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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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上八篇短文，其中《关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一文是我将去年写的8篇文章集中在一起汇编而成的，它们都曾单篇传给过你们，但在汇总时有所修改与补充。集中起来加上目录有许多好处——便于存放、检索、查找与交流。

另外的几篇文章围绕两个主题、两段摘录与两个人写的。即：
一、突出政治、热衷革命斗争的马克思
相关摘录为：
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关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象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是非常可怜的（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
马克思：1866年7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191页。（P171）
相关人物为孔德。
引起我对孔德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日前百岁老人周有光去世使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介绍周老思想的资料中提到的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论，其实它是社会学家与实证主义者孔德提出的。二是有网友给我发来德国学者史博德的访谈录《马克思并非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后感到极为片面、难以苟同。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这一观点更是无稽之谈。这使我想起在编写《德国共产主义的源头——哲学还是政治？》时选录的上面这段摘录，它是对此最为有力的反驳。在这段摘录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1832！”。183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从网上不难找到答案——1832年6月的法国巴黎共和党人起义。上面摘录是马克思所写的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从信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当时的实际状况。这封信是在1866年写的，正好在史博德所说的1850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之后。诸位也许还可以从这封信中读出许多字面之外的东西。
相关文章为：《1866年7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1832年巴黎起义》与《孔德与他的实证理论》。

二、黑格尔哲学的矫揉造作与时代局限性
相关摘录为：
“明确了精神现象学主要分为五个大阶段后，至于每个阶段中又分作若干环节和意识形态，黑格尔自己也有分辨得不够清楚的地方，而且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有的重、有的轻，也很不平衡。而且他于描写这一意识形态到另一意识形态的过渡也多矫揉造作的地方。解释黑格尔的人也从来没有一致的看法。布洛赫在他的《主体—客体》一书中，勉强机械地把精神现象学分成十四个发展阶段，依次一一加以列举，也无可取之处。（柏林，1952年，第72 ~ 100页）”
相关人物为布洛赫。
诸位有我给的《“扬弃”与“异化”的含义与使用》一文的初稿，当时只是对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哲学素养提出质疑，还没有怀疑到黑格尔哲学本身。增加了上面这段摘录后，多读几遍就从后面附录的目录中发现了玄机——黑格尔哲学的矫揉造作与时代局限性。黑格尔逻辑学那层层三三制的结构不矫揉造作，什么才能算矫揉造作？不是人为拼凑那来这么整齐划一？其次，概念论中客观性里的“机械性、化学性、目的性”更使人们了解到黑格尔时代原来还处于“机械与化学的时代”。因此，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后来的一败涂地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相关文章为：《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三、时代与世代的尺度
我的这个《关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短文集特别强调“时代与世代的尺度”，重视具体尺度的确定，为此收集了许多资料整理成表格。其中《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的表六与《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二）》的表二有较大的修改与补充。
相关文章为：《贺麟》与《布洛赫的“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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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巴黎起义
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是法国七月王朝期间一次失败了的反君主制起义。让•马克西米利安‧拉马克将军的病逝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主要由巴黎支持共和制的贵族青年学生领导，最终在政府军的镇压下失败，估计超过800人被杀。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其巨著《悲惨世界》中详细描绘了此次起义的过程并热情赞美参与起义的学生，使这次起义广为人知。
背景
七月王朝建立之后，原本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能够解决，反而更加明显。正统派不承认路易-菲利普的合法性，希望可以再次复辟波旁王朝；共和党人则对王权易主而没有更多的社会变革感到失望，要求实行共和制，建立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社会，很多怀着理想主义的青年学生也在此时进行着大大小小的秘密结社和沙龙。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贫富悬殊加剧，巴黎流民阶层倍增；霍乱疫情在1832年达到高峰，政府处理应对疫潮不力，大量市民因为霍乱而死去。
起义前夕
39人宣言
1832年5月22日，国会39名反对派议员（包括共和党人和对奥尔良王朝失望的议员）和前总理雅克•拉菲特会谈之后，决定向他们的选民发表一份报告，阐述他们的行为和议会投票取向的正当性。而实际上这份报告是对总理卡西米尔•皮埃尔•佩里埃政府的控告檄文。报告书由六人委员会撰写，于5月28日通过。
报告并没有直接谴责君主制，他提到说1830年以来的法国和1789年时的状况一样，与自由的原则并无原则上的冲突，但是报告中罗列了佩里埃在5月13日作出的很多承诺以及“半合法的体系”都已经荡然无存。报告控诉政府反复侵犯自由，以致激发起社会的动荡，而政府却仍然是那么混乱、无耻，甚至在国际上拒绝支援受压迫的人民——首先已经是波兰的人民——这将会助长欧洲君主和神圣同盟的气焰。 之后，报告书指出，反抗的革命正在涌动并且将会胜利，“复辟和革命都在酝酿着，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切斗争手法现在都已经浮上水面。”尽管报告书中没有提及“共和”，但却是对七月王朝的君主制统治的最严厉的公开谴责，最后的结语还含蓄地号召人们推翻王权统治，建立共和，“对于我们来说，献身于这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而团结一致为法兰西战斗已经四十多年了，[……]，我们已经献出自己的生命，并且相信它必将胜利！”
这份讨伐政府的宣言对法国政府犹如一枚重型炸弹，大大鼓舞了共和党人的意志。他们希望通过发动暴动来宣传他们的主张，迫使政府让步，实现共和。
拉马克将军逝世
6月1日，共和党人的重要领袖让•马克西米利安‧拉马克将军因感染霍乱不治病逝。拉马克将军生前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曾在稳定七月革命后的局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原先共和党人和底层民众也期盼拉马克将军能够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和平转变。但是他在5月到医院视察慰问霍乱病人之后也染上了霍乱并且逝世，使共和党人认为和平变革的希望幻灭。 6月2日，因决斗身亡的著名共和主义者、青年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的葬礼举行，反对派在葬礼上以此攻击政府。共和党人也正在计划利用民愤，在6月5日拉马克将军的葬礼上发动起义。 6月5日，拉马克将军的葬礼举行，遗体行伍经过巴黎林荫大道，通过奥斯特利兹桥。数以万计的群众在道路两旁送别拉马克将军，期间共和党人乘机喊出反对政府、支持共和的口号，得到民众的响应。共和党人领袖举起大红旗作为运动的旗帜，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而是为群众和警员之间发生冲突，政府派遣军队去维持秩序，但是部分国民警卫军却叛变加入共和党人的队伍。当天的巴黎局势很不明朗，直到晚上战斗才正式开始。
起义
此时的国王路易-菲利普正在贡比涅城堡，他于6月1日到那接待到访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6月5日他得知巴黎市内的混乱状况之后，携玛丽•阿玛丽王后和阿德莱德公主乘车返回巴黎。晚上，在巴黎市郊的杜伊勒里宫，路易-菲利普检阅了执行镇压任务的国民警卫军，以显示自己的镇定和坚决。 6月5日晚上，由乔治斯•木桐元帅领导的政府军击溃大部分的巴黎外围起义者，起义者被赶到巴黎老城区。起义者原先计划中的巴黎全民大起义没有能够成功发动。起义的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他们只能够以血肉之躯守着仅存的一两个街垒。6月6日早晨，国民警卫军和起义民众在圣梅利展开血战，起义学生坚守的街垒最终在大炮的轰炸之下被打破，估计造成至少800人死亡。 尽管学生们在奋战，但是共和党人的领袖们（包括拉法叶侯爵）却在躲避，他们在起义发动后不久就已经感到运动必将失败，于是逃到周围的省份，有的就被政府当局逮捕了。反对派的一些领袖如雅克•拉菲特和奥迪隆•巴罗在拉菲特的家中再一次集会，集会的具体内容和决议不明，不过在6月6日早上，他们派出一名代表到路易-菲利普处要求他停止血腥镇压和改变政策。 6月6日早上，路易-菲利普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协和广场再次检阅军队，然后他前往巴黎北部探望士兵和国民警卫军，接受军人们“国王万岁！”、“打倒共和党！”、“打倒卡洛斯党！”的欢呼。下午，他在花园里接见了拉菲特、巴罗和弗朗索瓦•阿拉戈，不过起义军的最后一块抵抗的阵地都已经宣布被攻下，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了。
清算
6月6日，为了确保彻底的胜利，部长会议让国王签署命令使巴黎进入军管状态。虽然起义被成功镇压，但是他们害怕审判时，陪审团会像以前一样将共和党人宣判无罪释放。随着权力由地方行政部门转移到军队，在军管法之下，被告被送往军事法庭受审，加上的罪名很重，很多参与起义的人被判处了死刑。
后续
法国的局势仍然还没因为对这次起义的镇压而稳定下来，几乎在同一时间，法国西部的正统派在贝里女公爵的领导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 1834年，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共和派运动。
《悲惨世界》中的描写
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是对这次起义描写得最详尽的一部小说，在小说中，作者热情讴歌为了自由理想献身学生和起义参与者，使这次规模不算很大的起义在世界范围内都广为人知。 对这次起义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小说的第四卷中。小说中的“ABC之友”是领导这次起义的一个重要的青年学生结社组织，安灼拉和公白飞为组织的领袖。其它成员包括有马吕斯、古费拉克等，他们在起义中都英勇作战，大部分人都在街垒作战中牺牲了。小说的主角冉•阿让也参与了这次起义。
《悲惨世界》中的历史：1832年法国六月革命
2013年04月09日 13:06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子宇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随着2013年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风靡全球，人们也再次回想起当年读雨果原著小说时的澎湃心情。小说《悲惨世界》以宏大的手笔刻画了法国社会从拿破仑时代到奥尔良王朝时期的风云变迁，歌颂着人性的美与善，特别是最后学生们和巴黎市民的起义，其舍生取义之壮烈，让1832年的“六月革命”被世人所铭记。
从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覆亡，到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奥尔良王朝，小说《悲惨世界》基本起止在这段历史里。因前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有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应该说这时期的精彩程度相对没有那么高。但浪漫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的推进、各阶级的反复拉锯，在巴黎的苍穹之下，街垒与大炮、旗帜与鲜血，法国社会在动荡中前行。这就是《悲惨世界》，也是六月革命的历史背景。
升起三色旗的君主立宪王朝
六月革命中学生起义者所反对的，是君主立宪制的奥尔良王朝。而奥尔良王朝则是在复辟的波旁王朝覆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复辟的波旁王朝，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以后，在反法联盟的刺刀支持下，流亡海外的路易十八回国即位，恢复了波旁王朝的君主统治。
复辟的波旁王朝采取了大量针对法国大革命成功和拿破仑统治的反动政策，包括杀害拿破仑军队的战将如布律纳元帅、拉梅尔将军等。《悲惨世界》中的德纳第大叔，本是拿破仑的老兵。他后来生活窘迫，沦为道德败坏的罪犯，可能一定程度上和复辟王朝的反拿破仑政策有关。
1824年路易十八死去，其弟阿图瓦伯爵即位为查理十世，其统治更为黑暗，当时法国的社会状况可以由小说中冉阿让出狱后的遭遇得到反映。查理十世极端厌恶君主立宪制，曾宣称：“宁可去锯树也不能按照英王那种方式进行统治。”
这种对历史的反动肯定不能维持长久，1830年7月，法国史学家笔下的“光荣的三日”（Trois Glorieuses）让波旁王朝再次土崩瓦解，也成为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的素材。但是这次法国依然没有迎来一个共和国。被认为开明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成为了立宪君主，开始了奥尔良王朝（也称七月王朝）的统治。
以“平民国王”自居的路易•菲利普即位时已经57岁，他的父亲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在大革命时赞成处死路易十六，自己更名为菲利普•公民•平等（Philippe Citoyen Egalite），但后来被雅各宾派砍头。公爵本人还参加过保卫大革命的卫国战争。就如假发、套裤、佩剑象征着旧制度一样，有着一个鸭梨形状脑袋的新国王的穿着举止俨然是新制度的象征：身穿便服，喜欢手持雨伞在街上溜达，并不时与途中碰到的平民握手。
奥尔良王朝有着自己的新气象，比如红蓝白三色旗恢复为国旗，王家盾形纹章和国家印章中原有的象征波旁王朝的百合花图案也不见了。有人据此批评2013年电影《悲惨世界》不够严谨，因为沙威身穿的警服有百合花图案，一开始的三色旗也倒在地上。不过从小说的时间表出发，冉阿让服苦役到当市长到救助柯赛特逃亡巴黎应该都属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所以电影中的表现倒是合理的。
除此以外，报刊也不用接受审查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天主教又从“国教”，改为“大多数人民的宗教”。此举意味着法国人既可以信犹太教、新教、也可以不信教。用伏尔泰的话来说，每一个法国人都可以“沿着自己所喜欢的道路进入天堂了”。新王朝提倡的宗教平等极大地平息了七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激烈的反教权主义情绪。
“发了财就能当选民”
但是奥尔良王朝本质上是一个维护富裕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旧贵族的政权，其制定了1830年宪法，其中虽然取消了贵族特权，限制了王权，扩大了下院的权力；但规定了选民的财产资格，凡缴纳直接税200法郎以上者有选举权；缴纳500法郎以上者有被选举权。这样导致全国3250万人口里，只有24万人有选举权。不但农民和工人无法参政，连小资产阶级也被剥夺了选举权。
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会引发民众、学生和共和派的不满。但是当众议院里有人提出降低选举财产资格的提案时，著名历史学家、时任首相的基佐（Fran ois Guizot）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嘲讽的口气答复说：“诸位先生们，快快去发财吧！发了财就可成为选民了。”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曾将七月王朝比作一个股份公司，而路易•菲利普是这个公司的经理。
上升期的资产阶级自然不满。这一时期可以说也是法国工业革命的迈进期，从《悲惨世界》中冉阿让投资工厂发财致富就可以看出。像小说中方婷、小伽弗洛什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也在崛起，1825年，巴黎已有24.4万名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工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3-14个小时，最多达到16个小时。童工和女工尤其悲惨。不过那个时代的工人不太采用政治斗争的形式，而是经常采取捣毁机器和厂房的行为。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小说里，产业工人并非六月革命的主力。
可以说七月王朝是一个按压着诸多不满的火药桶，正统派还是支持波旁王朝，他们讽刺路易•菲利普是“街垒国王”（意思是其王位是依靠街垒后的暴民扶起来的）；波拿巴主义者自然怀念拿破仑，如小说中早期的马吕斯和他的外公。面对民众的苦难诞生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里叶；文化上造就了浪漫主义流派，早期如夏布里昂，后期巅峰自然是雨果。
更危险的是共和派，他们是一群左翼的反政府主义者，在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闻记者和某些军人中拥有为数可观的信徒。共和派中的佼佼者有新闻记者阿尔芒•卡雷尔、阿尔芒•马拉斯特、律师加尼埃•帕热斯、学者拉斯帕伊和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卡芬雅克。他们在报纸上极力主张实行普选，建立共和。用乔治•杜比在《法国史》的话来说，“他们试图重演革命”。由于他们认为，工人们在识字后会更好地接受共和主义思想，故共和派非常注重扫除文盲，力图建立公共教育制度。小说中马吕斯、公白飞等人组建的ABC社就是一个典型的共和派学生政治团体。
共和派在底层有激进好斗的马吕斯们，在高层也有温和但对路易•菲利普日趋不满的政客，包括金融家、前总理雅克•拉斐特（Jacques Laffitte）、国民自卫军前司令、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著名英雄拉法叶侯爵（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和1848年革命时成为首相的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
1832年5月22日，国会39名反对派议员（包括共和党人和对奥尔良王朝失望的议员）发表一份报告。当中奥迪隆•巴罗虽没有直接谴责君主制，但提到说很多承诺以及“半合法的体系”都已经荡然无存。报告控诉政府反复侵犯自由，以致激发起社会的动荡，而政府却仍然是那么混乱、无耻。报告书指出，反抗的革命正在涌动并且将会胜利，“复辟和革命都在酝酿着，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切斗争手法现在都已经浮上水面。”
尽管报告书中没有提及“共和”，但却是对七月王朝的君主制统治的最严厉的公开谴责，最后的结语还含蓄地号召人们推翻王权统治，建立共和，“对于我们来说，献身于这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而团结一致为法兰西战斗已经四十多年了，我们已经献出自己的生命，并且相信它必将胜利！”
葬礼变成巷战
巴黎就是在这种一团不满、牢骚和愤怒中又响起了炮声。也是天有不测风云，1831年底的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成为了导火索。这场瘟疫袭击法国的一些大城市，造成大量死亡。受此影响最严重的当推城市建设落后，人口过多的首都巴黎。根据史料记载，瘟疫肆虐时，巴黎每天有上千人死于非命。因为阔人纷纷逃往乡间避难，故死者多为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极差的贫民。这使得不满更加高涨。
有意思的是，有两位重要政治人物也死于瘟疫。一位是当时的首相卡西米尔•佩里埃（Casimir Prier），这位权力欲很重的老政客坚持要在巴黎控制局势，在1832年5月16日死于霍乱。另一位就是著名的共和主义政治家拉马克（Jean Lamarque）将军。拉马克将军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受到共和派拥护和爱戴，曾在稳定七月革命后的局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原先共和党人和底层民众也期盼拉马克将军能够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和平转变。但是他在5月到医院视察慰问霍乱病人之后也染上了霍乱并且逝世，使共和党人认为和平变革的希望幻灭。
佩里埃之死动摇了政府统治，而拉马克之死则让激进者认为和平过渡已经破碎。6月2日，共和派在因决斗身亡的著名共和主义者、青年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的葬礼上攻击政府，并计划起义。
6月5日，拉马克将军的葬礼举行，护送遗体队伍经过巴黎林荫大道，通过奥斯特利兹桥，围观群众有数万人之多。正如电影里的场景那样，共和党人乘机喊出反对政府、支持共和的口号，得到一些民众的响应。
葬礼转变为大规模示威，共和党人领袖举出红旗作为运动的旗帜，然后示威失控，一部分示威者和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部分被派去弹压的军队却反水加入共和党人的队伍，示威队伍转向有着特殊意义的巴士底广场，也就是电影中青铜大象所在地。经过了一天的大混乱，到了晚上，巴黎进入了街垒战阶段。
起义发生时，路易•菲利普正在贡比涅城堡，他正在那里接待到访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6月5日他得知巴黎市内的混乱状况之后，还算比较决断，立刻携家人乘车返回巴黎。晚上他在巴黎市郊的杜伊勒里宫检阅了执行镇压任务的国民警卫军，以显示自己的镇定和坚决。6月5日晚上，由乔治•穆东（Georges Mouton）指挥的政府军击溃大部分的巴黎外围起义者，起义者被赶到巴黎老城区。
和小说及电影里的描述类似，暴动没有发展成全巴黎大起义，军队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倒戈的迹象，缺乏社会基础，仅仅由学生的热情支撑的起义可以说注定失败。以军队来说，七月王朝时期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国民自卫军。国民自卫军士兵有权选举自己的军官。不过，参加国民自卫军必须自己支付购买武器和装备的费用，必须效忠国王。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每一个小资产者都盼望参加国民自卫军。于是，法国历史学家米盖尔对此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每逢星期日，小资产者参加民兵操练，以保卫剥夺他们投票权的政权。
双方的实力对比可谓悬殊，据当时史料，执行镇压的政府军人数大概3万人，而起义者则只有3000人。
尽管学生们在奋战，可是高层共和党人政治家如拉法叶侯爵却在躲避，他们在起义发动后不久就已经感到运动必将失败，于是逃到周围的省份。另外如拉菲特和奥迪隆•巴罗在开会后，于6月6日早上派出一名代表到路易•菲利普处要求他停止血腥镇压和改变政策。
分举红旗和三色旗的对垒两方的最后决战在6月6日早晨。国民自卫军和起义民众在圣梅利修道院（Clo tre Saint-Merry）展开血战，起义学生坚守的街垒最终在大炮的轰炸之下被打破，这个场景相信看过电影和小说的人不会再陌生。双方的总伤亡在800人左右，其中政府军死73人，伤344人，起义者死93人，伤291人。
6月6日早上，路易•菲利普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协和广场再次检阅军队，然后他前往巴黎北部探望士兵和国民自卫军，接受军人们“国王万岁！”“打倒共和党！”“打倒卡洛斯党！”的欢呼。下午，他在花园里接见了拉菲特和巴罗等人，不过起义军的最后一块抵抗的阵地都已经宣布被攻下，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了。
六月革命，不是一场规模特别宏大的斗争。但是毫无疑问其削弱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16年之后，路易•菲利普的统治最终土崩瓦解，虽然之后巴黎依然不时响起愤怒的呐喊、虽然炮声和街垒也仍然存在，但是没有人会忘记，那些在1832年奋战的年轻人用他们的生命，组成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  
1832年
道光十二年（1832），基督教（新教）最早的中文布道书――《劝世良言》问世。著者梁发，广东高明人，本为雕版印刷工人，粗通文墨，二十二岁起为苏格兰长老会员马礼逊信徒，道光三年被封为宣教师，成为第一个华人牧师。所著《劝世良言》一书，经马礼逊修改、校订后在马六甲印刷出版。
大事记
历史大事
2月12日——厄瓜多尔占领加拉帕高斯群岛。
5月7日——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
6月5日 ~ 6日——法国巴黎共和党人起义
出生
1月23日——爱德华•马奈，法国画家（逝世1883年）
4月15日——威廉•布施，德国诗人、画家（逝世1908年）
5月19日——唐廷枢，中国实业家。（逝世1892年）
8月16日——威廉•冯特，德国心理学家（逝世1920年）
12月15日——古斯塔夫•埃菲尔，法国工程师（逝世1923年）
逝世
李明彻，中国学者（出生1751年）
陈若霖，清朝大臣
3月4日——让-法兰西斯•商博良，法国语言学家（出生1790年）
3月22日——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德国诗人（出生1749年）
5月13日——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年8月23日－5月13日)法国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1]
7月22日——拿破仑二世，拿破仑之子，被封为罗马王。（出生1811年）
8月24日——尼古拉•卡诺，法国物理学家（出生1796年）
?月？日——著名的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参军
历史事件
英国议会改革
改革原因：工业革命以后，工业资产阶级兴起，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改革结果：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更多的议席，大大加强了在议会中的作用，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更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巴黎共和党人起义
又称六月暴动，是法国奥尔良王朝期间一次失败了的起义。让•马克西米利安•拉马克将军的病逝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主要由巴黎支持共和制的青年学生领导，最终在政府军的镇压下失败，估计超过8000人被杀。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其巨著《悲惨世界》中详细描绘了此次起义的过程，并热情赞美参与起义的学生，使这次起义广为人知。
《劝世良言》刊行
全书约九万字，分为九卷：卷一称《真传救世文》、卷二《崇真辟邪论》、卷三《真经圣理》、卷四《圣经杂解》、卷五《圣经杂译》、卷六《熟学真理论》、卷七《安危祸福篇》、卷八《真经格言》、卷九《古经楫要》。内容多半摘《圣经》章节而成，并结合中国风俗人情，阐发基督教教义。梁发在书中宣扬上帝是“独一真神”，只有信仰上帝，死后灵魂才能进入天国。又劝世人“安于天命”，“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称颂西方传教士为“善人君子”，否定儒、释、道三教，但承认“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劝世良言》为西方殖民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早期结合的产物，对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起过重大影响。
顾莼逝世
顾莼（1765——1832），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庆七年（一八零二）进士，官通政司副使。书工楷法，师欧阳询。下笔英挺，行、草、分、隶亦沈郁入古。 少好诗古文，晚岁画宗扬补之，水仙似赵孟坚。墨梅古趣洋溢，墨兰雅润，不专一家。或肆为粉披，或敛为简淡，皆天真自然，不求妍妙而别饶风趣。卒年六十八。著南雅诗钞。
顾皋逝世
顾皋（1763——1832），江苏无锡人。嘉庆六年（一八零一）状元，官户部右侍郎。工诗文、书、画。长於写生，赋色古雅，近宋人，尤妙丛兰修竹。卒年七十。
郭尚先逝世
郭尚先（1785——1832）艺林年鉴作（1764－1832）福建莆田人。嘉庆十四年（一八零九）进士， 官大理寺卿。精鉴别，书似欧阳询，以骨力胜，间作小楷，颇深别趣。临摹诸家，悉可乱真。高丽、日本争相购致。生平应酬书，时有不经意处，惟署跋金石，钩稽真赝，手题掌录， 恒矜庄研究，不肯率意下笔，独得晋唐无诤三昧。或以泥金尽书每册馀纸， 凝厚婀娜，并露毫端。与林则徐、梁章钜同为闽人，而书绝相似。兼工兰竹。著芳坚馆题跋、增默庵遗集。卒年四十八。
王学浩逝世
王学浩 （1754——1832）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举人。为人恬澹旷适，绝意干禄。遍历燕、秦、楚、粤。山水得原祁正传，结体精微，笔力苍古。初受业于李豫德，豫德父为宪，乃原祁之甥。中年兼涉写生，赋色极澹，自言略得元人苍古之趣。尝自题其画册云：[六法一道，只一写字尽之，写者意在笔先，直追所见，虽乱头粗服，而意趣自足。或极工丽，而气味古雅。所谓士大夫尽也。否则与俗工何异？]用墨能入绢素之骨，此人深一色。晚年专用破笔雄浑苍老，脱尽窠臼。画格为之一变。著有山南论画，立论精当。於书无不工，篆、隶古劲，直接秦、汉而不自谓能。真书从欧入褚，晚探二王之秘。行书更得痊鹤铭笔意，坚苍浑厚，自成一家。工诗，卒年七十九。 《鸥陂渔话》、《墨香居画识》、《墨林今话》、《桐阴论画》、《耕硕田斋笔记》、《履园画学》、《石韫玉撰传》
王念孙逝世
学者王念孙（1744－1832）。念孙字怀补祖，号石瞿，江苏高邮人。长于校勘训诂。著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
沈钦韩逝世
学者沈钦韩（1775——1832）。钦韩字文起，号小宛，浙江湖州人，居苏州木 。著有《幼学堂集》，并为韩昌黎、王荆公、范石湖等集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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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7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首先对于加利福尼亚的进款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我仍然没有可能偿付我应付给房东的两季房租。我必须首先偿还每日每时来打扰我的那些家伙的一部分债务。
至于我的健康状况，最近两星期我又全力地工作，如果身体情况能保持这样，我希望在8月底完成第一卷（《资本论》），把它单独出版。然而我每天仍然不得不服用龚佩尔特的肝病药，否则我就不能工作。问题是：此药和砒剂（我已经有不少星期没有服用了）是否相容？我问这一点是因为四天以前在右锁骨的上部又出现了痈的征兆。我感谢波尔多酒甚于一切药物。一般说来，我只在白天工作，因为偶尔试试（一两次）夜间工作，立刻就引起很不好的后果。
在谈一般问题之前，请把《put stretches upon the mule》译成德文，并且告诉我，织造业中的《pichs》和纺纱机上的《flyer》德文叫什么。
伦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们1849年以来在英国看到的比起来，规模非常巨大，这完全是由国际一手组织的。譬如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主要人物鲁克拉夫特先生就是我们委员会的委员。这里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不在公开的场合出头露面，另一种是民主党人的做法，他们在公开场合大出风头，可是什么事情也不做。
《共和国》周报快完蛋了。福克斯下星期就要脱离该报。
顺便告诉你一下，施土姆普弗从美因兹给我来信说，工人对你的《状况》（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需求日益增加；就是只从党的利益出发，你也务必要出第二版。同时，根据他个人的观察，他认为，战争一结束，“工人问题”在德国就会提到显著的地位。
弗莱里格拉特对于自相残杀的战争发表了一些哀伤的抒情废话（《威斯特伐里亚的夏歌》这首诗）；他的女儿凯蒂把它译成英文，刊登在今天的《雅典神殿》上。
除了普鲁士人的大失败——这也许（正是柏林人！）会导致革命——以外，没有比他们的巨大胜利更好的了。梯也尔如此成功地揭露了波拿巴帮助普鲁士“干”的政策（因为除了英国人以外，法国人真正憎恨的只是普鲁士人），以致布斯特拉巴不得不修改钦赐给法国人的宪法，并且下令（命令刊登在《通报》上）“停止”关于请愿书的辩论。（附上茹•法夫尔关于墨西哥的发言和格累－比祖安的拙劣的诙谐话，让你看看，在战争爆发之前布斯特拉巴的处境是怎样的。）波拿巴先生估计，在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斗争中，双方一定是互有胜负，这样，最后他就能在疲惫不堪的人当中以丘必特—斯嘉本（斯嘉本是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计》中的人物）的姿态出现。如果他不能操纵媾和的条件，普鲁士人的胜利就会使他在法国的政体遭到真正致命的危险（这是美国内战以来他的第二次大失算）。另一方面，这样的胜利（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在1815年）使得普鲁士王朝除了奥地利必定要拒绝的条件外，不可能或者几乎不可能接受任何其他条件，更不用说要美男子威廉，或者叫做亚历山大大帝，把德国土地割让给法国了。普鲁士人取决于在彼得堡的“外甥”(亚历山大二世)。后者将怎样做，是无法断定的，因为那要掌握俄国内阁办公厅的材料。但是对我来说，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俄国人既然还由于奥地利拒绝他们的帮助而受到侮辱，怎么能让奥地利再得到喘息的机会，而放过这个对自己的多瑙河—土耳其演习有利的时机。维克多－艾曼努尔先生也处于困境。威尼斯现在属于波拿巴。如果他从波拿巴那里把它作为礼物接受过来，他的王朝就会灭亡。但是另一方面，他能用什么去对抗法国，他现在能从什么地方去进攻奥地利呢？
你对我们的小福克斯有什么看法？前天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们家，大叫道：“波拿巴救了德意志！”这也是比斯利、哈里逊等人以及整个孔德派的见解。请尽快回信，因为在这个多事的时期，必须用笔墨来弥补个人交往的不足。
向莉希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小燕妮希望知道你的“非洲人”的情形。
祝好。
你的卡•马•

现在，在采用针发枪或其他威力相等的武器以前，波拿巴当然不愿意战争。有一个美国佬(斯奈德)曾在这里献给陆军部一种步枪，一个普鲁士流亡军官（维耳克）肯定地告诉我，这种枪构造非常简单，不易发热，不大需要擦拭，而且又便宜，这样就使针发枪显得落后了，就象针发枪使“老拜斯”显得落后一样。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Menschen-abschlachtungsindustry］中得到更为光辉的证实呢？你的确值得费一些力气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资本论》)中作为附录。请你考虑一下。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专门探讨这个题目的第一卷里。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
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象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33 ~ 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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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的“辈份”
表一、法、德哲学家世代
姓名        圣西门        黑格尔        叔本华        孔德        马克思        加塞尔        布洛赫
生卒年份        1760~1825        1770~1831        1788~1860        1798~1857        1818~1883        1883~1955        1885~1977
国籍        法国        德国        德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德国

我在《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一文中曾经戏称何•奥•加塞尔为马克思的“转世灵童”。 在那里其实只是“形似”，只是在生卒年份上正好前后相接而已，在其他方面则很少相似之处。而真正“神似”的要数德国哲学家布洛赫，他与马克思又同为犹太人，在性格、治学风格与生活作风方面也都极为相似，尽管布洛赫的出生年份比马克思逝世晚了两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点点误差无足轻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圣西门与马克思也相差整整一代人的时间——58年，接近两个30年。
记得曾经有人提出过：“如果鲁迅寿命长些，能活到毛泽东时代将会怎样？”的问题。同样的，如果有人提出：“马克思活到共产党执政将会怎样？”的问题，也许会有三种可能：一是像奴性的郭沫若，二是像阳奉阴违的高尔基，三是像沦为非主流的布洛赫。应该说第三种可能性最大些。
最近我在看德国历史学家A•韦伯（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的弟弟）写的《西洋哲学史》，他只写到叔本华，孔德的经验论派实证主义归入哈佛大学柏雷教授续写的现代部分，这也算是一种辈份的划分吧。

表二、与布洛赫有关联的两代哲学家
姓名        卢卡奇        布洛赫        科尔纽        贺麟        阿多诺        格罗普
生卒年份        1885~1971        1885~1977        1888~1981        1902~1992        1903~1969        1907~1976
国籍        匈牙利        德国        法国        中国        德国        德国

德国哲学家格罗普批判布洛赫的“修正主义”与我国同一时期的理论批判有什么两样？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过的，难以忘怀。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著名学者都是惊弓之鸟，行事向来谨小慎微。贺麟敢于在《精神现象学》的“译者导言”中批评黑格尔与布洛赫是否与民主德国当时的批判有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是落井下石还是在“宽松”的气氛下顺势说出了实话，这只有哲学专家才能辨得清楚了。
表三、中国的五代西方哲学史教授
        姓  名        出生年份        就学院校        入学年份        工作单位
第一代        贺  麟        1902~1992        哈佛大学
柏林大学        1926（注）
1930        北京大学、
社科院哲学所
第二代        任  华        1911~1998        哈佛大学        1941       
北京大学
第三代        张世英        1921~        西南联大        1941       
        汪子嵩        1921~        西南联大        1941       
第四代        刘放桐        1934~        中国人民大学        1956        复旦大学
第五代        赵敦华        1949~        比利时卢汶大学        1982        北京大学
注：贺麟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插入美国奥柏林学院哲学系三年级学习，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

在学术界，世代似乎以十年为期也十分自然，虽然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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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
陆 宗 骐
目    录
关于马克思的十二个表格        4
表一、马克思大学所修课程、教师、课程类型与教师评语一览表        5
表二、马克思学生时代的知识结构        6
表三、青年马克思哲学知识的来源        7
表四、马克思学说的形成        8
表五、社会主义先驱的类型        9
表六、传记作品中马克思的赞美者与赞美词        10
表七、传统、现代与主义        11
表八、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与趋同        11
表九、理想与现实        12
表十、时代特征表        12
表十一、社会主义发展简表（1796 ~ 1991）        13
表十二、外国传记作者给马克思的不同评价        15
马克思青少年时代的德国        22
一、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奥古斯特•科尔钮）        22
二、马克思的出生地与成长环境        23
三、贫困与贫困化        23
四、首都柏林（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24
五、一个19世纪的人（乔纳森•斯珀伯）        24
六、父母与岳父母        25
七、遗产分割与拿破仑法典        27
八、黑格尔哲学在德国        29
九、最初涉猎的“经济问题”（戴维•麦克莱伦）        30
十、人的活动的原型        31
十一、蒸汽动力和电报的时代        31
十二、落后法国五十年（弗兰茨•梅林）        32
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        34
一、两种不同的哲学史观        34
二、何•奥•加塞尔简介        35
三、留学德国、仰慕德意志文化的西班牙人        35
四、重理崇德的哲学家        35
五、与马克思的比较        37
六、时代与世代        37
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        40
“前三十年”的欧洲哲学史        40
汪子嵩、张世英、任华：《欧洲哲学史简编》目录        40
前言        40
唯意志论        41
新康德主义        41
新黑格尔主义        42
马赫主义        42
“后三十年”的欧洲哲学史        42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目录        42
黑格尔之后        43
意志主义        43
新康德主义        44
现代哲学的危机        45
后记        46
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二）        48
“前三十年”的西方哲学史        49
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目录        49
绪论        49
唯意志主义        49
新康德主义        50
马赫主义        51
新黑格尔主义        51
后记        52
“后三十年”的西方哲学史        52
刘放桐主编：《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目录        52
分卷序        53
绪论  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        54
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        54
新康德主义        56
19世纪德国的科学哲学        57
代结论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        58
德国共产主义的源头——哲学还是政治？        60
一、阅历与知识        61
二、恩格斯与列宁的哲学观        61
三、神秘的“扬弃”        63
四、二律背反        64
五、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        64
六、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        66
七、党性与我们的党        67
八、德国庸人与教授小丑        69
英国哲学家眼中的德国哲学        71
一、德国浪漫主义哲学        71
二、费希特的主体戏剧        71
三、谢林与席勒的艺术哲学        72
四、黑格尔的辩证法        73
五、马克思的哲学观        74
六、叔本华的自我克制哲学        75
七、尼采的意志主义        75
八、胡塞尔的现象学与狄尔泰的诠释学        76
九、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77
十、欧洲现代哲学概况        78
“扬弃”与“异化”的含义与使用        80
一、关于“扬弃”        80
二、关于“异化”        81
三、英国哲学家评德国古典哲学        84
四、“扬弃”、“异化”与相关词语的使用频度统计        85
五、小结        88
附录：黑格尔辩证法三段论的层次结构        89
      
关于马克思的十二个表格
我有一些想法，但是不一定正确、完整，也没有水平与精力独自整理成文，放着久了也就散失了，有点可惜。现编成几个表格附加几句说明，与大家交流、分享，“写不成相声就卖包袱”吧。有几个表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使用过，还有几个则是新近编制的。有理工科背景的读者容易理解些，文科背景的读者也许会不太习惯。不过，文中的五、六十段摘录也是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摘自十余本马克思的传记，其内容并不是人人共知的，兴许其中有一些会给人以启示、引发联想。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或“奇谈怪论”也许也会引发读者的争论与思考。
这十二个表格为：
表一、马克思大学所修课程、教师、课程类型与教师评语一览表       
表二、马克思学生时代的知识结构
表三、青年马克思哲学知识的来源
表四、马克思学说的形成
表五、社会主义先驱的类型
表六、传记作品中马克思的赞美者与赞美词
表七、传统、现代与主义
表八、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与趋同
表九、理想与现实
表十、时代特征表
表十一、社会主义发展简表（1796 ~ 1991）
表十二、外国传记作者给马克思的不同评价
（文中引文用楷体，末尾方括号里的字母和数字分别表示作者代码与书中页码，如 [F18] 表示梅林《马克思传》中的第18页，作者代码的命名见文后参考文献前的符号。）
一、大学选修课程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已表现得与众不同，显现出极强的独立性、自主性。正如梅林所说，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年”。他的父亲对于他的行为也感到困惑不解，在给他的信中提出疑问并表示忧虑：“……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父亲是在他刚满二十岁时去世的。
法国传记作者雅克•阿塔利在马克思批判“异化”的论述中也发现了他学生时代生活的影子，在书中用略带调侃的口吻写道：
“奴役性”：……甚至是资本家也受到竞争和劳动合理化的驱使，开始树立一种荒唐的理想——进行剥削：“而它真正理想是禁欲的却又进行重利盘剥的吝惜鬼和禁欲的却又进行生产的奴隶……你越是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馆子，少思考，少爱，少谈理论，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越多，你的那些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多。”难道不应看到花钱的魅力所引发的共鸣么？难道不应注意到有人对所宣扬的节省和简朴所表现的厌恶么？也许还应当把读到的这些语句视为从父母口中听到的关于自己童年时期的模糊回忆，他们总是指责你喋喋不休，太过博爱，经常酗酒，高谈阔论过太多事情，买了太多书并且天性过于好斗。[Y65、66]
马克思并不喜欢父亲给他选择的法学专业，并不想日后以律师为业终其一生，因为它成名慢且极为不易。他自己喜欢的则是文学艺术（如写诗、写小说以及戏剧评论等），并且热衷校内外的社团活动、喜欢出头。在波恩大学与柏林大学就学的五年半时间里只选修了23门课程，选修的课程也很少去听讲，主要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自学。在认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并参与“博士俱乐部”的活动以后，兴趣则转向了哲学与政治。由此可见，他的主要精力并未放在学业上，而是放在课外、校外。从他的家信中还可得知，他当时急于走捷径成名，以便及早登上社会舞台。表一为他在大学里所选修的全部课程及其相关情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0卷中波恩大学与柏林大学的学业证明整理而成）。
表一、马克思大学所修课程、教师、课程类型与教师评语一览表
学校        学期       
课  程       
教 师        课程类型        教师评语
                                法律        艺术        哲学神学        自然科学        极为勤勉        十分勤勉        勤勉        无
评语



波
恩
大
学       
第一学期        法学全书        普盖（注1）        √                                        √               
                法学纲要        伯金        √                                        √               
                罗马法史        瓦尔特        √                                        √               
                希腊罗马神话        韦尔凯尔                √                        √                       
                荷马研究诸问题        施勒格尔                √                                        √       
                现代艺术史        道尔顿                √                                        √       
        第二学期        德意志法学史        瓦尔特        √                                                √       
                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        施勒格尔                √                                        √       
                欧洲国际法        普盖        √                                                        注2
                和自然法        普盖        √                                                        注2





柏
林
大
学       
一        《罗马法全书》        萨维尼        √                                                √       
                刑法        甘斯        √                                √                       
                人类学        斯特芬斯                                √                        √       
       
二        教会法        赫弗特尔        √                                                √       
                德国普通民事诉讼        赫弗特尔        √                                                √       
                普鲁士民事诉讼        赫弗特尔        √                                                √       
        三        刑事诉讼        赫弗特尔        √                                                √       
       
四        逻辑学        加布勒                        √                √                       
                普通地理学        李特尔                                √                                √
                普鲁士法        甘斯        √                                √                       
        五        遗产法        鲁多夫        √                                                √       
        六        《以赛亚书》        鲍威尔博士                        √                                        √
        七        - 未选课 -                                                                       
        八        - 未选课 -                                                                       
        九        欧里庇得斯        格佩特博士                √                                        √       

注1：教师名后未加职称或学位者为教授，注明博士者为讲师。
注2：波恩大学普盖教授讲授的欧洲国际法和自然法这两门课程，因该教授突然逝世而未加评语。
二、知识面窄、社会经验奇缺
表二、马克思学生时代的知识结构
        艺术        历史        哲学        法学        行政管理        自然科学        工商业        金融业        神学
个人偏爱        √        √        √                                               
选修课程（门数）        5                1        14                2                        1
父亲要求                                √        √                               
犹太人特长                                                        投机倒把        高利贷        犹太教

亨利希得出结论，让儿子转学势在必行，他在1835 ~ 1836学年末正式表示：“我不仅批准我的儿子卡尔•马克思这样做，而且我希望他能在柏林大学继续他在波恩开始的法律与公共管理课程。”[J27]
据马克思自己说，他在大学修法学课程只是次要的；他认为历史和哲学才是主要的课程，但就是这两门课程他也很少去听讲，而仅仅选修了加勒尔所开的必修课逻辑学。[F18]
“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
这是马克思1843年3月给卢格写信中提到的内容。马克思愿意帮助科伦的犹太人，这表明与其说他的文章真正针对犹太人——不论是作为一个宗教群体的犹太人，还是（在更小程度上）作为一个种族的犹太人，倒不如说是针对与犹太人普遍联系的粗鄙的资本主义。事实上，德语犹太人（Judetum）还有“商业”的意思，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D88]
把犹太人等同于资本主义，反过来马克思也就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犹太人。[J85]
把身为犹太人的意义理解成主要是宗教归属和文化归属上的事情，这在同时代的人对马克思本人犹太身份的看法上——或者说对他本人没有犹太性的看法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也有大量的例子显示，人们对待马克思的态度中，好像完全看不出马克思是个犹太人。…… 至少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愿望：即他是啥都可以，但就不能是犹太人。[J314]
马克思缺席了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德国崛起，德国的崛起是因为它的哲学还是因为它那高效的官僚体系、精明的首相，以及继自然科学大发展而来的经济大发展？马克思讨厌犹太人的信仰，又将犹太人等同于资本主义，马克思真懂经济？真懂资本主义吗？
至于判别青年马克思原本是哲学奇才还是文学青年的绝佳证据在他1837年11月10日写给父亲的那封家信中,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书商维干德把我的计划寄给销售好乳酪和坏书刊的温德尔公司的代理人施米特博士。今附上他的来信。施米特博士还没有回信。但是我无论如何不放弃这个计划；特别是因为通过大学讲师鲍威尔（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和我的同伴鲁滕堡博士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都答应撰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0卷，第17页）
马克思计划中的戏剧评论年鉴的合作者就是鲍威尔的妹夫阿道夫•鲁滕堡。[J44]
同布鲁诺•鲍威尔和鲁滕堡的友谊导致马克思异常活跃地参加柏林的文化生活。他常上戏院。名演员赛德尔曼扮演歌德《浮士德》一剧中魔鬼糜菲斯特的角色，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偶尔也到民主派女作家贝廷娜•冯•阿尔宁的家里，她的寓所——“菩提树荫”——当时是柏林精神生活的一个中心。[H22]
在这封家信中“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这个复合词非同寻常，“黑格尔学派”、“著名”与“美学家”三词中，传记作者们都盯在了“黑格尔学派”上，由此认定马克思学生时代的哲学素养。其实，合乎情理的是“美学家”与“著名”两个词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定格了青年马克思当时的“学术取向”尚在美学而非哲学，以及他对合作者毕恭毕敬、尚未达到平起平坐地位的态势。反映出其时他尚属“追星族”，没有哪位传记作者会注意到或愿意正视这样一个重要细节。慑于马克思后来的巨大威望也从未有人对这封信作过全面、深入、准确的解读，其实这里还是一个富矿呢。
在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中马克思最先认识的是美学家鲁滕堡，他在这封家信中被马克思称为“最亲密的柏林朋友”，并与其合作组稿计划出版《戏剧评论年鉴》。然后通过鲁滕堡才结识了他的哲学启蒙老师——神学讲师鲍威尔的，因为鲁滕堡是鲍威尔的妹夫。
三、缺乏名师指导与规范的学术培训
表三、青年马克思哲学知识的来源
时间顺序        环境熏陶        自学与阅读        教师传授
入柏林大学之初        初读黑格尔               
在施特拉劳养病期间       
参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        通读黑格尔及弟子著作       
柏林大学第四学期                        加勒尔的《逻辑学》
柏林大学第六学期                        鲍威尔的《以赛亚书》
撰写《博士论文》                收集古希腊哲学资料       
柏林大学毕业后                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       
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读《黑格尔法哲学》       

在黑格尔眼中，只要是系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即被德国人称之为“Wissenschaft”的知识体系，都可以从中发现他的哲学理论。按照这种理解，黑格尔非常成功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黑格尔哲学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即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间，相当一部分德国学者——不只是哲学领域的，还包括历史、法律、政治理论、艺术史、语言学、东方学甚至神学——都在使用黑格尔的论证形式。[J35]
马克思向黑格尔的转变首先通过从头至尾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完成了：在生病期间，他“从头至尾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接下来，参加了一个黑格尔派的讨论小组。[D33]
实际上，从学术与社交活动方面上看，对马克思后大学时期规划产生主要影响的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组织，里面的成员有哲学家、神学家和自由作家知识分子。这个组织被同时代的人称为“青年黑格尔派”。这群人和大学有一些联系，也是柏林广阔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对学术思考持非常严谨的态度，而生活方式又是与世俗格格不入波希米亚式风格。这对马克思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这种魅力促进了他的激进主义政治立场。[J40]
黑格尔逻辑学不仅关注思维的规律，同时意在揭示宇宙万物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古代逻辑学家，尤其是中世纪的学者们，常常习惯于将注意力仅仅用于关注思维的规律，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做法是片面而无益的，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创立了全新的揭示思维与运动发展规律的黑格尔逻辑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高深且晦涩的理论是很难为大众所理解的。[M9]
黑格尔临终之时，众多信徒和追随者们簇拥在他周围，这位哲学大师面容憔悴并神情忧伤，人们试图通过帮他回顾其一生留下的无数伟大成就来给予他最后的慰藉。黑格尔长叹一声，用虚弱的声音答道：“没有人能够理解我，除了米希勒，甚至连他也误解了我。”[M21]
自学的经历使得蒲鲁东缺乏思维上的系统性与规范性，而这一点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它能够使我们有序及有效地处理信息，通过不断地自我批评与反思将工作推向深入。系统教育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获得知识，而是培养学习者的智力，例如理解与质询能力、系统思维与合理判断能力，以便我们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经验及思想中更容易找到方向。一个自学成材的人在知识水平上是不存在问题的，但第一次独立面对创造性工作的人最需要的是严密规范的思维过程，而这一点恰恰是蒲鲁东所缺乏的。[M48]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马克思没有见过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名师中只有法学家甘斯教授一人对他有较大的影响。而与青年马克思有直接接触的则都为激进青年、文化人（马克思的父亲在给他的回信中将他们斥之为“现代无耻之徒”），千万不要被“博士俱乐部”的名称所迷惑，其实他们只是一批讲师与中学教师，其中水平最高的布鲁诺•鲍威尔也就是大学里的神学讲师而已，故马克思的哲学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及环境熏陶获得的。所谓“环境熏陶”者就如同我国当年的全民“学毛选”与全民“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也。
黑格尔哲学的晦涩难懂是出了名的，马克思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通过短短数月的苦读就能精通，只有相信奇迹的人才会信以为真。因此，除非以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为标准，否则很难将马克思看作哲学家。严格地说，马克思是位政治人物，并非严谨、规范的学术人士。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由后来的苏联官方哲学家提炼、补充后整理而成的。
四、过程与投影
表四、马克思学说的形成
时间        1837年        1838年        1839~40年        1841年        1843~44年        1845~47年        1850~83年

过


程        读黑格尔                                               
                修《逻辑学》                                       
                        博士论文                               
                                读费尔巴哈                       
                                        流亡法国               
                                                流亡比利时       
                                                        流亡英国
投影        黑格尔哲学
（辩证法）        无神论        唯物主义        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        历史
唯物主义        政治经济学
学科        哲  学        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学说据说“博大精深”，但它是逐步形成的，每步都有局限性、片面性，最后却集成为“主义”与“真理”，犹如专门定制，实在不可思议。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能耐无疑是个奇迹。科学是集体的事业，现实中这样的“孤胆英雄”是否能够存在？人们常常会产生疑问：如此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究竟是“神造”的，还是“人造”的？“神”真的神吗？
五、“突出政治、外行领导内行”的革命者
表五、社会主义先驱的类型
状态        先进的工业国        落后的农业国
国家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国
姓名        欧文        蒲鲁东        列鲁        圣西门        傅立叶        赫斯        马克思        恩格斯        巴枯宁
出身        平民        贵族        商人        工厂主        律师        工厂主        贵族
职业        企业家        工人        技师        失败的经营者        作家        “先知”、职业革命家
行动        社会改良        理论研究、政治宣传        革命鼓动

这个通讯委员会以及它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第一次政治实践的尝试。委员会的建立可以说明围绕当时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两种争论。第一种（魏特林主张的）是要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战运用到实际的政治中；第二种（蒲鲁东主张的）在20世纪中持续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蒲鲁东的追随者在第一国际中尤为活跃。[D152、153]
卢格在其他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那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失败。蒲鲁东当时不在巴黎。列鲁放弃了理论工作，而埋头于发明压气机。怀有宗教情绪的卡贝不大喜欢卢格的无神论，并且指责卢格，说他不是共产主义者。最后，他邀请孔西得朗参加撰稿的计划也未能成功，因为孔西得朗怀疑卢格企图用暴力来实现他（孔西得朗）的思想。[KI-553]
注94：参阅海涅：《路特奇亚》，载《海涅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315页：“是的，彼埃尔•列鲁是贫困的，就像圣西门和傅立叶是贫困的一样。这些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出自天意的贫困丰富了世界，通过给我们展示享受和幸福的新世界的思想宝藏丰富了世界。”[KII-42]
《宣言》过于片面地、只是从政治革命的观点来考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贫困一事的反应。作者们把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视为范例；他们预料，将进行几十年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而在这种温室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将迅速地达到政治上的成熟。[F193]
马克思是以较复杂的法国形式解决问题的，而恩格斯是以较简单的英国形式解决问题。[F124]
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这两者都是开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伟大历史变革。[F126]
在俄国，年轻的列宁梦想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普鲁士那样的国家，把一个党变成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那样的政党。[Y294]
1858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经常被引用来证明这一点：“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克思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可能是偶然的，但毫无疑问黑格尔对他的影响却是深刻的。…… 有时有人在马克思又重新燃起对黑格尔的兴趣与列宁在写作《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之前对黑格尔的阅读作合理的类比。[D304、305]
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对法国社会主义先驱的充满诗情画意的赞美之词——“出自天意的贫困”、“幸福的新世界的思想宝藏”等等，恰恰暴露了后者不善经营、富于幻想的致命弱点。另外，后进国家不甘平庸、激进的有为青年有着“崇洋仿外”的共同特征，例如马克思崇法、恩格斯崇英，他们两人都处处模仿英法，以及巴枯宁与列宁的崇拜、模仿普鲁士（德国）。同时，他们还都超乎寻常地重视黑格尔哲学与政治革命。
诗人、社会主义者、哲学家与革命者间的神奇组合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理论是由一批不熟悉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或者没有任何经营实践、生活难以自立的思想家建立的。
六、谁为马克思“评职称”？
表六、传记作品中马克思的赞美者与赞美词
时 间        身份或职业        评论人        评  价        备  注
1836年        贵族小姐        燕妮        以身相许        马克思18岁时订婚
1837年
~
1840年        革命作家        鲁滕堡       
承认马克思卓越的才智       
青年黑格尔派成员
        神学讲师        鲍威尔               
        中学历史教员        科本               

1841年        法律系系主任        巴赫曼        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        博士论文推荐人
        青年律师        荣克        革命魔鬼、拥有最为敏锐的思想        青年黑格尔派成员
        记者、作家        赫斯        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       
1843年        讲师、出版人        卢格        非常敬重这个年轻人的才能        《德法年鉴》合作者
1844年        医生        艾韦贝克        和莱辛同样的卓越和具有天才        “同盟”领导人
        著名诗人        海涅        德国最有才能的思想家        马克思的好友
1847年        手工业者        莫尔        接受马克思理论并邀请其入盟        正义者同盟领袖
        工人        布鲁塞尔工人        29岁的“马克思老爹”        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
1848年        同事        恩格斯        马克思的纯粹独裁        《新莱茵报》编辑部
1852年        报纸总编        德纳        邀请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        驻法记者期间旧识
50年代        政治对手        维利希        对马克思的学问评价也很高        政治流亡者
                戈克        认可他的学术水平、邀请写稿        民主派流亡人士
1864年        工人        勒•吕贝        邀请出席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        法国流亡者
1866年        总委员会        其他委员        “德国科学”是极为有用的        国际工人协会
1883年        革命伙伴        恩格斯        科学巨匠、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马克思墓前悼词
        著名作家        萧伯纳        改变其读者的思想        阅读《资本论》
1886年        革命伙伴        恩格斯        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        《费尔巴哈论》(四)
1888年        革命领袖        列宁        坐在火炉旁读《资本论》        当时只有18岁
1893年        理论家        考茨基        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可阻止的        马克思主义教皇
1900年        革命家        托洛茨基        学习《资本论》        流放西伯利亚期间

我有一个习惯，看人家的观点时往往还会顺便关注评论者本身，爱考究他们的背景，由此掂量其言论的可信度，譬如说若是碰到“裁缝评厨师”的言论就不一定会当真。同样道理，相声由扮演逗哏与捧哏的两种角色组成，马克思的作品繁多，其学术水平很难直接评判，但是，是否可以从“捧哏演员”的水平间接评定呢？他们中有哪一位是像模像样的权威学者？哲学水平应当由哲学家来评判，经济学水平应当由经济学家来评判，不是吗？
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乏“现代社会主义”概念
表七、传统、现代与主义
        传  统        现  代
资本主义        传统资本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        现代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没有“现代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非常完备。
八、贫困社会与富裕社会的差异
表八、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与趋同
        财富状态        贫困社会（资本原始积累）        富裕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国家）
所有制                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
私有制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为主、国家控制为辅
公有制        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        （国家控制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表中右下角的“现代社会主义”栏——“国家控制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加上了括号，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主义”目前尚不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模样现在还不得而知，现在填的是目前过渡阶段的状态特征。
其实，传统社会主义中也有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即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而我国现在的小康社会则是福利国家的雏形，全国性的免费教育、营养午餐，退休制度与医疗保险（尽管还是低水平的）等等。由此可见，社会的财富状态远比所有制作用重大，就是我以前曾经说过的“（贫困、富裕）社会 > （资本、社会）主义”的意思。
九、现实中不会有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表九、理想与现实
马克思的设想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中国的现实        传统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社会主义
财富状态        贫困社会        小康社会        富裕社会

在现实中共产主义社会根本无法实现，马尔萨斯人口论可以作为参考。现在地球上的人口实在太多了，谁人有那么高的觉悟参与“均分”经济成果，目前欧洲的“难民危机”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共产主义社会何来共产主义理想？
十、“马克思时代”结束于欧洲1848年革命
表十、时代特征表
        马克思时代        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时代
时间范围         ~ 1848        1949 ~ 1976        1978 ~
社会类型        传统资本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特征        资本原始积累        一穷二白、“灾战苦死”        部分先富、“国富民穷”
政党政治        在野、组党时期        执政（专政）初期        执政中期
政治特征        革命、斗争        突出政治、阶级斗争        按经济规律办事
学术重点        哲学        政治        经济
财富状态        贫困社会        小康社会

表中的“灾战苦死”由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两句毛主席语录合并而成的，可以形象地反映那一时代的物质精神状态。
1848年以前，德国资产阶级的理想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而在1848年以后，它却选择了英国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似乎是和谐一致的。[F341]
1848年的德国革命未能建立起国家的统一。此后，普鲁士政府就力图利用由于德国经济发展而重新抬头的德国统一运动。正如老威廉皇帝所说的，它要建立的不是统一的德国，而是一个扩大的普鲁士。[F543]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既和19世纪初的经济学家有联系，也和19世纪初的经济环境有关。马克思自己觉得，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理论是平庸追随者的产物，极少有例外。但孕育了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父子的这片土地，对马克思就他们经济理论进行的传承与挑战却没有什么评价。语言是个难以克服的障碍：……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在中欧知识界有很大影响，那里的读者可以看懂马克思写文章用到的语言，但大部分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世界都持排斥态度，而给马克思观点打下基础的正是这个知识世界。[J289]
边际效用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才刚刚发展。…… 在德国，边际效用理论在与历史学派的交战中没有占到上风，而奥地利成为了边际效用论在德语世界以及欧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发展中心。奥地利知名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于1895年撰写了一篇批判马克思观点的名文。庞巴维克抓住的是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分析，也就是商品以市场价格开始出售的方式——这些商品的价值来自生产和复制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J291]
我认同美国史学家乔纳森•斯珀伯的观点，马克思的思想主要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状况。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1848年革命以后德国的资产阶级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其后国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新阶段，而马克思流亡海外仍默守陈规、蠢蠢欲动。因此，在时代划分上（强调革命的）马克思时代划到1848年。欧洲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因经济与国内政治原因引发的重大的革命。后来的巴黎公社起义与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由对外战争催化引发的。
正如下节将会提到的“中国比德国落后一百年”，去掉这一百年把“马克思时代”与“毛泽东时代”联系在一起也就顺理顺章了。后进国家的激进政治活动家是急性子，革命者居多。
此外，在中欧的德语地区德国人的经济理论素养似乎不及奥地利人。
十一、马克思时代的德国并不先进
表十一、社会主义发展简表（1796 ~ 1991）
事件        建立平等派        《德法年鉴》        十月革命        中苏分裂        苏联解体
时间        1796        1844        1917        1960        1991
英国        欧文        哈尼、琼斯        海德门        威尔逊        布莱尔
法国        巴贝夫        勃朗、蒲鲁东        饶勒斯、勃鲁姆        摩勒、多列士        密特朗
德国                马克思、恩格斯        考茨基、伯恩斯坦        勃兰特        施罗德
俄罗斯 （苏联）                        列宁、斯大林        赫鲁晓夫        戈尔巴乔夫
中国                                毛泽东        邓小平
朝鲜                                        金日成

这个表格的特点是提供了三个维度，即水平、垂直与对角，分别对应时间、空间与世代。通过处于表格节点上的政治人物政治态度的异同来反映隐含其间的历史规律。在表格中填充的政治人物主要根据马克思传记与金重远的《战后西欧社会党》，以及时事常识；只是定性、示意性质，未必很精确。
表格中选择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五个重大事件——建立平等派、《德法年鉴》、十月革命、中苏分裂与苏联解体——通过政治人物对待事态态度的异同来展示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粗看起来表中内容似乎乱七八糟、杂乱无章的，实际上隐藏于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财富，是财富在时间、空间以及世代之间的累积。随着财富的积累也深深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思想与历史的进程。用流行的语言讲，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由表格左下角指向右上角的方向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过渡。最左面的对角线反映了社会由落后、贫困、停滞不前状态下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起步线。在这个起始点上有一种说法——粗略地说“法国比英国落后五十年，德国比法国落后五十年，俄国比德国落后五十年，中国比俄国落后五十年”。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起始点比德国足足落后了一百年。由此倒推，我们现在退休的一代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与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的德国的社会环境应该是相似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的德国实际上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政治上四分五裂；马克思的故乡是个闭塞的农业地区的小城市（相当于我国的大市镇），这两点人们一般并不清楚，也不了解。
长期以来，在我国“修正主义”这个名词被搞臭了，人们不太乐于使用。本文使用的“修正主义”作为改革与改良主义的同义词使用，没有通常意义中的贬义成分。
以对角方向为例，第一代是革命世代、共产主义者，有巴贝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右移一格得修正主义世代，有考茨基、伯恩斯坦、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再右移一格得修正主义二代，有饶勒斯、勃兰特与戈尔巴乔夫等。
马克思批判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勃朗与蒲鲁东仅改良不革命，列宁认为考茨基与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者，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同样，金日成认为邓小平是修正主义者，这些都是历史事实。盖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斯大林、毛泽东与金日成属同一个主义——斯大林主义。由此可见，“修正主义”是普遍现象，不可阻挡，似乎这是一种历史潮流、发展规律。其实并不奇怪，修正者世代交替也，在社会发生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硬要使儿子与老子一个样，合理吗？可能吗？这些在表格中均清楚地一一展示了出来。
表格还强调了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的分类，它把西方的主要社会主义政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也一并纳入表中。强调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用（在对角线方向上）聚类的方法将它们集中在一起，突出并强调“世代”与“世代交替”。对于处于最左面对角线上的共产党人，则突出了他们都处于“贫困社会”的共性，即人民都还处于一不小心就会饿死的“生存边缘”。在政治方面，老一代共产党人还一直停留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叛徒比敌人更可怕”的梦魇之中。共产党人内部的政治斗争异常惨烈，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成为执政党以后依然如此，如苏联的镇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布哈林，我国文革时期的打倒刘少奇与林彪，以及最近朝鲜发生的张成泽事件等等，这种做法在法治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从需求的层次理论看，自上而下都还处于需求的低级层次，即还停留在求生存、图安全、盼稳定的层面。
此外，非常有意思，从表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居然难以找到有影响的共产党人。马克思的学说在英国也极难落地生根，英国当局根本不在乎马克思在其国内的活动。梅林的《马克思传》中格兰威尔勋爵的那段声明可以作证：
格兰威尔勋爵声明，国际“在英国这里”的行动只限于就罢工问题提供意见，并且没有多少款子来支持这种罢工。至于构成它的纲领的一部分的革命计划，与其说反映英国工人的观点，无宁说反映国际的外国会员的观点，因为英国工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工资问题。但是外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受法律的保障。如果他们违反这些法律，参加反对同英国友好国家的军事行动，他们就将因此受到惩罚。而目前对于居住英国境内的外国人，是没有任何理由采取非常措施的。[F568]
另外，马克思流寓法国时有这样一种说法——“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而在后来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则是到达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现在共产主义没有了、不讲了，社会主义却成了共产党人的专利，为共产党人所垄断。在这个表里则进行了“正名”，将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人物也一一列入，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所处的位置和应有的地位。
如果留意的话，可能还会发现这个表格只反映了“世界”的一小半，另一半会更大些，即表中资产阶级、右翼（常执政的）政治家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政治理论中后者犹如物理世界的“暗物质”，明明存在却视而不见。
如此观察世界，社会主义者是否自大了。
十二、马克思是什么“家”？
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认识是由人来实现的，因此对于世界的认识难以避免渗入主观因素。这样，对于同一事物由于视角不同，不同的人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对于马克思来说也是如此。我已看了十一本外国作者撰写的马克思传记，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评价可谓五花八门，但也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可归纳得到表十二。从表格的左上角到右下角，人们可以看到，由于作者与主人公距离（时代、地域、社会环境以及作者职业）的不同，主人公的主要形象依次成为“革命者 - 学者 - 记者”，犹如风景画中的近景、中景与远景。这些作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德国老乡”（一个世纪前）知根知底、难以神化、迷信哲学、亦有微词；
二、“共产党宣传干部”（半个世纪前）离不开“革命者、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国内作者编写的马克思传记绝大多数也跳不出这个框框；
三、西方“思想家、专家”则强调理论但各有侧重；
四、西方“历史学家”不懂“思想”、注重史料。
请看下表与表后说明用的摘录：
表十二、外国传记作者给马克思的不同评价
作者信息        行 者        学 者        其 他
类型        作者        国籍        革命家        政治家        哲学家        经济学家        其他        诗人        记者
德国
老乡        梅林        德        √                √        √                       
        马克斯•比尔        奥        √                √        √        社会学家               
共产党
宣传
干部        科尔钮        法        √                √        √                       
        格姆科夫        东德        √                √        √                       
        费多谢耶夫        苏        √                √               

思想家专家        麦克莱伦        英                √        √        √        历史学家               
        雅克•阿塔利        法                √        √        √                       
        惠恩        英                        √        √                √       
        帕特森        美                √                √        人类学家                √
历史
学家        斯珀伯        美                活动家                                        √
        保罗•约翰逊        英                道德家                                √        √

弗兰茨•梅林（1846-1919）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说：
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二十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F18]
这样，时光磨蚀了《宣言》的某些恰像雕刻在大理石上的论调。早在1872年，在新版本序言里，作者们自己就承认他们的纲领的“某些地方已经陈旧了”，但是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加上一句：《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总地说来仍旧是完全正确的。[F194]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者更甚于前者——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常把未来的事情看得过分迫近。他们时常在花几乎还没有开的时候就希望立刻摘取果实。为了这一点，他们有多少次被斥责为假预言家啊！[F244]
我们不应到《资本论》后两卷中去寻求政治经济学上一切最重要问题的完满的现成的答案，而只应去寻求一部分这样问题的提法，以及有关应该按照什么方向去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指示。正像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一样，他的这部主要著作也不是包含着一成不变的最后真理的圣经；但它却是启发进一步的思考、促进进一步的研究和为真理而斗争的不竭的泉源。（此段摘录摘自传记中罗莎•卢森堡代笔的章节）[F467]
马克思在其他“专家”那里的遭遇也并不是愉快的。甚至八年以后，在这班老爷们里面，还有一个人谨慎地隐匿姓名，煞有介事地宣布说，马克思作为一个“自学者”，在科学方面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F481]
不过，他也许过多责怪了他们的恶意，而较少责怪了他们的无知。他的辨证方法的确是他们所不理解的。这就是，甚至那些不乏善意和经济知识的人，对马克思的书也感到难于理解，而相反地，那些在经济学方面修养很差并且多少敌视共产主义的人，只要曾经很好地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便都极其热情的谈论这部书。[F481、482]
《资本论》第一卷在英国不像在德国、俄国和法国那样成功。…… 马克思对英译本寄予很大的希望，但英译本在他生时终未出现。[F485]
奥地利籍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斯•比尔：
伟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他的思想唤起了人们对旧制度的质疑与反抗精神，向全人类揭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及社会形态。他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走向灭亡，历史的进程最终将无情地推翻其思想体系；…… [M3]
弗兰茨•梅林在其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摘录了《新莱茵报》上刊登过的几篇很有阅读价值的文章。[M68]
维也纳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撰文总结：
…… 6月和10月的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足以使民众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那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新莱茵报》，1848年11月6日）[M69]
下面一段选自1849年5月19日最后一期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临别前，我们谨向读者们重提一下新年号上的一句话：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浪潮、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开篇。看吧，在东方，各民族战士组成的革命军已经在同以俄国军队为代表的旧欧洲联合势力战斗，而“红色共和国”的曙光已经照耀巴黎。[M69]
读过前面两段摘录，我们不禁会从法国联想到俄国，从巴黎联想到莫斯科，进而理解列宁和托洛茨基革命方针的根源。上面两篇分别作于1848年和1849年的文章为布尔什维克们提供了思想营养。[M70]
他（马克思）嘲弄了那些妄图消灭一切国家的狂热分子，但是从生物学和文化的观点来看，他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低估了民族情感的力量。他将人类文明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阶级，并且认为与民族和政治的界限相比，经济地位的差别对人的影响力更大。因此，他自始至终都坚持国际合作。……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抱任何幻想。[M104]
与经济范畴之内的作用相比，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无疑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它是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思想纲领，与李嘉图创立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一样，这样的哲学体系并不需要诠释其自身的正确性，它们要做的只是融入战斗着的大众的情感，反映他们的诉求。正是这些伟大的思想支配着人类历史的运行。然而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却无法解释过去六十年里巨额财富的迅速积累和商品价格的剧烈变动。财富在过去几十年里呈几何级数增加，而劳动力数量却逐年递减。这显然与价值理论相悖，然而马克思最大的疏漏在于忽视了那些伟大的发明家和发现者、化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工农业领域的杰出人才在创造剩余价值上的突出贡献。……然而，如果我们继续关注产品的分配环节，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在一般意义上就是成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产品的分配行为并不取决于生产环节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而是取决于资本支出以及在商品流通领域的商业技能。[M130]
法国左翼历史学家奥古斯特•科尔钮：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第一个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就是他的本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KI-1]
列宁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所做的简要而精辟的论述中，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说成是19世纪最先进国家的三个主要理论思潮的继续。这三个理论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以及同一般法国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KI-3]
民主德国学者、宣传部门负责人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1841年春天，马克思写完他的博士论文。由于为反动势力服务的御用思想意识这时已充塞整个柏林大学并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认为把论文呈交这所大学进行答辩有损于自己的荣誉，就把博士论文送往耶拿大学。主持鉴定工作的教授对这篇论文非常赞赏，因为它表明作者“不但思想丰富，很有洞察力，而且兼备渊博的学识”。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未经进一步考试就被授以哲学博士的学位。[H24]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问题就一下子有了答案，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进行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H344]
苏联学者、宣传部门负责人彼•费多谢耶夫：
还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初期，列宁就非常确切地表述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本质：“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B序-16]
虽然马克思在这段时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他的全部研究工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他没有时间写作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是他仍然认为必须进一步系统地阐述哲学的一般问题及其个别问题。[B334]
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戴维•麦克莱伦：
不论我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他都已经塑造了我们对于社会的观念。他建立起了一个来源于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体系。虽然专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常常不接受他的理论，但是他们却不能忽略它们。由于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框架的一部分。[D464]
马克思的论文(毕业论文)准备笔记很晦涩，部分原因是这只是私人化的笔记，部分原因是这些笔记常常使用青年黑格尔派所具有的生动比喻性语言，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们生活在充满危机、灾难日益迫近的整体氛围中。……马克思笔记中最有意义的段落是他论述的黑格尔的世界哲学之后的哲学氛围。他宣称，当前哲学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D38]
诸如这样的段落足以清楚地显示出，似乎是纯经济学理论的东西（例如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例如凯恩斯或者熊彼特就这样来理解。接着，不可避免地，只是把马克思看作几位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就有些歪曲和误解他的意图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本人早在1844年曾宣称的那样，经济学和伦理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手稿》表明了这一观点在他后期著作中与前期著作中一样真实无疑。[D300]
使得《资本论》开头部分难理解的第三个因素是：马克思使用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19世纪中期的经济学家十分熟悉，而后来正统学派的经济学家则不再使用了。从19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上。这种“边际主义”经济学派没有除开价格的价值概念。[D342]
法国经济学家、政论家雅克•阿塔利：
借助于这些他时而承担时而摈弃的遗产，他成为了普世价值的政治思考者以及弱势群体的捍卫者。即使在他之前的多位哲学家已经从整体来思考人类，马克思依然是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科学和哲学综合体的第一人。[Y2]
（1893年4月）恩格斯说为了真正探究过去的这段情况（40年代遗留下来的旧手稿），就需要对黑格尔本人发生兴趣，但是今天任何人，说得更确切些，“不论考茨基或是伯恩斯坦”都对他不感兴趣。[Y289]
英国记者、传记作家弗朗西斯•惠恩：
卡尔•马克思将自己看作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一个辩证法的诗人。1865年7月，他给恩格斯写信，“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透视人们的物质动机和利益，正是通过诗人和小说家而不是哲学家或政论家来实现的。[Wh8、9]
马克思一直认为，伟大的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超越了他们的个人偏见。[Wh9]
“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 …… 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待。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Wh103]
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帕特森：
卡尔•马克思（1818 ~ 1883）是一位人类学家。这个论断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当代人更倾向于把他看作政治家、经济学家、新闻记者，甚至偶尔也会称他为哲学家。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当时的知识还没有分化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以致在学院和大学的校园里各门基础理论学科严严整整，清晰可见。只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职业的人类学才得以出现。不过早在18世纪，也就是此前一百多年间，形形色色的人物，例如，物理学家、史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就在大学的殿堂里开设了人类学的课程。譬如，从1772年起，伊曼努尔•康德每年在哥尼斯贝格大学举办一次人类学讲座，一直延续了20多年。一如人们所知道的，1837年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在第一学年里选修了人类学的课程，当时这门课的主讲教师是亨利克•斯特芬斯。马克思还参加了人文地理学家卡尔•李梯尔的几次讲座；人们自然也知道，任何一位物理学或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只是听过一门课或者参加过几次系列讲座，便指望在那个学期末成为物理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这无异于白日做梦。因此当我们声称“卡尔•马克思是一位人类学家”时，对这个命题要作细致入微的阐述，换言之，我们不仅应该懂得这句陈述句的意味，而且要拿得出支持这个命题的证据和观点。[P1、2]
美国欧洲史专家乔纳森•斯珀伯：
虽然马克思肯定不能算作学术人士，不过在某一段时间里，他的确渴望成为这样一种人，而且一直保留着19世纪德国学者的很多习惯和作风。[J-XIV]
（1841年6月）他在特里尔和波恩只居住了短短几个月，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所有这些计划都被打乱了。马克思的人生将出现意外的转折，导致其永远脱离学术领域和知识求索的圈子，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由好争论的新闻界与政治论战组成的世界。[J47]
加盟这家报纸（《莱茵报》），将马克思从一位学者转变为了一名活动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从一位带着活动家倾向的学者，变成了一名带着学者风范的活动家。[J53]
观点鲜明的记者、无畏的报纸编辑，这种身份让他非常享受。在接下来的20年里，无论是谋生还是参加政治活动，他都把新闻业作为一种方式。把为大众谋福祉作为副业、职业和志向——这正是马克思在1835年的高中论文中提到的择业标准，新闻业正好符合这种要求。[J53]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根本就不是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寻找真理，而在于宣扬真理。马克思有三种分身：诗人、记者与道德家，每一种都很重要。三者加在一起，再结合无比的意志力，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与观察家。但他身上没有什么可称为科学之物，在所有重要的关节上，他其实是反科学的。[Ba 90]
马克思的诗人身分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具重要性，尽管他的诗意想象很快就被吸收到他的政治幻想中。马克思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开始写诗，主要环绕着两大主题：其一是他对邻居女孩燕妮的爱，他在一八四三年娶了这个兼具普鲁士与苏格兰血统的女孩；其二是世界的毁灭。……野蛮是他的诗篇中常见的调子，加上对于人类处境强烈的悲观、憎恨、堕落与暴力的迷惑、相约自杀、与恶魔的约定等。……他喜欢引用歌德作品《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对白：“一切存在之物皆当消亡”，譬如在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雾月十八日》中就用上这句话，且终其一生都怀有这种既存体系即将遭受巨大灾难的末日幻想。这种幻想出现在诗作中，作为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背景，而且还是《资本论》的高潮所在。[Ba 90、91]
但他也是个记者，从某方面来看，他还是个好记者呢。马克思发现，策划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只是困难，根本就是不可能，更别提撰写了，连《资本论》都是把一系列文章兜凑而成，并无任何真正的形式。但他很适合针对刚发生的事件写出短而犀利、代表个人意见的文章。他相信社会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因为他的诗意想象是这么告诉他。所以，几乎每一件大新闻，他都可以牵连到此一普遍性原则上，这使得他的新闻写作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事实上，他最大的天赋就是做一个评论记者。他对隽语格言的运用十分精彩，但多不是他自己发明。马拉想出“工人无祖国”与“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关于布尔乔亚阶级穿的衣服背面绣有封建纹章这个著名笑话，出自海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是；布朗提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出自沙佩尔的是“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而出自布朗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也能想出他自己的：“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人绕着它转，直到他开始绕着自己转。”“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共妻制。”“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向他的敌人叫嚣这样的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统治阶级的观念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他甚至还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在论证中的正确时机、以极具破坏力的组合，凸显别人的话并善加利用。至今不曾有任何政论写手超越《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三句话：“工人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马克思对于有力短句的新闻眼光，挽救他的哲学免于被遗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Ba 92、93]
或曰“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或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说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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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集译，持平校，1965年7月，人民出版社
原德文版1919年出版，1960年民主德国再版
本书根据1957年俄文版翻译
[M] 马克斯•比尔（奥）：《马克思传（替时代背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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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了柏林建设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德文原文版。
[KII] 奥古斯特•科尔钮（法）：《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二卷）
王以铸、刘丕坤、杨静远译，1965年12月，三联书店，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61年俄文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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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67年民主德国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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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衡、胡永钦等译，1980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社
根据1973年俄文第二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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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珍译，201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文版1973，1995，1996，2006年，按第4版翻译
[Y] 雅克•阿塔利（法）：《卡尔•马克思》
刘成富、陈钥、陈蕊译，2010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根据2005年法文版翻译
[Wh] 弗朗西斯•惠恩（英）：《马克思<资本论>传》
陈越译，2009年9月，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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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峰译，2014年12月，中信出版社
[Ba] 保罗•约翰逊（英）《所谓的知识分子》第三章“马克思”
林志懋（台湾）译，2002年3月，究竟出版社（台湾）
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
1997年12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编制、说明）
马克思青少年时代的德国
——我们退休的一代与马克思是“同代”人
看到本文的副标题读者一定会感到纳闷，马克思怎么会与“我们”成了“同代”人？这就得从“世代”的概念说起。
十六、七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写的通俗读物《什么是哲学？》在书中第一次遇到了“世代”的概念。也许是启发，也许是共鸣，这个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精辟论断深深地打动了我，这里不妨列举三段与大家分享：
“在历史的每一刻中都总是并存着三个世代——年轻的一代、成长的一代、年老的一代。也就是说，每一个‘今天’实际上包含了三个不同的‘今天’：要看这是二十来岁的今天、四十来岁的今天，还是六十来岁的今天。三代之间彼此对立，由此而构成了一幕一幕扣人心弦的戏剧”
“我们必须分清楚，‘同时’不一定‘同代’。在同一时刻，由于有三代不同的人，也就有三个不同的时间维度。正因为如此，历史才得以前进，才不致静止。”
“每一个时代——更确切地说，是每一个世代——都从一套有异于前代的假设出发；这是说，每一个时代的真理或价值体系——管它是审美的、伦理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体系——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的一面。这些体系是跟不同时代的生存环境有关的，它们只对于特定的人有意义。”
从此，“每一时刻并存着三个世代”、“同时不一定同代”，以及“真理或价值体系与生存环境有关系”等等观念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之中。
最近，在遍读马克思传记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阅读美国史学家乔纳森•斯珀伯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一书时，联想起自己童年及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发现马克思的生活环境，当时的民风民俗与社会关系等等同我们退休一代经历过的竟然是如此相似，以致产生了“我们与马克思是同代人”的想法。所谓“同代”者指的是生活环境相同（或相似）也。相对于前面的“同时不同代”，这里则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同代不同时”的新说法。
由此，“海外来神”变成了“邻家大爷”，高不可攀、“一句顶一万句”的革命导师、圣人贤士回归了可供评判、议论的思想家。
为了印证“我们与马克思是同代人”这一论断，本文拟从五本马克思传记中选出12个“场景”，通过相关摘录较为具体地介绍马克思青少年时代德国方方面面的真实状况，所述情况估计多数是人们不甚了解的，相信这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于马克思的神秘之感。
（摘录末尾方括号里的字母和数字分别表示作者代码与书中页码，如 [F18] 表示梅林《马克思传》中的第18页，作者代码的命名见文后参考文献前的符号。）
一、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奥古斯特•科尔钮）
固然，在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 ~ 1786）时期，曾经企图用创立手工工厂的办法推广普鲁士的重商主义制度，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因而直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实际上仍然是个封建农业国家。[KI-5]
这也就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对法国革命采取反动态度的根本原因。[KI-6]
1815年拿破仑倒台时，德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有着如下的结构：
⑴ 在德意志东北部的农业各邦——奥尔登堡和麦克伦堡——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占统治地位；
⑵ 在普鲁士，施泰因-哈登堡改革促进了工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⑶ 在受到法国强烈影响的中部和南部各邦如巴登、符腾堡、黑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是温和的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巩固的社会基础，因为这些邦大都是农业邦；
⑷ 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由于法国的长期占领，由于工业及随工业而来的资产阶级的迅速发展，自由主义有着较为巩固的基础。[KI-6]
反革命的反动阴谋和自由民主倾向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是后者首先在先进国家即英法两国取得胜利：法国的资产阶级在1830年的革命中取得胜利，英国则通过1832年的选举改革使资产阶级至少得到了参加政权的机会。[KI-9]
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的德国，在拿破仑倒台后神圣同盟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要求的时候，这个冲突也立即爆发起来。[KI-9]
二、马克思的出生地与成长环境
1818年5月5日，在反动的复辟时期，马克思诞生于莱茵省南部；这里和北部不同，它不是工业地区，而是农业地区。[KI-46]
他的故乡特利尔是摩塞尔区的首府；这里有一所高等法院和一个很大的主教区；这个主教区先前是一个强大的公国。当时它的居民有一万二千人，这是一座到处都有古迹的古老城市。[KI-46]
这里的工业很不发达。特利尔大体上是一个官僚、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城市，这些商人和手工业者是服务于周围农村居民的需要的。城市的园子和畜棚很多，所以它部分地保存着中世纪城市的半农村风味；那里的居民过着当时小城市居民的平静生活，他们由于交通工具的缺乏，又可以说是过着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KI-46、47]
三、贫困与贫困化
深刻理解自己时代的亨利希•海涅，有着比白尔尼高得多的才智。他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只是社会状况的外部表现，时代的主要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即消灭贫困，而根本不像白尔尼所想的那样是建立新的政体，不是用共和国来代替君主国。[KI-20]
他（格奥尔格•毕希纳）在反驳自由主义者时断言，社会压迫要比政治压迫或精神压迫远为残酷；主要的事情就在于使每个工人都能吃饱。当时，城市和乡村的劳动者的确有人因饥饿而死；他们靠一年勉强达到一百塔勒的工资，只能吃到少量的蔬菜和脂油。毕希纳认为，真正的革命应该以消灭贫困为目的，而为此必须有劳苦群众、受剥削压迫的人民的起义。[KI-27]
由于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小资产阶级的贫困化和人数众多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在自由主义之外同时也发展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KI-45]
但是从罪恶本身中必将产生得救之道，因为财富不断扩大和集中，以及在中间阶层不断分化的情况下人民的日益贫困化，不可避免地将引起革命。[KI-254、255]
目前在德国逐渐形成的无产阶级并不是从自发产生的贫穷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中等阶层日益加剧的贫困化中产生出来的。[KI-589]
（摘自科尔钮《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
四、首都柏林（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1836年10月，卡尔•马克思乘邮车前往柏林，途中走了五天。当时虽然还没有铁路，但比起几年以前，旅行毕竟已经不那么困难了。原来那些耗费旅客大量时间，搜括无数钱财，使他们不堪其扰的关税管制制度，几乎已荡然无存。[H11]
波恩是一个小城，而柏林却是一座大城市，当时已有三十多万居民。波恩大学约有七百多学生，而柏林大学的学生相当于它的三倍。在波恩，决定这个城市的面貌和生活的是一所大学，而在柏林，决定这一切的是国王的宫廷和普鲁士军人。在波恩，饮酒作乐几乎可以耗尽一个学生的大好时光；而在柏林，人们却能静悄悄地避开一切喧闹场合，深入学习。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柏林大学曾作如下评语：“比起这里的习艺所来，其他大学就是不折不扣的酒馆。”在柏林也没有什么同乡会或类似的学生团体，因为国王不准成立这些组织。[H11、12]
在经济方面来看，这个普鲁士京城和莱茵河畔那座城市（波恩）也大不相同。尽管手工业和小生产在柏林仍占支配地位，但资本主义工业已在这里发端（大多兴建在城外），并已站稳脚跟。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这些新兴工业已彻底改变了这个地方作为容克地主们的京都和中心城市的种种特点。新的、资本主义的庞大财富堆积起来了，但前所未见的、骇人听闻的贫困也以更快的速度出现。随着年轻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登场，一个崭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他们早已在法国和英国独立出现）——很快地在德国形成了。[H12]
在德国，各种必要的资产阶级变革是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德国的情况和英法两国不同。英国和法国很早以前就已建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各自拥有一个民族市场；而在德国，主要是由于政治疆域上的四分五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能非常缓慢地出现。这种四分五裂带来的另一些后果是：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见解——即所谓自由主义——上的不统一，和在政治活动上的不彻底。[H12、13]
当年轻的马克思来到柏林时，康德和费希特早已去世，黑格尔也已离开人间，但他们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主义，在德国的知识界中仍占统治地位。柏林大学是当时思想斗争的中心，因为黑格尔于1818年至1831年间曾在这里讲过学，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许多讲座仍由他的门生主持。[H13]
（摘自海因里希•格姆科夫《马克思传》）
五、一个19世纪的人（乔纳森•斯珀伯）
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当代人物，声称他的理念正在影响现代社会，在这种观点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之时，也该把他视作过去历史年代中的一个人物，对其进行新的解读。他的时代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年代，是黑格尔哲学的年代，是英国工业化的初期，政治经济学正发源于斯。更恰当地说，只有将马克思看成后顾型人物，对他的理解才更有意义。他思考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情况，并将其投射至未来；并不能担任一个精确预知历史趋势的先知的角色。这也是本传记的基调。[J-XI]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既和19世纪初的经济学家有联系，也和19世纪初的经济环境有关。马克思自己觉得，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理论是平庸追随者的产物，极少有例外。但孕育了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父子的这片土地，对马克思就他们经济理论进行的传承与挑战却没有什么评价。语言是个难以克服的障碍：……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在中欧（德语地区）知识界有很大影响，那里的读者可以看懂马克思写文章用到的语言，但大部分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世界都持排斥态度，而给马克思观点打下基础的正是这个知识世界。[J289]
在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中，并不是只有历史学派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影响更广、而且更成功引发欧洲乃至世界跟从的是边际效用论的理论家们，他们发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其理论抽象，而是在于错误的理论抽象。这些经济学家反对劳动价值理论，并认为决定一件商品或一套服务价值的是消费者主观评价的、对比购买其他种类商品或服务，再额外购买一件这种商品或服务的用处。这种观点很快成为了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它把实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结合在了一起，这正是马克思要刻意分开的。这种理论把价值完全等同于市场价格，并认为供需变化是价格的决定因素，而不是马克思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法主张的劳动时间。[J291]
边际效用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才刚刚发展。……在德国，边际效用理论在与历史学派的交战中没有占到上风，而奥地利成为了边际效用论在德语世界以及欧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发展中心。奥地利知名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于1895年撰写了一篇批判马克思观点的名文。庞巴维克抓住的是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分析，也就是商品以市场价格开始出售的方式——这些商品的价值来自生产和复制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J291]
到20世纪初，马克思的经济学已经变成了非正统的经济学，与主流的新古典版的经济学有根本区别，而且与主流之外的主要观点——即历史学派——也有分歧。然而，在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中，马克思的经济概念找到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反对这场运动所批判和反对的资产阶级社会观点。[J292]
马克思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他对经济发展脉络的观点，以及在他心中他那独特的经济预见在公众领域中的地位，全都是由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经济环境与知识潮流塑造的。当他的理论最终渗透到了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时，部分功劳还要归功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进行的不知疲倦的、痛苦的编辑工作，那已经是他去世10年后的事情了，届时前述所有背景都会发生变化。曾经的正统经济学在面对主流时已经变得过时、不科学，或者按照人们更喜欢的说法，成为了非正统的和异见式的经济学。曾经设想的经济发展未来已经变成了陈年往事，而且，曾经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做的寻常假设已经变成了对劳工运动的痴迷，脱离了并敌视着这个社会。[J292]
六、父母与岳父母
现代世界的经济变革似乎与这座城市擦肩而过。18和19世纪的特里尔（马克思的故乡）没有任何现代工业，铁路在1860年才延伸到这里。商业也同样没有起色，……[J3]
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父亲）在1811年左右离开特里尔。来自工作中的难处和社会上的敌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决定，这都不为人所知。不过可能是由于对职位的失望，以及可怜的薪水——差不多只相当于小学教师的收入，这在当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薪水微薄的职业，而且薪水还不一定能按时给付——让亨利希下定决心，搬到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吕市，它位于拿破仑帝国的北部边境。他在那里当起了法庭翻译，还计划从事公证人一职——这是个重要的职位。在今天的罗马法系国家中，公证人会负责和约与遗嘱草拟的主要工作，正如普通法法系中的律师一样。不过，离开特里尔并不意味着就能彻底摆脱大众对犹太人的敌意。奥斯纳布吕市政当局拒绝批准亨利希的永久居住许可，而这是想要成为一名公证人的必要条件。在1813年初，亨利希再次搬家，回到莱茵兰地区，在科布伦兹法学院学习。该学校由法国人建立，意在培养新法律系统下的从业者。如果按照标准课程安排，在10个月的学习过程中，他应该接受了罗马法系的课程，接触了刑法和民法，并接受了关于民法和刑法诉讼程序的教育。在毕业时，他获得了“能力认证”——完成学校课程的最低学历证明，只有那些没有什么背景、年纪较大的少部分学生会拿到这种文凭，他们负担不起三年制或四年制的完整学习过程的费用。[J9、10]
亨利希与罕丽达（马克思的母亲）相遇的细节并不为世人所知，两人很可能是经亨利希的母亲爱娃介绍。在爱娃的第一任丈夫萨缪尔•列维去世5年后，她嫁给了阿姆斯特丹德语区的拉比莫泽斯•鲁文斯坦。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亨利希与罕丽达的婚姻就是由家庭包办的。在20世纪初以前，这种安排在欧洲中部中产犹太人家中是很常见的。[J15]
与罕丽达的婚姻为亨利希在特里尔的执业建立了一个必要的基础：她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这里包括8100荷兰盾现金，相当于4500普鲁士泰勒——参照当时零工和技艺不佳的手工业者一年只能挣大约100泰勒的收入水平，这是很大一笔钱。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家具陈设，直到数十年后亨利希过世，这一家还有68条床单、69块装饰桌布、200方餐巾帕子以及118块毛巾。只有靠新娘的这些资产，亨利希才能建立自己的家庭，从事自己的职业——这种情况在19世纪的德国中产阶级中也是十分常见的。卡尔•马克思在自己的生活中会反对这种做法，并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而财务上的困顿也终生伴随着他、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家庭。[J15]
根据亨利希缴纳的金额可以推断出他的年收入为1500泰勒。[J17]
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燕妮的父亲）是位普鲁士的高级官僚，而且也是位政府认可的贵族。普鲁士莱茵领土的官方贵族列表中就有他的名字。然而，仔细调查会发现，他的这种普鲁士贵族与高级官员的地位在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前景了。[J29]
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中，由于德国的等级社会制度逐渐被废除，原本享受大多数特权和权力的贵族开始用一种重新归类与探源的办法，应对威胁其地位的变化。那些“蓝血”贵族，也就是其宗谱可以回溯到几个世纪之前的贵族，开始把自己称之为“天命贵族”，否认自身与所谓“特准贵族”或“国家服务贵族”有任何关联。后两者的贵族属性年代更短，而且更多带有官僚政治意味，有时会被“天命贵族”鄙视。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就是这样一个二等贵族，他的父亲在1764年获得贵族头衔，6年后约翰•路德维希出生。赐予他父亲贵族称号，是为了嘉奖其在担任不伦瑞克公爵私人秘书期间所做的贡献。[J29]
除了贵族身份低人一等之外，威斯特法伦也因为个人历史牵涉到拿破仑时期的统治而被人猜忌。和他的父亲一样，威斯特法伦的政治之旅也始于不伦瑞克公国，但当时那个公国和大片普鲁士领土一道，被合并进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拿破仑在1807年创建的一个德意志公国，交由皇帝的兄弟热罗姆统治。威斯特法伦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法国式的官员，在1809年到1813年间任萨尔茨韦德尔镇副职的地方长官。随着拿破仑势力在中欧倒台，和其他拿破仑王朝的官员一样，他被纳入了普鲁士的政府中，首先是在萨尔茨韦德尔任职，然后是特里尔。在那里，他的仕途走到顾问官一级后再未有所升迁。威斯特法伦官运不济有很多原因，不过肯定有一条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关：和许多拿破仑时代幸存下来的官员一样，就像亨利希•马克思，约翰•路德维希对自由的政治思想持同情态度，建立一个立宪的君主制国家也属于这种思想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对他的仕途当然没有任何好处。[J30]
最后一点，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结了两次婚，两任妻子的个性迥异。他的第一任妻子丽赛特•冯•维希姆，来自一个历史悠久、足可以把自己称作是“天命贵族”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她在1807年死于分娩并发症。5年后，路德维希迎娶了卡罗琳•赫贝尔，一名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她的父亲是名退休的普鲁士军队马夫，一名“马厩大师”。受路德维希虔诚的母亲以及身为贵族的岳母的影响，第一次婚姻中的孩子们全部成了虔诚派教徒，政治上偏保守；而卡罗琳的儿女，燕妮和她的弟弟埃德加，则效仿双亲成了宗教上的激进分子，政治上偏左。两拨孩子的区别在丽赛特•冯•维希姆的大儿子费迪南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把自己和亲人的宗教倾向与对继母的恨意融合在了一起。19世纪50年代，1848 ~ 1849年革命遭受镇压，燕妮与卡尔带着孩子们在伦敦避难，而她那同父异母的哥哥费迪南则当上了普鲁士内政部大臣，成为那个反动年代内阁中的一个铁腕角色。[J30]
在记录两人关系的大部分文件中，有一点经常被忽视，那就是燕妮的家境。在她父亲的国家人事档案里，有这样简短的一句话：“（他）没有财产。”……投资失败后，他和自己的家庭完全依靠政府工资过活。他于1834年退休，养老金微薄——金额只相当于亨利希•马克思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三。[J31]
七、遗产分割与拿破仑法典
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对婚后改姓马克思的罕丽达•普勒斯堡没有什么好评。他们的结论来自卡尔•马克思——他非常敬重他的父亲，而对母亲的看法则不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糟糕，他把母亲看作是个俗气的、对知识毫无兴趣的人。马克思经常会就遗产问题与母亲争吵，而且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无动于衷。[J15]
马克思的母亲通常被描绘成一个没文化的妇女，说不来也写不好德语，不过她完全投身于家庭，非常在意家人的健康——“低调、有些呆板”、“一个典型的荷兰主妇，为家庭贡献了一生”、或者是个“犹太妈妈”。保存至今的信件证明，她的德语很糟，不过考虑到母语是荷兰语，而且她是在26岁出嫁时才开始学习德语，不能流利运用也很正常。……她对家人健康的关注——这是卡尔读大学时她信中的主要内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她的丈夫和4个孩子都死于肺结核。如果说罕丽达过于关注自己的家庭，为家里的床单、桌布和餐巾而斤斤计较，并且坚持不让卡尔提前继承遗产，那都是因为她要保住自己的嫁妆——这是她对婚姻与家庭承诺中的核心元素。[J15、16]
亨利希•马克思一家在不到11年里迎来了9个孩子。……可以推断罕丽达需要雇用奶妈来喂养，因为用母乳喂养肯定会影响她的多产。[J16]
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富裕家族里，年幼的卡尔•马克思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这一点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或许是因为母亲频繁怀孕的缘故，卡尔很难与之建立深厚的感情，两人关系日益紧张。[J17]
即使说父亲的去世并未损害到卡尔的身体健康，那么他未来的计划与志向一定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他对职业的所有设想，前提都是有一个健康的、能赚大钱的父亲，这样才能不断支持他今后几年的生活。马克思一家当时还是相当富裕的，这主要是因为有罕丽达的嫁妆支持，另外她还有财产可以继承。在丈夫去世十年后，刨掉三个女儿的嫁妆钱，罕丽达每年还能收到1200泰勒，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这笔钱还没多到既可以照料罕丽达自己以及其他孩子，又能维持卡尔习惯的生活方式。这导致卡尔开始对自己应当继承的遗产动起了想法，也就是他父亲财产中属于他的那一部分。[J38]
在父亲去世时，卡尔仍然是未成年人，但《拿破仑法典》（在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中引发了相当的不满）认定寡妇不能成为自己孩子的监护人。这样，卡尔就有了一位由法庭指定的监护人，亨利希•马克思的同事、特里尔的律师约翰•亨利希•施林克。一边是迫切希望得到自己那部分继承财产的儿子，一边是不愿支付的寡妇，夹在中间的指定监护人只能承担起调解纠纷的困难任务。施林克是位值得钦佩的监护人，他甚至亲自前往柏林与卡尔会面，以听取他的抱怨。很有可能正是因为施林克的调解，母子双方才达成了临时和解协议。1838年，卡尔收到了罕丽达汇来160泰勒，应该足够支付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费用。此外，罕丽达还借给他950泰勒。原因是卡尔既可以继承他父亲财产中的一部分，也可以在他母亲死后，继承她的一部分财产。[J38]
在财产继承问题上，或者就罕丽达与卡尔达成的协议来说，寡妇同自己的孩子间出现分歧并不是太奇怪。《拿破仑法典》的存在使得19世纪具备这样特点的家庭财产安排。不过要是就事论事的话，马克思的订婚，以及马克思一家与威斯特法伦一家的关系，给这件事增加了一种感情的因素，一丝结怨的意味。为了达成临时和解，卡尔通过他的监护人告诉自己的母亲，没有必要的资金支持，他没法完成学业，燕妮也就只能选择拒婚。借给儿子钱就意味着罕丽达不得不继续同威斯特法伦一家保持关系，而这一家人在她的丈夫死后，对其相当冷淡，拒绝上门悼慰，而且在卡尔的弟弟赫尔曼登门拜访时还将其拒之门外。“……你永远不会像我们为你所做的那样为我的家庭做出牺牲……你永远无法补偿我们因你而遭受的苦难。” 罕丽达对卡尔说。[J38、39]
卡尔成功地拿到了足够的钱来满足以后在柏林学习所需的开销，不过他与母亲的关系却是愈发紧张。虽然在父亲死后，他在经济上更为拮据，但此前那种无条理、不经意的生活仍在继续。在1838年到1839年间，他欠下了一个裁缝、一名布匹商人以及一位书商的账，他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支付这些钱。在马克思离开柏林之后，这些倒霉的债主还在试图通过大学学生纪律管理机构收回这些欠款。[J39]
所有这些办法都只是解决马克思财务问题的临时手段。这些临时手段之所以会出现，是人们假设他最终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不错的工作，可是马克思始终没有找到这样的工作。经济大环境不好是个理由，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马克思在知识和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所以，1838年到1839年间的这些临时手段会一直延续到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他会继续从母亲或家人那里借钱，试着弥补收入的不足；因为继承权问题，他与家人发生过争执；写作获得的不定期收入成为他填补这种财务空缺的办法；还有就是借款，筹措五花八门的资助金，要么干脆就是找人赠与自己。[J39]
八、黑格尔哲学在德国
在黑格尔眼中，只要是系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即被德国人称之为“Wissenschaft”的知识体系，都可以从中发现他的哲学理论。按照这种理解，黑格尔非常成功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黑格尔哲学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即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间，相当一部分德国学者——不只是哲学领域的，还包括历史、法律、政治理论、艺术史、语言学、东方学甚至神学——都在使用黑格尔的论证形式。[J35]
由这种观点顺延得出的第二种观点就是，黑格尔对自身哲学体系的理解是自证式的。如果在哲学推理中，黑格尔能把他的哲学表现为人类智慧最高形式历史系统化发展的顶峰，那么也就证明了他的哲学是此前所有哲学推理的顶峰。自我意识成为了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最高的证明形式。[J35]
虽然这一套论证方式在今天看来是神秘、含糊、抽象得厉害，然而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它带来了强大的冲击。黑格尔的理念不仅成为了学术研究和写作的指导纲领，而且几乎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对有理想主义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固有的宗教信条在感情上早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黑格尔的理念有强大的吸引力，经历了一种转化的体验，这群人因为自我理解是绝对精神的一部分而感到狂喜。[J35]
和稍长一些的同龄人不同，马克思没有见过黑格尔。这位哲学家死于1831年的霍乱疫情。不过在去世前的13年中，他曾在柏林大学授课。在这之前，黑格尔开办过一所学校，招收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来自柏林，不过也有德国其他地方的人。正是这些学生将马克思引入了他们导师那神秘的理念之中。[J39]
实际上，从学术与社交活动方面上看，对马克思后大学时期规划产生主要影响的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组织，里面的成员有哲学家、神学家和自由作家知识分子。这个组织被同时代的人称为“青年黑格尔派”。这群人和大学有一些联系，也是柏林广阔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对学术思考持非常严谨的态度，而生活方式又是与世俗格格不入波希米亚式风格。这对马克思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这种魅力促进了他的激进主义政治立场。[J40]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在不到10年时间里，青年黑格尔派被裹挟在知识上的思索、神学上的辩论以及政治上的质疑中，而这种质疑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由小圈子中的内部人士转变成圈子之外的公众人物，即激进理念的温和支持派以及无神论的信仰者。马克思不过是诸多陷入这波浪潮的青年黑格尔派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他的思想、行为以及个人生活也因此造就而成。[J42]
如果说黑格尔思想体系是普鲁士的官方哲学未免有些夸大其辞，但事实上，普鲁士长期负责宗教与教育事务的大臣卡尔•冯•阿尔滕施泰因对黑格尔思想的看法就不坏，而且他本身也是这些学者的赞助人之一。不过，始于19世纪初的普鲁士自由改革已经接近尾声，从很多方面看，阿尔滕施泰因的影响力在19世纪30年代一直在减弱。到1840年他去世时，这位大臣能给青年黑格尔派提供的保护已经所剩无几。也就是在同一年，一位新的君主，腓特烈•威廉四世，一个觉醒运动的强烈支持者，登上了王位。新国王登基的一个结果就是，普鲁士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开始逐步反对黑格尔及其支持者的理念。作为回应，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左倾，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合作，开始逐渐倡导民主与共和的理念。[J42、43]
政治与宗教上的变化给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前途带来了变化，但大部分的变化都很糟糕。这些人希望成为德国大学里的教授，包括卢格、鲍威尔以及费尔巴哈在内的其中很多人都已经获得了讲师职位，在学术台阶上迈出了第一步。但他们思想中体现出的激进，以及政府政策的进一步保守化，毁灭了他们的志向：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大学中，没有无神论或民主人士的容身之地。没有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能在大学获得大学职位，他们被迫从事自由撰稿人、记者以及其他经济来源不稳定的职业。一些人进入了文艺圈，另一些则成为了左翼政治活动者，他们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流亡中度过了余生。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在他们当中特立独行的马克思，成为了德国知识文化生活中迷失的一代。[J43]
拿到学位之后，马克思于1841年6月返回了莱茵兰。他在德国西部边陲有些个人事务要忙；……职业上是要跟布鲁诺•鲍威尔前往波恩大学，在那开始自己的职业，依旧是要追随鲍威尔的足迹，成为一名哲学家/神学家，或者更准确的说，一位哲学家/反神学家。他在特里尔和波恩只居住了短短几个月，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所有这些计划都被打乱了。马克思的人生将出现意外的转折，导致其永远脱离学术领域和知识求索的圈子，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由好争论的新闻界与政治论战组成的世界。[J46、47]
就在马克思准备在学术领域立足的时候，黑格尔哲学与普鲁士间的关系也走到了终点。布鲁诺•鲍威尔，这位马克思的导师、密友以及政治上的盟友，在1842年3月被解除了波恩大学讲师的职务——这不仅终结了鲍威尔的学术生涯，对他的学生来说也是殃及池鱼。……不过马克思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摆脱这种艰难的处境：改行。就像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样，从哲学转投政治活动，从希望获得一个国家出钱支持的职业，变成盼望普鲁士政府倒台。[J48]
……这番评论利用了青年黑格尔派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支持的观点，这群人当时认为普鲁士王国代表着进步，并与黑格尔哲学有紧密的联系。然而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新登基的国王既不认同这种进步，也不认可黑格尔，并称青年黑格尔派已经成为共和派与无神论分子。[J63]
（摘自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
九、最初涉猎的“经济问题”（戴维•麦克莱伦）
通过对莱茵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受这些讨论的启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增加了。他在作为编辑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即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五篇撰稿计划中的第四篇）中，讨论了新近提议的有关颁布更为严格的盗窃林木法。拾捡枯枝烂叶在传统上历来是不受限制的，但是19世纪20年代的农业危机带来的匮乏和工业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法律的干涉。局势变得难以把持：在普鲁士的所有起诉案件中，六分之五涉及林木，这个比例在莱茵地区还要高得多。因此，当时提议林木监护人应该成为指控犯法行为的唯一裁决者，并且可以独自评估损失。[D57]
这篇文章说明了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注意力在增加。这篇文章作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引起了他的震动。正如后来马克思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恩格斯后来也说道，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D59]
1843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一篇有关贫穷状况的调查，这是他在《莱茵报》上最后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摩塞尔的酒农自从关税同盟建立之后，遭受着竞争方面的巨大痛苦。当时这种境况已激起了很多公开呼吁，1842年11月《莱茵报》记者对这一贫困境况作了报道，其真实性立刻遭到了省总督冯•沙佩尔的质疑。马克思认为这位记者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准备亲自证明该报道。他计划写五篇系列文章，结果只写了三篇，其中只有两篇在《莱茵报》查封前发表。这两篇发表的文章用大量的细节论证了该记者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篇文章在对该报的压制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D62]
十、人的活动的原型
（1844年）在妻子和孩子离开期间，马克思作了内容丰富的关于古典经济学、共产主义和黑格尔著作的笔记。这些文献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1844年手稿》为人所知，它（1932年全部出版）引起了一些人的欢呼，被认为是马克思唯一最重要的著作。[D105]
马克思的第二手稿提出了他1844年论述的核心，正是这一部分在后来的解释者中引起了无与伦比的热情。这对每一个对“人化的社会主义”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个当然的基础性文本。在这一部分，马克思以生动的、梦幻般的语言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人类遭受异化的积极否定——他称之为“共产主义”。[D115]
正是类似的段落使得一些评论者似是而非地认为马克思的人的活动的原型是艺术的，认为马克思主要从浪漫主义，尤其是从席勒那里汲取了原料，形成了他的人的形象。人的异化的感觉寻找适合于这些感觉的对象这种观念，努力建立自由和审美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这一切都存在于席勒的《书信集》中。也有可能有禀性相同的更多同时代人的影响，因为马克思在巴黎大量的时间与海涅和海尔维格在一起。这两个诗人竭尽所能地表现了德国浪漫主义理想。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非异化的个人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汲取了当时时代展现给他的原型。[D120]
[注164] 席勒接下来写道：“… 享受和劳动相分离，手段与目的相分离，努力与报酬相分离。人使自己改变成碎片，永远只是束缚于整体中的一个小碎片；永远只是听着他推动轮子回旋的单调的声音，从不展示他存在充分和谐 … 审美的形式冲动建立起 … 一个快乐的王国，在那里，审美的形式冲动把人从一切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不仅从肉体上而且从道德上，从一切所谓的不自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D120]
十一、蒸汽动力和电报的时代
《泰晤士报》确实刊登了关于马克思的一个小讣告，但其中惊人的错误表明了在他去世的时代人们对他的了解是多么少。在他的葬礼上，恩格斯在对少数忠诚的朋友发表的讲话中宣称：“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将数百年地继续存在下去”。这一预言的确被证明了是正确的。在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世纪中，他已经获得了很少有人得到的世界声誉与影响。 [D463]
为了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必须剥去很多历史外壳。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被很多不同的解释所遮蔽，并被用于证明很多不同的政治类型的合理性。我们怎样评价这个幽灵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意义呢？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有的话）提供给我们呢？当然，从马克思写作的时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的时代是蒸汽动力和电报的时代。对他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在先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所知道的那种传统手工业者，正被不熟练的或半熟练的工厂工人（即现代真正的工人无产阶级）所替代。马克思去世一个世纪后，工人无产阶级正处于分裂中，在西方，它正失去自身的特点。集成电路使得白领工人替代蓝领工人，并带来了长期的结构性失业。这种集成电路把他们从工厂、制造厂或者工矿中赶了出来。马克思、列宁所知道的生产方式变化非常迅速。工厂工人的比例将极大地降低，技术专业和服务工人的人数在上升。在工业社会里，同样的技术进步已经赋予非个人化的国家以巨大的、令人惊恐的干预和控制的力量。[D465]
由于对经济决定论的强调以及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常常沉湎于对人性种种可能性的浅层次乐观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只是假定地认为，存在着一个道德更优越、总体上更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在这方面，马克思是启蒙运动的真正产儿。而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之后，世界陷入了极大的黑暗，理性的光芒常常缩小为微弱的亮光。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实践中严重失去了光泽，当然就像基督教由于十字军东征和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自由价值由于西方政府的行为而逐渐暗淡无光一样。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仍然在解释世界方面，比在努力改变世界方面给人的印象更深刻。[D467]
（摘自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
十二、落后法国五十年（弗兰茨•梅林）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另一篇是对布鲁诺•鲍威尔论犹太人问题的两本书的评论。虽然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极不相同，但它们在思想内容方面却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后来把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综述如下：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不是黑格尔所赞扬的国家，而是他所轻视的社会。[F85]
在德国，这一历史任务只能由哲学来解决。即使否定了1843年德国的状况，那末，按照法国的年代计算法，也很难说已经达到了1789年，更不用说处于现代的焦点了。一旦对现代政治社会的现实进行批判，那末批判就会超出德国的现实，因为否则批判就会站在低于自己对象的实际水平上来看自己的对象。[F86]
这个问题只是由于保护关税制度、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才引起了德国人的兴趣。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朝霞而受到欢迎。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在那里，纽结正被解开；在这里，纽结刚被系紧。[F86、87]
这篇文章只是对于未来哲学上的展望。谁也不能比后来的马克思更合乎逻辑地证明，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一个筋斗翻越它的历史发展的各个必要阶段。他的坚强的手在这篇文章里给未来勾画了一个并非不正确的、而仅仅是模糊的轮廓。[F90]
英国也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比法国还早一个世纪，但正因为如此，它是在远不如法国成熟的条件下实现这个革命的。革命的结局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它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帝国。英国的“中产阶级”用不着像法国的“第三等级”那样对王权和贵族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战争。在法国，历史科学只是在回顾过去时，才理解到“第三等级”的斗争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而在英国，当无产阶级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时期开始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思想就仿佛从新的源泉涌现了出来。
其所以有这种差别，是由于大工业在英国比在法国根基深得多。它是在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发展过程中消灭了旧的阶级，创立了新的阶级的。在英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比在法国要清楚得多。[F123]
马克思是以较复杂的法国形式解决问题的，而恩格斯是以较简单的英国形式解决问题。[F124]
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这两者都是开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伟大历史变革。[F126]
正像马克思在批判的批判面前捍卫法国革命一样，恩格斯在批判的批判面前捍卫英国工业。[F131]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对法国革命史和英国工业发展的研究来研究社会主义的。[F147]
（摘自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参考文献
何•奥•加塞尔（西）：《什么是哲学？》
商梓书译，1994年2月，商务印书馆。
[KI] 奥古斯特•科尔钮（法）：《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
刘磊、王以铸、杨静远译，持平校，1963年6月，三联书店，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59年俄文版译出，
参考了柏林建设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德文原文版。
[H]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德）：《马克思传》
易廷镇、侯焕良译；2000年7月，人民出版社，
根据1967年民主德国版翻译。
[J] 乔纳森•斯珀伯（美）：《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
邓峰译，2014年12月，中信出版社。
[D] 戴维•麦克莱伦（英）：《马克思传》
王珍译，201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文版1973，1995，1996，2006年，按第4版翻译。
[F] 弗兰茨•梅林（德）：《马克思传》
樊集译，持平校，1965年7月，人民出版社，
原德文版1919年出版，1960年民主德国再版，
本书根据1957年俄文版翻译。
（2016年2月）

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
——重读《什么是哲学？》
何•奥•加塞尔的《什么是哲学》这本书我在十余年前曾经阅读过，当时读得较为仓促仅被书中论述的“时代”与“世代”问题所吸引，引发过共鸣。近日重读有了一些新的体会。该书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时代、世代与世代转移”；二为“哲学危机、物理学危机与哲学的复兴”；三为“现代性与自我意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部分，特别是其中的哲学家自曝“哲学之短”与人们惯常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适成对照。
一、两种不同的哲学史观
何•奥•加塞尔在书中是这样描述十九世纪的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的：
“从1840年到1900年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利于哲学发展的其中一个时期，甚或可以说是一个反哲学的时期。要不是人性固存着一种哲学倾向，哲学可能在这个时期里完全荒废。”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将哲学家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近百年来欧洲的知识界饱受‘实验室的恐怖主义’所蹂躏”。
哲学危机的源头甚至还可追溯至康德，加塞尔接着说道：
“哲学家震慑于物理学的气焰之下，感到十分羞耻——因为自己不是物理学家而感到羞耻。由于真正的哲学问题不能用物理学的方法来解答，哲学家只好把它们搁在一旁；他遗弃了他的哲学，把它压缩到极小的范围内，任由物理学把它摆弄。他认定了唯一值得探索的哲学题材就是对物理学所涉的事物作出沉思；也就是说，哲学只不过是‘认识论’。
康德是第一个彻底地采纳这种态度的哲学家。他对于宇宙人生的大问题没有直接的兴趣，他只是象指挥交通的警察伸出了指挥之手，命令所有哲学交通马上停下来（这包括二十六个世纪的形而上学思想）。……
但他所提出的甚至还不能算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问题的出发点只限于当时的物理学的知识；它实际上还没有问到了：‘什么是知识’？”
接下来，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物理学家自身的反省，“当哲学远远地夸大了物理学作为一门知识的地位时，物理学家的认识论却发现了物理学只是一种相对地卑微的知识——只是一种符码上的知识。”这就促成了“二十世纪初哲学的复兴”。
这些内容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与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有着极大的差异，见表一。作者在这本书中不仅给我们介绍了哲学的研究对象，普及了哲学的基础知识，无意间披露的“哲学蒙难史”也使人们隐隐地感触到了推动十九世纪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表一、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史观
         ~ 1840        1840 ~ 1900        1900 ~
何•奥•加塞尔        德国古典哲学        哲学的危机        哲学的复兴
共产党人                马克思学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

众所周知，高度一致的作品是同语反复信息量极小，而差异越大信息量也就愈大，启发也会愈多，此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容量之大不容小觑，值得大家认真阅读。
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在我国并不出名，资料也极少。故只能从网上搜寻以及从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寻找，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本文拟对他作一简要的介绍。
二、何•奥•加塞尔简介
从网上不难检索得到下列简介：
“何•奥•加塞尔，又译名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全名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1883 ~ 1955），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唐吉诃德沉思录》、《观察者》、《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我们时代的主题》、《艺术的非人性化》、《关于小说的笔记》、《大众的反叛》、《大学的使命》、《历史是一个体系》、《走向一种历史哲学》、《爱》、《康德、黑格尔与狄尔泰》、《什么是哲学》、《论莱布尼茨的原则概念及演绎理论的发展》、《形而上学讲座》、《人类与危机》、《和谐与自由》、《哲学的起源》、《人及其环境》、《现象学与艺术》、《对世界史的一种解释》、《历史理性》。
《什么是哲学》是他的一次哲学讲座稿，深入浅出，文笔优美。”
加塞尔是1955年去世的，这本小册子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品了，因此尤显珍贵。
三、留学德国、仰慕德意志文化的西班牙人
从书中也不难了解他的经历及思想倾向，如他是在德国学的哲学：
“足足三年，我住在德国马堡城里，那里的人自命为笛卡尔哲学的专家。我很顺服地追随他们的教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又长期在西班牙国内执教，但对自己的同胞及“地中海诸国的人们”颇有微词、怒其不争，而对于“北方的人”则无比崇敬，因为他们引领着“现代的整体趋势”，他在书中说道：
“长期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对于我的同胞或地中海诸国的人来说，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或‘我的意识’能够在宇宙中占有这样独特超验的地位。这对于北方的人来说，却是不难领会的。此乃性之所趋，并非偶然。由于对‘我’的趋尚是现代的整体趋势，地中海诸国的人之所以从来没有成为完全现代的人，也就不言而喻了。我的西班牙同胞们觉得现代的风尚不适合他们，对这种风尚提不起兴趣；可却无从跟它对抗，只好静待它由盛转衰了。”
他熟悉德国的文化特色并且情有独衷，他至少是一位西班牙的德国通：
“我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看法；喜欢繁复术语的德国人把这种看法称为‘透视观’。”
他还具有一定的国际威望，他的观点在德国年轻一代学者当中找到了知音：
“我说的是新的一代的诞生，我说的是世代的转移。多年来，我试图说服历史学家，‘世代’这个概念在历史研究中是至为重要的。我竟是在德国找到了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他们采纳了我的这个观点。”
四、重理崇德的哲学家
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居然提到了三四十位哲学家与科学家，令人称奇的是：其中大半是科学家，而哲学家中则多半为德国人，表二列出了书中出现的十六世纪以后的那三十位。从中可以大致看出他的思想倾向与学术特色——看重科学、青睐德国哲学。表三列出了书中没有提及的同时期科学家与英法的哲学家作为对照（哲学家根据威尔•杜兰特《哲学简史》选取）。为了便于比较并显现规律，两表都按出生年份排列。表二中还将作者一并列入作为参照，显然他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及哲学家海德格尔是同时代人。
表二、书中提及的学者
姓 名        专 业        生卒年份        姓 名        专 业        生卒年份
伽利略        物理学家        1564 ~ 1642        尼采        哲学家        1844 ~ 1900
笛卡尔        哲学家        1596 ~ 1650        波尔茨曼        物理学家        1844 ~ 1906
莱布尼茨        哲学家        1646 ~ 1716        康托尔        数学家        1845 ~ 1918
休谟        哲学家        1711 ~ 1776        巴甫洛夫        生理学家        1849 ~ 1936
康德        哲学家        1724 ~ 1804        迈克尔逊        物理学家        1852 ~ 1931
费希特        哲学家        1762 ~ 1814        洛伦兹        物理学家        1853 ~ 1928
施莱格尔        文学家        1767 ~ 1845        彭加勒        物理学家        1854 ~ 1912
黑格尔        哲学家        1770 ~ 1831        伯格森        哲学家        1859 ~ 1941
叔本华        哲学家        1788 ~ 1860        爱因斯坦        物理学家        1879 ~ 1955
孔德        哲学家        1798 ~ 1857        布劳维        数学家        1881 ~ 1966
瓦格纳        音乐家        1813 ~ 1883        哈特曼        哲学家        1882 ~ 1950
开尔文        物理学家        1824 ~ 1907        何•奥•加塞尔        哲学家        1883 ~ 1955
赫令        生理学家        1834 ~ 1918        魏尔        物理学家        1885 ~ 1955
马赫        物理学家        1838 ~ 1916        巴特        神学家        1886 ~ 1968
皮尔斯        数学家        1839 ~ 1914        海德格尔        哲学家        1889 ~ 1976

表三、书中未提及的同期著名哲学家与科学家
姓 名        专 业        生卒年份        姓 名        专 业        生卒年份
培根        哲学家        1561 ~ 1624        卢梭        哲学家        1712 ~ 1778
洛克        哲学家        1632 ~ 1704        达尔文        生物学家        1809 ~ 1882
贝克莱        哲学家        1684 ~ 1753        斯宾塞        哲学家        1820 ~ 1903
伏尔泰        哲学家        1694 ~ 1778                       

这本书还是一本“纯学术著作”，有关政治的术语只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且并非用于说明阶级之间的争斗，而是用来宣扬实用主义与“物理学帝国主义”的威力。他在书中是这么说的：
“这一种实用价值，对于物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或一种知识，不一定是一项优点或一项完美的证据。在古希腊，这种实用性未必能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在欧洲它却配合上某一类人的崛起——那就是中产阶级。这一类人只着眼于实用，沉思冥想或理论思辨，都不是其志趣之所趋。他们希望安逸地过活，为了自己的舒适逸乐而干预自然，改造世界。因此，中产阶级的时代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工业化的成就以及那些有益于生活的技术的发展（例如医学、经济学、行政管理）等。物理学赢得了无上尊荣，因为医药和机器都是拜它所赐。中产阶级爱上物理学不是由于智性的渴求，而是由于物质上的欲望。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产生了我们所说的‘物理学的帝国主义’。”
一提到西班牙，人们不禁会联想起西班牙内战与佛朗哥专制统治，何•奥•加塞尔正好生活于这一时期，作为大学教授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从前面简介中所列著作分析基本都属哲学、历史与文艺评论领域，他应该是位本分的哲学家。
另外，商务印书馆是我国专门出版高质量学术著作的出版社，选择出版他的这本小册子，也是对其学术水平的一种认可。
综上所述，何•奥•加塞尔在西班牙的地位很有可能相当于我国的著名哲学家胡适。
五、与马克思的比较
非常有趣，何•奥•加塞尔的出生与马克思的去世竟在同一年份，都为1883年。加塞尔竟然成了马克思的“转世灵童”，他俩的人生相差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时间间隔为65年（这里可是超过了两个30年哦！），可以说他们身处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将他们放在一起作比较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相同点是他们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且酷爱哲学，马克思就读于德国最著名的大学——柏林大学，加塞尔则是西班牙人专门赴德学习哲学。显然，两个家庭都对他们寄予厚望、精心培养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两人又都是到发达国家去“取经”，马克思到英法从事革命活动，加塞尔则是到德国留学。两人之间的不同点就多了，限于篇幅、为紧凑计采用列表方法展示，见表四、表五。
表四、马克思与加塞尔的生平
        国籍        生卒
年份        哲学
学习地        常年
生活地        学术传承        哲学流派        主要活动        闻名缘由        推崇的
科学家
马克思        德国        1818
~1883       
德国        英国        黑格尔
费尔巴哈        唯物
辩证法        政治斗争        革命导师        达尔文
加塞尔        西班牙        1883
~1955                西班牙        笛卡儿
康德        主观
唯心主义        哲学教学学术研究        大学教授多产作家        爱因斯坦

表五、马克思与加塞尔的社会、科学观
        方论法        重视
学科        科学研究主要方法        典型理论        社会中坚        发展动力        经济状况        社会情绪        生活方式
马克思        辩证法
实证主义        生物学        观察
分类        进化论        无产阶级        阶级斗争        贫困        悲观        谋生
加塞尔        实证主义
实用主义        物理学        实验方法
数学工具        相对论        中产阶级        技术进步        富裕        乐观        享乐

六、时代与世代
何•奥•加塞尔在书中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关于“世代”的论述：
“在历史的每一刻中都总是并存着三个世代——年轻的一代、成长的一代、年老的一代。也就是说，每一个‘今天’实际上包含了三个不同的‘今天’：要看这是二十来岁的今天、四十来岁的今天，还是六十来岁的今天。三代之间彼此对立，由此而构成了一幕一幕扣人心弦的戏剧。”
在这里，好发玄想的哲学家居然根据人的生命周期罕见地提出了世代的具体尺度。其实，时代与世代的概念如今使用已经十分广泛。例如，人们称呼年青人为八〇后、九〇后与〇〇后，就是以十年为期，而所谓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则是以三十年为期。根据经验，以时间作为时代与世代的划分标准，十年好像太短，二、三十年似乎更为合适。因此，若按这个标准划分，前面表二、表三中列出的十九世纪的那些哲学家、科学家再加上同期的政治活动家，可以分成表六所示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三个世代，这里出生年份的中位数分别选在1820、1850与1880年（考虑到人的成熟期在25 ~ 30岁）。
表六、德国古典哲学以后的三代政治活动家、哲学家与科学家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费尔巴哈        1804 ~ 1872        马赫        1838 ~ 1916        孙中山        1866 ~ 1925
布朗基        1805 ~ 1881        李普曼        1840 ~ 1912        列宁        1870 ~ 1924
蒲鲁东        1809 ~ 1865        倍倍尔        1840 ~ 1913        卢森堡        1871 ~ 1919
达尔文        1809 ~ 1882        詹姆斯        1842 ~ 1910        罗素        1872 ~ 1970
鲍威尔        1809 ~ 1882        柯亨
1842 ~ 1918        波格丹诺夫        1873 ~ 1928
赫尔岑        1812 ~ 1870        阿芬那留斯        1843 ~ 1896        卡西尔
1874 ~ 1945
瓦格纳        1813 ~ 1883        尼采        1844 ~ 1900        斯大林        1878 ~ 1953
巴枯宁        1814 ~ 1876        梅林        1846 ~ 1919        托洛茨基        1879 ~ 1940
福格特        1817 ~ 1895        文德尔班
1848 ~ 1915        陈独秀        1879 ~ 1942
马克思        1818 ~ 1883        伯恩斯坦        1850 ~ 1932        爱因斯坦        1879 ~ 1955
恩格斯        1820 ~ 1895        洛伦兹        1853 ~ 1928        鲁迅        1881 ~ 1936
斯宾塞        1820 ~ 1903        彭加勒        1854 ~ 1912        德波林        1881 ~ 1963
赫尔姆霍茨        1821 ~ 1894        纳托普        1854 ~ 1924        尼•哈特曼        1882 ~ 1950
拉萨尔        1825 ~ 1864        考茨基        1854 ~ 1938        何•奥•加塞尔        1883 ~ 1955
赫胥黎        1825 ~ 1895        普列汉诺夫        1856 ~ 1918        李大钊        1889 ~ 1927
朗格        1828 ~ 1875        胡塞尔        1859 ~ 1938        维特根斯坦        1889 ~ 1951
狄慈根        1828 ~ 1888        伯格森        1859 ~ 1941        海德格尔        1889 ~ 1976
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 ~ 1889        杜威        1859 ~ 1952        胡适        1891 ~ 1962
杜林        1833 ~ 1921        李凯尔特        1863 ~ 1936        毛泽东        1893 ~ 1976

表六虽然是以时间为标准进行的分类，熟悉历史典故的读者还是可以从表中人物联想到许多有趣的小故事。如马克思与蒲鲁东、巴枯宁及拉萨尔之间的斗争，梅林与考茨基之间的正统之争，瓦格纳与尼采由忘年交反目成仇变成冤家对头，列宁在党内斗争中严厉批判马赫与彭加勒（庞加莱）的经验批判主义，以及洛伦兹与爱因斯坦的观念冲突等等。
表六中粗体表示的哲学家为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流派成员，他们分为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分别集中在马堡菲利浦大学、弗莱堡大学与海德堡大学中。
从表中还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科学中心逐渐由英国转到欧洲大陆，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则由英法经德国转到俄国。但发展态势截然不同，前者呈直线发展，后者则呈V字形并不连贯。
以上的比较与分类若在若干年以前提出的话一定会被批为不伦不类并不以为然，加塞尔怎么配与马克思作比较？现在来看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变？
文中表格对您有无启示？有何触动与感想？
参考文献
何•奥•加塞尔（西）：《什么是哲学？》
商梓书译，1994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威尔•杜兰特（美）：《哲学简史》
梁春译，2004年12月，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
（写于2016年3月）
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
——重读《什么是哲学？》有感之二
何•奥•加塞尔在《什么是哲学》一书中提到了“哲学的危机”，使我想到了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史观。在国内出版的哲学史书籍中也有谈到哲学危机的，如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在其《现代西方哲学新编》一书中就提到了“黑格尔之后”，并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哲学上新时代的开始。”这本书对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由于作者有留学比利时的经历，书中观点可以看作当今西方的哲学史观。
笔者手头还有一本文革期间由同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教授编写的哲学史书籍，书名为《欧洲哲学史简编》。它是根据1957年出版的《哲学史简编》改写而成的，后者的作者为洪潜（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与朱伯昆。由于《欧洲哲学史简编》是在文革期间改写的，现代西方哲学只能因其资产阶级成份而贬入另册。
本文从这两本书中摘录部分与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哲学界的主要派别有关的段落以飨读者，差异已十分明显，不用再“画蛇添足”了。
何•奥•加塞尔书中所说的世代转移，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前三十年”的欧洲哲学史
汪子嵩、张世英、任华：《欧洲哲学史简编》目录
第一章、古代奴隶社会希腊罗马的哲学
第二章、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哲学
第三章、资本主义形成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第四章、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的哲学
第五章、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哲学
第六章、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
第七章、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第八章、十九世纪俄国的哲学
附录、现代资产阶级哲学（38页）
实证主义、唯意志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语义学唯心论、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
前言
哲学是社会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尽管哲学史上讲的是“存在”、“意识”这些抽象的东西，有时不免显得“深奥难懂”，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抽象的理论斗争并不是与现实的斗争无关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总要在哲学上表现出来，哲学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进步的阶级要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就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革命的批判的武器；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通常是反动阶级用来欺骗和奴役人民群众的反革命舆论工具。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始终反映着敌对阶级的利害冲突。了解这些哲学斗争，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是有用处的。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有关欧洲哲学史的问题。譬如，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就有许多对于欧洲哲学史的分析和批判；当我们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时，也马上碰到了属于欧洲哲学史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要继续存在，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还要继续存在。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将不断变换花样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挑战，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的“新”东西，和我们已经看到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样，不过就是哲学史上早已被驳倒了的旧理论。他们将那些破烂货乔装打扮，用来欺骗我们。所以，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为了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需要系统地学一点哲学史，包括欧洲哲学史。
唯意志论
唯意志论的特点是公开拒绝科学，宣扬神秘主义。它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唯心论派别。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叔本华（1788 ~ 1860年）和尼采（1844 ~ 1900年）。
叔本华的哲学，早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已出现，不过当时还不很流行。他的哲学到十九世纪下半世纪就广泛传播开来了。
尼采继承和发展了叔本华的神秘主义的唯意志论。他是法西斯思想的先驱，他公开为反动的资产阶级进行残酷压迫和侵略作辩护。
总之，尼采哲学是反动资产阶级公开无耻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强盗哲学，它实质上是教人回到野蛮，是反动资产阶级的兽性的表现。尼采本人就是一个极其疯狂的人。在尼采哲学中，反动资产阶级的卑鄙无耻的思想和尼采本人的疯狂正是结合在一起的。尼采哲学曾被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希特勒法西斯强盗所利用，决不是偶然的。
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特别流行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新康德主义的最早代表是朗格（1828 ~ 1875年）和李普曼（1840 ~ 1912年）。前者在他的《唯物论史》（1866）一书中歪曲唯物论，为唯心论作辩护；后者在他的《康德及其后裔》（1865）一书中首先提出“回到康德”的反动口号。
十九世纪末，新康德主义发展为两个派别，即马堡学派和弗莱堡学派，后者又称西南学派（都因其著名代表人物活动的地方而得名）。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柯亨（1842 ~ 1918年）、那托尔卜（1854 ~ 1924年）和卡西尔（1874 ~ 1945年），这个学派着重对自然科学作唯心论的歪曲。弗莱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文德尔班（1848 ~ 1915年）和李凯尔特（1863 ~ 1936年），这个学派着重研究历史文化问题。
以伯恩施坦为首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列宁指出：“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康德主义不仅流行于德国，也流行于俄国，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等都采取新康德派的观点，列宁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新黑格尔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派别之一。它开始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而盛行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头三十年。新黑格尔主义先后流行于英、美、德、意等国。它的主要代表，在英国有布拉德雷（1846 ~ 1924年）、鲍桑克（1848 ~ 1923年）等，在美国有鲁埃士（1855 ~ 1916年）、霍金（1873 ~ 1966年）、布兰夏德，在意大利有克罗齐（1862 ~ 1952年）、詹梯利（1875 ~ 1944年）等，在德国有克罗纳（1884 ~ ）等，克罗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移居美国。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黑格尔哲学分化以后到十九世纪后期，是黑格尔哲学失势的时期。……
德国新黑格尔主义者文德尔班（如前所述，他同时也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0年）所作的一篇题为《黑格尔主义的复兴》的演说中说：“……”
马赫主义
马赫主义的创始人是奥地利的马赫（1838 ~ 1916年）和德国的阿芬那留斯（1843 ~ 1896年）。
马赫主义又叫经验批判论，是实证主义的延续和变种，人们有时称它为实证主义的第二代。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这时，自然科学中特别是物理学中，有一系列的伟大发现，如原子分裂为电子的发现等。资产阶级学者曲解这些发现，把它们说成是“物质消灭了”的证明，从而向唯物论展开激烈的进攻。马赫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派。它是和马克思主义直接对立的，它的反动性集中表现在它歪曲利用科学成果，妄图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基础。
“后三十年”的欧洲哲学史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目录
第一章、黑格尔之后
第二章、世纪之交的各国哲学
第三章、分析哲学的诞生
第四章、现象学运动
第五章、存在主义
第六章、法兰克福学派
第七章、分析哲学的发展
第八章、英美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
第九章、结构主义
第十章、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结束语：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
黑格尔之后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哲学上新时代的开始。黑格尔之后，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已不可能，绝对唯心主义也成为不合时宜的陈迹。黑格尔之后哲学家采取了不同的本体论立场，他们用以取代“绝对观念”的范畴和原则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用“物质”代替“绝对观念”，这是唯物主义的立场，如费尔巴哈、马克思以及19世纪后期在德国流行的“科学唯物主义”。
第二，用康德“先验范畴”式的概念原则代替“绝对观念”，从绝对唯心主义返回先验唯心主义，这是“回到康德”的新康德主义的立场。
第三，用一些主体能够做直观性体验的概念代替“绝对观念”，这些概念有不同名称，如“意志”、“生命冲动”、“存在”等。把这些概念上升到本体论高度的哲学分别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
我们还可以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待黑格尔之后的哲学的走向。黑格尔哲学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把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他靠哲学思辨来预言科学的发展，用辩证逻辑推理取代科学实验过程，这种做法被科学的进程所否定，普遍遭到科学家们的鄙弃。但哲学家不肯轻易放弃哲学高于经验科学的传统立场。黑格尔之后，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
第一种态度主张哲学与科学结盟，为科学服务。这在当时已是一种广泛的时代思潮，在法国有孔德的实证主义，在英国有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生机论和密尔、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在德国有马赫的经验一元论，在美国兴起的实用主义也属于这一阵营。这些派别崇尚科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孔德和马赫以经验科学为实在和真理的标准，属于典型的唯科学主义，英国的密尔等人虽然坚持彻底的经验标准，但他们的经验标准比自然科学的实验要宽泛得多，举凡社会、人生、自然的种种现象，都可算作经验，不能定自然科学的实验标准于一尊。至于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进而把宗教体验也包括在有用的经验标准之中，离唯科学主义的立场更远。
第二种立场主张哲学独立于、高于科学。生命哲学坚持生命的原则、精神的原则高于科学的原则，科学的原则只是哲学所阐明的生命原则的衍生和变形；意志主义认为意志是本体，科学经验只是现象；新康德主义主张以哲学的先验原则指导科学的方式与科学结盟，凡此种种，都充分表达了以哲学统摄科学的传统立场。
意志主义
叔本华（1788 ~ 1860年）是最早起来反对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家。他1813年毕业于耶拿大学，在其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就已形成了成熟的意志主义的思想。1820年后在柏林大学任讲师，他偏偏选择与黑格尔授课时间相同的时间开课，以示向黑格尔的权威地位挑战。但他根本不能动摇黑格尔如日中天的地位，据说只有三个学生选他的课。他在柏林大学任教24个学期，开课的时间还不足一学期。他离开教职后，独处著述。他的代表作为1819年出版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恩格斯评论说，叔本华哲学“适合于庸人浅薄思想”，“是由已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第一句话不无道理：叔本华的思想长期默默无闻，直至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叔本华的最后一本著作《附录与补遗》（1851年）才在悲观失望的德国市民阶层（即恩格斯所说的“庸人”）中流行开来。但恩格斯上述第二句话则需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相联系。事实上，叔本华思想相当新颖，他在黑格尔哲学盛行之时，就预示了德国唯心主义的没落。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德国哲学是吹牛的骗子和假充内行的骗子的产物，前者指的是费希特和谢林，后者指黑格尔。叔本华对康德却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自认是康德的忠实继承人，他致力于把康德关于“善良意志”的伦理学改造为意志主义的本体论。
尼采（1844 ~ 1900年）出生于新教牧师世家，他先在波恩大学学神学，后转莱比锡大学随李奇耳学古典语言学。1869年，尼采25岁，在毕业前夕就担任了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额外教授，次年成为正式教授。1879年因病辞职，在瑞士、意大利、法国等地养病，1889年患精神分裂症，1900年死在魏玛。
尼采不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并无特殊建树，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特别是传统理性主义、基督教道德和启蒙主义的文化加以猛烈抨击，他在自传中说：“我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他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要批判一切流行价值，推翻一切偶像，并提出了以“强力意志”为标准的“超人”价值观。…… 尼采对本世纪的文化和哲学影响很大，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都写过题为《尼采》的著作，加缪写《尼采与虚无主义》，德里达写《尼采的风格》，德留兹写《尼采与哲学》，他们都借尼采之“酒杯”，抒发胸中之块垒。“五•四”时期，尼采思想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影响，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早期著作都可见其痕迹。
新康德主义
1865年，奥托•李普曼在《康德及其模仿者》一书的每章都以“回到康德去”为结论，这部书使得当时德国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热情再次高涨，标志着新康德主义的开始。在当时德国哲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康德哲学被人们视为走出危机的一条出路。黑格尔曾用绝对唯心主义代替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但黑格尔体系的崩溃，似乎证实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任何对理性的超验使用都是无用的，只能引起混乱、谬误和自相矛盾。黑格尔之后在德国知识界流行的“科学唯物主义”是对德国唯心论传统的反动，但它的机械性和浅薄性引起了哲学家的不满；这似乎也证实了康德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只能解释经验、现象，不能被运用于物自体和文化价值领域。新康德主义是学院哲学，在世纪之交，德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哲学教授席位都被新康德主义者所占据。
按照研究的不同方向，新康德主义可分为三个学派：早期的生理学学派以朗格为代表；马堡和巴登学派注重研究逻辑与认识方法论问题，以柯亨、那托普、卡西尔等人为代表；西南学派（又称弗莱堡学派或海德堡学派）主要研究价值与文化历史问题，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为代表。
新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于相同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过柯亨的言论，第二国际中有学究气的领袖，如伯恩施坦，也接受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因此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
但新康德主义并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虽然大部分新康德主义者生活在20世纪，但他们的思想只是19世纪哲学的回光返照。我们也要看到，新康德主义确实预示了20世纪哲学的一些发展，如现象学的很多思想是在新康德主义的理论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新康德主义之“新”在于起到了康德哲学和20世纪哲学的桥梁过渡作用。
恩斯特•卡西尔（1874 ~ 1945年）是柯亨的学生，有“马堡学派的理论总结者”之称。他有犹太血统，在纳粹上台前夕离开德国，先在瑞典哥特堡大学，后到美国耶鲁大学任教，他把新康德主义带到了美洲新大陆。他的主要著作是三卷本的《符号形式哲学》（1923 ~ 1929年）及其简写本《人论》（1944年）。
卡西尔不再局限于马堡学派对认识论的研究，他的研究扩大到整个文化领域。卡西尔根据现代物理学中把物理事实变为符号系统的倾向，认为认识的最终依据不是康德所说的静止的先验范畴和形式，而是动态发展的符号功能。象征功能创造的符号系统是整个文化世界，科学只是文化领域的特殊的、后起的部分。
现代哲学的危机
自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西方哲学家们便有了危机感。时至今日，危机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演越烈。在20世纪后期，“哲学的危机”、“哲学的终结”成了西方哲学界的热门话题。
现代的哲学家颇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苦苦思索“是生，还是死”的问题。两者都在思考哲学问题，不同的是，一个人不必时时思考个人生死，但哲学的最终归宿却始终伴随着哲学家的思考。这是因为，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出入危机、兴衰交替的历史。
直到17世纪之后，哲学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结盟，哲学才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近代哲学对科学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转变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哲学确如黑格尔所说成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但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进入了第四次危机时期。
从历时性的观点看，现代哲学的危机有与前几次危机相同的两个特征：哲学在实践上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理论上步入相对主义的误区。哲学在失去了“第一科学”和“科学之科学”的地位之后，只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通的专业。哲学家过去的公众形象是智者和贤人，现在却是这样一类专业人员：他们使用专业术语，乐而不疲地争论只有本派别才感兴趣的问题，局外人却不知所云。卡尔纳普曾揶揄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他们现在更接近于不赚钱的律师。哲学家确有律师那种互相攻讦之能事，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以邻为壑。相对主义于是蔓延于一切领域：真理观、意义观、价值观、伦理学、科学观、方法论，等等。相对主义的结果不是百家争鸣的繁荣，而是各行其是的芜杂；不是彼此对话的宽容，而是画地为牢的狭隘。
从共时性的观点看，世纪之交的时候，物理学、数学和哲学这三门主要理论学科都发生了危机。所不同的是，物理学和数学不同程度地克服了危机，而20世纪的西方哲学却一直没能摆脱危机的阴影。究其原因，哲学危机的性质比物理学和数学的危机更为严重，它所面临的是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机。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机，尚可通过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来解决，但如果一门学科失去了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独特的研究对象，那么，它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存在下去了。西方哲学在失去了三大传统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正如本书力图展现的那样，现代西方哲学都可以看做为摆脱哲学危机而做出的努力，而努力的方向即是寻求新的研究对象，开辟新的哲学领域。
参考文献
何•奥•加塞尔（西）：《什么是哲学？》
商梓书译，1994年2月，商务印书馆。
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欧洲哲学史简编》
1972年5月，人民出版社。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2001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18日发表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后记
本文能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发表有些意外，也许是拜未有画蛇添足之举之赐。虽然读者并不多，网友的评论也并非我的本意，还是非常高兴。我的理论水平不行，对于理论问题兴趣也并不很高，主要是注重细节、喜欢“钻牛角尖”、寻找事实真相。
其实在这篇文章中，我的本意在于强调以下几点：
一、在“黑格尔之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即使“正统派”也并不否认，如他们就承认：“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黑格尔哲学分化以后到十九世纪后期，是黑格尔哲学失势的时期。”同时，“新康德主义是学院哲学，在世纪之交，德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哲学教授席位都被新康德主义者所占据。”而“新康德主义并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以及“新康德主义之‘新’在于起到了康德哲学和20世纪哲学的桥梁过渡作用”等等。显然，在这段时间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言德国哲学处于危机之中。
二、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失势是彻底的，以至新黑格尔主义的首发地在英、美等国而非德国，在德国本土则是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姗姗来迟、逐渐恢复。就是说，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本土出现了半个多世纪的空窗期。
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他的《哲学简史》中评述斯宾塞时提到了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及其与实证主义的关系，他是这么说的：
“他（斯宾塞）的名声之所以衰灭，部分是因为英国黑格尔主义对实证主义的反动。自由主义复兴之后，将恢复他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英国哲学家的地位。他在哲学和物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给哲学家带来了现实主义，使德国哲学相形之下显得苍白无力、抽象而怯懦。”
三、另据介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是“马堡学派的理论总结者”，他后来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马堡学派对认识论的研究”，说明马堡学派原本确实是以认识论的研究为重点的。何•奥•加塞尔是二十世纪初在马堡学的哲学，这就证明他在《什么是哲学》一书中的说法符合事实。
四、在德国，哲学有“学院哲学”与“院外哲学”之分，哲学家则有“书斋哲学家”与“社会哲学家”之分。前者是指在大学里专门教授、研究哲学的学者，后者是指不以哲学为研究对象而有较高哲学素养的社会人士，如恩格斯、尼采、杜林、狄慈根（工人哲学家）等，马克思则介于两者之间，毕竟他在大学时期修过一些哲学课程并接触过一些“书斋哲学家”。
五、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在于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在赵敦华的书中讲得非常清楚：“黑格尔哲学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把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他靠哲学思辨来预言科学的发展，用辩证逻辑推理取代科学实验过程，这种做法被科学的进程所否定，普遍遭到科学家们的鄙弃。”这段摘录几乎可以翻译成一句大白话：“辩证法并不科学”。
六、据说“黑格尔之后，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已不可能”，哲学凭什么还想“统摄科学”？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不行，为什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行了？这不是学术、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众人皆醉”唯有“马恩独醒”？人们对于革命导师的学术素养竟然没有丝毫怀疑，年长的读者只要回顾当年号召我们学习的革命导师的那些哲学著作就不难理解。在我国，一直存在着政治问题与学术、理论问题纠缠不清的情况。
七、赵敦华在此书中对哲学研究的对象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归纳非常生动，这本书虽然在以前阅读过多次，但一直没有注意到它们，这次阅读印象深刻。我试着将书中的内容整理成两个表格，不知是否合适？
书中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段描述可以归纳得表一：
表一、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
与科学的关系        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物质（客观、规律性）        先验论（前人经验）        主体的直观性体验
哲学统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康德主义        存在哲学        意志主义        生命哲学

与科学结盟
为科学服务
        科学唯物主义       
                法国的实证主义       
                德国的马赫主义       
                英国的生机论、功利主义       
                美国的实用主义       

书中关于“哲学危机”的段落可以归纳得表二：
表二、哲学研究的对象
        上帝        心灵        世界        小哲学
专业        神学        生理学        心理学        物理学        数学        其他学科        现代西方哲学
大哲学        黑格尔哲学及各种“统摄”哲学（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

哲学家们都喜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谁更接近“真理”？哲学家是高深的专家、博学的智者贤人，还是高高在上的领导？

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二）
关于西方哲学史，我国有两大教学重镇——北大、复旦。前文介绍了北京大学两代学人编写的欧洲哲学史。其实，笔者手头还有一本早年由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编写的哲学史书籍，书名《现代西方哲学》。此书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出版的，笔者也曾读过它七十年代的早期版本，当时还分上、下册。感觉上前后版本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与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教授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简编》十分相似，毕竟出自同一年代，学术界似有共识。为了与前文相对应又专门从图书馆借来刘教授主编的新作《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对照阅读。于是就会面对四代学人与四部作品的奇特景象，不同时代的留洋博士、解放前后培养的哲学教师、不同时代编写的同一题材作品、新老对照、自我反省等等一应俱全，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见表一、表二。
表一、四代学人四部作品
认识客体        哲学史        现代西方哲学
认识主体        世代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作者        任  华        张世英、汪子嵩        刘放桐        赵敦华
社会环境        时代        前三十年        后三十年
        出版年份        1972        1981        2009        2001

表二、五代西方哲学史教授
        姓  名        出生年份        就学院校        入学年份        工作单位
第一代        贺  麟        1902 ~ 1992        哈佛大学
柏林大学        1926（注）
1930        北京大学、
社科院哲学所
第二代        任  华        1911 ~ 1998        哈佛大学        1941       
北京大学
第三代        张世英        1921 ~         西南联大        1941       
        汪子嵩        1921 ~         西南联大        1941       
第四代        刘放桐        1934 ~         中国人民大学        1956        复旦大学
第五代        赵敦华        1949 ~         比利时卢汶大学        1982        北京大学
注：贺麟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插入美国奥柏林学院哲学系三年级学习，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通过这些作品也许还能回忆起这些作者以至自己那段时间的人生经历。真是史事沧桑，当年珍藏的资料经不住岁月的折腾如今竟变成了文物、古董。是事物本身发生了改变，还是社会环境改变了，人的观念也改变了？
本文仿照前文体例，从这两本刘放桐教授编写的哲学史著作中摘录部分与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哲学界的主要派别相关的段落，以飨读者。
“前三十年”的西方哲学史
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目录
绪论
第二章、唯意志主义（33页）
第一节、唯意志主义的产生和流传概况
第二节、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论
第三节、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第四节、唯意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第三章、新康德主义（43页）
第一节、新康德主义的产生和流传概况
第二节、朗格的生理学唯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三节、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
第四节、弗莱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
第五节、新康德主义的伦理学社会主义
第六节、新康德主义与修正主义
第四章、马赫主义（39页）
第一节、马赫主义的产生和流传概况
第二节、马赫主义的世界观
第三节、马赫主义的认识论
第四节、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
第六章、新黑格尔主义（41页）
第一节、新黑格尔主义的产生和流传概况
第二节、新黑格尔主义的世界观
第三节、新黑格尔主义的认识论
第四节、新黑格尔主义对辩证法的歪曲
第五节、新黑格尔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
后记
绪论
本书所论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范围较广，它泛指从十九世纪上半期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至今一百多年中在欧美各国产生和流传的主要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和思潮。这些哲学流派和思潮大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对者出现的。其中个别流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开始活动了，不过他们的哲学思想形成为一种有较大影响的哲学流派或思潮，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因此本书所论及的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
唯意志主义
唯意志主义是一种把情感意志的性质加以歪曲、将其作用无限夸大以至使其成为万物之源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同实证主义一样，唯意志主义的形成与资产阶级失去了革命性这个历史背景有着直接联系。唯意志主义在外表上与实证主义存在着某些对立，实际上它们是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的。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反动性较为隐蔽，较多伪装；唯意志主义则公开站在反对唯物主义、反对进步的方面，它往往反映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要求。
叔本华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即开始其活动的哲学家。他是1848年革命前德国资产阶级反动阶层的代言人。… 恩格斯指出，叔本华的哲学不过是“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的。叔本华哲学所吸取的过时了的哲学，主要为康德、柏拉图和佛教的哲学，也还有莱布尼茨、费希特、谢林等人的哲学。但是他排除了这些哲学中所包含的唯物主义或者辩证法的因素，只是窃取了它们的那些“残渣”。
尼采是德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的时期活动的哲学家，是正在形成中的垄断资产阶级中最反动阶层的代言人。… 与叔本华的阴沉沉的带有强烈悲观主义倾向的生活意志论不同，尼采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被当作是一种“行动哲学”，一种声称要使个人的要求，欲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乃至把个人当作一切的主宰的哲学。它公开鼓吹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公开主张对广大人民群众采用最残酷的暴力镇压、掠夺，公开主张穷兵黩武。尼采哲学的这种特点，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
以叔本华、特别是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意志主义的某些观点。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时就曾揭露它“倾向于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向叔本华之流的唯心主义打情骂俏”。… 由于叔本华、特别是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阶层的要求，最适合于用来反对革命和论证法西斯式的专政。因此，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逆流，什么地方出现法西斯式的专政，什么地方往往会出现唯意志主义的幽灵。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横行时，他们就曾祭起唯意志主义这个“法宝”，把他们的“至圣先师”尼采的魂招了出来。他们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之类法西斯理论，正是以尼采的唯意志主义为重要思想来源。
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是一个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代即已产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继续流行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它在理论上的主要特色，是它在宣扬自己的学说时打着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旗号。… 但是，新康德主义也并不是康德哲学的糟粕的简单重复。新康德主义产生和流传的时代与康德的时代已相隔几乎一个世纪。在这段时期，无论是社会历史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以及哲学斗争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都使新康德主义必然具有一些不同于康德哲学的特点。其中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新康德主义哲学中，除了康德的唯心主义以外，还包含了康德以后的其他唯心主义的思想成分。
第二，新康德主义者在宣扬其唯心主义哲学时，大都利用了他们当代的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企图把自己的哲学装扮为符合科学发展的精神的哲学。
第三，新康德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哲学流派，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主要任务。许多新康德主义者自觉地利用康德哲学来歪曲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为此他们甚至将康德哲学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把它当作一种社会主义理论，把康德当作工人的导师。
“回到康德那里去”，这是新康德主义者异口同声地喊叫的一个根本性的口号。伯恩施坦等人完全同意这个反动口号的精神。伯恩施坦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就嚷着要用康德这个“哥尼斯堡的大哲学家 … 的精神”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伯恩施坦之跟着新康德主义者反对辩证法，根本目的是反对无产阶级用辩证法为武器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通过革命斗争去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制度的飞跃。所以列宁指出，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飞跃’、说明工人运动与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 新康德主义者诋毁唯物主义，声称唯物主义已经过时；他们抛弃康德对自在之物的承认，却又宣扬康德的不可知论。… 新康德主义者以为社会历史是道德原则支配的，他们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从新康德主义产生的时候起，马克思主义者就对它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卓越代表们，如梅林、李卜克内西、拉法格等以及堕落为孟什维克修正主义者以前的普列汉诺夫，都批判过新康德主义。后来列宁对新康德主义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最深刻的批判。列宁一再指出批判新康德主义的必要性。… 列宁在与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以及俄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等新康德主义的门徒们的斗争中，对他们所宣扬的新康德主义作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样就使新康德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破产。
马赫主义
马赫主义是贝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继承者。马赫主义的创始人公开承认他们的哲学走的是从康德出发倒退到贝克莱、休谟的路线。马赫说：“我对康德的关系是特别的。我深为感激地承认他的批判的唯心主义是我的一切批判思想的出发点。但是，我不可能固守他的唯心主义。我很快又接近于贝克莱的见解”。后来，“我达到了近似休谟的观点 …。一直到今天，我都不得不认为贝克莱和休谟是远比康德更为彻底的思想家。”
马赫主义者标榜自己在哲学上排除了党派偏见，走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第三条路线，并大叫大嚷要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其实，他们所反对的主要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马赫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实质、它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正是否定“我们之外的实在”，即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马赫主义者在“反对形而上学”的虚伪口号的掩饰下所走的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路线。作为马赫主义的理论核心的马赫的“要素论”和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论”就是这种唯心主义的突出例证。
马赫主义是一个对工人运动产生过很大毒害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它曾为不少工人阶级的叛徒和革命的同路人所接受和贩卖。二十世纪初在俄国出现的马赫主义逆流主要就是由这些人掀起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波格丹诺夫。他们在哲学上有一个重要特点：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把它歪曲、窃改为同资产阶级哲学一致的东西，但表面上却不得不打着“拥护”甚至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招牌。他们是“跪着造反”。
新黑格尔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在英、美产生并流行、二十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两次大战之间又在德、意等国发生强大影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英、美的新黑格尔主义又叫绝对唯心主义。
从右的方面复活黑格尔哲学的思潮从黑格尔逝世之日起就早已存在了。但作为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新黑格尔主义的形成是与西方各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相联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最后转化到帝国主义以后，新黑格尔主义在英美等国正式形成为一个有强大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
德国新黑格尔主义出现较晚。第一批德国新黑格尔主义者是由原来的新康德主义者转化而来的。例如文德尔班、那托普、卡西勒、李伯特等人在二十世纪初都转向了新黑格尔主义。
从理论来源说，新黑格尔主义者在建立自己的哲学时主要是承袭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它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往往把黑格尔的具有客观意义的绝对精神改造成为与个人的思想、感情融而为一的主观精神。
新黑格尔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窃改为反理性主义，宣称人的理性不能认识实在，运用理性思维获得的科学知识没有实在性，没有客观真理的意义；为了达到实在，获得真理，只有依靠反理性的本能和直觉。这使他们不仅站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而且远离了黑格尔，倒向了不可知论和信仰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者的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一般都卖弄黑格尔的辩证法，甚至把自己装扮为辩证法家。其实，他们不过是承袭并从反理性主义方面发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利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往往把辩证法弄成了诡辩。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则往往排除了。
关于社会历史和政治伦理等问题，在新黑格尔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从右面继承黑格尔的社会政治学说，抛弃其中的辩证法因素，发展其唯心主义。… 这使不少新黑格尔主义者即使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中也往往处于右翼的地位，甚至与法西斯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
后记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在我国一直是一个薄弱的领域，我们在编写中遇到了许多困难。首先是原始材料不足。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原著我国都残缺不全，我们所能看到和利用的更少。虽然我们力争尽可能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但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利用第二手材料，而这种第二手材料在我国也是不多的。其次，对现代西方哲学应当怎样进行评价，感到标准难于掌握。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往往采取简单地否定态度。这种方法当然应当改变，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它们进行实事求是、具体的分析。我们力争这样作，但究竟怎样才能作到这样，就感到不容易了。我们的主观愿望与实际上所达到的效果差距还很大。再加以我们、特别是我个人的主观条件的欠缺。因而使上述困难在本书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后三十年”的西方哲学史
刘放桐主编：《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目录
分卷序
绪论  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
第二篇 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哲学
第四章、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53页）
第一节、叔本华哲学
第二节、克尔凯郭尔哲学
第五章、形而上学的复兴与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兴起（73页）
第一节、洛采与形而上学的复兴
第二节、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兴起
第三节、早期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的哲学
第四节、柯亨和马堡学派
第五节、文德尔班和弗莱堡学派
第六节、19世纪德国的生命哲学思潮
第六章、尼采哲学（41页）
第一节、尼采哲学的主题与风格
第二节、虚无主义与“重估一切价值”
第三节、视角主义、知识与真理
第四节、尼采的道德和政治学说
第五节、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
第六节、尼采哲学的地位与影响
第七章、19世纪德国的科学哲学思潮（58页）
第一节、庸俗唯物主义
第二节、海克尔的一元论
第三节、赫尔姆霍兹的感官生理学
第四节、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
第五节、马赫和马赫主义
代结论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
分卷序
本书从历史和理论上论证和揭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变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它主要表现为由结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转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转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不仅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变更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变更，也是整个哲学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变更，这主要是因为它对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做出了最为客观和科学的解释，把对物、自然的先在性的肯定与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统一起来，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把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统一起来。本书还将具体揭示和分析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不少西方哲学家在社会历史和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推动下在一定程度上也企图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而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并在这方面取得重要进步。但现代西方哲学家无法摆脱阶级和理论上的局限性，他们的这种超越和进步必然表现为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存在很大的不彻底性。我们由此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所体现的方向才是现当代哲学发展的根本方向。
绪论  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是西方哲学的发展由近代转向现代的过渡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很是特殊而非常重要的时期。
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两个不同性质和意义的划时代的事件。
一个事件是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土壤上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但是对于这一变更的伟大革命意义，当时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运动中才得到承认；而且即使在工人运动中，对马克思理论也经常出现一些偏离其本来意义的倾向。至于在西方哲学界，则很少有人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许多人甚至不承认马克思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写过著名的《资本论》等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论著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但是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发动的多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使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学说不能不刮目相看，许多人纷纷着手从事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大都存在种种偏见，往往利用各自所熟悉和认同的西方哲学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但很少有人能否定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意义，有的西方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对马克思的哲学做出相对客观的研究，个别人甚至通过这种研究而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另一个事件是在西方出现了一批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家（例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孔德、斯宾塞等人）。他们的哲学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即使在哲学界，也大都不为多数人所理解，更谈不上产生多大的现实影响，甚至往往被认为是哲学上的倒退。然而到20世纪，他们中不少人被西方各派主流哲学家异口同声地当做现代哲学的伟大先驱。当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的一些基本观点，都可在他们19世纪的那些先驱者那里找到重要的理论来源。如果说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化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性变更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即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那么不管人们对这一转型的性质做怎样的估计和评价，都应当肯定它正是由19世纪中期以来的那些现代哲学的先驱们最早推动的。
这样，原来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凋零时代的19世纪中下期，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对于20世纪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现在很少有人会表示怀疑；对于20世纪产生和流传的哲学，尽管人们有着各种不同、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评价，但它们越来越被当做真正的现代哲学而受到关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既然以20世纪的哲学为主体的现代哲学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发展起来的，为了准确地理解现代哲学，就必须对作为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时期的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认真加以追索。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也可简称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现代哲学的先驱们最早推动的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真实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揭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在近现代哲学转型中的标志性意义及其对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转型的无比优胜地位。这正是本书的主旨。
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
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使理性主义正式登上了哲学的王座，以致人们把这一时代称为理性的时代。然而，即使在这一时代，仍有不少哲学家探索、肯定、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意志和非理性因素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在英国哲学家中，霍布斯就着重分析过人的行为与意志和欲望的关系；休谟分析过理智怎样服从激情、欲望和意志。在法国，帕斯卡尔和卢梭都对一系列有关人的本能、情感和意志的问题提出了超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界限的论点，并对后者进行了公开的挑战。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康德、费希特和谢林哲学都有较多非理性主义成分。甚至集古典理性主义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中同样包含了丰富的非理性主义的内容。
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整个哲学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的哲学思潮，是随着19世纪中期西方近代哲学走向终结、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转折、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在西方各国已发展成为一股相当普遍和强大的浪潮的背景下形成的。… 由于理性主义在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黑格尔哲学被公认为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顶峰，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为标志的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在德国进行得最为激烈，因而非理性主义思潮也以德国为中心。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被公认为这一思潮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所提出的生活意志论也正是作为哲学思潮的非理性主义的最初形态。著名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有许多现代的哲学家，…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主张过意志至上说 … 这是在我们这时代哲学气质所引起的最显著的变化。这种气质由卢梭和康德作下了准备，不过是叔本华以纯粹的形式宣布的。”
在提出和确立了意志作为自在之物之后，叔本华接着便描绘了一幅西方传统哲学中前所未有的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主义画面。悲观主义是叔本华的哲学中除了意志之外最具特征、也最有影响的部分。它不仅是叔本华的阴郁个性的产物，也与其意志的形而上学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叔本华试图为悲观主义提供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哲学的论证。
叔本华通过建立意志的形而上学清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为上帝保留的地盘，但他仍然继承了传统基督教和康德的禁欲主义。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翻了禁欲主义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将生命意志发展权力意志，从而完成了对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彻底颠覆，确立起一种新的价值观。可见，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他的思想表面上被抛弃了，实际上却在尼采等现代哲学家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果把叔本华与在他之前的康德和他之后的尼采加以对照，就会清楚地看到，正是叔本华开启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尼采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目前学术界通常把尼采和马克思看做是西方19世纪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很多当代哲学家都把尼采看做是一个“转折点”，罗蒂等当代哲学家甚至把尼采之后的很多西方哲学思潮或流派称为“后尼采哲学”。表明了尼采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义。
尼采哲学的地位和影响可以从四方面来看待。首先，尼采对其以前的西方传统哲学进行了最为全面和彻底的批判与清理。这一否定性的工作既终结了传统哲学，又为一种新的哲学的诞生开启了地平线。在尼采以后，人们已不可能回避尼采对传统哲学的知识观、真理观、道德观、人性观的批判而认同传统哲学的相关基本命题了。尼采对现象与实在、主体与客体、存在与生成、人与世界、知识与意见、理性与感性的二元论的批判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立场。
其次，尼采工作的肯定部分直接影响到了现代哲学的主题及其展开，尼采已成为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灵感源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践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转向和非哲学转向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尼采的启示。尼采的哲学和方法直接影响了当代西方的很多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等。因此，尼采就像一个幽灵，挥之不去。虽然人们对于尼采哲学与上述思潮的共同点以及发生作用的方式有不同看法，但几乎都承认尼采的影响。这充分证明了尼采思想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第三，尼采承认自己是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学生，在黑格尔的大一统体系崩溃之后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了古典世界，特别是前苏格拉底哲学，是回归古典思想的先行者，对20世纪欧陆哲学和当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引发了当代世界与古典世界对接的哲学热潮。
最后，尼采对西方文明的诊断和预言在20世纪得到了充分应验，他对文明危机的体认以及对克服危机的出路的探寻至今仍在影响着西方世界的自我反省。因此，尼采在西方思想文化界被作为“先知”来看待，尽管尼采本人非常讨厌这一称谓。
当然，由于尼采哲学所具有的巨大原创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后人在诠释尼采时难免会出现曲解、误解、一知半解、不求甚解以及过度理解。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尼采的本来面目。就连喜欢以六经注我方式诠释尼采的海德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尼采就是尼采，尼采是唯一的。”在此意义上，尼采既是诱惑，也是挑战。
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中期黑格尔学派在德国解体后形成、19世纪70年代以后广泛流行的一种保持唯心主义形态、但又有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流派。它包含了许多在理论上各有特色的支派。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企图通过复兴和重新解释康德的有关理论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它们之间的差异往往表现为从不同方面出发来继承和发挥康德哲学。严格地说，新康德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哲学流派，而是这一时期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方各国复兴和重新解释康德哲学的一种广泛思潮。
在对康德关于理论理性的学说的解释上，存在着先验心理和先验逻辑两种倾向。朗格等早期新康德主义者代表了第一种倾向，马堡学派则属于第二种倾向。
马堡学派的哲学家们主要致力于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相关的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研究，对历史和文化问题的论述比较空泛。在新康德主义运动内，还产生了一个以论述历史和文化问题为重点、以弗莱堡大学为活动中心的弗莱堡学派。由于它后期活动的中心是海德堡大学，故又称海德堡学派。因为弗莱堡和海德堡均属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州，故又称西南学派或巴登学派。还由于该派对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基于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的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先验心理学或价值学派。
弗莱堡学派哲学家声称要对以往哲学进行彻底改造。据文德尔班说，在古希腊，哲学指的是全部知识的总和。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专门科学陆续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整个存在领域几乎都被各个专门科学瓜分了，到19世纪末，哲学落到了莎士比亚著作中的李尔王的地位，即只剩下一个乞丐的讨饭袋了。在当时的德国，一些人把哲学完全归并到专门科学中去，另一些人把哲学归结为哲学史研究。文德尔班不同意这类做法。他既否定把哲学当做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的倾向，也反对用专门科学取消哲学的企图，认为哲学有其特有领域，那就是研究有关宇宙人生的一般问题。
弗莱堡学派以及整个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性质上根本对立，因此他们总是竭力歪曲和攻击历史唯物主义。例如文德尔班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认为文明的进化中没有经常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政治、道德等等“总常常是彼此完全独立的”。李凯尔特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经济决定论，硬说它“把全部历史变成经济史，然后再变成自然科学”，因而无法说明历史的真相，没有科学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一门科学，而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从自己的党派政治出发所臆造出来的。“这根本不是一种经验的、与价值性联系的历史科学，而是一种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来的历史科学。” 李凯尔特激烈反对由历史唯物主义做出革命的政治结论，特别是做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声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一个人是否接受社会主义同是否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并无必然联系。李凯尔特的这种立场正是新康德主义者的共同立场。
19世纪德国的科学哲学
我们在上面谈到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特别突出。… 新康德主义中的认识论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科学主义、或者说科学哲学的特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还有一些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往往援引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论证甚至构建其哲学理论的哲学流派。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海克尔、赫尔姆霍兹、奥斯特瓦尔德、马赫等一批思想家正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新的进展，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观点各异的哲学学说。这种立足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成果去反对脱离实际的思辨哲学和神学的倾向在当时的德国形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哲学思潮。
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黑格尔的去世，思辨唯心主义日渐衰微，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为哲学的改造提供了新的条件，在以自然科学改造哲学的风尚中以生理学家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毕希纳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哲学（又称科学唯物主义），便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流派。
19世纪后期，由于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及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已不再满足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空想，而开始转向关注现实。与此同时，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思潮也在不断蔓延。于是，“回到康德去”的运动日渐高涨，赫尔姆霍兹正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赫尔姆霍兹坚决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和庸俗唯物主义，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合作，坚持以实证的科学态度去解释和发展康德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对康德空间形式的先天性的否定以及对因果性范畴的批判性审查，深刻地揭示了“先天综合判断”的虚幻性，为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等具有经验主义血统的哲学流派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科学哲学思潮中，对当时和往后影响最大的要数马赫主义。
马赫是在19世纪下半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已取得了革命性进展的时代从事科学和哲学活动的。当时大部分自然科学家仍然坚持已受到动摇的旧的机械论自然观，一部分人则倒向了当时已出现的对科学和理性进行批判的非理性主义。抱着适应和赞成科学发展和进步以及对科学真理的信念的立场，马赫对上述两种倾向都加以否定和批判，企图为科学的发展寻找新的立脚点，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没有接受当时已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曾被独立地走上唯物辩证法道路的德国工人理论家狄慈根的著作所吸引，但他并没有接受狄慈根的哲学立场。在从小就接触的康德、贝克莱、休谟等人的著作的影响下，他倒向了当时已出现的实证主义，企图把实证主义当做解释科学成就并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认识工具的哲学。
马赫主义哲学家中多数人政治上比较开明，有的人还表现出支持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使马赫主义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德、奥等国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中的一些人都企图用马赫主义来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斗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上都发表过不少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宣扬马赫主义的文章。并使并无明显政治初衷、而只是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马赫主义在一些情况下被卷入了政治旋涡，由此遭到严重误解。
20世纪初，马赫主义在俄国成了最时髦的哲学流派。民粹派的切尔诺夫等人直接用马赫主义来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该党内部也有一些人赞同马赫主义。他们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政治上消沉颓废，哲学上进一步倒向马赫主义，甚至从马赫主义出发来批判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马赫主义的论争已由哲学上的论争转化成了是否还应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列宁的著名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正是适应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写成的，因而它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党内路线斗争的政治批判，有的地方超出了马赫主义理论的实际状况。
本章上面所涉及哲学家和哲人科学家都有一定的自然科学背景或杰出的科学成就。与专门的哲学家相比，他们往往没有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哲学专著，更不苦心于建构所谓的哲学体系，而是按着科学问题的内在逻辑去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的，“因为他们自己最晓得，也最确切地感觉到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爱因斯坦语）这就使得从特定的立场去看他们的哲学观点，往往表现出既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又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对于他们的哲学观，爱因斯坦的概述也许是最为恰当的：“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然而，科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可能走得那么远。他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内容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是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是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这种富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的认识论或哲学观正是本章所述的大多数人物的哲学观的突出特征，也是他们的思想会对20世纪许多哲学派别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所在。
代结论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它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虽有共同之处，但由于二者的社会阶级基础根本不同，在理论形态上也必有原则性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根本上超越了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全部西方传统哲学，彻底地克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也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当代哲学，同样避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 在此我们进一步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作一个概括。
第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社会阶级基础，使它完全符合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从根本上克服了近代和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因阶级偏见无法摆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第二，马克思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研究的改造结合起来，避免了现代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时普遍存在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
第三，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做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
参考文献
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
1981年6月，人民出版社。
刘放桐主编：《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
2009年3月，人民出版社。
（写于2016年6月）

德国共产主义的源头——哲学还是政治？
——《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摘录选编
社科院王毅所写《文革“语录崇拜”背后的逻辑与法理》一文对文革期间的“语录崇拜”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并探讨了深藏其背后的逻辑与法理，十分精彩。其实，“语录崇拜”的实质是“领袖崇拜”，与我们祖先的“皇权崇拜”与“圣人崇拜”一脉相承。
在王毅文中“语录崇拜”的高潮出现在文革期间，其实远在文革之前就已存在。例如，我手头有本书——《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它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史组编写的，1962年就出版了，1972年文革期间第2版，里面都是革命导师著作的摘录，这种摘录是语录的摇篮。回想当年，类似的《马恩列斯论XXX》或《马恩列斯毛论XXX》各行各业、各种专业都有，不下数十种。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小红书只起了政治作用的话，前者的作用就更大，长期以来它们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上层建筑”。
前些日子我写了两篇关于“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的文章，《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于是接下来也将它重新扫描了一遍，并作了一些摘录。
看完全书十分诧异，书中“唱主角”的竟然是列宁与恩格斯，而不是哲学水平最高的马克思。究其原因，非常简单——马克思一生没有写过哲学专著。因此，书中摘引最多的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其次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与《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著作中，早期著作《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摘录也比较多。
笔者并非哲学家，对于哲学也仅略知皮毛，阅读此书的出发点并不在于研究哲学而是发掘史料，即使可能被哲学家斥之为“买椟还珠”也并不介意，毕竟读书是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搞清问题，并非为了通过考试或被他人认可。
前面写作《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它使我渐渐认识到“直觉（直观性体验）”与“理性”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而言，“直觉”对应政治，“理性”对应哲学，在他们的起步阶段究竟何者为重？这就是我在这次阅读时关注的重点，为此本文取名《德国共产主义的源头——哲学还是政治？》。
为了吸引读者并便于阅读，本文将摘录的内容围绕上述主题归类、选编而成。全文分为八个小节，分别为“阅历与知识”、“恩格斯与列宁的哲学观”、“神秘的‘扬弃’”、“二律背反”、“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党性与我们的党”与“德国庸人与教授小丑”等。文中只有摘录没有结论，读者阅后可以自作判断。
摘录、选编因有选择难免会有主观武断、断章取义甚至“曲解”之嫌，但因都是引用革命导师的原话，离历史真实应该也不至于相去太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史组编，1962年11月初版，
1972年1月第2版，商务印书馆。

摘录所在页码放在引文注释末尾的括号中，前面加字母P，如（P323）。摘录中还有很多为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列宁的摘录，摘录文字同《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书中一样放在尖括号《…》内。
摘录中的粗体字是为突出重点、引发思考，并便于快速阅读而设置，原文中并未设置。
一、阅历与知识
《——正如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8页。（P323）
逻辑象文法的地方就在于：文法对于初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对于通晓语言（或几种语言）和语言本质的人说来是另一回事。《逻辑对于刚开始研究逻辑以及一般地刚开始研究各种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各种科学又回过来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97页。（P322、323）
《… 需要有一定的修养才能提出问题，关于哲学的对象尤其如此，因为不然的话就可能得到这样一个回答：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357页。（P233）
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事后才上场的。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2）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109页。（P341）
二、恩格斯与列宁的哲学观
正象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305页。（P27）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智慧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5页脚注。（P31）
… 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能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335页。（P459）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354 ~ 358页。（P266）
作者在把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相比较时说道：《于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都同样地使自然界服从逻辑。》（第140页）但据他说，黑格尔的逻辑不是数学的逻辑，而是矛盾的逻辑，是“从纯粹抽象向实在”转化的逻辑（等等）。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361页。（P143）
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E.-B.-A.，即单一、特殊、普遍，B.-E.-A.等等），令人想起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章中摹仿黑格尔。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07 ~ 112页。（P329）
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13 ~ 114页。（P331）
斯宾诺莎和谢林在自己的定义中提出了许多“思辨的东西”（大概黑格尔在这里是在好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的），然而却是《以简单的断言的形式》提出的。哲学应当证明和推论一切，而不应当局限于下定义。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73 ~ 177页。（P280）
在这里黑格尔实质上也是正确的：价值是没有感性材料的范畴，可是它比供求规律更具有真理性。
不过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所以就有“构成性的”之类的胡说。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02 ~ 104页。（P285）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这个哲学在许多情况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610页。（P271）
关于法国革命 … 为什么法国人“立刻从理论转入实践”，而德国人不是这样呢？德国人的宗教改革“毕竟纠正了一切”，消灭了“难以形容的不公平现象”等等。
人第一次（在法国革命中）达到了这个地步：《人是靠头脑，也就是说靠思想站着的，并按照思想创造现实界》… 《这是 … 光辉灿烂的日出》…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343 ~ 353页。（P349）
三、神秘的“扬弃”
（本节五段摘录原文翻译质量欠佳，用后续版本相应段落文本替代。）
现在看一看黑格尔的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马克思：《经济学 – 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3 ~ 147页。（P115）
因此，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
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力、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销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
马克思：《经济学 – 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3 ~ 147页。（P127、128）
同样地，扬弃了的质等于量，扬弃了的量等于度，扬弃了的度等于本质，扬弃了的本质等于现象，扬弃了的现象等于现实，扬弃了的现实等于概念，扬弃了的概念等于客观性，扬弃了的客观性等于绝对观念，扬弃了的绝对观念等于自然界，扬弃了的自然界等于主观精神，扬弃了的主观精神等于伦理的客观精神，扬弃的伦理精神等于艺术，扬弃了的艺术等于宗教，扬弃了的宗教等于绝对知识。
　　马克思：《经济学 – 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3 ~ 147页。（P128）
现在应该考察一下——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
（ａ）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这是在异化的范围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这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
马克思：《经济学 – 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3 ~ 147页。（P129、130）
黑格尔在这里、在它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把它们连贯起来了。例如，扬弃了的存在是本质，扬弃了的本质是概念，扬弃了的概念 … 是绝对观念。然而，绝对观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绝对观念不愿意再去重头经历全部抽象活动，并满足于充当种种抽象的总体或充当理解自我的抽象，那末，绝对观念也要再一次扬弃自身。但是，把自我理解为抽象的抽象，知道自己是无；它必须放弃自身即抽象，从而达到了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了自然界。因此，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
马克思：《经济学 – 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3 ~ 147页。（P131、132）
四、二律背反
《康德对这个二律背反（先验观念的第三种冲突）的解决，正和他对其他二律背反的一般解决一样，这就在于：理性既不能证明这个命题，又不能证明那个命题，因为遵循纯粹经验的自然规律，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关于事物的可能性的先验地决定的原则；因此，进一步，它们二者应当被认为不是客观的命题，而是主观的准则；从一方面来说，我应当经常只按照自然界的纯粹机械性的原则来思索自然界的一切事件，但是，这并不妨碍在有条件时按照另一准则即终极原因的原则来探究某些自然形式；似乎这两个只应当供人类理性使用的准则，并不象上述命题那样地相互对立着。——正如上面所说的，在这样的观点下，完全没有探究哲学兴趣所唯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两个原则之中哪一个本身具有真理；从这种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把这些原则当做客观的，即这里所指的外部存在着的自然规定，还是简单地当做主观认识的准则，这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其实，这整个认识是主观的，即偶然的，因为由于偶然的原因，它时而采用这个准则，时而采用那个准则，按照它认为哪一个准则适合于这一客体而定，根本不问这些规定本身的真理，无论它们是客体的规定或是认识的规定，都是一样。》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18 ~ 119页。（P99、100）
顺便提起：《康德所谓理性的二律背反无非是：在一种情况下引以为据的是概念的一种规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由于同样的必然性而根据另一种规定》…（第128 ~ 129页）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89页。（P100）
康德有四种“二律背反”。事实上每个概念、每个范畴也都是二律背反的。
《古代怀疑论不辞辛苦地指出它在科学中所发现的一切概念中的矛盾或二律背反。》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39页。（P203）
五、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
这就是前一世纪（十八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633 ~ 635页。（P1）
… 与这种小眼小孔的地方利益相适应的，一方面是德国市民的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褊狭性，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总之，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212页。（P38）
突然，法国革命象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极其无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无动于衷。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但是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的。但是，一俟无可辩驳的事实把理论排挤到次要地位，一俟法国宫廷和法国人民在实践上不可能再协调下去，… 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一变而为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当然，这种热情只是对1789年8月4日晚上贵族阶级放弃其特权这样的事件表示的，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料到，这种行动实际上产生的后果绝不同于好心的理论家可能做出的结论。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633 ~ 635页。（P2）
在拿破仑统治下，德国市民还继续靠他们的微小的盘剥和伟大的幻想过日子。如果举出圣桑乔所能理解的美文学材料来说，那末，他可以在让•保尔的作品中读到关于当时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小商贩盘剥精神的描写。德国市民们骂拿破仑逼得他们喝假咖啡，骂拿破仑驻兵和募兵扰乱了他们的安宁，他们把自己的所有精神上的愤慨都发泄在拿破仑身上，而把自己的一切赞扬加给英国。其实，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为他们作了极大的贡献，而英国人却只是找适当机会去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剥削他们。德国的诸侯也表现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们自认为是为维护正统原则、反对革命而斗争，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英国资产阶级掏钱买通的雇佣兵。在这种普遍的幻想的气氛中，在幻想方面有特权的等级——思想家、教书匠、大学生、“道德协会”的会员——起带头作用，并用适合自己的夸张形式去表达普遍的幻想和对利益的不关心，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212 ~ 215页。（P4、5）
最后，外国的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德国愈来愈不能不参加进去的世界交往，迫使德国人的分散的地方的利益结合为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德国市民开始考虑，特别是从1840年起开始考虑如何保障共同利益；他们成为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开始要求保护关税和宪法。因此，现在他们差不多已经达到了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处的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212 ~ 215页。（P5）
在英国从17世纪起，在法国从18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固然，在那时以前汉撒城市里也有个别富有的船主，国内也有一些豪富的银行家，可是就没有大资本家阶级，更谈不到大工业资本家阶级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 从那时以来，资产阶级发展得相当快，特别是在普鲁士。虽然最近三十年来它还远远没有达到英国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所达到高峰，可是它毕竟把现代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都建立起来了，在某些地区清除了农民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宗法制度，多少积聚了一些资本，制造了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建立了相当大的铁路网。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52 ~ 53页。（P6）
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8 ~ 9页。（P7）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欧洲其它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真正自己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450页。（P16）
六、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
1848年在德国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引起了完全的变革。由于民族热衷于实际，一方面开创了大工业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开始了德国自然科学此后所经历的、由巡回传教士和漫画人物福格特、毕希纳等等揭幕的巨大跃进，于是民族坚决地摈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的风沙中迷失了道路的德国古典哲学。柏林的老年黑格尔派也实在应该得到这种遭遇。但是，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沉湎于旧的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各式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而且全都同样是形而上学的。从古典哲学的残余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种新康德主义，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是那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即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最终的结果是现在盛行的理论思维的纷扰和混乱。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384页。（P165、166）
在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们的统治下空谈成风，在此之后，自然就出现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的程度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甚至表示效忠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230 页。（P111）
同样，也谈不上要保存柏林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黑格尔体系的独断的内容。随着唯心主义出发点的没落，在这个出发点上构成的体系，从而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没落了。但是在这里必须记住：自然科学的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就它对黑格尔的正确理解而言，它反对的目标只有两点，即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387页。（P246）
… 当费尔巴哈（1804 ~1872）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335页。（P463、464）
七、党性与我们的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因此他们对赫胥黎的评价完全是从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们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340页。（P462）
恩格斯 … 他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与官僚的专横。哲学上的钻研，更使他向前进展。当时支配德国哲学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一个黑格尔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是一个赞美普鲁士专制国家的人，以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来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智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世界是经常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的原理，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不愿与现状调和的信徒得出了一种观念，认为反对现状、反对现存的不公平制度及流行罪恶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5页。（P159）
在我看来，费尔巴哈的箴言（《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缺点是：他过于强调自然界，而很少强调政治。其实，这是唯一的联合，由于这种联合现在的哲学才能成为有思想的哲学。
马克思：1843年3月18日致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三联书店版，532页。（P472）
… 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576页。（P31）
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279页。（P398、399）
自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后，这些思想在法国愈来愈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17 ~ 24页。（P14）
还在1842年秋天，党的某些活动家就已得出结论说，光是实行政治变革是不够的，并且宣称，只有经过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才能建立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社会制度。可是，当时就连布鲁诺•鲍威尔博士、费尔巴哈博士和卢格博士这样一些党的领袖，也都没有打算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党的政治性刊物“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来捍卫共产主义，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就曾满意地指出，共和主义者正在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现在除了现已被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而外，已经又有很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人就是：卢格博士——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决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期刊“德国年鉴”的编辑；马克思博士——也是“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格奥尔格•海尔维格——诗人，他给普鲁士国王的信去年冬天曾译成英文，发表在英国许多报纸上；以及其他一些人。我们希望其余的共和党人也逐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588 ~ 592页。（P29）
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 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 德国在有教养的社会阶级中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优越。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英国人会觉得很奇怪，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党，其绝大部分成员自身却是私有者，可是德国的情况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即用大学生和商人来充实我们的队伍；到现在为止，不论是在大学生或在商人中间，我们都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困难。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591页。（P30）
八、德国庸人与教授小丑
… 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地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310页。（P21）
格律恩的书是最有特色的，他赞美歌德的一切庸俗言行为人性的，使这个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成为“真正的人”，同时忽视甚至唾弃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这样一来，他的书供给一个最光辉的证据，即这个人 = 德意志的小资产者。
恩格斯：1847年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三联书店版，75页。（P21）
自然科学的所有这些划时代的进步，都从费尔巴哈身边溜过去了，本质上没有触及他。这与其归咎于他本人，倒不如归咎于当时德国的可悲的环境，由于这种环境，大学讲座都给一些毫无头脑的折衷主义的宵小之徒占据了，可是比这些宵小之徒高明万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几乎在穷乡僻壤中隐居起来。这就说明了：他谈到自然界时，除了个别天才的概括，就不得不说一些辞藻美丽的空话。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539页。（P464）
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末这点自从进化论传播以来，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了。例如，… 如果特别就黑格尔来说，那末，他在许多方面是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主义科学家的，… 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态度，同空想主义者对待现代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一样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14页注。（P377、378）
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关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象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是非常可怜的（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
马克思：1866年7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191页。（P171）
只有那些由于诵读和迷信德国反动教授们的学说而失灵了的头脑，才会不了解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责备的性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238 ~ 239页。（P462）
接受或抛弃物质概念这一问题，是人对他的感官的提示是否相信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认识的泉源的问题。这一问题从一开始有哲学起就提出来讨论了，虽然教授小丑们千方百计地把这个问题改头换面，但是它正如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是否是人的认识的泉源这个问题一样，是不会陈腐的。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121页。（P446）
（摘录、选编于2016年7月）

英国哲学家眼中的德国哲学
——《牛津西方哲学史》摘录选编
安东尼•肯尼编（英）：《牛津西方哲学史》
韩东晖译，2014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内粗体是为快速阅读而设，原书中并未设置。）
一、德国浪漫主义哲学
怀海德曾把西方哲学形容为“柏拉图的注脚”。如果不那么夸张地说，启蒙时代以来的德国哲学就是康德的注脚。康德的直接追随者既不可能超出“先验观念论”的框架去思考，也不可能抛弃康德的术语。在抛弃或无视康德最伟大的洞见的同时，他们却采纳了康德对已然确立的真理的更为奔放的思辨。对莱茵霍特、贝克、费希特和谢林来说，先验观念论的成就在于对物自身的罢黜。按照他们的诠释，这也意味着“外在于我们的客体”是在自我意识主体的心灵当中被“建构”的。哲学变成了对“官能”的研究，包括直观、知性、理性、想象、判断、反思，通过这些官能，自我获得了对其知识的把握。这一切的基础在于意识主体；意识主体虽然不为知性所知，却可由作为自由和意志的实践理性来揭示。
但是，如果自我是知识的来源，就留下了某种尚未解释的东西。超出概念范围的纯然主观的实存物，如何能够建构客观的世界，并把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的秩序赋予这个世界？这个问题激励着在欧洲大陆被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但形容为“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也许更准确，这不仅因为它与浪漫主义文学的联系，而且因为它明显偏爱宏大视野，胜于有效论证。这一传统是由费希特和谢林开创的，并包括其最伟大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和叔本华。这些哲学家中每一位都以自我意识主体为前提，建立起庞大的抽象思想体系，都认为构造体系是哲学的真正任务，因为表明事物的整体如何能够从自我这个微小的种子那里出现，乃是哲学家的责任。
对于文学的而非哲学的浪漫主义而言，直觉和情感足以颠覆科学理性。浪漫主义哲学则必须找到一种更具有论辩性的方式，以得到其结论。康德哲学改变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分，从而实现了这一任务。康德的伦理学深受卢梭的影响，他虽不是浪漫主义者，却是启蒙时代的人物。…
康德的后继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和黑格尔，则翻转了他对科学理性和形而上学理性的评价。他们将科学理性视为抽象之物。这种理性导致了关于实在的有实际效用的滑稽模仿。而形而上学理性虽仍然是论证性的，却是更高的思想能力，遵循其自身的“辩证”逻辑而发挥作用，在辩证逻辑中，除实在之整体即绝对之外，一切东西皆引起了自身的对立面，而这一对立面也同样导致了自身的对立面，从而产生了调和两个对立的综合。…
二、费希特的主体戏剧
费希特认为，只有两种可能的哲学家，一种是观念论的，一种是独断论的。观念论者期望说明理智中的经验，而独断论者则期望说明“物自体”里的经验。虽然一以贯之的独断论者能够避免驳斥，但他的立场已被康德攻击得站不住脚了，因为康德表明，观念论能够解释独断论所解释的一切，而无须对超出观察范围的事件作出假设。… 观念论哲学的起点是自我，费希特宣称（与其他康德主义者一致），这也是康德的起点。
费希特的论证与其说是论证，不如说是一堆狂轰滥炸的行话，“设定”这个花样百出的动词像被装进了万花筒，形成了千百个自我反射的图像。叔本华把费希特形容为“冒牌哲学之父，阴险把戏之父，他含混不清地使用着语词，借着不可理解的夸夸其谈和诡辩，企图……愚弄那些急于求知的人”。这一苛刻的评判（文如其人）可能是费希特难以推脱的，但这绝不是否认他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影响甚至在叔本华自己的著作里也有迹可寻。因为费希特传给后继者的，根本不是论证，而是一出戏，戏的梗概可以概括如下：
在知识之下，却又超出其范围的，是自由而自我产生的主体。主体的命运就是通过“限定”自身而认识自身，从而在客观世界中实现其自由。这一伟大的冒险只能借助客体才得以可能，而客体是主体设定的，却又作为主体的否定与之对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正题遇到反题，从而产生合题（知识）。每一次朝向外部的历程都是一次自我异化，只有经过长期的自我分裂的艰苦跋涉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和自我认识。自我最终出现在圣杯的占有当中，圣杯就是理智直观，但不仅仅是对自我的，也是对整个世界的理智直观，这世界包含在自身当中，犹如包含在水晶球当中一样。自我限定的“过程”并不在时间中发生，因为时间只是它的一个产物，实际上，事件在时间中的秩序是其在“逻辑”中的秩序的颠倒。
这出戏剧，或有细节上的出入，但仍然不变地保留在谢林和费希特的体系中，而其残余则经过叔本华、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一直保持到海德格尔。它在说服力上所欠缺的，却在魔力上充分地补足，即使在今天，这出戏剧催眠术般的意象也浸染着大陆哲学的语言和议程。
三、谢林与席勒的艺术哲学
谢林的《先验观念论体系》出版于1800年，其时谢林年方25岁，此书的每一页都受惠于费希特。谢林赞赏费希特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并用令人惬意的文笔将其打扮得漂漂亮亮，还加上了意味深长的暗示：先验观念论必须包含两种哲学，一是主观的哲学，研究自我及其自由，一是客观的哲学，研究自然世界。这两个存在领域具有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先验主体。这一新哲学的最高任务，便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此书相对受到忽视，直至谢林对它的研究）中所指示的：证明自然与理智的和谐，主观与客观的和谐，以及非意识活动与意识活动之间的和谐。在审美经验中，我们直观到这两个领域的统一。
谢林所勾勒的这些思想，被黑格尔苦心经营，充分阐发，谢林在耶拿大学执教时，曾与黑格尔一道编辑《哲学批判杂志》。谢林试图把艺术哲学整合到他的形而上学中，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给予美学以核心地位，这一尝试也引人注目。他关于美艺术的讲座出版于1807年，包含对音乐、绘画和造型艺术之意蕴的反思，其中的文化史框架在德国独开风气之先。不过，在理智上，谢林的艺术哲学远不如诗人席勒的艺术哲学，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发表于1794年至1795年，与谢林的一样，都受到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启发，席勒处理的是康德提出的那个问题：唯有无目的的观照才能理解的东西，其价值何在？审美经验就是完全“无利害的”，同时也涉及对其对象的评价。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评价我们对之没有利害关系的东西呢？
按照席勒的看法，答案在于区分两种活动，一种是作为手段而有价值的，另一种是因其自身作为目的而有价值的。二者之间的对照可以用工作（这里仅被视为手段）与游戏之间的对照来具体表明。游戏不是享受乐趣的手段，而是从中享受乐趣的东西。游戏提供了人与自身和平相处的一切活动的原型，例如运动、交谈、散步、艺术等等。（试比较约洛克斯先生的格言：“凡是不花在打猎上的时间”就是被浪费掉的。）席勒走得很远，以至于把游戏提升到内在价值的典范地位上。他说，人对快适的和善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本正经，和美却是在游戏。
从这种略带悖论的思想出发，席勒发展出了审美教育理论，审美教育的地位在于塑造自由的公民。他认为，审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是为了个体灵魂的适当平衡，而且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他的理论注定要对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发挥经久不衰的影响。至少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席勒的论证中发现了一条线索，这线索通往异化劳动和自我表现活动的区分，正是在后一种活动中，人“才回归自身”，并与他的“类存在物”（这个表达式从席勒经费尔巴哈被马克思所吸收）在一起。
四、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1770 - 1831）与所有德国观念论的代言人一样，也是学院派人士。不过，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观念论体系多如牛毛，一文不值，你要等着获得大学教席，才有权详细阐发之。在当过编辑、记者、中学教师和文科中学校长之后，黑格尔终于在1816年升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两年后又从海德堡来到柏林。但他已然为自己赢得了名望，起初是一篇比较费希特与谢林的论文（1801），随后是发表于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此书被广泛接受，认为是一部具有革命意义的著作。
黑格尔把康德的批判工作、“辩证法”的激进理论和“普遍历史”（谢林另一个有影响的措辞）理论一道整合到他的框架中。他因此而著名是当之无愧的，同样令他著名的是对人类状况的引人入胜而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辩证方法幸免于完全的毁灭。
辩证法的原则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得到阐发的。黑格尔并不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的，即关于推论和论证的理论。他意指的是逻各斯（logos）的抽象研究，也就是对语词、描述、概念、解释和推理的研究。这样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对概念运用的预先研究。一切思想都涉及概念的运用，而任何概念的首要形式（或“环节”）就是抽象。…
在《精神现象学》中，费希特的主体戏剧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自我意识的这一新的“环节”是最有趣的，而黑格尔的这番描绘也一定会对19世纪的伦理和政治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派奴役另一派，并因此获得了强索另一派的劳动的权力。通过这一劳动，…
黑格尔的政治理论是他的“客观精神”理论的一部分，实质上也就是他的一般社会哲学。…
不过，在黑格尔的等级里，在国家之上还有绝对精神，这是艺术、宗教和哲学的领域。
黑格尔的哲学在他于1831年去世之后在德国便成为明日黄花，但经过几十年的蛰伏之后，又在英国解冻，引发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由于牛津大学的格林和布拉德雷的努力。格林沿着自由的方向修正了黑格尔理论的极端僵化特征。…
五、马克思的哲学观
在定义国家的过程中，黑格尔得到的也许是不公平的指责，说他只是捍卫普鲁士国家，而且认可了普鲁士走向专制的危险倾向。不过，他的论证的细节，即在首次发表于1821年的《法哲学》中展开的论证，却更有趣一些，而且这是一部有史以来最微妙、最精练的政治哲学著作。黑格尔在书中为私有财产给出了重要的辩护，认为私有财产是实现人类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正是这一辩护启发了卡尔•马克思，使他“让黑格尔脚踏大地站立着”，用其唯物主义的否定取代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马克思的早期哲学属于“黑格尔左派”圈子共同的熟练的思想操作，他在柏林大学的求学生涯中就感受到这一派别的影响，后来，在他充满活力的激进报纸《莱茵报》中，他也捍卫了黑格尔左派的立场。1843年，这家报纸被当局查禁，这一事件也使马克思终身自愿被放逐，首先到了法国，后来又被法国驱逐，来到比利时和英国。黑格尔左派的领袖人物是布鲁诺•鲍威尔（1809 - 1882）和费尔巴哈（1804 - 1872），他们有意保留了黑格尔的许多重要思想，特别是费希特式的“主体的戏剧”，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保守的政治观点，甚至是用以表达这些观点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他们的核心思想有两个成分：一是辩证法（与其说被设想为一种理性论证的形式，不如说是过程），二是异化概念。这两个思想在费希特那里都有其源头，但现在又为黑格尔式的积累大大改造了。
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其他著作中，运用了席勒和费尔巴哈所启发的多种思想，支持这一论证。他认为，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下，人生存于奴役状态中，只是他自己的工具的工具，是客体而非主体，被迫把自己当做世界中可交换的商品，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东西，包括人的生命，都只是手段，从来不是其自身中的目的。
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在影响上仅次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其基础在于谢林的“普遍历史”思想，精神走向自我发现的历程在文明化的生活的回响中反射出来。
这一幻影般的人类史继续焕发着迷人的色彩，其原因不难索解，因为在这里、在“科学的”形式中存在的仍是旧有的费希特式的戏剧，只是被有效地赋予了令人欣喜的结尾。… 辩证法紧紧抓住了马克思的思想，其力量之大使马克思即便在勾勒关于社会发展的纯粹“唯物主义”理论时，也无法放弃辩证法。
… 理想主义者们都不是理论家，他们只是在道德上抗议工业主义的社会后果，并以丰富多彩的详尽描述，提出了充满想象力的社会秩序，使社会免于工业主义造成的恶果。但是，他们无法说明如何从现实出发实现理想，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他们的主要弱点，而马克思或许克服了这一弱点，因为他主张，他的理想按照历史必然性是注定要实现的，同时，除了在否定的方面，亦无须给出其理想状态的任何明确描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式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形而上学。既然这种形而上学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装潢门面的幌子，这里也就无须考虑了。马克思对此也无甚兴趣，而将其交给了天资稍逊的合作者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以及对政治学来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关注资本主义的社会 – 经济制度。以机械力为动力的工业的出现，导致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成为统治阶级，以及像对待劳动的新教伦理等副产品。…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显然有许多真理的成分，但并不具有他归于这种理论的全面的真理。经济上应考虑的因素对于政治和信仰确实有重大影响，但是，像宗教和民族性这些因素也是如此。历史既包括阶级斗争，也包括关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斗争。…
六、叔本华的自我克制哲学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立既是马克思深刻而持久地受惠于黑格尔的表现，也是子革父命的行为。而叔本华（1788 - 1860）与黑格尔的对立则更多地属于兄弟阋墙（他们同时是柏林大学教授，黑格尔吸引的听众更多），但黑格尔构造体系的吹牛骗术令叔本华十分厌恶，引发了他与黑格尔的对立。许多人认为叔本华是通俗作家，借用了康德的框架，贴上“生命哲学”的标签来贩卖。另外有些人——叔本华也身在其中——认为他的哲学是唯一可能的先验观念论，而不仅仅是对康德的批判性论证。双方的解释都有真知灼见。不过，不管什么使叔本华位居哲学家之列，作为最伟大的德语散文作家，叔本华的确值得一读。听过了他同时代哲学家们的呻吟之后，在转向叔本华睿智而多姿多彩的散文，就如同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打开窗户，呼吸清晨的纯净空气一样。
黑格尔受到公众的欢迎和接受，他对此极度痛苦。但他自己的哲学也有了广泛的影响。叔本华不仅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展现了康德的体系，也使之与19世纪中期德国的流行口味相投合，而这种口味是一种陷于困境的希望和浪漫主义的听天由命。通过他的意志与自我克制的哲学，叔本华把新的生命形式（或至少是新的死亡形式）赋予了基督教文化。没有叔本华，既不可能有我们所认识的瓦格纳，也不可能有尼采，正是尼采最终选择了意志而非自我克制，遂使德国浪漫主义哲学曲终人散。
七、尼采的意志主义
尼采（1844 - 1900）与他的大多数哲学先辈分享了两个特点：刻板的学院生活和全神贯注的艺术兴趣。谢林，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黑格尔，都从美学理念出发构造他们的体系。谢林和叔本华也使艺术成为最高的知识形式，而在马克思（他虽然不是学院派人士，却仍然是学院派永远的学生）假冒的科学背后的，是谢林和席勒的美学理论。不过，唯有在尼采这里，哲学才屈尊把首要的位置让给艺术，将艺术作为真理与错误的真实表达。尼采的思想是批判性的，一般地说是对人类状况的广泛的沉思，具体地说是对现代性的沉思，在他的思想中，艺术不仅被视为主要的表征，而且是他偏爱的表达方式。他的哲学是以艺术形式来构思的，与瓦格纳的音乐和荷尔德林的诗歌一道参加竞赛，作为对手角逐缪斯的桂冠。
尼采是一位路德宗牧师的儿子，但终身都是基督教的反叛者，不仅反对福音书的道德，而且反对耶稣的人格，（至少在发表的著作中）他从未停止自己与耶稣的比较。尼采的散文，嗜用格言，节奏抑扬顿挫，充满了比喻和乞灵，对抽象哲学的堡垒发动了持续的攻击。不过，它具有丰富的哲学启发，将自己作为权威著作提供给孤独的男人——但不是给孤独的女人。
《悲剧的诞生》显示出瓦格纳的影响，它捍卫了瓦格纳的音乐剧概念，以及叔本华的影响，意志与表象成为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但尼采已经站在狄奥尼索斯一边了。他转向古希腊并不是因为他们赞美理性原则（他像敌对基督一样反对苏格拉底），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把目光转向黑暗诸神的脸庞，能够在最高的艺术形式中保存生机勃勃的野性魔力。尼采的论证充斥着对诸神的误解（特别是对阿波罗），关于悲剧的思辨也频繁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但是，尼采第一个把希腊宗教作为宗教来回应，而不是作为一系列艺术象征的思想家。他所看到的，是以往的学者从未觉察到的。
像绝大多数把生命本身变成其目标的人一样，尼采所写的远远超出了他所亲身经历的。
接下来的格言体著作包括《快乐的智慧》（1882），《旧约》预言的杰出模仿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4），这些著作表达出的生命观，既叛逆传统、打倒偶像，也充满了道德的紧迫感。按照尼采的观点，哲学不是对真理的追求，根本就没有真理，只有解释，每一个体系都不过是创造者根据自己的口味解释实在、把世界拉到他这一边的尝试而已。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加入那一方。
哲学之被接受，是因为它增强了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必须区分这些体系，像叔本华的体系，就是把力量从尼采的体系转让给更虚弱的范例，而尼采的体系则毫不羞耻地把我们之中最强的东西释放出来，能够使我们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为了支持这一煽动性的立场，尼采用心理学取代了哲学，对论证的评价不是根据其有效性，而是根据这些论证所提升的精神状态。一旦看穿了一切体系，剩下的就只是心理学。尼采的伦理学是怀疑的伦理学，他对产生他的社会秩序的诊断虽然片面，却极其卓越，同时也是对这种社会秩序的最终报复。在阐明他的诊断的过程中，尼采随心所欲地运用了哲学立场，特别是休谟对因果性和统一性的怀疑论，以及康德对笛卡尔的自我的摧毁，但他最终也承认，没有任何思想大师在他冷酷无情的理智之外，把与他敌对的一丝一毫的神性都驱逐出他的理智领地之外。
德国哲学并未随尼采一起终结。远非如此。但是，他相信自己站在德国人外，预言他们的衰落，则并不完全是荒唐之言。
八、胡塞尔的现象学与狄尔泰的诠释学
胡塞尔曾许诺撰写《算术哲学》的第二卷，但从未出版。他转向了逻辑，由此又转向了现象学。… 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也意指类似的东西，即研究在自我意识的反思行为中显现在心灵面前的东西。但胡塞尔的两部主要的现象学著作，即《大观念》（1913）和《笛卡尔的沉思》（1929），在其理论需要解释的任何地方都既含糊其辞，又过分精细，以至于批评家对于现象学到底相当于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清楚的是，现象学是一种先验研究，其结果不可能被经验科学所推翻。
这样，经过在内在的黑暗中的大量摸索，胡塞尔起码是无意中找到了陈旧的费希特式的戏剧：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竞争。与他浪漫主义的先驱一样，胡塞尔也通过把终极实在唯一地赋予主体而告一段落。不过，由于这一主体总是认识者而非被认识的东西，它就躲避了我们描述它的尝试。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就像克尔愷郭尔的“主观性”或康德的“主体”一样，成了某种不可说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会记起维特根斯坦和他对私人语言的可能性有名的抨击，以及他的评论：“不存在的东西和不可说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生活世界概念使胡塞尔能够复活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事业，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提到，即试图把人的领域（意义的领域）与科学的领域区分开来。浪漫主义神学家施莱尔马赫（1768 - 1834）受到康德划分知性与实践理性的启发，认为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方法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必须被理解为自由存在者的行为，为理性所促动，在对话中被理解。对文本来说也是如此，唯有通过与文本作者的富有想象力的对话，我们才能诠释文本。诠释的艺术，即“诠释学”，所涉及的不是寻找原因，而是探求理由，是尝试把文本作为理性活动的表达来理解，即在我当中显示出来的活动本身。
晚于施莱尔马赫的康德主义者狄尔泰（1833 - 1911），把前者的诠释学方法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他认为，我们对他人的态度，根本上不同于甚至对立于科学态度。我们寻求理解他人的行为的时候，不是从外部原因出发去说明，而是“从内部”，根据理性的自我投射行为去解释，狄尔泰把这种行为称为“理解”。在理解人类生命和行为时，我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找到这个行为者的理由。这意味着如同行为者那样把世界概念化，认识到他所认识到的联系和统一。例如，一旦我像你那样把某个地方概念化，即作为“神圣”的地方，就可以理解你在那个地方不敢说话的理由。
胡塞尔主张，前苏格拉底的世界观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我们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身份，而且是作为理性存在者的生命，这让狄尔泰的这一思想上了一个新台阶。世界是以“被赋予生命的环境”这一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在这一环境中，我们使自己处于行动着、遭受着的有机物的状态。…
狄尔泰是尝试在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作出系统性区分的第一人，他主张精神科学是理解当中真正广泛而超越历史性的应用。不过，胡塞尔认识到，这些“人文科学”在我们的世纪进入了危机状态，而这正是因为自然科学专横跋扈地侵入了它们的领地，从而促使人们把那些借以理解和组织生活世界的概念，当做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的无用残渣弃之不顾。因此，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理智上的，也是道德上的，实际上是文明自身的危机。因为当生活世界不再由反思来维持的时候，便四分五裂了。其结果是意义的丧失，道德的真空，只要我们在科学的虚假神祗面前俯首帖耳，我们就会被引入这样的状况。
九、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胡塞尔没有完成他对生活世界的探索，也没有成功地表明我们前科学的概念具有客观的权威，使它们免于在科学家手中被“祛魅”。 “祛魅”这个词因胡塞尔的同时代人马克斯•韦伯（1864 - 1920）而广为人知，韦伯也有意识地扩展了始于狄尔泰的分析。不过，胡塞尔后期哲学的遗产却极为庞大，不仅有他的学生舒茨（1899 - 1959）创建的现象学社会学，还有德国浪漫主义最后的绝望闪光，这一闪光出现在他的另一个学生海德格尔（1889 - 1976）的著作中。如同他浪漫主义传统中的前辈一样，海德格尔也是学院派人士，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此时他是马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表面上这是一部“现象学”著作，对现象学这个难以琢磨的词赋予新的解释。按照海德格尔对希腊人的解读“现象”是“显现自身的东西”；因此，现象学研究的就是事物在表象中的显现。正是在这一研究的脉络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他所谓的“存在问题”。这个问题相对于其他一切问题，具有“存在论的优先性”，这就是说，不仅其他问题必须等待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且我们也依赖于那个回答。我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中岌岌可危。唯有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们才能发现答案。
《存在与时间》极其晦涩难懂，如若不然，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倘若如此，此书之易懂将令人捧腹。既然如何评判此书尚无定论，评论家读过之后甚至有人还没开始弄懂它，我也就满足于简要地说说它的某些主题了。
在海德格尔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这一段声名狼藉的短暂时期里，胡塞尔因犹太血统而被免除教职，而海德格尔却纵容了这种行为，但他受惠于胡塞尔的实在不可胜数，包括他那些极其艰涩的行话。此后，海德格尔隐居独处，致力于书写关于现代状况的沉思。之后，他逐渐从现象学的迷宫中浮现出来，成为一位精神导师。他不再藏匿于抽象的语言背后，而是隐遁于森林之中，这令他的风格受益匪浅。就现代生活方式，机械对现代世界的统治，以及我们无家可归又渴望家园等方面而言，海德格尔的分析透辟入里，影响深远，自是当之无愧，不仅启发了哲学家，也启迪了文艺批评家、诗人和社会学家。
十、欧洲现代哲学概况
在本结论中，我不打算讨论单个思想家的工作，而只想指出最近几十年哲学发展的一般线索。在1960年左右，西方哲学的世界地图用简单的图表还画得出来，而不至于达到过于粗暴的简化程度。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形并分为四个方块来表示总体形势。在左上角放上实存主义，它当时在欧洲大陆西部地区相当时髦；在右上角放上分析哲学传统，它在大西洋两岸的英语国家占主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左下角，当时它是东欧和中国的官方哲学；把经院哲学放在右下角，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世界各地的神学院和大学里都在讲授它。
20世纪50年代的哲学流派图示
        注重基于现实存在的宏大叙事        精于细节考察及符号逻辑体系分析
生活方式与思维方法
（关注个体的思想和道德自律）        欧洲大陆西部地区        大西洋两岸的英语国家
        实存主义（存在主义）        分析哲学
与制度相联系的哲学真理
（详细阐释，不容质疑）        马克思主义        经院哲学
        东欧和中国        罗马天主教教会势力范围
此表格根据书上原有表格与表的前后说明综合而成，原表只有实存主义、分析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经院哲学等组成的2×2四个方块，见表中粗体部分。
这四个方块在方形中的定位反映出这些哲学流派彼此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在图表上方的哲学流派都共同关注个体的思想和道德自律：哲学不是一组权威教义，而是思维方法（分析哲学）或生活方式（实存主义）。下方的哲学流派都在历史上与制度相联系，而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非哲学的，都坚信最重要的哲学真理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因此只能得到详细阐释，永远不可能受到严重质疑。右侧的哲学流派彼此相似的地方在于，它们既对纯粹理论上的细节考察感兴趣，也对它们与符号逻辑体系的密切联系感兴趣。而左侧的哲学流派引以为骄傲的是，它们对人类的经验、劳动、权力、爱、死等基本的现实存在的实际承诺；对逻辑的数学方面的发展都没有重大贡献。
20世纪60年代，这些哲学流派的方块开始破碎、分裂和改变。1962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导致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自由化时期开始了，在这一过程中，新经院哲学失去了它在天主教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正统权威地位，而到20世纪70年代，神学院的教师们也很可能犹如精通托马斯主义一样精通实存主义。不过，与此同时，古典实存主义也在它曾经影响广泛的地方丧失了力量：海德格尔的影响一落千丈，而萨特在后半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甚于他在早年与本质主义战斗时所思考的那些主题。
坚持读完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会为这样一个事实所震惊：即便是过去最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的学说，借助处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其他伟大哲学家的后见之明，我们也会发现他们犯了深刻的错误。但不应认为这是在指责我们这些伟大先辈们的高超才智，而毋宁说是指示出哲学这个学科是极其困难的。哲学的雄心是获得真理，这种真理超越了纯粹局部的和暂时的东西，但是，即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曾以无所不包的方式，接近于实现这个目标。想通过重新界定哲学的主题，使其目标看起来更容易实现，以此将哲学的难度最小化，这是一种持久的诱惑。但是，我们这些哲学家必须抵御这种诱惑。对于我们目标的崇高性质，我们应感到问心无愧的骄傲；对于我们贫乏的收获，我们应当保持不自欺欺人的谦恭；而这两者应当结合在一起。
（2016年8月摘录、选编）

“扬弃”与“异化”的含义与使用
年初在写《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一文时曾提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使我接着查阅了多本欧洲哲学史书籍，以及《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几段关于“扬弃”与“异化”的摘录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由于不能完全理解它们的含义，又没有可以请教的哲学界朋友，便只能到网上与相关图书中去寻找，由此收集到了一些资料并作了相关的统计，相信也是大家感兴趣的，愿意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本文分为五个小节，前面两节分别介绍“扬弃”与“异化”的含义，第三节为“旁观者”英国哲学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第四节为马克思与黑格尔著作中“扬弃”、“异化”及相关词汇使用频度的统计，第五节为一简要的分析、评论。
一、关于“扬弃”
黑格尔《小逻辑》
说到这里，我们顺便须记取德文中Aufheben（扬弃）一字的双层意义。扬弃一词有时含有取消或舍弃之意，依此意义，譬如我们说，一条法律或一种制度被扬弃了。其次，扬弃又含有保持或保存之意。在这意义下，我们常说，某种东西是好好地被扬弃（保存起来）了。这个字的两种用法，使得这字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意义，实不可视为偶然之事，也不能因此便责斥语言产生出混乱。反之，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语言富有思辩的精神，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第213页）
黑格尔《逻辑学》
扬弃在语言中，有双重意义，它既意谓保存、保持，又意谓停止、终结。保存自身已包括否定，因为要保持某物，就须去掉它的直接性，从而须去掉它的可以受外来影响的实有。——所以，被扬弃的东西同时即是被保存的东西，只是失去了直接性而已，但它并不因此而化为无。——扬弃的上述两种规定也可以引用为字典中的这个字的两种意义。一种语言竟可以将同一个字用于两种相反的规定，是很可以注目的事。语言中可以找到自身就有思辨意义的字眼，这对于思辨是很愉快的：德语就有很多这类字眼。（上卷第98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扬弃在这里表明它所包含的真正的双重意义，这种双重意义是我们在否定物里所经常看见的，即：扬弃是否定并且同时又是保存；无，作为这一个的无，保存着直接性，并且本身是感性的，但却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直接性。但是这样的存在乃是一个普遍的东西，因为它包含着间接性和否定物在自身内。（上卷第75页）
（以上三段引文中的粗体字在原文中就有，或为字下带有着重号。）
贺麟、王玖兴与邓晓芒《精神现象学》的序言译文中有两处不同译法：
序言中有12处提到“扬弃”，其中10处同译作“扬弃”仅有两处译文有别，如下：
不过虽然如此，个体的任务的艰巨性却已经减小了，因为一切都是自在地已经完成了的〔史实〕，内容已经不是现实性，而是被扬弃为可能性了的现实性，或被克服了的直接性；〔旧的〕形态已经变成了形态的缩影，变成了简单的思想规定。（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9页）
而同时在两者之间，后者所费的力气更小，因为这是自在地完成了的，内容已经是被取消成为可能性了的现实性，是被克服了的直接性，该形态已经下降为它自己的缩影，下降为单纯的思想规定了。（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一卷第261页）
——确定性的这种自身抽象，不是自身舍弃和抛弃，而是对它的自身建立中所含的固定性的扬弃，既扬弃作为纯然具体的东西而与不同的内容相对立的那种自我自身的固定性，也扬弃呈现于纯粹思维的因素之中因而分有自我的无条件性的那些不同内容的固定性。（上卷第22页）
——不是舍弃自身和排除自身，而是对它的自我建立中的固定性的放弃，一方面放弃纯粹具体地东西的固定性，它就是与有区别的内容相对立的那种我自身，另方面放弃在纯粹思维的元素中建立起来因而分有我的无条件性的那些有区别的东西的固定性。（第一卷第294、295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的“扬弃”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满布着哲学的术语，首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在书中是这样使用“扬弃”的：
“例如，扬弃了的存在是本质，扬弃了的本质是概念，扬弃了的概念……是绝对观念。”
“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
“……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
显然，前面两句中的“是”与“等于”应该属于肯定的意思，强调“保持或保存”；而第三句则属于否定的意思，强调“取消或舍弃”。
二、关于“异化”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有2处提到“异化”，其中一处邓晓芒是这样解释的：
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一卷）
那种神性的生命自在地就是纯净的同一性和与自己本身的统一性，对于这种同一性和统一性而言，它并不是严肃地对待他在和异化，以及这种异化的克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一语句，后面为其解读）（第171页）
……他在和异化，Anderssein和Entfremdung、都是指异己的东西。黑格尔非常强调异化，异化这个词在费希特那里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把自己异己化，变成他在，变成另外一个存在。那么这样一种情况是很严重的、很严肃的，它是一种严肃的痛苦、忍耐和劳作，异化都是这样的，你不愿意干的事情，但是没办法，你必须做，你要完成伟大的事业，你就必须要静下心来忍受一切。……但是雅可比、谢林他们的上帝，还没有认真地、严肃地对待他在和异化，“以及这种异化的克服”。怎么克服这种异化？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忍受了世间的苦难，承担了世间的罪恶，然后呢基督升天，回到了上帝的怀抱，跟上帝合为一体，这就是克服异化。在基督教里面是这样，在人世间也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在历史过程中也是这样，它总是要把自己变成他在，异化自己，然后再寻找克服异化的道路。在黑格尔那里，异化的克服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在马克思那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这都是异化的克服，它们走的道路不同，它们思路不同，但是他们的模式是一样的。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把马克思的观点跟这个基督教的观点作了对比，很有意思，确实是有相同的模式。上帝创造世界，然后堕落，人类犯有原罪，然后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人间来拯救人类的罪恶，最后给人类以理想和希望，在这个千年王国的时候，就可以扬弃这种异化回到上帝。（第171 ~ 172页）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二卷）
这一批判构成了他从1844年3月至8月所写《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这部手稿不过是马克思计划中的一些篇幅更大的著作的片段，这些著作预定要涉及政治经济学同社会、政治、法、道德有关的整个领域。（第129页）
著作没有完成，因为题目太大，很难在有限期间内把它研究透彻；此外，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和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工作也成为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在1844 ~ 1846年通过合著《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共同进行了这一工作），以致他没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计划。（第130 ~ 131页）
《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部计划中的著作的准备工作。这部手稿比因为出版困难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时没有问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发现得更晚。梅林根本没有提到这部手稿。直到1927年，部分手稿的俄译文才在《<神圣家族>的准备工作》这一标题下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第131页）
尽管我们在分析《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知道，这不是一部为了刊印而写作的完整著作，而只是一部著作的准备工作，然而它却是马克思的最卓越的作品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它对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做了彻底批判，而且是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手稿研究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中的社会、历史发展问题，因此它最便于我们了解马克思当时理论的全部范围和意义。但是同时不应忘记，由于《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转变时期写的，它对人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论述还是从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的，虽然马克思不久后就在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把这种观点克服了。因此，不能容许把他当时的观点加以绝对化，并在此基础上虚构出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用来和“晚期的”马克思相对立。（第132 ~ 133页）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知识和观点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使马克思能够从共产主义的原则出发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的剖析，而通过异化理论，马克思迂回地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的越来越深的理解。同时，通过对生产的分析，他获得了作为社会实践的劳动这一基本概念，这一概念作为一个中心概念，越来越排挤和代替了异化概念310a。对劳动作为社会实践的总的理解，现在成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基础，他结合着对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的批判（他已完全克服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并把它翻转了过来）更详尽地阐述了这种世界观。（第279页）
注310a：尽管马克思在原则上用“实践”概念，他后来还是保留了并且利用了后者，因为这一概念使他有可能描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特点（例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第279页）
苏联哲学家艾辛为科尔纽此传记撰写的“编者跋言”：
马克思在《手稿》中夸大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的意义。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把异化理论加以普遍化上面。……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他从费尔巴哈那里承袭来的异化原则推广应用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上面，也推广应用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上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那样推崇费尔巴哈的著作不仅对批判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对批判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第440页）
……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不能过高地估计《手稿》的成熟程度。应该把《手稿》看作反映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形成阶段的作品。指出这样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在马克思关于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和感觉对人的生产历史活动的依赖性的全部议论中，我们没有遇到一处对费尔巴哈的批评。马克思还在利用费尔巴哈的术语，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表达方式，还在把费尔巴哈当作权威来加以援引。（第461页）
科尔纽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在指定自己的新世界观时，起初对于他的立场跟费尔巴哈的观点的根本区别是认识不清的。这可以从这样一种情况看出来，即马克思在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以后，在一段时期里仍然保持了费尔巴哈把人看做类的存在物的观点（只是从人跟自然界和其他人的关系来考察人）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把它们当做理解和解决人的非人化问题的手段。但是和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已经理解到人跟自然界和其他人的关系，是通过社会实践而实现的。……（第461页）
张光明《马克思传》
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了马克思这一时期写下的一部内容丰富的手稿， 编者给它加的标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手稿后来在世界上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响，许多研究者对它评价极高，甚至认为这才是最深刻、最有价值的马克思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这部手稿曾经掀起过热烈的讨论，尽管后来并没有得出明确的、一致的结论。（第47页）
“手稿”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它是从“异化”和“人的本性的复归”这样一些概念出发，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论证的。而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这种论证方式就很少看到了。（第47页）
“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是广泛使用的概念。黑格尔讲异化，是指“绝对观念”在发展中的自我异化、“外在化”；费尔巴哈讲异化，是指人在宗教幻想中对自身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里，则是人们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违背了人的本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异化的。（第47、48页）
依照作者的看法，如果把“手稿”当做仅仅只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不成熟著作”去看待，忽略它的理论意义，那是不恰当的，因为，即使对后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仅仅是历史和经济的必然性，它同时还是迈向“人性”的全面彻底的实现的伟大道德进步。“手稿”高度强调了这一点，而后来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则主要是从历史和经济的必然性出发去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就决定了“1844年手稿”有其独立的理论价值。但是，如果从马克思后来成熟时期的观点看，这一手稿是有不小缺陷的。除了在用语上还受到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它不像马克思后来的著作那样以生产力发展为尺度去评判特定社会形态，而是把“人的本质”当做这种尺度，这就不能不使自己带有某种超历史的抽象的性质。因此，不能把这部手稿说成是比《资本论》还重要的著作。我们认为，不论人们怎样评价马克思学说，只要还尊重事实，就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的真正特点不是以某些固定不变的“本性”为基础，而是把马克思仅仅当做一位好心肠的理想家去颂扬，而是要像他本人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作为一位力求科学地解释和预见历史的科学家去评判。从这点来看，如果马克思一生没有写出《资本论》而是只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他早就湮没在历史上众多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中了。（第48、49页）
三、英国哲学家评德国古典哲学
革命导师推崇德国古典哲学。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则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意思是说，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是留下了《资本论》中的辩证法。
尽管人们知道马克思25岁、恩格斯22岁时就已早早地离开了德国，而且后半生一直生活在英国，并且在《资本论》出版的时候德国国内“已高兴地……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待”（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了。但是，由于国内长期单一的政治教育，人们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以及革命导师的哲学素养多数还是深信不疑的。革命导师兼作理论权威，在我国民众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也有例外，在历史资料中人们偶尔也会发现革命导师的某些不足，例如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正统”评论。从上面摘录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手稿》中夸大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的意义。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把异化理论加以普遍化上面”、“不能过高地估计《手稿》的成熟程度”（艾辛）、“著作没有完成，因为题目太大，很难在有限期间内把它研究透彻”（科尔纽），以及“如果马克思一生没有写出《资本论》而是只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他早就湮没在历史上众多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中了。”（张光明）等等较为接近历史事实的论断。
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总算也能见到英美哲学家不同的观点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对德国的古典哲学似乎存有一定的“偏见”。然而，作为“旁观者”毕竟也道出了事情的另一面，观点颇为新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特选摘于后：
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
……超出概念范围的纯然主观的实存物，如何能够建构客观的世界，并把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的秩序赋予这个世界？这个问题激励着在欧洲大陆被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但形容为“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也许更准确，这不仅因为它与浪漫主义文学的联系，而且因为它明显偏爱宏大视野，胜于有效论证。这一传统是由费希特和谢林开创的，并包括其最伟大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和叔本华。这些哲学家中每一位都以自我意识主体为前提，建立起庞大的抽象思想体系，都认为构造体系是哲学的真正任务，因为表明事物的整体如何能够从自我这个微小的种子那里出现，乃是哲学家的责任。
对于文学的而非哲学的浪漫主义而言，直觉和情感足以颠覆科学理性。浪漫主义哲学则必须找到一种更具有论辩性的方式，以得到其结论。
费希特的论证与其说是论证，不如说是一堆狂轰滥炸的行话，“设定”这个花样百出的动词像被装进了万花筒，形成了千百个自我反射的图像。叔本华把费希特形容为“冒牌哲学之父，阴险把戏之父，他含混不清地使用着语词，借着不可理解的夸夸其谈和诡辩，企图……愚弄那些急于求知的人”。这一苛刻的评判可能是费希特难以推脱的，但这绝不是否认他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影响甚至在叔本华自己的著作里也有迹可寻。因为费希特传给后继者的，根本不是论证，而是一出戏，……
这出戏剧，或有细节上的出入，但仍然不变地保留在谢林和费希特的体系中，而其残余则经过叔本华、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一直保持到海德格尔。它在说服力上所欠缺的，却在魔力上充分地补足，即使在今天，这出戏剧催眠术般的意象也浸染着大陆哲学的语言和议程。
黑格尔与所有德国观念论的代言人一样，也是学院派人士。不过，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观念论体系多如牛毛，一文不值，你要等着获得大学教席，才有权详细阐发之。
辩证法的原则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得到阐发的。黑格尔并不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的，即关于推论和论证的理论。他意指的是逻各斯（logos）的抽象研究，也就是对语词、描述、概念、解释和推理的研究。
在《精神现象学》中，费希特的主体戏剧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马克思的早期哲学属于“黑格尔左派”圈子共同的熟练的思想操作，他在柏林大学的求学生涯中就感受到这一派别的影响，后来，在他充满活力的激进报纸《莱茵报》中，他也捍卫了黑格尔左派的立场。1843年，这家报纸被当局查禁，这一事件也使马克思终身自愿被放逐，首先到了法国，后来又被法国驱逐，来到比利时和英国。黑格尔左派的领袖人物是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他们有意保留了黑格尔的许多重要思想，特别是费希特式的“主体的戏剧”，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保守的政治观点，甚至是用以表达这些观点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他们的核心思想有两个成分：一是辩证法（与其说被设想为一种理性论证的形式，不如说是过程），二是异化概念。这两个思想在费希特那里都有其源头，但现在又为黑格尔式的积累大大改造了。
黑格尔的哲学在他于1831年去世之后在德国便成为明日黄花，……
四、“扬弃”、“异化”与相关词语的使用频度统计
表一、马克思与黑格尔著作中部分词汇的出现次数
作者        马克思        黑格尔
著作        经济学哲学手稿        精神现象学        逻辑学        小逻辑
译者        （不详）        贺麟、王玖兴        杨一之        贺麟
                               
篇幅（字数）        81,788        413,152        421,820*        248,828
                               
扬弃        94        351        389        189
放弃        10        83        17        20
抛弃        3        52        21        0
取消        1        28        18        7
否定        66        492        967        248
保持        16        150        114        61
保存        4        40        6        11
否定之否定        0        0        40        4
否定性的        2        27        9        7
                               
异化        158        92        2        0
外化        100        34        4        2
外在化        2        75        7        6
对象化        25        3        1        0
对象        231        831        438        273
                               
化        369        606        681        255
转化        11        93        42        29
变化        3        52        182        55
分化        1        37        1        9
现实化        11        4        0        0
                               
文化        1        17        6        6
* 此《逻辑学》文本文件只有序言、导言、第一编“有论”与第三编“概念论”，缺第二编“本质论”。
表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部分词汇的出现次数
        甲、乙        丙（甲）        丙（乙）二A        丙（乙）其余部分        丙（丙、丁）
内容        意识、自我意识        理性        异化了的精神的世界        精神        宗教、绝对知识
                                       
篇幅（字数）        110,625        100,590        30,549        100,434        70,660
                                       
扬弃        129        66        25        65        66
放弃        29        6        4        16        28
否定        175        79        25        142        71
保持        46        37        12        31        24
保存        10        12        2        9        7
                                       
异化        4        2        65        14        7
外化        2        3        22        7        0
外在化        10        0        5        0        60
对象化        0        1        0        1        1
对象性        6        16        19        24        40
对象        311        133        67        195        125

表三、黑格尔《小逻辑》中部分词汇的出现次数
        前言        逻辑学概念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内容        序言        导言        初步规定        存在论        本质论        概念论
        一、二、三                                       
节号                1 ~ 18        19 ~ 83        84 ~ 111        112 ~ 159        160 ~ 244
篇幅（字数）        22,258        13,464        73,423        32,224        51,516        55,935
                                               
扬弃        5        1        23        38        70        52
放弃        1        0        11        3        3        2
否定        2        6        41        52        63        84
保持        7        3        13        11        6        21
保存        3        1        1        2        1        3
                                               
异化        0        0        0        0        0        0
外化        0        0        1        0        0        1
外在化        1        2        0        0        0        3
对象化        0        0        0        0        0        0
对象性        0        0        1        0        1        0
对象        15        36        137        13        16        56

表四、黑格尔《逻辑学》中部分词汇的出现次数
内容        序言、导言        有论        本质论        概念论
                               
篇幅（字数）        28,626        226,899        缺文本文件        196,895
                               
扬弃        1        213                175
放弃        3        5                9
否定        25        546                396
保持        3        57                54
保存        0        4                2
                               
异化        0        0                2
外化        0        3                1
外在化        1        2                4
对象化        1        0                0
对象性        0        0                0
对象        71        126                241

表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部分词汇的出现次数
        第一手稿_1        第一手稿_2        第二手稿        第三手稿_1        第三手稿_2


内容        工资、资本的利润 （资本、资本的利润、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资本的累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地租       

异化劳动       
（此手稿大部分已亡佚）
私有财产的关系       
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
共产主义、需要，
生产和分工、货币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篇幅（字数）        27,066        9,009        4,913        23,875        16,094
                                       
扬弃        3        0        0        22        69
放弃        2        1        1        2        4
否定        2        1        0        15        48
保持        12        0        2        2        0
保存        0        0        1        2        1
                                       
异化        1        65        1        33        57
外化        0        34        0        12        54
外在化        0        0        0        2        0
对象化        0        7        0        5        13
对象性        0        2        0        13        49
对象        2        60        2        60        107
                                       
共产主义        0        8        0        31        3
无神论        0        0        0        6        3
注：《手稿》中的第四手稿则全为黑格尔著作的摘录（缺）。
五、小结
从上述统计表中不难看出：
“扬弃”在黑格尔著作中的分布还是比较均匀的，为每千字平均一次上下。而“异化”则集中于《精神现象学》的中间部分，即丙（乙）中，使用最为频繁处约为每千字平均两次。而在《小逻辑》与《逻辑学》中则很少使用。
“扬弃”在《手稿》中则集中于第三手稿，而“异化”则集中于第一手稿末尾的“异化劳动”与第三手稿之中。
从上述统计还可以看出，“扬弃”与“异化”在《手稿》中的出现频度远远高于黑格尔著作，如“异化”在《手稿》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一节的出现频度竟是《精神现象学》“丙（乙）二A”部分的三倍多，约为每千字平均七次。这可以看作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个典型实例——哲学术语的“狂轰滥炸”。“扬弃”在第三手稿中的出现次数也达每千字平均四次之多，超乎寻常。
同时，“异化”是一个“百搭”（通用）概念，用于批判宗教与唯心主义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可以用，并非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专门武器，后来被共产党人所弃用。可以说，共产党人强调“扬弃”（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追捧“异化”（人道主义）。
虽然，我对哲学是外行，但也能发现马克思在《手稿》中讲的与黑格尔讲的有极大的差异，正面地讲是创新、发展，负面地讲则也可能是误读与曲解。如《手稿》中的：
“扬弃了的质等于量，扬弃了的量等于度，扬弃了的度等于本质，扬弃了的本质等于现象，扬弃了的现象等于现实，扬弃了的现实等于概念，扬弃了的概念等于客观性，扬弃了的客观性等于绝对观念，扬弃了的绝对观念等于自然界，扬弃了的自然界等于主观精神，扬弃了的主观精神等于伦理的客观精神，扬弃的伦理精神等于艺术，扬弃了的艺术等于宗教，扬弃了的宗教等于绝对知识。”（十四个“扬弃”）
马克思不分层次，将黑格尔辩证法的“三段论”（如“正、反、合”、“质、量、度”与“存在、本质、概念”等）变成了“二分法”与万能的“扬弃”。这段话也足以反映马克思当时的写作风格与哲学素养。不客气地说，这段话实为一露底的败笔，除了华丽、规整之外，经不住琢磨与推敲。
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其中意识形态与环节的阶段划分，贺麟在他的“译者导言”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本文就以它作结吧：
“明确了精神现象学主要分为五个大阶段后，至于每个阶段中又分作若干环节和意识形态，黑格尔自己也有分辨得不够清楚的地方，而且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有的重、有的轻，也很不平衡。而且他于描写这一意识形态到另一意识形态的过渡也多矫揉造作的地方。解释黑格尔的人也从来没有一致的看法。布洛赫在他的《主体—客体》一书中，勉强机械地把精神现象学分成十四个发展阶段，依次一一加以列举，也无可取之处。（柏林，1952年，第72 ~ 100页）”
（写于2016年10月）
附录：黑格尔辩证法三段论的层次结构
第一编、有论
第一部分、质（规定性）
有、实有、自为之有
第二部分、量（大小）
实有自身、有限、无限
第三部分、（尺）度
量、定量、量的比率
第二编、本质论
第一部分、本质
映象、本质性、根据
第二部分、现象
存在、现象、本质的对比
第三部分、现实
绝对物、现实、绝对的对比
第三编、概念论
第一部分、主观性
概念、判断、推论
第二部分、客观性
机械性、化学性、目的性
第三部分、理念
生命、认识的理念、绝对理念
（由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目录整理而成，编、部分下面的第三层分为三章）

sunwinism

贺麟（“新心学”创建者）
贺麟（1902—1992），四川省金堂县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要人物。贺麟学贯中西，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是“新心学”的创建者，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
贺麟生平
贺麟(1902年-1992年)，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贺麟从小就受到儒学熏陶，尤其对宋明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受到梁启超的一定影响。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奥柏林学院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1955年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以及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第三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麟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对黑格尔、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就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而言，他早年主张“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认为“不可离心而言物”，在三十年代曾创立了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倡导者之一。认为以孔子、孟子、《诗》教、《礼》教、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提出应该从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三条途径出发，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长处，来改造、补充和发挥儒家学说，以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认为“中国文化自宋儒起，可以说是划一新时代，加一新烙印，走一新方向”，宋儒的思想虽有偏蔽，但其“哲学富有爱民族，爱民族文化的思想”，宋儒的“格物穷理”，“似虚玄空疏，而实有大用。”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贺麟放弃了自己的唯心论哲学，思考逐步转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且集中精力研究西方哲学和翻译西方哲学名著，如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译本，都出自其手。

著作
贺麟的著作主要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等；主要译作：《小逻辑》、《黑格尔》、《黑格尔学述》、《哲学史演讲录》（与王太庆等合译）、《精神现象学》（与王玖兴合译）；主要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黑格尔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的理论》、《黑格尔的早期思想》、《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述评》、《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等。

贺麟
《贺麟年谱简编》
1902—1908年
0—7岁：贺麟，字自昭，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位于成都市东北部）五凤乡（今五凤镇）杨柳沟村一个士绅家庭。父亲贺松云，晚清秀才，毕业于金堂正精书院，曾主持乡里和县里的教育事务——当过金堂中学校长、县教育科长。居家期间，贺松云常教贺麟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

贺麟
1909年
8岁：贺麟入私塾读书，不久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虽然所学仍不外乎《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乎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贺麟后来说他“从小深受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
1914—1916年
13—15岁：13岁小学毕业，但因身材矮小、身体瘦弱，父母不放心他独自到外地读书，遂命贺麟仍在小学进修。书籍为贺麟打开了一扇超越时空的窗口，他暗暗立下志愿，“我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
1917—1918年
16—17岁：1917年，贺麟考入省立成（都）属联中——石室中学，主学宋明理学。贺麟的普通科目成绩平平，但国文课却锋芒大露，是“全校能把文章写通的两个人之一”（国文老师语）。
1919年
18岁：秋，贺麟以优秀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属中等科二年级，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清华期间，贺麟在思想上受到梁启超（1873—1929）、梁漱溟（1893—1988）、吴宓（1894—1978）等人的影响。9月，贺麟所撰《新同学新校风》刊于《清华周刊》第24卷第2期，文章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和孔孟“忠恕之道”。1920年19岁：校内服务性的《平民周刊》选编辑，贺麟被选中。暑假，随学校组织的消夏团到北京西山开展集体活动。

1921—1922年
20—21岁：仍在清华学校学习。
1923年
22岁：贺麟先后听梁启超所开几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课程，对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在梁启超指导下，贺麟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华周刊》发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
1924年
23岁：仍在清华学校学习。本年，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1925年
24岁：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吴宓为高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翻译”（外文翻译），讲授翻译的原理和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贺麟、张荫麟（1905—1942）、陈铨（1905—1969）是选修此课最认真的学生，三人后被称为“吴门三杰”。在吴宓的悉心指导下，贺麟的翻译水平迅速提高。贺麟开始翻译英文诗歌和散文，阅读严复的译作。后撰成《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期（1925年11月）。在吴宓的影响下，贺麟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3]。本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贺麟代表《清华周刊》，在本刊发表《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表明他对外来宗教所持有的理性的同情态度。同年，贺麟被选为“沪案（五卅惨案）后援团”的两个宣讲人之一，于暑假公费到石家庄、太原、开封、洛阳、信阳等地宣传鼓动，宣传三民主义。
1926年
25岁：夏（7月），贺麟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8月，贺麟乘一艘美国客轮离开祖国，踏上了“取经”之路。9月，贺麟插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Oberlin）学院哲学系三年级学习，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西方文化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奥柏林学院，学习拉丁文、心理学、哲学史、宗教哲学、伦理学以及圣经等课程。在奥柏林学院学习期间，贺麟先后撰写了《神话的本质和理论》、《魔术》、《村社制度研究》、《结婚、离婚的历史和伦理》、《论述吉伍勒的伦理思想》等论文，诸文后皆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1927年
26岁：为纪念斯宾诺莎（BaruchdeSpinoza，1632—1677）逝世250周年，耶顿夫人（Mrs。Yeaton）在家组办读书会，贺麟是该读书会的七位成员之一。耶顿夫人教授伦理学，但在课外还给贺麟等几位同学讲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由于她的启发，奠定了我后来研究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方向和基础，所以她是我永生难忘、终身受益的老师”[4]。暑假，贺麟加入设于芝加哥泰勒沙龙的东方学生会。北伐胜利挺进的消息传至美国，贺麟极其兴奋，在“东方学生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所谓“中国革命”，指的是广东革命军挥师北伐。 该文后发表于《清华周刊》英文版。10月，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9期发表《西洋机械人生观最近之论战》，该文后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
1928年
27岁：2月，贺麟修满学分，以优异成绩提前半年从奥柏林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贺麟的学士论文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3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在芝加哥大学，贺麟选习了米德教授讲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柏格森生命哲学”课程，斯密士教授的“格林、布拉德雷、西吉微克、摩尔的伦理学”课程以及塔尔兹的“政治伦理”课程。贺麟十分推崇格林哲学，并开始接受新黑格尔主义思想，写成《托玛斯•希尔•格林》一文。另外，在《芝加哥道德论坛》上发表《中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9月，贺麟因“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在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遂于1928年下半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目的在进一步学习古典哲学家的哲学”[5]。哈佛大学是美国名牌大学，极重西方古典哲学，这很合一向注重义理的贺麟的兴趣。贺麟在哈佛大学选听“康德哲学”、“斯宾诺莎哲学”等课，以及哲学家怀特海教授的“自然哲学”课。在哈佛大学，贺麟还听过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873－1970）的学术演讲。有一次，贺麟、沈有鼎、谢幼伟三人曾和怀特海交谈中国哲学问题。

1929年
28岁：4月，贺麟在听霍金（W。E。Hocking）教授“形而上学”课后，写成论文《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的意义及其批评者》。霍金教授认为论文有创新思想，给以满分。随后，贺麟根据霍金教授的意见对论文又加以补充、修改。本年，贺麟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贺麟完成两篇论文，即《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自然的目的论》。
1930年
29岁：担任东方学生会主席。夏，为了真正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贺麟谢绝了乌尔夫教授要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在柏林大学，贺麟选修了迈尔的“哲学史”课、著名哲学家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研读了有关黑格尔生平及其学说的德文论著，如克朗纳的《从康德到黑格尔》、格罗克纳的《黑格尔》、哈特曼的《黑格尔》、狄尔泰的《青年黑格尔的历史》。其中，哈特曼对贺麟的影响最大，他使贺麟认识到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8月，贺麟完成了其学说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贺麟试图把儒家传统哲学同西方哲学融合起来，以推进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他开始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标志。该文后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9期（1930年11月6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黑格尔学述》一书（1936年）。贺麟说：“我是想从对勘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这篇文章表现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特点，就是要走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
1931年
30岁：结识著名的斯宾诺莎专家格希哈特（犹太人），被邀请到法兰克福附近的“金溪村舍”做客。由格希哈特介绍，贺麟加入国际斯宾诺莎学会。7月，为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周年，贺麟完成《黑格尔学述》译序，发表在《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5、6号上。8月，贺麟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自柏林出发经欧亚铁路回到祖国。8月28日，抵达北京。同路回国的，有贺麟在清华上学时的老师吴宓教授。9月，由杨振宁的父亲、数学家杨武之教授推荐，贺麟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在吴宓陪同下，贺麟拜访了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冯友兰教授。冯友兰邀请贺麟在清华大学开课，讲授“西洋哲学史”、“斯宾诺莎哲学”两门课程，每周四小时。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情理交融”。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欢迎。“九•一八”事变后，贺麟接受《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吴宓的邀请，作长篇论文《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分7期连载于《大公报》，宣传爱国主义，鼓舞抗战士气。
1932年
31岁：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应北京燕京大学学生会代表许宝骙的邀请，作题为《论意志自由》的演讲，此乃贺麟回国后初次讲演。在座者有演张君劢等。讲词后以《我之意志自由观》为名，刊于《大公报•现代思潮》第36、38期，1932年5月28日、1932年6月1日。夏，贺麟路过南京，与柳诒徵、郭斌龢、范存忠、缪培林、景昌极诸人餐饮。次日，贺麟由景昌极陪同，至支那内学院拜见欧阳竟无（1871年—1943年）老人，“受到亲切的接见，并愉快地谈了约两个小时”[7]。11月，发表《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逝世三百年纪念》，《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54、255期，1932年11月14日、11月21日。
1933年
32岁：在张荫麟陪同下，贺麟前往清华大学访问了哲学系教师张岱年。后来张岱年与冯让兰举行婚礼，贺麟还临时充当了介绍人。春，《华北日报》主编邀请贺麟担任该报“哲学副刊”编者，贺麟为其撰《〈华北日报〉哲学副刊发刊词》，该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1月，发表《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概要》，《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64期，1933年1月23日。该文后作为194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致知篇》一书的译者导言，又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3月，发表《黑格尔之为人及其学说概要》，《大陆》第1卷第4期，1933年3月。7月，翻译鲁一士（　J。Royce）所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译文刊于《哲学评论》第5卷第1期。12月，发表《道德进化问题》，《清华学报》第9卷第1期。
1934年
33岁：2月，译文《黑格尔印象记》刊于《清华周刊》第41卷第5期。3月，《近代唯心论简释》发表于《大公报•现代思潮》周刊。《近代唯心论简释》是贺麟“哲学思想的宣言”，“此后的许多文章，都是此文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的扩充与引申”①。《近代唯心论简释》的发表，标志着贺麟草创“新心学”的开端。7月，根据张荫麟的建议，贺麟将“三大伟人”改为“三大哲人”，出版《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单行本，北平大学出版社。10月，贺麟、金岳霖、冯友兰、黄子通受同行委托，筹备召开哲学年会。11月6日，发表《从叔本华到尼采——评赵懋华著〈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05期。


1935年
34岁：4月，汤用彤（1893年—1964年）、冯友兰（1895年—1990年）、金岳霖（1894—1984）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中国哲学会”，并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一届哲学年会（4月13—14日）。贺麟在第一届年会上当选为理事兼秘书。翻译亨利希•迈尔《五十年来的德国哲学》，并加附释。1月，文章刊于《新民月刊》第1卷第1期。该文后被编入冯至编校的《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商务印书馆）一书中，又作为附录收入他的《西方现代哲学讲演集》。撰写《经济与道德》，该文后于1938年发表于《国闻周报》（收入《文化与人生》）。
1936年
35岁：本年，升任北京大学教授。1月，发表《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东方杂志》第33卷第4期。2月，发表《宋儒的思想方法》，《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东方杂志》第33卷第2期。3月，贺麟所译开尔德（E。Caird，1835年—1908年）《黑格尔》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4月，参加第二届哲学年会。同月，中国哲学会成立，贺麟当选为学会理事。第一届委员会由黄建中、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劢、范寿康、林志钧、胡适、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祝百英等12人组成，金、冯、祝、贺、宗、汤等六人任常务委员，负责日常会务工作，金兼任会计。本年，《哲学评论》改由中国哲学会编辑（金任编辑），正式成为中国哲学会的会刊。7月，《评康宁汉〈哲学问题〉》作为温公颐编译《哲学概论》一书的序言发表。11月8日，作《彭基相著〈谈真〉序》，该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12月，发表《文化的类型》，《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1936年12月。本年，贺麟翻译鲁一士《黑格尔学述》并加长序，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人评价说，“从1931年回国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贺麟学术思想的勃发期”，而“八年抗战，是贺麟生命最为昂扬，思想最为活跃，因而也收获最为丰厚的时期”。
1937年
36岁：1月24日，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开幕，27日选举第二届理事会。贺麟参加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共五人），与另外两位常务理事金岳霖、冯友兰共同主持学会日常工作。另外，贺麟还兼任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主任。3月，金岳霖与贺麟等人发起组织逻辑学研究会。7月，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圣经书院。双十节过后，贺麟、汤用彤、钱穆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后取海道至香港。小港住近旬，又北上广州，晤谢幼伟。11月底，抵达长沙，宿三宵。因北京大学文学院已迁至南岳（在南岳山腰圣经书院旧址），遂又南下。

1938年
37岁：2月，临时大学继续南迁，4月到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贺麟随文学院迁至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县，执教于哲学心理系，与汤用彤（系主任）、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郑昕、陈康等哲学家共事。与汤用彤、吴宓、浦江清合住一室。同年10月，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任教。一年后仍回西南联合大学。5月，发表《新道德的动向》，《新动向》第1卷第1期；发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云南日报》贺麟与张荫麟通信辩论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后以《与张荫麟兄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为题，发表于《新动向》第1卷第4期，1938年8月。代表贺麟知行观的重要文章《知行合一新论》，作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之一，出版单行本。7月9日，贺麟于日记云：“我读《重光杂志》中唐君毅的文章，觉得唐君毅的文字明晰，见解弘通，于中西哲学皆有一定的研究。其治学态度、述学方法、所研究之问题，均与余相近似，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
1939年
38岁：回西南联合大学执教。
1940年
39岁：参加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同意，贺麟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蒋介石让秘书发电报约见贺麟，贺麟接电报后如约飞往重庆，在黄山别墅由陈布雷陪同见到了蒋介石。贺麟借此机会向蒋介石提出“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的经费问题，蒋介石答应拨款；蒋介石邀请贺麟留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被贺麟婉言谢绝。在贺麟回国至1948年，蒋介石曾经四次约见贺麟。诚如周辅成所言，“贺先生与蒋介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无可指摘，他从未做过其他说不出来的事”。1月，发表《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今日评论》第3卷第1期。5月1日，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昆明：《战国策》第3期，开始提出“新心学”的基本思想。该文后以《五伦新解》为名收入《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6月。7月20日，发表《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战国策》第17期（同名收入《时代之波》）。11月30日，发表《时空与超时空》，《哲学评论》第7卷第4期。
1941年
40岁：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贺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从本年春天开始，贺麟着手翻译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小逻辑》。8月1日，代表贺麟“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期。9月1日，发表《爱智的意义》，《思想与时代》第2期。10月，发表《论知难行易》，《新认识》第3卷第5期。12月，发表《自然与人生——“回到自然去”》，《思想与时代》第5期。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乐观与悲观》等。
1942年
41岁：2月1日，《宣传与教育》，《思想与时代》第7期。6月，《近代唯心论简释》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初版）。《近代唯心论简释》平装本一册，352页，收论文15篇。此乃贺麟第一本论文集，也是反映他“新心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11月，《现代思潮批判》，《文化先锋》第1卷第11期，1942年11月。
1943年
42岁：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黑格尔理则学”。所谓“理则学”，通常译作“逻辑学”，贺麟采用的是孙中山的译法。秋，在重庆小温泉给全体新生讲课，讲稿为《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本年7月，重庆独立出版社发行《近代唯心论简释》第二版，收集论文仍为15篇，但书末附录了《最近五十年来的西洋哲学》。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3月1日，贺麟发表《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第20期。贺麟说：“他（按：即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5月1日，发表《学术通讯》， 《思想与时代》第22期。1942年9月21日，胡绳发表《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③，针对《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若干观点提出批评意见。次年，徐梵澄于《图书馆月刊》发表《〈近代唯心论简释〉述评》，谢幼伟于《思想与时代》第11期发表《何谓唯心论——兼评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本年4月14日，贺麟作《答谢幼伟兄批评三点》（《思想与时代》第23期，1943年6月1日），对谢幼伟提出的三个问题做了回答。7月1日，发表《德国文学与哲学的交互影响》，《思想与时代》第24期。11月，发表《费希特哲学简述》，《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12月1日，发表《基督教与政治》，《思想与时代》第29期。12月，《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书末附录贺麟《知行合一新论》。
1944年
43岁：3月，发表《谢林哲学简述》，《哲学评论》第8卷第6期。5月1日，发表《宋儒的新评价》，《思想与时代》第34期。6月1日，发表《论时空（答石峻书）》，《思想与时代》第35期。11月1日，发表《功利主义的新评价》，《思想与时代》第37期。12月，发表《杨墨的新评价》，《建国导报》第1卷第14期。抗战时期（四十年代初），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贺麟与唐君毅多次会晤。
1945年
44岁：西南联合大学“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主席陈雪屏离校，贺麟代理其职务。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的基础上写成《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作为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4月，发表《陆王之学的新开展——介绍熊十力及马一浮二先生的思想》，《建国导报》第1卷第17期。8月30日，在昆明为《当代中国哲学》作序。9月21日，贺麟致函胡适。信中表示盼复早归，以主持北京大学复员工作，并在信末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本年，撰写《陆象山与王安石》。贺麟撰写此文之机缘，可以上溯至华莱士的一席话。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发表了不少有深远意义的宏论”，“最有兴味的一点是他特别赞扬我国宋代厉行新法的大政治家王安石”。翻译斯宾诺莎的《致知篇》并为之作序，该书于本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6年
45岁：1月，发表《〈当代中国哲学〉序言》，《三民主义半月刊》第8卷第1期。6月，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主任汤用彤因公离校，贺麟暂行代理其职务。7月，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西南联合大学成立“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贺麟被推选为委员。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的使命完成，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迁回原址。成立三校联合迁移委员会，贺麟被推选为该会委员。9月2日，离开昆明北上。10月，随北大返回北平。9月2日，在昆明作《文化与人生•序言》。10月，发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哲学评论》第10卷第1期，1946年10月。（收入《文化与人生》）贺麟素来尊崇王夫之（1619—1692），上文约二万字，主要依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1946年11月，反映战国策派思想的论文集《时代之波》由大东书局出版，该集收入了贺麟的《五伦新解》、《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两篇文章。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还有《文化、武化与工商化》等。
1947年
46岁：贺麟担任北京大学训导长，但他从未迎合上司干迫害进步学生的事，多次顶住国民党政府教育长朱家骅施加的压力，没有开除进步学生。一些特务学生开来的黑名单，也一律扣下不报。他还多次出面保释被捕的学生，樊弘等思想进步的教授也都因得到贺麟的掩护才躲过国民党警方的追捕。1月，发表《王安石的心学》，《思想与时代》第41期；发表《民治论》，《三民主义半月刊》第9卷第1期；发表《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远东》创刊号。2月，发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读书通讯》第126期。3月1日，《王安石的性论》，《思想与时代》第43期。10月1日，发表《对黑格尔系统的看法》，《思想与时代》第48期。3月，发表《儒家的性善论》（贺麟讲、杜万荣记），《五华》第3期。7月，发表《西洋近代人生哲学之趋势》，《读书通讯》第126期。本年，贺麟出版了两本关于“新心学”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一本是《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1月），一本是《文化与人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

1948年
47岁：1月16日，发表《天下一家与两个世界》，《周论》创刊号。2月，发表《论党派退出学校》，《周论》第1卷第7期。3月，发表《此时行宪应有的根本认识和重点所在》，《周论》第1卷第12期。6月，发表《论反动》，《周论》第2卷第1期；发表《自由主义与学术》，《周论》第2卷第4期。12月，发表《论哲学纷无定论》，《周论》第2卷第18期。12月25日，北京大学举行50周年校庆。学生特送锦旗一面给贺麟，上绣“我们的保姆”字样，以表示对他的感谢与爱戴。本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儒家思想新论》，该论文集收入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贺麟为学生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课程，课程于1948年上半年结束。肖辉楷认真聆听了贺麟的这门课程，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他将记录稿整理好后交给贺麟，贺麟将其保存于匣笥中30余年。1978年召开全国西方哲学史会议，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与贺麟约定刊印此稿。贺麟对记录稿重新审阅并做修改，于1984年作为《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的上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43年，贺麟为学生讲授“黑格尔理则学”课程。本年，贺麟根据樊星南所做记录整理成单行本，书名定为《黑格尔理则学简述》，作为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之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后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
1949年
48岁：北平解放前夕，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党做贺麟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到台湾去；进步教授袁翰青也与贺麟谈了三次，宣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员的帮助下，贺麟明确了自己的选择。在围城期间，南京方面三次派飞机至北平接请贺麟，但都被贺麟拒绝，贺麟表示不再同国民党往来。从1941年春起，贺麟就开始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但因外务纷扰、工作不集中”（《小逻辑•译者引言》），直至北平解放时止，仅译了全书的一半，约十一、二万字；至1949年国庆时，才将全书翻译完毕，以此“作为对新中国的诞生的献礼”[13]。《小逻辑》中译本的问世，可以说是贺麟成为“新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代宗师的一个永放光芒的标志”（《哲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6页）。
1950年
49岁：在1949—1950学年内，贺麟在北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研究”，上学期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研读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班上同学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陈世夫、梅得愚等，前来参加的还有王太庆、徐家昌[14]。年底，贺麟随北京大学土改团到陕西省长安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月。本年10月，所译黑格尔的《小逻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1年
50岁：1月4日，发表《讲授唯心主义课程的一些体会》，《光明日报》。1月，发表《答复庄本生先生》，《新建设》第3卷第4期。4月2日，贺麟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并批判了唯心论的错误观点，其哲学信仰开始转变。他在文章中谈到，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锤炼，思想才会有力量；从概念到概念的思想是贫乏无力的。该文随后被收入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一书中，贺麟后来又将其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从本年10月至次年春，贺麟到江西省泰和县参加土改半年。
1953年
52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贺麟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员，第一、二届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第四、五届民盟中央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4年
53岁：2月8日，撰毕《小逻辑•译者引言》。写成《我同意克列同志的说法的思想斗争过程》一文，未正式发表，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在北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课程，后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7月，黑格尔著、贺麟翻译《小逻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贺麟专门为译本加了长序。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和作协主席团会议联合举行，决定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会后，全国文化界、思想界便有组织、有领导地积极展开了批判运动。贺麟积极参加50年代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先后写出《两点批判，一点反省》、《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等文章。
1955年
54岁：本年，贺麟由北京大学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直至去世。1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公开发表了贺麟写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贺麟在文中不但批判了胡适和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思想，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充分表现了贺麟敢于深刻地解剖、批判自己，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前的思想观点的勇气。贺麟诚恳地说，“批判从前曾经从不同方面，在不同方式下影响过我的思想的胡适和梁漱溟先生”，“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贺麟在“唯心论”前冠以“反动”二字，足见其同唯心论一刀两断的决心。此文在当时受到普遍的赞扬，但在现在看来，却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3月，发表《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新建设》第3期，1955年3月。7月，发表《“百家争鸣”和哲学》，《学习》第7期，1955年7月。7月，发表《论反映——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些体会》，《新建设》第6期，1955年7月。这是贺麟学习列宁《反映论》以后所写的一篇体会。8月，发表《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新建设》第8期，1955年8月。11月，译著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撰《学习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一文（刊于《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本年，贺麟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举行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上发言，发言稿题目为《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发言稿后收入《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本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五次关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讲演，讲稿后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改名为《运动是空间和时间的相互过渡》。

1956年
55岁：2月，发表《知识分子怎样循着自己专业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新建设》，1956年第2期。这也是贺麟学习列宁著作以后所写的心得体会。2月，参加《文艺报》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会后写成《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稿子写成后，贺麟先后请外国文学研究所蔡仪、冯至提意见。稿子经修改，即送《文艺报》发表。稿子最后又经胡乔木提意见，首先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7月9、10日第七版），随后，又被收入《美学问题讨论集》（《文艺报》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57年5月）。6月，发表《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对“百家争鸣”政策的一些体会》（署名贺麟、陈修斋），《哲学研究》第3期。这是贺麟5月26日在怀仁堂听取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后的一些体会。陈修斋回忆说，该文以他们二人的名义发表，虽是我执笔，但主要观点是贺先生的；即使在我执笔撰写时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是贺先生看后同意的[15]。8月，发表《黑格尔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的理论》（署名贺麟、张世英），《新建设》第8期；发表《黑格尔著〈哲学史〉评介》，《哲学研究》第3期。12月，发表《温德尔班著〈哲学史教本〉及罗素著〈西洋哲学史〉简评》，《新建设》第12期。1956年秋到1957年春，贺麟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黑格尔《小逻辑》，后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一书的《黑格尔小逻辑讲演笔记》就是根据当年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
1957年
56岁：1月，贺麟根据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教学实践，写成《讲授唯心主义课程的一些体会》，发表于1月4日的《光明日报》。同月，所撰《斯宾诺莎哲学简述》发表于《哲学研究》第1期。1月22日至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100多人与会，贺麟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的系统发言。发言记录稿《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刊于《人民日报》（1957年1月30日第七版）。其后，针对关锋的批评，贺麟又作了反批评，题为《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7月，二文被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国哲学》编辑部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7月。2月，随中国哲学代表团访问前苏联。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周谷城、胡绳、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费孝通、王方名、黄顺基等十人，并在家共进午餐，饭后又谈到三点多钟。4月，发表《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4月24日第七版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栏目。贺麟说，《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是“按照我所了解的当时毛主席谈话的精神而写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在195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后，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16]。5月10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在北京大学临轩湖联合召开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目前进行研究的问题、中国哲学史资料问题展开讨论，贺麟在会上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发表了意见。评论说，自“反右”开始，“贺麟的学术重点放在翻译和‘客观介绍’上，学术锋芒逐渐消减”。
1958年
57岁：该年，贺麟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西方哲学史组和逻辑组同志一起到河南七里营劳动、学习。姜丕之说：“他在劳动中总是不甘落后，抢着干。我因病提前回北京住院治疗，他一直坚持到底，为期两三个月。”[18]9月，作《伦理学•译后记》。同月，所译斯宾诺莎《伦理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4月重印）。1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四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集收入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等。
1959年
58岁：所译黑格尔《小逻辑》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乃1959年新1版。与王太庆合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乃1959年新1版。同年，《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本年，《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五集出版，收入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和论文26篇。
1960年
59岁：4、5月，在《哲学研究》第4、5期发表《批判黑格尔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7月，在《新建设》第7期发表《新黑格尔主义批判》。与王太庆合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乃1960年新1版。所译荷兰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致知篇》的新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年6月重印）。贺麟对原译著作了修订 ，并有《译者序言》。
1961年
60岁：1月，发表《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和转化》，《哲学研究》第1期；发表《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新建设》第1期。5月5日，发表《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和转化的问题——答严北溟先生》，《文汇报》。9月上旬，吴宓至京，会见贺麟、李赋宁、季羡林等清华同事、弟子。撰写《关于研究培根的几个问题》，该文收入《培根哲学思想——培根诞生四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所译马克思《博士论文》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后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年
61岁：1月，发表《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研究》第1期，1962年1月。在中国哲学学会北京分会于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大会上作题为《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剖析》的演讲，后经整理收入《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本年，黑格尔著、贺麟译《康德哲学论述》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黑格尔著、贺麟与王玖兴合译《精神现象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3年
62岁：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三次学部委员扩大会议上作《关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评价问题》的报告，后发表于《新建设》第5期。
1964年
63岁：本年，贺麟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其后，贺麟又连续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5年
64岁：贺麟参加全国政协参观团至江西丰城县参观、学习，还参观了南昌起义纪念馆，并拜谒井冈山革命圣地，路过上海时还去看望了姜丕之。
1966—1974年
65—73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贺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斗，抄家数次，游街数次，房屋被占，财产丢失，被关进“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诬为“特务”而惨遭毒打。后来，贺麟还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两年。研究工作全部中断。对于这一切，贺麟以一个哲人独具的冷静与超然态度默默地忍受着。1973年，台湾出版社印行了《文化与人生》的新版。
1975年
74岁：国庆节前夕，尚未“解放”的贺麟接到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国宴请柬，参加了国务院国庆招待会。
1978年
77岁：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作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的讲话，讲稿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本年，贺麟、王太庆所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1979年
78岁：6月，贺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去日本作学术访问，访问了关西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金泽大学。在西方哲学座谈会上，贺麟两次对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思想做了择要讲述，“日本友人颇感兴趣”。论文《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的意义及其批评者》后刊于《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8月，贺麟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参加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举行的国际黑格尔哲学第十三届年会，作了题为《黑格尔的同一、差别和矛盾诸逻辑范畴的辩证发展》的发言。发言稿后刊于《哲学研究》1979年第12期，并以英文载入《黑格尔年鉴》。
1980年
79岁：1月，撰写《小逻辑•新版序言》。3月，发表《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文章标题中“东渐记”三字，“系来自美籍中国学者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所著《西学东渐记 》一书”[20]。该文后略加修订，作为附录收入《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所撰《实用主义是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发表于《学术研究》第3期，这是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本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印行贺麟所译黑格尔《小逻辑》，此乃新2版。贺麟《小逻辑•新版序言》说：“这次修改《小逻辑》的旧译本虽从一九七三年就已开始，但当时为了要先修改出版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和《精神现象学》下卷，便将《小逻辑》放下了，直到一九七九年春才最后修改完毕。”同年，《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收入贺麟所撰《布兰德•布兰夏尔德》。
1981年
80岁：3月，作《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自序》。6月4日，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议，贺麟被选为名誉会长。贺麟出席并讲话，讲话摘要《我对哲学的态度》（王树人整理）刊于《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8月12日，《黑格尔全集》编辑委员会成立，贺麟任名誉主任委员。9月，在北京召开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邀请了国际康德学会主席冯克（GerhardFunke）、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柏耶尔（R。Beyer）和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D。Henrich）三位德国友人参加。贺麟在会上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讲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对世界的文化和哲学的意义。讲话稿《在纪念康德、黑格尔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刊于《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第一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名单，贺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0月，在杭州召开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贺麟参加了讨论会并发了言。11月，在杭州召开全国中外哲学史比较讨论会。贺麟参加了讨论会并发了言。
1982年
81岁：10月11日，贺麟在金岳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56周年大会上发言。乐逸鸥根据记录整理而成《金老的道德文章》（标题是整理者拟的）。本年，发表《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学习与思考》第5期，1982年。本年，贺麟、王玖兴合译的《精神现象学》（上下卷）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一等奖。本年，已届耄耋之年的贺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历尽坎坷的哲学家终于找到了光明的归宿”[21]。11月4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专门报道此事（李洪启：《著名哲学家贺麟入党》）。
1983年
82岁：年初，发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福建论坛》第1期，1983年。6月15日，作《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作者后记》。本年，贺麟为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而写《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这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中央盟讯》的约稿。该文后经修改补充，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9月，发表《黑格尔的早期思想》，《哲学研究》第9期。本年秋冬（10月至11月），贺麟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至港讲学一月。10月21日，贺麟作为“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偕夫人抵达书院。10月27日晚，金耀基院长在云起轩设宴款待贺麟伉俪。11月2日下午，主讲“我近来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新理解”；11月7日下午，主讲“知行合一问题”。11月15日，贺麟夫妇离开香港，飞返北京①。讲学内容包括黑格尔哲学、宋明理学，讲稿发表于《求索》1985年第1期。在港讲学期间，唐君毅夫人谢廷光女士邀请贺麟前去府上瞻仰唐君毅的遗物，并在九龙设宴款待，由唐君毅的入室弟子李杜、唐端正、陈特及霍韬晦等作陪。李杜等均以著作相赠，谢廷光并以唐君毅的主要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套相赠（后谢廷光又曾两度前往北京，贺麟和周辅成予以热情接待）。回来后，贺麟撰写了《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一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谈论唐君毅的早期思想以及他们二人在思想上、精神上相契合之处，以为纪念④。

1984年
83岁：3月，贺麟被聘为《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学术顾问。贺麟所撰《黑格尔》被列入《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丛书第六卷。8月，《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周谷城、姜丕之为之作序。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收集解放前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讲演13篇，下篇收集解放后文章15篇。该书上篇的底稿是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的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讲课笔记，记录者是班上的肖辉楷同学，后经贺麟重新审阅和修改而成。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黑格尔研究方面最为深广、最为全面、最有影响的成果”[22]。8月，参加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傅山学术讨论会。贺麟所提交论文《傅山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及开展傅山研究的重要性》后于本年12月刊于《晋阳学刊》第6期。12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讨论会。为纪念费希特逝世180周年，贺麟完成《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述评》、《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二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本年，贺麟所译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由台湾新竹市仰哲出版社出版。
1985年
84岁：本年，贺麟应邀至四川大学哲学系、西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学。6月，发表《黑格尔〈自然哲学〉提纲特别强调其中的辩证法》，《晋阳学刊》第3期。11月，发表《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及其批评者》，《哲学研究》第11期。本年，还在《群言》第5、6期发表《黑格尔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批评》。
1986年
85岁：4月，贺麟被聘为《康德与黑格尔研究》顾问。6月，发表《论自然的目的论（比较研究康德、柏格森、鲁一士、亨德森、霍布浩斯等不同哲学家的观点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7月，论文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9月，在《人文杂志》第4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序言》。10月10日至13日，为了纪念贺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5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联合在北京举行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国内外3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等到会发言。与会者一方面对贺麟一生教书育人的学者生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对他的哲学思想及翻译、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系统的总结，并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这对于贺麟这样一位一生坎坷、历经磨难的老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1987年
86岁：3月12日，作《文化与人生》之“新版序言”。12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哲学史与科学史研究会等五家单位在南京市召开纪念《精神现象学》出版180周年学术讨论会，贺麟本拟赴会作专题讲演，后因身体等多种原因不能出席会议，但他专程派自己的两位博士生将《我学习〈精神现象学〉的经过》一文带至会上交流，并向大会寄去了贺信。《我学习〈精神现象学〉的经过》后刊于《学海》1992年第5期。1987年以来，贺麟为西方哲学史专业培养了5名硕士生、4名博士生。
1988年
87岁：7月，《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在北京昌平“爱智”山庄召开《黑格尔全集》翻译出版讨论会。贺麟参加了讨论会并讲话，对《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8月，《文化与人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旧版相比，新版在内容和文章题目上均有变动。12月，译著《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2月21日，西洋哲学名著研究编译会成立，贺麟任名誉会长。

1989年
88岁：3月，《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当代中国哲学》之再版本，不但改换了书名，而且“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新版序》）。该书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荣誉奖。7月，《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原名《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新版附作者近作《黑格尔评传》。书中介绍了三大哲人的生平和思想，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言论作了详细的叙述。
1990年
89岁本年，《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2年
91岁9月22—24日，为纪念贺麟诞辰9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华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民盟中央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行“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共200余人，就贺麟的哲学体系、学术贡献、治学方法、品格风范、人生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23]。9月23日上午8时半，一代宗师贺麟溘然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90岁。《人民日报》专门报道了此事[24]。本年7月，张学智所著《贺麟》作为“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一，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这是国内外系统研究贺麟思想的第一部专著，详细介绍了贺麟各个阶段的思想及其演变，并且分别进行了深入考察。书后附有学术年表和重要名词索引。谱后（附录）

1993年
本年，《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宋祖良、范进编）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宋祖良是贺麟的助手。
1995年
本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宋志明编）由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之一。本年，王思隽、李肃东《贺麟评传》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早在1986年11月，“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就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
1992年初，又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课题；1995年，由方克立教授和李锦全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新儒家学案》，全书三巨册，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11人的学案，其中《贺麟学案》由宋志明执笔。
1998年
本年，宋志明《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9年
1999年8 月29日至31日，“贺麟思想与西方哲学引进研讨会”在澳门举行。会议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这次研讨会，是继1986、1992年之后的第三次全国性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的专家学者共30人与会，会议收到论文22篇。澳门中国哲学会会长岑庆祺致开幕词，澳门新华分社宣传文体部顾问冼为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李鹏程也在开幕式上致词。
2001年
本年，张茂泽《贺麟学术思想述论》由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2年
2002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隆重集会，纪念贺麟先生百年诞辰。来自我国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共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哲学所所长李景源主持，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先生，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西方哲学史家张世英先生、汪子嵩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黄楠森先生、张祥龙先生以及贺麟先生的女儿贺美英女士等分别做了发言，对贺麟先生在西方哲学研究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其治学方法，以及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作出高度评价。《人民日报》专门报道了此事。
2005年
5月初，《贺麟选集》（“北大哲学门经典文库”之一，陈来主编、张学智编）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贺麟选集•前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前言》未署名，而《贺麟选集》的编者是张学智，据此推测：《前言》的作者当为张学智。
②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08页。此处之行程，参阅自该书。
③该文初刊于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9月21日），后收入《理性与自由——文化思想批评论文集》（胡绳著，上海：华夏书店，1946年6月，第10-16页）。
④贺麟在香港讲学的具体日程
本处综合参考了以下三种文献：
（1）《本院大事记》，《新亚生活月刊》（香港）第十一卷第三期，1983年11月15日，第15页；
（2）《“龚氏访问学人”贺麟教授访问本院》，《新亚生活月刊》（香港）第十一卷第四期，1983年12月15日，第4页；
（3）《本院大事记》，《新亚生活月刊》（香港）第十一卷第四期，1983年12月15日，第15页。

sunwinism

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恩斯特•布洛赫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创新
金寿铁
来源：《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2016-12-27，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简介：金寿铁，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吉林 长春 130033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恩斯特•布洛赫关于遗产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一种批判继承。布洛赫毕生致力于在希望哲学的视域中，创造性地理解黑格尔哲学，在“乌托邦的全体”中发掘并发展黑格尔体系中所缺乏的开放性、新东西、未来维度等范畴。按照布洛赫的理解，在黑格尔哲学中，体系与方法是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方法依存于体系，犹如婴儿依存于自己的母亲；体系依恋方法，犹如母亲依恋自己的婴儿。应当在物质基础之上，在趋势性物质路程的开放性中，把黑格尔哲学的封闭性、遮蔽性变革为与黑格尔辩证法一同站得住脚的第二个合理的东西。这正是布洛赫希望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创新所在。
　　关 键 词：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方法；乌托邦全体
1948年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结束美国的流亡生活，回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以下简称东德)，次年，他受聘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时年64岁。在就职演说《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①中，布洛赫强调经济学、哲学、辩证法的重要地位，认为大学的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和创新传统文化。特别是，根据当时东德的政治状况，他要求重新奠定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创造性地解释和发展黑格尔辩证法。
鉴于新康德主义曾经把黑格尔哲学当作一条“死狗”来轻视，布洛赫重申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及其辩证法所作的高度评价，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创造性地接受黑格尔哲学遗产。虽然在他的早期著作《乌托邦的精神》(1918~1923)中，黑格尔其人其说尚未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他的哲学思维的日渐成熟，他的著述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越发明显。1951年，他的黑格尔研究专著《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②由东德建设出版社出版，之后，他的代表作《希望的原理》第一卷(1954)、第二卷(1955)也相继由这家出版社出版。
当时，布洛赫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声名远扬，闻名遐迩。由于这个缘故，在东德学术思想界，他关于遗产问题的观点以及对黑格尔的解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也招致一些非议和谴责。特别是，他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立场与当时主张全面否定黑格尔哲学遗产的东德官方哲学家鲁加德•奥托•格罗普(Rugard Otto Gropp，1907-1976)的立场发生正面冲突，因而在东德学界引发一场围绕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激烈论争。由于从一开始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问题就牵涉到当时东德政治思想背景，所以在这场论证中布洛赫虽然赢得了哲学上的胜利，但政治上却节节败退，以致他的《主体—客体》一书遂成为他离开东德移居西德的间接或直接的契机。③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的主旨在于聚焦布洛赫对黑格尔的理解，澄清黑格尔哲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此，本文将追本溯源，重点考察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格罗普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批判；第二，《德国哲学杂志》关于黑格尔哲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争；第三，布洛赫的黑格尔理解与开放性问题；第四，简要勾勒一下布洛赫希望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创新。
一、格罗普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批判
在《主体—客体》中，布洛赫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联系及其批判继承关系。但是，令布洛赫始料不及，犹如当头一棒的是，他的这一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旋即受到了当时莱比锡大学辩证唯物论教授格罗普的集中批判。
格罗普自称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④的庇护下，他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清除所谓黑格尔哲学的“残渣余孽”。1954年在巴贝尔斯堡(Babelsberg)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哲学会议上，格罗普公开批判了布洛赫唯心论的辩证法理解。这一批判掀开了他的黑格尔、布洛赫批判的序曲。随后，格罗普在《德国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撰写《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及其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对立》⑤一文，全面批判科尔纽(Auguste Cornu，1888-1981)、贝伦斯(Fritz Behrens，1948- )、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布洛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格罗普的“批判意图”很明确，他完全根除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的地位。他首先声称，马克思主义之内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严重毒化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使其腐化变质。然而，他所界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与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以外的阶级社会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⑥。据此，他断言，康德、黑格尔哲学是源自反动市民哲学思潮的敌对理念。由此出发，格罗普进一步回溯国际共运史，不仅批判了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 黑格尔主义哲学取向的“机会主义” (Opportunismus)，也批判了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阿德勒(Max Adler，1873-1937) 等新康德主义取向的“伦理社会主义”。
按照格罗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部“斗争史”，它是在反对和消除唯心论哲学的斗争中独立地形成发展的。他举例说，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立自主的哲学传统，最初通过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全面而系统地反击了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而后以第二国际为基地独创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论，最终在第三国际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得到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式确认。但是，他警告说，这之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重新归于模糊淡化，以至于旨在从黑格尔视角解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反动倾向死灰复燃、日益抬头。⑦他一口断定，苏维埃哲学比德国古典哲学更具正当性、合理性，进而要求东德哲学家要为确立东德亲苏政治体制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支撑。
格罗普的一个基本论点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而是“重起炉灶另开张”的产物。为了论证这一点，他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相关性，马克思、黑格尔与辩证法的关系等。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可追溯至“理论与方法”(Theorie und Methode)的关系问题：“唯物论是普遍世界观的基础，辩证方法则是普遍的、最高的方法。根据唯物论的理解，在理论与方法中，理论是作出规定的东西，而方法是从属于理论的东西。理论形成方法的基础。唯物论是科学的辩证方法的基础。”⑧在对哲学史上所谓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论与唯心论(理论)之间的两军对垒进行一番比较分析之后，他重申了“唯物论是对的，唯心论是错的”这一教条主义的见解。据此，他进一步推论说，在一切自然现象中，辩证法都发挥主导功能。但是，当唯物论和唯心论实际反映这一辩证法时，前者客观地反映辩证法，而唯心论却主观地颠倒辩证法。⑨
回眸哲学史，格罗普推断说，马克思以前的辩证法绝大部分都是唯心辩证法，只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发现，辩证法才发展成科学辩证法。在此，格罗普再次尝试他的所谓“形而上学批判”：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背道而驰、格格不入，因为它缺乏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概念，总是孤立地、片面地把握事物现象。⑩但是，显而易见，他的形而上学批判未免以偏概全，以点论面，并未超出过分单纯、狭隘的阶段。例如，亚里士多德就从运动概念中把握其形而上学的全体世界，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形而上学并未片面地、孤立地、精致地观察事物，而是以运动、发展、变化的视角动态地把握事物。事实上，布洛赫正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可能性”概念本身的动态性(dynamis)中捕捉到了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例如，“向前的物质”、“地平线物质”、“过程物质”等。(11)由此可见，格罗普进行所谓“形而上学与唯心论批判”，并非实事求是、坦诚相见，以促进真正的学术讨论和思想交流，而是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以迎合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
然而，从格罗普的教条主义立场上看，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仅颠倒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而且二者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换言之，唯心论必定带有形而上学的烙印，反之，形而上学必定带有唯心论的烙印。因此，唯心辩证法势必头足倒置，其范例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样，对于格罗普来说，布洛赫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创造性地解释和发展黑格尔辩证法注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修正”，是不言而喻的批判对象。在此，格罗普的教条主义立场植根于两个错误观点：其一，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绝对对立起来，否定二者之间相互转化、彼此过渡的可能性；其二，他武断地规定：“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反命题。”(12)但是，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格罗普试图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中寻找他的所谓批判前提。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时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3)据此，格罗普主观臆断历史，妄称马克思的辩证法起源于非黑格尔哲学的其他唯物论传统。
为了证明黑格尔唯心辩证方法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方法之间的“非此即彼”，问题，格罗普进一步接近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问题。据他说来，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是形成他的体系和方法的根本动因，而这种理念恰恰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唯心世界观：例如，物质世界是自然之中作为自身的他者而对立的“精神的自我分裂”的产物，一旦精神在自身的他者中意识到自身时，精神就在历史之中回归自身，遂成为旨在把握自身的精神或理念。这样，他把黑格尔哲学概括为“精神的自我运动”。进言之，“在黑格尔那里，体系是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是体系的构成图式。在世界内容的范畴排列中，黑格尔的体系自我运动。对于他来说，辩证法不是说明物质的普遍运动形式，而是启示世界的批判、世界的内在联系”(14)。由此出发，格罗普强调，黑格尔自我复归的辩证法是一种缺乏未来的哲学，是绝对无法想象为社会—实践活动方法的一种封闭的循环体系。(15)
不仅如此，黑格尔的这一封闭循环体系因其唯心辩证方法的叙述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非真理与内在矛盾。因为按照格罗普的观点，唯心辩证法本身就已经是非真理。因此，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人为地分割辩证法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客观辩证法是万万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发展或改造为唯物辩证法是绝对行不通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缺陷和根本颠倒必将导致与唯物辩证法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在黑格尔哲学中，一元体系与辩证法的统一恰恰意味着这一哲学的没落。(16)总之，在格罗普看来，黑格尔的体系与它的辩证方法犹如一对仇家，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决定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相关性，而且，从黑格尔辩证法到马克思哲学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过渡和发展。
二、《德国哲学杂志》论争：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当初格罗普在《德国哲学杂志》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及其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对立》一文，旨在配合当时东德政治意识形态氛围，降低或排除黑格尔哲学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当时，格罗普名不见经传，充其量是一个略显稚气的半吊子哲学家。不过，他凭借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竟把批判矛头直指世界一流思想家们，所以，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顿时激起了轩然大波。
1954年5月，鉴于格罗普话题的敏感性和现实性，《德国哲学杂志》随即通过一则编辑广告，鼓励哲学界就以下问题继续展开争鸣：(1)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关系；(2)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与反动方面；(3)通过阅读格罗普所批判的哲学家们的著述，继续讨论他对这些哲学家们的评价。于是，这场讨论活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一下子吸引了东德哲学界众多重要人物的目光。参加这场报刊讨论的哲学家人数众多，分布甚广，有来自柏林的科尔纽、舒巴尔特(Wolfgang Schubardt)、蒙克(Wolfgang Mnke)；来自莱比锡的贝伦斯、施莱弗斯泰因(Josef schleifstein)；来自格赖夫斯瓦尔德的阿尔布雷希特(Erhard Albrecht)，等等。
1.格罗普与科尔纽的论争
格罗普最先发难的是科尔纽的《卡尔•马克思与近代思想的发展》(17)一书。格罗普首先对这部作品的叙述方式提出了异议，他指责这本书一味强调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主义的依存性，不仅大书特书黑格尔和黑格尔左派，还对卢梭、康德、歌德、费希特、谢林等人的昔日哲学津津乐道，然而，相比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分量却少得可怜，而对法国唯物论更是三缄其口、只字未提。他认为，科尔纽热衷于从自然社会环境中叙述近代思想的全体精神史发展，旨在证明马克思主义渊源于黑格尔主义，进而从“唯心论”视角渲染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相互关系。
的确，正是在这个地方，科尔纽的观点与格罗普的观点明显相左：科尔纽认为，“在马克思的立场形成期间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例如，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框架中，马克思吸收了其他许多思想要素”(18)，而格罗普则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黑格尔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而是后者对前者的断然拒绝，例如，他们进行了反对黑格尔主义的激烈斗争”(19)。对此，科尔纽反唇相讥，斥责格罗普否定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肯定因素，一味强调马克思提出了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反命题，而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割断历史，对其唯心论的黑格尔时期三缄其口，刻意保持沉默。(20)据此，科尔纽指责格罗普恣意地、教条主义地解释黑格尔辩证法的价值，肆意打棍子、贴标签，给黑格尔本人贴上“反动的唯心论者”的标签。
科尔纽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始终存在某种批判继承关系，实际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的片段式思想最终是在黑格尔辩证法中臻于体系化的。对此，格罗普抨击说，是科尔纽自己偷梁换柱，把唯心辩证法强行纳入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好像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心论中，分离其辩证法并借助于此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论以及机械唯物论。据此，格罗普断定，马克思恩格斯从非黑格尔的其他根据中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他们连同黑格尔的唯心论一道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21)与此针锋相对，科尔纽追溯了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黑格尔哲学遗产，其范例就是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对此，马克思曾经予以高度评价：“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2)这充分表明，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遗产。
在科尔纽看来，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人异化劳动的不同扬弃途径上：黑格尔试图通过人与自然的观念化来扬弃异化劳动，即把人还原为自我意识，把自然还原为自我意识的外化，把事物还原为事物性的抽象而回归一种通向知性的人的劳动。与此相对照，马克思则力主从人和自然的具体属性中把握人和自然，由此揭示了一种非精神的人的活动，即把劳动视为人与自然的中介。此外，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合理化，试图从唯心论视角扬弃被异化的劳动现象。与此不同，在马克思那里，所谓被异化的劳动就是市民社会的症候，它的消除不能借助于唯心论的神秘化，而只能借助于共产主义革命。(23)
因此，科尔纽嘲笑格罗普的下述见解，即“马克思主义并非黑格尔主义的发展”与事实相悖，不足为信。为此，他引证了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段话：“他(马克思——科尔纽)是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24)他进一步援引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段话回击格罗普的上述见解：马克思的唯物论“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25)。
2.格罗普与贝伦斯的论争
在《青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26)、《黑格尔经济学的理解和直观》(27)二文中，贝伦斯高度评价了作为经济学家的黑格尔的理论成就，并且暗示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黑格尔的视角相当独特、进步，对马克思哲学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格罗普看来，贝伦斯的这种抬高黑格尔，贬抑马克思的论调对当时东德的政治氛围极具危险性和破坏性。他首先批判贝伦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卢卡奇的见解，蓄意抬高黑格尔不仅是马克思的先驱者，而且拥有超然于马克思之上的经济学眼光。(28)不仅如此，格罗普还指责贝伦斯把唯物辩证法视为唯心辩证法的产物，把黑格尔视为“马克思主义之父”。
对此，贝伦斯反驳格罗普夸大其词，歪曲了自己文章的主旨：“我的文章聚焦于青年马克思怎样对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他为什么追问这个问题，并且他什么时候开始了对市民经济学科的批判议论。”(29)通过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贝伦斯阐明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兴趣始于黑格尔，而当时在经济学上黑格尔是站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一边的。正是受到黑格尔经济学观点的影响，马克思才开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思考市民社会，着手撰写了他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此外，贝伦斯还痛斥格罗普偷梁换柱，张冠李戴，把他关于“黑格尔对其时代经济学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这一表述歪曲为“在一切方面都主张唯心论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黑格尔的优越性”。与此同时，贝伦斯还严厉斥责格罗普教条主义的浅薄无知，他引经据典，援引1858年1月1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有力地证明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联性。(30)
3.格罗普对卢卡奇、布洛赫的批判
格罗普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31)以及布洛赫《主体—客体》二书中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这一论点上。他断言，一方面，卢卡奇淡化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尽可能把马克思主义拉向黑格尔主义；另一方面，布洛赫淡化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的对立，尽可能把黑格尔哲学的遗产纳入马克思主义。(32)
应当承认，卢卡奇和布洛赫的黑格尔解释中，流露出某种唯心论倾向，两人都致力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统一性。特别是，在他们那里，同样折射出东德、匈牙利社会内部反苏维埃国家官僚主义的政治意识倾向。因此，当时两人都按兵不动，并未马上回应来自格罗普的批判。相反，卢卡奇给《德国哲学杂志》撰稿《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发展(1840-1844)》一文，再次明确强调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相互关系。(33)同样，直到1956年布洛赫才正式回应来自格罗普的批判。这意味着，苏共二十大(34)以后，他开始正面挑战东德当局将东德政治秩序全盘苏维埃化的企图。在此，我们将延后讨论布洛赫的黑格尔理解，首先考察一下格罗普是如何批判卢卡奇和布洛赫的。
按照格罗普的理解，卢卡奇不仅把黑格尔视为马克思的先驱者，把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视为等同，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洞察中，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视为对人的劳动重要性的洞察。(35)换言之，在卢卡奇那里，黑格尔已被认可为“历史唯物论者”，从而使黑格尔与马克思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卢卡奇把黑格尔的唯心论视为德国政治、经济、历史状况的理念反映，认为正是这种社会条件赋予了黑格尔哲学一种唯心论特征。(36)据此，格罗普抨击卢卡奇赋予黑格尔唯心论一种客观历史性。对此，卢卡奇援引黑格尔的话说，一个人永远不能超出自己的时代：“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即在后期观点中，人们发现并批判黑格尔思维的界限，然而，困难的是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下，诸如黑格尔一样的一个总体的、宏伟的德国哲学不可能生成于一种激进的、民主状况中。”(37)在格罗普看来，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这一历史性辩护，正是“为黑格尔保守反动的政治哲学鸣锣开道，招幡引魂，将其正当化”。(38)
卢卡奇则把唯物辩证法称作“客观唯心论的辩证法的真理”(die Wahrheit der Dialektik des objektiven Idealisnus)，以此凸显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卢卡奇那里，唯物辩证法对唯心辩证法的克服并非通过不妥协的斗争，而是通过单纯的继承发展。与此相反，格罗普则沿袭苏东教条主义的正统观点，强调黑格尔是自身时代的产儿，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反动哲学家。难怪，格罗普非难卢卡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一味吹捧黑格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甚至拥护其反动人物这一面。用他的话来说，卢卡奇“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置于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中”，从而导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所实行的革命变革付诸东流，前功尽弃”(39)。
格罗普对布洛赫的批判也未能超出上述“扣帽子、贴标签”等抹黑方式。根据格罗普的说法，尽管布洛赫同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陈腐性和反动政治性以及黑格尔体系和辩证法中的艺术构成图式与不合理性，但是，尚未意识到哲学史上的两军对垒，未能始终如一地将唯物论与唯心论明确对峙起来。其结果，在布洛赫那里，黑格尔的意义就以“超历史的”方式显现。此外，布洛赫不遗余力地批判旨在废除黑格尔哲学的所有企图，力图在其创造性的继承中，弥补对黑格尔哲学界限性的批判。在格罗普那里，由于“废除”黑格尔哲学乃是哲学的课题，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继承和发展德国哲学传统的布洛赫哲学乃是彻头彻尾的“帝国新黑格尔主义”(der imperialistische Neuhegelianismus)。(40)与此相反，在布洛赫那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哲学，这种哲学只有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中，从而在继续深入思考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方可指明未来的新东西；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尚未到达黑格尔深蕴内容的、根本上朝着黑格尔可扬弃的哲学。
虽然起初由格罗普触发的“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争来势汹汹，大有排山倒海之势。但是，“哲学能够洞穿这种复杂性悖论性”。(4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论争日渐退潮，大有强弩之末之态，以致在哲学层面上主动迎合者越来越少，甚至许多人持一种反感抵制态度。这使格罗普变得很被动，最后落到孤家寡人，落落寡合之境地。1955年政治形势有所缓和，布洛赫获得东德民族奖(Nationalpreis)这一殊荣，格罗普被迫偃旗息鼓、鸣锣收兵。他假惺惺故作姿态，特别为《布洛赫70华诞纪念文集》(42)写了一篇充满敬意的序言。至此，这场激烈的论争总算告一段落。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这一论争重新演变为一场政治理念之争，其结果是，布洛赫在政治上一败涂地，1957年被勒令退休，在莱比锡大学陷于完全孤立状态。1961年，他不得不背朝东德，踏上西德土地，寻找新的希望、新的梦想。
三、布洛赫的黑格尔理解与开放性问题
1956年以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脱斯大林化”运动方兴未艾，引起东欧各国思想、政治和社会激烈动荡，最终促成波兰、匈牙利人民起义。布洛赫的格罗普及其斯大林主义批判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欧圈内一连串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变革诉求。因此，与其说布洛赫的批判是对格罗普个人的批判，不如说是对东德乌布利希体制的批判以及对当时试图掌控东欧各国的苏联霸权主义的抗拒。然而，当时正面批判乌布利希体制的哈里希(43)以颠覆国家罪被捕，判以十年徒刑，而与他过往密切的布洛赫也遭到连累，先是被勒令提前退休，后被禁止授课，以致在政治上、学术上陷于完全被孤立、打击的境地。在这种状况中，布洛赫对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双重意义：哲学上，他坚定不移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遗产；政治上，他抗议“非人道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在《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中，布洛赫已经明确规定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黑格尔不仅是第一个关于“生成的哲学家”，也是第一个关于“劳动异化”的发现者。在遗产方面，“黑格尔的真知灼见在于，在现实的全部广度和深度中，开启生成的东西、批评自我异化的东西、提升人性自我复归的东西”(44)。因此，在继承黑格尔遗产方面，布洛赫致力于下述双重目标：第一，系统阐明由黑格尔及其学派所界定的我们历史的从何(Woher)、向何(Wohin)和为何(Wozu)；第二，在关于一切(Ganz)或总体(Totum)的认识中，全面探索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的意义。(45)为此，一方面，布洛赫深入批判黑格尔哲学中全面否定未来，一味指向过去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努力发掘在其时代制约性中，试图把握全体的黑格尔哲学的“开放”意义。(46)
如果说，从柏拉图以来的全部“本质哲学”一直都纠缠于“业已存在的东西”或“过去的本质”(Ge-Wesenheit)，那么，从黑格尔遗产中所发掘的“体系的开放”、“向前的开放性”(Offenheit nach vorn)则致力于“尚未”(Noch-Nicht)这一开放的视域。在布洛赫看来，问题在于，黑格尔哲学尚未克服掉自身体系固有的封闭性。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处，黑格尔把全体运动过程叙述为绝对精神的“回顾”(Ruckblick)或“记忆”(Mnemosyne)，并在柏拉图“回忆说”(Anamnesis)的轨道上叙述“把自身作为精神了解的精神”(der sich als Geist wissende Geist)。就是说，就像孙悟空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黑格尔这位辩证法大师最终也未能跳出旧形而上学的框框，他依旧在柏拉图“回忆说”的既定轨道内叙述了自身的哲学。(47)
那么，黑格尔与柏拉图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在柏拉图那里，世界现象和过程乃是假象，而特殊的东西(Besondere)始终都只不过是普遍的东西，即对理念的摹本而已，从而一切现象的运动都只在绝对的东西之中才能发现其意义。与此相对照，在黑格尔那里，如果没有生成和过程，就无法想象绝对精神，而且，他认为，这个生成过程不是从柏拉图的“理念之天”，而是从最匮乏的东西、无或“冥府”出发，通过具体的自我变化和扬弃矛盾而达到绝对的东西。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精神是自我运动的“过程”，这是一切“途中存在的生命”，而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恰恰形成了体系。进言之，辩证法是蕴含在运动过程中的“内容自身的内在灵魂”。(48)在黑格尔哲学中，体系与方法是一个整体，犹如一整块钢铁，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正因如此，布洛赫坚决反对并一再警告任何试图分离“体系”与“方法”，从而在根本上瓦解和废除黑格尔哲学的做法。
在《黑格尔与体系的威力》(1956)一文中，布洛赫高度评价了黑格尔体系的地位和作用。“黑格尔体系的威力给人告诫和教诲，它尤其教导我们哲学思维中的房屋原型，没有这种原型，无法四处漫游，也就没有如此开放的过程。没有无秩序的自由，没有无阶段和结构的世界实验，没有无自身在适当的结晶体中的财富。”(49)在黑格尔哲学中，体系与方法总是同时性的、相互内在的。同年，在另一篇标题鲜明的论文《关于恩格斯分离黑格尔“方法”与“体系”的问题》(1956)中，布洛赫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和恩格斯试图割裂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受费尔巴哈其人其说的影响，恩格斯强烈要求“方法”与“体系”之间的决定性分离。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的“方法”是辩证法的、即批判的一生成的方法，是首要的遗产，相比之下，黑格尔的“体系”充其量是以往市民唯心论哲学的总结算。不过，恩格斯同时指出，由于黑格尔辩证法是在唯心论的颠倒中叙述世界运动法则，所以一切发展过程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东西都不是时间中实际地发生的事实的东西，而是时间上从观察者的立场中以回顾方式重新探究的东西，而这东西显示着自在—自为地永恒生成的东西，即从泛神论视角绝不可能推出的新东西，亦即关于现实未来的东西的异质性。(50)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黑格尔的体系既不合理，也不属于物质论的范畴。如果想要理解这一体系，就必须假设人们绝不能到达的那种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限知识，即树立体系的人们必须把这无限的时间空白证明为科学论证的固有发现。然而，从人类知识的范围和界限上看，这种假设只不过是不合理的幻想和意识形态的迷梦而已。据此，恩格斯得出了很值得商榷的两点结论：其一，人的历史本质上是凭借绝对精神的发现所无法发现其知性终结的发展过程；其二，这样一种总体理念恰恰带有绝对真理这一“不可治愈的内在矛盾”。(51)一句话，按照这一结论，所谓追求某一终结的精神运动的体系业已是一种“静力学”(Statik)、一种“反辩证法”(Antidialektik)。
众所周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全盘否定态度，指出：“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澡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52)在此，他形象地把黑格尔哲学中的体系与方法的关系比作“洗澡水”与“婴儿”的关系，据此，他一分为二，将黑格尔的方法视为“革命的、进步的”，而把黑格尔的体系视为“保守的、反动的”。然而，对于恩格斯的这种“一褒一贬”的二分法，布洛赫提出质疑并表明了不同的见解。在他看来，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的关系并非是“洗澡水”与“婴儿”的关系，而是“母亲”与“婴儿”的关系。方法依存于体系，犹如婴儿依存于自己的母亲；体系依恋方法，犹如母亲依恋自己的婴儿。因此，在布洛赫看来，所谓体系与方法“格格不入，甚至不共戴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就像婴儿既不是无中生有的虚无，也不是从石缝里蹦出的孙悟空，方法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或者从来就有的。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婴儿离不开母亲乳汁的哺育一样，方法也离不开体系的庇护和滋润，因为它是在体系的母腹中孕育、生长和发展的。
据此，布洛赫进一步追问：“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形式多半与辩证法内容相分离吗?”(53)对此，他是这样回答的：当然，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客观唯心论的辩证法总是唯心论的客观辩证法，但是，这种辩证法决不是与现存的内容毫无关系地、抽象地显现的辩证法，恰恰相反，在这种辩证法中，否定的异化现象和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异化扬弃运动形成着连接那全部体系的辩证契机，而这种辩证发展乃是经常承载物质性的现实辩证法。关于恩格斯指出的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问题，布洛赫认为，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性是无可置疑的，只是因为从观察者的立场看时，一切发展过程都被把握为“永恒生成的东西”，才形成未来的东西所无法进入的那种封闭的“圆圈的圆圈”(Kreis aus Kreisen)。与此同时，他暗示说，究其本质，黑格尔的体系与柏拉图的理论毫无二致，因为二者都阻断未来(Zukunft)、新东西(Neuheit)、非封闭性(Unabgeschlossenheit)，进而把一切知识等同于昔日的“回忆”(Wiedererinnerung，Anamnesis)。(54)但是，二者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恩格斯意义上的方法与体系的对立，而是意味着欧米茄(终末)到阿尔法(开端)这一辩证综合(Synthesis)意义上的互为因果、相互承认(Anagnorisis)，即“不仅是方法中的矛盾，也是体系中的矛盾”。(55)
总之，在黑格尔那里，方法与体系是须臾不可分离的。(56)因此，一方面，布洛赫指出，作为回忆的“最后出生”，黑格尔循环式的封闭性形成“思维终结”(Denkbeendigung)、“世界终结”(Weltbeendigung)；另一方面，布洛赫重申，这种封闭性并不是体系性东西自身的构成要素，因此通过预先推定某物，通过世界过程，可以设想一种永不封闭的、敞开的世界。在此，重要的是，在创造性的过程意义上，不应在封闭的圆圈中，而应在“开放体系”中理解黑格尔的世界关联性。就此而言，在黑格尔哲学中尚有许多领域有待深入拓展和创新，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有可为，一试身手。
结论：希望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创新
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以后，苏东各国出现了短暂的“解冻”时期。适逢其时，东德学界围绕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可以说，布洛赫与格罗普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这场论争的一个缩影。就内容而言，这场论争反映了这个时期东欧圈内广大知识分子渴望摆脱“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一种“有人情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和诉求。
1956年11月14日，在柏林大学黑格尔逝世125周年纪念大会上，布洛赫作了题为《黑格尔与体系的威力》(57)的主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一方面，他明确反对旨在除去黑格尔哲学之珍贵遗产的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由欧洲市民社会的体系哲学过渡到自身的乌托邦的希望哲学。他强调，“必须抛弃这样一种教条主义的狭隘担心：如果黑格尔处于伟大状态，马克思就显得渺小”(58)。黑格尔哲学正是通过马克思得以繁荣昌盛，而马克思本人经常谦虚地称他为导师。如果没有黑格尔，就不会存在属于马克思的全部人文倾向。斯大林曾经把德国古典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政治对法国革命的反动”，对此，布洛赫回应说，这种批判绝不是学术问题的批判，而是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59)
此外，布洛赫也严厉批判了苏东圈内认为“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真理”的教条主义态度，重申只有在“继承”全部人类优秀传统中，才能发现富于创造性的精神财富。于是，他正面挑战斯大林主义与乌布利希—格罗普体制，斥责其官方意识形态全盘否定人类文化遗产和德国哲学传统，特别是极力贬低黑格尔哲学的现实性和效应。这种意识形态充满着“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霸气。然而，在布洛赫看来，“离生活相距遥远的红色最高训令者，离艺术十万八千里的美学，离哲学远若天涯的哲学思维对我们统统无所裨益”(60)。
在此，布洛赫强调指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辩证方法(dialektische Methode)和百科全书体系(das enzyklop dische System)，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统一。(61)他怒斥正统马克思主义拒不接受黑格尔哲学的唯心方法论以及黑格尔体系中的体系内容的做法，严厉质问：“在黑格尔的体系中，难道真的没有站得住脚的强有力的东西吗?”(62)在此，他站在黑格尔“没有体系的哲学思维并不是学问”这一立场上，力图追踪黑格尔体系的威力究竟在何处。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思想中捕捉了发达的欧洲市民社会体制及其时代。由此出发，他不仅把黑格尔体系以前的时代本身视为一种封闭的世界，也把反映自身时代的黑格尔哲学视为一种封闭哲学。哲学是自身时代精神的反映，但是，由于黑格尔哲学排除了未来指向性、敞开的可能性、实验特征以及此在的片断性质等，所以，他的哲学被形象化为完全遮蔽的圆圈世界。由于与世隔绝、自我封闭，黑格尔哲学不仅忽略了历史中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63)一类的使人类归于灰飞烟灭、万劫不复的实际危险领域，也忽略了历史辩证法视域里的“现实的个人”领域，完全抹煞了马克思“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意义上的世界的“实验特征”(Experimentcharakter)。
但是，根据布洛赫遗产的观点，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之内，将黑格尔哲学的封闭性、遮蔽性变革为与黑格尔辩证法一同站得住脚的第二个合理的东西，而这东西必须在物质基础之上，在趋势性物质路程的开放性中加以叙述。惟其如此，作为最后的伟大证人，黑格尔所敬畏的体系思想才能指向“无遮闭世界的开放体系的问题”。这样，归根结底，在哲学思维中，黑格尔哲学的伟大性不是教导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寻找一座现成的宏伟建筑物，而是教导人们构思一座建筑物的平面图。正如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一样，如果没有这个世界的平面图，没有对一个未来更美好世界的展望，就没有任何周游世界的旅行或开放的过程(offener Prozeβ)。在此意义上，当代德国马克思学家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1922- )有理由指出，布洛赫一如既往、不舍不弃，力图在其希望哲学的视域中，创造性地理解黑格尔哲学。(64)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力图在“全体”或“总体”(Totum)这一最后的自为存在中，即在“乌托邦的全体”(Utopisches Totum)中，发掘并发展黑格尔体系中所缺乏的开放性(Offenheit)、新东西(Novum)、未来维度(Zukunft Dimension)等范畴。应当说，这正是布洛赫希望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创新所在。
众所周知，像黑格尔一样，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也设定了末世论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以及“目标内容”(65)，那么，能否像当代德国政治学家雷纳特•达姆斯(Renate Damus，1940-1992)所批判的一样，布洛赫意义上的“乌托邦的全体”也未能摆脱由来已久的“遮蔽性”的窠臼，或重新跳入了黑格尔“圆圈的圆圈”的怪圈呢?(66)这个问题很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有一点很清楚，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是建立在以回顾形式记述的“回忆说”(Anamnesis)基础之上，而在布洛赫哲学中，“乌托邦的全体”或“最后终末中的现实开端”是建立在指向未来的、开放的“尚未”(Noch-Nicht)基础之上。这样，问题取决于，观察者的视点是聚焦在完成了的终结上(黑格尔)，还是聚焦在指向历史完成的现在过程上(布洛赫)。于是，即使在黑格尔哲学中，如果除去绝对精神的指向过去的回顾态度，也可以设想指向未来的辩证运动。以指向未来的希望哲学克服这一时间鸿沟，正是布洛赫的未来指向的辩证法理解。(67)
注释：
① Ernst Bloch,"Universitt,Marxismus,Philosophie",Inhilosophische Aufstze zur objektiven Phantasie,Frankfurt/Main Suhrkamp Verlag,1969,SS.270-291.
② Vgl.Ernst Bloch,Subjekt-Objekt,Erluterungen zu Hegel(Erweiterte Ausgabe), Erster Ausgabe:Berlin 1949 Aufbau-Verlag;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Main,1962.
③ 恩斯特•布洛赫在前东德的遭遇，参见[德]阿诺•闵斯特《被解除武装的预言家——恩斯特•布洛赫的莱比锡内部流亡岁月(1956-1961)》，金寿铁译，《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
④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历任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1950-1953)、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1971-197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60-1973)等要职。
⑤ Rugard Otto 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e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In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2,Jh.1954.H.I.
⑥ Rugard Otto Gropp,Ebd.,S.69.
⑦ Rugard Otto Gropp,Ebd.,S.71.
⑧ Rugard Otto Gropp,Ebd.,S.73.
⑨ Rugard Otto Gropp,Ebd.,S.74.
⑩ Rugard Otto Gropp,Ebd.,S.75.
(11) 物质既是思辨地自我创造的物质，也是自身形态的母腹和未完成的地平线。"Vgl.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Main,Suhrkamf Verlag,1959,S.469"；物质不是机械零件，而是在亚里士多德质料定义意义上所蕴含的历史地经常制约着显现可能性的东西。物质不仅是从质料—物质视角加以规定的所谓根据可能性的存在者(kata to dynaton)，也是客观—现实地可能的东西的相关概念或辩证过程的可能基质，即可能性之中的存在者(存在)(dynamei on)。Vgl.Ernst Bloch,Tübinge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Frankfurt/Main,Suhrkamf Verlag,1970,S.233.
(12) Rugard Otto Gropp,Ebd.,S.80.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14) Rugard Otto 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e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S.83.
(15) Rugard Otto Gropp,Ebd.,S.85.
(16) Rugard Otto Gropp,Ebd.,S.89.
(17) Auguste Cornu,Karl Marx und die Entwicklung des modernen Denkens,Beitrag zum Studium der Herausbildung des Marxismus,Berlin,Dietz,1950.
(18) Auguste Cornu,Ebd.,S.5.
(19) Rugard Otto 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e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S.91.
(20) Auguste Cornu,"ber das Verhltnis des Marxismus zur Philosophie Hegels",Ineutsche Zeitsschrift für Philosophie,I.Jh.H.4.S.895.
(21) Rugard Otto 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e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S.91.
(22)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23) Auguste Cornu,"ber das Verhltnis des Marxismus zur Philosophie Hegels",S.895.
(24)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314页。
(25)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26) Fritz Behrens,"Zur Entwicklung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im jungen Marx",In:Zeitschrift Aufbau,2,Jg.1953,H.5.
(27) Fritz Behrens,"Hegels konomische Auffassungen und Anschauungen",In: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der Karl Marx Universitt,Jg.1952/53,H.9/10.
(28) Rugard Otto 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e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S.197.
(29) Fritz Behrens,"Diskussion",In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I.Jh.H.4,S.898.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31) Vgl.Georg Lukács,Der junge Hegel,Zürich/Wien,Europa Verlag,1948.
(32) Rugard Otto 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e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S.96.
(33) Georg Lukács,"Zur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 des junen Marx",In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2,Jh.1954.H.2.SS.288-302.
(34) 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作大会报告，严厉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指出斯大林主义的错误，还提出“三和”的新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苏共二十大对世界形势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视为苏联历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5) Rugard Otto 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e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S.92.
(36) Georg Lukács,Der junge Hegel,Zürich/Wien,Europa Verlag 1948,S.505.
(37) Georg Lukács,Ebd.,S.470.
(38) Rugard Otto 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e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S.93.
(39) Rugard Otto Gropp,Ebd.,S.95f.
(40) Rugard Otto Gropp,Ebd.,S.97.
(41) 张志丹：《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解码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悖论》，《哲学研究》2014年第10期。
(42)Festschrift Ernst Bloch zum 70,Geburtstag,Hrsg.von R.O.Gropp,Berlin 1955.
(43) 哈里希(Wolfgang Harich,1923-1995)，哲学家、记者，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1956年春夏之交，哈里希时任《德国哲学杂志》主编、国际黑格尔协会(Internationale Hegel-Gesellschaft)主席，在东德统一社会党内反对派中，他被视为头面人物。1957年，哈里希以“策划颠覆罪”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64年，哈里希被释放并恢复名誉，但在后期著作中，他收回了从前的许多激进观点，很大程度上屈服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方观点。参见金寿铁《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0页。
(44) Ernst Bloch,Subjekt-Objekt,Erluterungen zu Hegel,Frankfurt/Main,Surhkamp Verlag 1962,S.55.
(45) Ernst Bloch,Ebd.,S.11.
(46)“没有对总体(Totum)的意识，就不存在具体的理论和实践，而总体作为自由和它的对象总是处于变化和过程之中。因此，迄今所生成的世界不是在封闭的圆圈中被关闭的，而是在辩证的过程中依然开放(offen)着的。”Ernst Bloch,Ebd.,S.11。
(47) Ernst Bloch,Ebd.,SS.473-488.
(48) Ernst Bloch,Ebd.,S.487.
(49) Ernst Bloch,"Hegel und die Gewalt des Systems",In:Ernst Bloch,Philosophische Aufstze zur objektiven Phantasie,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69,S.500.
(50) Ernst Bloch,"roblem der Engelsschen Trennung von 'Methode' und 'System' bei Hegel",In:Ernst Bloch,Philosophische Aufstze zur objektiven Phantasie,Frankfurt/Main Suhrkamp,1969,S.468.
(51) Ernst Bloch,Ebd.,S.462f.
(5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53) Ernst Bloch,Philosophische Aufstze zur objektiven Phantasie,S.468.
(54) Ernst Bloch,Ebd.,S.468.
(55) Ernst Bloch,Ebd.,S.469.
(56) Ernst Bloch,Ebd.,S.480.
(57) Ernst Bloch,"Hegel und die Gewalt des Systems",Inhilosophische Aufstze zur objektiven Phantasie,Frankfurt/Main Suhrkamp,1969,SS.481-500.
(58) Ernst Bloch,"Hegel und die Gewalt des Systems",S.482.
(59) Ernst Bloch,Ebd.,S.482。另参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1-358页：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时，特别指出，“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从而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
(60) Ernst Bloch,Ebd.,S.495.
(61) Ernst Bloch,Ebd.,S.484.
(62) Ernst Bloch,Ebd.,S.486.
(63)“伯罗奔尼撒战争”(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B.C.431-B.C.404)，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战争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语世界，被当代学者称之为“古代世界大战”。“三十年战争”(Dreiβigjhriger Krieg,1618-1648)，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国哈布斯堡皇室统治为肇始，最后以哈布斯堡皇室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使日耳曼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60％的人口，波美拉尼亚被消灭了65％的人口，西里西亚被消灭了25％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将近一半死亡，十分惨烈。
(64) Vgl.Iring Fetscher,Ernst Bloch auf Hegels Spuren,Nina Kousnetzoff,Suhrkamp Verlag,1965.
(65) 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Main,Suhrkamp Verlag,1959,S.1628.
(66) Renate Damus,Ernst Bloch,Hoffnung als Prinzip-Prinzip ohne Hoffnung,Meisenheim am Glan,Anton Hain 1971,SS.130-132.
(67) 参见马克思：“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给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发现，人们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马克思：《致卢格》，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8页。
(责任编辑：刘晓东)

sunwinism

【 文献号 】99002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226～233
【 标 题 】孔德与他的实证理论
【 作 者 】王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孔德与他的实证理论
——纪念社会学的创始者孔德诞生200周年
社会学的诞生
社会学诞生于法国，从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起，法国的经济和生产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复辟与反复辟、帝制与共和的争斗、对外的战争反复延续达一百多年，其中还交叉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整个法国长期在动乱中，人心思安，急剧发展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要求民主的愿望，都需要比较稳定的环境，人们要求尽快建立新的秩序。
从十九世纪一开始，有许多思想家为改革社会设计各种处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既指出社会的病态，又提出各自济世的策略计划，在法国各阶级阶层中引起不同的反响。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Comte,1798～1857)，来到圣西门(Saint Simon,1760～1825)这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身边，从1818～1824年（即二十岁到二十六岁）间以弟子身份，义务地作为圣西门的秘书。无疑地这个年轻人要受到老师一些影响。但作为一个肯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学者，师生之间终于发生分岐，不欢而散。
从二十四岁起，这位因参与学潮被巴黎理工技术学校（即后理工大学）开除，既无学历又无学位职称的青年，在巴黎以为人补习数学维持生活，却在二十六岁时公开主办“实证哲学讲座”，博识多才深受欢迎，听众之中不乏巴黎知名学者，他算得是一名自学成才的人物。
但事情并不顺利，由于贫病交困、与妻子不和而精神分裂，1827年曾投河自杀。这些不幸的生活经历，对他后期思想潜伏着巨大的影响。
“实证哲学讲座”在他身体及精神恢复正常后，又从1829年初开讲，历时近两年，全部共七十二讲。讲完后以《实证哲学教程（或称讲义）》为题，从1830年开始出版第一卷，因经济困难直到1842年其余五卷（共六卷）才陆续出齐。孔德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开创了近现代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实证哲学派，还从开始随同圣西门共同提出“物理社会学”的观点，到1839年第四卷中正式创用“社会学”这个名词，是《实证哲学教程》中讲演次数仅次于数学的一门新创的科学。
但是，确切地说，社会学的正式出现早在1839年之前。当孔德1822年还在跟随圣西门的时候，就在他青年时期的初期著作中提出了有关的思想，也就是在这期间因论文的署名和内容等原因，开始和圣西门有了分歧，导致以后的分手。在1829年前后他自立门户重新开始讲学时，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学说和理论。所以社会学实际创始的时间，应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当然，在孔德的思想中不管他本人如何评说，都不可避免地含有些圣西门的影响，但把曾经两人共同参与过的论点称之为“剽窃”，这种批评不仅不公道，而且也有违学述继承发扬和相互引证的常规。从社会学的出现来说，只是因为生活贫困，出版困难，他的讲演录拖延了十多年才陆续出齐，人们以文字为据，不免把社会学的创立延后了十年。
这个时间表，一是校订一下学科诞生的时期，那时孔德正值而立之年，思想体系已经形成，讲演公开进行，在欧洲有一定影响。二是澄清一下传闻的失误：由于孔德生前有一段时间与马克思、恩格斯处在相同的时代，有些观点则相歧异，按照“非此即彼”的模式，不免被认定有反马克思主义之嫌。其实，孔德曾长期为工人讲学，为提高工人文化知识水平而努力不懈。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也从事活动，在第一国际遇到困难时他及时发表过同情支持的言论，以后还以“实证主义者协会”的名义加入过第一国际。因名称不符工人组织的要求，在活动的方针路线上也有不同意见，不久就退出了或说被开革了。孔德也批评资产阶级的贪婪，是造成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但仍然像以后对待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地对待了。
虽然在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全部出齐时，正值马克思流亡巴黎（1843年）正式接触法国工人运动，但一般认为在孔德逝世约十年后，他的影响才引起了马恩的注意并加以斥责，自是孔德及其学说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不过从两种学说出现的时间可以看出，彼此对社会的认识虽有分歧，但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学说，与四十年代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可能有什么联系，认为一门先出现的学说会去反对一门还未诞生的理论更是说不通了。
我自己曾经一再说过，他们的学说产生在相同的时代，而且思想来源也基本相同，如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还有进化论、民主政治思潮和科技发展的影响等等，由于立场、观点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一在安定的伦敦，一在动乱的巴黎），自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社会的治理也提出了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策略。这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在“非此即彼”的模式在苏联定型之后，学术与政治混淆难分，实证主义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都列入另册了。实践证明，这对理论或科学的发展都只能产生消极的后果。
看来，很有必要对一个人及其学说死后的哀荣和生前的遭际区别对待；在特定情况下对某个人的贬斥要作具体的分析。有的人生前飞黄腾达，红极一时，死后不久就没没无闻；有的人生前坎坷，备受冷遇，死后则声名日盛，尽管褒贬不一，恰都表明其人其学引人重视，孔德可称是这样的一种人。
他学生时期虽联颖好学，但因不满严厉的校规和虚伪的师道而遭开除。因在数学上有较多的功力，自是即以为人补习数学为生，当他公开演讲实证主义哲学取得成功，成为欧洲大陆以及英伦甚有影响的学者，仍未真正改变他的困境。他的母校巴黎理工大学给他提供一个工作，不是请这位知名的学者思想家讲授哲学讲授理论，而是叫他当一名数学课临时兼课教师，随后总算正式聘任，还是数学补习教师和新生入学考试的监考者。不过，这份工作多少给他增加了收入，稍稍安定一点地度过了十年左右的时光。他的学问和声望日高，受到的妒嫉排挤也日增，他希望能名实相符的从事自己的专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尽管理工大学多次有名额可补，都遭那些未必比他高明的教授们所否决。一代大师作为一名补习教师，还要经常受到那些以专家“自居”的所谓学者们的嘲讽，接着干脆连新生入学的监考人和补习教师等职务也给撤销了。孔德的思想不合正统要求，他自己也可能存在一些未能搞好人际关系的缺点，看来，嫉贤妒能并非中国的特产，外国也是早已有之的。
孔德可谓身心交瘁了。虽然仍然还很忙碌，还坚持给巴黎工人开科普讲座，但已是一个失业者，生活也难维持了。晚年常常依靠学生和朋友的资助。政局的动荡、贫困的生活和婚姻爱情的折磨，使一个在科学上很有造诣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生涯上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大致在他将近“知命”之年的时候，他从坚持科学实证、反对神学的立场上，转而宣扬人道教。
这位被正统学府和当权阶级怀疑为异端的学者，的确，他既指责过资产阶级，又长期和工人群众保持着联系，又和第一国际有过接触，因而受到过资产阶级的卫道者们的攻讦。在法国革命过程中不断反复出现的激烈的暴力斗争，使他从拥护共和、支持革命逐步转为冷漠沉思，把精力投入哲学与科学的研究，相继出版了更多的著作。而在受尽奚落排挤陷于贫困的凄凉老境之后，精神曾几度分裂，但他不是仇视人间，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主张人人克制利己主义，发扬利他主义，主张人人相爱，提倡人道，要爱人类，还主张各阶级之间要协调合作。……这些想法在动荡已久的法国以至欧洲，多少博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支持，自然不免要受到激进者的非难，认为这是宣扬阶级调和，分散了斗争力量，进而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反动的教主，他的学说思想更成为批判对象。
记得在1957年初，不少师友曾拟撰文纪念孔德。以后风云突变，我在开始批判时的一篇文章中（参见《新建设》1957年8月号），对于这种矛盾丛生，左右都不逢源的现象，不由地指出法国资产阶级对于一位被视为自己的“代言人”，竟听任其病贫交困，终因癌症而悲怆逝去，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而毕生为法国工人效过力的学者，却又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坎坷际遇，实在堪怜！
如今，有可能较客观地综观其人其时其事。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评论，自然不宜代替全面的评估；对于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斥责，也不宜作为对一个人的整个学说思想的否定，更不能因某些或某一部分的差错，就把一个卓有成就的人都贬责了。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但科学终究还有一定的客观准则。孔德的一位崇敬者，在孔德濒临困境时资助过孔德的英国著名学者穆勒(John Mill,1806～1873)，称孔德是“欧洲的第一流思想家”。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埃尔伍德(C.A.Ellwood,1873～1946)认为“孔德在科学上的地位，犹如耶稣在基督教一样”。
穆勒大致表明了孔德当年欧洲学术思想界的一种看法，埃尔伍德则大致表明近代部分社会学家的评价。作为现代的社会学工作者，既不必陶醉在这片褒词中，也要对相反的评估抱持分析的态度。可以见到的是在他逝后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群众参与葬礼，在他生前虽受尽正统文人的嘲弄和执政者的歧视，死后却逐渐受到了文化界、思想理论界的礼遇，塑像耸立在他终身潦倒的巴黎城中。在他逝世一百周年时，被誉为“世界文化名人”，认为他提倡科学，提倡普及教育，主张人道、利他、爱人类等等，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这顶桂冠恰是1957年出自信奉贬责之词的苏欧诸国。这也就为恢复其本来面目提供了可能的趋势。虽然时间延迟了整整一个世纪，而在有的地方还要延迟更长的时间。
后二十年代在苏联开始的权力斗争，导致了三十年代苏联政治上的残酷清洗，和思想领域里个人迷信、教条主义的滋长。个人迷信愈膨胀，社会愈封闭；教条主义愈扩张，思想愈僵化，伴随而来的是毒害人类知识文化的虚无主义。而且越出国界把这种病毒广泛扩散，使许多国家遭到毒害：唯我正确的标尺、否定一切的癖好、断章取义的文风、无休止的批判和斗争，既不能提高学术水平或丰富知识，更不能促进生产，毒害可谓深矣！
社会学的思想渊源与孔德的实证理论
孔德离开人世已经一百四十多年了。他的“实证哲学”问世已过了一个半世纪。生前坎坷，身后却得到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和一门科学创始者的殊荣。实证主义哲学在近现代哲学中通过不同学者或学派的阐释还有一定影响，社会学则已传播全球。尽管和创始时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后来的同行总会提到他。
也正因此，不免产生一些歧见。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出现，总是有一位或几位代表人物，但代表人物并不是什么天才，很难认定学科就是他所创造。代表人物的值得称道都是因为他能适应所处时代的需要，吸取当时生产、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成果，经过综合提炼在已有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认识，社会学自然也不会例外。孔德虽有才干也很勤奋好学，如果离开了前人的学术成就是难以有所创造的。所以对于社会学的起源，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一般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很早就有社会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那时起，就已开始有了研究社会的思想。以此类推，我们中国早在先秦就有孔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都有论述社会的思想。特别是荀子，不妨说是位好“社会学家”，因为近现代社会学中的有些观点，在他的书中都有涉及。这是一种说法吧。
另一种说法认为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在十七、十八世纪已有很多思想家，如英国洛克(J.Locke,1632～1704)、霍布斯(T.Hobbs,1588～1679)，法国的卢骚和蒲鲁东、圣西门等，德国的康德、黑格尔等学者们的著述中都有丰富的社会思想，孔德不过是加以综合整理，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综合整理得不好，还有剽窃之说，因此谈社会学的起源要从孔德之前的思想家算起。
看来，这些看法都如前面所说的，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与社会学有关的思想渊源，但都是把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混同了。因为最先使用社会学这个学科名称的，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孔德和他的老师圣西门，但开始用的是“物理社会学”，到了1829年孔德在他的“实证哲学讲座”中正式使用“社会学”一词，并系统地论证了社会学这门科学，提出了怎样研究这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界自然就把他作为这门学科最早的代表了。
马克思没有用过社会学这个名词，而且由于当时第一国际的活动中，有孔德及其追随者在工人中的影响，还曾严厉地指责过孔德。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中，无论从经院学派角度或从激进思想传统，都把二者尖锐地对立起来。但也许正是通过相互的批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三十年代，有人从中窥探出一些相近或可以发生接触并进行研讨的问题。尽管各自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哲学思想及方法论的重要意义，却不能不予重视。所以在现代的社会学著作中，都有不同比重的研讨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内容，相当多的西方社会学者也尊马克思为“社会学之父”，无论从当代的冲突学派或从批评马克思思想的韦伯的社会学学说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影响。中国大陆由于长期封闭，讯息受阻，不清楚这方面的动态。但这种动态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值得重视。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也是东西方正在探讨的课题，笔者缺乏这方面的理论修养，因此在这里只能谈谈孔德的一点简况。
孔德提倡实证主义，就是要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历史，研究人的思想认识，研究人类社会，研究科学。所以他的《实证哲学讲座》七十二讲，除绪论性部分可算作他的哲学论述，其他六十余讲则分论数学、天文、物理等直到社会学的建立。所谓《实证哲学讲座》相当于一部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史，社会学在他看来就是科学发展的结果。
他认为人类社会分为物质的、人体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其中智力的发展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神学的，人们在这个阶段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主要靠上帝，为神的意志所左右；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的，人类思想和社会变动的认识，摆脱了纯粹的自然状态，能够自己思考一些问题，但没有科学的依据，主要靠形而上学、玄学的冥思苦想。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实证的阶段，也就是科学的阶段——人类研究各种现象、思考各种问题，都要靠精确的观察、假设、实验，需要有科学的根据。这是他对当年科学发展状况作出的结论，也是用这种分析去抨击作为封建统治理论基础的神学及其所依附的教会神权，这种三阶段论应用在政治上，实证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孔德生活的时代，是多种科学发达和民主兴起的时代，科学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欧洲各国先后推动了产业革命；科学也揭露了封建神权的专横愚昧，在欧洲各国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孔德幸运地承继着文艺复兴以来丰富的科学文化积累的知识，又亲历法国剧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的资本主义体制虽然还未巩固地建立，但生产力已然提高，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一定的基础，民主民权的思想影响在扩大。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占有相当的优势，封建势力尽管还在挣扎，并和国外的皇权勾结不断反扑，法国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已在取代封建统治。法国正经历着一个新旧体制交替、旧的仍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
在这种形势下，与资本主义共生的各种矛盾都已暴露出来，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社会道德风尚呈现混乱，封建神权留下的愚昧和文化教育的落后，都阻碍了社会的进展。曾经为资本主义催生的各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分别承担着各自研究的专门领域，面对着这么多的互相牵连的社会问题和亟待整顿的社会现象，需要有一门新的科学来研究这个新出现的社会及其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孔德就是适应这样的需要，依据科学的发展，论证了社会学出现的必要。
孔德认为人类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丰富的，但按照他的“三阶段论”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首先是数学，这是一门站在下列五门基本科学前列的学科，也就是科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依次建立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
这个次序表明了各门学科相互的关系，每门科学都依赖前列各学科取得的成果。由此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科学就是社会学。不过他所称的社会学，涉及的范围很广，他虽然主张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学，但仍有些社会哲学的论述。
孔德是实证哲学的开创者，他认为哲学是协调各门学科的学科，他的实证哲学就是科学的综合，可以指导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科学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等都可以运用他提出的思想和观察、实验、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说明。也许因为他自己具有数学的修养、对数学的重视，早就主张计量化的重要，认为可以从一门学科运用数学的程度衡量其科学性。虽然他自己不及实践这个主张，但继他之后其他学者也有相似意见，而近几十年来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这种发展趋势都很明显。社会学通过社会调查的统计分析，更取得较大的成果。
孔德把社会学排列在后面，一方面是根据他的实证理论所认定的科学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如前所述是时代的需要，需要一门学科综合地研究和处理当时已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从孔德的生平经历，知道他从出生到逝世(1798～1857)，都处在法国大革命巨大的社会变动中。法国从1789年爆发的推翻封建的大革命，在内外封建势力勾结下有过多次反复，发生过多次战争。资产阶级革命队伍自身也不断地分化，互相倾轧。刚站上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又残酷地剥削无产阶级，而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农民和城市市民之间也有矛盾，可以设想社会是多么地不安定。直到孔德逝去，法国革命还在较量中。
孔德身历其境，尽管自己的生活穷愁潦倒，却不同意曾师事过的圣西门的一些空想，要通过科学通过知识和理性来改变上述状况，用实证主义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针对当时社会实际情况，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从两方面着手研究社会，这就是他的两种理论：
一种是社会静学，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秩序；一种是社会动学，研究社会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二者既有区别又互有联系，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不过分别从动态静态来加以分析，然后综合加以调整。他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也勾划出社会结构的轮廓，应该说他关于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尽管现今研究家庭问题的学者们很少有人提及，实际上在我看来并未超越他的论点。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孔德自己是个婚姻家庭都很不幸的人，也是没有处理好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社会单位的关系的人，也许正是从这种体验中所以特别重视家庭吧！现在还不清楚孔德是否受过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我总感到他研讨个人、家庭、社会以至变迁、进步等等，都似乎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至大同这些中国的传统思想那么相近。即使二者没有关连，也正好说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不同，也总有相同相通之处。如今在整个世界都正在开放透明、相互关心之际，这同与不同对社会学的理论与实际都不无意义。
如果再回头看看孔德生活的时代背景，按存在决定意识的精神，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有那样想法。因为当时社会十分动乱，所以需要研究秩序，研究执行或稳定秩序的组织结构，以便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能安定，有秩序，消除造成混乱的因素。同时，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在进化思想的影响下，生产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却又存在那么多混乱，政治纷争又那么剧烈，这就要研究发展进步的情况和规律。
但是，孔德虽然提倡科学，对社会这样一个复杂的庞然大物，毕竟难以通过实证作全面的考察；他认识到社会也是一个进化的有机体，虽与封建神权的僵化有所不同，却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只是把出现不久但已问题不少的资本主义与已经或即将死亡的封建社会相比；只是对新出现的巨大生产力惊羡，就把资本主义当作进步，认为应予肯定，而对圣西门等思想家的批评，则视为是“否定性”的议论，已不合时宜。他虽然以科学家自任，毕竟未能避免那个时代及其以前一些哲学家们的习性，不注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观察社会。他又厌恶政治争夺和社会混乱，对阶级斗争自然不感兴趣，这在当时就引致了实证主义者协会这个工人组织和第一国际的分歧，以后也就成为他留给社会学这门学科和他自己都受到批评的缘由。
的确，在孔德生前还不及看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理论，他一生都和工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却还看不见走上历史舞台不算久的无产阶级的作用。那么怎样来维持社会秩序，怎样推进社会进步呢？他除了寄望于一个有统治能力的政府主持公道，就是提倡科学，发展教育，尊崇理性，把个人和家庭的素质提高，社会就可以有秩序地发展了。这些看法在矛盾尖锐的阶级社会虽然不能及时解决问题，但他重视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的主张，已在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中，成为卓识远见。
以后，沿袭着他的传统的社会学，逐步转入实证经验的领域，但也有人却称之为历史唯心主义，他所寄望的有力的统治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孔德自己生前或者没有考虑或者未加注意，他的眼界还局限在欧洲，所思考的依据似乎只限于法国。
不过，孔德对于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己二者都不是。因为在他的哲学里，一直回避本体论的争论，他觉得哲学这门学问从一开始至少经历了两千多年，在这方面花的力气不小，而所得者很少，常不免陷于形而上学的空谈。这样与其脱离实际地重复着没完没了的争论，不如采取超然的态度，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做些实际的事情，并取各家之长解决一些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这样调和、超然的主张，孔德到了晚年自己也没有做到。故在马克思哲学建立以后受到批判，而在近代社会学界出现过的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除了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不妨说与早期的这段故事多少有些关连。
在以上的叙述中，没有系统地介绍孔德的各种观点，只是想藉此说明一个人和他的思想出现的情境，维护或批判最好能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特别是涉及到一个哲学流派、一门科学和许多的人时更要作具体的分析，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显然都不免带有主观的色彩。
孔德的思想也像其他思想家一样，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因为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是一锤定音的事情，早期的思想和后期的思想往往会有所不同。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争论，恰恰是忽视了这种情况，“十年浩劫”中手持小红书打语录战，固然已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这场经历确实值得记取。
对孔德来说，1830年法国革命出现的变化、封建王朝凶狠的反扑、资产阶级的反复无常，还缺乏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受到无辜的损害，使他产生了厌恶政治的情绪，深感科学、知识和教育的重要，继实证哲学讲座之后新开科普讲座，为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长期坚持讲课。虽然自己的生活相当艰困，但对社会的动荡，则更关心，思考的领域也有所扩大。不过这位强调科学实证精神、哲学上主张超脱心物之争的学者，亲睹法国生产、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却变坏，因此，考虑更多的是怎样用道德力量挽救社会危机。现代不少地区在经济起飞后，也程度不同地出现道德水平下降的现象，这可能是过渡性的情况，但有必要引起重视。孔德当年深感问题的重要，所以他的思想也由原先的以实证精神指导的社会哲学转向道德哲学了，而且在社会学之上增添了伦理学。
1845年起，也许可以作为孔德的一个较为明显变化的时期。在此之前，他虽然已经在法国以至欧洲各国成为知名的学者，但在就业上、生活上、婚姻家庭上连续受到排挤和苦恼，法国政局的几度变化也使这个反对专制支持共和的学者失望。这个在青年时期曾经有过精神分裂病史的人，忧时悲世不堪思想重负，旧病一再重发，总算先后好转。1844年当他把为工人主办的科普讲座的讲稿出版，攻击他的主要是经院正统的文人们，这和身后的批判恰成对照。他的生活作风可能给予正人君子们藉口，这使他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难以立足。他仍然坚持讲学研究，直到1845年他所爱恋的女友病逝，这个打击实在太大，思想心情都难承受。内外因素交集，使这位笃信科学的实证哲学家从失去支撑过他的爱情的痛苦中，深感爱和感情的重要，主张普爱他人，反对利己自私，在他早期提倡的秩序与进步之外，又增添了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促进秩序与进步的动力——爱。这种被认为是超阶级的观点虽受到指责，爱仍然是科学、文化、艺术等重视的一个主题。
从1848年起，孔德真正过着宗教僧侣式的生活，贫困也迫使他只能清贫度日，靠学生们的资助，勉强维持温饱。此后虽然仍不断讲学著述，但已不是早年那个反对宗教坚持科学实证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宣扬利他、爱人、尊崇道德和感情的人道教的大主教了。
从孔德的不足六十年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所创导的实证哲学和社会学是他前期的贡献，其中一些有益的见解，事实上在后来的各种类型的学者著作中，不管承认或不承认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影响。他从反对宗教变为鼓吹宗教，难怪会受到谴责。但粗略考察一下他的遭际，对其思想感情发生的变化当能有所理解。如果说有的人的思想是越来越走上进步，也有些人的思想则在倒退，前者的例子很多，后者或者不妨以把社会学正式引入中国的严复先生为例。既要以其所处的时代、条件来分析，也要了解各自主观上的原因，这样评估较符合实际，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和教益。孔德想超脱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侈谈道德、伦理以及文化教育，似乎近于空想，但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及时注意社会风尚，注意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的改进，就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了。即使在革命过程中，对于争取人心、团结群众……也有积极的意义。
从社会学来说，孔德的经历和实证主义大致可以给人留下三个印象。
一、社会学是适应科学发展而兴起的一门科学。
二、社会学是适应政治变革、生产技术和经济发达的需要而出现的科学。它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反封建、反神权、要科学、要民主的特性。也许正是因此，孔德生前并未受到惊魂未定的资产阶级的理解。在他逝去相当一段时间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不同的情况，在号称“民主”的一些国家得到较快发展，在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国家则不受欢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由于历史的认识上的原因，也受到了误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学的进展，对社会学，现在无论在西方或东方，尽管还存在不同的看法，然而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三、孔德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看待，认识到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总要有一段相对稳定时期，为求得新的发展、新的变革，要重视这种相对稳定，重视道德、教育、社会风尚。孔德看不到法国革命经历长期的动乱换来了比有些国家较彻底的民主共和，而对政治斗争的残酷表示厌恶，强调秩序和进步，晚年更强调利他爱人、反对利己自私。这在当时自然是资产阶级的秩序和进步，但一概斥之为反动，既不符合社会发展形态的原则，可以适当避免的或减轻的动乱能少一些也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现实和历史血的教训，也证明人为的故意加剧动乱，只能破坏生产而不得人心。在批判一个人或一门学说的时候，不要忘记从反面也可能吸取一些教益。因为不管是哪种形态的社会，特别是取得政权之后，要维护政权、从事建设、发展生产，都需要秩序和进步，社会才能安定团结，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如果说，社会学在社会主义国家终于都先后恢复重建，这与它具有这种作用不无关系。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一向认为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一门学问，当突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不再把人类共有的知识和智慧，无偿地或随意地划归给资本主义独占，也就可以依据我们的需要，加以选择、加以改造而为我所用了。

【责任编辑】陈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0年1月18日成立,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并入。第一任所长费孝通,副所长王康,之后昊承毅任副所长;1985年何建章接任所长,王庆基任副所长;1988年起由陆学艺任所长,副所长王庆基、杨雅彬。截止1993年3月,全所98人,其中研究员7人,副研究员、副译审、副编审、副研究馆员26人,中级专业职称39人。下设社会学理论研究室、城市社会学研究室、农村社会学研究室、土业社会学研究室、家庭社会学研究室、社会心理学研究室、青少年研究室、《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图书资料室、科研处和行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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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马克思并非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
《财经》杂志2016年11月7日第30期
（原标题：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务之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可是，随着历史渐行渐远，100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样固定下来，令人仰望而难以接近。幸好，马克思留下来大量的手稿，可让后人深入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手稿的流传过程非常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博德(Fred E. Schrader)先生说，“最初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193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它们交给了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现在这些手稿已经全都电子化了，可以在英特网上找到。谁愿意研究都可以去看，只怕没人看得懂，因为马克思会几种语言，而且有很多缩写，还有他自己创造的写法，非常难以辨认。”
作为德国著名学者，史博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史博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年－2012年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在上海巨鹿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史博德先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他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认识，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马克思。
为什么1850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
《财经》：马克思虽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毕竟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国人对他个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学里上课，学生们对马克思感兴趣吗？
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
其实，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19世纪的，然而，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两者是脱节的，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较现实的，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行不通。马克思有大量笔记手稿，许多话题并没有和恩格斯讨论，也没有发表。通信讨论的还是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
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财经》：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看来并非如此？
史傅德：他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9世纪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但是1850年以后明显分开了。
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
《财经》：思想上求同存异，这种朋友很难得。
史傅德：他俩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马克思是个奇才，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奇才。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真正的行动的政治家，马克思根本不能付诸行动。另外恩格斯也确实在财力上支持他。
《财经》：您说马克思从1850年后思想发生转变，可是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人们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要更早些？
史傅德：《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档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讲了对人类解放，所以非常有意义。
这本书1932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又被重新发现，拿来反对斯大林。马克思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西方学者也拿这个来反对斯大林专政。这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有冲击力。这本书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
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
《财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会产生反思，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了他的转变？
史傅德：首先是1847年－1848年和1857年－1858年两次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两不但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金钱分两部分，10％进入个人消费领域，90％是债券、股票等资本运作。和过去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经济危机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在马克思这里开始出现。
其次，法国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治经济基础是国家银行、重工业、信贷银行等。马克思原来认为，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也促使他开始反思过去的那些想法。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其实支持拿破仑第三。马克思要回答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要深入思考。
“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
《财经》：从资料看，当时恩格斯坚持政治家的实践性，甚至身体力行去练骑马射击，准备打仗。
史傅德：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
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了。他非常辛辣地嘲笑说，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地腐蚀他，而是政治家自己积极地被腐化。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财经》：那么，马克思对私有制持什么样的态度？
史傅德：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18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为一个悖论了。
《财经》：私有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变成社会公共财富。但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史傅德：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其实就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但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马克思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财经》：马克思在1850年之后，参与过现实政治活动吗，参与到什么程度？
史傅德：他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起了理论引导作用，很谨慎地参与，真正参与的是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互相沟通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纲领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二者之间有落差，也可以说是矛盾的。
《财经》：不过对于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很快就写了一本书《法兰西内战》，说明他还是关心现实政治的。
史傅德：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就写了《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即时的反应，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无产阶级掌权了？全是猜想，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信息。
《财经》：在此之后，马克思对有些基本判断是不是有过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但是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是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
《财经》：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还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满了巨大矛盾？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从来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没有完结。
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恩格斯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
《财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
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
《财经》：列宁描述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承认这个观点吗？
史傅德：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
其结果，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考茨基、列宁强化。
《财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矛盾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史傅德：没有。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必然多少年再来一次经济危机。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但是他说，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
《财经》：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
《财经》：通过阅读手稿，您认为马克思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这个人怎么评价？
史傅德：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或者是一个天才式的“疯子”，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从天才性来说，他可以跟黑格尔相比，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
《财经》：怎么理解马克思思考的边界？
史傅德：对马克思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想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实际是什么样的，这是可触及的、相对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结果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所触及的临界点。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后来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
《财经》：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史傅德：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
马克思主义者都说，马克思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阅读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这两者捏在一块，完全是两个形象。
《财经》：既然不是从事实践的政治家，所以马克思也不应该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责？
史傅德：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19世纪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谈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
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是另外一个历史。它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