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莹、吴若仪：泛阿拉伯主义（上）| 泛阿拉伯主义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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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莹、吴若仪：泛阿拉伯主义（上）| 泛阿拉伯主义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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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泛阿拉伯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期，是一种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深受先进思潮影响的泛阿拉伯主义力主组建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以抵御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从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启蒙到纳赛尔的实践高峰，从语言文化认同到经济政治联合的多元维度，本文将穿透历史迷雾，向读者介绍泛阿拉伯主义的内涵及其研究概况，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泛阿拉伯主义政治思潮产生的历史动因。



泛阿拉伯主义（上）



罗莹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吴若仪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在近现代阿拉伯历史舞台上，活跃着多种政治思潮，泛阿拉伯主义便是其中一种。泛阿拉伯主义本质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衍生品，它主张所有使用阿拉伯语、传承阿拉伯历史文化的人在政治、思想、经济等领域实现团结统一。该思潮深刻影响着近现代阿拉伯民族的历史走向。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泛阿拉伯主义有助于唤起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巩固其身份认同，为其团结统一对抗帝国主义和殖民势力奠定基础；在一战、二战期间，泛阿拉伯主义直接促成阿拉伯民族运动爆发，阿拉伯人与殖民势力的斗争逐渐划定现代中东国家版图；阿拉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时期，泛阿拉伯主义为阿拉伯人民带来繁荣的希望，也让他们陷入发展的迷惘。总而言之，泛阿拉伯主义作为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一直是阿拉伯人民解决发展问题、谋求民族出路的指引，为阿拉伯各国实现团结合作给予精神力量。本文致力于探析泛阿拉伯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从该思潮代表人物入手梳理其发展脉络，总结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影响。文章一共包括四部分：一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内涵及其研究概况，文章综合各派观点，为泛阿拉伯主义做出详尽的定义，同时，从国内外两个方面简单陈述学界对该思潮的研究状况；二是从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的角度对泛阿拉伯主义产生的原因进行论述；三是通过哲马鲁丁·阿富汗尼、萨提·胡斯里、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宰克·纳吉布·马哈茂德四位思想家的相关理论来梳理泛阿拉伯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概括其在不同时代阶段的表现及影响；四是根据论述，对泛阿拉伯主义思潮这一概念进行简要总结。



一、泛阿拉伯主义的内涵及其研究概况



泛阿拉伯主义是流行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它的内涵丰富多样，且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在政治方面，泛阿拉伯主义主张阿拉伯人团结一致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势力，建立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在宗教方面，泛阿拉伯主义坚决与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斗争，将捍卫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看作是对整个阿拉伯民族利益的维护；在思想文化方面，泛阿拉伯主义认为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共同的文化基因可以弥合阿拉伯各国的政治分歧，推动阿拉伯国家和平发展；在经济方面，泛阿拉伯主义主张阿拉伯国家应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优势互补，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共同发展。总体而言，追求建立在语言和文化基础上的“阿拉伯人大一统”是泛阿拉伯主义区别于其他民族主义思潮最鲜明的主张。






国内外关于泛阿拉伯主义的研究著作颇多，资料丰富。国外学者的研究内容涉及泛阿拉伯主义理论概念、发展轨迹和具体个案等。首先，关于泛阿拉伯主义的概念，国外学者常将其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做对比研究，普遍认为二者没有区别。在法拉·陶菲克《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持续的辩论》一书中，作者便将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这两个民族主义概念在产生背景、政治主张、目标诉求等领域中具有高度一致性，它们都是近现代以来阿拉伯人关于身份认同这一话题的思考。在泛阿拉伯主义的发展轨迹中，A.I达维沙的《二十世纪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从胜利到绝望》通过论述阿拉伯国家二十世纪历史、地理、文化、语言状况，从宏观层面介绍泛阿拉伯主义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为学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乔治·安东尼的《阿拉伯人的觉醒：阿拉伯民族运动史话》讲述了18世纪末期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同时对期间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历史影响进行分析。关于泛阿拉伯主义的个案研究，如多兰·迈克尔的《纳赛尔之前的泛阿拉伯主义》，详述了一战至二战结束后各方力量为实现泛阿拉伯主义目标付出的努力，比如周旋于英法两国的费萨尔一世、充满野心的埃米尔阿卜杜拉和尽职尽责的努里·赛义德为建立阿拉伯民族国家进行的政治实践，以及泛阿拉伯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冲突。约瑟夫·P·劳伦斯的《埃及和阿拉伯人：外交政策和寻求民族认同》则叙述了近代以来埃及民族身份认同的演变，着重分析了埃及从地区民族主义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又转向到地区民族主义的历程。



国内学者研究的话题与国外类似。在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二者概念相同。比如彭树智编写的《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王铁铮主编的《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西北民族大学闫忠林在博士论文《近代以来阿拉伯民族的觉醒与“王政时期”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研究（1798-1958）》中均将两个术语作为同一概念展开讨论。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虽有重叠的部分，但在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上存在不一致处。比如仲跻昆在《阿拉伯近代哲学》一书中说明二者虽同为建构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的理论，但泛阿拉伯主义超越时空、宗教和国界，内涵要比充满政治色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更宽广。而本文则认为两个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体的，但在一战后，不同思潮所引领的政治实践各具特点，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体现出超越阿拉伯民族主义实践的特征，因而二者关系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二者是否可以混为一谈，则需根据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在泛阿拉伯主义的个案研究方面，李振中在《纳赛尔与泛阿拉伯主义》中论述了纳赛尔内政外交方略里泛阿拉伯主义的体现，同时指出70年代后泛阿拉伯主义发展出现的文化转向。赵军、陈万里的《阿盟视角下的泛阿拉伯主义政治实践》则聚焦于国际组织在维护阿拉伯国家利益、发挥泛阿拉伯主义精神方面的作用。除以上话题，国内学者也就泛阿拉伯主义与全球化浪潮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也为民族主义发展带来挑战。学者普遍认为，在新世纪，泛阿拉伯主义应回归自身文化属性，通过加强阿拉伯国家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来维护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如陈德成编著的《全球化与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王铁铮主编的《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中均指出，在全球化的新世纪，泛阿拉伯主义要顺应时代新关切，将目光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文化领域，以加强经贸、文化合作实现阿拉伯国家间的互利共赢，这才是泛阿拉伯主义肩负的历史任务。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详细阐述泛阿拉伯主义产生的原因，以阿拉伯国家近现代史为基础，分析泛阿拉伯主义理论及实践在不同时代体现出的特征，梳理其发展阶段，以求展现出该理论清晰的演变历程。



二、泛阿拉伯主义产生的原因



泛阿拉伯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近代以来，阿拉伯民族受到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为谋求独立与复兴，阿拉伯民族精英积极汲取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思想的精髓，学习借鉴西方先进学说理念，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泛阿拉伯主义作为当时先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阿拉伯人民走向解放、实现独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时代背景



泛阿拉伯主义的产生与近代以来阿拉伯人民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封建统治、追求民族独立密切相关。自1798年拿破仑进攻埃及以来，古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便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与西方国家交流的日益加深，奥斯曼治下的阿拉伯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封建统治的落后与腐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使阿拉伯伊斯兰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其落后的根源。在探求复兴的道路上，阿拉伯伊斯兰有识之士深受当时民族主义学说的影响，他们认为，阿拉伯国家在中世纪乃至近代的普遍衰落与伊斯兰传统精神松弛、阿拉伯民族四分五裂不无关系，而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将其整合为统一力量，是当下再现穆罕默德时期阿拉伯人荣光的重要手段。由此，阿拉伯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为泛阿拉伯主义提供思想之源和理论依据。



1. 政经环境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土耳其人建立的多民族帝国，自公元1453年消灭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后，帝国的国力于17世纪达到顶峰，疆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犹太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此共生。奥斯曼土耳其继承了原阿拔斯帝国的大部分版图，阿拉伯人成为其治下臣民。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奥斯曼采取“行省制”的地方管理方式，给予行省长官以绝对的权力统治地方；“在宗教文化领域，奥斯曼政府为了应对国内相互混杂的各宗教或教派的信徒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统治，采取宗教宽容和社会自治的政策”。在这样宽松的治理环境下，尽管置于异族统治长达几个世纪，阿拉伯人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心理还是得到较好的保存与延续。



十八世纪末期，随着奥斯曼土耳其西方门户——埃及被法国侵略，帝国进入缓慢的解体过程，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奥斯曼的衰落首先体现在西方国家对其由内而外、内外并举的蚕食中。



在帝国内部，封建经济体制下的奥斯曼政府负担着繁重的宫廷奢侈消费，豢养繁琐冗杂的官僚机构，微薄的财政收入已然难以为继，再加上应对与日俱增的外部威胁，奥斯曼政府大举兴兵，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诸国的领土战争加剧帝国财政窘境，致使奥斯曼政府向英国等国举借外债。然而，由于政府借债规模超过其偿债能力，奥斯曼不得不接受西方国家债权人在其内部组建“奥斯曼公债管理处”来处理还债事宜，帝国经济主权遭到破坏。公债管理处的设立对奥斯曼帝国产生深远影响：首先，西方国家凭借公债管理处掌控帝国经济命脉，使帝国境内原有的经济体系发生改变，奥斯曼由此被拖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变成国际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其次，“公债管理处控制奥斯曼帝国的30多年，也是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群体与土耳其统治阶层之间利益分化的阶段，外国资本的快速渗透，直接或间接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奥斯曼境内生活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等少数民族是帝国西化改革的受益者，由于宗教、种族因素，奥斯曼在金融、文化和教育等深受西方影响的领域中极为倚重其境内的少数民族，而这些人在西方国家的鼓动下，成为导致帝国分裂的要素之一。






在帝国外部，西方国家或通过煽动地区民族主义削减奥斯曼领土、或直接采用政治、军事手段将奥斯曼势力范围划归于己，致使帝国面临严重的领土主权危机，加速解体进程。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土耳其境内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受到欧洲国家的支持，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迅速。“19世纪80年代末，亚美尼亚激进分子开始组建政治组织，寻求建国”，这为帝国本就脆弱的政治统治带来极大震动，使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加强对民族主义运动的血腥镇压。亚美尼亚极端分子在国内挑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对立，激烈的冲突引起流血事件，使西方列强出手干预奥斯曼内政，奥斯曼政府被迫作出让步。20世纪初期，青年土耳其党掌握国家政权，但这并未改变奥斯曼政府对地方行省采取的专制制度。亚美尼亚等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让奥斯曼政府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为防止进一步的国家分裂，奥斯曼政府推行更为严酷的征税征兵制度，执行极端文化政策，“奥斯曼国民被迫用土耳其语与政府打交道”。1909年后，土耳其语在大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聚居区的学校、政府机构逐渐取代阿拉伯语，“土耳其人占据高层政府职位，而阿拉伯公务员只获得底层工作”。奥斯曼的高压政策使帝国境内的阿拉伯子民开始为争取本民族的权利而奔走。



与此同时，一些阿拉伯民间社团相继成立。这些社团最初的政治目的是反对“土耳其化”，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框架下为阿拉伯人争取更多的民族权益，他们没有推翻奥斯曼统治的野心，也没想过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这群人很快便转化为激进的分子，成为协约国破坏同盟国阵营的一大利器。“除了利用奥斯曼帝国多民族混居的特点来制造分裂，西方列强也直接用政治、军事手段占领奥斯曼领土。俄国为了掠夺出海口，向奥斯曼宣战，1878年，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在柏林会议上签署和平条约，致使其失去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五分之二的领土；1878年，塞浦路斯被奥斯曼割让给英国，成为英属殖民地；1881年，突尼斯成为法国殖民地；1882年，为镇压埃及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英国增加派驻埃及的官兵，宣布奥斯曼这一自治省从此置于英国托管之下。”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领土、主权不断遭到侵蚀破坏，其境内少数民族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与之相对的是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与专制统治，这一切都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创造条件。



2. 思想基础



泛阿拉伯主义的产生是多种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结果，发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诞生于穆斯林之间的泛伊斯兰主义、占据近现代阿拉伯国家思潮主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奥斯曼主义，都对泛阿拉伯主义产生深远影响。



“民族主义旨在维护民族存续、关注民族安危祸福的集体情感、思想主张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和”。学界普遍认为它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城邦林立，政权分散，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崛起，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逐渐瓦解，王权统治最终战胜教权统治，欧洲大陆实现从“神治”到“人治”的跨越。



18世纪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扩散开来，“工业化促进了大地理范围内的民族认同和民族竞争，促进了基于同质文化上的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巩固，并为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进行的启蒙运动也为欧洲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民族主义体现出“自由”的特征，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民族主义为代表。“它认为人们根据自由、平等的原则结成民族，民族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强调民族自决，认为民族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支撑；主张一切自由民族都是平等的。”“第二阶段的民族主义逐渐增添狭隘性、排他性、侵略性的特点。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代表观点有：过分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由此划分出所谓的‘劣等民族’；认为本民族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先性，为维护民族利益不惜侵害其他民族权力、使用战争等非人道手段。”民族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欧洲乃至世界均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近代遭受封建压迫和殖民剥削的阿拉伯人民也受到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他们从自由民族主义理论中意识到“阿拉伯民族”这一有着古老荣光却尘封于历史的身份，看清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本质，深以为阿拉伯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不可侵犯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权利。民族主义为近代深陷泥潭的阿拉伯人提供解决困境的可行之道，从而使阿拉伯人谋求整合民族力量来打破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束缚，为实现本民族的独立自主而进行斗争。



泛伊斯兰主义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为伊朗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伊斯兰教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宗教信仰。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既有规范穆斯林行为的道德标准，也有大量调节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著述，因而奉行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建立国家之初，便形成政教一体的权力分配方式。这种权力结构延续至今，无论是在阿拉伯人权势盛极一时的阿拔斯时期，还是在以突厥人为主导的奥斯曼土耳其时代，伊斯兰宗教权威总隶属于当朝执政者，而执政者正因为有了伊斯兰“教长”身份的加持，其统治合法性才得到认可。



奥斯曼土耳其政权之所以能得到广大阿拉伯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与其自封的“宗教领袖”地位密不可分，正是因为奥斯曼苏丹实际也扮演着宗教哈里发的角色，所以在中世纪时，阿拉伯人能够与同为穆斯林的突厥民族和平共处。但到了近代，随着奥斯曼国力衰微，欧亚大陆民族主义盛行，奥斯曼苏丹的统治合法性遭到空前质疑，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奥斯曼苏丹迫切需要一种能实现帝国团结的纽带。“而面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普遍衰落，穆斯林有识之士认为其根源在于信仰的缺失，原本充满活力的伊斯兰教陷入僵化和因循守旧的模式，丧失了创教初期的进取精神。于是他们从政治立场出发，呼吁进行宗教改革和实现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逐步形成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为注重政治改革的阿富汗尼和侧重宗教改革的穆罕默德·阿布杜。



泛伊斯兰主义诞生之初主张“东方各国穆斯林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推进社会改革和宗教改革，开展现代复兴运动。”该思想理论的提出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它对整合伊斯兰世界力量以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发挥积极作用，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日后活跃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思潮均从中获得启发，穆斯林迎来近代思想启蒙阶段。但是，由于泛伊斯兰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其在提出之际就受到奥斯曼帝国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的利用。奥斯曼将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增强公民帝国认同感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德国则不遗余力地散播泛伊斯兰主义，为在一战期间拉拢广大穆斯林向协约国宣战做思想准备；与此同时，协约国为分化同盟国内部联盟，另外扶持了地方民族主义来抵消泛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力，这使得该思潮在近代的活跃期较为短暂，逐渐让位于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泛阿拉伯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它诞生于19世纪。在奥斯曼土耳其政权加速腐化的背景下，阿拉伯人开始表现出对自己命运和未来的觉醒意识，尤其在奥斯曼进行“坦齐马特”改革之后，这种意识愈发强烈，突出表现在奥斯曼境内阿拉伯行省中越来越高涨的自治呼声。在阿拉伯半岛、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地涌现出一些阿拉伯民族社团，比如1909年由叙利亚穆斯林在法国巴黎创建的“青年阿拉伯协会”，该社团的宗旨是“效仿哈布斯堡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让阿拉伯人能在这个国家里获得平等。”1912年，一批叙利亚移民在开罗成立“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他们认为在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强制推行中央集权是不现实的，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来进行管理。尽管该社团强烈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管理方式，但它却承认奥斯曼苏丹的政治统治地位。1913年6月，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虽然受到奥斯曼当局的百般阻挠，还是有来阿拉伯行省的23位代表出席该会议。“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奥斯曼政府下放权力，实现阿拉伯人参政议政；政府应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该大会的召开是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与奥斯曼政府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尽管与会者后来相继遭遇迫害，但该事件被看作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导。



而真正意义上把阿拉伯世界从奥斯曼统治下分离出来的实践还是1830-1841年由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领导的自治运动。在他的带领下，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自治省，却享有极大政治、经济、军事自主权，成为埃及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摇篮。“阿拉伯人意识的形成和政治复兴的出现不无关系，这种复兴表现在试图建立有限的政治主权中，半岛边缘地区的部落为与西方强国抗争，逐渐产生了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意识。”



奥斯曼主义诞生于坦齐马特改革时代。它是奥斯曼帝国为巩固政权而建构出的国民身份认同。“总体而言，奥斯曼主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无论何种民族，均处于平等地位，都忠于一个共同政府；二是帝国境内的居民必须承认统一的奥斯曼大民族，也就是各民族的‘奥斯曼土耳其化’”。该主义要求公民热爱统一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认同帝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只以奥斯曼民族来界定自我身份。在奥斯曼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专制统治的年代，这一主义无疑是执政者给除土耳其人外的各民族强加的精神枷锁。“奥斯曼主义理论领导下的1908年立宪革命唤醒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掀起了要求废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阿拉伯民族运动。”作为被压迫民族应对西方列强霸权而产生的政治思潮，奥斯曼主义在后期发展中逐渐带有沙文主义色彩，“但它所提倡的爱国主义为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提供了一种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认同的可能。”



在近代，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门逐渐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各种思潮也不断涌入伊斯兰世界，当西方的思想理论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现实土壤生根发芽，便成为中东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政治思想，泛阿拉伯主义就是其中一种。这些新式思潮相互影响又自成一派，都有各自的发展逻辑和特征。



（二）历史因素



泛阿拉伯主义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渊源。在公元7世纪左右，阿拉伯民族就已经存在，只是那个时候的阿拉伯人基本上就是指在沙漠中游牧的贝都因人。随着古兰经降世，阿拉伯民族力量逐步凝聚，在对外扩张领土、传播宗教的过程中，“阿拉伯人”的概念和范围也不断扩大。由于民族向心力得以建构，以阿拉伯民族为统治主体、多民族并存的阿拉伯王国建立起来，无论是欣欣向荣的伍麦叶王朝还是盛极一时的阿拔斯王朝，它们都为近代阿拉伯人对民族身份进行肯定、追求建立民族国家提供历史依据。除此之外，伊斯兰教中宣扬的“乌玛”理论也为阿拉伯民族寻求统一奠定思想基础。总而言之，泛阿拉伯主义作为近代阿拉伯国家的重要思潮之一，不仅是代的产物，更是历史的产物。






首先，历史上阿拉伯人就曾建立过以本民族统治为主的封建国家。在蒙昧时代，阿拉伯人普遍以部落和宗族作为身份认同的基础，这一点在当时阿拉伯人的诗歌创作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在诗歌中，阿拉伯人颂扬本部落的功业和美德，同时，却讥讽其他部落”，因而当时的攻讦诗也屡见不鲜。“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准确地说还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还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也还没有共同的民族愿望，连成为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也不具备。”伊斯兰教诞生后，阿拉伯人逐渐形成民族意识，开始具有基本的民族特征：统一的语言、宗教和情感归属，并由一个统一的政府领导着。



当然，这里的民族需要与近代民族主义概念中的民族进行区分。在古代，阿拉伯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以现实中的“他者”为参照的：在古兰经降世前，阿拉伯人在地缘上处于两大帝国——波斯和东罗马帝国之间，强大的“他者”使阿拉伯人从外部世界环境中认识自我，尽管那个时候部落主义和宗族思想构成阿拉伯人身份认同的基础与核心，但这些已然不是他们进行自我认知的唯一渠道。伊斯兰教诞生后，与阿拉伯人相区别的“他者”是被征服土地上的民族，他们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改信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帝国内的释奴，虽然统一的宗教身份可以模糊不同民族间的分歧，也可以使多元的文化相互交融，但这并不能让释奴心甘情愿地臣服于阿拉伯人，伍麦叶王朝末期、阿拔斯王朝初期产生的“舒欧比亚”派别即可证明。这些非阿拉伯民族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也较好地保持了自身的民族身份，“他者”的诞生为阿拉伯民族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参照。



近代民族主义概念虽然也包括“通过他者认识自身”的内容，但其认为统一的语言文化、历史记忆是确定民族身份的最重要因素。显然，古代的阿拉伯人虽已拥有统一的语言和历史，但是他们认知自我身份的方式通常不是语言和文化，而是他者。这也就是阿拉伯宗派部落主义能够延续至今的原因。到了近代，阿拉伯伊斯兰有识之士受到西方民族学说影响，主动利用本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来作为培育民族认同的利器，伍麦叶、阿拔斯这样繁荣昌盛的阿拉伯帝国使泛阿拉伯主义支持者坚信，他们在今日也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重现阿拉伯人的历史荣光。



其次，泛阿拉伯主义从“乌玛”理论中获得“共同体”灵感。“乌玛”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的“民族”，引申义为公社、社团。乌玛是伊斯兰教降世初期由先知穆罕默德建立、圣门弟子团构成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以麦地那为中心，实际上是先知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为躲避古莱氏人迫害而创建的社团。



乌玛具有宗教色彩。“在《古兰经》里，乌玛指享有共同宗教的社群。”这里的宗教范围比较广，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到后来，宗教信仰的范围缩小，乌玛尤指信仰伊斯兰教的社团。《古兰经》的“信士章”中提到：“众使者啊，你们可以吃佳美的食物，应当力行善功，我对于你们的行为确是全知的。这个确是你们的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敬畏我。”（23:51-52）这节经文表明，在众使者的带领下，真主的信徒们都属于一个宗教共同体——乌玛，他们信仰真主、敬畏真主、爱戴真主，凡是有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地方，都是真主统治的领土，是乌玛所覆盖的地方。“《古兰经》认为，每个乌玛都有一位信使来向社团传递神圣的真言，所有的乌玛都在等待真主的终极审判。”这表明每个乌玛都有属于自己的信使，他们将真主的意愿传达到乌玛，而乌玛的构成人员是真主的信徒，他们都须接受真主的末日审判。可以看出，在宗教信仰的层面上，穆斯林被鼓励形成一个统一体，他们可以从属于不同的国家或者民族，但因为伊斯兰教这一精神纽带，穆斯林的身份认同被广泛接受，乌玛便是认同穆斯林身份的人的集合体。



其次，乌玛具有政治色彩。在历史上，自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后，伊斯兰教便有了较为稳定的根据地。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建立了包括迁士、辅士和其他不同部落穆斯林在内的乌玛社团，该社团有明确的组织方式和行为规范，形成以先知穆罕默德为核心的、政教一体的政治团体。麦地那的乌玛作为伊斯兰教诞生后第一个穆斯林政治实体，为日后伊斯兰政权巩固、宗教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乌玛社团的宗教性与政治性，它都谋求穆斯林打破种族隔阂、冲破统治边界而实现统一，这一诉求与近代阿拉伯主义消除国家边界、建立统一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致力于消弭各种现实分歧，以一种或多种标准建构身份认同，从而达成联合的最终目标。乌玛作为近代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其弊端。泛阿拉伯主义奠基人萨提· 胡斯里指出：“只有语言和历史才是社会群体的基础，拒绝把宗教作为社会群体的基础，因为宗教实践通常是由一种语言完成的，因此宗教与语言进而与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只能承认一种可能性，即‘民族宗教’”。也就是说，只有犹太教这一民族性宗教在维系犹太人联结中发挥的作用才是有效的，而诸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种世界性宗教则无法发挥作用。“一旦一种宗教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从民族宗教变成世界宗教，宗教作为民族纽带的功能也便随之丧失，而伊斯兰教早已从阿拉伯民族的宗教变成一种超国家、超民族的世界宗教，因此也便无法充当阿拉伯民族联系的纽带”。这说明，在民族意识萌芽的时代，乌玛思想已然承担不了整合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使命，它的局限性使开明人士发现泛阿拉伯主义理论的发展空间，从而实现泛阿拉伯主义理论的完善与进步。



综上所述，泛阿拉伯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古代辉煌的阿拉伯王朝让泛阿拉伯主义者拾起统一阿拉伯国家的自信，而古老的乌玛思想也给予泛阿拉伯主义启迪。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六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文字编辑：彭   浩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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