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唯物主义终于寿终正寝》 高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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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唯物主义终于寿终正寝》
      
                  高越农2017年5月27日

   我对这篇《唯物主义终于寿终正寝》（作者不详，多渠道转来）作简评如下：
此文标题难以服众
   众所周知，哲学里存在着两大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长久以来，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唯物主义寿终正寝”即使几千年以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者，此文认定“唯物主义终于寿终正寝”的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而学术上的是非谬误靠党政领导来裁决是一种恶习。
   人们不会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遗传学本应在我国得到发展和提高，但是由于教条地学习苏联，使我国遗传学研究受到巨大的损失。当时武断地全部取消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强制推行米丘林遗传学。”（引自百度）；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姚文元做出了“心理学是唯心主义的”的指示；1958年，毛泽东对于马寅初人口论大施挞伐（“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为了使自己的谬论令人信服。此文作者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宣传佛教”为依据，硬把正面宣传佛教牵强附会为否定唯物主义。
2、习近平不可能否定唯物主义  
  此文作者自己是很反对唯物主义的，他以为唯物主义就是“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一概扣一个“迷信”的帽子。”，“让中国变成了文明世界的野蛮部落，让中国人变成弱肉强食的狼，”等等。这些话，无知者可以放肆说。我们大可以听之任之。但是，此文作者认定习近平否定唯物主义。其依据仅仅是“《意见》通篇未提唯物主义。”
  我介绍读者一阅韩振峰的《学者解读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一周年》(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旋律”和“主心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鲜明特征和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习近平关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
  据百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
  而习近平在2013年和2015年的内部学习会上分别强调了要牢牢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3、据作者说，“2018年北京大学将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
  我预测，届时中国领导人和姓党的哲学家都会与会，他们不论说些什么新颖的观点，都不会忘记把自己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都会齐声谴责唯心主义。
  在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如今回眸这篇文章，人们就不难发现里面充斥着谎言和唯心主义。他说：“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当下的这场内战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文章还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是毛泽东为世人提供的一个范例：挂着反对唯心主义的羊头，贩卖唯心主义的狗肉。我希望68年后的共产党人，能够充分借鉴毛泽东的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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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⑵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⑶。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⑸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⑹，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⑻，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⑼，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⑽，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⑾，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⒀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注　　释
　　〔1〕 指美国的独立战争。一七七五年起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先后进行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脱离英国。英国战败后，被迫在一七八三年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
　　〔2〕 参见本卷《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注〔3〕。
　　〔3〕 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外蒙古发生的人民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蒙古人民，在苏俄的支持和帮助下，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所支持的白俄军队，推翻外蒙古地方的封建统治，脱离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4〕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5〕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英国国教会僧侣，经济学家。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他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数列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数列增长，因此人口必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和瘟疫等）、“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无力赡养子女者不得结婚等）可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这一理论曾被资产阶级用来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及其侵略和战争政策辩护。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7〕 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8〕。
　　〔8〕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9〕 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10〕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11〕 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21〕。
　　〔12〕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3〕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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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
贺吉元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马寅初的时代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他的名字，连同他的不朽名著《新人口论》，却永远留在共和国的史册中。当年那场激烈的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同样也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一

    建国后，马寅初以对共产党无限信赖和满腔热情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同样，也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矢志不渝地展开攻关，并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使国家对人口问题心中有数，更好地解决生产、生活两大难题，他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党和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在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１１月１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止１９５３年６月１日午夜，我国人口为６亿。仅仅４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１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不久，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古稀之年，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去上海，马不停蹄地进行人口调查。与此同时，中央也十分关注全国的人口问题。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士开会，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最高领袖是这样，全国各级政府也就等闲视之了。更有甚者，个别地方还对生育多的妇女给予奖励。

    即便如此，认准了理的马寅初，有点“犯上”。１９５４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１０个县的２０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为了证明这个事实，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柳亚子、马叙伦、李达等商谈，言词恳切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后来，他又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１９５５年７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他们几乎黔驴技穷，搬出了苍白无力、滑稽可笑的论调：“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对此不屑一顾，觉得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因为马老先生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人口问题的更大论争就不可能避免，而且到后来更趋白热化了。

        二

    时间过去了两年，到了１９５７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与人为善地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１９５３年普查已经超过了６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１５年后将达到８亿，５０年后将达到１５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并大声呼唤，“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轻蔑地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马寅初听了领袖发话，自然非常高兴，加之当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候，因而加快了人口问题研究和写作的步伐。几个月的工夫，《新人口论》一书面世，再一次作为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举，令对人口问题研究锲而不舍的马老先生倍受鼓舞。

    可是，马寅初想错了，高兴早了。事态的发展对善良的马寅初来说，是料想不到的。这时的毛泽东一口咬定马寅初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就连过去几年赞成马寅初的观点、对人口问题表现出关注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起而批驳。

    马寅初第一感官告诉他，既然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径一致了，自己的灭顶之灾也就来了。但一身傲骨、坚毅执著年近八旬的马老先生不想投降，也根本不可能退却。当然，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１９５８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２００多篇。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生性不唯上、不惧压，老朽之年接下了毛泽东下的战书，他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三

    马寅初不惧孤立，风骨铮铮，有着单枪匹马，直到战死为止的豪迈气概。

    １９５９年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总理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１６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１９３８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２０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２０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对周总理是了解的，不到万不得已，周总理是不会说这番话的。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对周总理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１９６０年１月３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至此，近８年的人口论争划上了句号。

        四

    马寅初这种忧国忧民的心境，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经济学家的敏锐，来源于他渊博的经济学知识。马寅初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４日出生于浙江绍兴，１９０３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学习。１９０７年毕业后，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１９１０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于１９１６年回到祖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经济系教授。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７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１９２７年夏，担任浙江省政府特别经济顾问。不久转往南京，任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直至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后，马寅初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３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粉碎“四人帮”后，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名誉校长。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４日与世长辞，享年１００周岁。

    《中国档案报》199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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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巴黎演讲论述佛教 开中国领导人之先河
2014年03月28日 16:42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魏德东

习近平主席还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图片来源：资料图）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以上）这段有关佛教中国化的教科书式的精确叙述，并非来自某位教授的讲稿，而是源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
3月2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有关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演讲。在演讲中，习主席主要论述了3个问题。第一，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第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三，以文化人，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主席的访问与演讲，创造了多个第一：首先，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其二，中国国家元首在世界舞台上第一次以文明发展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其三，中国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称之为“历史性访问”。
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宗教，特别对于世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三大世界性宗教与中国文化的互动予以了高度肯定。他说：“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
在演讲中，习主席着墨最多的人类文化形态，是佛教。除了上述的引文之外，习主席还专门论述了法门寺的价值与意义，强调不仅仅要作为文物欣赏，更要复活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他说：“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习近平对文化作用的强调不是偶然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后，文化发展、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出来。就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人们的道德与文明程度明显地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成为现代化事业的短板。这不仅直接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影响了社会和谐，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如习主席所说：“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习主席多次提到佛教也有着深厚的现实背景。近代以来，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今天，儒家文化的制度性传承仍然没有建立，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现状与人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差距。在儒释道三教当中，佛教的发展相对较好，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重要载体。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佛教，也日益建立起这一文化自觉，主动投身于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洪流之中。
在北京美轮美奂的什刹海，有一座广化寺。广化寺的和尚，建立了一家“什刹海书院”。一年有四季，什刹海书院的四季是儒学季、佛学季、道学季和易学季。每个季节，和尚们都聘请一流国学大师登台论道，以文化人。什刹海书院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佛教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
同一天，习近平主席还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要成为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最根本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征程上，中国佛教可谓天降大任，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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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马克思主义哲学
编辑词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是一个相对真理。它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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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友人文章)       唯物主义终于寿终正寝

昨天晚上吃完饭时，看到《新闻联播》谈到，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我当时听到“中国特色哲学”的第一感觉就是荒谬的唯物主义应该被抛弃了。果然，刚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关于哲学的《意见》通篇未提唯物主义。它谈到更多是科学，因为唯物主义反科学的，再提唯物主义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它意味着给中国人洗脑六十年，让中国人变成贪婪动物的唯物主义终于寿终正寝。

突破唯物主义的禁锢对于中国党和政府来说的确是太难了，直接否定显然不合适，但不突破又不行，因为唯物主义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是反传统文化的，正是它让中国变成了文明世界的野蛮部落，让中国人变成弱肉强食的狼。怎么办呢？

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宣传佛教，在各种场合宣传阳明心学，这些文化都是与唯物主义对立和格格不入的。在唯物主义的语境下，它们都是应该打倒的迷信。不解决这种理论上的冲突怎么能行呢？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斗争哲学是不讲道理的。它的霸道在于，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一概扣一个“迷信”的帽子。比如，否定心灵的存在，否定唯心主义的传统文化，否定能量和特异功能等等。

有鉴于此，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建构富有道理的当代中国哲学。

为了响应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所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加上一个“中国特色”巧妙地避开意识形态领域的难题。《意见》在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谈唯心唯物，这都没问题。怎么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涵，只要打破唯物主义禁锢，让传统文化走进老百姓的心中，让中国人变得智慧和快乐，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也是今天以及未来中国人的福音。

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政治。北京高校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学术研究无禁区，要通过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坚持老祖宗的教诲，又说出了许多新话。要建立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教材是教育的根本，是百年大计，如果还用违背良知的唯物主义给后代洗脑，未来的中国人都是有脑无心的“肉人”怎么得了？

西方人说中国人只出口电视机，没有思想。撒切尔夫人说，不用担心中国，你看到过动物战胜过人吗？这都是唯物主义带给中国人的耻辱。

2018年北京大学将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哲学家将汇聚中国，围绕多元的哲学传统和哲学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这是我国首次主办世界哲学大会，如果我们还谈荒谬的唯物主义岂不让与会的哲学家笑掉大牙？

那么谈什么呢？根据习近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北大的哲学系主任王博指出：

1、当前我国还缺乏在世界上有较高知名度的哲学大家、哲学学派以及原创性哲学思想。

2、哲学作为探究人生、社会和世界根本问题的学问，其精髓在于讲出一个根本的道理。老子讲了一个“无”的道理，孔子讲了一个“仁”的道理，王弼依靠对老子的创造性解释，建立起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认为只有坚持“无”的原则才能建立起“有”的世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主张理一分殊；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理，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

3、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就是说，自然的道理不是通过言说而是在“四时行”“百物生”过程中呈现的。但人不是天，孔子想“无言”，又不得不言，不得不“讲”道理。

4、儒家传统强调天的权威，喜欢讲天，有天命、天道和天理等不同说法，并以之为人间价值和秩序的基础，发展出心性之学和礼乐之学。道家传统则强调以无为本，喜欢讲无，如无为、无事、无心、无知等。

5、让中国哲学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正是话语背后道理的力量。中国经济已表现出它影响世界的强大力量，中国哲学家应讲好道理，让这个道理展现出如历史上宋明理学一样影响世界的力量。

王博教授的以上所言准确地表达了习近平同志的意图，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才是真理所在。只有摒弃荒谬唯物主义才能为弘扬唯心主义的传统文化铺平道路，宗教、诸子百家、阳明心学等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才能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我个人二十年来一直坚持反对贻害中国人的唯物主义，朋友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怎么做，甚至还有朋友为我担心。我想，大家今天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以喝酒了。

明凡评：民之大幸，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可喜可贺，吾还有何言！突破马尾禁锢，让思想自由，让中国人回归有思想、有灵魂、有灵性、有良知的正常人！仰天长啸吾大喜，今朝终于归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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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路上·学者解读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一周年（二）
"5·17讲话"明确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标志
2017-05-19 11:39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韩振峰
　　编者按：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在“5·17讲话”一周年之际，学习路上栏目推出系列专家特稿，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为您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进展。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笔者认为，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这一重要论述，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这既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决定的，同时又体现了我国近现代发展尤其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决定了它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在整体上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科学理论，它始终以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解放为自己的根本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它通过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因此被人们称赞为“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它为哲学社会科学更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成为引领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有力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是我国近现代史发展尤其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随之被引入中国。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一些志士仁人先后提出过用这样或那样的“主义”来拯救中国，但所有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改造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从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再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历史和现实发展赋予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旋律”和“主心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鲜明特征和内在规定性。
　　最后，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当然，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就说过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不断结合新的实践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奥妙所在。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思想，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抓住历史机遇，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勇立时代之潮头，勇发思想之先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努力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和水平。
　　(作者韩振峰系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