控制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地区的主要城市建立起来。”大多数在叙利亚、伊拉克接受普通教育或军事教育的学生会选择奔赴伊斯坦布尔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在那里接触进步人士,受到先进思潮的影响,成为后来活跃在政治舞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还表现在对奥斯曼帝国政治活动的直接参与中。“在这段时期,虽然社团活动方兴未艾,但社团人员总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只是通过宣传组织思想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并不能在当下政治结构中创造颠覆性的改变。”然而在1912年,随着“奥斯曼地方分权党”建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土耳其人统治框架下谋求政治权力。奥斯曼地方分权党由叙利亚移民成立于开罗,“它是第一个公开表达地方分权思想的组织,也是这一时期阿拉伯改革思想的代言人。”该党拥有较为成熟的组织纲领,在政府性质问题上,奥斯曼地方分权党推崇建立宪政代议制政府;在央地权力分配中,该党认为应在苏丹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各省区的自治,省区总督由苏丹任命,各省区在决定本区事务中拥有较大自主权力。除却总督,每个省区均设置大法官、总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宗教委员会,以管理自身职权范围内的省区事务。该党的出现极大地推进了阿拉伯改革运动的发展,在第一届巴黎阿拉伯大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2年底,贝鲁特改革协会在奥斯曼帝国即将被西方肢解的压力下成立。经过当地政府的允许,该协会云集各教派领袖、公众领导和知识分子探索地方改革方案,内容包括:“阿拉伯语应当成为法庭审理案件的用语;除了伊斯坦布尔任命的高级官员之外,政府官员应当来自本省居民。”贝鲁特改革协会试图通过扩大地方权力来维护阿拉伯人的利益,推进国家政治体系现代化改革,但由于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协会的许多改革方案宣告破产。



在这一时期,阿拉伯人的思想历经中世纪禁锢后走向复兴,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使他们认识到改革与实现团结的重要性。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封建势力和殖民侵略的夹缝中为维护自身权利结成社团,通过逐步兴起的世俗教育扩大影响力,尝试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来实现诉求。彼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因触及奥斯曼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遭到全面绞杀,多无果而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不能对奥斯曼土耳其抱有幻想,只有阿拉伯人自己建立的民族国家,才能真正为阿拉伯民族提供庇护。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转向泛阿拉伯主义,在一战期间发挥重要作用。



(二)快速发展期(1914年-20世纪50年代初期)



如果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诉求还对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抱有希望,同意在扩大阿拉伯地方行省自治权的条件下接受并服从土耳其人的统治,那么泛阿拉伯主义者的政治目标则更加坚定明确,他们深刻认识到奥斯曼的衰朽,认为只有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阿拉伯人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保证领土完整和种族延续。在这一时期,萨提·胡斯里无疑是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理论构建的先驱;此外,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殊的历史事件为泛阿拉伯主义领导人提供机遇,他们依照建立统一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信念的指引,与西方列强展开博弈。



1. 代表人物



萨提·胡斯里(1882-1968),著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被誉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萨提·胡斯里出生于也门一个叙利亚家庭,早年曾在法国、比利时等留学,深受卢梭、勒南以及赫尔德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观的影响,这为其日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奠定基础。萨提·胡斯里一生致力于实现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统一。一战期间,他曾任职于奥斯曼教育部,之后便追随伊拉克国王费萨尔,进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及实践。伊拉克政变后,他辗转至埃及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工作,并担任阿盟文化部长。“1953年他领导创立了阿盟的‘阿拉伯进步研究所’,因出版大量著作而被人们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哲学家’‘阿拉伯的费希特’等”1968年病逝于伊拉克。萨提·胡斯里为后世留下多部巨著,比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论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评论与演讲集》《保卫阿拉伯主义》等。




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



萨提·胡斯里的一生都在为传播、推广泛阿拉伯主义奔走效劳,他思想的形成不仅与早年留学欧洲的经历密不可分,也与其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萨提·胡斯里在受到勒南、阿富汗尼等思想家的影响后,形成特点鲜明的民族观、民族主义观。他对泛伊斯兰主义的批驳标志着他泛阿拉伯主义思想日趋成熟。



在民族观方面,萨提·胡斯里认为每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都需要具有能够凝聚其成员共识、使他们自觉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对于民族来说,“最强有力、最有效的纽带是由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形态所推导的民族纽带”,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共同的语言和历史文化要素是一个民族自我身份构建、识别的根本内容。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且不同民族间的语言具有明显差异,交流工具的差异性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日,不同种族的人进行生产的方式基本趋同,衍生于生产方式上的社会形态也有许多相似特征,唯独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由此,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也呈现多样性特征,它们共同构成民族身份界定的标志。共同的历史与语言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萨提·胡斯里指出“忘记历史传统和忘记民族语言,对于各民族都是可悲的。历史传统和语言的复兴,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复兴的开始。历史传统和语言的共同点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意识”。历史能够展现一个民族的发展路径,为凝聚民族身份共识提供依据,从而使人们自愿、自觉地形成命运共同体,维护这一身份。在民族主义方面,萨提·胡斯里深受19世纪德国和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影响,这些运动直接导致德、意和一系列东南欧国家的形成。他预见到“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民族国家忠诚正日益取代宗教忠诚和王朝忠诚而成为国家政治认同形式的历史走向。”萨提·胡斯里根据欧洲国家发展路径来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阿拉伯民族寻找出路,在他看来,建立民族国家是历史大势所趋,而只有阿拉伯民族团结一致,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进行斗争,才能够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抵御外敌、实现独立。在其泛阿拉伯主义理论中,萨提·胡斯里着重强调了“爱国”和“民族自尊心”的概念,认为正是这些品质能够延续民族中的个体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并提高这一认同的质量。



面对同时代甚嚣尘上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埃及民族主义,萨提·胡斯里坚持埃及的阿拉伯属性,从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角度阐明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够在重建统一阿拉伯世界中发挥不可比拟的作用。此外,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阿拉伯民族的概念限制为亚洲、或在新月带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阿拉伯人,萨提·胡斯里对这些说法予以驳斥,认为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是削弱阿拉伯民族整体团结的因素之一,在界定民族身份时应坚持从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的维度出发,这样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团结。



在处理泛阿拉伯主义同泛伊斯兰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胡斯里认可后者在实现穆斯林团结中发挥的作用,但他也意识到泛伊斯兰主义已被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工具,广大穆民团结一致并不是为了获得平等自由,而是继续在腐朽帝国做顺民。由此胡斯里提出应让“阿拉伯统一”取代“穆斯林统一”,让宗教共同体让位于民族共同体。胡斯里在提倡泛阿拉伯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对泛伊斯兰主义做全盘否定,而是批判性继承。首先,在“乌玛”概念上,胡斯里保留这一共同体的框架,对其进行现代的民族化理解,超越过去泛伊斯兰主义将其看作宗教共同体的观点,由此乌玛便从神的意志下的实体转变为自主实体。“所有与阿拉伯国家相联系并操阿拉伯语的人,无论他作为公民的国家官方名称如何,宗教信仰如何、家族历史如何,都是一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是一个单一的乌玛:埃及人、伊拉克人、马格里布人都是这个单一乌玛——阿拉伯乌玛的人民和分支”。由此,传统意义上的乌玛经胡斯里的创新,成为泛阿拉伯主义的理论之基。



此外,胡斯里也解释了泛阿拉伯主义代替泛伊斯兰主义的原因: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遵循泛阿拉伯主义可以帮助阿拉伯人快速分清敌友,实现团结进而形成合力;而泛伊斯兰主义下的共同体在根本利益诉求中存有巨大分歧,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难度相较于穆斯林统一要更小,阿拉伯民族团结是世界穆斯林团结的基础。正是由于对既有思想理论的批判性创新,泛阿拉伯主义才能够在诞生之初便快速传播,得到阿拉伯领导人的广泛认同。



2. 理论内涵及其表现



自一战爆发至50年代中期,泛阿拉伯主义在长达40年的战乱纷争中实现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泛阿拉伯主义理论内涵根据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在它的指导下,泛阿拉伯主义性质的运动也取得一定进展。得益于萨提·胡斯里等泛阿拉伯主义者对理论的创新,泛阿拉伯主义逐渐具有独特鲜明的主张和政治诉求,在概念上不再像萌芽时期那样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混合。这一时期的泛阿拉伯主义在本质上是更具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它不再向奥斯曼的封建统治妥协,也不愿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做顺民,它以维护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核心目标,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各国利益,在与西方“分而治之”政策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实现阿拉伯的统一。



泛阿拉伯主义的演变有着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艾哈迈德·杰马尔帕夏掌管奥斯曼帝国第四军团,对所管辖的阿拉伯行省进行更为严酷的统治,尤其加强对叙利亚地区民族主义的控制,这使得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分离思想更为强烈。”而此时麦加地区的埃米尔兼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1854年-1931)由于受到奥斯曼政府的猜忌与打压,早就对其心怀不满,再加上协约国为分化同盟国、削弱敌对方势力,秘密与侯赛因接触,表示会对其带领阿拉伯人民摆脱奥斯曼统治的运动予以支持;因而当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向侯赛因表达合作意向时,他毅然派遣第三子——费萨尔一世前往大马士革,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共商起义之事。



1916年6月,为配合协约国部队在阿拉伯半岛的战事安排,侯赛因正式号召发动反对奥斯曼人统治的阿拉伯起义。他领导部队首先向希贾兹地区的奥斯曼政府发动攻击,进而控制麦加、吉达等地,破坏希贾兹地区至大马士革的铁路运输网络。在英国的支持下,阿拉伯军队于1918年10月攻陷大马士革。阿拉伯大起义成功分散了与协约国在战场相抗衡的奥斯曼军队的力量,为英法在中东战场获胜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一战结束后,英国却并未履行对阿拉伯主义领导者的承诺,没有遵照协议承认侯赛因为独立阿拉伯王国(包括全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以及除英国在亚丁殖民地外的全部阿拉伯半岛)的国王。英国在战争期间包括战后与盟友瓜分奥斯曼旧有土地时完全没有将阿拉伯人的政治诉求考虑在内,这让泛阿拉伯主义者十分失望,以费萨尔一世为代表的阿拉伯领导人由此为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展开进一步斗争。



1918年费萨尔成功进驻大马士革后,就一直寄希望于英国兑现其“大叙利亚统一”的承诺,但这却与英法的野心相冲突,二者在巴黎和会上以委任统治的形式使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殖民行径合法化。尽管费萨尔在大会上努力与各方势力周旋,但这依然没有阻止英法对大叙利亚地区的瓜分行动。1919年7月法国进军叙利亚并以武力方式占领大马士革,费萨尔被驱逐出境。为缓和与泛阿拉伯主义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英国邀请费萨尔出任新生国家——伊拉克的国王。现代伊拉克由前奥斯曼版图的三个行省——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组成,其境内民族宗教情况复杂:库尔德作为伊拉克境内人数庞大的民族,要求建立独立库尔德斯坦的呼声从未停止;犹太人在古代便定居伊拉克;什叶派是国内最大的群体,在1919年,“其人数占到伊拉克总人数的53%”;而国内的基督教徒却在精神层面上和罗马保持一致,并未将自己看作伊拉克的一份子;逊尼派虽占少数,却牢牢把持着国家大权,引起多方不满。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费萨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行泛阿拉伯主义政策,试图使伊拉克彻底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为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这些措施包括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人民军队、革新国民教育等;在外交领域,费萨尔也不遗余力地争取英国和法国对阿拉伯民族事业的支持,然而,这位泛阿拉伯主义领袖在经历这么多次的欺骗后,仍对西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没有认清其侵略本质。他所畅想的阿拉伯国家联邦——包括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希贾兹地区和巴勒斯坦等地,直到今日也未建立起来。”继费萨尔之后,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伊拉克卓越政治家努里·赛义德分别推行“大叙利亚计划”“新月计划”来实现自身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抱负,但由于他们都没有果断与西方殖民势力划清界限,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埃及出现泛阿拉伯意识和活动的高潮,埃及人宰克·穆巴拉克提出“虽然我们是埃及人,但是我们也像伊拉克和纳季德人一样是阿拉伯人。”20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进行,阿拉伯各国情况也发生着变化,泛阿拉伯主义运动领导者逐渐由沙姆、海湾国家转移至埃及。1944年,在埃及的主导下,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在亚历山大签署《亚历山大议定书》,商讨成立一个泛阿拉伯性质的政治联盟;1945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建立起来,该联盟旨在加强成员国联系;协调各国政策以实现在经济财政、文化社会、卫生保健等领域的合作;各成员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保护成员国主权、不干涉其内政。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立不仅让泛阿拉伯主义者看到希望,也让西方国家如释重负:相比一个强大的地区性民族的国家,西方更愿意阿拉伯人结成松散的政治联盟,这样则更符合其在中东的利益。而埃及在阿拉伯联盟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由此转向这个北非国家。



这一时期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尽管带有反抗奥斯曼统治、追求建立民族国家的革命性,但仍有一定局限。首先,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并没有打出鲜明的反殖民旗帜,没有认清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他们对英法等国仍抱有一定程度的希望,期望列强能够通过履行承诺来成全阿拉伯人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其次,这一阶段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领导权掌握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大地主手中,他们建立阿拉伯民族国家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维护本家族的统治地位,并不是拯救广大阿拉伯人民于水深火热。运动领导者费萨尔一世、阿卜杜拉均出自中东哈希姆圣裔家族,他们为实现家族对阿拉伯国家的领导权,甚至与英法等国就阿拉伯领土达成妥协,以让渡部分领土(尤其是巴勒斯坦)主权为条件,来换取自身的领袖地位得以承认。在殖民势力压迫和领导阶级软弱的双重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泛阿拉伯主义尽管实现快速发展,初步达成部分目标——拥有阿拉伯领导人,结成区域性政治联盟,但仍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仍然遥遥无期。



(三)高潮期(1945年-1967年)



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大地主为泛阿拉伯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一批青年革命领袖也在动荡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普遍出生于社会中、下层阶级,亲身体会外国殖民者为阿拉伯百姓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亲眼目睹旧领导阶级在殖民势力前的软弱无能,这成为他们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实基础。在这一阶段,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领导阶级发生转向,由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王室家族成员转向市民阶层;此外,运动聚焦的目标从整合破碎的阿拉伯国家版图转向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尽管泛阿拉伯运动在这一时期取得一定成效,一些国家打破领土界限实现了短暂合并,但它很快便随着强势领导人的衰落而进入低谷期。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掀起反殖民、不结盟、建立民族国家的浪潮,在此时代背景下,新生代泛阿拉伯主义领导人顺应历史大势和人民诉求,坚决与殖民势力进行斗争;然而面对同样盛行的国家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外部势力的干预和不切实际的政治主张使这一政治思潮逐渐边缘化,让位于兴起的伊斯兰主义。



1. 代表人物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1918-1970)是这一时期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对萨提·胡斯里民族思想的传承及对泛阿拉伯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东政治格局。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纳赛尔于1918年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祖籍是埃及南部阿西尤特省的贝尼穆腊。纳赛尔自幼便在亚历山大城和开罗上学。20岁毕业于埃及皇家军事学院后,他曾在阿西尤特、亚历山大城和苏丹的驻军中任职,后任军事学院教官。1948年参加巴勒斯坦战争。1952年率领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废除封建君主制。1954年出任埃及共和国总理,与英国签订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撤军协议。1956年,颁布埃及新宪法,结束英国对埃及长达74年的军事占领;同年,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领导埃及反击英法以三国武装侵略,获得全面胜利,由此声名大噪。1958年,主持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合并民主国家来践行泛阿拉伯主义。



在内政方面,“纳赛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法,废除贵族爵位和特权,实现金融、交通等领域大型企业的国有化,成立‘民族联盟’以代替多党制和一党制。在外交方面,纳赛尔坚持反帝反封的斗争立场,积极致力于阿拉伯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发起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首脑会,与多国领导人一道发起不结盟运动等,广受世人赞扬。”作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纳赛尔在国内享有很高的政治声誉,他不仅带领埃及人民推翻统治埃及上千年的封建专制,还战胜残暴猖獗的西方殖民者,真正实现埃及民族独立。他的政治影响力还体现在对外推行泛阿拉伯主义中,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和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



作为一名政治人物,纳赛尔留给阿拉伯世界的珍贵的精神遗产即为纳赛尔主义,“其本质是包含着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主义”,即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摆脱贫困落后的处境,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埃及。纳赛尔主义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它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浪潮而发展,又随着世界范围内改革调整的呼吁而革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来看,该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层次:阿拉伯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



在泛阿拉伯主义方面,纳赛尔不仅继承前人思想基础,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创新,在实践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自1936年英埃协定签订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在埃及几乎形成一种思潮。一些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极力鼓吹埃及对阿拉伯民族运动的领导作用,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便是萨提·胡斯里。而纳赛尔则在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后反对帝国主义和外来势力干涉的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发展了胡斯里等人的思想。



在纳赛尔的《革命哲学》一书中,他提出著名的“三圈理论”,他认为在埃及的外交空间中,有三个圈子最为重要: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兰圈,埃及人民的身份认同、埃及在世界所处的地缘位置、影响埃及的宗教文化是决定埃及处在这三个圈层的根本因素。在纳赛尔看来,埃及处在阿拉伯世界、非洲和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埃及需在外交事务中充分与这三个圈层发生互动,以此来树立埃及的国际形象。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因为历史、宗教、地理因素使阿拉伯各国形成为一个整体。“阿拉伯整体”由于它的共同民族文化、重要地理位置、丰富物质资源(尤其是石油),使之成为世界上富有潜在力量的地区,它包括东起阿拉伯湾,西至直布罗陀海峡的广阔地带。因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纳赛尔认为阿拉伯人保卫巴勒斯坦就是保卫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问题是当代阿拉伯人面临的共同事业。“我们(阿拉伯人)是强大的,唯一的灾难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们共同斗争将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我们的一切希望。”纳赛尔在其著作中已经表明阿拉伯的团结统一将产生巨大力量,全体阿拉伯人并肩作战将会无往不胜,重现阿拉伯民族往日辉煌。



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相较于前思想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有更为广阔的政治视野。在1953年发表的《解放大宪章》中,纳赛尔把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国际任务,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两种:“一为加强各阿拉伯国家间的联系与交流,在各领域开展有效合作;二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发挥其表达阿拉伯民族整体诉求、统一调度各类资源的重要作用。”此外,“纳赛尔还将‘积极中立主义’的内容引入阿拉伯民族主义,使之与国际上的不结盟运动相汇合、适应”,为泛阿拉伯主义增添时代色彩。面对二战后发展中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掀起的不结盟运动浪潮和愈演愈烈的美苏争霸态势,纳赛尔认为在外交工作中采取不结盟策略是保护新生民族政权、抵御外部干涉的有效措施,阿拉伯民族应在冷战中保持自身的、统一的立场,避免依赖外部势力,这就为其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增添“保自主、反结盟”的内容。在1956年的埃及宪法中,纳赛尔更是强调了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这一话题。显然,这位中东雄狮力图将阿拉伯民族锻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以在国际社会中维护民族的尊严和权利,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相比于纳赛尔主义,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实践则更具影响力。不论是英法以三方侵略后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还是牵头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他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取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泛阿拉伯主义支持者,阿拉伯人民也因这位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领导人而对实现阿拉伯民族团结怀抱希望。但是,其所推行的泛阿拉伯主义却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早在一战结束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一些阿拉伯国家在英法等外部势力的干预下相继成立,虽然这些国家的疆界均是人为划定,但其国一经成立,便具有不可逆性。这些国家拥有自己管辖的疆域和人口,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和行政机构,在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领域有自身利益诉求,在国际社会中也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由此,泛阿拉伯主义构想中统一的阿拉伯共同体实际上已分裂为不同的主权国家,共同体的利益和主权国家的利益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而在纳赛尔的时代,最先对纳赛尔产生恐慌的一批人则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团体,他们担心纳赛尔推行的民族国家合并会从根本上动摇本国政权,损害自己的领导地位,但纳赛尔又深得阿拉伯民众的爱戴与拥护,因此,在那个时代,支持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仿佛更像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正确”,而并非真心赞同。



2. 理论内涵及其表现



泛阿拉伯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以纳赛尔为代表的埃及军人政治家手中,而埃及开罗则成为该运动的中心。在纳赛尔的领导下,泛阿拉伯主义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外部势力干预,还在整合民族国家、联合阿拉伯力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泛阿拉伯主义反帝反殖的先进性体现在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和埃及反击三方侵略中。“埃及领导人自革命成功之日起便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为解决国内工农业发展的能源和灌溉问题,他们计划在上埃及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峡谷间修筑一座高坝,由于工程巨大,耗资昂贵,埃及政府与世界银行、美国和英国洽谈,希望获得他们的资助和贷款。与此同时,埃及与捷克之间的武器交易引起美英等国的恐慌,为阻止埃及在冷战期间倒向苏联,英美等国决定用经济援助的手段对其进行拉拢。”随即世界银行与埃及签订协议,规定“世界银行有权获得埃及的经济情报,有权就必要步骤提出建议,但没有规定监督埃及经济的权力。”尽管埃及在协议签订过程中做出最大程度的妥协,但美国和英国仍不满意自己在其中获取的利益,且埃及在当时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仅与巴格达条约组织相抗衡,还与新中国建交,这使两国立刻宣布撤销贷款,以此要挟埃及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英美政府,纳赛尔十分恼怒:“当华盛顿……传播谣言说……埃及的经济靠不住的时候,我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你们去气死吧,因为你们将永不能指手划脚地指挥埃及’”。经过商讨,埃及政府决定将酝酿已久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行动提上日程,利用苏伊士运河带来的收益缓和修建阿斯旺大坝带来的财政压力。



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发表庆祝革命5周年的长篇讲话,他着重讲述了埃及人民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血泪史,在其演讲期间,运河国有化行动小组占据设在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的运河公司各管理机构,纳赛尔正式向世界宣布将运河收归国有的决定。消息传开,埃及举国欢庆,其他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也备受鼓舞。这一举措完全出乎西方国家的预料,美英法等国首先展开外交斡旋,企图通过游说和威胁等手段来迫使埃及交出运河管理权。在和平途径无果的情况下,英国、法国伙同以色列悍然发动对埃及的战争。面对装备精良的西方侵略势力,埃及人民奋起抵抗、全民皆兵,战事十分胶着。



英法以三国入侵在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与英法断交,约旦与法国断交,苏丹则向埃及派遣志愿军。沙特停止向英法等国出口原油,苏联和美国也在联大等多个外交场合严厉谴责三国的入侵行径。最终,英法以在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立即停火。在这场战争中,埃及人民虽然在军事行动上处于劣势,做出极大牺牲,但却在政治上取得重大胜利,战争以英法以三国的彻底失败告终,苏伊士运河成功收归国有。应对三方侵略,阿拉伯国家实现了自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团结与合作,泛阿拉伯主义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势力时显示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重要尝试。



埃叙合并是泛阿拉伯主义关于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初步实践。“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军事政变不断,内阁更换频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插手叙利亚内政,使叙利亚国内各党派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在外部,叙利亚与邻国的关系在冷战大背景下日趋紧张。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后,土耳其、伊拉克同以色列一道,陈兵叙利亚边境,对其构成包围。亲美的黎巴嫩、约旦政府也站到叙利亚民族主义政权的对立面。为解决内忧外患的困境,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着手推进与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追求建立‘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的埃及进行合并。”两国的合并不是强制的,而是自愿的,这是出于两国建立在共同信念基础上进行的反帝反犹斗争的需要,是埃叙两国资产阶级各有所求的产物,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各方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1958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告成立,纳赛尔当选共和国总统,埃及和叙利亚改称阿联南部和北部地区。阿联的成立给埃及和叙利亚人民带来希望,泛阿拉伯主义关于民族国家的主张在领导人的苦心经营下从理论变为现实,这预示着阿拉伯人已在联合的道路上勇敢迈出第一步,未来将会有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阿联。然而,两国的合并过程十分匆忙,该事宜未经过两国人民的充分讨论和酝酿,更未经过必要的准备阶段,因而在两国合并之初,一些矛盾便暴露出来。“在政治上,纳赛尔在叙利亚推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行埃及式的军人统治,掌握实权的重要岗位均由埃及人把持,叙利亚官僚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之外;在经济上,纳赛尔在叙利亚照搬埃及的土地改革办法,没有充分考虑叙利亚实际情况,结果收效甚微,叙利亚地主和农民均怨声载道;纳赛尔执意在叙推行‘社会主义法令’,强行收购叙大型企业,给叙私有经济造成极大冲击。脆弱的联盟在深刻的矛盾下分崩离析。”



1961年12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布解体。埃叙两国的统一和分裂说明,泛阿拉伯主义推崇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统一的确在加强团结、反抗帝国主义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埃叙领导人脱离实际,忽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多元性,把由多民族组成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统称为单一的阿拉伯民族。“纳赛尔有时虽提及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被割裂’的民族,但内心里却不愿承认阿拉伯国家和民族由于长期的分裂和隔阂而形成的巨大差异,更不待言尊重这些差异,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这些差异。在他眼里,这些差异在崇高的阿拉伯统一大业前无足轻重,在短时间内运用行政手段即可消除。”其结果必然与愿相违。除此之外,二战后不断发展的国家民族主义是泛阿拉伯主义实践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纳赛尔在叙利亚推行的种种政策一是没有考虑到后者的实际情况,二是这些措施从根本上不符合后者的国家利益。埃叙联合体尽管消除了国家边界,但没有消灭叙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身份,它的利益有其特殊性,是当前强调统一协作、以共同利益至上的泛阿拉伯主义无法维护的。合并民族国家的泛阿拉伯主义构想遭遇失败,这使得阿拉伯思想家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来对泛阿拉伯主义进行理论创新。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泛阿拉伯主义发展达到顶峰,但其很快便因为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的失败而跌入低谷。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便开始了军备竞赛。美国为以色列提供先进武器,而苏联则武装了叙利亚和埃及。“在这块对两个超级大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美苏都不愿放松对盟友的拉拢,以此来维护自身在中东的利益。而阿拉伯国家在历经1948、1956年两次军事失败后,渴望一雪前耻,彻底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领土问题。以色列人也同样决意开战。他们无法接近哭墙和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社区,这些区域仍处在约旦控制下;俯瞰加利利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兰高地则由叙利亚控制。”随着苏联为叙利亚提供更多武器装备,以色列相对军事优势在不断削弱。“以色列人需要一场出色的战役来确立可防御的边界,并彻底击败阿拉伯人,以便在能保证以色列生存的前提下实现和平。”在多方势力的干预下,时局骤然紧张。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得到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阿尔及利亚进行全国动员;伊拉克、利比亚、科威特在军队中实行战时编制;沙特阿拉伯、约旦和突尼斯也不得不对该行动表示支持。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率先发起进攻。阿拉伯国家由于准备仓促,盲目自信,在战争中节节退败。至10日,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军队和空军完全失败,包括埃及整个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阿拉伯东耶路撒冷、叙利亚戈兰高地在内的阿拉伯领土被以色列侵占。战争的失利使阿拉伯政治进入一个更为激进的阶段,失败的惨烈度和对群众进行的虚假宣传触发了对阿拉伯政治领袖的信任危机。纳赛尔的强人政治不复存在,他所主导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也随着战事失败、领导人倒台而进入低谷。战后,阿拉伯国家在喀土穆峰会上决定对以采取统一的“三不”政策,但各国在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下还是分别与以色列进行接触,泛阿拉伯主义由此成为加强阿拉伯各国团结协作的口号,无法在政治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产阶级领导下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在二战后民族国家普遍建立、世界进入以美苏为主导的两级格局背景下迎来发展的高潮阶段。在这一时期,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抛弃对西方国家的幻想,坚决维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与尊严。但在实现民族国家合并的过程中,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性诉求的泛阿拉伯主义无法应对国家民族主义发展带来的挑战;此外,该时期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多与强人政治相挂钩,因而当英雄式人物——纳赛尔光环不再时,运动也失去主心骨,缺乏吸引力,进入发展的低谷期。



(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今)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一定程度上依靠强人政治推行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进入低谷。在诞生于二战后、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普遍呈上升态势,阿整体实力表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特点。在这一时期,泛阿拉伯主义为顺应时代发展,逐渐抛弃合并民族国家的政治主张,转而回归其文化属性,即呼吁拥有共同语言和历史文化记忆的阿拉伯各国加强在文化、经贸领域的合作,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发展。阿拉伯国家联盟在该阶段发挥了整合资源、协调各方的作用。尽管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在新旧世纪交替时出现极端思想回潮,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整体的文化、经济属性走向。褪去激进色彩的泛阿拉伯主义成为中东各国推进现代化、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指导思想。



1. 代表人物



20世纪70年代,面对现实中的矛盾,阿拉伯思想界对泛阿拉伯主义做出新的解释,强调该思想的文化含义,而不是政治含义。其代表人物为近现代埃及著名作家、思想家宰克·纳吉布·马哈茂德(1905-1993)。马哈茂德是现代阿拉伯哲学思想的先驱,他出生于埃及北部的杜姆亚特省,早年就读于传统伊斯兰教育机构,熟读《古兰经》。由于父亲工作原因,他在开罗、苏丹完成小学学业,并在苏丹接受部分中学教育,后返回埃及,在家乡考入一所师范学校,1930年毕业,任教至1944年。马哈茂德从艾因山姆斯大学毕业后前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成功通过了题为“自决”(《self determination》)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后历任开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助理教授、哲学教授。1954至1955年,马哈茂德担任文化参赞,服务于埃及驻华盛顿大使馆。1968年,马哈茂德出任科威特大学哲学教授。1993年于埃及去世。



由于在思想学术界声名斐然,马哈茂德被称为“作家中的哲学家”“哲学家中的作家”。推动阿拉伯哲学思想现代化是马哈茂德毕生的学术追求。“他坚持逻辑实证主义,采用先进社会科学理论来实现阿拉伯传统与现代间的调和。”马哈茂德将“阿拉伯传统”定义为祖先赖以生存的文化配置,将逻辑实证主义视为“现代主义”的精神之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阿拉伯传统需要借助先进的思想工具进行革新,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泛阿拉伯主义的文化属性转向与其积极推动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1979年,马哈茂德在埃及《金字塔报》上发表《泛阿拉伯主义是文化,不是政治》一文,对泛阿拉伯主义做出新解释,他认为:“一个阿拉伯人首先是因为文化的因素才成为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文化的轴心是阿拉伯语,以及它所包含的各种思想和感情,这种文化的联系体现在共同的道德观,共同的文学艺术欣赏标准诸方面。”在此,马哈茂德重申了泛阿拉伯主义以共同语言和历史文化记忆为民族联合纽带的观点,强调了泛阿拉伯主义自产生之初便具有的文化属性,只不过该属性在近代阿拉伯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中逐渐为其政治属性所淡化。在阿拉伯国家实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继续聚焦于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性、利用其发动政治运动则会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除了追溯泛阿拉伯主义的文化功能,“马哈茂德还指出泛阿拉伯主义的‘天然性’,即‘非建构性’”。他认为“泛阿拉伯主义不是某个峰会出台的政治决定,而是阿拉伯人日常生活所体现出的文化行为,是每个阿拉伯人无法摆脱的;它不是人们想穿就穿、不想穿就脱下的衣服,而是像人们皮肤和眼睛的颜色一般,是人生来便带有的特点,无需矫饰,亦不可被剥夺。”阿拉伯人天然的民族属性是不可抹杀的,也是现代国家边界无法割裂的。在此基础上,泛阿拉伯思想便具有天然合法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哈茂德还指出,虽然今日广袤的阿拉伯地区仍存在许多政治分歧,但阿拉伯人在文化和情感上天然的共通性可以降低这些矛盾的烈度,使各个阿拉伯国家能够求同存异、携手向前。马哈茂德根据现实条件重新解读泛阿拉伯主义,不仅推动理论层面的创新,也为阿拉伯国家间展开合作提供指导。



2. 理论内涵及其表现



继宰克·纳吉布·马哈茂德重申泛阿拉伯主义的文化属性后,阿拉伯人开始探索在其框架下、通过多边外交平台加强合作的方法。在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在经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积极与外国进行经贸合作,这使得泛阿拉伯主义的经济属性日益凸显。在这一时期,泛阿拉伯主义凭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性国际组织发挥作用,但随着阿拉伯各国利益分化,主张集体协作的泛阿拉伯主义逐渐让位于重视个性诉求的国家主义,淡出中东主流思潮的舞台。



首先,泛阿拉伯主义在冷战后期和全球化时代中,呈现出文化、经济属性加强,政治属性淡化的特点。



泛阿拉伯主义的文化属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阿拉伯国家在文化领域进行统一协调的力度和质量。早在1945年阿盟成立之时,阿拉伯国家便对文化领域的合作给予关注。1946年11月,《1945年文化条约》正式发布,这是阿拉伯国家间第一部关于文化政策的条约。20世纪60年代,在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高潮期间,《阿拉伯文化统一宪章》得以签署生效,“其核心理念是统一阿拉伯文化和思想,保护阿拉伯文化、艺术遗产,鼓励阿盟成员国进行广泛的文化合作,遏制殖民和霸权主义。”同一时期,《阿拉伯教科文组织宪章》发布,标志着阿拉伯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一经成立,便成为泛阿拉伯主义的新阵地,泛阿的文化属性通过它得以彰显。1976年,约旦首都安曼召开的第一次阿拉伯国家文化事务部长级会议通过制定阿拉伯文化全面计划的决定,该计划使“文化成为阿拉伯文明建设中最重要的支柱,同时强调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身份认同,通过开发潜在人力资源、资助文化项目、确立必要的法律条文来促进阿拉伯文化发展”,以此实现阿拉伯民族间的团结协作,加强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互动。除却政策性文件,泛阿拉伯主义的文化活动还包括文化会议论坛、专门性文化项目计划。“阿拉伯国家文化部长会议”是阿拉伯极具政治性的文化会议之一,出席会议的均为阿拉伯国家主管文化事业的部长级官员,该会议在协调各方文化政策、加强阿拉伯思想文化领域整体凝聚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阿拉伯国家历史古迹和文化遗产会议”则着重强调历史古迹和文化遗产对阿拉伯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阿拉伯文化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个文化项目,旨在促进阿拉伯文化发展,实现阿拉伯国家文化层面的繁荣。当选的文化之都有突尼斯斯法克斯、埃及卢克索、伊拉克巴士拉、巴勒斯坦伯利恒等。这些文化性组织机构、政策文件、大型会议、项目活动等丰富了泛阿拉伯主义的实践方式,使其文化属性更加鲜明。



泛阿拉伯主义的经济属性则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中。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阿拉伯国家在内外部压力下意识到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阿拉伯民族在经贸领域的互助合作是提升民众生活水平、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1964年,阿拉伯国家联盟经济一体化理事会成立,负责推动所有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1973年,阿拉伯经济及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此后还建立了阿拉伯货币基金会,以解决阿拉伯国家各领域发展资金短缺、国家财政赤字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经济出现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阿拉伯国家签署《民族经济公约》、《简便和发展阿拉伯国家贸易协定》,以规范阿拉伯地区经济合作行动,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期间,一些极具代表性的“区域国家联合体”纷纷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这些地区组织带有鲜明的经济一体化特征,极大提高国家间经济合作效率。阿拉伯地区经济一体化丰富了泛阿拉伯主义的理论表现,为其在新时代的存续开辟空间。



泛阿拉伯主义政治属性回潮,但难成气候,遭到内外部势力联合镇压。纳赛尔逝世后,阿拉伯各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而矛盾重重。萨达姆·侯赛因(1937-2006)深受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影响,在就任伊拉克总统时,正值埃以在美国主持下签订《戴维营协议》,面对阿拉伯国家间的严重分裂,萨达姆立志建立一个“统一、公正、均富”的阿拉伯社会。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萨达姆于1980年发动两伊战争,声称此举保护了阿拉伯东大门,遏制霍梅尼输出的“伊斯兰革命”。1990年,为进一步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萨达姆出兵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这一侵略行径立刻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多国出动部队武力威胁伊拉克,最终萨达姆接受停战,海湾危机得以解除。萨达姆打着泛阿拉伯主义的旗号不顾他国主权和尊严,悍然发动战争,这种行为已然违背国际社会的公序良俗,是对国际法的践踏,也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初衷相去甚远。萨达姆对伊朗、科威特的军事行动本质上是其排除异己、争夺丰富石油资源的政治行为,是泛阿拉伯主义政治属性的回潮,但其表现出更为偏激的特点,不仅没有得到阿拉伯民众的支持,还为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灾难,加剧阿拉伯各国间的分裂。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以萨达姆为代表的“泛阿拉伯主义狂热政客”,但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性还是逐步让位于其文化、经济性质。萨达姆失败的泛阿拉伯主义政治实践为阿拉伯领导人敲响警钟:只有去极端政治化的泛阿拉伯主义,才能造福阿拉伯人民。






其次,该阶段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推动者从国家领导人转向各类区域性国际组织,泛阿拉伯思想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得以延续。



阿拉伯国家联盟是中东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该组织一经成立便致力于促进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发展。阿盟在政治合作中采取各种方式推进地区问题解决,虽然效果差强人意,但在维护成员国利益、加强各方协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经济合作领域,阿盟在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建设、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到引领作用,其设立的相关经济机构有效促进地区共同市场发展,为其它组织开展地区性经济合作提供借鉴。”阿盟统一协调作用的发挥仰赖于泛阿拉伯主义对阿拉伯民族团结的支持,正是阿拉伯各国对泛阿思想的积极回应,才使阿盟的多方合作取得成效。在泛阿拉伯主义去政治化、向泛阿拉伯思想转化的过程中,阿盟也更加注重发展地区经济文化,以更进一步地获得成员国认同、更高效地发挥组织功能,维护中东地区的团结与稳定。



海湾合作委员会在海湾地区经历两伊战争的背景下成立起来。与阿盟有所不同,海合会实现了更小范围内阿拉伯国家间的团结协作。“在政治上,海合会以联合国宪章为准则,在加强各成员国沟通的基础上,尽可能协调一致,统一对外策略。”海合会作为区域联合体,为维护地区稳定、缓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发挥重要作用,“在解决海湾危机、维护巴勒斯坦人民利益、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均取得成效”。经济是海合会成员国进行合作的重点领域。除了在各成员国经济、金融、货币政策等领域进行统一规划,海合会还成立标准化管理组织,为海湾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除此之外,海合会成员国也追求军事上的联合行动。但由于海湾国家具体国情各不相同,在内政外交方面几乎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这就使成员国间分歧不断,制约着海合会进一步发展。



与海合会类似,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简称“马盟”)的建立也基于区域国家对“阿拉伯”共同身份的认同。马盟成立于1989年,由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构成。《马拉喀什条约》是马盟的纲领性文件,它强调马盟成员应密切彼此间的联系,携手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马盟致力于维护成员国的权利并努力在外交、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等不同领域寻求共同的政策,实现人员、服务、商品和资本方面的自由流通。”马盟的统一协作首先从外交领域展开,在与其它国际组织沟通、就国际热点问题发声等事项中,马盟成员国能够统一步调和口径,增强集体力量。成员国资源禀赋差异明显,经济互补性强,这为联盟内部展开经济合作提供优渥条件。虽然成员国均对阿拉伯民族身份表示认同,但这不能消除其国家间的利益纠纷,马盟的凝聚力与成员国间分歧始终处在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中。



最后,泛阿拉伯主义逐渐演化为泛阿拉伯思想,让位于方兴未艾的国家主义,退出中东主流思潮的舞台。



泛阿拉伯主义自产生便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无论是一战期间寻求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建立独立民族国家还是在二战后发起不结盟运动,坚决与帝国主义、殖民势力作斗争,泛阿拉伯主义都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连,且由于这些政治活动普遍为阿拉伯人面对外部干预势力的“应激反应”,因此,泛阿拉伯主义在近现代的实践活动中难免带有激进的性质。随着地区国家主义的发展,强调集体利益的泛阿拉伯主义与各主权国个性化的利益诉求格格不入,泛阿拉伯主义只能通过弱化其政治属性来实现新时代条件下的存续。但是,政治性弱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与其说是“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泛阿拉伯思想,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后,它所保留下的核心概念即为:以阿拉伯语为母语、拥有共同阿拉伯历史文化记忆的民族的团结。可以说,泛阿拉伯主义到泛阿拉伯思想的转变是政治主张到民族身份认同的转化,前者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后者只是一种观念,它影响人们的意志和选择,却不能决定国家行为体的决策。泛阿拉伯思想与地区国家主义并行不悖,一个沙特人既可以享受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公民身份,也可以是阿拉伯人。一个阿拉伯国家既可以在国际社会独立享受国家行为体的权利、履行应尽义务,也可以在本国利益指导下利用阿拉伯国家身份,加入泛阿拉伯性质的国际合作。泛阿拉伯主义走向衰落,但蕴含着阿拉伯民族认同核心观念的泛阿拉伯思想得以传承,续写着阿拉伯世界的历史。



泛阿拉伯主义走向衰落既是外部势力干涉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历史发展的必然。首先,泛阿拉伯主义带有鲜明的反帝反殖色彩,这就决定了它对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外来势力的天然敌意。历史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均以直接或间接打击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为手段,来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冷战期间,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艰难开展,尽管阿拉伯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不结盟的重要性,尝试在冷战漩涡中置身事外,但事与愿违,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势力争夺还是波及许多阿拉伯国家,且对其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比如在六五战争期间,美国为防止阿拉伯国家结成以埃及为首的强大联盟,向以色列提供支持。在世纪交替之际,美国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每一位试图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领导人进行打击,比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失去强人政治的领导,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也随之跌入低谷。



在当代,阿拉伯世界在大国的竞争中逐渐碎片化,“美国打造的中东战略联盟、俄罗斯围绕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进程打造的‘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角’、以色列与亲西方阿拉伯国家组建的‘温和联盟’”对阿拉伯国家重新进行划分,泛阿拉伯主义的生存根基遭到毁灭性打击。其次,阿拉伯国家内部也存在着阻碍团结的因素。在泛阿拉伯主义发展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未处理好“统一性”与“差异性”的问题。阿拉伯民族边界在历史上是动态变化着的,阿拉伯人最先居住于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向外征服的过程中,阿拉伯人的足迹逐渐扩展至北非、南欧乃至中亚地区。在这期间,阿拉伯民族与当地民族实现融合,因而如今的阿拉伯人实际上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民族。此外,阿拉伯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泛阿拉伯主义只一味强求民族国家的合并,却无法解决由于差异性而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故而遭到时代的淘汰。忽视民生也是泛阿拉伯主义发展步履蹒跚的一大原因。在经济建设方面,阿拉伯国家多引进国外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由于发展战略脱离本国实际,阿拉伯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提升。且随着腐败盛行,阿拉伯世界内普遍出现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在中东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政府将资金投入国防安全领域,忽视民生建设,经济振兴更无从谈起。泛阿拉伯主义也从未将目光投向民生领域,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阿拉伯精英和社会上层的抱负”,与社会中下层阶级脱节,没有得到阿拉伯人民的广泛支持。



泛阿拉伯主义的去政治化发展为阿拉伯世界开辟新的合作领域指明前景。阿拉伯各类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是泛阿拉伯主义文化、经济属性的延伸。泛阿拉伯主义的衰落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泛阿拉伯思想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团结的精神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



四、结语



泛阿拉伯主义是活跃在近现代中东历史舞台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它本质上是带有激进色彩的民族主义,追求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大联合。政治、文化属性是泛阿拉伯主义一经产生便带有的性质,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属性逐渐成为其内涵的主要部分。学界对泛阿拉伯主义的研究较为充分,至今尚存争议的则是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两种民族主义思想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二者的民族认同标准一致,但在政治目标上大相径庭。






泛阿拉伯主义的产生是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古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其政府控制力下降,国内离心主义上升。阿拉伯人受到时下先进的泛伊斯兰主义、西方民族主义影响,萌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出现对自我身份的新认同。伊斯兰教中“乌玛”的集体观念、历史上以阿拉伯民族为主导的辉煌王朝都为近代遭受压迫的阿拉伯人民增添信心,由此,阿拉伯人凭借共同的语言和历史文化记忆进行联合,凝聚力量以对抗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的发展历程经过萌芽期、快速发展期、高潮期和新时期。



在第一阶段,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在接受奥斯曼苏丹的统治下,为阿拉伯人民争取更多权益。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奥斯曼“民族暴政”的反抗。随着一战同盟国和协约国矛盾不断加深,泛阿拉伯主义作为奥斯曼帝国境内一股重要的离心力量受到英法关注;同时,以萨提·胡斯里为代表的泛阿拉伯主义者明确指出阿拉伯人的斗争方向——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于是在奥斯曼走向解体的同时,阿拉伯人已经开始探索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泛阿拉伯主义在这一时期得以快速发展。



然而,由于以资产阶级大地主为主的运动领导阶级过于轻信帝国主义的承诺,没有认清其殖民本质,泛阿拉伯主义所畅想的版图并未落地,英法操控的人为边界使一个阿拉伯国家变成一些阿拉伯国家。



在社会中产阶级接过运动领导权后,泛阿拉伯主义迎来发展的高潮期。在这一阶段,阿拉伯国家亲西方政权纷纷倒台;纳赛尔领导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标志着泛阿拉伯主义抛弃幻想、坚决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泛阿拉伯主义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虽然共和国以失败告终,但它所体现出的泛阿拉伯主义精神却激励着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继续进行阿拉伯统一大业。随着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泛阿拉伯主义发展势头急转直下。



在新时期,有学者呼吁泛阿拉伯主义应回归其文化属性,在促进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中发挥作用。去政治化发展是该时期泛阿拉伯主义的主题,在以地区性国际组织为主导的泛阿拉伯合作中,泛阿拉伯主义的文化、经济属性得以增强。泛阿拉伯主义的衰落由多种因素导致,但其所蕴含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理念却永远也不会消逝,它们转化为泛阿拉伯思想,在阿拉伯人民的交往合作中发挥影响。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六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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