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惟侯 胡平的恶毒攻击和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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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的恶毒攻击和理性思维


殷惟侯按：2007年在美国看到胡平著【1957苦难的祭坛】和大%纪&元【九*评中国共产党】激起了我的义愤，开始投入“网上文革”，先后写了40余万字的“大字报”。回想当年，胡平在我的心中还是客观、理性的不同政见者。【苦难的祭坛】立场错了，但没有造谣、歪曲、恶毒攻击。例如对大饥荒，胡平是根据58年前，62年后中国人口增长率的平均数据分析，得出大饥荒人口减少4000万。这个数字的漏洞一是勿略了饥荒必然导致出生率下降，杨继绳认为大饥荒导致少生4000万，加上饿死3600万，中国人口损失总计7600万。但杨继绳是胡编，胡平则是疏忽。漏洞二是忽略了统计有误。孙经先经过3年深入调查，查明58年大跃进大量农民转为工人，报上了城市户口却没有注销农村户口，造成人口虚高。59年-61年大量工人下放农村，户口在口袋里，没有落在农村造成人口虚低。62年后这些人大部分重回城市又造成人口虚高。殷惟侯加上：三年越境去香港，和逃荒去西北、东北等其他地方谋生的“盲流”也有几百万，都在人口减少之列。但疏忽和刻意造谣、歪曲性质不同，【九*评中国共产党】则完全是造谣、歪曲、恶毒攻击。为此我分别写了【反共难免卖国】（附件1，后面就是评的胡平）和【评大&纪%元的反共文章】（附件2）。
【反共难免卖国】对胡平是这样评价的：胡平是不是反共分子？从【苦难的祭坛】看不是。因为他没有造谣、诽谤、煽动反共，他对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由衷的钦佩。说他“非毛”是因为他费心收集了几乎全部毛泽东的反面材料，一句也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功绩。但“非毛”只要摆事实，讲道理，和故意歪曲事实的恶毒攻击不同，是可以允许的学术之争。
最近看到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附件3）确认胡平是一个“反人类份子”（殷惟侯说过：反毛泽东就是反人类，具体见附件4）他和张戎一样靠诬蔑不实材料，刻意歪曲历史，把毛泽东全面妖魔化，进行恶毒攻击，以博取主子的赏识，好坐牢海外民运一把手位子，谋取政治野心和经济实利。张戎、胡平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分析在严肃的学者、政治家的书（如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基辛格【论中国】）里毫无踪迹，证明他们别有用心。但殷惟侯不因人废言，胡平在面对实际、分析形势时是客观、理性的。他不傻，不能自己骗自己。【不要把习近平想得太复杂】就是一例。20160804

不要把习近平想得太复杂

| 2016-06-27 21:11:00  纵览中国 | （作者胡平）               

　　不要把习近平想得太复杂。比如说他是不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等等。他没那麽复杂，他做的就是他想做的，不是什么“假动作”。他做的很多事归结起来，轨迹还是很清楚的。
　　习近平两年来权力变得那麽大，并不是突如其来，事先无法预见。其实早在2011年我就断言未来十八大赢家通吃，习近平权势会远超江、胡。道理很简单，习近平背后没人监军，下面没人扣底，那权力可不就更大了？不像江胡，江泽民权力大，但邓小平留下一张抠底的牌，邓小平指定隔代接班人胡锦涛，江泽民不敢动，他的权力就给限制了。胡锦涛更不用说，胡锦涛背后始终站着个江泽民，权力从来就没大过。习近平就不同了，习一上来江胡两派元老的实力互相抵消，其余的高官一看这架势，知道以后这天下就是习近平的了，于是西瓜偎大边，提前投靠到他那边去，势头一下就出来了。
　　在外交上，本来二十几年中国实力在增长，说来也不是习近平的功劳，习近平接手的时候就是个崛起的中国。“韬光养晦”这词儿用得很对，暂时不出头不是说永远不出头，实力强了自然就要出头。现在中国的实力比以前强了，不管是不是习近平，换任何一个人上来外交方面都会比原来强硬。
　　习近平的反腐来势凶猛，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但实际上这场反腐也有很多偶然性，是王立军夜投美领馆，推到了第一张骨牌。没有王立军跑进美领馆就不会引爆薄熙来，没有薄熙来出事就不会扯出周永康，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也就会很不一样了。这些都是十八大前发生的事，如果这些事都没发生，习近平敢不敢搞这些人，搞不搞得动，真的很难说。
　　中共官场的全面腐败自然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当时流行两个为腐败辩护的理论：一个叫“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一个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这两个理论固然可恶至极，但却道出了实情。

　　本来，大部分中共官员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很抵触、很不满的，因为改革要求他们把原来无所不包的权力让出一部分给社会、给市场。可是现在官员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在改革的名义下化公为私，把公产变成自己的私产，于是一个个都成了改革派。这就叫“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另外，正因为现政权给了大小官员贪污腐败、大发不义之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就赢得了他们对现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江泽民当然得鼓励官员们闷声发大财。如果他在那时就象习近平现在这样反腐败，官员们不好借改革发财，那谁还会积极改革呢？改革怎么深入得下去年呢？另外，如果江泽民那个时候就反腐败，官员们凭什么要维护你，凭什么还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呢？1989年以後党内空前人心浮动军心动摇，当时那些官员，倾向民运同情民运，认为共产党没前途的为数不少，和毛邓两代强人相比，江泽民只能是个弱主，他凭什么能把大家都拢住？那时候可不就是拿钱来收买么？让你当官，有大好的发财机会，大家闷声发大财，降低了各种理想主义和政治野心的冲动，才让江坐下来了。胡锦涛呢，不管他能力有限也好，权力有限也好，这个局面势必会一直延续下来。
　　等把这段时间过去之後，共产党当然会想到对过分的腐败要加以一定的遏制，对利益分配格局要加以一定的调整，对贫富差距要加以一定的缓和--不是说前几任没做好，实际是前几任在给习近平积累，不靠那种办法根本积累不起来，如果没有一个长时间让官员尽量利用权势发大财，在经济上共产党的改革走不了那么远；在政治上，共产党的统治恐怕过不了1989之後那道关。现在情况变了，那个阶段过去了，做某种整顿变得有可能了。
　　习近平现在还面临一个确定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八年前就提出来了。胡锦涛是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胡之后谁来接班呢？胡不会让江指定，江不会让胡指定，于是就僵持在那里。这就有了那场摸底投票，习近平就是凭着得票比李克强多，名列前茅，江、曾力推上位，胡不好阻拦，只好接受。但对这个投票结果也要分析。就像从十三大开始的差额选举，那是一种没有竞选的选举，虽然有差额但差额很少很少，这时候人们选举投票划鈎，不是选上自己喜欢的人，而是选下自己不喜欢的人，所以在十三大的选举中，朱厚泽和邓力群两个代表人物都被选下去了，因为左派讨厌朱厚泽，就把他名字划掉了；右派讨厌邓力群，就把他名字划掉了，别的人他懒得划，也不认识谁是谁，于是就都留下来了。李克强大家都知道是胡锦涛属意的接班人，树大招风，因此有不少人会投他的反对票，把他的票拉低。当时习近平不是处在这种树大招风的地位，敌人少，所以得票会比较多。
　　过去国人就爱说选举不好，选举容易选出老好人，有个性有棱角的选不出来。这是因为那种选举没有竞选过程，和真正的选举是完全不一样的。十八大之前的令计划他们也搞了一次投票，他要不是后来翻船了，那次选举结果就成为下一届提拔上位的参考依据。我相信令计划不是自己想搞就搞得起来的，他没有那麽大权力。这种摸底投票是有先例的，过去的那个先例也是仅做参考。那次令计划张罗的投票，令计划自己得票很高，把自己选上去了。这其实一点不奇怪。因为投票的人都看到你权力那么大，离最高层又那么近，很得信任的样子，在台上也很活跃，还年轻有为，一般人就顺水推舟把你写上去了。
　　如果这次投票没当成搞政变给否定掉，再加上上次那次摸底投票就两次了，就变成传统变成先例变成惯例了。以後遇到要换届，就先搞一次摸底投票，搞一次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有参考意义的选举，按说这对以後确立接班人是有好处的，总算立个规矩嘛。可共产党就是害怕搞成一套规矩或惯例。它担心，一旦搞成规矩搞成惯例，会下的各种拉票就会出现--因为会上没有拉票的机会。以前的摸底投票是突然袭击，事先谁都不知道，没机会彼此通气串联，但如果大家都知道，就像美国每四年选一次总统，那么大家在底下一定会施展各种手段，拉帮结派，请客送礼的、攀儿女亲家，各种拉票手段都上来了。当局既害怕公开的竞选，又害怕底下的串联拉票，不敢把这种办法当成规矩当成惯例。
　　习近平自己是靠着那次摸底投票上位，但是他不愿意在他上位之后继续这种办法，因为这种办法的结果在他控制之外。他想自己确定接班人。现在习近平一定在考虑确定接班人的问题，他肯定是共产党里话语权最大的，比较说了算的，但这就像香港人选特首似的，习近平只能在给定的那几个人中间选，因为要能成爲下一届的接班人总要一定的资历，而够资历的人都不是他的亲信，他的亲信又个个都不够资历。习近平现在的权力还比不上毛邓，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破格提拔。他还不能把自己喜欢的人一下子提得那麽高，而现在有资格在下一届做王储的人他又没有一个喜欢。这是他的一个大麻烦。
　　有人说，习近平大权独揽，又不想受任期限制任满退位，最好的出路是在第二任期间开放民主，这样，他就能接着当总统了。其实，这种观点在江泽民时代就有人提出，平心而论，那时候江泽民的机会还更好些。
　　我对习政权的前景是很不看好的，从我们的价值观来说，我很不看好。我看不到任何朝我们希望它发展的可能性，相反，他沿着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比很多人想像的更大。习近平现在的很多做法，倒不是要真正的回到那个红色的时代，我把它叫做染红。他是在把中国再染上一层红色。比如说，他可能通过税收办法让穷人多点福利，现在穷人的福利太少了。另外让各级人大多几个工人农民的代表，现在太少了，都是官员和老板，和多年宣传的工农当家作主那一套相差太远了。
　　虽然工人农民也让他不太放心，但他还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些调整，增加几个席位，让你看起来和毛时代稍微像一点了，不像现在全是官员和老板。习近平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他回不去也不想回，但是他会试图把早已变得面目全非的共产党再染一层红色--不是真的红，这可能是他这些年要做的，这可能就是他心目中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很明显，它和我们追求的宪政民主根本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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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2016-03-20 22:40:20   来源：mb   评论：0 点击：77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泽东，一方面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危机感（用张显扬的话就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这是他发动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权势达到空前的高峰——这是他发动文革的本钱。在文革四十年后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毛的这种意图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祇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祇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认真贯彻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祇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516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只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权势地位

文革前夕，毛泽东是否大权旁落？或许在中共高层，毛的某些讲话已不如过去那么灵光，但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毛的权势却是达到四九年以来的高峰。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现象：“三面红旗”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暴君昏君的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增至最高点，岂非咄咄怪事？
事实上，在“三面红旗”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在党内上层的地位已经严重削弱。毛退居二线，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点“自我批评”。但是，毛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更具实质性意义的一点是，毛泽东依然被尊奉为中共的“教皇”。我们知道，共产党国家是凭藉意识形态进行统治，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在实际上就享有最高的权力。也许，刘少奇一派人或许会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处理实际工作的大权，既然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起码是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那么，他们便可望借助于他们在组织机关中的某种实力，约束住毛泽东的任意妄为。
还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这后一点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藉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就对外维护住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且也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伏笔。接下来，毛做了两件事：一是重提阶级斗争，一是发动中苏论战。这两件事都不难赢得党内多数的支持。“三面红旗”的灾难招致广泛的民怨，各地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层出不穷。西方人猛烈抨击，苏联人无情嘲笑，在台湾的蒋介石誓言“反攻大陆”，“解民倒悬”（在61年、62年，四川农民竟有过蒋介石的军队已经打进成都郊区石板滩的谣言）。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处于危机之中。深刻的危机意识强化了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然会赢得党内多数的支持。与此同时，毛发动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刺激了、迎合了党内和一般民众的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毛走出低谷，再度强化了他的领袖地位。再接下来，毛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及在城乡展开四清运动。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则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如此等等。它们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于伦比的伟大形象。
正如克拉科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论点，似乎都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强调存在，毛泽东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毛泽东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毛泽东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只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而毛又不甘心认错，毛才另辟新径，别出心裁，独树一帜。
其实，毛泽东领导中共赢得政权之初后，本来也是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大跃进”。当时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生产项目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赶上英国和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中共“八大”决议声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然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它能解放生产力，因此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生产力的先进或发达上。
可是，大跃进遭到惨败。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是令人沮丧，令人绝望的。就在这时，毛泽东转移了目标，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取而代之。“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挂帅”，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经济讲得少了，革命讲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讲思想的革命化。物质的指标变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是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服务，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成了先进的同义词。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与意义，那时候人们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资本主义早就是垂死腐朽；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如何追赶西方（那意味着我们不如西方先进），而是我们要怎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我们才是最先进）。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们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地移到了中国，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还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的错，洋人的错。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林彪更进一步宣布，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们。在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内部更加严厉苛刻，对一切所谓旧文化旧观念否定得更彻底，更不宽容，说是维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比老祖宗还要左上三分；对外部世界则充满敌意（几乎一切境外电台都被视为“敌台”），富于攻击性——虽然多半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当年，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里的大中学生。
可以想见，毛发动的这一番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也赢得了党内高层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党也需要文过饰非。然而这种做法在恢复和强化了党的地位的同时，造成了更强大的毛崇拜。那必然会引起少数高层人士的疑虑甚至某种抵制。这就形成了毛在党内高层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却达到高峰的奇特局面。

四、为什么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

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还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人就该起来造中央的反。毛发动文革，号召群众造反，深知共产党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上层一变，全党全国就都变了。他希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凭着多年来造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够制约“上面”。这样，在他死后，就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党中央，因为怕地方大员和革命群众造反，想搞修正主义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这就是林彪说的：毛百年之后依然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谁要在毛的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五、文革未必是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异也最费解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此举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其实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开国皇帝杀戮功臣之事不无类似之处。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分析起来，朱元璋大杀功臣并非祇是其天性“雄猜好杀”，那也和他的特殊情况有关。朱元璋出身微贱（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渊、李世民以及赵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义军的创始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又不同于刘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权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们又多是桀骜不驯之辈（能不是吗？）。朱元璋杀功臣是为了消除威胁其家天下的隐患，并把官僚集团改造成更顺手的工具。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朱元璋十分欣赏。早在文革时期，就有人私下议论，把毛泽东的文革和古代的杀功臣作类比。应当承认这二者确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六、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国学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个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里所言，像文革这种“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话叫“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像这种“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斯大林在大清洗里就搞过。严格地讲，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当年，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如马雅科夫斯基在长诗《列宁》中所说：
“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的弟兄。
在历史母亲看来谁个更为可贵？
当我们说到列宁，我们指的是党；
当我们说到党，我们指的是列宁。”
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使党成为伟大领袖的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
不妨再谈谈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引用了盖迪与纳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们合著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里的一段话。作者说：“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联合各级干部的中坚份子筛选或清洗无助的普通党员。然后，地区领袖们利用那些清洗来巩固他们的机器和开除‘不合时宜的’人们。反过来，这产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组合，在这次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干部站在了普通党员一边，他们抱怨受到了地区中坚份子的镇压。1937年，斯大林公开动员全体‘党员群众’反对干部；这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变了力量组合并加强了地区干部的权力，作为其试图在恐怖期间恢复党内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热•齐泽克写道：“当斯大林采取冒险行动时，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于低层普通党员，鼓励他们说出他们对地方党领导独裁统治的抱怨——由于他们对政权的愤怒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更加猛烈地向个人化了的替代目标爆发出来。由于上层干部在清洗中同时掌握着行政权力，便导致了自毁式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每个人都受到了威胁（82个地区党委书记中，79个被枪毙了）。” 齐泽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对广大党员讲话，采纳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态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正如盖迪和纳莫夫所说：“这不仅威胁到将上层政治公开交于公众审查，而且还冒着使整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名誉扫地的风险，斯大林本人就是该政权的一个部分……最后，在1937年，斯大林破坏了游戏的所有规则——实际上是彻底毁掉了游戏，发动了一次群众斗群众的恐怖行动。”
按照上面的叙述，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联合各级干部打压普通党员，其次是支持普通党员反对各级干部，最后是重新加强地区干部的权力，恢复党内秩序。这里的第二阶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有几分相似吗？正是这第二阶段，“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讲到斯大林的肃反运动（即大清洗）时也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独有偶，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共产党掌权后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于1934年）。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扩大民主”的旗号。按照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里的描写：“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大运动。《真理报》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谈‘揭发和铲除人民的敌人’的。在每个党员，每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要求对‘人民的敌人’提供揭发性材料。‘即使批评祇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了鼓起人数众多的告密者大军的精神，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宣传一再重复斯大林的这一著名要求。从‘揭发人民的敌人’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机关、工厂、矿场、铁路和水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各类学校、艺术界、文化界、科学界都牵涉到了。……党员与党员，党委与党委，州与州，共和国与共和国在揭发人民的敌人方面展开了竞赛。……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质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时的规模。告密督促着所有的人，兄弟告发兄弟，儿子告发老子，妻子告发丈夫，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如果说在首都事情还是按照特征表发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则发展成了告密混战。”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搞文革是靠群众，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实不尽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众的，靠群众——普通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其实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如果不是发动群众大举揭发，如果单单靠斯大林和内务部，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清洗掉那么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呢？大清洗与文革的区别之一在于，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内务部拥有非常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党的官员，群众对他们认定的“人民的敌人”没有直接处置权；而在中国的文革中，群众组织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等拉下马、夺权或关入自设的牛棚以及诸如此类。
大清洗对苏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灾难。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70％被枪决；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到的六名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于非命；老布尔什维克几乎被消灭干净；与此同时，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万（！）年轻党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填补老革命被清洗后留下的空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列宁逝世（1924年）后才入的党（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就这样，苏联共产党成了斯大林的党。中国的文革与此类似，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0％被打倒或靠边站，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被肉体消灭。通过文革，毛泽东把四人帮等一大批新人安排进各级领导岗位，使得共产党成为他自己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1937年的小说，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铄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1937－38年被监狱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是当时被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象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中国的文革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为那只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灾难，有人甚至还以为文革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好处，甚至把毛泽东还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实际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难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
主张“两个文革”和“人民文革”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有两个文革，是不是也有两个大清洗呢？一个官方的大清洗，一个人民的大清洗。在苏联的大清洗中，难道没有人趁机揭发和铲除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吗？在被打倒被处决的苏共官员中，难道就都是好人？难道就没有很多坏蛋，就没有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吗？再说，狡诈的暴君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当暴君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决策引起广泛的民怨，他就会把一些忠实执行自己决策的下属推出去作替罪羊，例如先后主持大清洗的内务部长雅戈达和叶若夫就都是斯大林亲自下令撤职并处死的。我们能不能由此便得出大清洗具有某种人民性的结论呢？

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讲话）。不对。若说“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揭发阴暗面的方式”，那本是现成的，早已有之，何须再去寻找？这就是新闻自由。毛对新闻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由此可见，毛所要寻找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方式”，是那种在他一手控制之下，遵循他的意志，依据他的思想，专门揭发别人的阴暗面，专门揭发他的政敌们的阴暗面的方式。这就是文革。
应该说早在1957年毛就做过这种尝试了。当时，毛号召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始于此），“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党天下，要求修正主义要求自由化，于是毛展开反击，整风就变成了反右。我们完全可以说反右是早产的文革，是流产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后，党的思想改造大见成效，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这一代青年学生被洗脑的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当刘少奇们把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打成右派时，他们显然大错而特错，因为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还左的极左派。他们的立场难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谭天荣们截然相反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言不讳地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在“炮轰”、“火烧”中被无数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称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动广大群众向他自己缔造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造反是“伟大的创举”。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创举啊？毛分明是嫌他的党、他的国家机器对他还不够十分地顺从（？！），毛分明是要把党和国家进一步变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仆和工具。这是古今中外一切独裁者内心向往但多半不敢公开说出口的最大梦想。这是邪恶的伟大，无耻的伟大。这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狂妄、更邪恶、更无耻的吗？
另外，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反对官僚主义也是极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倒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主要对象的。文革的目标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对象明明是走资派和资本主义路线。毛祇是在个别讲话时提到官僚主义而已，从未将之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  

八、毛泽东打平反牌赢得人心

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写到他在监狱中和一个保守派思想家、长沙一中同学程德明之间的讨论。程德明认为1959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1959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杨小凯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但他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杨小凯说：“毛泽东1959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 程德明说：“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杨小凯说：“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杨小凯这段话表明，在文革中，毛泽东打出平反牌是他赢得人心的关键。毛泽东发动文革，号召群众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确立并强化他的极左路线，在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当时的群众虽然对毛十分崇拜，但是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对于某些被指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或多或少还是有一定好感的，因此他们参加运动就不免怀有很多疑虑，缺少主动性和自发性。在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依照以往搞政治运动的惯例，把自己视为党的化身，把那些敢于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并对群众分类排队，依靠党团员、红五类，歧视、排斥和打击那些出身不好的和有历史问题的或犯过错误的，使很多群众感到非常压抑。工作组撤离后，接下来的文革会和红卫兵（此处的红卫兵是指最早成立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也叫老红卫兵或老兵）在压制群众方面更是变本加厉，打老师打同学，他们还杀出校园，把暴力行为推向了全社会，制造了极其恐怖的红八月。（顺便插一句，我们知道，上述一系列做法后来被称之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这岂只是刘邓路线。这是党路线，是毛路线。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其始作俑者正是毛本人。后来，毛诡称派工作组没有经过他同意，把工作组做的事完全推到刘邓头上，这且不论。那么红卫兵呢？红卫兵、红八月也可以完全推到刘邓头上么？红卫兵难道不是毛亲自出面支持的吗？红卫兵在红八月的血腥暴行难道不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其宣传机器的怂恿和鼓励下干的吗？）
就在这时，毛却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打出平反牌。1966年13期红旗杂志社论吹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不但工作组被否定，老红卫兵也受到批判。不但是那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得到平反，那些因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或其他问题而被批斗被关押的群众也纷纷得到解放。这在“新中国”十七年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过去搞运动总是群众挨整，如今群众这个头衔倒成了免于挨整的护身符。过去搞运动整群众，整错了也绝不会认错，材料永久性地保留在档案里跟你一辈子，如今被整的群众堂而皇之地得到平反，黑材料不交出来就抢出来当众付之一炬。过去搞运动，总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一马当先，热衷于在群众中挖出阶级敌人，紧跟领导，永远正确，如今他们却被批评为站错了队，充当了反动路线的打手，搞得灰溜溜的。前阶段运动打击面太宽，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怒都不敢，如今群众则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成立和加入各种造反组织，写文章开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誓要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只有在这时，广大群众参加文革才显示出真正的自发性。
应该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具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份，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这和真正的保护人权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造反派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政治迫害的，是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保护自己打击对方的，结果就成了为毛的例如三面红旗一类罪恶背书，倒去批判那些在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较务实的和稍具自由化的东西。毛泽东打出平反牌为自己赢得了人心，赢得了群众，有力地打击了政敌，从而也就维护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的路线。

九、造反派受了个大蒙蔽

记得在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朋友议论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说：过去我们总说老保们受蒙蔽，其实我们也是受蒙蔽，受了个大蒙蔽。
在《毛主席的孩子们》这本书里，陈佩华（Anita Chen）写道：造反派“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他们忽略了所许诺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意味着埋头读书的学生被批判为‘白专’，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不是学习水平而是阶级成份。随后几年中，他们看到的是教育质量飞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过家庭关系去‘走后门’。新的教育制度与从前他们希望的大相径庭。他们原想毛主席会支持打破旧的条框束缚，象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样。但事实上，文化界从来没有像1970年这样的荒寂，并且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他们曾经帮助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但到农村和农民接触之后，发现农民更喜欢刘的路线。”
无须乎进行全面周密的调查统计就可以发现，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成员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保守派中，党团员多，红五类出身的多，被官方视为积极分子的人多；在造反派中，相对而言，非党团员多，出身中间家庭和黑五类的人多，被官方视为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人多，过去犯过所谓政治错误的人多（注意：这只是相对而言。在造反派中，党团员、红五类也为数不少，且常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大部分黑五类是逍遥派）。造反派容纳了比较多的在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以为这些人加入造反派是出于对体制的不满；并进而推论道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具有反对现行体制的意义。按照这种解释，保守派既然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要当保守派。没有比这种解释更似是而非的了。和学生切身利益最相关的莫过于教育体制。试问：对学生而言，尤其是对我辈尊师重道，学习成绩好而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学生而言，究竟是所谓旧的教育体制、所谓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还是所谓新的教育体制、所谓毛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那还用说吗？事实上，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们这类学生本来还都是被动的，偏于保守的，内心深处是很困惑很苦恼的。可是同样是我们，等到后来成了造反派，等到后来我们自己提出各种版本的教育革命方案时，却是一个比一个左，都是主张政治挂帅，坚持五七道路，把阶级斗争当作一门主课，轻视课堂教学，轻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与工农相结合，强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革命大批判，和一切封资修彻底决裂，废除高考，把上山下乡视为必经之路，以及诸如此类。北京的很多中学生（主要是造反派），甚至还没等到毛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就主动地、自愿地，甚至争先恐后地上山下乡。我们在拼命做着和自己利益相反的事情——没过几年就叫苦连天，后悔莫及了。
为什么我们在运动初期对所谓教育革命还心存疑虑，而到了后来揭竿造反时却又变成了教育革命的急先锋了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前阶段受到压制，而毛泽东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我们平了反，把我们从前阶段的政治歧视与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大喜过望，感激涕零，由是而倍生报效之心，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毛路线一边。用当时的话就是“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 作为过去受歧视受排斥的一批，我们更急于显示自己对毛路线的理解与忠诚，尤其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视为积极份子的人们更革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本来有的种种困惑与怀疑统统丢到一边，把自己本来有的某种朦胧的自由化倾向——如果它们不符合现今的毛路线的话——统统丢到一边。我们越是希图通过革命造反获得自我的肯定，结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学生的情况是这样，工人和职员及市民的情况也差不多。顺便一提，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中共的武装革命也主要靠的是农民，但是在文革中，毛却把农民撇在一边。文革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群众领袖，但竟然没有一个著名的群众领袖是农民。道理很简单，三年大饥荒，农民受害最深，都知道三自一包要比三面红旗好，要让农民也起来自发地反对刘少奇恐怕没那么容易。因此，毛对农民不放心，在农民中宁肯继续扶植文革前的劳动模范（如陈永贵），也不肯制造农民中的蒯大富或王洪文。
按照杨小凯的分析，毛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战而胜之，是因为毛巧妙地利用了“在朝右派”和“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在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和毛的极左相比，刘邓路线是偏右的，是比较有利于人民的（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按理说，群众，特别是我们这些具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在野右派”，是应该支持刘邓反对毛的——至少是不应该反过来支持毛而反对刘邓的。但是由于我们受到据说是刘邓路线的压制（如前所说，那并非只是刘邓路线，那是党路线，是毛路线，不过在当时我们见不及此），是毛把我们解放了出来，因此我们就一头扎进了毛的阵营，激烈地反对刘邓，不但反对刘邓对我们的压制，也连带着反对刘邓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较理性务实的政策，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权力，同时也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那套极左路线。等到毛战胜了政敌，回过头来收拾造反派，我们这才发现，我们面对的政治压迫丝毫不比刘邓路线逊色，而我们面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政策却要比刘邓的还要恶劣得多。糟糕的是，这后一方面竟然是我们自己参与促成的。这不是“受了个大蒙蔽”又是什么呢？

十、孤家寡人的绝对权力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毛泽东在利用造反派打倒政敌，巩固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路线之后，接连发起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打垮了造反派。造反派既然把毛奉为最高权威，故而在来自毛主席司令部的打击下毫无招架之功。在文革中，造反派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老红卫兵、保守派也是毛的牺牲品。还有党内的不同派别，也都是相继被毛利用而又先后被毛打击。最后只是造就了毛一个人的绝对权力。
1969年3月，中共召开九大，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来很奇怪，在这时，毛泽东的社会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薄弱。三年文革，毛泽东几乎把全中国各个阶层和党内大部分派别都挨着个得罪个遍，但偏偏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毛的权势达到顶峰。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讲过，君主最好是让臣民既惧怕又爱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那么宁肯让人惧怕。因为爱是主动的，操之于人，别人想不爱就可以不爱；怕是被动的，操之于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仅仅是出于惧怕而不得不服从你，几乎没有什么人是出于爱戴而真心拥护你，你的江山还能做得稳么？
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被某个独裁者或一小撮寡头所控制呢？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独裁者和寡头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压迫全社会。他们起码要有一支效忠自己的军队（御林军或曰禁卫军），而这支御林军自身的忠诚不可能是出于强迫。既然他们就是强迫力量自身，谁还能强迫他们呢？他们自己当然不会强迫自己，所以，他们的忠诚只能是出于自愿。董卓人人都怕，是因为他拥有吕布；吕布当然不怕吕布，所以吕布效忠董卓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自愿。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考虑到斯大林晚期的情况提出下述分析。他说：“通常假定，没有自愿的支持，例如信得过的禁卫军支持，权力就无法行使。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看来有些独裁者谁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统治的末期，谁都怕他。事实上容易理解，单独一个人不需要相当可观的自愿支持，就可以很容易对许多人实施统治。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每人都认为所有其他人会服从一个声称是他们共同上级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会服从这个作为他们上级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不服从，其他人就会按照上级的命令处罚他，所以所有人仅仅猜想其他人继续服从而被迫服从，不需要群体中的任何成员给上级以任何自愿支持。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甚至会感到不得不汇报同志中的任何不满意迹象，因为他担心，在他面前任何诉苦，都可能是密探对他的考验；如果不汇报这种颠覆性言论，就会受到惩罚。因此，群体中的成员之间如此互不信任，以至于即使在私底下也衹能表达对上级的忠诚，虽然大家暗地里都痛恨他。这种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所控群体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因为在少数个人伙伴之间由于互相信任碰巧结合而可能在当地形成的不满核心，会被周围大量被认为仍然忠于独裁者的群众所吓倒而瘫痪。因此对一个大国的控制，比对在海洋中一只船上的水手的控制还容易。”（我当初在《论言论自由》一文的“当代专制主义的奥秘”一节中里也提出过类似的分析，和博兰尼不谋而和）。
大约是在1979年吧，《世界文学》发表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写的讽刺小说。总书记死了，书记处的书记们都出席葬礼。默哀开始，大家都把头深深地低下，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每个人都竭力作出悲痛欲绝状，好像陷入无边的哀思以至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想抬起头来，但谁都不敢先抬头，谁都怕自己先抬头而被别人视为对领袖爱得不深遭到清洗，同时每个人又都虎视眈眈，等着看有谁敢于先抬头，然后一拥而上把他打倒。就这样，他们低着头，直到有一天来了辆大卡车把他们统统装上去送进历史博物馆。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的话，还可以看到他们定定地站在那里，深深地低着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大独裁者死了以后，他仍然有可能利用上述群体心理，保持住自己的巨大威慑力，使得他的继任者们不敢反抗，哪怕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对他早就心怀不满了。毛的如意算盘大抵就是这样。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1976年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了。当千千万万的民众各自暗中怀着对毛、对文革的不满，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他们猛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别的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样！于是，毛的受万众拥戴的神话破灭了。毛自己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对他的亲信们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毛不是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撒手人间，而是像邓小平那样，在六四后又活了七、八年，因而有足够的时间稳住阵脚，调整应对，情况又会如何呢？

十一、毛的身后

众所周知，毛泽东生前对接班人问题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为此不惜在党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清洗；然而毛一去世，尸骨未寒，自己的老婆和一班亲信就被打成“反革命”锒铛入狱，那显然不合乎毛本人的意愿。因而人们有理由怀疑毛泽东本来留有一份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遗嘱，对“四人帮”一派有利，但是被华国锋等先下手为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份遗嘱也就被封锁或销毁了。
上述推测固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就接班人问题留下遗嘱或密诏。毕竟，毛泽东不是皇帝，他不能通过一纸遗书或密诏确定接班人选。共产党也没有靠领袖遗嘱或密诏确立接班人的先例或传统。例如著名的列宁遗嘱，其中虽然对几位“亲密战友”逐一评判，但并没有明确表示要谁接班的意思。
一般来说，如果独裁者决定用遗嘱的方式确立接班人，那么，他需要让朝野上下——起码是文武重臣——都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的存在，并且对之严加保管；否则，“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从中破坏，在“伟大领袖”死后作乱，或者把遗嘱涂改伪造，或者干脆扣下不发（对外就说没有），那岂不前功尽弃，坏了大事？
我不相信毛留有指定接班人的遗嘱，更重要的理由是，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并不能单独确立自己的继位人选；因为在理论上，领袖的权力不是属于领袖自己（这点和古代的皇帝有别），而是属于党。在程序上，毛泽东只能提出某一职位的人选，然后还须经过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通过。这意味着，毛泽东如果想把某人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在生前就完成相应的安排。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这样确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这样确立的。华国锋是由毛亲自提名，再经由政治局通过而出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注意：当时特别强调是“第一”副主席，以拉开和其他副主席的距离）和国务院总理，成为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并保持这种地位直到毛去世，这等于是宣布了华的接班人身份。因此，要说毛的本意衹是把华当作一个过渡性人物，另留下遗嘱让“四人帮”掌握大权，并且一直到临终都秘而不宣，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毛在晚年对接班人问题机关算尽，但最终还是失算了；不过也不尽然。如果毛向左派（“四人帮”）一边倒，右派要抗争，只能公开打出“非毛”“反毛”的旗帜，若右派获胜，哪里还会有今天的毛泽东纪念堂？毛让华接班，指望华能平衡左右两派，没想到华与右派联手，利用其正统地位而轻易地打倒了左派。这就应了毛在林彪事件后公布的那封先前写给江青信里的一种预言，右派果然在毛死后闹事，但还是打出毛的旗号。毛的名字竟被利用来作反毛的事，但毛的名字却也因此而得到保护。就这点而言，毛并没有全盘失算；你甚至可以说，以毛犯下的滔天大罪，包括对他的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毛身后的名誉居然还能得到该党的精心保护，他的算计已然是很精明的了。

十二、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

在文革这场大灾难过去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听到有不少人高呼“再来一次文革”。初听之下，很是让人惊讶。不过认真读一读这些人的文章讲话，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所呼吁的文革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革。他们所说的文革是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是群众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发动和支持下批斗当权派，批斗贪污腐败的大小官员。有的人还愤愤地说，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一定要把那些当权派整得更厉害点。
且不说把文革中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成是整治贪官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来面目之嫌。问题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批判反动路线和揪斗各级当权派也只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来，在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那里，文革就像一条香肠，想从哪儿切就可以从哪儿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他们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后面四集，只要中间三集。他们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对文化界黑帮黑线的全面专政，不要红八月，也不要清理阶级队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三反，不要上山下乡；只要中间一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揪斗当权派造反夺权。多惬意啊。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像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你计划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对手整死，没准儿你的对手却早就琢磨着赶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
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只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革是空城计，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能搞成那个样子，就在于当时人们都不知道（或自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知道）毛到底要做什么以及毛到底要怎么做。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当时的人，不论是出于年幼无知还是出于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会正面反对毛的。这个前提不成立，一切就无从谈起。如果刘少奇、陶铸、贺龙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干部们事先就知道他们将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他们还会在文革开始时举手支持毛么？如果老红卫兵们事先知道他们的父母也是运动的对象，他们自己也会从小太阳变成反动分子，他们还会去创建红卫兵，为毛泽东打前锋吗？如果造反派事先知道他们的造反衹不过是为毛利用打击其政敌，一用完就抛弃就进监狱，而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个更糟糕的社会，他们还会愿意充当这样的工具和牺牲品吗？
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会很不相同于第一次文革。更何况今日中国并没有当年那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所以根本就不会再发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历史不会重复”或“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种泛泛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我是在更强得多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
至于有些人说“文革仍然在继续”，“文革在中国还没有结束”，他们所说的“文革”衹是一种引申，一种比喻。它实际上指的是一党专政、政治迫害或钳制言论以及诸如此类。其实，那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人无非是痛感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泛滥成灾，希望民众奋起抗争。对此我们深表赞同。不过我们不赞成“再来一次文革”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太不清晰太不准确，它太容易引起误解，太容易唤起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的痛苦记忆，因此招致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为什么不用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呢？◆

2006年8-9月

sunwinism

【反共难免卖国】
殷惟侯
引言               
这次到美国带外孙，看到报纸、网络上大量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除了法轮功、大纪元、人民报之类赤裸裸的造谣、侮蔑、歪曲、毁谤外，所谓客观报道也难免资产阶级的有色偏见。为什么标榜自由的美国，很少有人对中国讲公道话？美国人不了解中国，这是一；美国的媒体控制在老板手里，这是二；长期反共宣传积淀，自己蒙蔽自己，这是三；美国的霸权主义需要，这是四；媒体炒作误导，这是五；中国发生的事情西方人即使了解也因为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难以理解。
按说，真理越辩越明，美国既然有言论自由，而且是喜欢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国家。为什么就很少有人公开为中国共产党讲公道话呢？讲公道话和造谣、诽谤不同，需要理性和公心。难道理性的公道话比造谣、诽谤更难公开？果如是，这种民主、自由的虚伪性就昭然若揭了。
我原先是自封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文革后因政策转向被发展入党，又因较早改革得罪上司而退出仕途。经历坎坷，经常埃整却从没整过别人。我在文革后期就开始反思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执政对我没有既得利益。但我是一个爱国者，面对反共的嚣张气焰我不能不说话。是否公道，历史为证。
海外的反共势力、右翼民运人士、台独分子、法轮功骨干、国内的右翼维权人士、反共“勇士”及形形色色的极右分子反共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民主、自由、人权。不管他们在具体目标和提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一点是共同的：共产党靠枪杆子建立的一党专政是不合法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废除一党专政。面对刑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没有共产党造反时“我们正是这样”的勇气和大义凛然。其实反共分子拿民主、自由和人权说事，档次是很低的，百余年不变。他们无视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无视苏联解体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无视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无视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中面临的困难和地缘政治背景。可以这样说：在排除了“糊涂”“无知”“偏激”“狭隘”等因素后还坚持反共的都是“汉奸”或“候补汉奸”。为什么？因为20世纪中国人民最宝贵的政治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反共而不与美霸、日右、台独勾结，想不卖国都难。请看下面的分析。
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略）
2：中国的弱点（略）
3：民主是有条件的（略）
4：中国比日本（略）
5：关于反腐败（略）
6：反腐败与政改（略）
7：中国比印度（略）
   8：西方体制不是政治体制的终结（略）
   9：为什么不能搞自由化（略）
10：关于共产主义（略）
11：关于反右运动
我常常跟喜欢拿自己的弱势和利益人士攀比的亲友讲：“我们老五届是幸运的，早五年赶上反右，至少我逃不掉，晚五年赶上下乡，命运难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改正了，但是，中央的决议认为反右运动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我难以接受。99.99％的错划加上20年黑五类的痛苦，只用扩大化搪塞不过去。反右运动不仅违背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三不承诺，把一大批民主革命的诤友、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精英推到了敌对位置，而且堵塞言路使错误的决策、方针畅行无阻，为以后的大跃进、文革灾难铺平了道路。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建国后的错误由局部、浅层向全局、深层变化的转折点，不否定反右运动却否定大跃进、文革岂非双重标准？
最近几年，从网络上特别是到美国后，看到真正的右派甚至汉奸极右派翻天，使我从另一个角度对57年进行反思。首先需要下几个定义：
                    
极右派——站在所有被打倒、被专政的反动派立场上，否定共产党的功劳和成就，对中国取得的进步嗤之以鼻或感到恐惧，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并清算共产党的所谓“罪行”。包括投靠三大祸害的卖国贼、汉奸。
真右派——主观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共产党的功劳和成就，对中国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要求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右派分子”——主观上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或缺乏政治经验客观上支持了真右派。比如章伯钧、罗隆基、……
整风积极分子——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认真向共产党提意见。对真右派有鉴别能力并能划清界限。如章乃器、葛佩琦、林希翎……
57年有没有真右派？从改正的结果看还有九十六人没改正，由于不了解情况，不能据此确定这九十六人就是真右派，至少章伯钧、罗隆基、林希翎不是。从理论上讲任何社会都有左中右，57年如果没有或只有几百个真右派，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左右对立？那么激烈的争鸣？那么汹涌的“大风大浪”？现代真右派那么多，57年他们都躲起来了？
据胡平著【1957苦难的祭坛】中叙述：争鸣高潮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小红辣椒林希翎（没被改正的党内不同政见者）几次到北大演讲，宣称南斯拉夫才是社会主义，还扬言要全文宣读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政治报告，直至北京高校学生准备上街。连章伯钧这个“头号右派分子”也出于对共产党的友情想出面帮共产党收拾局面。钱伟长先生还在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会议上针对当时形势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以后知识分子就不讲话了；第三，是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可见形势之严峻是客观存在的：帮助共产党整风变成了清算共产党的错误。钱伟长的可行办法显然是不懂政治的书生之见，除非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并准备让权。
怎么办？遵守承诺，任形势继续发展，学生上街，进而工人、农民也起来，天下大乱？须知，57年和89年情况根本不同，57年的共产党是廉洁的，是深得人心的。
毛泽东的担心和愤怒事出有因。
匈牙利事件给毛泽东极大的刺激，他久久的深思后产生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不忘阶级斗争这样两个根本性的认识，这是毛泽东作为最忠诚的共产党人作出的最杰出的结论。整风运动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也是真诚的。认为反右是为了夺回被民主党派分走的权力实在不值一驳，但是，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崇西方民主是早有警惕的，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起的作用更使他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整风运动的发展出乎共产党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预料这是没有疑问的，所谓“阴谋”“阳谋”从整体上看都是胡说，是当时的形势迫使共产党不能不反右。
我相信，如果不反右，57年的形势就会发展到真正的右派翻天，那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会站到真右派一边。这一点，只要看看今天知识分子的立场就不难想象。
因此，我现在的认识是：57年反右是必要的。问题出在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上。关键在于把右派定性为敌我矛盾错了，除了极右，真右派（包括今天的）也不是敌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封建专制是绝对的进步。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进步的文明成果和经济、法律、制度上的成功经验必须继承才能发展。对右派采用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才是明智的。如果57年反右能这样进行：打击极右派、批评真右派、教育大多数。然后继续按照三不承诺把整风运动进行下去就皆大欢喜了。但现在的事实是，57年不是这种意义的反右，而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反右运动，扩大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反右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定性错了。当然，可能这也只是书生之见，要中国共产党承认和真右派及持不同政见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直到现在都是很困难的。按照我现在的设想，反右可能根本反不起来。毛泽东是群众运动的老手，事实上共产党离开了群众运动就无用武之地，而群众运动总是先发动，然后过火，继而收尾，最后落实政策。反右定性错了，落实政策也晚了20年，后遗症要几代人承受。再说反右不是孤立的错误，是毛泽东建国后左倾路线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12：理解毛泽东
反共必须把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成就否定，这是极其艰难的系统工程。聪明的反共分子会有计划，分步骤的干这件事。
反共分子反共第一步是反毛，具体又分先反建国后毛再反建国前毛。
反建国后毛需借邓的力量，例如搬出邓的“内部讲话”重新评价毛。把共产党建国后取得的成就和毛分开，然后把建国后毛基本、最好全盘否定，接下去把天安门画像撤掉，纪念堂变成绿地。进而搬出所谓“内部党史资料”，丑化建国前的毛泽东，甚至说诗词也是文人秘书代笔，为全盘否定中共打好基础。
第二步是反邓，六四事件是切入点，反右等建国后左倾错误他也有份，当太上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跛足”改革使批邓深化，子女特权、贪腐起步收尾。
接下去的步骤就容易多了，从六四、反腐切入，贫富悬殊、经济新问题收尾反江，反江是为了否定中国十几年经济起飞的成就，是法轮功最卖力的。如果江涉嫌贪腐，胡敢于动真格，这一步就淡出了。
如果胡锦涛站稳立场，不当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就会成为反共下一步的对象。
全盘否定共产党，竖立“中国赤祸遇难者”纪念碑需要在共产党解体后。
法轮功合四为一靠造谣、侮蔑、歪曲、毁谤反共最彻底、最愚蠢也最难得逞。
本文只针对反共第一步之先讨论。
毛泽东是开国第一元勋，但是，建国后毛泽东犯了极左的错误，有时确实有点倒行逆施，做了许多天怒人怨的事。胡平【1957苦难的祭坛】对此有详尽的收集。但是，如果不是从阶级偏见或个人恩怨得失出发，如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如果深明国家和民族大义。对毛泽东就不能否定。
理解毛泽东首先不是一个水平、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中国普通老百姓没有挨过整（如果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文革中的派仗也算整，我无话可说），没有登上过“苦难的祭坛”。在毛泽东时代穷一点(比解放前好得多)，但社会安定，教育、就业、医疗、退休和其他基本生活有保障，贫富差距小，官员廉洁，社会风气好。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充满理想、英雄辈出、激情燃烧的时代，是人生的价值真正能得到升华的时代（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不同的人现在可以跳起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的幸福指数很高。反共分子把毛泽东时代看成黑暗的地狱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毛泽东的错误根本上是为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犯的。他没有私心，对腐败深恶痛绝，对走资派高度警惕。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是彻底的共产党人。28年的艰苦奋斗，几千万先烈的流血牺牲是为了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那样，加入共产党岂非入错了门？由于他能够一个人去反对全体。他对，就功高于天；他错，就罪深于海。但毛泽东是非凡的，是中国历史的骄傲，是人民的骄傲。不仅因为他是空前绝后的战略家、军事家、诗人。毛泽东热持续不断，根本上是由于毛泽东的魅力，他的思想的深刻、博大、活跃、非凡。毛泽东的深意今天比昨天多一点理解，明天比今天更多。一、二百年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决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任何一个伟人。改革开放至今，曾经非毛转而怀念、肯定毛泽东的人比比皆是；反之，从赞毛转为非毛的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历史的趋势。
三年人祸导致的饥荒使中国非正常死亡了不到三千万人【这是我根据中学人口政策教材中，中国人口增长曲线，把59－61年的低谷填平大体推算出来的，胡平从中国人口增长数字推算出四千万，这是没有考虑人口净增长率在饥荒时必然下降得出的最高数字。还有，饿死和由于营养不良病死是有区别的，前者在城市几乎没有（有按月定量的粮食供应）。后者在农村更多。】这是毛泽东第一罪状。无可否认，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是毛泽东乌托邦式大跃进的结果，是共党执政的第一罪过。但是，毛泽东不是好心办坏事吗？不正是他较早怀疑浮夸风派警卫员回家了解情况并为死了人掉泪，很久不吃肉吗？下面的浮夸风和强迫命令毛泽东有堵塞言路和不察之罪，但没有实施之罪。毛泽东不该整彭德怀，否则庐山会议按原定意图降温，饥荒即使不能避免也不会死那么多人。死了那么多农民，太惨了。但是，除了政治影响恶劣历史上又会留下多少实际后果呢？从实际历史后果看，大炼钢铁毁掉了中国东中部非偏远地区的森林，造成了永远无法完全恢复的生态灾难。大跃进群众找矿和大兴水利又造福了子孙后代。
文革是毛泽东第二罪状，由于得罪了当权派，文革被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被抛弃了，但是有谁正面批判过这一理论呢，现今的事实不正好证明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主观臆造吗？文革灾难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左倾是前提，但是刘少奇和各级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打横炮，林彪、四人帮夺权野心和群众运动的天然缺陷才是文革灾难的直接原因。毛泽东把文革和建国并列为他平生所做的两件事，其深意何在？各人见仁见智。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反修防修，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选择。文革不可全盘否定，全盘否定歪曲了事实也违背了哲学的基本常识。建国后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事实，刘邓路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不得不运用他的权威背水一战，否则，几千万先烈的鲜血将会白流。毛泽东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搞市场经济没有错，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不可丢。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整肃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第三罪状，由于得罪了知识分子，在现今非毛逆流面前，少有挺身而出，为毛辩护的。本人历来欣赏毛泽东反潮流主张，对毛泽东从来没有迷信过，文革中主要经历也是和极左派的斗争。今天，针对许多知识分子的右倾，我又要来反一次潮流。我赞赏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他比赫鲁晓夫高明得多，他对华国锋出版毛选第五卷和修纪念堂不满，但也承认时机错过了，现在再迁纪念堂无法对历史交代，这是他的明智之处。毛泽东决不像胡平认为的 ：是“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农村文化的代表”。他比所谓“城市文化代表的周恩来（胡平语）”深刻、敏锐、宏大、高远，这也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原因。西方民主政治和文化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痴迷过，根据从没去过西方发达国家就判定毛泽东是钻在线装书堆里的封建君主是武断。毛泽东身在最高层，一切情报由他取舍，他会比知识分子无知？毛泽东确实没有对人文知识分子敬如上宾，也颇有点文人相轻的嫌疑。但他身负历史重任，不能不铁了心肠去对待一切牵涉政治的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小接受的是封建或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这不是胡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警觉是知识分子作品本身的倾向造成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怎么看也比古今中外的人文艺术大师高明，也绝非什么民粹主义。毛泽东的乌托邦倾向也并非出于无知，而是出于紧迫感的一种探索。认为“对于知识分子若尚存有一丝戒备，本质上就是对于知识的戒备。”（胡平语）逻辑上就是荒谬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迫于严酷的敌情顺便对来延安求学的青年进行了整肃，并利用康生扮红脸，然后甑别、道歉、使用，这是一种权术，但权术是贬义的吗？王实味被杀是保卫延安时下级所为，毛泽东知道后愤怒地说：还我王实味！延安整风清算了王明路线，统一了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主导地位，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好了基础，这是主流。怎么能脱离当时的实际，用今天自由化的眼光，加上一个带有偏见的放大镜去看历史呢？毛泽东对清宫秘史、武训传、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红楼梦研究、和其他种种资产阶级文化倾向的批评作为争鸣无疑是独树一帜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然用压服，甚至打成反革命就违背了百家争鸣原则，变成倒行逆施了。文革中知识分子又一次倒了霉，但那只是铺垫。毛泽东的主要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法律和政治是有区别的，法律讲事实证据，政治讲形势趋势。章罗联盟从法律上讲是不存在的，从政治上讲即使细节不存在，宏观看也需要这么提才能有力反击右派进攻。毛泽东许多倒行逆施是违法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立场上看问题，这种倒行逆施在政治上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甚至有时是必要的，如果它们止于政治而不要介入法律。
毛泽东整了许多人，在他的影响下，一度冤狱遍于国中。但是，毛泽东不是斯大林，毛泽东一个政敌也没有杀过，王明去了苏联，高岗是自杀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都不是毛泽东下令逼死的，林彪是摔死的。梁漱溟、李立三、胡风、彭罗陆杨、邓小平……等等都好好活到了文革后。林昭和张志新是因为态度“恶劣”，“死不悔改”，还有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四人帮控制的公检法系统处死的。她们比起葛佩琦这个鸣放时企图要“杀共产党人”的“最凶狠”的大右派结果悲惨且无法挽回，不能不说，她们“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的态度是不妥当的。葛佩琦说：“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现在又坐共产党的监狱，但这两种监狱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不能对抗革命的专政，他对服刑采取了顺从、配合的态度，相信党，相信群众并最终活到昭雪之后。
理解毛泽东不是要掩盖他的错误，也没有对受害者缺乏同情。有人提出对右派分子应当进行国家赔偿，我以为从道义上讲，不仅是右派，毛泽东时代所有冤假错案的受害者都应得到赔偿，而且施害者也应根据具体情节承担必要的法律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代价，和法西斯祸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毛泽东时代他的失误付出的代价和他的贡献和进步共存，而且后者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几十年过去了，对右派要赔偿，对其他受害者要赔偿，对大饥荒饿死的近三千万人要赔偿……而且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取证、落实，这样做付出的代价由谁承担？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为的是警示后人，避免灾祸重现，其心可嘉。但是，难道不应建立“反右博物馆”、“饥荒博物馆”、 “庐山会议博物馆”等等吗？如果那样，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浓缩、固定的伤痕，中华民族还能挺直腰杆去迎接新时期的挑战，开创更辉煌的明天吗？革命历史纪念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历史伟人纪念馆都是继往开来、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但是，哪次革命没有阴暗面？哪个英雄、伟人没有缺点、错误？把阴暗面和错误集中起来加以展示不管其动机多么高尚都只能混淆视听，把人民引入歧途。圆明园遗址、甲午战争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团结国民、不忘国耻、教育后代的基础设施，在历史会被遗忘、篡改的情况下更加珍贵。毛泽东的失误已经纠正，历史也不会遗忘，更没有人想通过篡改历史为左倾路线招魂。中国共产党需要接受教训，中国人民更需要团结起来向前看。我怀疑，到海外呼吁“国家赔偿”的人，真正的目的是反共，是挟洋自重，他们才不管国家和民族需要什么呢！至于今后，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立正式的国家赔偿制度，那是另一回事。
假如像反共分子那样去非毛，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被拔掉了，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奋斗历史被抹黑了，从方志敏、杨靖宇、刘胡兰、董存瑞……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任长霞……所有英雄模范的精神财富被抛弃了，中国人民还剩什么？岳飞？文天祥？林则徐？孙中山？篡改历史的所谓学者连他们也没放过啊！把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毁掉，这不正是敌对势力期望的吗？（去年，我针对篡改历史的逆流在网上有一帖子：*林则徐怎么不是民族英雄！：亦忱否定林则徐是民族英雄的文章，依据是假设。……这种脱离历史条件的假设不是事后诸葛又是什么？林则徐可能了解英国议院的内情吗？可能了解西方坚船利炮的真正实力吗？可能在当时想象出现今发达国家也没有的禁毒办法吗？虎门硝烟这样的正义之举变成了“昏聩愚蠢”而且“透顶”，连以后清廷的丧权辱国也要他负责，这种胆大妄为是偶然的吗？不要以为恶意翻历史的案只有日本右翼，中国也大有人在。不是早有人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所有农民起义都否定了吗？还有人胡说秦桧、吴三桂不是汉奸，岳飞、文天祥、郑成功不是民族英雄，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的英雄事迹都是假的吗？残酷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成了一代宗师，窃国大盗袁世凯成了历史功臣，人民公敌蒋介石成了民主法制的楷模……。自然，在这些人的眼里，毛泽东就是空前绝后的暴君和历史罪人！我不是历史学家，自然不能洋洋万言地著文和亦忱辩论，但还不至于糊涂到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看来还是毛主席伟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的人太小看了毛泽东，毛泽东本人就讥讽这些人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皇帝也不过把自己比作舟把百姓比作水，水能载舟，也能复舟。而毛泽东把共产党比作鱼，人民是水，鱼儿离不开水。毛泽东终其一生也没有脱离过人民，这是人民爱戴他、崇敬他甚至迷信他的根本原因。
胡平在【苦难的祭坛】最后一章写到了新的“毛泽东热”，他忧心忡忡的写道：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风险，不在于腐败丛生、贫富悬殊，而在于毛泽东民粹主义的回潮（原文晦涩、冗长，归纳起来不外此意）。胡平的忧虑与他作为右派分子长子的经历有关，也离不开他迷信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万能的观念。胡平多虑了，历史不会重演，毛泽东热的消极面只是左倾路线的迴光返照，但它的积极面确是中国的希望，而且是主要的。
胡平是不是反共分子？从【苦难的祭坛】看不是。因为他没有造谣、诽谤、煽动反共，他对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由衷的钦佩。说他“非毛”是因为他费心收集了几乎全部毛泽东的反面材料，一句也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功绩。但“非毛”只要摆事实，讲道理，和故意歪曲事实的恶毒攻击不同，是可以允许的学术之争。
两年前，我和一群香港来大陆旅游的大学校友会面，他（她）们对香港的民主派嗤之以鼻，说中央民主缓进的方针，掘了民主派的祖坟，几十年后，对共产党有仇的死了，后来人要求民主的内涵必然会变化……香港过去也很腐败，廉政风暴后清廉了，香港的昨天就像大陆的今天，香港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这次在美国，一些亲友和他们推荐的文章对毛泽东的评价比我还高，使我深受感动，他们可是生活在反共非毛嚣张的环境中的啊！                 2007年8月24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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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大 纪 元 的 反 共 文 章
大纪元站在被推翻、被共产、被镇压的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军阀、土豪劣绅、地富反坏和台独、日本右翼、美国霸权等形形色色反动派的立场上，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以颠覆中共政权，分裂中国社会，使法轮功控制中国为目标，进行蛊惑宣传。其【九评共产党】罗列了反共情报机构几十年精心收集、编造的“共党弊政”材料，歪曲、割断历史，全盘否定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一次文字上的反攻倒算。
大纪元说：中共是靠谎言、阴谋和残暴夺取政权的。中国人民都是傻子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古训错了吗？蒋介石本人内心会如此认为吗？全付美式装备的400多万国民党军，败在120万小米加步枪的共军手下是靠谎言、阴谋和残暴？
大纪元否认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马列杜撰出来的吗？地主资本家对农民工人的残酷剥削、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残暴连西方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不否认。现代中国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人们，只要看一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事实就可以相信马列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揭露所言不虚。大纪元赞美农村的封建宗族土地制度，骂贫下中农为痞子，骂无产者为流氓。他们不仅在骂共产党，连孙中山和到台湾后的蒋介石也骂了。现在，中国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少数人和人民群众的矛盾不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吗？大纪元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斗争哲学，为什么要那么卖力的攻击中共？斗争哲学到了大纪元手里就变成温柔美妙的仁政了吗？
大纪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巴黎公社以前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代表过劳动人民？剥削阶级专政是合理的吗？公道的吗？美国是“民主”的楷模，没有有钱人的支持，任何杰出人士能成气候吗？劳动人民除了等待有钱人的恩赐还能指望别的吗？美国霸权、日本军国主义、台独，当今世界这三大祸害不是西方式民主的产物吗？靠谎言和歪曲把共产党妖魔化，难道是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问题不在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合理，问题在于现实政权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大纪元说：中共迷信暴力。1927年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了多少共产党？在残害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时动用了多少极其残忍的手段？大纪元敢说全是共产党造谣吗？面对反革命的血腥暴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天然合法的。如果中国在一小撮叛徒、特务、汉奸卖国贼、利益集团、贪官污吏、邪教势力……的统治下，用暴力来对付人民的反抗，人民有权再一次用暴力来推翻他们！
大纪元说：中共搞群体灭绝，灭这个、灭那个、连自己也灭。共产党是一群疯子？中国老百姓见到的共产党并非如此。也许有个别法轮功的痴迷者在对抗取缔令时被违法乱纪的警察折磨甚至杀害过，也许此类迫害有腐败高官背景。但能称其为群体灭绝吗？蒋介石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好象比群体灭绝还要厉害吧？美军对战俘的虐杀丑闻刚刚暴露过，能说美国搞群体灭绝吗？说共产党腐败，中国许多人相信；说共产党吃人，这就连大纪元自己也不信了。但大纪元还是要造谣。也许共产党这个“邪教”被群体灭绝才是大纪元的真实愿望吧！我们见到的法轮功修练者都被当成迷途的羔羊，受到真心的关怀、规劝、甚至呵护。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事、朋友、亲人。因为政府号召我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歧视、打击他们。至于“活体器官移植”之类天人共怒的新闻不仅是为了把共产党妖魔化，而且是为将来残杀共产党造舆论。大纪元不是说已有1400万共产党员退党了吗?不退党的要等着被清算吗？我们怎么一个退党的都没听说过，自己的亲朋、同事、同学申请入党的却常见常闻呢？
大纪元说：中共在大革命时鼓动农村的痞子运动。原来大纪元作者是土豪劣绅的后人，否则何以搬出80年前就被革命派批臭的陈词滥调。大革命没有苏俄的支持，没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没有中共发动群众和身先士卒、浴血奋战能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吗？看来大纪元作者反共还不彻底，应该连大革命，连孙中山一起骂。
大纪元说：中共在国民党内争夺领导权，在上海进攻北阀军师部，所以被取缔。看来陈独秀或斯大林太冤枉了，中共把大革命失败归罪于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来了个本末倒置，居然还取得了胜利!除了佛祖保佑难园其说。
大纪元说：中共暴政在江西使人口锐减一半。没有蒋介石五次围剿江西能死那么多人吗？围剿是仁政？不抵抗日寇是爱国？怎么大纪元的逻辑和正常人如次南辕北辙，或者如大纪元哀叹的：不幸的是，中国老百姓中毒太深。
大纪元说：共产党不抗日。日本为什么占领武汉后不直捣重庆，而是对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皖南事变等三次反共高潮是共产党一手制造的或根本没有的事呢？一个不抗日的党能在敌后用短短八年使自己的力量增大五十倍，这话有脑子的人会信吗？张学良90多岁时也赞赏共产党抗日的方式，要共产党在外援被隔绝的情况下靠土枪土炮去和日军正面作战这是典型的汉奸论调。
大纪元说：内战是共产党发动的。共产党有能力发动内战吗？为什么是共军收缩、退让、直至延安都被国军占领呢？如果内战可能是共产党发动的，那么，中日战争就可能是中国发动的，二战就可能是捷、波、英、法、苏、美发动的了。究竟是谁在用谎言欺骗人民？
大纪元说：朝鲜战争是中共支持金日成挑起的，志愿军的伤亡是美军的20倍。中共刚接管了一个百孔千疮的大国，有这个“宏图大略”去接管全亚州？伤亡20倍使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个走私光碟，该碟断言韩战共军飞机和美机的损失比率是20：1，越战共军进步了，空战损失比率为2：1。中国（或苏联）是如次的阔绰，居然能承受如此悬殊的牺牲？
大纪元否定共产党几十年精神文明成果，从长征史诗到上甘岭，从张思德到雷锋。前几年国内也流传过诋毁英烈刘胡兰、董存瑞等的笑话，源头也应当是大纪元一类反共分子。他们在红军到志愿军的英雄气概面前心有余悸，把全身心为人民流血牺牲、无私奉献的英模视为异类，真不知道他们希望中国人都变成何物？！
大纪元一会儿说：中共卖国。一会儿说：中共煽动民族主义，组织民众到美国大使馆去扔石头。可是，中国人民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才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纪元应该直接为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史，参拜靖国神社和美国霸权轰炸中国大使馆辩护，何必羞羞答答、隔靴挠痒、自相矛盾？
大纪元说中共背离了马列毛，放弃社会主义，代表利益集团压迫劳动人民……。好像是讲道理的左派。大纪元如果按这个思路写下去，在中国大有市场；可是大纪元骂共产党一直骂到国际歌、骂到共产党宣言、骂到马克思。你说大纪元是什么派？实用主义？不象，因为一点也不实用。大纪元拿钱反共到了什么都不是的地步。
大纪元把中共说得一无是处。“存在即合理”。世界上有什么是可以全盘否定的呢？共产党的功绩历历在目，全盘否定，人民不答应，历史不答应。
大纪元的文章也不能全盘否定，其中少数材料是真实可信的，对中国社会危机的分析也有警示作用。我认为，中国有鉴别能力的人，尤其高层实权官员应当认真读读。刀已经架在你们的脖子上了，再不控制腐败，再任危机深化，你们中的坏人，好人都将被一锅煮。仅此还是小事，中国人民将沦为难民，将历经劫难而不得新生。法轮功的反共喧闹是国际反共反华势力遏制中华振兴、在中国制造动乱、妄图裂解控制中国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是网络战、信息站、媒体战、心理战的开始。愚蠢的李洪志通过网络、短信、电话、邮件、传单……等各种手段把中共妖魔化的结果，激怒了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打了一针防疫剂。万一将来西方传媒部队正式和中国开战，李洪志无疑帮了中共一个大忙。我在此提前向李洪志表示：Thank you this rascal.
大纪元功击中共是无神论，攻击毛泽东“人定胜天”的理念。暴露了法轮功对人进行精神控制的本质。李洪志说自己是弥勒转世，说人类文明毁灭了81次，说病痛是消业，不能靠医药去救治,……。证明李洪志是天下第一大骗子。李洪志标榜自己不问政治，提倡真、善、忍。大纪元的文章使我听到的是豁豁的磨刀声。合法宗教是历史形成的，现代凡是声称自己是神的化身的必是骗子，其创立的教派必是邪教，祸国殃民是迟早的事，不管该教现在有没有害人。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无神论的自由，凭什么中共不能宣传无神论？“人定胜天”否认科学了吗？“改造自然”违背自然法则了吗？西方民主人士被反共宣传误导弄昏了头。他们必须正视：共产党现在倒台的话，中国不可能是民主、人权的天下而只能是法轮功的天下。是一个比塔利班强大100倍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教的天下。
尽管各国共产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有红色高棉那样的罪行，但马克思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并不是共产党自吹自擂。想把毛泽东抹黑，绝大多数中国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永远不会答应。
尽管中共内部的腐败已经到了集团腐败，到了利益集团以官本位为核心对广大人民进行剥削掠夺，到了许多地方清官没法当，腐败不能反的地步。但中国现在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太平盛世，所谓中国威胁论不管如何荒谬，起码承认了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
即使中共政权由于自身的腐败和蜕化变质，在内外各种力量作用下被推翻了。一百年，一千年后的人类历史书还是会拨开法轮功制造的谎言和神密迷雾，给国际共运，给马恩列斯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能轻信大纪元去盲目地反共。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需要全国人民在稳定的条件下再快速发展30年，并支持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励精图治，惩治腐败，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条件，逐步走向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一个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殷惟侯 20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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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惟侯推荐薛遒《中国：21世纪宣言》摘录


薛遒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人类进步的历史规律角度作出了超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的结论。由于这一划时代的成就。可以说：反毛泽东就是反人类！为什么呢？
毛泽东在世时，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可以、也应该提出来。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有缺点、错误。反对毛泽东的错误是正确的，即使反对错了也不是反革命，否则就是不让人讲话，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敌人可谓多矣，除了法西斯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和恐怖分子，多是政治立场、政治理念的对立，谈不上“反人类”。现在，毛泽东早已去世，对毛泽东的看法不同，不等于反对毛就是反人类。
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果：毛泽东就是现代的释迦牟尼、耶稣，就是人类的大救星，人类如果不能按照毛泽东的指引，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人类只能自我毁灭。反毛就和反对毛泽东的具体观点、做法性质完全不同。
从狭隘的个人、集团、阶级利益出发犯错误，不一定是反人类，毕福剑酒后羞辱毛泽东属于这类。那些恶毒攻击毛泽东，刻意把毛泽东妖魔化的人才是反毛，李志绥、张戎、李洪志属于这类。他们不是认识问题，也不仅仅是利益导向问题，而是和全人类的命运作对。他们比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祸害更大！
正义的人们，应该挺起胸膛，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反毛泽东就是反人类！当这个口号响遍全球，全人类都自觉的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时，人类大同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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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

"没有能力分清"别人是谁,就可乱骂人?那你殷五毛是白痴了!而且成了殷惟侯造谣的正当"理由".这是打砸抢份子的強盗逻辑.如果有人也分不清殷惟侯是人是狗,就可用链子把你鎖起来吗?
一把手是中共官的封号.谁人定了胡平是民运一把手?
殷五毛骂我是"卖国贼"----东北的大片领土是叶青卖给苏俄的吗?老山地界是叶青卖给越南的吗?那是你主子的"丰功伟绩",你又"没能力分清"了,哈哈,原谅你是白痴！

ywh
对不起huping1@gmail.com。
我没能力分清你这个写恶毒攻击《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理性思维【不要把习近平想得太复杂】的胡平和那个写【1957苦难的祭坛】的胡平。我更不是叶青，有本事胡编“文革中的打砸抢流氓份子”之类履历栽到任何对手头上。我也没有讲“九评”是胡平写的。
既然已澄清，我对写【1957苦难的祭坛】的胡平的判断自然不适用于你。但我对你的批判仍然成立。不知你是不是那个海外民运一把手的胡平？如不是，可以把那句话也删掉。
反共小丑叶青公然支持台独，还想当带路党带鬼子进中国，不是汉奸也是卖国贼！

"叶青" ：
殷惟侯是一条五毛疯狗,文革中的打砸抢流氓份子,不学无朮.不值－提

ping hu
又，殷唯侯说我的《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文“靠污蔑不实材料”，其实，我文章引用的材料都是大路货，基本上是有官方版本的，整个分析评论都是建立在公开文本之上的。

叶青
胡平说:祭坛是另一个胡平写的九评也不是我写的.
这个臭狗屎五毛殷惟侯,乱裁赃胡平,連人都没搞凊楚便狂吠乱咬.这就是五毛的奴才狗性!     叶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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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



五毛疯狗殷惟侯发贴乱咬学者胡平说,胡平先生写了"祭坛",与九评中共,并－顿猛批.
结果此二文均非学者胡平所写.殷五毛乱咬人,疯狗－条. 胡先生严词澄凊.殷五毛造谣,丑态毕露！！！
这种五毛太无聊卑鄙了!！！

sunwinism

ywh
殷惟侯注：此件群发后收到胡平回信，我把两个胡平混淆了。为此，我向他道歉并回复如下：

对不起huping1@gmail.com。
我没能力分清你这个写恶毒攻击《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理性思维【不要把习近平想得太复杂】的胡平和那个写【1957苦难的祭坛】的胡平。我更不是叶青，有本事胡编“文革中的打砸抢流氓份子”之类履历栽到任何对手头上。我也没有讲“九评”是胡平写的。
既然已澄清，我对写【1957苦难的祭坛】的胡平的判断自然不适用于你。但我对你的批判仍然成立。不知你是不是那个海外民运一把手的胡平？如不是，可以把那句话也删掉。
反共小丑叶青公然支持台独，还想当带路党带鬼子进中国，不是汉奸也是卖国贼！
叶青赴宴获餐巾无数，其妻不忍闲置，拼成内裤。
一日打针，护士令其褪下长裤后，一俯视即大笑。
原来右边有四红字“欢迎品尝”，左边有三蓝字“好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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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

殷惟侯五毛狗,造谣被逮,理屈词穷,无话反驳,只有发流氓短信来遮羞了！

不过你没说全,叶青的肉棒棒,确被殷惟侯的"后庭花"多次"品尝"

殷五毛又"品尝"别人的肉棒.又还有錢可进.

为此殷五毛十分自豪曰:这是"有偿服务","多劳多得", 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谁敢反对,便是卖国贼!

sunwinism

这些话为何不发?没收到吗?呵呵 .这是第三次发来了,再不发,按你的说法叫贪污了   叶青

不知叶先生所指的是“哪些话”，请单独发来。---易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