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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俞可平：帝国研究的新思考 | 帝国专题系列三·《政治通 [打印本頁]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24-12-17 20:39 標題: 俞可平：帝国研究的新思考 | 帝国专题系列三·《政治通

俞可平：帝国研究的新思考 | 帝国专题系列三·《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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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7日 12: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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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全球化动摇了民族国家体系，帝国重新回到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争论不休的“中华帝国”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全球化是否会带来新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发展将何去何从？在本次推送中，俞可平教授针对帝国研究中的一些争议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他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需要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结构，但不再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帝国体系。帝国本质旧对他国的征服和剥夺，帝国作为一种等级秩序体系，建立在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与人类自由平等的普遍价值和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将存在，但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帝国研究的新思考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政治学中，帝国既是一个旧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说它是一个旧问题，是因为帝国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出现了，人类政治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帝国框架下发生的，直到20世纪中叶它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说它是一个新问题，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帝国不仅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遭人唾弃，除了口诛笔伐的批判，帝国研究几乎无人问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巨大冲击，帝国又引起了学者们的重新关注。西方学者近年来发表了不少帝国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国内尚缺乏对帝国的系统性研究。尽管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人们经常不假思索地谈论着帝国，但许多关于帝国的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辨析，许多关于帝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回答。在对帝国的基本概念、主要特征、典型案例和相关研究做出简要的评析后，最后我们试图提出一些新的思考，以作为本项研究的结论。

1.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帝国主义还将存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帝国就一直成为无数独裁者、政治家、思想家和普通民众的崇高梦想。他们认为帝国能给人们带来秩序、和平、统一、安全、财富和荣耀。但丁说，人类需要统一、和平、自由和幸福，那就必然需要一个统一的政体，这个统一的政体即是帝国：“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一统的政体或帝国是必要的”。洛克认为，世界上的民族是不平等的，欧洲民族最为优越，因而欧洲民族对其他国家的殖民化是天经地义的。以洛克为代表的众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帝国的理论家，他们创立了“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理论。托克维尔甚至说，法国不仅要夺取奥斯曼帝国的管理机构，还要征服其民众。没有军事控制的殖民地，是一种无效的统治。当然，历史上也有少数进步的思想家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杰里米·边沁和本杰明·孔斯坦等自由主义学者都曾发表过专门批判帝国主义的文章和言论。例如，孟德斯鸠在1727年发表了“论欧洲的普遍君主制”，他在该文中指出，所有帝国都奉行专制政治，而所有专制政治都是邪恶政治。他还公开批评罗马帝国，认为罗马为了创建帝国而不惜荡平整个世界，帝国政治本身就意味着野蛮。边沁也写过一本名为《解放你的殖民地》的小册子。他在该书的开篇就写道：“解放你的殖民地。正义、一致、政策、经济、荣誉、宽容，所有这些都要求你这样做，你将看到所有这一切。征服，只是你在比拼庸俗的野心；解放，你将铸就一条崭新的荣誉之路。征服，它依靠你的军队；解放，征服者就是你自己，被征服者也是你自己。以牺牲别人的自由为代价来施以自由，只是伪装的征服”。但是总体而言，历史上对帝国的批判声音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对帝国的向往。正如奥.勃里恩所说：“追溯历史的滚滚长河，遥远的帝国令人神往。因为这些帝国天才的成就、摧枯拉朽的军事力量、残暴血腥的杀戮，我们容易对其浮想联翩。历经沧桑岁月，时间阻隔反而使其丰功伟绩愈发光耀鲜明”。

在经过对帝国的短暂否定和批判之后，当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带来深刻的冲击，以及冷战结束后并没有产生理想的全球秩序之后，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帝国。最有影响的要数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学者麦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秩序》。他们在书中明确主张，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一种新的主权体系已经形成，“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他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与传统的帝国体系不同，新的帝国体系没有权力核心，但它却受全球资本力量的控制，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与哈特和奈格里对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不同，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则寄希望于新的帝国能够为人类带来新的和平与繁荣。无论是批判还是赞赏，认为人类在全球化时代后又将重新进入帝国时代的判断，是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的。在我看来，大英帝国是人类帝国的绝响，人类的帝国时代随着大英帝国的解体而正式宣告结束，帝国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原因很简单，其一，帝国秩序建立在民族和国家的不平等之上，宗主国与殖民地或附属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宗主国民族与殖民地民族处于本质上的不平等状态。这种国家和民族的不平等在当代世界已经彻底失去了其合法性，不再具备道义基础。任何人或任何国家，如果还主张某个民族或国家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优越性，必定遭到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民族的反对。其二，无论哪个独裁统治者的权力和能力再强大，并且拥有征服他国的野心，他也不可能挟一国之力建立起现代的新帝国。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从根本上看，是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而帝国的梦想与这一潮流恰恰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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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作为一种国家政权体制和全球秩序结构，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将不再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总有一些统治者和国家试图征服、占领和统治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总有一些专家学者会继续倡导和论证帝国体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虽然帝国的时代过去了，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政策和战略还将长期存在。帝国是一种权力结构，而且是一种超越和压倒其他权力的霸权，因此，只要国家权力存在，这种追求对其他国家拥有霸权的动机和行为永远不可能终止。“帝国主义者坚持的是他们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坚持统治和控制的权力以及欧洲在世界史上作为文明和进步发源地的地位”。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帝国主义的表现方式和理论依据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最近这些年中西方国家流行的“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以及各种反“国家恐怖主义”的理论，就是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辩护的理论。当然，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大卫·哈维认为，美国已经完成了“从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形式的转变”。其实，对于美国奉行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的主流媒体并不隐晦。例如，美国专栏作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2002年7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上断言：“美国所有的反恐战争都是帝国主义的演习。这或许会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不愿意将他们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帝国。但是在美国将大批士兵、间谍和特种部队派驻世界各地的情况下，你还能称它什么”。美国另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马克斯·布特(Max Boot)也公开宣称：“美帝国主义可能是对付恐怖主义最好的良药”。

2.美国不是当代世界的新帝国，但当代世界需要新的全球秩序。不少左派与右派对待美国的立场和态度常常截然相反，但在把美国视为当代世界的新帝国这一点上却惊人地一致。左派认为，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它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反对恐怖主义”和“捍卫世界人权”为由，对别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甚至悍然派兵推翻别国政权，实际上已经成为新的帝国。例如，著名左翼理论家大卫·哈维在其《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列举了众多理由，证明美国已经是一种新的“资本帝国主义”，而这种“资本帝国主义”实质上就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西方的左派一般坚决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也竭力抵抗美国成为新的世界帝国。与此不同，右派则常常欢迎美国成为世界的新帝国，希望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有一种类似当年那样的“罗马治下的和平”，而美国就是今日世界的罗马。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是其中一位。此君曾断言，对当今形势下的世界民众而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最值得期许”。不仅自由主义学者抱如此态度，美国的统治者也存在着类似的愿景。911事件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美国“将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影响，建立国际秩序和开放的环境，使众多的国家能在这种环境中蓬勃向前，实现自由的繁荣”。“今天，人类手中把握着进一步实现自由战胜所有夙敌的机遇。美国愿承担领导这项伟大使命的重任”。在哈维看来，小布什的这些言论“或许并不足以表明美国已经正式宣称自己为帝国，但却毫无疑问地表明美国希望自己成为帝国”。

无论是反对美国成为新的帝国，还是支持美国成为新帝国；无论是断定美国已经是帝国，还是愿望美国将成为帝国，事实是，美国现在不是帝国，将来也不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帝国。从帝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要成为帝国主要不在于统治者或民众的愿望，而在于其制度结构、扩张能力和国际环境。这后面的三个帝国要素美国目前都不具备，将来也不可能具备。帝国拥有许多独特的制度结构，其中最核心的是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最高统治者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美国是代议民主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总统不是君主，有拥有帝国所需的绝对专制权力。这样的权力结构注定美国不可能转变成帝国。虽然有人预想可以有一种“民主帝国”，但帝国与民主在结构上互不相容，既然有了民主，也就没有了帝国，“民主化意味着帝国的崩溃”。美国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但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实力再强大至多也只能是一个霸权国家，而无缘于世界帝国。最后，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已经成为时代的道义要求，任何凌驾于其他国家或民族之上的权力，既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道义原则，也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在这一点上，甚至连承认全球化时代是人类新的帝国时代的哈特和奈格里也不赞同。他们看到，许多人将统治全球进程和新世界秩序的最高权威放在美国身上。但是，“美国不能，而且确实一个民族-国家今天不能成为帝国主义者计划的中心。帝国主义已经过去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欧洲的一些国家曾经有过的方式，成为世界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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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追求帝国，一些人怀念帝国，一些人虽讨厌帝国却又离不开帝国，这些不同帝国观的背后，存在的共同点是，帝国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与和平。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价值，只有和平才能为人类的安全、繁荣和幸福生活提供安全环境的保障。为了实现和平，人类做出过许多探索与努力，帝国体系也被许多人当作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权力结构。“和平，一次又一次被人拿来作为帝国秩序存在正当性的理由：小空间秩序体系常常为你进我退的边界问题大打出手，争斗不休。只有那些由中心统治的大空间政治秩序才能摆脱这种宿命”。客观地说，一些伟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确实给其统治的地区带来过长久的和平。但是，帝国的建立、拓展和维护，都离不开战争。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间的全球秩序不可逆转地被主权国家间的全球秩序所取代。这一取代是历史性的进步，因为帝国体系崩溃后人类虽然没有消灭战争，但至今没有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战。全球化时代对民族国家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全球安全秩序的挑战。历史演进的逻辑和帝国统治的逻辑都告诉我们，返回帝国体系不可能是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安全挑战的正确途径。正确的途径应当是，顺应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逻辑，积极探索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基础上的全球秩序体系。

3.存在一个中华帝国吗？我们在开头部分指出，中文语境中的“帝国”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但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出现后，不仅用来指其他帝国，也用来描述中国自己的国家政权体系，即所谓的“中华帝国”。从已有的文献看，对“中华帝国”概念的运用，以历史学界为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指公元前227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的历代中国王朝，所谓“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直至“明帝国”“清帝国”，在海外文献中，一般笼统地称为“Chinese Empire”(中华帝国)。例如，科马克·奥·勃里恩在其《帝国的衰亡》中把“秦汉帝国”列入其古代世界的16个典型帝国之中，帕特城里斯·格尼费、蒂埃里·伦茨在其《帝国的终结》中也把公元前221年秦以后的几大王朝统称为“中华帝国”，其中包括9个具体的帝国王朝。认为中国从秦之后进入帝国时代，这种观点也是中国史学界的主流。例如一位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史的专家认为，中国在先秦时期先后经历了邦国、王国和帝国三种不同的国家政权体系。“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 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政体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第二种观点则完全否定“中华帝国”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只存在历代王朝，而没有“中华帝国”的形态。“帝国”不仅是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的国家形态，中国的“天下”体系和“秦帝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自从西周后就进入了帝国时代。这种观点比较少见，而且也缺少明确的表达。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在《世界：一部历史》中把西周视为帝国体系，认为秦统一中国实际上是“解散了帝国”。国内学者赵汀阳一方面不无自豪地说，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超越西方的“帝国”观念，是一种“完美的帝国理想”，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历史上现实存在的却是“不完美的帝国实践”。他说，这种“不完美的帝国实践”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按此推算，他似乎也把周朝视为帝国体制。

若按照本文的帝国观念来仔细辨析上述三种对“中华帝国”的不同观点，则几乎都难以成立。第一种观点最为流行，按照这种观点，秦以后中国便进入了帝国时代，直到清王朝的覆灭。秦灭六国后建立了中央专制集权王朝，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政策，它事实上消灭了其他国家，而帝国对其他国家的占领、征服和统治，至少在形式上还保留着附属国的文化、语言、政权和宗教的某种自主性。秦在剪除其他国家后，不允许哪怕在形式还保留原先国家的某种自主性，因此，秦建立的是强大而集权的统一国家，而不是帝国体系。第二种观点认为帝国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不适合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体系，这样的理解显然过于偏狭。“帝国”的概念确实不同于中国的“天下”观念，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否定“帝国”概念对中国政治分析的适用性。不同历史文件背景下的国家政权体系，必然有着明显的特色和差别，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国家体系或帝国体系，但它们之间有某些共同的本质性特征，我们便可以用某个概念去分析和比较某种社会现象。帝国如此，国家、政党、城市、家庭等莫不如此。不然，帝国概念也同样不适合于去分析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奥斯曼的苏丹王朝和蒙古的成吉思汗政权等著名的古代帝国。第三种观点把西周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归入“中华帝国”的范畴，也与历史的事实不符。至少在周王朝崩溃后的战国时期，诸侯称霸，列国争雄，没有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从而也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帝国形式。

我们既不能因为中国传统语境中只有“王朝”和“天下”等观念而弃用“帝国”概念，也不能因为中国的古代国家政权形式有自己的特色而拒绝运用帝国的理论分析框架。按照本文对帝国概念的定义以及对帝国理论的阐述，我们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帝国体系做出以下结论：从已有的文献记载和历史考证来看，公元前1046年的西周王朝就是一个古代的帝国体系。它已经具备古代帝国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周王为首的中央王朝，统辖周朝的多个诸侯国家，这些诸侯国均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权体系，是藩国的雏形。除了诸侯国之外，还有臣服于周王朝的蛮夷之邦。周王朝覆灭后，群雄争霸，列国独立，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王朝，帝国体系也随之瓦解。秦朝灭六国后建立的是一个高度同构化的专制国家体制，而不是一个帝国的秩序体系，因此，秦王朝并不是本文意义上的帝国。西汉王朝以后，除了继承秦朝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外，在拓展边疆的过程中开始建立“藩国”体系和“朝贡体系”，从而在中华大地再次构建了一个帝国的秩序体系。因此，汉、唐、宋、元、明、清等历代主要王朝，都可纳入“中华帝国”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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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帝国既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然而，对帝国的严肃学术研究被严重忽视了，在帝国问题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甚至充斥着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以误解的帝国概念去分析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史，就势必会偏离历史的真相。作为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特殊国家权力结构，帝国既不同于国家、民族、民族国家，也不同于王国、大国、联邦、霸权和殖民地。帝国与帝国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但两者也不是同一个范畴。历史上的帝国既有其兴亡的普遍规律，也有其各自的特殊原因。从普遍规律看，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综合国力、政治制度、战略决策、领袖品性、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等，都是影响帝国命运的重要因素。21世纪以来，帝国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引起关注，既是对已往帝国研究不足的弥补，更是对二战后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安全体系的忧思。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需要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结构，但不再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帝国体系。帝国本质旧对他国的征服和剥夺，帝国作为一种等级秩序体系，建立在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与人类自由平等的普遍价值和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将存在，但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当代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权威，但这种新的全球权威不可能是美国，美国也不可能成为当代世界的新帝国。对“中华帝国”的概念，我们也同样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既不是中华民族“完美的帝国理想”，更不是“完美的帝国实践”，它只是中国古人对国家权力体系和国际秩序体系的一种解读，它不能取代政治学中的“帝国”概念。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四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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