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增科：酋邦的类型学研究及其向国家的进化 | 酋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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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科：酋邦的类型学研究及其向国家的进化 | 酋邦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4-06-25 12: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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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酋邦理论是人类学新进化论代表性学者埃尔曼·塞维斯（Elman R. Service）提出的重要理论，随后又得到其他新进化论学者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前国家政治系统从平等的、无首领的部落社会向不平等的、官僚制国家社会的进化何以会发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酋邦理论有关酋邦类型学和多向进化的研究，关于酋邦向国家进化的条件、动力和机制的研究，关于酋邦的长时段轮回的研究等，对于理解人类早期政治发展及其规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酋邦的类型学研究与多向进化，以及酋邦向国家进化的动力、机制和模式。



酋邦的类型学研究及其向国家的进化



何增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



一、酋邦的类型学研究与多向进化



约翰逊和厄尔意识到酋邦的复杂性，他们在前述三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将第三阶段地区性团体层次又细分为简单酋邦（the simple chiefdom）、复杂酋邦（the complex chiefdom）和早期国家（the archaic state or the early）三种。厄尔还列了一个表，将他自己以及他与约翰逊的模式同其他一些比较有名的社会演进模式做了一一对应。易建平将该表翻译成中文，我们转录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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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厄尔对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进行了修订，将酋邦分为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并在复杂酋邦阶段吸收了弗里德的理论从简单酋邦时期的阶等社会发展到了分层社会，从而使复杂酋邦向原始国家的进化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他们还根据人口规模将政治实体划分为营地（camp）、小村落（hamlet）、地方性团体（local group）、大人聚合体（big man colletivity、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5种类型。厄尔等人主要从发展规模上来区分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简单酋邦的政体规模只有数千人，已有一个政治决策等级层次凌驾于当地社群之上，等级系统是渐变的。而复杂酋邦政体规模达数万人，有两个政治决策等级层次凌驾于当地社群之上，并且出现了社会分层。易建平指出，约翰逊和厄尔过于强调某些复杂酋邦中酋长的最终决定权的特例而忽略了那些权力结构更为“民主”的酋邦如设立议事会的酋邦的特征，应当说这一批评是中肯的。



厄尔还介绍了其他几种酋邦类型的划分。就财政基础而言，酋邦可以区分为生计财政型酋邦和财富财政型酋邦。生计财政（staple finance，又译为产品经济）经常没有广泛的交换，而只是用食物和技术产品的收集和支付作为对服务的回报，其常见的形式包括提供宴饮等。在生计财政中，内部资源是酋长等统治者获得资源的主要基础。财富财政（wealth finance，又译为财富经济） 是通过长途交换或资助手工业生产，购置具有象征价值的物品，并用它们馈赠支持者。精英们渴望拥有这些贵重物品，它们象征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特权。外部贸易和关税收入是精英们获得奢侈品等资源的主要来源。从结构上看，酋邦可以区分为集体型酋邦和个体型酋邦。集体型酋邦通过组织集体劳动力在公共工程建设上的投入来获得集体的认同感。个体型酋邦则强调贵族个体的突出地位，通过奢侈品的装饰、特殊的住宅和豪华墓葬的纪念性建筑来彰显其与众不同的地位。



厄尔还介绍了其他一些酋邦的类型划分。如酋邦可分为神权型酋邦、军事型酋邦和热带雨林型酋邦；复合型酋邦和单独酋邦；阶层酋邦和等级酋邦；至高无上型、等级型的和无等级型酋长等。从酋邦进化而来的原始国家或早期国家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同类型的酋邦导致进化出来的国家类型存在差异，从而呈现出进化的多线性或多向性。但正如厄尔所指出的那样，酋邦类别分得过细也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正如克莱森所总结的那样，单线还是多线，是进化论中一个传统的两难问题。不论19世纪还是20世纪中期绝大多数进化论者为单线定向进化论者。泰勒和摩尔根不能被视为单线进化论者。斯图尔德在1930年代就提出，进化是沿着不同方向进行的，是多线的。克莱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向进化”的概念，用于概括不同的独立进化潮流和由此导致的政治实体结构类型的多样性。但他同时也指出，在不同的潮流和不同的时间点中出现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多样性中也体现出一致性这一事实。各种早期国家政治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如都具备官僚制度、政治精英、国教、常备军和集中化的经济等特征。



克里斯廷森（Kristian Kristiansen）在多向进化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人类社会政治组织进化的两条道路。她认为，人类社会组织最为基本的区别在于部落社会与国家社会，酋邦只是部落社会的一种变体。处于酋邦和充分发展的国家之间的是弗里德所概括的分层社会。分层社会是国家组织的一种原始形式或早期形式（an archaic form of state）。克里斯廷森还把分层社会划分为两大类，即权力分散的分层社会（the decentralized stratified society）或权力分散的原始国家（the decentralized archaic state）和权力集中的分层社会（the centralized stratified society）或权力分散的原始国家（the centralized archaic state）。易建平对克里斯廷森的研究作了很好的概括。克里斯廷森的权力分散的分层社会的特点是：生计生产（subsistence production）是分散的，村落散落在各个地方。酋长们与国王们通过武士侍从进行统治。地区性和地方性的臣属酋长们行使着政府职责，并在战时提供武士和船只。武士酋长们控制着农村公社，没有土地的农民阶级也发展起来了。贸易主要控制在中心政府手中。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村落逐渐发展为小的市镇。对长途贸易的控制和征税，对权力分散的原始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榨取贡纳税赋和劳役所获得的收入可用于领土征服活动，以创建更大的王国政体。在权力分散的原始国家的进化过程中，限制了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封建国家的基本特征也逐渐形成了。欧洲、非洲、亚洲的一些次生国家走的多为这条道路。而权力集中的原始国家把圆锥形或金字塔形的不平等的部落结构形式化了，统治者通过控制宗教仪式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权力集中的原始国家拥有集中的经济，拥有支撑国家机器与已经仪式化了统治阶级谱系结构。原始的官僚集团在管理生产、贸易与宗教活动国家的过程中具备了建立发达的官僚制度的基本构件。克里斯廷森还吸收了集体型酋邦和个体型酋邦、生计财政酋邦和财富财政酋邦的研究，提出了酋邦进化为国家的两条路径，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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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同样也指出了酋邦进化为国家权力的路径的多样性。他结合酋邦类型、土地产权、资源基础、精英策略等社会、政治和经济诸要素的相互交织和不同组合的动态过程，阐明了通向权力路径的不同和相应的权力结构形态的差异。在生计财政中，当统治者组织劳力修建灌溉设施发展强化农业的时候，生产者为其缴纳的产品或实物更像是一种“地租”。统治者也因掌握了灌溉设施等关键资源而集中了更多的经济性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应征从事水利等公共工程建设，从统治者那里获得有灌溉系统的土地，作为回报，他们为首领及相关专业人士劳作，提供剩余品供养他们。这种强化农业和对内部资源的依赖支持着经典的合作结构。但当统治者进一步垄断了基本必需品如土地的生产和分配的地方，可以预期将出现一个排他性的政治经济体。首领或国王可以利用武装力量通过劫掠或征服来获得和保持对基本必需品的控制。由此会形成集中的权力结构或王权政体。财富财政通常通过控制交通要道、贸易枢纽或设立关卡等关键资源而获得收入。当精英拥有土地产权，依靠外部贸易关系网络和外部资源获得奢侈品的时候，会采取排斥平民的策略，形成贵族政体。其意识形态也是以贵族的自我服务为中心。当平民拥有土地产权，统治者主要依靠内部资源基础且不掌握关键资源的时候，更有可能对平民采取合作的策略。统治者和平民间也会形成一个合作互惠的意识形态来。当高端商品流向市场并像普通商品一样课税的地方，国家并不掌握关键资源这个瓶颈，这样将会出现一个合作性的政治经济体。在合作型政体里，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护平民而非剥夺平民的财产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在合作策略中，权力在社会不同集团中分享以阻止排斥性策略。而在网络策略中，出类拔萃依靠的是发展出一种与本地团体之外地方的交换关系网络。在土地肥力不足剩余品有限的情况下，首领会转向利用武士向外扩张以获取土地，高阶武士获得封地，低阶武士管理土地以共同榨取剩余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排斥性或榨取性策略更为常见。领土征服使政府财政收入依赖外部收入，统治者也会因此将征服获得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私产。权力结构也会因此趋于集中和排他。原生国家是在一个区域内最先和独立出现的国家，他们率先发展出来的生计财政和合作策略。地方性农业为主的城市国家本来有潜力发展出合作型的集体行动结构，而帝国征服则抑制了这一趋势。当原生国家发展军事力量扩大权力并最大程度榨取剩余产品的时候，又会形成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和扩张性帝国。



二、酋邦向国家的进化：动力、机制和模式



克莱森在提倡重新思考进化等基本概念的时候指出，进化论者长期以来曾用复杂性的增加和单线的发展来定义进化。复杂性的增加或复杂化的进程最终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上。因此克莱森指出，进化的本质是结构的变化或重组，一个方面结构的变化会逐渐影响到其他的方面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的变迁，因此进化是一个过程。结构的重组涉及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与制度创新和新制度供给有着密切的关系。酋邦向国家的进化是前国家政治系统结构的变化或重组以适应规模和复杂性增加的情势。如前所述，按照克莱森的定义，酋邦是拥有双重管理层的社会政治组织，它拥有一定数量的地方共同体如村落等，每个地方共同体都有自己的领导者，他们附属于居于政治中心的领导者。而早期国家则是一种拥有三个层级的跨区域的权力集中的社会政治组织，其中的统治者拥有政治支配权力，被统治者履行纳税义务，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的共享意识形态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具有了正当性。从酋邦到国家这些结构的变化和重组为什么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酋邦向国家进化的起点。正如塞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历史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里，人们都是生活在小的、简单的、平等（相互分开）的群体或部落之内。亲历了制度化和集中指导的政府体制产生的这个重大的历史分水岭，显然只是出现在五、六千年前。”克莱森概括出了酋邦发展为国家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人口（数以千计）以形成一种复杂分层的社会；（2）社会必须控制特定的领土；（3）生产制度必须可以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以供养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专业人士和官员群体；（4）必须存在一种意识形态以解释等级管理组织和社会-政治不平等的合法性。我们还可以加上第五条，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存在着众多酋邦或部落社会，他们作为同等的政体彼此之间存在着共生和竞争的互动关系。



酋邦向国家进化的动因。塞维斯在《人类学百年争论》中把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围绕政府起源的各种理论争论概括为整合论和冲突论，哈斯（Jonathan Hass）在《史前国家的演进》中同样把相关理论概括为整合论（该书译者翻译为“融合论”）和冲突论。尽管他们两个人一个赞成整合论，一个赞成冲突论并主张在此框架内吸收整合论的部分观点。整合论与冲突论在概括酋邦向国家进化的动因方面非常传神。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管理机构或基于权力关系的整合机制，实际上是整合需求驱动和控制内部冲突赢得外部冲突的需求合力驱动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整合需求驱动着政治领导职位的常设化和制度化、中央协调机构、层级管理体制、职能部门分设、职业官员制度等新制度的供给。另一方面应对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的需求推动着强制性制裁、强制性和固定化的纳税、职业常备军等新制度的供给。



整合论揭示了整合需求驱动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制度化建设的动力。霍卡特认为，礼仪组织先于政府而产生，当社会的复杂性增加专门化增多需要一种中央协调机构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时候，礼仪组织会逐渐把这项任务接过来。在祭拜仪式中的领头人或祭司逐渐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领导者。这是神权政治和祭司-首领从履行宗教职能逐步发展为履行经济、司法等职能的国家形成路径。魏特夫的水源论（或灌概论）、拉斯耶的贸易论、塞维斯的再分配论则分别从发展强化农业的治水需求、维持贸易共生关系的需求、中心储藏和再分配的风险管理需求等经济技术专门化发展需求的角度，探讨驱动集中领导权的制度化和中央协调机构、相关职能部门和职业官员制度的供给是如何产生的。斯宾塞、奥本海默等战争论和征服论者则从军事保护需求的角度阐述国家的起源。斯宾塞认为，频繁的、组织化的战争导致临时军事领导集团变成了职位世袭的永久性军事组织，这个机构后来在平时的非军事活动中也演变成为管理中枢。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分化和专业化促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冈普洛维茨和奥本海默等征服论派都把在被征服地区强加统治作为国家的开端，同时主张在最初的军事强制后，为维护统治，征服者也开始为被征服者提供军事保护和获取财富的机会，以换取后者的服从。总之，经济社会复杂化进程对社会政治组织产生了强烈的整合需求，推动着政治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冲突论则揭示了应对内外部冲突的压力驱动着权力关系构建的动力。塞维斯区分了两种冲突，一种是社会之间的冲突，一种是社会内部的冲突。战争论和征服论是典型的社会之间冲突论者。塞维斯指出，斯宾塞是19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社会间冲突理论家。斯宾塞的同时代人沃尔特·巴杰特认为早期社会之间好战的竞争会有利于那些有最好的领导和最听话的民众的社会（“最温顺者最强大”）。斯宾塞认为，战争的成功进行使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并学会“服从强制性命令”。军事部门会依靠战争中的成功优势来增大它的权力，频繁的战争容易导致“首脑职位的长期固定”。斯宾塞明确指出：“临时首领由暂时的战争产生；长期的战争行动则产生固定首领。战争通常需要各部门迅速联合行动，因而必须服从。没有多少服从的社会消失了，而让有大量服从的社会巍然屹立，于是就有一些延续下来的社会，在这些社会当中，由战争所养成并在和平时期存留下来的习惯，便造成对于政府的长期服从。”征服论者强调通过征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形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征服和臣服关系，国家的出现就是为了维护这种统治和服从的秩序。恩格斯、弗里德等致力于分析社会内部冲突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他们认为经济上的阶级分化或阶层分化（分层化）是产生社会内部冲突的重要原因，国家的产生是为了控制社会内部冲突维护分层社会的秩序。哈斯在冲突论基础上吸收整合论的要素，根据统治者对民众实施权力的情况分析了国家的形成过程。哈斯指出，在分层社会里首领的权力不断扩张从而其权力基础不断扩大和巩固。首领们在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过程中控制了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谋取方式，从而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经济权力基础并获得了行使权力的强制性经济手段。这个基础也使他们有能力去发展和利用附属的武装权力基础和意识形态权力基础。武装权力基础可用做独立的强制性行政手段，也可用来保护首领的经济权力基础不受外来威胁。意识形态权力基础可以把首领的经济权力和武装权力合法化，也可以成为操纵民众思想和行为的手段。它也可以被经营经济的领导集团用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以对抗武装力量的潜在威胁。哈斯认为可以按照权力关系的变化和新的经济权力的发展来概括各种已有的国家起源理论：“在战争论中，军事长官靠着控制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财物、土地和奴隶的分配而获得了统治民众的权力；在贸易论中，管理集团由于控制了地区间和地区内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交换而获得了对民众的统治权；在灌溉论中，管理集团由于控制了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渠道，因而获得了对民众的统治权。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的首领都掌握了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谋取方式，所有的社会成员不再有平等的权力获得这些资料。正是这种权力的不同，造成了分层社会中首领们的新经济权力基础与未分层社会中首领们权力基础的不同。这个关节点，在于国家首领能够把剥夺基本生活资料作为强迫民众服从的有力工具。”首领还会把自己的权力基础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哈斯指出：“一个新兴国家的首领，只要在一种经济系统中取得权力基础，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复杂程度的提高，他们就会在其他系统中扩大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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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所提出的一套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是在理论上阐述进化论的英国哲学家先驱。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图表示整合需求和应对冲突需求推动制度创新的理论（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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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厄尔所说，“酋邦演化的两种唯物论视野强调了不同的驱动力——管理论（也即前述整合论，笔者注）强调了酋长的系统服务功能；控制论（也即前述冲突论）强调了酋长的剥削能力。近期一项融合两种观点的研究显示出生存问题如何产生了对领导权的需求，同时也为控制创造了机会。”酋邦向国家进化的两种动力共同驱动着国家的形成并塑造了国家的二重属性，即管理性与强制性，公共性与权威性。



酋邦向国家进化的机制。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者继承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因此又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社会政治进化中的选择淘汰机制既包括自然环境的选择淘汰机制，同时也包括了社会的选择淘汰机制。特纳（Jonathan H. Turner）和阿布鲁丁（Seth Abrutyn）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总结。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自然环境选择在促进类人猿向现代智人转变中所成功发生的进化。杜克海姆的选择理论关注的是组织淘汰机制，他指出随着组织内部劳动分工，处于特定资源生态位中的组织的形态在进化，人口的增长和密度增加导致组织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出现了优胜劣汰，但竞争和选择都是在一个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斯宾塞关注的是制度选择机制，他指出改革或革命、战争、政府都是一种选择淘汰机制。战争中战胜方淘汰战败方的组织和制度，改革或革命中成功方淘汰落后的组织和制度，征服中战胜方对战败方的“改造”，这些都是制度淘汰机制。马克思主义的选择理论被概括为一种冲突选择理论，在阶级斗争中，革命的成功实现了对社会政治结构的破旧立新，革命在制度系统的改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库斯（Joyce Marcus）也指出，相邻政体或敌对政体间的竞争、地方精英间的竞争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引擎。竞争驱动着多个敌对政体的成长，直到有一方作为战胜者胜出。战胜方领导人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去管理和控制这样一大片区域。邻近政治体之间的竞争可以导致君主制这样的机构和额外的行政层级的出现。由此可见，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所导致的同一地域范围内同等政体间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是酋邦向国家进化中的重要选择机制。



内部需求和外部竞争压力都只是组织和制度创新的诱因，新制度的供给需要有为的酋邦首领的主动作为。酋邦理论的研究者们围绕“首领们如何获得和扩张权力”进行了探讨，厄尔总结了十项潜在的政治策略，具体包括：（1）施予（放债），宴饮，动员；（2）改善维生产业的基础结构；（3）鼓励限制；（4）对内全力使用武力；（5）缔结外部联系；（6）扩大依附人口的规模；（7）强化对现有的合法性原则的控制（超自然的和自然的）；（8）创造或采取新的合法性原则；（9）强化对内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10）强化对外部财富购买的控制。首领们采用策略1和2通过控制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来掌握经济权力，酋长对长途贸易的垄断也提供了对生产技术和口粮的控制。策略3到6是对内进行控制，对外征服和结盟，防卫和战争策略有助于掌握军事性权力。策略7到10则依赖源自意识形态的权力，以强化首领的合法地位。酋邦的政治进程与其权力和控制各种可行的选择密切相关。对维生经济的控制，利用征集的剩余产品发展经济基础并供养保卫和征服土地的武士阶级，举行维护统治者合法性的礼仪，利用战争增强内部凝聚力和社会限制等，酋邦首领对这些策略成功的综合运用和控制权力的能力增强推动着复杂政治制度的发展。这表明在酋邦向国家的进化中，那些杰出的酋邦首领在复杂政治制度的创新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



酋邦向国家进化的模式。弗里德率先将原生国家与次生国家的进化区分开来，并指出原生国家是在没有外来影响和外部榜样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进化的。他从内部动力的角度区分了原生国家进化的四个不同阶段，即平等社会、阶等社会、分层社会和国家，并指出维护分层社会的秩序、保护统治者自身是原生国家的首要职能。柴尔德等学者认为国家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的累进过程：农业会产生剩余产品，然后出现贫富不均，随后出现阶级，最后富有阶级建立国家维护自身地位和财富，国家的进化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而坚持系统论的学者如弗兰纳利等则认为，国家的起源是人口、生态和技术等多种因素互动和反馈的结果。克莱森则从相似挑战导致相似反应的角度来总结酋邦向国家进化模式的一致性。他指出不同酋邦所面临的挑战的相似，如都面临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和邻近同等政体的竞争等压力，并且都需要解决诸如交流、征税、控制、保护等问题。酋邦向国家的成功进化产生了相似的反应。因此早期国家的政治组织就其结构和功能而言都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正如乔纳森·哈斯所说，（早期）国家都具有“诸如官僚制度、统治精英、国教、常备军、集中化的经济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居于国家组织格局的中心，代表一种对类似人口压力、资源短缺、社会复杂性增加等相似力量的跨文化反应”。



酋邦向国家进化的模式既有一致性或相似性的一面，同时也因进化路径的差异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通过水利灌溉、中心储藏、控制内部冲突维护分层秩序、防御等路径兴起的农业型国家，统治者主要依靠内部资源基础而获得和巩固权力，从事社会公共管理。而那些通过掠夺性战争、征服和外部贸易兴起的商贸型国家、军事型国家和征服型国家（以游牧民族国家居多），则主要依靠外部资源及其收益进行统治。费曼（Gary M. Feinman）和尼古拉斯（Linda M. Nicholas）分析了内外部不同资源基础与人类治理体制中个人统治与缺少个人崇拜强调权力分享两种基本治理体制的分野。他们指出，统治者如何积聚他们的资源影响着社会契约和领导的性质，权力结构和行使方式差异同权力的基础或收入来源有着强有力的关系。他们绘制了一张表格展示财政模型与领导权的变异，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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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等人对该表中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布兰顿等人区分了内部资源基础和外部资源基础，强调如果统治者依赖内部资源基础，就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作为交换，需要更多的官僚化组织来从事经济管理，因而其统治权就会受到更多的制约。而在依赖外部资源基础的国家中，统治者则更容易采取排他性和网络型的治理策略，更多地以自我服务为主。大多数第一代国家依赖的是内部资源基础，因此需要更多地赢得民众的合作。而当国家通过扩张、掠夺、外部贸易减少对内部资源依赖的时候，其治理策略又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政权组织性质的变化。他们提醒读者关注进化路径的多样性和既往的复杂社会的差异性。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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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马佳磊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