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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刘后滨、刘喆：贞观之治及其相关研究与分析 | 唐朝建 [打印本頁]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24-7-23 12:58 標題: 刘后滨、刘喆：贞观之治及其相关研究与分析 | 唐朝建

刘后滨、刘喆：贞观之治及其相关研究与分析 | 唐朝建立与贞观之治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4年07月23日 12: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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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贞观政要》有言：“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唐太宗特别重视人才的运用与国家的治理，其在位期间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都得到空前发展，国力出现第一次鼎盛时期。后世便取其年号“贞观”将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不仅为唐朝的蓬勃发展奠定基础，其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在此后的中国古代政治中亦产生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贞观之治及其相关研究与分析

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一、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背景及其政治特征

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贞观君臣开创的治世局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典范。“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成就，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上下一体、同心同德的良好君臣关系，是一个关键因素。贞观时期良好的政治生态与太宗卓越的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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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武门事变与贞观之治形成的背景

武德九年六月，秦王李世民于玄武门埋下伏兵袭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八月，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论太宗杀兄、屠弟、逼父的“玄武门之变”时，提出了看似矛盾的假设：“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

在司马光看来，立嫡以长，是合乎礼法的行为，李渊当初立李建成符合礼制。但李世民是唐朝开国过程中功劳最大的人，能力在太子之上，因此双方必然会产生矛盾。假如李渊能够像周文王一样立贤不立长，李建成能够像泰伯一样主动退位让贤，李世民能够像子臧一样拒绝不合礼法的行为，那么“玄武门之变”就不会发生。即使双方冲突不可避免，李世民也应该等太子一方先行动，然后应之，这样便不致酿成千古之讥。在这段议论中，司马光强调稽古守礼的重要性，但他对李氏父子三人的设想无疑是过于天真的。尽管三个假设不能做等量齐观，最主要的责任还是要由李渊承担。但是，这种设想还是逃不脱儒家道德主义的一种理想寄托而已。司马光本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的另一著作《稽古录》在评论唐太宗时便直言不讳地说道：“惜其好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在夺取皇位一事上，唐太宗背负着道德上的原罪。越是皇位取之不正，就越是要在取得皇位后励精图治，用圣君的功业来弥补夺权时道德的缺失。“贞观之治”形成的一个现实背景。

贞观君臣是从隋末战火中一路走来的，他们目睹了隋朝因暴政而亡，因此特别注重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隋炀帝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终至身死国灭。唐太宗引以为戒，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还把国君与百姓的关系比作舟与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贞观政要·君道》）。汪篯认为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于隋代还处在号称富强的时期，其结果是推翻了一个号称富强的皇朝。在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的统治以后，刘黑闼的两度起义更加深了唐初统治者对人民力量的恐惧。同时，由于李建成采用魏徵的建议，实行对农民让步的办法，迅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唐初统治者就找到了一条稳定对全国统治的道路。所以，刘黑闼的起义在推动唐初统治者采取对农民让步的政策上面，特别是在促成贞观之治上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就意味着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缓和下来，而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活动余地。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是比较有利于农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唐太宗对为君之道有清醒的认识，强调“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吴宗国认为，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的畏惧心理的表述。“民”在贞观君臣的心目中是一种可以使王朝覆灭的力量。正是这种畏民的心理，使贞观君臣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戒惧”，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并把民生问题作为考虑一切问题时的出发点。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言路拥蔽，以致彭城阁之变。太宗则注重保持有效的沟通渠道，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毋尽言！”以亡隋为鉴，这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又一个重要背景。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社会变迁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时代大背景。吴宗国认为，贞观之治的出现是时代使然。贞观年间正处在南北朝到唐宋社会变迁的历史转折时期，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关陇贵族等旧的社会阶层和集团都已经衰落了，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兴起，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和长期动乱的贞观君臣，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理想追求和思想风貌。

（二）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与治世局面的开创

贞观一朝，人才济济，贤相房玄龄、杜如晦，名将李靖、李勣，著名谏臣魏徵、王珪等同列朝堂。君臣相遇，千古难事。贞观时期能够拥有一个精诚团结的领导集体，与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密不可分。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唐太宗对如何用人措意颇深，体现了其高超的领导艺术。《资治通鉴》载太宗之语曰：“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这段话包含了太宗对其用人之道的自我总结。

唐太宗之用人，强调“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贞观政要》载，“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贞观二年，太宗设宴招待宰相，席间他对王珪说：“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王珪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取长补短，减少了钩心斗角的内耗，有利于形成清明公正的政治风气和政治环境。

唐太宗之用人，还重视“任人唯贤，不避亲仇”。王珪、魏徵原为太子李建成手下的官员，魏徵曾多次劝谏李建成杀掉李世民，以绝后患。太宗即位后，不计前嫌，让他们继续为官。贞观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太宗忽视个人恩怨，出于公心为大唐用贤，对贞观的政治风气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唐太宗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明君暗君？”徴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对于有能力的领导者来说，听取他人意见而不以自己的意见为决断，实际上是对心理的一种挑战。太宗曾问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隋炀帝才华高于群臣，故而觉得众人之言没有警示作用，一意孤行，终至覆亡。唐太宗以之为鉴，在治国理政中注重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以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

唐太宗鼓励群臣进谏，并善于纳谏。贞观二年，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珪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遣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至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珪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贞观四年，太宗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遂罢役。后魏徵赞曰：“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徵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徵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魏徵死后，太宗感叹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又下诏鼓励群臣进谏。整个贞观时期，群臣都致力于辅佐唐太宗成为一代明君，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才思贡献给朝廷，所以才会形成臣下敢于进谏，君主乐于受谏的良好政治氛围。

唐太宗能够充分认识自身的局限性，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贞观元年，太宗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贞观二年，“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上以瀛洲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

贞观时期能够出现治世局面，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说是得益于唐太宗本人的虚心纳谏和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大气自信的态度，而这种心态是在不断克服自我中心与树立帝王自信两方面平衡较量中磨炼出来的。

（二）“贞观之治”的主要政治特征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始于制定有效的治国方针，并很快迎来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唐太宗即位之初，展开了关于治国方针的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唐太宗本人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于能否迅速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还缺乏信心，所以他主动同魏徵商讨自古理政之得失，并且试探性地说道：“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讨论中存在着以魏徵和封德彝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魏徵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反隋起义，对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能够比较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唐太宗“行帝道王道”，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方针。而封德彝则站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山东士族的立场上，怀着对农民阶级的刻骨仇恨，主张人心难治，应当实行高压政策。最后，唐太宗在事实面前完全接受了魏徵的意见，很快确定了实行教化的治国方针。

贞观君臣确立了治国方针之后，以尧、舜之道治国，很快迎来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史载太宗“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贞观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但是“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贞观三、四年以后连续几年丰收，“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到贞观中期，社会风气有了根本好转，“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行旅自京师至于领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后期，太宗渐趋骄矜宽怠，乃至出现了“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的情况。但他基本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认识到“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倡导居安思危、善始慎终，是以唐朝政权在初期基本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

唐太宗的早年经历尤其是在唐朝建国中的特殊功勋，奠定了他独特的政治品格。他经历过隋末的动荡，在开国战争中积累了赫赫战功，加上惊心动魄的夺取皇位的斗争，他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玄武门事变夺取政权，在传统政治伦理中，给他的帝王生涯带来了原罪。他选择以“贞观”为年号，表明要“示天下以正”“以至公治天下”，确定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他对于巩固皇位具有充分自信，并有着虚怀若谷的政治家风度，所谓“得帝王之体”。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没有将原先反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对他们大胆地加以重用，把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上。君主虚心纳谏，群臣敢言直谏，君臣同心同德，政治风气良好，吏治清明，百姓对朝廷和官府充满信心。

贞观时期朝廷的学习风气浓厚，面对现实，总结历史，发展理论，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统治思想。尽管唐太宗“少从戎旅，不暇读书”，但在取得政权之后，能够加强学习，尤其注重对统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能够做到坚持君主不能一人独断的为政作风，强调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政令的贯彻执行。

二、贞观之治相关研究述评

（一）民族融合与种族文化的重构

隋唐时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可以说，是经过长期民族融合以后的一个开花结果的时期，这种融合体现在种族与文化两个方面。

隋朝重建大一统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民族纷争。北方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先后分为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十六国主要是由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等部族建立的政权，北朝指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统一北方的北魏，及分裂后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权。南方则先后存在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从4世纪初到6世纪末，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胡汉之间的隔膜很深。南朝的史学家骂北朝胡人是“索虏”（拖着辫子的胡人），北朝史学家则骂南朝汉人为“岛夷”。但是，历史的发展结果，却是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南朝被北方统一。重新统一中国的力量，就是构成隋唐新民族与新文化主体的北方胡汉混合政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之际，进入中原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其部落组织被改造为中原王朝的编户齐民。第二阶段是西晋末年到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统治华北或局部地区的政权，同时本民族开始汉化。第三阶段是北周到隋朝建立，中原政权回归于融入了胡人种族与文化的汉人，但这是一个新的种族与文化。第一个阶段可以十六国最初的政权“汉”的建立者刘渊及其匈奴部族为代表，原本居于塞外的匈奴部族，用刘渊从祖刘宣的话说，是“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载记》）。第二个阶段就是十六国和北朝，是几百年血与火的年代，民族之间相互征战。第三阶段则可以隋朝的建立者杨坚和唐朝的建立者李渊为代表，他们的家族和统治集团，都属于胡汉混合型的种族与文化。形象地说，可以将这一民族融合过程归纳为从刘渊到李渊的历史进程。

鲁迅说过“唐室大有胡气”。其实，隋唐皇族都是胡汉混血的家族。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是西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七女，出自鲜卑，所以隋炀帝杨广有一半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独孤信四女，与杨广为姨表兄弟；李渊的窦皇后，其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则唐高祖和他的皇后都至少具有一半的鲜卑血统。而唐太宗李世民以下，自然是一胡汉混血的人种了。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父为鲜卑，母为汉人，则唐高宗李治的胡汉混合特色更加明显了。这样的血统，自然无法以胡汉相区分。所以，在隋唐时期，从统治阶层的角度看，很少有种族隔阂，也因此在政策上少了许多种族歧视。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惯称为羁縻政策。当唐朝征服一个民族之后，并不改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在当地设立羁縻州府，任命他们的首领做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继续直接统治本民族。这种政策，无疑具有一定的开明性和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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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唐朝皇帝不仅能够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还对新民族的形成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融合以后的新民族了。贞观十八年末，当内奔的突厥请求在内地安置时，群臣都反对，以为是一个后患，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并解释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唐朝的周边民族，尽管与唐朝政权之间也不断有战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一直存在。但是，那是政权之间的征伐，而不是种族之间的征服。被征服的政权尽管多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但他们并不以唐朝为外族。当贞观四年二月击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以后，西北各族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做以“可汗”称呼其君长的草原民族的共同首领。唐太宗说，“这样，我一方面是唐朝的天子，又下行可汗之事！”从此以后，唐太宗给西北君长的文件都署称“天可汗”。也就是说，一旦政权被征服，唐朝取代突厥对西北的统治，西北少数民族的君长也就能够接受唐朝皇帝做他们的可汗了。贞观二十年，唐朝击败薛延陀，唐太宗亲自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北）招抚草原民族铁勒诸部，并因此修筑了一条横贯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的“参天可汗道”。

当唐人以一个整体形象出现在世界上时，外部世界的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胡汉之分，而俨然是一个新的民族。如中亚诸国就将唐人统称为“唐家子”，或译作“桃花石”。这一方面体现了唐朝声威之煊赫，另一方面也是唐朝民族融合的反映。

而唐人自身也并无民族隔阂和区分的意识。入仕唐朝的大量少数民族将领，历史上称为蕃将。唐朝本身具有的声威，使得在其最盛时与之建立某种政治隶属关系的民族或国家达到三百多个，大量的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人在唐朝入仕做官，形成了许多蕃官、蕃将世家。从唐初开始，蕃将就是最被倚重的力量。蕃将中还有许多人被赐姓李氏，著名的如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的李光弼，其父是武则天时期归附唐朝的契丹酋长；唐末和朱温争霸的李克用，是突厥别部沙陀人，其父朱邪赤心，被唐懿宗赐姓名为李国用。

此前，南北朝时期活跃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羯、氐、高车（丁零）、柔然（蠕蠕）等，甚至包括鲜卑各部，到后来就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了。不是他们自然消亡了，而是融入华北汉人之中，构成了隋唐新民族的重要来源。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原本是匈奴族的后裔，元稹则是北魏皇室的后裔，本是鲜卑人，但即使在唐朝也没有人认为他们属北方民族。

隋唐新民族的形成，带来了新文化的出现。隋唐时代的文化，无疑不能称之为汉文化或中原文化，而只能是胡汉混合的新文化。从民族精神、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到礼仪习俗、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器用，唐文化无一不打上了胡汉混合的烙印。

总之，相对于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汉文化，到隋唐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与新的文化。这个新民族与此种新文化的形成路径，可从短时段与长时段两个角度加以探寻。

短期来看，是西魏政权施行“关中本位政策”的结果。如陈寅恪所论，西魏政权为了与东魏及南朝相抗衡，宇文泰“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而“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代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之后裔也”。

长期来看，则可寻西晋灭亡后历史运动的轨迹和方向。如雷家骥指出，宇文泰施行新制是继十六国刘渊和北魏孝文帝之后的、由北族政权推行的融合胡汉民族与文化的举措。自刘渊以来，二百余年之间，胡人政权如何建制以统治中国，一直均在尝试之中，曾无有效的定制，而宇文泰在此潮流趋势之中，实为非汉族政权之最后一次创新性尝试。宇文泰则是顺着民族更为复杂的情势，思用一套各族可以接受的胡汉混合新精神与新体制，此套混合胡汉的新精神与新体制，就是“内胡外汉”之体制。胡戟提出了新的总结，认为经过十六国南北朝，五胡民族完成了与汉族的融合，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文化而不是以血统论种族的好传统，也就是不论你是什么族群，只要文化相同，就是一个民族，消解了民族矛盾，开启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新篇章。

（二）如何认识唐初“大一统”国家及其巩固措施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漫长的民族融合和剧烈的阶层升降以后，中国历史在隋唐时期重新迎来了大一统。隋朝两代君主兼采南北朝制度，在新的统治形势下努力巩固统一，但隋末动乱使这一过程被迫中止了。唐朝建立并完成统一后，尤其是从唐太宗在位的贞观时期开始，通过一系列法令制度和治理政策的调整，对接隋朝业已展开的历史转型进程，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局面。

1. “胡越一体”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李唐皇室所出自的关陇贵族集团为一胡汉杂糅之集团，其前身可追溯至北魏的六镇鲜卑及胡化汉族。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这样的出身使得唐朝统治者的民族偏见较为淡薄。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至，则四夷可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他把“抚九族以仁”当作“君之体也”，坚持“岂独百姓不欲而必顺其情，但夷狄不欲，亦能从其意”，倡导“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开明的态度在我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唐太宗倡导“爱之如一”，也能在治国理政中将这种思想落到实处。贞观四年，唐大破东突厥，唐太宗赦免颉利可汗，以之为右卫大将军，“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其执政之包容、自信可见一斑。在讨论如何处置突厥降众的问题时，诸臣大多认为应徙于内地，分散部落，散居各州县，教以耕织，变游牧之人为农耕之民。也有人认为应使突厥降众居住其原地，但要离散其部落，各立酋长，分散其势力。温彦博的建议是：“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他主张依东汉建武故事，置降众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陈寅恪在《读新唐书札记》中指出，“彦博曾陷于突厥，故所论最确，宜太宗之独取之也”。王永兴认为彦博之策优点颇多，符合圣言“厚德载物”之教诲，太宗卒用之，是践行厚德载物之体现。吴玉贵认为贞观四年太宗已被尊为天可汗，安置突厥降部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唐太宗扮演的华夷共主的角色的要求。以华夷之防作为理论根据而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忽视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以显得特别苍白无力。李鸿宾认为视华夷如一，确是超出古代帝王思想意识的界限了。今人每每论及太宗思想的进步，也在这里。唐太宗上述思想背后隐藏的实际情况，就是北方草原主要的抗衡性势力都不存在了。先是东突厥的灭亡，后是薛延陀的被剪除，铁勒诸部则是主动降服。铁勒归降后，唐朝成为兼跨长城南北，统贯农牧两大区域的王朝。因此，唐太宗视夷狄如汉人、华夷一体观念的背后，是王朝国家政治实体统合的现实基础。

“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尽管民族偏见和矛盾不易消除，但从总的形势看，唐朝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并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熊德基认为，李唐开国二帝提出了民族“怀柔”政策，并采取切合实际而又比较开明的措施来贯彻这一政策。太宗对各民族“爱之如一”，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战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唐代终于建成了超过秦汉的多民族的强大王朝。唐太宗确实做到了《遗诏》中所说的“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唐代的民族政策优于其前代与后代，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唐朝皇帝的威信提高了，赢得了各民族的支持。通商、通婚以及各种优遇措施促进了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交往和杂居，不仅有利于唐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且有助于民族的友好相处和民族融合，共同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胡如雷指出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背后有两条根本原则：一条是“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另一条是“人主之体……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此乃君之体也”。

唐太宗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措施方面有超越前人的高明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胡如雷进而指出，李世民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之一，是尽量分化一个民族，使之从内部分裂，产生矛盾，以达到抵销其力量、减少唐朝边患的目的。唐对突厥和薛延陀都采取过类似的政策。唐太宗不但在各个少数族内部制造矛盾，分化削弱，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往往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使他们彼此牵制，以达到减少边境威胁的目的。

2. 羁縻政策与唐初的边疆治理

唐朝建国之初，外有突厥为患，内有群雄割据，因此采取了“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治边政策。羁縻政策古已有之，据司马贞《史记索隐》：“羁，马络头也；縻，牛疆也。《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汪篯指出，唐初的羁縻政策，就是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任命他们的贵族做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继续直接统治本民族。

羁縻府州是唐朝的一大发明。《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吴玉贵认为，唐朝所谓羁縻都督府、州，是在已经迁居内地或仍然分布在唐朝周边地区的非汉族部落或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权组织。虽然名称与内地地方政权相同，但是在行政功能，尤其是在与中央的关系上，与内地各级政权组织有较大差别。羁縻府、州首领一般由各部原来的酋领世袭，名义上由唐朝边疆地方当局兼领。具体来说，由入居内地的部落设置的羁縻府州，与以周边地区原居地部落设置的羁縻府州，构成了唐朝羁縻府州的两种最基本形式。入居内地的羁縻府州多寄治在内地州县境内，与唐政权的关系更直接，唐朝对它们的控制也就更严密。两《唐书》对羁縻府州之名目、数量的记载有所错漏。刘统对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年代、统隶关系、地理方位、兴废沿革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对《旧唐书》遗漏的羁縻府州进行了补充。他认为无论是《新唐书》或《旧唐书》记载的羁縻府州，都是不同时期开置的总和，而不是同时存在的。要想准确列举出唐代不同时期的羁縻府州数目和开置年代是比较困难的。

陈寅恪认为“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疆域辽阔超越前代。唐太宗统治时期，唐朝拥有东至辽东、西逾葱岭、北越大漠、西南到吐蕃的广大疆域。马大正认为，唐朝的治边政策较为开明，其突出特点是以怀柔、羁縻为主，如：设立相对完善的以都护府、都督府为主体的边疆官吏体系；确立军镇屯戍制度，设立完善的边疆防御体系；实行以怀柔、招抚为主的边疆民族政策；积极开发边疆的政策；宽松的文化传播政策等。尽管唐朝对极为边远的边疆地区的统治采取了相对松散的羁縻方式，但也多是行之有效的。李大龙将唐朝疆域分为三类：一是唐廷正式设置的府州统治区，也是唐王朝统治体系的核心区域；二是由都护府或都督府管辖的羁縻府州统治区域；三是羁縻府州统治区之外的藩国区。他认为在唐太宗的观念中，汉代以来郡县区域内的边疆民族是必须称臣的。从藩属体制的构筑情况看，唐太宗不仅是如此认识的，也是按照这一认识来实践的，其藩属体制的构筑也基本上是在汉代以来郡县范围的基础上进行的。渡边信一郎认为，唐代的天下乃是基于现实中所共有的法令，依靠王朝的统治机构与户籍、地图的编成而被实际支配的领域。天下主要意指作为登录于户籍的个人、户、乡、县、州（郡）、道之集合而显现的中国即禹迹，但更具体地说还包括内属于唐朝的羁縻州之夷狄。天下是唐王朝的皇帝通过州县制实现专制支配的、确定的实际支配领域。唐太宗时期存在着由中国与夷狄所组成的天下的用例，这是缘于贞观初年的特殊形势，即羁縻州设置的进展及“天可汗”称号所象征的与西北诸民族之间支配关系的成立。羁縻州所在地域是夷狄与中国之间的中间地带。石见清裕指出，唐代在中国的边境形成了一个带状的羁縻统治地带。唐的羁縻地带中，内附民族形成部落而生活在其中，其君长屡屡从唐获得身份保障，并作为武将担当了唐朝军事力量的重要一翼。这个羁縻地带，经营成功时，唐朝获得了极大的收益，一旦羁縻经营出现破绽，平衡崩溃，这里积聚的能量爆发出来，又一定会带来极大的破坏。然而从唐的防卫角度来看，经营羁縻地带是远比用一条线划分国境更为有效的做法。正因为如此，唐朝对内附异民族的处置方式，经由法令确定下来。进入羁縻统治体系中的异民族，不仅仅和唐朝相联系，他们与外部世界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唐代，“从不从中国之礼”不是主要问题，唐皇帝本身就是“天可汗”，名义上也是西北各部族的领袖。内附的民族，既是唐人，同时也是其原本所来自的国家的人。

唐前期统治者重视经营西域。贞观十四年，太宗命侯君集率军攻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陈寅恪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在东北方面，唐朝则采取维持现状的消极政略，“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王永兴认为，太宗之灭高昌，主要目的为控制西域，保卫大唐帝国西北边疆并开拓土地。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在西北边防上建设一个军事经济根据地，西州乃最适宜之地区。……贞观十四年之时，唐北疆之外的东突厥，其势力渐次恢复，西北疆之外的西突厥相当强大，西及西南疆外之吐蕃甚为强大，唐帝国西北地区将要受到威胁，为长治久安计，太宗不能不筹划西北边疆之军事，英明之贞观天子固当如是也。

唐朝建立之时，一个以丝绸之路为媒介、连接拜占庭和东亚世界的庞大贸易网络已经形成。对唐朝而言，只要控制了通往西域的交通主导权，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贸易网络托起的世界体系之中。贞观君臣之所以态度坚决地攻打高昌、消灭吐谷浑，正是为了打通与维护同以中亚为中心的欧亚贸易网络的有效联系，建立起对这个贸易线路东段的控制权。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唐朝在西域和中亚地区实现了涵育式的拓展，即在军事和政治控制向外发展的同时，建立起不同模式的超越零和博弈的混合体制，包括大量设置的羁縻州县一类纳入州县体系但不改变其部落体制的羁縻制度、安西四镇一类介乎州县与小邦国之间的胡汉双轨制，以实现一种相对和平的融合，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秩序。

3. “天可汗”与亚洲国家秩序的重建

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中，唐朝自不例外。陈寅恪在论及唐朝与外族之关系时，提出了“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说法。他认为，“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之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

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强盛，实为东亚地区之霸主。《通典》载，其时“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陈寅恪据此认为，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庸，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汪篯认为，高祖称臣于突厥一事为确定不移之论，“突厥特欲资助唐高祖以释宿憾于隋炀而致中国之内乱，固其宜矣”。王永兴认为隋末唐初东突厥强大，实际上称霸于亚洲，乃这一广大地区的主人。从形式上看，唐得天下于隋恭帝；但实际上，唐得天下于当时东亚霸主东突厥之手。

贞观四年，唐破东突厥，“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始也”。各民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实质上是在政治上承认了唐具有最高主权，为各族之“共主”。按照吴玉贵的研究，在魏晋南北朝长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之下，隋唐时代各族间的关系以及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启民可汗之臣服隋朝，为唐代在漠北诸游牧部落中实行的“天可汗”制开了先河。早在隋文帝时，就已经接受了突厥“莫缘可汗”的称号。太原起兵之初，李渊甚至卑辞厚礼，向突厥称臣，这种格局持续到唐朝建立之后，传统的农牧分立格局再次被打破。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内地统治者可以向突厥称臣，突厥首领也可以降唐，入仕内地。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唐太宗实际上已经承担了维持北亚统治秩序的职责，其表现形式就是接受北方和西域游牧民族尊奉的“天可汗”称号，并在名义上具有册立游牧民族政权新君的权力。石见清裕认为，突厥居于罗马、波斯、伊斯兰世界与中国东西两极之间，靠中转贸易而繁荣，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国家。唐吞灭了突厥，同时将此前一直由游牧民族把持的中转贸易通商权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结果唐逐渐将直辖统治扩展到了中亚，“大唐世界帝国”就这样建成了。唐代并不像汉代那样以中国为中心将周边诸国全部置于臣下，周边国家反倒是在保持主体性的基础上，向唐派遣使节。不过，唐也是国际性国家，其国际性的文化，即使对于外国人而言也容易毫无抵抗地接受。周边诸国在接受唐的律令制和佛教文化时，实际上接受的是吸收了背后的伊朗、印度文化的国际文化，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远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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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灭亡以后，唐朝成为东亚世界的核心，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韩昇认为，7世纪30年代，唐朝已确定并着手建立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在朝鲜北部，要臣服高句丽，解决两国间的既存问题；在南部，可以看出以新罗为重心的倾向，在不允许藩国新罗受到侵略瓜分的同时，争取将百济和日本纳入国际关系体制。贞观后期，唐太宗步隋炀帝后尘，三次出兵攻打高句丽。李鸿宾认为，向东西开拓是唐朝初期决策集团制定的战略方针，唐太宗的战略意图是要将唐朝建成雄踞东方的强盛帝国。张晓东从政治地理学理论视角出发，认为隋唐东征军事活动反映了大陆地带、边缘地带和海洋地带三个地带上的军事政治力量角逐。隋唐王朝、高句丽和日本分别成为这三个地带的主导性力量，其中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海域是东北亚的战略重心，而半岛西南部和黄海及对马海峡是这个重心区域的战略枢纽，当时的百济国则占据着边缘地带战略枢纽位置。正是在唐朝发展强大海上军事力量并控制百济之后，才实现了东征之役的战略突破，这也反映了海上力量对当地的战略影响举足轻重，在东北亚地缘环境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王小甫认为，就隋唐五代东北亚国际秩序而言，因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具有尚德抑武的传统，无意于向外做体制性经营，所以并不存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关系。如果一定要说当时有所谓国际秩序的话，那就只能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由盛衰连环产生的相互制衡。迄今为止人们用不同名分构造出来的各种静态体制，恐怕并非当时本地区不同民族和国家间关系的实情，因而也很难藉之来理解历史发展的真实原因和动态趋势。

王贞平认为唐前期所在的亚洲是一个“多极”世界。“多极”是指数个国家为增强各自实力而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6世纪末7世纪初的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短命的隋朝（581-618）土崩瓦解，多股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国北方和西北蜂拥而起，为称霸中原相互征伐。李渊及其追随者便是其中之一。李渊在618年建立唐朝后，未能立即将多极亚洲变成由唐主导的世界。直到他的儿子太宗（627-649在位）继位后，唐才在628年铲除了西北最后一股割据势力。630年，唐灭东突厥，在亚洲取得优势地位，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游牧部落纷纷奉太宗为“天可汗”，许多政权定期向唐廷遣使朝贡，以示效忠。隋唐时代的亚洲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并不是唐廷一枝独秀的称霸时代。唐王朝是国际社会敬畏的一股势力，但随着四邻国家在势力上与唐王朝的差距逐步缩小，他们与唐王朝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唐王朝有时候有求于周边国家，如请回鹘军队平乱；周边国家也常常有求于唐王朝，如新罗、南诏。作为历时近300年的王朝，唐与周边亚洲政权的关系处在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中，大而化之无非是755年变乱前后的政策变动，细之则历任君主也多有调整。但总体而言，这300年变化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现代亚洲地缘格局”的雏形期。

三、对贞观之治的分析

（一）贞观之治的内涵与历史书写

在中国历史与政治传统中，贞观之治既是指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统治局面，也是一个历史传统中的政治概念。作为历史事实的贞观之治，是指唐太宗统治下出现的政治局面。作为政治概念的贞观之治，则是被贞观以后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不断阐发的治国理论意义上的一个理想，是被“层累地造成”的历史。唐太宗时期的统治局面之所以被称为“贞观之治”，源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对统治形态进行划分的概念系统。

早期儒家政治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对古史及其政治形态进行系统性的构造。从东周到秦汉之间，以儒家为主，根据不同的古史信息，从不同渠道汇合而成了一个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圣统史观，加上夏商周的历史衔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史体系，它既是一个历史演进的系统，也是一个政治观念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尧舜之道是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之道，是帝道；夏商周三代之治，则是礼乐文明，是王道。帝道王道之下，在治国实践中，所达到的局面又有不同的形态，其中最判然分明的一个区分就是治世与乱世。

刘泽华指出，中国古代天、道、圣、王的“四合一”制造了圣王崇拜。中国传统观念里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凝结在圣王理想中。只要圣王出世，就能给天下带来太平盛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伟大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在圣王和暴君中打转，批判暴君，寄希望于圣王。黄宗羲等试图跳出这个怪圈，但终是没有跳出来。这个怪圈虽有很大的空间，但终归是一具桎梏，窒息了民主与公民观念萌发，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大遗憾。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体系内部，贞观君臣的认识还是具有鲜明特性和相对先进性的。

唐太宗效法尧、舜，欲开创治世，但也有操之过急的一面。据陈爽研究，唐太宗以“逆取顺守”的方式取得皇位，既有除旧布新、开明纳谏的胆识，亦有其急功近利、虚饰矫情的权诈。贞观之初，唐太宗皇位未稳，承受着“杀兄屠弟，篡夺父位”的伦理压力，迫切需要在国家治理方面有所作为，汲汲在短期内打造出天下大治的局面，自诩“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唐初百废待兴，秩序的恢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都有待时日，如何在短时间内取得突出政绩，显示自己的治国才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囹圄空”则具备较为便捷的可操作性和可观的时效性，成为提振民心、宣示德政的重要手段。贞观六年，唐太宗法外施仁，为宣示盛世主导了“纵囚归狱”事件。而经历了此次并不成功的德政制造之后，唐朝统治者们逐步意识到只有把德政转变为良法，方为长治久安之计，以《贞观律》和《永徽律》的制定和颁布为标志，唐王朝进入了律令制时代。

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将自己的时代定位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他们的政治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了的。早在贞观中期，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贞观之初的政治局面具有落实帝道王道理想和开创治世局面的双重意义。如马周上疏太宗曰：“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已经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而是把贞观政化视为典范，其文曰：“窃惟太宗文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贞观之治”以其特有的内涵进入传统政治的概念体系，进而成为新的典范。在贞观政治实践中，已经将古代治国理念具体落实为治国方针和施政措施，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儒家倡导的帝道王道的真正落实。对后人来说，贞观治国方略比帝道王道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借鉴意义。唐代以后，历代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都以唐太宗为效法的榜样。对后世治国者来说，重现贞观之治，就如同贞观君臣追求尧舜之世重现一样，成为崇高的理想。总结贞观之治的《贞观政要》，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的教科书。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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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贾珅炜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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