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份邓小平遗嘱。真伪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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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wuti 于 2013-8-10 14:50:2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三份邓小平遗嘱。真伪难辨自己判断  ​

   
             咏邓
　　
　　
　　 十五俭学求马道,
　　百色兴武试牛刀.
　　
　　井冈红星随毛落,
　　淮海紫气逐水飘;
　　反右猛挥霸王剑,
　　批修精画天父瓢;
　　初觉三灾蒙七祸,
　　始放两猫啃二矛;
　　永不翻案搞经改,
　　摸着石头推锦涛.
　　
　　一声霹雳风波隐,
　　千古奇冤血凝刀!


    网上看到三个所谓的邓小平遗嘱。

    第一个是模仿邓小平语气的。

    第二个是何新披露的几句话

    第三个来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是评论性的。

    这三个所谓的遗嘱，差别很大。

    不知道那个是真的

    或者本身就有很多遗嘱？

    大家自己判断吧。

    【为啥就不能公开全部遗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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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所谓遗嘱】  +++++++++++++++++++++++++

    一九九二年六月某日上午景山后街邓家小院）

    今天找你们来，是我心中有些话想对你们说，人老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一些事情。

    你们三人，只有瑞林跟我快四十年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熬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而庆红和锦涛你们两位，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就给你们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我这辈子就是冒失过来的。早年不到二十岁，不懂法语、俄语，身无分文就冒失去闯法国、俄国。回国后，又冒失地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后来又冒失地去广西搞百色起义，到苏区又冒失地被打成反党分子；解放战争时冒失地挺进大别山。八大以后，毛点我当总书记，我却多年不向毛汇报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后，那就更冒失了。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我把你们找来，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我认为应该交代的话。

    你们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后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谈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最后的政治交代。这话不确切。我今后不会再说什么太多的话了，但真正的政治遗嘱是不会像这样弄得满城风雨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代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今天，我倒想小范围的真正讲一下我的政治遗嘱，或者说是真正的政治交代。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一，这十几年也算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与法制，而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后，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的宪法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你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国真正建成权力来源于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强大了，政治上又有了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有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老百姓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超过7%是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的时候，中国或许就成了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的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能力不够，手段也有限嘛。到了你们这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民富国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可以考虑改为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这么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六X”问题。“六X”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人了，责任是躲不开的。但也还有历史责任，则在于国家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任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六X”，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历史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该怎么干就下决心怎么干。回答“六X”这类问题，根本的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地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材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以什么标准衡量，论文采飞扬，我不如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学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事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六X”有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体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一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在小圈子里选江泽民，小圈子里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种作法绝不能长期不变。最终的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先从基层的民主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领，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的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个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此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太大，但必须试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而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八十年代农村改革那样，先从大包干抓起，而后是乡镇企业，再而后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后，关于你们和我家一些个人问题。朴方服务于残疾人事业，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一介书生，不善与人交往，不能让他从政和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罢。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到军队工作，努力做好泽民同志的部下。另外，你们两位，能够走到今天，也是你们的本领。苏东问题爆发后，我向政治局说过，要沉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绝不冒头。这话也适用于你们。在泽民同志主政时，你们当好助手。今后你们主政时，这20个字仍是做大事应该注意的。只是在20个字后面，再送你们四个字：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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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所谓遗嘱】  ++++++++++++++++++++++++++

    邓小平晚年的政治遗言  作者：何新(2010-02-2604:17:01)

    我有一位尊敬的兄长，退休前原是一位参赞核心枢要的学者，故有机会阅读晚年邓小平（1992年后）未曾发表的全部谈话记录。他说邓晚年谈话中曾谈到：

    1/让一部分人先富只是改变普遍贫穷的手段，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下的共同富裕。因此，中国将来应当着重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2/韬光养晦是战术不是战略。始终不要忘记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对手。

    (还说：我对美国就讲过不少的硬话。）

    3/领导人要了解历史。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TIME》多次以邓大人为封面人物，但是，邓小平绝不是西方所期待的那种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他的政治信念和历史选择始终如一。伟大的邓小平，是革命家、改革家，也从始至终是社会主义信仰的坚持者！

    经历多年的长期思考，我认为，中国走得通的未来道路，既不是市场资本主义、伪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或美式民主主义，但也不是圣化的列斯毛式共产主义，也不是陈旧过时的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通向民族复兴、社会和谐未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重建一种世俗化的新形态的社会主义。

    【注】所谓世俗化的，就是非意识形态决定的，而是务实的、注重实效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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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

    （2004年8月写）

    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邓小平年谱》一书，是一大功德。对于研究当代政治史的人来说，或是对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人来说，此书所披露的一些重要史料和资料，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毛泽东曾以邓公为接班人

    毛邓之分歧，毛邓之对立，邓公否定文革之拨乱反正等，早为世人所熟知。但是，毛邓关系之另一面，毛与邓之情谊，毛与邓在政治理念上之共同点，邓对毛在重大理念上的继承与发展，则目前甚少为人所知忆或论及。而此点，实为观察毛去世后邓之复出以及邓主导十几年中国改革开放大局面的关键之点。邓公《年谱》为此问题提供了若干引人兴味的史料。

    毛对邓公有一些人所共知的评价。一曰邓「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二曰「绵里藏针」，外面是棉花，内里是钢铁公司。在党内高级领导人中，邓对毛并不曲意迎合，但毛对邓则殊为见重。事实上，毛泽东生前曾三次考虑以邓作为接班人。第一次是五十年代，邓公是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大力推荐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八大后邓作为总书记领导书记处主管中gong中央日常事务。此举不仅表明毛对邓的信任，也是毛对刘少奇分权的一种组织策略。

    第二次是文革初期。尽管1966年夏之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公与刘少奇由于工作组问题及「刘邓路线」并遭批判，但毛泽东对邓却仍别具只眼情有独钟。据当事知情者王力回忆：「1966年7月16日，毛曾对我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我还是会要邓小平出来，至少任常委。」(据《王力反思录》，并参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邓在运动中遭群众批判后，毛还通过汪东兴向邓传话转告：「第一要忍，不要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毛写信。」(同上)此种关照，实为邓于被打倒后能再复出预埋下伏笔。

    第三次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命邓复出接周恩来班。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上宣布：「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以小平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即「三副一正」)。1975年间，在毛泽东、周恩来通力支持下，邓小平实际已作为代总理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据《年谱》，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批评江青为首之四人帮，同时着意地当众赞扬邓公，以至毛当时指着邓小平说：「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考虑到当时海内外舆论普遍以江青集团为「毛派」代表，毛之此言此举殊为意味深长矣！

    毛泽东对邓公特殊保护

    但是，1975年底，由于邓公试图全面改变毛的文革路线，引起毛再次对邓不满。于是江青试图趁机再次掀起倒邓浪潮，但是此则仍为毛所拒绝。(据《年谱》，75年11月10日，邓与胡乔木谈话，承认自己「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

    1975  年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批评邓小平情况。毛泽东说：「我批评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至为耐人寻味的是， 1975年11月5日，邓在遭政治局多次批评后，写信请示毛，意图逐步退出外事活动，由江青、张春桥取代，此议亦被毛拒绝。据《年谱》：1975年11月  5日，邓公致毛泽东信称：「我觉得以后见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拟请春桥出面如何？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提出淡出或请辞，而毛则明确示意拒绝。毛泽东阅信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毛还特别删去了邓信中提出「江青同志会见安排」，并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四个字圈掉，表示一切仍由邓公主持。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表示：「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江青在文革中曾数次向毛提出清除邓小平出党。如1969年「九大」期间，江青与林彪就曾联合向毛提出，要像处理刘少奇那样处理邓小平，永远开除出党。但毛一直不予理会。据《年谱》，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江青到毛泽东住地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江青又提出应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仍不予支持，不作表态。

    天安门事件后，4月7日「四人帮」声称可能有「群众」希望去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关起来。汪东兴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冲击，也不能把人抓走。」毛还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由汪直接安排、负责。于是，当日下午，邓小平夫妇被迁至东交民巷一住所住下。

    据《年谱》，6月10日邓公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希望与家人团聚：「我到这里来住，两个月零几天了，近一个月，卓琳眼病严重，住了医院。她在医院终日住在一个小房间，除医护人员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触，也没有亲人去看她。这种状况如能改变，对疗效极有好处。所以，我们急切地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她们来看望我们的要求。」

    汪东兴将此信报知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即指示，「可以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6月30日邓家即接到可搬回宽街住宅的通知。7月19日，邓公夫妇乃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住宅。于此可见即使在第二次被打倒之际，毛对邓公仍然有存惜之情。

    因此，邓公对毛泽东亦始终有知遇之感，而且始终深怀感念。据《年谱》，1977年9月14日，邓公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说：

    「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幺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说，对个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撤掉了，但毛泽东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邓公后来还对西方记者坦言：「毛在文革中是保护了我的。」

    可以断言，文革中若非毛泽东对邓公特别保护，则毛身后之中国历史方向实不可知矣！

    邓公评价毛泽东

    但是，邓公在若干重大政治方向及理念上与毛泽东确实存在重大之分歧(拟另文讨论)。即使在毛当面，邓对此实际也并未完全掩饰。但是，直到邓公临终，他仍对毛及毛思想表示深厚、忠诚之感情。邓公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搞「非毛化」，「中国党、中国人民不会作赫鲁晓夫。」

    据《年谱》：1978年11月25日，邓公在与中央领导人谈平反天安门事件等问题时说：「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

    1978年11月27日，邓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幺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9  年3月16日，邓公说：「我们必须坚持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段历史。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问题，可以暂时放下。我们的宣传机构包括报纸，要注意这个问题。有些帐讲不清楚就不要讲，向前看嘛。」

    「如果要求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

    这些话邓公生前反复申言，可知并非一时权宜之计，实皆为邓公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1980  年8月21日、23日，邓公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回答她的提问。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挂下去的问题时邓公说：「永远要保留下去。」「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毛、邓二公之政治遗嘱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没有留下正式的理论遗嘱和政治遗嘱。但是，毛在1974年12月26日与周恩来于长沙作深夜长谈，谈到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其中特别提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分配问题。毛说：「列宁为什幺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之前，毛泽东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也曾论及：「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这一谈话以及1976年毛泽东批邓打招呼的二十条谈话，实际可以视作他临终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最后思考和遗嘱。

    邓公平生言论以1992年的南巡讲话极为有名。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有人把这些讲话视作邓公的政治遗嘱。但是，邓公《年谱》中却记载了南巡讲话及中gong十四大之后，邓公过去未见诸发表的几次私下谈话。在谈话中邓公引人深思地多次谈到中国的社会分配问题和两极分化问题。表明邓公之晚年所关注的问题，已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开始关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问题，而此则正是毛泽东晚年所思考的问题。

    据《年谱》，1992年12月  18日邓公阅《参考消息》上《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后，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

    1993年9月16日，邓在与其兄弟邓垦谈话中再次谈到社会分配和两极分化问题。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小部分人获得那幺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从《年谱》看，这次谈话是邓公在中gong十四大后关于改革开放问题最后一次内容丰富而重要的较长谈话，可以看作邓的遗嘱。

    这表明，邓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所关注的问题与毛生命之最后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实质是相同的。即社会分配的公正及与此必然相关的社会稳定问题。

    邓公晚年的自我反思

    1979年3月30日邓公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在提出反「左」的同时，明确提出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此国内外某些舆论一直有所非议，认为此方针与改革开放相矛盾，是自作框架束缚手脚，或指责为邓公之不智之举。

    但是1993年9月16日，邓公在与兄弟邓垦谈话时，反思此事而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输理的地方，没有什幺见不得人的地方。」「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幺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幺快，没有这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幺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幺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

    我私见以为，所谓四个坚持，实际是邓的政治改革理念之底线。四个坚持一方面以维护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即国家主权制度为核心，另一方面则坚持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及经济制度，从而方能保证国家在改革开放的震荡中仍能维持大局稳定。这正是深刻的国家主义理念，目光至为深远！

    在同一次谈话中，邓公还谈到个人进退说：「我退休是党中央全会认可和批准的。我的意思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又据《年谱》，1993年11月11日邓公曾对身边人员谈论当时的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邓公表示：「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

    这一番话实际是邓公对自己近期一些政治活动的一种自我反思，其涵义至为耐人寻味！

    (04年8月14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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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所谓【遗嘱】  +++++++++++++++++++++++++

    邓小平遗嘱曝光:可能再也没有人敢这样说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5期

    在台湾问题上邓公一直告诫美国：别干预中国内政，中国块头大，不信邪。与中国直接冲突，是个危险的选择。邓小平曾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

    邓小平曾告诫对美国要有最坏打算

    据《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披露，在台湾问题上邓公一直告诫美国：别干预中国内政，中国块头大，不信邪。与中国直接冲突，是个危险的选择。邓小平 曾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

    香港文汇报报导说1981年1月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西奥多.史蒂文斯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阐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邓小平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1983年3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小托马斯.奥尼尔率领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朋友们，如果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这条路走不通，怎么办?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不干涉;二是参战，中美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

    斥美国搞霸权主义

    1983年4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前外务大臣樱内义雄一行。谈到中美问题时，邓小平严肃指出：美国对外政策中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有几个航空母 舰，台湾就是一个。里根说台湾是老朋友。什么老朋友?我跟他们说，你们有几个航空母舰。所谓航空母舰，就是美国的战略基地。所谓老朋友，是空话，掩盖着真 实的东西，就是它要霸占那个地方。

    1983年9月24日下午，邓小平和胡耀邦同金日成举行第二次会谈。邓小平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里根竞选时讲了一些话，上台以后，实际上执行的是两个中国 的政策。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中东问题、南非问题包括南朝鲜问题上加强了对美国的批评，我们讲四个航空母舰也讲得多起来了。

    美国人说，你们为什么批评我们是霸权主义，不要这样讲，太刺耳了。我说，你这个航空母舰是什么东西，什么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政策?这不是霸权主义是什么?

    不怕与美关系倒退

    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 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不能含煳其辞。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问题出在美 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

    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煳。

    解决台问题要用两手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披露，1978年6月2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尤金.罗斯托。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同时强调：中国现在很穷，力量有限，但我们对国际上的问题，会根据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立场，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也不怕人家骂我们。

    1986年9月2日上午，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在回答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说：这首先是个民族 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 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

    问题不成熟可慢点解决

    1978年1月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艾伦.克兰斯顿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正如1973年毛主席对基辛格说的，中国人同你们一样有两只手。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1978年10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同福田赳夫举行第二次会谈。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认为，国际上所有存在一分为二状况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

    就我们来说，就有台湾问题要解决。现在，我们正在同美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两个中国不行，一个半中国不行，一个中国和四分之一的中国也不行。问题不成熟，可以慢一点解决。

    不承担不使用武力义务

    1979年1月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萨姆.纳恩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邓小平在回答关于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我 们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等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

    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捆起来不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统一台湾后，首先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是我们真实的政策。台湾拥有它自 己的权力，台湾的武装可以不解除，只是它要把所谓的中华民国旗帜去掉。如果台湾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也可以。

    一人千古 千古一人：邓小平的四大历史贡献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是薄一波同志写给邓小平的一幅挽联。对这八个字，薄老后来解释说：“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 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他还说:“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 间。依我看，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还会在贫穷和混乱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薄一波与邓小平相知甚深，他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做出的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

    独立、富强、民主、统一，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 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富强、民主、统一变成了生动的现实。从 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三次伟大变革的集大成者。通过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社 会主义要不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认识是受错误理论支配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 误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所以，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动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重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 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这个进程中，邓小平以敏锐的思想完 成了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时代特征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判断，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对基本国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要求改革开放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第三，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绘制了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

    第四，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求改革开放要抓住机遇，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确立改革开放目标模式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要求解决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第六，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提倡“不争论”原则，鼓励改革开放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第七，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求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第八，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目标和原则。

    第九，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的这些设计，初步回答了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本国情、目标、任务、步骤、布局、方法、原则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科学轨道。他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只要不带偏见，任何人都不会质疑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仅仅30多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13亿人民总体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盛世都不可比拟的。需要强调的是，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 已经74岁了。从74岁到93岁，他用了20年的时间带领中国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这还不是“千古一人”吗?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

    有人说，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题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民 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观点，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80年代初期，当经济体制改革 还处在自下而上的试验阶段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简机构、 制定规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相当大，改革的措施也非常多。

    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 话，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任务、目标和指导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2年，新宪法、新党章修订通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那 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得到根本扭转。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邓小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强调“我们所 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等一系列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加快了社会主义民主化 的进程。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被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中国，封建专制实行了两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项改革实行起来颇具难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 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所以，1980年，邓小平在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对肃清封建主义影响 的问题作出专门论述。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

    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 委员会主任，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退休”，但他始终末能如愿。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 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三个月后，邓小平约见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开宗明义：“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 说，“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当天，邓小平 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退休请求，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我们党以前没有解决好，留下了很多教训。邓小平从自己做起，开了好头，为彻底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

    1994年，邓小平在他90岁的时候，还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发现自己的思维开始迟钝之后，郑重地说，一个国家老态龙钟，形象不好，以后国家的事情我不过问了。从那天起，邓小平就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我以为，这也是一件千古一人的事情。

    第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天才构想和成功实践

    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历史上的统一，只有武力征服一种手段，都是以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破坏为代价的。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天才构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

    “一国两制”方针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的。1983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系统地阐释了“一国两制”方针，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 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 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 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新主张，为打破几十年海峡两岸敌对状态，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开 辟了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源于解决台湾问题，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谈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接触，始于1979年。1982年9月，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来华访问，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统治。“铁娘子”没有想到，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她便输给了有“钢铁公司”美誉的邓小平。

    首先，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的观点，邓小平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中英两国进行谈判 的前提。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第二，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观点，邓小平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

    第三，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威胁，邓小平回答：“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 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通过这次会谈，中英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回归遂成定局。中英两国获得了双赢。撒切尔夫人由衷地对邓小平说：这是您倡导的“一国两制”的胜利。

    正是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20世纪末，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对峙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实现了“三通”。祖国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创造力。它从构想成为现实，开创了曾经被认为是两种不可调和的 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发展的先河，也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邓小平的这个贡献是前无古人的。

    第四，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者、理论家。他一生务实，不善言辞。他的着作，没有长篇宏论，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旁征博引的资料和冗长的逻辑分析。他在编辑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邓小平理论正是从他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朴实无华，不用诠释，人人看得 懂，但他的思想却有着巨大的穿透力，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其实，邓小平是最高明的思想者和理论家，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 之作。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 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 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 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 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

    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 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 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 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20世纪，社会主义从全面崛起到陷入低潮，遭受了严重挫折。邓小平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失败，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一个人物，主要应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什么。按照这个观点，邓小平的四大历史贡献是前无古人的，他无愧于“千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