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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5：外地串联专辑〗 [打印本頁]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11-28 23:13     標題: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5：外地串联专辑〗

天林头面人物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11月30日第100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5：外地串联专辑〗
生逢乱世
伏庆是  我所知道的北京地院东方红驻外联络站
丁育民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
楔子
事件一：上海安亭事件
一、走进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二、安亭事件的由来
三、参与解决安亭事件
四、安亭事件后续问题的解决
事件二：新疆乌鲁木齐八楼事件       
一、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
二、赴新疆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
三、参与解决八楼事件和建立三司驻新疆联络站
陈永迪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一、大串联到成都
  二、成都军区黄、郭垮台，甘、韦主政
  三、参加对军区静坐示威
  四、中央军委2·17信件
  五、逃回北京
  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七、“五六”事件后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八、在成都“民委联络站”
附录：成都军区“红纵”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5月）
张华府  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对广州、桂林的好印象
  在贵阳斥退抄家的中学生
  平静的思茅
  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见闻
  上海之行
  南下广州
返校后又随朱成昭南下
  游了杭州再去广州
  警备区军官陪同到从化参观领袖“行宫”
  南京印象
  到海边去
  在大连看到武斗死者
太阳岛的奇遇和哈尔滨的机枪声
编读往来
刘建业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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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所知道的北京地院东方红驻外联络站

伏庆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回忆录《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回忆录全文详见本刊第101期。作者时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办公室主任。

1966年10月1日，国庆17周年。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东方红总部所在的教四楼，张灯结彩，门口有东方红“战士”站岗守卫。10月8日后，总部人员开会到深夜时，东方红食堂还会送来热腾腾的面条。这短暂的几天，是我自文革开始以来最轻松、最舒心的日子。
不过这种情况没持续几天，东方红开始自我整风。总部人员下到各系各战斗队听取意见，站岗和夜宵很快就取消了。
我看到东方红已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彻底平反的目的已经达到，在学校里没什么事可干了，就想去看望在鞍钢工作的我的三哥。那时，已有全国各地大批红卫兵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也有北京的红卫兵和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都可免费坐火车。
10月15日，我离开学校，前往鞍山。当时主要是外地学生来北京，进京的火车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而离开北京北上的火车几乎空无一人，所以我坐上了软卧。到了鞍山，三哥见到我时是又惊又喜。自文革开始，我就没给家里人写信，他们听说北京又打又闹，乱得很，都在为我担心。我向三哥讲述了我的情况，并说学校里已无事可干，打算从鞍山直接回上海家中休息，等学校复课了再回北京。三哥是党员，他严肃地对我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劝我回校继续参加革命。他带我参观了鞍钢，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吃了顿饭，给我买了一双准备串联穿的鞋，把我送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我从沈阳到了天津，在天津火车站徘徊了许久。是南下去上海还是西行回学校，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听三哥的，回校继续闹革命。
10月20日，我回到学校。此时很多同学都外出串联了，学校显得很冷清。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向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兵”学习，进行徒步串联。大串联由此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
北京到外地串联的红卫兵，大多都介入到地方的运动。当地各类群众组织往往因为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的支持而士气大振，从而加剧了地方各派组织的争斗。地院同学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驻该地联络站。虽说是打着东方红或三司的旗号，但几乎都不是东方红或三司委派的，而是在那里串联的同学即兴成立的。不过在建立后，大多都得到了东方红总部或三司的认可。
“首都三司”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的跨校组织。“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地质系11632班的周永璋同学，以地院东方红的名义串联了北京工大、农大、邮电学院、政法学院、农机学院、清华大学、外语学院等十余个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于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为“三司”或“首都三司”。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已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总部”，分别称为“一司”和“二司”，所以排名第三。三司的成立壮大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地院东方红的威望，扩大了地院东方红的影响。
我曾记录了部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驻各地联络站的负责人名单。这些人也不是固定的，很可能干了几天就离开了，另有他人接替。名单不全，我把他们列出来，只是为了说明文革中确实有联络站这么回事。
驻沪联络站：江涛、朱德瑜、鲁雷（鲍国熙）
无锡联络站：李海容（探工系71621班）
苏州联络站：施国飞（？）
南充联络站：朱莜丽（水文系）
萍乡联络站：徐忠树（？）
河南联络站：李洛根（地质系15631班）
山西联络站：刘占生（水文系）
内蒙联络站：曹敏九（探工系71654班）
新疆联络站：何汉贻（勘探系）
其中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在支持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等事情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从而带动了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即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其负责人江涛当时在上海是位显赫人物，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常委。而他在学校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我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他。我有一份上海人民公社早期印制的通讯录，是用一张纸片对折而成的。上面有王洪文、徐景贤、江涛等人的电话号码。应该是那个时候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人给我的。
朱成昭和我等总部一伙人也想外出串联。朱是安徽人，他的父亲是位高干，曾是新四军的干部，后任上海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所以他家也在上海。我们打算从上海出发，经江西，过湖南，入贵州，进四川，沿当年红军长征的道路，爬雪山、过草地、赴延安，然后再由延安返回北京。朱让我先回上海准备一些锅碗瓢勺之类的野炊用具，等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就正式出发。
10月底，我与颜宽回到上海。颜是地质系一年级学生，也是上海人。他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朱成昭的弟弟朱成华是中学同学，所以早就认识朱成昭。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的串联活动，应该算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颜宽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属“黑色”出身，不宜出头露面，所以没担任总部的任何职务，只做些具体工作，敲敲边鼓。朱成昭曾对我说，等形势好了以后，要提拔颜宽。我将这话告诉颜，他当时没吭声，但看得出来他还是挺感动的。
1966年10月的上海，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虽然有些单位已出现了在工作队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之争，但尚未波及全市。但是红卫兵的抄家、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活动已开展了好几遍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等社会名流以及1949年后存留下来的大大小小资本家不计其数，如今都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傍晚我跟着一伙人去到一处住宅，为什么去那里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上楼的时候，从一扇窗户望见里面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张小圆桌，低头悄然无声地吃晚饭。他们听到我们上楼的脚步声，惊恐地抬起头看我们，那目光里流露出的惧怕、乞怜、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这种眼神，是德国犹太人见到搜捕他们的纳粹党卫军的眼神，是美国黑人见到手举火把，身着长袍，头戴面罩的三K党徒的眼神。这种眼神我过去只在电影里见到过，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我们那次并不是去抄家的，我们也从没抄过家。只因为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就引起人家那么大的恐慌。我像做了贼似的，感到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我住在家里，没事就到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看看。联络站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311号，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洋楼。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在造反之初，得到三司联络站的支持，因此这栋房子被看成是王洪文的起家之地。在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被作为文革纪念地保护起来，供人瞻仰。“四人帮”垮台后，这里应该算是“反革命巢穴”了吧？2014年10月，我从长沙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在逛街时偶尔走到愚园路，便想去看看这栋小楼，却没能找到。
我在联络站里很少看到江涛，倒是看到水文系的徐娟娟、勘探系的方柄尧以及与我同系同年级古生物专业的彭善慈等人。另外还有一些借大串联之机回上海探亲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女孩子。她们是文革前未考取大学或高中的学生，在学校动员下主动报名进入建设兵团，成为兵团“战士”，不属于文革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她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在联络站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方柄尧不久离开了联络站，回家乡浙江金华介入了当地运动，在一次武斗中打死了人，判了死缓，后改为无期。据方自己说，其实当时很混乱，究竟是谁给了那人致命一击，根本讲不清楚，他只是个替罪羊。徐娟娟毕业后在湖南长沙工作期间，也受到审查。彭善慈不介入任何造反行动，只是跟着大家一起玩。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学会了开车。有天晚上，我坐着他驾驶的吉普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行。上海的街道错综复杂，他来上海不久便能穿行自如，而且是在晚上，真不容易。他毕业后先分配在湖南四一七地质队，不久调至湖南地质研究所，后又调至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他对三叶虫的研究很有造诣，在湖南建立了两个金钉子（全球标准层型剖面及点位），是我认识的同学中学术成就最高的。
这期间我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徐娟娟串联的一个单位的两派进行辩论。徐说你是东方红总部的，就由你主持吧。具体是哪个单位，辩论了些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辩论会是在一座大楼内一个很大的礼堂举行的。我按照地院8·24大辩论的模式，让双方代表轮流交替发言。辩论过程中不时有人从下面递条子到主席台，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我当众把条子读给大家听，做出解释，表示无论有什么意见，都要遵照规则一个一个发言。辩论会顺利结束。许多参会的人说我公平公正，但徐娟娟怪我没能偏袒她串联的那一派。
第二件是与上海市长曹荻秋会谈。会谈是在上海展览馆的一间房间里进行的。上海展览馆原先叫中苏友好大厦，是位于南京西路一座带有俄罗斯风格的皇宫式建筑，比北京展览馆气派多了。
为了与曹荻秋会谈，我事先写了个会谈提纲，内容主要是希望他给联络站提供一些通讯、交通、办公等方面的便利，同时也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发表看法。这些都是以协商口气提出的，没有强加于人的条款。曹市长个子不高，身体微胖。我与他握手的时候，觉得他的手特别柔软。他答应了给联络站提供方便的所有要求，对于其他问题的回答，我已记不起来了。总之，虽然会谈中有几个同学讲了一些激烈的话语，但总体是平静和谐的。
我和颜宽久等朱成昭不来，在上海呆着又没什么意思，大约在12月中旬，在三司联络站弄了两辆自行车，骑车去杭州游玩。妈妈烙了几张饼，煎了一些咸带鱼，让我们带在路上吃。骑车途中有很长路段一边是浩瀚的大海，一边是无际的田野，不由人不感叹祖国山川的锦绣壮丽。一路上我们超过不少扛着红旗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们是机械化，他们回答说就是不够革命化。
我们在杭州玩了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后朱成昭还是没来，于是在12月下旬，我和颜宽又回到北京。这一回去，便与“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沾上了边，被当做该集团的一员，经受了18年无休止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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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

丁育民

作者简介：丁育民，上海人，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63级学生，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成员，首都三司住沪联络站办公室主任。1966-1967年间，参与了上海“安亭事件” 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八楼事件”的处理全过程。

（右图：作者近照。）

楔子

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回忆起来，还犹如昨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被偶然的机遇，推到了当时一些重大事情的风口浪尖上。事件经过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当时却是震惊全国，震惊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大事件!尤其是前一个事件，它的结果多多少少影响了中国以后十年的局势。我亲历介入了那两个大事件。久有用文字记下来之意，但却因种种顾虑而没动笔。今蔡新平和田春林等老同学发起写回忆录活动，他们动员我把那段历史写下来，我觉得再不写下来以后可能就没人知道了，所以也就欣然动笔了。
我是一个愿过世外桃源式生活的人，却卷入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也不知老天爷是怎么安排的。
书归正传吧，那两个事件，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相继发生的上海的“安亭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八楼事件”。这两个事件是文革开始以来的两个第一：第一次几千工人卧轨拦火车，第一次几千学生静坐继而绝食示威（也许是解放后的两个第一）。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却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都让我碰上了。事件中的高层机密我当然不清楚，我只是就我亲历亲为的事实照实叙述罢了。

事件一、上海安亭事件

一、走进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广大青少年进一步发扬革命大串联精神，让青少年到全国各地熟悉社会，经受锻炼。那时留在各高校和中学里的学生已经很少，基本上都已到全国各地搞“串联”去了，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内也已是学生寥寥。反正早已不上课了，学校的运动在群众中已显得平静多了，留在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无所事事。到了十月二十六日，我在学校感到无聊，也就乘上火车（反正那时学生坐车也不用花钱）回到了上海家中。
十月二十八日我去一个老同学家，得知我们一个同班同学也在上海。到了十一月三日，我联系到了那位同学，他原来和一些北京地院同学在上海静安寺愚园路311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刚成立了几天，站长是北京地院勘探系的江涛，后来我得知他原名姜金柱。十一月四日，我见到了那位同学，他告诉我联络站刚成立，缺少人手，动员我到联络站去帮忙。十一月五日我和那位同学到了愚园路311号，那是路边的一座带院子的独立的三层楼小洋房，是江涛等与上海市委作了一番争取后上海市委划给联络站的房子，市委同时拨给联络站一辆吉普车，一辆摩托车和几辆自行车，两架打字机及油印机和电话机等，还拨了两三千元活动经费。这个联络站开始是北地东方红发起，以后陆续又有三司其他学校和北航红旗等学生来加入。因属初创，联络站里显得比较混乱。我去的时候大约有二三十人，当天江涛就让我去接待上海各界的来访者，来访者还真多，联络站虽是初创，却已有不少人来访，我第一天就接待了五批来访者。我这个“散人”第二天就被江涛任命为联络站的办公室主任，站里的这些车和经费等都交由我管理，每天还继续接待各路来访者。因此天天也就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有时甚至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觉。
我记得我刚接管钱财那天下午，江涛带来两个人对我说：“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代表，他们没有经费买纸和笔，站里先借给他们二百元钱吧。”我拿出了二百元钱，并让他们写一张借条，他们中的一个约三十来岁的长得比较清秀文雅的男人给我写了一张借条，并在下面签下了他的名字：王洪文。就是这个王洪文，几天后和我以及张春桥等进行了一场较量！但那天我根本没太注意到这个人。这张借条在我以后去新疆时随其它钱物一起转给了接手办公室主任的彭善慈同学。
这样一直忙碌了近一个星期，到十一月九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

二、安亭事件的由来

在我到上海的前后几天，上海的一群人，主要是一些工人，也有一些工厂的基层干部，酝酿成立了一个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组织，他们的负责人有后来扰乱了上海甚至全国的著名人物王洪文、王秀珍、潘国平和陈阿大等。开始他们由几十个人很快联系发展到了几万人。他们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些要求，尤其是要求上海市委正式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上海市委一直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在十一月九日强行分乘了三列火车出发去北京，声称有一万多工人要去北京向中央告状。中央得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认为绝不能开启工人串联的先例，命令立即将这三列火车就地停驶，结果这三列火车分别停在了南京、苏州和上海西面的安亭。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停在安亭的这列火车上，这些人进而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们让一些工人坐卧在铁轨上，有几个人站在路中间挥舞着大红旗，并让人用红布包住了火车通行的绿色信号灯，致使正要快速通过安亭车站的14次特快列车紧急刹车，因14次特快在安亭是不停车的，所以车速很快，紧急刹车造成了车窗玻璃碎裂，车内物品乱倒乱飞，乘客一片惊慌，车上还有人受了伤，而且车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外国朋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从九日早晨起，上海西行的铁路一直就不能通行，严重影响了京沪线的交通。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安亭事件”的大事件。

三、参与解决安亭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十一点，三司驻沪联络站里的其他人都在上海各个地方进行活动，主要是在了解安亭的情况，站里就我一人留守。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他是张春桥的秘书，现在张春桥刚从北京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是专为解决安亭问题而来的。这位秘书要求我在联络站里等着，他们马上派车来接我去虹桥机场，以便和张春桥一起去安亭车站，协助解决安亭的问题。
当时站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之前从没见过张春桥或他的秘书，他们大概只要有三司的学生陪同去安亭就行，可见当时是如何的倚重三司。张春桥当时不仅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而且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在当时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过了大约十来分钟，站里回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北京地院的徐娟娟，一个是新北大的董新中。我就简要地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让他们等着跟我一起去虹桥机场。
大约半小时后，张春桥派来接我们的那位秘书乘上海牌小车到了联络站，我们上车后立即开向虹桥机场。
我们的车一直开到了虹桥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门口，下车后那位秘书领我们直接进了休息室。张春桥过去我只在新闻片里见过，但见了面还是能认出来的。当时他坐在休息室正中的沙发上，披着军大衣，夹着香烟的手指被烟熏得蜡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尖削的脸显得有点严肃，他周围围坐着一些领导模样的人，后来经他介绍我才知道是上海市的一些领导。他见我们进来，立即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跟我们说：“我是张春桥，欢迎同学们！”我也说：“我是三司联络站的丁育民，见到你很高兴！”几句寒暄和相互介绍了其他人后，他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我们立即进入了正题。张春桥拿出了一张约5厘米宽、15厘米长的字条递给我，上面用铅笔很潦草地写了一句话：“不解决安亭的事情就别回北京”，张春桥告诉我，是毛主席亲自让他来的，当天北京飞上海的班机已没有了，毛主席派了一架专机送他来上海。他离开北京时，当时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写了这张字条给张春桥。他并把十日和十一日陈伯达打到安亭的电报手稿让我们过目。他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工人同志立即回上海，不能去北京，一切问题在上海解决，以免影响生产和交通，也以免开创工人串联的先例。”我们当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表示愿意立即去安亭协助解决那里的问题。我们立即起身出来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小汽车，张春桥坐在后排的中间，他让我和董新中坐在他的两边，徐娟娟坐在副驾驶位上，车子就立刻开往安亭，我们的后面跟了一溜十几辆车，那是上海市的一些领导和随行工作人员。
这里我要插几句题外话：二十多年前我看了上海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写的“四人帮传”，其中《张春桥传》里有一章专门写安亭事件，那里面写的东西有一些与事实有出入，比如说，他写是包炮陪同张春桥坐车去安亭的。包炮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当时是以首都一司成员的身份来上海的，但是也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加过活动，因为当时来上海的学生还不大注意一司、三司的区分，反正是北京南下学生就在一起活动。正是他鼓动了上海工人去北京“告状”，他这时正和那些工总司的头头在安亭。我在这里为叶永烈先生作个更正。
话说我们在车上，张春桥和我们说了好多与安亭无关的话。比如，他谈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二月份左右毛主席在上海的情况，北京目前的情况，十一日当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七次接见一百七十万革命师生的情况，有关上海市委的问题，等等。他甚至指着他脚上穿的一双咖啡色的皮凉鞋对我们说：“今年夏天中央召我到北京，一直忙碌工作到现在，连买双鞋子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天冷了还穿着凉鞋。”真奇怪他当时怎么没有说我们到了安亭怎么行动的问题。
当车行到离安亭不太远的地方时，只见对面疾驶过来一辆轿车，向我们闪着车灯，似乎是在向我们发信号，我们的车队就停了下来，那辆车停到马路对面，从车上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急匆匆跑到我们车旁，我们的司机打开车窗，那位男子急急地说道：“安亭车站外围聚了很多手持铁棍的工人，形势紧张，为了安全，请你们暂时不要到车站去。”
当时张春桥简单问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到工人中间去，不怕！马上去安亭车站！”于是我们的车队继续前行，很快就到了安亭车站外。这时已是十二日凌晨一点多钟了，我透过车窗见到许多工人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齐肩长的铁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从车站铁栏杆上卸下来的铁条），围站在车站前和马路上，气氛显得非常紧张。
这时很多工人围了上来，车队停了下来，张春桥让我们都下车，那些工人见张春桥下了车，可能有人认出了张春桥，就大叫着“春桥同志来了”、“春桥同志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就被他们半簇拥半推挤地弄到了附近的安亭无线电电器厂里，拥进了一个有着一条长会议桌的会议室里。
会议室里乱哄哄的。不一会儿，进来了一小群人，自称是工总司的负责人。当时他们也都很热情很激动地叫着“春桥同志”，张春桥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双方在长条桌前坐了下了。他们工总司的人坐在桌子的南面一排，张春桥让我和徐娟娟及董新中在他左右坐在桌子北面，然后市里的那些领导也在我们两边坐了下来，俨然形成了隔着桌子的谈判双方。
双方作了自我介绍，对方工总司的人员（好些名字是我后来记下的）有：潘国平、陈阿大、王洪文（就是那个借钱的）等，还有北京一司的包炮也和他们坐在一起。
接着，张春桥传达了中央对安亭问题的指示精神，指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发生的事情，工人们无论如何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办，迅速回上海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在上海就地解决。中央授权给张春桥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工人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在场的上海市领导和张本人可以和工人代表们当场协商解决，如实在解决不了的，可以马上请示中央，问题总是能解决的。
张春桥说完后，会场上静止了几分钟，没有人说话，张春桥也在静静地等着对方回答。
突然，潘国平（当时给我的印象，无论在穿着或气质上潘国平和陈阿大是典型的大老粗，看着他们总让我想起电影中的地痞流氓，可后来他们竟成了上海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声音很高地叫了起来，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上北京，向中央当面要求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一万多人，我们绝不回上海！”他也不说为何不行，总之，就是要去北京！这就是无赖的逻辑。接着，对面一些人以及后来陆续挤进来的一大群工人都七嘴八舌地高声附和及支持着潘国平，陈阿大还拍着桌子叫道：“不行，我们要去北京！”有人甚至举起手中的铁棍挥舞着。会议室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我也急了，站起来高声对大家说：“大家静一静，好好考虑一下中央指示的精神，千万不要冲动！”但我的声音完全被那些喧嚣掩没了。当时市里的一些领导都面面相觑，后来都站起来说：“大家静一静，听春桥同志说！”慢慢地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张春桥。
张春桥站了起来，神情还显得非常镇静，他当时讲的话我清楚地记得，他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要去北京，这不是小事情，如果你们去了，那么江苏的工人也要去，浙江的，江西的也要去，全国的工人都要去北京，你们想想，这将是什么样的情景？这可要全国大乱呀！工厂没人做工，弄不好农民也要去，那怎么办？所以千万要冷静，不能因为你们而影响了全国的局势！”这下子，工人们渐渐静了下来，好像有所醒悟，都在互相低声议论起来。
但没几分钟，那个包炮的几句话又点燃了工人们的激烈情绪，包炮看上去很文静，一张白净的脸，一双机灵的大眼睛，他说：“说这些没用，我们是下了决心要去北京找中央面呈我们的意见的，我们是下了决心要去北京的。”他这几句话说得很轻松，脸上很平静，但就是这几句话，刚刚有点安静的工人和潘国平，陈阿大们又都大叫大嚷起来，无论上海市委的人如何摆手让大家静一静，都不起作用。那个王洪文当时在我印象里好像显得很镇静，自始至终没叫嚷过，只是不停地和包炮、潘国平他们窃窃私语。
乱了好一阵子，我实在忍不住了，也许那时年轻气盛，也许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我突然学着陈阿大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叫道：“你们想违抗中央命令？你们想违抗毛主席？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会是什么结果吗？包炮你是什么居心？”没想到经我这么一声断喝，会议室里登时鸦雀无声，很快静了下来。过了一小忽儿，包炮才慢慢说道：“我们不敢违抗中央的命令，我们只是想让中央直接听到我们的声音。”王洪文、潘国平他们低语了一阵后，潘国平站起来粘粘的说：“我们服从中央的指示。”刚才那嚣张的气焰一下子都没了。
后来想想，这也是以蛮制蛮的方法吧。被那么多手持铁棍的工人们包围着，我竟没有丝毫害怕，还拍桌怒斥，真是年少不知天高地厚啊。
这以后才开始进入了比较心平气和的谈判。经过几轮的反复讨价还价，最后张春桥代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们向上海市委提出的各项要求等回到上海后逐条协商解决。工总司方面同意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立即返回上海，由市委方面组织车辆接回上海，并商定了由我们三司联络站派出一些学生，会同工总司的一些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也派几名有关负责人，一同赶赴南京和苏州，劝说停在那里的上海工人立即返回上海。
事情有了着落，我即由接我来的车子送我回联络站向站里汇报，并准备组织去苏州和南京的学生代表。到上海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了，可是我刚到联络站和江涛说了没几句话，又接到张春桥亲自从安亭打来的电话，说工人代表和包炮在去车站内的路上，突然改变了主意，又重新回到了会议室，仍旧要求去北京！安亭的情况又紧张起来了，张要求我们多去些学生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并说已派车来接我们。这样我和江涛及在站里的好几位同学一起又回到了安亭。
到了安亭的那个会议室，张春桥向我们介绍了我离开后的情况，要求我们立即到车站现场去做工作。我们马不停蹄地到了火车站内，几个人分头向他们的头头和工人群众陈说利害，反复宣传中央指示精神，这才将那些在场的头头和工人说动同意马上返沪。正在这时，另外一部分工人用大卡车把张春桥从会议室拉到了车站内的列车车厢旁，当时在场的工人们突然激动起来，大家都高呼起“毛主席万岁”来。此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都淋着雨，围在张春桥站立的卡车周围。当时记得有一个小插曲，有人在车上给张春桥撑起了一把伞，张春桥却推开说：“工人同志们都在淋雨，我不要撑伞!”这就感动了工人群众。张春桥站在卡车上重申了中央的指示，反复劝说大家返回上海。我们的同志也散在工人当中极力说服动员，最后大多数工人上了几十辆由市政府派来的大客车和大卡车离开了安亭驶回上海。
雨停了，但还有二三百名工人留在车站里不同意回上海，他们在一名叫“左坚”的北京化工学院学生的煽动下，开始向张春桥进行围攻，他们把张围在卡车上不让休息，并不准我们开来的几辆汽车离开车站，也不准我们的任何人离开车站。当时张春桥让我上了卡车，低声叫我马上回上海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他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叫我电话向中央汇报安亭的情况。
我和他的秘书马上准备出站回上海，但车不让开出，人也不让出站。我绕了一个圈子，找了个空档一人出了车站，正好一个北京中学生开着我们的摩托车到了站外，我立即让他带我回到了联络站，此时已是下午三点来钟了，我立即打电话到中央文革小组，一位姓钱的工作人员接了电话，他告诉我文革小组成员都在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开会，不能来接电话，我将安亭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他说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汇报。
我紧接着又把电话打到了三司总部，是田春林接的电话，我把情况也向他详细说了。打完电话，我这才感到了饥饿，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三点多，我还没吃过东西，所以我马上到附近小店买了包饼干，回站里和着开水吃了。
到了傍晚，江涛他们才从安亭回来，告诉我，我们的人和张春桥等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又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打来的电报，留下的工人才答应全部返回上海，等工人全部离开安亭后，我们的同志和张春桥才回到了上海。

四、安亭事件后续问题的解决  

虽然在安亭的上海工人全部`回沪了，但在苏州和南京还有不少上海工人留在那里，我们从安亭回上海后已派了几个人去那两个地方做工作，已劝说了一部分工人返回了上海，但还有一部分工人不肯回来。到了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八点，我和江涛等八位同学一起到当时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和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上海市负责工业口的周璧，上海市委的梁国斌，《解放军报》记者刘占玺，以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丁学雷（即后来的市委副书记徐景贤）开了一个会，讨论解决了当时上海的一些问题，并研究决定，我站再派出九位同志，会同市委的两位同志，明天分头开车去苏州和南京，劝说尚留在那里的少数工人回上海。会议一直开到夜里十一点才结束。
这次会议上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会议开始前，我们同去的一位北京中学生，叫李民华，发现市长曹荻秋穿了一双长长的黑色尖头皮鞋，这位同学有点气愤地指着曹说：“你怎么还穿这种资产阶级的尖头皮鞋？”曹市长当时显得非常惊慌，甚至有点唯唯诺诺地回答道：“你批评得对，我今天回去马上换掉！”两天后在另一个会议上，我注意到曹市长果然已换了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他都穿着这双布鞋。一个堂堂的上海市长，对一个普通中学生，竟如此态度，在现在简直不可想象。
第二天一早，派去苏州和南京的人就出发了，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终于将留在南京和苏州的上海工人全部接回了上海。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多，张春桥在上海红都剧场（离联络站很近），接见了刚从南京和苏州回来的及部分从安亭回来的共一千多名工人代表，市长曹荻秋也参加了接见。我也被通知去了。坐在主席台上往下看，我发现前排座位上坐着一个好像面熟的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姚文元，他为什么坐在下面，他什么时候来的上海，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见到姚文元。
下午三点，张春桥到我们联络站来会见了在站内的全体同志，感谢我们在安亭事件的解决上做出的努力，和我们举行了座谈，用写大字报的毛笔和纸给联络站题了词。刚从南京回来的我院朱德瑜为座谈会拍了好多照片，至今我仍保留着一张当时他照的照片。
从那以后，除了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见过一次张春桥外，我再也没见过张春桥。
大约在十一月二十五号左右，我们征得了上海市委的同意（当时上海市委派了一位处长叫沈宗平的专门做市委和我们之间的联络员，沈经常和我见面联系。还有一位叫周璧的上海工业口的负责人也经常和我见面联系。我好几次帮他们参加一些群众大会等），由周璧签署了一张字条，让《解放日报》的总编马达负责帮我们印发两份当时最新的《首都红卫兵》报，我拿着这张字条和那两份《首都红卫兵》报到解放日报社找到了马达总编，他已经接到了上海市委的通知，所以马上答应付印。我为了尽快出报，当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马达说：“你可得开足你的这台马达尽快把报纸给我印出来！”他笑着说：“后天保证把报纸送到你们站里！”
果然，他按时把报纸送到了我们联络站。每份20000张，一共40000张。当天下午我就发动了在站里的所有同学分头拿着报纸上街去卖，每份卖3分钱。没想到上海市民都排队抢着买！到第二天上午除留下的一小部分分送有关单位外，全部都卖完了。收回了大约1000元钱，我把这钱交到了解放日报社财务科，财务科给的收据我一直保存着，时间长了，认真找的话可能还能找出来。
十二月三日，联络站和上海市委派我和朱德瑜同学陪同工总司的十二名代表乘十四次特快列车去北京，这十二名代表中有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北京后，由朱德瑜联系这些工人代表去见中央文革负责人。我在北京待了两三天，就乘车回上海了。
    让我以一首打油诗结束这段回忆吧：

张春桥深藏不露蛇蝎心
王洪文貌似文静实狰狞
上海滩二人联手乱中国
和江姚四人结帮风浪兴

事件二、新疆乌鲁木齐八楼事件

一、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七点左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里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其他的人大多数去参加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上海市委写作班丁学雷（即徐景贤为首的写作班的化名）起来揭发上海市委问题的大会了。前两天夜里近12点钟徐景贤派人把我和江涛等三四个人接到他们写作班驻地，向我们通报了他们要起来揭市委盖子，我们那天凌晨两点才回联络站。
这时联络站里进来了两个人，和我握手后，其中较年轻的一位对我说：“这位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同志，他想和你们认识一下，我是他的秘书。”
魏文伯我没见过，但是知道他是当时华东局的书记。我当时很客气地请他们在一楼的一间房间里坐下，并作了自我介绍，告诉他们站里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刚说了没几句，挂在楼梯旁墙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起身去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先问是首都红卫兵三司联络站的同志吗？我刚说了一句是，那声音就说：“你好！我是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激动地连声叫起来：“总理你好！总理你好！我叫丁育民。”
周恩来接着说道：“丁育民，好。丁育民同志，有件要紧的事情想请你们帮助办理。”
我连忙说：“总理你请说！”
听到我激动的叫声，魏文伯立即过来站在我身边。周恩来在电话里继续说：“最近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万名群众静坐示威，新疆自治区有关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静坐的人愈来愈多。我想请你们那里派一些学生火速赶赴乌鲁木齐，去协助新疆自治区人委妥善解决这次群众运动。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赶忙说：“请总理放心，我们马上组织同志去新疆！”稍停了一下，我又迟疑地说道：“总理，只是距离太远，现在火车很难上去……”
我话还没说完，身旁的魏文伯抢过话筒大声说：“总理，我是魏文伯，他们去新疆的车票我负责马上解决，请总理放心！”接着周恩来在电话里对魏文伯说了一些话，我只见魏文伯一边说好，一边点着头。
然后，魏文伯把话筒又递给了我，周恩来在电话里继续对我说：“你们到了乌鲁木齐，自治区有关方面会和你们见面并向你们介绍情况，请你们好好配合他们，务必要妥善解决问题。”
我向总理大声说道：“保证完成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
周恩来说：“好！祝你们成功！再见！”就挂了电话。
之后魏文伯匆匆地说道：“丁育民同志，我们已经认识了，以后再找时间联系，我先回去为你们办理去新疆的火车票，明天一早给你们送来。请你遵照总理的指示组织好去新疆的人员。”说完他就握手和我道了再见，匆匆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魏文伯，我也不知道周总理为什么从北京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我们让去新疆，反正我们毫不犹豫地准备明天立即去新疆！

二、赴新疆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

十二月十九日一早，魏文伯派昨天来过的那位秘书给我们送来了二十多张去新疆的火车票，一半是卧铺票一半是坐票。我和江涛等几个人挑选了十二名各校的学生，其中北京地院五名（我，钱XX，邱锡华，殷志山，还有一位我忘了），清华大学三名青年教师（蒙国庆，曹维涤，另一名也忘了）和一名学生顾元德。还有三名我记不得他们的学校和名字了。另外还有上海的三位学生以及一名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初中学生，维吾尔小姑娘阿斯娅，她可以当我们的维语翻译。还有新疆兵团医学院的十来名学生，组成了二十多人的队伍，由我带队，于当天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乘52次特快同赴新疆。在车上我们轮流在卧铺上睡觉，因时间太长了。上海联络站办公室的事情我交给了我的同学彭善慈。
列车载着我们过长江，越平原，向西出潼关，走河西走廊，再出嘉峪关，穿山洞，走戈壁，往西一直开了七十多个小时，于二十三日北京时间凌晨零点三十分抵达乌鲁木齐车站。

三、参与解决八楼事件和建立三司驻新疆联络站

一下火车，就感到这儿的气氛有点异样。经我们跟车站工作人员了解，才知道在八楼静坐的人中有近两千人已绝食两天多了，两天来有几十万人次游行支持绝食学生。有少数工人也加入了绝食行列，已有几十家工厂开始罢工，公共汽车也罢工了，致使大冬天没有公共汽车可乘。水电厂的工人也声称要参与罢工，但现在还没有实施。静坐的学生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和生产建设兵团司令丁盛等和学生见面解答学生的问题，而王恩茂和丁盛迟迟不出来见学生。这两天，出乌市的火车被学生拦住开不出去，电报和电话都已封锁不让打，所以学生想以阻止火车开出的方式让中央知道新疆的事情，听说已有几个绝食学生晕倒了
我们在来接我们的汽车开到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后，扔下行李就立即驱车前往八楼。
八楼，在乌鲁木齐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直到歌手刀郎特红的90年代，也在他的歌里唱到“八楼前的二路公共汽车”。八楼在当时是乌鲁木齐最有名的宾馆，是地标性的建筑。当时绝食的学生都在八楼，我们到那里时，看到楼前和楼里面到处都是静坐的人，好多民族的人，绝食的学生都在二三楼。我们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即分散到静坐和绝食的人们中间，跟他们说，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慰问大家的，周总理要求大家爱护身体，结束静坐和绝食，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一定尽快和自治区领导联系解决等等。
当时静坐的人也很激动，认为终于让中央知道了他们的斗争。好多人发出了欢呼声。
我们在那里连续工作了近三个小时，这时自治区有人来接我们，把我们领到一家工厂传达室后面的一间大房子里。进去一看，里面坐了好多人，有穿便装的，有穿军装的，经介绍才知是以自治区党委第一副书记武光为首的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有武光（他原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刚调新疆不久，有一张和善的脸），有生产建设兵团司令丁盛，有军区副政委柴达诺夫，有自治区副书记祁果和任戈白等。互道辛苦后他们立即给我们介绍了新疆的一些情况，他们要求我们到静坐者中间去多做工作，中央也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我们刚才在八楼的活动情况，向他们说明了周总理的关心，是周总理派我们来新疆的。他们说他们知道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配合协调，尽快解决问题，让中央放心，让周总理放心。接着又商讨了一些具体的做法。最后他们让我们回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休息一下，他们将向总理报告我们的情况。
我们回到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时已是北京时间凌晨七点多，但新疆时间只有五点多。我们和衣睡到天亮，已是北京时间九点多了，吃了点东西后立即分头去了自治区党委，新疆地质局和八楼。去地质局的同志向地质局的孙副局长借回了一些棉衣棉裤、皮衣皮帽之类的御寒衣物，因为乌鲁木齐太冷了，夜里温度近零下四十度，我们这些从上海赶来的人穿着太单薄了，实在抵御不了这里的严寒。刚到那里时我们这几个人走在马路上就不时有人滑倒，因为路面不是冰就是雪。这些衣物我们回学校后都交还给了学校后勤部门。去自治区党委的是和有关人员协商学生提出的问题如何解决以及打电话到国务院办公室报告具体工作情况，去八楼的是继续对静坐和绝食的学生做工作。
一直到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多钟（新疆时间），中央来电表示支持静坐群众的革命行动，并命令自治区党委接受学生提出的五个条件，令王恩茂立即出来接见群众代表，静坐和绝食的行动请立即结束。
向群众宣读完中央的电报后，现场一片欢呼，学生们决定下午三点半停止绝食，但还有一小部分学生一直到六点王恩茂来了后才开始进食。静坐的群众也停止了静坐。
我们接着又忙着给复食的学生安排休息的地方，在人民饭店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房间，又让兵团医专的有关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我们忙到很晚才回到休息的地方。
以后的两天是处理善后事宜，经各方协商，新疆的各派群众组织选派了代表，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经中央电话批准，代表团乘一架专机去北京见中央领导反映新疆的情况。我们到新疆的任务到此也就圆满完成。
我前几年看过武光同志有关八楼事件的回忆录，但里面一句也没提到周总理派我们去新疆协助解决八楼事件的事情，不知是出于政治家的什么考虑呢还是有意无意间把这事忘了，我觉得这本应是武光可以好好描写的一个过程。
之后，我们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一次总结大会，本意只是在乌鲁木齐最大的剧院人民剧院召开，但要参加的人太多了，只好将乌市所有的剧场的有线广播连在一起，但所有剧场又都涌满了人，还有不少人要参加而进不去，当时乌鲁木齐市的负责人建议将全市的有线广播全开通，原来乌市全市都联有有线广播，这才解决了问题。这次会议新疆的很多领导如丁盛等都参加了。
顺便说几句：我们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初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新疆联络站”（事先取得了总部的同意，是我打电话到三司总部，由聂树人接的电话），我被选为站长，清华的顾元德为副站长。我立即与国务院办公室通了电话（因为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新疆的，在新疆的情况理应向总理汇报），报告了我们在新疆的情况，并说明了建联络站的事。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总理给自治区人委来了电话，让转告我们，他同意建联络站，但人要少些。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了，联络站只有十来个人。
就我们这次来新疆一事，就可以明显感到周总理处理事情的细致和有始有终。
到了元月十八日上海联络站来电让我回上海，我就乘火车回上海了。新疆联络站的站长就由顾元德接替。我从此再也没去过新疆。
    也以一首打油诗作为结束吧：

大西北新疆八楼风云起
千万里总理指示急行西
报国家风雪严寒何所惧
排忧难小小学子心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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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陈永迪

作者简介：陈永迪，1943年5月生，四川广安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石油物探专业。1967年分配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先后在地调处、科技处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左图：作者近照。）

    文革时期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的学生，也是北地东方红的一员。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6月，我的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经历了成都的“二月镇反”，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一、大串联到成都

    1966年11月下旬，我和几位同学踏上北京到成都超级拥挤的火车，煎熬了两天两夜到达成都。四川省地质局将机关大食堂改成接待站，用稻草铺在地上形成一个大通铺，我们就住在那里。我妈在成都军区机关作军医，军区机关北较场离地质局很近，所以我是两地轮流住，大多数时间住在地质局。
    北地东方红在地质局设了一个联络站，主要作用是提供食宿，交流信息，组织活动。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联络站的负责人经常变更，我都闹不清楚有哪些人，比较固定的负责人是我们同系同年级的谭宝华，有什么事总是他通知我。联络站不是一级组织，负责人就是接接电话、动员大家参加活动，我们在外边代表北地东方红表态，讲话也从来不向联络站请示、汇报。我来成都以前，发生了导致成都红卫兵分裂的11·13事件，据说我们联络站的人参与了冲击红成主持的大会进行造反。但我来成都后的印象中，我们对红成内部两派没有明显的倾向，只是略偏向8·26，真正对红成不满是在“二月镇反”后。我们与红成勤务组主要负责人、成都地质学院学生武陵江关系很好，有重大活动都事前协调。
我到成都想实现一个雄心壮志：步行到革命圣地井冈山。我约了4个同学，两位大学同学，两位中学时的同学，“朝圣”路线是重庆——遵义——韶山——井冈山。12月7日从成都出发。
    串联中遇到不少有趣的事情，印象深刻的有两件。
    12月8日从龙泉驿到简阳石桥铺，要翻越龙泉山，这座山不高，但中间有一段异常陡峭，对我们这些走惯了平路的城里人是不小的考验。就在大家筋疲力尽时，前面响起了悦耳的童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很提神哦！走了不久，又听见童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小男孩。我和一位同学停下来称赞他：“小朋友，真了不起！这么晚了还在学毛主席著作，我们要向你学习！”他说：“是公社干部要我们来这里守到，看到红卫兵过来就大声读毛主席语录，守半天记一天工分。”
    12月10日到达铜梁，铜梁是邱少云烈士的故乡，在一处可以俯视全城的高坡上建有《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晚上我们慕名而去，正在名人题词室参观时，突然来了几位戴红袖套的中学生，进门就乱砸，把放有金日成题词的展柜砸得稀里哗啦，纪念馆的两位女服务员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我们赶紧上前拦住，这几个中学生看袖套认出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停止了打砸。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砸，其中一位眼睛一瞪振振有词：“金日成是修正主义头子，忘恩负义的家伙！”
走了5天到重庆。在重庆大学接待站住了一天，那里条件太差，14日又搬进城里。表哥在重庆医学会工作，他们单位在邹容支路有一个接待站，吃住很方便，地处解放碑，是信息集散地与活动中心。从重大搬到解放碑后不久，看到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4位同学陆续离开重庆各奔东西。
    送走4位同学后，我在临江门沧白路重庆市政协内的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遇到王大宾。我和王大宾都是四川老乡，大一的时候还一起上过大课，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告诉我，接到中央文革的任务：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我和王大宾以及驻渝联络站的一群同学紧急赶回成都。在成都听取已经和彭德怀有接触的同学汇报情况，他们和彭德怀进行过深入的交谈，认为彭德怀反对刘少奇、拥护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他。王大宾也同意这个意见，还派了郑文卿和王大来飞到北京去向中央汇报。几天后东方红总部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宣布：王大宾犯了右倾错误，必须把彭德怀揪回北京！12月23 日，我们将彭德怀从成都地质学院抢回地质局，12月 25 日成都铁路局安排专列将彭德怀、成都军区派的押送部队一个排和我们学校的同学送回北京。（有关详情见拙文“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很遗憾，由于专列上的人太多，我没挤上去，没能与彭德怀同车去北京。
在成都过了元旦，有几位已经参加工作的好友要我带路去北京，他们要到中央部委告状。1月2日我和好友们又踏上去北京的路程，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天。好友们都住在我们学校，那时，学校内部有一条“潜规则”，出去串联的同学不能收铺盖卷，人走了要将宿舍的钥匙交给留在学校的同学，以便接待外地进京的学生和群众。我们每天奔波在学校和部委之间，好在取得了好友们比较满意的结果，他们提前回蓉，我大概是1月25日回到成都。
回到成都已是“二月镇反”前夕，1月28日下达《军委八条》，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此事被定为“冲击公安机关”的“反革命事件”，开始抓捕有关人员，气氛已经开始紧张。

二、成都军区黄、郭垮台，甘、韦主政

    为了说清成都“二月镇反”的来龙去脉，有必要交代成都军区领导的变动情况，因为他们是“二月镇反”的主角（有关情况都是我在驻成都联络站期间了解到的）。
    1966年10月15日，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黄新廷在大会上传达军委指示：成都军区机关从即日起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大会成了埋葬他和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的动员会。军区的“四大”开展不久，矛头就直指黄、郭，不久黄、郭被停职，6个月后就被定为“党内最大走资派的顽固追随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
    据秘书揭发，黄新廷到北京开会从不去看望林副主席，带去的四川特产只送贺龙、罗瑞卿。贺、罗到四川视察时，黄新廷陪他们钓鱼、看戏、打牌。黄新廷警告那些不听话的高干时常将两句话挂在嘴边：“老子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你！”“老子到罗总长那里去告你！”以炫耀他与贺老总、罗总长有不同一般的关系，这才是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贺老总在毛、刘之间站错了队，已不被毛信任。毛要打倒贺龙，采取“剥笋策略”，由外向内逐层剥离，黄新廷等将军就是被剥掉的第一层。
    黄、郭被军委召到北京隔离审查后，主持成都军区日常工作的首长换成甘渭汉和韦杰。甘渭汉1965年11月从总政干部部部长任上调成都军区任第四政委，韦杰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甘渭汉新来乍到，与黄、郭没有历史渊源，因而上阵一身轻。韦杰论资历论能力不在黄新廷之下，但他在朝鲜战场吃了败仗，他领导的志愿军60军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被美军围歼（据说，毛泽东曾对韦杰讲责任不能完全由他负），文革前在成都军区一直受排挤。此二人上任时形势险恶，地方上西南局、省、市委已处于瘫痪状态，李井泉被斗得东躲西藏，属下“揭竿而起”纷纷向造反派靠拢。甘、韦接手时，军区班子已残缺不全，原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共10人，已有4人被打成“黑帮”，他们是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主持业务工作的副司令何正文，主持政治工作的副政委余述生。问题还在于此时甘、韦说话不灵权威下降，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抓住把柄，打上门来批斗、抄家，主持工作如履薄冰。
    甘、韦上台初期很少公开表态，他们对文革不满但没有胆量直接反对，他们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但没有拿到尚方宝剑。
    1月28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央颁布《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尚方宝剑不请自来。
1月29 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八条”时说：“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
    1月3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将在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的五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的第五部分，专门讲镇反，指出：“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受此鼓舞，韦杰在2月5日召集成都公安负责人说：“现在牛鬼蛇神出来了，就是要他们暴露，暴露出来才好打。”
    2月8日，韦杰敦促省公安厅成立“镇反”领导小组。
2月10日，韦杰正式向公安部门下达镇反命令：“打击重点是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的反坏分子。”
    2月11日凌晨2点，军区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红色造反军”被逮捕30多人；上午9时，北较场内逮捕了空字028部队（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造反派16人。
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发布《紧急公告》称：“凡冲击军事机关的，都要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三、参加对军区的静坐示威

    2月11日下午，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开始上街游行，要求成都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
    当天下午，我正在地质局北地东方红联络站睡觉，文革以来我们都成了“夜猫子”，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已成常态。联络站负责人谭宝华来把我们叫醒，他简单介绍了形势和任务，听说要去北较场东营门静坐，我还傻呵呵的高兴。为了壮声威，把地质局一辆客车装上高音喇叭改成宣传车，我们一行人喊着口号向北较场进军，到了东营门，将宣传车堵在门口。静坐的这条街叫白下路，一条东西走向、长约百米的死胡同，街西头是军区东营门，街北面是军区大院围墙，街南面是民房，街东头与人民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静坐者唯一的出口，一旦被封锁即成瓮中捉鳖之势，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担心不是多余的。
静坐初期气氛宽松，没有整齐的队伍，有人站有人坐，我还常回家看看。当时脑子里完全没有危机感紧迫感，1967年“一月风暴”以来到处“夺权”，我们都“战无不胜”，头脑里充满一种虚幻的“成就感”。“军委八条”下达了，对八条的警示麻木不仁，也没把军区抓人当回事，那时候抓人、放人很常见。
    我还到距东营门大约一两公里远的东通顺街去看过，那里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驻地，昔日大作家巴金的祖居，小说《家》描写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东通顺街静坐的人比白下路的还多，打着红旗和横幅的队伍排列整齐，许多大叔大妈模样的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这些人就是成都人叫的“居民老孃儿”，看样子他（她）们已经做了长期准备。战旗文工团的大门被桌椅板凳堵死，谁也别想进出，这场景使我想起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打出的横幅辨认，大部份人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2月11日晚，军区派部队去战旗文工团抓人，有人大喊：“老保抓人了！”喊叫声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人们闻讯赶来堵住了大门，抓人的部队只有一个排，被困在大院内动弹不得。街道分团派代表与部队谈判，提出立即放人，部队方拒绝放人，街道分团方拒绝撤离，由此双方僵持不下。
2月11日以后，军区大院出奇的安静，没有继续抓人，也没有镇压静坐示威的群众。平静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像以往一样，只要把横幅一打，人往那儿一坐，当权派就会乖乖地投降。

四、中央军委2•17信件

    2月17日晚大约十点，突然传来了《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简称：2•17信件)，信中严厉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后来知道此信是由叶剑英批准下发的。
    这时军区东营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反复播放信件的内容，有军人从东营门出来向我们散发印有2•17信件的传单。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张，就在我埋头读传单时，静坐队伍中突然冒出一些人，大喊大叫：“抓反革命！”原来是产业军埋伏的卧底乘机制造混乱。再看白下路东头静坐者唯一的出口，已经有产业军组织的队伍手挽手组成方队喊叫着压过来……
    形势异常危急，所幸我方还有不少人，他们迎着产业军的方队冲上去混战一场。这时有同学提醒开车冲出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开车的师傅了。危急时一位高个、腿有点微瘸的同学宣称他会开车，在我们怀疑的眼光中，他已爬上司机座位将宣传车开动起来了，车子像巨大的推土机将挡路的人群推开，我们紧随其后往外冲，刚冲过路口，大伙一哄而散，各奔东西。
    我正顺着文殊院街往东走，准备去一位最可靠的中学同学家里避难，突然听见从北边万福桥方向传来汽车的轰鸣声，转瞬间十几辆摩托车开道的军车杀到白下路，从车上跳下大批带枪的士兵，杀气腾腾地将路口封锁。好险！幸亏冲出来了。我继续往东走，只见大街小巷已经有戴袖标的人在巡逻，不时盘查行人，一张大网正在向我们罩下来。
2•17信件拉开了四川地区镇反的序幕。
    据《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这次“镇反”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８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向群众组织开枪的流血惨案。

五、逃回北京

深夜到了同学家里，他们对我十分友好，叫我放心休息。同学一家人还帮我出主意，商讨怎样回北京。回北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直接从火车北站乘车直达北京，这条路省事方便，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谁都想得到火车北站一定重兵把守，对乘客严加盘查，火车北站的广场上还有许多“点水”的人（成都人对告密者的贬称），走这条路是找死；另一条路走重庆顺长江经武汉回北京，这条路绕道，但是安全也方便。我在重庆有表哥，他们的接待站也还在运行，武汉也不陌生，一年前我们在湖北省地质局搞“四清”，住过地质局黄浦路招待所。为了避开火车北站，计划先出城到龙泉驿，再步行到简阳石桥铺上车，只要避开公路上的盘查点就可行。朋友也认为此路线为上策。
      2月18日上午，朋友将我送到九眼桥，看着我坐上九眼桥到龙泉驿的班车。车到一个叫大面铺的地方时出现了险情，大面铺的路口设了检查站，有带枪的民兵把守，所有的人都要下车接受检查。民兵旁边站了几个“点水”的，他们的魔爪指向谁，谁就必须出列，出列后立即五花大绑。说实话，轮到检查我时心里很紧张，检查的民兵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龙泉看亲戚。”民兵手一挥，放行！估计刚才被“点水”的几位是川师和本地的兵团、八二六的人，他们不认识我。
    经过一番折腾，下午到了龙泉驿镇，找到两个月前步行串联时的接待站，进去倒在厚厚的草堆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2月19日出了龙泉驿镇，我沿着步行串联时的小路往简阳石桥铺方向走，昏头昏脑走迷了路，走到一个叫五风溪的小站上了到重庆的慢车。2月20日早晨终于到了重庆，表哥的接待站还在运行，表哥替我买了6天后（2月26日）到武汉的船票，还给我妈发了一封报平安的信。解放碑真热闹，每天晚上都有摆擂台辩论的，因为我对重庆的情况不熟，不知道他们在辩些啥，感觉重庆的气氛比成都好，五十四军还没有对本地造反派实施大规模抓捕，从大字报上还看到一些消息：
    △重庆革联会得悉“2•17信件”后，要求下属把川大八二六和兵团的人抓起来，并布置砸八二六驻渝联络站。
    △成都保守组织“三军一旗”抄了兵团总部。
    △川大八二六的学生在人民南路广场跪成一片，以示请罪。
    △2月23日，八二六负责人江海云在成都19中被捕，全城贴出《特大号外》。
    …………
    2月26日晨，我在朝天门码头上了东方红33号，那是一艘大型客轮。当晚12点驶到万县码头，船上广播：“东方红33号船要在万县码头停2小时……”坐了一天船，想上岸找点吃的，我沿着长长的陡坡石梯气喘吁吁地爬上码头，一条阴暗狭窄的小街呈现在眼前，街两边店铺的大门紧闭，行人稀少，枯树在风中像鬼影摇晃，寒风吹得我直打冷战。我注意到墙上的大字报被撕扯过，好奇心驱使我走近观看，大字报字迹依稀可辨，上面写着：2月22日在万县××（字迹不清，后来在资料上查到是个教堂，叫“真元堂”）军队开枪打死了××名群众，“主力军”组织了抬尸游行，已有许多人被抓捕……怪不得，万县码头如此阴森恐怖。
经过2小时停靠，早晨6点船进夔门，两岸悬崖壁立气势磅礴，江涛怒吼仿佛愤怒的控诉。出了南津关，船平稳地行驶在江汉平原的河道上，下午5点到了沙市。
在沙市码头要停靠半小时，我远远看见码头上有一群人，正打着旗帜不停的喊叫：“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刚靠上码头，那帮家伙蜂拥而至，像“鬼子进村”一样冲进船舱，对着房门咚咚乱敲，不开门或开慢点就用脚踹，通道里只要挡路的一掌推开，嘴里喊着要“抓反革命”。船上的乘客对此极为气愤，有的乘客和他们大声争吵，有的还打起来。我站在船的前舷看着这场闹剧，只觉得这帮混蛋太过分了。不远处一个人背对着我，看得出他是指挥者，喽啰们不时跑来向他请示。当他转过身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们北京地院的同学，同为“北地东方红”的战友，我一激动叫不出他的名字了，我们都在物探系，他是四年级我是五年级，在学校里常碰面彼此认识。我问他，你们到底要干啥？他说抓沙市军分区通缉的反革命！我说我们在成都是军队要抓的“反革命”，你在这里帮军队抓“反革命”，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整自己人吗？劝他不要被别人当枪使。他听了后觉得有理，于是一声令下，撤！那帮横冲直闯的家伙还真听他的，立马撤离。可是船上的乘客不答应了，在撤离的混乱中乘机扣了他们几个人。船又启航了，那帮人到岸上才发现少了几个同伙，立马又挥动旗帜高喊：“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长不予理会，东方红33号在长长的汽笛声中扬长而去。
    2月28日下午3点到达汉口，下船后在码头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在去火车站购票的路上，看见全副武装的军车在大街上巡逻，墙上贴满“反革命××被捉拿”的消息，一张大字报上写着：“今天凌晨，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命令，逮捕武汉军区高级步校反革命分子××多人！……”有人正在地上书写大标语“长江日报的××社论好得很！”……武汉已成为一个恐怖的城市，来了就想尽快离开。
    3月3日终于回到北京。

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回到北京，心在四川，那些不幸深陷牢笼的同学和朋友们的身影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3月11日上午，“首都大专院校西南联络组”在我院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翼楼401室，我也参加了其中的工作。这个联络组除了接待四川来京申诉、告状的朋友外，还成立了资料组，所谓资料组就是收集甘渭汉、韦杰的“罪行材料”，资料组下设甘渭汉、韦杰、李文清等小组，我参加了甘渭汉小组，负责的同学给了我一大堆甘渭汉的讲话，总政的揭发材料，叫我摘抄甘的“反动言论”。
    归纳起来甘渭汉的材料有这样几类：红军时期的表现，甘渭汉是一方面军三军团彭德怀的部下，证明他是彭、黄死党；在总政主管干部工作期间的表现，证明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成都军区主政的表现，证明他以造反派为敌，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
    材料整理一段时间就开小组会讨论，组长叫大家谈看法。有一天，讨论甘渭汉的“反动言论”时，有一位同学说，看到甘渭汉文革前在全军干部会上的报告，甘说“我军高级干部年龄偏大，军长、军政委的平均年龄51岁”。这位同学据此发挥：“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毛主席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甘渭汉居然嫌他们老了！这不是反动言论什么才是反动言论！”我提出不同意见：“甘渭汉是总政主管干部的负责人，向与会代表报告干部的状况是他的职责，他说的是客观情况，没有说超过50岁的军级干部一律免职。这一条加在‘甘渭汉的反动言论集’里有点牵强。”可是，大多数同学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不坚持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材料，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垃圾，当年我们就是垃圾制造者。
    由于我的精力完全放在整理资料上，没有参与西南联络组的其它活动。记得谭宝华告诉我周总理见过他：
    3月中旬的一天，东方红总部通知谭宝华到中南海北门等候，大约1点钟工作人员将他引到一个小会议室，一会儿周总理从里屋走来，和他握手问好，问他怎样到的四川，四川镇反的情况，周总理用铅笔在一张纸上认真记录。谭宝华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周总理没有作任何表态，临走时将他用的铅笔送给谭宝华。这件事对我们鼓舞很大，虽然周总理没有对四川镇反表态，但是四川镇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听取被镇压一方的意见本身就说明问题。
3月14日,中央文革记者站收到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的来信，记者摘编后冠以“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的标题，刊登在3月26日《文化革命简报》435期上，分别呈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阅。毛作出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
此后，解决四川问题的步伐明显加快。
    △4月3日，成都军区发出电令：放人、平反、销毁材料，向被拘留的人赔礼道歉。
    △4月4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号），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平反。154号文件的发出标志解决四川问题的基调已经形成，天平向“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倾斜。
△4月 8日，川大八二六勤务组被捕成员全部释放。
4月12日，关押在成都大慈寺的人员被释放。
4月18日，关押在成都市大监的人员集体出狱……
    我们曾在四川串联过的同学又开始跃跃欲试了，邀约再次“杀”回四川去。因为中央在3月8日、3月18日两次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这次回成都不敢大张旗鼓。4月22日，我和清华的一位同学（中学的老同学）坐火车回到成都。刚回成都时仍住在地质局，已经有几位同学先到了，负责人还是谭宝华。地质局没有接待经费，也没有专人管理，不能名正言顺地接待我们，能住在那里全凭已经翻过来的造反派的老关系。大约一周后我就回家住了，但是经常到地质局，有事就去找谭宝华，平常独自活动。
    此时的成都已今非昔比天翻地覆了，“二月镇反”时关在监狱里的军内外“反革命分子”绝大部份已释放，他们像凯旋的英雄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刚到成都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到朋友家去。这位朋友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姓刘，一起在军区大院长大的“铁哥们”，他是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造反派的头，“二月镇反”时被产业军抓进了市大监。“2·17”信件公布后，产业军天天抓人往市大监送，市大监对产业军送来的人来者不拒，一律照收。朋友的父亲是军区的二级部长，我叫他刘叔叔，镇反时被派到成都市邮电局当军管会主任，刘叔叔白天在单位理直气壮抓人，晚上回到家里垂头丧气挨骂，王阿姨（朋友的母亲）哭着向他要人，说：“你天天在外面抓人，你儿子被抓到哪儿都不知道，你把人给我找回来！”王阿姨曾经到所里打听，人家回答：“他是反革命，已经抓到监狱里去了，具体在哪里我们不晓得！”朋友的父亲也很为难，自己的儿子是“反革命”本不是光彩的事，若去要人更有立场站错的风险。有一天，刘叔叔终于鼓起勇气，给他的老战友、成都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打了电话，说：“我儿子被你抓起来了，抓到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你给我打听一下。”对方大吃一惊，说：“怎么你儿子也成了反革命？我赶快给你查！”几天后回话：“查到了，关在市大监，我下令马上放人！”就这样朋友有幸提前出狱，出狱后在家休养。我每天晚上都去看望他，他给我讲了监狱里的一些黑幕，进去先“退神光”，几耳光打在脸上让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犯人”了，不服再打，打到你不敢喊冤叫屈为止。初次进监狱的还要排成纵队通过产业军的人墙，产业军以打人为乐，比赛谁打得凶、谁打得狠，打晕打残在所不惜。朋友的右手已被打成骨折。粮食供应不上，饿饭是常事，监狱里关的人实在太多，多到睡觉都不能翻身。朋友从小在优裕的环境长大，从没吃过这份苦，说起来失声痛哭。刘叔叔在旁边静静地听儿子诉苦，一声不吭，王阿姨则情绪激动，痛骂产业军不是个东西。
    “红十条”下达后，市邮电局军管会办公室每天都有造反派光顾，他们来帮助军管会转变立场。刘叔叔表示坚决执行“红十条”，向他们赔礼道歉，造反派依然拍桌子打巴掌不依不饶，有一天，刘叔叔忍不住了，使出杀手锏：“你们不要这么凶嘛！你们是造反派，我儿子也是造反派，你们坐过牢，我儿子也被抓到市大监！”造反派听了很惊讶！原来军管会刘主任和我们一样都是“二月镇反”的受害者，从此不来闹了。

七、“五六”事件后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平反后的造反派怨气冲天，产业军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成都陆续发生了几起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5月4日，川棉厂武斗事件……
    △5月6日，132厂武斗事件（简称“五六”事件）最为惨烈，双方直接参与的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2000多人的大血案。
下午3点左右，北京地院勘探系二年级学生李全华，跟随6名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宣传车从正门开进厂区，宣读厂军管会当天发布的关于停止武斗的《紧急通告》。据守大楼的产业军枪手向宣传车开枪，李全华被一颗子弹击中喉部并从后颈穿出当即身亡，他成了“五六”事件的第一个死难者。
当天，我去见一位因造反在“二月镇反”中被关进市大监的朋友，请他加入我们联络站。在路上听说132厂发生了武斗，立即搭车前往，一路上见到不少救护车拉着警报飞跑，有人从窗口将血衣伸出，我们的车在人民公园附近被堵得动弹不得，错过了去现场的机会。
    当晚，北地东方红、清华井冈山、中科院等80多个单位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为地院学生李全华等“死难烈士”报仇誓师大会。“五六”事件惊动了中央，也促进了四川问题的迅速解决。
    5月7日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文件共有十条，因此简称“红十条”。
    5月16日，成都军区新任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到达成都。当天早晨，听说张、梁要到，我们都兴奋地来到北较场等候，空军派来的雷达指挥车几天前就驻扎在那里，几天来直升机反复演练起降，预示有大人物要降临。
    大约十点过，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可是从机舱里走出来的不是张、梁。后来听说，张、梁坐车从危机四伏的被产业军武装控制的机场路直接到达市区，他们受到造反派和产业军双方的热烈欢迎，赢得了双方的赞扬。
    张、梁到成都后，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发表讲话、大张旗鼓宣传“红十条”，为“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和群众平反，道歉。当时，成都军区不少干部战士对“二月镇反”被否定想不通，而社会上受压的产业军也跑到军区大院来出气，产业军在大院内横行霸道，抄家、打人、砸车、撕大字报。他们抄了副司令员李文清的家，在他家海吃海喝赖着不走，因为他宣布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左派”，有人甚至叫嚣：“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
    5月20日晚上，即梁兴初到达成都的第四天。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张、梁当时的住地）围住梁司令，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对不对？”
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
    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
    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
    有人说：“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
    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
    梁对待造反派的态度和他的前任甘渭汉、韦杰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不过，梁兴初也有令人起敬的另一面。梁刚到成都不久，在军区第一招待所3号楼会议室与成都各派群众组织见面，当时我也在场。开会前大家围着他闲聊，有人问他：“梁司令，听说在朝鲜彭德怀把你骂惨了！”我们都以为梁兴初会对彭德怀痛加斥责，以显示他正确并与彭划清了界限，可是梁兴初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打完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向我道歉，他表扬三十八军是‘万岁军’！”梁兴初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三十八军军长，三十八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打好，彭在总结会上大拍桌子。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表现英勇顽强，在关键时刻卡住了美军的脖子，为围歼联合国军立下重大功劳。志愿军总部通电表扬，彭德怀在电报上亲自写下：“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的美名传遍天下。文革期间，彭德怀已“臭名昭著”，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说他的好话？梁兴初在这一点上的表现令人肃然起敬。
    以后的事实表明，张、梁、刘、张四个人三种态度：刘、张二挺和兵团、八二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梁兴初同情保守派，支持红成，利用他和五十四军的老关系在重庆另立中心；他们表面喊团结，实际搞分裂，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一把手的张国华是骑墙派，两边和稀泥，人称“八级泥水匠”。张国华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与梁有区别，他吸取了在西藏差点被打成走资派的教训，坚决按照中央“红十条”，以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态度支持造反派，支持刘、张，不像梁那样与造反派和刘、张格格不入，由此而与梁产生分歧，梁怒而出走到重庆另立中心。

八、在成都“民委联络站”

回到成都后，谭宝华派我联系军内造反派。我和川大八二六、清华井冈山以及西安的老同学商量成立了一个联络站，联络站设在离军区东营门不远的省民委机关大院内，因此称为“民委联络站”，主要任务是支持军内造反派，向军区机关的干部战士宣传“红十条”。我们印了一些传单在军区大院内散发，办了一张小报《红雷达》。后来又增加了八二六派的中学生，5月中旬来了几位中国科学院红旗派的人，他们和中八二六逐步替代我成了联络站的骨干。
在民委联络站期间，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下图：1967年成都民委联络站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1为中科院老王，右3为本文作者。）
5月下旬的一天，中科院物理所的老王带来两位女士，老王介绍其中一位气度不凡的女士是徐向前元帅的女儿徐鲁溪，另一位陪同者姓乔，乔女士也学历不凡，是莫斯科大学物理学博士，她们想了解成都军区的文革情况，我请来曾是军区司令部造反组织“红纵”勤务组的负责人徐耀明向她们作介绍，我当时作了详细的记录（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的记录见附录）。
5月30日，中央文革致电成都军区，请转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在四川的同学，“四川省革筹已成立，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川同学，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6月初，我回到北京，结束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附录：
以下是1967年成都军区“红纵”勤务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根据我当时笔记整理：

2·11突然抓人起于军区作战部的王××，他是红纵的成员。“军委八条”（1月28日）下达后，军区机关的形势逆转，围攻红纵的现象频频发生。2月10日王××在老保的围攻下写了一个材料（也可能他没有写过材料，而是被逼供的记录），说红纵的办公室设在黄新廷（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家里，在黄家里开过黑会，要成立什么“治安治乱委员会”，保黄、郭过关。根据这个材料，当天晚上军区党委决定抓人。从2月11日上午开始，陆续在军区机关、空字028部队、战旗文工团抓了许多人，被抓的人大部分属于军艺西南造反队（成员主要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干部）、红纵（军区司令部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军区政治部千钧棒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在抓战旗文工团的人时遇到了阻力。战旗文工团的驻地孤悬在北较场外的正通顺街，2月11日晚，军区派了一个排去抓人。被抓的人当时大喊大叫：“老保抓人了！”喊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居民们自发地赶来堵住战旗文工团的大门，那一排战士被居民们围得无法动步。居民们提出不放人就不准走，围了4天，直到2月15日军区派部队增援才解围，可见镇压造反派不得人心。后来，兵团、826等造反派得到消息后，也组织了大批造反派战士将军区大营门和东营门围住，要求放人，由此而引来了2·17信件。
3月21日王××被拉到司令部批斗，在场的有军区司令部朱副参谋长、温副参谋长。王拒不承认他说过这些话，当场将王打翻在地，逼他承认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军区开展“四大”后，有大字报说黄新廷是军区一霸，称之为“黄霸天”）。从此，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在军区机关广为流传，直到“红十条”下达后也没有消毒。张、梁到四川后，红纵曾给梁司令汇报过这个情况，梁始终不表态。
军区的形势总的是好的，表现在有部分干部的立场已转变或正在转变，认识有了提高。军区原来的领导不管心里怎么想，表面上还是说红纵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还说徐耀明同志态度好，我们要给他平反，向他学习……有的领导表示向徐耀明同志道歉，愿意诚恳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且随叫随到！中央的“红十条”下达及时、打中要害，打乱了他们的部署。
但是，张、梁到成都军区后，我们的困难处境没有显著的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趋向。究其原因，中央决定下达后反动的东西必然要垂死挣扎；其次老保要给张、梁首长制造麻烦，打乱他们的部署，还有走资派也会在暗中耍阴谋放暗箭。
张、梁首长在公开场合姿态很高，刚到时张政委表示成都军区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为时不久态度就变了。特别是梁司令单独接见红纵的谈话，接见前梁的秘书通知红纵的人说梁司令要先听汇报，然后请红纵的同志谈点对工作的建议。但是，当晚一见面梁就说：“红纵还在活动吗？再活动就是违反八条了，你们要注意团结，不要搞分裂！”好像分裂是红纵搞起的。红纵汇报完后，梁承认红纵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调子很低。接下来就开始数落红纵的枝节问题，还把战旗文工团指责得一塌糊涂（5·19晚上梁接见战旗文工团全体干部，有两个人企图给他戴高帽）。那次谈话红纵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5·20晚上，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当时张、梁住地）围住梁司令，控诉红纵的“罪行”。梁叫人打电话给徐耀明，要他来听听群众的意见。那些人“控诉”：红纵是黄、郭一手扶持起来的保皇组织，还在搞“四大”、和地方搞串联，参加支持宜宾造反派的大会等等，应该取缔、解散。梁听后武断地宣布：“你们红纵搞‘四大’就是非法的，要派人去查一查。”又说：“军委命令机关一律不搞四大！”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的口号对不对，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有人向梁司令反映：“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正在这时有人来汇报说，火车南站武斗，有战旗文工团的人受伤，梁说：“谁叫他们去的？”谈话到此结束。
从5月20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5月21日当晚就传红纵是非法组织，要取缔，要砸烂红纵的狗头。在军区大院凡支持兵团、826的人都被骂成红纵，砸汽车，打人（也有产业军混进来的人搞打砸抢），撕大字报，凡揭发二月逆流的大字报都被撕，而红成贴的大字报就不撕。老保们20日前还比较谨慎，20日后（即梁接见后）就敢公开活动，如：政治部几个主任的通讯员公开组织“支产战团联络站”，很猖狂！成电红旗在军区大院的办公区、家属区、二营门等地到处刷标语：“三军一旗好得很！”成电红旗出了小报《战线火报》，北较场内有专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散布：梁司令说红纵是非法的！红纵要血洗北较场，要与司、政、后干战血站到底！中和场、火车南站的武斗就是红纵挑起来的，要集中力量把红纵搞下去。
张、梁来之前，相当大一部分干部向红纵靠拢，现在反而不敢了。5月23日下午，军区机关召开大会，政治部的董秘书长说：“有战士给我打电话：‘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过去我们提着脑袋斗黄、郭，现在居然成了老保，你们说怪不怪，我们要打倒真正的保皇派！”他说的“真正的保皇派”实际上是暗指红纵。
总的来说，张、梁来后情况更恶化，原来的希望变为失望。但是造反派不能拆台，还要看下去。现在要警惕老保分裂造反派，我们也担心造反派打内战，还担心张、梁受原班子的影响。张、梁的工作班子要看几个关键部门：张梁办公室、省革筹办公室、支左办公室的组成人员的立场。张梁办公室（除了梁从广州军区带了两个秘书和一个作战部长外）工作班子里没有一个造反派，这些人先投靠黄、郭，后投靠甘、韦，如：谢×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提拔的黒干将，张××是政治部副秘书长，紧跟余××（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贴心豆瓣。省革筹办公室由张西挺筹办，她提出要红纵的人，军区党委不同意，估计是甘、韦继续发挥影响的结果。支左办基本是原班人马，我们称它为支保办，只增加了青年部副部长刘××。这样的班子组成，我们很担心造反派的声音反映不上去。
红成的立场很成问题，他们在街上刷大标语“决不能抹杀红卫兵小将在镇反中的功劳”，红成认为韦杰的镇反要否定，但是群众的主观愿望是好的，问题是人抓多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对甘、韦说，他们（指兵团、826）要打倒你们，我们（红成）不打倒你们。军区的老保到处散布红成和他们观点是一致的。

以上是根据徐耀明当时谈话的记录整理的，由于时间久远，加上笔记本字迹不清，可能有个别错漏之处，但是，可以肯定基本信息是准确的，其中反映出的观点当然都是当时形势下才有的，不等于是正确的，但它是那段历史中讲述者的经历和思想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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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张华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张华府长篇回忆录《无罪的囚徒》。（右图：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张华府，河南人，1965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东方红公社的发起人之一，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宣言起草人，虽然在地院东方红走向全胜之后的1966年10月下旬后就当了逍遥派，但在朱成昭被打成“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大案首犯后，仍被划为该“反革命叛国集团”核心成员，遭受长期牢狱之灾。由中央专案组审查多年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直到文革结束后，1980年底才得到彻底平反。

1966年10月下旬，戴良吉（我校水文系学生，东方红成员）找到我，说他要去大串联，想邀我同去。我当时正好已对无休无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去了热情，特别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已经显露出来了。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似乎已经沦为了上层权力斗争的工具，对继续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劲头不大了，于是我想当逍遥派了。三司刚成立时，朱成昭要我做他的代表常驻三司，我都没同意，确实不想再干了。现在正好是个机会，就答应了和戴良吉同去串联。
我去找朱成昭请假，朱成昭很是吃惊，说，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对我们十分有利。你怎么现在突然要离开了？我说我已经厌倦了，失去了热情，想当逍遥派了。我想去大串联，去游山玩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朱成昭感到十分惋惜，却又无法挽留。最后，他说，人各有志，我也不好强留你。总部的位置给你留着，等你串联回来随时都可以回总部来。两人握手告别。

对广州、桂林的好印象

我遂与戴良吉乘车南下串联。我们先到郑州下了车，我回家看了看，待了一天。我们又到了武汉，在武汉待了几天，到武汉大学转了转，看了看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接着就南下广州。
这还是我第一次去广州。我们在广州吃饭吃冰激凌，发现都是先吃，吃完了再给钱，觉得非常稀罕，我们北方都是先交了钱然后才吃饭。我对戴良吉说，要是要饭的来了，吃完了不给钱怎么办呢？他说，可能是广州富，没有要饭的。哪像你们河南，要饭的那么多。我想，这可能和当地的富裕程度有关，也和当地人的修养、素质和习惯有关。广州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随后我们乘车到了桂林，我记得我们住在师范学院。我们在桂林住了好几天，每天都会在桂林的市区游览。有一天，我们来到伏波山游玩，碰到两个小姑娘在山下的河里游泳。戴良吉是我们学校游泳队的，看到水心里就痒痒，他随身带有游泳裤，外衣一脱，一个跳水动作就扎到了水里。那两个小姑娘大约有十三四岁，看到了他潜水就大声地喊他。等他从水里出来，她们就告诉他，这里水很深，下面是地下河，潜得太深了会被急流卷走的。叫我替戴良吉担心了一回。
随后我们和小姑娘攀谈了起来。她们一个叫阳征云，一个叫毛向林，都是刚上初中。现在学校不上课，她们天天出来玩。我觉得毛向林的名字很像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改的名字，问她是不是，她说不是，是从小她父母给她起的。我赞叹她的父母真有先见之明。当她们得知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时，显得很兴奋，打听北京的事情，听到北京的什么事都觉得新鲜。她们自告奋勇，说明天带我们去七星岩和芦笛岩玩。我们说，七星岩我们已经去过了，但不知道芦笛岩在哪里，还没去过。她们俩说，第二天就领我们去芦笛岩玩。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芦笛岩。我觉得七星岩一般般，但芦笛岩十分好看，只是离市区很远。如果没有她们俩带路我们很难找到去的路。
我们要离开桂林了，两个小姑娘很想跟我们一起去串联。我和戴良吉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不带她们比较好。年龄小不是大问题，主要是性别不同，住起来很不方便。

在贵阳斥退抄家的中学生

离开桂林，我们就直奔了贵阳。戴良吉的哥哥在贵阳，而我的梅姐姐（我大姨的大女儿）也在贵阳。在贵阳下了车，肚子已经很饿了。我们决定先吃饭，吃过饭再各去自己的亲戚家。我们来到了一家小饭馆，像大排档一样，是露天的。当街摆着几张桌子，卖面条。我们很饿了，一人要了两碗面条。老板问，要辣的不要？戴良吉喜欢吃辣，大声说，要。我不敢吃辣，想说不要，戴良吉说，这里山高水寒，吃点辣的好。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要一碗辣的一碗不辣的吧，万一太辣了可以两碗兑起来，就不会太辣了。我就要了一碗辣的一碗不辣的。面条很快端上来了，一吃，哇，还真辣！幸亏我有先见之明，于是我把辣的那碗面条捞到了不辣的碗里，搅了搅，开始吃起来。哎哟，不辣的这碗面条也被染辣了。哎哟，那个辣呀，我至今还忘不了，直辣得我满脸流汗，像过夏天一样，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每吃一口都要吸溜半天舌头。把那个女老板看得都很心疼，说，哎哟哟，没见过这么不能吃辣的人，过夏天也出不了这么多汗，你看看辣的！早知道不给你辣的了。最后，勉强吃了一半，再也吃不下去了，但辣也辣饱了，也不觉得饿了。贵州的辣椒真辣，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害怕。
我们在贵阳住了好几天。我住在我梅姐姐家，那是一栋单独的楼房。但是没见到我姐夫，我问我姐，姐夫去哪儿了？我姐叹口气说，快一个月没回家了，几乎天天晚上在大十字（贵阳的市中心，是个十字路口，所以叫大十字）挨斗。我听了，默默无语。我姐夫是贵州省管文教的书记。整个教育战线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是管文教的，挨斗自然是首当其冲。
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跑到大十字，去看批斗大会。我看到台上站着五六个挨斗的人，低着头站成一排。我姐夫站在中间，其他几个估计是陪斗的。整个批斗会还比较文明，不像北京，搞体罚，揪着头发按着头，拧着胳膊往上抬，叫做坐飞机。我仔细听那些批斗的人念的发言稿的内容，除了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涉及生活作风方面的内容。我回去后，对我梅姐姐说，放心吧，我姐夫没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作风方面的问题，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都是，过了这一段儿时间就没事了。我梅姐姐听了，稍微安心了一点儿。
没想到，我姐夫第二天还回家了一趟。我给他讲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刘少奇。我姐夫听了，吓得连忙制止，连听都不敢听，慌忙说，可不敢乱说呀，可不敢乱说呀……我还想继续开导他，他吓得不敢听，连忙就退了出去。他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很快又跟着陪他来的人走了。仔细想想，我觉得他们这个级别的干部也很可怜。从上面下来的文件都是中央文件，他们都是按中央文件办事的。现在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那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件，他们都是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事的，那还不吓死他们。
又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大门突然响起“咣咣咣”的打门声，声音又大又急。我问我姐，什么人哪，怎么这样敲门？我姐脸色都变了，说又是红卫兵来抄家了。每次来抄家，见什么东西好就拿什么，见什么好吃的就吃什么。中午来了还要给他们做饭吃。我说，还有这事？我下去看看。说完我就往楼下走去。
这时已经听到“开门开门”的叫喊声。我快步走去，把门打开，看见是两个十五六岁的红卫兵站在门前。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开门的是个陌生的年轻男子（我姐姐没有男孩儿，只有三个女儿）。他们愣怔了一下，又看见了我戴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袖章，顿时就没有了刚才的气焰，在犹豫着进不进去。我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抄家。我又问，你们是哪个学校，哪个红卫兵组织的？他们两个扭捏着不肯说。我说，你们不知道抄家是要由红卫兵组织出面按规定执行的吗？他们无语。我又说，你们知道抄家对拿走的每一件东西都要登记造册，不能见什么拿什么，见什么吃什么吗？他们突然大声说，你是什么人，要你管？我说，我是首都三司的。我现在可以跟你们到你们学校去，和你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谈谈这个事。他们又不说话了。我接着说，走啊，前面带路，现在就去！他们两个突然以退为进，大声说，我们今天不抄了，改天多带些人再来抄。说完扭头就走，很快速地拐个弯就不见了。我对联动的抄家一向反感，我们“东方红”也没有抄过家。倒是原来的院文革、“斗批改兵团”在学校大肆抄家，烧“四旧”。
我回到屋里，我姐姐和我的小表妹们还很担心，怕他们以后再来。我安慰她们说，这两个毛孩子是私自过来捞好处的。以后再有人来抄家，要问清是什么学校，什么组织，要记下来。抄了什么东西，要他们写个清单签上字，留起来。这都是符合手续的，不用怕。

平静的思茅

我和戴良吉在贵阳待了五六天，又搭火车去了昆明。在昆明我们住进了云南大学。昆明的文化大革命还处在初始的阶段，很多学生还不知道可以免费乘车，可以自由地去北京串联。我有两个高中同学在昆明上大学，我去大学找他们，他们班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刚刚去长征了。很是不巧，没能见面。
昆明有一种红梨，个儿很大，看起来肉很粗，可吃起来，口感很细腻，香甜可口，而且水分很多。可惜北京没有卖的。我们到滇池去玩了一天，石林就没有去。后来，我们决定去西双版纳，那是我向往的地方。在电影里看到的傣族风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来了一定不能错过。
我们坐上长途汽车，先到了思茅。思茅是西双版纳的首府，这里十分平静，还看不到有文化大革命的迹象。所幸，这里还设有接待站。我们两个住进去后，又认识了五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和两个郑州的高中生。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想到景洪去。但州政府不让去，说那里是边境，没有上级批准，不允许去，他们还在这里等消息。第二天我和戴良吉到思茅中学去看了看，发现那里一切按部就班，学生们都在上课，没有任何文化大革命的动静。等到下课了，我们和学生们攀谈，他们很关心北京的事，也问起大串联的事。我们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事情，他们十分惊异，他们还不相信大串联这样的事。我们告诉他们，学生都可以到北京去串联，而且坐车住宿都是免费的，他们更是不敢相信，好像是天方夜谭。学生们告诉我们，学校还有他们的老师，都告诉他们不能离开学校，更不让到外地去。当地的政治形势和内地的形势整个是脱节的。
我和戴良吉同清华的五个学生讨论了这里的情况，决定给思茅的当地政府写大字报，批评他们跟不上形势，不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大字报贴到了州政府。引来了很多人来看，也惊动了当地的官员。他们连忙找我们座谈，询问北京的情况。我们给他们做了介绍，都是他们从未听过的很不顺耳的话。他们听着听着就有点坐不住了，觉得我们说的好像是反革命言论一样。在他们头头的暗示下，那些手下人没敢轻举妄动。毕竟顾及我们是北京来的，而他们对当前的形势又是满头雾水。他们还是以谦虚的态度向我们请教了很多他们还不明白的问题。他们问，为什么现在党中央不发指示，我们都要听中央一个文革小组的呢？我们说，因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有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听了都噤若寒蝉，不敢做声。有一个人问，现在成立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权力这么大，这几个人过去都没怎么听说过呀，陈伯达还知道一些，其他的都不熟悉。我们问，江青同志你们也不知道吗？他们摇摇头，说，也不熟悉。我只好亮出底牌，说，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爱人，现在知道了吧？他们恍然大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像是茅塞顿开了。几个人几乎是同时说，知道了，知道了。一副受益匪浅的表情。
清华的同学又提出了去景洪的事，他们回答说，上级回复，说景洪是边境地区，一般人不允许去那里。我说，边境也是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去呢？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就是前一段有北京来的红卫兵从那里跑到越南去了，参加抗美援越去了。上级就来了个通知，不让红卫兵到景洪去了。我们是按上级的指示做的。我说，我们想参观少数民族的寨子，那怎么办？听了这个问题，他们绷紧的神经又松弛了下来，甚至还笑了一下，说，那容易，少数民族寨子到处都是，除了景洪暂时不能去，其他地方的寨子都可以去。我说，我们准备步行，长征，考察社会，考察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们一脸轻松地站了起来，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说，欢迎啊，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帮你们解决。有点像会谈一样的这么一个座谈会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回到住处，接着就开始筹划我们长征的路线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见闻

离我们不远就是澜沧江，附近又没有桥可以走过去，我们必须先穿过澜沧江，才能先向北，经过临沧、保山、大理，然后折向东南，经过楚雄，再回到昆明。现在要想办法怎么样渡过澜沧江。我们跑到澜沧江边上考察，澜沧江水黄黄的，好像黄河水，但实际上它的含沙量比黄河少多了。澜沧江很安静地流着，站在高处，觉得它很平静。从高处下来，来到岸边，才发现它很湍急，有波无浪，高速地向前奔流，流速十分惊人。我们几个人，除了戴良吉能够游泳过去，其余的人都不可能游过去。我们开始想的办法是，把我们打背包的行李带接起来，由戴良吉拉着一头游过去，然后把两头都绑在树上，其余的人拉着这条绳子游过去。商议完毕，戴良吉就动手把绳子的一头系在他的左胳膊上，我们用手拉住另一头。戴良吉下水了，他跳到江里，奋力向对岸游去，还没到江心，绳子就被江水冲成一个大大的弧线，巨大的后拽力，使戴良吉无法再向前进，无论他怎样用力，都无法拉直绳子，反而被绳子拖着不断地向下游移去。最后他筋疲力尽，只好放弃去对岸的努力，借着江水对绳子的冲力，回到了出发岸下游的岸边。很明显，这个办法行不通了。
我们站在岸边，望着湍急的江水，苦无良策。难道我们要被迫放弃吗？我们又想了很多办法过江，例如，砍竹子，抱着竹子游过去，但太不安全。我们又想到，找周围的老乡借船划船过去，但这里的老乡没有船。他们不用船过江，他们用竹筏过江。这太好了，我们可以砍竹子，做竹筏，划着竹筏过江。主意已定，我们准备找老乡借砍刀砍竹子了。这时突然看到上游有两个竹筏正向我们这里急速地漂来，每个竹筏上都坐了几个人，都有两个人拿着竹耙子，划着水，掌控着方向，正准备向我们这边靠岸。霎时间，就稳稳地靠在了岸边上。我一时觉得我好像处在了神话故事之中了。愣怔了一下，我们就欢叫着向竹筏跑去。
他们都是傣族老乡，懂一点汉语。我们问他们这竹筏怎么做，他们懂了我们的意思，说，竹筏他们用完了，不要了，我们可以拿去，连同划水的耙子一起送给我们了。耙子也是竹子做的，做得很巧妙。这个构造不容易说清楚，我借个比喻，可能会表达得清楚一点。好像我们用的伞，伞柄，他们是用一根长长的竹杆。伞面，他们用的是竹片编的，是平面的正方形，不像伞面那样是弧形的。每个边长大约一尺左右。竹竿从竹片的正中间穿过去，竹片的四个角用竹子皮拧在竹竿上固定起来。划水的时候，要两个人配合，一个站在筏头，一个站在筏尾。用耙子扒水，不用向前扒水，因为江水本身已经流速很快了，而是向对岸的方向扒，控制住竹筏不要打横就行了。
那时还正是上午，我们当即留下两个人看守竹筏，其余人就回去收拾好行李，当天就准备过江了。把行李都带过来后，九个人（还有两个郑州的中学生），分乘两个竹筏。我和一个清华的学生划一个竹筏，戴良吉和另一个清华的学生划另一个竹筏。一个清华的学生负责照相，其余的人照看好行李，避免行李掉到江里去。
那时候也不懂得害怕，就这样匆匆忙忙就过江了。我和那个清华的同学奋力向对岸扒水，竹筏艰难地向对岸缓慢地移动，同时还在水流的作用下向下游急速地下行，组成了一个合运动。当我们到达对岸时，由于速度快，控制不住，一下子撞在河岸上，人差一点儿栽倒，我趴在了竹筏上。而另一个竹筏也是碰在了河岸上，有一个人没站稳，掉到了河里。所幸是在岸边，很快被拉了上来。我们上了岸，看了看出发地，我们的到达地至少比出发地下移了一里多地。我们很激动，很兴奋。我们很冒险，但是，我们成功了！
过了江就是过了我们这次长征的最大的坎儿，剩下的路程只是翻山越岭走旱路了，没有大河险滩了。所以这一天我们也不用赶路，就近找了一个寨子就住下了。这是一个佤族寨子。一进寨子，先找管事儿的。我们内地以前叫村长，现在叫生产队长，不知道这里叫什么，是叫寨长吗？但是实际情况却很省事儿，我们进了一家人家的竹屋（佤族人不住竹楼，是在平地上造的竹屋）。家里的主人一见是生人来了，也不多说，直接就领我们去了负责的人的家里。负责人是一个汉人，是上面派来管这个寨子的。问了几句，知道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是在长征，找住的地方。就很爽快地说，好办，每两个人安排住一家，你们九个人，安排五家，又指着我说，你一个人住一家吧。住谁家就在他们家吃饭，按规定是每人每天一毛五分钱，你们给他们一毛两毛也行，不给也行。伙食不好，就是米饭，有点青菜，没有肉。另外，这里没有厕所，在外边随便屙，这里不讲究。说完就领着我们到各个家里去。
我一个人被安排到了一户人家里。我进了门，屋里光线不好，有一个小窗户，窗户没有玻璃，遮挡窗户的是用草做的草片子，用个小棍儿撑起来。竹房子的顶部也是用这种草铺盖的。一进门，有一块儿相当宽敞的地方，像内地房子的厅。平常人们就在这个厅里活动，聊天，吸烟，做饭，吃饭等等。四面墙，有相邻的两面，都有小房间，是家庭成员的住室。主人领我到了一个小房间门口，我今晚就住在这一间。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很小，但也显得精致，也有一个可以撑开的小窗户。床也是竹子做的，但是，这个床是不能移动的，它是用竹子和三面墙编在一起的，真是巧妙的设计。床上没有被褥之类的东西。这里不冷，可能也不需要吧，反正我们带有简单的行李。屋里也没有其他任何家具。我放下东西，就出来和主人说话。 这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只有两口子和一个女儿。目前只有男主人在家，老伴儿和女儿在地里干活还没有回来。男主人懂少量汉语，我只能和他进行简单的对话。
晚上，女主人和女儿回来了。见家里有客人，微笑着点了点头，打了招呼，就忙着做饭。饮食很简单，就是糯米饭和青菜汤。按城里人的观点，营养可能不够，但糯米饭很香，很好吃，我以前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这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任何娱乐，所以很早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洗漱完毕，吃过早饭。我留下三毛钱，他们笑笑，就收下了。走到门外，大家住得都很近，一出门，都互相看得见，很快就聚在一起出发了。一路走一路说着各自的感受。我说，电影上，小说里，总是说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点着篝火，唱歌跳舞，通宵达旦。这里怎么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动静啊？大家都有同感，有的说，电影里的净是瞎编的，实际上，哪有这回事啊？劳动了一天，累得要死，哪还有劲儿载歌载舞呀！
一路上，自然风光不错，青山黄水——不是绿水，因为澜沧江水是黄的，满山的竹林，茂密得也是遮天蔽日。我看到竹子也分了很多种，有的竹筒很粗，长得像杨树一样高的筒竹——这是我自己瞎胡起的名字，还有细小而婀娜多姿的，我们在内地常见到的庭院竹，还有很多其它品种，都叫不出名字。
在思茅时，听说山里有旱蚂蟥，走过山里有草的小路时，就会爬到你身上咬你。我当时忙打听怎么样防止这种旱蚂蟥，当地人告诉我，穿上麂皮鞋就没事儿了，蚂蟥怕闻麂子皮的味道。我还专门花了十五块钱买了一双麂子皮做的皮鞋。现在看来，还没派上用场。
山路走了一整天，我们来到一个坝子里，坝子是当地人的叫法，就是小盆地的意思。坝子四周群山环绕，中间是一马平川，河水，稻田，芭蕉树，竹楼，真是人间美景。终于看到竹楼了，这里是傣族的居住地。傣族分两支，一支叫水傣，他们是云南众多少数民族中文化最先进的，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居住地往往也是当地最好的，就是在盆地里。另一支叫旱傣，他们的居住地一般在半山腰。哈尼族一般住在更高一点的地方，佤族一般住在山的最高处。我们在电影、歌舞晚会看到的傣族一般都是水傣。他们的衣着一般以浅色为主，比较艳丽。旱傣和其他几个少数民族的衣着以深色为主，主要是黑色，再加上一些服饰做点缀。
我们来到坝子时已是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了，正好看到傣族同胞放工的景象。他们当天收割的稻谷就在田里打好，收工时就挑回家去。我们看到一溜溜的傣族姑娘挑着装满稻谷的箩筐走在田埂上和田间小路上，她们的白色上衣很短，下着彩色筒裙，中间露着肚皮，肩上挑着箩筐，风尘仆仆地走过我们身旁。这一担稻谷很重，我估计至少也有七八十斤吧。她们的脸色红扑扑的，散出的少许头发被汗水沾在脸颊上。噗，噗，噗，噗，她们的赤脚沉重而轻盈地踏在细沙土地上，当她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感到我脚下的土地好像也在轻轻颤动着。
很奇怪，这些收工回家的人群几乎都是女性，鲜见男子的身影。难道农活都是由妇女从事吗？我很疑惑。
晚上，我们照例由寨子的汉人主管安排到各个傣家竹楼。竹楼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我沿着竹梯，好奇地喜悦地一级一级登上竹楼，心情是那样的舒畅、美妙，确是妙不可言。竹楼上的格局和我住过的其他民族的竹舍差不多，大同小异。但光线明显好多了，气流通畅多了。我住的这一家，人口也不多，夫妻两个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位女性已经去河里洗完澡回来了，换好了衣服，正在准备晚饭。傣族妇女下河洗澡是不避人的，她们成群结队地到河里洗澡，嬉戏打闹，驱散一天的疲劳。汉人很喜欢去看她们洗澡，我不好意思走近去看，只是远远地观望。她们洗澡很有技巧，她们从岸边走到河里，筒裙是一点一点往上掀的，水漫过身体一点，筒裙就往上掀一点，水漫到了腰部，才褪去筒裙。水漫过了胸部才褪去上衣。然后，有的是把衣服盘到头上，有的是把衣服递到岸边。洗完澡，穿衣服时，是反过来的程序，真是聪慧绝伦。
他们家的儿子没回来，说是去会姑娘了。他们的女儿大约十四五岁，发育得很好，比我们汉人同样年龄的女孩子显得更成熟。她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抓了好多蜘蛛，用了很多蜘蛛网把它们裹起来带回家，她说要炒熟了吃。她把锅烧热了，把蜘蛛网扯开一个口，把里面的蜘蛛倒到锅里。我看到这些蜘蛛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蜘蛛，它们好像是硬壳的，蜘蛛腿也很长，硬壳上还有花纹。那些蜘蛛掉到了锅里，感到了热，慌慌张张地往外爬，小姑娘用手一个一个地又把它们扒拉下去。一会功夫，它们就不动了，长腿也僵直地缩了起来。小姑娘把他们倒在一个盘子里，拿了一个给我吃，我不敢吃，摇摇手谢绝了。小姑娘就一个人吃，一个一个地放到嘴里，像吃花生米一样。晚饭很简单，就是糯米团子，把蒸好的糯米用手团成团子，拿在手里吃。当地的糯米很香，不用就着菜也能吃。吃饭期间，我问男主人，为什么下地干活的都是妇女，男人在做什么？男主人说，男人只管耕田耙地，剰下的农活都是妇女干。平常，男人就是拿着猎枪上山打打猎。这里的男人真舒服，我不禁有些羡慕起来。
这里的风景好，乡土人情与内地有很大不同，我们决定在这里多住一天。
第二天，他们几个都要去坝子里转。我想去看看旱傣的寨子。打听好了离这里不远的半山上就有一个旱傣的寨子，我就一个人去爬山了。走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我来到了寨子边上，看到他们住的也是竹楼，不同的是，他们的竹楼下面养着牛和猪，竹楼的周围都是芭蕉树。我就信步走进了寨子。我看到这里的竹楼在楼梯顶端和门口之间还有一个宽敞的地方，像内地的阳台一样，有竹椅子摆在上面。这真是个聊天喝茶打牌下棋的好地方，我很欣赏。
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顺着声音走了过去，想和他们说话。走近了，看到是几个带小孩的妇女在楼梯口那个类似阳台的地方聊天，她们都没有穿上衣，上身完全裸露着，没有乳罩（傣族妇女不戴乳罩），乳房也完全袒露着。她们怀里抱的孩子都很小，有的正含着奶头吃奶。她们看到了我这个外地人，露出很惊奇的神情，接着就笑着和我打招呼。我不敢走近前去，只感到她们的上身是白花花的一片，不好意思多看她们，怕别人说我有不健康的思想。就这样僵直地站了一会儿，我好像被自己强制着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我走走停停，观察着寨子的结构和布局……
下午，我回到坝子里，见了我们长征队的同伴，交流着彼此的见闻。他们在坝子里转了一大圈，把美景看了个够，还顺着河走了很长一段路。这里的小河，水流平缓，河水清澈，不像澜沧江那样浑浊，而是呈淡淡的绿色，很是漂亮。他们略带遗憾地说，我们想参观一下傣族妇女在河里洗澡的场面，可惜没有看到。我说，人家洗澡是在傍晚，收工以后。这大白天的，谁去洗澡？我给他们述说了我的所见，他们也啧啧称奇，后悔没有跟我一块儿去。我们说好了明天早上吃过早饭就出发，争取在明天傍晚前赶到下一个目的地，那是一个哈尼族的寨子。
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我们就出发了。一天基本上都是上坡路，比较辛苦。我们一人砍了一根细竹子做拐杖，上山可以省点劲儿。山间小路曲曲弯弯，路边的小草还挂着露珠，空气十分清新。路很窄，无法并排走，我们九个人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走着走着，前面的人突然停住了，紧张地说，蛇，一条蛇拦住路了，不让过。后面的人一阵紧张，都停了下来。一个大胆的清华学生说，我去看看，不用紧张，我看看是什么蛇。他拿着竹竿挤到前面去了，其他的人都停了下来，等着他，看他怎么处理。我听到他说，这条蛇横在路上，昂着头看着我，看样子是不想让我们过去。我说，那怎么办？蛇大不大？他说，蛇倒是不大，可尾巴是秃的，可能是毒蛇。我刚想说，那怎么办？要不要绕路？就听见啪的一声，接着又是啪啪啪的几声。然后是他略带紧张的声音，没事了，被我打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挤了上去。我看到一条绿色略带灰色的蛇横在小路上，大约有一米那么长，蛇脑袋快被打破了。大家在议论到底是不是毒蛇，我说，尾巴有点秃，像毒蛇。可颜色又不太鲜艳，不知道是不是毒蛇。一个老大哥说，管它是不是毒蛇，反正拦路的都不是好蛇。走走走，赶路要紧。大家又哈着腰拄着竹竿，呼哧呼哧地赶路。
终于，我们在下午五点以前赶到了哈尼族寨子。管理寨子的汉人又为我们安排住处。我问他，都说少数民族在晚上点着篝火，跳舞唱歌。怎么我们经过的寨子都冷冷清清啊？他很干脆地说，跳舞唱歌，那是“四旧”，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就破掉了。我说，这怎么是“四旧”呢？都是民族传统的东西。他见我反驳了他的说法，又说，是不是“四旧”我也弄不清楚，反正上级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说，我们这次长征，就是考察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一下，晚上让我们看一下民族歌舞？他看了我一眼，犹豫着，没有说话。我接着说，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就是想考察一下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他又看了我一下，终于下了决心，说，好吧，我去安排，你们吃过饭就到场上来吧。吃罢饭，我们九个人都来到了晒场上，看见了十几个小姑娘，都是十三四岁，一个成年人都没有。我问那个管理人，怎么都是小孩子？大人呢？他嘿嘿一笑，说，大人干了一天活，都累了，小孩子也会跳舞。我也不再追问他，毕竟有小孩子跳舞也可以。
我们期盼的少数民族歌舞晚会就要开始了。小孩子们先是排成了一排，手牵着手，唱起了歌，跳起舞来。队形也不断变换，手拉着手，一会变成了一个圆圈，一会又变成两排。歌曲的旋律比较简单，听几遍后就可以跟着哼哼了。舞蹈动作也不复杂，甩手，抬腿，转圈等动作，都比较朴素，远没有专业演员表演的歌舞那么优美。这是两个范畴，一个是自然和朴素，一个是加工提炼和雕琢。我们看了一会儿，也纷纷加入了队伍，跟着比划着也跳了起来。跳了一会儿，又变换了队形，变成了脸对脸的两排，对面的两个人拉拉手，互相交换一下位置，又松开手，在各自的脸旁拍拍手。这时，我对面的小姑娘把她的两手搭在我肩上，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吓了我一跳，她两手扒着我的肩一用劲，身体往上一跳，两条腿就夹住了我的腰，两个脚腕在我的腰后就搭在一起了。我连忙用手推她，示意她下来，心里又紧张了一次。她跳下来了，我示意她和她旁边的小女伴一起跳给我看。她很机灵地就懂了我的意思，转向了她的小女伴，两个人一起跳给我看。原来这个舞蹈动作是，女方跳起来用两腿夹住男方的腰，男方用两手扶着女方的后背。女方腾出两手，在自己脸颊的两旁分别拍拍手，然后再跳下来。这个舞蹈动作还是蛮有创意的，我能够想象出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歌舞也算“四旧”吗？也算“资产阶级”的东西吗？不能吧！
这是我们整个长征路上看到的唯一的一次由少数民族自己表演自己民族的歌舞，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
我们继续北上，但基本上已是汉族居住区了，沿途已很少在少数民族寨子里居住了。长征队的其他人怀念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他们决定再重返西双版纳，不想再继续北上了。于是大家分手，我和戴良吉继续按着原来的计划前进。一路上确实比较乏味，只是为了到大理看看白族的风貌，才支撑着我们继续前行。
到了大理，到了白族居住区，竟然没有进入了少数民族居住区的感觉，因为白族和我们汉族比较起来，除了服饰有些不同，而且主要是女性的服饰和汉族不同，男性平时穿的衣服也和汉族一样。其他的方面和我们汉族也没什么区别，讲的是汉语，写的是汉字，没有什么民族特点。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天就不想再住下去了，很快就回到了昆明，又很快回到了贵阳。戴良吉决定在他哥哥家多住一段时间，而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这次大串联就这样结束了，其时已经是元月份了。

上海之行

回校以后，我的几个小伙伴程希平、王白沙、童隆美、石白河听我讲了大串联的经历，很是向往，一个劲抱怨为什么不带他们一起去。我说，我敢吗？把总部的骨干带几个走，朱头不骂死我。他们说，我们现在都是逍遥派了，现在可以带我们出去了吧？我说好，我在北京待几天，然后我们就走。
1967年初，我和几个好伙伴开始准备外出串联的事，王白沙是地院附中最早加入地院东方红的，所以她是附中东方红的负责人，也是地院东方红总部成员。她父亲是王光美的四哥，所以她叫王光美姑姑。她对我说，她妈妈听她说要和我一起去串联，想见见我。要我晚上跟她一起到她家里去，我就跟她去了。
她家住在红霞公寓，是一个在王府井附近的高级住宅区。我到了他们家，见了她妈妈。她妈妈很和蔼，拉了些家常，又问了我大串联的情况。坐了大约两个小时，我怕误了回学校的公交车，就告辞了。后来王白沙告诉我，她妈妈说，我跟着你去大串联她很放心。此时，上海已经发生了一月夺权风暴，这一事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和我的伙伴们商量，上海我们都没有去过，不如我们先到上海去，在上海玩几天，顺便看看上海的形势。接着先玩江南，再到广州，然后再去云南。等到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我想到这次一出去就得几个月的时间，想先拐到家看看。临时决定我和程希平先到郑州，停两天，再去武汉，然后乘船到上海。王白沙、童隆裴和石白河，直接从北京到上海，我们在上海会合。
我和程希平一起到了郑州，住在我家里。我父母除了被人贴了不少大字报以外，别的倒也没什么，还算平安。我觉得我有两年没见到我修哥了。修哥是我大姨的孩子，我贵州梅姐姐的弟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想见见他。我只知道他在密县地质队工作，并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我想密县并不大，干脆先去密县，到那里再打听。就和程希平一起坐火车到了密县。结果到了密县一问人，谁都不知道地质队在哪里，说地质队都在山沟里，不在县城。浪费了我们一天时间，也没见到我修哥。我们当天又从密县回到了郑州。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等我再见到我修哥的时候，竟会是在十多年以后。
第二天，我和程希平乘车到了武昌，住在邮电学院。我和程希平到长江大桥看了看，在那里转了大半天。下午我们又转到了汉口，打听到汉口有一个叫六渡桥的地方比较热闹，就坐公共汽车去六渡桥。上了车，我对售票员说去六渡桥。结果售票员听不懂，我拿出了写有六渡桥的字条，售票员才明白，说，哦，是漏斗桥。我听她说的六渡桥的发音像漏斗桥，那个桥字的发音还向上扬。中国的语言真有意思，方言太多，差不多一个地方一种方言。幸亏文字是相同的，要不然真麻烦。我们在汉口码头办好了去上海的船票。第二天，我们提前到了码头，顺利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客船。
我是第一次坐这样的客船，感觉挺新鲜的。我们的客舱有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有一张床，都是上下铺。船上还有洗澡的地方，吃饭还有专门的餐厅。我感到很舒服也很好奇，我到船上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到处转悠。船到了黄石，因预报船在黄石停的时间不长，我们没有下船。我转到船的下层，站在船边看江面上的风景。忽然看见一艘小的快艇从上游驶来，靠在了客船的边上，从小船上下来了几个人，登上了客船。我感到很奇怪，就注意地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进了船上的广播室，有一个人留在广播室的外面，像是个把门的。我就上去问他，你们是黄石的？他说，不是，我们是武汉的。我说我看到你们是坐着小船来的，不是黄石当地的吗？他看了看我，看到我戴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袖章，也不避讳我，说，我们是开快艇从武汉追过来的。有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头头，坐上了这条船准备跑到上海去，我们在这里拦住他，现在要抓他回去。我说，怎么抓？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搜吗？他说，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过了一会儿，船上的广播响了，说，×××同志请注意，您的东西掉了，请您到广播室来领取。一连广播了好多遍。当时的形势是，各地各单位都是派别林立，某一派占了上风就去抓另一派的人。我可以救这个人，我只要站在上面的楼梯口，看到有人想下来，告诉他不要下来就可以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万一真是坏人呢？所以我只好袖手旁观，站在那里看。过了一会儿，又广播了几遍。又等了很久，下来了一个人，进了广播室。一会儿，这个人被几个人簇拥着出来了，这个人正是他们要找的人。这个人被他们拥着上了小船，小船很快就开走了。小船离开以后又过了十多分钟，我们的船才启动。我们坐的客船因为这个事，延误了两个多小时。
这件事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在问自己，我应不应该救这个人，万一他是个好人呢？另一种想法是，也可能他就是坏人呢？真是折磨了我好长一段时间。
到了上海，我们两个就和其他三个伙伴会师了。我们住在地质东方红在上海的联络站，这是一座小洋楼。据说这里原是某个外国，可能是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所在地。领事馆的人员可能撤走得较匆忙，还遗留了一些小东西。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留下的飞镖和靶子。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玩具，十分喜欢，我每天都会抽时间练习在靶上投掷飞镖。我的小伙伴们也喜欢，但是都没有我的兴趣浓。我们东方红常驻上海的代表徐娟娟，看到我喜欢，就收集了一下，大约有六七个，全部给了我。
我没想到蒋良朴和杨雨忠也来了上海，很高兴在上海又见到他们。杨雨忠是上海人，他住在他自己的家里。他执意要请我和蒋良朴到他家里吃饭，那一天，我和蒋良朴跟着他到了他的家。杨雨忠的父母都是上海的工人阶级。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母，两个老实巴交善良好客的叔叔阿姨。他们亲自下厨做了几个上海菜，端上了自己酿制的米酒。米酒酿得非常好，口感宜人，我和蒋良朴每人喝了一大玻璃杯。上海家常菜也非常可口，清淡而不咸不腻，我觉得比河南菜好吃，河南菜有些偏咸。米酒的度数感觉不高，没想到喝完以后，竟迷迷糊糊地想睡觉。杨雨忠连忙安排我和蒋良朴在他的房间小睡一会儿，我和蒋良朴躺到了床上就沉睡了过去。醒来时已经下午五点多了。结果是，杨雨忠和他的父母已经做好了晚饭，坚持要我和蒋良朴在他们家吃晚饭，我和蒋良朴又在他家里吃过晚饭才回去。杨雨忠和蒋良朴来上海是干革命的，所以他们又忙着干革命去了，我后来就很少再见到杨雨忠和蒋良朴了。我来上海是看革命的，所以我空闲时间就多，我和我的伙伴们每天在上海溜溜达达。后来有一天，杨雨忠和蒋良朴对我说，朱头叫他们尽快回北京。他们两个就马上回北京了。
接下来就该我们去大串联了，可我心里总觉得有个什么事儿放心不下，这种感觉怪怪的。这时，我的四个伙伴已经找到了学工的活儿，在一艘货船上除锈和刷油漆。我和他们在船上干了一天。船上的人说，这艘船很快就会开往大连，在大连卸了货，再装货回来，前后得十来天时间。我想，我何不利用这十来天的时间，回一趟北京，看看情况，然后再回到上海，和我的伙伴们会合，再安安心心地去串联呢？
主意已定，我就对程希平、王白沙、童隆裴、石白河说，你们先跟着船去一趟大连，我利用这个时间回北京看看，如果北京一切如旧，我就赶回上海和你们会合，咱们再安安心心地去串联。程希平和王白沙说，管它北京有什么事呢，我们串联我们的。按说，我们已经逍遥了，那就逍遥呗，北京就是翻天覆地了，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我当时心里就有那么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北京要出什么事了，想去看一看才觉得安心。现在再回首往事，我已清楚地知道，这是个劫数，我是在劫难逃。但在当时，我还是坚持说我要回北京看看情况，然后再回来。伙伴们看我主意已定，不好再说什么，同意我回北京，并嘱咐我早去早回。就这样，我告别了我的好朋友好伙伴，独自一人，踏上了回北京的征程。
回北京不久，朱成昭出事了，被中央文革责令“闭门思过”，“东方红”的工作暂由王大宾负责。我觉得自己的朋友遭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出去大串联，去游山玩水，在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我告诉在上海的伙伴们，朱头出事了，在短期内我去不了上海了。

南下广州

朱成昭的事基本上告一段落，王大宾正式成为地质东方红的一把手。地质东方红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前行。我又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和伙伴们去大串联了。但是大串联当时在全国已经停止了，免费乘车免费住宿的条件已经没有了。我们这些没有收入的学生再想去周游全国已经不可能了。
当时梅建明和杜金山已经去了东方红广州联络站，我一个人待在学校感到非常乏味。梅建明和杜金山建议我到广州去待一段时间，我对广州印象不错，也想故地重游，于是我便去了广州。
广州的东方红联络站设在广东省地质局。梅建明和杜金山都住在地质局招待所。我开始也想住在那里。但是我的姑姑和姑父当时在广州的中南局工作，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姑姑说，傻孩儿啊，住在那里怎么行啊，吃又吃不好，住又住不好，就住在家里，这里离地质局又不远，走路去就行了。于是我就住在了我姑姑家，每天走路到联络站去。
当时我们地质东方红的报纸《东方红报》在广州发行，从北京发航空版到广州，在广州印刷后发行。每份卖2分钱，很多地派的中学红卫兵自愿地去卖报纸。他们从联络站领了报纸到大街上去卖。地质东方红在广州的影响很大，地派的实力也很大。我们的《东方红报》很好卖，每次出报，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卖完了。后来我和那些自愿卖报纸的中学红卫兵混得很熟了，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有一个胖胖的女孩儿就开始和我开玩笑，她看我戴了副眼镜，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四眼狗，而且是用广东话叫我四眼狗，搞得我还一时找不到办法对付她。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问她，白毛女用广东话怎么说？她说是拔毛内。我学会了。我又请教她，胖用广东话怎么说？她说是肥。我又学会了。然后我把学会的话组合起来，组合成了白毛肥女，我会用广东话说白毛肥女了，这样我就有了对付她的武器。当她又用广东话叫我四眼狗的时候，我就用广东话叫她白毛肥女。她大吃一惊，气愤得不得了，说想不到我还会用广东话骂人。我说是跟你学的，你骂我，我就骂你。你不骂我了，我就不骂你了。以后，每逢她叫我一句四眼狗，我就回敬她一句白毛肥女。几次以后，她就和我讲和了，从此不再用四眼狗骂我，我也不再叫她白毛肥女了。接下来就是大家友好相处，相敬如宾，玩笑照样开，但是不过分。
地派在广州的影响很大，还有专门的文艺宣传队，差不多每周都有文艺演出。梅建明和杜金山和这些文艺界的演员很熟，梅建明和杜金山介绍我和他们认识，其中有大辣椒，小辣椒，还有一个广州歌舞团的小高，她们都是舞蹈演员。后来我和她们也熟悉了，还认识了一位独唱歌手叫朱敏。广州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也分派系，两派也辩论，但是基本上不搞武斗，我对这一点还是比较欣赏的。梅建明后来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只剩下我和杜金山继续留在广州。梅建明走了以后，《东方红报》卖报的经费就由我保管。又过了一段时间杜金山也回了北京。广州就剩下我一个人。

返校后又随朱成昭南下

我在广州又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人也觉得无聊。我也回北京了。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再乘公交车去学校。到学校已经是傍晚了。我心里还提醒我自己，到明天别忘了把报费交到报社去。晚上早早就睡觉了。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多吧，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被人推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张华清，他小声对我说，朱头找你，叫你去一下。我说，太晚了，明天吧。张华清说，他现在在小梅家，在等你，叫你现在就去。在屋里说话怕影响别人睡觉，我只好穿上衣服，跟着张华清来到宿舍外面。我说，又没有什么急事，明天去不行么？张华清说，就是有急事才来叫你的。他们明天就要出去串联了。刚知道你今天回来了，叫我来叫你。要不然他们明天就走了。刚好我的小行李背囊还没有打开，我就回到宿舍提了小背包就跟着张华清走了。张华清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就去了梅建明家里。到了小梅家里一看，朱成昭和小梅都在那里。朱成昭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你会在广州待上一段时间呢。我说，一个人住那儿没意思就跑回来了。你们准备去哪里串联啊？朱成昭说，先去上海待几天，然后去广州，在广州玩几天，就去西双版纳。你不是说去西双版纳玩你当向导么？我说，你们要去广州也不告诉我一声，我要知道你们要去广州，我就不回来了。朱成昭说，主要是没想到你会突然回来，所以没通知你。蒋良朴、李尤江、杜金山和叶向真今天刚走，去广州找你去了。结果你跑回来了，两岔了。我说，那你们先去上海吧，上海我去过了，我就不去上海了。我休息两天，然后我直接去广州，在广州找你们。梅建明说，这么晚了再跑到学校去？再待一会儿天就亮了，吃点东西就该去车站了，还折腾什么？一块儿走吧。朱成昭说，车票还差一张，华清先不去吧，先让狗头（我的绰号）去。过几天再办一张去广州的票，华清可以直接去广州找我们。朱成昭又问我，你在广州卖报的报费带回来没有？我说，带回来了，我准备明天就交到报社去。朱成昭说，你看现在我们都没有经济来源，这次出去串联肯定花费不少，能不能先用一下这笔费用，以后由我出面归还。我当时不懂得通融，直截了当地说，那不行，这是公款，由我经手保管，我要负责交回去。串联的费用，我们得自己解决。朱成昭看了我一眼，稍微沉思了一下，接着说，那这样吧，费用等我到上海后筹措一下吧。后来我们几个人说话一直到天亮。我们在梅建明家简单吃了点儿早餐，然后就去了火车站。张华清一个人回到了学校。
直到几十年以后，在2014年，我去都江堰看望王大宾。有一次闲聊，在谈到往事时，王大宾问我，你和朱成昭那一次出去串联，之前，朱成昭曾经给东方红上海联络站的庄一龙打过电话，说要借3000块钱的卖报经费用一下。庄一龙已经把钱准备好了，欠条也预先写好了。朱成昭过去签个字就可以把钱拿走了。怎么后来没有去拿呀？那个借条现在还保存着呢。我才突然回味过来，我推测事情应该是，在我没有从广州回北京以前，朱成昭原准备从东方红上海联络站借报费的，所以先打电话给庄一龙，让他先把钱准备好，等他到了上海去拿。后来我回到了北京，朱成昭就想就近从我这里借报费，没想到被我一口拒绝。他并没有责怪我，可能是我的态度触动了他，他到上海后根本就没有去找庄一龙去拿钱。那应该是他当时就决定不用公款了。那肯定是他在自己家里筹措了一些钱。我们去串联一路上花的钱，实际上是他从家里筹措的钱。我当时当着王大宾的面不觉眼睛就湿润了。朱成昭当时被批判得一塌糊涂，但实际上他在大节上是光明磊落的，人格上是使人钦佩的。我十分悔恨我那时的死板脑筋，竟没有把我保管的报费拿出来帮我的难友们度过那段困难时期。后来我精心保管的报费还有我自己的积蓄被学校专案组的李士田一股脑儿地掳了去，真不如我们在串联的时候痛痛快快地花了它。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了王大宾听，王大宾也唏嘘不已。当时蔡派们污蔑朱成昭带着什么机密数据要叛国外逃，真是一派胡言，哪有这回事？

游了杭州再去广州

我们到上海后，在朱成昭家里停留了两天，然后就去杭州，准备去游灵隐寺和西湖。到杭州时已经是晚上了。出了火车站，我们不知道地质局招待所在哪里，看见有拉三轮的，就问他地质局招待所在哪里？三轮车夫说，呵，那远了，走路是不行的，我拉你们去吧。我们人生地不熟，天已经很晚了，就决定坐三轮车去地质局。一辆车五块钱，我们三个搭了一辆三轮车。三轮车拉着我们晃晃悠悠地走，三轮车夫一路上还和我们聊着天。觉得走了好长时间，才到了地方。我觉得这么远啊，真不亏花了五块钱。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招待所吃完了早餐，地质局的人说领我们出去转转。出了门，刚拐出一个路口，就看见一个大广场。我觉得怎么这个地方有点眼熟啊，就问，这儿怎么和火车站这么像啊？地质局的人说，什么像啊，这儿就是火车站啊。我们听了，都愣了，说，昨天晚上我们坐三轮车走了半天才到，现在一看怎么就在跟前啊？地质局的人一听就笑了，说，哎哟，你们上当了。他们是为了赚你们的钱哄你们的。其实根本不用坐车，就在火车站旁边。我仔细想想，拉三轮车的人为了赚这五块钱，拉着我们转了半天，走了那么远的路，多累啊，赚点儿钱真不容易呀。
我们在杭州看了灵隐寺，游了西湖，又专门去虎跑泉去喝了龙井茶。一杯茶三毛钱，当时还觉得挺贵的。小梅（建明）是喝茶品酒的专家，他品着茶说，好茶，这虽然不是最好的龙井茶，也是当地产的上好的龙井。三毛钱，值。
我们还跑到钱塘江去看钱塘潮，但当时没有潮。我们就跑上钱塘江大桥，准备照相留念。小梅刚拿出相机准备照相，我们还没有站好，一个佩枪的解放军战士就走过来了。他对我们说，这里是军事禁区，禁止照相。我感到不解，不就是一个大桥吗？怎么连照相都不准呢？但我们还得听解放军的，就没有照相。我们在杭州玩了两天就又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了湖南境内。我们看到有一条大河并行在铁路旁边。有很长一段时间，火车一直顺着河边走。朱成昭说，湖南有这么大的一条河，不知道这条河是不是湘江。咱们下去看看吧，我想下去游泳。我们就在一个叫耒阳的小站下了车。走到了江边，当地可能刚下了大雨，河水浑浊，河面十分宽阔。朱成昭和小梅都是游泳能手，跳到河里就游了起来。我不善于游泳，就没有下水，站在岸上观看。玩了一阵，又在这个小火车站等下一班去广州的车。等到下一班去广州的车来了，我们并没有这班车的票。我们先上了车，让列车员看了看我们上一班车的票，又说了说情况，列车员就叫我们坐在那里了。第二天上午，火车快到广州时，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停了很久都不开。我们问列车员什么时候开车，到广州还有多远，列车员说，这里已经是广州了。什么时候开车还不知道，前面好像出什么事了。我问列车员，你说这里已经是广州了？这里有公交车到东山吗？列车员说有。我和朱成昭、小梅他们商量说，这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不如我们坐公交车到市中心去。
于是我们下了车，改乘公交车去了广州市中心地区。
到了广州东山，先到了我姑姑家小歇片刻，大家也顺便认认地方。接着小梅就打电话给马万祺的二公子，我们都叫他二马，请他当导游领我们在广东旅游。朱成昭打电话联系上了叶向真、蒋良朴、李尤江和杜金山，约他们到我姑姑家会面。在我姑姑家大约待了一个多小时，约来的人都到齐了。小梅给二马讲了我们准备游广东的风景名胜，请他帮我们设计一下行程。二马说可以先游一下广州附近的西樵山和从化的温泉，然后再游肇庆。当下决定先去游西樵山。
我们八个人随后就乘车去了西樵山。西樵山风景秀丽，到如今还给我留下印象的还有三样东西，一是西樵大饼。西樵大饼是当地的一种食品，类似北方的烧饼，但口味和北方的烧饼完全不同。二是山顶的一个湖泊。就在山顶的中央有一个大湖泊。我怀疑这里在远古时期可能是个火山口，后来成了湖泊。只是猜测，还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三是半山腰有一个溶洞。溶洞里是一池清水，十分清澈透明，十分平静，没有一丝波纹。目视可以看得很深很深，深不见底。这个洞十分迷人，小梅和朱成昭想跳下去游泳。我看到这水异常清澈平静，竟怀疑这水的比重是不是有问题。我让他们稍等片刻，我去洞外找了一块大石块和一根小树枝，然后进到洞里。我先把大石头投到水里，噗通一声大石头就掉进了水里，只见大石头晃晃悠悠向水底沉去，一直到大石头小得看不见了，仍然见不到水的底部，可见这水是极深的。我又把树枝抛到了水里，树枝也稳稳地飘在水面上，可见这水并无异常，我才放下心来。我对他们说这水就是普通的水，只是太清了，其他并无异常，可以下去游泳。于是小梅和朱成昭跳下去畅游了一通。西樵山一游，二马全程导游，不辞辛苦。全部费用，二马一人承担，十分义气。我们在西樵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床后，吃了早餐就动身回广州。在当天中午刚过就回到了广州。约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从化温泉，当天下午各人自由活动。

警备区军官陪同到从化参观领袖“行宫”

我们在广州玩得高兴，却不知在北京我们学校已经炸翻了锅。蔡派们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朱成昭从北京走了，并危言耸听地散布说，朱成昭逃跑了，而且连夜把我也带走了，甚至煞有介事地说，朱成昭带了机密文件去叛国投敌了。他们连番地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举报，把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也搞得十分紧张，连忙指示广州警备区查找朱成昭等人。中央的办事效率很高，很快查到了我的姑姑和姑父在广州中南局工作，又很快地找到了我的姑父。他们询问我姑父有没有见到我们这几个人。我姑父说，有啊，他们昨天来的，已经到西樵山旅游去了。他们叮嘱我姑父，等我们一回来要马上通知他们，并且要对此事保密。但是我们当时对此还一无所知。我们中午回到广州后，把随身物品往我姑姑家一放，当天下午各人自由活动去了。我和杜金山就去了地派的文艺宣传队，看了看我们的老朋友，小高（高慧兰），小辣椒（易韵仪），大辣椒（潘淑仪）和朱敏等人。大家说了一会儿话，说了说北京的情况和我们这次在广州游玩的大致安排。我们在那里聊了一会儿天，我和杜金山就告辞回到了我姑姑家。
一进门，没有看到我姑姑和我姑姑家里的人，客厅里坐着两个年轻的军官。这两个年轻军官见了我们进来，他们就站了起来，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广州警备区的。根据中央的指示，特地来请我们到警备区招待所去住。我有点怀疑，说，我们几个学生是来玩的，怎么可能会中央出面叫你们来找我们去你们那里住呢？他们说，我们只是奉命办事，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负责地说，这绝对不是我们广州警备区自己的决定，我们是奉中央的指示请你们过去住的。我说，我们还有好几个人没回来呢，等他们回来了一块儿去。他们一笑说，他们已经先过去了。你们两个回来得晚，我们是专门接你们两位的。我听到朱成昭他们已经先过去了，也不再说什么，我和杜金山分别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就坐上了他们的吉普车跟着他们去了广州警备区招待所。我当时心里十分疑惑，怎么我们几个普通学生出来旅游，中央还会管这种事呢。
到了警备区招待所，见了朱成昭、小梅等几个人，他们也是分别回到我姑姑家后，被分别接到这里来的。接我们的军人说，这里条件不错，你们安心在这里住下，我们听从中央下一步的安排。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说，我们定好了明天要去从化温泉玩的。他们说，这个问题我们请示以后再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我们刚吃罢早餐，回到房间没一会儿，就听见招待所大门口处有很多人一起在喊“小梅，小梅”，“杜金山，杜金山”，还有我的名字。我们正感到奇怪，一个军官匆匆赶了过来对我们说，门口聚了很多红卫兵，怀疑我们把你们绑架了，要求我们放人。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请你们出去向他们解释一下吧。于是，小梅、杜金山和我一起来到了大门口。一看，都是地派的造反派，有几十人。他们看到我们出来了，显得很高兴，围在一起说话。原来是昨天下午，小梅他们几个被接到这里时，在大门口一下车，正好有个地派的红卫兵从这里经过，他认识小梅。他看到小梅他们几个人被军车拉到这里，怀疑是被绑架来的，就躲在旁边看动静。没多久，又看见我和杜金山也被军车和军人送过来了，更是怀疑我们是被军队绑架了，连忙到总部报告了这个情况。于是地派红卫兵总部就在今天早上拉了一车人来，要求放人。经我们解释，知道了没什么事，是一场误会。说了一会儿话，他们就回去了。
陪我们的军官看到事情圆满解决，没闹成大事，也显得很高兴。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那个军官又兴冲冲地跑来了，说，你们想去从化参观的事，经请示，上级批准了。现在就带你们去从化参观，中午在那边吃饭。我们都很高兴，把行装一整，坐上车就出发了。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广州警备区设在从化的招待所。午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把行装往各自的房间一放，就来到了食堂。餐桌上摆上了一桌子菜，很丰盛。陪同我们的两个年轻军官在接待方面十分得体，每个菜都向我们做了简单介绍。吃饭时，他们也是灵活地观察着客人们吃饭的情况，很优雅地在盘子边上夹菜吃。我们这七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胃口好，饭量大，也不讲究什么礼节，就狼吞虎咽起来。那两个年轻军官看看我们这吃饭的架势，担心菜不够吃。他们就很少动筷子夹菜了。我注意到他们俩只是象征性地动动筷子，只吃饭，基本不夹菜吃了。有一盘菜，叫苦瓜牛肉，我吃了一口，感觉很苦，就问，这个菜怎么这么苦啊？是不是坏了？年轻军官一笑说，不是坏了，这是苦瓜，味道就是苦的。我们之中，只有蒋良朴吃过苦瓜，他是湖南人。蒋良朴说，苦瓜，就是吃它的苦味的，好吃。剩下我们几个人都吃不惯这个菜。我们这几个人的食欲之好，饭量之大，出乎意料。我估计那两个年轻军官可能没有吃饱。随后可能他们通知了食堂，要加大菜的分量。因为随后几餐，菜的量明显增加了。
下午，陪同我们的两名军官带我们去参观毛主席在从化的一个疗养地，其实就是行宫。那是一个两层的中式楼房，楼房是封闭着的。我们只能绕着楼看看外围，趴在窗子上透过玻璃看里面的情况。里面的家具全是仿古的中式家具。楼房周围有很多开花的树木，我叫不出名字。我看到每颗树的树枝上都挂了许许多多的小玻璃瓶。我不解其意，问那两个军官，才知道因为广东的蚊虫较多，那些小瓶是装驱蚊油用的。平常不装，只有在毛主席来住的时候才把驱蚊油装进去。我感到吃惊，这么多小瓶，有很多还挂得很高，怎么装啊？得多少人去装啊。这个住宅区并没有围墙，但是它的外围种了一圈细藤条。这些藤条有手指粗细，种得十分紧密。藤条并不是只栽了一层，而是几层，密密麻麻。不要说人，就是大一点儿的老鼠都钻不进去。而且整个住宅区周围数里之内都看不到有任何住家。军官告诉我们说，这里只有毛主席来了才能住。其他人，包括江青同志单独来了也不能住这里。随后又领我们去看了刘少奇的别墅（我们就叫别墅吧，其实也是行宫）。刘少奇的这栋楼是西式风格的建筑，阳台及里面的家具设施也都是西式格调，外围设施和毛的差不多。两个地方大约相距有几公里。最后，我们又去看了准备给林彪盖的疗养地。但是那里才刚刚打了地基，完全还看不出规模。距刚才看过的那两个地方也有几公里。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看不到动工的迹象，好像已经停工了。
第二天，我们又参观了当地的一些风景名胜，下午就回到了广州。到了广州，我们还住在原来的招待所。这时，小梅的大哥梅项明已经来到了广州，要接小梅回北京。原来是中央有关部门向小梅家里通报了这个情况，小梅的大哥就连忙赶到了广州，接小梅回家，用以向上面显示配合之意。但是小梅不愿意一个人回去，要拉着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其实还想在广州多玩几天，但小梅这么说了，我就不再留恋广州，痛快答应和他一起回北京。项明大哥随即买了当天晚上回北京的车票，三个人当晚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的火车很慢，到北京差不多要两天两夜。我们在车上无聊，项明大哥就教我和小梅打桥牌。我发现我对桥牌很感兴趣。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时期，中国兴起桥牌热的时候，我是个积极的参与者。我的桥牌启蒙老师就是项明大哥。
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天，蒋良朴、李尤江和杜金山也乘火车回到了北京。而朱成昭和叶向真则是中央安排坐飞机在第三天回到了北京。

南京印象

我们回到北京后，又过了一段枯燥单调的日子。杜金山想回家看看他的父亲，他的家在南京。南京我没有去过，就决定跟他一起去南京，探望他的父亲。杜金山的父亲患了精神病，在南京精神病院住院。杜金山打电话联系了精神病医院，约好了探视时间。我就和杜金山一起到了精神病院。精神病医院的门是个铁门，进出检查十分严格。病房的门平常都是锁着的，病房的窗户全部安有铁栅栏，看起来像个监狱。我感到很不舒服，就问杜金山，你父亲不能在家里养病吗？一定要住在这里吗？杜金山叹口气说，我们家里没有人能照顾他。你看，我在北京上学，我姐姐在北京工作。在南京的家人也都在上班，没有人能整天陪着他。不住在这里又能去哪里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呀。我听了以后，心里觉得难受，却又无能为力，不禁哀叹，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对南京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绿化得好，路两边都是树，以法国梧桐最多，走在路上感觉很舒服。另一个是物价低，那时全国的物价都低，但我还是对南京的物价很满意。我在街上转悠的时候，看到街上开的私人小饭馆，就进去吃饭，一饭一菜一汤，才三毛钱。饭随便吃，菜是青椒炒肉丝，汤是西红柿鸡蛋汤。味道好，吃起来很舒服。我在南京待了几天就回了北京。杜金山说他还想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晚一点再回北京。

到海边去

我回北京后，仍然是无所事事，既不上课，又没有什么事可做，实在是无聊透顶。就和小梅、张华清结伴去外地转转。我们决定先去张华清的老家山东荣成的海边去住一段时间。
我们先到了青岛，住到了小梅的二哥昌明的家里。小梅的二哥和二嫂都在青岛的一所大学里教书。后来昌明二哥成了那个大学的校长。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是八月份，天气很热。晚上我们跑到海边去游泳，游完了才睡觉。第二天去栈桥玩，我们看到离岸很远的海面上用大型浮标架起的一排大标语，“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小梅想游到那里去，我也很想游过去，但我学游泳还没有多长时间，担心游不到那么远。小梅说，没事，你如果游不动了，我就拖你回来。为了验证他能不能拖动我，决定先试试。我就扬脸飘在海面上，小梅拖着我的一只胳膊拖着我移动，我感觉还可以，就跟着小梅一起跳到海里，向海里游去。张华清先不去，在岸边看衣服。等我游回来，他再跟着小梅一起游过去。我用的是狗刨式，游得很慢。小梅耐心地游在我身边，慢慢地陪着我游。估计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游到那排大标语那里。标语是架在由很多大竹子做成的浮标上的，浮标由一些铁链子拉着固定在海底。我们坐在浮标上休息了一会儿，就又跳下水向岸边游去。又游了很长时间，好容易游上了岸。张华清说，游得那么慢，我都在这里等烦了，都三个小时了。随后由我在岸边看衣服，小梅又陪着张华清向海里游去。我站在岸边看他们游，果然觉得他们游得很慢。我把衣服收到一起裹成一团，提起衣服在岸边到处转。转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他们开始往回游了。一直看到他们快回到岸边了，我才走过去等他们。我和张华清都不怎么会游泳，这次是我游的时间最长，也是游的距离最远的一次。
两天后，我们就来到了张华清的老家。那是一个紧靠大海的村庄。张华清的父母都在北京工作，老家只有他舅舅一家人了。我们住在他的舅舅家里。张华清的舅舅十分好客，和我们很谈得来。离村庄很近，就是一片浅海，大片大片地方的海水只有一米多深左右，盛产螃蟹。华清的舅舅说夜里带我们去扎螃蟹。
到了后半夜，我们划着小木船去了浅海。船头上吊着一个大汽灯，十分耀眼十分明亮。加上海水本来就很清澈，所以海底的水草、沙石、螃蟹、鱼类，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用来叉螃蟹的工具是小鱼叉，鱼叉很简单，就是一根棍儿或一根竹竿，在头上绑一个铁做的三个齿的或一排齿的叉头就行了。我们每个人拿一柄小鱼叉，华清的舅舅站在船头，我们分别站在船的两侧，看到有鱼从船边游过就用鱼叉去叉。看到海底有螃蟹在爬，也用鱼叉去叉。叉到了鱼或螃蟹就丢到船舱里去。当时不知道是不是螃蟹的交配季节，看到很多两个螃蟹摞在一起的情况，下面是个个头比较大的螃蟹，上面驮了一个个头比较小的螃蟹，可能是在交配。我看到两个摞在一起的螃蟹，不忍心去叉它们，放了过去。华清的舅舅看到了，毫不犹豫地一叉下去，一叉就叉起来两个。那天夜里我们还叉到了一条一尺多长、长得像鲨鱼一样的鱼，我们叫它小鲨鱼，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鲨鱼。黎明之前，我们已经叉了很多螃蟹和鱼，困意也上来了，我们准备回去。四周一片漆黑，我不知道如何辨别方向，如何在这四周没有参照物的浅海中找到回家的路。华清的舅舅十分了得，他竟然可以在看不见周遭环境的黑暗之中，仅凭着感觉，不需要任何仪器来定位，就把船划回了自己村庄的岸边。当我们下船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刚开始消退，东方显现出一抹浅浅的鱼肚白色。
到了家，我们已经困得要命，眼皮子几乎抬不起来。我、华清和小梅，到了屋里倒头便睡。而华清舅舅一个人在剖鱼蒸蟹，准备早餐。等华清舅舅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一觉，顿时又感到体力充沛，食欲也大开，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准备享用这地道而丰盛的海鲜大餐。华清舅舅蒸了一大锅螃蟹，煎了几条鱼，调了一盘自己腌的咸萝卜丝，摊了一摞山东煎饼，还熬了一大锅玉米面粥，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美味可口的早餐。吃早餐期间，华清舅舅告诉我们，现在是夏天，是螃蟹最瘦的时候。如果我们十月份来，那时的螃蟹很肥，比现在好吃多了。我、小梅和华清，兴趣盎然，不住地说，我们争取十月份再来，尝尝秋末肥蟹的味道。
我们在华清舅舅家住了几天，准备前往大连了，这是我们出发时计划好的行程。从大连再到长春，再到哈尔滨，然后到沈阳，再回北京。但在我们要出发时，华清舅舅坚持要华清在家多住几天。华清舅舅说，多少年才见一次面，哪能才住了几天就走？一定要华清多住几天。华清不好意思薄了舅舅的面子，答应在家多住一段时间。

在大连看到武斗死者

我和小梅两个踏上了旅行的征程。我们看到山东风光秀丽，决定徒步旅行，前往威海，从威海再到烟台，然后从烟台乘船到大连。从荣成到威海，再到烟台，我们一路走的基本上都是山间小路，当时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我们阅尽了胶东半岛的秀美景色，也尝遍了胶东半岛美味的苹果和梨，西瓜和甜瓜。喜欢搞地质的人，大都喜欢徒步旅行，融入大自然之中，感到遍体通透，心旷神怡。路上的小旅馆很便宜，一两块钱就住一个晚上。小餐馆的菜也便宜，一个柿子椒炒肉丝才一毛五分钱。
我们游了威海，那时威海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停了一天多就离开了。又前往烟台。第二天晚上，我们坐上了轮船，一觉还没有睡醒，一大早就到了大连。我和小梅下了船，坐电车去找小梅哥哥的同学郑曼凯医生，他在大连的一个大医院工作。我们在离开北京前，小梅已经打过电话联系好了。我们是坐电车过去的。我十分欣赏大连的公共交通，大连的有轨电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车次很多，也比较准时，间隔时间很短，往往前一辆刚刚过去，还没有从视野中消失，下一辆车已经露头进入了你的眼帘。而且车票便宜，两分钱一张，一次可以买很多张，不分车次日期，随便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我们在大连住了几天。
这期间，大连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我和小梅跑到街上去看，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不知道参加武斗的是哪两个派别，只看到有一个派别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在大街上飞驰而过。卡车驾驶室两个门的车窗的玻璃都摇了下去，两边车门的踏板上各站着一个手拿长矛的工人，戴着手套，戴着藤头盔，腰上扎着皮带。他们一只手拿着长矛，另一只手从摇下玻璃的车窗口伸到车里面把住车门来固定自己的身体。他们拿的长矛是用做铁栅栏的长铁棍一头磨尖了做成的。几十辆车，统一的配制，人员也是统一的打扮。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呼啸而过，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开过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要开到哪里去。
等我们从大街上回到医院，看到医院里已经熙熙攘攘，送来了一些伤员，还有一位男性死者。人们都在忙着抢救伤者，那个死者被放在医院走廊上一张带靠背的长条凳上，无人过问。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死人，我大着胆子走近长条凳去看那个死者。那是一个年轻人，年轻到我估计只有十七八岁，肯定还不到二十岁。他仰面躺在长条凳子上，身上看不到血迹，也没有看到明显的伤口。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情况，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的面部看起来似乎很安详。我在小说中经常看到对死人的描写，总是说，脸色苍白，手脚冰凉。现在我看到真正的死人了，我觉得小说里描写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觉得他的脸色是蜡黄的，根本就谈不上苍白。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冰凉的，我很想去触摸他一下，以便验证一下是不是冰凉的，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大着胆子用手背轻轻触碰了一下他的手臂，就像触电一样不由自主地迅速地把手又缩了回来。我嘘了一口气，我的大胆尝试没有白费，小说的描写还是不准确的，死者的体温并不是冰凉的，我觉得是和他周围的物体的温度一样的，就和他躺着的那张长凳的温度是一样的。

太阳岛的奇遇和哈尔滨的机枪声

我们在大连待了几天，就坐火车去了长春。下了车，我们就直接去找长春地质学院，准备住在学校里。到了地质学院门口，往里面一看，竟看不到一个人影。学校内的主要路口，都有用装满沙土的大麻袋堆成的掩体。正对着学校大门的教学大楼，每一层的窗户的窗框几乎都没有了，窗户台上也堆着沙袋，变成了对外射击的工事，整个是一副大战后的衰败景象。我们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学校大院内没看到一个人经过或出现。我说，这算什么地方啊，整个是个荒凉的废墟啊，长春的武斗这么厉害啊！这地方我们不能住，长春我们也不能待，早点儿离开吧。我们随即又赶回了车站，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
小梅有几个同学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有两个同学在这个学校上学。我们到了哈尔滨，就直奔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小梅很顺利地找到了他的两个同学。当时因为不上课，很多学生并不在学校，去串联的，回家的，都有。宿舍里没有几个人住，所以我们的住处很好安排。学校的设施很好，还有室内游泳池。我们去室内游泳池游泳，小梅很有两下子，他站在10米高的跳台上跳水，那么高，我可不敢跳，可小梅一个展翅高飞的动作，就从10米高的跳台很优雅地栽到了水里。我正在游泳池的边上，边游泳，边看着他跳水，两只手腾不出来，要不然我就举双手为他鼓掌。小梅又上去跳，我也被激励了，也上去跳。不过我不敢跳10米跳台，我上了3米跳台。模仿着小梅的动作，姿势肯定不好看，头朝下就栽进了水里。等我从水里浮出来，才发现我的游泳帽掉到水底了。我仰着脸对小梅喊，我的游泳帽掉水里了。小梅在上面说，知道了。然后就从10米跳台跳了下来，当他从水底浮上来时，手里拿着我的游泳帽，已经捡上来了。
我的两个同学，当时只有李军在学校，另一个同学史里武没见到。第二天，我和小梅去太阳岛玩。我看到松花江的水也是浑浊的，黄黄的。我以前总觉得松花江的水应该是碧绿的清澈的，没想到竟也这么浑浊。我们在太阳岛上转悠，看到有个老农在卖甜瓜，甜瓜的个头很小，是比苹果的个头还要小的瓜蛋蛋。我很纳闷，是这里太靠北了，生长期短，瓜长不大呢，还是恰巧叫我们碰到的这个卖瓜人只有小甜瓜呢？这个问题不去管它了，我们继续在太阳岛上转悠。转了一会儿，忽然有几个当兵的出现，他们嘴里吹着哨子，手里挥舞着小红旗，叫所有在岛上的人离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出了岛。我们并没有离开，还站在那里看。过了一会儿，突然看见一个类似潜艇一样密封的土黄色的庞大的东西从水里钻了出来，以很快的速度冲上了岸，在岸上又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接着又钻进了江水里。我看到那个东西并没有装有轮子，不知道它是怎么在陆地上滑行的。前后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什么都没有了。人们又可以上岛了，我和小梅很好奇，又跑到岛上去看，看到太阳岛的沙地上只留下一些轻微的擦痕，别的什么也没有，而且当时在滑行的时候也没有听到有发动机的响声。真是奇怪，是什么新式武器吗？一点都猜不透。我们回到哈军工，告诉了同学们这件奇事，他们也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天，哈军工的同学们对我们说，今天外面要武斗了，大家今天都别出去了。我们都待在学校里，不出门。快到中午的时分，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串枪声，像是机枪或冲锋枪的枪声，嘟嘟嘟嘟的一串儿。只听到这一串儿枪声，其后没再听到别的枪声。傍晚，有同学从外面回来，给我们讲述了外面发生的事。说是有一派开着卡车拉着人去武斗的时候，坦克制造厂所属的另一派，派出了坦克开上街去迎战。对方看到坦克出来了，吓得马上把卡车掉转头就跑了，坦克开快了去追。跑在最后面的一辆卡车，看到坦克跑得这么快，吓得把卡车一停，人从车上跳下来就跑光了，坦克一下子冲了上去，撞到了卡车上，坦克的前半部差点爬到卡车上去，坦克车身斜了一下，可能那时机枪手的手正扣在扳机上，身子一歪，不由自主地扣动了扳机，就打出了一串子弹。坦克看起来挺笨重的，能跑这么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本来还想在哈尔滨多住一段时间，后来小梅给他妈妈打电话，问家里的情况。梅妈妈说，学校的李贵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问小梅去哪里了，要她一定要转告小梅，现在学校复课闹革命了，别在外面瞎转悠了，快回来上课吧。我和小梅早就想上课了，整天在学校游手好闲有什么意思。于是我们决定尽快返回北京，开始上课。这两年什么课都没上，我们急迫需要充实一下文化知识。我和小梅很快就乘车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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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刘建业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昨天》95期张运钧、李颖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以下简称“兴衰沉浮”）很有看头，我感受最深的有几点：
1.朱成昭思想转变的轨迹
作为著名造反派“地院东方红”的灵魂，朱成昭批工作组、发起成立“三司”、“四进地质部”逼迫工作组组长回校检查赔礼道歉，还是蒯大富曾经的保护者、引路人。用当年话语，是位“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头子，中央文革最为倚重的“铁拳头”。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仅仅半年之后，朱成昭便由一个中央文革的“打手”，变成为一个反叛者。他同情彭德怀，质疑中央文革，即使受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批评、威胁，不仅“不思悔改”，还巧妙地以公开“检查”为名，把自己的质疑扩散（当年用语“放毒”）。最终为其带来了十余年的牢狱之灾。
朱成昭的思想转变过程，就是一个具备独立思考、有良知的人识破文革罪恶本质的过程，是一代人觉醒的缩影。
2.“神秘人物”的秘密活动
“兴衰沉浮”披露：1966年8月初，北地校园内就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她自称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级学生肖力，持有陈伯达签名委派她“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的“手谕”。她经常出现在“东方红”总部，频繁与朱成昭等人接触。
“东方红”首次进地质部当天，她即以“观察员”身份表示支持：“告诉同学们，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东方红的革命行动……很快会有人来解决问题的，要沉得住气，要听从安排。”
地院8月24日的“大辩论”，她亲临现场观察……
到了“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她不仅亲赴现场了解情况，还出谋划策，提出建议……她已经不仅限于一个“观察员”，实际成为了“东方红”背后的“参谋”和“靠山”。
直到1966年9月15日，朱成昭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肖力，方知她原来是毛和江的女儿李讷！当晚，朱成昭兴奋地宣布了这个消息——我们“通天”了！（以上见《昨天》95期P.16-18）
从肖力在地院的秘密活动中，我们可以大体窥破文革的谋略：那些拿不到、或一时不方便拿到桌面上的东西，是如何通过暗地里的秘密活动，指使或授意造反派来实现的。
3.背着“反毛”罪名的彭德怀居然“连俘”三员“大将”
“揪回”彭德怀的整个过程之所以有看头，并不完全在毛的意愿是如何通过江青与中央文革授意、鼓动和指令造反派去实施——这是文革中毛、江及中央文革运动群众的惯例。“揪彭”中最有看头的，还是地院东方红三员“大将”都先后成了彭德怀的精神“俘虏”。
第一个“落马”的是王大来，接到“揪彭”任务后，不仅迅速找到了彭的住处，还“见到了彭德怀本人，与彭德怀作了多次交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将与彭的谈话做了多达50多页的记录。
紧接着，王大宾出场——他后来取代朱成昭成为“东方红”的一把手。听取王大来的汇报并阅读了王大来所提供的50多页的谈话记录后，王大宾又与彭德怀谈了一个下午。他同样被彭所感动……
更为神奇的是一把手朱成昭。平心而论，中央文革能把这样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东方红”，是何等的信任！又是怎样的荣耀啊！前一刻钟还在发火臭骂二王“耽误了战机”，但耐心地听完了专程从四川赶回来的王大来等人的汇报，并阅读了他们与彭德怀的谈话记录稿后，朱成昭——这位当时最受中央文革器重的造反派领袖——居然也转向了！成为了彭德怀的第三个“俘虏”。（以上见《昨天》95期P.28-29）
“庐山会议”的前因是“大跃进”，后果是“大饥荒”。而这一切又构成了毛发动文革的最重要动因。朱成昭触摸到了这个脉络，他转变了。这是中央文革无论如何也始料未及的。
后来，地院“东方红”还是按照毛和中央文革交办的任务，把彭德怀押解回了北京。然而彭在地院却影响深远。在当年“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氛围下，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喧嚣声中，背着“反毛”罪名的彭德怀居然能从精神上先后“征服”了地院“东方红”三员“大将”，却不能不说是文革中一个奇迹！
朱成昭的思想转变；“肖力”暗地里的秘密活动；彭德怀“连俘”三员“大将”……都折射出：凡是非正义的东西，总要千方百计编造谎言、掩盖真相。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靠暗地里的秘密活动，靠玩弄阴谋诡计，总是难以永久欺瞒下去的。
哲人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一个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但决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兴衰沉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2017.11.15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11-28 23:15

天林头面人物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7月30日第95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4〗
大事记
张运钧  李颖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前言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重大事件
北大大字报引起震动
地院党委进行文革动员
地院文革刚开始就出现至少两种不同观点
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
工作队党委宣布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
工作队让高元贵院长作检查
工作队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
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
    李贵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
地院“6·20”事件
宣布撤销高元贵院长职务
工作队开始“反干扰”和薄一波批示
工作队就“反干扰”作自我批评
朱成昭等人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队
朱成昭等去北大找聂元梓
地院师生去清华听周恩来讲话
工作队撤离北京地质学院
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地院“斗批改兵团”成立
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
地院召开两派辩论大会
神秘人物肖力来到地院
地院东方红发起成立首都三司
二进地质部
“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的提出与北京第一次武斗——争夺地院广播台
又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走进地院
王大宾、聂树人等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
首都三司召开誓师大会
三进地质部
四进地质部
地院学生参加全国大串联
地院“东方红”与揪彭德怀事件
孟繁华文章得到毛泽东赞赏
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和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改组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民族宫事件引发天派、地派分歧公开化
“朱叶反革命集团”及朱成昭、叶向真被捕入狱
地院“东方红”与“揪刘火线”
地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地院66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周永璋的被抓与被放
地院自己动手建成毛泽东塑像
地院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打倒“高安郑”事件
杨雨忠自杀事件
地院67届学生毕业分配
地院的整党建党与聂树人、王大宾入党
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
东方红公社宣布解散
地院68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地院教职工到江西五七干校
地院清查“五一六”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
（二）地院文革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
（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
（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
（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
（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的政治思维
(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结束语
参考文献
浩劫墓碑
蔡新平收集整理  北京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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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张运钧  李颖

前 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至今已是五十多年了，半个多世纪啊！当年朝气蓬勃的年青人，都已是“古稀”老人了！“讲真话”是古稀人应有的品格，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把真实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奉献给世人。尽管年代太久远，尽管现存的、当年的、文字档案记载资料少而又少（仅有《东方红报》、《首都红卫兵报》、《动态报》、《大字报汇编》等），但是我们这些当年文革运动的亲历者，还是尽全力来回忆和记述当年的文革运动。尽管每个人的回忆会有错位、遗漏，我们选用多人的回忆录，找更多人来回忆证实，尽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展现当年红遍中国的“地院东方红”的兴起、发展、灭亡的兴衰沉浮和曲折过程。看看我们这些年青人如何从天真单纯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疯狂地信奉个人迷信，成为最为狂热的崇拜者，再到派性膨胀、再到……我们既是错误路线的追随者、执行者，我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同样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曾在错误路线的执行中加害于他人，以至于为此受到了惩罚，付出了青春大好年华的代价。我们想：人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
五十多年后再看这段历史，我们更多的是思考、再思考，反思、再反思。
文化大革命运动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当年参加了文革运动又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些就是我们这代人晚秋的沉思！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重大事件

1966年6月1日
北大大字报引起震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名教师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们纷纷放下课本，走出课堂，涌向北京大学。由此，开始了北京高校的停课闹革命。
6月1日晚上，针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地院党委开会，决定立即派地院党委书记王焕、党委委员聂克去北京新市委，迫切等待新市委对下一阶段文革运动的安排意见和指示。直到晚上十二点，王焕书记回来向院党委传达了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的指示，并讨论了地院下阶段文革运动的安排意见。（详见参考文献1）

1966年6月2日
地院党委进行文革动员
上午先召开了地院全体党员大会，然后召开全院师生大会。会上周守成副院长代表院党委做动员报告。首先对学院前一阶段运动“死气沉沉”的局面，用“学习不够”、“跟得不紧”、“力度不大”之类的套话做了检查。然后对学院下阶段运动作出了安排，规定了“由上而下，由外到内”，“大字报要集体写，按单位写，不要个人写”等等。（详见参考文献 1）
地院最初的大字报内容大多是转抄北大的大字报和北大见闻，或是笼统地批评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突出政治，重用资产阶级教授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 2）
6月2日周守成副院长代表党委作了动员报告后，地院出现了一次大字报高潮，群众纷纷对院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矛头大多针对周守成副院长，其次是高元贵院长以及陶世龙老师等人。（详见参考文献 1和2 ）
此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是：11622班聂树人、沙丁茂、孟繁华三位同学，以“聂沙华”名义写的题为“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的大字报，不足一千字。其主要内容是对周守成副院长宣布的“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不满，希望院党委紧跟革命形势，正确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详见参考文献1和29）

1966年6月3日
地院文革刚开始就出现至少两种不同观点
早晨，地院突然出现一批新贴的大字报，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为周守成副院长昨日的检查唱赞歌，坚决拥护周副院长的讲话，坚决拥护院党委对下阶段运动的安排。并警告：防止“右派翻天”。号召：要听党的话，坚决按党的指示办，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同时一些系党支部开始把给院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内定为“右派学生”，组织批判。地院从此开始了由院党委领导下的“反干扰”活动。（详见参考文献 1）
后来有人把6月3日出现的与6月2日大字报观点相反的政治观点的大字报等现象，称之为“6·3反扑事件”（详见参考文献1、2、3、4）。实际上，在针对地院党委和工作队问题上，广大师生“分化”为两派的基本政治背景从此形成；这也许就是后来文革中“造反派”和“保皇派”产生的由来。
6月3日，党中央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派李雪峰接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担任第二书记。同时公布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撤销彭珮云北大党委副书记职务。（详见参考文献 1 ）

1966年6月8日
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
地质部派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约二三百人（详见参考文献 1），分别进驻到各个系和班级。工作队队长是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副队长是地质部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边固，工作队员绝大部分是在政治学校培训的地质部野外地质队干部。（编者注：也有的材料说，实际上地质部的文革工作队早在1966年5月12日就悄悄进驻北京地质学院了。）

1966年6月13日
工作队党委宣布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
工作队党委宣布，工作队党委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同时宣布，地院院长高元贵和党委副书记聂克做检查，地院党委书记王焕任工作队副队长。（详见参考文献1）
工作队进院后规定了“内外有别”，“大字报不得上街”，“在规定地方贴”，“对院领导的大字报要经过批准后才能贴”等等。

1966年6月14日
工作队让高元贵院长作检查
工作队召开全院师生大会，让高元贵院长就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问题做检查。（详见参考文献1）

1966年6月16日
工作队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
高元贵院长在地院深受师生敬重，而工作队拿不出高元贵有什么问题的材料，只是说他“三年不进地质部”。部分师生对工作队只让批判高院长，不让批判其他人，对工作队的做法表示不满。

1966年6月15日～25日
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
这段时间，地院开始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有：地院探工系青年教师王大来、宋翔雁、陆炎德、戎信、吴力文、许高燕、钱天宇、金希华、周秉义、张希浩、刘大权、白明义等联名写的《这是为什么？》。这是探工系部分教职工第一张矛头指向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在东饭厅和大饭厅之间的马路边。与此同时，还在旁边贴有岩石教研室李明哲等人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3，1和32）
除了上述二份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之外，6月16日，地院团委书记安静中也贴出了《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号召17级以上干部勇敢站出来向地院党委常委开火的大字报。后来工作队将这一呼吁书定性为“叛党宣言”（详见参考文献1和30）
安静中后来还与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青年教师陆炎德、宋翔雁、唐振权等四十余人，或以个人名义，或多人组合写了《质疑工作队党委》、《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我院黑线究竟伸向何处？》等重磅大字报。他们还同时上书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地院和地质部文革情况。（详见参考文献2,  3，1和32）
此外还有安静中和岩石教研室及地质系江祖如老师联名写的《一定要把保皇党主将周守成及其一伙揪出来》，岩石教研室写的《致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公开信》、江祖如写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等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31）
这些大字报，矛头都是指向工作队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地院的师生就针对院党委和工作队的认识和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工作队提意见的人认为，工作队在地院文革中，舍“高”保“聂”与其他人，做法不对，其中必定有文章。而保工作队的人认为，对工作队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对党不满，是立场问题。双方僵持不下，争论在继续。

1966年6月19日
李贵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
晚上，地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李贵，教辅处教导员王瑄堂，岩石教研室教师李明哲、莫宣学，实验员邰道乾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一起反映地院文革开展以来的情况。他们反映：地质部工作队和院党委一些成员采用打击、“抛出”高元贵院长的办法，来镇压群众运动，地院的文革运动发展不健康。要求中央派人到地院调查，纠正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国务院接待站人员表示：可以请国务院工交党委派人到地院了解情况。

1966年6月20日
地院“6·20”事件
这一天，地院发生了著名的“6·20事件”：地院师生自发组织起来，向工作队反映群众对地院文革运动的意见和希望。事件经过是：
    上午十时左右，王瑄堂在学九楼（当时的院办楼）旁发表演讲，介绍昨晚他为什么与李贵等人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当前地院文革的情况，指出学校近来已揭发出党委中聂克、周守成、刘普伦、李武元、王良和王克昌等同志的许多较严重的错误。但是，工作队突然要求大家只批判高元贵，企图何在？工作队的一位负责人曾找李贵谈话，要求他：关于高元贵的大字报可以贴，聂克等人的问题写成材料交给工作队就可以了，这又是为什么？在批判聂克的会议上，工作队高××出点子、递眼色，帮聂克的忙，这又是为什么？他又指出：1957年何长工部长曾在全校大会上说：你们地质学院的学生都是“何家兵”。王瑄堂说，谁是你的兵，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他还说，李贵同志是贫农，扛过长工，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家的床单补了又补……我们要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要保护好李贵同志。（详见参考文献1,4）
稍后，李贵也在大饭厅前的桌子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工作队只准我揭发高元贵的问题，不让我揭发周守成、聂克。他们鼓动群众斗了不少基层辅导员。工作队还说：文化大革命可以随便斗，随便打。李贵还指出：至今没揭发出高元贵有什么大问题，就让高元贵停职检查，让大家专门去批判高元贵，这是为什么？李贵还表态：我豁出去这二十多年的党龄，准备好明天就牺牲。（详见参考文献1,2和4）他还提出“夺回地院文革领导权”的口号。（详见 参考文献1）
王瑄堂和李贵的讲话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和拥护，起到了重要的发动群众的作用。再加上有几位到李贵家访问过的同学，当场就把从李贵家拿来的一条有好多个补丁的床单，站在桌子上向大家展示。许多同学都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位老干部竟然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大家都为地质学院有这样廉洁奉公、敢于坚持真理的工农好干部而深受感动，深受鼓舞。
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群情激奋，许多同学都表示应该马上向工作队、向邹家尤反映我们的意见，让他回答我们的疑问。
午饭后，此事引来更多同学的自发参与和关心，于是在西一楼北侧集合，决定一起去找工作队反映意见。为了扩大影响，在田春林等一批同学以及李贵和王瑄堂的带领下，敲锣打鼓，扛着一面红旗，开始了游行。先到校园西部的家属区，后到中部的学生宿舍区，然后到校园南部学12楼工作队驻地。在游行队伍行进中，地质系蔡新平和物探系郭侃等同学也分别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加入其中，游行的声势很快就越来越壮大。蔡新平组织的游行队伍高举大字标语：“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游行群众自动地排列成每横排4人，显得整齐而有序；沿途除了有响亮的锣鼓声之外，许多同学还自发地高呼：“坚决拥护党中央！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支持李贵同志的革命行动！”等口号。（详见 参考文献1 ,2和4）
这次游行的参与者从几十人扩大到了好几百人（也有人回忆说达到千人）。当游行队伍到达工作队驻地学12楼前边，由周永璋、蔡新平、孟繁华、庄一龙和吉让寿等六位同学进楼去，把工作队长邹家尤请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概括起来主要的提问和要求如下五点：
1. 坚决要求党中央重派工作队；
2. 坚决要求工作队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
3. 坚决要求广播李贵的揭发材料；
4. 坚决要求保卫李贵同志的安全；
5. 坚决要求今天立即派车让我们的代表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
邹家尤副部长当时对大家的提问和要求表现得很紧张，也很为难。最后以答应立即派车送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化解了当时的困境，结束了“6·20事件”。（详见 参考文献1,4和2）

1966年6月21日
宣布撤销高元贵院长职务
地质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义，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李人林等专程来到地质学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为工作队撑腰。同时，在会上他们宣布撤销高元贵的院长职务，副书记聂克停职反省。会上还告诫地院的师生员工：是否站在工作队一边，是否站在革命师生和工人一边，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详见 参考文献 2和1）
这次大会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在以后的几天，师生们对工作队的怀疑与意见继续在发酵，对工作队的做法质疑和反对的呼声一片，不断有这方面的大字报贴出。

1966年6月25日
工作队开始“反干扰”和薄一波批示
午饭时间，地院广播台反复播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6月22日对北京地质学院“6·20事件”所作的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去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院党委有问题了，派工作队去行使党委职权，这就是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再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么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给工作队随便加上什么“保皇派”之名称。
薄一波  6月22日

6月22日薄一波对地院“6·20事件”的批示，之所以未及时公布，现在来看，很显然是一个预谋：工作队根据薄一波的批示精神，秘密开始对地院师生的政治态度进行摸底排队，把师生分成三类。把积极拥护工作队的划为第一类，这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把大部分中间状态的或认为可争取的划为第二类；把对工作队积极提意见、反工作队的划为第三类，这些人就是工作队认为的“右派”“游鱼”。随后，工作队分别在大饭厅召集了第一、第二类师生开会，分别由何长工、胥光义、李人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和下一步“反干扰”的具体安排。但第三类人，是由工作队个别通知，约有二三百人在教工之家听工作队副队长边固的训话，对这些被工作队认定的“右派”，边固警告：“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称为“万吨水压机”的薄一波批示，使得地院的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开始了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的白色恐怖时期。凡是“6·20事件”的骨干分子、贴工作队大字报的、给工作队提意见的，统统是“干扰”，工作队组织对这些人进行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分别在院、系、班上大小会进行批判。还有内部消息：这些“右派分子”要送到沙河劳动改造。据部分班级的统计，在68个班2040名学生中，被迫检查者435人，占总人数的21%，被整理材料者125人，占总人数的6%（详见参考文献1）这其中有：朱成昭、蔡新平、田春林、周永璋、孟繁华、伏庆是、万天丰、王大宾等等。（详见参考文献1、2、4、5）有人后来见到过从木工房地下挖出二包由工作队整理的“朱成昭材料”、“蔡新平材料”。（详见参考文献13）
另外地院17级以上干部和教师中，相当多人被“反干扰”运动划为重点对象，其中有十三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全院受到大会批斗：
1. 李贵：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党员
2. 王大来：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党员（注：当时作为干部培养对象，调到京郊农村公社任职）
3. 安静中：院团委书记，党员
4. 郑伯让：地质系副主任、岩石教研室主任，党员
5. 江祖如：地质系政治辅导员，党员
6. 张海涛：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7. 刘万翔：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8. 沈孝宇：教师，党员
9. 王瑄堂：教辅处干部，党员
10. 陆炎德：探工系总支副书记，党员
11. 陶世龙：院教务处干部
12. 李明哲：岩石教研室教师
13. 傅昭仁：区地教研室教师，党员
（详见参考文献 1）
这场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运动，一直持续到7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撤销全国各地工作队为止，才慢慢地结束。当时，不仅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文革在“反干扰”，整个北京及全国的高校文革运动都在“反干扰”。

1966年7月18日
工作队就“反干扰”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突然从外地回到北京，同时传出：毛主席对派工作队一事加以否定。于是1966年7月18日晚，北京大学工作队长张承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就文革中“反干扰”一事作了检查。无独有偶，地院工作队也在当晚召开全院师生大会，邹家尤以总结和动员之名，对文革中“反干扰”一事作了自我批评。（详见参考文献1和2）

1966年7月27日
朱成昭等人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地院水文系朱成昭等人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在校园里引发了轰动，同时遭受到持不同观点者的大字报围攻。（详见参考文献 2，1和33）

1966年7月29日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队
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宣布中央撤销所有工作队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承认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详见参考文献2和1）从此，整个文革运动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1966年8月初
朱成昭等去北大找聂元梓
根据多人回忆，8月初某日上午，朱成昭、庄一龙、蔡新平、殷惟侯、田春林、伏庆是、周永璋、王大宾、杜金山等同学去北京大学找聂元梓。经过联系，聂元梓接待了他们，他们向聂元梓反映了地院的情况，请她把地院的材料转交给中央文革。聂元梓介绍了江青、陈伯达到北大参加大辩论，支持批评工作队的行动，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等等。（详见参考文献5,2,6 和1）
他们回校后，由殷惟侯执笔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声明——走访北大归来》，贴在北五楼东头地院保卫科的墙上。

1966年8月5日
地院师生去清华听周恩来讲话
    晚上周恩来等人参加了清华大学大操场的大辩论，周恩来最后讲话，给蒯大富平反。地院不少人事前得知消息后，去了清华大学，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并连夜把周恩来讲话抄成大字报和油印小报在院内散发。

1966年8月13日
工作队撤离北京地质学院
8月12日工作队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何长工出席了大会。邹家尤代表工作队向全院师生作了检查。尽管他在会上发言申明反工作队不能说是反党，并向在“反干扰”运动中受打击、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给他们“平反”，但是仍然激起广大革命师生的愤怒，顿时响起了阵阵“通不过”的呼声。（详见参考文献 1）
8月13日午饭后，地院工作队乘坐近十辆大卡车撤离。有人给邹家尤戴大红花，院文革还组织敲锣打鼓欢送。而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战斗队，给卡车上贴了谩骂的标语，以至于卡车队伍开出大门演出了南辕北辙的笑话。

1966年8月17日
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在文革开始时，各班观点相同的人常以某某战斗队名义署名写大字报，在地院有名气的战斗队有：“打狗队”、“高旗无畏”、“红岩”、“东方红”、“红色尖兵”、“赤卫兵”等等。而其中“东方红战斗队”是由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伏庆是、蔡新平、周永璋、万慧祥、曹敏久、颜宽等17人率先发起的跨班级、年级和系的战斗队。8月7日由伏庆是起草，张华府修改，万慧祥抄写的《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于8月8日早上贴在办公楼面向学生食堂的西墙上。立即引起围观和轰动。（详见参考文献2和1）
就在“东方红战斗队”宣布成立的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地院相当多的师生认识到：先前朱成昭等人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写的“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大字报，其观点是正确的和有远见性的。从而使得朱成昭等人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地院文革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这时，地院许多师生都表达了希望加入“东方红战斗队”的愿望。就在“东方红战斗队”的政治观点不断宣传，人员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地院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意识到，成立全院统一组织的时机到了。于是，经过各系的相互串联，按系、年级、班成立的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全院统一组织，仿效巴黎公社，叫做“东方红公社”。
8月17日，“东方红公社”由地质系“红普联”、勘探系“红勘联”、水文系的“红水联”、物探系的“红物联”、探工系的“探工战斗联队”、院广播台的“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的“革命造反队”、地院附中的“东方红支队”等组织联合成立。（详见参考文献2）成立之初就有上千人，后来又逐步联合扩大，“东方红公社”最后成为占地院人数绝对多数的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北京高校中是最强的、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
8月17日在教工之家举行了东方红公社的成立大会。地质系宫保军上台讲话，还朗诵了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敢》，孟繁华上台念了一首“啊，红日跃出……”
的诗。
《东方红公社的宣言》由陈学明等人起草，后经修改定稿。该宣言后来印制在1966年毕业（1967年分配）的纪念册上。（详见参考文献1和34）
东方红公社成立之初，经过选举，产生了核心领导成员，他们是朱成昭、蔡新平、蒋良朴、田春林、王大宾、周永璋、陈学明等人，朱成昭为一把手，总负责。当时暂时没有让李贵等教员担任公社的职务。公社先后设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作战部等，还办了《东方红报》。
地院“东方红公社”对外简称“地院东方红”；再后来1967年，北京高校出现“天派”（指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及政治观点的派别）和“地派”（指以地院东方红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及政治观点的派别）的称呼，可能也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1966年8月21日
地院“斗批改兵团”成立
8月4日勘探系二年级学生程关林、祝天惠发起成立了红五类子女的“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战斗队，接着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地质系“红星”、探工系“火炬”等战斗队相继成立。成员皆为“红五类”出身。
1966年8月中旬，勘探系红卫兵（程关林）、水文系八一队（李维宇、王庆山）、物探系红旗（王洪超、王震亚）、地质系红星（毛炎超）、探工系火炬（苏椿）、研究生造反队（刘益康）以及工人赤卫队（胡守安、刘强）等人在院木工厂召开联席会议，商量成立全院性质的联合组织“斗批改战斗兵团”。斗批改兵团内的红五类子女合并为“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红卫兵”。8月21日宣布正式成立。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负责人为毛炎超，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红卫兵负责人为程关林。（详见参考文献2,13）
地院的“斗批改兵团”与地院“东方红”的政治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斗批改兵团死保工作队，认为只有他们是真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是在按“十六条”搞“斗、批、改”的，而地院东方红是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不搞“斗、批、改”，热衷于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和国家机关（地质部），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详见参考文献 1）这是文革中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政治观点上的根本分歧所在，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政治势力争斗和分歧，把国人分化利用为二派的结果。
“斗批改兵团”除了与地院东方红在政治观点上针锋相对之外，在文革中同时犯下了较为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组织领导了“抄家”行动。所幸的是，斗批改的抄家都有完整记录，所查抄物品没有散失。根据1967年12月30日北京地质学院编写的《关于原红卫兵查抄财物的处理及查账工作的总结报告》（这是根据中央文件要求进行的）中得知：
1.地院的抄家活动，全部为“斗批改兵团”中的红卫兵所为，与地院东方红无关。
2.“斗批改兵团”的红卫兵共查抄了地院104户人家，列出了被查抄人员的名单；其中有三户为外单位的被我院所查抄。
3. 主要被查抄人员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如冯景兰、杨遵义等知名教授，也还包括高元贵等领导干部。（详见参考文献 1、13）

1966年8月23日
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
8月23日，“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组织了第一次集体行动——一进地质部上访请愿。起因是：“东方红公社”总部核心组成员在朱成昭主持下，连续开会和学习文件、社论精神，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工作队犯下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批评工作队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工作队撤离后，对在“反干扰”运动中错误而残酷地迫害十三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数百名定为“反干扰”重点对象的“右派学生”，并未真正平反和赔礼道歉，整人的黑材料并未销毁……这不公平也不公正。我们应该要求工作队承认方向路线错误；交出迫害整人的黑材料；给这些师生们平反、道歉；工作队应回地院给全院师生讲清楚，并作出大家满意的检查。于是，总部核心组决定：到地质部去上访请愿，到地质部去请回工作队长邹家尤，回地院检查。
为组织领导到地质部上访请愿，总部领导分工，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和后方留守部。前线指挥部由朱成昭为总指挥，蒋良朴、杨雨忠、蔡新平等为总指挥部核心组成员，王大宾负责留守部，同时，出发前对东方红公社战士作了思想动员，宣布纪律。（详见参考文献 5）
在准备安排就位后，一个当时震动北京城的地院东方红千人上访地质部的行动，就开始了。
8月23日清晨，地院东方红的千名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纸制的标语旗帜，从地院徒步两个多小时，走到了位于西四的地质部大院。队伍进入地质部大院后，静静地站着，朱成昭等人去找部领导，希望领导接见，听取我们的申述和请求。但是，面对京城首次发生的数量如此众多的群众集体上访请愿事件，地质部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应对的预案，显得束手无策，只好回避，不予理睬。造成朱成昭等人在地质部连接待的人都找不到。
站了两个多小时等不到结果后，东方红战士改为静坐请愿。整个地质部上班的干部，抱着不同的心态，站在办公楼的各层窗户旁，观望着楼下大院上访请愿的学生，谁也不敢过问或与学生接触。
中午，派回地院为上访请愿学生打饭的同学，遭受到学校食堂以“过了开饭时间”为由拒绝提供午餐的对待，只好空手而回到地质部大院。被激怒的东方红战士，被迫宣布绝食请愿。（详见参考文献5和1）这期间，地院斗批改红卫兵和西纠红卫兵被调集来围攻请愿的地院东方红学生。这期间东方红方面表现极为克制，没有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下午3点左右，肖力持中央文革介绍信来到地院东方红总部，恰好蔡新平从地质部回到学校接待了肖力，肖力了解了东方红在地质部的情况和东方红此次行动的目的，了解了东方红的组织状况，表示了对东方红斗争的支持，给出了三条指示意见。蔡新平立即到地质部做了传达，极大鼓舞了东方红的斗志，地院斗批改红卫兵受到了挫折。（详见参考文献12）
23号晚，北京市委召集地质部负责干部、东方红和斗批改等各派代表在北京市委开会，谈判解决方案。会议由陶鲁笳主持，蔡新平代表东方红参加谈判，达成了8月24号晚，由陶鲁笳主持，地质部领导和工作队负责人到场，听取学生双方意见，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的决议。8月24日凌晨四点钟左右，陶鲁笳到地质部宣布了这个决议：
1.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2. 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3. 地院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于是，地院东方红结束了在地质部的首次上访请愿，坚持步行走回地院。（详见参考文献1、12）

1966年8月24日
地院召开两派辩论大会
8月24日凌晨，地院东方红队伍回到学校，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当晚就在地院大操场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听取各方群众代表对工作队的意见。实质上就是东方红和斗批改的两方大辩论会。
大辩论只有短短一个白天的准备，推选了双方发言代表。操场会场中间画了一条白线，地院东方红的队伍坐在白线的一边（北边），斗批改兵团则坐在白线另一边（南边）。其他人与外校师生大多站在会场周边。当时地院斗批改的人数多于东方红，但是东方红的队伍整齐，精神饱满。
晚上八点左右，何长工、胥光义、邹家尤在陶鲁笳的陪同下，在主席台就坐。在主席台右边是斗批改的代表任士田、程关林、胡守安；左边则是东方红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贾振远。
大会由陶鲁笳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地院东方红代表贾振远老师。他以具体事实，有理有据地揭露、批评以邹家尤为队长的地院工作队在领导地院文革运动中违背毛泽东思想，压制不同意见，打击镇压批判工作队的革命师生，围剿革命派，反干扰，抓游鱼，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邹家尤必须为受工作队打击的革命师生平反，并道歉。
接着发言的是斗批改兵团的代表、11632班的同学毛炎超，他为工作队评功摆好，说一个多月来，地院在工作队 领导下，斗了多少黑帮，写了多少批三家村的文章，斗了多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抄了多少家，写了多少大字报，批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他反复强调：工作队是好的、比较好的，对工作队不信任，就是对党的不信任，反对工作队的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再接下去是轮到东方红代表蔡新平发言。他的发言精彩、鲜明，很有战斗力。他还现场回答了“斗批改兵团”代表的提问，博得了在场人员的赞美之声。
整个辩论会，除了在谁主持大会以及激动时争夺话筒有争吵外，应该说总体是有序、平和、理性和理智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地院斗批改兵团负责人程关林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记述：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
大辩论当天，中央文革派肖力在会场边上观察辩论会进展情况，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的有地院东方红田春林、伏庆是和刘长风。（只是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详见参考文献1、5、12、13）

1966年8月～9月
神秘人物肖力来到地院
根据田春林、蔡新平、殷惟侯、伏庆是、王大宾、聂树人等人的回忆录，都提到肖力多次来地院，了解地院文革情况，与他们有多次接触。
肖力首次到地院的时间，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比较多的回忆是：1966年8月上旬，工作队快要撤离时，那时东方红战斗队刚成立。肖力自称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来地院看大字报时，向地院学生提出：要找地院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成员见面。然后在东方红战斗队（教四楼）伏庆是接待了肖力，并找来朱成昭、田春林、刘长风等人与肖力见面。肖力拿出一张32开白色便签，纸上写着：“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落款签名为陈伯达。
从此之后，肖力便多次来到地院，包括到地质部。
据蔡新平回忆，8月23日一进地质部时，他中间曾回校，肖力来地院找地院东方红，蔡向肖力汇报了东方红在地质部十分困难的情况。肖力当时说：“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是党的一贯方针，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要进一步发扬，团结更多的同学，包括工人、教员，要努力壮大队伍。”还叮嘱蔡赶快回地质部去，把她的意见告诉总部同志，告诉大家斗争才刚刚开始，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有利有节；告诉同学们，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东方红的革命行动，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大家。她说很快会有人来解决问题的，要沉得住气，要听从安排。（详见参考文献12）
肖力还去找过地院校文革调研，找过东方红对立组织了解情况。以后还与朱成昭等人接触频繁，1966年底还与朱成昭、王大宾等人去京西煤矿搞调研……
在二进地质部期间，肖力也去地质部了解情况，最后，建议东方红撤离地质部。（详见参考文献5,6，2和12）
肖力来地院多次，但一直不知她的真实身份，直到1966年9月15日朱成昭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肖力，神秘人物的面纱才揭开。当晚，在地质部的小礼堂里，朱成昭兴奋地向全体东方红战士传达了这一大好消息，说明我们“通天”了！大家群情激昂。
除此以外，肖力也非常关心清华的文革情况。据蔡新平回忆：“有一天肖力来地院，朱成昭和蔡新平都在，她很直接地问有没有清华的同学到这里来串联，知不知道蒯大富的消息。我估计她是刚去过清华，没有找到蒯大富。朱成昭说蒯大富就藏在地院，我当时也一愣，我说我还不知道老蒯躲地院了。朱成昭说，老蒯让保密，知道的没几个人。肖力一听后就说快把他找来。朱成昭向一个同学交代了后，很快就把老蒯找来了。我是第一次见蒯大富，瘦脸尖下巴，戴副眼镜，事后我还说过，怎么长得像我们班的杨文魁（我班的团支部书记）。老蒯激动地与肖力握手，肖力却很平静地看着他。她对老蒯说，在清华找不到你，说你躲起来了，原来你跑到地院来了。相互没有什么寒暄介绍，感觉好像他们可能已经认识。老蒯说清华的老保红卫兵疯了，到处在抓人，学校现在比工作队时还恐怖，叫他们逮着就没命了。清华没有我藏身之处。肖力说，蒯大富你不要忘记，你的阵地在清华，你要尽快回到清华去。老蒯说我在清华臭的很，没有战斗队敢要我。肖力说你要向地院东方红学习，没人要你，你自己不会拉队伍？朱成昭，你们要帮帮他。朱成昭说一定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时只管来找我，找老蔡和总部其他人都行。谈的时间不长，肖力就和蒯大富一起离开了总部，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谈话就不得而知了。”
“蒯大富是怎么到地院的？清华鲍长康在地院有一个老乡同学，是他把老蒯带到他这个老乡那里住下的。这个同学就是勘探系63级红色尖兵战斗队的奚戌。”
“可能是二进地质部期间，有一天蒯大富来找我们，说他正在筹建“井冈山红卫兵”，他谈了他的处境和进展情况，要我们给他助威壮声势，朱成昭让我去安排一下。当天我们派了几支战斗队，夜里从地院出发，差不多上百人，几部平板车，拉着大字报纸，胶水浆糊墨水，一晚上清华主要大字报的席棚区就糊满了支持蒯大富的标语口号，那晚我跟着去了，顺便看了看他们的大字报，确实感到老蒯在清华还没有火起来。到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开成立大会时，可能是9月23号，地院那天正好发生了抢广播台的事件，总部几个主要头头都没有去，但还是派了几个战斗队去助威。”（详见参考文献 12）
肖力的出现，及后来关锋、戚本禹多次来地院，周恩来总理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多次来地院，以及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来地院，这说明当时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通天”的群众组织，有后台与靠山。这极大地鼓舞了地院东方红的“革命”积极性。类似现象在北大、清华、北航等也有，外省市也有。但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意义？说明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至今未解之谜，值得今后人们去深思。

1966年9月6日
地院东方红发起成立首都三司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这个时刻，各高校里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战斗队和群众组织都自发地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共同战斗，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1966年8月27日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高干子女为主导，受工作队支持和操控的北京各高校文革委员会领导下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地院斗批改兵团参加了一司。
1966年9月5日，又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宣告成立，简称首都二司。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和部分高校红卫兵组织参加在其中。
地院东方红没有参加上述两个红卫兵司令部。很显然，地院东方红与一司红卫兵的政治观点是对立的。至于二司，地院东方红认为：二司领导层的政治观点偏向保守，且参加二司的高校造反派组织不够多。因此，这时地院东方红总部决定：由地院东方红牵头，重新建立大联合的组织。由核心组成员周永璋带领邱世涛、赵国柱等同学去串联了北京邮电学院、中央财金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建工学院等十六所高校的造反派，一致同意由地院牵头联合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经过两次筹备会议的准备，聂树人执笔起草了“三司宣言”。1966年9月6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刘志坚、戚本禹、杨成武、郑维山等领导到会，刘志坚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对三司的成立表示支持，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宣读了大会开幕词。三司成立之初已有红卫兵3000多人。
首都三司成立大会上，最后由清华大学蒯大富带领参会红卫兵宣读了誓词，全文如下：
誓词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
我们是您最最忠实的红卫兵，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跟着您，革命造反是我们的天赋！
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造反，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
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誓词是由聂树人执笔起草的。当时（9月5日）朱成昭带领地院东方红正在二进地质部，所以未能参加首都三司的成立大会。当时，蒯大富还没有队伍，但由于中央文革让地院支持蒯大富，这可能是让蒯宣读誓词的原因。
首都三司成立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地院东方红周永璋为首都三司第一任负责人，一个月后，朱成昭派田春林接替。首都三司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由地院东方红聂树人负责，随后又派了孟繁华、黄平稳到首都三司参加宣传部工作。
首都三司的成立，周恩来十分关心与支持。9月22日晚上十点到次日凌晨二点，由周恩来的联络员宋皋具体安排，在中南海西花厅专门接见了首都三司的代表，其中有地院东方红聂树人、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30多人。周恩来对首都三司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和支持。（详见参考文献 15）
正是由于周恩来最支持首都三司，所以三司成立后，组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9月26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首都高校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亲自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1966年9月5日
二进地质部
8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的成果，就是地质部的领导何长工、胥光义，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还有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同意8月24日晚上到地院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听取各方群众代表对地院工作队的意见。这个听取意见的大会，实质上变成了以支持地院工作队的地院斗批改兵团为一方，和以批评工作队的地院东方红为一方，各自就如何评价工作队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辩论（后面有专门的详细叙述）。至于工作队应承认错误、做检查，给受迫害的师生平反，销毁黑材料等请求，根本未得到任何兑现。
地院的文革运动，仍是在工作队扶植的“院文革”领导下，继续执行原工作队的方针政策，地院东方红继续受到打压，处于少数派地位。相反，地院斗批改兵团受到“院文革”的支持。事实上，陶鲁笳、李人林等人多次接见斗批改兵团，一直在背后支持他们。（详见参考文献 13）
在这种形势下，地院东方红总部商定，再次进军地质部上访请愿，决心要请邹家尤回地院真正认错、认输，给受迫害的师生平反与道歉，并销毁黑材料。
二进地质部，总部分工与一进一样。二进地质部的时间是1966年9月5日下午一点从地院出发。由朱成昭率领1000多名东方红战士徒步走到地质部大院。蒋良朴代表东方红向在场的何长工提出要求：
1. 把邹家尤交给地院东方红，回校听取意见，我们保证他的安全。
2. 要求地质部党委给我们革命串联的方便。
3. 把工作队的高治平叫回学校，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
（详见参考文献 5， 1，13，和14）
二进地质部共计十三天，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各派力量都在参与进来，除了地院东方红外，还有西纠来捣乱，有地院斗批改兵团在记录东方红的行动，或支持何长工；有地院东方红的战友“八八战斗队”来地质部支持东方红并表示马上加入东方红大家庭；有同情东方红的同学来声援的；有地质部机关各派的人员了解情况的或表示支持、或谩骂反对的；还有外校与外地学生来声援东方红的……总之，这次行动在北京城影响颇大。地院东方红的学生也经历了被围攻、食堂不给送饭而被迫绝食数天，晚上大家就一起挤在西楼的楼道里等等。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记录的：
1. 地质部的干部对地院东方红的态度开始分化，通过与学生交流，不少人同情支持学生，还有人在主楼窗户上贴上“坚决支持东方红的革命行动”标语。
2. 地质部调动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来围攻地院东方红，大肆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论调，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人；而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坚持“有成分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为了保护出身不好的学生免遭西纠伤害，安排出身好的同学坐在外圈，保护坐在内圈出身不好的同学。
3. 地质部偷装窃听器，引起东方红内高层互相猜忌，加之几位领导者在策略上有不同观点，从而导致东方红高层内部分歧的开端（地院东方红内部“朱派”与“蔡派”由此而产生）。
4. 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全过程，肖力一直在了解情况、密切关注，还亲自到了地质部现场，与朱成昭、蔡新平等人谈话。
历时十三天的二进地质部，最后以迎接国庆、迎接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为理由，同时地院东方红接受了肖力（最初不知道她是谁，有关神秘人物肖力，将在后面叙述）的意见，于9月19日将队伍撤回地院。（详见参考文献 5和1）
在这十三天中，何长工坐镇地质部党委，调兵遣将，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不同政治意见的各派群众的相互恶斗……同时保护了犯有错误的邹家尤和高治平等人。邹家尤则奉命深居地院，与地院斗批改兵团暗中策划，暗中指挥地院的文革运动，拒不承认错误与赔礼道歉，受到斗批改兵团的保护。
对二进地质部，在《王大宾回忆录》、《聂树人文革回忆录》《东方红报 第三期1966-10-13》都有记载。这里引用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与《何长工的回忆录》对当时情况从另一角度的记载：（详见参考文献35和14）
（一） 9月5日晚上九点左右，孔丹带领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大批老红卫兵来到地质部大院。事态激化，演变成西纠和地院东方红的激烈对抗和冲突。四十八年后，在孔丹的上述书中写道：
“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的反应。”
“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到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
“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时，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与地院东方红的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编者注：薄熙来、邹家尤的女儿等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孔丹当时还认为，他们这些自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和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区别”。
西纠最后在地质部大院坚守了三天，最后孔丹母亲许明（曾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给孔丹电话，强制要求西纠立即撤离地质部，他们才撤离了。孔丹在回忆录里说，认为他妈妈的话就是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详见参考文献35）
（二） 何长工当年曾说：“我们过去流血汗打江山，现在他们（指地院东方红）还没有接班就来专我们的政了。”
在何长工文革回忆录里，他对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是这样写的：
“九月五日至十七日，还是地质学院的那个群众组织，一千多人第二次来地质部‘请愿’。为了机关保密档案材料的安全并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请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都是中学生）来机关维持秩序。同时，地质部党委的同志们和机关广大干部、群众，耐心、细致地做来部机关闹事的大学生们的工作，并且在地质学院停止给进驻地质部的学生送饭时，部党委一边做工作让地院给学生送饭，一边组织机关食堂做饭给学生吃。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已不能进行了。”
“当时，我就感觉到：学生们这种做法肯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背后策划，其目的是首先把地质部搞垮，然后推波助澜，冲垮其他部委，最后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副总理们。在那紧张斗争的过程中，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几次打电话给我，并派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机关或找我去开会，要求我一定要做好各方面工作，不能让机关瘫痪。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部，对国务院几十个部都很有影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关怀和支持下，我终于顶住了压力。我后来才知道，在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的时候，关锋等人受陈伯达、康生、江青委派，曾秘密来到地质部观察事态的发展并暗中支持造反派，火上加油。十月八日还是地院那派组织第三次来冲击，大闹地质部机关，召开了长达九小时的批判大会，到深夜十二点才离去。”
“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编到西北局小组。康生在西北局的小组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你知不知道地质部有人写信给《红旗》杂志社，追查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的人。他说，这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在追查我和陈伯达。康生这两句话 道破了天机。原来恰恰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
“由于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毛主席和林彪告黑状，使得我和薄一波、汪锋、李范五同志受到了点名批评。”
“刘澜涛同志在西北局小组会上传达毛主席在小组汇报会上的指示时，说毛主席讲：除薄一波、何长工、汪锋、李范五这四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外，你们其他人在运动中都不要承认这个问题。林彪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恶狠狠地说：何长工对党有刻骨仇恨，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凶狠。我们不向他进攻，他就要向我们进攻。”（详见参考文献 14）
    在“二进地质部”中，特别要提到一事：
有一天大雨，大家都在院子里淋着，后来地质部让同学们去院子东面的礼堂避雨。过了一天，就说这个小礼堂可以归东方红使用。在礼堂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朱成昭等头头经常在里面开会，商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朱成昭是激进派，蔡新平是策略派，二人意见常常相左。有一天，总部召集各战斗队负责人开会，朱成昭说，我们中间出现了托派，总部八个人开会商定的下一步行动，地质部都知道了。一定有人告密了，要求严查。朱并把矛头对着蔡新平，这也是朱、蔡分歧的开始。若干年后，才知道，当时地质部政工组办公室蔡××伙同张××，连夜在小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把东方红的动向知道得一清二楚。（详见参考文献1）

1966年9月中旬～9月24日
“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的提出与北京第一次武斗——争夺地院广播台
当地院东方红9月19日从二进地质部撤回地院后，开始思考：为什么工作队撤走了，我们仍然受到压制？“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为何随时还会强加在我们的头上？工作队为什么还没有真正赔礼道歉、平反和销毁黑材料？
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地院文革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工作队操纵下建立的校文革手上。于是地院东方红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与目标，下决心一定要争得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详见参考文献 5 和1）
地院东方红总部首先组织策划了“夺院广播台”、“查封校文革办公室”的行动。
首先东方红发表声明：不承认校文革对学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它是工作队一手操纵建立的，不合法，应予解散。随即东方红派人查封了校文革的办公室。
至于地院广播台，原是由地院斗批改兵团和地院东方红达成协议共同使用的，后来双方有冲突，东方红为了顾全大局退出广播台。这时东方红作出了接管广播台的决定，9月23日，由探工系71653班的东方红战士任 “突击队”，王大宾带头爬上一根安有高音喇叭的水泥电线杆，用钳子剪断了广播线，使得大喇叭哑了。整个夺取广播台的行动，双方僵持了近十个多小时，双方都派出了很多人，在狭小的空间过道里，双方发生了你推我拉的肢体冲突，互有抓伤、撕破衣服的情况，也有人因闷热、空气混浊窒息……
这是文革以来，在地院发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斗，其中东方红受伤达170多人。事情惊动了周恩来、中央文革、北京市委。夺取广播台事件从23日白天一直持续到24日凌晨才结束。
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先赶到地院处理这事件。但吴德不能平息事件，无法解决双方的对立冲突。随后中央文革陈伯达派关锋、戚本禹到地院处理这一事件。在地院现场，吴德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说：“他们根本不听。”戚本禹则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
凌晨在地院大操场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由吴德主持大会，中央文革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了大会。关锋首先代表他和戚本禹宣读了陈伯达手书的纸条“兹派关锋、戚本禹作为地质学院观察员”。然后说：
1. 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讨。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当随叫随到，这是中央撤销工作组时早已说清楚了的。
2. 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当去检讨。
3. 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于工作组没有意见，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持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去检讨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扰他们这样做。如果你们采取阻扰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
4. 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讨的行动，不能说是错的，是对的。
吴德后来讲话说：“我表示完全拥护关锋和戚本禹同志的意见。”
关锋和戚本禹还把地院东方红和斗批改兵团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关说：“学校的广播台是大家的，不能由一派掌握，可以规定时间，轮流广播嘛！”
关还说：“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东方红’靠拢。”
两派接受了关锋、戚本禹的意见，达成了协议后，双方队伍撤离了广播台。从此地院东方红的“高旗无畏”战斗队重新回到广播台。（详见参考文献5、1和2）
因中央文革表态“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 ‘东方红’靠拢”。在此强大政治压力下，地院“斗批改兵团”一哄而散。从此地院东方红成为全院文革中唯一的群众组织，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详见参考文献2和13）
多年后，吴德在其口述文革往事《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提及此事件，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该事件的过程：
“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人出面与二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总理还派地质部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详见参考文献 5)
地院东方红除了组织抢夺广播台、查封校文革办公室外，还领导组织了接管物探系学生食堂。在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物探系食堂曾经在另一派的干扰和破坏下，连续三天拒绝给在地质部请愿的东方红学生送饭。地院东方红在回到学校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0月9日由东方红组织接管了物探系食堂。
从此开始，地院东方红在夺权的道路上逐步向前推进。整个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及其管理权逐步由东方红控制。

1966年9月～10月
又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走进地院
继肖力之后，又一位神秘人物来到地院，她就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五年级学生，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
朱成昭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叶向真的？据朱成昭自己说大约是在1966年9月，在江青主持的一次中央文革接见中，江青把叶向真介绍给朱成昭认识的。由于他们的观点一致，非常谈得来，关系发展迅速，最后成为恋人，这在地院东方红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东方红总部成员都认识叶向真，由于经常见面，熟悉以后，大家就直呼其名，甚至叫她的小名“牛牛”，有时也乱开玩笑，叶向真也都不在意。东方红总部的一些人在背后称她为“郡主”，而称肖力为“公主”，还有人背后说“公主”没有“郡主”漂亮。（详见参考文献 5 ，2 和1）
叶向真在地院的出现，对朱成昭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导致了1967年初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的改组。

1966年10月1日
王大宾、聂树人等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
国庆节前夕，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在首都三司的聂树人，还有地院斗批改的一位女同学分别收到请柬，邀请参加国庆日庆典活动，并住进了中南海、登天安门城楼观礼。应邀参加活动的红卫兵约有1000多人，除北京外，还有外地的；有保守派组织的红卫兵，也有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大家一视同仁。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也应邀参加。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也在应邀之列，但请柬被贺鹏飞、刘涛扣下了，未能出席。其他还有大庆铁人王进喜、大寨的陈永贵、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等等。红卫兵代表都被安排住在中南海，其他英雄模范代表住在国务院招待所、国防部招待所等地。
红卫兵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江青及周恩来的接见。然后国庆节那天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
据说，这次国庆日庆典活动邀请名单是国庆日庆典活动筹备组吴德、丁国钰和周恩来他们商定的，按名单发送的请柬。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地院东方红一把手朱成昭未被邀请？为什么首都三司负责人周永璋未被邀请？为什么地院斗批改兵团头头程关林未被邀请？这个谜至今也未能解开。（详见参考文献1,5和15）

1966年10月6日
首都三司召开誓师大会
由地院东方红主持的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等首都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出席了大会。周恩来和江青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立场鲜明地支持了反对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还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在大会发言的还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代表、广西桂林师范学院代表、清华大学代表陈育延、北京地质学院代表王大宾等。

1966年10月8日
三进地质部
由于二进地质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地院东方红总部决定，10月8日仍然由朱成昭负责组织了二千多人第三次进驻地质部上访请愿。此次除了学生外，教职员工也踊跃参加了行动，声势要比前二次进驻地质部大得多，带着乐队、开着广播车，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仍然是徒步从地院走到地质部大院。（参见 1966年10月13日《东方红报》）
下午三点，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公布两周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发言揭发了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迫害师生、镇压群众、制造白色恐怖等等罪状，揭发了何长工在一进、二进地质部时压制、造谣等罪状。
三进地质部的行动，还得到来自西安、宣化、旅顺等地以及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苏州医学院、地质科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的支持。在整个大形势下，何长工、邹家尤被迫答应回地院接受检查，同意按中央的指示精神交出黑材料……
大会到当晚十一点结束，师生们步行返回地院，把何长工和邹家尤一同带回地院。

1966年10月27日
四进地质部
此时，地院东方红已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10月27日又组织了四进地质部，受到了地质部机关的支持和欢迎，并与部机关职工联合起来，开展了地质部的文革运动，还在部机关大楼成立了“地院东方红驻部联络站”，作为地院东方红指挥全国运动的指挥部，朱成昭、蒋良朴、田春林等人常驻那里。

1966年10月
地院学生参加全国大串联
1966年10月起，在全国掀起了学生大串联高潮。很显然这是中央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和促进各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措施。
在这种形势下，地院东方红的师生也奔向了全国各地，当时地院校园几乎倾巢出动。这样地院东方红也就在全国各地以“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的名义成立了若干联络站。比较著名的有：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地院东方红驻青海西宁联络站等等。
这些联络站在促进各地文革运动的开展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得到了当地造反派的好评和中央文革的肯定与支持。例如，三司（主要是地院东方红的人员）驻沪联络站协助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支持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从而带动了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大夺权，及“一月风暴”的掀起。又例如，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在完成中央文革下达的揪彭德怀回京的任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驻青海西宁联络站为中央调查处理“青海2·23事件”提供了积极的协助。但是也不得不说，在大部分人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埋头苦干或“冲锋陷阵”时，也有少数学生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更有个别人在三司、地院东方红盛名下，利用权力挥霍金钱、贪图享乐……（详见参考文献1、2、5、6、7和8）

1966年12月13日～27日
地院“东方红”与揪彭德怀事件
现在的资料已经很明白了，揪彭德怀的决定与指示来自于当时的中央。据聂树人回忆录：1966年12月13日晚，聂树人参加了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一小会议室接见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叶向真等人。接见中，江青突然认真而激动地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江青的这番话虽未直呼彭德怀的名字，但大家都清楚知道，这个“海瑞”指的就是彭德怀。
又据《王力反思录》一书对此事的回忆：“我（王力）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根据《戚本禹回忆录》（香港2016年4月出版）一书证实：揪彭德怀是中央的决定。
根据王大宾回忆录：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成员）告诉王大宾，1966年12月14日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叫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12月14日下午，阎长贵到了地质部的地院东方红联络站，找到了朱成昭。阎长贵向朱成昭转达了戚本禹要求地院东方红派人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任务。朱成昭当即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他有事去不了，地院东方红在四川成都设有联络站，他会安排人完成这个任务。
朱成昭后来告诉王大宾，阎长贵给他转达戚本禹指示后，还接到周恩来对此事的电话指示，要地院东方红负责把彭德怀从成都安全护送回北京，并给了三条指示，如下：
1. 北京地院东方红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地把彭德怀护送回京；
2. 为确保安全，只能坐火车，不能乘飞机；火车途中，随时向中央报告；
3. 不允许在成都开会批判彭德怀；此事要秘密进行安排，不声张。
（以上详见参考文献5 和1）
朱成昭接到这项任务后，首先打电话给在四川南充串联的王大来，传达中央揪彭德怀的指示精神，要求王大来带人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然后又给在重庆的地院东方红联络站打电话，让转告王大宾马上赶到成都，负责集合地院东方红在四川成都的同学，完成中央交给的揪彭德怀的任务。
王大宾于1966年12月18日从重庆到达成都。与15日从南充到达成都的王大来等人会合。然后王大宾在地院东方红驻成都的西南联络站召集会议，首先听取王大来等人这几天执行任务的进展情况。王大来等人汇报说，已经设法找到了彭德怀的住地，见到了彭德怀本人，还与彭德怀作了多次交谈，了解他目前的状况。谈话从15日晚开始，和16日上午、下午共三次。王大来等人把这三次谈话做了50多页的记录（记录稿当时就交给王大宾）。王大来等人当时的观点是：彭德怀现在的思想状况说明他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刘少奇，建议现在不应该再揪彭德怀。
而在此前的16日晚上，王大来把他们了解的情况和上述意见打电话向朱成昭汇报了，朱成昭在电话中批评王大来右倾，并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中央叫抓，你就去抓。我看你们右倾。”此时王大来仍坚持己见，朱成昭就说：“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通知王大宾马上到成都来负责这个任务。”
王大宾在听取王大来等人的汇报后，仔细阅读了王大来等提供的50多页的谈话记录，然后决定18日下午再去亲自会见彭德怀，了解真实情况，然后再做决定，是否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王大宾等人与彭德怀又共叙了一个下午。王大宾最后被彭德怀的言行所感动。王大宾决定：支持王大来等人的意见，暂不揪彭德怀，并立即向朱成昭电话汇报。但朱成昭说：“你口说无凭，也难以相信你谈的情况，我不好汇报。你还是应先执行中央的指示。”在王大宾的坚持下，派王大来和郑文卿第二天坐飞机立即回京汇报。在他们回京向朱成昭汇报刚开始时，朱成昭发火了，臭骂了他们一顿：“你们把宝贵的战机失去了。”“不管如何，要先把他弄回来再说，后面的事不是你们考虑的。”后来朱成昭又耐心地听完了王大来和郑文卿的汇报，并阅读了他们与彭德怀的谈话记录稿后，朱成昭认为王大来、郑文卿的意见有道理。朱成昭担心王大来说话太冲，于是决定由杨雨忠代表总部去向中央文革戚本禹汇报。
戚本禹说：“你们立场动摇，你们上了彭德怀的当了！”“你们赶紧再派人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你们要管这件事，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要不你们就别管了。”
事后，朱成昭派东方红作战部胡乐成赴成都督办揪彭德怀任务。朱成昭对胡乐成说，江青已批评朱成昭：“你这也能那也能，一个反党分子彭德怀都揪不回北京。”朱成昭心中有气，朱成昭让胡乐成还带去周恩来对揪彭德怀的三点指示（前已述），并交代：“这次一定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来。有什么意见也要将彭德怀揪回北京再说。”
12月22日胡乐成到达成都后，向王大宾作了汇报。然后地院东方红驻西南联络站立即与成都军区联系，成都军区表示已接到周恩来指示，安排负责配合地院东方红安全护送彭德怀回北京。在成都铁路局安排好的火车专用车厢挂在特快车上，以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就在这段时间，彭德怀被北航红卫兵抢先一步藏到成都地质学院，地院东方红又在成都地质学院从北航手中抢回彭德怀。然后，王大宾组织地院东方红在成都的100多位同学，全部上火车护送彭德怀回京。1966年12月25日安全将彭德怀送上火车，12月27日安全到达北京，完成了护送彭德怀回京任务。（详见参考文献5、7和8）当晚地院东方红安排彭德怀在地院休息了3-4小时，周恩来就派北京卫戍司令部来人将彭德怀接走。

1967年

1967年1月25日
孟繁华文章得到毛泽东赞赏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进入1967年时，造反派队伍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极端民主化、自由化、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等等充分暴露出来。针对这些现象，地院东方红孟繁华起草了《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再论一切权力归左派万岁》一文，作为《首都红卫兵》报的社论刊登在1967年1月25日的报纸上。该文章经毛泽东阅后批准，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题目改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详见参考文献11， 15）
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引起了轰动，并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此事也把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的影响推到了一个高峰。
此文作者孟繁华，后来被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

1967年1月～3月
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和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改组
自1966年9月朱成昭与叶向真认识后，逐渐在思想上受到了一些重要影响，影响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1. 1967年1月初，公安部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大规模抓捕“联动”分子，这些主要是中学生里的干部子女，朱成昭认为，中央文革不该把他们往死里整。
2. 1966年底揪彭德怀一事，对朱成昭思想有影响。朱事后说：“现在看来，我批评王大宾的话是错误的，你们的看法是对的。”“我看了你们从成都带回彭德怀的文件和资料，老头子当时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彭德怀根本就没有反毛主席。”
3. 1967年 1月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江青、陈伯达点了陶铸的名，说陶铸是王任重的黑后台。朱成昭对此很有意见，他认为，斗争对象不是群众揪出来的，而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
4. 更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叶向真向朱成昭透露了叶剑英元帅及党政军高层内部抵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潮（即事后发生的“二月逆流”思潮）的内幕，从而加速了朱成昭思想变化的发展。
朱成昭认为：过去中央文革是正确领导，我们当然拥护，如果中央文革是错误的领导，我们不应当无条件接受，甚至应当坚决抵制。
5. 朱成昭在上海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批判了，这加深了他对文革的质疑与的思考。
朱成昭的思想认识公开，首先是在1967年1月初地院的文革运动形势分析内部会上。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忧。“中央文革叫干啥就干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打倒另一个。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老干部被打倒得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的左倾错误？大家思考、分析。中央文革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符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真有那么多坏人吗？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希望大家多分析、多思考。”（详见参考文献1）
朱成昭的内部讲话，很快被传出去了。有人贴大字报揭发朱成昭等人有攻击和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炮打中央文革，应该彻底揭发批判。也有人整理成材料，报送中央文革。
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奉命到地院朱成昭办公室，向朱成昭一个人宣读了陈伯达1月23日写给朱成昭的信。主要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的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了，变成了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
据王广宇回忆，这封信是可以不公开，不用传达的。但朱成昭公布了这封信。这就把他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化了。这在当时被视为反党、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的重大事件，引起很大震动。（详见参考文献 5,2和1）
后来，王广宇回忆说，“陈伯达写给朱成昭的信，是不要让朱成昭有压力，是规劝性的批评和爱护他。”“如果朱成昭冷静想想，不固执己见，给中央文革、给陈伯达写一个回信，承认错误，写个检讨信，这事就完了。”
朱成昭就是不认错，后来戚本禹来找朱成昭谈话，阎长贵奉命也找朱成昭谈话，再后来，江青让人转告朱成昭，要他检查归队。最后戚本禹让朱成昭“闭门思过”。（详见参考文献5,2,1）
此时，地院批判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不断，逼朱成昭表态，在巨大的压力下，在1967年1月29日，朱成昭、蒋良朴、杨雨忠三人联合发表了《关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表面表态承认某些认识错误，表示要紧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详见《东方红报》 第10期 1967年1月31日）
而在同时，朱成昭等人秘密开会，会上叶向真介绍了1月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剑英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他们认为老帅与中央文革矛盾尖锐，我们要坚定站在老帅们一边。在会上总结出了“八个观点”。（详见参考文献 20，1）
1967年2月4日晚上，在地院东方红整风领导小组的要求下，朱成昭在地院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他以检查为名，抛出了他们的“八个观点”：
1. 大串联搞早了；
2.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
3. 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
4. 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搞早了；
5. 关于联动问题，抓人太多；
6. 关于坐牢问题，不怕坐牢、杀头；
7. 聂元梓问题；
8. 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详见参考文献1）
在这期间，地院东方红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王大宾仍在北医三院住院治疗，此时，江青让阎长贵代表中央文革和江青多次去北医三院做王大宾的工作，要王大宾和李贵站出来主持工作，地院东方红这面大旗不能倒！
1967年2月8日，阎长贵代表中央文革，在地院召开了“反朱成昭派”和“保朱成昭派”的座谈会。其中阎长贵说：“地质东方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东方红的红旗不应倒，也不能倒。对朱成昭有什么问题要调查，有错误要检查。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即使朱成昭的问题是反革命，东方红还要继续战斗下去。东方红和朱成昭要分开，应把东方红办得更好。”（地院东方红《动态报》30期1967年2月10日，详见参考文献 5,1）
1967年2月18日，朱成昭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作了第二次检查，检查仍未能通过。
1967年3月5日，戚本禹，北京市革委会筹备组组长周景芳，（王大宾回忆录中说还有谢富治），在政协礼堂召集地院东方红内部不同意见派别代表开会，解决地院东方红总部领导问题，包括朱成昭等有四十多人到会。
戚本禹在听取了各方争论意见后说：“陈伯达同志的批示，是爱护性的，并没有把谁打成反革命。伯达同志的批示是规劝性的，是听说你们反对我们，劝你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很忙，没有见你们，正在与一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艰苦斗争中，你们内部却在搞二派斗争。我们太忙，顾不上和你们谈话。江青同志派阎长贵同志多次到地院帮助你们，东方红大旗不能倒。阎长贵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文革的，代表江青同志的。希望你们团结，而不是分裂。在当前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时候，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小错误，搞大分裂犯罪。要搞好团结，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全院性的领导机构，是你们当前重要的要做好的大事。要尽快复课闹革命，搞好斗批改。”
“地质东方红这面旗不能倒，要团结。朱成昭先不要当头，只当战士，‘闭门思过’。地质东方红由王大宾负责，把这面大旗扛起来。李贵同志，你是南征北战的老革命，要支持王大宾的工作，和他一起扛起这面大旗。杨雨忠检查得较好，照常工作。还有写‘打倒私字，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孟繁华同学，也到总部工作，以打倒私字，实现地院的大联合。王大来是已调出地院的干部，他就回管道公社去抓革命促生产。”（详见参考文献 5 ）
戚本禹讲话后，谢富治接着讲：“你们要把地院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尽快搞好。东方红公社在新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要坚决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搞好斗批改，复课闹革命。今天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不是他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文革，是上面决定的。”
会议结束后，戚本禹、谢富治、周景芳又把朱成昭、蒋良朴和东方红公社新的领导班子成员留下，又谈了近二个小时。戚本禹在再次听取朱成昭的意见后，对他说：“你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不都是错误的，有些还是有道理的。东方红的功绩是不能否定的，你有功绩也是不能否定的。小将犯错误，认识改正了就好，你要好好闭门思过，认识检讨错误。”（详见参考文献 5）（编者注：王大宾回忆有误，戚本禹3月5日在政协礼堂的接见，只有戚和周景芳，没有谢富治。当场的会议记录和其他参加会的回忆中都没有出现谢富治,没有谢富治的讲话。参见《昨天》54期：戚本禹“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等）
就这样，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王大宾正式成为了东方红的第一把手。

1967年4月3日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院革委会成立前，先成立各系的革命委员会分会，首先是探工系分会成立，然后是物探系、地质系、勘探系、水文系分会相继成立。4月3日院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北京市委周景芳、丁国钰到会祝贺，周景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我是受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委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的，中央文革非常关心你们，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完全拥护，坚决支持。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把东方红的大旗越举越高，越举越红，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王大宾代表革委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从此，地院革委会行使了地院党、政、财、文的一切大权。当时革委会的名称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后来顺应全国大潮流，改为：“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
当时，地院东方红总部议定：新成立的革委会就是地院东方红总部，其常委会成员就是东方红总部核心组成员。为了应对社会上的需要，保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名称，由常委田春林分管。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成员名单：
第一任期：  1967年4月3日～6月底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常委：聂树人 黄振群 孟繁华 杨雨忠 朱德喻 贾振远 张海涛 田春林

第二任期：  1967年7月～10月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常委：聂树人 贾振远 黄振群 杨雨忠 张海涛 田春林 高元贵 王焕
（此时，孟繁华已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朱德喻已毕业分配，不再担任常委）

    第三任期：  1967年10月～1968年底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聂树人
常委：贾振远 侯力平 李益民 刘佛兴 任云堂 刘家齐

五个系分会主任：
地质系  刘佛兴
勘探系  陈玉新
物探系  陈连成
水文系  任云堂
探工系  吴坤正
（以上详见参考文献 1）

1967年4月8日～12日
民族宫事件引发天派、地派分歧公开化
1967年4月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事件起因是：以聂元梓为首，并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与保守的“民族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一起，以民族宫展览有问题为由，要进馆造反，将部分展览材料拿走。此时民族宫已掌权的“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公社”请示上级，中央文革指示：“民族宫展览先不要动，待后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拒绝北大学生进馆，北大学生就用钢锯锯断了反锁住的展览馆综合馆大门，冲进馆内，从而挑起了事端。
民族宫东方红公社的人少，无力阻止北大学生进入，于是就求救于地院东方红。总部得知后，就派人前往，强行将北大学生赶出宫外。但事后“新北大公社”立即又派大批人员前往增援。随着事态的发展，支持“新北大公社”的部分高校红卫兵和支持“地院东方红”的部分原三司的高校红卫兵都派人前往民族宫增援。双方僵持到第二天凌晨，中央文革派人来调停，北大和地院的人陆续撤离现场，并未发生武斗。
这是地院成立革委会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当时，地院革委会包括王大宾在内几个负责人都先后到现场，在现场指挥的是杨雨忠。
1967年4月9日王大宾与唐咸正、陈宝堂等去北大会见聂元梓，并向她说明真相。双方以“误会”平息了事端。但是北大校园里却展出了“4·8事件”中被撕破的衣服等实物，及文字材料，极力扩大事态。地院东方红得知情况后，“高旗无畏”战斗队开着宣传车进入北大，进行反驳和说明真相。结果地院广播车被北大的人砸了，人被打伤了。
为了不使事态扩大，4月11日下午，王大宾与陈宝堂等人再次去北大，想和聂元梓商谈平息这事。他们不仅没找到聂元梓，反倒被“新北大公社”的人包围起来。陈宝堂冲出包围，回到学校，将王大宾被扣的消息带回地院。这事激怒了地院东方红和原首都三司的院校。地院、农大、农机、邮电、政法、北工大、林学院等院校立即派出广播车和人去北大增援地院。一开始，北大东门关闭，不欢迎他们进入北大。后来这些人进入北大后，双方又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流血事件。（详见参考文献 16）
此事一直延续到4月12日下午，由谢富治、傅崇碧派代表向双方传达经中央文革批准的紧急通知才平息下来。紧急通知全文如下：
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新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不能发动人到北大去。十一日夜间和十二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现在去新北大的同学，一律回到自己的学校。（详见参考文献 16）
从民族宫事件到天派、地派的争斗，说明学生运动派性的大爆发，也是越来越走向反面。
王大宾就这事在回忆录上写道：“1967年4月，在民族宫展览问题上，发生了地院东方红支持一派群众，与北大新北大公社支持一派群众的严重对抗肢体冲突，首次引发了北京红代会内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学校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此事，作为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详见参考文献 5 第165-167页）

1967年7月
“朱叶反革命集团”及朱成昭、叶向真被捕入狱
在朱成昭被要求“闭门思过”之后，江青、关锋、戚本禹多次催促朱成昭检讨，写个检查交上去，但是朱成昭始终不这样做，并于1967年7月初与叶向真、蒋良朴、颜宽、张华府、梅建明等人到了广州。中央得知后，周恩来立即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将他们分别带回北京，接受批评教育和专案调查。在地院由革委会监管期间，并没有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据蒋良朴回忆，这期间朱成昭和蒋良朴都曾经离开学校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在外游玩，10月12日才返校。最后是在11月2日，朱成昭、蒋良朴、叶向真等人被中央文革宣布为“朱叶反革命集团”，由公安部正式逮捕收监。（编者注：来源蒋良朴回忆录提纲，载《昨天》2016年7月30日第73期“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纪要”。）
1970年底，叶向真被释放。1975年5月朱成昭从监狱释放，又被送到农场劳改，直到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分配到江苏水文地质二队工作。其他有关人员在1975年被释放。（详见参考文献20）
后来，在经济大潮中，朱成昭在上海办过公司，但是以失败告终。1998初到北京，在朋友帮助下住在十三陵的思陵一乡间寓所，欲专心著述文革回忆录,但天不假年,不幸于当年的9月25日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年仅57岁。（详见参考文献 5）


1967年7月中旬
地院“东方红”与“揪刘火线”
“揪刘火线”是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发起的，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时间发生在1967年7月13日～8月5日。
文革初期，北京建工学院是刘少奇派工作组的试点单位。刘少奇还带领刘澜涛亲自去建工学院蹲点，找工作组谈话等等，企图开小会来解决矛盾。但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仍是“阶级斗争”、“引蛇出洞”、“抓右派”那一套，却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不符。所以当时就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说，从而造成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
7月，“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北京街头，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纷纷前去中南海西门声援、支持北京建工八一战斗团的行动。（详见参考文献 1 和2）
在“揪刘火线”现场，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群众组织成立了“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到8月初，这个联络站参加单位达到700多个。另一派则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参加单位达到1500多个，还有外地来京人员参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多个棚子或帐篷，安装了500多高音喇叭，竖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到处人山人海。（详见参考文献1）
地院东方红对“揪刘火线”行动有不同看法：认为毛主席不在北京，揪斗刘少奇没有毛主席批准是不可能的，而且揪斗刘少奇时机不成熟。但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是地院老战友了，不去支持也不行。因此，地院东方红在揪刘火线事件中，迟迟没有行动，只派了地质系韩文彬带十多人前去安营扎寨，然后7月20日组织了3000多人从地院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揪刘火线现场，表示声援和支持。（详见参考文献 1和2）
“揪刘火线”行动延续到8月4日晚上，戚本禹、谢富治通知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商定“揪刘火线”撤走事宜，第二天宣告行动结束。

1967年7月8日
地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67年7月8日，地院革委会作出决定：“复课闹革命”，并决定复课闹革命分二步走。1967年7月和8月为过渡阶段，9月1日以后，全面复课。
1967年7月8日，召开全院师生参加的“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北京市革委会周景芳、李冠英和中央文革的王广宇、王道明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从此地院开始转入正规的“复课闹革命”和“教育革命”。（详见参考文献 1）

1967年7月
地院66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7月中旬到7月末，66届大学生（地院为五年制，文革开始时为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大学生）开始毕业分配。66届学生中的革委会常委朱德瑜分配离校。革委会主任王大宾留校。个别学生被关押扣留而没有分配，如陈家庚（因为和郑公盾的亲属关系和帮郑公盾往上送信被谢富治点名，革委会就将其定为“反动学生”关押起来）。

1967年8月
周永璋的被抓与被放
周永璋是地院最早当成“五一六”分子抓起来的人，比全国抓“五一六”分子的时间要早。地院革委会成立后，周永璋是“蔡派”骨干成员，自然被革委会视为异己。抓周永璋是在聂树人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1967年7月间，北京钢院有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专门反对周恩来。8月，随着王力、关锋的倒台，“五一六兵团”的极左思潮遭到批判，于是北京一些学校开始抓“五一六分子”。聂树人带人去北师大，拜访了师大井冈山的第二把手董连猛。董向他介绍了北师大抓“五一六”的进展情况，说在“五一六兵团”组织部长李芳的笔记本上有周永璋的名字。除周之外，有其他人名字的学校已开始抓他们了。你们地院还没抓。据此，聂树人回校后，开始策划抓周永璋的行动。一天聂树人亲自将周永璋抓住，秘密地隔离关押在钢铁学院，然后又转移到市内的一所中学关押，审问及批斗。据江祖如老师夫人钱佩娟写的回忆录叙述：通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周永璋的关押地点后，钱老师等人通过地质部红线电话，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周恩来让谢富治打电话给聂树人放人，但聂树人并没有行动。二团的人，通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周永璋的关押地点后将周永璋接回学校。（详见参考文献9）
聂树人在回忆录里专门有一节“捉放周永璋”，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组织抓周永璋的经过。钱佩娟、殷惟侯、蔡新平等人的回忆录也有详细的叙述。（详见参考文献18、9、17、和12）

1967年9月30日
地院自己动手建成毛泽东塑像
1967年年初，不少单位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开始建造毛泽东的塑像。地院东方红也不甘落后，决定自己动手，建造毛泽东塑像。地院东方红成立了美工队，通过到外单位学习、观摩，决定了自己的建造方案。当时成立了翻模组、木工组、瓦工组，经过师生员工通力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日日夜夜艰苦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建造成底座高4米，像高8.5米的毛泽东塑像。学校约有100余人参加工作，主要参加人员有方长乐等人。1967年9月30日举行了毛泽东塑像的落成典礼，从此，该塑像就耸立在地院东门广场上。后来，好几个学校都让地院帮他们建造毛泽东像。

1967年底
地院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11月，中央部署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精神；1968年1月15日，地院革委会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通告》。从此，地院开始全面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阶段。（详见参考文献1）
    于是，在地院就连续发生了“打倒高安郑”和杨雨忠自杀等事件。

1968年5月
打倒“高安郑”事件
革委会成立后，随着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展，1968年5月在革委会领导下，地院内部开始了一场打倒“高安郑”（指地院前院长高元贵、前团委书记安静中、前岩石教研室党支部书记郑伯让三人）运动。有些人认为“高安郑”三人是社会上右倾翻案风在地院的典型代表，是反革命集团，他们三人是“蔡派”的后台，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以王大宾、李贵、聂树人为首的革委会的，目的是夺取革委会大权，犯有颠覆地院革委会罪。于是革委会决定首先批斗高元贵，批斗中称高元贵为反革命两面派，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地院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同时批斗安静中并游街示众，称安静中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伴随高、安批斗的同时，也批斗郑伯让，称郑伯让密谋颠覆地院革委会，大耍资产阶级两面派手法。
毫无疑问，打倒“高安郑”是完全错误的，是以王大宾、李贵、聂树人为首的革委会所犯的严重错误。聂树人在回忆录《地院东方红兴亡史》第563页第三十一章“打倒‘高安郑’”中，详细记录了打倒高安郑的全过程。在570页还说：“在打倒‘高安郑’的事件中，我和王大宾、李贵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存在谁左谁右的问题。”
聂树人在520页说，“当时，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在小汤山住院疗养。他临行前留下话，由我协助李贵负责学校全面工作。李贵是个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台前的工作和校外工作的责任实际上全由我来承担。从种种迹象看，从‘发展’前途看，从事实上所起的作用看，不仅‘蔡派’，校内外的人也大都将我视为实际上的第二把手。‘蔡派’的挑拨离间是，我想取王大宾而代之，想当第一把手。”
在该书570～571页，他还说：“‘二团’对革委会及其领导人的攻击和下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将他们的行为说成是‘颠覆革委会’也有些言过其实。”“无论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打倒高安郑’，都是毛泽东体制下的政治运动，无论王大宾掌权，还是我掌权，都离不开一个‘左’字。”“因此，地质学院的‘打倒高安郑’运动，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对于错误的方面，我应该承担责任。”“我的最大错误是，以正统自居，以多数自居，以革委会自居。”
在“打倒高安郑”事件中，还涉及“蔡派”中“二团”等一批师生被整、挨批、挨打、挨斗、被关押抄家等事。例如，江祖如、殷惟侯、孙司权、余久芗等。在蔡新平、殷惟侯、钱佩娟等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详见参考文献1、17、18、9、和12）

1968年5月30日
杨雨忠自杀事件
1968年5月30日午后，探工系71621班杨雨忠，在毕业分配前夕，突然从北五楼东头顶层，靠近王大宾宿舍附近的北面阳台上跳楼，立即送医院后已无法抢救，宣告死亡。这是轰动地院的一件大事。事后杨雨忠的父亲从上海立即来到地院，由负责杨雨忠案件的王焕书记（代表革委会）和探工系7162级政治辅导员及71621、71622班的党支部书记接待、处理此事，并派人送杨雨忠的父亲回上海。
此事当时是保密的，不让同学参与或过问。到底是什么事，使得杨雨忠选择了自杀的路？至今仍是一个谜！当时知道杨雨忠留下了三份遗书，一份给家人，一份给王大宾、李贵，一份给他专案组的人。但到底是什么内容，至今没有公布。据有人了解一点：院方对杨雨忠的父亲说，受院革委会王大宾的指示，对杨雨忠立案审查，让杨雨忠讲清楚与朱成昭的关系（当时朱早已被捕），不讲清楚，就不让毕业，讲清楚了，可以与大家一起分配。
据伏庆是回忆录中说，当时他与杨雨忠一样被审查，他认为同样是因为朱成昭的问题而被审。
聂树人的回忆录中有杨雨忠跳楼自杀的章节，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吴德就此事对王大宾和聂树人说：‘年青人能有什么大问题，怎么这样想不开，走上绝路？’”聂树人回忆录中也提到杨雨忠的遗书问题，他说他知道有给王大宾，李贵和家人的遗书，但这三封信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公开，他一直不知其内容。至于为什么审查杨雨忠？谁下的指令？聂树人回忆录说： “他被班上同学软禁起来，要他交代与朱成昭的关系问题。这个情况，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我想，杨雨忠是革委会成员，没有革委会的决定，他班的学生怎么如此大胆，敢对革委会成员进行软禁？显然，这样做是有上面的背景的，是公安部专案组，还是其他人？”聂只有一个猜测，而王大宾回忆录中则对此案只字不提，完全回避。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几十年过去了，大家为杨雨忠的死惋惜，但是没有当事人站出来，此事怎么就集体失声呢？(详见参考文献 1 ，5, 13和2)

1968年7月
地院67届学生毕业分配
7月上旬，67届大学生（地院为五年制，文革开始时为四年级大学生）开始毕业分配。67届学生中仅革委会常委聂树人留校。部分同学先分到解放军农场。

1968年7月～8月
地院的整党建党与聂树人、王大宾入党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凡是成立革委会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于是地院开始了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工作。
1967年12月2日下午，地院革命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了地院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并决定：
一、宣布我院临时党委会筹备小组从12月2日起解散。
二、决定成立以李贵为首的中共北京地质学院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李贵、王大宾、聂树人、柴文栓、贾振远、王焕、侯力平、李一民、刘家齐等九位同志组成，并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审批；
三、中共北京地质学院核心小组负责我院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处理党员的工作；
四、会议建议发展王大宾、聂树人同志入党，不要预备期。
在这个决定中，还不是党员的院革委主任王大宾和副主任聂树人被选入了地院党的核心小组，这是当时提倡的“群众整党”中的“新鲜事物”。
经过对王大宾、聂树人二人的大量内查外调，并请求中共北京市核心小组批准，在1968年7月2日召开的有地院各系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政宣组党支部扩大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有表决权的党员一致通过同意聂树人入党。随后，8月9日，王大宾被全体党员表决通过，成为中共党员。8月18日出版的地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特地发表评论《做彻底的革命派》，其中说：“我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王大宾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王大宾同志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两年来的斗争证明了，他是我院广大东方红的典型代表，是一个真正的忠实于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代表，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
但他们的入党后来并未得到工、军宣队的承认。他们毕业分配工作后，军宣队并不承认此事，也不给转组织关系。（详见参考文献1）

1968年7月28日
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北京高校北大、清华、师大、北航、地院五个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头头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时间长达5个小时。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谢富治、张春桥等人。
毛泽东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也有不少的插话。王大宾回校后向全校师生进行了传达。由于这次召见的讲话内容非常精彩、丰富，是研究文革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且这次讲话已有书籍专门发表了，此处就不再重述。（详见参考文献 10 和5）

1968年9月
东方红公社宣布解散
1968年7月底，中央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总人数达500人。从此，军宣队、工宣队接管了地院革委会的一切权力。地院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开始了内部的整风运动。李贵、王大宾、聂树人、陶世龙、赵鹏大等人被列为首批整风对象。
1968年9月的一天，军宣队说：大联合了，革委会成立一年多了，“东方红公社”也该停止活动了。（详见参考文献1）于是借着“东方红公社”成立二周年之际，由黄平稳写了一个“地质东方红”解散宣言，在北五楼北边放电影的广场上开会，由黄平稳宣布“地质东方红”解散。

1968年12月
地院68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68届毕业生至12月底基本都离开了学校。当年分配由于社会环境动荡，有些省市不予分配，如北京一个不留（而66-67届均分配了不少）。和67届相同的是都有一部分先分配到部队农场，一年后他们再重新分配。全校约有百名左右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包括应在7月份分配的67级部分学生，没有参与正常分配，被继续留校“办学习班”。目前尚无具体统计资料，基本上各系各年级都有一两个。被留校“办学习班”的学生情况因人而异，有的是因文革中在校外活动有问题要查清楚，有的是因为某些言论被认为思想“反动”需要教育反省，有的是因为有海外关系要审查，有的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需要修理……被留校办班学生名单，前期是由革委会定的，后期是由校军工宣队定的。
    革委会中前期已留校的王大宾、聂树人也都在这个时间内离开学校了，与正常分配略有不同，但与当时的毕业生待遇一样。军宣队领导对各派头头的毕业离校都分别礼送，王大宾、聂树人是官方的，在车站送行，蔡新平是军宣队一把手牛润五设家宴饯行。
69-70届学生继续留校“复课闹革命”，或组织到地质队、矿山参加生产劳动，美其名曰“半工半读”教改试点。

1969年底
地院教职工到江西五七干校
地院军宣队大约是和地质部军代表（当时中央各部委均已被军管，由军代表主持工作和运动）商议后，各自分别在江西峡江县仁和镇龙陂原“共大”旧址和隔江相望的水边兴办了自己的五七干校。在对待教学人员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的动员过程中，一些政策不仅不近人情，而且近乎残酷。如对于“双职工”家庭，一般都要求全家老小前往干校安置。如若不愿一起同迁，则老小在京的照料问题需自己解决，组织上或留守处均不负责任。更有甚者，对不同行的孩子原来享有的统筹医疗福利，也就随即终止。军宣队正是利用这类不近人情的措施，迫使教师举家同迁。在“双职工”家庭中，若另一方为非本校的在京职工 ，则双方可自己选择举家同往对方干校安置。该措施被在京中央单位普遍采用，以减少同迁干校的阻力。若另一方为京外职工时，也允许京外职工随地院职工同迁江西干校，但工资、人事关系不变，今后根据学校教改的情况，可优先考虑解决两地分居的调动问题。
1969年初冬，是地院广大教职工群体，特别是被驱往干校的教职工群体在文革中最为寒冷的季节。军宣队毫无人性的恶劣作法，使他们完全处于任人摆布而又求助无门的悲惨境地。他们不得不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背井离乡，而且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和至亲也要随之浪迹异乡。干校学员中，宋翔雁老师夫妇被迫将未满周岁的孩子留京托人照管，不料三个多月后孩子即被烫伤，并险些送命，为了抢救孩子生命，仅花销的医疗费用就达一千余元；原体育教研室主任刘冠军教授就猝死于干校的劳动中；原岩石教研室李明哲老师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因不堪忍受残酷迫害，而自尽于深山老林。（参考资料3）

1970年起
地院清查“五一六”
军宣队在地院掌权后，1970年3月起，在全国范围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并又一次开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地院的师生以及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当然也成为了被整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地院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挨整的师生达到了数十人。当年地院东方红的积极分子无一幸免。尤其是岩石教研室李明哲老师被整得自杀，这在地院不是唯一挨整自杀的案例。
王大宾在1971年3月9日从成都被抓回北京，关押在地院，进行有关“五一六分子”的审查，在这时期，王大宾关押审查了四年之久。文革结束并遭到否定之后，“五一六”罪名已不能成立，于是王大宾又被改换罪名，于1978年4月29日武汉市公安局宣布：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五位中央领导签字批准，正式逮捕王大宾。至1983年8月18日根据陈云“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指控：“王大宾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王大宾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就是王大宾带领地院部分学生，将彭德怀挟持，押到北京，“使得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为此，王大宾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详见参考文献 5）
聂树人在1970年10月～1973年4月，被地质学院认定为“五一六”上层骨干分子，在青海省地矿局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79年12月，又以“整理周总理黑材料”、“绑架周总理”等罪名被青海省公安局逮捕审查，后以“不构成犯罪”而被释放。
除此以外，地院东方红总部李贵、贾振远、田春林等等都受到关押、审查，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通过对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梳理，为我们反思、研究和再认识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为地院东方红的兴衰与沉浮，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平台。为我们理出一条清晰的典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脉络，从脉络中很可能看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生态特色的缩影。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史，不仅是全国高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全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全过程的一个缩影。它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个性特色，这是其他许多单位所不具备的。这些特色就是：地院东方红成为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战斗队”，同时成为了党内高层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利用的对象。
清华大学的杨继绳先生在其《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段论述，对文革运动进行了极为深刻准确的总结和评价，他代表了我们当年参加文革运动的这一代人，在经过对文革的认真反思之后，对文革的再认识。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正因为如此，我们当年响应毛泽东号召参加文革的一代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民，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地院的文革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
自从一个神秘人物——肖力，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走进北京地质学院、走进北地东方红之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从此就具有了“通天”的特色。在当时的情况下，地院的广大师生，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广大师生得知此消息都是欣喜若狂，以此为荣，感到骄傲和自豪！继此之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关锋、阎长贵、王广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人也先后走进了地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然，在他们后面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也不同场合接见过地院东方红代表，发表讲话，表示对地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地院东方红（也有斗批改兵团）的关怀和支持！这样，地院东方红成了毛泽东、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战斗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当时，我们是不明白的。
五十多年后，当我们再看文革，从聂元梓、蒯大富、万润南等人写的文革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与布置的。清华大学的文革是刘少奇、薄一波、王光美蹲点的单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一时禁止中央文革小组介入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详见参考文献21和25），改派周恩来负责处理清华大学文革运动中发生的各类事项。而北京大学的文革，则是派的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去介入的。很显然，肖力等人走进地院，是受毛泽东、江青的指派。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这样策划与布置，在清华大学编辑的文革回忆录中，虽然已有多人对此提出了分析和解释，但是至今仍耐人寻味！
北京地院东方红也正是由于“通天”，得以迅速壮大、发展，助推了原来不出名的“何家兵”（何长工之语）——迅速地红遍北京市、红遍全中国。北京地院的文革运动当时走在了北京各高校的前列，成了北京高校的典型代表和榜样之一，许多院校的战斗队，都集聚在地院东方红的大旗下。地院东方红也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而后，另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也走进了地院东方红，这是东方红的另一条“通天”之路。
这两个神秘人物先后走进北京地院、走进地院东方红，既给地院东方红“增光添辉”，同时也飞来了“横祸”，更增加了耐人寻味和不解之谜！显然，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成为了党内高层不同政治势力争夺与利用的对象！
地院的广大师生绝大多数出身于平民与底层，农村出身的学生尤多，高干子弟极少，于是地院的学生具有朴实、单纯、忠厚的特质，这与北大、清华学生的成分结构形成了明显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成为神秘人物选定地院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样，地院的文革与北大、清华的文革有很多不一样之处。相对而言，地院文革运动简单，较为平和，二派斗争并不激烈，也没有出现大型武斗。尤其在肖力身份公开，表示支持东方红后，几乎一边倒，地院东方红占据了绝对多数及领导地位。
今天回头看这个问题，神秘人物之所以选择地院，实质是党内高层政治势力尖锐权力斗争的需要。从肖力、叶向真、周荣鑫介入地院文革运动，目的就是争夺和利用学生的政治热情，为其政治目标服务。
以神秘人物方式出现在文革运动中，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历史局限性，说明共产党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化。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具体体现。

（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
1. 1966年6月20日，地院发生了著名的“6·20事件”。广大师生自发组织近千人的游行队伍，到工作队驻地，向工作队反映群众对地院文革运动的意见和希望。这是首都高校第一个自发组织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没有发生任何不文明的争斗事件，以和平方式开始，以和平方式结束，获得了成功。
    2. 1966年8月17日，北京地质学院全院性的组织——“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这在首都高校中，北京地质学院第一个实现了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
    3. 从1966年8月23日至1966年10月27日止，为期两个多月，地院东方红组织了上千名师生先后四次进驻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要求地质部党委让地院工作队回校承认错误，交出整人的黑材料，给师生平反、道歉。地院东方红的行动获得最后胜利。这四进地质部的行动，开创了造反派第一个进驻国家部委机关的先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极其广泛。
    4. 1966年9月19日，地院东方红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和目标行动计划，下决心一定要争取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来改变造反派组织当时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在北京高校中第一个公开提出夺权口号。
    5.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报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再论一切权力归左派万岁》（详见参考文献11）。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他批准，题目改为：《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并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地院东方红的孟繁华同学。这清楚地表明：地院东方红的广大师生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高校中，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造反派队伍中存在许多问题，所以率先提出：必须打倒“私”字，实现大联合，才是唯一的出路，从而也获得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6.  1967年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实际上，是地院东方红掌握了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切领导大权。
7. 地院革委会成立后，一切校园秩序与管理恢复正常，于是也是高校中第一个接待外国来宾的。先后接待的有：越南副总理黄文欢、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日本和非洲国家的民间团体等。（详见参考文献2）
8. 1966年12月14日下午阎长贵受戚本禹委托，向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下达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指示。这也是地院东方红第一次接受中央文革直接下达的任务。地院东方红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先是在成都的北京地院东方红具体负责人给朱成昭电话，阐述了不同意揪彭回京理由；朱认为执行不得力，为此发火，而在成都的地院东方红派代表飞回北京，向朱成昭说明观点与理由，强烈要求向中央文革汇报情况。这在当时完全是大胆的、出格的行为，因而受到戚本禹的严厉批评。转而，戚本禹表示，你们地院东方红不干，我就找北航去干。无奈之下，朱成昭派总部人员赴成都监督执行揪彭行动。五十多年后，重新认识这件事，证明：当时地院东方红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是正确的。
9. 1967年3月5日，由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谢富治和周景芳等人向地院东方红代表宣布，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闭门思过”，不再担任头头，宣布了由王大宾、李贵、杨雨忠、孟繁华等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还明确表态：“地院东方红这面旗帜不能倒！”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受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命令改组领导班子的造反派组织。
10. 1967年1月开始，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在各种不同场合，提出他对当前文革的思考与看法，后来总结为“八大观点”，为此，他最终坐了八年监狱。朱成昭是当时第一个敢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提出怀疑与反对的造反派头头。今日重新认识，应该承认，朱成昭当时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不完全盲从、不完全狂热崇拜的年轻人。当然，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他的思考与精神最终还是做了政治的牺牲品。
11. 1967年底，地院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将当时还不是党员的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和副主任聂树人也选进了核心小组，这在全国当时的“群众性整党”中是首创性的“新生事物”。1968年7、8月，聂树人、王大宾相继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了吸收造反派负责人入党的先例。但后来此事未得到军宣队的承认。

（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
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和全国一样，不停地有人整人，不停地有人挨整、被打倒。从文革运动开始，是工作队整了给他们提意见的师生，把他们定成“反革命”、“右派”；学生开始造反，然后是反过来批判与批斗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何长工等当权派；再后来，地院革委会把高元贵、安静中等人打成“高安反革命集团”；最后到朱成昭、蒋良朴、杨雨忠、王大宾、聂树人、田春林、伏庆是等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挨整，甚至坐牢，无一幸免……再看全国的文革运动更是如此，从中国最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到各级当权派无一幸免的挨斗、挨整、入狱，包括林彪、江青“四人帮”都是如此命运。
如此看来，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而争斗。这可能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中国特色的浓缩，也是中国政治生态中民主与法治的大倒退的典型范例。
正如王大宾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在幕后。此次他亲自安排制止清华大学的武斗行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借此进一步让高校的学生退出政治舞台。事先不打招呼，工人与学生会发生冲突，可能会流血，都是毛泽东事前想好想到的。……随后而来的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镇压，更有一场所谓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将我们五个头头一网打尽。”（详见参考文献5）
王大宾的回忆录第165-167页还写道：“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所以到1976年，毛主席说老中青三结合，青年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聂树人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我也在‘反思’。我反复回顾文革中我有什么错，值得反思？想来想去，在文革中，我好像没什么大错，我该反思什么？文革一开始，我因对学校党委、工作队提了点极为善意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
“为了这个不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我奋起与专制者进行了斗争，要求他们为我们平反。经过长期较量，我们才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
“我唯一的错误，就是不敢对毛泽东的专制公开提出批评，还违心地执行之。如不执行，我就有可能成为朱成昭第二。”（详见参考文献18）
田春林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以我一个文革中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支持红卫兵运动，甚至不惜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煽风点火。而当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又发动所谓抓‘五一六’运动，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统统打下去。联想1949年建国前他为了打倒政治对手蒋介石，曾那么卖力地和民主党派套近乎，许诺共产党胜利后要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那个著名的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向民主党派和人民描绘了多么美好的政治远景！当自己大权到手，为扫清障碍，实现独裁统治，1957年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把所有民主党派一巴掌打下去。这几乎和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参考文献 6）
再来看地院一位普通教师宋翔雁老师在他的文革回忆录中的叙述：“在文革结束近50年的今天，冷静深思，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地院东方红所代表的的造反派群体，在这场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而言，也和江青在自己的抗辩词中坦诚道出的：‘我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一样，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
“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样做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这场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从而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次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详见参考文献 3）
地院学生古宝琳（王大宾的前妻）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是这样认识的：“这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任，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详见参考文献 22）
以上是当年北京地院文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50年后对文革的反思。接着，看当年的风云人物清华大学蒯大富50年后对文革的反思：“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们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力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详见参考文献 23）
我们最后还看参与文革的一般群众，清华当年的研究生黄瑞和对文革的看法：“纵观整个文革史，就像是一场大型木偶剧。木偶们在台上表演，都带着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讲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就是当年台下的那些观众，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木偶们走马灯似地被换上，又被撤下，由一只巨大的手操控着，这只手的主人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木偶剧中的每一段剧情，每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都要取决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即便在他行将辞世的濒危阶段，即使连言语都难以表述完整的时候，他说的一字一语仍然是圣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历史惨痛地告诉我们，文革是人治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详见参考文献 24）
综上所述，看到亲历者心中发出的呐喊：文革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

（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
文革中，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受毛泽东的极端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的鼓动，很快就狂热起来，盲目地投入疯狂的运动中。而后，迷惑了民众的认知，颠覆了传统道德，丧失了人类的理性，把野蛮、粗暴、残忍看作为革命行动。只要是伟大领袖发出的号召，人们就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去执行，去做各种荒唐的事，甚至愿为它献出一切，包括生命。政治狂热、绝对盲从就是当年参与文革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幼稚、无知的真实写照。
正如清华大学万润南在其文革回忆录中所说：“在1966年12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详见参考文献 25）
上海复旦大学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安文江在回忆录中说：“迷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
“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详见参考文献 26）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赵慧中在回忆录中也说：“现在可以说真相基本清楚，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毛泽东的欺骗，当然毛泽东不是欺骗了我一个人，而是欺骗了全国人民。……”(详见参考文献 27)
当年清华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孙怒涛在文革回忆录中这样说：“回顾历史，我们不仅了解到事实真相，明白了当年的造反派只不过是一群被领袖玩弄于股掌，后又被抛弃清算的小卒子，而且更懂得要在有生之年为民族、为民众尽最后的历史责任。”（详见参考文献 28）
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在没有搞懂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谁是中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问题的情况下，凭着狂热的革命热情，盲目服从，投身运动。五十年后，再回首此事，深感可笑与可悲！当年拼命冲锋陷阵是为了什么？今日终于明白，我们的激情、狂热，我们为之付出的宝贵青春年华，就是被人利用了。我们为年青幼稚、无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也丰富了这一代人的人生阅历与宝贵精神财富。

（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的政治思维
在文革中到处充满了极端政治思维，也有人取了一个专用名称——文革思维。尤以极左的政治思维充斥全国，上至中央高层，下至普通百姓，文革思维无处不在。极端政治思维最具代表性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和理论，在其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大民主和极端的集权专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处于极端政治思维的疯狂之中。
“造反有理”、“怀疑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行动，比比皆是，再现了“湖南农民运动”。
“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造神活动，全国上下遍地开花。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充斥全国。
“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的口号与行动随时随处可见。
还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口号，在当年却被人们奉为神明，指导着千万热血、狂热革命青年的斗争行动。
今日反思，回首当年，是多么幼稚可笑，也非常可悲，完全是封建的“愚忠”。
在地院的文革中，同样充斥着这些极端的政治思维。当年我们就被这极端的政治思维的掌门人所利用，不管是哪派，都是其受害人。即地院的各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这极端政治思维下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甚至在执行错误路线时，伤害自己的亲人、同学、战友、老师及不同意见者。当然，自己也成为了文化革命“政治恶斗”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时至今日，当年参与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已进入了老年，更应该勇敢、深刻地反思自身在文化革命中的得失、对错，吸取教训，忠告后人，这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众所周知，文革思维——这种极端政治思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色：
1. 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是真理化身，凡是持不同观点的都认为是谬误；
2. 强调一元化的统一认识，排斥思想多元；
3. 非黑即白，两极对立，缺乏平和包容精神；
4. 把不同观念碰撞看作是思想领域里你死我活的斗争；
5. 把一切社会事物都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6. 把政治妥协视为投降、背叛；
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这种用阶级定性的极端政治思维的存在，有某种合理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民政府，随着历史任务的变化，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理应发生变化，要从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思维，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转变。因为，这时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执政，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得到大多数公众拥护的问题。仅此，就强烈地需要执政党从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从革命党的阶级定性的极端政治思维方式走向执政党的淡化意识形态的政治思维方式。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证明：党未能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的转变，相反，文革将极端政治思维方式发展到了顶峰阶段。
从以上极端政治思维的六个特点，对照当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作所为，可以看出：整个文革运动中的极左极右，狂热、盲从行动，以及“天派”、“地派”，地院的“保守派”、“造反派”，东方红的“朱派”、“蔡派”派性斗争等的政治恶斗，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极端政治思维在作祟。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是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受历史的局限，文革中各派组织，都同是这一错误政治思维的受害者，以至于在掌权后，也带着这种政治思维，不断重演、重犯“政治恶斗”。一旦极端政治思维与没有民主、没有法治伴生，这种极端政治思维伺机就会超越政治红线、法律红线，演绎出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的政治事件。
地院东方红的“朱派”、“蔡派”的派性争斗就是案例之一。这里的“朱派”，是指拥护朱成昭政治观点的人，“蔡派”是指支持蔡新平政治观点的人（公开并固定的人数为8人）。朱成昭是东方红的一把手，蔡新平是地院东方红成立初期的核心组成员，二人最初的政治观点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策略上有不同意见。朱成昭很激进、胆大；蔡新平偏温和，讲究策略。所以后来朱成昭称蔡新平是东方红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派”。本来，在同一群众组织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在极端政治思维作祟下，二派分歧日趋严重，以至于完全对立……。（详见参考文献 1）
“朱派”和“蔡派”的分歧起源于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当时，处境困难，朱成昭还是要高调继续留在地质部，而蔡新平主张策略地撤回，这些是东方红核心组成员会上的讨论意见，而随即被地质部的人截获，并扬言要支持蔡新平等等。于是，朱成昭开始怀疑“蔡派”人员泄露机密，造成朱成昭对蔡新平的极度不信任，并称“蔡派”为“托派”，将蔡新平排斥在东方红核心组之外。由于“蔡派”认为不公，双方的对峙有增无减，以至于成立革委会时，仍将“蔡派”成员排斥在外，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件事在若干年以后才真相大白，事实是，地质部政治部的人当年在东方红核心组开会的小屋，偷偷安装了窃听器，他们完全掌握了当时东方红的所有动态，故意制造东方红分裂。而地院东方红这二派，越来越对立，“朱派”要把“蔡派”打下去，“蔡派”在朱成昭被捕后，也有一些过激行动，如新建广播台，强烈要求院革委会中“朱派”代理人下台等等。双方的派性斗争持续地进行，不断升级。但是当时的极端政治思维占主导，极左思潮盛行，极左的口号与行动会有更大多数的拥护与支持，而温和偏理性的思想，拥护者则少。“蔡派”在地院一直为少数派，好在他们始终未从东方红中分裂出去，避免出现重大分裂与武斗的事端。而在1968年初，在王大宾、聂树人主持革委会时，终于对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等人下手了，认为他们是“蔡派”的后台，把他们打成“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组织批斗。而对周永璋、孙司权等人进行关押、拷打等残酷的迫害。这些行动触碰了政治红线与法律红线，其性质也发生质的变化。这些当事人在极端政治思维下，不仅伤害了其他人，最后自己也都成为错误路线的“替罪羊”和政治恶斗的牺牲品。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新中国成长的，从小接受的“听党的话”“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政治思维教育。正是这种党化、奴化教育，我们的头脑已被清洗，使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文革思维，表现出政治狂热、盲从、崇拜、走极端的政治思维和行为。这正是极端政治思维对我们的毒害，也是我们满腔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最后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深刻吸取的教训之一。

(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通过对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全过程的反思，又纵观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得出以下的认识：
人们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胜利者。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激进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管是红卫兵，还是走资派；不管是文革的参与者，还是对文革持有不同意见者；无论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四人帮”，还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曾经或最终被抛入“地狱”，文革真是一部“人肉搅拌机”，所有人都失败了，没有胜利者。
文革没有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但它确实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以全民疯狂和苦难为代价，付清了一笔厚重的历史孽债。
文革以中国为舞台，以亿万人民为试验品，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改造人性的社会实验，想像要创造出一代无限忠于、无私奉献的人，但实验失败了，新人未出，旧人不在了。
当年响应号召，积极跟随毛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参政者都没有好下场；反过来，有独立思考精神，对文化革命持有不同意见的议政者，同样也没有好下场。在这种“政治恶斗”“群众专政”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失去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勇气和路径，被推到了政治之外；唯有的选择是：远离政治、自我保护，保持“沉默”、“等待”……。“一切为了权力”、“一切向钱看”的政治生态奇观逐渐出现。这也许就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酷的现实。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失误和损失之一就是：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1. 文革摧毁了长期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伟大形象”；
2. 文革摧毁了对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3.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
4. 一切为了权力而奋斗的、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既伤害了广大百姓，也伤害了官僚集团；
5. 整个国家的管理、治理秩序遭受严重破坏。
正如杨继绳所说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个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详见参考文献 36）。
这里，我们不是希望要重新恢复和重塑过去的时代，这也是不应该的。因此，应该正视目前严酷的政治现实，去重建中国新的政治生态势在必行，但是这种心理上深深的创伤，要予以抚平谈何容易，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大智慧。

结束语

回顾五十多年前，我们都是抱着忠于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信念，走进了文化大革命，可是谁也无法意料到最后的结果：包括以学生为主的群众运动头头在内的一大批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惩罚、批判以至于坐牢。我们为年青、政治上狂热、盲从、崇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是，我们也感到幸运，在我们的一生中能赶上这样一段非常时期，亲历了这么多的政治斗争，历练了我们，收获不少的教训。
至少，我们懂得了：要认真读书；要实事求是；不盲从、不狂热、不崇拜和不迷信；要有独立思考精神。我们学会了：要不断追求真理，求真摒假；我们懂得了：人要有高尚的人格，有大爱之心；我们懂得了：要敬畏生命、尊重人性，要有法治；我们不会对整我们的人以牙还牙冤冤相报，我们要对被我们伤害的人，心怀愧疚、道歉赔罪。我们也看到：人在春风得意、目空一切时，就是犯错误的开始……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怀念我们敬爱的高元贵老院长。当年工作队进驻地院，就是带着“舍高保聂”的目标。工作队进驻短短几天，高院长就被迫做检查，被批判、撤职。而在以后批斗“走资派”时，他又是被批、被斗。而我们走近老院长时，没听到过一声埋怨。迁校时，是他决断选定校址，才有美丽的武汉校园；朱成昭释放后，他承担了给朱成昭等人平反的工作。整“五一六”结束后，他尽力去帮挨整的学生平反。他对地院充满着爱，对地院学生充满着爱。不管是到他家抄家的学生，还是批斗过他的学生，他都那么平和、亲切。他总说，地院的学生对他好，批斗时从不动手，外单位人批斗他、打他，都是地院学生在护着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高院长不接受高教部安排他去南大或南开当校长，他在等待，等哪一天北京地质学院恢复了，他继续当北京地质学院的校长……
我们还要缅怀安静中等一批已离开我们的老师。正是有这样的校长、干部与老师，培育了一大批朴实、认真、爱思考、有独立思考精神、有爱心品质的地院学生，才会在文革的大潮中表现出与其他学校明显不同的结果。
我们要永远怀念地院所有在文革中因各种原因而逝去的老师、同学！
最后感谢地院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你们奉献出你们对地院文革的回忆，或献出珍贵的历史文献，让我们依据那些资料，编写完成了本文，这是我们给世人、给后人奉献上的，我们亲历的文革历史记录，以作为了解这个非常时期的参考史料。

2016年6月5日 初稿
2017年3月1日 定稿

参考文献

1. 聂树人：《地院东方红兴亡史》  2011年12月香港出版
2. 伏庆是：“我与北地文革”
3. 宋翔雁：“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
4. 万天丰：“回忆六二〇事件”
5.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  2015年10月香港出版
6. 田春林：《田春林文革回忆录》
7. 陈永迪：“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8. 谭保华：“北地东方红抓彭德怀进京纪实”
9. 钱佩娟：“忆江祖如和地院文革”
10. 张运钧、李颖：《晚秋沉思》  2012年12月香港出版
11. 孟繁华：“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首都红卫兵》报1967年1月25日）
12. 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13. 程关林：“被遗忘的群体”
14.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5.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  2013年12月香港出版
16. 聂树人：《北京天、地派的争斗》    2013年12月香港出版
17. 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18. 聂树人：《“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亲历记》2014年香港出版
19. 周永璋：“关于文革中有关问题”
20. 梅建明：“我与朱叶反党集团”
21.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  2011年3月香港出版
22. 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23. 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  2011年3月香港出版
24. 黄瑞和：“文革、清华、人性”（《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25. 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2007年12月
26. 安文江：“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1999年3月
27. 赵慧中：“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2016年2月
28. 孙怒涛：《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后记  2015年香港出版
29. 11622班“聂沙华”大字报：“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
30. 安静中大字报：“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
31. 江祖如等人大字报：“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
32. 王大来、陆炎德等24人大字报：“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
33. 朱成昭等人（爆破战斗队）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34.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年8月17日
35. 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  2013年10月香港出版
36.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革的思考”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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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北京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

蔡新平 收集整理

前言：根据前一段时间向校友征集“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人员信息”在各校友群推出后，得到了部分校友的反馈信息。据此重新补充订正后又整理了一份统计名单，并在此向校友及有关知情者再次征集意见和新的信息。

一、文革开始，工作队进院之前
光开敏，物探系老师，文革初期工作队进院前卧轨自杀，原因不明。

二、工作队在校时期（1966年6月8日～8月13日）
暂未查到有非正常死亡事件。

三、工作队撤离到地院革委会正式成立的权力空白期（1966年8月13日～1967年4月3日）
（这期间工作队建立地院院文革掌管行政事务，无权过问运动。造反派“东方红”和保守派“斗批改”两派争斗，在对学校的控制上各有千秋，1966年8月～10月保守派占优势，10月后到1967年4月东方红独大。）
刘彩云（？），女。东方红大队成立不久，工作队刚撤离后的某一天（具体时间待查），东方红去地安门地质部干校找工作队副队长卞固，一名参与行动的女生因车祸致死。东方红本来准备搞纪念活动的，但她们班保工作队的人在她遗物中发现了她与彭真有照片，还有有很多丝袜。这同学本是学校的优秀共青团员，北京市的模范青年，现在被说成是彭真的修正主义黑苗子，为此有人大做文章。纪念活动作罢。

四、地院革委会时期（1967年3月～1968年9月）
（一）与串联和外地武斗有关的死亡
卢福田（一说叫卢布田〔音〕），男，水文系三年级（63级），武汉人，我的老乡，我们同一天入学。1967年8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大型渡江活动中因组织不善发生大规模踩踏溺水事故中意外死亡。
李全华，男，地质系二年级，地院东方红广播台编辑，1967年5月6日，成都132厂发生武斗冲突，造反派冲击该厂、保守派产业军开枪“护厂”造成打死48人，打伤127人的流血惨案，李全华在前去声援造反派的宣传车上头部中弹身亡。
杜金山，男，15632班学生，和我同班、同宿舍上下铺。他父亲是南京大学职工，姐姐在北京邮电学院任教。文革前我们最要好。文革初期他是我班少有的几个一直支持我的同学，和我一起参加了串联发起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是东方红最早的成员。我和朱成昭发生分歧后，他站在朱成昭一边。朱成昭1967年被中央文革罢免东方红负责人后南下广州，是杜金山打的前站。从广州回校后我曾和他长谈，他心灰意冷，决意出走。1967年8月，在去江西的轮船上，因下舱有人玩枪走火，打中腰部，到岸后因流血过多，到医院已抢救不及死亡。我帮助他姐姐处理了后事。
（二）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时期
王鸿、薛挺华夫妇：王鸿，男，地史研室教员；薛挺华，女，古生物教研室教员。夫妻俩才华出众，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地史、古生物教研室也分为两派，他们与以湘江队为代表的倾向“二团”（蔡派）的老师更接近。在革委会掌权期间，通过整王鸿、薛挺华以整蔡派。王、薛夫妇是分开隔离审查批斗的。薛不堪折磨，先上吊自杀。王鸿被单独关在西一楼一层、锅炉房对面的小屋，得知妻子自杀后，在骼架床的竖柱上用他四岁左右儿子王磊的背带裤背带上吊自杀。现场暖气片上粘着不少头发，估计是他先打算撞死，未遂，又改为上吊。他脚前整齐地摆放着儿子一双小鞋，可知他多么想念儿子。听说在隔离期间，曾让他去幼儿园接儿子回家过周末。革委会在王、薛夫妇死后，对死者展开了新一轮批斗，广播上说他俩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王鸿留给儿子的《示儿》诗是抄录陆游的原诗，也批判为是“反攻倒算”、“不甘心失败”的证据。
胡德润，男，外语教研室教师。死因待查。
杨雨忠，男，探工系71621班学生，东方红核心组成员，地院革委会常委，在受到专案审查迫害中于1968年5月30日午后在地院北五楼东头顶层跳楼自杀，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家里，一封给专案组组长王焕（地院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三结合干部）；一封给革委会主任王大宾。这三封遗书内容至今没有公开，王大宾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杨雨忠之死留下了最多的谜。聂树人回忆录中揣测是因为审查朱成昭问题造成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后煤炭部副部长孔勋在1983年曾当面向我提到杨雨忠之死，似乎与平顶山文革中领导干部非正常死亡事件有牵连（孔时任平顶山特区党委书记）。因当时没有询问孔勋说法的来源，多年后有关人员多已离世，近年再作调查，迄无结果。

五、军宣队控制地院和迁校时期（1967年9月～1977年上半年）
李明哲，男，岩石教研室老师。文革初期反工作队，参加东方红后是驻国家经委联络站负责人。在江西五七干校军宣队抓五一六期间屡遭严刑逼供，遭残酷殴打后失踪后，在山后发现遗骸，军宣队宣布是逃走后自杀。死因成谜。
于丕休，男，构造教研室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在教研室工作。文革中革委会掌权后，大约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自杀死亡。（陶世龙老师提供）
孙明哲，男，在军、工宣队控制期间，约1969年自杀死亡。死因或与病痛有关（据说患了脑癌）。
刘冠军，男，老教授，地院建院时即任体育教研室主任。与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等老一辈知识分子齐名。文革开始后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去五七干校时已届高龄，单身前往“接受改造”，并在“清查五一六”中受到追查，身心交瘁，在劳动中不幸猝死。

六、其他与文革有关的死亡
李洛根，男，15632班学生，和我同班。他是1962年入学的，学习期间体检发现肺结核，休学一年后1964年分到我班。可能因插班，和大家生疏，文革前在班上很不活跃，基本是旁观者。但他到河南串联后，支持二七公社，成为郑州文革的活跃人物。二七公社遭到镇压后，他也被捕，后虽平反，但在清查五一六时又受到审查。听说还遭到过两次陪杀场，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得了自闭症。毕业分配到河南地质局十八地质队，后并入地质二队，因干不了活，大队让他病退回老家河北，没过几年就病故，终生未婚，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虽然死在文革后，但绝对与文革中的恐怖遭遇有关。
杜洪涛，男，古宝琳日记摘抄里提到：“1967年11月29日  追悼刘彩云、卢福田、杜洪涛三烈士。不用低着头默哀，昂起头，直视着前方，继续战斗……”，刘彩云和卢福田已经有记载了，但杜洪涛尚无人提供信息。
李仲学，男，探工系64级学生，与古宝琳同班，毕业后分配在陕西，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受到专案组迫害，本想到华山去自杀，买了去华山的火车票，但被专案组从火车站抓回，最后无奈选择了以触电方式自杀。（古宝琳回忆录有专章写李仲学之死。）

其他
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和军宣队抓五一六期间还有多名自杀未遂者，我记得的有：煤田教师李思田（朱成昭专案组负责人），岩石教研室一个教员，还有地质系一个干部。
传说在福建三明地区武斗中有地院三人死亡，但无具体信息，征求知情人提供。地院学生和老师在文革后期抓“五一六分子”期间，虽然不一定在地院，特别是学生分配离校后，如与抓“五一六”有关的有非正常死亡，都应算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除了李明哲、李仲学等，是否还有其他人？期待大家提供信息。

2017年7月补充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11-28 23:16

天林头面人物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7月30日第73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3〗
生逢乱世
李颖 记录整理  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纪要
蔡新平  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庄一龙  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忆旧思亲
何建勋   怀念几位“东方红”难友
故纸堆
徐小青 录入  北京地院革委会整“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一份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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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纪要

李颖 记录整理

说明：蒋良朴是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61级学生（文革开始时已是五年级，即将毕业），文革中组织勘探系造反派学生加入东方红公社，任东方红公社核心组成员，副总指挥（总指挥朱成昭）。后追随朱成昭反中央文革，1967年6月在逃出北京后又被中央文革抓回交地院革委会关押批判。当年11月2日，与朱成昭、叶向真等一起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后辗转关押于多个监狱，屡遭酷刑。1975年5月释放后又被押送煤矿劳改。1978年以刑满名义释放。1981年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始得平反。后回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任教，1993年“下海”经商。2011年2月26日在北京中国地质大学交流中心会议室召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有20多位原地院的老师与老同学参加），老蒋作了长篇发言。以下按他的发言提纲整理。

老朱（朱成昭）离开我们13年了，他在走之前三小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1998年9月25日晚上11点多钟），他说：老蒋，我要走了，我要干的事恐怕干不完了，你们下面接着干吧……
    我想，把北地（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史写好也是他的心愿吧！
  剩下的，我们对这件事要有紧迫感，我们剩下的这一大批人是文革的当事人、见证者，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宝贵财产，要抓紧时间……
  写文革史，我想到的基本原则是：
    一、真实性：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夸大、不捏造；
    二、和谐性：不带观点，不评是非，顺着历史走过来了，老朱、老蒋、大宾、老蒯都是历史相处友人，都是朋友……
    三、我们写的是民间文革史：可以正常发挥……
    四、要体现历史价值；要经得起世代的考验。
  时间跨度要大一些：前文革时期10年（学毛着、搞四清……），文革时期10年；后文革时间至今又经历了40多年。文革中哪些人物有丰富的辛酸苦辣，可以写得很生动，可读性很强……
  今天与大家是四十五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想谈下面三个大问题，只能提纲性谈谈，占用了大家时间，谢谢！

第一部分  我在文革中的基本情况

一、在学校的基本情况
（一）陈伯达（1967年元月23日）倒朱批示前的情况：
1. 紧跟毛的路线，批资反路线，成立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批斗彭罗陆杨……
    1966年我们批斗彭罗陆扬大会时，周总理指示，要保护老干部。
    于光远在《我的文革》中写到，在这场批斗中，地院东方红对我们最好，保护我们，没坐飞机，没打骂。
  2. 后来走向反面，元月中在梅建民家开反文革黑会，张九九也参加了，准备向中央文革写大字报；
  3. 1967年元月23日陈伯达到地院下达倒朱批示：听说你们要与中央文革斗，我劝你们不要这样，你们就会掉进茅厕，自作自受……
（二）陈伯达批示之后的情况
  1. 1967年2月初，朱成昭抛出“八大观点”：文革太左；运动群众；打击面过大等等。紧接朱、蒋、杨（杨雨中）发表了五点声明……
  2. 1967年2月19日，朱、蒋逃到上海，当日中央文革命令朱返京；
  3. 1967年3月6日戚本禹要朱成昭“闭门思过”一个月，以观后效；
  4. 5月1日朱、蒋等人去周家花园野餐庆五一（有诗一首——野餐记）；
  5. 5月上旬蒋赴成都（当时武斗正盛），想为上台立新功。
（三）关于广州之行：
  1. 6月初，朱提出为避免揪斗外出游玩（广州）。由杜金山去筹备，叶向真同往。因无钱只买了两三张票，共有8个人，躲在厕所内逃查票，而传言我们要投敌叛国……
  2. 朱一出发，上海、广州警司就行动抓人。6月10日朱由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带回北京。但我们一行被送广军疗养院玩了二天，逛了广州从化瀑布，就被送回北京。狱中有追忆诗三首：《登两樵山》（《登两樵山》和良朴——朱成昭79年2月2日）、《为水帘洞咏歌》、《游泳》。
（四）1967年8月朱在政协附近华嘉胡同8号度过一段时间。
（五）1967年8月下旬我到上海避难：
  1. 途经济南，去找我大嫂，她帮我洗衣服，给路费，带我去游趵突泉，后狱中有追忆诗一首《趵突泉记》，反映逃亡生活。
  2. 与朱成昭欲赴黄山游玩，途经杭州，求友不济，后回上海。在狱中有追忆一首《黄山行》。
  3. 1967年10月12日由上海返京，被学校关押写材料，住原周守成（原地院副院长，文革被搬出此房）家。
  4. 1967年11月2日被公安部正式拘留，送北京第二监狱。
二、在狱中的基本情况
（一）1967年11月2日——1969年1月29日被关在北京第二监狱（功德林）。
  1. 身体摧残：伙食费每月5元，开水漂白菜，每天两餐，两个窝窝头。12月10日才在走廊上有一个火炉，狱内马桶结冰，披着被子坐着睡。
  2. 精神摧残：剃光头，放风（与朱有暗号），24小时不定提审，脸上标“枪毙”等等；
  3. 放风与朱暗号联系。
（二）1969年1月29日转北京第一监狱（大观园边上）
  1. 大约5月份开始有几个月伙食大改善，一天4个鸡蛋，大勺打肉一大盆。
  2. 1970年春节后，我用马桶砸看守（上厕刚蹲下，就要我起来），被反铐（吃饭不便），后改成前铐一年整，不洗澡，后来解开后衣服腐烂了，一条腿一碗泥。
  3. 被打的第二天，我绝水7天，绝食9天。我会唱京剧（花旦）《满江红》，唱了上句便会唱下句，看守都来听。
  4. 一个神秘的夜晚，雷电大作，打破了窗玻璃：
  ——有人向我说话：你认为是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是你在给我打电话。
  ——那为什么没电话你能收到我的话？
  ——我想了许久，“是因为你的思维控制了我的思维”
  从这天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分析了文革的斗争形势，认为康生是中央文革一派的总头目。
  ——重新设计了万吨水压机
  ——为家乡设计了引水渠，引河水浇田（1980年回乡果真有其事）。
  ——论述了“石油成因”、“思维本质”、“生命本质”、“无穷大”以及一些哲学问题。
（三）1971年12月9日转秦城监狱
  1. 蒙头专车送北京郊区山地秦城监狱；
  2. 房子大了，伙食也好一些；
  3. 1974年初，伙食大改善，另转大房间，肚子小了，吃不下了！
  4. 1975年5月放了，回武汉地质学院。
    叶向真只坐了4年，总理保她，就出去了。
（四）从秦城放回到武汉地质学院
  1. 享受战犯待遇，出狱有一套新制服，我没穿！
  2. 回武汉地质学院（武汉航空路地质学校）有专人专房看管。
  3. 几天后，高院长（原地院校长高元贵）找我谈话：你的问题未定案，安心等待……
  4. 6月上旬王焕（原地院书记）找我谈话：准备送你去农场劳动。我不拒绝……（此时朱成昭、张华府、颜宽均已送农场劳动。）
  5. 6月上旬，中央二办林克等赴武汉宣判：不认罪，发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3年。我拒签字，被打，喊口号……

三、劳改农场的基本情况
  1. 1975年7月12日，专车送到湖北襄北农场劳动改造（煤矿）；
  2. 管教指导员张明千说：你是中央送来的政治犯，坐了八年牢。身体不好，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坐在旁边休息。
  3. 所以狱友很尊重我，没让我为难。
  4. 上完一个班下来，只见两只眼睛，衣服是代代相传……
  5. 饭量惊人，一个月吃粮食89斤（狱友可送定量）；
  6. 因为为人正直，被大家选为班长（人人服啊）；
  7. 力大无比：2×2×1见方大石头，几锤就砸开；
  8.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绝食三天，写了《卜算子》，被批斗；
  9. 1978年5月10日刑满回校：存钱买了一套新衣服，余现金二百多元。

四、刑满回校
  1. （学校）有关人士说：你是反革命，早被开除了，不能收留。
  2. 地院招待所范老师（原东方红的）收我住下。
  3. 唐咸正、邵洁莲老师热情接待。
  4. 朱成昭母亲来武汉，找到陈丕显（与朱父亲是战友关系），送材料，陈命省组织部叫朱（成昭）、张（华府）、颜（宽）等回学校。
  5. 胡耀邦在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过问此事。
  6. 学校由陈安民、任继承组成审查小组平反。陈告诉我：你们这个案难翻过来，是中央定的，当时五个政治局委员都签了字（包括总理），你和朱成昭是内判了死刑的。
  7. 当时胡耀邦将我们与张志新列为全国两大典型案，欲加以宣传，被叶帅勾销。佳运擦肩而过……
  8. 考虑到工作与生活，当时我边搞平反边到教研室听课，专业底子（原是五年级学生）还可以，捡起来很快。1981年一平反，我就可以上课（教学）。
    9. 1981年—1986年当老师讲课，1986年—1992年到出版社，后任副总编辑；
  10. 我姐、兄、母的态度
  11. 1993年初下海经商——搞图书出版、销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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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蔡新平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录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

一、前言：日记、档案与记忆

早就有人让我谈谈有关肖力到地院来的事情，迟迟没动笔。后来看到了其它几位校友的回忆录中有涉及肖力与地院文革的内容，感觉与我的记忆对不上。虽然我现在的记忆也自感不一定可靠，很多细节都已模糊，但几个关键点的印象还很深。随着大脑的老化，再不记下来恐怕今后就更说不清了。
如果有日记参照就好。以前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从高中到大学三年级，共有六本，就放在我床头书架上，文革初期被专案组给抄走了。因发起反工作队的6·20游行，被地质部派的工作队打成了反动学生，设立了我的专案组，撤销了我班长职务，并在全校广播宣布（同时撤职的还有三个同学。以此惩罚反工作队的学生。工作队驻校期间，好像就干过这一次）。我的专案组成员除了工作队的人外还有我们班的几个同学，为首的是班团支书。平时我们俩关系还真好，我大学的第一个寒假不是回湖北老家，而是去了河北农村他的家。我城市人的洋布衣服给他穿，他农村家织的土布衣服换给我穿。但再好的友谊，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如同一张薄纸不堪一击。有人告诉我，我的日记就是他们抄走的，但没人认账。
目睹了太多因日记而倒霉的人，从那以后，整个文革十年，我就再也不记日记了。但活动中还是积累了一些文字材料。1968年3月和5至6月期间，聂树人、王大宾控制的地院革委会以清理阶级队伍和反击二流派为名，多次发起对“高安郑江”和“蔡派”骨干的抓捕，很多老师同学都被关押和抄家，我侥幸逃脱，直到军宣队进驻后我才回学校。回来后发现我“一无所有”了，几乎所有的各种记录本，积攒的各种资料，小报，包括读过的几本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上面有读书时留下的批注、心得等，一样都找不到了,仅有“仓促出逃”时随身带的两个小本保留了下来。如果毕业后能够及时做些追记，可能对现在的回忆会有帮助。
从1968年分配晋东南长治212地质队，到1978年考研究生离开，十年里什么也没写。地质队的这十年里总的运气还不错，也就头一年被整一段时间，但很快就翻身了。从没有写过什么交代，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后，对政治心灰意冷，对文革中的事已懒得回忆。新建的地质队革委会的党委书记郭雪虎,是李顺达派来的一个老县委书记，和我关系非常好，我们无话不说，成立党委时的工作报告都是我这个非党员给起草的，他让我写份入党申请书，被我婉言谢绝（后在1995年前后我获得了种种荣誉，也曾经有类似机会，我也同样放弃了）。1978年考取中科院地质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是老所长张文佑的得意弟子，开始也顺风顺水，被委托负责组建全所当时最大科研项目，因经费多，人人眼红。
到1985年全国开始搞清查“三种人”的时候，恰逢张先生去世。当所里撤了我项目负责人并要我写文革交代材料时，我还以为是因为张先生去世，他们要夺我课题经费而找茬，我不配合。在僵持一段时间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份中组部的红头文件，文件指名道姓将我列为审查对象，文件列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简历，包括我岳父“可能是部队高级干部”也写上了。文件系统列举了从1966年6月到1968年军工宣队进院之前地院“东方红”所干的一切有名的“坏”事，如驱赶工作队、发起组建“东方红”、四次冲击地质部、抢广播电台挑起武斗、抢民委档案、火烧英国代办处、冲击天安门金水桥、围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抓彭德怀、“东方红”和首都三司驻外联络站有关的各地武斗、抢军火库、电台事件……有些都是我根本不曾听说过的事件，林林总总，我已都记不清了，有二十多项吧。其它还有我到东北去串联的事，等等。要求查清我在这每一个事件中的表现、作用、影响，并做出结论。从此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专案组一年多时间内查外调，一遍一遍要我写交代材料，短短几个月我就白了头。因我在“东方红”总部一共就干了三个来月，绝大多数“东方红”的事件都与我无关，“交代”其实并不难写。但因离文革开始也过去快20年了，很多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再加上是写交代，“宜粗不宜细”，能糊弄就糊弄，所以留下的东西也是比较粗糙的。这些交待材料的草稿我还有,但价值不大。
在审查我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我所党办的办公室里至少有三铁皮柜装有对我内查外调收集来的材料，其中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复印回来的文革档案资料占有最重要地位,数量也最多。能够看到这些东西也纯属偶然。1986年4、5月，专案组给我写了审查结论要我签字，据说审查结论要与被审查人见面，签字是必须履行的手续。我发现有许多不实之词，我说你们都内查外调一年多，明明没有的事，你们还要胡写，我绝不签字。一直拖到了上面催要的最后期限了。专案组长石玉泉,当时是所党办副主任，南大文革期间毕业的，据说是南大保守派的一个头头，因此我当时就有一种“老保搞报复再整造反派”的感觉，所以也不买他的账。石玉泉急红了眼，要我具体指出哪些内容不实，我说比如这一条，说我是二进地质部的发起者、组织者，带头冲击国家机关，揪斗何长工等地质部革命老干部（这罪名很严重的啊！），就是不实之词，这个结论就是错的。当年我恰好是反对二进地质部的，我没有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别说何长工，就连直接整我的邹家尤我也没有斗过。石玉泉说是你自己写的材料交代承认的，白纸黑字。我说如果你能把这份材料找出来给我看，我真是这样写的，这个结论你爱怎么写就都随你便了，否则你就得推倒重写。“看来你还真够狂的，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开始打开铁皮柜找材料。虽然故意挡着我不让看，但我也瞅了个大概。抽出来塞进去，抽出来塞进去，直到翻到第三个铁皮柜才从中拿出了一份材料，这是1968年初我在北京市委党校首都高校两派头头学习班，按要求各自做自我批评时写的材料,有十多页，标题就是《我的自我批评》，其中有一项就是检查自己在二进地质部时犯了右倾错误，题目是“我为什么反对二进地质部”。我一看就乐了，我说：“标题就是我反对二进地质部，你识字吗？”他说你别得意，你看，你说二进地质部是革命行动。我说再往下看，“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使我认识到自己在这问题上的确犯了错误”，那可是周恩来说的，不是我说的，因此我才不得不检查自己犯了右倾错误。我看到这份材料的页面码已经编到1000多页了，我当时就对石玉泉说，这些材料你可给我保管好，将来我还用得着。
有了这一回合，对于他每一条我认为是错的，我都要他找出证据给我看，他找不到，没办法，就说你自己写吧。我一晚没睡，重新给自己写了“结论”，一早交给他们，让他们去誊清。我说你们要给我改回去一个字我都不签字。因为我写的很客观，有就是有，错就是错，没有就是没有，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专案组的三个人关起门商量了半天也没有再说什么。他们誊清完了后我在签字时还添了几条说明。胡耀邦时代政策还是不错的，要是换到其它年头，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你还敢顶嘴？结论往档案袋一装，谁知道写的是什么？近几年我多次到所里党办，人事处和档案室，想找到这几铁皮柜材料，为此还专门找了当时负责审查我的党委书记胡××，这老头脑袋也有些问题了，结果都是“记不清”，“查不到”。但我坚信这些东西一定还在。我们批判工作队，大闹地质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工作队交出黑材料，销毁黑材料。其实这些材料根本就没有销毁，包括后来王大宾、聂树人掌权的革委会（他们已建有“高安郑”和“黑二团”的专案，都编了“高安”和“黑二团”的“反革命活动大事记”）和军宣队掌权期间形成的档案资料，我相信都不会销毁，只不过不会让我们看到。文革研究是禁区，文革档案的重要内容在现阶段肯定不会公开，否则研究文革、写回忆录就不会这么艰难。这里插一句，我最近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编的《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中看到了关于清理“三种人”的一系列文件。其中就有不要销毁文革中形成的档案材料的通知。特别是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派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1983年4月23日，中组发〔1983〕6号文），审查“三种人”的材料也是必须归档的。文件也强调了“应该就基本事实同被记录人核对”，“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经过核对的记录材料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存入本人档案” 。
我院保守派红卫兵头头程关林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黑材料”的文字，很有意思，摘录如下：

1966年8月上旬（工作队撤离后），胡守安叫上我，从木工厂后院挖出一包东西，我一看，是“反动学生朱成昭”及“反动学生蔡新平”的材料。转移到何处，还是销毁了，我没过问。我只是明白，工作组确实整了学生的黑材料，但我见到的也就是这两个人，真有先见之明。……“文革”初期，我与“东方红”头头打交道最多的是蔡新平。66年8—9月，我与蔡新平有过多次交锋……

我估计，这包东西一定可能就在我外调档案里，其它就应当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和革委会期间保留下来的东西。我奇怪的是，高校两派头头1967年底到1968年3月在市委党校办的学习班是市革委出面领导的，谢富治、李钟奇主持的。我是和王大宾作为对立面头头一起参加，我的“自我批评”检查材料是交给学习班领导小组的，肯定不是交给王大宾的，最后怎么落到院革委会手里而且也装进档案了？
由于动笔之前已经看到了其它人有关肖力的回忆，他们的回忆在先，当与自己的记忆有冲突时我还自话自说就不合适了，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对他人的回忆内容做一些比较分析。孟繁华在整理自己的文革笔记资料时，发现记忆这东西有时很不可靠，明明当时的笔记是这样写的，可记忆中要么完全没有，要么很谬。我们在讨论中交换意见，深有同感。我在此声明，对他人的回忆中与自己的不一致的地方，虽提出自己的分析，但不做定论。对方回忆的内容可能是有的，是他们经历的一个侧面而我自己没有经历，问题也可能出现在时间、地点的错位上。不管怎样，对错都留给研究者们判断。

二、肖力何时来地院

目前我看到涉及肖力主要是殷惟侯和田春林的回忆，聂树人的回忆录中有关肖力部分，因不是他自己的亲历，内容有明显不合逻辑的地方，基本可以断定是后来写书时的臆想，如说肖力总是穿军装来地院看大字报，自称自己是“中央工作人员”，等等，这里就不列举了。王大宾的回忆录有关肖力部分主要是引用田春林和我的回忆，但其中去平顶山部分是他经历的，比较详细，而我完全没有介入，这里也不讨论。我与殷惟侯、田春林的回忆的矛盾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肖力第一次来地院是什么时候，或“东方红”总部的人第一次见肖力是什么时候？第二个是“东方红”总部的头头最早是在么时候知道了肖力的真实身份？
关于肖力来地院时间的第一个版本是殷惟侯的，他写道：“‘东方红’成立不久（按：是‘东方红大队’还是‘东方红公社’，原文没有指出），一天，我在学九楼前看大字报，边上有一位高个子，穿普通灰色两用衫的女同志向我打听：‘东方红’是怎么回事？我向她简要说明后，她问我：‘东方红’在哪里办公？我问她：您是谁？她说：我叫肖力，是解放军报的。我就把她带到教四楼201‘东方红’队部，把她介绍给朱成昭等头头。很多天后才知道：肖力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有人回忆说肖力第一次来地院穿军装、说自己是北大的，与我的记忆不符。如果她是北大的，我只会给她指路，不会专门陪她去队部。”
第二个版本是田春林的。他回忆肖力来地院“发生在1966年的7月底、8月初，工作队刚撤离地院。时间正是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前后几天”。（按：工作队是1966年8月13号撤离地院的，“东方红”战队是8月8号成立的）。在教四楼“东方红”战斗队的办公点，是负责接待的贾维谦给领到总部来的。他描述了初见时的情景和外表，如穿什么戴什么长什么样，走路怎么样等等，来人自称是北大历史系五年级学生等（按：王广宇、阎长贵的关于肖力的文章说肖力65年就已经毕业了），拿出了陈伯达写的条子：“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  陈伯达”。由此建立了联系。
这两个版本说法中似乎是两个肖力，都是第一次来地院，前一个自称解放军报社的，后一个自称是北大5年级学生，一个是殷惟侯领进的，一个是贾维谦等接待人员领进的。两个人都说印象深刻，还具体描述了特征和当时情景。
可我的记忆版本和他们都不一样，而且也自认为印象深刻。我的时间地点内容都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发生在地院文革史中的一个关键时刻：1966年8月23号，也就是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当天。大约在下午3、4点钟，我刚从地质部回到教四楼（“东方红”的总部办公楼）不久，留守负责接待的同学（我已不记得是谁）就来找我，说有人要找公社负责人。他领进了一个女同志，指着我向她介绍说这就是我们“东方红”总部的负责人，其它头头都去地质部了。没有寒暄，她直接问了我的姓名和肯定我是总部负责人之后，拿出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信是中央文革的红字抬头，下面有中央文革的大印。天哪！中央文革派人来了！我当时异常激动。信的样式我记不住了，但信的核心内容：“肖力”，“中央文革工作人员”，“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记忆深刻。当时我们的队伍在地质部正处在僵持状态，地质部领导对我们的要求不予理睬，纠集西纠、地院保守派红卫兵对我们围攻。我们“东方红”是“倾巢而出”，大约有八九百人，顶着日头，坐在院子的水泥地上，从一大早步行到地质部直到现在，没吃没喝已七八个小时了，甚至连上厕所都非常困难。西纠的皮带不时在头上挥舞，有的女同学被揪出队伍给剪了辫子（所谓的“破四旧”），有的同学被对立面指认为“狗崽子”被拉出队伍批斗。朱成昭已经将口号升级，在不交出邹家尤就绝不收兵的口号下，局面已陷入僵持状态，如果没有高层的支持，这个僵持局面就很难打破。
这要说一下当时的大形势。虽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8月5号已出笼，但并没有在社会公开，至少在地院我们学生中还没人知道。“16条”发表后，工作组虽已于8月13号撤离学校，但由于“16条”里没有公开给工作队的错误明确定性，而是把工作队和领导分为四类，只有第四类才是坏的。这就给工作队掩盖自己的错误留下空间，他们自认为还是比较好的，顶多是好人犯错误，撤走时都安排了代替工作队行使权力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称之为“伪文革”），并不真心给被整的学生老师平反。当时派出工作队的国务院各部委还没有一个领导被点名批判，政府机构还十分稳固，堂堂的国家部级机关怎么会向一群闹事学生娃娃低头？何况这些学生中很多是已被工作队定为“右派”、“反动学生”的，在部领导心中这就是“右派闹事”。让部党委把一个副部级干部交给这帮闹事的学生去批斗，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东方红”总部“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口号一出，队伍就完全陷入了被动，处境是进退两难。此时我们多么需要中央文革能够知晓我们情况，获得他们的支持啊！当时朱成昭已经派出了几拨人到各处去反映情况。
肖力的到来，这是不是我们的行动已惊动上面了？因此中央文革真的派人来了？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迅速闪过。肖力问我去地质部没有？目前情况怎样？我急切地告诉了她我们的困境。在我回答后，她就继续提问，让我详细介绍东方红公社的发展状况，政治目标，组织章程，怎么组织发动群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个行动，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分析，下一步有什么考虑，等等。听完后她对我们队伍能够很快发展到上千人很感兴趣，对参加“东方红”的人不限制成分特别赞赏，她说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是党的一贯方针，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要进一步发扬，团结更多的同学，包括工人教员，要努力壮大队伍。
不超过一个小时她就结束了谈话，叮嘱我赶快回地质部去，把她的意见告诉总部同志，让我告诉大家，斗争才刚刚开始，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有理有节；要我告诉同学们，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东方红”的革命行动，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大家。她说很快会有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要沉得住气，要听从安排。我体会这意思是中央文革要派人来解决问题，听从安排就是听中央文革的安排。
于是我又很快骑自行车赶回到了地质部。到地质部时已是傍晚了。顺便提一句，文革期间我经常骑的一部自行车是曾婉娥，水文系五年级一个印度尼西亚华侨同学借给我的。
在我的记忆中，肖力就是在8·23这天来的地院，而且亮出了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身份（而不是含义不清的“中央工作人员”）。在这之前她是否来过我不知道，至少是我没有见过，否则我不会这么惊讶。

三、我传达“中央文革三条指示”之后

到了部里，我记得我是站在一个凳子上，将肖力的谈话归纳为中央文革的三条意见向同学们做传达的。在困苦中的同学们由此获得极大鼓舞。地院保守派斗批改红卫兵头头程关林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恰好可与我的记忆相印证：“‘东方红’在地质部闹腾未果（指一进地质部），无奈之下，宣布绝食。我在那里保卫地质部，当然知道他们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并无当年革命烈士在国民党监狱绝食的境界。所以，我令人从地质部食堂抬来两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几个人分头劝说‘东方红’的同学吃饭。眼看我们有所收效，刚刚赶到的蔡新平急眼了。他站到凳子上，张开双手吼叫：‘大家不要上当。我们绝食的革命行动已经得到中央文革的重视和肯定。’他接着讲了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三条指示。不仅重新鼓起了‘东方红’同学的士气，我方顿觉：‘这下完了。’”
大约晚上8、9点钟，有人来让我们总部派代表到北京新市委去开会，实际是谈判。总部指定了十来个人，朱成昭要掌握队伍，让我负责带队去谈判。具体都有谁去已记不清了，但从殷惟侯的回忆录来看，有他，有黄平稳。殷惟侯写道：“一进地质部期间戚本禹召集地院两派在北京市委辩论，‘东方红’由蔡新平、我、黄平稳等十余人参加，具体情况记不得了，只记得黄平稳坐在我和蔡新平之间，他在本子上写了：蔡新平侃侃而谈……”不过要指出的是他的回忆中说是戚本禹召集，其实是北京新市委的领导陶鲁笳召集主持的这个会，是否戚本禹参加了我已没印象。如果戚本禹参加了，他应当会出面替我们说话，可我的印象这个会开得相当艰苦。参加会的有地质部副部长旷伏兆、胥光义为首的地质部有关干部，有地院校文革的负责人，有保守派组织斗批改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可能还有西纠的中学生，他们的人很多，会场乱哄哄的。谈判就像在泥淖中跋涉。会场上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陶鲁笳和地质部领导根本不站在公正立场主持会议，大有坐山观虎斗的架势，都吵到大半夜了，他们的表态就那么一句话：“你们双方什么时候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按你们意见办。”这实际上就是要看我们笑话，要拖垮我们。看来朱成昭给我预设的谈判目标暂时是达不到了，我想，我们必须要有个台阶下，要不近千的队伍就还得僵持在那里。我决定让步，按对立面的调子妥协，改批判会为辩论会，改让邹家尤接受批判为工作队和部领导听取两派意见。我心想，到了大会上，嘴巴是自己的，我爱怎么说他还管得着吗？辩论会和批判会有什么本质差别？听取意见和被批判你分得出来？退一小步是为了进一大步。直到半夜3点，总算达成了一致决议，内容大概是：① 8月24号晚上，由新北京市委领导主持，地质部领导、工作组领导都到地院去，参加听取双方代表发表对工作队的意见，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② 具体如何组织会议，明天双方领导班子再协商，原则上主席团成员和参加发言的人双方对等，轮流发言。这就是8·24大辩论的起因。（下图：1966年8月24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进地质部”后撤回学校。）
回到地质部，我把这个谈判结果向朱成昭汇报后，他对我的让步非常不满，说我右倾（这是他第一次说我右倾），我说当时情况下我只能如此，以退为进，先撤回去再说，辩论会上再和他们斗。朱成昭心里不痛快，但他也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在8·24大辩论获得巨大成功后，他又转怒为喜，一高兴就封了一个政治部主任的头衔给我，说斗争讲政治，讲策略，你干得不错。说蒋良朴敢打敢拼，有指挥能力，封了个副总指挥；王大宾能团结人发展队伍，封了个组织部长。早期“东方红”领导班子的核心基本上就是原东方红战斗队的核心，也就是朱成昭和我们这几个人，东方红公社成立后增加了各系联队的负责人。早期的东方红公社领导班子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组织机构没有成型。一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后队伍迅猛发展，但也没有经过选举什么的，就是朱成昭口头这么一指定，大家也就这么认可了。如后勤部长朱德瑜就是二进地质部时朱成昭提议增加的，因为要解决吃饭问题，也同样被大家认可了。朱成昭是直接在地质部礼堂的大会上提议的，说看来作战后勤保障还真重要，我提议朱德瑜为总部后勤部长。大家鼓掌就通过了。作战部也是在一进地质部后才正式建立的。二进地质部由于斗争的发展，核心组成员扩大，各种机构进一步完善而且逐渐固定了下来。可以说领导班子是在战斗中自然形成的，巴黎公社大民主选举根本不适合这种战时状态。
大约半夜3点多钟，我们和市委派的人一起回到了地质部，由陶鲁笳宣布了谈判结果，“东方红”也就决定撤回学校。陶鲁加是如何宣布市委决定的具体过程我已经没印象了，可以参考聂树人的回忆。

四、肖力与8·24大辩论

回校后，8月24号上午，“东方红”和校文革、“斗批改”又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对晚上的辩论会的组织方式和程序达成了协议。这个谈判朱成昭全程参加了。辩论双方在主席台上各派两名代表，一名首席代表，一名主辩人，朱成昭是“东方红”首席代表，我是“东方红”主辩人。辩论会以我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辩论会后“东方红”队伍急剧壮大，是地院文革造反派与保守派力量转换的分水岭。
辩论的当晚，我和朱成昭一直在台上，对台下的情况不了解。事后大家告诉我，肖力当晚一直在台下观看辩论会，看到我们被围攻和坚定的斗争意志，看到我们后来的巨大成功，她几次都流泪了。我想这也因为是她介入高校文革运动打响的第一炮，是她高校“支左”的漂亮的处女作。她流泪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是欣慰与得意，因此也是高兴的流泪。田春林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述了这个经过（见《昨天》第54期，田春林回忆录），当晚他和伏庆是陪着肖力。后来听说除肖力外，中央文革还有人观察了这次辩论会，传说江青、戚本禹曾经来过。
这里插上一段保守派红卫兵代表程关林写的回忆录，他写得比较简单，但符合基本事实，特别是他对陶鲁笳在大会中态度变化的观察很有意思，这点我们当时都没有注意到，直到现在看到了他的回忆录后才知道。程关林写道：

8月24日晚，地院操场西头搭了个台子，造反派、老保两派大辩论。中央派陶鲁笳主持会议，自然居中而坐。他右边是代表我方上主席台的任士田（斗批改）、程关林（红卫兵）、胡守安（工人赤卫队）；陶鲁笳左边是对方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蔡文怀（？）。这也是地院文革中唯一的两派同台亮相。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当晚，我派不少人就宣布退出红卫兵（或斗批改）。我方辩论组组长谷尚（上？）礼、副组长王××也被撤换。可以说，“8·24”大辩论后，院红卫兵已名存实亡，坚持的只是勘探系“红卫兵”等各系保守派战斗小队及工人赤卫队。
奇怪的是，一直支持我们，这次又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在辩论会前还热情与我方代表握手，还拍拍我肩膀。而当双方正辩论时，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向他递了张纸条后，他一下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对“东方红”代表唯唯诺诺，低声下气。

因为辩论会的过程中，老保冲上台，对我又扯又打，不让我发言，说我父亲是叛徒，根本没资格当红卫兵，不能作为“东方红”的红卫兵代表，要把我轰下台。我记得我大声问台下：“东方红的战士们，我能不能代表你们？”下面异口同声大呼：“能够！”我向陶鲁笳表示抗议，要他主持公道，但他也只是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根本不采取实际措施。
就在拉扯的过程中，当我快被他们扯下台的危急关头，陶鲁笳在后面终于大声说话了，制止了即将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揪斗（当时还相对文明，还不能叫武斗）。于是辩论又恢复了常态。趁此机会我做了半个多小时的激情演讲。整个会场形势急剧转变，首先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跳上台，当场表示要坚决参加“东方红”，我马上代表“东方红”欢迎他加入，并把我的“东方红”臂章给他戴上了。全场热烈鼓掌，更多人表示参加“东方红”。这个同学我已记不清是谁了，模模糊糊记得像是丁育民。恰好去年丁育民到我家来，我问他8·24大辩论你在场吗？他说老蔡你忘了，就是我第一个跳上台要求加入“东方红”的。还果然是他，我的不清晰的记忆得到了确认。丁育民后来是三司住沪联络站的办公室负责人，陪同张春桥参与了中央文革处理上海的“安亭事件”，又帮助总理处理新疆的“八楼事件”。他写有回忆录。
当晚的大辩论奠定了“东方红”胜利的大局，保守组织从此开始迅速瓦解。
程关林的回忆终于解开了陶鲁笳态度急剧转变之谜。是有人在关键的时刻向他发出了警告。具体是谁递的条子，条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都不重要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能够镇得住陶鲁笳的人，能镇得住他的不是国务院就是中央文革，很可能就就是在台下观战的中央文革成员，这应当与肖力有关。
程关林后来还写道：

8月25日凌晨，我正为陶鲁笳在辩论会上表态支持“东方红”而恼火，祝天惠来电话，说陶鲁笳、李人林要接见祝、程等人。我正生着陶鲁笳的气，未去。一个多小时后，祝天惠敲开我的门：“国务院工交口是支持我们的，会上表态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央文革的人也到了辩论会现场。今后调子要变……”

这就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可以肯定，正是8月23号肖力到地院，也可能去了地质部，观察调研后向中央文革，向周总理，甚至向他父亲做了汇报，这个汇报导致高层（可能是毛泽东、周恩来或中央文革）敦促北京新市委和地质部出面解决问题。学生冲击部委机关毕竟是第一次，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这次冲击的性质当天并没有公开明确地表态，中央文革除了肖力，其它主要领导当时也都没有直接走向前台公开表态。这和后来的发生类似事件时领导人的应对方式有明显差别。后来频频发生的对中央机关的冲击事件，总理和中央文革往往都会有及时明确的表态，或肯定，或否定，或劝阻。如地院“东方红”的二进地质部，周总理就说了是革命的行动，而冲击民族文化宫，发生抢民委档案的事，就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是被坏人利用了。对于冲击国务院直属部委机关这样的事，这绝对是大国总理的噩梦，周恩来是绝不会鼓励支持这样的行为的，除非有毛泽东的表态。对我们这次行动，为什么一直拖到下半夜才解决问题，的确是有很深的背景，值得思考。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薄一波、陶鲁笳和何长工们腰杆也都还不软，是很不心甘情愿向造反派低头的。程关林回忆录中描写的陶鲁笳在大辩论后对地院保守派说的那些两面色彩的话，也的确就是他们的内心话。如果没有高层发出指示，我们冲击地质部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五、肖力没有参与策划一进地质部

有人说肖力参与出谋策划了一进地质部，我没有这样的印象。在我记忆中，一进地质部就是朱成昭的创造。在我们讨论进军地质部及事前的全部活动中，完全没有肖力的影子。文革期间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听人说肖力参与过策划一进地质部这样的话。现在有的回忆录中提出肖力参与了一进地质部的策划，或许只是一种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回忆录中把肖力来地院的时间提前到了8·23之前。因为殷惟侯和田春林回忆都说肖力在8·23之前就已经到地院来活动了，已经和地院“东方红”头头们很熟了，那推测肖力参与策划也似乎顺理成章了。可她8·23下午来地院给我的感觉好像她并不很熟悉地院文革情况。如果她已经认识总部的人了，也已很熟悉“东方红”的情况，她就没有必要到地院来找人，她可以直接去地质部找“东方红”的头头下达指示就行（她的外表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她也更没有必要出示介绍信，也没有必要问我那么多问题，还做出分析，说我们大方向正确，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正确等等，还让我立即到部里去传达，向我们暗示了中央文革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实际是要我去鼓舞斗志，稳定军心，等待问题的解决，同时达到既向“东方红”、也向地质部和保守派群众亮明中央文革态度的目的。从程关林回忆录来看，还真的起了很大作用。
我这个肖力到地院的回忆的版本，时间、地点、过程等要点都是清晰的，而且有对立面的回忆录作为旁证。8·23下午我回到地质部，当我把这事都告诉总部成员时，我印象中没有听他们谁说早就认识肖力了，他们也都似乎是第一次知道中央文革来人了，他们的情绪和我一样兴奋激动。（上图：1966年9月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这是6日冲击地质部办公大楼的情景。）
大闹地质部是朱成昭的一个大胆决定，他很明确地在总部对我们讲，我们地院不像北大、清华那么重要和有影响，不会有中央领导人到地院来，要揪邹家尤就得自己去找地质部，地质部一定要保邹家尤，事情一定会闹大，我们先礼后兵，口号开始不要太高，如果他们不答应，引起大家的愤怒了，就可以把口号升级。只有闹大了，上面才会有人来管，没有中央文革出面表态给地质部施加压力，要揪出邹家尤几乎是不可能的。果然他达到了目的。顺应大方向，抓住政治敏感点，采取过激行动，把事情闹大，给总理施加压力，给中央文革一个表态的借口，就获得了胜利。这个策略，在一进地质部后，朱成昭一再使用，而且多数情况下都很有效。如二进地质部、抢夺广播台等。
我认为在一进地质部之前，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中还没有人和中央文革挂上钩，也还不认识肖力。认为肖力参加了策划，那除非肖力和朱成昭是特级演员，首次大闹地质部是他们从头到尾瞒过了其它人合演的一出戏，这也太夸张了。
在二进地质部之前，我和朱成昭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和总部其它人关系也是融洽的，总部有什么大事一般我都知道，如果他们那时都已经知道肖力了（按田春林回忆，已经知道是陈伯达派来的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8·18后就知道她是主席女儿了），而我竟然一点不知，8月23号下午见到肖力时对她没有任何印象，她也不认识我，谈话中也没有感觉到她已经认识了总部其它人。“东方红”刚成立不几天，对外还没有任何影响，陈伯达就派肖力来当观察员，这种可能性不大。当时我们和其它一般高校的情况差不多，不像北大、清华等少数几个特殊的学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引起陈伯达的兴趣。
为此我在一次聚会时专门问过王广宇，王广宇当时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我问肖力刚到中央文革时穿军装吗？她外出活动穿军装吗？王广宇说没有。我说殷惟侯说他见肖力时（8月初）肖力说她是解放军报社的，王广宇认为这不太可能。他说肖力是9月底10月初才到解放军报社去的，在这之前她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他说肖力是江青、陈伯达明确安排到中央文革办事组来工作的，那段时间常到高校去活动，带中央文革的介绍信是很自然的事。我也问了，有没有可能带陈伯达写的条子？他想了想，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也推测，一个不知其身份的人，给一个对陈伯达的字迹完全不认识的人看陈伯达的条子，看者怎么就能相信这就是陈伯达的亲笔信？写条子只能在身份相互熟悉的人之间才管用。在一进地质部闹出大动静之前，地质“东方红”组织也就是首都高校众多反工作队组织中的一个，那时地院这个学校不出名，“东方红”队伍也不出名，领导班子中也没有一个有特殊背景的高干子弟，朱成昭的父亲才是上海一个建工局副局长，顶多才沾点高干的边，也不是京官。“东方红”什么名气也没有，凭什么陈伯达亲自派肖力来？再说了，一个你毫不知底细的人拿一张只签陈伯达名字的纸条，没有公章，就代表了中央文革，这似乎不合常理，谁能够断定那条子或签名的真假？
我的印象中也只是在8·23这次接触后，我们才开始了与肖力的频繁交往，包括二进地质部时她和我、朱成昭几次见面谈运动的问题，她帮我们分析，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问题，这些我多少都还有一些记忆。
有一天肖力把我、朱成昭，可能还有蒋良朴，从地质部叫出来谈话，我们在地质部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要了一碗汤，几个烧饼，这次吃饭的事让同学看到了，传开后说总部头头不和战士同甘共苦，大家挨饿，头头下馆子，使我们很尴尬。最近看了印红标1990年采访我的录音整理稿，里面对二进地质部期间肖力的接见和谈话都有记载。

六、肖力在地院会见蒯大富

网上传有宋永毅的文章《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他写道：朱在采访中告诉他：“‘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如何向朱成昭交代的，由于朱成昭的去世已经不可能还原。但肖力要朱成昭支持蒯大富，我们派人到清华去给蒯大富助威却是真实的故事。这在印红标1990年采访录音整理稿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一进地质部后，肖力和我们建立联系。23号那天她是持介绍信到地院来的，已经亮明了她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身份，尽管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她是毛主席女儿，但在事实上已经表达了中央文革支持地院“东方红”，支持“东方红”造地质部的反的立场。当天她没有机会和“东方红”总部其它成员见面，8·24那天晚上也仅见过个别的人，这之后她很有必要再到地院“东方红”总部来会会大家。8·24大辩论后，地院“东方红”名声大震，北京市高校，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都纷纷到地院看大字报和到“东方红”总部接待室访问，每天车水马龙。肖力也时不时就会来地院。来时一般都没有事先联系，她总是先在校内转转，看看大字报，也偶尔和同学聊聊，然后到教四楼来。总部办公室人员流动不定，不同时候和她见面的人会有变化，经过几次后，总部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肖力了。
有一天朱成昭和我都在，她很直接地问有没有清华的同学到这里来串联，知不知道蒯大富的消息。我估计她是刚去过清华，没有找到蒯大富。朱成昭说蒯大富就藏在地院，我当时也一愣，我说我还不知道老蒯躲地院了。朱成昭说，老蒯让保密，知道的没几个人。肖力一听就说快把他找来。朱成昭向一个同学交代了后，很快就把老蒯找来了。
我是第一次见蒯大富，瘦脸尖下巴，戴副眼镜，事后我还说过，怎么长得像我们班的杨××（我班的团支部书记）。老蒯激动地与肖力握手，肖力却很平静地看着他。她对老蒯说，在清华找不到你，听说你躲起来了，原来你跑到地院来了。相互没有什么寒暄介绍，感觉好像他们可能已经认识。老蒯说清华的老保红卫兵疯了，到处在抓人，学校现在比工作队时还恐怖，叫他们逮着就没命了。清华没有我藏身之处。肖力说，蒯大富你不要忘记，你的阵地在清华，你要尽快回到清华去。老蒯说我在清华臭得很，没有战斗队敢要我。肖力说你要向地院“东方红”学习，没人要你，你自己不会组织队伍？朱成昭，你们要帮帮他。朱成昭说一定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时只管来找我，找老蔡和总部其它人都行。谈的时间不长，肖力就和蒯大富一起离开了总部，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谈话就不得而知了。
蒯大富是怎么到地院的？前不久清华105周年校庆时蒯大富请清华红教工的老师聚会，鲍长康参加了，地院陶世龙老师（已故清华红教工托德坚老师的丈夫）也参加了。他们谈到了老蒯到地院的事。事后陶老师告诉我，鲍长康在地院有一个老乡同学，是他把老蒯带到他这个老乡那里住下的。我问了田春林，这个同学是勘探系63级的，红色尖兵战斗队的，叫奚戌，现在海口。
在二进地质部期间，有一天蒯大富来找我们，说他正在筹建井冈山红卫兵，他谈了他的处境和进展情况，要我们给他助威壮声势，朱成昭让我去安排一下。当天我们派了几支战斗队，夜里从地院出发，差不多上百人，几部平板车，拉着大字报纸，胶水浆糊墨水，一晚上就将清华主要的大字报席棚区糊满了支持蒯大富的标语口号，那晚我跟着去了，顺便看了看他们的大字报，确实感到老蒯在清华还没有火起来。到9月23号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开成立大会时，地院那天正好发生了抢广播台的事件，总部几个主要头头都没有去，但还是派了几个战斗队去助威。这个情况在吴鉴的回忆中也提到了。最近看老蒯的谈话，也说道这情况：“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1966年9月6号，蒯大富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宣读誓词，但他那时还没有拉起队伍，还是“光杆司令”，按常理他不可能进入三司的核心圈子。串联三司时，周永璋在清华联系的是唐伟，唐伟代表清华的八八串联会（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一共有十四个学校的反工作队的组织参与组建首都三司，代表清华参加三司的只有唐伟。在学校里蒯大富要加入“八八”，“八八”硬没有让老蒯参加。在正常情况下，三司的成立大会是轮不到由蒯大富来宣读誓词的。肖力与蒯大富谈话后一再嘱咐朱成昭要帮蒯大富一把，不过仅仅是朱成昭个人的面子，也不见得就能把蒯大富送到三司成立大会去宣读誓词。如果如朱成昭对宋永毅说的那样，周总理有过扶持老蒯的意见，那分量就不一样了。我推测请蒯大富宣读誓词很可能就是中央文革，或者就是周总理本人的直接指示。想想当初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去解放蒯大富，受主席之托连续召见，彻夜深谈，蒯为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炮弹。周对蒯倾注了特殊的关切和寄予期望。借首都三司成立的声威来扶持老蒯一把，这是很可能的。此外，三司是由地院周永璋负责串联起来的，周永璋和蒯大富又都是苏北老乡，三司成立大会是由周永璋主持的，在有上面的指示和朱成昭的关照的情况下，周永璋特意安排老蒯宣读誓词的程序，就是合情合理的了。这之后老蒯在清华就有了名分，胆子也就渐渐壮了起来。随着三司的迅速壮大，声望人气和在中央文革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蒯大富头上的光环也就更加耀眼了，以至于外界很多人都以为蒯大富就是三司的“司令”。但老蒯有自知之明，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且还向人解释这是个误会。
三司成立大会的前一天，9月5号，地院“东方红”发起了二进地质部行动。我们对地质部提出的要求在当天就遭到了部领导的拒绝，第二天就爆发了对部办公楼的冲击（揪邹家尤），地质部召集了地院“斗批改”、西纠红卫兵、部职工，还调来了一些工人来保卫地质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攻防战，所以9月6号当天，朱成昭、蒋良朴和我都没有去参加三司成立大会，总部安排了王大宾，田春林去参加了大会。

七、什么时候知道了肖力的真实身份

我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的呢？目前也有不同的版本。田春林最初的回忆是这样的：

肖力真实身份的确定是由于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检阅来京串联的红卫兵，那天朱成昭受邀作为「东方红」的代表上了天安门，当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大厅走出来时，发现搀扶老人家的是一位青年女军人，当朱成昭仔细端详时她当时惊呆了，天哪，那不是肖力吗？她怎么搀扶着毛主席，她和主席是什么关系？这时传来了革军子弟也是「东方红」老战友张玉晋的声音，他告诉朱头，肖力是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这时朱头激动万分，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们听肖力的点拨步步得胜，炮炮打得准呢。朱头回来后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核心组的几个人，大家别提多高兴了，我们的腰杆更硬了，我们是通天的，我们的后台是毛泽东看你斗批改还能蹦哒几天。肖力是不是中央文革成员并不重要，陈伯达签名的介绍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肖力的特殊身份，她来自于中国的第一家庭，她是毛主席的女儿，与其说是陈伯达中央文革派出的文革观察员，不如说她是毛泽东的文革观察员，只此一点就足以具有地震效应了。（在正式发表时田春林已经对这段回忆内容在时间上做了修改。和我后面叙述的时间一致了。）

但我的记忆告诉我，我们知道肖力就是李讷，就是主席女儿这一特殊身份，是朱成昭在二进地质部期间上天安门之后，时间应当是1966年9月15日，在这之前朱成昭还没有上过天安门。8·18第一次接见时，能够上天安门的好像还没有几个造反派头头的身影。8月17号地院东方红公社刚刚宣布成立，既没有多大势力，也没有多大影响，连一个有点名气的高干子弟都没有，怎么可能邀请上天安门？地院东方红公社是一进地质部后才开始扬名，二进地质部实际上已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暗地支持，请朱成昭上天安门就是特别的鼓励。那天朱成昭上天安门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见到了肖力，知道了肖力就是“小李”，小李就是李讷，李讷就是主席和江青的女儿！他兴奋地说：我们通天了！他在地质部礼堂向大家传达介绍时，“东方红”战士全场欢呼雀跃，高兴之极，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个场景留下了照片。（右图：朱成昭在地质部礼堂向东方红战士报告上天安门见到了肖力，知道了肖力是主席女儿的喜讯。拿话筒的是朱成昭，旁边鼓掌的是蒋良朴，蒋良朴边上是田春林。下图：听到这一喜讯后的欢腾场面。）
大约在1966年10月后，“东方红”总部的头头都常驻地质部了，肖力也就不来地院了。后来我们知道她去了解放军报社。1966年11月我正式退出了“东方红”总部。这之后，我个人、有时和其它人还多次去解放军报社找过肖力。记得有一次是为彭小蒙的事，彭小蒙在北大被批斗，批斗完了后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杨淑荣、殷惟侯去看彭小蒙，主要是想让她给我们谈朱成昭与他们之间交往的情况，彭小蒙托我们向肖力反映她的处境，希望解救她，我们答应了，这之后彭小蒙还真给放了。有一次是和周永璋、刘富元为三司的事（周永璋在三司被朱成昭夺权，刘富元抢了三司大印），为此向肖力反映情况，我记得肖力当时批评了刘富元。有一次为朱成昭的事去见肖力，记得我还问过她：朱成昭说你曾经要和他一起去串联，是真的吗？肖力只笑了笑，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在1968年3月6号和3月11号中央领导接见北京高校办学习班的两派头头时，肖力都在场。（从王广宇和阎长贵的回忆知道，肖力1968年3月又从军报重新调回中央文革办事组任组长）。3月6号那次接见中间休息时，肖力和我们说了不少话，下面摘录笔记本中的一段记录：

肖力（对蒯）：你们红卫兵造反都好几年了，就是这样子，伯达开会开宗明义，今天就是听你们讲，畅所欲言。老蒯：我不敢，肖力（对蔡）：你大概也有意见？（蔡答：有），就讲嘛。（蔡：发言人太多，争不上），可以递条子嘛，（我写条子给了肖力）。肖力（对孙蓬一）：大炮，放嘛！（孙蓬一：我有些问题要讲，我想单独和你谈谈。）肖力：走吧。带孙走了。
会议继续发言……
伯达：还有半个小时，大家都不要讲了。
江青：蔡新平递了个条子给我，说和王大宾，谭厚兰意见不同，还有十分钟，请蔡新平谈谈。
我发言完后江青没有说什么，就说今天会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第二次接见实际上一直等到了11号。11号的接见气氛和6号就大不一样了。这次会上，江青和各位与会的领导都频频插话，打断一些人的发言，江青还大发脾气，有一个同学（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的）发言谈到二月逆流的问题，大概是为某些“二流派”人物辩护，江青突然站起来说我看你就是二流派，吓得这个同学再也不敢吭声了。这次会议肖力开始也在场，我本想再和她聊聊，但她中途就离开了。
在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肖力。

八、肖力在地院文革中的作用

肖力对地院文革的确有重要影响，她的支持和指点的确对地院“东方红”的取胜有重要帮助，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鼓励，而不是参与“东方红”行动的策划，最多也就是在“东方红”行动已经酿成了大的事件后，在政策和策略方面做些指点，这种事后的指点与事前幕后的策划是有原则区别的。从“东方红”早期战斗队的发起串联，到成立东方红大队，进而发展到组建东方红公社，这一阶段她都没有现身介入，可以说我们的行动都是自发的。我们这些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提出主张，发出宣言，制定章程，发起一个又一个的“造反”行动，主要是凭借大家思想的共鸣，而不是“上方”“高人”的直接指点指示。
策划一进地质部是叫形势逼的，而不是因为知道了《炮打司令部》。东方红公社成立后实际上面临巨大压力，我们仍然是少数派，老保天天在学校搞斗“黑帮”（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抄家破“四旧”。他们搞得红红火火，完全掌握着运动的主动权。当时我们“东方红”也有人想和他们比着干，也想去抄家破“四旧”斗当权派斗权威，都叫我和朱成昭制止了。我说我们不干这些，我们就是一心批工作队，不把工作队的反动路线批倒，“反工作队就是反党”的帽子就永远压在我们头上，工作队不彻底向我们认错，检讨，交出黑材料，给我们彻底平反，我们就永远是“右派”学生。要批工作队不能空喊口号，贴再多大字报也没有用，必须把工作队领导，主要是队长邹家尤给弄回来，面对面地开展斗争。工作队不低头，老保的气焰就下不去。进军地质部，要邹家尤回地院接受批判，作检讨，打老保气焰，在当时成了我们的共识，也成了我们唯一可以采取的有效作战方针。我们一进地质部的决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这是一个运动发展的自然过程，与肖力来没来地院无关。
此外，朱成昭还有他自己更深的想法，在一进地质部前就对我们说过，一进地质部后就更进了一步。听他的那些想法，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令脑洞大开，因此印象很深。他说：中央有三根线，边说边拿了三根筷子比划，一根是毛泽东为首的在中间立着，一根是刘少奇为首的，上左下右，一根是周恩来的，上右下左。工作队是刘少奇指示，周恩来派遣，刘少奇的路线是通过周恩来派出的各部委工作队来执行的，要揭开中央的盖子，就得通过攻打各部委的工作队，往上揪。他这个思想成了发动二进地质部行动的理论指导，已经不再局限于批工作队了，把造反派的行动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这套思想现在看当然很肤浅，但在当时却让我们感到很有“深度”，眼光已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单纯。这个思想显然不会是肖力给灌输的，在我们串联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时，在不同场合，他就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别说那时还不认识肖力，就算认识，肖力那个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我也怀疑。到了三进地质部，朱成昭胃口就更大了，口气也就更大了，就有了野心。他要在地质部安装几百部电话（交换机），要指挥全国。在占领地质部后，主要领导办公室都被“东方红”的人占领，部长们的红电话也在他们控制之下。有人开玩笑说“你可以当地质部长了”，他说“颜宽就行”。颜宽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是朱成昭的老乡，也是“东方红”最早发起串联的人之一，他紧跟朱成昭，但因出生资本家，朱没有给他封什么官。他说颜宽就有资格当部长，可见部长地位已不在他眼里。他在接触叶向真之后，思想就开始“右倾”，由左向右急转，与中央文革的思想格格不入，已开始分道扬镳。伏庆是在回忆朱成昭“闭门思过”后也有一个关于“三条线”的说法，而且更为奇特，变得更具体更形象：

朱成昭在西三楼327房间“闭门思过”……在这段时间里，朱对我说了很多话，但并不系统，陆陆续续说的。他说他与戚本禹谈了3、4个小时，戚辩不过他，无法批驳他的观点，只能让他闭门思过。说叶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争论，拍桌子把手指都折断了。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3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他对我说，如今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3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开玩笑说，我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3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他说那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

我认为这是他思想的新发展，和他早期的“三条线”理论相比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朱成昭和他的追随者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有独立思考的“造反者”，他们的头脑并不是简单接受来自各方的“灌输”，虽然也在努力窥测领导意图，但更多的是在用自己脑子在思考，并不是上面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做。他从来都不会言听计从，更不是驯服工具，再加狂傲自负的倔强性格，在毛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是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内在因素。“神”让你按他的指点方向去造反，可你反过来却要造“神”的反，其下场可想而知。朱成昭对“神”经常出言不逊，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他后来与肖力的绝交。田春林回忆，当他劝朱成昭说，正是因为肖力的指点我们才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肖力是谁，肖力是主席的女儿。朱成昭勃然大怒，猛一下站起来，脸色通红，说：“田春林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提肖力！”可见他根本不买肖力的账，也可以说肖力对他的影响有限。
毛泽东既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又有驾驭群众运动的高超手腕。他利用林彪的邪教式的鼓吹中央领导集体的认同，使自己高坐到了圣坛之上，使他的思想具有了对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巨大控制作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用无比巨大的号召力把这帮学生鼓动起来造反，造成了天下大乱。在大乱的混沌之中，他在仔细观察，他要从中找到符合他的战略目标、可以为他所用的那股力量，按现今时髦的说法就是要找到“抓手”，树立起风向标，规划出模板，将运动推向他期望的方向。毛还有一个在运动中选拔接班人的想法，要在运动中寻找发现符合他思想，有培养价值的青年领袖。在这一点上毛和那些说“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的领导人不同，毛泽东不太看得上八旗子弟。
根据王广宇的回忆，肖力其实是主席让她到中央文革来的，她有些活动连江青都不一定清楚。她那段时间主要在各个高校活动，就是在替主席收集高校运动情况。由于她的外表和普通大学生没什么区别，能够直接深入到学生中去获得第一手资料，是主席观察学生运动的重要帮手。地院在一进地质部之前她可能来过，但亮出自己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这个身份，应当就是在8·23那天。那天是学生第一次向国家部级机关发起冲击，事件惊动了“上方”，肖力及时介入，她所了解到的情况符合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为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抓手”，从此地院“东方红”就成了可以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利用的得力工具。为此肖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和地院“东方红”头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王广宇回忆，一次戚本禹告诉他赶快通知肖力回家，王广宇领会是主席找肖力了。当时没有便携式移动联络设备，要找肖力就只有根据她的活动规律来搜索，第一可能就是找朱成昭。而且果然在地质部找到朱成昭后就找到了肖力。由此可见肖力与地院“东方红”的关系，特别是与朱成昭的关系是很不一般的。当朱成昭在下面议论中央文革的不是，发出批评中央文革的系统言论的事被人报告给中央文革后，中央文革也就只是通过陈伯达发出警告。后来发展到公开发布对抗中央文革的“宣言”，以检查为名宣扬他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按说这态度是够恶劣的了。但中央文革也就只是让他“闭门思过”。再到后来朱成昭“叛逃”被抓回后，也还只是让学校限制他行动。宋翔雁老师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宋翔雁回忆录的第二部分，未发表稿），说王大宾领他到解放军报社去见肖力，让他有机会亲自聆听肖力对朱成昭的看法，让宋翔雁了解肖力是真心想让朱成昭回头的，然后让宋老师到校革委会软禁朱成昭的地方去，做朱成昭的思想工作，希望“浪子回头”。看过这段回忆后，我深感肖力的用心良苦，对朱成昭是多么看重。如果朱成昭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悬崖勒马”，我相信他肯定会“回头是岸”“立地成佛”，如果他能诚心投靠，一定还会被继续重用。要是换个人如此公然地反中央文革，早就被打成“反革命”送进监狱去了。在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前后，北京乃至全国反中央文革的事件此起彼伏，像朱成昭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宽恕真是罕有。可惜他是一个不肯回头的死硬分子，肖力想救他也无可奈何了。最后终于在1967年11月被正式逮捕，这距他反中央文革的事情败露过去了十个多月。在毛泽东活着时，他始终再没能脱了囹圄。只到打倒“四人帮”，1978年释放，1981年才平反。
应当说通过肖力，在“五大领袖”产生之前，朱成昭就已为毛泽东所知。中央文革对他的器重实际也是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他走红在“五大领袖”中除聂元梓外的四个“小将”之前，但这个“小将”太有主见，个性太强，太桀骜不顺，最后扎了他老人家的手，不得不放弃。朱成昭之后，毛泽东又百般呵护培养那“五大领袖”，还有那个也是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但最终都成了毛泽东的伤心泪，一个也扶不起来。毛泽东希望在大风大浪中选拔接班人的计划终于彻底破产。毛熬到最后选择了他认为最老实可靠、“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结果“尸骨未寒”就违背了“圣意”。“圣意”把圣上自己也糊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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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庄一龙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录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原文后有当年《首都抗癌联络站工作简报》等附件略。

和旷伏兆的一段交往

我出去串联有20多天，10月上旬回到学校，伏庆是说也要去串联，朱成昭就让我去顶替伏庆是担任总部办公室主任。这时期，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有一天，地质部的几个副部长都被揪到地质学院，准备接受批斗。我在查看有关材料时，发现旷伏兆连批判材料都没有，怎么批斗？旷伏兆说他心脏不舒服，我当时有点同情他，就单独让他站到一边去，又让人给了他一只凳子。
后来我就请求把旷伏兆交由我来管理，我把他安排在我的13楼宿舍房间，让他在房间里写检查，并在大楼门口贴了个通告：鉴于旷伏兆有心脏病，经总部同意，勒令其在屋内“闭门思过，交代问题”。所以一直没有让他参加体罚性劳动（扫地、清洁厕所等）。每天我晚上回来，常常和他聊到深夜。
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只过去了一个多星期，周恩来总理就打来电话，要让旷伏兆出来主持地质部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旷伏兆临走时想同我见个面，但没有找到我，就在桌子上给我留下一封信：“庄一龙同志：总理来电话，让我去地质部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段时间相互有了了解，谢谢你的帮助，以后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旷伏兆”。
果然，我和他以后不但还见了面，对我的人生还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1967年9月，我搞抗癌联络站时，需要设立一个医疗点，没有房子，旷伏兆把当时空闲着不用的地质部政治干校的一栋楼房借给我（不过，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大部分窗子都被打烂了，没有要）。在我毕业分配到青海省地质队工作后，卫生部给青海省地质局发了一个盖有卫生部大印的调查公函，内容是通过庄一龙调查有关“516”分子的事情。虽然我根本都不知道“516”是怎么回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容许你争辩的。就在我被追查“516”的问题时，正好地质部的“保旷兵团”骨干、原勘探局党委书记田实斋下放到青海省担任地质局党委书记，他把这公函扣下了。他派人把我找来，给我看了卫生部的公函，让我写一个情况说明，便把卫生部函顶了回去，使我避免了一次牢狱之灾。
后来我到了青海省地质十队工作，十队的党委书记魏砥卿也是原地质部政治处的处长，他知道我同旷伏兆的关系较好，即使旷伏兆后来去了江西省五七干校还给我来信。魏砥卿给旷伏兆写信时告知，庄一龙就在他的地质队里。旷伏兆回信让他好好关照。所以，在十队时，魏砥卿一直给我有所照顾。
但是，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背景下，即使在地质队也是很危险的。在北京已经有人传说“庄一龙已经被逮捕”的流言。我向魏砥卿提出回上海老家休养，魏砥卿在党委会上通过了我回上海治病的要求。因此我才有了一段4年多的上海休养的时间。正是利用了这段时间，我研究出了“斥力子假说”理论，并且也是魏砥卿让地质队给我开的报考研究生的证明，使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以后，魏砥卿调任天津地质局党委书记时，还专门来华东师范大学看我。

关于上海联络站和《首都红卫兵》报（上海版）

我从广西等地串联回来后，朱成昭让我接替伏庆是的地质学院东方红办公室主任，可是只当了两个多月，王大宾就让我去管广播台，当时学校的人大部分都去串联了，学校里有点冷清。有一天，我在安排广播节目中，有一支电影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想不到马上遭到大字报炮轰，说是有人在公然播放靡靡之音，广播台内部人员也有非议。我觉得广播台不是自己合适的工作，就提出要去上海发展的要求。
我是1966年12月初到上海的。当时首都三司上海联络站已经有了，总部设在愚园路311号，负责人是江涛，还有徐烁，彭善慈、包谷熙、朱德瑜等，311号总部那里实际上仅仅是个公开的对外联络点。
我去上海起初是想推广《首都红卫兵》报，但是发现模板运输、翻印，当时条件不能及时实现，就决定自己办一份《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我就去找解放日报社社长马达商量，要求利用解放日报社的力量出版这份报纸。马达不敢得罪北京红卫兵，乐得做个人情，同意在解放日报社出版《首都红卫兵》（上海版），对开版面，和《解放日报》同样大小。发行量是我同马达商量确定的，为5万份。起初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就我一个人，为了要在1967年元旦出版，我还在第一版亲自写了《元旦献辞》，还挑选了一张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研究问题的通栏照片，套红出版。
报纸印刷出来后，马达电话通知我，报纸印了5万份，我说少了，要再增加5万份。马达说印刷已经完成，没有保留纸型，不能再增加印刷数量。于是《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印刷数量以后一直保持5万份。
我来到解放日报社印刷工厂，一看见报纸大吃一惊，5万份报纸堆了满满一房间，要我马上运走。这完全是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来以为报纸出来后，解放日报社就会把报纸发送到全市读者手里，现在这一切发行工作都要我自己去完成，真的没有准备。我只得把这批报纸先运到自己的住处。
其实首都三司上海联络站在上海掌握着很多处房子，都是一些当时被红卫兵抄家后赶走的前资本家的别墅。联络站的主要成员都有自己的住房，成员之间也相互不知道住宿地方。除了愚园路311号总部外，我所知道的还有建国西路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别墅，还有乌鲁木齐路19弄1号的别墅，愚园路490（586？）号工商银行2楼等。
我起初同江涛、朱德瑜等住在建国西路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别墅，这里很大，有个大草坪，仓库房间里堆放了许多外国名酒，后来被江涛喝了不少。当时陈丕显还亲自来过，给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些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派来送车的人匆匆在车上讲了一下开车要领就走了，几个人就上了车，由徐烁驾驶车，在花园大草坪转了几圈，就上街了。胆子真够大。后来，我为了搞一个红卫兵通讯社的需要，搬到了愚园路490号，那里原来是上海戏剧界红旗造反团的总部，他们撤走后，就由红卫兵通讯社接收下来了。当时还有地质学院的宏良（邬孝梁）和几个上海的中学生（王念申等）。
我让王念申发动一批上海的中学生去上街卖报纸，每人每天发5毛钱补贴，中学生热情很高，每人都抱着一大捆报纸出去了。我为了想了解市民反映，特地去南京路看看，当车经过国际饭店时，看见买《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的队伍从国际饭店排到了大光明电影院。我真是得意极了。回来后，各方面一清点，当天共销售了5000多份报纸。虽然成绩不错，但是对于5万份总数来说，这差得太远了。
为了解决发行问题，我去找邮电总部，请邮局帮助发行《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答应给邮局25%的分成。从第二期开始，报纸发行便交给了邮局。只要报纸一旦印刷完成，我就电话通知邮局，邮局的专车便把报纸拉走，第二天，《首都红卫兵》（上海版）就会出现在全市数百个零售点上。
从第三期以后，《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的编辑工作就交由朱德瑜、潘人龙等负责，由他们二人长驻解放日报社。
《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由解放日报社出版、印刷，发行是由邮局负责的，我在每次报纸印刷出来后通知邮局。本来以为报纸交给邮局后，报纸出版任务就完成了。可是有一天，解放日报社财务找我要计算费用，我这才知道还有费用问题存在。我马上同邮局发行科联系，邮局说发行报纸的钱都在邮局，等我去结算。
《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自己根本没有账户，为了要设立账户，我就到黄浦区人民银行申请了一个“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让邮局发行科以后就把结算后的钱都打到这账户上。我从邮局发行科提了两次钱给“首都红卫兵通讯社” 账户，第一次是5883.30元，第二次2296.20元，共8179.50元。奇怪的是后来文汇报社也来向我要钱，可是，《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根本同文汇报社没有关系呀，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我一度也没有搞清楚。以后才领悟到，大概是其它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社也印了一些小报和宣传品，在邮局发行科累计了一部分没有账户的钱，现在既然有了一个“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因此邮局发行科就把这些钱都转到“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上来了。而我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这一家在邮局发行科应该有多少钱，反正只要邮局发行科转过来的钱，我都照收。
但是，我从来不用这个账户里的钱。原来设想以后在上海发展事业时用，可是形势急转，中央要求学生一律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必须妥善处理掉这些钱。一直到离开上海前，把这个账户里的钱分别送还了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等于给每家报社发了个红包。所以后来两家报社再没有来找过麻烦。
附当年二张：

收条一
今收到庄一龙交来的：
现钞叁百拾肆元整
存折壹千元整
转交解放日报社款回单一张，回单总额：
肆千叁百捌拾叁元叁角整
封存零钱陆元肆角柒分整
经手：鲁雷  潘人龙  （签字）

收条二
67年2月中曾收到北京地质学院庄一龙同志交来银行转账发票两张，
其中一张转文汇报社1000元，另张转上海解放日报社1296.20元。后此两
张单据由我转给潘人龙（北地）同志负责处理。   特此
    证明
北京工业大学革委会6222班战士
周祖通  （签字）
67年10月31日

1966年12月底，我参加过一次在静安寺百乐门淮剧场由张春桥、姚文元召集的上海一些重要造反派负责人会议，我和江涛、朱德瑜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内容是分析形势和布置任务。
“一月革命”期间，上海各派斗得很厉害，当时，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处一位军人拿着司令部的介绍信找到三司上海联络站，告诉我，根据毛主席“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指示精神，如果你们活动需要军队的帮助，可以同他联系，并且把他的联系电话告诉了我。这虽然给北京来的红卫兵以后行动壮了胆，但是，一直到我离开上海，都没有联系过军队。
“一月革命”后，紧接着筹备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10万人的大会，我参加了几次在上海社科院由朱永嘉等召开的筹备会，并写好了大会发言稿，可是到了开会那天，从社科院去人民广场的大会主席团代表的汽车就要开动前，江涛匆匆赶来找到我，说是要看一下发言稿，我把发言稿给了他，他很快看了一下，就说，这个发言由他去。大会筹备组一下惊了，主席团代表突然换人，不知道三司内部出了什么事情。朱永嘉打圆场：“你们自己商量一下，谁去都可以。”我很生气地离开了。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来上海，我和朱德瑜、江涛随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到机场迎接，我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欢迎来自“山鹰之国”的朋友》。
后来在1967年7月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晚上，朱成昭来上海，在广东路地质部招待所要见我，他知道我办报纸掌握有一部分钱，他说最近想去广东考察调查一下，想探索一条“南斯拉夫的道路”，问我是否可以借一些钱给他。我问他要多少？他说最好多一些。我答应给他2000元，约好第二天晚上送来。可是第二天下午，就有人电话告诉我，朱成昭已经回北京了。以后才知道，是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朱成昭带回北京去的。朱成昭没有来得及从我手里拿到钱。

为“抗癌骗案”调查翻案和首都抗癌联络站

首都抗癌联络站是地质学院东方红插手卫生部系统文革运动的产物。
还在我担任东方红总部办公室主任时，曾经接待过一个地质部航测大队的医生纽韵雯（其丈夫许端是章士钊义子），知道存在一个跨越地质部、卫生部、军队总参、301医院，涉及多名高级干部的“抗癌骗案”。当时由于其它事情忙，一直没有处理。过了几个月后，我从上海回来，由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内部派系斗争，正在反“托派”（也就是蔡派），把我和“托派”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一天，纽韵雯带着医学院的两位学生又来找我，要我出来帮助他们调查“抗癌骗案”。我让他们去找田春林和李贵，田春林和李贵同意参加“抗癌骗案”调查，由我代表地质学院参加。于是我组织了物探系几个学生一起参加。
地质东方红在当时是红卫兵三司领袖，我联络了北京的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铁道医学院、中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和反帝（协和）医院、日坛（肿瘤）医院、工农兵（同仁）医院、反修（友谊）医院等几个大医院，还有卫生部、铁路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地派力量成立了一个“首都抗癌联络站”，总部设在地质部西五楼，开始了对“抗癌骗案”的全面调查。
地质东方红在“首都抗癌联络站”里起着组织，策划，行动实施的主要作用，我是“首都抗癌联络站”的负责人，骨干成员有赵宜（二医）、刘淑珍、宋乃光（中医）、董宝玮、端木奇（医科大）、何欣培、张延铭（铁医）、洪朝宗、赵文翰（师院），还有后来商业部一个支持民间方法治疗肿瘤的王继武局长也加入联络站，在商业部大楼里成立了“首都抗癌联络站第一分站”，负责人是罗冬苏。由于王继武在长期革命斗争历史中， 以公开身份担保过四、五十个革命干部，文革时期，这些人都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如许世友（南京）、南萍（浙江）、王建安（济南）、王少庸（上海）、王效禹（山东），这为联络站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在调查案件涉及的政治背景的同时，在对“抗癌片”疗效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民间存在的“抗癌防癌”的好方法、好苗子。当时李富春副总理知道后，很高兴。在有关“抗癌骗案”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可以翻案，把翻案的方案报告给总理。”
以后，我们开始扩大调查范围，除了“抗癌片”疗效调查，还对各种民间的抗癌医疗成果进行挖掘，在北京部分大医院对“抗癌片”和其它中医疗效观察试验。并且建立了“家庭病床”医疗制度，采用医生通信治疗和邮寄药物，成立了由病人组成的病人委员会，负责协助管理在家治疗的患者，解决了床位不够的矛盾。
后来，首都抗癌联络站在洛阳、安阳、营口、天津、青岛设立分站，以后首都抗癌联络站发展成为首都抗癌协会。首都抗癌联络站原来的组成单位就成为协会成员单位，我是协会的第一任负责人。
那一段时期我和不少重要人物有交往，请求得到他们支持。除了旷伏兆，还有王曻畊，王季范、徐特立、徐运北、章士钊等。通过调查发现，在我国的中医药宝库中，有大量的抗肿瘤的民间成果，它们急等待挖掘。当时比较典型的地方有：河南洛阳的郭琦中医大夫、成都的刘福远中医大夫、北京的徐兴立中医大夫，王审耕中医大夫，天津东风医院孙秉严大夫的血液癌毒分析等。
为了解河南地区食道癌的高发原因，在河南省委耿起昌和卫生厅高任平厅长的支持下，联络站纽韵雯等人对林县等山区农村进行癌症的发病率与矿藏、水文资料的研究，发现河南地区食道癌的高发同太行山的放射性矿产分布有关，提出加强疾病地理的研究，并且制作成了有关图件，通过总理联络员王文政转交总理。
首都抗癌联络站的工作一直得到总理办公室的不断关心。总理联络员王文政、王成智经常同联络站保持着联系。周总理在癌症晚期的时候，他还曾经指着桌子上的肿瘤发病分布图对卫生部的同志说：“不进行调查，哪里会知道这些情况。”
通过调查，基本搞清楚了所谓“抗癌骗案”的来龙去脉：此案的起因，是由鞍山铁东医院的医生杨雨田自己研究出一种有显着疗效的新药物，并且已经有2000多的成功病例，在社会上有了相当影响。纽韵雯最初是航测队医务室一个医生，也是肿瘤患者，使用抗癌片后肿瘤消失，于是就帮助医生杨雨田宣传和推广抗癌片。而当时的301医院副院长李奕肯定杨雨田和纽韵雯的革命行为，并支持推广抗癌片。但是在当时卫生部专家看来，“抗癌片”能够治好肿瘤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骗局，李奕的支持“抗癌片”又把支持李奕的肖华和罗瑞卿之间的军队内部的斗争牵涉进来了，于是在卫生部、总参和地质部的反对势力联合下，利用“抗癌片”的疗效问题，把李奕、杨雨田、纽韵雯三人打成一个宣扬“抗癌片”疗效的诈骗集团，并且通报全国。这是一个错案。当年抗癌联络站的一份简报中说：“这期间，钮韵雯在地院东方红总部王大宾、李阴增等同志的帮助下一直在同卫生部一小撮走资派进行斗争，到处告状，到处宣传、揭露，十二月又串联了上海中医学院来京的红卫兵，打进卫生部，抢出了有关‘抗癌骗案’的黑档案材料。为‘骗案’进一步翻案找到了大量材料。”“在铁的人证、物证面前，终于在3月21日出文撤销了‘黑通报’。并向受黑通报迫害打击的同志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在新华社国内文革报道部的帮助下，《内部参考》上发表了抗癌片及联络站工作的消息，此消息是同氢弹爆炸同时作为国内科技动态发表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首都抗癌联络站在后期改名为首都抗癌协会，结束了“抗癌骗案”的调查，重点转移到抗癌工作，由卫生部有关部门进行人员调整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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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怀念几位“东方红”难友

何建勋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录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尘封的岁月》。

在这里我想追忆几位东方红公社的老难友、老校友。

“婉约词人”黄瑞华

黄瑞华是湖南人，性格内向，由于我俩都比较喜爱文学，所以交情甚笃。黄瑞华喜欢填词，感情细腻缠绵，当属婉约派。他也有少量作品有豪放派的风格。例如东方红公社一轰地质部，上千师生到地质部静坐示威时，黄瑞华激情难抑，口占一组绝句。其中第一首是这样的：

日月星辰随意改，黄河万顷石门开。
此身合是忘家客，曾自枪林闯阵来。

我曾问他石门在何处？他回答说，他湖南家乡有个地方叫石门，不过这里的石门是虚指。
朱成昭“闭门思过”，黄瑞华对陈伯达批来的条子措词之严厉甚为不解，认为把东方红一棍子打死了。黄瑞华忧愤写道：

无知幼稚何须计，几寸真诚几寸心。
倘使惺惺能识吾，人间正道是常情。

后来院军代表又把他收进朱成昭集团骨干分子学习班，他的情绪更加悲观低沉。有一次，那个来自空军的长得像吴法宪似的军代表训斥田春林：“反北京市革委会的丁国钰，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田春林争辩说是“小将犯错误”。军代表要大家开会批判，黄瑞华执意不发言。他写《忆江南•西山碧云寺》：

苍松老，花草正匆匆。几代纷荣豪杰气，如今剩却玉堂空。点点笑英雄。

他又写《观香山红叶》：

远看香山红遍遍，近观满树血淋淋。
抒情何在寒风起，万里红涛是我心。

朱成昭集团骨干分子学习班临解散时，黄瑞华对未来前途空前绝望，尤其是杨雨忠的跳楼，对他触动很大。他写《水调歌头•读红楼梦》：

月满琼窗下，风洒竹丛间。红炉冉冉熏药，秋水玉台前。银汉迢迢何意，南国家乡万里，无语动心弦。起伏万千绪，只是一情绵。    薄命子，空周折，却无缘。芳魂涕血，灵水难系百花仙。真假那堪寻觅，漫把长歌当泣，渺渺水连天。恩怨既相投，何要命相连？

他这首词有所指。他身体不好，常用电炉熬药，这便是“红炉冉冉熏药”。他要跟女朋友掰了，不想连累人家，所以有“望断秋水，芳魂涕血，何要命相连”。他叹息东方红公社的命运，犹如“薄命子，空周折，却无缘”。从这首词，我深感他动了诀别人世的念头。他果然短命。今天，我唯有用他的词句来缅怀祭奠他：“小铃闲会阁船头，为我奏、竹萱新句。”

并不“滑头”的滑正本

我们都叫他“滑头”，其实他做人一点也不滑头。
“滑头”是河南人，我的老家在河南，应该说我俩是老乡。朱成昭落难后，我们这帮“啃猪蹄儿”的日子也不好过，“滑头”还跟着我到武汉，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和我大哥、四弟都很谈得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彬彬有礼，且有透骨的政治敏锐。
记得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由刘春华所作的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曾经一度在中国家喻户晓，印刷量高达9亿张之多。这张油画很受中央文革重视与推崇，用来作为打击刘少奇的重要利器。因为当时连小学语文课文都曾记载过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是刘少奇去领导发动的。
“滑头”偏偏从油画中发现存在重大政治问题：这张画的背景是乌云密布的天空，左上角透出一束阳光蓝天，毛主席身后则是层峦叠嶂的苍茫关山。这不是暗合毛主席诗词名句“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的寓意吗？再看主体画面，是年轻的毛泽东身着长衫，手里还夹着把红色油纸雨伞——这不是向观众明显暗示毛主席是“雨后送伞”，想掠他人之功吗？作者为了更加突出这一主题，还在画面上年轻的毛泽东脚下点缀几片红叶——谁都知道，红叶象征着革命先烈——毛主席踏着革命先烈的鲜血和遗体，到安源“摘桃子”来了。这真是反动透顶！
我们反复端详那张油画，赿看越觉得确实有问题，不由一声惊呼，立马准备站出来揭发这个居心叵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滑头”摇摇头，笑我太幼稚了。说人家刘春华正当红，红得发紫，炙手可热。中央文革需要用他这根金棍子打人。你跳出来横插一杠子，岂不是扫了中央文革的兴？连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明摆着的大叛徒，毛主席都视而不见，何况一个小小的刘春华？利用就是政治，如同中央文革利用地质东方红一样。以后用不上了，自然一脚踢开。
还有一次，军代表办朱成昭集团骨干分子学习班，临解散时我对“滑头”说，中央文革至今没怎么动我们，是不是手下留情，准备放咱们一马？“滑头”凄然一笑说：“想得倒美！《十六条》中虽说是凡是学生问题，一律不整。这是话里有话。现在不整不等于说将来不整；学生不整——等将来你不是学生的时候再整。还怕你个孙猴子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不成！什么时候你不是学生？把你往底下地质队一分你不就变成工人了？到时候怕整不死你！反正你的问题往档案袋子里一装，那就让你背一辈子，一辈子都别想翻身。压死你！”
“滑头”就是这样不堪重压，逃回河南也逃不过重重打击迫害，他终于选择了杨雨忠的道路：跳楼！他从此获得了精神枷锁的解脱。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滑头”，我好留恋我们一起躲在宿舍里，用脸盆架在电炉上清水煮鱼的美好时光！那一顿最后的晚餐，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干杯，“滑头”大哥！

郑文卿与胡乐成

郑文卿与胡乐成这两位老兄，在我印象里好像是形影不离，“焦不离孟，孟不离焦。”郑文卿的绰号叫什么？记不起来了。胡乐成的绰号叫“狐狸”。这个“狐狸”并不狡猾。他有张飞之粗无张飞之细。虽说是长得一脸横肉、满身匪气，却也并不可怕，倒是有几分可爱可敬。比较起“狐狸”来，郑文卿要斯文多了。他是南方人（好像是福建的？），个不高，一脸络腮胡子，老显出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他俩在地质东方红里以特别能打仗着称，胡乐成曾经当过作战部长和到四川揪彭德怀的钦差大臣。
我与这两位老兄结成患难之交，真有一番患难与共的经历。记得东方红造反队成立不久，我只身高举一张“工作队是三类队”的大字报驱赶工作队，与学院对立面“斗批改”一方发生激烈冲突，立刻陷入重围，双方都有肢体接触。此时，胡乐成与郑文卿杀了进来，像拎小鸡一样，一边一个，架着我冲出重围，躲进了东方红司令部大楼。“狐狸”冲着我直嚷：“你小子不要命了！”
朱成昭“闭门思过”后，我与二位兄长自然而然抱成一团，成了“啃猪蹄儿”的死党。
如今，郑文卿下落不明，“狐狸”自1970年被扣押留校继续接受审查时就被逼疯了。一疯就是四十余年。他也是因祸得福，没有受到更深的迫害。好在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的领导人校长张锦高、书记李玉和很讲老同学的交情，把“狐狸”包养了下来。
好想去看望“狐狸”大哥，一直没有勇气——怕我们难兄难弟的感情上都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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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北京地院革委会整“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
一份大事记

徐小青 录入

《昨天》编者按：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从编号看，估计当时印数有限，保存下来的应该更少。其中记录的内容，不管是当事人的交代，还是有关人士的“情报”，难免会有断章取义的文字，捕风捉影的信息，但至少所提到的一些时间、地点、人物及相关背景，还有当时那些大字报或文章的标题、标语口号及行文用语等等，都可以给回忆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人们提供参考。

严禁外传
定期收回
我院高元贵——安静中反革命小集团
及其御用工具黑二团校内活动部分记事（初稿）
1967.6月——1968.3.

编号：040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专揪高、安反革命小集团414联办
1968年6月20日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前  言

这份材料仅根据高元贵、郑雪禾等知情人的揭发、交代材料，和《二团》们部分大字报中摘录汇编而成的，不是一份完整的大事记，只能在—定程度上反映我院“二流”派在校内活动的情况，此材料需要随着阶级斗争向纵深发展，不断地加以核实，补充和修改。希望有关工作的同志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编这份材料的目的是：
1. 为了揭露我院“二月逆流”的反动面目。
2. 为了给有关同志提供考虑问题的线索和思路。
由于时间的仓促，在取材、编写等方面，都可能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改正。
我们希望通过同志们的工作，将来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不断补充新材料，加入革命师生员工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的史事，编写出我院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来。
……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专揪高安反革命小集团414联办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份内容提要

在院革委会的领导下，全院开展了第二次整风，掀起批朱高潮。但我院“二月逆流派”，以为时机已到，借批朱和整风的机会，打着“反朱”的旗号，把矛头指向革委会。
筹建“七一整风串联会”企图把它成为常设的机构。阴谋拉队伍，搞分裂，和革委会分庭抗礼。
“七一串联会”是谁发起的？是学生？还是干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最先是由高、安、吕、郑之流策划的，只不过通过学生的口，由学生出面组织起来的而己。
“七一串联会”的纲领，就是把要求批朱的群众组织起来，走清华414的道路，分裂革委会。他们歪曲“七评”中有关分裂主义的论述，作为理论根据。
但是，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搞分裂的真面目，被那些在“七一串联会”上扬言要把东方红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人无遗的暴露了出来。
△1967年6月某日
    △殷维侯到八.八战斗队找高元贵，通知他晚上到安静中家座谈。
座谈会在东三楼216莫宣学家召开。有高元贵、安静中、莫宣学、毕先梅、殷维侯等人参加。进行了很投机的交谈，并分别亮明了观点。
    高元贵说：安静中造反最早，为什么不能进入革委会？而黄振群在反干扰期间，出了很大力，为什么能进入革委会？
    安静中说了以下内容：
    1, 打击王焕。他说：“何长工早就想撤高元贵的职，王焕是何长工在地质学院安下的钉子。”
    2. 污蔑打击李贵、王大宾。他说：“李贵是同意陶世龙的6.20革命委员会”“王大宾是摇摆不定，玩弄两面手法。”
    3. 安问高是否认识聂元梓，想通过聂元梓与中央文革取得联系。
    4. 安说：“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受了戚本禹的骗，没有拉队伍。现在要等待战机，抓什么战机，现在还不敢说。”
    从高、安这次谈话中不难看出，早在66年（录入者注：应为“67年”）6月，高、安通过《二团》勾结成了反革命集团。攻击革委会主要成员，搞分裂、拉队伍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 1967年6月29日
    △下午在教一楼岩石教研室，郑伯让、刘肇昌出面召开地质系部分教师、干部会。有郑伯让、刘肇昌、邓晋福、刘文华、阮天健，万天丰、吴瑞棠、梁定益、林秀伦等人参加。会议要求把几个战斗队串联起来，发起一个公开的“形势串联会”。
会上，郑伯让用“七评”中有关分裂主义的论述，作为理论依据，说明召开“形势串联会”不是搞分裂（按：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人提出次日（6.30）即可公开召开，但刘肇昌说：“选择‘七一’开更好。可以打出《七一整风串联会》的旗号，和清华414一样。”还说：“清华有个414，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个《七一整风串联会》。”
   △晚上，在物探楼二层一个教室里，由于众主持会议，讨论有关“二团”贴了朱成昭的材料所引起的争论问题。有蔡新平、梁定益、邓晋福、邓雪禾、探工分会誓死卫东、赤二支、呐喊、暴动等二十多人参加。
蔡新平坚持要到外面去刷大标语和公布有关朱成昭材料的大字报。他说：“到时大家注意看，可能寿命不长”（按：中央文革有指示不让公布，革委会坚决执行，而“二团”们却公开对抗中央，但又心虚的怕大字报公布后寿命不长）。
1967年6月30日
   △晚上，在全院召开揭发朱成昭大会之后，陈学敏、江祖如、梁定益、邓晋福、郑雪禾、余九乡、于众、蔡新平、赤二支、誓死卫东、呐喊等二十多人在物探楼二层一个教室开会。讨论朱成昭的性质问题和应采取的态度。
郑雪禾说：“办法有二：一是把调子提高，看总部的态度。打在朱成昭身上，疼在他们的心上。另一个办法是：看看。让群众对现状不满，再激发群众起来斗争。”江祖如说：“只有采取第一种办法。”
会上，同意了余九乡的建议：成立《七一整风串联会》，并确定由赤二支、研究生造反队、誓死卫东、暴动、红岩、湘江等十个战斗队作为发起单位。推陈学敏出面组织，马上起草《七一整风串联会》的通告和公告。
会议“公告”，后来由地质部一兵团打印并散发。

一九六七年七月内容提要

在光辉的伟大的“七一”日子里，高、安、郑之流打出了“七一”串联会的分裂旗号。这是对“七一”的极大污辱。简直玷污了“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
    在整个七月份，“二流”派们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高元贵黑手操纵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着炮轰革命委员会的旗号，恶毒地攻击革命委员会，制造保朱有功、反朱有罪的谬论，蒙蔽和欺骗群众。
地质系旧总支的一些干部突然地也活跃起来了，高元贵和安静中同“二团”的接触也频繁起来了，扬言要为安、周、蔡平反；“二流”派的头面人物高、安之流都公开登台表演，叫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宣称“反对革委会，捕捉战机，现在看是没有条件”。而高安的小喽啰蔡新平、肖体修也大造舆论，说什么“地院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指革委会）的矛盾”“革委会这个政权已经臭了，应该进行第二次革命”，真是反动透顶，猖狂已极！
“二流”派为了取得外援，积极支持地质部一兵团，想通过高元贵和聂元梓挂上勾，搜罗了一批院革委会的校外反对派，疯狂不可一世。
自谢副总理指示“不要再搞什么串联会”之后，“二流”派们虽然旗号不打，但贼心不死，阴魂不散，仍想伺机再起。
△ l967年7月1日
    △上午教四楼101室，召开《七一整风串联会》。
    △高元贵在《七一整风串联会》上讲话，谈了整风的几个有力条件，并表示同意彻底整风。
△晚上，《七一整风串联会》召开讨论发表“公报”的会议。
高元贵参加并发表意见：
    ① 口号不能提的过高。以免脱离群众。
    ② 对广播台不能说成与邹家尤的工作队一样，说是白色恐怖。
△ l967年7月3日
    △在教二楼召开《七一整风串联会》骨干分子会议。
有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王暄堂、江祖如、郑雪禾、万天丰、陈学敏、吉让寿、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孙司权等人。
会议主要内容是统一思想，研究今后怎么干？
蔡新平说：地院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指革委会）。
高元贵提出：在批朱问题上，要搞合法斗争。
会议还通过了支持地质部一兵团的声明；宣读了革委会向中央汇报整风情况的一份简报。在这文件中提出了“批朱防蔡”的口号。
△ 1967年7月上旬
△一天晚上，在教二楼301召开串联会，有三十多个战斗队签到。会上，主要是江祖如发言，对“二团”作了一个全面的介绍。目的是要大家对“二团”有个正确的看法。消除对“二团”的戒心。散会时，按战斗队发给由“二团”整理的有关朱成昭的材料。
△郑伯让背着地质分会，在纪群家召开地质系原党员干部会。有纪群、任端芳、关侠、郑伯让、刘肇昌、叶俊林、刘文华、郭铁英、张本仁等人参加。主要讨论对革委会的估计和整风的问题。
郑伯让说：“整风能否整好，主要靠发动群众。系里辅导员都不愿意做工作，你们要回去做党员工作，要大家动起来。”
叶俊林说：“有些造反派头头私心杂念比咱们重。”
郑伯让还说：“要看到这场斗争是长期激烈的。可能以后整党上会暴露出来。我们要多做工作。”
△高元贵到安静中家（东三楼214室）谈了以下重要内容：
① 安静中谈了他要高元贵帮助接聂元梓关系的用意：一是了解中央文革对聂元梓到底是什么态度，二是与肖力接上关系。蔡新平和肖力的联系断了，听说肖力常到新北大去。高元贵劝安不要和北大联系，因为我院群众对北大有很大气愤。如与聂元梓联系，在地院即将脱离群众。
  ② 安静中说，不拉队伍是受了戚本禹的骗。（据高元贵交代，安静中去年十月份还说过：单独拉队伍，在去年十月〔1966年〕或今年二月整风时是可以实现的”。）
③ 安静中还说：“反对革委会，要捕捉战机，现在看不是没有条件。”
（按：高、安的这次谈话，充分地暴露出颠覆革委会，拉队伍、搞分裂的丑恶嘴脸。）
△七月十日左右，陈学敏要起草《告全院东方红革命战士书》，到高元贵宿舍（学12一104）征求意见。
△ 1967年7月中旬
△安静中在马路上对高元贵说：他要给革委会李贵、王大宾一封公开信。
△在教二楼801开会。主要是各系学生，教员有梁定益、邓晋福、毕先梅、冯文珍、郑雪禾等参加。陈学敏提出召开全院《七一整风串联会》炮轰革命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召开会议。
讨论过程中，郑雪禾认为：二月整风反朱，结果受压，这次炮轰解决不了问题。梁定益批评郑雪禾，说她的意见是消极的。毕先梅说：过去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现在组织起来就好办了。
△在大饭厅前，召开了第一次炮轰革命委员会的《七一整风串联会》。
    会上莫宣学、毕先梅、王暄堂、15632《风雷激》发言，主要论点是：在对敌斗争方面是包庇朱成昭，在干部使用方面，执行了“任人唯亲”的政策。
    地质系旧总支、系办干部在东三楼王葆瑜家开会。请高元贵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议由毕先梅主持，有任端芳、关侠、纪群、王葆瑜、王觉生、池际尚、杨光荣、陈安民、邓兆仑等几个辅导员参加。
高说：“在批朱过程中，势必要对地院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检查一番，历史问题清楚了，自然而然要涉及权的问题，探工分会把朱成昭分子给撤了，你们地质系要撤朱成昭分子是很容易的。”
△ 1967年7月18日
△在大饭厅里。召开第二次炮轰革命委员会的《七一整风串联会》，高元贵、安静中都亮了相。
会上，安静中念了他给李贵、王大宾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大来讲了话。高元贵也亮了相。
高元贵说：“要翻一翻东方红的历史，要为过去受朱成昭打击和压制的人平反（即为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平反）。”煽动地说，现在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晚上，在教二楼310，召开形势串联会。   
陈学敏主持会议，主要是“二团”成员和地质系的教师、干部参加。有高元贵、安静中、王暄堂、郑伯让、叶德隆、吴瑞棠、梁定益、莫宣学、周永璋、郑雪禾、蔡新平、殷维侯、肖体修等二十多人。
主要研究：对总部《关于地质部形势的声明》和第二天六个分会及东方红广播台联合召开的“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誓师大会”持什么态度的问题。
高元贵建议：争取在第二天会上发言。次日，“二团”方面强行冲上讲台，抢坏了话筒。
蔡新平提出“现在对我院这个政权（指革委会）怎么看”的问题，让大家讨论。
    肖体修说：“我看这个政权已经臭了，应该进行二次革命。”
△ 1967年7月下旬
△在7.18高元贵在串联会上公开表态和7.20《新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出笼之后，高元贵带着书面意见到安静中家，谈他对当前校内形势的看法，王暄堂、周永璋也在场。
高说：“主要锋芒，应该对准朱成昭《新东方红公社》集团。把八.八战斗队与红色尖兵作为争取团结的对象，对朱成昭在革委会里的代理人，点名过多，宋云是工人，是听别人指挥的，不应点宋云的名。”还说：“革委会已出公告，准备结合王焕，你、我两人进入革委会，要同心合力……”
后来因为旧市团委有人来找安静中，搜集旧市团委的材料，高就离开了安家。
    △一天，曹添在高元贵屋谈到夜里十点钟，走时见到安静中、江祖如、殷维侯、周永璋、吉让寿到高元贵屋。高元贵对曹添说：“周永璋、蔡新平我不太熟，找我最多的是吉让寿，他是二团决策人”。
    △高元贵在串联会上公开亮相后不久，高元贵和郑伯让坐在学九楼路边交谈，高元贵说：“我在七一串联会上讲话后，估计可能受围攻，也可能推迟半年进入革委会。”郑伯让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于1964年11月在高教部开会反对高教60条的发言，已经抄来，存在岩石教研室。”
△在我院召开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大会的那天晚上，高元贵和万天丰谈了半个多小时，万天丰说：“我认为你进入革委会，不如不进入革委会好。”高元贵说：“进入不进入，各有利弊，进入革委会，同学们起码不能随便揪斗我。”（按：从此看出，高元贵进入革委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取得合法地位，从事反革命活动。）万天丰说：“你不进入，他们也不能随便揪斗你，斗争了你，看他们怎样向上级交待。”
△7.28．11622《永向前》一篇“关于我院干部问题的严正声明”中，高喊高元贵、安静中应进入革委会，攻击王焕同志是见风使舵的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内容提要

“二流派”们猖狂反对院革委会的言行，被小爬虫关锋、林杰之流看上了，直接支持了他们。下达黑指示，企图利用朱成昭的问题，达到颠覆我院革委会的目的。
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成立了《七一串联会》的变种《大批判联络站》，其活动更加猖獗露骨。这个组织受到了社会上“二月逆流”派的公开支持。清华反革命组织《红教工》也派来了联络员．并成立了“杀朱兵团”（实际上是颠覆地院革委会兵团），红旗杂志社赵易亚式人物周英、李惠让多次接见，并提出要革委会成员的情况介绍，为《大批站》出了不少鬼点子、坏主意。高元贵、安静中更是洋洋得意，出谋划策。为了组织上的统一和斗争的需要，高元贵建议安静中亲自出马，想法进入大批站。叫王暄堂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叫王大来把探工系、水文系组织起来，结成第三势力。在高、安、郑精心策划和积极活动下，各系相应的组织相继成立，建立了宣传组、外联组、大字报编委会等，真是万事具备。可有大干一场之势。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的出笼，是高、安、郑之流精心炮制的产物，它得到了社会上“二月逆流”派的大力支持，代为印刷、散发。“联合声明”就是“颠覆红色政权的联合纲领”。声明的发表充分地暴露出反革委会、颠覆红色政权的狼子野心，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猛醒过来。宣告了他们的灭亡之日即将到来。
△ 1967.8.2.
△晚上，在数二楼428室召开地质系一些师生形势串联会，讨论校内外形势，研究怎么做？
会议由莫宣学、李振海主持。有刘肇昌、万天丰、叶德隆、郑伯让、邓晋福、李明哲、刘文华、毕先梅、王宝瑜、吴瑞棠、梁定益、郭铁英、闻立峰、阮天健，骆庭川、王珍如、叶俊林等参加。
发言的主要内容有下列几点：
（1）文化大革命到了新阶段，校内运动必须与社会上运动联系起来，不能关门搞斗批改；朱成昭的问题也要联系到社会上问题一起考虑。
（2）校内两派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干下去；今年一月份来，我院究竟立了什么功？
（3）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拉队伍，应在内部斗争。“分裂”只能是错误者对正确者而言。正确者向错误者的决裂斗争决不是什么“分裂”，对分裂一反对，二不怕（这段有关分裂的论述，是莫宣学讲的，他和6.29郑伯让在筹建《七一整风串联会》上的发言完全一样，莫是郑的传声筒）。
△ l967.8.3.
△上午，在化学楼117室，召开地质系部分师生形势串联会。
会议由莫宣学、李振海主持。有吴瑞棠、梁定益、万天丰、刘文华、王珍如、阮天健、骆庭川、郭铁英、林秀伦等参加。
（1）由李振海传达田春林找关锋谈我院情况后关锋的指示。
1)在地院批朱符合大方向，阻力来自于革委会。
2)杨雨中怎么还在革委会里工作。
3)要两位与朱斗争坚决的人陪他去东北。
（2）说：“朱派整了王大宾的材料，并传在适当的时机要抛出来。”
（3）说：“革委会搞了一个调查朱成昭的七人小组，只有一人是彻底整风派，其它都是‘朱派’，还有死保朱的，为朱开脱罪状。”扬言“对此要密切注视和采取相应措施。”
△ 1967.8.4.
△在教二楼310开会。
由王振东传达关锋的指示。
    杨淑荣说：“我和李明哲同去红旗杂志社，这次去的态度与过去不一样，比较明确地表示支持我们，精神与关锋的指示是一致的。在我院批判朱成昭是符合斗争的大方向”。
    李明哲说：“他们提出，当前形势要我们注意揪军内一小撮，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步是搞彭、陆、罗、杨；第二步是搞刘、邓、陶；现在是揪军内一小撮”（找的是周英、李惠让）。
    △晚上，地质系部分教员在化学楼117召开串联会，讨论形势。
    由莫宣学主持会议。有郑伯让、叶德隆、刘文华、王宝瑜、郑雪禾、吴瑞棠、梁定益、万天丰、郭铁英、王珍如、阮天健、曲一华、于崇文、林秀伦等人参加。
首先，由郑雪禾传达了上述的内容。莫宣学引导大家讨论校内外的形势。他提出：“现在校内外这场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还是派性斗争？”看法并不一致。
于崇文传达7.29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科学院两派的讲话内容，歪曲为可以成立两个总部。
郑雪禾批评郑伯让“现在不大敢出面抓工作”，郑伯让表示基本接受这意见。出来抓工作。
△ 1967.8.7.
△召开地质系《大批站》成立大会。
由李振海传达下列内容：
（1）传达周总理7.29、7.30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国科学院代表的讲话。传达的目的是将其歪曲，为搞分裂提供理论“依据”。
（2）传达关锋指示：你们学校批朱是不违背大方向的。朱是有背景的。你们怎么连个朱成昭也对付不了。你们要追他的根……这个根源在革委会，应当发动群众，杨雨中不行，我不要，我要与朱成昭划清界限的。不要怕乱嘛！乱才能乱出个好局面。
（3）传达林杰的意见：朱成昭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你们要注意他们的行动。“七一”串联会旗帜是鲜明的，造反有理嘛！主席的部署是早就搞好了的，现在是搞军内。朱成昭的要害是反对中央文革，要抓他与刘邓的联系。杨雨中这个人家庭出身如何？社会关系？你们要追朱成昭与一些人乱七八糟的关系，不是生活问题，而是追政治问题。
△杨淑荣和李明哲去找周英。因关锋要两个人去东北，他（她）们就去反映情况．不让朱×和黄××去东北，周英答应给反映上去，并问“这两个人怎么保朱？”杨说不出来。周问听说还建议让你和蔡新平一起去？……周问聂元梓和聂树人有无亲属关系，还要谈革委会常委的情况，杨、李汇报了。周英说：“你们应该有个简报。成立××组，我们都看的是革委会一边的材料。你们搞了一定送一份来……”当时李贵让他们与院专案组一块搞，周英说：“他们保朱，你们才是真正的反朱。你们怎么能与他们一起搞呢？”回校后就分开搞了。周英还说：“他们要抓后台就来抓我，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嘛！”
△ 1967.8．上旬
△月初《大批站》成立后的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高元贵找安静中，到莫宣学家。在场的还有江祖如、王暄堂、万天丰，吴瑞棠、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等人，是个研究今后怎么干的决策性的会议。
安静中和“二团”对大批站排斥二团参加不满。二团提出要联络十几个战斗队自己干。要和北航联系，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反对革委会和大批站。
高元贵说：“不能反对大批站，这是一道线”。并叫安静中亲自出马领导，想法进入大批站，还叫王暄堂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
会上决定让江祖如帮助二团着手写声明（即后来的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
在谈到今后怎么干时，蔡新平说：“我们联络一些战斗队，大约在十个以上，发表一个声明。一方面反对革委会，另一方面反对大批站。大批站是机会主义的，对外要有分析和选择性的联合。准备联合北航红旗。如果事情失败，就将十几个战斗队拉到一个地质生产队去进行生产劳动。到哪个生产队，与地质部一兵团联系决定。”
安静中表示：按这种办法做．可能是一条出路。
会前，高元贵在王暄堂家（东三楼315）部分干部、教师会上谈了话，他用“一切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来回答有人提出的“是否是夺权的问题”。还说：大批站就是第二个总部。参加会的有纪群、任端芳、王宝瑜、叶俊林、池际尚、江祖如、邓兆伦、陈安民、万天丰等。
    △在教二楼三层召开会议。
    陈学敏主持会议，他说：现在主要是揭发、批判朱成昭。下一步提出改组革委会。
    还有人提出要成立《大批站》广播台。没取得统一的意见。
    △当各系纷纷成立大批站时，高元贵在原院办对王暄堂说：你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成立机关大批站。王暄堂答，机关干部对他意见大，不行，“最好你（指高元贵）领头来干”，高认为他不是老造反派，没有本钱。
    △8.8.勘探系大批站成立。
    △8.9．地质学院大批站成立，并发表公告。
    △“大批判联络站”成立后，周英、林杰、红旗杂志记者问过陈学敏他们五次，问他们对外政策怎样？十分关心“大批站”的建立。
△ 1967.8. 中旬
△地质系《大批站》教员在教八楼120（地化教研室）召开形势串联会。
会上，于崇文介绍地化教研室讨论形势的情况。郑伯让谈了几点意见（内容不详）。
刘肇昌念了《大批站》搞的革委会委员对朱成昭问题态度的上报材料。
莫宣学说：“二团最近要发表一个声明，安静中和郑伯让都看过。调子比较高．院里提到小资产阶级掌权，校外否定两大派，肯定北航。可能会有反应。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有个思想准备。”
△清华《红教工》派往我院的联络员，反革命分子来普炎，清华批刘邓陶战团的同学到北翼楼二层找周永璋、蔡新平，由蔡新平介绍他们如何同“朱派”作斗争的和受压制的情况，革委会是朱派的，对外政策是不对的等等。
△一天，来普炎到安静中家，见有六、七个人正在看联合声明的底稿，提到王大宾对朱成昭的斗争是机会主义的。
△一天，江祖如、周永璋、蔡新平到清华甲所介绍我院的情况。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于8.17出笼之后，在学12楼217室召开各系《大批站》代表会。
会上，对《联合声明》发表了不同程度的看法。
散会时，江祖如对郑雪禾说：探工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他们不要革命了。
△8.17.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出笼的这一天，安静中对高元贵说：“原稿棱角太多，我给他们抹掉一些棱角”，表明安静中对这个声明不仅看过，还修改过。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出笼前，在化学楼召开的地质系部分教师的会议上，郑伯让说：“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我看过了，认为调子太高，先给教员打个招呼”。
在这次会上，还研究了各教研室批朱的任务。
△十五个战斗队发表后，在教二楼三层（？）东头开了一次会。
周永璋在会上说：“三军对地院东方红很有意见”。还说：“三军对十五个战斗队声明的态度是非常支持的”。
△8.11.地院大批站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要求革委会必须按关锋所提出的条件，派和朱成昭划清界限的人去东北。
△《湘江》《一月风暴》等战斗队，按照关锋给大批站的指示的调子，写了许多大字报，大叫“批朱的阻力来自于革委会”、“批朱阻力的根源来自于革委会”、“批朱完全符合大方向”等等。
8月中旬，高元贵与颜慰萱在城里汽车站下公共汽车时碰上，他们站在马路旁边谈了十几分钟，高元贵首先问了一下勘探的一般情况，并问翟裕生与赵鹏大的情况。颜告诉了高元贵，颜说，她是支持大批站的，勘探系有许多人同情大批站，怎么办好。高元贵说：“可以组织起来。你不要怕，我不是在‘七一串联会’上公开讲过话？我这样年纪都不怕，你们怕什么？”
△ 1967.8.20.
△在教八楼308室（原通知在228，后移到308）召开由地质系部分师生参加的讨论校内外形势和拉不拉队伍的一次重要会议。
有二团全体成员，安静中、王暄堂、郑伯让、江祖如、郑雪禾、叶德隆、刘肇昌、吴瑞棠、梁定益、莫宣学、万天丰、李振海、张赓祥、张台甫、于众、李明哲、杨淑荣、呐喊、小小老百姓等卅多人。
蔡新平主持会议。
    周永璋说；“蒯大富最近同我谈，叫拉出来干，有一百人就可以，他们可以支持我们。还提出叫我们安广播台，供应我们广播器材。昨晚从大会堂回来，叫我同乘他的车，开到校门口，我准备下车了，老蒯说：开进去。到学九楼十字路口才下车。这就表示老蒯公开支持我们。我们究竟怎么干？请大家讨论讨论形势。”
殷维侯说：“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我们的想法调子不提高些，引不起反应，没有意思。提高些是准备让他们跳一跳。”
    周永璋说：“这个声明的价值．就在于对外路线的看法。要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从中央最近的态度看来，对北航是树的，我们提一句有好处。”
    关于拉不拉队伍，有两种看法：
（1）地质东方红虽是一个组织，但没有生气，半死不活。有两个组织，就有矛盾。有斗争，有发展，分出来有好处。
（2）分出来要扣上一个分裂的帽子，搞得最好也不过是清华414那样，僵在那里也是被动。再说广大东方红战士不愿分裂，能出来干的没有几个人。
周永璋、蔡新平主张，趋向于拉出来干，周永璋说：只要我们旗帜鲜明，斗争得力，群众是会过来的。殷维侯认为：“前途不妙，最多搞成个清华414最了不得。”郑伯让说；“不要打什么旗号，先干起来再说。”王暄堂也自报奋勇地说：“我可管资料，守电话。”
安静中表示同意蔡新平的意见，但具体内容上说得很含糊。有人追问他到底同意不同意拉队伍，他不表态。
△ 1967.8.下旬。
△在8.20.左右，清华托德坚、来晋炎到官道公社找王大来，向他讲了当时我院的情况，并带去联合声明及一些大字报的油印材料，鼓动王大来回地院干。
△清华来晋炎找蔡新平，问蔡有什么需要支持的，蔡让他们帮助印朱成昭的材料。这材料印好后送安静中家，并给上报了一份。
△清华在大操场开大会，王大来、蔡新平、孙司权、周永璋，还有一个女同学（大概是万慧祥）都去参加了。
△由陈学敏召集会议，除本院《大批站》各系代表外，还邀请了机院、体院、财经、锻造几个院校的代表，调查对地院对外政策上的意见。
△ 1967.8.21.
△上午十点钟，在教八楼308开骨干碰头会。蔡薪平根据8.20.讨论的情况，提出初步意见“不拉队伍，先干起来”，“成立宣传组和外联组”。
宣传组由蔡新平、殷维侯、莫宣学负责，外联组由周永璋负责。
参加《大批站》工作的主要成员有郑伯让、江祖如、莫宣学、叶德隆、刘肇昌、刘文华、毕先梅、梁定益、吴瑞棠、万天丰等。其中多数是委员和战斗队长。
会上，江祖如向郑雪禾提出，要在化学楼借房子，还想安电话。
△ 1967.8.25.
    △地质系大批站发表“关于我院大批判的严正声明”提出：革委会在对待大批判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必须在批朱同时认真检查。
    △安静中亲自为机关《八一八》起草了一个“关于形势的声明”，这声明拒不承认院革委会是红色政权，声明认为“大批站”的成立是必要的。“要坚决支持大批站的一切革命行动”。有人不同意贴出去，安说：“声明不管写的行不行，现在我院干部就是私字多，不敢出来说话，你们能出来说话就好。”
△ 1967.8.26.
△晚上，在教八楼114讨论形势。
    陈学敏主持会议，有王大来、江祖如、梁定益、李振海、汤鸣皋、陈凤英、杨淑荣、于众、曹敏九等廿多人参加。
    王大来说；“回来后了解些情况，与王大宾也谈过几次。我们学校的错误主要是混淆两类不伺性质的矛盾。对外要除‘三害’（聂、蒯、韩），对内包庇朱成昭，把同志当成敌人。”
有人让王大来留下来，王提出两个办法：（1）造反不走了，但这个办法是站不住脚的，就像上次戚本禹让回去一样，只好走。（2）让王大宾通过市革委会留下来，是可能的。
为了加强对校外形势发展的了解，陈学敏叫郑雪禾在《大批站》内搞个“动态报”（郑也为这事到北航了解了情况）。
△ 1967.8.29.
△下午，在教八楼一层地化教研室办公室开会。成立《大批站》大字报编委会。研究各单位联系组织落实和其它宣传工作。
会议由毕先梅主持。有郑伯让、骆庭川、丰茂森、万天丰、朱有光、王顺金和七、八个学生参加。
△晚上，在学l2楼217，由陈学敏主持，有万天丰、王顺金等廿多人参加，准备第二天市革委会李冠英召开座谈会时，如何分析形势的问题。
△ 1967.8.30．
△上午（？）在教二楼408室，主要由杨淑荣介绍朱成昭的材料。
△ 1967.8.31.
    △地质系旧总支干部组成的《经风雨》战斗队，贴出“为什么干部条件最好的学校反而落后了？”的大字报。攻击革委会是执行一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最根本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在作怪。
    △八月底．王大来回校，高元贵和王大来在学12—104谈了一下午。王大来要高元贵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高说：“我主张对外走第三条道路，坚决跳出北京两大派的圈子。革委会成立，是朱派压着蔡派成立的。革委会只有叶德隆一个人是蔡派，严格地说：是结党营私。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对内提得过高，点名也过多，对外则提得不够。”在这里高元贵恶毒地攻击院革委会，同时又叫王大来拉队伍，他说；“你不是对探工与水文很有影响吗？你最好把探工和水文另行组织起来，另搞一套调子，要看群众的接受水平。”

一九六七年九月内容提要

    九月，是“二流”派最疯狂的一月，也是他们开始破产的一月。把院革委会污蔑为“关、王庙第二套班子”的“二流”们，把王力、关锋、林杰的垮台之日，看成是他们妄图搞垮革委会的大好时机，就兴风作浪，四处活动，企图配合师大反革命事件，一举推倒我院红色政权。
    在短短的六、七天时间里，无数次的黑会都在研究着对付革命委员会的策略，大字报矛头也一直对准我院红色政权。《大批站》领导核心进行了改组，广播台也叫了起来，小报也差点出笼。社会上“二流”派对其的支持更加公开和大胆，答应给予广播器材、纸张等物质上的大力支持。高元贵到处游说，煽风点火，王大来也三顾地院，与高、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赤膊上阵，亲临指挥。想当时“二流”派们，笑得多欢，跳得又多高，简直不可一世，真有点天下即是他们的了的劲头。
中央文革对“师大事件”的表态，宣告了“二流”派们黄粱美梦的破产，迎头痛击了这股逆流。他们有的不干了，可有的还硬着头皮充“好汉”。这时，安静中急忙为小喽啰们鼓气，说什么要正确理解中央首长讲话。王大来见势不妙也溜回官道，待机再来。这只能暴露他们心中的空虚，根本不能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
具有几十年反革命经验的高元贵，总结出了一条反革命经验：“只有团结群众，才能解决革委会的问题”。于是，从九月七日以后，“二流”们按照高元贵的这一授意，积极地串联，组织队伍，勘探系教员数次形势串联会的召开就是一例。安静中也亲临串联会做起报告来了，大胆的介绍了自已是《大批站》的核心成员之一。
高元贵对《大批站》的关心和支持，博得了“二流”派们的欢欣和赞扬，于是院内“结合高元贵”的呼声四起，大肆攻击我院革委会是执行了宗派主义、实用主义的干部路线。说什么“我院干部的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还把革委会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说成是当时矛盾的核心和实质，企图引导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革委会，而不是阶级敌人。提出这种看法的就是原政治部干部安静中、吕禄生之流，其用心何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67年9月1日
△晚上，在教二楼三层东头一个办公室，有安静中、王大来、郑伯让、陈学敏、周永璋、蔡新平、郑雪禾等二十多人，研究下步工作，决定9月2日召开《大批站》全体大会，让郑雪禾在会上作校外形势报告。
    △ 1967年9月2日
    △上午，在教七楼307室。召开《大批站》内部形势讨论会。安静中、江祖如等参加。
    安静中告诉郑雪禾：“学九楼前《警告林杰》的大字报是昨晚清华团派来贴的，这张大字报上月在北大就出现了。”又说：“周英被抄家，关锋可能有问题。”
    郑雪禾介绍了校外形势。
    江祖如谈校内问题。他说：“我院革委会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路线”。
    晚上，在大饭厅开大会。由杨淑荣介绍朱成昭的材料。江祖如、蔡新平谈校内、外形势。传达当天下午清华鲍长康对北京形势的分析报告。
△晚上，王大来在安静中家（东三楼201室）谈探工系的情况，后因东北某小学教员陈闯要见王大来，把郑伯让、王暄堂、江祖如、莫暄学、杨淑荣、蔡新平和二团的其它成员都叫到安静中家，曹敏九也在场。
    陈闯问：“这都是你们的人吗？你们的后台还有没有人？一个组织核心很重要！”安答：“我就是最大的后台。”陈说：“蔡新平我是相信的，安静中我也知道，地院的情况我了解，蔡派有希望。现在师大同学已经动起来了，我给他们教员点了火，还不敢动。今天来找王大来了解地院的情况。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场决战。你们应该把队伍组织起来”，又劝王大来留下来干，说：“我可以到市革委会去替你说一下。”
过一、二天，杨淑荣告诉郑雪禾：“陈闯在师大托人带信说叫我们快把队伍组织起来。”
    △ 1967年9月4日
    △上午，由陈学敏主持，在学十二楼二层开会。
有周永璋、万天丰和地质系各教研室的人参加。研究批朱和当晚《大批站》广播台广播的问题。
    周永璋说：“广播器材、机子都有了。安装准备要地质部一兵团的人来帮忙。”
    陈学敏说：“前几天地质部516头头，参加三军党委扩大会，三军等负责人说：‘你们还和地质东方红搞得那么紧，地质东方红越来越右了。’头头说：‘没有呀！我们和《大批站》搞在一起。’三军等负责人说：‘那好。’”
    会上，还做了分工。
△晚上，《大批站》邀集了不少外单位召开批朱大会，介绍朱成昭的材料。《大批站》广播台开始广播。
《大批站》广播台是九月初在教七楼三层一个大教室里开会决定的，通过陈学敏向地质仪器厂，孙司权、吴瑞棠向矿院借来喇叭。宣传工作由地质系教师负责。具体由梁定益、牛定杰组织，并由他们写广播台成立宣言。
当晚，在王暄堂家（东三楼315室）开会。有郑伯让、莫宣学、邓晋福、王暄堂、郑雪禾，交换对形势的看法。
九点多，《大批站》广播台被砸后，在安静中家开会，决定由殷维侯、莫宣学起草大字报控诉。
这天晚上，清华来晋炎来地院。
△程光华到高元贵屋（学12—104），高指着楼上说：“这上头相当第二个总部”，“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大批站宣言我都看过”。
△ 1967年9月5日
    △在教七楼307室召开“9.4事件”控诉大会。
    由梁定益、万天丰、肖体修控诉他们被打的经过。
    丰茂森提出：“现在我们应该成立革命造反总部。”
会议认为：“9.4事件是个反革命报复事件。”
△《机关八一八》贴出“关于我院目前形势的分析和紧急倡议”，有意回避我院阶级斗争的实质，并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提出：“革委会不能紧跟中央精神，在干部问题上有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东方红内部分歧，矛盾的核心和实质是革委会中的某些人和革命群众在对待和解决朱成昭问题上的严重分歧。问题的性质是如何彻底肃清其流毒。矛盾的实质是院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继续，是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批判朱成昭和斗争大方向完全一致，阻力来自于革委会。”这些看法，安静中并不同意，并极力反对。他认为革委会快完蛋了，在这时贴出这张大字报，“不就要起到原政治部那篇大字报（即66年8月政治部保工作队的大字报）的作用了吗？”
    △ l967年9月6日
    △上午，高元贵到地史教研室对王鸿桢、何成舟、朱志敏等近十人说：“现在必须从两大派的圈子里跳出来，才是出路”，“革委会的对内政策是被朱成昭思想体系所左右，派性占上风。对外政策同样是宗派主义，干扰主席战略部署。总之，对内对外都是朱成昭的流毒，都是派性控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肯定的。”
又说：“大批站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方式方法有问题，如设电台，有些冒进，但既已冒进就应坚持，不能后退，否则更将陷于被动。大批站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高还煽动说：“9.4事件就是聂树人怂恿的，就是他主持的。”
△上午十点左右，在学九楼前十字路口开控诉大会。
    这时王大来从清华回来对郑雪禾、李振海说：“老蒯和韩爱晶商量好了，准备跟王大宾摊牌，最后争取他。要是他不过来，我们就跟他干了。”又说：“现在我们这支队伍不行，要赶紧组织起来。”建议马上开会讨论，决定由李振海、郑雪禾分别通知《大批站》和《二团》方面人员，于下午一点在化学楼407开会。
郑在东三楼219室找到安静中（安一个人在李明哲屋里）。安说：“现在我要冷静地考虑些问题，为什么那天专门打我们二团和地质系的人？”并表示下午不去开会了。
△中午会议由陈学敏主持，有王大来、曹敏九、李振海、莫宣学、丰茂森、林名章、江祖如，二团（周、蔡没去）及地质系部分学生参加。
丰茂森积极主张拉队伍，要在“组织上独立起来”。江祖如和二团出于他们反革命的策略表示不同意，但没谈出多少道理来。因为意见不一致，就推丰茂森和呐喊先起草一个对形势的声明。
九月初这期间，安静中对拉队伍一事没有明确表态。有一次安静中把郑雪禾拉到莫宣学家，单独对郑说：“要看老郑（指郑伯让）的意见。现在干的都是地质系的力量呀！”
△晚饭后，周永璋被抓。北航闻讯来了解情况，由郑雪禾带到安静中家。安说：“周永璋不是5.16分子”，并托北航代寻周的下落。
夜十二点，北航派人到郑雪禾家，告明周永璋在钢院附中。
莫宣学对郑雪禾说：“安静中、郑伯让他们准备9月7日下午去三军，有车。”
△晚上，九点左右，二团吉让寿在平安里把高元贵叫到解放军报社去，在接待室里的还有蔡新平、肖体修、殷维侯等，他们要求见肖力，被拒绝了。高元贵为二团打气说道：“被打就有理了。”二团对高元贵说：（1）15个战斗队声明是机院东方红给印6000份。（2）周永璋不是5.16。（3）准备到机院去住。
高曾对吉让寿说：“能团结群众，才能解决革委会的问题。”给黑二团出谋划策。
△《大批站》许多战斗队纷纷发表“9.4事件”声明，声明要点是：“9.4事件是阶级报复，是地院资本主义复辟的铁证”，“是革委会长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暴露”，“是白色恐怖”，“是血腥镇压的事件”。
    △ 1967年9月7日
    △上午，王大来、田春林在北航与韩爱晶、蒯大富同往电影学院后院，和“天派”头头一起开会，在场的蒯、韩、井岗山、田东等都叫田春林干起来，表示支持他，王大来也批评田春林“胆小，怕事”，鼓动他大胆地干起来。
△晚上，在西一楼213室，王大来召集王喧堂、江祖如、郑伯让等人研究形势。
郑伯让说：“学校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对我们很有利，我们要抓紧这个有利形势，发动群众。首先，要争取王大宾。让他出声明支持大批站，站到大批站这边来，然后发动各个系，各个战斗队宣布加入大批站，这样就能打开局面，形势一下子就可以扭转过来。”
唐咸正说：“王大宾工作由我做。”
△上午，在教七楼307室，召开《大批站》大会，介绍周永璋情况。说明：周永璋不是5.16分子，抓周永璋是聂树人对周的打击报复。搞政治陷害的具体表现。
△上午，北航来人联系，到北航介绍情况，安静中问：“能不能在你们那里借到一间房子，开个会或者有什么事避避。”北航人走后安对郑雪禾说：“像我们这些人，他们可能要拿来斗的。”
下午，江祖如、刘肇昌、郑雪禾到北航动态组介绍情况（原先安静中研究是派郑伯让、江祖如、郑雪禾三人去），北航方面的人有：殷立新和学生一人。
江祖如作了全面介绍，要点：
（1）总部对朱是右倾的，在地院反朱有罪，保朱有功。
（2）介绍革委会里每个成员的情况，多为“朱成昭的代理人”。江说：“所以，我们要夺权，现在正组织队伍，准备接班”。
（3）详细介绍了周永璋、蔡新平和二团的情况，指出工作队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干部多数站在二团、大批站一边。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干部、教师的政治面目和所担任的工作，说明政治上是可靠的。
△下午。清华派车，王大来、安静中、莫宣学和清华《红教工》来晋炎同去三军海直《红联总》诬告革委会。
△在教八楼四层西头化学实验室开会。《大批站》各战斗队派人参加，有王大来、安静中、江祖如、郑雪禾、莫宣学、丰茂森、二团。
主要研究《大批站》的组织形式问题，有两种意见。
    （1）王大来、牛定杰、丰茂森、赵国柱主张另成立—个兵团。称“东方红公社××兵团”，并认为这样“旗帜鲜明，可以争取群众”，“大批站名称本身就决定没有权力。只是一种召集机构，长此下去就成为争吵不休的俱乐部”。
（2）安静中、江祖如、余九乡当时不同意另成立一个兵团。
    讨论很久没有结果，暂定继续用《大批站》。决定由王大来、牛定杰执笔起草一个关于周景芳问题的声明（宣言）晚上讨论通过。次日清晨公布。
    会上，汤鸣皋表示要写大标语和大字报支持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会前介绍了校外形势，说什么“谭厚兰不行了，我们学校也和师大差不多”。会议中途，郑伯让参加会议，并把会议归纳成四点：
（1）我们打的是持久战，不是松劲消极。
（2）全国形势如何看？校内斗争摆在什么地位？
    （3）校外斗争是什么性质，是一般原则分歧还是两条路线斗争？
    （4）要加强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
△晚上，在教七楼307开大会，宣读起草的声明（宣言）并征求意见。
    声明（宣言）的要点是：对革委会进行评价，对外政策是搞派性斗争，实用主义，是受黑手操纵的，犯了路线错误。我院革委会是周景芳一手炮制的派性产物，包庇朱成昭，搞反动路线式的压制反朱派，有先天不足，革委会已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边缘。
后来，因王大宾同志打电话叫陈学敏到大会会堂开会，陈听到中央首长批评“蔡新平是极左派”，叫他们朱成昭的事不要再管了去搞大批判，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汤鸣皋制止了声明（宣言）的发表。
散会前，闻立峰讲了他上学部，有个常委跟他说：“我们支持地院大批站是三军的意思。”
△中午，在教七楼二层，由陈学敏出面召集大批站骨干分子会，研究“师大公开干上了，我们要不要公开干？”的问题。郑伯让在会上公开煽动说：“目前这样大好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
△由安静中直接操纵的《机关八一八》战斗队，贴出“快快跟上中央精神，大胆结合使用干部”的大字报，攻击革委会的干部路线是“宗派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文章说：“随着内部矛盾的激化，使用干部问题上宗派主义严重发展，最突出的是唯我观点论的实用主义态度。”
由地质分会委员刘文华操纵的《劲松》战斗队也出大字报，高叫“革委会执行的是宗派主义、实用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朱成昭的张海涛式的干部路线，把持有不同观点的革命干部高元贵、安静中等推于革委会之外。”
△ 1967年9月8日
    △上午，在教七楼307，由陈学敏传达江青同志9.7讲话。根据安静中的“旨意”删掉了“蔡新平是极左派”这一重要的内容。
听过传达，许多人泄了气，安静中主动为之打气，他说：“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心，……”王大来也发了言。
因为有人不太想干了，《湘江》在陈学敏宿舍贴了张大字报，批评“太右了，胆小。不想干”。
这阶段，还准备由梁定益、牛定杰、丰茂森等负责办《地院东方红》小报，于9.7发刊。由机院、矿院供给纸张，后来没办成。
    △晚上，在郑伯让家（眷六楼）开会。
    有郑伯让、安静中、江祖如、王大来、莫宣学、蔡新平、杨淑荣、李振海、余九乡、陈学敏、吴瑞棠、刘肇昌、曹敏九、郑雪禾等参加。
会上，全文传达了9.7江青同志的讲话。
    改组了《大批站》的核心组。
核心成员有：陈学敏、王大来、安静中、江祖如、蔡新平、余九乡、李振海。开始有郑伯让，江祖如说：“把郑伯让换成李振海，请老郑当高参”。后来加一名吴瑞棠，作为教师代表。陈学敏说：“郑老师也算一个吧！”会后，郑伯让说：“今天开得很好，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地质系《经风雨》发表“严正声明”。警告革委会的负责人，声明说：“革委会的要员们，你们在黑手的操纵下，为刘邓干了不少坏事，只要你们迷途知返，反戈一击，将功赎罪，革命群众是欢迎的。不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机关八一八》也叫嚷“革委会必须下决心斩断魔爪，揪出黑手”。
就在师大反革命事件发生后，他们要革委会向“樊立跃学习”。
△ 1967年9月9日
△下午三点，在学十二楼216召开大批站核心组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
△ 1967年9月10日
△上午，在教七楼307室，介绍周永璋被抓后和出来的经过，指出聂树人在这事上有重大的责任。
   △中午，勘探系余九乡、陈钟惠、翟裕生、颜慰萱、翁成敏等，在“一月风暴”屋里开串联会，会上余九乡谈了形势和意见，并研究分工串联各教研室的人。
会前，找高元贵参加会，高说：“我是常委，谈不合适，叫余九乡、陈学敏谈吧。”
    △9月10日左右，革委会决定听取大批站的意见，高元贵事先向陈学敏通风报信。后因会议改期召开，高又借去大批站摸底为名，找陈学敏，提出“最好派一个人和我经常联系，以便及时交换意见”的要求。大批站派杨淑荣为联络员。
    △ 1967年9月11日
    自9.6周永璋被中学红卫兵抓走又被抢回来之后，《大批站》《二团》不断发表声明，刷大标语，攻击聂树人同志。9.11《二团》贴出“9.6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政治陷害案”大字报，集中地体现出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二团》说：“为了挽救朱成昭的垂死命运，为了掩护真正的5.16分子，尤其是他们的聂头头，为了……为了打击地院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9月6日下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陷害事件。”
△ 9.11聂树人同志在大会上对9.6周永璋被抓一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大批站》把矛头更是对准聂树人，大书特书。《红岩》《红心向党》一天出两、三篇大字报，一方面要“请教聂树人”，大谈“聂树人的爱和憎”，说：“身为常委的聂树人，倚仗权势，目无党纪国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践踏六六通令”等，另一方面大谈特谈干部问题，说什么“我们干部的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结合和使用干部的阻力首先来自革委会，高元贵、安静中、王焕、王暄堂等同志实践证明他们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的，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干部，大节是好的”，言下之意，高、安应该立即结合，立即上台，聂树人应该下台。
△ 1967年9月14日
    △在教七楼212，由余九乡组织勘探系部分教师串联会，有安静中、陈学敏、黄民智、颜慰萱、丰淑庄、卫冰洁、翟裕生、赵鹏大、郭群海、胡旺亮、杨栋、董镇、冉宗培、吕中文、陶继文、翁成敏、程永长、夏卫华、章金统、陈钟惠、赵永芳、霍承禺等参加。
安静中在会上发言，他说：
（1）我要是想当官，放弃斗争就当上了官，恰恰是革委会中的某些人当上了官。
    （2）大肆吹捧、赞扬二团、周永璋、蔡新平。
（3）革委会在朱成昭的问题上只讲反思想，回避他的活动。
（4）介绍了大批站的组织机构。
会后，余九乡说：“咱们组织起来干，怎么样？”
△在9.7—9.14之间，勘探系还开了一次大批站小组会，有翁成敏、黄民智、丰淑庄、余九乡、黄凯生、颜慰萱参加，研究当时的形势和教员提出的有关问题。
    △高元贵通过濮长萱把安静中叫到12楼104高元贵宿舍，了解周永璋是否5.l6的问题。
安静中说：“周在三军无产阶级造反派最香，他参加过政法兵团刘富元反谢副总理的会，但周无多大责任。”
高建议对外联系要谨慎些，并谈了他对十五个战斗队的看法。
△9月15日以后，高元贵在教八楼见到陈学敏，鼓动他拉队伍。高说：“革委会成员对大批站有不同看法，要团结群众，有力量才能解决两派联合问题。”
    后来王暄堂也谈了类似的话，不仅鼓动拉队伍，还挑拨革委会负责人之间的关系。
    △ 1967年9月下旬
    △九月底，由郑雪禾主持召开地质系教员座谈形势，会上有人提出：国庆后大批站再拉起来干。
△在教八楼407室，讨论《大批站》的存亡问题，有20多人参加，有两种意见：
（1）继续存在下去，成为召集大家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的一个机构。
（2）这样等于俱乐部，解散算了，将来有必要再重打旗号。
国庆节前，陈学敏写了解散声明，后来被烧掉。提出由陈学敏、蔡新平考虑写个摆成绩的总结，并讨论通过。没写成。
△9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在教八楼召开大批站骨干会，高元贵找陈学敏，对他说：革委会对大批站有两种看法：一是以王大宾、张海涛为代表，认为还属人民内部矛盾；一是以聂树人、黄振群为代表，认为己走到敌我矛盾的边沿。你们要团结群众，没有群众就解决不了革委会的问题。高元贵一方面挑拨革委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鼓动大批站反对革委会，分裂革委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份内容提要

这个月的材料我们收集不多，就从十月下旬这两件事来看，高、安、郑之流，在《大批站》受形势所迫，解散之后，还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没间断过阴谋拉队伍搞分裂的活动。
安静中亲自出面召开座谈会了解各系师生中的情况，是桩反革命的调查活动。高元贵的特派员颜维宣也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对勘探系表面上是一派、思想上是两派的现状感到高兴。他们攻击革命小将掌权是不行的，慢慢还得靠领导干部起作用。”在他们看来，到头来“权”还得给安静中。真是反动透顶。
    高元贵这阶段也积极找安静中了解动态，并凭借他多年的反革命经验，指挥他的同伙“要团结大多数群众，才能解决高、安的问题”。郑伯让“只要有500人就可以”这句话，彻底暴露了右倾分裂主义的真面目。
    这个月“二流派”活动的特点是：在不利的形势下，头面人物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窥测方向，研究对付革委会的策略。
△ 1967年10月下旬
    △十月底，安静中亲自召开会议，地点学12楼陈学敏宿舍，有陈学敏、余九乡、李振海、殷维侯、杨淑荣、曾婉娥、颜维萱、郑雪禾等人参加。
安静中说：“大批站解散后。没有在一起碰过头，今天大家来谈谈情况。地质系的教员现在很忙。今天不一定来了。”
颜维萱说：“勘探系表面上是一派，实际上思想不一致。”
陈学敏说：“现在革委会内部在审干，有委员心里空虚。”
殷维侯说：“革委会就是不结合安静中，我们还要提，有什么理由不结合？”
郑雪禾劝道：“别提了，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这些年青人也是不行的，慢慢的还得靠领导干部起作用。”
△十月中旬或下旬，高元贵为了解动态要安静中到学12—104谈话，郑伯让说：“我去吧”（从这不难看出郑是个什么角色）。当高元贵谈到，他对吉让寿说“你们能团结大多数群众，才能解决革委会问题”时，郑伯让说：“只要有500人就可以！”当高元贵谈到“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如梁定益）要少出头”时，郑伯让说：“我们（指他和岩石的人）不怕，我们是整风反右时的积极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内容提要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革委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通知”发表之后，高、安、郑之流认为时机已到，又从阴沟里爬了出来，四处活动，为篡夺党权而奔忙。
这阶段，高元贵抓勘探系，一贯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路线的高元贵确已开始主动到《暴动》《大喊大叫》学生住房里登门拜访了，鼓动他们把同观点的人“串联起来干”。高元贵这种“敢于革命”的精神，蒙住了部分群众，为之大喊大叫，顿时地院出现了上十条类似“高元贵是受之无愧的当然的临时党委委员”的大标语。
郑伯让抓地质系，企图用2:2:1方案和恢复原支部的方针把党权夺到手。当时地质系要求召开党员大会，筹建各级党的临时机构的呼声最高，甚至扬言要“冲破阻力，自行串联”，地质系成为院整党问题的斗争焦点。
安静中这段时间住在医院里和《二团》的几个小丑开会讨论校内的形势，研究对付革委会的办法。他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弄虚作假，刚出院就召集人研究要搞什么“大批判”，但由于一贯热衷于的就是如何颠覆革委会，搞垮革委会，因此，大批判不仅搞不起来，就连一点迹象也表现不出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二团）兴趣不大，搞不起来呀！”
△ 1967年l1月上旬
△l1月10日，郑伯让、纪群、刘肇昌、王葆瑜、邓兆伦在纪群家开黑会，确定了地质系临时总支筹备组。提出了教员:学生:干部2:2:1的方案，郑伯让是这次黑会的主谋，他说：“正式党员这一条一卡，我们这派的人就可以保证进入筹备组。”还提出“党员大会后，按原支部讨论酝酿”。
△11月11日，地质系郑伯让、纪群等对地质分会实行突然袭击，召开全系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筹建临时支部，用事先酝酿好的五人名单上报分会。
△ 1967年11月中旬
△在教学楼12—104高元贵宿舍，高元贵和安静中、江祖如、蔡新平、余九乡等谈了一个晚上。
高元贵说：“革委会不突出政治，不能大力落实毛主席视察华中、华东的最新指示。复课闹革命不是院教革部的错误而是聂树人的错误。校内大联合的问题，恐怕一时解决不了。蔡新平不要在外搞调查，回校搞政治活动。还谈了对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的看法。
安、江等认为：王大宾到东北去不是养病，而是去开会。
△地院临时党委成立，没有高元贵，于11月17日《长征》贴出大标语：“高元贵错误要批判，高元贵工作要支持”、“高元贵是敢想、敢说、敢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比王焕强”、“高元贵应进入临时党委”，表示支持高元贵。11月16日《暴动》《解放》等战斗队也贴大标语呼应：“高元贵是受之无愧的当然的临时党委委员”“彻底解放高元贵”“高元贵是革命干部、必须靠前站”“谁要把高元贵当作派性的牺牲品，谁就决无好下场”等等。
△ 1967年11月下旬
△建立临时党委时，有一天，江祖如跑到学12—104高元贵宿舍，对高说：“临时党委已上报，革委会不批准。”
△11月30（录入者注：疑为20之误）日下午，高元贵走进“暴动”“大喊大叫”房间（学12—103）说：“当邻居这么久，还不知咱们是同一观点的，以后咱们多谈谈，你们为什么这么多日子都沉默了？”当学生表示已失去心情时，高说：“像我们这么老的人还努力去干，你们年青就没了劲头……”“勘探系咱们观点的人不少，地质系也不少，你们应串联起来。”
△11月24日，高元贵叫田春林到他房间（学12—103），鼓动田春林拉队伍，对田说：“你除了在红代会工作外，要多到下面去，谁有群众，谁就胜利。”意思就是让田拉队伍和聂树人对抗。
△从11月22—11月24日短短的两三天时间里，地质系部分党员贴出了《大声疾呼》、《同声疾呼》、《坚决支持》等大字报，强烈要求立即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恢复党组织生活，筹建各级党的临时机构问题。提出了“地质系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阻力来自于分会常委和极左思潮”，扬言“分会常委如再置广大党员群众意见而不顾，我们将自行串联”“把高元贵排挤在临时党委之外，是小资产阶级派性的表现，必须坚决抵制”。
△ 1967年11月
△一天下午五点多，郑雪禾、陈莹到医院看望安静中，见到蔡新平、肖体修、杨淑荣、张钦文在打扑克（他们是中午去医院的）。
安静中对郑雪禾说：“这次革委会对陈学敏的处理很客气，没拿出来搞，过去我们搞了什么，革委会都知道，我们是怀疑他的（指陈学敏）。”
从医院出来后，陈莹告诉郑雪禾：“听他们（二团）讲，还在医院开会哪。”
△安静中出院不久，蔡新平叫郑雪禾到安静中家研究大批判的问题。
安静中说：“昨天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感到应该搞些大批判和学校斗批改，但我们过去这方面的资料没有准备，搞起来比他们难。他们（兵团）兴趣不大。”
郑表示同意，提出：“咱们这边同学也可以下教研室吧！”
后因二团学生不感兴趣，没搞起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中共地院核心组”的成立标志着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对高、吕、安、郑之流夺取党权斗争的胜利，是毛主席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高、吕、安、郑之流恨之入骨，疯狂地进行着临死前的挣扎，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在全院掀起了一个把矛头对准聂树人同志，实为否认“中共地院核心组”的逆流，其声势之大，是自9月份以来所空前未有的。
这场斗争完全是在高、吕、安、郑的直接策划下展开的。
高元贵叫勘探系按原支部组织起来学习、整顿，明确指出：现在是争取党权的问题。而安静中感到过去斗争“右”了，颇有大干一场的决心。郑伯让在地质系2:2:1的阴谋破产之后，又玩弄出分会中正式党员组成核心组的新阴谋。
翻开《二团》在这阶段的大字报，不难看出：大字报里所写的基调，都是高、安之流给定的，如：我院存在着一股极左思潮呀、形左实右呀等等
和过去一样，每到斗争激烈阶段，《二团》总是要花笔墨为高老夫子大喊大叫，大书特书的，这阶段也不例外。
    △ 1967年12月1日
△11622《永向前》贴出“谁说批高没有派性”一文，实为高元贵代言，高元贵、安静中十一月中旬对殷维侯说：“复课闹革命不是教改部的错误，而是聂树人”，作者说：“为什么是聂树人把复课引入歧途，偏要把高元贵当替死鬼？为什么教育革命深入不下去，却把最大的阻力的桂冠送给高元贵呢？”高元贵：“我坚持64年以后，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而作者也说：“为什么批高的文章大多是空空洞洞？为什么许多批高勇士，无视高元贵在关键时刻敢于抵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一贯受黑线打击的事实，而对高元贵全盘否定呢？”
△ 1967年12月3日
    △二团孙司权到高元贵家（城内）了解我院建立中共地院核心组的问题，高详细地给予介绍，并在中挑拨革委会成员间的关系，散布对聂树人的不满情绪。他说：“校内12．2的广播是聂树人搞的。”“你们问题是脱离群众，所以没有力量。”“蔡新平要真理，不要群众，是错误的，说严重一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晚上，高元贵主动到学12—103和于众、余九乡【谈】核心小组成立的情况，攻击李贵和聂树人同志。他说：“通告怎么搞出来的，这还不是由李贵、聂树人一手操纵的，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随他们的意见决定的。”
△这天曹添也拜访了高元贵，谈有关中共地院核心小组的事。高元贵说：“以聂树人为代表的极左思潮要抵制，我给大批站的人打气，原他们都泄气了，现在又干起来了”，还说：“今天给你漏了底了，要是《暴动》《二团》和安静中揭我，我就完了。”
在整党问题上，高说：“整党这问题很重要，要组织力量抵制，我专门找叶德隆谈了一个下午，叫他回去和老郑商量。”
△ 1967年12月4日
△高元贵问《暴动》成员，“你们现在准备干什么”，回答是“抓住核心小组的问题，把聂树人搞臭”，“串联起来一起出它一批大字报”。高元贵说：“串联起来就好了，都集中这个问题，一干就有声势了。”还说：“你们了解不了解聂树人与林杰有何关系，林杰给了他们什么指示，难道我们学院连一个5.16分子也没有？我有怀疑。”言下之意，聂树人可能是5.16分子。
当《暴动》成员向高元贵提出：“你是不是发表公开声明，领着我们干”时，高说：“这个不行，我是革委会常委，哪能公开领导你们反革委会！”“目前他们的力量还很强。革委会控制了他们的基本群众，《红色尖兵》还很得势。”还说：“目前的问题是物探一年级，红色尖兵、山鹰、海燕等十几个战斗队为代表的极左思潮，这是需要批判的。”污蔑、攻击革命小将，并将矛头指向命小将。
△ 1967年12月5日
    △《永向前》、《大喊大叫》、《暴动》等战斗队，在高元贵多次工作之后，连续不断地对中共地院核心小组的成立发表声明。声明说：“由聂树人一手策划建立的中共地院核心小组是完全非法的，是聂树人篡党阴谋的大暴露”，“聂树人是地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聂树人是依靠阴谋手段上台的，并采用了一系列赫鲁晓夫式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高元贵说：在整党问题上的极“左”思潮要抵制，而《暴动》说：在整党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聂树人为代表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批判”，《永向前》也大叫“我们决心同野心家聂树人和极左思潮浴血奋战到底。”
△ 1967年12月7日
    △早晨七点刚起床，高元贵就到学12—103对于众说：“昨晚常委会决定今天下午或晚上开队长会议，研究当前运动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昨晚通知你们已来不及了，因而一早来找你们。你们前几次会议都准备不好，这次要很好地准备一下。你是不是把其它人也叫来，到我屋里去商量商量。”
这天，早饭前和整个中午在高元贵屋召开有关人员（江祖如、蔡新平、余九乡等）的会议，研究对策，破坏全院战斗队长会。
高元贵说：“你们这几天出的大字报声明不错，声势不小……，看来以后你们要串联起来。”还露骨地说“现在是争取党权的问题”，并表示同意安静中曾说过的“过去战略上是左的，在战术上是右的”说法。
△ 67年12月上旬
△在郑伯让、刘肇昌的提议下，郑伯让、刘肇昌、纪群、毕先梅、王葆瑜、叶俊林、莫宣学、顾锡瑞、江祖如、林秀伦、邓兆仑等又在纪群家策划篡夺党权。他们认为，恢复组织生活的条件已成熟，可以建立临时支部，要批判当前的极左思潮。郑伯让说：“不要按专业或年级划分支部，我们这边党员是多数，有不少支部是由我们这边的人组成”，江祖如说：“别的权可以不要，党权一定要，打破头也一定要”。
△ 12月11日《红旗展》战斗队和12月13日《在险峰》等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都明确地提到要夺党权的问题。作者否定中共地院核心组的性质，认为“它是极左思潮和形左实右做法的集中表现，是带着浓重的‘私’字和强烈的派性，为个人或小集团夺党权的突出表现”，还说：“聂树人挑起这场斗争的实质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不要掌握党权的问题，而是为他个人争党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其目的是想通过搞臭聂树人，否定中共地院核心小组的性质，为他们进一步夺党权制造舆论。
△ 1967年12月19日
△高元贵到学12—103对《暴动》成员说：“现在革委会是靠物探一年级、红色尖兵、山鹰、海燕等十几个极左派跳裸体舞，根本没有发动起群众来。”“你们应该到物探系老师那儿去，让他们按原支部组织起来学习，加以整顿。”再次攻击革命小将，并策划恢复旧支部夺取党权的阴谋。
△ 1967年12月中旬
△中共地院核心小组成立之后，高元贵一方面鼓动《暴动》《大喊大叫》等把矛头对准聂树人，另一方面直接插手各系，积极活动，争夺党权。
    在勘探系，找余九乡，叫他学习一年级用起来造反的办法，成立整党领导小组，和颜维萱、余九乡都详细地研究过如何争夺勘探系教师和学生中党的领导权的问题。
    △革委会内部开展“斗私批修”，高元贵找叶德隆商量对策，商量结果是在台上亮明观点，并检查退休的思想。
    △地质系在大饭厅针对整党问题开辩论会，散会后郑伯让、纪群、刘文华、曹添等人在东饭厅前树下交谈，高元贵上前说：“我建议地质分会‘斗私批修’半个月”，郑伯让说：“革委会首先拿出样子来，革委会要有诚意。”
    △12月20日晚上，在莫宣学家（东三楼216）召开地质系旧总支部分人员会，郑伯让看到2:2:1方案已破产，在会上又定了调子，摆出中共地质系核心小组由分会中正式党员组成，想以此达到他夺取党权的目的。
△ 1967年12月下旬
△地质分会委员刘肇昌在南翼楼105召开战斗队长会，汇报各教研室大批判的情况，有郑伯让、刘肇昌、莫宣学、梁定益、万天丰、郭铁英、沈今川等参加。
郑伯让说：“听说聂树人去东北看王大宾，也可能去开会。据传闻‘地派’过去还开过不少会。”

—九六八年一月

—九六八年元旦社论发表，对“二流”派判处了死刑。高元贵凭着他反革命的嗅觉，开始布置其同伙退却隐藏起来。叫他们要注意在表面上改变对革委会的态度。就是“要举双手拥护革委会”“要支持革委会举办的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管他打的是‘迂回战’还是‘边沿战’，都应支持”。于是《二团》也奉旨贴出“祝贺院革委会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召开”的大字报，内容不外乎还是影射、讽刺，同时也表露出对这学习班的怀疑和不信任。
高元贵利用《二团》的“整风”机会，再次提醒他们“不要脱离群众”，否则“人家就把你打成反革命”。这就是高元贵“谁有群众，谁就胜利”的实质。
    △ 1968.1.
△元旦社论发表后，高元贵让王暄堂转告安静中“你们要转变对革委会的态度，大批站后期的做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谁反对革委会，就是反革命，革委会不能一切郡错了，对的你们要举双手拥护，错的，应许你们提意见。”
安静中出院后，找高元贵，他说：“谁反革委会就是反革命，不至于这样厉害吧！”还说：“我亲自去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指空军）征求对十五个战斗队声明的意见，他们认为：提的过低（指小资产阶级掌权）。没有无产阶级气魄。”并攻击王大宾说：“大批站是王大宾搞起来的，王大宾×月×日住医院时，曾叫一个亲朱分子整康老材料。王大宾不敢整我，整我，就全盘说出来。”
△革委会开办第一期常委学习班，高元贵对余九乡说：“你们要支持这次学习班，这是李一民同志在常委会提出来的，通过时，好不容易。你们出大字报，说是阴谋，我极不同意，这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解决内部两大派思潮的联合，事情要慢慢地解决。这一学习方案，我认为是打迂回战，或者是边沿战。”余九乡不同意这看法。安静中出院后，对高说：“常委的学习班是别有用心的，是机会主义的，我们表态不如不表态更好。”
△安静中出院后，余九乡对高元贵说，《二团》在安静中家进行整风。高元贵给他扪献计，他说：“你们整风的结果，可以公布出来，借以争取群众。大批站虽然长期不活动，但还没有公开声明取消。我的意见可以由几个人出面公开声明解散，这样有利于解决大联合问题。到底由哪几个人，由你们（指安静中、《二团》）去商量。不能只由《二团》与《一月风暴》出面，因为成立时，除物探系外，各系都成立了。像《赤二支》这样的战斗队，无论如何要争取团结，不能只由《二团》和你少数人裸体跳舞。你们如脱离了群众，人家就把你们打成了反革命！”高元贵再次指使《二团》要注意争取群众，扩大队伍。
△在高元贵“要支持革委会开办的第一期学习班”的旨意下，《二团》于元月十日左右也出大字报“祝贺院革委会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召开”。但认为：“这次学习班是回避了以聂树人、东方红报，东方红广播台为代表的和以发表《联合声明》的十五个战斗队等为代表的在地院尖锐对立的两派。是否能解决地院文化大革命问题，全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不能不表示怀疑。”这和高元贵所说的“这次学习班是打迂回战，打边沿战”何等一致。还说“有些人表面上也装出要克服派性，要大联合的姿态，而实质上死抱着派性不放”，“希望革委会负责同志和我们一道警惕在办学习班的同时，被派性控制了。如果人为地加深两派的分歧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至三月

今年二月初，社会上右倾翻案浪潮迅速升温，杨余傅之流以为时机已到，便四处活动，煽阴风，点鬼火，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极力煽动右倾翻案妖风，拼凑队伍，蠢蠢欲动，妄图实现其篡权的罪恶目的。
我院的“二流”派也紧步社会上“二流”派的后尘，唯恐有些落后，又拉起了破旗，贼心不死，妄图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短短的二个月里，他们跳得最高。由于他们反动的立场，克制不住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新生红色政权的仇恨，所以在倒谢运动中，他们是积极参与者，并写出了语言恶毒矛头指向谢副总理的“为什么？为什么？”“十二个为什么”等大字报。另就是极力破坏市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和我院毛着积极分子大会的胜利召开。
    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这次可以大捞油水，达到分裂颠覆革委会的罪恶目的，孰不知是鸡蛋碰石头，只不过是更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市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师大造反兵团”要求参加学习班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后不久，我院《一月风暴》等十五个战斗队于二月中旬也写出“关于要求参加北京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中央首长的一封信”，恶毒地攻击革委会，又无耻地吹捧自己，信中说；“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出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在去年一月风暴以后，一步步地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成为王、关、林、周景芳反党集团的忠实打手……”还说：“由于革委会某些人对蔡派采取高压政策，至使地院思想上严重分裂并导致运动的冷冷清清。一年多来的历史证明，不解决朱派蔡派的团结问题，不揪出黑手，不打倒派性，地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吹捧自己是“……在十分困难环境下，坚持了内部合法斗争，这就给北京市的学生运动树立了一个不拉队伍、又坚持原刖的典型”。
△当革委会决定《二团》派二人参加市学习班之后，《二团》《一月风暴》又发表“关于参加市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声明”，声称“……院革委会某些负责人，伙同反革命黑手，长期压制打击‘蔡派’，在参加学习班的问题上又表现出来了。他们再次压制‘蔡派’战士，而市学习班只有二名，这是一个倒退。他又为破坏市学习班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坚决反对……”
△二月底，周永璋等以《小小老百姓》《锷未残》为名，写了一张“也致中共地院核心组”的大字报，恶毒攻击王大宾同志，质问“……王大宾同志与朱成昭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追随朱成昭收集整理康老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交待了没有？王大宾在关、王、林、周、潘、吴操纵下干了哪些勾当？交待没有？认识怎样？……”
    △ 1968.3.2.
△晚上，在东三楼214室安静中家，由安静中谈市学习班的情况。有二团全体，张台甫、余九乡、江祖如、邓兆伦、刘文华、郑雪禾等十七、八人。
安说：“王焕是核心组长，高元贵是核心组成员，高的态度倾向我们。”“李钟奇说了，师大造反兵团的事，他们不表态，师大的问题是由中央掌握的。”还造谣说：“有人讲新北大说谢富治停职反省了，因为考虑影响，还让他出来接见。”
当安静中谈到“王大宾对蔡新平讲，叫他回去一定给周永璋讲，不能反谢副总理”时。
蔡新平说：“谢富治有什么不能反，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法学院的工作组也是他派的。”
    刘文华说：“谢富治反正有问题。”
    郑雪禾说；“对戚本禹、周景芳这些说法，至少也是个认识问题。”
刘文华说：“我看不至于吧。”
（在这之前，安静中已到黄占秋住处向机关有关成员介绍了学习班的情况）。
    △ 1968.3.4.—3.5.
    △在市学习班，聂元梓召开第一次反谢副总理的串联会之前，《二团》方面在校内大造舆论，大量地转抄有关戚本禹的大字报，批判戚本禹的“三.五”讲话，目的是要把院革委会说成是关、王、戚的第二套班子。主要有：
    1. “看戚本禹怎样参与关王庙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地质系无产阶级革命派转抄于总队野战兵团）。
2.  “戚本禹破坏我所和学部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傲霜雪转抄于学部近代史所）。
    3.  “十个为什么”（一月风暴）。
    其中第十问，明确地把院革委会和王、关、戚、林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不来我院，而王、关、戚、林反党集团的主子、奴才们却从不间断地出入我院，对我院表示极大的‘关怀’‘爱护’”。在这里恶毒地影射了谢副总理，真是罪该万死！
    4. “戚本禹的‘三.五’讲话”（二团）。
    其主要意思无非是革委会有戚本禹的忠实追随者，是受王、关，戚操纵的。
5. 地质系“无产阶级革命派”贴出大标语“斩断戚本禹伸进地院的黑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铲除关王庙在地院的流毒。”

    （录入者注：原件此处有缺页或掉字）
争不批判，却把斗争锋芒指向不同意见的高元贵同志，不在全院发动群众斩断黑手，围剿派性，打倒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等等。”用这一系列问题说明我院革委会是“站在关王庙反动路线一边”，说明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包括对待革委会这个问题，也就是反对和捍卫革委会的根本的政治内容、态度问题上，立场完全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
△《一月风暴》写出大字报，要“……我院某些负责人必须交出你们所整理的三军党委黑材料，彻底检查在三军问题上严重立场错误，特别是林副主席、周总理公开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后，你们与‘冲派’的秘密往来”。
△ 1968.3.11.
△传达李钟奇副司令员的指示，市学习班接近尾声，有几个学校出大字报，表示反对。这时安静中说：“原来新北大是抵制学习班的，开始不愿来，现在聂元梓说‘既来了，就由不得你’（指谢副总理）。”
△ 3月10日左右
蔡新平给肖力同志写信，谈二月逆流的问题。他说：
“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我认为主流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确有一股从右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定造反派的逆流存在，想搞反夺权，谭震林就是代表。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引导下斗争的。但阶级敌人插手，他们利用这个反右的机会，又从左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挑动小将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志，主要想搞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老帅和几个副总理，他们的用意很明显，也很恶毒，就是想孤立周总理，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把军队搞乱，他们的矛头最终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
“余秋里同志当时是有错误的，但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些单位的小将搞过了头，走向了反面。应当正视这个错误，当时戚本禹把几个保余、保陈毅同志、反对搞副总理的组织（新北大公社，石油大庆、一外扛旗）打成保守组织是完全别有用心的，这几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站队就是站对了。当时以师大井冈山为首的一些组织，谭厚兰等同志反谭震林是对的，但搞过了头，他们后来受这个反党集团的操纵，反几个副总理、搞陈毅同志就站错了队，她在这个问题上应作自我批评。
    △ 1968.3.15.
△市学习班召开倒谢形势串联会，余九乡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我院革委会是戚本禹派周景芳来，搞的一派的革委会”，“是追随关、王、戚、林的忠实打手”，攻击市学习班是“以派性代替一切，是戚本禹在我院搞的那一套的翻版”，还说“我院极左思潮严重”，“聂树人搞了一个自己批准自己入党的手续和不要预备期的极左的建党路线”。
△高元贵见余九乡在市学习班第二次倒谢串联会上发言，就对安静中说：“不能介入，谁介入就要犯错误”，想救安静中、《二团》一命。安静中说：“聂元梓的后台是三军，聂元梓曾说先不点名（指谢富治），等一揭再揭再说，到底怎样，将来看吧。”
△ 1968.3.16.
    △《二团》《火星报》编辑部贴出“革委会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再论究竟是谁反对革委会”的大字报，再次把矛头对准院革委会和王大宾、聂树人等同志。如：“……革委会中的某些负责人在关王戚林反党集团的操纵下，充当了干扰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可悲角色……他们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丝毫不能代表革委会的革命大方向。……奇怪的是我院革委会中某些关王戚林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路线的积极追随者，至今仍不悔改……在我们什么以‘斗私批修’为纲，什么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统统被置之度外（录入者注：此处语句不通，原文如此）。我院运动仍按聂主任的‘战略部署’进行。”
△ 1968.3.17
    △化学教研室《红心向党》在转抄文汇报3.14社论和清华井冈山关于陈里宁的材料时，陈莹对郑雪禾说：“赵国柱说，这次他们准备拉出来干了，叫我们做好思想准备”，还说：“兵团的人讲，王大宾是朱成昭的第二套班子，是三军里有人说的。”
△晚上在安静中家策划明天（即3月18日）冲会场即策划破坏我院活学活用毛着积极分子大会。
△ 1968.3.18.
△我院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开幕。
    大会召开前，《一月风暴》贴出“为什么？为什么？”的大字报，攻击谢副总理，煽动“倒谢”妖风。《春风化雨》贴出“无产阶级司令部挥手我前进——为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阴谋而战”的大字报，把矛头对准我院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文中写道：“……我院首届学习毛着积代会就要召开，同志们千万别忘记了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朱贼分子们，他们会跳起来为‘二流’翻案，别忘了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把大会引向歧途的危险；别忘了有人任其派性发作，给革命的东方红战士扣上一顶大帽子；别忘了那些自身派性十足的人在对不同意见实行‘派性派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二团》贴出大标语，企图破坏我院首届积代会的召开。
    1. 评选会大搞派性，不突出政治，掩盖两条路线斗争，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
    2. 揪出朱成昭集团的变色龙，扫出关王庙的小爬虫。
    3. 是揭开我院阶级斗争盖子的时候了。
4. 必须批判我院所谓首届毛着积代会的资产阶级方向！
△下午二点半，二团在北翼楼303讨论形势，由周永璋主持会议，有《二团》（除殷维侯之外），余九乡、张台甫、李振海、郑雪禾等廿多人讨论形势和拉队伍的问题。
蔡新平说：“王大宾和聂树人是有矛盾的，聂树人要夺王大宾的权”，还说：“聂树人已经被我们搞臭了，现在要搞王大宾”，“把矛头对准聂树人，对王大宾不点名，提揪变色龙”。周永璋说：“提揪朱成昭的变色龙。”
对要不要组织起来、打旗号的问题，意见不一致。
有的说：就用《大批站》、《红二团》，反正过去已经打出去了。但又怕打出《红二团》的旗号，中间群众有戒心。有人提用“东方红红二团”，有的认为：“东方红不要了，地质东方红在外面已经臭了，人家还要揍你哪。”
最后决定：先让二团把打旗号的宣言准备起来，起什么名称，看形势再打出去。
蔡新平说：“等革委会成立一周年那天，把它打出去。”周永璋支持了这个意见。
    余九乡提出“对我院毛着学习积极分子大会要表态，要批判它的资产阶级方向。”
在讨论如何解决我院问题时，周永璋说：“我看要解决地质学院问题，非来几场大武斗不可。”有的说：“来几场武斗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靠外力来冲，看行不行。”
赵国柱在台上念了王、关、戚、林、周黑手插入我院的调查材料，并说：“王大宾说，自去年九月十六日以后，我院就没有与外面联系了。据了解到今年二月还有联系，王大宾还参加过青岛会议，为关、王翻案。”
△晚上，叶德隆对郑雪禾说：“看来有些材料（指攻击谢副总理）还比较过硬”，“你们要是出去，还可以写点报导，介绍各校的情况，让大家了解外面的情况。脱离当前阶级斗争，在这里开积极分子大会是不行的，我就不愿意当代表，这样自由些”。还说：“他们这些同学（指《二团》）不容易呀，条件很艰难，坚持着干。”
△晚上，《红心向党》贴出炮打谢副总理的《十二个为什么》的大毒草过后，陈莹转告郑雪禾说：“王暄堂讲，谢富治的问题真够严重的呀”，“吉让寿讲，你们这张大字报贴得太快了，应该看准了再贴出去。不过贴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讲，这下子可能把你打成个特务，因为从你的出身和爱人是华侨”，“安静中说：没什么关系，你们就说对毛主席的热爱。”
△ 1968年3月20日
    △在北翼楼303，周永璋主持二团召开形势讨论会。
    会前，安静中对郑雪禾说：“他们（指二团）不要我们参加，你去吧”，还说：“聂元梓说过，运动发展到现在，再搞不能针对人，这话看来是对的。”
会上，周永璋说：“现在这时再犯几个错误就不行了，还是谨慎些好”，“关于老谢问题，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坏人挑动的，一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挥手，一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据了解这次他们是开了会的，三军×××上学部，去了一趟后才搞起来的，现在我们们就先看看，不要动了。”
    肖体修：“我们过去有个缺点，跟老师接触得多，跟同学接触得少，老师顾虑多，什么也不敢动，我们不能老怕犯错误而不敢动，犯了错误可以吸取教训，可以改嘛。”
△ 1968年3月22日
    △上午，在王喧堂家（东三楼315）召开形势讨论会。
有郑伯让、江祖如、叶德隆、刘肇昌、刘文华、周永璋、蔡新平等人参加。
会刚开始，因地质公社要揪斗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小丑郑雪禾，郑先离开了会场。
蔡新平说：肖力问你们的造反精神哪去了。你们对二月逆流怎么看法？回去写信告诉我。蔡说当时他没把这事看得很重，信稿写好了，在日记本中未发出。说到这里，郑伯让说：咳！这可误了大事了。
当谈到谢富治时，江祖如跳起来说：“他妈的，单凭这一条（指陈里宁事件）就够了（指打倒谢富治）。”
△反革命小丑郑雪禾被隔离审查。
△地院“二团”几个人竟把地院一派反击翻案妖风的大好形势，描写成是“地院上空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安静中给中央文革首长未写完的信中），为疯狂地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小丑鸣冤叫屈，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l968年3月24日
△3月22日，反革命小丑郑雪禾被隔离之后，我院“二流”派慌了手脚，并为她鸣冤叫屈，连续发布许多严正声明。《一月风暴，秋收暴动，傲霜雪》严正声明要点如下：
（1）3.22事件的主谋、策划者一直把矛头指向和刘、邓、陶、何、周、聂、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做过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混进革命队伍的蟊贼、败类。（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2）他们打着反击“二月逆流”的旗号，向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大搞翻案、阴谋之实。（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1162.3《漫天大雪》和1162.2《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严正声明，基本内容、精神同上。
    △ 1968.3.25.
△《红二团》发表“关于3.22反革命阶级报复的严正声明”要点如下：
    1. 强烈要求驻院解放军和革委会严肃处理。
    2. 所谓《二团》炮打谢副总理纯属无耻污蔑和造谣。
    3. 材料我们的确整得有，那就是至今仍潜伏在革委会的追随王、关、戚之流，不悔改的反动分子、反革命罪行材料。这类材料，过去整，现在整，将来还要整。
△《红二团》贴出口号声明
共五条：（录入者注：原文没有1至3条）
4. 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击退右倾翻案风。谁妄图从右的和极左方面为“二月逆流”翻案决没好下场。
5. 毛主席挥手我们前进，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捍卫以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的革命性和纯洁性战斗到底。
    △ 1968.3.26.
△《二团、一月风暴、11622无产阶级革命派》贴出标语口号：
“坚决要求革委会立即释放郑雪禾，为郑雪禾彻底平反，并公开向郑雪禾同志赔礼道歉！”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11-28 23:17

天林头面人物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1月30日第63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2（古宝琳专辑）〗
生逢乱世
古宝琳  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昨日心迹
古宝琳提供  渔歌子录入、注释  古宝琳日记摘抄（1967年5月～1968年1月）
编读往来
边犊：2015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宗庶：2015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雨点谈60、62期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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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2（古宝琳专辑）〗说明
古宝琳本是一个普通学生，文革中也只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名普通成员，但因她与该校学生领袖王大宾相恋并在王大宾被“隔离审查”的危难时刻结为夫妻，这就使她的生活也同王大宾一起被卷入了凶险冷酷的政治风暴中。正如古宝琳所说：“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从这一段苦难婚姻的记叙中，可以看到那一代青年曾经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左图：古宝琳近照。）
古宝琳简介：女，1946年出生于陕西宝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4年由广州广雅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文革中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般成员。1970年毕业分配到成都地质探矿机械厂。1973年初毅然到湖北江陵独闯“禁区”探望相恋多年、正处于隔离审查中的王大宾，并携其不顾阻拦回到四川，陪王大宾回德昌老家探望其母亲后，回到成都正式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女儿不到4岁时王大宾再次入狱。此后带着女儿艰难度日，并不断为王大宾向各方面写信申诉。直到王大宾1983年底“刑满出狱”。1984年起她先后到蛇口、深圳特区从事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1999年提前退休到美国。现定居美国。
感谢蔡新平先生热心协助组稿，感谢古宝琳女士无私提供她珍贵的回忆录与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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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古宝琳

    《昨天》编者按：本篇根据作者提供的手稿扫描件录入，编辑时另拟了标题和小标题，最后经作者审定。

初识王大宾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进入了北京地质学院。一个月后的“十一”国庆节，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白天的方队游行和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焰火联欢晚会。
晚会中，王大宾来到了我们班的活动圈，并向我们自我介绍他是我系四年级同学，今后会经常到我们班来协助政治辅导员夏志明的工作。当晚他还问我国庆期间准备做什么。我告诉他，我中学的同学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聚会。王大宾主动提出他可以为我们照相，因为他也会到天安门广场来。我很高兴，因为当时我们很少有人拥有照相机。我多希望能照张相片寄回广州，让我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分享我能来到北京的快乐啊！何况天安门是我们当时多少人向往的伟大祖国的心脏！
国庆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王大宾准时来到天安门广场，为我们广州广雅中学的校友照了相。
一九六四年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我没有穿棉衣——没有棉衣可穿。母亲给我一件父亲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学时穿的皮夹克，男式的，我不愿意穿。王大宾见我没穿棉衣，说我过不了冬就会冻死。他要给我一件棉衣，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从回避到约会

如王大宾所言，他协助政治辅导员工作，经常在我们班男同学的宿舍出现。那时，班上的学习、开会和一切活动，都在男生宿舍进行。而王大宾对我的过多关注和关心，引起了我的反感。我认为他经常到我们班来是有目的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牢记来北京上学之前母亲的千叮万嘱：“上大学不准谈恋爱。哪怕毕业了也要先立业，后成家。”因此，我刻意地疏远他，回避他，一见他来，我就离开。
一九六四年底，王大宾他们年级外出参加“四清”。其间，他给我写过信，谈及他们“四清”工作组的工作及阶级斗争的详细情况。我没有回信。
回校后，他依然如旧地关心我。
我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看了王大宾的读书笔记和吴坤正的读书笔记，有些感触。我觉得自己太差了，本来我亦有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愿望，而且很想系统地学习政治经济学，但事与愿违，一天到晚忙于学习……”
一九六五年，王大宾他们年级到甘肃酒泉实习。他写信给我，并托我办一件事情：请我到五道口（或是四道口？）的照相馆替他去取照片，说是他临走前照的，没来得及去取，并告诉我，加印的两张照片中，其中一张帮他寄回德昌老家给他母亲，另一张让我留着。
这次，我回了信，并且是用红笔写的信（不知是从哪里听说的，在中国，用红笔写的信是绝交信），信中，我把一张照片退给他，并说：“我不会留下一个陌生人的照片。”虽然当时我很单纯无知，但我知道，给异性送照片是示爱的一种方式。当然，另一张照片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帮他寄给了他德昌的母亲。
一九六六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都被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当中。在大字报栏里，我经常看到王大宾的名字，我知道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年底，我随“革命造反宣传队”一起“战斗”在祖国的大西南。在成都、南充等地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来我队接到通知，速赶到成都去配合总部的行动。原来是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王大宾也按总部的通知从武汉赶到成都参加了这一行动。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宣传队和我校其他同学一起，乘专列护送彭德怀回京。火车上，我和王大宾有机会畅谈了几十分钟。当然不是我们两人，在场还有宣传队的我班同学陶志新和其他队员。我们谈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和大西南的运动发展趋势。那次长谈，是我认识王大宾两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十分融洽的交谈。
从成都“揪”彭德怀回京以后，王大宾由于身体不好而住进了北京三院，有一天，陶志新来找我说：“古宝（当时一些同学这样简称我），大宾住院了，宣传队几个队员要我带他们去看望大宾，你也去吧！”虽然我不知道陶志新是从哪里知道王大宾住院消息的，不过我答应了。
当王大宾看到我出现在三院病房时，十分惊讶和高兴。
从此，我没有再回避他。
我们开始了约会。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我们只有在寒冷的冬天的深夜，顶着霜雾，漫步在四道口和五道口的街道上。

校园里的流言与父母的规劝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准备再度“杀”回成都和南充，王大宾制止我再出外串联，说现在全国各地形势严峻，武斗不断，尤其是大西南，很不安全。我没有听他的劝告，执意要走。后来他派了不少人到北京车站阻拦我们外出，但没有成功。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
“真使我感到惊讶，总部王大宾竟下这么大的决心，给我们这么大的压力，不让我们再出门串联。北京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由田春林、孟繁华、聂树人等带领我系五年级的大队来‘抓’我们这些‘游鱼’回校。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竟惊动了这些‘大人物’……上了火车，我想到田春林他们的车站逮捕队灰溜溜地拉着原班人马回校到王大宾那里去领赏的情景，我更是得意了……我突然感到，我开始了解他……这次又到成都。上次的感觉已成了一种力量。……我害怕事态的发展……我克服了自己的感情，毅然离京……可我了解自己真实的思想，我留恋学校。”（下图：约在1967年底或1968年初古宝琳班上部分同学与王大宾在颐和园留影。前排左2古宝琳，她身后最高者为王大宾。））
一九六七年七月，王大宾的舅母孔庆霞从四川德昌到北京看病，王大宾委托我帮助他接待他的舅母。由于孔庆霞的穿梭，我与王大宾的接触越来越多，对他也越来越了解。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清规戒律，同时也摧毁了我母亲对我的叮咛，我投入了爱河。不过，我的思想，我的感情，还在苦苦地挣扎。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星期二，我的日记中写道：“生活的潮流毕竟总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拦不了。这是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看到每逢陷入爱情的人身上所起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女孩子，她们会变得温顺而无能，尽管她们以前是多么地有志气，有毅力，有抱负，有理想，但一旦陷入爱河，就失去革命意志。……我不能步她们的后尘……我有理想，有抱负，不能意志消沉，我要发奋地工作和生活，无人约束地生活，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也许，这只是个幻想。当我们确定自己的命运之前，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已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决定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大宾由于身体不好而到北京郊区小汤山疗养院养病，去时，我随送他的小车把他送到小汤山疗养院，然后我跟车子回学校。过了一星期，我自己骑了两小时的自行车去看望他，我在八月八日星期二的日记中写道：
“……他很愉快，这给我带来无比的宽慰，我们还打了三盘乒乓球，当然他不是我的对手。每人毕竟有自己的特长。随后我们一起游赏了几乎整个疗养院……我们无忧无虑地游玩，当然不可避免地谈政治，谈运动。我尽量回避。此阶段他的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故我没有把学校运动的情况告诉他。天有不测风云，欲下雨，乌云密布……我急着回校，他用自行车载我好长一段路，他自己再走回去……冒雨骑回学校，一身湿透，但心是热的，脸一阵阵地发烧……世界上第一个征服我感情的人……难道这就是爱？啊，可恨！”
自从孔庆霞来京后，我和王大宾较频繁的接触已开始引起学校人们的议论纷纷，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
“夏志明又向我报道了一个消息，（对我和王大宾之事）人们在议论纷纷。我很觉茫然……为什么要去议论别人的私生活呢？……他们无权干涉我的内政。……如夏志明所说，我的条件很好，政治上进心强，有自己的政治见解。能歌善舞，聪明，能干……但好的条件容易带来自己的弱点，不容易处理好生活，容易出问题。对他的分析，我基本同意。但他（夏志明）也许低估了我，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处理好个人问题。……爱情对人来说是美丽、可贵的，但她绝不能成为束缚人的力量，她只不过是崇高理想和共同志向的一个结晶……她只能成为我们前进中的加油站，鼓舞我们更好地为理想而奋斗……这是人类最纯洁，最高尚，最可靠的爱。……”（上图：古宝琳与王大宾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随着时间的推进，王大宾和我已经开始深入地讨论一些较严肃的话题，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的日记中写道：
“……到疗养院去度过我的生日，快乐和幸福。……我现在已感到不能再做个不可知论者了。从谈话中，我听到了两个设想，要我不得不做仔细的考虑，其一，无疑地，他已被卷入政治生活中去，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不犯错误是不现实的。其二，假如他的病治不好怎么办？……我不是卑鄙自私的姑娘，我会永远忠于他。……我需要的是同志式的鼓舞和革命的享受，而不是商品式的交换的窃窃私语和唯利是图。只要主观上不犯错误，对此我坚信不疑。”
就在这之后，我回了一趟广州，我人还没有到广州，王大宾的信就提前到广州了。我想大宾的本意是把我们的关系公开化，起码在我们家的范围内公开化，这使我很被动。我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
“妈妈在沉默中开口了，她责问我为什么要在学生时代谈恋爱，找朋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妈妈担心我受骗，说我对他（大宾）了解时间不长，并要我考验他，说他毕业后若有诚心等我，然后再考虑。……妈妈要我不要轻易表态，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难怪我回广州之前大宾说过一句话：你的家庭是不会喜欢我这样人的。”（左图：古宝琳父母与孩子在上海留影，母亲怀抱者为幼年古宝琳。））
离广州回北京之前，妈妈又跟我谈。我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
“今晚爸妈和我正式谈判。谈了几点意见：①你年纪太轻，还未大学毕业，不宜谈恋爱；②对人要有长期认识过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否则有百害而无一利；③现阶段不可表态。我一言不发。看来他们同意我和大宾交朋友，但反对我们谈恋爱。”

爱情路上总会有风雨坎坷

回到北京学校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王大宾到东北汤岗子疗养院疗养，在学校，对王大宾和我的关系骤然传得沸沸扬扬了。我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的日记中写道：“老夏（志明）向我报信，说对王大宾和我的流言蜚语甚多甚广……其实对我来说，几乎已成家常便饭了。……无须暴跳如雷。生活上琐事的谣传，就应对它轻蔑得眼珠子都不转过去。”
各种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立场，就有不同的看法。东二楼的女同学们对我说：“你和王大宾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车。”“你们俩根本就走不到一起去。”而王大宾周围的同志和战友纷纷对他说：“为了你的政治前途，你应找个政治条件好的姑娘。”“古宝琳会成为你前进的绊脚石。”等等，等等。这都是些好心人的忠告。（右图：古宝琳与王大宾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后合影。）
当然也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丑上窜下跳为我们的关系造舆论。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星期六的日记里写道：
“小陆被我的歌声引来了……她向我报告了不少消息，×××确实是伪君子、两面派的典型，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卑鄙！……我与她既无怨，又无仇，为何值得她这样不遗余力地诽谤？为了证实我和大宾的关系而到处奔波，真好笑！她班那么多对大宾的流言原来都出自于她的口。她一面在巴结，一面在拆台。她忽而散布：‘古宝琳太高傲，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岂会看得上王大宾？’忽而又公开断言：‘古是个狐狸精，想往上爬。’可惜我至今并未捞个一官半职。……”
对我们的关系，除了各种善意的或恶意的流言之外，还真有些是埋头做实事的。校内或校外都有王大宾的爱慕者，送上她们的爱慕信或照片。按照当时和王大宾一起住在北五楼上01室的我班同学刘银春的说法：“那是些落选的……”
当然，我很自信，相信大宾不会为这些诱惑动心。但有一件事，我猜大宾是动了心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王大宾到东北汤岗子疗养院疗养了三个多月，东北的××军长有意要把女儿许配给王大宾。这对大宾来说，应该是展示了一幅美丽和诱人的政治蓝图。我想大宾在东北也见过这姑娘。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充满了复杂的心情，怀着不知多少的热情，燃着熊熊的爱火，盼到了他回来，然而失望的心情强烈地冲击着我。回来后和他每次十分短暂的接触，我都感到他精神的恍惚，思想莫测。他几乎不谈自己，我也没有机会谈。……为什么？心脏剧烈地跳动夺去了我一个个不眠之夜……我突然想到了爱情的悲惨结局，不寒而颤了！”
当然，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保持了沉默。几个月以后，从东北来了×××，他不知我是大宾的女友，当我面提起了这事。这样，大宾才向我解释的。
后来不知为何王大宾依然选择了我，我没有问他。也许是我在他心中扎的根太深、太久吧。
尽管有这样一些风风雨雨，我对前途仍然是充满美好幻想的。我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星期三日记中写了首自由诗，记录下与王大宾从相识到相爱的一些心情，最后写下了豪迈的向往：

我们，
不会在几尺天井内空谈革命，
我们，
不会流连在花园里，
欣赏那红花绿荫。
我们，
胸中能装万里风云，
脚下将踏千山万岭。
我们，
不向往那高官厚禄，
只愿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李仲学之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军、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红卫兵不再风光，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随后就是毕业分配。王大宾他们高年级的同学先分配走了。王大宾本应在1966年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在学校多留了两三年。在他的要求下，终于也分配了工作，于1969年初去了四川成都地质修配厂。
一九七○年，我们年级终于结束了在河北武安地质队的劳动。虽然推迟了一年毕业，但还是值得庆贺。毕业前，在最后一天晚餐中，我们班的李仲学喝得大醉，他大骂军宣队愚蠢、无能。不少同学都劝他，拉他，怕他惹祸。我想，他是借酒吐真情，不吐不快吧。
因为王大宾已经分配到了成都，照顾我和他的关系，我也被分配到了成都。李仲学分配到陕西。他约我去游华山。我们班上被分配到西北西南的四个同学，除我以外三个男生：李仲学、丘采菱、包根源，就一起从武安乘火车到华山站。
我们用了八小时爬到华山顶上，中途还在山腰一个大岩洞里游玩。在华山顶借宿了一晚，第二天下山。华山的雄伟气概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境，令我们几个人都惊叹不已。我们不断地发出赞叹声。大家都连说可惜没有相机来保留我们的记忆。于是我们四人约定，第二年的今天，我们带着相机，重游华山，不见不散！
到了西安，李仲学要先回家，再到单位报到。我和包根源、丘采菱一起把李仲学送到车站。临别时，他再三叮嘱我：别忘了明年华山之约！
我们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到明年约定之时，李仲学就已被专案组打成了“五一六分子”，逼得他含恨弃世！
李仲学生长在陕西安康一个农村家庭，一九六四年他是穿着农村家制的粗布衣服到北京来上大学的。他说话有很浓重的陕西腔。他爱好文学，喜欢写诗作文，还爱唱歌，热爱大自然。
一九六五年，我们年级实行半工半读试点，到山东招远劳动了四个月。我和李仲学在同一个钻塔上班。我上白班，他上中班。经常在交接班时，他会偷偷递给我他写的诗。有时一天写一首，都是旧体诗，有时还填词。我很佩服他的才思如此敏捷。可惜这些诗词都没有保留下来。只是从此我也爱上了古诗词。在山东招远，我们一伙同学常去山边的水库游泳。李仲学喜欢一路走一路唱歌。他最爱唱的是“人说山西好风光”。（右图：古宝琳班上全部女生三人1969年在学校宿舍楼前留影。左起：理雪吟、古宝琳、尹秀琴。）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西安学生在陕西省委门前静坐示威，抗议省委组织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斗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北京有人组织了一火车的各校学生前去声援。这是全国第一批大规模串联的学生。李仲学约我一起随团赴西安。我们到了火车站，只见一大批中学生红卫兵把守着车站，审查每一个上车的学生，凡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都不准上车。我看见一个想挤上车的大学生还被中学生红卫兵拉下来用皮带抽打。那时“血统论”正在社会上蔓延。我一见此情景，知道自己这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肯定会被禁止上车，因此想回校去算了。李仲学拉住我说：“不要怕，我来对付他们。”
很快，两个中学生走到我们跟前大声喝问：“是不是红五类？”我不敢出声。李仲学大声回答：“都是！”于是就放我们上了车。坐下后，我还一直很害怕，唯恐有人查到我的真实身份。李仲学笑我是“胆小鬼”。事后我自己也感到很好笑，那时，到处都乱哄哄的，许多政府机关都瘫痪了，谁有功夫去查一个无名小卒的家庭出身呢？当然，这些中学生红卫兵也很幼稚可笑。
到西安后，李仲学很快就投入到声援西安学生的活动中，他做事大胆，有冲劲。后来，我跟着地院其他同学继续南下串联，他就留在西安。
串联回北京后，李仲学在地院《东方红报》做编辑工作，他曾邀我也到《东方红报》去工作，我说我不是根红苗正的出身，文章也写得不好，因此拒绝了。
李仲学是个很爱思考的人。自“王、关、戚”、“杨、余、傅”事件相继发生后，他对文革局势这样的变化感到很不理解，政治舞台上的一幕幕闹剧使他心灰意冷，情绪陷入极度的低潮，他经常约我到四道口或五道口去喝啤酒，发泄他的怨气。那段时间，我班有些同学对李仲学有些闲言碎语，说他发财了，说是通过《东方红报》发的财。我没有去探究《东方红报》能否使人发财，但我更愿意选择相信李仲学。
一九六八年，李仲学要回老家探亲，临行前，他痛苦地向我倾诉了得知我和王大宾已明确关系后的失落感。我问他：你这种情绪，是在向我示威，还是在伤害自己？他没有回答。
探亲回来后，他告诉我，他结婚了。这种闪电式的结婚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他：你爱她吗？他说：不爱。至今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还是赌气。
李仲学是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自杀的。他受到了专案组怎样的迫害，我们不知道，但也完全可以想到。后来包根源告诉我，李仲学本想到华山去自杀，买了去华山的火车票，但被专案组从火车站抓回去了。最后他无奈选择了以触电方式自杀。可怜的李仲学，连死的方式都不能如愿。悲乎！
李仲学死了，他的苦难也结束了。我们活着的人还得承受更多的苦难。

第一次逮捕和查抄

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清晨四点多钟，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与我同宿舍的室友潘红琴睡得迷迷糊糊嘟囔了一句：“谁这么早吵醒别人！”然后又翻过身去睡了。
我匆忙穿上衣服，起床开门，进来的是王大宾，一脸的凝重，后面跟着两个人（好像是军人，记不清了）。王大宾是来向我告别的。
我心里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头一天，“三八”妇女节，厂里组织职工去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时，王大宾还跟我谈论着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最近已先后在北京被捕（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的消息。也许下一个就轮到王大宾了。不过王大宾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他说：“我没有他们做那么多事情。”
要发生的终究会发生，只是没想到发生在第二天，这么快。跟随王大宾进来的人命我把箱子打开，把属于王大宾的东西拿出来，让他们带走。当时，我的全部财产也就只有两个箱子。其中一个箱子是王大宾从中学住校的时候就跟随他的小木箱，装的是一些文革资料。这个小木箱是最近才存放在我这里的，以防王大宾会被随时抓走。另一个箱子是我父亲留洋时用的皮箱，装着我的一些衣服，衣服下面放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文革资料和信件、照片等。我告诉来者，只有这个小木箱的东西是王大宾的，皮箱里没有王大宾的东西。
于是我把小木箱打开，他们翻腾着，带去了他们认为有用的资料，很侥幸的是，他们还算客气，没有强行要我打开属于我的皮箱。
抄完了东西，王大宾要求他们到门口等着，他要跟我单独说两句话。他们犹豫着不敢决定。王大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怕什么？我又不会怎么样。”于是他们半信半疑地离开房间，站到门口等着。王大宾无非就是告诉我保重自己，照顾好他的母亲等等。没说完两句，外面就催着王大宾赶快离开。
我把王大宾送到马路边，一部吉普车停在那里，待王大宾上车后就马上开走了。不知往哪里开。
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待吉普车从我眼前消失后，我转身走回宿舍，去收拾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并擦干净跟随王大宾多年的小木箱。这时，眼泪再也忍不住扑扑地往下淌，接着就大哭起来。这时，东方已开始发白。
后来，我才听说，三月八日我们随本厂职工去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时，就一直有人在跟随和监视我们了。三月九日是吴法宪从北京派来的专机把王大宾抓回北京的。那天，由成都警备区包围了我们所住的成都地质修配厂和成都双流机场，
真是杀鸡用牛刀！如此大动干戈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可笑！

一次又一次的上书与失望

转眼就是一年过去了，王大宾没有任何消息。我忍无可忍，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我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吴德写信（并同时寄给《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敬爱的吴德同志：
原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大宾，在1969年初由驻地院的毛泽东思想军、工宣队分配到四川成都地质修配厂劳动，到这里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当时的分配情况，吴德同志您是知道的，因王大宾在离开北京前曾向您告别。并且，他在四川劳动中，经常提起临行前您给他的几点指示：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可是，在1971年3月9日凌晨，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到厂里来突然把王大宾带走了，王大宾的所有东西全部被抄。据说是带王大宾到北京去办学习班。可是办学习班为什么竟一年多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不但没有活动的自由，连写信和被亲人探望的自由都没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要是王大宾是一个社会的罪人，那么法律应该将他依法逮捕或依法审判，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要是组织上审查他，那么在没有定性之前，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更何况，在监狱里的犯人都能够享受探监和通信的权利。现在大宾却连监狱里的犯人都不如。敬爱的吴德同志，他们的这样做法难道符合党的政策吗？主席历来教育我们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何况对这些犯有错误的青年学生更应如此。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王大宾的下落。敬爱的吴德同志，我恳切地请求和盼望您在百忙中能抽点时间，去调查和了解一下您那还未被取消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王大宾的情况，去了解一下王大宾专案组的情况。谨此要求，别无它愿。
此致
敬礼！
王大宾未婚妻  古宝琳

在此前后，我还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教育组负责人和北京地质学院军、工宣队负责人写了信，这些信自然都是没有回音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已经得知王大宾被转移到湖北的地院“学习班”关押。我又给王大宾寄去东西，并给“学习班”负责人去信，要求去看望王大宾。没有任何答复。八月七日，我再次给那里的“学习班”负责人写了信：

湖北地院学习班负责同志：
我于7月19日给王大宾寄去的罐头与白糖，7月28日给王大宾寄去的短裤，不知王大宾收到没有？要是收到了，请来封回信，以免我挂念。
前几次我给你们去信都提到去看望王大宾的请求，不知你们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为什么至今这样久都不给我答复？任何答复，我迫切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能”或“否”的答复，并阐明原因。

当然还是没有任何答复。最可气的是，我给王大宾寄去的罐头、白糖、短裤等生活用品，“学习班”管理者也不给我一个回复，后来知道，王大宾也从没有收到过。
八月二十九日，我又给国务院秘书组去信：

国务院秘书组：
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已把我的信件转给了你处，并叫我有事直接与您处联系，因此我现在再给您处写信。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原北京地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大宾，从1971年3月份被地院弄回学校关押到现在，他被剥夺了人身权利和行动自由，一年半来这种政治摧残，严重地损害了王大宾的身心健康，现在，王大宾只能用注射葡萄糖来维持他那虚弱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他的未婚妻，多次要求去探望他，但都被无理拒绝。为什么这种最基本的人道都不给我们呢？
国务院秘书组：主席对于那些参与了林贼政变阴谋、上了贼船的人还是抱着耐心帮助教育和团结的态度，而地院对这些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喝了几口水的青年学生却采取这种态度，这哪里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呢？列宁说过：上帝是允许年青人犯错误的。主席在1967年7月28日召见他们五个学生代表中也说过，年青人总是会干点好事，也干点坏事。不管他们有多大错误，我还是要保他们（指五个学生代表）的，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多少老干部都在风浪中喝了水，何况是这些还没出校门，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呢？
国务院秘书组：对这些犯错误的青年学生这样久地剥夺行动自由，我认为是直接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迫切地要求你们能派人去了解一下王大宾专案组的工作情况，并请你们向王大宾专案组转达我希望去探望王大宾的强烈要求。

可想而知，这些信都没有任何人理睬。

前往江陵闯禁区

一九七三年一月，我突然收到地院黄振群从湖北江陵寄来的一封短信，告诉我，地院自林彪事件出来后，人心已乱，大部分被监禁在江陵的老师和干部都陆续跑回了北京。王大宾被监禁在江陵五普地质队。
这是自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王大宾被吴法宪派来的专机抓到北京后，我第一次知道他的确切下落。这封信无疑是一颗起死回生的灵芝草，使我那压抑、沉闷和绝望的生活重新燃起一丝希望。
我立刻开始筹划赴江陵。我知道地院是不会同意我去探望王大宾的。一九七二年八月，我曾通过组织要求看望他，地院回电说：“王大宾没重病不必探望。”所以我要见他，不可能通过正式渠道。
我写信给在藏北工作的我班同学丘采菱，寻求他的帮助。丘采菱立即回信，说陪我到江陵。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工作在江陵地矿部综合大队的我班同学张寄良，要求他先到江陵五普，秘密探明王大宾被关押的具体地点，
一九七三年二月，丘采菱从西藏坐了一个星期的汽车到达成都，然后陪我从重庆坐轮船到达湖北沙市。到沙市后，丘采菱先去把张寄良找到沙市我们下榻的小旅馆，张寄良画了一张五普的地形草图，说王大宾被关押在左边最后一排房子的最后一间，二十四小时有值班士兵轮流看守。张寄良要我记住方位后，马上把草图烧掉，以免惹麻烦。然后，张寄良从沙市把我送到江陵五普的门口。
那天，冷风嗖嗖，我穿着在北京买的处理的旧军大衣，戴上大口罩，肩上背着地院的地质包，里面装的都是带给王大宾的食品：奶粉、罐头等。
走进了五普，真有“风萧萧，易水寒”的一片凄凉景象。已没有几户人家在那里居住了。我按照记忆中草图上指引的路线，急急走到五普左面房子的最后一排，那里有一个士兵在值班，他低着头在专心地做木工活。当我走过他身旁时，他稍微偏了偏头，大约只看到我的军大衣，以为是他的战友吧，便又继续低头干活。我侥幸得心像要跳出胸膛，我不敢再回头看他，怕他发现我是生人，只顾赶紧向前找到最后一间房子。
我轻轻叫了两声“大宾”，无人应声，再看看这几间房子，全是上了锁的。我心一惊：糟了，他们知道我要来，已把王大宾转移到别处去了！一股冷气，从心里一直凉到脚后跟……
我绝望地站在那里大喊：“王大宾！”
应声从中间的一间房子冲出了王大宾，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骨瘦如柴。这时，正在前面做木工的士兵也转身冲过来，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地院军管会特设的监狱，是禁区，不经批准是不准进入的。难怪张寄良无法探听到王大宾的确切关押房间。
虽是禁区，但我已经进入，我干脆走进王大宾的房间坐下，赖着不走了。
值班的士兵怒冲冲地命令我跟他到办公室去见他的领导。我想，这是他的调虎离山计，我如果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见王大宾了。于是我问他：“我不是地院的员工，为什么要去见你的领导？我是王大宾的未婚妻，来看看他。”
单纯的士兵憋红了脸也回答不出“为什么”，急得快步跑去汇报这突发事件了。这时，我急忙把带来的食品和日用品交给大宾，因为多次通过组织寄给他的食品，地院都没有交给他。
我看还有时间，就赶快简单地描述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外面发生的各种变化。我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在这里坚持坐着不走，军管会会把我怎样？他们要是把我强行拖出去，难道我需要使出女人最后一招：躺在地上，跺着脚，哭着撒泼？
不过，地院军管会决策人还没这样做。五分钟以后，来了一位不知什么级别的军人，客气地对我说：“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一间房子，并准备了被盖和脸盆。”我回答说：“晚上我会过去。”没有感谢他们的盛情。
晚饭时间到了。通常，王大宾的三餐都是值班士兵去买，现在我来了，我的饭不可能也由士兵来“伺候”吧？王大宾说带我到食堂去买饭。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外面值班的士兵竟没有反对。于是，我和王大宾拿着饭盒走在前面，两个士兵跟在后面，到了食堂。
一进去，所有的人和食堂的大师傅都变得鸦雀无声，默默地看着我们。我想，他们肯定猜出了我是谁。所看到的这种奇特的情景会使人浮想联翩：是王大宾多了点自由，还是古宝琳少了点自由？
晚上，王大宾送我到军管会为我准备的房间——当然，后面依然跟着两个士兵。二月的江陵，潮湿而又寒冷。他们走了以后，我一人留在冰冷的房子里。不知是因为对黑夜的恐惧还是对处境缺乏安全感，我不由得直打冷颤。哪怕把薄棉袄紧紧地裹着身躯也无济于事。当晚，我整夜未眠，窗外的寒风透过破旧的玻璃直往屋里灌。快要掉下来的门栓随着薄门板一起被风吹得“梆梆”作响。漆黑的夜，不时传来一声声狗叫，我反复地想，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老师、干部、学生被关押，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人精神饱受非人的折磨，有多少冤魂回荡在这漆黑的夜空……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像王大宾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难道需要军队二十四小时轮班监守？记得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北京派专机到成都抓王大宾回京时，成都警备区把成都地质修配厂和成都双流机场包围得水泄不通。这种大阵仗是用来对付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可笑的是，这个青年还尽心尽力地想去效忠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二十四年的红色政权为何显得如此虚弱？

我又一次撬锁

第二天天亮时，一夜的恐怖，寒冷，遐想，也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我拿起简单的行李，离开这房子，决定不再回来住。
回到五普，我拿着碗到食堂买早餐，寻觅着我曾认识的人，可惜没有。事实上，在地院我认识的人很少。胆小、腼腆的性格，加上非红五类出身的自卑感，使我任何时候都是低调行事。食堂大师傅见我一人进去，很高兴地跟我打招呼，并到厨房里拿出最热的馒头来给我，我很感激地看着他，只想落泪。是的，在艰难困境中，哪怕有人给你一个鼓励的眼神，也会使你感激涕零的。
我端着碗，拿着馒头，向王大宾的房子走去。经过食堂的后面，看见一堆煤，旁边还有一个独轮小车和铁锹，是食堂备用的。真是天助我也！这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除了被关押的“罪人”，每户留守的人都生着炉火。
一吃完早餐，我就跑到食堂后面，毫不犹豫地拿起铁锹，把煤一锹锹地铲到独轮车里，我压根就没去考虑应不应该这样做，只知道：要生存。我等待着谁来干涉我，可竟然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叫偷，就叫抢吧。我推着一小车煤，歪歪扭扭地沿着小路推到王大宾房间前的空地上。幸好独轮车在路途中没歪倒。我在读小学时，大炼钢铁浪潮中，曾推过独轮小车。这点小技术竟用在今天偷煤上了。接着，我用小车又去运了些黄泥土，王大宾就开始在门前做起了煤饼。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很熟悉。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已争到了在户外活动的自由。之前，他是一直被禁止跨出户外一步的，哪怕是买饭都不行。
很快，王大宾房间炉子的火生起来了。在原始社会，火的发明使人类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而现在，有了火，不但带来温暖，还将使生活大大改善。
我准备到附近寻找商店，想购买些锅盆什物。还没走出五普的大门，看见一个房子的门口站着一位妇女，向我不断地招手，仔细一看，是老崔，探工系党总支书记李一鸣的妻子。我高兴极了，终于见到一个我认识的人！我环视一下四周，确认没有人在跟踪我后，快步向她走去。老崔激动地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太好了，你来了，大宾就有救了。我一直站在门口等你经过……”站在一旁的李一鸣也不断地擦眼泪。这几年，大家所经历的痛苦、辛酸和磨难，都不知如何互相倾诉。但我不敢久留，害怕牵连他们。离开前，老崔给了我一篮鸡蛋，还有一个小锅。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买米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糖要糖票……主要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应。在江陵，我们没有户口，也不可能有购物票。只有自由市场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老崔告诉了我这个重要信息。
我匆匆地离开了老崔家，高高兴兴地提着鸡蛋回到了大宾房间。一进门，值班的士兵见我这么快就提着鸡蛋回来，愤怒而无奈。他当然知道我并没有出五普的大门。也许是因为我串来串去，使他们失去了隔离王大宾的意义而愤怒吧？
下一步要解决我自己的住宿问题。我已下决心不再回昨晚那里住，太远而且没有安全感。王大宾告诉我，隔壁房子的主人已走，不知道回来否。我立刻跑到隔壁房前，透过小玻璃窗向里张望：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上面放着一卷铺盖，一张旧书桌，上面放着几本满是灰尘的书，还有一把旧椅子，门上吊着一个小锁。看来主人离开这里已经多日。我征求王大宾的意见，准备撬开这个小锁。我想，江陵五普只是军管会把地院部分员工赶到这里临时居住的“集中营”，不会有什么私人财产。况且，如果隔壁的主人回来住，我会立刻把房子还给他并向他道歉。就这样，小锁被轻而易举地撬开了，我搬了进去。
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一九七二年在成都地质修配厂发生的撬锁风波还历历在目。
一九七二年初，成都地质修配厂为配合地院的抓“五一六”运动，专门为我开设了“学习班”，目的是迫我认罪并揭发王大宾和其他地院人的“罪行”。他们为了打击我的气焰，孤立我，便勒令我从四楼搬到一楼，与一个抓“五一六”积极分子住在一起，这样军管会就可随时掌握我的动态。我拒绝了，因他们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这样僵持了两个星期。一天我正在上班，军管会副主任带了两个工人，撬开了我住房间的门锁，把我的所有物品从四楼搬到一楼他们安排的房间。四楼我原住的房间，他们马上借给了一个来探亲的家属。如此侵犯人权和尊严的举动竟发生在“人民的子弟兵”身上，我怒不可遏，但沉默了三个星期，等待那位来探亲的职工家属离去后，我又把四楼房间的门锁撬开，把我的个人物品搬回了四楼。厂军管会勒令我为撬锁行为向全厂职工做检查，我同意做检查，但有一先决条件：军管会副主任必须先做检查。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最后此事就不了了之。我依然住在四楼。这就是成都地修厂人人皆知的撬锁风波。
如今在江陵，我又撬了一次门锁，不知是否有人会要求我做检讨呢？

见到被囚禁的李贵

住下后，就真有打持久战的样子了。我经常跑到江陵自由市场买鱼、蛋、菜等回来做饭，也不时从老崔或其他老师处拿回来一些饺子、馒头之类的食品，地矿部综合大队的张寄良，也帮我们收集到一点油票。这样我们就过起美滋滋的小日子来了。只不过是屋里总有看守的士兵。依然是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
开始我确实难以适应这种天天被看守、被监视、没有自由的生活，说话小心翼翼，只能说冠冕堂皇的“革命”话，这种空气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可是，慢慢地习惯了，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逐渐能旁若无人，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我很想气走这些士兵，于是从记忆中找些有趣的事情来谈笑风生，故意谈些社会上的八卦新闻，这种状况是让值班的士兵最尴尬的，他们既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也不愿坐在那里近距离地面对我们这对未婚男女的嬉笑和眉来眼去。
逐渐地，值班的士兵不愿呆在屋里，撤退到王大宾的门口值班了。当然，这种值班的形式肯定是经过他们的领导批准的。
到江陵几天后，我才知道老李贵也被关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原来我还以为这排房中，除王大宾的房间和我住的房间外，其他都是空的。而我进进出出都要经过李贵房间的门口，可我竟然不知道有人被关押在那里！他们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一旦知道了，我就故意经过他的门口，来来回回，看能不能看到他。但门始终是关着的，没有任何声音和动静。一次，我经过李贵门前，忍不住大声说：“老李贵，到外面来晒晒太阳吧！”依然没有动静。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李贵撑着拐杖，依在门口，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他一看见我，很惊讶，我跟他说：“我去给你拿些鸡蛋……”
他连说：“不，不……”他像急着要跟我说什么话，可能害怕没有机会了。我赶忙走到他跟前，等待着他要告诉我些什么，或要我转告什么给他的家人。但没有。他只是用颤抖的手艰难地从口袋摸出一张照片给我看，说是他的孙子。我鼻子一酸……也许这个小孙子是他生活在这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是这个小孙子令他支撑到今天。
这个曾经受人崇敬的老长工，老干部，老党员，被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党置于如此惨境，悲乎！

王大宾发酒疯

有一天，不知是什么日子——当时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好像都没有特别的意义，因此也不会去注意什么日子——我们炖了一只鸡，我还去买了一瓶白酒，晚上，我们坐在炉子旁边，一边吃饭，一边喝酒。对于一个关押了近两年的人来说，是难得的享受了。王大宾百感交集，多喝了两杯，就开始发酒疯。他挥舞着拳头，哭着，骂着：“狗日的，说我反毛主席，你们他妈的才反毛主席呢！”“说我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们军管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们关押了几百教职员工，你们是真正的反革命！”“朱恩贵，你这个王八蛋！……”
他越骂越起劲，像要把这几年的委屈和愤怒骂个够。我劝也劝不住，拉也拉不了，拼命用手去捂他的嘴，怕他酒后口无遮拦，惹出更大的祸，但无济于事。我哭着求他安静下来，他根本就像没听见，还拿起椅子向门口砸。门口值班的士兵不知是听见闹声跑了，还是去汇报王大宾的“酒后真言”了。我无法知道，只是担心这一骂，使他罪上加罪。
这一闹，惊动了沉闷安静得像一片荒地的江陵五普，有几个好心人大着胆子来到王大宾的门前，有人还拿来了醋，并劝我给王大宾喝些醋，说可以醒酒。我想这些善良的地院职工从来没有踏进这个被军管会用来关押“犯人”的禁区，不管他们在江陵五普住了多长时间。
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买酒了。

王大宾杀狗

一天，我兴奋地从外面跑进大宾的房间，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他门口已经没有大兵在值班了，他们撤退到这排房子的进口处了！
这意味着，这又进一步扩大了王大宾活动的空间。自由的空气对人来说是多么可贵！难怪古今中外多少志士仁人为“自由”二字前仆后继战斗，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就在这之后的一天，我们正准备做饭，看见一条狗在门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去。我们猜测：它是家狗还是野狗，是在寻找食物还是寻找主人？不得而知。再一想，江陵五普这里没有常住人口，应该不会有人养狗。王大宾提议，不如杀掉它。那种想吃肉的饥饿感在我们腹中升腾。我也同意，但顾虑重重：它要是有主人怎么办？它要是叫起来被人听到怎么办？要是……但又想，困难时期，饥肠辘辘的人们为填饱肚子去偷食物，不叫偷，叫为生存而斗争。现在我们也没有肉票可以去买肉，再说狗是自己送上门的。马上动手！再犹豫狗就跑了。
于是乎，半小时刚过，这条可怜的狗就已经下锅了。
当时，我心虚地站在门口“望风”。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王大宾是怎样使那条狗一声不响地被勒死，又怎样迅速地扒掉狗皮，把狗剖开下锅的。他做这件事内行得使我惊讶：干净、利落。总之，这条狗的肉让我们饱餐了一个星期。
这是王大宾被关押以来最开胃的时候，只是那一阵子，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看到有人走到附近就猜想是否在找寻失落的狗；吃狗肉时，我猜想这狗肉的香味会不会传到狗主人的鼻子里去……真是做贼心虚。时隔几十年，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愧对狗的主人——如果这狗真有主人的话。

有“保镖”跟随的城墙散步

不知又过了多少天或多少个星期，虽然我们为王大宾争取到了一丁点的自由，毕竟生活得苦闷、压抑。漫长的等待，国家动荡，个人前途无望，想为这批怀有忠于领袖的政治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平反，真是遥遥无期。在那个没有人敢说真话的年代，没有事实，更没有历史真相，唯有小道消息和谣言弥漫了整个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那种背景之下，连高官权贵都是朝不保夕，更何况这批只在政治舞台上风光了几个月的青年学生呢！
就在这无望的苦恼等待中，我们又意外地发现在这房子的进口处守卫的士兵消失了！
这又给了我们一丝新的希望。我们开始尝试走出五普的大门。尽管没有人允许王大宾这样做。
一天，阳光普照，晒太阳和散步是我们最好的借口。我们偷偷地走出五普的大门，没有人来阻拦！
兴奋的心咚咚直跳，走出大门十几米，发现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后面已有两个士兵紧跟着，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过我们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走向江陵的城墙。
江陵是我见过保留着最完整城墙的古城——除了有一个缺口之外。沿着古城墙上面的路可以绕着江陵走一圈。我们就沿着城墙散步了约两小时回到五普。对于王大宾来说，近两年的关押和非人能承受的精神压力已把他折磨得虚弱不堪。这种晒太阳能有效地帮助他恢复体质。
自此以后，只要天气晴朗，我们都到城墙散步。后面紧跟着“尾巴”。开始是两个“尾巴”，后来可能看到我们确实构不成任何威胁，就换成了一个。这是一幅很滑稽的图像：前面走着一对青年男女，后面跟着士兵做“保镖”。如果有人看见这情景，不知会有何感想？可惜，没有人会看见。那个时代的江陵，贫穷、闭塞而又安宁，像西安一样到处散发着木乃伊的气味。加上人们忙于生计，忙于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斗争，没有人有闲暇去欣赏古城墙上的“游客”。
在古城墙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忧国，忧民，忧自己。我告诉王大宾，去年（一九七二年）我写了无数的信给国务院秘书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给吴德，给北京市委，给地院，给中央文革小组，给周总理……但是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件一件事情的发生，一批一批高官的落马，接下来是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这一切使人摸不着头脑，理不清头绪。在这动荡的形势下，有谁会顾及到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和安危呢？我们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喜欢别人的拘禁和管制，何况这种貌似理所当然的跟踪和监视？我们渴望能甩掉这个“尾巴”，哪怕是获得短暂心灵上的安宁和满足。因此，有时我们中途会走下城墙，到一间小饭店去用餐，用餐时，“尾巴”仍然会耐心地等待我们用完餐，继续跟随。可怜的士兵！宁可饿着肚子也要尽忠职守。
后来，我们又想出了新招：看电影。那时，全国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部电影可看。于是，上午我趁买菜之机到江陵电影院去预先买好电影票，下午我和王大宾散步到江陵，路过电影院，我们进去了，留下目瞪口呆的士兵在外面。我真担心他会在外面坚守岗位等上两个小时。幸好没有。这一招确实有效。看了两次电影之后，再也没有士兵跟着我们外出了。

高元贵为我写证明

一九七三年某月，高元贵院长来到江陵，听说这是高院长恢复工作以来第一次到江陵。在江陵，高院长接见了我，他问及王大宾的身体状况，也问到了我的情况。当然，我很焦急地向他问到了我最关心的问题：王大宾还要关押多久？高院长对此深思不语。我便清楚：王大宾案是高元贵院长所不能左右和决定的。
高院长知道我到江陵已好几个月了，问我有什么困难。这时，我才猛然想到回单位如何处理我离职几个月的事情。高院长那全面、周密的思维令我惊叹不已。在江陵的几个月，我从来没有去考虑会不会丢掉工作，会不会失去生活来源，今后如何生存……什么都不考虑，不知是幼稚、单纯还是愚昧。总之是我从“大锅饭”中获得的最大好处了。
后来，高院长为我写了证明给我的工作单位成都地质修配厂，证明我这段时间留在江陵是事出有因，由于这封信，成都厂里才没有停发我的工资。
那个时代，大家都很贫穷，对“钱”的概念模糊而又淡泊。不像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人们富裕了，有钱了，钱反而成为人们明确而又坚定的追求目标。也许应该因果倒置：人们明确而又坚定地追求钱，才会变得富裕。

携王大宾“潜逃回川”

没有值班士兵跟踪和监视我们外出了，是否整个形势趋向更好了呢？是否会慢慢结束对王大宾的关押呢？我们开始在幻想，希望，等待。但像以往一样：希望→失望→绝望→又希望→又失望→又绝望……永远在循环。
我们已没有耐心只限于去走江陵的城墙了。
何不再走远些呢？回四川吧，我向王大宾提议。
他沉默了。他还不敢奢望。说实话，王大宾早就想去看望他的老母亲，回去看望那些日夜关心他而且被他株连的父老乡亲。我继续鼓动他，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他终于下决心了：走！
我们开始行动。首先，我到沙市去买船票。那时，从沙市到重庆的轮船东方红号是一星期只有两班，提前三天预售票。买到船票回去后，我们很快就把行李装成一小袋，尽量减小目标，并可随时带走。
三天等待的时间太漫长，我们既兴奋，又紧张。不知将会发生什么。
上船的那天终于到了。提前三小时，我们拿着一小包行李，向五普的大门走去。准备坐公共汽车到沙市码头。这时，一个军官（不是士兵）飞快地跑来追上我们，并大声警告：“王大宾，你不能走！你要走了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大宾站在那里愣住了，还没来得及做出决定，我便冷笑说：“还能有什么后果？现在我们除去脑袋之外还能再失去什么？”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决定不回头。王大宾便对那军官说：“后果我自己负！”
就这样，我们到沙市码头，登上了东方轮船。当船离开沙市码头时，王大宾一直站在船尾，望着沙市和江陵。这片曾给他带来屈辱和绝望的土地。明天，不知道还有什么命运在前头等待着他。
当然，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在江陵的关押，只是他今后长达八年牢狱之灾的前奏曲而已。

陪王大宾回乡探母

我和王大宾一起离开江陵，从沙市乘坐轮船到重庆，再转火车从重庆到成都。据后来所知，我们还没有到成都，地院军宣队和湖北省委已经发电报到成都，内容是：“王大宾已潜逃回川。”
回成都后，我们仅休息了两三天，就马上起程到王大宾的家乡四川德昌，去看望他的老母亲，还有那些由于抓“五一六”运动而被牵连受罪的乡亲父老，我们不敢奢望有多少时间，哪怕有仅仅一天的时间也心满意足了。起码可以了却王大宾的一桩心愿。只要追兵不马上把王大宾押回江陵，只要王大宾能看到他母亲一眼。
不过还好，我们在德昌县和王大宾生长的山村停留了近一个星期。
那些曾经看着王大宾长大成人的乡亲父老们，看到我们回去，无不激动感慨得落泪，和王大宾的母亲一样，大家都老泪纵横地询问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王大宾的大起大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很难解释得清楚当时的处境。更不用说这边远山区的农民了。
不管怎样，亲人们能团聚，能见面，就已是在享受天伦之乐了。况且，看到这贫穷的山区，已在不断地改变，山上的村子里，已经安装上了电灯。一九七二年自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已在悄悄地改变，政策变得松动了，农村也开始多种经营，使农民逐渐解决温饱问题。
想起一九七○年我第一次来到这边远山区，它给我留下永世难忘的深刻印象，从德昌县乘坐一天只有两班的长途公共汽车，来到山脚下，然后徒步上山，约四十分钟。王大宾家的老屋就在山腰上，屋前屋后草木郁郁葱葱，老屋的后面流过一道山泉，没有被污染的泉水清凉甘甜，这就是这个村子的食用水源，我当时还逞强地用水桶去挑泉水回来做饭呢，以显示一下大城市的姑娘也能干粗活。
从山腰的村子往上走到山顶，就是彝族的村寨。一次王大宾和我一起爬上山顶，随便走进彝族村寨中的一个家庭，只是为了好奇，我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走进矮屋子，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家具，没有床，地上摆着竹子编的垫子，大概就是床了。炉灶上放着一口大铁锅，正在煮着猪食。门口的外墙上挂满了萝卜，大概这是他们主要的食物了。屋里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还有他的母亲。一见我们进来，母亲高兴得要马上去捞起猪食，为我们做饭。我们说马上就要离开。然后王大宾递了一根香烟给男孩子，他高兴得跳起来，并立刻到烤火盆边徒手拿起一小块烧红的炭给王大宾点烟，这举动吓了我一大跳，难道他的手就不是肉长的？再仔细一看，这男孩手上长着厚厚的茧，是从小劳作磨出来的。难怪不怕烫。我心想，中国的农村不知有多少这样从小操劳而无法受到教育的孩子。他们活着只是为了生存。
不用说山顶上的彝族山寨了，像王大宾老家这样边远山区也是很贫穷的。冬天王大宾的小弟弟春祥去放羊，只是穿着一件像硬壳一样的羊皮袄，是那种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制作的破羊皮，不知如何能抵御风寒。也许，全靠山区太阳的热量来取暖吧。幸好，德昌的太阳离地面特别近，连太阳也对这些贫穷山区的农民有一种厚爱。只是太阳一下山，热量就消失了，大家就烧起柴火，围着火炉取暖，否则他们那些单薄的衣裳如何能度过寒冬！反正山上到处都是树林，不怕没柴烧。只怕懒。我想，城里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到野外露营，多半就是羡慕这种近乎原始的浪漫情调吧。
那确是令人一生难以忘怀的黄昏和晚上。亲人们围着火炉聊天，嗑葵瓜子，说笑话，讲故事，谈天说地，烤地瓜，烤土豆……多温馨，多热闹！这是真正的天伦之乐。亲友们请我们吃饭，看着他们“磨刀霍霍向猪羊”，吃饭时喝的是大碗酒，吃的是大块肉，使我觉得像是回到了武松那个时代。这里的农民就像大自然一样的纯朴、憨厚、好客，这是在喧嚣的大城市所难于寻觅到的。当然，这里交通不便，闭塞，贫穷，缺医少药，甚至没有电，没有灯，晚上一离开火炉，到处就是一片漆黑。到卫生间还要点燃松明照路。松明是一种极易燃的木材，用火柴就能把它点燃，拿着一根松明照路，就像拿着一根小火炬。
我在地院文化大革命“逍遥”期学到的针灸技术，在这个边远的山区还真的派上了用场，看到我能用一根小小的针为别人解除病痛，我还真后悔为何当初不听我父亲的劝告去学医，而自作主张跑去学地质呢。
如今，一九七三年，文革已进入了第七个年头，这个边远的山区也被文革的烈火燃烧了七年，尤其是它是王大宾的故乡。人怕出名猪怕壮，王大宾在文革中的大起大落震撼着这个曾沉睡的山村，现在人们的思想和关系变得复杂了。尽管招待我们的仍然是大碗酒大块肉，但掩饰不了乡亲们困惑的神情。

我们的婚礼和监视下的“蜜月”

在德昌度过不到一星期，我们回到了成都。在成都，我们尚未发现有任何人来为难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灵机一动：结婚吧！
于是，我们跑到八里庄街道办事处（还是派出所？）去登记，办事员听说我们要登记结婚，愣了一下，看着我们。当时我想：糟了，他肯定要找我们麻烦。王大宾被隔离审查，在四川，在成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正在隔离审查的人怎么能结婚呢？
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个小伙子接着一笑，就给我们盖了章，红色的章，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请示他的上级。这已经意味着批准我们结婚了。可没想到这么简单，这么顺利。一旦顺利反而觉得奇怪了。也许，被隔离审查者禁止结婚还没来得及列入他的工作条例？也许，他很同情我们这些年的遭遇？也许，他也是造反派？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些“也许”。
几天以后，我们买了5斤（还是10斤？）糖果，这是我们结婚的唯一筹备工作。然后，我们就在那十四平方米的单间房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我们没有发请柬，当时也没有任何通讯设施可通知大家，可前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同学、同事挤满了小屋和屋前长长的走廊，消息不胫而走，很多朋友是不请自来的。笑声和祝福声响彻了小小的成都修配厂沉闷的夜空……人们是在真诚地祝福这对六、七年风雨同舟历尽磨难的青年终成眷属。
当夜，慢慢地恢复了宁静，王大宾和我都在感叹，这一切好像是在梦幻之中，只是不知道明天又将发生什么……（下图：古宝琳与王大宾结婚照。）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一早，我们刚起床，就来了两位“客人”——地院军宣队和湖北省委宣传部的。
我很清楚他们是为何而来。我马上端出果盘，请他们吃喜糖，来者都是客嘛。他们向王大宾传达了明确的指令：马上离川回湖北！
我提出了抗议：我们是新婚，哪怕不给我们度蜜月，起码也应该给我们度蜜周的时间吧？最后他们同意我可以随同王大宾到武汉一周。
于是，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王大宾又被押回湖北武汉，伴随同行的是新婚的妻子我。在武汉地质学校，我和王大宾在监视下度过了十天左右的“蜜月”。
然后，我从武汉回广州去探望我的父母亲。

父母为我操碎了心

虽然我结婚了，可我没征得父母的同意，也没有得到父母给我的祝福。这是使我感到很伤心的。尤其使我最伤心的是，由于我不听父母的劝告，生气的父母很久很久都没有写信给我了。
从王大宾红极一时的时候开始，父母亲就反对我和王大宾的关系，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去选择一条风险难料的人生道路。他们更不愿意看到我被卷入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涡之中。
父亲年轻时留学东欧，一九四九年被蒋介石列入迁往台湾的高科技人员名单，但战乱中晚到的通知书耽误了他的行程，后来留在大陆，成为永远被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母亲年轻时曾参加国民党，在国民政府后方医院当政治训导员。再加上父母亲的家庭在中共执政初期都被划成了“地主”成份。由于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使他们一直战战兢兢地度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他们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充当“暴风雨中的海燕”，况且我有一个出色的堂哥哥已经在文革初期被打成“苏修特务”而自杀身亡。
而现在，我已结婚，而且嫁给一个被抛上政治浪尖的人，一个正在隔离审查，被关押着的人，况且不知何年何月能结束这种政治厄运。我如何向父母亲解释我的这种选择？父母亲怎样来接受这个已成事实的婚姻？
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广州。
回到家，我硬着头皮把结婚的消息告诉了父母亲，父母亲都没有感到惊讶。只是看着我沉默了许久，许久。最后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明知道是火坑，你偏要往里跳，你自己去承受一切后果吧。”
是的，我是应该自己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但是话虽这么说，以后那些年，我父母亲仍然为我承受了许多后果，他们为我操碎了心，经济上支持我，为我们扶养女儿，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帮着我带孩子，最主要的是，都日夜担心着我的安危，提心吊胆地害怕我像我堂哥哥那样受不了外界的压力而去寻短见。我父亲有心脏病，后来连看报纸的勇气都没有了。一九八二年，还没有等到女婿王大宾出狱，父亲就死于心肌梗塞。
到广州没有多久，我知道我已经怀孕。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压力，使我出现了先兆流产。母亲坚持留我在广州休息，经过三个月的卧床保胎调养之后，我才从广州返回成都。
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诞下一个女儿，起名古弋。

第二次逮捕与抄家

折腾多年，地院军宣队想给王大宾加的“五一六分子”罪名始终加不上，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审查也就不了了之。但仍没有给他作出应有的结论，只是让他在武汉地院和地质学校劳动。他仍然有家不能归。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个朋友，钳工车间的龙万治急匆匆地拿着当天的《参考消息》来告诉我，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已正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
我一看《参考消息》，逮捕的时间是两天前。我马上警觉到，也许像上次那样，现已有人在监视跟踪我了。于是我叫龙万治赶快离开我家，不要让他受到牵连。于是，龙万治匆匆走了。
这一整天，我关起家门，清理和销毁了很多文革时期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包括很多中央首长与王大宾一起的照片，一起开会的照片，还有一些信件，一些重要的文革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一九七○年王大宾被抓走时，放在我的皮箱里幸存下来的。那个年代，我已无法弄清党内的路线和派系，也无法判别谁是谁非，因此无法去判断这些资料被抄走对王大宾是福还是祸。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来保存这些资料，此时所有东西都不宜带出这个房子，谁能保证外面没有眼线？
当时我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很清楚，这些都是极宝贵的历史资料，为对历史负责，就应保存它们。不管它们是好是坏，是黑是白，是对是错，终究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可退一步又想，历史为何不对我们负责呢？仅参加了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就被批判、审查、关押了七、八年，现在还要被正式逮捕……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女儿都四岁了，痛苦的精神折磨永无休止，自己都无法自保，又谈何去承担历史责任呢？于是，我心一狠，把资料全烧了！就烧在我家唯一的下水沟。为了不发出烟味，我不断用水冲到下水沟。就这样，宝贵的历史资料被烧成灰烬，冲到了污水沟里。唯有一封邓颖超写给王大宾的信，我保留了下来。
后来，每每想起我亲手销毁的那些资料，我就后悔不已，觉得自己太短视了。尤其是今天，地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为了还原一个地院文革的真实历史，呕心沥血地到处奔走，收集各种资料，写回忆录……我就更为我毁掉那些资料而痛心和自责了。可是，当时我又能怎么办？
烧资料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有几个人到我家来抄家，他们向我宣布王大宾已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当时我不知他们是来自北京，来自湖北，还是来自哪里，反正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的抄家可没有上次那样客气，他们把我们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大的家翻了个底朝天。这些年来，我已被磨练得麻木了，既没有火，也没有气，可看着他们抄家翻东西如此不客气，我也实在忍不住了，问他们：“你们到底想要找什么？”其中一人可能是他们的小头目，见我话中带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个小小的家让他们抄了几个小时，仔细得连针都能翻出来。楼下围满了好奇的看热闹的群众，热闹得像四年前我们结婚时一样。不同的只是四年前是喜事，这次是祸事。
最后，他们带走了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资料。但我相信，里面不会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了。只有邓颖超给王大宾的信是我自己交给他们的，我想，也许这封信可以洗刷说王大宾“反对周总理”的罪名吧？
那封信是在1967年8月，北京出现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之后，当时正在小汤山医院治病的王大宾写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邓颖超的回信曾在地院革委会向大家传达，内容是：

王大宾同志：
你八月十四日给我们的信已收到了。
你在病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对我们都很关心，你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真使我们感动。希望你利用这次疗养机会，好好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战斗岗位。
特此专复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邓颖超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天晓得这封信有没有作用。也许，任何证据都不可能改变他们已被政治需要确定的命运，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都需要他们去坐牢。只要不把牢底坐穿就好。

带着女儿探监碰壁

一九七八年冬，我带着四岁的女儿到武汉探望王大宾。
我们从成都经过郑州转车到武汉。当然，那个年代，哪怕是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也都是硬坐。没有人敢有坐软卧的奢望。一是没有钱，二是买不到卧铺票。
经过三天三夜的路程，火车快要到达武汉，车厢里响起了广播：“武昌站快到了，请下车的旅客准备下车。”我女儿听到是武昌站，高兴得从座位上跳起来，兴奋得满脸通红，笑着叫着：“我爸爸就在武汉！”“武汉到了，武汉是我爸爸住的地方！”
火车慢慢地靠着站台停下来。女儿根本没顾着下车，只是透过玻璃窗到处寻找站台上的爸爸。尽管她不知存有几分对爸爸的回忆。我带着她下车后，她就像脱缰的小野马在站台上乱窜，到处寻找她的爸爸。好不容易把她抓住，牵扯着她走出站台，她不断地发问：“爸爸为什么没来接我？”“我爸爸不是在武汉吗？”“你不是说带我到武汉看爸爸吗？”“为什么？为什么？……”
她的话一刀一刀地刺割着我的心。淌着血的心紧缩着，我一言不发。我能说什么呢？女儿才四岁。她当时那失望的眼神和委屈得想哭的样子，至今几十年了，我还记忆犹新。
自此，我不再经常向她提及她的爸爸了。我不想让她那幼小的心灵再失望和受伤。（下图：女儿3岁时留影。）
在火车站我寄存了行李，带上给大宾的日用品和食物，牵扯着女儿，按照地图的指引往民主路走去。自王大宾在武汉被正式逮捕后，我所知道的联系地址就是武昌民主路415号。写信和寄东西全是通过这个地址。
那天，武汉刚下过一场大雪，不知这雪已经下了几天，路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厚，我女儿迈着艰难的步子，才没走多远，脚上的棉鞋就湿了。她说脚很冷，不愿意再走了。当时我又不可能有备用的鞋子，附近又没有任何卖鞋的商店，我只有背着她。她穿着一件我给她缝制的厚棉大衣，背在背上，像个大包袱，越走越重。
路越走越长。民主路怎么这么长？我一个个门号数着，数着……不知当时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天真、愚蠢而又奇怪的幻想：这条路两边看上去都是民房，不应该有监狱或看守所吧？也许，王大宾不是在监牢，而是像在江陵那样，隔离关押而已。要是这样，我们应该能看到他。
当门牌号数到接近我写信来的那个号数时，街边的民房突然中断了，出现了一个凹进去的空地，空地后面就是：高墙，电网！
我两腿一发软，跪倒在地上。女儿从我背上滚到雪地里，在雪地里女儿还一个劲地内疚：“妈妈，是不是我太重了，把你压倒了？”“妈妈，我听话了，我自己走吧。”“妈妈，你跌得痛不痛？让我来背你吧。”……
到了看守所门口，我要求看望王大宾，值班室士兵去请示。女儿和我站在门口的雪地里等待回话。开始，女儿很高兴，看到门口站着带枪的士兵。电影里，带枪的解放军都是英雄，所以女儿笑着跑去跟他们打招呼，被大声呵斥：“走开！”士兵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把女儿吓哭了。我愤怒地朝那士兵嚷嚷：“她还是个孩子，何罪之有？值得你这么凶？”那士兵轻蔑而又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
那一声，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是的，我们现在是囚犯的家属，囚犯与囚犯的家属是同等地位的。只不过是一个在墙内一个在墙外而已。
四十分钟以后，有人来告知我：不准探监。
我再三请求，说我是远道而来，没有用。我退一步，说让女儿一人去见爸爸，也不行。没有人为此而动心。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把带来的食品和日用品请他们转给王大宾。他们把食品退给我，留下了日用品。
我拖着麻木的身躯，依然背着女儿，像幽灵一样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看守所。
女儿在我背上又开始不断地发问：“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见爸爸？”“为什么他们这么凶？”“这些解放军是不是坏人？”“我们下次还来不来武汉？”“我们能不能叫爸爸回成都？”……
我无言以告。只听得脚下的积雪“吱吱”地化为冰水。

女人的艰难

一九七○年，我分配到成都地质修配厂时，我就告诉王大宾，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没想到，我却在这个厂一呆就是十五年！在人生道路上不堪回首的十五年，也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最消沉、最绝望的时期。
我在车间劳动改造了整整八年，美其名曰“接受工人再教育”，搬机器，洗油泥，当钳工……劳动难不倒我，把我当成一个接一个运动的斗争对象，吓不倒我，办我的“学习班”，写我大字报，整我材料，在工作中百般刁难等等等等，都压不倒我。我自认为自己做到了“胜似闲庭信步”。但在生活上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它对人的精神摧残远远超出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不是名女人，可已经觉得难上加难。
厂里住宿条件较差，一个小小的空间挤着四栋家属宿舍和一栋单身宿舍，整个生活区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没有一个住家有洗手间。厂里职工的文化意识也较差，加上那个年代没有文化生活，没有娱乐，大家就只有把嚼舌头、传播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作为消遣和乐趣，风气跟边远的农村一样：哪家夫妻晚上吵架了，第二天消息就会从村头传到村尾；哪家来了客人或亲戚，大人小孩都会跑去观看。
而我当时在厂里的处境，更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哪个同学或朋友来看望我，人们就会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交头接耳说些闲言碎语，客人走后，我还要被那些多管闲事的人查问各种问题，这就是我的生活环境：封建，闭塞，愚昧，压抑和窒息得令人难以喘气。
在那苦闷的年代，我唯一的消遣是看书——不发声的娱乐。因为原来爱拉小提琴，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地院也被工宣队批判过），从此把小提琴尘封了起来。而看书，又无书可看。除了几本红色著作之外，几乎全是禁书。当然天无绝人之路，厂里有个青年工人，他的一个朋友（或是亲戚？）在成都图书馆工作，经常偷拿出些书籍给我看，看完一本换一本，看完后又偷放回图书馆。将近十年时间，我博览了可拿得到手的所有世界名著和和各类人物传记，几乎每个晚上女儿八点钟上床后的所有时间都消磨在书上。经常还请病假在家看书。这可是吃大锅饭的好处。我把这个青工叫做“书童”，可别人不这样看，说他是我的小情人，经常偷偷摸摸地到我家。他能不“经常”吗？我几天换一本书，有时一天换一本；他能不偷偷摸摸吗？他拿来的全是当时的“毒草”、禁书，而且都有图书馆的印章。这些我能向谁去解释呢？
再举个例子。厂里有个上海人，家在厂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平时在厂里我们很少交谈。当时我已被“落实政策”到车间当了机械技术员，有一次被派与他一起到四川某地质队去出差。那几天里交谈多了，熟悉些了。他回厂后就经常来找我。我多次好言劝告他，叫他少来，否则会影响我，也会影响他自己。可他像着了魔一样，越来越频繁地来。我不理他，他就坐在旁边看着我。这种骚扰使我忍无可忍，终于有一天我向他大声嚷：“你不要再进我的办公室！”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他竟在家里自杀身亡。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大祸临头了。顷刻间厂里的舆论和谣言铺天盖地。幸而我的办公室在车间里面，车间工人清楚他的反常行为和我的态度，否则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可有些人不这样想，他们认为我就是第三者，否则他怎么会去死？尤其是他妻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打击得失去了理智，把一切怨恨都发泄到我的身上，扬言要杀掉我的女儿为夫报仇。我如何向她去解释？任何解释她会相信吗？我何错之有？我无法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有保持沉默。这不幸的女人和两个可怜的孩子是最无辜的受害人。
不过，我从此却生活在恐怖和不安之中，害怕这个受了刺激的女人真的伤害我的女儿。只要天黑了，女儿还没回家，我会像疯子一样跑着到处去寻找。这种恐惧折磨得我筋疲力尽。有一次我甚至想还不如像我班同学李仲学那样一了百了（他被打成“五一六”后被专案组折磨得自杀身亡）。何必生活在世上忍受这么多的苦难。只是实在不忍心丢下年幼的女儿。
确实不假，谣言能杀人。类似上面所说的事情在层出不穷地消磨我的意志，扭曲我的心灵。成都的十五年中，有将近十三年我是单身或“守活寡”，十三年，四千七百四十五天，生活在这块“吃着革命烈士鲜血制成的人血馒头”的土地上，我感到是多么的孤单、无助，我多羡慕那些刚孵出来的小鸡能躲在母鸡的翅膀下面。我渴望着温情，渴望爱，渴望回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身旁。
我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独自抚育着女儿，又当妈又当爸，我决不让女儿比同龄的孩子缺少什么，尽可能让她的生活多姿多彩，我教她游泳、骑自行车、打羽毛球、下棋、唱歌、跳舞……特别是教她读书，给她推荐好书，让她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她生日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带她到动物园去过生日。女儿上小学后成绩一直很好，加入少先队后不久就当上了大队长。（右图：古宝琳在成都动物园为女儿过8岁生日时留影。）
女儿5岁时，我因恢复了做技术工作，经常要出差，无法照顾女儿，只好把她送回广州沙面，让她跟外公、外婆、姨妈、舅舅一起生活了一年半。生活的磨难，让女儿也学会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这为她后来到美国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书国务院、党中央

一九八○年一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正式施行。像王大宾这样被逮捕后长期关押而迟迟不作出判决结论的情况，显然已经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我又给国务院信访部写了一封申诉信，全文如下：

国务院信访部：
打倒“四人帮”以后，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于1978年4月29日被关押至今。这种长期关押是违反法律的，是错误的。说“王大宾跟着‘四人帮’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是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的。
法律是应依靠事实来作证据的，而不能以某些“金口玉言”的空编来作为依据，并且，任何地位再高的人，也不应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法律又怎能取信于民呢？
对文化大革命中王大宾自己干的事情，应负起政治责任。但是要把当时地质学院学生干的坏事情都归为是王大宾的错误和罪行，那么，王大宾就是一死也难以承担起此罪了。况且，在那谁也管不了谁的年代里，这种归罪法又是多么地横蛮无理！按此法推理，浩劫中国的十年灾难又该归罪于谁呢？
如果说，王大宾只须对自己所干过的事情负法律责任，那么，现在的这种关押是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是错误的。
现实中，不少上了林彪贼船或跟着“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现在依然是“官星高照”。他们所干的事情可以算是难以饶恕的，可是被饶恕了。而对于王大宾这样的青年人犯了些错误，却审查清理了整整十年，最后还关押起来。这是为什么？难道就因为王大宾无枪无权，地位低贱吗？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人民心中是清楚的，谁也不相信是几个学生在那里兴风作浪而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王大宾跟所有青年学生一样，抱着一股革命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运动中去，由于当时对中央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因此，单纯的政治热情被“四人帮”利用了，犯了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难以分开的。不是吗？在67年68年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到底有多少干部和群众能识破“四人帮”的阴谋呢？又有多少干部和群众抵制了“四人帮”的横行呢？许多党员中到底有几个为正在被洗劫的中国人民说句话呢？要是当时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四人帮”就不可能在中国横行猖獗十年之久了。既然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对还是学生的王大宾要求那么高呢？要求他当时就能去抵制“四人帮”的横行呢？
并且，十年来，王大宾一再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为什么一直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最后还要置他于死地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经常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吗？但为何对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就不能有这种宽恕的气度呢？
古宝琳
1980年1月

同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呈中央：
我是王大宾的爱人。
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湖北省公安局逮捕以来，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仍然毫无消息。祈望中央能对王大宾的案子进行调查，并及早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党号召群众参加的。林彪和“四人帮”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愚弄和运动群众，施阴谋，搞诡计，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党犯了严重错误。群众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当时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大宾也只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他是犯了一些错误，办过一些不该办的事情。但文革开始仅一年多以后，王大宾便被林彪、“四人帮”当作替罪羊抛了出来。从一九六八年八月宣传队进校之日起，王大宾就被交替地“办学习班”，“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直至“四人帮”垮台，十二年来，他没有间断过挨批挨斗，写检查，请罪，认罪。并且，加在他头上的帽子也随着政治风向不断地变幻着：陈伯达在台上，说他反陈伯达，陈一倒，又说陈是他的后台；林彪在台上，说他反林彪，林一倒，又说林是他的后台；江青在台上，说他反江青，江一倒，又说江是他的后台……世界上竟有这样奇怪的逻辑和推理。真理何在？
十二年以来，地质学院的每次运动都要以王大宾来划线的。六八年宣传队进校，是以批王大宾开始的；抓“五一六”和清队，以批王大宾为中心，造成地院冤假错案五、六百件；批林批孔，是以批王大宾为“引路”；“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批王大宾；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搞“清查运动”，王大宾依然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并被拿去“依法归案”。
其实远在六八年王大宾就已被打倒在地，在那里一直“认罪不迭”，他只参加了一年多“文化革命”，却做了地院十二年的政治靶子。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提倡讲真话，不讲假话，可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登的署名地质学院的文章《王大宾是恶贯满盈的打砸抢首恶分子》（此文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转载）一文，只有耸人听闻之心，少有实事求是之意。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牵强附会，比比皆是。此文控诉的王大宾“罪行”不是事实。
我恳求党中央派人认真核实地院整的材料，调查有关情况。
十二年以来，王大宾一贯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把自己的精力和技术献给我国的建设事业。可是，为什么一直不给他出路，不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呢？我们党，我们的国家，不是经常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吗？但对一个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为何就不能有这种豁达的气度呢？
最后我再次恳求中央认真调查和核实王大宾的有关问题。
古宝琳敬上


这些信与我在那些年里写出的其他许多申诉信一样，都是没有得到回复的。现在把它们录出来，可以作为一个历史资料，让后人了解我们当时的思想和处境，了解我们那一代人走过的是怎样的人生道路。
从我在一九八○年写的两首小诗，可以看到我当时的悲苦心情。一首写于那年的四月：
潇潇爱恨满春池，梦沉意茫花不知。
人生春意寻何处？切切悲泪夜雨时。

另一首写于那年的九月十一日：

三杯苦酒邀春风，恨无情彩虹。
断云断桥断路，妻女离散西东。
久思念，梦相逢。
三秋已过，云雾无踪。
肠断心空。

我这个“反革命家属”到处碰壁

一九八二年，我父亲去世。这时，已经关押多年的王大宾仍然没有任何审判结案的消息。父亲所在单位广东省轻工业厅同意家属的请求，以我的户口顶替父亲的户口，将我调过去。于是我的档案从成都调到了广东省轻工业厅，厅人事部一看到我和王大宾的关系，不敢收留我。我和弟弟古榕找了很多人事关系去哀求，都没用。我家为我跑遍了广州所有与我专业有关的单位：地质局、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有单位都拒绝接收王大宾的妻子。我的档案在广州旅游了两年。从一个单位转到另一个单位，最后退回到了成都。令我这个名符其实的“反革命家属”真正地绝望了。
一九八三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开放了。蛇口的新思维、新意识、新观念，深深地吸引着我。它打破了常规旧俗，给充满木乃伊气味的中国灌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我弟弟古榕被招聘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我请他有机会帮我联系工作单位。也许这是我在中国的唯一出路了。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经常问自己很多问题：为何我头上的月亮总是缺的？为何我遇到的事情总是悲的？为何我付出如此多却还是步步艰辛？难道王大宾还不清楚吗？可为什么他每次来信都从不问候我，只问候他的母亲和女儿？他从不关心我的日子是怎样过的，难道他认为女人只不过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挑着走？他明明知道在中国墙内和墙外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墙外所受到的社会压力还要可怕，可是他为何从来都不劝我：你带着孩子走吧，不要再等着我受苦了。如果他这样说了，我会更尊敬他，爱他，可是他没有。在我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他连问候的话也不施舍给我。我付出昂贵的代价却得不到一点精神上的回报，为什么我不为自己想一想？……
各种问题在纠缠和折磨着我，一个人真正的痛苦来自于内心。是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年大闹江陵的单纯女孩。

王大宾出狱和我们的分手

一九八三年八月，已经在正式逮捕后又关押了六年的王大宾，终于得到了“依法审判”，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他此前被关押的日期折抵刑期后，到当年十月二十六日就算“刑满”了。王大宾终于出狱。
所有的人都对我说：这下好了，风风雨雨的十二年终于结束，你总算熬到头了。
但是，生活并不像人们期盼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们双方都感到很陌生，从跟王大宾结婚，到他出狱，总共十年，而我们的家庭生活总共不到一年。最长的一段相处是我女儿出生的半年。而那时，王大宾的母亲和我们三代人住在二十几平方米的单间房里。长时间的分离使我们感到生疏。一部文革前的老电影《枯木逢春》里的主题歌第一句歌词就是最适当的写照：“十年相思打了结，想唱山歌怎起头？”确实是这样，我们互相间很少倾诉，很少回忆，也很少沟通。谁都不知道对方是怎样度过这些艰难日子的。也许都麻木了。
最不幸的是，女儿无法适应和接受这个陌生的家庭成员。和我一起相依为命的日子过惯了，她嫉妒第三人进入我们的生活。而王大宾却不理解地责怪我为何不经常向女儿提及她的父亲，以致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可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只有沉默。前面“探监”一段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疑问。有时，女儿从学校回来哭诉：“同学骂我爸爸是反革命，骂我爸爸反对刘少奇……”王大宾就气愤地呵责女儿：“你为什么不打他？我们王家的孩子不会像你这样软弱！”我反对说：“他们都是孩子，不懂事。要打，不是天天都有架可打了？”又是一阵争吵。家已不再平静。
本来，出现这些问题都很正常，大家都需要时间来适应这长时间分离后的重逢。可王大宾却没有这样理解，他怀疑或认定了这些不愉快的冲突是因为我有外遇。我想离开他。他宁可听信三姑六婆的流言蜚语，也不愿意相信我。于是就做出了查我的信件，调查我这些年来与谁接触和来往这些极不明智的事。甚至连我弟弟帮我联系蛇口工作，他也说我弟弟是破坏我们家庭关系。王大宾怀疑我想调回广东是因为在广东有我的相好。
这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我的心冷到了冰点。我痛苦地悲叹：难道这就是我为他付出了整个青春年华的回报？
客观地说，王大宾由于多年的关押和囚禁，与世隔绝太久。出狱，就像从坟墓爬出来一样，心态是很不正常的。在国外，像这种情况需要长时间的心理辅导才能正常地生活，可当时的中国人不会相信那一套。况且也根本没有那个条件。我也知道他的心态不正常，但我不愿原谅他。因我的付出太沉重，对他要求也越高。他的表现便坚定了我到蛇口去的决心。（左图：王大宾与女儿在深圳留影。）
一九八四年九月，我把女儿和王大宾留在成都，借探亲的机会到蛇口集装箱公司试工，发奋工作一个月后，集装箱公司决定借聘我，我回成都办借调手续。成都厂里人事科不同意我走，说我不符合任何调动的条件，除非我与王大宾离婚。
我与王大宾商量，动员他办离婚手续，不就是形式嘛，待我在蛇口安定下来后，如果我们大家依然还希望在一起生活的话，再复婚。到时如果他调不进特区，可在关外宝安等地工作。他最后同意了。
就这样，我们办了离婚手续。我带着女儿和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成都。王大宾把我们送到广州。
我到深圳不到三年，听同学说王大宾结婚了。
听到消息后，我倒吸了口冷气……
我不需要谁为我立贞节牌坊，但我起码等待了他十三年！（右图：1997年古宝琳陪在美国留学第一次回来的女儿去都江堰看望王大宾时母女在青城山留影。）
十三年，“想眼中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后来的一些新闻报道说王大宾“婚姻不幸”。不知是否有人知道那“不幸”背后有更不幸的弱势灵魂。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

结语

像王大宾这样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去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托，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也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利用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对于发生在中华大地，又震惊了世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这段历史，如果能简单地用某决议中“动乱”“浩劫”等几个词就能描述清楚的话，当权者就不会设立长达几十年的“文革禁区”了。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解禁的迹象。
弹指一挥间，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五十年。所谓的十年“浩劫”中，我们所参加的活动也不过就是两年，可是这两年，给我们一生带来的影响和伤痛是深重的，甚至跨越了两代人，永远忘不掉，抹不平。
这段历史和生活，是我最不愿意写的，旧的伤痛揭开后，流出来的依然是鲜红的血。但如果不写，恐怕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去向人诉说那段历史带给我一生的悲凉和凄楚了。
分别写于2011年2月8日——2月23日
2011年2月29日——3月9日
2011年5月31日——6月4日
2015年12月21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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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迹】
古宝琳日记摘抄
（1967年5月～1968年1月）

古宝琳 提供  渔歌子 录入、注释

录入者按：本篇按作者提供的手抄稿扫描件录入，文中省略号均为作者抄件上原有。为便于读者理解，酌加了注释。

1967年5月15日
又要杀回南充了！故拿出在南充曾和我并肩战斗的战友送给我的日记本，作为翻开新的一页的标志，以资鼓励自己不要辜负南充战友和四川战友对我们的热切期望。
哈！终于来到成都了。真不容易！总部王大宾竟下这么大的决心，给我们这么大的压力，不许我们再出门串联。北京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由田春林、孟繁华、聂树人等带领我系五年级的大队来“抓”我们这些“游鱼”回校。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竟惊动了这些“大人物”，真令人捧腹大笑！我们对大西南运动的向往和参加战斗的渴望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上了火车，我想到田春林他们的车站逮捕队灰溜溜地拉着原班人马回校到王大宾那里去领赏的情景，我更是得意了。
车一开出北京站，这批大专院校的学生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车站上的反“二七”派故意刁难我们，不给我们开水，不给饭。以为这点小事就能难住我们。真幼稚到了极点。相反，我们的革命热情更高涨了。每到一站，都拼命地呼口号。……如果为了保命，何必来西南？不如在校当逍遥派，打打毛衣，玩玩球……
到了五角坝车站，二七兵团的战友对首都革命派的热爱，那情景实在感人。看到他们激动而又紧张地为我们端开水，看到他们伸出粗壮有力的大手，没有任何语言也能交换着革命的暖流。再看看多少天真纯朴的农村小孩们在大雨中为我们唱语录歌，热泪夺眶而出。但我立即想到回答的应该是战斗！
成都的形势还是很紧张……为什么会那么乱？什么事情都摸不着头脑，简直是人海战术。难道就没有一个得力的人站出来做总指挥？

1967年5月16日
……到南充去的车票今天下午才能落实。
昨晚到地质局住了一夜，当然充满了万分紧张的气氛。一堆堆的石头从楼下被搬到楼上。每间屋子都不例外。对于困难，我们必须充分地估计，但对地质局的紧张气氛起码有70%是人为的。严重的右倾情绪笼罩着我校同学。为什么要把自己看成是孤家寡人？为什么不相信成都人民的觉悟？为什么要把“老产”的力量描绘得如此强大和神出鬼没？揭穿实质就是被“老产”吓得失魂落魄了。动都不敢动，十分消极地等着“老产”去冲地质局大楼。可悲！……相比之下，成都革命派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强烈地感染着我。我院在地质局的某些人显得多么渺小！渺小得可怜！
在他们这种极右思想的指导下，当然不准我们到南充去，唯恐有生命危险。……
故我和郑敏华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离开了地质局，准备去闯闯这条危险的路。……

1967年5月17日
……正因为没有牢固地掌握政权，当然也就不会很好地履行无产阶级专政，难怪至今产业军仍那样猖狂，几天以来产匪活动行迹不断地被发现。抢枪支，抢粮，抢车，活埋造反派，殴打革命同志……真难以想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见党、政、军权不掌握在手里多危险！
外面大字报骂我们东方红的很不少，真荣幸，到这里来当“激进党”，“分裂主义者”、“红代会的败类”……有骂，就有赞扬。
听说我校在六月份要和北大摊牌，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有多少问题和原则纠纷？很担心。若处理不好，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虽然不在学校，但心并没有带走。密切地注视着学校的每一个行动的步骤和计划。……
晚上上车，明天将到重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再三劝阻不要直接坐汽车到南充，危险性太大。

1967年5月22日
奔波的生活很艰苦，但蕴藏着战斗的快乐，饱尝了革命的气息，与人奋斗，确实其乐无穷。
万事开头难。注意调查，看准目标，就狠狠地打。不甘心做×××式的人物，碌碌无为的事务主义者。这样说也未免太冤枉了她。革命热情实在高，看她整天劳苦奔波，几乎没有停脚的时间，每个会必发言，每到一个地方必做报告，又可怜，又可笑。太辛苦了，不会抓主要矛盾。
仇恨冲击着胸膛，满腔的怒火在心中燃烧，四川的战友，革命同志，一个又一个地倒下了，阶级敌人夺去了我们多少好同志……在血泊中多少颗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赤胆忠心停止了跳动……不，哪止文化大革命中的牺牲？几天的调查，悉知了前所未闻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这一小撮混蛋把持着的四川，残害了多少好同志，残害了多少好干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何时照遍四川？……
坚决砸“临联”，借此机会展开全面的攻势。我简直有点沉不住气了。南充的革命如此地“平静”，也许是爆发前的沉默吧。
勇敢的海燕，迎着暴雨前的黑暗，飞翔！

1967年5月29日
要相信群众。按葛苏的逻辑，南充的材料还没有上报中央，我们怎么会把当地的群众当成阿斗？……
到成都去的同学，一去不复返。什么原因？在途中死了？可能。是工作没做完？不可能。是成都联络站不让他们回来？也可能。一天天地盼，望眼欲穿。学校的情况，北京的情况，成都的情况，都无法了解到。无可奈何！

1967年5月30日
……张国栋等六人来南充了。上午就做了报告，大张旗鼓地渲染了所谓“东方红革命委员会的声明”，不知此声明是真是假。……我不相信总部神通广大，这确实错得太远了。……这是阶级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而绝不是儿戏，不是小学生作业。……

1967年6月1日
……我们发表了声明，轰动了全城。……我们这些干将都赤膊上阵了。在广播中大喊大叫起来。真有意思。
今天南充罐头厂的大会造反并不成功……红色造反团的领导严重的右倾情绪。甚至发展到了放弃原则，投降妥协。……
陈凤英回来谈及蒋良朴和张玉锁等人对她的态度，使人十分气愤。当然不能纯粹听一面之辞……我们这些反朱派（被诬为蔡派）在地院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

1967年6月4日
怒火中烧！对我们实行大反扑。深夜一群暴徒气势汹汹地冲入我们驻地，声嘶力竭地叫骂，赶我们出校门。抓走了陈凤英。连续几天的冲突和武斗，使人头脑更清醒，看清了所谓“解放军”的真面目。……眼看着他们那样疯狂地镇压革命派，挑起群众斗群众……军分区和7795已到了不择手段地镇压群众的地步。我坚信造反派的血和眼泪会唤起民众的。但枪杆子呢？！
我们克服了重重障碍……终于看到了陈凤英。她失去了人身自由……我们一共取得了五个回合的胜利，这样的战役太有趣了！

1967年6月7日
天有不测风云。昨天那样突如其来就少了一个同志了。这突然的不幸压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罗建是个多么有朝气的年青小伙子，就这样被激流夺去了生命。悲痛笼罩着我们。难道我们会被这悲痛缠住而变得萎靡不振，每天垂头丧气？不！振作起来，活着的就要继续战斗！

1967年6月12日
昨晚回到了北京……北京城里那样安宁，那样平静。触景生情，我立刻想到四川，南充，每天有多少造反派在血泊中倒下……

1967年6月13日
今天得悉张玉锁到南充发表声明。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1967年6月15日
北大“0”派、“黑派”、“东风派”向聂元梓静坐示威。好得很！百思不得其解，用自己以前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在群众头上……
没有和工农群众真正相结合，就绝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1967年6月17日
去年的今天，是燃起反对工作组火种的一天。……一年，是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的一年，形势发展到今天，若在新形势下还去重复旧的口号，那必将会成为运动的阻力。也许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要及时学习，适应新的形势发展。……

1967年6月19日
运动发展到某阶段，矛盾是会转化的。革命队伍里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亦可转化为主要矛盾，从北京运动的状况可看出这点。……饱喝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迷魂酒，在政治舞台上大搞赌博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学校里同学们精神状况不佳，革命热情低落……作了一点调查，我系女同学思想混乱到惊人的可怕，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她们游离于政治运动之外，精神空虚，饱食终日地呆在小屋子里打毛衣，抄歌，唱歌，写信……国家的前途，当前的运动，在她们的脑子里哪有占几分空间，实在可悲！

1967年6月20日
今天是光辉的“六二○”，去年的今天……
整风已是迫不及待了。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掌权后会发展为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么？我们有人政治、思想、生活堕落得惊人。他们堕落的步子比何长工、聂克还快，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很有可能又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恶果，而是没有改造好的人在运动中的必然暴露。这就叫触及灵魂。

1967年6月21日
下午欢迎赞比亚总统。太阳暴晒，汗如雨下，嗓子一直在冒烟。但我还是一直兴致勃勃地昂着头、挺起胸在走……李一鸣跟着队伍走，吃力地迈着双腿，艰难地走，但她一直不离开队伍。……

1967年6月22日
破天荒第一次去卖报。……开始觉得难为情，想到一个姑娘在街上叫卖……瞬间觉得这思想多不健康……小资产阶级的“自尊”“自爱”总在我身上体现，难道我要把它们一起带到棺材里去不成？岂有此理！……我要贪婪地学习，去吸取那源泉，它会使那永远扑不灭的火焰越燃越旺。

1967年6月25日
怎样正确地估计形势，怎样解释当前运动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肖华支持军队造反派为何被揪？被斗？谁批准？
谢副总理对北大和聂元梓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
中央文革小组为何常到北航而不来我校？
为何总理邀请卡翁达总统现在访问我国？
对重庆五十四军支左的赞扬是否事实？
现群众组织的领导班子如何过渡到党政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场？
……？？

1967年6月27日
今天做了整风运动报告。调子之高和决心之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些政治投机商十分灵巧地见机行事。把整风的调子唱得比谁都高。而王大宾却不承认身旁睡着的赫鲁晓夫，我们急也是徒劳。……
写了一篇大字报《论威胁年青红色政权的一股反动暗流》，抨击了革命的同路人，反响是大的，可见触及了灵魂。……
这些革命的同路人，在地位发生改变以后，就以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发展成反动性……当然，历史的车轮会将他们压得粉碎……必须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

1967年6月28日
……蔡派们在朱成昭问题上的立场是对的。他们揭露朱的反动言行，怎么却成了帮朱（成昭）宣传反动观点？真是弥天大谎！……
美其名为批判朱成昭，却不能写大字报，不准触及其他人员问题，不准写通令……难怪同学们都说看破了红尘。整风的调子那么高！……我相信，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1967年6月29日
昨晚大宾的报告中所定的清规戒律简直把我完全投到蔡新平一边去了，今天跟“托派”们共商对策。在朱（成昭）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但对大宾为首的委员会我是毫不含糊要保的，对他们的真正爱护，就是毫不留情地经常敲打他们，使他们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发自内心爱的最巧妙和高明的方式……

1967年6月30日
……第一次揭发批斗朱成昭大会。无论哪派力量都作了多方面的推敲和精心的安排……会上谁优谁劣，以群众的气氛来评价。对田春林较友好，对宋云，当然不客气！
处于王大宾的地位，也确实难，只好和稀泥。……

1967年7月1日
……最近在贪婪地学习。国际、国内的政治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
现从各种迹象表明，大宾在这次整风中依靠的力量完全是错误的，他是像巫师一样不能发现自己用符咒呼唤出的魔鬼……

1967年7月2日
“七一”整风串联会在频繁活动着，每天在商讨对策，分析力量对比，分析大宾的态度。
……整风如何整下来？多焦虑……

1967年7月3日
整风中各种矛盾交错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局面，我们虽上窜下跳的，但也觉得筋疲力尽了。……郑敏华专门跑回来叫我去参加“赤卫兵”开的联合会议，我没去，以此来发泄一下闷气……

1967年7月4日
第二次揭发批判朱成昭大会。有谁去揭发？千篇一律的批判词单调得催人入睡。我离开了会场……大字报栏里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1967年7月5日
……我被扣上一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名符其实的“喝菜汤”派。这一切又是多么地富有戏剧性。……蔡们敢于在一片谩骂声中逆着潮流而上……以近乎疯狂的热情去战斗……当然，周、蔡之辈的狂妄自大也是惊人的，自命不凡，总要做出与众不同的动作，摆出超越凡人的姿态……从最坏的方面去想，若他们继续目中无人，自我欣赏，那么他们的下场也不见得比朱成昭更好。
大宾对蔡新平们的态度是缺乏一个革命者的胸怀的……工作中有反对派经常敲打自己，就常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任何昂贵的代价也难以得到的好处。

1967年7月6日
要复课闹革命了。是时候了。同学们的思想状况，再拖下去真不堪设想。精神太空虚……

1967年7月7日
看《形式逻辑初步》……

1967年7月8日
看巴金小说《寒夜》……

1967年7月10日
为了不做“沉舟”，今天到游泳池一口气游了一千米，因抽筋而结束……
开了个串联会，还是针对总部的整风而来，蔡新平、周永璋等对形势的估计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不能同意……他们抨击了以王大宾为首的总部所执行不相信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的处境是困难的……但绝不能当两面派。

1967年7月19日
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竟然用武斗来压服我们。这岂不是自取灭亡吗？……是批刘邓，还是压群众；是大联合还是搞分裂……大宾的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

1967年8月14日
忽闻我院外出战士牺牲的消息。沉重，悲痛。但革命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我准备到广州去。无疑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1967年8月16日
审讯叶向真……我们哪能对付得了她？凭着我们掌握的真理，就能战胜她？……我和郑敏华决定主持群众审问叶向真，利用群众的力量去打击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曹敏九他真有点迂，使人哭笑不得。他怎么总是这样工作得没条理，毕竟太年轻……
往广州去的车什么时候能开出？……

1967年8月17日
东方红公社成立一周年纪念。一年前的今天……回顾一年的斗争，再看看现在……没改造好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要扛起革命的大旗多困难！……创业难，守业更难！啊！红色的政权，年轻的当权派！
看晚上的庆祝大会，红旗林立，红灯高挂，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好像才恍然大悟：嘿！东方红的老本还没吃完呢，仍可拿到银行去取利息……

1967年8月22日
我从来没有这样逍遥过。环境的感染使我无法挣脱。可怕极了。还不如到广州。……

1967年8月26日
现在武汉车站的站台上，两天以来几乎粒米未进口。但无奈。南下的火车一直没开。……抢上国际列车，先到衡阳再说。……5次车还未到。啊！艰苦的历程。

1967年8月27日
现在在衡阳车站站台上。在汉口抢上5次国际列车十分顺利。离开蒸笼式的武汉，满以为会松一口气，谁知上车后拥挤得几乎无插针之地，汗流满面……这样坚持站了十小时之久。上帝保佑，总算没有昏死过去。在长沙的北岸站，车停了两个小时，抓走了两个湖南红旗军，获三支枪，连放了三枪，是否有人应声倒下不清楚。株洲站不知何故停了一小时之久，来到衡阳。5次车无法再南下。到广州去的车简直没有。……从武汉以南到处是一片备战气氛，扛枪者林立，严阵以待。……

1967年8月29日
昨晚终于回到广州。……途中几天，疲劳极了。今天休息，明天上街看形势。后天到我院联络站……

1967年8月30日
到交协大楼去找我院同学。爬上八楼，见红代会各校同学分别住在各房。……外国人住的宾馆也未必有这样华丽。我紧锁着双眉，和我院仅有的几个同学了解了一下情况……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干，只是住在高楼大厦，心安理得……现阶段，串联已完全失去意义了。……

1967年8月31日
参加了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军管会按黄永胜的指示支持了大会，并授了一面红旗。……
罪该万死的“地总”用炮打伤了越南、日本各一只国际商船，他们还派了三艘军艇封锁了黄埔港，我真怀疑他们是不是中国人。在氮肥厂二百多支左解放军为抗议“地总”的法西斯暴行而进行绝食斗争。昨晚水厂被“地总”用机枪扫射。不知有否伤亡？……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机关就更别说了。……文化大革命要如何收场？……

1967年9月2日
悲愤突然袭来，何力行死了。像做梦一样。越秀山开会我还和他详谈。他要我去华工学院找他。知他是个头目，而他今天已离开了人世，中了汤姆弹。……
昨晚枪声炮声彻夜未停。枪声几次将我从梦中惊醒。房子都在震动，枪声、机关枪、大炮也连续地响，“地总”去抢了河南（广州珠江以南）的出口仓库。“旗派”便武装起来，坐着三艘汽艇去保仓库。……秘密军火库被袭，最新备战武器被抢。黄埔港被“地总”控制……
让这些学生掌握了枪杆子就会取得革命胜利？我不相信！……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

1967年9月3日
无数的北京来电都报道了北京轰林杰和谭厚兰的消息……
昨晚“地总”抢仓库，用炮攻打，仓库着火。十几辆救火车忘我地奔去抢救也无效。几万吨粮食化为乌有。亡命之徒！丧家之狗！简直是在出卖祖国。他们闭起眼睛乱扫枪，将一无辜的司机和一乘客白白打死，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快开了，面对此混乱的局面如何收拾。让外国人看见我们在自相残杀，影响有多坏。……

1967年9月4日
今天来到东莞茶山公社。中午一点多到后，连饭都没吃就随社员一起上工，拔秧……这里是文化大革命的世外桃源。城里换了皇帝这里都不知道……

1967年9月9日
……“战广州兵团”已解散，我校同学都要回京。……
看来我校对林杰问题可能会犯错误。谭厚兰亦可能因林杰问题而被揪……局势如此动荡，斗争如此变幻，而我们又是如此年轻，怎可能保证不犯错误？……

1967年9月10日
传说林杰、关锋、王力被撤职。震惊！不可能。若是这样，中央文革还剩几人？毛主席司令部还剩几人？……岂不是又打击了一大片？……

1967年9月12日
昨天大街又发生了一骇人听闻的大惨案，目睹惨无人道的杀人，谁不怒发冲冠？无辜的群众在一片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中倒在血泊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今早4点到6点炮声不停，房子在摇动着。新桥对面的“工联”总部被“地总”轰平……越秀在默哀，白云在怒吼……

1967年9月14日
……奔波了几天仍未搞到回京的机票……

1967年9月27日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在这样的社会里，特权的势力是很强的。特权思想不仅存在于特权者身上，而且大量地存在于非特权者之中。这就是特权的社会基础。没有这种社会基础，特权者也无以生存。……这就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1967年10月16日
参加秋收劳动回来。几天的劳动……除了累之外，思想收获不大……
真的要全面复课闹革命了。回校后将立即投入一场新的战斗……

1967年10月27日
复课第二天了。老康绝不能在我系教改中占主导地位，否则教改就会演成流产的悲剧。……连教改此关都通不过，又何谓叫造反派。因此我们以“打倒康有为战斗队”写了两张大字报，就引起昨天几乎全班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大家对71654班造反不上课的事争论不休，万般指责……
面临一场更尖锐更复杂的斗争。这是更高意识形态的斗争……才使教改出现如此艰难的局面。……

1967年10月30日
今天展开了全系关于教改的大辩论……通过辩论，自己思想确实有不少提高。以前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现变得明朗了。……

1967年11月1日
难道知识分子能统治和领导工人阶级才是有前途的？……
访问了地质部。在那里，那些知识分子坐在沙发上空谈革命……

1967年11月5日
昨夜和吴坤正谈心。有不少新的启发。运动发展到现阶段，已不能那样醉心于自由了。毫不加限制的自由并不比危险来得更好。我们不要刘少奇的黑修养，但我们应该有革命的修养……必须使自己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1967年11月9日
高尔基的《没用人的一生》并无多少战斗的价值。不过是一本现实主义的小说……

1967年11月10日
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在党内长期反党，反列宁。在革命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反对革命，然而却长期未被清除出党。但1921年苏共清洗了25%的党员，什么原因？一个党将25%的党员清洗出党，难道还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可列宁却肯定这次整党是巩固了党，并使群众和党更接近了。怎样解释？

1967年11月13日
《联共党史》最大的优点就是深刻地反映党内两条路线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尤其前面绝大部分，都以党内路线斗争为纲。明确和如实地记下了伟大的苏联人民斗争的历史……

1967年11月15日
今天红卫兵临时总部宣布红卫兵取缔共青团。像我们不是红卫兵的共青团难道要重新申请加入红卫兵？……否定一切的人最终也否定了自己，甚至毁了自己……

1967年11月17日
……对复杂的社会，要提高阶级警惕性。不可轻易信任你所不了解的人……和老九（曹鸣九）分析陈闯，要他提高警惕。……老九实在太幼稚，被狐狸的眼泪感化了……必须擦亮眼睛，分清是非！

1967年11月20日
……每天手不离卷地看书，沉醉在知识的海洋之中……

1967年11月21日
教改始终深入不下去……每迈出一步都如此艰辛，分析原因有四：……

1967年11月29日
……追悼刘彩云、卢福田、杜洪涛三烈士。不用低着头默哀，昂起头，直视着前方，继续战斗……

1967年12月1日
形势串联会今天开得比任何时候好……政治理论学习必须结合实际，才不会脱离现实。……

1967年12月2日
今晚批准了大宾、聂树人入党，并以李贵、王大宾、聂树人为首成立了中共地质学院核心小组。
入党，意味着身上压了一副重担，而不是标上一个光荣榜。……祝贺他。

1967年12月4日
王焕是个无所作为的政治庸人。没主见，没气魄，没胆量，唯唯诺诺，这样的人很难想象他能立场坚定，坚持真理……高元贵是必须批判，但他和王焕不同……但现实中，唯唯诺诺的人反而会吃香。……

1967年12月8日
到底要什么样的党员，要什么样的整党小组，怎样整党？

1967年12月10日
……整党开始了。……
自信的人往往被诬为骄傲，但一个人必须有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只有自信的人才会有所作为。……

1967年12月13日
……思想不交锋，矛盾不暴露，保持一团和气是最可怕的。一潭不流动的死水终将不会获得奔腾与飞跃的生命……每天和吴坤正、黄亚元吵，尽管吵翻了天，也不会彼此抱有丝毫的成见。……今晚的争论谁也不留情。

1967年12月17日
怎能心安理得地去做运动的“观潮派”。逍遥时的心情比奔忙时痛苦和难受得多。必须干起来，于是今天就办了《野火》刊物，并出了第一期。

1967年12月18日
对我们《野火》的出刊，我系同学还是很重视的，我们必须紧接着走下去，不要辜负同学们的期望。然而，我们不是“玉”，只是“砖”。……

1967年12月19日
去访问田春林，去了解其错误的真相。如带着派性和成见去看一切问题，都会有偏见，势必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任何调查研究如果预先带观点而不客观地去看，也会走向歪道。……

1967年12月23日
……访问陆炎德，调查61—63大反扑时期的材料，意外地得到其他一些收获。……李仲学的活动使我心越来越不安，我总预感到他会走向反面。这将是可怕的结局……我很想拉他一把，但无法和他详谈，一言半语也无法说服人……他在尽力地避免和我接触……

1968年1月11日
李仲学找我谈，要我放心，说他是能鉴别香花毒草的……他提到大宾曾给他一封信。……

1968年1月15日
……我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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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边犊：2015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一、复旦大学举办“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文化大革命”研讨会。
1月9—10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联合举办“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参加者及论文题目有：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过去和未来的悲剧》，姜义华（复旦大学）《毛泽东晚年改革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实践》，印红标（北京大学）《升温与降温：个人崇拜的工具性运用》，蓝梦林（牛津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践》，唐少杰（清华大学）《“工宣队”刍议：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例》，董国强（南京大学）《工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和角色》，金光耀（复旦大学）《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王海光（中央党校）《“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政治案件剖析：以吉林海龙县一个小学教师的政治案件为蓝本》，冯客（香港中文大学）《静悄悄的革命（1971-1976）》，裴开瑞（伦敦国王大学）《为什么铭记文革时期上海电影？毛时代遗产的学术研究》，孙沛东（复旦大学）《衣领上的革命：文革时期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抗争》，魏简（香港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毛时代的文学描述：超越伤痕文学》，金大陆（上海社科院）《文革在校生的知识构成》，吴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红色话语”中的致敬体——文革语言初探》，丁东（山西社科院）《文革史叙述的五种语境》。
二、毕福剑事件。
4月6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人宴席间说唱文革样板戏选段的视频在网络疯传后引爆舆论争议。毕福剑说唱的是《智取威虎山》中《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一段，唱到“共产党毛主席”时以鄙夷的口气调侃说：“哎，可别提那个老××（脏话）了，可把我们害苦了。”引发网民对文革发动者毛泽东评价的激烈争论。4月8日晚，央视网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毕福剑作为央视主持人，在此次网络视频中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我们认真调查并依据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此后，毕福剑长时间未在央视露面主持节目。
    三、个别地方出现怀念江青、张春桥的活动。
江青与张春桥曾是世人皆曰可杀的“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主要成员，但近年情况有了变化。2015年4月5日清明节，有人前去北京福田公墓祭扫江青墓，与正在该处“维稳”的人员发生冲突。4月21日，河南新乡有人集会纪念张春桥逝世十周年，并称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毛主席的好学生、坚定忠诚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主义战士”。据悉还有个别地方的一些人也组织了类似活动。
    四、武汉原“百万雄师”人员纪念“七二○”事件。
7月20日上午。武汉尚存的原文革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部分成员在汉阳召开纪念会，纪念他们1967 年7月20日轰动了全世界的行动（当时被称为“反革命事件”）。与会者指出：“七二○”事件改变了中国文革的走向，和“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抗战的走向一样。会议由原“百万雄师”总部联络部长、十三名常委之一的章迪杰主持，谢敏华等五十多人出席。另据报道，章迪杰所著《峥嵘岁月》已于2015年底出版。
五、汪东兴去世。
8月21日，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去世。汪东兴在文革中一直是毛泽东身边的“大内总管”，也是当年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重要成员，并且是毛泽东去世后抓捕“四人帮”从而结束文革的核心主持者之一。
六、以文革为背景的科幻小说《三体》在国际上获奖。
8月23日，中国作家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也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小说主要讲述了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军方探寻外星文明的绝秘计划“红岸工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按下发射键的那一刻，历经劫难且对人类充满愤恨的叶文洁没有意识到，她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地球文明向宇宙发出的第一声啼鸣，以太阳为中心，以光速向宇宙深处飞驰……四光年外的“三体文明”正苦苦挣扎——三颗无规则运行的太阳主导下的百余次毁灭与重生逼迫他们逃离母星。而恰在此时。他们接收到了地球发来的信息。在运用超技术锁死地球人的基础科学之后，三体人庞大的宇宙舰队开始向地球进发，人类的末日悄然来临……书中有关1967年叶文洁目睹父亲叶哲泰之死，1969年叶文洁在大兴安岭阅读《寂静的春天》，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大生产报》的记者白沐霖陷害叶文洁……这些情节中都涉及到文革的大背景。
七、“乌有之乡”为文革结束叫屈。
10月6日，“乌有之乡”网站发表张宏良的文章《今天是华国锋发动政变、文革结束39周年》，称这场政变使毛泽东的亲人被整得惨不忍睹，使毛家断了香火，“就在毛家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同时，同样被骗得死去活来的中国老百姓，敲锣打鼓，喝酒庆祝，并且在酒桌上尽情传播各种下流段子，侮辱毛主席及其家人。结果就是悖逆天理，必遭天谴！世界各国老百姓从没有过的巨大灾难接连报应在老百姓头上——数千万人下岗，数百万劳动妇女被逼良为娼，四大福利保障制度被取消，暴力拆迁遍布全国，道德伦理崩溃，资源近于枯竭，环境濒临崩溃……所有这些还仅仅是开始，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八、吴法宪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10月20 日上午，近两百位来自北京、江西等地的各界人士在北京某饭店聚会，参加吴法宪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来宾中有不少开国将帅以及前国家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陶铸、陈毅、高岗、罗荣桓、林彪、粟裕、刘亚楼、李天佑、邓华、陈奇涵、匡裕民、韩先楚、刘震、梁兴初、彭明治、邱创成、吴信泉、王诤、胡奇才、王秉璋、曾国华、罗舜初、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钟伟、黄玉昆、朱虚之、龙道权、梁璞、罗洪标等人的后代。吴法宪之子吴新潮代表家人欢迎朋友们的光临，在致辞中多次提及在座朋友的父辈与其父的情谊，亦对家父在过去的政治环境下伤害和连累到的人致歉，向家父身陷囹圄后仍不计前嫌给予关心帮助的老同志和地方领导、家乡父老表示感谢！老朋友罗东进、林豆豆、陈小鲁、刘卫兵等人上台做简短发言。席间放映了小电影《将军的故事——吴法宪百年》，回顾了吴老的生平。
九、于幼军的文革史系列讲座。
12月9日，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长、湖南省委副书记、山西省省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的于幼军，退休后由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在哲学系开讲“反思文化大革命”系列讲座。讲座分为七讲，内容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运行载体与活动方式、“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与社会理想、“文化大革命”的治国方针与理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于幼军给出多组数据：政治上，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多达230万人，约占文革前全国干部总数1200万人的17.2%。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近3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1949年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几乎没有增长。如1966年人均粮食379斤，食油3.5斤，猪肉14斤，1976年依次分别为381斤（只多了两斤），3.2斤（下降0.2斤），14.4斤（上升0.4斤）。在12月9日的第一场讲座中，也是唯一一次课后提问环节，有学生问：“文革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吗？”于幼军回答：“文革的土壤还在，特别是人们还没有理性、深刻认识的情况下，文革有可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部分重演。”按原计划讲座将持续到12月25日，共分8场，每场两个半小时。据网上披露，由于于幼军临时有事要回北京，进行到12月14日下午第3场时，于幼军把剩下的内容集中到12月15日、16日两个全天讲完，并取消了最后提问环节。
十、日本庆应大学召开“毛泽东主义：半个世纪后的省思”学术会议。
12 月12 日，在日本庆应大学召开了题为“毛泽东主义：半个世纪后的省思”的学术会议。会议的“基调演讲”（又称主题演讲）有二人：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演讲题目是《毛泽东的遗产》），中国学者杨继绳演讲题目是《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随后是三位报告人：董国强（原南京大学现复旦大学教授）；大野旭（日本静冈大学教授）；高桥伸夫（庆应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最后由麦克法夸尔和杨继绳对三位报告人的报告做了讲评。

宗庶：2015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顾保孜著、杜修贤摄影《周恩来最后600天》，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月。
（法）索朗日·布朗摄影，杨浪释图《中国记忆：1966—— 一位法国摄影师镜头下的彩色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鲍寿柏、张宝林主编《拒绝遗忘——北京老五届在插花庙的岁月》，（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年1月。
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
刘辉山、古远兴/著述 刘新民、古伍延、古永江/整理《戍卫一生——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年1月。
李菁著《共和国记忆》，东方出版社，2015年1月。
王金昌著《工农兵大学生》（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蔡华著《人在夏天》，海南出版社，2015年2月。（长篇小说，通过北方某城市一条街道的惨烈武斗反映文革带给人们的肉体灾难和精神创伤。）
成公亮口述，严晓星执笔《秋籁居忆旧》，中华书局，2015年3月。
于斌著《迷茫少年时——我的“文革”记忆》，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
李玲著《书生邓拓》，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
黄永玉著《沈从文与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4月。
彭小莲、刘辉著《荒漠的旅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
曲青山、高永中著《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英）吴芳思著，王侃译《留学北京：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经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李向东、王增如著《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
阎明复著《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黄峥执笔《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
王戈、王作人著《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作家出版社，2015年6月。
夏玮著《京西宾馆那些年那些事》，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6月。
徐光耀著《徐光耀日记》（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7月。
程树榛著《坎坷人生路：程树榛自传》，东方出版社，2015年7月。
李秉奎著《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
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
朱维毅著《生命中的兵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年9月。
黄志雄著《知青家长李庆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10月。
南翔著《抄家》（文革题材中短篇小说），花城出版社，2015年10月。
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编《胡耀邦（1915-1989）》（三卷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12月。
孙兰芝、奚学瑶、张从等编《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九州出版社，2015年12月。
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上下册），（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
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两卷本），（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韩秀著《亚果号的返航》（小说），（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2015年2月。
陈祖坤著《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3月。
石名岗执笔《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上下册），（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3月。
张春桥著《张春桥狱中家书》（函装手迹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收录张春桥1985年至2003年于北京秦城监禁及江苏江阴监居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58封，书后附有旅英作家凯蒂对张的长女张维维的长篇访谈，讲述女儿眼中的张春桥，以及张家在政治变动中的曲折经历。）
齐茂吉著《林彪政变》，明镜出版社，2015年6月。
翁寒松著《中共是怎样炼成的——毛泽东周恩来44年权斗史》，明镜出版社，2015年6月。
毕道芳著《洛轴情缘——洛阳轴承厂革委会副主任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8月。
周孜仁著《云南文革记忆》，（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
何蜀主编《亲历者的责任——〈昨天〉2014年精选》，（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0月。
罗成胜著《我的造反生涯——重庆涪陵忠实兵总负责人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0月。
王大宾著《王大宾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10月。
彭绍鹏著《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1月。
章迪杰著《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2月。
乔晞华著《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台湾）博客思出版社，2015年12月。
苏福忠著《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启示录》，（台湾）独立作家，2015年。
杨海英著《没有墓碑的草原》，（台湾）八旗文化，2015年。
杨海英著《内蒙古自治区之文化大革命》，自印本（1234页），2015年。
沙叶新著《良心胡耀邦》（话剧剧本），（香港）东方时代出版社，2015年。

雨点谈60、62期一个说法

《昨天》第60、62期提到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是否造反派问题，我赞成黄肇炎的观点：重大八一五是造反派不容置疑。《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重庆警备司令部（五十四军）在支左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五十四军支持的就是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八一五派。由于野战军一开始就支持了造反派，使得重庆的文革局势反而变得复杂化了。“二、三月镇反”时，重大八一五在重庆范围内基本未受损（也有个别人员被抓，但很快被释放），反而借势扫除了对立面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原来是同一个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战友）。但在四川成都和一些专县地区，重大八一五的联络站人员或其他派出人员普遍被当地军分区和公安部门抓捕，至4月份方被释放。重大八一五的矛头始终指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及书记处书记鲁大东等，主持召开了多次批斗大会，整理了上百万字的“罪行”材料上报中央。重大八一五与从八一五派分裂出来的反到底派及首都红代会北地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的矛盾始终是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尽管他们水火不容、互相抄砸甚至发生武斗。文革后重大八一五成员普遍受到所在单位的清理，全部勤务员及其骨干成员无一例外地被定为“帮派骨干”、“三种人”，其中被开除出党和判刑的也不乏其人。若是保守派，显然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11-28 23:18

天林头面人物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6月30日第54期（增刊）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说明        2
【大事记】        2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提纲讨论稿）        2
【友情链接】        7
有关编写北京地院文革史的通信        7
【生逢乱世】        14
被遗忘的群体        14
田春林回忆录（节选）        36
【故纸堆】        62
对一次戚本禹接见北京地院同学讲话的说明        62
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        64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
大事记
伏庆是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提纲讨论稿）
友情链接
孟繁华、蔡新平、赵国柱、伏庆是、丁育民  有关编写北京地院文革史的通信
生逢乱世
程关林  被遗忘的群体
田春林  田春林回忆录（节选）
故纸堆
蔡新平  对一次戚本禹接见北京地院同学讲话的说明
戚本禹  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说明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中，北京地质学院是个很有特点的院校。在当时被称为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和地院中，唯有地院的“东方红”是中途换将（更换了主要负责人）。尽管如此，在中央文革的大力扶持下，地院“东方红”仍然大旗不倒，直到最后与全国造反派一齐被赶下文革舞台并统统打入另册，惨遭清算。近年来，原在地院经历过文革的校友中，抢救文革记忆、还原历史真相的讨论渐趋热烈，不少人已经从各自的角度写起了回忆录。这是可喜的现象。本刊特选发一组有关文稿以供关心者参阅，并盼更多的当年亲历者能加入到这个“抢救”行列中来。
本期文稿由蔡新平等先生热心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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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提纲讨论稿）

伏庆是

    作者简介：伏庆是，1944年生于上海市，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66年7、8月间与朱成昭等人发起成立东方红战斗队，后发展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任公社办公室主任。1967年4月起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委会办公室主任。1968年5月开始受审查。1969年6月毕业分配至湖南省地质局下属地质队工作。1971年再次受审查。1986年结束审查，宣布“解脱”。2004年在湖南省地质研究所退休。

序言
简要叙述北京地院概况、地院文革特征及其在全国文革中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部分 发端
一、文革前的政治气候
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教育，活学活用毛著，毛绝对权威的形成
二、文革全面爆发
从评《海瑞罢官》到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发表
三、院党委领导的文革
地院领导层的派系（三驾马车），院领导对运动的压制
四、“造反”与“保皇”两派观点的形成

第二部分 东方红时期
一、6·20运动
工作队进院，工作队领导的文革，工作队扶植的院文革，李贵、王晅堂的演讲，6·20运动爆发
二、反干扰
李人林讲话，薄一波批示，工作队对师生的迫害，师生的反抗
三、东方红公社诞生
朱成昭（爆破战斗队）的大字报，造反派的串联活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16条发表，从东方红战斗队到东方红公社，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公社组织特征
四、四进地质部
一进地质部，肖力来地院，8·24大辩论，二、三、四进地质部，联动和“斗、批、改”的活动
五、夺权
“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的提出，东方红食堂，夺广播台，吴德、王力宣布陈伯达批示，“斗批改”瓦解、东方红成为地院唯一群众组织，东方红内部分歧和“朱”、“蔡”两派观点的形成
六、创建首都三司
周永璋的串联活动，三司成立与演化过程，地院东方红在三司的地位和三司在文革中的作用与影响
七、大串联
大串联起因和地院大串联概况，东方红介入地方文革，上海联络站与“一月风暴”，西南联络站与抓彭德怀，河南联络站与二七公社，其他联络站或东方红人员介入地方的重大事件（如李全华之死等）。
八、朱成昭转向
朱成昭反文革观点的形成，朱成昭与叶向真，朱成昭的两次检查，朱成昭及其追随者的活动，二月逆流与朱成昭。

第三部分 革委会时期
一、东方红换代
1967年3月5号戚本禹接见。戚要朱成昭闭门思过，推王大宾顶替朱成昭。指示周景芳帮助地院成立革委会。地质东方红“改朝换代”。
门头沟找肖力，王大宾成为东方红一把手，东方红革委会人选的产生与革委会筹建情况，孟繁华发表造反派大联合文章
二、东方红革委会成立
东方红革委会成立大会，革委会成员名单与分工，革委会组织机构，东方红革委会改名北京地院革委会
三、“天”、“地”之争
天、地两派形成，北大事件，民族宫事件，北京京剧二团事件及其他派性活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
四、围困中南海
东方红批刘游行，揪刘火线的形成，东方红的参与
五、整党
革委会领导整党，王大宾、聂树人入党
六、反革委思潮
新东方红公社（含朱成昭出走、做检查、被捕等），二团（大批判广播台等）
七、清理阶级队伍与反右倾
陈家庚事件（陈与田春林受审），王鸿夫妇自杀，打倒高、安、郑

第四部分  军宣队时期
一、军宣队进院
二、东方红解散，革委会靠边，军宣队独揽大权
三、军宣队领导下的地院，走资派、造反派、地富反坏右再次被整

第五部分  尾声
一、学生全部离校后的地院
概要记叙70届学生毕业离校后地院教职工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天安门“四五”运动等各项运动中的遭遇和学校南迁、要求返京等事项的情况
二、造反派的命运
主要造反派人物和典型人物（如何建勋等）离校后受审查情况

结语
主要造反派人物和典型人物在长期背负黑锅的状况下仍然在各自岗位上作出很大成绩及他们的思想状况

说明

一、此提纲所列各事项，大多是我本人未参与、不清楚的，因此必然有很多谬误和遗漏，各阶段的划分不一定准确，各部分之下的小标题也不是最终成文标题。所以此提纲纯属抛砖引玉，不仅需要补充修正，甚至可能推倒重来。
二、我在草拟提纲时，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全国各地各单位的文革，基本都经历了造反与保皇之争、夺权、大联合（至少是表面的或短暂的联合）、成立革委会、军宣队或工宣队进驻、造反派最后挨整这样一个过程，地院也不例外。但是地院文革有以下特殊之处：
1. 地院文革是通天的，甚至可以说是毛直接介入的（通过肖力），朱成昭由造反转为反中央文革，也与上层有关（通过叶向真）。所以地院文革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层的斗争。
2. 广泛介入了地方文革，在上海等地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与各地文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 地院文革创造了几个第一
（1）第一个以和平方式大规模示威游行（6·20）
（2）第一个实现造反派大联合（东方红公社）
（3）第一个进驻国家部级机关（四进地质部）
（4）第一个提出夺权口号，第一个实现造反派掌权
（5）第一个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提出系统的反文化革命观点（朱成昭的八大观点）
（6）第一个提出大联合
（7）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成立革委会
（8）文革中第一个有外宾参观访问的高校
4. 地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与当时大多数造反组织和红卫兵有以下不同之处：
（1）总体上采取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
（2）反对血统论
（3）没有破四旧，没有批斗地富反坏右和学术权威（个别的或个人行动及革委会成立后的行动除外）
（4）没有发生武斗（个别人参与地方文革武斗除外）
（5）内部虽然有激烈分歧（朱、蔡）但并未另立山头，有分歧，没分裂
我认为大事记要充分反映这些特殊之处，提纲中反映得还不够，所以希望诸位补充、润色。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若有不同意见，也请提出来。
（二）如今回想文革往事，我觉得文革中我们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求工作队平反，要求政治上的解放。只有这件事才是为自己而做，其他都是为别人做嫁妆（之所以要求平反，也是因为给别人做嫁妆惹的祸）。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忘我精神，众志成城的精神，非凡的创造力，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才是文革的精华所在，才是文革的闪光点。我希望地院文革史能突出这一点。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想法，肯定会有不同意见，希望能提出来。
三、革委会成立后，东方红名存实亡，完全受革委会摆布，已失去自主能力。革委会唯上是从，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忙于打派战，打派战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势力范围，增加筹码，以便在将要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中争得一席之地；二是巩固革委会的权力，恢复党组织，排斥不同意见；三是整人。所谓复课闹革命、教育改革等均无实质意义，所以在提纲中没提及。
四、军宣队进院后似乎就是整人，用的完全是文革初刘少奇工作队那一套，有过之无不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之后，又恢复原样，这就是文革。此时我早已被审查，具体情况不明，望知情者补充完善。
五、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发动起来，是毛事先做足了功课，也就是树立了他的绝对权威，所以才能一哄而起。所以在第一部分“发端”里专门有“文革前的政治气候”一节，为的是说明这一问题。
六、结语部分之所以讲述主要造反派人物和典型人物在长期背负黑锅的状况下仍然在各自岗位上作出很大成绩及他们的思想状况，寓意是这些人尽管饱受折腾，依然是国家的栋材，如果不折腾他们，不是更好吗？
再强调一下，以上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务必批评指正，也可推倒重来。

问题

提纲草拟出来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首先，如果按这提纲和我在说明中的一些想法编写大事记，在内容的取舍上就会有明显的倾向性，并且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不知这样符合不符合“信史”的要求？也不知符合不符合老孟对“大事记”的要求？
二、其次，有了提纲，具体如何写，也是大问题。关键是如何把握“详”“略”的“度”。如果过于简略，只记述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就无法反映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就成了一笔流水账。如果把前因后果都讲清楚，那就会使篇幅很长，同时也会突破时间的顺序，那就不是大事记，而是地院文革通史了。

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首先必须在兴趣圈内广泛征求对提纲的意见，然后根据各方意见或修改完善，或推倒重来，总之要尽快把提纲确定下来。
二、提纲确定下来后，按各部分、各阶段或各事项分工编写，兴趣圈的校友可自告奋勇要求写自己所熟知的部分，或积极提供有关材料。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的。
三、编写人尽可能按详细记叙的手法写，大家都写完后如果足够详细，就可作为地院文革通史，然后择其要点作为大事记附后。这样一举两得，既有了通史，又有了大事记。
通史及所附大事记，加上专题文章（如抓彭德怀专题、朱成昭专题、上海联络站专题等）、个人回忆录及对文革的反思与评论文章，便构成了完整的地院文革史。
四、建议德瑜组织人员对已获取的资料做一清理，分门别类，提供给相关编写人员，从而加快编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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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有关编写北京地院文革史的通信

孟繁华、蔡新平、赵国柱、伏庆是、丁育民

    按：在北京地质学院亲历文革的一些校友，近来关于编写地院文革史的讨论十分热烈，除去电子邮件外，还有许多微信交流。这是从电子邮件通信中摘出的一小部分内容。

孟繁华致蔡新平
2015年3月14日 21:57 （星期六）

看了你和赵国柱的邮件，很高兴。赵对田、程、殷所写回忆的评论，我有同感，他提出的由你主笔、他们辅助写“二团史”的建议，我极表赞同。肯定有资料方面的欠缺，大家凑一凑。我这一次来海南，主要是录入我的日记、笔记，包括文革前的。不全，有断档，搞不清怎么回事了。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比如四清，那个气氛，简直可以说是小文革的彩排。
去年8月和朱德瑜、曹敏九去看周永璋（你们好像不久前去过），在疗养院，他坐在床上，我坐在他旁边，说东道西，他忽然用右大拇指向着自己，又把手掌伸向我，又做出一个用笊篱旱地捞鱼的动作。都猜不出他打的什么哑谜，我们每猜一个，他都摇头，大声喊“不，不，不！”七猜八猜，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他用右手连续做了四个动作：拇指自指，手掌推向我，指了指他老伴，收回手，打出一个“八”字形，我恍然有悟，喊道：“你是说，串联，你，我，她，吉让寿，还有北大的，共八个人？”他兴奋得不得了，大喊：“对，对，对！”声音比我们几个加起来都响，连隔着几个房间在楼道头聊天的人都说：“哎呀哦，怎么这样大声啊！”
赵国柱问我属于哪一派。2012年，几个人去看胡乐成（住北城某小区），四十年没见面了，我问他：“还认得我吗？”他说：“认得，孟繁华，蔡派！”一点不含糊。朱德瑜去看某老师（女，一时想不起名字了），提起我，老师说：“知道，他不是二团的吗？”你看看，名声在外。以前都不知道我是这样被归派的。
1969年，我一个交代材料中有一条，革委会想搞个政策研究室，由安静（注：即安静中，下同）和我负责，因杨雨中反对作罢。你知道，我没有参加过二团的任何活动。文革前期，和吉让寿接触较多，后期和张海涛接触较多。你们批判朱成昭的大字报贴出后，革委会内争论很厉害。我、张海涛、田春林曾经想三个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声明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被伏庆是劝止了。笔记：1966.“11.1下午，到13人（学校、北京来扬州串联者），其中3女。晚6:40，胡才（？）介绍家里（学校）的情况，主要是周永璋的问题，第三司令部给周莫须有‘野心家’‘阴谋家’的罪名给开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少数派内的反映。”
没有日记、笔记、交代材料，这些都忘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忘了。材料录入了，比较乱，不少不相干的内容，待整理后给你看。
你说的文革回忆的那几个部分，基本就是那样。前几部分都是说史事的，这一部分比较麻烦，总得有所据。观点可以信口说，把麻烦事做了，再坐而论道，也没有负担了。
大事记部分，由伏庆是承担，他要用的材料，朱德瑜尽可能找到给他。这是那次在你家商定的，他建议分派任务，他本人乐意承担。田春林写朱成昭。你听力不好，这些内容你没有听到，现在告知。

赵国柱致蔡新平
2015-03-16 15:41:39

关于回忆录，我还想说几点。
1. 关于二团回忆录， 你和孟繁华说的都在理，主要由你考虑，我都没意见。
2. 你提到要写几个人的专题，估计安静中老师的专题，将由濮老师和肖劲东主要执笔，一是他们更了解，二是他们笔锋尚健。不知江祖如老师的专题何人主要执笔？
3. 我问了孟繁华是那一派，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但我个人觉得他应属蔡派，理由如下:
    1）二团主要是思想上的派别，我们主张凡思想理念上相近者，不管其是否与我们有组织上联系，也无论在文革那个阶段，都视为我们二团一派。   
    2）比起掌权且拥有庞大组织系统的朱派，二团只有8条汉子，组织上没有发展过，而且是在野的，但当时我们就很自信也很自豪地指出在地院的每个系，每个部门，每个角落都有大量二团一派的同学，老师，干部和工人，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3）孟繁华在文革早期与二团的吉让寿一起活动较多。1966年11月周永璋被排挤出三司后，他与周、吉、邱、我及王秀允、陈姳等，包括北大的1-2位，还有北京卫校2-3个小女孩，去扬州和上海等地串联，我是亲历。可以说文革前期，他基本上与我们二团一起活动，直到出名后，被结合进革委会，接触、活动才减少，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他的思想理念与我们相近。
4. 据相似的理由，我反思是否把以张海涛、田春林、王振群、刘玉发等所谓革委会内“二团代理人”的一批同学、老师和干部也视为蔡派，应更合情理。

蔡新平致赵国柱
2015年3月16 19时04分

其实当年学校要从观点来看，的确每个班，每个教研室，每个年级，每个系，都分为两派，在有的班、室，蔡派甚至占绝对多数，没有绝对的中间派。是一派的校友，多年后见面，自然而然地就是亲切些。倒是越往后才逐渐不太明显了，但感觉上和共同语言上还是有差别。那些年经常在地质系统出差，总能遇到我们的老校友，有的同学我不太认识，见面后他们往往主动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其实我也是蔡派的。”
因为我们没有拉队伍，“派”的认同完全是思想的，这更有意思。孟繁华，田春林，曹明久，包括伏庆是，都说自己其实是蔡派的，这么多年了，心目中还是这种认同，这的确很值得思考。我试着先从我自己的记忆开始，哪怕是一些片段，慢慢地写。写出一部分就发给大家，一起讨论。

孟繁华致蔡新平
2015年3月16日 20:58 （星期一）

按赵国柱说法，蔡派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就是二团组织，8个人；广义是理念相近者，有多少人，恐怕就说不清楚了。朱德瑜看了从你那里转录回的“高、安及二团资料”，对曹敏九说：你和陈凤英参加了大批判联络站，是蔡派跑不了啦。此前，他还传给我从陈凤英日记中摘录的材料：“那时我们经常到安静中家去开会。我不是二团的成员，但对他们的一些观点是支持的。我记得周永璋被抓，他还写过一首诗。”周诗：“大河东去曲折多，革命道路更坎坷，高山难阻东流水，曲折能奈有志何？”殷惟侯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6·20造反兵团和红色造反兵团在江祖如、安静中的撮合下、在反朱成昭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了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交融，最终成了风雨同舟的‘二团’，是地院松散的“蔡派”的经常代言人。蔡派的真正核心应该是安静中、江祖如。” 据你所知，这符合实际吗？他所说的蔡派，显然是广义的了。
你写自己的回忆外，二团的回忆恐怕只有你作了。有些逝去的个人，如高院长、安静、郑伯让、江祖如等，你能不能安排人写？安静有肖劲东的稿子，有底了，如濮老师写，可能会有更多的情节。我笔记中也有几个情节，都是和我直接有关的，怎么处理，再说。另几个人谁能写？我除写自己的内容，张海涛、吉让寿，我会写一点，还有一些内容，但肯定不全面。非正常死亡的李仲学，和古宝琳同班（《东方红报》的，也是我的朋友），她写了一篇了，我会再写一点。李明哲早期也是重要角色，清查中非正常死亡。宋志敏（李原夫人）写了一篇（写了两次），朱德瑜和曹敏九去看她，钱佩娟老师也去了，我觉得钱老师也应该写一篇江祖如老师的。就这样一点点地落实。

伏庆是致蔡新平等校友
2015年5月23日

同意新平关于地院文革史编写情况的武昌讨论纪要，尤其同意其中建立地院文革史兴趣校友圈和开门写史的建议。现将我草拟的大事记提纲及有关说明发送给诸位，希望得到兴趣圈校友们的指教，特别希望能看到繁华、德瑜、保军等老朋友们的意见。同时，也欢迎对编写地院文革史无兴趣、不参与，仅仅是对此提纲不满的朋友，提出意见或批驳。

蔡新平致田春林等校友
2015年5月23日（星期六） 中午1:41

伏庆是的大事记提纲已经发过来了，和在武汉讨论的纪要一并发给各位校友。肖劲东的关于编写文革史的想法，还没收到，待收到后再转发。
关于地院文革史的编写，请各位校友发表意见建议。

蔡新平致诸校友
2015年05月23 21时17分

伏庆是的提纲是一个讨论稿，地院大事记还有很多内容没出现在他提纲里，正需要大家补充完善，比如说陶老师就提出关于学校教职员工文革中的种种情况，有多人被批斗，还有自杀死亡的等等，介入两派斗争的等等，提纲里就没有。地院东方红对外活动是地院文革史的重要部分，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老丁，如果能够根据你的日记加上你的回忆写一个“文革期间我在上海联络站的经历”或类似的标题的回忆录，那就更好了，将成为地院文革回忆录的重要部分。
我的想法就是大家写，尽可能多的校友参与。甚至逍遥派也应写“文革中我是逍遥派”，从逍遥派的角度看文革一定也很有意义。斗批改红卫兵的头，程关林，就写了回忆录，他的经历，他的视角，就令人耳目一新。在征求了作者意见后，我准备把几位已经写了的回忆录发给大家参考。
老丁，真的需要你出手啊！

丁育民致蔡新平
2015年05月23日 20:57

看了你转发的“大事记”，里面提到了上海联络站和“一月风暴”，当时我是上海联络站的办公室主任，亲历了那一段上海的许多事情，比如张春桥一到上海就派车接我到虹桥机场。又一起去安亭，等等。我当时的日记记得很清楚。但我想与你们要搞的记事关系不是很大，要否提供给你，请回示。

孟繁华致蔡新平
2015-05-24 10:30:16

   看了纪要和提纲，很高兴。大家都在关心地院文革史，有紧迫感，提出了新的操作方式，其中两项最为突出：微信兴趣圈，开放式。以前主要是朱德瑜和我来做，有个简单的分工，前期资料征集主要朱负责，后期编写主要孟负责。故所有资料都汇集到朱处，然后分发有关人员（包括我）。我和朱有两千多封邮件，记录了我们的工作过程和想法。朱回京后，我们会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向各位师友汇报。
大事记详略，应先和整本书的体例——内容结构结合起来考虑。
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除大事记，没有其他内容（不算文前的几篇读后感），所以叙述较细，有几天是按小时记载。
我设想的地院文革史体例不同于此，重要事件已有专述，故大事记可以比较简洁。
大事记，资料为王。不论繁简、详略，资料力求丰富、可靠，繁而后简，详而后略。
不知诸位设想的体例结构是怎样的？

蔡新平致诸校友
2015年5月24 22时57分

前面转发的孟繁华的两个关于编写大事记的文件。老孟和朱德瑜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伏庆是接手后是怎么衔接的？下面应当如何接续下去。开放式已经有老校友响应了，如丁育民答应从香港回来后马上动手写他的回忆录，他有日记。地院文革史，应当是全面的，工作队、校文革、斗批改，各方面的都应当反映，这就需要更广泛的宣传发动。问题是目前能够联系通讯地址有限，我这里并不全，才一百多人，希望相互补充介绍传递。我准备建一个校文革史博客，注册进入，对内开放，对外要允许后进入。不知技术上是否可行。

孟繁华致蔡新平
2015-05-26 11:43:28

我刚收到中学一语文老师写的回忆录。他1924年生人，2014年90岁，在学生、同事的劝说下，动手写回忆录，花4个月时间，写了7万字，而且是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跟你说这事的目的就是，我们有些同学，也不过70岁上下吧，还不能用或不愿用电脑打字，懒得把自己的一些记忆留下来，我想把这事告诉他们，不应该呀！70岁学会了，活到90岁，能用20年，绝对值呀！更不用说上网、微信种种好处。我们校友圈子里，陶老师和你是最得心应手的了。我对软件、操作有很多不懂不会用的，觉得受到了限制，等把地院文革史这件事结束，我要好好进修一下。
丁育民的回馈令人鼓舞。联络站是我们的专题之一。对这个专题的设想是，概括联络站的情况，写几个重点联络站。上海联络站是我们确定的重点之一，站长姜涛，我和老朱都很熟，没来得及采访，去年（前年？）去世了。朱在上海联络站呆过，他负责这个内容，已收集一批材料，如丁育民有日记，最好了。我一直觉得，当时的文字材料，比会议更可靠，更有价值。一听说谁那里有传单，有日记，有照片，如获至宝，紧追不舍。我在海南几个月，基本都在录入日记、笔记。离开海南前，以为录入完了，回来又发现几本，还在录。我发现，九成内容，完全没有记忆。比如周永璋，我们一起去扬州串联是记得的，仅此而已。但日记中记载，到南京，到上海，在华东师大访聂元梓，都在一起。吉让寿不用说了。有个“邱”字，没有名，邱世寿？不好妄猜了。还有我们班的其他人，北大的，扬州的，南京的，全无印象。如能通过微信兴趣网，发动更多的人参加，发现更多的原始材料，就是一个新局面了。

蔡新平致孟繁华
2015-05-26 19:03:02

老孟，你说“等把地院文革史这件事结束，我要好好进修一下。”恰好相反，计算机一般来讲只能边用边学，专门去学，大约18岁前还可以。你只有在用时发现你不明白的问题，或者问人，或者到网上查，然后自己去试，才可能有所长进。等你写完文革史，你也不用学了，那水平也就到顶了。因为剩下的岁数也快到头了。
老孟所举的90岁老人学用电脑写回忆的例子很好，陶老师更是榜样，各位动动笔，敲敲键盘，把虚拟记忆变成真实文字留下来，老年生活会增加一点有意义的乐趣。
我已经建了一个地院文革论谈，不叫“论坛”，没那么高大上，就是大家对地院文革史的问题交流思想，互相启发，讨论一些遇到的问题。于此无关的杂七杂八的内容，可以在地院老校友圈里发表传播。希望大家踊跃加入。凡是愿意的，直接把你手机号或微信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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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被遗忘的群体

程关林

    颂扬它时，说它是“反修防修”也好；批判它时，说它是“一场浩劫”也罢；但确是“史无前例”、“触及灵魂”。这，就是现在人们有意无意弄得谈虎色变的“文化大革命”，或曰文革。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想写一点走在祖国石油天然气产业最前列、理应感动中国的石油地质队员们的史实时，扯来扯去，动不动却跟文革挂上了钩？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认为，对于文革，应该正视它而不是留下十年的历史空白。更为重要的是，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在哈佛，不少学生选修文革课程，而中国的年青一代，反而对这一段虽然痛苦，却客观存在的历史茫然无知。
我想告诉年轻人，文革及其曾担纲其中主体的红卫兵，绝不是当今你们所见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中那样的无头脑的群氓以及只知挥舞皮带打砸抢的地痞的一幕闹剧，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人们从茫然到醒悟的灵魂触动，是其它年代不可能有的。原来，我动笔的念想还是源于毛泽东、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教诲。而且，似乎与我有类同想法的同龄人还不在少数。因此，本文在朱德瑜老大哥下达征文启示一、二年前，基本上已完稿。
而今，不少当年的“造反派”在网上大书特书，一个“三司”司令问题就争得个不亦乐乎。却鲜有“老保”出来说几句话，当年的“老保”，或曰“保守派”、“保皇派”，成了被人遗忘的一个群体。
国外研究文革史的应当能收集到北京高校天、地两派各自出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虽各抒己见，但幕前大事基本有所反映，幕后活动可寻蛛丝马迹。“老保”由于迅速垮台，故不可能出此类记叙“战斗历程”的东西。然而，一个舞台，只有正面角色，没有反面角色，或者只有主角，没有配角，好像难以成戏。
其实，北京地质学院不仅造反派“东方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因“天、地”两派的“地派”而闻名，它的对立面——老保“斗批改兵团”、“红卫兵”，同样蛮有特色。本人作为“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为研究文革史的人们提供一个提纲式的回忆。讲一讲文革中一些较轻松的花絮，尤其是当时的心理活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地院21643班某宿舍同学间有一次争辩，余久芗等认为，这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兆。祝天惠等认为，是历史学界学术之争。这是我们上大学以来，同学间第一次针锋相对的不同政见的碰撞。平常我对问题的反映还是比较敏感的，此时却哑口无言。因为其间究竟哪一种观点正确，已超出我的认知范围。
1966年4、5月，辅导员赵永芳组织学生集体学习，批“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
自从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后，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信念已在我们脑中扎根，但中国政坛的风云，还是让我们无所措手足。
业务课停了，连篮球场都空荡荡的。同学之间议论并不多，大家都心事重重，一副忧国忧民的沉重。
1966年5月底还是6月1日，我班李昌平等贴出全校第一张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包括我在内，我班大部分同学都在此大字报上签了名。逻辑是：北京市领导出了问题，与北京市委关系密切的院党委脱不了干系。院党委立即组织人马用大字报反击，后称“六三”反扑。
1966年6月上旬，以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为团长，政治部主任边固为副团长的工作组进驻地院。
6月17日，工作组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这可是捅了马蜂窝。“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显然低估了当了七、八年地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高元贵在全院师生中的威望和号召力。即便是6月初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矛头所向，也是聂克、周守成、刘普仑等人居多，针对高元贵的很少。
1966年6月20日，首都各高校先后莫名其妙地反对和驱赶工作组，地院周永璋等学生拿着李贵（院教辅处长，工农干部，造反派，后为革委会二把手）的破床单游行，后演变成反对和驱赶工作组的事件。
工作组才进校几天，就有人苦大仇深地反工作组，而且首都各高校几乎都统一在“6·20”，没有高位者摇羽毛扇，才怪！可惜至今仍无人坦陈。
我对院党委并无要去“打倒”的仇恨，工作组进院，引导大家联系：院党委→高教部蒋南翔→北京旧市委，我们也不知所以。对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更无深仇大恨。我茫茫然，每天在地院、航院、钢院、矿院等看大字报，认真地看、摘抄。我班蒋浩旋、黄凯生、朱冬梅等同学通宵达旦，写了汇报材料。清晨，专门去国务院接待站，咨询对反工作组及保工作组的看法。
6月，北京的初夏，正是柳絮纷飞的季节。北京地院贯穿东西向的柏油路，宽敞豁达，路两旁高耸的白杨，枝繁叶茂。往常晨起时，师生在路上跑步操练，傍晚，师生在路上漫步谈心。而今，铁丝绕过树干，粗野地将苇蓆固定在白杨之间，一层层的浆糊，一层层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各抒政见。一个个都自以为最领会毛泽东思想，最紧跟党中央精神，一个个的聪明才智跃然于大字报字里行间，颇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写写大字报，就能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豪情。
我也是参与者，但更多的是忧心和迷茫。地院师生引以为豪的大马路、林荫道，留在我印象中的，却是：
白杨、柳絮、林荫道，
大鸣、大放、大字报；
浆糊、粘土、使劲造，
迷茫、盲从、瞎胡闹。
很长时间，闻着香喷喷的贴大字报用的浆糊，想着困难时期饥肠辘辘的情景，觉得不可思议。后来，一种红色的粘土代替了浆糊，心中略感平衡。写大字报的纸，一捆捆，一卷卷，每天不知耗费多少。真是家大业大啊！不过，闹革命么……孰是孰非，岂是我一个年刚19岁，从小在江南小镇长大的穷店员的儿子所能判断的——到底谁是在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
6月21日，到各院校看了一天大字报没看出个所以然的我，左思右想，决定找工作组提意见，理论理论。邹家尤可能听到我在门口要见他，工作人员不让我进去的争吵声，开门让我进去。门一开，一位浓眉大眼、敦敦实实的人正跟邹部长告别。后知，此人叫胡守安，地院司机，曾经的小八路。
见到邹部长，一肚子准备好的话，不知从何说起。邹家尤给我倒了杯水：“别着急，有意见尽管提。”我对派到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不了解情况就指手划脚不感冒，对工作组一些做法有意见，但我又不同意赶工作组，因此，言词并不尖刻。邹部长从“四清”时毛主席就派工作组，他自己也作为工作组长去陕西讲起，一直讲到“6·20”：“有意见可以提么，像你这样就很好，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否则，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有意见，想不通，随时可来找我。”
祝天惠去清华还是北大，会见比他消息还灵通的高干子女“哥们儿”，回来后动员我保工作组。我欣然同意。此后，从参与者跨入积极参与者行列。并与胡守安、祝天惠、李唯宇等成为“东方红公社”实际上的对立面。虽然，地院只知文革时学生中之周永璋、朱成昭、蔡新平、蒋良朴、王大宾、殷惟侯、田春林、杨喻中，此后之王大宾、聂树人、孟繁华、田春林、朱德瑜、胡乐成等。
毕竟，高干子女们比我们要了解中央的意图——在政治运动中，在大是大非中，站错了队可是一辈子的政治生命——1957年的右派就是前车之鉴。
副部长胥光义带着薄一波副总理批示来地院，先开会。传达文件分三批：支持工作组的，中间态度的，反对工作组的。第一批人开会时，并没人通知我。邹家尤看到在马路上张望的我，叫上我进了会场。我一看，我班已有几个同学在，他们是谁通知的，不清楚。
“反干扰”开始，我算“左派”，与班上反工作组的同学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动机、效果的文章，无批斗现象。然而，虽说是批评、自我批评，但硬要反工作组的同学承认因“效果不好”，动机也说不上好，也是挺折磨人的。宋永坤就一直坚持：“我动机是好的。”后来干脆一声不吭，以示抗议。我们也无可奈何，毕竟都是同班同学。我也没忘记，湖北半工半读劳动，宋永坤被分在最艰苦的测量组。须知，在到处是悬崖陡壁的天柱山测绘地形地物，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但他始终没叫过苦，也没炫耀过。
我与张聪贤等追查“6·20”的后台，从吉让寿、白美骞等11621、11622班学生追到安静中。我和张聪贤本是去调查安静中的，反被安静中一席话说得无言以对。
我和安静中素不相识，但久闻其大名。“安静中道路”的说法，地院人都知道，他是地院团委书记，28岁就当了院党委委员。我从来自傲，可在安静中面前，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1967年后，多次与他（我们都已叫他“安静”）、小濮（大家这么叫濮大姐）交谈，听安静一席话总能解我之疑，解我之惑。与安静只要见面，当晚必定聊至达旦。
由于有余久芗、黄凯生两个“大个子叔叔”，我只能被安、濮的长子安天剑称为“小个子叔叔”。
在追查“6·20”后台的过程中，江祖如老师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参加了地质系对江祖如的批判会，接触了几次，“又臭又硬”是江老师留给我们的印象。
8月中下旬的一天，我在学校马路上见江祖如骑车而停，周永璋从江手中接过自行车骑上，急匆匆而去。我骂了句：“又他妈搞反革命串联去了。”江瞪了我一眼，没理我。当后来我与“二团”一起反“左”时才知，周永璋那时正为成立“三司”而奔忙。
江祖如爱人钱佩娟大姐也是位女中豪杰，后来为地院校友会没少出力。我2008年前曾是校友会新疆分会的会长，再加上江老师的关系，凡到北京，必去安静中、江祖如家。
1966年7月底，工作组撤走前夕，祝天惠、王秀英、程秀梅和我，应邀列席地质部党组会议。何长工主持会议，旷伏兆、胥光义、邹家尤、边固等与会。还有的人，是否有宋应、李轩，不认识。李四光部长为何未到会，也不清楚。王秀英哭着问何部长：“工作组为什么要撤走？”4个学生中，3个高干子女，就我老爸是平民百姓。我并不自卑，但由于不懂礼数，只能聚神聆听。何部长长叹一声：“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派工作组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明白了，这是一次向保工作组的学生的打招呼会议。
    工作组进地院后，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听何部长这一说，我都懵了。也是从那时开始，隐约间感到，毛主席与刘主席好像对文化大革命意见不一样？
7月底，8月初，我与祝天惠等人在北五楼前贴出大字报《全院红五类子女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保工作组的许多“红五类”子女都签了名。如朱成昭、聂树人、王大宾、田春林等。其中，我与聂树人熟识，因我是院文学社社员，聂是院文学社副社长，挺器重我，经常指点我写作。认识田春林是在篮球场，他是校队的（我也爱打球，但1968年才进校队）。
1966年8月4日，我和祝天惠发起，与张聪贤、黄凯生、王锡金、武玉印、陈生宝、王秀英、程秀梅等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并在学九楼西墙贴出《宣言》。《宣言》由我起草，祝天惠修改定稿，黄凯生用漂亮的宋体字书写。因在此《宣言》中，我们保工作组的态度鲜明，我又是第一个在上面签的名，所以后来各“老保”战斗队找我们“红卫兵”串联时，都是找我。
我们这一“红卫兵”组织，在北京高校乃至一些中学里，在全国，都可算得上是“老红卫兵”。
继我们“红卫兵”之后，李维宇、王庆山（后为程秀梅丈夫，两口子分配到甘肃白银市某矿山）等人随即在水文系成立“八一”战斗队，其骨干是军人子女，广播台的李绥胜（后为李维宇夫人，两口子1968年辍学去301医院从军，再转业到广州市）是其一员。他们在广场给学校右派剃阴阳头的举措轰动全院。对此，我大不以为然。李维宇对我的劝告回答：“你太右！”后李维宇去一司任后勤部长（一司是司令值班制），走前郑重地对我说：“我去跟兄弟院校打交道，院内的事就靠你们了。”
8月上旬，胡守安叫上我，从木工厂后院挖出一包东西，我一看，是“反动学生朱成昭”及“反动学生蔡新平”的材料。转移到何处，还是销毁了，我没过问。我只是明白，工作组确实整了学生的黑材料，但我见到的也就是这两个人。
1966年8月中旬，勘探系红卫兵（程关林）、水文系八一队（李维宇、王庆山）、物探系红旗（王洪超、王震亚）、地质系红星（毛炎超）、探工系火炬（苏椿）、研究生造反队（刘益康）以及工人赤卫队（胡守安、刘强）等人在院木工厂召开联席会议，商量成立“斗批改兵团”和其中的红五类子女并入我们勘探系红卫兵，扩充为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事宜。我们勘探系红卫兵办公的南翼楼也成了红卫兵总部。当时议定，以与会各组织的头头为主，成立总部。
这个全地院的“红卫兵”算是8月21日成立的，有第一期“红卫兵报”为证（我未收集到第二期“红卫兵报”，可能就出了一期）。但它一成立就背离了木工厂联席会议精神，是个松散组织，背后仍是工作组时的文革小组。一些人，既要揽权当官，又不愿冲锋陷阵，更不敢出头办事。各战斗队也互相不服。
而能调动人员与“东方红”的行动相抗衡的，也就是工人赤卫队和勘探系“红卫兵”、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等战斗小队。去经委、工交口、地质部保老干部，去《红旗》杂志社辩论……大部分有可能被人“秋后算账”的重大任务都是由胡守安与我互相通知，由“工人赤卫队”及少数红卫兵骨干执行。
勘探系“红卫兵”与水文系“八一”关系最铁，我那时穿的军装，系的皮带，背的挎包，都是李维宇、王庆山他们送的。研究生“造反队”的商锡钧、刘益康等以出谋划策为主。
对商锡钧、任士田这些学长，我和祝天惠很尊重，但互不干预。对另一总部成员王××，则不太感冒。
8月18日晚，北航红卫兵二男（似乎叫李明清、赖锐锐）二女专程到地院找到我和祝天惠，问道：“今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们为什么没去？”我们说：“没人通知我们。”“太遗憾了，主席跟我们握了手，还照了相。”说完，向我们伸出手来：
“握握我们今天跟毛主席握过的手吧！”
8月24日晚，地院操场西头搭了个台子，造反派、老保两派大辩论。中央派陶鲁笳主持会议，自然居中而坐。他右边是代表我方上主席台的任士田（斗批改）、程关林（红卫兵）、胡守安（工人赤卫队）；陶鲁笳左边是对方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蔡文怀（？）。这也是地院文革中唯一的两派同台亮相。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当晚，我派不少人就宣布退出红卫兵（或斗批改）。我方辩论组组长谷尚（上？）礼、副组长王××也被撤换。可以说，“8·24”大辩论后，院红卫兵已名存实亡，坚持的只是勘探系“红卫兵”等各系保守派战斗小队及工人赤卫队。
奇怪的是，一直支持我们，这次又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在辩论会前还热情与我方代表握手，还拍拍我肩膀。而当双方正辩论时，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向他递了张纸条后，他一下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对“东方红”代表唯唯诺诺，低声下气。
8月25日凌晨，我正为陶鲁笳在辩论会上表态支持“东方红”而恼火，祝天惠来电话，说陶鲁笳、李人林要接见祝、程等人。我正生着陶鲁笳的气，未去。一个多小时后，祝天惠敲开我的门：“国务院工交口是支持我们的，会上表态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央文革的也到了辩论会现场。今后调子要变……”
我方按此调，回避工作组问题，强调向前看，革命学生团结起来，共同搞好院内斗批改。此举收效，一批人宣布退出“东方红”。但大家已明白，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是支持“东方红”的，所以大局已难以挽回。由于周荣鑫曾向胡守安和我面授机宜，所以我底气还是很足的。
院内失势，“东方红”将矛头指向地质部。
“东方红”几进地质部静坐示威，直至绝食。我带人去地质部，担任保卫地质部总指挥（边固任副总指挥）。一个多月，我睡在部传达室长凳上，盖着我二姐夫给我的旧棉大衣。有时还得回校。来回串，或车接送，或步行。亢奋的激情下，人并不觉得累，反而感到有了“用武之地”。动力是：井冈山朱、毛会师，还是何长工当的联络员；王佐还是何长工去收编的；留法时，何长工还是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我们保的，正是何长工为党组书记的地质部。
“东方红”一进、二进地质部，也是哀兵动人，声势很大。祝天惠、王秀英等不太放心，多次打电话询问。我对祝天惠说：“你们抓好院内的斗、批、改，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东方红”几次揪斗何长工、邹家尤等，都被我带人抢了回来。
保卫地质部的主力军其实是名噪一时的中学生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对于我们红卫兵中的少数人向“西纠”提供在静坐的“东方红”人员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姓名，由中学生对他们辱骂的做法，我并不同意，但作为总指挥，又不便公然反对，只能持保留态度，否则，又是“右”。
对于“‘东方红’，脸皮厚，原子弹，打不透”之类的辱骂，我认为也属下三滥，没什么水平。倒是形容“逍遥派”、“骑墙派”的圆滑——“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的对联，还觉得有点意思。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纯属地痞语言，我从不附和。
反正在这期间，“东方红”到处去造，我们跟着到处去保，仅国家经委就去了几次。对方显然有高人指点，我们每次行动都落后一步，但总算未让那些革命元勋受到冲击——在我们组织还未垮台时。
8月下旬（？），“东方红”批斗邹家尤，我和胡守安带红卫兵、工人赤卫队将邹部长救出，藏在西三楼。邹衬衣血迹斑斑。
与邹部长1966年9月在地质部分手后，再次见到他，是1973年初。那天，我在地质部招待所办理住国务院招待所证明，见一熟悉的中年人在院子里扫地，这不是邹家尤吗？我连忙上去问好。邹部长很激动，没说话，拉着我去他家——招待所后院的小二楼。并见到了邹的夫人，原地质部石海局财务处长姜坤。
提起姜坤，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的老同志都用“干练、豪爽”来形容。我见她时——一个被造反派折磨得神志不太正常的老女人。姜坤半倚在床上，听完邹的介绍后，无神的双眼泪光闪闪，握住我的手，热情地问这问那。由于病中的姜坤盼望有人跟她聊天、讲故事，我又不常在北京，所以征得邹同意，我带博学多才，又善于表达的常江见了邹、姜。几个幽默的政治笑话一讲，常江也成了受姜坤欢迎的人。邹部长说：“她对谁都不愿理，难得跟你们俩这么谈得来。你们以后可要常来啊！”
我远在青海、新疆，也就趁出差到北京看看他们。常江倒是经常去问寒问暖，跟他们聊天解闷。
我已经记不得去过邹部长家多少次了。只记得1976年底，邹部长托人从北京给我带了封信来。信中言及，他已重新工作，问我想不想调北京。我回信深表感谢，同时示意，要自己闯道。
八十年代初的一次，还是在西单皮库胡同地质部招待所后院，邹部长家。姜坤精神比原来好多了。见我后，拿出一大叠照片，问我认不认得照片上的人。我仔细地看了看，全都是记录地院“东方红”造反史的。几进地质部，抢广播台，揪斗老干部，示威游行——上面许多人我是认识的，但我不可能指认谁谁谁。也不知是谁居然把这些东西提供给邹部长等人，让他们“秋后算账”。邹家尤比较大度：“小程，别听你姜姨的。”并对姜说：“那时他们才多大？”姜不服：“里面还有不少造反派老师，可不是学生娃。”邹摇了摇头：“当年这些事，又有谁说得清楚。好歹我们没被整死，能活着看到粉碎‘四人帮’，你我就知足吧，别为难小程了。”邹要带我去看望何部长，我说：“跟何部长不太熟，算了。”现在想起来，挺后悔。
邹部长离休搬到复兴门部长楼时，姜处长已病逝。我最后一次见邹部长，是1993年12月。我和常江去看望因患癌症在家养病的邹部长。我特地叮嘱常江：“这么多年，我们也没跟邹部长合个影。这次，你务必带上照相机。”现在我保留的我和常江、邹部长、邹部长后娶的夫人的几张照片，就是那次拍的。邹部长很瘦，但精神还好。饭后，边喝茶边聊天。邹部长说：“去年，我到武汉参加了北京地院40年校庆，很受感动。希望中国地大能发扬北京地院的好校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为地质事业献身精神的优质人才。”
我和邹部长相交二十多年，他对地院造反派，从来是谅解、谅解再谅解。真正革命者的胸怀。
由于“十六条”中有关破除“四旧”的号召，以中学生为主体，北京街头改路名，砸招牌，谓之“扫四旧，立四新”，党报又表支持，一时声势浩大。
8月上旬，我们红卫兵刚在南翼楼安营扎寨，就有人来报告：地院附中红卫兵到院图书馆“扫四旧”去了。我急忙带人去图书馆。沿途，一堆堆的书冒着一股股浓烟。我心疼、恼怒，因我爱书、惜书，家贫又买不起贵的书：“他妈的，这不是焚书……”赶到图书馆，馆方老师们正阻拦着那些不知高低的中学生，眼看挡不住了。我们一去，形势大变。我把领头的附中学生叫到一边，亮明我的身份、观点，他带人撤走了。我跟图书馆领导商议，象征性地烧一点本该卖给收破烂的书刊之类就行了。此后多年，我一直是图书馆的上宾。
1966年8月21日，院红卫兵成立后，就宣布扫四旧、抄家。我是8月20日从祝天惠那里得知此事的。闻讯后，与祝天惠连夜通知一些教授，让他们有个准备。后来赵鹏大家的高跟鞋（安娜的）、周守成家的美人照片等，都是我叫人退还给他们的。
说起以扫四旧为名义，对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的违法抄家，多说几句。因为我毕竟了解一些情况。
抄家是由北京中学红卫兵掀起，从而席卷北京，乃至全国的。
“抄家”，在北京地院是谁提议、谁组织安排的，反正我不清楚，也就是说，至少是背着我和胡守安等人决定的。这当然与“斗批改”兵团与红卫兵的组织建制有关。多中心，各山头谁也指挥不了谁。祝天惠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东方红”一致——“死老虎”，有什么可打的？作秀（现代词）！
当时胡守安和我直接听从国务院、工交口、地质部领导指示，实际在指挥两派斗争中我方被动应付的多，所以对“抄家”之类事情，也不太过问。是情况所迫，才不得不过问的。
抄家的第二天，我照例去南翼楼上班，走廊里，几间原先空闲的教室堆满了沙发、弹簧床垫、高跟鞋之类“四旧”物资。也没人张罗、登记。见到任士田，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反问：“你也是总部头头，怎么问我？要不你帮助管管。”于是，我自命为“造反办公室”主任，任命恰巧在我办公室的地质系69届的任金龙（浙江人，戴眼镜）为副主任，工作人员就物探系的平文田。叫了几个人，将走廊里堆放的东西全部搬到教室内。
一接手，发现状况比我预计的好得多。首先，抄家时，基本上由被抄者所属单位的红卫兵负责，即有组织；其次，抄走的东西全作了登记，一式复写三份，被抄者、去抄者各持一份，交红卫兵总部一份，且有双方签名，即已备案；此外，绝大部分抄来的“四旧”存放在“教工之家”，准备在那里办“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
我是这样安排的：凡列入清单的物品，均在总部登记，由我负责登记在一本蓝封面、土黄色纸页的“保密本”上（困难时期印制的本子）；任金龙去“教工之家”，持总部那份清单，负责登记查对准备在那里展出的人员（我记得有冯景兰、袁复礼、杨遵义等）的物资，并筹备展览，对展出物品负责；平文田督办：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反动物证、现金等必须在三天内查清，务必账物相符；总部（即我处）只保留登记本，其余物品（沙发及床垫除外）均移交“教工之家”任金龙处。可以说，当时核对全部账物相符。
在“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展出时，贵重物品还全部与我登记本上记载的相符，至于后来，我就不清楚了。
凭心而论，1966年8月，“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的“前言”和“不结束语”还是十分精彩的。作者是常江，满族人，本姓成，物探系61届，地院广播电台台长、院文学社副社长。其诗词在地院颇有名气，时而上台即兴朗诵一首，掌声四座。我在院文学社里，也攻诗词，挺崇拜他。然而，有缘结识常江，友谊至今不变，是缘于我找“不结束语”的作者。
我问他，为什么将“结束语”写成“不结束语”？常江得意地回答：“革命尚未成功！”后来，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不少“不结束语”，是否由此而来，谁是首创？不得而知。
地院“东方红”到国家经委造反，我带人去保护薄一波，常江在其中。我带人去红旗杂志社，与关锋、戚本禹辩论，常江在其中……
我毕业后分到青海，很快联系上在湟源县青海地质局物探队工作的常江。在青海，同搞物探，我借工作之便，去湟源物探队看过常江多次，他也到平安驿看过我和杨明英几次。常江夫人也是68年北京支边青年。只要我到北京，除了安静中家，常江家是我必须在那里借宿的。常江调回北京前，在北京住在象前街。
抓“五一六”时，正赶上我去湟源。一进院子，常江家周围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无非是该打倒常江这个“五一六分子”。我不管那一套，径直走进常江家。在门口，我对围观的人说：“文化大革命八张纸一个字的标语，哥们都没害怕过，这小阵势，吓唬谁？！”就在那一次，我对常江说：“你的近作（油印的）已经拜读，就‘庐山颂’中‘放眼大江东去，昂首万里云天’一句，有气势。”此诗后来普得好评。
常江调回北京地院后，专攻楹联，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专著出了不少，还是我国楹联协会秘书长、作协会员。逢年过节还经常在电视上就楹联而露露面，俨然成了中国楹联大家。
1966年8月21日地院统一组织的抄家，我没参与，却在红卫兵总部一些学长的忽悠下，冒全院之大不韪，于8月23日带人去了市里高院长家。结果是一张纸片也没抄来。“老运动员”高元贵早把跟高教部等有关的材料付之一炬。一无所获的我问高元贵：“怎么回事？”高直言不讳：“等你们来，我早处理掉了。”此后，不仅与高院长成了忘年交，还多次得到他的教诲。
那时，地院党委陷于瘫痪状态，对群众运动毫无惧色的是高元贵。高院长曾指着马路两旁的大字报对我说：“‘一二·九’运动时，我就负责游行队伍的车辆调动。”我只能自叹不如。
而此后当我重提“抄家”这件往事时，高院长说：“你想想，我18岁就搞地下工作了，跟你文革时年龄差不多。能让你们从我这里抓到北京市委、高教部的把柄吗？”
高院长有两次谈话，我记忆犹新。
一次是1969年5月的一天，珍宝岛事件不久，我去西三楼高院长宿舍。高院长正看着报纸，抽着烟。屋内，一桌、一木椅、一木床、一方凳，简得不能再简。高见我，指指方凳，示意我坐下。将桌上的“飞马”烟、火柴往我跟前一推，示意我抽烟。没等我开口，高院长便道：“不用你说，肯定是问我对珍宝岛事件的看法。”我惊讶地点点头。高轻轻地咳了咳，吸了口烟，如同在向全院师生作形势报告：“中苏珍宝岛之战，不会引发两国大规模战争，世界冲突的焦点在欧洲和中东，是美苏之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际经济利益是政治的基础。中国也是同样，别看现在乱，也必将由大乱走向大治。”
1983年春节过后，去铁狮子胡同15号探望多年未见的高院长。一见我，他就关心地问我：“在单位上有没有因为学校（文革中）的事受到冲击？”我说：“没有。”“那就好，那就好。我当地质部顾问后，已给不少受文革株连的同学的单位去了函……”询问了我在毕业后的经历，又嘱咐我：“如有人找麻烦”，尽管找他这个院长。
话锋一转，他说：“你们这批学生中这次可能有人能当副部长。”又问我：“×××文革中是哪一派的？”我一时想不起来，高提示：“跟商锡钧一个班的。”我马上联想到文革中的往事：“他跟我和商锡钧、刘益康一派，百分之百‘老保’。我担保！”“这我就放心了。”高院长挺高兴，跟我解释了一下：“有人在×××进部党组时就不放心，怕他是‘东方红’造反派。”
临别前，高院长说了一番当时令我莫名其妙，却使我后来走上经济管理之路的良言：“你应该学点政治经济学。地质部门要有一批懂经济的专家。地质事业要兴旺发达，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我1989～1991年在南开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以平均成绩93分毕业，受到蒋承菘副部长接见专谈，未辜负高院长期望。
那次离开高院长家，才想起，1976年2月，我在北京见到了安静中和濮大姐。安静曾告诉我，高院长1975年参加了周总理抱病在景山召开的部分老同志会议，这是继邓小平复出后，总理所作的又一战略部署。……我应该问一问具体情况。可惜，安静中、高元贵两位人杰已成鬼雄，再也问不成了。

文革初期，我与“东方红”头头打交道最多的是蔡新平。1966年8～9月，我与蔡新平有过多次交锋。
一次是他向我们红卫兵借广播器材，居然有人借给了他。也有人当即向我报告了。我赶过去，蔡新平已走。我一问，连借条都未打！我顾不上内斗，急忙带人赶到教三（四？）楼“东方红”总部，找蔡新平理论。他道理比我还充分：“都是地院的群众组织，都是国家的财产，凭什么你们占了院广播台，我们连一个话筒都没有？”我说：“不管你怎么说，借东西总得打个借条吧？”他避而不答，自信地说：“等革命胜利后加倍还给你们。”
另一次是我接到“东方红”内部线报：王大来老师已回到地院，就躲在教五楼地下室。凌晨2～3时，我带人悄悄地从南翼楼赶到近在咫尺的教五楼。地下室的铁门紧闭着。我们一敲门，隐约间可听到里面有杂乱的响声。敲了一阵，蔡新平出来了。“又是你”蔡新平见我没好话。“怎么啦！你们‘东方红’窝藏北京旧市委的黑典型王大来，还有理了？”我理直气壮。蔡新平略有点慌乱，但迅即来了一句：“谁说的？”“这你就别管了。”我感到已打中蔡新平的要害，看他怎么狡辩。见我们硬要往里闯，蔡新平急了：“你们有没有搜查令？！”那时，谁想到，又怎么能办到搜查令？但“老保”是讲国法、政策的，明知王大来就在里面，也只得打道回府。
第三次，“东方红”在地质部闹腾未果，无奈之下，宣布绝食。我在那里保卫地质部，当然知道他们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并无当年革命烈士在国民党监狱绝食的境界。所以，我令人从地质部食堂抬来两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几个人分头劝说“东方红”的同学吃饭。眼看我们有所收效，刚刚赶到的蔡新平急了，他站到凳子上，张开双手吼叫：“大家不要上当！我们绝食的革命行动已经得到中央文革的重视和肯定！”他接着讲了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三条指示，不仅重新鼓起了“东方红”同学的士气，我方顿觉：“这下完了。”
后来，蔡新平与牛彩茹结婚后，我在北京“全聚德”贺请他们，曾向嫂子牛彩茹讲了文革中与蔡打交道，领教蔡诡辩技巧的趣闻——我的话是：“九头鸟，狡猾狡猾的。”
1966年9月，“东方红”由田春林带队抢广播台，我和刘志强带红卫兵、工人赤卫队护卫广播台。“东方红”的人还拍了不少照片。一位木工厂的工人告诉我，我说：“不管他。”我们人多，把他们的人一个个“请”了出去。双方都未打斗——北京地院文革中自始至终未发生两派武斗。
鉴于斗批改、红卫兵组织涣散，战斗力差，我和胡守安等商议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工人赤卫队、红卫兵联合指挥部”，胡任总指挥，我和刘志强任副总指挥。这些，都已无济于事。
1966年10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文章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存在并宣告其破产。老保组织作鸟兽散。我们红卫兵总部连带广播台坚持到最后——1966年12月的，也就是红卫兵发起人之一，我班的张聪贤。这位共产党淮阴地区游击大队长的儿子，就是有这么股倔劲。
当时首都并存三个红卫兵司令部，首都一司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最早，老保与造反派红卫兵各占一半，中央还派了刘志坚当一司的辅导员；首都二司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除北航红旗外，全部是老保；首都三司很狂，名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部是造反派。成立时，二司人最多，一司次之，三司人最少。
对《红旗》13期社论，占首都红卫兵70%以上的“老保”们，想不通，不服气。我们这些学生，怎么能清楚中央两派之间的斗争？怎么能清楚保护中央各部委领导反而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一心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怎么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一切的一切，无人解释，无法想通。
10月3日晚，我带北京地院20名红卫兵，会同北航21名红卫兵，赶往《红旗》杂志社，找关锋、戚本禹辩论。关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社大院里接见了我们。同时被接见的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瘦瘦的小个子关锋没讲话，胖胖的大个子戚本禹先吹嘘一通关锋是个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如何如何高的延安老革命，又讲了一番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向我们伸出橄榄枝：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造反不分先后。物探系一位姓李的女同学当场哭着向戚本禹认错，戚热情地握着她的手：“好，好，欢迎，欢迎。”我们无精打采地败走。
10月4日晚，我们红卫兵在大食堂召开大会。×××代表研究生造反队发言，犀利地抨击关锋、戚本禹。北航红卫兵最高指示宣传队演出“大海航行靠舵手”、“拿起笔，作刀枪”等节目。专门给我们助威、打气。后北京地院红卫兵也成立了最高指示宣传队。我记得有李克昌、厐国智等。
厐国智，探工系64届，系篮球队的，在校就认识，毕业后分到青海地质局13地质队。夫人张梅霞，物探系70届，毕业后改名张梅。对张梅霞的印象源于此：1966年8月，她跟物探系一姓詹的男同学找到我的办公室，张气冲冲地指着詹同学说：“他们在袁复礼家抄家时，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了袁家的咸鸭蛋，你当头头的看怎么处理。”这情况，在那时算严重问题。我反问张梅霞：“你是战斗队长，你的意见呢？”张说：“我和詹都是党员，回去开个党小组会，看他检查态度再说。”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难置可否。
上世纪七十年代，算上我和杨明英、李小栓，同分在地质部第一普查大队、文革中稍有名气的同学还有范如松、王怀恩、何定一、叶留生等。与我所在321分队毗邻的13地质队，除厐国智、张梅，还有刘文德、肖文波、雷世泰、赵小燕等。加上李珍、常江等，连同其他院校毕业的安义中、林伟、郑芷萍、王鹤、金传谋、王嘉斌、李太成、陈起群、杨凯……人才荟萃。
这些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在“四人帮”未垮台前那几年动荡的政治风云中，在雷世泰、赵小燕及我和杨明英家经常聚会。那时，不分你原来是那一派，都痛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崇敬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地院乒乓球队的肖文波一到我家，什么话都敢说，但总要先敲敲墙壁，生怕隔墙有耳：“还是小心点好，王来昇（勘探系63届，也在13队）一帮人正追查‘政治谣言’，听说重点就是你们和雷世泰家。”
而肖体休、郑碧玉、刘若君、我和杨明英等人还戏剧性地在青海省会西宁市聚了一次。肖体休说：“难得我们朱派、蔡派，‘东方红’、‘斗批改’的聚在一起，为大团结，以茶代酒，干杯！”在大家都抢着买单时，郑碧玉霸道地说：“谁也不要争，谁工资高谁请客。”于是由在青海最艰苦地区工作，工资也高的郑碧玉、刘若君买了单。
大文豪常江老兄一来，雷世泰、安义中齐聚我家，我们4个学理工，却酷爱国学的在一起，饮酒作诗，严循平仄韵律，一人一句，其乐无穷。但更多的还是不忘家事、国事、天下事。
1966年10月5日，祝天惠、我、张伟堂、杨根源、刘锡生、闫素斋、张东亮、迟双元等成立“棱角”战斗队。战斗队宣言由祝天惠起草，我修改定稿，张伟堂书写。大字报矛头直指中央文革。闫素斋曾在我的办公室气愤地斥责江青：“说这个是阴谋家，那个是野心家，我看她才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我和祝天惠听了后，心里是赞同的，她只是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针对“棱角”战斗队，“东方红”马上出来个“锉刀”战斗队——锉掉你棱角；我方立马出来个“铁锤”战斗队——砸烂你这把锉刀；对方又出来个“铸工”战斗队——铸化铁锤……
那时，“东方红”已从“哀兵”成为扬眉吐气的狂妄之师，有人反中央文革，不遗余力地予以围剿。幸亏我们这个“棱角”战斗队只活跃了十几天，未被查出，否则早就身入囹圄。
10月10日左右，一天凌晨，南翼楼楼道里的嚷嚷声把我吵醒，过一阵，我办公室门也被敲开。东方红“红色尖兵”由肖体休带队，押着红卫兵总部的王来昇，扬言来查抄黑材料。他们没想到，整栋楼我方已几乎没人。我们从未整过黑材料，自然也没有黑材料。他们走时，我指了指我作床的会议桌：“希望你们‘东方红’掌权后，和我们一样艰苦朴素。”自始至终，肖他们无过激行为。
10月17日，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与我们第一司令部的“老保”集聚中南海门口，上万红卫兵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周总理，周总理，我们要见毛主席！”——年轻的红卫兵们实在想不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的占首都学生中绝对多数的红五类子女，被《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一下子就打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不通。认为周总理是支持我们“老保”的，认为毛主席被中央文革蒙蔽，所以要见毛主席。
10月18日凌晨，周永璋、蔡新平、陈学敏、肖体休等骑着自行车，带着馒头、咸菜、棉袄，向我们表示慰问。我身为地院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未受其“蛊惑”，但实际己为尔后观点打下伏笔。
在有关工作人员劝说下，时间不长，红卫兵们便秩序井然地离开中南海门口，徒步去天安门，等候毛主席接见。
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我带着北地的几百个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与“东方红”的相邻，双方还挤来挤去，互不相让。
10月18日晚，周总理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两派红卫兵。北地红卫兵我带队，“东方红”由王北宁带队。也就是这一次，是二司组织，一司中的“老保”响应，三司及北航红旗等被动跟进。从中南海走到工人体育馆，总理还未到。我安顿好地院红卫兵后，挤到体育馆门口等着。周总理微笑着，边挥手边与挤到他身边的红卫兵握手。我被推到前面，拼命向前伸手，接触了一下周总理匆匆掠过的伟人之手，顿感电击般一股暖流掠过全身。
不知为什么，三司的红卫兵强行将警卫的解放军战士换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保”来晚了，三司的门卫不让他们进，他们硬冲，造成小小骚乱。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周总理讲的第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而且果断地一挥手），究竟针对何人？何事？
其间，三司的红卫兵齐喊：“老保，滚出去！老保，滚出去！”而另有人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一看，是一司中的造反派“北师大井冈山”的。
提到王北宁，这位地院附中毕业的高干之女，是年级党支部培养的64届第一批学生党员。王北宁曾像一位大姐姐那样关照过我。不少男同学写信给她，对这位秀丽、体贴人的女士表示爱慕之情，她却把情书交给了辅导员赵永芳。嗨！
1966年10月18日那天，她还劝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惜红颜薄命，王北宁婚姻不如意，又因文革之事在狱中关了几年。1994年她来乌鲁木齐我家时，不到50岁的她，苍老得像60多岁的老人——这难道是当年那位充满朝气的王北宁？至今，犹记得王北宁那句“监狱不是那么好呆的……”
1966年“八二四”大辩论前后，聂树人也曾两次劝我加入“东方红”。可以说，“东方红”的头头中，文革前与我关系较好，比较熟悉的，也就是聂树人。
10月19日，张伟堂拿来火车票。当天，我们乘火车赴武汉。同行的还有一批张伟堂认识的中学生。祝天惠带一些人去山西，既回家，又去调查六十一个“叛徒”之事。
分手前，祝天惠对大势有个分析：关林，你看，矿院的造反派从保守派手中抢广播台，没人干预，可保守派组织力量反抢时，公安局出动警力抓了人，抓的全都是保守派的……由此可见，国家专政机构对两派的态度。我们大势已去。
之前，《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后，不甘失败的“老保”们曾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第四司令部”，重新组织力量与“三司”抗衡，在什么地方开的会我记不得了，我和任士田未去，祝天惠和王来昇去了。祝天惠的结论是：一帮毛孩子瞎吵吵，成不了气候。其实，即使组织能力再强，策略再准确、灵活，也没用。
和其他大学生一样，毛主席著作和党报是文革中我每天必读的精神食粮，每篇“社论”都逐字逐句分析、思索。因此，那时已感到站错了队，愧对毛主席；但又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喝几口水，没什么了不起的，重新振作起来：无鬼不怕鬼，无私大无畏，何惧征途难，此身早度外。
说到“大串连”，后人很难想象。一开始，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学生红卫兵便争先恐后拥往北京。学生哪来坐火车的钱，成群结伙的学生，车站、列车上谁敢管？去见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阻挡谁就是“反革命”。到了北京，管他们住，管他们吃，安排他们分批接受毛主席检阅。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8次接见红卫兵，可见进入北京的学生，少说达几千万。
而北京的红卫兵，以“老大”自居，自1966年8月下旬开始，先是一司派红卫兵到上海保曹荻秋、陈丕显，后各司令部陆续向各省、市派驻人员。其中，10月后，主要是三司等造反派四处煽风点火，谓之“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这样互串互连，交叉往来，铁路运输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们从武汉去长沙的火车，座位上，座位下，厕所里，行李架上，全是人，如同罐装的沙丁鱼。吃饭、喝水、上厕所，你想都别想。一位十岁左右的红小兵，实在憋不住了，央求：“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求求你们，我……”我见状，与几个同行的学生挤出一个空间，在车厢地上铺几张不知何方印的小报，让此红小兵蹲下拉屎。一拉一大堆，本来臭气熏天的车厢内，更是臭不可闻，骂声不断。将人强行拉开，打开窗，扔出大粪，每一步都得罪人，仗着我们人多才办到。一旦临时停车，满世界是拉屎拉尿的人群，人在那种情况下，已经顾不上脸面了，管他的，解决“内急”再说。
中央巧妙地采取“疏导”——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号召红卫兵学大连海运学院学生的做法，步行串连，并加上许多赞词。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火车的压力，但各地的接待工作毫不轻松。好在我国街道、居委会作用巨大，成为接待红卫兵的主力军。各地做法不一，许多地方是白吃、白住，也有不少地方吃饭要登记学校、姓名。我们老实巴交的，如实报名，在1967年时补交了伙食费（我交了约5～6元）。也有不少人乱报个假名，混的。所以，后来“高元贵”院长的名下，款项最多。主要那时没有身份证，才给人混水摸鱼之机。
在武汉，住华中工学院约一个月。结识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对立派吴大力、李淑琴等人，共组“首都红卫兵驻武汉联络站”，保张体学。湖北省委给我们一辆值班面包车，安上扩音器，每天在武汉市走街串巷播送我们的观点。
《人民日报》“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发表后，张伟堂、吴大力等人要徒步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我和其他北京学生先去长沙，住长沙湖南省湘剧院。去中南矿冶学院看了看该院的“老保”渏建春同学（她8月来北京串连时认识）。后去广州，住广东省委，保赵紫阳。在省委参加过一次辩论，与我们北京红卫兵相比，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不是我们对手。
1966年12月30日，我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几个原中学时的同学，徒步从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出发。经嘉兴到杭州，学元旦社论，去杭州通用机械厂劳动。本去同工人阶级相结合，谁料让我们顶班，工人们去了上海。
继续“长征”，经富阳、常山、玉山到上饶。沿途基本上都是浙北的平地、丘陵和山区边缘，平均日行70里左右。参观了上饶集中营后，本想去井冈山，因井冈山发生流感，政府出告示不让去串连，未成行。坐火车返嘉兴，回盛泽过年。
1966年8月～1967年1月，我和我班“东方红”的只与李昌平见过面。“8·24”大辩论后，昌平在大操场碰到我，诚恳而又自豪地用浓重的河北普通话劝我：“关林，现在你还看不清形势吗？中央文革支持我们，肖力昨天还接见了我们。中央文革、肖力代表谁你知道不？”我当然知道，但心想：“周荣鑫、李人林、陶鲁笳、薄一波代表谁，你知道不？”话未出口，仅婉拒之。
刚过年，北京地院来电报：“地院修正主义红卫兵祖师爷程关林，接电后速回，接受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幸亏是我拿到的电报，否则不吓坏爹娘？
不敢怠慢，1967年2月中旬，火车硬座返北京。祝天惠在校门口等我。一见面，他就拉我到四道口小饭馆吃了顿饺子。他说：“等了你几天，才等到你，把我急坏了。”我俩统一口径：一是不能暴露我们与周荣鑫、何长工、邹家尤等领导的关系；二是不能暴露我们炮打中央文革之事；三是所有责任我们两个担起来，不株连其他师生。尤其是一、二条，打死也不能说。祝天惠扶了扶眼镜：“我相信你。”我没说话，伸出手，与祝天惠的手紧握在一起。
回到宿舍，未几，学院的高音喇叭响起：“地院修正主义红卫兵祖师爷程关林听着：必须作出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随时接受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不准离开宿舍，有事向造反派请假……”
看管我、祝天惠的是我班的×××。我尽量婉转地对×××说：“××，我不是‘红卫兵’的祖师爷。”“那是谁？”×××追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从容回答。×××扶了扶眼镜框，瞪了瞪我。我心中暗笑。
总之，那一阶段的老保是：“受不完的蒙蔽，请不完的罪；作不完的检查，流不尽的泪。”
厄运不长。2月下旬，我班去江西串连的造反派郝云书、李捷芳、朱冬梅、王龙朝等回来了。郝云书拿了个篮球来找我：“走，打篮球去。”我说：“我检查还没写完，出去得向×××请假……”旁边的朱冬梅笑了：“去他妈的，你解放了。”于是，我解放了。“东方红”几次批斗“老保”，都是我班的造反派保了我，免受坐“飞机”等皮肉和精神之苦。
郝云书、李捷芳、王龙朝、朱冬梅一直是我关系较好的同学。李捷芳更是我的“一帮一，一对红”。他们也从未追究我们“保”时的所作所为。我在文革中的日记及收集的大量资料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得益于他们的宽容。
2月底，朱成昭请我和祝天惠开会，朱成昭的观点是：“造反派、老保中的骨干是最革命的，应重新组织起来。”我和祝未去。去开了会的曹凤珍（原老保）、梅建民（造反派）等人，后来都倒了霉。
1967年3、4月，协助革委会保卫处（水文系几个同学）清查抄家物资，住在“教工之家”近一个月。给我的结论是：清白，肯合作。我问他们，抄家的东西怎么处理？他们说，全都交到北京市，有部门统一登记、接收。
1983年8月，地质部干部考察组，尔后北京地院来函，都向我了解过红卫兵抄家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写了详细的材料，认真、客观地作了回答。
1967年“五一”，我随朱冬梅、王龙朝等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值勤。第一次参加造反派的活动，挺兴奋。我们学生在文化宫大门两侧最里层，我们身后是解放军战士。可见对学生的信赖。做梦也没想到，是毛主席站在敞篷车上，车缓缓地驶过我们身边。我们一面呼叫“毛主席万岁”，一面便劲抵住后面蜂拥的人群。毛主席皮肤黑中透红，眼神威严、慈祥。我们离毛主席也就1米左右，看得太真切了。反正，现在演毛主席的，也就古月较像。
在短暂的“逍遥”日子里，每天，下午打篮球，晚上，宿舍中人一人讲一个故事后睡觉。谁的故事评为最差，第二天早餐由他负责代购，每人一个馒头夹块臭豆腐。其他人睡懒觉。
至于后来与余久芗、张聪贤、黄凯生、马殿军组成“一月风暴”，与“二团”（周永璋、蔡新平、殷惟侯、吉让寿、肖体休、孙司权、邱世寿、赵国柱）一起反对极左思潮，又陷入受压之中，主角就不是我了。在这期间，系统地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主办了反映我们观点的油印《火星报》。
我不主张“怀疑一切”，但已对凡“最高指示”即代表真理、代表党有所质疑。所以，希望从马、列这些老祖宗的经典中寻找答案。也在此阶段跟蔡新平、余久芗等学会抽烟的陋习。
不过，原来只知“出口成章”一词，结识殷惟侯后，方知词意。每次，他讲，我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才子。
1967年8月，随李珍、余久芗等人赴哈尔滨，支持炮轰派。
那时，相当一批学生到哈尔滨后，是去太阳岛、镜泊湖等地玩耍的。我看不惯，认为这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于是，便在小报上发表《我们不是来哈尔滨度假的》文章。一日，李珍陪同孟繁华专程来看我——李珍说：“孟繁华很赏识你的文章。”天哪，我实在受宠若惊。孟繁华什么人？我心目中，“东方红”出的大字报，比我文才高的，也就是殷惟侯、孟繁华、聂树人、汪南屏等寥寥几人而己。更何况毛主席都表扬过孟繁华的文章。
孟繁华表扬了我的文章，主要是从继续革命的角度，并问我：“加入‘东方红’没有？”我摇摇头。孟郑重其事地摘下自己佩戴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的徽章，给我挂上。我虽然始终没填表加入“东方红”，但孟繁华给我的徽章，却好好地保存着。
哈尔滨那时已发生武斗，幸未波及我们居住的哈尔滨师范学院。我们明白，打死他人，迟早要受惩处；武斗中被人打死——22641的李全华死在四川，还不是白死？
我因托人将黑龙江革委会常委（原省委常委？）张凤久的信经北师大女附中丁夫全转交中央，1968年底，黑龙江还两次派专人来调查，一次是省计委的，一次是哈工大的。我不认为向中央反映问题是“问题”，代转一封信更不成问题，如实陈述就是了。
1967年11月起，“复课闹革命”。半工半读教研室由赵鹏大担纲，星期天加课，晚自习到半夜……
1967年12月，随聂树人去《首都红卫兵》报社，好像是抢夺编辑、出版权，反正是造反派内部权力之争，本人不感兴趣。去是去了，出工不出力，观望一趟。窃笑。
“复课闹革命”，我班再次团聚。其间，我没闲过。我参加了院图书馆的清理，趁机博览群书。
从1967年底到1968年5月，我与潘复林老师和杨明英被勘探系派去筹建革委会主办的“教育革命展览”，达半年之久。我们负责1958～1960年间的，组长是物探系老师罗孝宽。
由于我始终是“东方红”及其革委会的对立派，在此有必要肯定对方三点：一是“东方红”掌权后，虽有几次批斗我们“老保”的场合，毕竟只是走走形式，未作组织处理式整人；二是同学们的助学金，每月都按时发放，从未克扣，包括我们半工半读有争议的工读费；三是对教育革命，进行了总结、实践、探索，“地质公社”实际上是冠以革命旗号的半工半读翻版。
当然，我也没忘记，“红色尖兵”的把孙司权打成熊猫眼；安静中、江祖如等老师被革委会关押；“二团”的弟兄们不得不跑到北大去避难；朱益麟毫不犹豫地跟我、马殿军、黄凯生、张聪贤、张钦文、陈铭、洛甫等人去北大看望避难者；汪南屏（小妖怪）、陈学敏、勘探系“大喊大叫”战斗队也是反“左”的……
1968年5月25日，我班“朱派”叫了十几个红色尖兵胡乐成之类的，以批判高元贵为名，要余久芗揭发高元贵的第二套班子及高的后台。纠缠到“啃猪蹄、喝菜汤”的争执，气氛不太对头。去上厕所的21641班的崔元顺听闻，回宿舍一讲，引起也是“老‘东方红’”的蔡云长、高忠林、王泉等人的强烈不满，出面干预：“这年头，还搞群众斗群众？”我班唯一的一次内哄，不了了之。
5月30日，杨雨中跳楼自杀，留下三封遗书，一给王大宾，一给“长征”战斗队，一给家中。其死因，与屈死在“五七”干校荒山野岭的李明哲老师一样，至今仍是个谜。
1968年7月26日，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8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我院。其中，空军政治学院军人200人，七机部811厂工人100人，橡胶厂工人200人，共500人。8月28日，刘元广（军人）、雷乃廷、赵宝旭（811厂工人）进驻我班，召开会议。宣传队的人讲完话，会场寂静。我实在忍不住，通、通、通发了言。我的观点是：宣传队宣布每个班由5人核心组领导，为什么只剩3人，排斥2位学生代表？余久芗、郭建中“反红色政权革委会”的说法无根据！
此后是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
8月的某一天，军宣队的一辆吉普车将我和我并不很熟识的21642班的李清连拉到空军政治学院。一位院级领导在他家里对我和李清连说：“你们是宣传队信任的同志，找你们来，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学院里老师和学生对宣传队的态度，及时将情况直接向院、系军宣队汇报。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也是考验！”并郑重叮嘱：“这次谈话，必须绝对保密，不得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还有些什么话，记不清了。反正我听了后，口干舌焦，心跳加速，脑呈空白。直到回到学院，才缓过劲来。我和李清连互相保证：“此事务必保密，但坑害老师、同学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此后我和李清连接受的任务也就是每星期一二次在半夜悄悄溜出宿舍，随宣传队的人在校内或去教师宿舍查查夜。
陶世龙、黄占秋老师划归军宣队要我重点盯防的人物，我却有机会跟他们半夜还一起侃人生，谈学问。我的结论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杂家、大师甚至宗师级人物。
1968年8月底、9月初，两次分送马殿军家老四和我在哈尔滨结识的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朋友去内蒙插队。此后再未见面，42年过去了，也不知她们及另一位当老师的杨华可安好？
9月3日，1966年8月17日成立的“东方红公社”及其下属组织宣告解散。李贵、聂树人、张海涛等先后被宣传队发动群众收拾。
9月7日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而地院的革委会在宣传队进院后，已形同虚设。
工宣队、军宣队将我班树为两派大联合的典型，1968年11月，我和王龙朝（后改名王刚）代表两派在全院大会上发了言。
宣传队导演的“清理阶级队伍”，践踏了人权法治，破坏了师生关系，留下的后遗症难以治愈。我们班就分别成立了“赵鹏大”、“李志峰”、“周超凡”、“陆家仕”四个专案组。我是“陆家仕”专案组成员之一。虽然我们组比较讲政策，也比较温和，我和李捷芳还就其他专案组的一些过激作法向宣传队反映过，但逼人交待的疲劳战等客观存在，那种千方百计逼人就范的手段，是在摧毁被整者和整人者双方的人性。在此，向陆家仕老师诚恳道歉！
1969年国庆前队列操练，我当了个学生中的小组长，管包括梅建民在内的一班同学。军宣队又叫我注意梅建民：“有情况随时反映。”我与梅建民一相处，十分融洽，相识恨晚。
我在工、军宣队进院后当了系宣传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李玉和，另一副组长是杨明英。真得感谢给我的这个机会。
和杨明英第一次打交道是1966年8月。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我就去过一次，适逢杨明英、李学田向我提出：有人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志。我召集大家讲了讲周总理这方面的3条指示：一是有成份论，二是不唯成份论，三是重在政治表现。即，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会后，物探系叫董恒功的红卫兵还拿着油印的北工大潭立夫的“血统论”，专门到我办公室找我辩论。我懒得理他。
后与罗孝宽、潘福林、杨明英一起搞教育革命资料整理，也就是互相见面打打招呼。
真正熟悉是在同一个宣传组。一起采访、调研，写稿、改稿，出板报……从友谊到爱情，很自然地一步步走了过来。我对人生一直持积极奋进的态度，失误之处甚多。但与杨明英共结连理，却是我一生最为自豪、自得的成功。与此相比，地位名利，何足挂齿。
与杨明英的一次误会是：1969年10月，我们在首钢850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冉宗培、李紫金、余素玉等召开党支部会议。由于涉及宣传，让我这个“组长”列席。在会上，我不太同意冉书记的意见，谈了自己对宣传工作的具体建议，李紫金、余素玉老师肯定了我的建议，冉老师也同意。但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一次会议，我的一个发言，传到杨明英那里，就成了我“凌驾于党支部之上”了。我怎么解释，明英半信半疑。还是余素玉老师帮我澄清了事实。
我与工宣队处得不错，与空军政治学院派的军宣队时有争执。记得1969年国庆前，军宣队授意我代表北京地院的红卫兵写一篇提倡大联合、大团结的文章。我认真地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军宣队还是不满意。我明白，他们要我删去文中“在大联合中，不能用派性去消除派性”以及工、军宣队要“一碗水真正端平”的观点。我就是不删。军代表杨上校居然说：“怪不得有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见其失态和无奈。最后还是杨明英改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与我原稿面目全非。
1969年12月，去湖南前，与几位老师告别。
安静中和濮长萱大姐留我吃饭。饭后，安静问我：“快毕业了，个人问题考虑了没有？”听我说“已解决”，安静问：“哪个系？”听说是勘探系的，64年在四川负责招生的安静沉思片刻后说：“勘探系，除了杨明英，其他女孩子你看不上。”“杨明英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上清华都没问题。”濮大姐把她在第一届全运会上代表中南区所得的女篮银牌送给了我。
余素玉老师正同他爱人整理书刊，她知道我爱书，指着一堆书说：“你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反正我准备卖掉。”冥冥中如有天意，我挑了本油印的《石油地质学》。那时，我哪能知道，自己一辈子搞石油物探、石油经济。那次，21641的杨流孝也正好来看望余老师，我们还一起喝了两杯葡萄酒。
…………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封建社会那些陈芝麻烂谷的事都有人一遍遍翻出来，电视、电影，比比皆是。为何独要回避文革中目前尚能说清楚一部分的事呢？史实又怎能回避！
近几年，在新疆频繁地见到抱“老有所为”心态而来的蔡新平、朱德瑜、张北峰、王润民等学友。“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之余，深感，乘尚未老年痴呆，还是应写点东西留下来。每个个体，眼见的可能也未必为实，但无数点水珠终可汇成汪洋大海，而且内蕴着无数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细节。
必须指出，文革中，无论造反派、老保还是逍遥派，都有个底线：忠于毛主席！你说是个人崇拜也好，个人迷信也罢，这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学生们衡量是非的标准。
必须指出，文革确实深刻地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并不在于你是哪一派的，而在于每个人的品德和良知；对中央指令，你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否实事求是地做人、办事。
另一大遗憾是：1966年10月前，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上天安门城楼的珍贵名单是由李维宇打电话与我商定的，我推荐了我班的陈生宝，自己却失去了机会。李维宇、陈生宝都有幸与毛主席一起照了相，至今李维宇还珍藏着，并数落我“太傻！”
历史决定，我们这一代是承前启后，奉献为主，学雷锋那样，甘做“傻子”的一代。期望后有来者。
2011年6月18日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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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田春林回忆录（节选）

田春林

邹家尤的临别赠言

大约是在1966年的7月底，毛泽东已从南方回京，中央已经明确了在前一段的运动中向大专院校派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北大地质系也有同学冲破阻力来地院煽风点火。说中央首长在北大宣布责令工作队撤出学校。驻地院的地质部工作队也毫不例外的着手做撤出地质学院的准备工作。作为前段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迫害的重点人物之一，我思想上的压力也有所减轻。有一种天亮了的感觉，
一天，驻班级工作队队长突然通知我到学十二楼的工作队驻地去开一个座谈会。我如约在规定的时间来到学十二楼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进门后看到已到了不少人，有些人我认识，像李仲学等人在6·20时就认识，有些我不认识，人已基本坐满后大概有二三十人的规模。会前并没有说是什么会，只说是座谈会，但见到与会者以后，发觉这些人都是在前段6·20事件中表现积极，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的“游鱼”、“反革命”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与我相同的遭遇。我心想，是不是要宣布对我们的处理决定啦？因为在“反干扰”期间从工作队就传出运动很快就结束，已经风言风语听到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河北沙城劳改农场去改造。
正在思绪不定的时候，主持人宣布开会，并请出工作队队长邹家尤讲话。这么近距离接触邹副部长，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邹家尤讲话的内容大致是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由于这次文化大革命来的突然，没有思想准备面临瞬息万变的形势，很不适应，很不得力，工作队从组队到进院不到十天的时间仓促上马，对地院的形势也没作深入了解，就匆忙上阵了，因此在前段的地院文化大革命中工作队显得很不得力，很不适应，领导运动很不得法，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主要由我这个工作队队长负责任，不怪下面的工作队员们。
第二层意思是说，在前一段的反干扰运动中由于工作队的错误领导，使一些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打击和不公平的待遇。尤其是在座的同学们受到的打击，伤害更大，我代表工作队党委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一切受到伤害的同学赔礼道歉，前阶段大家的检讨书，认罪书以及批判你们的文章，整理你们的材料等一律退还本人当面销毁。不入档案，不影响入党、入团和工作分配，
第三层意思，邹家尤语重心长现身说法，说到自己从小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家庭出身很苦，是一个红小鬼出身。就这样在延安整风时也受到了怀疑和审查，受到委曲，被关过禁闭，并下到基层当战士等不公正待遇。但是经过组织上的审查外调证明我是清白的，最后又恢复了名誉和职务。重新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总之要相信组织相信党。一个革命者不但要受到革命斗争残酷环境生死的考验，有时还会受到内部的误会、误伤，不被信任等等的考验。这样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接班人。
最后他要求我们回去以后不要有怨气、不背包袱，不要对前阶段反对过自己，批评过自己的同学闹对立，要有宽广的胸怀，原谅那些同志。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起干革命。
总的来说， 这个会是邹家尤在撤出前的小型检讨会，是安抚会，是一个临别的赠言。会后两三天，工作队就悄悄撤出了地院，看来走得很匆忙、很低调、很不光彩。记得邹家尤讲完话还要大家自由发了言，说有什么气就出出吧，当时朱成昭发了言，他称邹家尤为邹叔叔，这大概是那个年代干部出身的晚辈对与他们父辈有同样革命经历的长辈的流行称谓吧。朱成昭发言的内容是说自己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自己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在前一段的运动中自己满腔热情投入运动，只是对工作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在班上就被批判斗争，思想上很是想不通，通过邹叔叔的这次讲话，思想上也转过来了，保证不背包袱，不计前嫌，积极投入运动。朱成昭是又倒苦水，又表了态度，会议就这样在比较温和的气氛中结束了。
对这次工作队临别前的安抚会，我有一个深刻印象，那就是本来“反干扰”的起因是由薄一波批示引起，是由邹家尤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亲口传达的薄一波批示，并把它作一个尚方宝剑来镇压地院群众运动的，但在这个会上邹家尤都只字未提薄一波批示，而是大包大揽把一切错误责任统统归于工作队，归于自己名下。
据后来听到传闻，在这次安抚会后，薄副总理在计委小会议室曾经小范围接见了地院“反干扰”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学，接见的人员范围比这次更小些，是在一天的夜里，由何长工、邹家尤将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的全院重点人物名单交给了薄一波，薄一波还一个个点名并和大家握手，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也有我的名字，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没接到通知，没有参加，只是后来听到朱成昭的口头传达。据说会上薄一波发了脾气，狠狠批评何长工、邹家尤，大意是说我是分管工交口副总理，是抓工交生产的，并不管运动的，看到你们一个关于地院文革情况汇报后就在上面随便写了几句话，并没让你们（指工作队）去传达，更没让你们乱解释，什么反工作队就是反党、反革命等等。更不知道这几句话对地院文化革命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很显然，这是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文革当中派工作队并镇压学生的作法已表示出不满，风向变了，工作队错了，薄一波为了推卸责任来了这么一招，使何长工和邹家尤们替他受过，有口难辩。
有一个细节不能不强调的是，就在这次薄一波的接见会前，由邹家尤交上去的地质学院“反干扰”期间受打击迫害的重点人员名单，二十年后，给我带来了大麻烦。我毕业后分到湖北黄石工作。1985年，薄一波已经平反并荣升中顾委副主任、中央整党领导小组副组长，到湖北检查整党和清查“三种人”的运动情况。薄在省委洪山礼堂听取各地方组织清查部门汇报，当听到黄石市委的汇报时，从兜里拿出一个小本本，翻看后告诉黄石市清查办的领导，地质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田春林，听说在你们黄石市，这个人你们如何处理？他要不定“三种人”，那就没有“三种人”了。如此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我这个当年并不曾得罪过他老人家且从未谋面的学生，今天在山沟里搞地质的一个小小地质匠，不失时机地如此“关照”。可见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这个细节是我在黄石地质队工作时与我关系不错的副队长（也是我河南老乡）事后告诉我的。他是我专案组成员，在黄石清查办听传达时，清查办的人说的。并说薄老的记忆力真好，都二十年了还没忘记你这个红卫兵小将。这话不知是对老人家的褒还是贬。
这年我从湖北调河南驻马店，本来湖北原单位想让我调走了事，不转材料了，有点想保我的意思（这时队上领导班子已进行了大调整，与抓516时不同了）。哪知我回河南才两个月，湖北原队上一位副书记，是不久前刚从技术人员提起的，人很正派，跑到河南我家，向我透露，叫我思想作好准备，可能又要折腾一番了，我们本想让你一走了之，不转材料，哪想黄石市委不依不饶，三天两头打电话催问。他们是受省、中央整党办、清查三种人办公室催办，不得已才把材料转河南来的，我估计我们这些重点人是难逃劫数的，尤其是那位薄大人对我特別关照，由此我对原单位心存感激，毫无怨言。
果然，不几天，驻马店市委组织部找上门来和我谈话，好在一切不影响，照常生活，上班。这几位后来熟了，说，要知道你有这些破事，我市不该接收你，当时是把你作技术人才引进的呢。他们也说中央整党办、清查三种人办也过几天就打电话问情况。由此，驻马店组织部又组织一个三人小组，外调我半年多，最后结论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行政记大过一次。这个结论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我的签字是：保留意见。

肖力来地院

肖力来地院是地院文革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的7月底、8月初，工作队刚撤离地院。时间正是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前后几天。当时我和伏庆是从学11楼五层宿舍搬到教四楼东方红战斗队办公室，在二楼，当时东方红战斗队设有办公室、来访接待室、宣传部、印刷室等机构。在来访接待室负责接待的同学我记得比较清的有我们班的贾维千等人。
有一天，接待室同学带一位女同学来见我，说是北大的同学，要见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成员，那时候外校到地院东方红来串联了解文革情况的同学很多，比如建工学院的张玉晋、贾建，政法学院的陈荣金，石油学院的姜阳，农机学院的潘朝金（文革中改名潘朝东），北工大的高升等。这些外校的同学就是那时通过来我校串联我才认识的，后来他们都成为各自学校少数派的头头，但是北大的从没见来过。这位自称北大的并要见核心组的女同学自然使我很关注。
来人二十五岁左右，身高1.65米以上，身材丰满，戴眼镜，齐耳短发，上穿短袖白衫，下身蓝布裤，手提一个黑色塑料文件袋，脚上是塑料凉鞋。她自称是北大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我们握了一下手就坐在椅子上交谈起来，这时她从文件袋中拿出一张32开、用粗黑铅笔书写的便笺，字是从右向左竖着写的，内容是：

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
陈伯达

看了陈伯达亲笔签名的便笺，我心中十分激动，欣喜若狂。她笑着对我说，想和核心组的所有成员见个面。我立马照办，就把在其他屋忙的核心组人员都叫来并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都非常高兴。那天核心组到场的有伏庆是、朱成昭、刘长风，其他的我不记得了。聊的内容是问了我们核心组成员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读几年级等基本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又问了工作队的情况，如队长姓名、什么时候进校，什么时候离校，“反干扰”抓了多少“游鱼”，东方红战斗队有多少人参加等等。我们还专门介绍了刘长风，说他是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作者柳青的儿子。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就告辞走了。
核心组成员都知道她是中央文革派下来的，后来的东方红战斗队的核心组和早期成员都知道肖力的名字。地院的许多重大活动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和影响。“二进地质部”期间她与地院东方红主要领导成员的来往尤为频繁。
肖力真实身份的确定，是在一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朱成昭受邀作为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代表上了天安门。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据蔡新平说是在“二进地质部”期间，那么就可能是“九一五”那一次。那天，当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大厅走出来时，朱成昭发现搀扶老人家的是一位青年女军人，当朱成昭仔细端详时惊呆了，天哪，那不是肖力吗？她怎么搀扶着毛主席，她和主席是什么关系？这时传来了革军子弟也是东方红老战友的张玉晋的声音，他告诉朱头：肖力是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这使朱头激动万分。他回来后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核心组的几个人，大家别提多高兴了，我们的腰杆更硬了，我们是通天的，我们的后台是毛泽东！看你“斗批改”还能蹦跶几天！（下图：肖力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消息不久大家都知道了，连保守组织也知道了，这对他们的信心是极大打击。肖力的特殊身份相当于毛泽东的文革观察员，只此一点就足以具有地震效应。
8月22号，东方红公社几百人“一进地质部”，要求地质部交出工作队长邹家尤到地院检查交代，接受批判，地质部领导拒不接受。静坐抗议的同学被西城区红卫兵围困。正是通过肖力，中央文革促成了北京新市委领导陶鲁笳出面主持，地质部主要领导和邹家尤到场，东方红和对立面保守派的斗批改红卫兵两派面对面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大辩论从23号夜里9点多开始，直到24号凌晨结束。据说辩论一开始肖力就来了。她在会场后边时而走动，时而伫足，观察辩论会进展情况。虽然到会旁听的有很多外校的人，但没人认识她，只有我们东方红核心组的人知道。当时朱成昭代表东方红在主席台坐镇，蔡新平作为东方红的首席代表，主辩手，组织并参加辩论。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的有我、伏庆是、刘长风等同学，我也因为主要任务是维持我方秩序，处理临时事务而只跟她聊了几句。刘长风、伏庆是陪她的时间更长些。她是何时离去的我也不知道。
这场辩论结果东方红大获全胜。“8·24”是东方红由弱变强的转折点，大辩论后几天的功夫，东方红队伍就由几百人猛增到一两千人，保守派从此一蹶不振。开创了文革期间尖锐对立的两派用文斗，说理辩论，以理服人从而战胜对手的先例。可惜，文革后来的发展，已很少有这种漂亮的说理斗争了，武斗和蛮不讲理全面取代了文斗和以理服人。
1966年的10月份，我在三司核心组工作，有一天肖力打电话给我，让我约朱成昭、蒋良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见面。我就给住在地质部的朱、蒋打了电话，三司总部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我们三人一起在文化宫门口迎接了肖力。已经是秋天了，她穿了一件双排扣女式秋装，围一条蓝色三角巾，手提塑料文件袋。我们四人边走边聊，走向文化宫后院，找了一个休息凉亭坐下，这次见面我感觉就是聊天，气氛宽松而愉快，她又一一问了我们的年龄、年级。我们三人老蒋最大，1941年出生，朱成昭1942年出生，我1943年出生，她说她1940年出生，因此我们应叫她大姐。她又顺便了解了一下三司的情况，诸如有多少学校参加三司，下设哪些机构等，又问了学校出外串联的情况。
告别时，我们三人把她送到文化宫大门口，朱成昭代表我们三人托她向主席、江青同志问好，她也知道我们已知道她的身份，彼此心照不宣，微笑着点点头，向西沿长安街而去。文化宫离中南海新华门很近，中间只隔一个天安门，想必她是直接回家了。
我最后一次和肖力见面是在地质部联络站期间，时间应该是1966年的12月底。那时同学们大都外出串联了，地质部机关被地院东方红折腾得处于“停摆”状态，留在北京的几个核心组成员都住在地质部当时称之为“地院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朱成昭、蒋良朴和我等人就驻在那里，联络站建有自己的广播台，由黄瑞华负责广播台的事，每天通过广播台向大院广播有关文革的宣传内容。当时的地质部联络站事实上是地院东方红的临时指挥部，朱成昭通过电话与出外串联的东方红驻外地联络站联系指挥，他曾扬言说在地质部装几十部电话可以指挥全国运动。而外地返京的同学也都到地质部联络站汇报请示工作，有几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就是在地质部联络站策划完成的。
1966年12月，我因骑摩托摔成脑挫伤，先是住在宣武医院治疗，出院后住在地质部联络站休养，水文系一年级汤鸣皋同学负责照顾我的生活，每天给我打饭、提开水什么的。到12月下旬我已基本痊愈，能够自由行动了。
有一天肖力突然来访，但是朱、蒋等核心组人员都不在，而肖力只认识我，按照常规，肖力来之前都会先来电话预约，但这次却落空了——后来我分析，朱成昭可能是有意回避，不愿见肖力。因为那时候叶向真已经和朱成昭打得火热，随着叶、朱关系的升温，朱已经开始淡化了和肖力的关系，平时在言谈中已经流露出对江青、肖力的不尊重。
肖力的到来使我感到很突然，汤鸣皋同学和我向她介绍了我伤情恢复的情况，她又问了一下学校和朱成昭的情况，我们三人就下楼边走边聊，三人从地质部北大门一直走到白塔寺，中途在一个小饭馆随意吃了点快餐后，她在白塔寺搭公交车回家了。
在我的记忆里，肖力就是毛泽东派出的担负特殊使命的自由战士，她的任务就是煽风点火，她的足迹不只是地质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陈荣金也跟她很熟，建工学院“八一”兵团的张玉晋也跟她很熟。后来听说陈荣金在抓5·16时被逼疯，自称是肖力的男朋友，并且跑到中南海要见肖力（当然没见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最近听说陈荣金已去世多年，不知是正常死亡还是死于非命。
以我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支持红卫兵运动，甚至不惜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煽风点火。而当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又发动所谓抓5·16运动，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统统打下去。联想1949年建国前他为了打倒政治对手蒋介石，曾那么卖力地和民主党派套近乎，许诺共产党胜利后要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那个著名的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向民主党派和人民描绘了多么美好的政治远景！当自己大权到手，为扫清障碍，实现独裁统治，1957年发动所谓“反右派”斗争，把所有民主党派一巴掌打下去。这几乎和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记忆中的抓彭德怀事件

在地院的文革史上，我认为有几件大事有必要重点叙述，来龙去脉要搞得清清楚楚。一个是抓彭德怀事件，一个是揪斗彭陆罗杨事件，第三个是朱成昭反中央文革事件。
对于抓彭德怀事件，有的同学写了不少文章，这件事件的亲历者除去王大来、钱欣两位已经去世以外，还大有人在，完全可以搞得清楚。我作为这件事的北京总部的亲历者，只能就北京总部的指挥策划过程作个交代。而在写这段文字之前的2011年3月13日，在武昌的地质大学内和蒋良朴、伏庆是聚会时，我把我的记忆和蒋交换了看法，他当时也和我一样住在地质部联络站，他对我的回忆内容表示肯定。
抓彭德怀事件发生在1966年12月份，当时大部份同学都已到外地串联，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各地以三司的名义或地质东方红的名义建了不少联络站。而总部朱成昭、蒋良朴等人从“四进地质部”后就留了下来，成立了地质部联络站，实际上这里成了地质东方红的总指挥部。我当时因为骑摩托摔成脑挫伤，出院后住在地质部休养，因此也参与了一些总部的活动。
在我的记忆中并不像有人写文章说的抓彭德怀是周总理、江青等中央文革派地质东方红去成都。我记得的情况是，大串联开始后，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涌向四川成都串联，其原因我分析有以下几点：第一成都也有一个地质学院，他们学校的三系也就是放射性地质和放射性物探系是从我们学校刚刚整体合并到成都地院的。因有此历史渊源，同学、熟人较多，便于联系；第二个原因是成都是西南第一大城市，四川成都的运动对云、贵、川（包括重庆）有较大影响，因此三司的西南联络站自然建在成都。在这个联络站的师生，我有印象的有王大来，有钱欣、郑文清（外号小炉匠）、谭宝华、朱德玉等人，后来王大宾也从武汉到了成都。这些同学在成都活跃在各高等院校、党政机关，到处去看大字报。有一天郑文清等人给总部来了一个长途电话，内容是：他们在成都看大字报时发现了彭德怀的行踪，当时彭德怀被贬到大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任副总指挥是公开的事情，说彭德怀到学校等处看大字报，并不回避红卫兵，有时还和红卫兵交谈。朱成昭接到这个电话后指示他们要注意彭的动态，搞清他的住址和周围环境，当时并没有让他们把彭抓回北京，而是在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了中央文革江青和周总理。并请示是否可以把彭搞回北京来。很快从中央文革江青、戚本禹等处反馈回了消息，说是可以把彭搞回北京来批斗。这个中央文革的批示很快又通过长途电话由朱成昭传达到成都的同学那里。并且为了保密，把这次行动定为“抓聂克”行动。但是当郑文清、王大来搞清了彭的住址，和彭有了几次接触以后，他们竟被彭老总给说服了，动摇了，认为老头子在庐山会议上是冤枉的，他所反映的大跃进以来造成的饥荒、饿死人等都是事实。他们不想再把彭抓回北京了，他们天真地认为四川天高皇帝远，有利于彭德怀躲过这场风暴和打击。
对于前方的动摇犹豫，朱成昭又一次反馈到中央文革，这时江青派了自己的秘书阎长贵到地质部，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阎长贵，个子不高，穿军服，山东人，豫东口音，他的到来是传达中央文革江青的指示的，是来督战的，再次明确，《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所指的。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要求地质东方红的红卫兵在抓彭问题上不能犹豫，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个政治态度，不要犯政治错误。针对这种情况，经过总部研究，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由总部派人坐飞机迅速赶到成都督战，坚决贯彻总部和中央文革的意图，迅速将“聂克”押回北京，第二是电话命令正在武汉串联的王大宾带领串联同学转道成都加强力量，贯彻总部指示不动摇。王大宾接到朱成昭电话，很快赶到了成都。在派往成都代表指挥的人选上开始曾考虑让我去，我也表示愿意去，后来认为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就又另外选派刚从外地串联回来的胡乐成去。后来又发生了北航红旗在成都串联的人探听到中央文革的指令介入此事并与我们发生争执的一波三折。但最终还是由王大宾他们将彭押回到北京。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朱成昭12月份在地质部期间，思想上还是紧跟中央文革的，对待中央文革的指示基本上还是服从和执行的。

黄克诚说“红卫兵对我很好”

事情发生在1967年2月份，彭德怀已经被地院押回北京并交卫戍区监护。有一天我在学九楼的卧室兼办公室接到一个从山西太原打来的电话，来电话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作了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地院东方红驻山西联络站的同学，他说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黄克诚在山西。黄克诚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贬到山西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很自然被山西省委造反派揪了出来，来电话的同学问我可不可以把黄克诚像彭德怀一样也搞回北京？我稍加思索后回答可以，我当时并没有想保护黄老的意思，我还没有那么高的超前意识和境界，只是觉得“彭黄集团”嘛，彭都搞回北京了，那么黄也应当搞回北京，和彭一起交中央处理。当时我给来电话的同学几点意见：第一要和山西省委造反派协调好，万不可发生冲突，作到和平交接。他说不会，他们和造反派关系很好，当地造反派一切都听他们的。另一条是要低调处理，就乘一般列车，不坐专列，不搞宣传造声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回校后也不要宣传。他们说可以，就照我说的办。我将此事告诉了办公室主任伏庆是，并叫他作好生活上的住宿安排。
大约两三天后黄老来到了地院，那几个陪同的同学把他和警卫秘书交到总部就完成任务走了。黄老和他的秘书被安排住在和我只隔一个门的九楼四层一个房间。
有一天我走出住室，在走廊上碰到一个瘦削老头，中等个子，穿一件旧军大衣，高度近视，戴一顶咖啡色栽绒军帽，向我打听男厕所在哪里。伏庆是告诉我他就是黄克诚。等黄老出了厕所回到卧室，我和伏庆是一同来到他们屋子。询问秘书还有什么需要帮忙，回答说没有什么。我们寒暄几句就出来了。
在黄老到地院的同时，我们就电话通知了卫戍区李钟奇办公室，没几天就来了一辆军绿色大轿车将黄老接到卫戍区去了。
黄克诚到地院这件事，我是自己作主处理的，没有请示任何人，就只有我和伏庆是知道。这件事也是我多次受审的罪状之一。第一次提出是1971年抓5·16的时候，让我交待黄老到地院的过程，我就如实将以上过程写了一遍。可能是1971年时黄老尚未平反，此事就挂起来了。到1978年在“说清楚”运动中（说清楚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又作为一条罪状提出来，这时黄老已获平反并恢复工作，当时我所在的地质队党委书记刘恩贵（曾作为中南冶金勘探公司宣传队派驻武汉地院担任过党委副书记）亲自跑到北京黄办去外调。黄老立即命秘书写了一个证明材料：我于1967年2月×日被红卫兵从太原带回北京地质学院，在地质学院共×天。红卫兵对我很好，没有给我制造任何麻烦。几天后就被卫戍区带走，证明人：黄克诚。
运动结束后和刘书记聊天时，他向我说了这次外调的经过。听完后令我感动。联想到文革运动初期，邹家尤在向薄一波汇报地院“反干扰”运动中被打击的学生名单时，上面有我的名字。这个名单被他保存到1985年到湖北检查清查“三种人”工作时拿出来“秋后算账”，说要把我定为“三种人”，使我又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同为中共高层的老革命家，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我和朱成昭的相识

我和朱成昭相识于1966年的6月20号以后，也就是地院文革史著名的反工作队事件，“6·20”事件之后，“反干扰”运动之前。他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我是地质系三年学生，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认识谁。在“6·20”事件之前地院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还只局限于各系、各年级、各班进行，大字报多是以一个人的名义或者同班几个人的名义贴出。一般大字报贴出后在下面写上班级署上姓名，说白了，就是单打独斗阶段。6月19日院教辅处处长李贵在学九楼对面大字报栏贴出了第一张向工作队开炮的大字报。当我看到大字报后非常兴奋，在第一时间以个人名义发表支持李贵观点的大字报，并将大字报贴在李贵大字报的旁边，最显眼的位置。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立马打破了工作队进院后文革运动死气沉沉的局面，连我自己都想不到竟有那么多的同学和我持同一观点，在我发表声明的大字报下方空白处不到二个小时就有几十个同学跟贴签名表示支持，把大字报空白处完全占满。当人们散去后，我带着一个小本子将在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学的班级、姓名抄了下来，然后按图索骥去和那些同学联络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我认识了几十个同学，现在记得的有张华福、滑振东、李仲学、王北宁、程西平、刘长风……等等，这些同学就是后来成立东方红战斗队的第一批成员，也就是所谓的老东方红。
“6·20”事件以后大字报铺天盖地，掀起了一个矛头指向工作队的高潮，提出了“搬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工作队是小脚女人”，“踢开工作队自己解放自己”等等口号，这时候就出现了以班级相同观点的同学组织战斗队刷大字报的新形式，比较著名的有水文四年级朱成昭的“爆破战斗队”，探工一年级张华福的“打狗队”，还有什么“红岩”、“丛中笑”、“海燕”、“赤卫兵战斗队”等。
我和朱成昭也就是在这时候相识的。那天我和同班同学伏庆是相约一起去北五楼的四层水文四年级男生宿舍，找到了朱成昭。朱成昭，上海人，伏庆是也是上海人，两位上海老乡很快就聊得很开心，很投机。
在薄一波批示传达之后（大约6月26号之后），“反干扰”的大棒砸向了我们头上，从此在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时期，我和朱成昭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都各自缩回到班上接受工作队的批判，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代问题。
我和朱成昭的再次聚头就是工作队撤出前由邹家尤召开的那个带有赔礼道歉安抚性质的小型座谈会，从那天开始，我和朱成昭几乎天天在一起讨论文革的有关话题，并到北大看大字报，向聂元梓求援。为了有一个议事的场所，我和伏庆是把行李搬到了教四楼二层的一个小教室，应是7月底8月初，把课桌一合就成了床铺，白天议事，夜晚就在那里睡觉，从此教四楼成了我院少数派的办公楼，在这里诞生了第一个跨系、跨年级和班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队，并在一楼大门口写上了“东方红战斗队办公室”的红底黑字的招牌，二楼设有办公室、接待室、印刷室、宣传室等等。那时候年青气盛，革命热情高涨，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几天几夜不睡是常有的事，还天真地认为，自己没有赶上“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而现实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当年的“五四”“一二·九”，是非常幸运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教四楼可以说是东方红的摇篮。在这里我们接待了中央文革派来支持我们的肖力同志，在这里我们接待了无数来自外校甚至外地还在受压未获解放的难兄难弟们，把革命造反的火种撒向四方，在这里我们策划了“8·8”庆祝16条发布的大游行，策划了进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我和共患难的朱成昭建立了兄弟般的战斗友情。

我和朱成昭的分手与重逢

凡经历过地院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届同学校友，都知道我和朱成昭是共患难又一起扯旗造反创立东方红的哥们、战友。但为什么从1967年的2、3月份，在朱成昭的周围却不见了田春林的影子呢？为什么在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叶朱反革命集团”案中没有田春林的名字，他是如何漏网的呢？
对于这些，外界有各种说法，有的说田春林背叛了朱成昭，有的说朱成昭抛弃了田春林，甚至还有人说田春林是花花公子，到文艺界追美女去了。对于以上种种说法我都一笑了之，不加任何辩解。对于其中的缘由，大概我只和伏庆是等几个铁哥们透露过大概。但从未详细披露过。
要说朱成昭对我的信任，那真是铁哥们，从以下几件事情可见一般。
先说三司的成立。三司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中成立最晚的红卫兵组织，最初是由我们东方红牵头，串联政法公社、建工“八一”、清华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筹备成立的，最初我院是由周永璋同学以东方红（老东方红）的名义出面上下联络筹备，并于9月初召开成立大会，挂牌在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办公地点。三司是受到中央文革、周总理、江青等人大力支持的，它在首都，乃至全国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朱成昭对周永璋一直存有戒心，为怕三司大权落入周永璋等人手里，而自己又没有精力顾及三司要务，对周又不放心，于是委派我代表他和地质东方红为常驻三司代表，参加核心组工作，将周永璋排挤出领导核心。此举足见他对我的信任程度。
又一件事是我在三司工作期间，1966年12月下旬，骑摩托车出车祸造成脑挫伤，被送到宣武医院救治，朱成昭和老蒋在第一时间赶赴医院，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朱成昭泪流满面弯下腰在大声呼唤我的名字，此情此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宣武医院住院期间，他又指派汤鸣皋、王北宁等同学照料我的生活，那时因为年轻，身体素质好，在宣武医院住半个月就出院了，出院当天，朱成昭和老蒋又要了地质部部长专车吉姆车，把我接到地质部休息，并安排汤鸣皋照料我的生活。朱成昭对我所作的这一切可以说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但是我们还是分道扬镳了。导致我们兄弟分手的原因，是对一个特殊人物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个特殊人物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头头叶向真。
事情是从我在三司工作期间的一件事情引起的。1967年初，我出院后在地质部休息一段，就又回三司上班去了。不久，朱成昭也搬回学校，住在西三楼三层东北角的一间教师宿舍，此后几个月，朱的宿舍也成了东方红上层的一个议事房，可以称上书房吧。
有一天晚上，我到北京人艺我的朋友蔡安安（北京人艺造反派的头头，曾在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李四光》中扮演华为和李四光的一个学生）那里去玩，碰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女生王敏（此人后来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蔡安安给我们作了互相介绍，当王敏听说我是地质东方红头头之一又在三司核心组工作时，极为兴奋地向我介绍她们学校的运动情况。她和叶向真在中戏导演系是同班同学，她参加的组织名称为中戏“红旗战斗队”。头头名叫魏阳，也是导演系同班。她说，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是造反派组织而是假造反真保皇，是工作队的打手，而红旗战斗队才是真的造反派，少数派、挨整派，叶向真是个投机派、保皇派，文革初期，中戏工作队是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来的，叶的父亲叶剑英是军事科学院院长。工作队进院后成立了校文革小组并扶持叶向真当文革小组长，在那期间工作队和叶向真同样抓了“游鱼”，整了反工作队师生的黑材料，当7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并开始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叶向真见风向变了，也可能听到了内幕消息，就摇身一变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在中戏率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工作队撤出后她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组织人到军事科学院去抢所谓的黑材料，冲击档案室并发生了严重冲突，打伤了军事科学院警卫战士。而红旗战斗队的同学们是由“反干扰”期间挨整的师生组成，由于消息没有叶向真灵通，“红旗”成立比叶向真的红卫兵要晚，但红旗战斗队才是中戏真正的造反派。她还提出申请要求参加三司。第二天王敏陪同魏阳等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来见我，并重述了王敏问我讲叙的情况。魏阳说他们学校被整过的同学至今都没宣布平反，黑材料也没退还。说到激动处甚至痛哭流涕。通过他们的叙述使我对中戏红旗的同学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知道受压挨整的滋味。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震惊和高度的关注。因为三司虽然成立最晚，但由于受到中央的支持而威望最高，影响最大，它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但总的原则是只吸收首都北京大专院校在刘邓路线中受压挨整而成立的少数派组织。使我对中戏文革产生兴趣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已经在这之前，和她的丈夫刘诗昆一起带人到三司来闹过事，采取封门、刷大标语等方式，并扬言要踏平三司，说三司是黑五类的保护伞等等，后来她又以另外的脸色去找朱成昭，要求参加三司，我们也正在考虑朱的意见准备给叶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三司身份证。而此时叶向真已经是我们东方红的一把手朱头的座上宾并有可能已经成为热恋中人。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决定亲自到军事科学院深入调查了解中戏文革的真相。那时在三司核心组，清华井冈山老蒯也派出了一位和我一样身份的同学代表他常驻三司处理日常事务，事隔几十年忘了名字，2011年春节，为了写这个东西，特地给远在深圳的老蒯通了电话，这老弟记忆真好，还记得我的名字并热情约我去深圳，我说明了原因，他立马告诉我，那同学名字叫张云辉，北京人，清华数力系一年级学生，现为加拿大籍华人，常驻无锡，并告知了电话，使我和张取得了联系。我们在电话中互致问候，叙了别情，回忆了三司往事。
张云辉中等个子，当时常穿高腰皮靴，骑一辆捷克造佳瓦牌摩托车来往于三司和清华之间。他说他们学校摩托车多得很，他为了方便随便就借了一辆。我就邀请他一道跑一趟军事科学院，一来方便，他骑摩托车带上我就行了，二来搞外调二人同往也符合规矩（出了车祸后，我是不敢再单独骑摩托车了）。于是到办公室开了三司证明，我们二人骑摩托车来到了位于西北郊玉泉山下的军事科学院。卫兵看了介绍信马上打电话叫出了一个参谋模样的军人，把我们引入后院接待室，那时的三司名声极大，威望极高，一般的党政机关都不敢怠慢，三司被人们戏称为“第二文革小组”。
不一会从后面走出一位中等身材有些发福，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的首长，参谋介绍是胡主任，此人名叫胡秉权，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大名。大家相互介绍落座后，我们就聊了起来。对话主要由我和胡将军之间进行，我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们来就是证实中戏红旗魏阳他们反映的有关叶向真和中戏文化革命情况。胡将军也毫不掩饰和盘托出。从他的话中证实了中戏红旗的同学介绍的情况完全属实：一、中戏工作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二、工作队在中戏期间扶持成立了校文革领导小组，其组长就是叶向真；三、工作队在中戏领导运动期间也无例外地执行了刘邓错误路线，整了反工作队的少数同学，但在工作队撤出学校时，这些黑材料都全部移交给了叶向真为首的校文革（胡将军说，我们是军事机关，要那些材料有什么用呢？）；四、中戏以叶向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我们这里抢所谓黑材料并冲击军事机关档案室，是十分错误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保卫档案室，我们的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他们有的人对我们战士大打出手，造成战士负伤，有的当场昏倒。但我们战士始终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
我问胡将军，叶向真明知这里没有黑材料，那她为什么要策划这次行动呢？胡笑笑：赶时髦呗！表示自己是革命左派嘛！当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确实有那么一阵抢材料的风气。与胡将军的谈话进一步深入，我又提出了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军事科学院这样的上层军事机关，要向一个八杆子打不着边的地方文艺院校派出文革工作队？这在全国可能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事。按照惯例，中央戏剧学院是文化部直属院校，工作队理应由文化部组织派遣，就像地院工作队由地质部派遣那样。胡将军对我的提问稍有迟疑后回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是奉命令而为。我又进一步追问：叶帅是你们的院长，向中戏派工作队是不是叶帅的意思？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我注意到他在回答我这一提问时表情极不自然，并且岔开话题，语重心长，以长辈对晚辈的口吻嘱咐我们：万万不可将叶向真的问题和叶帅扯到一起，你们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但考虑问题往往不全面。
我和这位可敬的胡秉权将军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留下了他的电话。后来在一次地质东方红将要采取重大行动，也就是炮打叶剑英的大标语、大字报即将上街的紧要时刻，我给胡将军去了一个电话，把我们的想法和将要采取的行动告诉了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将军听到以后首先对我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并在电话中以十分紧迫十分关切十分诚恳的口吻劝导我和我的同学们千万不要走这一步，否则将会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并一再强调叶向真的问题不能和叶帅扯到一起，头脑不要发热等等告诫的话。他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将这个电话内容告诉了杨雨中。那时杨正在布置一个战斗队准备大标语和大字报，配合中戏红旗炮打叶剑英的行动。杨也听从了我的劝告，头脑冷静下来。其结果是炮打叶剑英的话动东方红没有参加。这件事情发生在叶向真、朱成昭被于桑带回北京被隔离审查以后。
从军事科学院调查回来后，联想到朱成昭最近一段和叶向真打得火热，平常接触中又发现他对中央文革首长，对肖力、江青出言不逊的作派，我感到发展下去十分危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将军事科学院调查之行的结果向朱成昭作一次长谈，并劝他与叶向真一刀两断。我也知道朱成昭的性格特点，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出来，不说不符合我的性格，说了以后听与不听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有一天的晚上，我来到了“上书房”，很郑重地向朱成昭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向他汇报。我将军事科学院调查等情况和盘托出，并将我对叶向真的看法以及中戏红旗兵团及其他文艺界人士对叶的看法如实告之，劝他远离叶向真，不要再与她来往。我当时是豁出去了，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也不看朱的脸色，一吐为快。当我讲完话，我看到朱成昭强压怒火，抽一口烟，对我解释：我们和叶向真来往主要是想更多了解中央高层路线斗争的信息，避免多走弯路。我立马反驳他：我们不是可以通过肖力这条线更及时、更准确地了解上层路线斗争的信息吗？老兄，实践证明，我们东方红在这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得到肖力的点拨，并且每一步都取得了伟大胜利。
朱成昭见我用肖力来噎他，勃然大怒，猛一下站起来，脸色通红，说：“田春林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提肖力！”
我说：“肖力怎么了？有哪些地方对不起你朱成昭和东方红了？”
朱成昭对肖力的恶劣态度当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接着他对我下了最后通牒：“田君，你以后可以继续支持中戏红旗，我以个人名义支持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谈不下去了，于是我告辞退出，二人不欢而散。
这就是我和朱成昭的分手。后来他先告诉了伏庆是。他知道伏和我关系密切，叫伏转告我：若再干预他和叶向真的事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当然他这是放的狠话。这事直到2011年3月12号我和伏庆是在武昌聚会时，伏还对我提起，蒋良朴也在场。
这就是我和朱成昭分手的全部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以后的朱成昭周围少了一个田春林，为什么在“叶朱集团”中没有田春林的名字。因为受到我的劝告和影响，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朱的上海老乡的伏庆是，在朱的问题上也涉足不深，避免了牢狱之灾。
朱成昭的叛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确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接见会上，江青曾无奈地说，地质东方红是我们树立的一面旗帜，朱成昭不行了，但东方红的大旗不能倒。叶、朱从1967年4、5月份被隔离审查，不久逮捕入狱。两个人虽同时入狱，但处境却大相径庭。我注意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1973年9月，美国著名的费城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报上报道了陪同周总理和江青接见乐团的文艺界人士中出现了刘诗昆的名字。刘诗昆是叶向真的前夫，也是“叶朱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后来听说叶向真也已经出狱获得了自由，出来后先改行到北医学医，毕业后分到301医院当医生。我当时就想，朱成昭也很快就会获得自由了。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我对中国的政治现实的认识太肤浅了。朱成昭一直到1980年，在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由胡耀邦的亲自过问才获平反出狱。
1980年，地院已南迁到武昌喻家山下新址，张海涛给我来信，说他在学校招待所正等待学校的平反结论。风雨沧桑，多年不见很想见我一面，并告诉我朱成昭、老蒋他们已平反，也在学校等待分配。接信后我来到学校，先是见到了张海涛，后来到朱成昭住处。大家已分别十三年了！互相之间问候、叙别自不说，我看到这几个哥们十几年的牢狱之苦，九死一生出来后精神、身体都还不错。和朱成昭交谈中，有一个话题他不提，我更不敢触及，那就是叶向真。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朱成昭被单位派驻上海开发地质工程市场。这时正值浦东大开发，朱成昭第二次人生的机遇来了，他利用工作之便联系了不少工程勘察和桩基工程，也有了自己的公司，埋头苦干几年后可以发笔大财。那时我和他通过电话，当得知我已调回河南的工程设计单位作工程勘察和地基处理工作，他想约我去上海发展，而当时我们这里建筑市场也很火爆，我也是单位这方面的技术负责人，走不开。当时地质队比较萧条，很多地质队没活干，我就撺掇伏庆是租借一台单位的钻机去上海，并给伏寄去了有关工程地质方面的规范规程等资料。后来伏就从单位租了一台钻机赶到了上海。一个月后伏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已回到湖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朱成昭根本不是经商的料，初开始也确实挣了不少钱，工程也不少，但是由于当时三角债问题，加上管理不善公司坐吃山空，很难为继。要命的是又有两个女人纠缠住了朱成昭，把他弄得神魂颠倒，甚至把公司财务大权交由一个相好的来管。最后连设备和现金都被席卷一空，朱成昭还叫伏和他一起到一个棚户区去找其中的一个小秘。但按照地址去找，根本没有这个人。
朱成昭出狱后回到上海，找了一个老知青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后由于朱在外面胡混导致两人离了婚。朱的第二次人生机遇又没把握住，最后弄得穷困潦倒。后由梅建民引荐认识了研究文革的某外籍华人记者。由这位媒体人资助来到北京，住在昌平十三陵的农家院里写文革回忆录。这时的朱成昭已经心力憔悴。1999年我到北京梅建明处看到他去世前在北京的照片，只见人已脱了形，连1980年出狱时的精神状态都不如，瘦得可怕。朱在1998年下半年突然猝死在十三陵寓所。后朱德瑜等同学为他料理了后事，因朱成昭没有丝毫积蓄，让我们老同学给予支持，我当时也因身体患了小中风不能前往，为表心意寄了点钱去。后来和老蒋聊起这事，他说朱去世前半夜还和他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后半夜就暴亡了。朱在去世前，精神抑郁，情绪失控，有病从来不去医院看，去世时年仅56岁。

谁举报了朱成昭

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些沉重，我曾经想回避，让它烂掉在我肚子里。经过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决定揭开这个谜底。
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向中央文革肖力写信举报朱成昭的是张海涛，我是知情人和递信人。
已经四十多年了，两位当事人都已作古，对于我来说也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讲了，我想既然是还原历史，那就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毫无保留地将回忆得起来的事交代清楚。过去在隔离室交代是被专案组高压下逼着，现在自觉自愿的氛围里更不能有所隐瞒，况且大家都已经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回顾历史，大家已经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我想如果张海涛没有去世，他对我们这次回忆和反思地院文革史的活动肯定会积极支持，热情参与，实话实说的。
关于这个话题，圈内有各种说法，我听到的有三种，第一种说法是王大宾向中央文革揭发了朱成昭，道理显而易见，不用我多解释，他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第二种说法是朱的反对派“二团”的蔡新平、周永璋，联合校外势力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向中央文革揭发了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情况；第三种说法是学校陶世龙老师等人写信检举了朱成昭。
在将这件事全过程交代给大家之前，首先我将张海涛的情况以及我和张在文革中的关系说一说。
张海涛，东北辽宁人，1933年出生，家庭出身佃农，按照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这个出身是革命坚定的依靠对象。虽然家里很穷但还是咬着牙供他读完了小学，这在当时也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了。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的前身解放了他的家乡，他仅14周岁，坚决要求参军，凭借他人聪明又有些文化底子，被部队破格批准入伍，这个人的优点是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特别崇拜文化人并且也想成为一个文化人。在部队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文化教员、文书之类的写写画画，这对他自己文化水平的提高大有帮助。解放后，部队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高潮，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并取得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1956年考取人大哲学系马列主义专业。哪知流年不利，赶上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因为他为大右派林希翎说了几句公道话，在“反右”运动结束时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文字结论是“同情大右派林希翎”。他原来是部队带职的调干生，原定毕业后回部队，并在1955年军队授衔时已被授予中尉军衔，就因为这个“污点”改变了他的命运，改为由地方分配。当时他爱人已从部队转业到清华无线电系作实验员，照顾关系把他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政治教研室工作，后来地院成立了附中，他又被以加强附中老师队伍为由调到附中当语文教员。在附中由于工作努力，教学成绩突出，又一次在薛玉峰等人的介绍下重新入了党。
张海涛给我的印象是人很勤奋，爱动脑子，遇事喜欢动笔记下来，这本来是个好习惯，但在那个血腥的年代却往往给人带来灾祸。空军军宣队进校的1968年秋天，他是第一批被隔离审查关进军队自建监狱——西四楼校医院的三楼里的。后又被正式逮捕送进了秦城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出狱。在“6·20”事件后几天全院反邹家尤工作队的日子里。附中曾出现一张反工作队的很有名的大字报，落款的署名为“玉万海瑞”。在“反干扰”时，附中和地院有人把这张大字报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联系上了，说他们是为海瑞翻案，是和姚文元唱反调，为当代海瑞彭德怀翻案。这件事在“反干扰”中，在地质学院几乎人人皆知，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心想附中还真有人如此大胆敢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后来认识了张海涛，才知道真相。原来，“玉万海瑞”的署名是取写大字报的四位老师名字中间一字组成的笔名，这四位老师是薛玉峰、刘万祥、张海涛、单瑞康，而排列的顺序则是按入党的先后。没有经过那种年代的年轻人，不可能理解那个年代会有多么荒唐，人们的思想会有多么病态。这四位老师在“反干扰”时都受到了口诛笔伐的批斗和迫害。后来到了8月份，成立了东方红公社，这四位老师中除了单瑞康老师以外，其他三人都是东方红公社红教联的积极分子，其中薛玉峰老师后来参加了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领导工作，并被结合进了北京市革委会作了委员，而张海涛成了我们东方红公社红教联核心组成员并进了公社领导班子，我就是在那时和他相识并相知相交的。
我和张海涛相识以后接触慢慢多了，发现我们在对文革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有共同语言，因此关系愈加紧密，个人关系也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们成为朋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爱人骆辅琴大姐是我的河南老乡，骆大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贤妻良母，河南商丘人，也是建国前参军的，属于河南的地方部队。吴芝圃是她们的首长，后编入中原野战军。解放初中共中央在长春建了一个机要学校，专为中央培养机要人员，可见进这个学校政审上是非常严格的，而她能进这个学校说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但是这个学校只办了两期，第一期的毕业生大都进了中央直属机关作机要工作，像后来成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谢静宜就是早一期的学员，而骆大姐她们却都转业到地方，由地方分配，她分配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作实验员。张海涛在地院附中没有住房，清华给骆辅琴分了一个平房大杂院的筒子间，地址叫做第六宿舍，小两口就蜗居在这里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清华才给骆大姐分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还在七层的顶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逢星期天、节假日，他们在清华的蜗居地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不用说每次去少不了吃饺子，喝小酒。记得后来孟繁华同学也加入我们的行列，每次我都约孟结伴前往张家打打牙祭。
1967年的元月份，外出串联的同学陆续返校，朱成昭等人也从地质部撤回学校住在三层最东边一间教师宿舍内，我把它叫东方红的“上书房”，是朱头的卧室兼会客室，除去学院内部的人进出之外，每天进出的还有校外一些中学生联动分子，来得最多的是叶向真。叶向真是否到来有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她有一辆灰色伏尔加轿车代步，只要楼下停一辆灰色伏尔加，她一准在朱头那。有时一停就是大半夜。朱头这时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不再过问学校运动和东方红的具体事务，张海涛也到他那里去交谈过，发现他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都进行攻击和不满，我也将到军事科学院外调，叶向真冲击军事科学院档案室，叶向真在中戏文革中的表现等情况说给张听，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朱成昭由于自己的父亲受到冲击和叶向真对他灌输的中央高层的斗争情况，朱成昭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发展下去很危险。
有一天，张海涛对我说，准备给肖力写一封信，反映朱成昭近来思想的变化情况，引起肖力的注意，我们这些人的话他听不进去，中央文革、肖力的话他不敢不听吧？过了几天信写好后，张海涛找到我，把这封信的全文读给我听，信的标题是《关于朱成昭近期思想变化的汇报信》，全文大意是：
朱成昭近期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在一次和我的深入谈话中，他想当然的认为中央高层现在存在三种政治势力，第一是毛林为首的文革势力，周总理为了保自己是紧跟毛林的。毛要依靠林对军队的控制打倒第二种势力刘邓。第三种势力是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势力。康生是有野心的，他现在依附于毛林的主流势力，利用毛打倒刘邓的心理将他推向极端，使毛走向反面失去民心和军队的支持，从而夺权。他说外国就有这样政变的例子。当然也有可能毛在达到打倒刘邓的目的以后为了收拾局面，消除广大干部和军队的怨气，把文革派和康生抛出来作替罪羊。因此他认为造反派别看现在闹得欢，终究会和中央文革一样被抛出来当替罪羊。最后掌权的还是保守派和枪杆子。因此他在行动上由原来反联动到和联动打得火热，并把宝押在所谓枪杆子上。
尤其是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月风暴被群众揪出来受到冲击以后，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经常对群众运动发牢骚，散布对运动攻击和不满的言论，他放言说就是坐牢也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他甚至放肆攻击中央首长，对中央首长的接见也拒绝参加。他与那些被处理过的中学联动交往密切，这些人经常出入他的房间，他与中央戏剧学院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叶向真关系密切，两人经常闭门长谈，甚至彻夜密谈，叶向真的影响是他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两人关系很不正常。这些人还可能有经济问题，生活腐化，几乎每天下馆子大吃大喝，高级香烟不离手。
张海涛的信最后说：我们写这封信主要目的是希望肖力同志和中央文革首长对朱成昭的情况引起注意，能够批评他，警告他，使他能够幡然醒悟，悬崖勒马，改正错误，继续带领地质东方红这支队伍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信的落款署名是“地质东方红红教联张海涛”。
以上就是张海涛给肖力举报朱成昭信的主要内容。因为事关重大，虽然已过去四十多年记忆仍比较清晰。读完信，张海涛向我征询意见，我说可以。然后他就重新把信折叠好装进信封交给我，要我在首长接见的时候递给肖力。他没有要求我共同署名，因为他知道，我既然能将信交给肖力，本身就表明我的态度，有关信中反映的问题肖力也会向我当面问明。
那段时间，无论是在三司或是后来的红代会，作为核心组成员，每当有中央首长接见活动，总有列席的入场券给我们送来，所以见中央首长的机会很多，而且几乎每一次这种接见会，肖力都会出现在群众座位当中，她跟很多高校的头头都很熟。也有不少外地来京上访的群众通过熟人关系委托我们向中央首长转交信件。
过了几天，在一次人民大会堂的首长接见会上，我见到了肖力，把张海涛的信交给了她。又过了几天的一次接见会上，当我刚找一个位置坐下，远远看见肖力在向我招手示意，叫我到她那里去坐。当我穿过人群坐到她旁边，两人就聊了起来。她先问我张海涛的情况，因为之前肖力并不认识张海涛，她到地院来主要接触的是她在东方红早期认识的学生成员，我向她介绍了张海涛的有关情况，后来她又问了朱成昭和叶向真的有关情况，我都将我知道的情况如实相告，因为熟了，说话有些随便，我笑着说：“叶向真可比你有派头，进出地院都是以伏尔加代步，还有专车司机。”她略加停顿说：“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从肖力接到张海涛的信以后的情况来看，我估计张信肯定已引起肖力的高度注意。当然也不排除她从其它渠道了解朱成昭的思想动向，比方微服私访，来校看大字报，因为对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动向，当时地院的“杀猪（朱）派”在大字报上已有所反映，或者也有人写信反映了朱的问题。不久，在1967年1月23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传达了陈伯达对朱成昭问题的批示：“过去关照你们，现在还有责任来和你们打招呼。听说你们要搞中央文革，还要斗到底。”“一定不要这样，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是无所畏惧的，招呼你们是为了照顾你们，如果你们不听，那就要陷入泥坑里去，那是自作自受。”从内容和态度看，可以肯定是肖力接到了张海涛的信并综合其它方面的信息向陈伯达作了口头或书面的汇报，也只有肖力这种特殊身份的人的话才能引起陈伯达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请大家不要忘记，肖力是陈伯达亲自签署便笺派往地院的文化革命观察员。应该说，肖力与朱成昭也是非常熟悉的，对他和叶向真接触并走向叛逆，肖力是十分痛心和反感的，但从陈伯达的批示看，对朱成昭还只是一种警告和批评，再从3月5号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志时的讲话中，要朱成昭“闭门思过，学习文件，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检查”来看，对他还是一种挽救的态度，从张海涛写信的本意来看，也是想让肖力和中央文革出面来批评他，警醒他，挽救他，并没有想一棍子把他打死。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朱成昭发展到抛出“八大观点”公开对抗，又南逃广州，最后惊动周恩来命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出面从广州带回北京，从此投入大狱，九死一生十三年。
事情已过去四十多年，三位当事人中两位已经去世，今天我第一次将这个秘密展示在同学的面前，再现那段历史，无论同学们如何评价我，总算对历史有了一个交代。

关锋给我的一次电话记录

有人从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里看到1967年8月9日关锋给我的一次电话记录，内容是：

田春林同志：
听说你们那里因为地院革委会确定朱红、黄占启两同志随我去一趟的问题有很大的争论，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争论，妨碍掌握斗争大方向，既然争论很大，这次你们那里可以不去人。
希望你们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把朱成昭批深批透。你们那里批判朱成昭和大方向一致。8月2日，你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讲了几句话，大致也是这个意见。
关锋
八月九日

关锋说的8月2日这个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反正是在人大会堂开一个群众大会，我作为红代会常委上主席台，座位与关锋相邻，跟他聊了几句，主要是我向他口头汇报学校当时揭批“叶、朱反革命集团”的形势——当时叶向真、朱成昭已经被于桑从广州带回隔离在地院十二楼，全院以二团为首的“杀猪（朱）派”掀起揭批叶、朱高潮。关锋在跟我谈话中强调要“追后台”，这使我感觉是不是想把矛头引向叶帅？他没明说，我也没多问。
当时，造反初期的老东方红战斗队很多同学对朱成昭倒台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与朱决沒有反文革的思想共鸣和行动的跟进，这些人被当时“杀猪派”戏称为“啃猪蹄”的，还是朱派。这完全是派性使然。关锋这个电话记录中提到的黄占启和朱虹（电话记录中写作朱红）就属这种情况，黄是周永璋一班的，“反干扰”中也被工作队整得够呛，后来是东方红战斗队骨干，地院革委会成立后任地质系分会副主任；朱虹是水文系一年级女生。当时关锋准备到外省去处理一个派斗之事，地院东方红在当地影响较大，关锋就准备带两个东方红战士一起去协助他工作，派谁去的名单是地院革委会推荐的，“杀猪派”知道后强烈反对，说他们是“啃朱蹄”的，贴了一些大字报，从而使这事取消了。
大概关锋那次打来电话时我不在，就由接电话的人做了这个记录。若不由知情者加以说明，以后的人就很难明白这个电话记录里说的是什么事。

我被清洗出革委会的经过

事情要从1967年成立院革委会说起，院革委会成立时，王大宾很自然成为主任，当时他已是市革委会常委、红代会副主任。我因为是东方红公社创始人之一，和朱成昭案又没有什么瓜葛，自然也就进了革委会成为常委。因为我在三司工作过，与外校的同学较熟悉，就又被王大宾派到红代会，代表地院东方红进入红代会核心组。每天骑自行车来往于北大和地院之间（红代会设在北大俄语楼）我住在学九楼顶楼最西头的一间屋子，和伏庆是同室，住室内设有电话，和外界联系很方便。
我们系五年级有一个同学陈家庚，福建人，他当时联系校内外及中学红卫兵，成立了一个批判毒草电影联络站，当站长，设在西单的中国电影家协会院内。陈家庚后来的夫人李冲那时是中学红卫兵，参加批影联络站而相识相爱的。我们学校还有张吉顺等人参加。陈家庚隔三岔五给我送来电影票，因为要批判毒草电影就要先看毒草电影，在那个时期我和伏庆是没少看不花钱的电影，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欣赏，或者打着批判的幌子欣赏电影艺术，想看什么电影打个电话他们立马可以调出拷贝拿来放映，像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白痴》《白夜》，国产电影《武训传》《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
大约在1967年10月的一天夜里，陈家庚到寝室来找我，表情很严肃，说是有一个事需要我帮忙。他有个亲戚名叫郑公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郑是他姐的前夫，郑跟他姐共生有三个子女，老大郑伯农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老二郑仲兵在民族学院工作，老三是女孩叫郑立中，就读于哈军工。这三个外甥都很有出息，虽然郑公盾已和他姐离婚多年，但三个外甥跟他常有来往，关系很好，而郑公盾在经济上对他读书也有些接济。他介绍说郑公盾是个文人，解放前毕业于杭州大学，后从事媒体方面的文字工作，三十年代和江青也有过交往，因为英文基础较好，解放前曾供职于美国驻华新闻处，解放后进入红旗杂志社作文艺评论方面的工作，常在杂志和报纸上写一些评论文章。文革中曾任中央文革文艺组办公室主任。可能是在杂志社内部的派系斗争中站错了队，得罪了人，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历史问题被翻出来，不知什么人向江青打小报告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在最近的一次接见会上江青点了郑公盾的名。使郑公盾陷入了困境，处于被软禁状态。陈家庚说郑公盾有一封说明情况的申诉材料想通过我转交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因我是红代会常委，经常参加一些外交应酬活动，见首长的机会比较多。我平常和家庚关系不错，他既然提出来了，我也就没多加考虑，就和他还有伏庆是三个人一起搭公交车来到沙滩的红旗杂志社家属院。门卫看到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也就没阻拦。到了郑公盾家里，除了郑公盾还有他的现夫人在家，因为事前陈家庚已将我们要来的消息电话通知了他，进门后大家不用介绍就在客厅落座。郑公盾将自己的经历叙述一遍后又说，美国新闻处是没有官方背景的纯粹新闻社团，在世界各国都设有分支机构，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关系。自己到那里工作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已经加入地下党，思想上还是进步的，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个美国特务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自己这段历史解放后已多次向组织交待过并没隐瞒什么。正在这时，从外面进来十来个人说是来抄郑公盾家的。带队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造反队头头石冼，此人后来在电影《李四光》中饰演李四光的学生。我和他虽没打过交道，在首长接见时见过面，也面熟，何况我又戴着红代会的袖标。互相打过招呼后，他见我们已先到一步，也就没采取行动，也没停留就退出去了。我们和石冼并没发生冲突。
时间很晚了，我们怕搭不上末班车就告退出来。临行前郑公盾交给我一封信，收信人是江青，落款为郑公盾。
不久，西哈努克亲王为庆祝柬埔寨国庆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宴会在人大会堂二楼小宴会厅，我作为红代会常委应邀出席。会上遇到陈毅，我们坐邻桌。宴会结束时我将郑公盾的信交给了陈毅，他满口答应说一定转交江青同志。
我和郑公盾的接触仅此一次，为他办事也仅此一件。那时为下面或外地上访群众向中央首长转交信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因为我们那时的特殊身份，见中央首长的机会是很多的。
1967年11月30日下午，院革委委员、地质系革委会主任刘佛兴来到我的住处通知我去眷属区眷8楼周守成的住处开会。周守成已搬出了这个独立二层小楼，我说怎么不在会议室开，他说天冷，没暖气，周守成的二层小楼有小锅炉可以独立供暖。我就信以为真跟随着刘佛兴来到眷8楼周守成原住处。当上到二楼会客厅后，刘佛兴啪的把门反锁上站在门后，这时走出四五个地质系一年级的同学，刘佛兴从身上拿出一张纸对我宣布：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决定，从即日起对田春林隔离审查。我当时就急眼了，扑上去揪着刘佛兴的衣领大骂。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同学上来把我扯开，刘佛兴也走了。不一会那几个人去学九楼把我的行李也搬到了隔离室。从此我被聂树人、李贵在这里隔离了一个月整。
一个月后，当我走出隔离室，同学们告诉我在隔离我的当天晚上，学九楼门前的大字报栏就贴出了大标语，内容是“揪出反革命分子郑公盾伸向地院的黑手”、“打倒反革命分子郑公盾在地院的代理人田春林”等等，看来李贵、聂树人对我下此狠招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的专案组成员就一个人，名叫陆焱德，是探工系教师。被隔离后三四天都没人理我，在第五天陆焱德来到隔离室找我谈话，吓唬我说郑公盾案很大很严重，与郑接触过的人都要接受审查，要我老实交代争取宽大。我也吓得够呛，就将那天晚上和陈家庚到郑公盾家后又替他转交一封信的情况如实交代。交代完了后又是好几天没事。我要求见李贵，因为王大宾已经到鞍山汤岗子温泉治疗风湿病去了。但李贵在我被关押一个星期之后才姗姗来迟，我问他到底为什么，他闪烁其词，说隔离我是周总理的批示，我让他拿批示给我看，他拿不出，又说是总理的讲话中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郑公盾反革命集团伸向地院的黑手云云。在郑公盾问题上又重复了陆焱德和我谈的内容，然后就试探性地问我和高元贵的关系，和二团的关系。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就具实告知：本来我和高元贵、二团的接触都是正常接触，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而且我也公开声明在对待校内外运动问题上支持二团观点，并且曾建议吸收蔡新平进革委会，与我持同一观点的有张海涛、高元贵、黄振群等革委会委员。有一次在李贵家里开常委会，就这一问题发生严重争论，聂树人和张海涛拍桌子大吵。聂指责张是二团观点的代理人，这位东北汉子忽地一下站起来说：我就支持二团，看你把我怎么样！说完话，甩手而去，搞得会不欢而散。张这句话给自己留下了祸根，在这次大清洗中他被以是附中的人，关系不在学校为借口赶出了革委会。而隔离室期间，朱成昭专案组组长李思田找过我两三次，当然他关心的是我和朱成昭的联系，来了两次见从我嘴里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抓不到什么把柄，就没有再来。后来听说这位煤田教研室老师、朱成昭专案组组长在抓5·16运动中也被揪了出来，说他是真5·16分子，假抓5·16。曾经被逼触电自杀，因抢救及时没死成，不然就是第二个李明哲了。现在他是著名的煤田地质学家、博士生导师了。
隔离室后半个月很有意思，看守我的学生全部撤出，换了一个工人日夜陪我，开饭时他给我打饭，晚上与我同室睡觉，其余时间是陪我聊天下棋。聊天中知道他原来是前任院党委书记刘邢的警卫员，跟随刘邢从部队转业来到地院，刘调走后他留了下来，家也安在了地院。因天津战役中下身受伤，睾丸打坏了，至今没有生育。最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1967年的12月31日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被隔离整整一个月后，我们班上的张绍宗、张金生两位同学来到隔离室，帮我拿行李回班，说是院革委会通知班上把我接回班，院革委会没有任何人和我见面宣布解除隔离。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重新回到南五楼514室我们11631的宿舍，回到了同学们中间，过起了逍遥派的生活。伏庆是照样当他的革委会委员，办公室主任，我问他隔离我的决定开没开会研究，他说根本就没开会，那天晚上他也去了郑公盾家，怎么没隔离他？除了聂树人、李贵、刘佛兴三人之外，其他委员都不知道要隔离我的事。只是我被隔离后出了几幅大标语才知道我被隔离了。
后来我在1968年夏天军宣队进校后见到陈家庚，他也刚从隔离室出来，被关了半年多。而郑公盾在我们之后被逮捕关押在秦城8年之久。这次革委会大清洗的结果，高元贵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赶出革委会，交群众批斗，张海涛以关系在附中为借口赶出革委会，我是因“郑公盾黑手”清洗回班当上了逍遥派，黄振群被清除的借口是什么忘记了。通过这次清洗，“纯洁了革委会，打击了走资派的复辟阴谋，清除了二团的代言人，院革委会政权得到了空前巩固”。后来又闹出了自己批准自己入党，成立院党委会，李贵顺理成章当上了党委书记，王大宾、聂树人也入了党并进入了党委班子。不久在1968年的冬季，在新的院党委和革委会的英明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在聂、李清洗反对派，改组革委会的那段时间，王大宾在东北汤岗子温泉疗养，等他回来一切已成了事实，王大宾事实上已变成汉献帝了。地院的这些变化，连中央最高层都有所察觉，在毛主席接见五大领袖时就问王大宾，“听说你的二把手夺了你的权是这样吗？”指的就是这件事。

地院文革中四个最黑暗时段

纵观地院十年文革史，有四个最黑暗的时段。
第一个黑暗时段是“反干扰”，发生在1966年6月20日至7月底，是由地质部邹家尤、边固工作队造成的，没有逼人至死的记录。
第二个黑暗时段是第一次“清理阶级队伍”，发生在1968年元月至2月间，是由王大宾、聂树人、李贵的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王大宾虽不是直接操作者，但负有领导责任。
第三次黑暗时段发生在1968年的秋冬之交，是由空军大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的牛润五，林凯领导造成的。
第四个最黑暗的时段是1970年下半年开始的抓5·16运动，也是由军宣队导演。这次的特点是第二次的整人者一个不剩地进入了重点被整和打击对象，像王大宾、李贵、聂树人等头面人物都成了抓5·16的重点人物，而他们之前的战绩被认为是真5·16假抓5·16的行为。当然像我这样的早就列入另册的人也和他们殊途同归了。
这次抓5·16的另一特点是，文革前入学的学生已全部分配出去，像我一样大部分学生是走上社会后被整的，也有被逼至死的记录，像探工系的李仲学。而校内的代表人物是李明哲，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被逼死在江西峡江的野山上，死后数日才被发现，尸体已高度腐败成了副骨架。
建议这次文革资料征集小组把地院文革十年中被整死的人作个统计，目的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为了将来我们的后代子孙们回头看这段血腥的历史会加倍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可以使像王鸿夫妇们那样冤死者的后代子孙们可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
在聂树人、李贵的大清洗中，最惨的是高院长，他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交给各班级战斗队轮流批斗。在我脑子里就清晰地定格着我们班批斗高元贵的情景，那天我们班参加劳动，在南五楼与航院交界的菜地拔草，劳动间隙里批斗也和我们一起劳动的高老夫子，我们班的刘××上去给老人家架喷气式，当时高已是年届60岁柔弱的老人，真不知道老人家是如何挺过那段凄惨日子的。此情此景使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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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对一次戚本禹接见北京地院同学讲话的说明

蔡新平

《昨天》编辑部把1967年3月5日《戚本禹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发给我了，鉴于我是当时接见的重要当事人，有些内容直接与我有关。希望我对这篇1967年的文革文献的背景做点说明。由于这已是48年前的事情，只能凭有限的记忆做一点简单说明。我正在撰写回忆录，回忆录中对此阶段发生的事情和这次接见将会有更丰富的解读。
这是戚本禹1967年3月5日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会议记录，原载于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上的版本。读后发现该记录有遗漏和错误。记录是谁做的？不清楚，总的感觉虽有倾向性，但基本情况如此，资料很宝贵。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做了一点修订。订正部分用粗楷体加下划线标出。
1967年3月4号深夜，大约12点都过了（也就是3月5号凌晨了），在睡梦中突然有人通知我去开会，说有中央文革首长接见。等我到了政协礼堂，才发现来开会的约有将近50人（当时有统计，我印象是48人），我们这派的骨干只有四个人：殷惟侯、孙司权、杨淑荣和我。其他多半是另一派的。朱成昭、蒋良朴、王大宾、朱德瑜等东方红公社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差不多都到场了。戚本禹带来的是周景芳，不是该记录上的什么朱金堂（此人我从来没听说过）。周景芳参加北京市夺权，正在筹备市革命委员会，被戚本禹派来地院指导筹建地院的革委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周景芳是市革委会秘书长。地院革委会开始成立时叫东方红革命委员会，比市革委成立还要早，大概是北京市最早的，后更名去掉了“东方红”三字。
当时的背景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已经分成了两派，以朱成昭为首的被称为朱派，以蔡新平（东方红公社核心组成员）为首的被称为蔡派。分歧最初从“二进地质部”开始，早期仅仅是一些斗争策略问题的分歧，是激进些还是保守些、稳妥些的分歧。但因朱成昭的刚愎自用和对持不同意见人的不当组织处理，导致矛盾逐步升级。朱派把蔡派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展开批判，当蔡派发起反击后又被认为是搞分裂，进一步扣上“托派”的帽子组织批判。蔡派则认为朱派是极左派。大约在1966年12月份前后，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言行逐渐暴露出来，矛盾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1967年1月上旬，朱成昭被内部知情人将其反中央文革的言行向肖力举报了，1月23号陈伯达发出批评朱成昭的批示，警告他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已经滑到了茅坑的边缘。在中央文革的督促下朱成昭先后做了两次检查。2月4号借检查之名放出了他的著名的八大观点。很快，中央文革2月8号就派阎长贵来地院，针对朱的所谓检查有明确的讲话，总的思想是要批判他，但不要过火，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想挽救他。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朱成昭不仅没有服软，而且还有新的动作，中央文革终于对他完全失望。3月5号这次戚本禹接见时，朱成昭、蒋良朴都在场。戚接见讲话总的精神就是扶持王大宾来取代朱成昭，推动地院革委会的建立，使王大宾的领导班子合法化，不被反对派干扰，使地院东方红还可以继续有效地为中央文革所用。这时中央文革对朱成昭已经决定放弃，戚本禹讲话中接着朱成昭的话头说：“他们要夺权，如果只夺你的权可以嘛！你的权就是要夺嘛！”已表明态度。但又不想让他生事，也不想因批判他而激起更大的事端，这既毁了地院东方红的名声，实际也有损中央文革的名声。所以才说让他闭门思过。但朱成昭的思想在闭门思过期间走向更加的极端，和叶向真的关系也进一步发展，到6月逃跑，7月9号从广州被公安部抓回北京。
戚本禹接见时有一个极重要的提法：“蔡新平，你可以自己组织自己的人整风”，他说这句话后我马上有个插话，我说我也是东方红的，我们是内部的两派。所以才有后来戚本禹一句：“当然，如果蔡新平要求也可以大家一起整风。”这是原纪录的一个关键的遗漏。这句话表明戚本禹已经将我排斥在东方红总部之外，甚至认为我们这派最好从东方红分出去，以免干扰东方红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所以后来在革委会选举时，因为在一半以上的班级和多数教研室，蔡派都是多数（过去的保守派大多倾向蔡派），若按大民主选举，一人一票，其结果对王大宾和革委会的建立极为不利。在僵持不下时，周景芳内部传达了戚本禹的指示：“蔡派不许进入革委会。”这就不是偶然的了，说明中央文革早有考虑。后来按周景芳的指导，改变了选举方式。虽说是“公社”，但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所谓“大民主”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以1967年3月5号为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由朱成昭时代改为王大宾时代。用王大宾接替朱成昭是中央文革的既定方针。从此蔡派受到了革委会的压制。对于王大宾、聂树人等革委会领导对待持不同意见群众的不民主和打压，蔡派的反击被扣上了“反革委会派”“颠覆红色政权”“二流派”等帽子，也从此开始了蔡派与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者和“革委会派”的纠葛。1968年8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夺权，不久东方红公社被解散，革委会被改组，3、4、5年级学生被分配，王大宾、聂树人在办完学习班后也离开了学校，地院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毛泽东终于把自己烧起的这把大火在烧了两年零三个月后给浇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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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


戚本禹


1967.03.05

    按：本篇原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原件来源：1967年4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3）》。现经蔡新平作了三处重要修订，修订文字以加下划线的粗楷体显示。


〖时间：凌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出席。戚本禹同志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参加市委夺权委员会工作的周景芳同志。委托周景芳帮助地院东方红筹建革命委员会。戚本禹说以后周景芳同志负责和地院联系。〗

戚本禹问大家：你们地院东方红的大旗倒了没有？（同学答：没有！有的答：要垮了！）。杨雨中给你们传达过没有，江青同志说过地质东方红的红旗不能倒，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师大井冈山，江青同志说红旗不能倒，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嘛！在北京和全国是有影响的，你们一定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学说：我们认为朱的错误和李洪山有本质的区别，他是有错误。
戚：是有严重错误。
同学：他们一开始就要砸烂朱成昭的狗头。并且扬言还要在全国展开批判，这实质是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
戚：周永璋来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来？（有人答：少一个不更好吗？）这是什么意思？周永璋、蔡新平以后不要叫他们托派了。你们有多少人？（殷：我们只有四个人，现在他们把许多东西强加在我们头上。蔡：支持我们，和我们观点相同的人很多，差不多每个班，每个教研室，每个系，都分成两派，并不是我们四个人。）问：你们经常给红旗杂志社送材料的是谁？（林嘉康：是我们“丛中笑”，我们二人——指吴清远。）
孟繁华来了没有？他不是写了篇很有名文章？孟繁华不也能当领导？孟繁华你可以协助王大宾工作嘛！王大宾是一个好同志。（同学插话：孟现在三司。）孟可以回来参加东方红的领导。你们还有哪些同志可以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同学提：黄瑞华，田春林，朱德瑜，伏庆是……）他们原来是核心组吧？（是。）那黄瑞华你们可以出来吗？（他现在靠边站。）怎么能靠边站！应当靠前面站，站在最前面。你们计划整风到什么时候？（不知整到哪天。）被朱成昭这个问题纠缠住了。朱成昭，我刚才建议他闭门思过，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我们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当然他坚持自己的错误不放，那就滑到茅坑里去了，蒋良补、杨雨中，他们两个检查得好也可以选一个当领导嘛！孟繁华你应当和广大东方红战士站在一起，去实践你的理论，要把东方红搞好！不要搞垮！（蔡：王大宾，李贵，孟繁华我们同意，其余的同志我认为要经过大家的讨论。）
戚：东方红核心组应当站出来领导嘛！
（整风从12月开始，特别是朱成昭问题出来之后，我们和他接触很少，我们对二进地质部的看法是有成绩，有错误，现在要进行总结。）
戚：你们有什么分歧？（殷：策略上分歧。）二进地质部的成绩是巨大的嘛！我建议，你们何长工没打倒，以前的事情，即使有缺点，错误也不要讨论，这样有好处。二进，三进地质部是对的，在整风中应当多讨论当前的，你们抓一小撮没有？把同志叫成托派是错误的！
蔡：我们怀疑朱成昭是个野心家，他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下去了。
戚：听说周永璋在组织什么第四司令部，和三司对抗，有没有这回事？
蔡：没有，他们拿不出一点可靠的证据，那是很早以前，曾和聂元梓和刘富元搞北京公社。
戚：我掌握的一些材料，他和刘富元搞得很紧。
蔡：周永璋是和刘富元比较密切，但是我们一直是和刘富元作斗争的。
戚：当初三司开除周永璋的作法是错误的，但是后来他们作法也是错误的，请你转告周永璋，如果要组织第四司令部，是极端错误的。王大来来了没有？他应当回到官道公社去。（有人插话：他本来是我们学院的老师。）他现在工作在哪里？户口在哪里？（官道公社。）那就应当回本单位嘛！学生串联都回去了，农村的当然也得回去，你们也不要给他加什么投机分子的帽子。
蔡：朱的思想为刘、邓、陶服务的，要整风又整不下去，我们要求在尽快的时间内将整风结束。投入战斗，干部问题是不正常的，主要有宗派主义在作怪，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被工作队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这实质上是在为刘、邓、陶服务的。
朱：我们和他们在整风上分歧是，我们认为整风是一个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而他们认为是炮轰总部，是夺权！
戚：他们要夺权，如果只夺你的权可以嘛！你的权就是要夺嘛！如果要夺王大宾、李贵等同志的权那是错误的！
以后谁要再走就要让他走，走一个少一个，走十个才少五双。阎长贵的讲话还是好的，我希望你是搞团结，而不是搞分裂，在这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战的关头，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大错误，搞大分裂犯罪！
下面我给大家谈两个问题：
一、你们要紧紧跟着毛主席、要相信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永远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你们总部个别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我们不能紧跟任何人，要紧跟毛主席，要永远紧跟毛主席，要相信我们的伟大舵手能够领导我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两种革命家，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在关键时刻他就动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不动摇，不怕挫折。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只要碰到一点小小的风浪就大喊大叫起来，他们没有见过大风大浪。不知你们地质东方红有没有这种人。见了一点问题就像天要塌下来了，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解放战争的时候，胡宗南重点进攻陕北、山东，那是一个转折点，决战的时候，那位自称“刘克思”的人，内心惶惶了，当敌人刚进瓦窑堡，他就要叫赶快走，有的人在毛主席还没走以前，他就先走了。毛主席非常沉着，当时江青同志，骑着马跟着毛主席打游击，在山上和敌人兜圈子，有时主席刚刚离开四个钟头，敌人就到了，而敌人刚刚离开两个钟头，又回去找遗失的东西。粟裕在山东牵制敌军，事后刘邓大军（主要是刘伯承同志）南下，直插大别山，敌人就全面崩溃了。就像下棋一样。当时宋子文一看大局已去，就跑到美国去了。这个时候，不光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要动摇了。也要大喊大叫。你们学习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从来对群众运动是满腔热情，正确地看待群众的缺点。巴黎公社诞生之前，马克思认为时机不成熟，当巴黎公社诞生后，马克思不是指责，而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她，支持她，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没有指责不听自己的话，而是积极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列宁吸收了这些经验，在十月革命之前写出了《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的缺点，毛主席最先看到，最先指出，但是他并没有指责群众：当时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俄国有个普列汉诺夫，是在1905年革命以前，是支持武装革命的，但失败以后，他就指责武装革命是错误的，这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要学习毛主席鲜明的阶级观点，强烈的阶级感情，在毛选的第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有些人对待敌人可以温情主义，敌我不分，而对曾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千方百计想把他搞臭，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你打游击，对革命的同志打游击，你有意见可以提嘛，这枪口究竟是对谁？可以写信嘛！我们不是不听，把并肩作战的同志搞臭，对喊“刘少奇万岁”的人却很感兴趣，为他们喊冤叫屈。当然反过来，对犯错误的同志又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今天，茅坑边沿的当然应当帮助他，如果他转化为敌人，就不能温情主义，今天是我们的战士，明天他跑过去了，就要调转枪口向他开枪。对于动摇的，不能把他推过去，如果他真要跑过去，就开枪。阶级斗争就是复杂的，大家可以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对敌人毫无温情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说我们独裁，我们就是要独裁。对自己的战友，你看那些电报，都是满腔热情，我们只有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冰天雪地里的梅花，像她那样立场坚定。冰雪对花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但她顶住了。我们要能顶住冷空气的侵袭，不致因你弟弟给你吹点冷空气就动摇了，女朋友，再有些其他的人，再给你灌点就耳朵软了，不要吃了迷魂药不知家在哪里。不管你吹多少冷空气，多大压力，多少冰雪都要顶住，你吹你的冷风，我开我的花。在整风中应以毛主席为榜样，向毛主席学习，紧跟毛主席。
二、学校的运动怎么搞？
首先让整风继续下去，把整风搞好，我不赞成用很长的时间来整风，你们用了这样长的时间来整风还没有整好，这和整风的方法有关。在整风方法上，你们不合乎毛泽东思想，是用宗派主义整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整小团体主义，以“私”字整“私”字，而不是用“公”字整“私”字。
我建议在整风中要学习文件，学习主席著作，学习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好文章。
现在你们自己有几派，蔡新平，你可以自己组织自己的人整风，（蔡：我们是认识的不同，但我们都是东方红的，是内部的分歧）当然，如果蔡新平要求也可以大家一起整风。整风中首先应当严格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是今天我所不满意的。东方红的同志要听蔡新平的意见，哪怕是有5%的正确。我们应当高价收买批评。要像战国吕不韦那样，把九千两黄金挂在城门上，只要你能给我改一个字。你们像这样下去，自己压制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自己将来也会走上刘邓路线上去。朱成昭就是这样，刚愎自用，总以为自己高明，比中央文革还高明，比江青同志也高明，当然也还有个限度，没有说他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正是那所谓的“高明”，其实并不高明。
你们整风我建议你们用一个礼拜，或占十天的时间，用二天的时间学习文件，三、四天提意见，自我检查，人大比你们闹得更厉害，打得头破血流，你们还没有被传染，还比较文质彬彬。你们要搞三结合，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全院性的领导机构，然后再搞院内的斗、批、改，毛主席的一贯精神是坏人总是一小撮，刘邓才是扩大打击面。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打倒的，必须讲事实、摆道理、以理服人，把人说服，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你们学生不能老是放假闹革命，恐怕过三个月后还要复课闹革命。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打倒，无产阶级的东西要建立，你们有什么打算没有，怎么个改法？改了然后就可以下厂下乡。
（这时有的同学提出不要整风小组时）戚本禹同志说：你们东方红核心小组自己决定，我预祝大家整风能够成功！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11-28 23:20

天林头面人物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11月30日第101期（增刊）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6：伏庆是专辑〗
生逢乱世
伏庆是  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一、缘起
二、6．20
三、反干扰
四、东方红
五、朱成昭
六、革委会
七、审查
八、解脱
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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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伏庆是

作者简介：伏庆是，1944年出生，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文革中曾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办公室主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委会办公室主任。1968年5月至1986年10月被审查。2004年从湖南省地质研究所退休。

一、缘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名教师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领导，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公开向全国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用当时的话说，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京高校的学生们纷纷放下书本，走出课堂，涌向北大。此时的北京大学已是一片沸腾，大字报铺天盖地。同学们认真地将北大的大字报以及各种见闻记录下来，回校后再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北大的“革命火种”由此形成燎原之势，北京高校停课闹革命由此而始。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3年级11631班学生，22岁。我是6月2日早餐后，在食堂去教室上课的路上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广播的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听到广播后，立刻就有许多同学结伴去北大看大字报，有的则回寝室准备写大字报。
下午，校园内已出现了不少大字报。最初大字报的内容大多是转抄北大的大字报和北大见闻，或是笼统地批评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突出政治，重用资产阶级教授和反动学术权威的。
不料第二天出现了大批给院领导歌功颂德和“警惕右派翻天”之类的大字报。这显然是当权派在幕后支持，压制文化革命，后被称为“6·3事件”或“6·3反扑”。学校由此形成了揭批院领导和维护院领导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不久，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大多又参与了反对地质部派来的工作队的活动，持后种观点的人大多又力保工作队，从而有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
与当权派的意愿相反，“6·3事件”激起众怒，针对院党委和院领导的大字报反而更多了。大字报的矛头大多指向副院长周守成。周副院长五短身材，肥头胖脑，恰似漫画里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他曾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院党委表态，提出大字报要划分区域、各个系要成立编辑组审查大字报稿子、不能超出报纸上已经点到的人的范围等5条规定，给学校的文革定了条条框框。很多人因此认为他是“6·3反扑”的幕后操手。其次是院长高元贵。高院长原本是院长兼院党委书记，是一位睿智而又慈祥的干瘦老人。他与胸无点墨纯粹吃政治饭的领导不同，是一位饱学之士，能与那些资深教授吟诗联对、谈笑风生。据传高院长还是个爱才的人，保护过所谓的“右倾”和“反动”学生。1964年，高院长在一次批判“毒草电影”《早春二月》的大会上，公开宣称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早年也干过类似影片男主角肖涧秋干过的事情（片中孙道临扮演的青年知识分子、小学教员肖涧秋，因同情和帮助他班里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上官云珠扮演的一位贫苦的年轻寡妇而遭人非议，愤然出走，投身革命），引起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文革前夕，地质部派了王焕来地院任党委书记，免去了高院长党委书记职务，不少人为其感到不平。那些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高院长的。
那时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可以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社会上不时传来“阶级斗争新动向”，简直是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说什么《中国青年》杂志某期的封底画上暗藏着反动标语，某刊物故意将一幅图片中的匕首对准毛主席的画像等等。其实都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事。我班同学张绍宗在食堂吃饭时，随口说了一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不准确，毛泽东思想是可以发展的，如果是顶峰，就不能发展了”，立刻遭到众多同学的围攻，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几乎当场就要批斗他。幸亏张反应快，马上纠正说顶峰也是可以发展的，珠穆朗玛峰不正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抬升吗？这才幸免于难。院办公室主任刘普仑，因自家客厅公然挂着一幅裸体女人油画被揪了出来。我看到不知哪个班的一些同学拖着他往大操场走。刘也算是一位老革命，曾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此时的他，像是瘫痪了一样，任人拖曳着，低垂着头，鼻涕流到了胸前的衣服上，狼狈极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批斗人，非常震撼，心惊肉跳。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有个十分温暖的大家庭。我是家中最小的一员，上面有1个姐姐和4个哥哥，倍受父母和姐姐哥哥们的呵护照顾。我在学校也是个老师喜欢的听话学生。我的小学、中学时光是在幸福、温情、无忧无虑中度过的。我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和课堂中得来的。凡书本上写的和老师讲的，我都信以为真，完全没有生活经验，不知社会的复杂。进入大学后，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教室和宿舍，不过问身外的是是非非，与世无争。我是个不喜欢主动与人打交道的人，跟老师们也很少接触。回想起来真是惭愧，至今我都不知道我们班女同学的宿舍在哪，许多老师的名字也没记住。6月2日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由于我对院领导以及老师们的事情一无所知，写不出大字报，所以不知该干什么，除了非参加不可的集体活动外，其余时间便无所事事。直到“6·20运动”爆发，我才真正卷进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之中，并且差点被淹死
。
二、6·20

6月13日，地质部文化革命工作队大队人马开进地院，进驻到各个班级。不久，在工作队主持下，成立了以那些维护院党委和院领导观点人员为主的全院和各个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我以为地院的文化革命从此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改变目前的乱象而步入正轨，便决心积极投入运动。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在运动中锻炼自己，争取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出人意料的是工作队在14日就把高院长推了出来，让他在全院大会做检查。同时，工作队热衷于组织教师和干部揭发、批判各教研室和各行政部门17级以上的中层干部，据说还给其中一些人戴了高帽子，动手打了人。大家认为是“6·3反扑”幕后人的周副院长等却与工作队打得火热，安然无恙。
地院17级以上的中层干部为数众多，很多人认为工作队把矛头指向他们，是为了保护周副院长等人。还有人认为院级领导中，大家对高院长的意见相对较少，工作队唯独要高院长做检查，明显带有偏向性。于是院里又出现了怀疑、质疑甚至反对地质部工作队的言论和大字报。
6月20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正在宿舍里闲聊，田春林从外面进来，对大家说：“刚才李贵登台讲话了，讲得好极了！”他把李贵的情况讲述了一番，说李贵是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是一个出身贫苦的老干部，不满院领导和工作队的所作所为，决心豁出20年党龄，挺身而出，公开向院党委和工作队开炮了。田春林提议我们去拜访一下李贵，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我们走出房门，在楼道上看到我们年级的一些同学，拿着声援和支持李贵的大字报急急忙忙奔下楼去张贴。
来到院办公楼（九楼）117室李贵的办公室，看到里面已有不少人，一个带眼镜的中年人在激动地讲着话。问了先到的人，才知道他是教辅处副处长王暄堂。他讲话的详细内容记不清了，隐约记得他把地院的文化革命分为4个阶段，把院党委内部的派系称为“三驾马车”，工作队偏袒周守成，打击高院长。他还介绍了当日早晨他和李贵等人到国务院上访，反映工作队问题的情况。说李贵是贫农，扛过长工，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等。
王讲话过程中，不断有人挤进来，屋里塞满了人，后到的只能站在办公室窗外听。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个个表情庄严，神态肃穆。王讲完了，院图书馆馆长见秋紧接着说：“我是见秋，我了解李贵。李贵是个好同志，我支持他，他过去很苦……”说到这儿，他用手掩面，抽泣起来。听讲的人大多跟随他哭了。肃静片刻后，不知谁带头呼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坚决支持李贵!”“化悲痛为力量！”……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田春林说道：“现在首要的是要保障李贵的安全。”这句话让大家冷静下来，几乎人人都举起手，要求加入保卫李贵的行列。
此时，挤在窗外的人群要求王暄堂再讲一遍，王就站在窗台上讲起来。有人提议室内的人到别的房间去，这儿让王演讲，于是大家就转移到对面的109室。到了109室，田春林说：“我们这样太乱，是不是愿意保卫李贵的人把名字留一下，以便统一安排。”大家就把名字和班号、宿舍写在纸片上，临时推举了几个组长负责收集这些名单。名单共有四十多人，除了各系的同学，还有几位学院里的工人。田春林自然成了保卫李贵的召集人和负责人。有一位叫万天丰的普地教研室老师，自告奋勇愿和田春林一起负责。不久，除了田、万、李贵及几个临时选出来的组长和我，其他人都各自回去吃午饭了。留下来的人中，有人说李贵已经好几天没休息了，田春林就让金同恩等4人护送李贵到万天丰的宿舍休息，让我和另外几个人把王暄堂的演讲记录整理一下，出个大字报。我说我不去，我在这里帮你出出主意。田春林就让段会恩、陈铭及物探系的杨菱等人整理。当晚，他们编写了大字报《李贵、王暄堂访问记》，贴出去后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屋子里只剩下各系几个组长时，我向田春林建议：“工交党委来我院调查情况的同志不是已经到了吗？我们下午可请他们与李贵见见面，让李贵把他的意见都反映上去，我们这些人也旁听一下，一方面可以做记录，一方面也可进一步了解李贵的观点。”我还建议晚上找个时间让各系组长再来碰个头，把今天的情况讨论一下，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田春林根据我的建议决定下午三点半请工交党委的同志到办公楼403室接见李贵，晚上凡报名参加保卫李贵的人都来碰头开会。他布置完毕，将写有报名人员名单的纸片交给已经吃了饭的物探系同学余久芗，让他整理一下，我们便也去吃午饭了。
我在饭厅吃饭时，顺便问了食堂大师傅李贵这人如何，他们都说此人不错，很朴素。此时，只见食堂前的广场上聚集了不少人，高呼着支持李贵之类的口号，准备游行。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聚集起来的，只是觉得群情激昂、场面激动人心。
饭后已是下午三点钟，我来到办公楼403室参加与工交党委来地院调查的两同志的会晤。在场的除李贵、王暄堂、田春林外，还有我们年级的姚瑞林、勘探系21641班的王北宁等。王暄堂本想将他上午的演讲重复一遍，但工交党委同志没听完就打断他的话，说是时间有限，让他说得简单些。王只好粗略地讲了一下。李贵接着也讲了几句，大意是说工作队和院党委自运动以来，批斗了不少人，但只斗小的，不斗大的等等。李贵文化程度不高，他的原意大概是说工作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但他没能说清楚。工交党委同志似乎有些不耐烦，未作任何表态就离去了。
我从九楼走回宿舍时，看到许多人围在十二楼前高呼口号。原来是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在发表演讲。他说他受李贵、王暄堂的委托，代他们向支持他们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后来又说了一大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话。我在人群中看到11632班的黄占起，问道：“运动以来江老师一直没出头露面，今天怎么登台了？”黄说江老师始终对运动很关心，觉也睡不着，每天坚持学毛选3小时，终于发现了工作队的问题。
我听后十分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我们算是有了依靠，可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运动了。于是跑回宿舍，不假思索，提笔写了一张号召同学们“团结在李贵和江祖如同志周围，揭穿一切阴谋诡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书”，署上我和田春林、黄占起的名字贴了出去。围观的人说，只能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怎能团结在李贵、江祖如周围？我马上醒悟过来，吓得半死，立刻做了纠正。当时幸亏没人再追究，不然可是不得了的大罪过。
当晚，因为工作队组织各班讨论真假左派的问题，原定报名保卫李贵的人员碰头会推迟到10点钟才开始。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余久芗介绍了物探系讨论的情况。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这些人成立一个保卫李贵的组织，这组织没有党的领导，属于什么性质呢？勘探系的于众发言，也是这个意思。田春林要我讲讲。我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因保卫李贵的共同心愿而碰到一起的，并不存在一个组织，也不可能成立什么组织。于是，保卫李贵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当我们这些人在为保卫李贵而费心劳神、纸上谈兵的时候，校园内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李贵、反对工作队的游行。我下午在十二楼前看到江祖如老师演讲的时候，示威游行已接近尾声。
据参与者叙说，游行的有几百至一千人。游行队伍沿北五楼前的林荫大道西行至家属区，往南经游泳池转向东，再沿南五楼前的林荫大道东行，最后停留在工作队驻地学十二楼前，要求工作队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出来与大家见面。最初邹不愿出来，要大家推选代表与他谈。地质系的周永璋、蔡新平、孟繁华，物探系的庄一龙和吉让寿等6位同学进到楼内，经过说服，将邹副部长请了出来。有几个同学立即从就近的物探系食堂搬来一张桌子，请邹副部长登上桌子与大家对话。
同学们要求工作队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要求广播李贵的揭发材料并保证李贵的安全，还要求派车让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邹家尤进退两难，哆哆嗦嗦的很是紧张，无奈之下，答应立即派车让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意见，这才解了围。
这就是1966年6月20日发生在北京地质学院校园内的“6·20运动”。
“6·20运动”不但是文革中出现的首例“惊世骇俗”之举，恐怕也开创了中共执政以来青年学生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诉求的先河。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是自发的，或者说是即兴的，完全没有预谋策划、事先组织，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真实情绪；
其次，它是有序的，游行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也有不少人围观看热闹，但没有嬉笑打骂、出言不逊的，可谓秩序井然；
第三，它是和平的，游行自始至终没有超出和平请愿的范畴，没有肢体冲突，没有“挂黑牌、戴高帽、坐飞机”之类的“革命行动”。
在“6·20运动”影响下，北京的高等院校接二连三掀起反工作队的浪潮。一些高校的工作队不得不撤离，还有一些高校的工作队虽然没撤离，但实质上已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地质部派驻北京地院的工作队却采取高压政策，对反工作队的师生员工实行清算。凡参与“6·20”游行、贴工作队大字报、给工作队提意见，包括我这样参与了流产的保卫李贵活动的人，都成了网中之鱼。

三、反干扰

21日，地质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义，国务院工交口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等专程来到地院，为工作队撑腰。他们宣布撤销高元贵的院长职务，副院长聂克停职反省，称这是“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同时告诫地院的师生员工，“是否站在工作队一边，是否站在革命师生和工人一边，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他们组织拥护工作队的积极分子开会，给保守派鼓劲，还安排了一场游行，意在表明他们深受广大师生员工的拥护爱戴。但是因为绝大多数师生不愿参加，只好动员一些工人家属、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凑数。
“6·20运动”让我们这些普通学生也知道了学校上层的一些信息。譬如地质部工作队早在大队人马进驻之前就有小股人员来到地院了，并且与院领导勾结得很紧，“6·3事件”就是工作队与周守成等共同策划和操纵的；工作队在组织揭批中层干部时，没有制止戴高帽和打人的行为，邹家尤还说“动一下手也没关系”之类的话；何长工与高院长很早就存有芥蒂，何长工说高元贵“三年没进地质部的门”，以示对高的不满；周副院长等有事没事就往地质部跑，向何长工等部领导汇报，从而得到部领导的信任，所以工作队是有意识的“打高保周”，等等。因此，尽管何长工等千方百计维护工作队，但大家对工作队的怀疑却有增无减，质问工作队的大字报越来越多，问题越提越尖锐。我也写了《回忆与对比》一文，把当前的情况比作新一轮“6·3事件”。
“6·20运动”的导火索是李贵和王暄堂的演讲，其实在“6·20”之前，就有不少教职工对院党委和工作队提出质疑。院党委委员、原院团委书记安静中在6月13日及以后数天里在多种场合向院党委和工作队提出意见，16日发出《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号召：“17级以上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向顽固堡垒——院党委常委会开火！”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离校后任北京市房山县官道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的王大来，返校参加文革。安静中与王大来串联了陆炎德、宋翔雁、唐振权等40余人，或以个人名义、或多人组合，写了《质疑工作队党委》、《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我院黑线究竟伸向何处？》等重磅大字报，还上书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地院和地质部文革情况，阐述对文革如何进行到底的看法。他们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计划建立材料组、出版组等。薄一波批示后，他们被压制下去，不然，北京地院的文革，很可能就由这些老师主导了。
工作队对质疑和反工作队的人和大字报又气又恨，除了由保守派出面与造反派辩论或谩骂、围攻外，还派人悄悄抄下大字报，备案存档，留待秋后算账。时至今日，这些档案便成了文革的史料。
6月25日，学校的广播喇叭突然反复播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6月22日对北京地院“6·20事件”作的批示：“如果再有人非赶工作队不可，即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这实际上是将“6·20”定性为“反党夺权”。保守派听了这个批示欢欣鼓舞，扬眉吐气，造反派则如晴天霹雳，万分惊愕。
薄一波的批示使地院的形势急剧逆转，使文革运动变成“反干扰”运动。所谓“反干扰”，就是把“6·20”游行、贴工作队大字报、给工作队提意见说成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从而打着捍卫文革的旗号对积极投入文革的师生员工实施全面围剿。（下图：2016年两位老友在武汉留影，右为伏庆是，左为田春林。）
我和田春林成了班里“反干扰”的重点对象。工作队把“6·20”比作“匈牙利事件”，把那天我们商量如何保卫李贵的活动比作“裴多菲俱乐部”，组织全班同学批判我俩，要我们老实交代反工作队的问题。我俩若稍作解释，便被斥为“狡辩”、“负隅顽抗”，批判就会升级。田春林在“6·20”干的事比我多一些，“知名度”比我高一些，态度也比我强硬一些，所以对他的批判就更严厉一些。
在薄一波批示和“反干扰”的强大压力下，我不得不做了违心的交代和检查，前后写了4次检查和交代材料，共2万余字。我在交代和检查中将“6·20”前后见过的人、干过的事一一做了梳理，从“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根源”、“错误的严重性”几个方面做了检查。为了让检查显得深刻，按当时通行的做法，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无限上纲，但实际上却是华而不实、空洞无物，就像如今的许多商品一样，西瓜大小的华丽包装里面，只有鸡蛋大小的实物，所以总也过不了关。工作队的最终目的，是要我承认主观上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好像我天生就是反革命，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们是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大多是四五岁的孩童，从小就受到共产党正统的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是无时无处不在的，甚至在初中的英语课本里也充斥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式的课文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的政治词汇。1960年，在大家都吃不饱饭的时候，通过参观“忆苦思甜”展览，听“忆苦思甜”报告，吃“忆苦饭”，使我们虽然饿着肚子，依然觉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1960年代以来，林彪在军队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动，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3年，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在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连续发表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文，开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这一切，让我们这代人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担负着“反修防修”、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历史使命。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文化大革命正是在共产党长期教育下听党的话、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表现，怎么反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工作队如此对待我们，实际上就是硬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后来据工作队成员揭发，当时工作队确实已拟定了一批反革命人员名单，准备运动后期押送农场劳改。所以要不是后来工作队撤离了的话，我们这些人无论如何检查交代，都逃脱不了当“反革命”被劳改的命运。
就全院而言，对我和田春林的批判还算是温和的，不少人受到了更严酷的对待。李贵、安静中、江祖如、陆炎德等13位干部和老师被多次批斗，被限制行动自由或被盯梢监视。李贵首当其冲，被人按住头，拳打脚踢。那时候，如果你被列为批斗对象，那么你过去的一言一行也都变成了反革命言行。一个往日被江祖如老师作为入党对象重点培养的学生，在江的批斗会上揭发江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原来，该学生为争取入党，积极表现，夜晚熄灯后，还在楼道昏暗的灯下学毛著。有次被江老师看到，对他说：“楼道灯光太暗，别把眼睛看坏了。”这就成了反革命言论：学毛著只可能越学眼睛越明亮，怎会把眼睛看坏呢？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不知道前途在何处。许多同学整日以泪洗面，夜不能寐。当时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挨不完的批斗，请不完的罪。”整个地院如同毛泽东在他8月5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所说的那样，笼罩在死气沉沉的“白色恐怖”之中。
然而思想是不能压服的。有天晚上，我偶尔走到办公楼附近，突然看见路旁的大字报席棚上有一幅醒目的巨大标语：“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是鲁迅的名句，用在此时此处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幅标语没有署名，显然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贴上去的。像是在黑夜里见到一丝光亮，我心头为之一热，压抑的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
7月18日晚上，工作组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邹家尤和国务院工交口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先后讲话。他们虽然依旧说“反干扰”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承认前一阶段工作队民主作风不够。这是破天荒的。工作队向来是一贯正确，怎么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呢？在讲到李贵等人的问题时，调子也缓和了许多。他们还表示绝不整学生，要把主要矛头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宣布周守成停职反省。凭直觉，我感到形势有了变化。果然，此后工作队似乎不怎么管我们了，也不要我们继续写检查做交代了。据传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对派工作队的做法提出批评。虽然这一传言尚未得到证实，但我确信是真的，因为我实在太希望是真的了。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与会的大多是受工作队压制的学生。我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探工系一年级学生张华府等人也被通知参加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队。刘少奇、邓小平讲话，承认工作队有缺点错误，但同时宣称“派工作队是中央决定的”。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这证实了前些天的那些传言。全场立刻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此后人们便认定，工作队是刘少奇、邓小平等未经毛主席同意，冒以中央名义派出的，他们才是工作队的后台。饱受工作队压制的人们自然就迁怒于他们，这就给以后打倒刘少奇埋下了伏笔。
然而刘少奇其实也没错。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南方的一个山洞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按照惯例派工作队下去并把“反工作队”的人打成“反革命”，应该说是顺理成章、有据可依的，以往的运动不都是这样干的吗？不过刘主席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这一招不灵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主席更没想到的是，这次他自己也被打成“反革命”，而且下场比以往那些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人更悲惨。
如今看来，这是毛泽东的一步妙棋。这步棋让刘少奇戴上一顶“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帽子，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让毛泽东获得了打倒刘少奇的群众基础。毫无疑问，这步棋只有毛泽东才敢走，才能走，因为他是“绝对权威”。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其中也包含了少奇等同志鼎力相助、积极推崇的功劳。不知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那凄风苦雨的最后岁月，在那弥留之际，有没有想过这些？无独有偶，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林彪副统帅最后也落了个机毁人亡的下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四、东方红

7月29日之后，校园又热闹起来，围绕工作队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保守派认为工作队“为革命而来”，即使要撤离，也是“为革命而去”，始终是革命的；造反派则认为工作队压制群众，转移文化革命的大方向，是不革命的。许多大字报以自身经历控诉了工作队的迫害。我写了篇名为《“反干扰”的伟大成绩》的大字报。所谓“成绩”，实为反话，如“成绩之一：工作队七斗八斗，终于发现被斗的人都不是反革命”；“成绩之二：工作队放手发动群众，终于没人再写大字报了”等等。也有文学爱好者，填词写诗挖苦工作队。如：“天地转，烈火燃。风雷激荡地院乱。为解何府春江愁，家犬披甲镇变叛。”“凄惨，凄惨，三伏只恨衣单。进院坏事刚干，竟起巨澜翻船。船翻，船翻，家兵赶我滚蛋！”（何长工曾说地院学生都是“何家兵”，故词中“家兵”是指地院的同学。）我很是佩服这些同学的诗词功底，没想到地院还有如此高手。
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为工作队问题争论不休之际，北京的中学和高校相继出现了“红卫兵”和各类“战斗队”组织。
红卫兵首先在中学兴起，由“红五类”子女组成。“红五类”是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红五类”子女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他们的优越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些中学生红卫兵最早在社会上“破四旧”、“斗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有时也称自己是“造反派”，不过他们的“造反”方式是砸庙宇、毁文物、焚书、抄家、打人、罚跪、戴高帽、挂黑牌、剪裤腿、剃阴阳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批早期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一身旧军服，左臂佩戴着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据说袖章的宽窄，决定于他们父母官职的大小。当时有个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老红卫兵”奉为信条。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称他们的“革命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8月18日，毛泽东佩戴了师大女附中学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1966年8月成为老红卫兵历史上的“红八月”。
老红卫兵中有一小部分高、中级军官和干部子女，成立了一个“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以纠察队自居，对社会上他们看不惯的事情进行“纠察”。大约在1966年底，老红卫兵们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专与造反派作对。后来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抓了一些“联动”成员。探工系一年级学生陈广智在担任“东方红”办公室副主任的时候，曾协助公安部长谢富治抓捕和看管被关押的“联动”。他向我诉说了部分“联动”成员的暴行，如剥光被抓人的衣服，用带有铜头的皮带抽打，往他们身上撒尿等等，令人发指。
后来，红卫兵组织不再局限于中学，在大专院校、机关单位、工厂农村甚至街道里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遍及全国。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的红卫兵已不像老红卫兵那样“正统”，与普通的群众组织相差无几。所以文革过后很长时间中，人们讲起文革的事情或观看含文革内容的影视，认为戴红袖章的都是“红卫兵”或“造反派”，也不无道理。
所谓“战斗队”，最初只是大字报的一种落款和署名，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战斗队。后来逐渐有了观点相同的人凑在一起统一参加文革活动的战斗队，但也只是三五人或十几人的自由结合，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地院造反派战斗队的名称多取自毛泽东诗词，如“丛中笑”、 “红烂漫”、“从头越”、“只争朝夕”等，既有战斗精神，又富有诗意，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意味。也有自创的，如“高旗无畏”、“红色尖兵”、“永向前”等，还有火药味十足的，如 “爆破”、“大喊大叫”和“打狗队”等。我还听说外校有个“朝三暮四”战斗队。这可能带有自嘲性质，也可能是暗示当时形势多变，不可捉摸。
诸多战斗队中，水文系“爆破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可谓“言如其名”，在学校里引发了“爆破”，从而书写了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新篇章。
一天晚饭后，田春林告诉我北五楼前的大字报棚有一篇署名“爆破战斗队”的大字报，内容是要“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这是个爆炸性新闻，因为当时还没人能认识到，更没人敢于提出工作队犯了路线错误。我既惊奇又兴奋，便随田春林一起去拜访大字报的作者朱成昭。
我和田春林在北五楼4层水文系学生寝室见到了朱成昭。他的房间里人来人往很热闹，都是看了他的大字报后来串联的。朱向我们讲述了北大的情况，说是最近这几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多次去北大了解情况，开座谈会，认为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聂元梓等北大师生批判工作队的革命行动。我觉得朱成昭在向我们讲述的时候，虽然语气很平静，但内心还是承受着很大压力的。因为派驻北大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不能说明所有工作队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万一地质部工作队不在此列，他放的“爆破”那一炮就成问题了，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他那大字报刚一贴出来，就遭到众多大字报的批判和围攻了。我们认为应该把北地的情况向聂元梓反映一下，请她帮我们分析地质部工作队是不是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不久后某日上午，我们一行人前往北大。我已完全记不起同行的是哪几个人了，模糊印象里有田春林、王大宾等。我们在北大哲学系教学楼前见到了聂元梓。她被人们包围和簇拥着，不停地讲着话，像是演讲，又像是回答人们的问题。我在一旁仔细端详她，想看看这位“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究竟是何等人物。当时正直盛夏，聂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大约40多岁年纪，面色白皙，短发，戴一付浅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地道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模样。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仿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我们挤到她身边，说明来意，她让我们到哲学楼一层的一间办公室详谈。她具体讲了些什么现已记不清，只记得她向我们透露，毛主席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从北大返回学校后，我们一方面继续写批判工作队错误路线的大字报，一方面加强了串联工作。此时的北京地院依然是“保守派”的天下，因为工作队撤离前，把地院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完全移交给了院文革委员会。他们对工作队感激不尽，敲锣打鼓地欢送走工作队，然后更加卖劲地给工作队歌功颂德，向写工作队大字报的人施压。院文革的头头坐着高元贵院长的吉姆牌轿车，穿梭于地质部与学校之间，向邹家尤汇报地院的一举一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串联是悄悄进行的，具有半地下活动的色彩。活动地点大多在教四楼的教室里，有时也在朱成昭的宿舍里，但参加的人员要少得多。
我保存着两份当年串联会的发言记录，都是记在薄薄的用来写大字报的纸上的。一份是1966年8月1日上午9时40分，在教四楼209室；另一份无时间地点，从发言内容看，也是在此前后。在这两份发言记录上记录着朱成昭、蔡新平、周永璋、田春林、颜宽、程希平、刘万恩、林小湫、贾维谦、黄占起、刘文德、李振海和我共13人的发言。串联会肯定不止这两次，人员也不只是这13人。因为当时既无组织又无纪律，愿者参加，所以有时这几个人凑在一起，有时那几个人凑在一起，无法确定谁先谁后和准确的人数。串联会几乎都是讨论形势和联合起来建立组织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要广泛发动群众，让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观点，但是否建立组织，意见就不完全一致了。有人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存有顾虑。
大约在8月5、6号左右，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和我（另外可能还有周永璋、蔡新平等，但记不清了，不能确定）在朱的宿舍开会。朱认为不必等大家意见统一，我们几个可率先成立组织。关于组织的名称，张华府提议叫“东方红战斗队”，大家一致认可。我自告奋勇写“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我写好后拿给朱看，朱说不行，太软，让张华府改写。张的父母都是老干部，在郑州担任厅、局级领导。他根红苗正，敢作敢为，是“打狗队”这一名称不雅的战斗队的队长。他人也长得帅，身材匀称，面目清秀而不失男子汉的威严，是女同学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按理说他应该是“老红卫兵”的料，但当时他却成了反工作队的造反派。后来他被当作“朱成昭、叶向真反革命叛国集团”主要成员，坐了大牢。2016年我与他在长沙会面，他已年近70，并不显老，只是变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当年那股冲劲已荡然无存。
张华府改写的《宣言》其实是重写，调子比我写得高八度，是向邹家尤工作队执行的错误路线的宣战书。朱成昭看了大为满意，决定抄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8月7日晚，勘探系女同学、院美工队的万慧祥连夜在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伏在用几张课桌拼起来的大桌子上，用口杯大的黑体字一笔一划地把《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抄写完毕。我至今还记得她专注抄写的情景并深为感动。
8月8日晨，张华府和王琦等几个探工系一年级学生架着梯子，把《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贴在办公楼面向学生食堂的西墙上，立即引起围观。《成立宣言》只署了8个人的名字，除朱成昭、蔡新平、张华府、田春林和我外，另外3人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似乎是周永璋、颜宽、万慧祥，但不敢确定。为什么只有8人署名？有两种可能：一是那天在朱成昭宿舍开会时这8人都在场，共同决定成立东方红战斗队；二是在万慧祥抄写《宣言》时，我凭印象觉得这8人都同意成立东方红战斗队，就让万将他们的名字写上去了。“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得比较仓促，没有充分的讨论和认真的计划。由8人署名的《成立宣言》更像是一份“号召书”，与平常联名写大字报的形式差不多。后来地院流传“东方红”由8人发起之说，即源于此。
据庄一龙回忆，朱成昭、庄一龙、蔡新平、殷维侯、田春林、伏庆是、王大宾等7人（可能还有杜金山）走访北大后联名写了一份大字报《声明——走访北大归来》，贴在学院保卫科墙壁上，后来这7人或8人便被称为“东方红”的发起人。
另据程希平回忆，《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由田春林、伏庆是起草，签名的有朱成昭，吕才发、郑文卿、汤鸣皋、田春林、伏庆是、蔡新平、周永璋、程西平、颜宽、杜金山、任克亚、滑振本、张华府、陈广智、曹敏久、万慧祥等共17人。签名是各人自己手写，不能代笔。最后由万慧祥抄写成大字报。
此外还有各种说法，不一一列举。如今恐怕很难说请哪一种说法更准确了。大家之所以对“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过程记忆模糊，是因为“东方红战斗队”很快就被“东方红公社”取代了。“东方红战斗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闪即逝，被人遗忘了。
8月8日晚，也就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贴出当晚，中央电台播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讲了16个问题，故又称“十六条”。其中第七条，在“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条款下说道：“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者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第二条“主流和曲折”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话简直就是针对我们学校的情况讲的。反干扰中受压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校园里，欢呼“十六条”发表，欣喜若狂、彻夜难眠。
“十六条”证实了朱成昭“爆破”大字报和《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观点的正确性和远见性，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有了很高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地院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许多学生甚至一些教师和行政干部都来找朱成昭串联，希望加入东方红战斗队。8月11日，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突然现身中南海文革群众接待站，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消息，前往朱成昭处串联的人就更多了。朱成昭和一些先期加入“东方红战斗队”的人认为到了建立全院统一组织的时候了，就让各系来串联的人先把各自所在系的同学联合起来，然后再以系为单位组成全院性组织。大家认为全院性的组织应与“巴黎公社”相似，同时又是以“东方红战斗队”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于是就定名为“东方红公社”。
8月17日，由地质系“红普联”、勘探系“红勘联”、水文系“红水联”、物探系“红物联”、探矿工程系“探工战斗联队”、院广播台“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革命造反队”、地院附属中学“东方红支队”联合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我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之初及酝酿成立“东方红公社”的阶段就负责筹建办公室，公社成立大会的会场布置自然是办公室的差事。我为了拿几面红旗摆放在主席台上，和我的同班同学、我的入团介绍人、院学生会干部韩洪文争抢了起来。她紧抓住旗杆，我拉着旗杆的另一端，两人都不肯松手。相持了一会儿，不知谁先放开手，总之我是拿到旗帜了。2004年我出差郑州，同班同学刘明臣请我吃饭，也请了在郑州工作的韩洪文作陪。我与她笑谈起这段往事，她说她已完全不记得了。可见有些事，在当时如果上纲上线，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但事后想起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简直就像小孩打架玩耍一样。
成立大会宣读并一致通过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宣言》指出：“6·20好得很！反干扰糟得很！以邹家尤同志为首的原工作队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宣言》阐述了“公社”的方针政策：“东方红公社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实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谦虚谨慎，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革命坚持真理，为革命修正错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反对逼、供、信，反对以力服人，要用文斗，反对武斗。”
东方红公社在后来的活动中，除个别人员或个别战斗队外，总体上可以说是恪守了《宣言》精神的。公社自始至终都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推行人，没有“破四旧”，没有批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学术权威”，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东方红”掌权后，也没对保守派实施报复。甚至在受中央文革之命，去四川抓彭德怀的过程中，听了彭的一席话，反倒赞同彭的观点并对其表示同情，因而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这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即使今天，恐怕也少有人能做到。
与此同时，保守派也在筹备建立组织。7月底或8月初，勘探系二年级21643班的程关林、祝天惠贴出大字报，号召“全院红五类子女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8月4日，程、祝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稍后，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地质系“红星”、探工系“火炬”等战斗队相继成立，成员皆为“红五类”出身。8月21日，这些战斗队及胡守安、刘强等人的“工人赤卫队”联合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
“斗批改”是“十六条”所阐述的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简称为“一斗，二批，三改”。
“斗批改兵团”专与“东方红”较劲，死保工作队。正如程关林的回忆录所说：“反正在这期间，‘东方红’到处去造，我们跟着到处去保”。他们也斗了一些人，不过斗的是学校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查抄了几位老教授的家，没收了高跟鞋、连衣裙之类“奇装异服”及摄有外国场景的照片等“封、资、修”物品，销毁了一批“反动”和“黄色”书籍。地质系主任、古生物学家杨遵义教授的出国护照和1949年以前一些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证照也被他们没收了。他们中还有极个别人学习中学红卫兵，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一位“右派”老师剃了“阴阳头”。
“地、富、反、坏、右”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统称“黑五类”，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产物。他们与“红五类”相反，处在社会最底层，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任人欺凌而不能有丝毫抗争。“黑五类”在以往的多次运动中已受到处罚，是“死老虎”，但只要运动来了，他们不论好歹都还是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因此又称为“老运动员”。“黑五类”的子女也受到歧视。共产党的政策公开宣传的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花钱捐了门槛，任人践踏，还是没能洗清其寡妇身份带来的“原罪”。绝大多数“黑五类”子女无论表现如何好，在升学、就业、入党、提干、参军，甚至婚姻等方面，依然壁垒重重。
“斗批改”批斗死老虎，既具革命性，又无任何风险，何乐不为。
“东方红公社”初期，已逾两千人。后又有教师的“红教联”、党政干部的“红干联”等组织加入，队伍更为壮大。公社没有“社长”之类的官衔，唯有朱成昭这个“总指挥”是大家公认的。所谓“总指挥”也不过是在向外人介绍“东方红”的时候才会提起。如果有人问“谁是你们的头头？”一般都会回答：“是朱成昭，他是总指挥。”而在内部，我从未听人称其为“朱总指挥”。我们都是直呼其名，与他走得较近的低年级同学也喜欢称他为“朱头”。
原“东方红战斗队”的主要成员和各系的负责人组成公社核心组，或称公社“总部”。实际上，“核心组”或“总部”也不是固定的，来去自由。与朱成昭经常接触的人，碰到开会的时候自然也就参会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核心组”或“总部”会议。公社总部设办公室、作战部、政治部等，都在教四楼各自找间教室立足。各部门负责人的任命大多是朱成昭的一句话而已。有的没有任命，只是在那儿干得久了，自然也就成了那儿的负责人，并没经过推举、投票之类的程序，更没有任命书。我那时虽然是公认的“东方红”办公室主任，其实也没有正式的任命。早在商议成立“东方红战斗队”的时候，朱成昭让我去搞间办公室，我就在教四楼的一间大教室内（具体哪间教室已忘记）将几张桌子拼起来，贴上“接待组”、“秘书组”之类的字条，便成了“东方红”办公室，后来一段时间内也就成了“东方红公社”办公室，我自然成了“办公室主任”。各部门工作人员大多是毛遂自荐，主动参与，很随意，时有变动。那时候，一个头头的话，大家可以不听，而一个不是什么头头的话，反倒可能有很多人响应，全凭个人的号召力、威信和人们当时的情绪。有些人既不是“东方红”的早期成员，也不是总部任何部门的负责人，反倒“后来者居上”，脱颖而出。后来成为“东方红副总指挥”的蒋良朴，成为作战部“部长”的杨雨忠，成为后勤部“部长”的朱德瑜，即如此。
不久，“东方红”也建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都成了红卫兵。“东方红”是反对血统论的，无论家庭出身如何，都一视同仁。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一是大势所趋，二是可以和保守派红卫兵抗衡。保守派红卫兵，尤其是“西纠”、“联动”，动辄便问：“你是什么出身？”先声夺人，非红五类出身的便矮了半截，败下阵来，弄不好，还要被毒打一顿。有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遇到这种情况，就可挺身而出，针尖对麦芒，硬碰硬。“东方红”红卫兵成立的时候，朱成昭让张华府总负责，但因为“东方红”从不单独以红卫兵名义行动，都是打着“东方红”的旗号，所以张华府这个红卫兵负责人的头衔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张对此也毫不在乎。
我父亲曾是上海某区政府民政科的一名办事员，我在档案里填写的家庭出身是“职员”。我不是红五类出身，但因为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所以破例也成了红卫兵。我至今还保留着红卫兵证呢。我想，这也与中共“一大”时，与会的没一人是真正的工人出身，却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同一道理吧？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发起人，也就不必考虑你的出身了，你自然就成了这一出身的代表了。
按照“东方红公社宣言”的精神，“公社”的首要任务，是批判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路线”（那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8月12日，在工作队撤离之际，邹家尤就工作队问题做了一次检查，“东方红”认为邹的检查纯属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于是8月23日，“东方红”一进地质部，要求邹回地院做深刻检查。“斗批改兵团”也闻风而动，前往地质部阻止“东方红”的行动。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造反派前来支持“东方红”，“西纠”前来支持“斗批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行动我没参加，不了解详情。我只知道北京市委为此做出指示，要“东方红公社”与“斗批改兵团”按照“十六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精神，回学校开辩论会。同时决定由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主持辩论会，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和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邹家尤、胥光义参加。于是“东方红”与“斗批改”两派人马都撤离了地质部，回校准备辩论。
24日晚，辩论会在学校大操场举行。“东方红”与“斗批改”双方成员各自带着凳子排队进入操场。许多两派都没参加的和外校人员围在四周，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我陪伴肖力站在操场北侧大马路的白杨树下观看辩论。
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坐在主席台正中，左右两侧分别坐着“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蔡新平和“院文革”、“斗批改”负责人任士田、程关林、胡守安等。按事先约定，双方派等量代表轮流交替上台发言。
开始时，辩论基本按商议的程序进行。“东方红”首先发言的是“红教联”的负责人贾振远老师，接着是“斗批改”的毛炎超，然后是“东方红”代表、地质系11622班的殷惟侯，再接着又由“斗批改”代表发言。贾老师和殷惟侯都是早期的东方红成员，同时也是东方红中的“策略派”或“温和派”，惯于以理服人。他们引用“十六条”等中央文件和中央文革等“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说明邹家尤8月12日的检查过于肤浅，应该做更深刻的检查。殷惟侯还分析了工作队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没处理好如何对待群众与群众运动的问题。毛炎超的发言，首先肯定邹的8·12检查完全通得过，接着列举了“斗批改”批斗“黑五类”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业绩，最后表示要与院内高元贵、聂克、周守成等院内走资派斗争到底。毛的发言，归根结底就是保邹家尤过关。毛是我和田春林的同班同学，是“斗批改”的负责人之一。他平时是个随和、活泼、很可爱的人，同学们给他起了个“二癞子”的外号，他也不生气。我与田跟他虽然是对立两派的头头，但从未发生过正面冲突。2002年，我们班同学在校庆50周年的时候，在分别34年后首次返校聚会，大家见了面都很亲热。他毕业工作后走的主要是仕途，官至江西省九江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正处级领导。他给大家带来了景德镇产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瓷人，开玩笑说送每人一个“小姐”。想当年他们抄家时把高跟鞋、连衣裙都作为“封、资、修”没收，如今也“与时俱进”，开起“小姐”的玩笑来了。我也给大家带了礼物，是产在浏阳河河床下石灰岩中的菊花石。毛炎超不幸于2013年病逝，享年69岁。田春林还专程去九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起初几人发言后，一个外校红卫兵打破既定发言顺序强行上台大骂东方红。朱成昭等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虽然恢复了依次发言的顺序，但每当蔡新平、田春林、宫保军等东方红一方发言时，台下斗批改人员便责问、吵闹、起哄。台上也出现了为争夺麦克风而相互拉扯的场面。工人赤卫队、外校红卫兵接二连三上台声讨东方红，要把东方红这些“资产阶级的混蛋们杀个人仰马翻，叫他们鸡犬不宁。把他们打翻在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已不是辩论，完全是叫嚣和恐吓了。“斗批改”一位工人代表发言，因保工作队心切，情急中居然说“邹家尤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位家属代表向东方红发出“最后通牒”：“严重警告东方红这群混蛋，闯进地质部，抢文件。强烈要求立即没收东方红公社的旗帜。”台上台下的斗批改、红卫兵全都站立起来，齐声高喊：“把旗子交出来！交出来！” 这时，只见主席台上的朱成昭走到台沿边，举起右臂，向着台下的人群高声朗诵：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他念最后一句时，台下的东方红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伴着他的节奏齐声朗诵起来。
“斗批改”们又唱起“老子反动儿混蛋”、“滚他妈的蛋”等“红卫兵战歌”。
东方红的同学们坐在凳子上，不慌不乱，一遍又一遍地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可能是经过调停，台上又恢复了平静。代表“东方红”发言的一位水文系女同学讲述受工作队迫害情景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包括“斗批改”在内的全场人员都为之动容。一位同学发言说，他是“红五类”出身，因为给工作队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人发言，说他既不是“东方红”也不是“斗批改”，但看到今天辩论会上“东方红”不卑不亢，纪律严明，所以决定加入东方红。许多外校和外地旁听辩论会的人，也上台谴责“斗批改”横蛮无理，扰乱会场，支持“东方红”并要求加入“东方红”。甚至有“斗批改”的成员，当场表示退出“斗批改”，参加“东方红”。之后，台上的发言和台下人群的情绪几乎是一边倒，“斗批改”已无招架之力。辩论会以“东方红”的胜利告终。
此时已是25日黎明，东方露出一线曙光。田春林站在主席台前，面向冉冉升起的红日，挥动双手，指挥大家唱起了《东方红》。
起初，我们一直认为工作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邹家尤还是革命同志，并不想一棍子将他打死。可是在8·24大辩论之后，何长工、邹家尤等依然抱成一团，与“东方红”死磕到底。“东方红”因此提高了批判的调子，决心将他们拉下马。
“东方红”因此又二进、三进、四进地质部。其间曾把邹家尤揪到地院，但又给“斗批改兵团”抢了回去。后来“东方红”联合地质部机关的造反派，抓住何长工长征时期曾在张国焘的“伪中央”当过“组织部长”、邹家尤参加过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组织的辫子，将他们作为“三反分子”和“国民党特务”揪了出来。何、邹的这些罪名在毛泽东仙逝后，自然也就像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一样，获得平反。
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就是四进地质部。当时公社总部人员大多都在地质部“前线”上，我独自留守办公室，对现场情况不甚了解，只留下亲身所见不完整的片断记忆。

片断一、绝食
9月5日，“东方红”二进地质部。“西纠”和“斗批改兵团”照例又来“保卫”地质部。“东方红”在地质部张贴的大字报被撕毁，人员遭到有组织的围攻。“西纠”根据“斗批改”人员提供的“东方红”中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名单，把他们拖出来辱骂、殴打。学校连续3天不给送饭，逼迫“东方红”自动退兵。然而，“东方红”不但没退兵，反而提出“要革命，不要馒头”的口号，干脆以绝食表示抗议。“东方红”的同学们忍着饥饿，在地质部院内举办联欢会，相互鼓舞斗志，并向对“东方红”表示同情支持和围观的及路过的人们宣讲我们的观点，控诉工作队的迫害。
我听说进驻地质部的“东方红”战友绝食了，马上叫人将这一消息写成布告，号召留校的“东方红”成员也绝食，以示对“前线”战友的支援，同时也为了表明“东方红公社”步调一致。布告张贴在各学生宿舍楼和各学生食堂的门口。不少“东方红”同学已走到食堂门口，看见布告，又转身默默离去。有的“东方红”同学没注意到布告，已经进入食堂开始吃饭了，“斗批改”的人讥讽说，你们不是绝食了吗，干吗还吃饭？“东方红”同学听到此话后便丢下碗筷走了。那时的情景，既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
在校的同学绝食后，我只身去地质部，把这信息告诉在地质部绝食的同学，表达对“前线”战友的声援，给他们鼓劲。来到地质部，只见同学们横七竖八地坐在空地上，显得很疲惫。在地质部礼堂内的一间小房间里，我见到了公社总部与各系的负责人，大家正在商量下一步如何办。我印象中，勘探系的胡乐成等人激烈地表示要将绝食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有人表示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如果何长工、邹家尤对绝食挨饿的学生置若罔闻，死扛着不答应“东方红”让他们回地院作检查的要求，难道我们真的要绝食至死吗？看到这种情况，我也感到进退两难，无可奈何。我向屋内的一人要了根烟。这是我第一次抽烟，加上是空腹吸烟，抽了一口就难受得要命，脑袋晕眩，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我看商量无结果，坐了一会儿便回学校了。后来如何停止了绝食，我就不知道了。

片断二、肖力
前述我曾在8·24辩论大会时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观看辩论，但我还有另一个与肖力初次见面的记忆。
那是在绝食期间，我在教四楼公社总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来访者。来者是位女同志，自称是《解放军报》记者，名肖力。她看上去年纪比我稍大一些，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双排扣列宁装，脚穿一双黑色有搭扣的布鞋。我站着与她讲话时眼睛平视，正好对着她的眼睛，说明她和我差不多高，1.66米左右。我瞧着她的脸庞，总觉得在哪里见过。我向她详细介绍了地院的文革情况及“东方红”为什么要去地质部，再三说明我们不是向党绝食，是为了让工作队做检查迫不得已而为。我说到激动处几乎是热泪盈眶。肖力认真听我诉说，最后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只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下去。我望着她渐渐离去的背影，既觉得有所宽慰，又觉得若有所失。
不久我便从朱成昭和田春林那里知道肖力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怪不得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因为她的脸型和神态很像毛泽东。我得知后既高兴又惊奇。高兴的是我有幸认识了毛泽东的女儿，没想到她是如此简朴；惊奇的是文革以来，江青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如今李讷也出来活动。毛主席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居然连妻子和女儿都出动了，觉得有点不寻常。
以上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应该不会有错，但细想起来，又与前述我在8·24大辩论时陪同肖力观看辩论的情况不符。8·24大辩论在二进地质部之前，如果那时我已认识肖力，为什么我记忆中第一次见肖力是在二进地质部绝食期间并含泪向她解释我们不是向党绝食呢？50年过去了，实在是无法回忆起来了，只能如此了。

片断三、何长工
大约在10月中旬，何长工被带到地院接受批判和交代问题。“东方红”同学让他住在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还让他带了一个小勤务员照顾他，给他打水洗脸洗脚，端茶送饭。同学们并没怎么难为他，只是让他在学校东大门发放和检查出入校门的自行车牌。待遇比当时那些被关进“牛棚”的“走资派”好得多。没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何长工一瘸一拐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方头大耳，面色紫里带黑，低声下气地对我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要他参加，能不能让他给地质部打个电话要辆车来接他。我说你打吧。他颤抖着手拿起电话打过去。不一会儿地质部来车将他接走了。所以可以说是我放走了何长工。

片断四、邹家尤
我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见到邹家尤是在他被抓到地院接受批判的时候。那天我从大食堂往办公楼方向走，看见两位同学分别架着邹的左右两臂，按着他的头，押他到大食堂开批判会。大食堂里已坐满了等待开会的同学。只见一个大个子同学走到邹的面前，顺手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邹的脸上立刻留下一个血红的手印。邹家尤仪表堂堂，面色白里透红，保养得很好。那记耳光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他无任何表示，依然倔犟地往前走。

“东方红”虽然在批判工作队和大辩论中取得节节胜利，但院文革、“斗批改”依然把持着地院大权。他们控制了广播台、车库、食堂、印刷厂等部门，处处钳制“东方红”。这让“东方红”认识到必须要掌握文革的领导权。院办公楼前的大字报席棚出现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巨幅标语。我不记得这标语是如何产生的了，但这标志着地院的文革由此进入夺权阶段。
我偶尔保存了一份1966年9月21日在教四楼301室召开的“东方红”核心组扩大会议记录。在会上发言的有朱成昭、蒋良朴、王大宾、田春林、朱德瑜、汤鸣皋、程希平、庄一龙、杜金山、李海魁、李珍及物探系和探工系各一人（他俩没记下名字）。蒋良朴主持会议，我记录。会上研究了形势，也谈到了夺权问题。探工系的一位负责人（没记下名字）发言，主张尽快夺权，重点是广播台。他表示如果总部再不做决定，探工系便单独干。
北京地质学院广播台在北京高校中久负盛名，音量、音质和播放技术在当年都属一流。播音员的水平几乎能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媲美。文革开始后，广播台中造反派占多数，组成了“高旗无畏战斗队”，主要成员有黄瑞华、刘万恩、刘梅、郁秀荣、林小湫等。他们得天独厚，利用广播台这一阵地，播发了大量批判工作队、支持造反派的稿件，影响力是其他战斗队无法比拟的。“高旗无畏”因此能以一独立单位加入东方红公社。其负责人，物探系三年级的黄瑞华也成为公社核心组成员，后又成为院革委会成员。“反干扰”之后，台里的保守派“红色宣传员”要把“高旗无畏”赶出广播台。“高旗无畏”发表声明，表示以革命利益为重，为避免冲突，主动退出广播台。所以，“东方红”夺回广播台，势在必行。
23日下午，我在办公室，朱成昭突然跑了进来，对我吼道：“你们还坐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去夺广播台！”我从未见朱成昭发这么大的火，赶紧叫了办公室的五六个人，下楼向广播台跑去。
广播台在北五楼底层的西头。我赶到时，底层已挤满人，水泄不通。“东方红”同学还在拼命往里挤。我也想挤进去看个究竟，刚挤进楼道口，就觉得楼道里空气浑浊、闷热无比、让人窒息。同学们个个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我再往里挤，无论如何也挤不进去了，不得已退了出来。楼外“东方红”的人在呐喊助威，也有“斗批改”的人在说三道四，骂骂咧咧。有几位支持“东方红”的老师或干部买了冰棒，从楼道口一根一根传递到挤在最里面的人手中，边递边叫：“冰棒是给东方红的，老保不能吃！”
我觉得我在这里起不了什么作用，看了一会儿，又回到办公室。
据探工系71653班同学、广播台报道组的林天民叙说，是王大宾指定他担任“前敌指挥”，由他们班组成“突击队”首先采取行动的。在相互拥挤中，一名“东方红”女同学突然窒息晕厥，大家将她举过头顶，慢慢往外移动，好不容易才移到楼外。林还说，王大宾爬上一根安有高音喇叭的水泥电线杆，用钳子把广播线剪断，大喇叭一下子就哑了。围困在播音室里的“红色宣传员”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无法向他们的人求救。“东方红”不断向他们喊话：“不要当保皇派的喉舌，要当革命造反派的先锋！”相持了2小时左右，里面“斗批改”的人丧失了斗志，“东方红”夺取了广播台。从此，地院广播台改称为“东方红广播台”。
夺广播台是发生在学校内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最大规模的肢体冲突，除相互拥挤之外，还出现了人员昏倒、保守派（主要是“斗批改”的工人赤卫队）拉扯、打人的情况。如果说这算是武斗的话，那么文革中发生在地院内部的武斗，仅此一例。
夺广播台的行动惊动了中央文革。当晚，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来到地院，在大操场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关、戚先念了一个条子。条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写的，大意是“派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去北京地院做观察员”。然后，关、戚二人便以中央文革观察员的身份宣布：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东方红”靠拢。
那天之后，“斗批改兵团”一哄而散，土崩瓦解，其成员纷纷脱离“斗批改”总部的领导，要求加入“东方红”。有想不通，不愿参加“东方红”的，也随其自然，不强加于人。“东方红”由此成为全院唯一组织，掌握了学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各个班级的东方红战斗队负责人，成为事实上的班长。
10月8日，“红物联”又夺了物探系食堂的“权”。事情的起因是他们食堂的大师傅大多是保守派的，声称不愿做饭给造反派吃。物探系造反派于是便接管了食堂，学生们自己动手做饭。物探系食堂也就称之为“东方红食堂”。
地院东方红进驻国家机关、绝食、夺权等行动，能够全身而退，逢凶化吉，成为统一全院的唯一组织，在全北京和全国都是一枝独秀，被视为文革的一面旗帜。朱成昭因此享有盛名。后来被称为“五大学生领袖”的清华大学蒯大富、航空学院韩爱晶等，也都对朱成昭深表钦佩。蒯大富当初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还是借助地院东方红的支持才有所起色。余秋里、何长工、邹家尤、聂克等“走资派”后来也称赞起朱成昭了。然而，这都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有毛泽东幕后撑腰。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文革这一特定阶段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候，早就要把牢底坐穿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事实上，造反派的头头们后来确实不是坐牢，就是被审查，几乎无一幸免。
“东方红”成立时与我争夺旗帜的韩洪文，在9·24之后，主动向我做检查，说她“站错了队”等等。她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在争取入团时，向她做过思想汇报。因为无论入党或入团，都要向组织交心，取得组织信任才有可能加入。如今反过来她向我汇报思想，我很不习惯，很尴尬，不知说什么好。我含含糊糊地说，什么站错队不站错队，我们是同学，用不着这一套。说老实话，我之所以成为造反派，按当时的说法是“站对了队”，其实纯属偶然。如果6·20那天我不跟田春林去听李贵、王暄堂演讲，就不会挨工作队整，也就不会找朱成昭串联，不会参与发起成立“东方红”，不会有以后那些事。我认为，正像工作队整我的时候我不是“反革命”一样，现在的我也不是什么“路线觉悟高”的“革命闯将”。我还是原来的我。我只是个懵懵懂懂的学生。我所做的，只是为了从工作队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得到彻底平反，像正常人一样平平安安地毕业，分配工作。至于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者有何根本区别，我至今都没弄明白。
1966年10月1日，国庆17周年。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东方红总部所在的教四楼，张灯结彩，门口有东方红“战士”站岗守卫。10月8日后，总部人员开会到深夜时，东方红食堂还会送来热腾腾的面条。这短暂的几天，是我自文革开始以来最轻松、最舒心的日子。
不过这种情况没持续几天，东方红开始自我整风。总部人员下到各系各战斗队听取意见，站岗和夜宵很快就取消了。
我看到东方红已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彻底平反的目的已经达到，在学校里没什么事可干了，就想去看望在鞍钢工作的我的三哥。那时，已有全国各地大批红卫兵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也有北京的红卫兵和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都可免费坐火车。
10月15日，我离开学校，前往鞍山。当时主要是外地学生来北京，进京的火车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而离开北京北上的火车几乎空无一人，所以我坐上了软卧。到了鞍山，三哥见到我时是又惊又喜。自文革开始，我就没给家里人写信，他们听说北京又打又闹，乱得很，都在为我担心。我向三哥讲述了我的情况，并说学校里已无事可干，打算从鞍山直接回上海家中休息，等学校复课了再回北京。三哥是党员，他严肃地对我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劝我回校继续参加革命。他带我参观了鞍钢，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吃了顿饭，给我买了一双准备串联穿的鞋，把我送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我从沈阳到了天津，在天津火车站徘徊了许久。是南下去上海还是西行回学校，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听三哥的，回校继续闹革命。
10月20日，我回到学校。此时很多同学都外出串联了，学校显得很冷清。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向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兵”学习，进行徒步串联。大串联由此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
北京到外地串联的红卫兵，大多都介入到地方的运动。当地各类群众组织往往因为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的支持而士气大振，从而加剧了地方各派组织的争斗。地院同学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组驻该地联络站。虽说是打着东方红或三司的旗号，但几乎都不是东方红或三司委派的，而是在那里串联的同学即兴成立的。不过在建立后，大多都得到了东方红总部或三司的认可。
“首都三司”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的跨校组织。“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地质系11632班的周永璋同学，以地院东方红的名义串联了北京工大、农大、邮电学院、政法学院、农机学院、清华大学、外语学院等十余个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于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为“三司”或“首都三司”。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已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总部”，分别称为“一司”和“二司”，所以排名第三。三司的成立壮大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地院东方红的威望，扩大了地院东方红的影响。
我曾记录了部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驻各地联络站的负责人名单。这些人也不是固定的，很可能干了几天就离开了，另有他人接替。名单不全，我把他们列出来，只是为了说明文革中确实有联络站这么回事。
驻沪联络站：江涛、朱德瑜、鲁雷（鲍国熙）
无锡联络站：李海容（探工系71621班）
苏州联络站：施国飞（？）
南充联络站：朱莜丽（水文系）
萍乡联络站：徐忠树（？）
河南联络站：李洛根（地质系15631班）
山西联络站：刘占生（水文系）
内蒙联络站：曹敏九（探工系71654班）
新疆联络站：何汉贻（勘探系）
其中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在支持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等事情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从而带动了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即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其负责人江涛当时在上海是位显赫人物，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常委。而他在学校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我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他。我有一份上海人民公社早期印制的通讯录，是用一张纸片对折而成的。上面有王洪文、徐景贤、江涛等人的电话号码。应该是那个时候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人给我的。
朱成昭和我等总部一伙人也想外出串联。朱是安徽人，他的父亲是位高干，曾是新四军的干部，后任上海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所以他家也在上海。我们打算从上海出发，经江西，过湖南，入贵州，进四川，沿当年红军长征的道路，爬雪山、过草地、赴延安，然后再由延安返回北京。朱让我先回上海准备一些锅碗瓢勺之类的野炊用具，等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就正式出发。
10月底，我与颜宽回到上海。颜是地质系一年级学生，也是上海人。他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朱成昭的弟弟朱成华是中学同学，所以早就认识朱成昭。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的串联活动，应该算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颜宽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属“黑色”出身，不宜出头露面，所以没担任总部的任何职务，只做些具体工作，敲敲边鼓。朱成昭曾对我说，等形势好了以后，要提拔颜宽。我将这话告诉颜，他当时没吭声，但看得出来他还是挺感动的。
1966年10月的上海，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虽然有些单位已出现了在工作队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之争，但尚未波及全市。但是红卫兵的抄家、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活动已开展了好几遍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等社会名流以及1949年后存留下来的大大小小资本家不计其数，如今都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傍晚我跟着一伙人去到一处住宅，为什么去那里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上楼的时候，从一扇窗户望见里面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张小圆桌，低头悄然无声地吃晚饭。他们听到我们上楼的脚步声，惊恐地抬起头看我们，那目光里流露出的惧怕、乞怜、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这种眼神，是德国犹太人见到搜捕他们的纳粹党卫军的眼神，是美国黑人见到手举火把，身着长袍，头戴面罩的三K党徒的眼神。这种眼神我过去只在电影里见到过，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我们那次并不是去抄家的，我们也从没抄过家。只因为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就引起人家那么大的恐慌。我像做了贼似的，感到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我住在家里，没事就到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看看。联络站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311号，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洋楼。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在造反之初，得到三司联络站的支持，因此这栋房子被看成是王洪文的起家之地。在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被作为文革纪念地保护起来，供人瞻仰。“四人帮”垮台后，这里应该算是“反革命巢穴”了吧？2014年10月，我从长沙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在逛街时偶尔走到愚园路，便想去看看这栋小楼，却没能找到。
我在联络站里很少看到江涛，倒是看到水文系的徐娟娟、勘探系的方柄尧以及与我同系同年级古生物专业的彭善慈等人。另外还有一些借大串联之机回上海探亲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女孩子。她们是文革前未考取大学或高中的学生，在学校动员下主动报名进入建设兵团，成为兵团“战士”，不属于文革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她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在联络站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方柄尧不久离开了联络站，回家乡浙江金华介入了当地运动，在一次武斗中打死了人，判了死缓，后改为无期。据方自己说，其实当时很混乱，究竟是谁给了那人致命一击，根本讲不清楚，他只是个替罪羊。徐娟娟毕业后在湖南长沙工作期间，也受到审查。彭善慈不介入任何造反行动，只是跟着大家一起玩。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学会了开车。有天晚上，我坐着他驾驶的吉普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行。上海的街道错综复杂，他来上海不久便能穿行自如，而且是在晚上，真不容易。他毕业后先分配在湖南四一七地质队，不久调至湖南地质研究所，后又调至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他对三叶虫的研究很有造诣，在湖南建立了两个金钉子（全球标准层型剖面及点位），是我认识的同学中学术成就最高的。
这期间我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徐娟娟串联的一个单位的两派进行辩论。徐说你是东方红总部的，就由你主持吧。具体是哪个单位，辩论了些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辩论会是在一座大楼内一个很大的礼堂举行的。我按照地院8·24大辩论的模式，让双方代表轮流交替发言。辩论过程中不时有人从下面递条子到主席台，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我当众把条子读给大家听，做出解释，表示无论有什么意见，都要遵照规则一个一个发言。辩论会顺利结束。许多参会的人说我公平公正，但徐娟娟怪我没能偏袒她串联的那一派。
第二件是与上海市长曹荻秋会谈。会谈是在上海展览馆的一间房间里进行的。上海展览馆原先叫中苏友好大厦，是位于南京西路一座带有俄罗斯风格的皇宫式建筑，比北京展览馆气派多了。
为了与曹荻秋会谈，我事先写了个会谈提纲，内容主要是希望他给联络站提供一些通讯、交通、办公等方面的便利，同时也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发表看法。这些都是以协商口气提出的，没有强加于人的条款。曹市长个子不高，身体微胖。我与他握手的时候，觉得他的手特别柔软。他答应了给联络站提供方便的所有要求，对于其他问题的回答，我已记不起来了。总之，虽然会谈中有几个同学讲了一些激烈的话语，但总体是平静和谐的。
我和颜宽久等朱成昭不来，在上海呆着又没什么意思，大约在12月中旬，在三司联络站弄了两辆自行车，骑车去杭州游玩。妈妈烙了几张饼，煎了一些咸带鱼，让我们带在路上吃。骑车途中有很长路段一边是浩瀚的大海，一边是无际的田野，不由人不感叹祖国山川的锦绣壮丽。一路上我们超过不少扛着红旗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们是机械化，他们回答说就是不够革命化。
我们在杭州玩了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后朱成昭还是没来，于是在12月下旬，我和颜宽又回到北京。这一回去，便与“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沾上了边，被当做该集团的一员，经受了18年无休止的审查。

五、朱成昭

1966年12月下旬回到北京后，朱成昭见到我，说我在家吃胖了，脸上胖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又说他们在北京累得要命，说我回来得正好，可以帮他一把。他郑重其事地把办公室和总部有关人员叫来开会，说“东方红”的老办公室主任回来了，说我是他的左膀右臂，以后办公室的事就由我管，不用再找他了。我就这样又“上岗”了。
此时“东方红”总部已迁到院办公楼，总部办公室设在二楼最东头原先高院长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套间，里面是会议室，摆着一张长条会议桌，沿墙摆满沙发；外间靠窗是一张黑色大办公桌，桌上有两部电话。我就在外间“办公”。当时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安排他们的吃、穿（当时北京已是严冬，南方来的学生穿得少，冻得发抖，要给他们发放棉衣）、住、行。同时，还负责处理外地、外单位群众的来信来访，要为各种各样的会议做准备、发通知。这些都是大量的、细小繁琐的事情。此外，我还要参加一些会议和首长接见，解决一些突发事情。我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夜深了就合衣睡在里间的沙发上。
有一次，已是深夜，中央文革办公室来电话，说是京棉二厂有一些纺织女工绝食，要我们派人去劝劝她们。我和田春林到了北京东南郊的京棉二厂，受到工人们的夹道欢迎。他们激动地呼喊着“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向地院东方红学习、致敬”、“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我跟在高大魁梧的田春林身后，低头缩颈，右手不停地摇晃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那模样与林彪跟在毛主席后面畏畏缩缩的样子差不多。不知为什么，面对夹道欢迎的热烈场面，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反倒有种底气不足、心里发虚的感觉。田春林对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的几十位绝食的纺织女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首先表示地院东方红和首都三司的革命造反派与红卫兵小将坚决同她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等，接着就说要吃饱饭，养好身体，才能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长期斗争等等。这些空话、套话很管用，她们决定停止绝食，我们也圆满完成了任务，皆大欢喜。
又一次，也是夜深人静时分，电话铃突然响起，是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的，说你们学校有个干部赖在公安局接待室不走，要我们把他接回去。原来此人是学校保卫处的一名干部，与学校放电影的工人师傅的妻子有染。该师傅身材瘦小，暴牙齿，两颗大门牙露在外面，形象确实不敢恭维，而他妻子却年轻貌美，娇小玲珑。他妻子是农村的，嫁给他纯粹是为了进城。工人师傅与保卫干部同住一个楼，他老婆就与保卫干部勾搭成奸，而且多次被抓，仍难舍难分。放电影师傅惧怕娇妻离婚，只能忍气吞声。文革来了，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他将此事告诉了造反派，保卫干部便挨了一顿打。保卫干部居然是个讲法律的人，说自己与他人妻子通奸固然不对，但造反派打人是违法，就到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声称不解决就不走。这种事我完全可以不管，但考虑到保卫干部赖在公安局也不是个事，就要了一辆车去接他。开始时他还不肯回去，我说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没打死你就算你运气，你还摆什么谱，你不走我就回去，不管你了，他才上了车。车子送到他家楼门口，他千恩万谢地下车了。此后我再没见到他，也不知他的姓名。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忙乱着，突然我的堂兄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我堂兄是转业军人，在上海水泥厂当供销科长。他是保守派，是来京告造反派状的。他希望我帮他见一次中央首长，他要把告状信直接送交给中央文革。我说没问题，只要这期间有中央首长接见，我一定安排他参加。他说他有地方住，就没住在学校里。我给他找了一件带毛领子的棉军大衣，给了他一张公共汽车月票。因为那期间没有小范围的首长接见，我让他参加了一次在大会堂举行的大规模会议。虽然那次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和周总理都出席了，但都坐在主席台上，我堂兄只能远远望着，无法靠近。不过堂兄已经很满足了，总算见到了中央首长。他临走时把军大衣和汽车月票还给我，又给了我10元钱。这应该算是我的一次“以权谋私”吧。
还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接电话，有个面熟但不知姓名的同学突然闯进办公室，不知为了何事对我大发脾气，说我们这些头头如今是当官做老爷，变修了等等。我刚放下电话，又一电话铃响了。我对他说：“好好好，我当官做老爷，我变修了。我不干了，行了吧？现在电话来了，你去接，你去处理吧！”这同学一下愣住了，红着脸，愣了一会儿不声不响地走了。
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东方红总部几乎只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顶着，不清楚朱成昭、将良朴、王大宾、杨雨忠等人在干些什么。听说把彭德怀元帅从四川抓回来了。这事发生在我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前，所以我没见到彭老总，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后来才逐渐听说是中央文革要地院东方红去四川抓彭，王大宾他们通过与彭接触，觉得他的“万言书”没错，对他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表示不解和同情，本不想抓他，经不住中央文革的压力，才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回北京。为此，戚本禹批评说：本让你们去控制彭的，你们反倒被他控制了。
我只见过黄克诚大将。黄被带到学校后，住在办公楼三层靠西头的一间屋子。我安排了两个同学在楼梯口守卫，不准别人随意进入。这样黄克诚大将还可以在三楼西头的楼道来回漫步而无人干扰。至于他为何被带到学校和如何被带到学校的，我一无所知。
在这期间，我还隐隐约约觉得朱成昭有所变化，好像心事重重。有天晚上，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告诉田春林，如果田再干涉他与叶向真的事，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才知道他与田有了很大的矛盾。叶向真是中共元老级人物叶剑英元帅的千金，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那时我和田春林虽然同住在办公楼四层最西头南边的房间里，但却是各忙各的，很少有时间在一起。我只知道田作为首都三司文艺部负责人，与中戏来往密切，但并不知道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决定不把这个电话告诉田，免得刺激田，加深他们的矛盾。直到2011年3月12日，我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餐厅和蒋良朴、田春林一起吃饭时才讲了这事。可是田却说我当时就对他讲了。这真是说不清了。总之，朱、田、叶之间的恩怨情仇，田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专门叙述，我不了解具体情况，自然也就不便作何评论。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从朱成昭与叶向真牵上线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变化。这一变化，终于在1月19日的东方红总部会议上公开了出来。
大约在1月10日前后，中央文革来电话要我们去人大会堂开会。晚上9点多钟，我带了几个人到了人大会堂北门，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王广宇在台阶上等着我，把我们带到里面。当时首长们正在接见外地来京的造反派，让我们在一个大厅里等候。大会堂的走廊、大厅都铺着厚厚的地毯，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室内温暖如春，卫生间有热水洗手。我们坐在沙发上与大会堂年轻的女服务员们聊天。等到12点左右，首长们还没出来。服务员用手推车给我们送来夜宵。手推车上下2层，上面是一大盆内容丰富的炒饭，下面是一大盆汤，估计是剩饭剩菜做成的，但是味道鲜美，我们吃得很香。
我们吃饭的时候，首长们从开会的房间里出来了，说是他们的会还没完，这是利用会间休息来看看大家。我站起来边吃饭边与王力说话，将一颗饭粒溅到了他的嘴角边。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他却转身走了。
我参加过多次大会堂的首长接见会，这次是与首长们距离最近的一次。首长接见有三种情形。大范围的接见是在大会堂开大会，中等范围的接见是在某个会议厅里，参加的人往往有近百人到数百人。小范围接见就像这次，首长的人数与被接见的人数几乎一样多，有时首长的人数甚至多于被接见的人数。当然还可能有更小范围的接见，具体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所谓首长接见，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周恩来总理大多时候也在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话大家听不懂，就由王力当翻译。陈矮胖，戴眼镜，像是一对金鱼眼。王力中等身材，总是笑眯眯的。关锋瘦小，沉默寡言。顾问康生，干瘦威严。高大魁梧的戚本禹和矮胖的姚文元很少讲话。唯有副组长江青最活跃，不但话多，还时常打断别人的话。记得一次中等范围接见会上，有个小女孩（可能是个中学红卫兵）当场站起来，说“江青同志，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就有两名军人请她出去。江青连忙说不要带她走，可还是被带出了房间。还有一次，也是中等范围的接见。散会时一群人围着陈伯达，要他解答问题。周总理连忙过去给他解围，大声说道：“伯达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我们要爱护他的身体，请你们让他回去休息，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陈伯达趁机溜了。当时我很惊讶。在我的心目中，周总理的形象是高大的，是受人敬仰的。他这一做法可以理解为对下属的悉心关照，体贴入微，但又使我觉得有点讨好陈伯达的意思，有点过分，有失总理的身份。
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被带进会议厅，在一张大的长形会议桌前坐下。不一会儿首长们鱼贯进入，坐在我们对面。江青拿起一份名单看了看，突然说：“伏庆……伏庆什么？”我连忙站起来，说：“是，伏庆是。”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就坐下了。我正好坐在江青的对面，她穿一身军服，没戴帽子，有一头浓密的头发，面色微黄。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她有多漂亮。我在三司上海联络站看到过她30年代的照片。她身穿一件白色毛绒大衣，戴一副墨镜，侧卧在雪地上，年轻、美丽、时髦、风流。很难想象她这样的人会成为穷苦人的救星、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老婆。
接见我们的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周总理外，还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及几位军队领导。说是中央决定对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实行军训，北大、清华、北航、北地、北京矿业学院5个学校作为试点首先开展。还说将会派解放军到学校具体领导军训，要我们回去后与各组织负责人好好商量一下，做好军训的思想、组织准备，与帮助军训的解放军处理好关系，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好。
1月19日下午，东方红总部在办公楼的大会议室（309室）开会，研究军训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朱成昭、蒋良朴、李贵、贾振远、宋云、刘佛兴、汤鸣皋、徐川和我等总部人员，可能还有王大宾和张海涛，但不能肯定。来我院帮助军训的解放军第六十五军的首长也在场。蒋主持会议。开始时，讨论了有关军训的一些问题，当朱成昭发言时，他却谈起了形势问题。他主要说了以下几方面的事：
1. 大串联搞早了。1966年10月份，正当《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把北京的人都放出去了，还怎么能批资反路线；
2. 现在中央文革动辄就召开几万人的大会，参会的群众只会跟着举手喊口号，根本搞不清批判对象到底有什么问题，该批什么，该怎样批。这是把群众当阿斗，不是搞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
3. 联动都是不懂事的中学红卫兵，只会大喊大叫，胡闹一通，抓那么多，有什么用？越抓越多，越压越多，牢里都放不下了；
4. 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坐火车不要钱，如此下去，国家如何受得了？经济如何发展？人民如何生活？
朱成昭的这番话，后来被人们概括成“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4个短句，称之为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观点”。
朱成昭还说，他准备将这些看法写成大字报公布出去，但又考虑到地院东方红在社会上的影响太大了，公布出去会造成混乱，运动至少会推迟半年，所以还没有最后确定写还是不写。
朱成昭的发言让大家始料不及，人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朱成昭究竟怎么了。李贵很快就清醒了，说：“这可是大事，不能胡来。”汤鸣皋则表示同意朱的看法。我看了看六十五军首长，他们面无表情，纹丝不动。我在总部办公室的这些日子里，不断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告急信”、“求救信”，接触到来校串联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深感一个“乱”字，乱得不可开交。我特别看不惯动不动就让批斗对象下跪、戴高帽、挂黑牌，所以很赞同朱成昭对中央文革运动群众的看法。当时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便小声对他说，如果写大字报，我也签名。
研究军训的会议，因朱成昭突如其来的发言而不了了之。
朱成昭是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的，很快就传到中央文革那里。1月23日，陈伯达的秘书张光有传达了陈对朱成昭问题的批示。批示说，听说你要同我们干，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如果你要这样做，就会掉到茅屎坑里。朱听了这批示，很不服气。他对我说：“都说薄一波的6·22批示是万吨水压机，陈伯达的批示比万吨水压机还要厉害。”他还说他只不过是想写大字报，考虑到影响太大，并没有写，陈就要一棍子打死他。中央文革过河拆桥，他准备坐牢等等。
我们总部几个人，也觉得陈伯达的批示太过分，就决定去找肖力解释一下，看看她的态度。一天晚上，蒋良朴、杨雨忠和我等几个人坐了辆吉普车，到北京近郊的门头沟煤矿找肖力。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肖力便下到工人中去了。我记得我们抵达门头沟时已是深夜，肖力是披着军大衣，从一间平房中匆忙出来与我们见面的。我们在寒冷的室外与她交谈，具体怎么讲的已无法记起。我印象中她好像已知道了朱成昭的事，因为我们告诉她朱的情况时她并没有惊讶的感觉。她说朱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要我们回去做朱的工作。
陈伯达的批示很快在学校传开了，就有一些人要揪斗朱成昭。我至今不知这是哪些人，估计应该是“斗批改”那帮人吧。朱成昭和蒋良朴躲了起来，躲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有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楼下的一阵躁动惊醒，隐约听到朱、蒋的说话声，好像在与人争论什么。我正犹豫是不是下楼看看，声音却远去了，可能是他俩被带走了。次日，我思来想去，觉得“东方红”已散了架，没有主心骨了，我还留在总部办公室干什么，还是回家当逍遥派吧。
我于1月底再次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与三个月前我第一次回来时的情形已大不一样。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控制了上海局面，到处可见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和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的大字报和标语口号。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致敬电说：“我们，上海和外地在沪的全体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含着激奋的热泪，捧着红彤彤的语录本向您老人家报喜来了：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彻底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不久，毛泽东指示，“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上海人民公社因此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成立大会都只向毛主席个人发致敬电，仿佛我们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了。
我对这些已毫无兴趣，熟视无睹。我在家里看看书，与家人聊聊天，走访一些中学时代的同学，也是自得其乐。不过我还是时不时地到三司联络站转转，打探一下学校的消息。有一天恰巧遇见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也来到联络站。张先将他的小车停在距联络站大约200米的地方，然后独自步行到联络站。他披着棉军大衣，斜靠着椅背与我们聊天。看似闲聊，其实有个主题，就是要学生到工人中去，发动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张讲话慢条斯理，细声细气，从容不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月中旬，我听说朱成昭回到上海，就去他家找他。那时朱成昭的家在杨浦区四平路一带，离我家不是很远。在朱成昭家里，我见到很多人，至少有十几个。其中有跟朱一起从北京过来的，也有早先就来到上海串联的人。但我能清晰记得的，只有张华府和童隆裴，好像还有王北宁，其他人都记不清了。我们七嘴八舌地述说着“东方红”早期斗争的艰苦和胜利后的喜悦，尽情地发泄对陈伯达批示和中央文革的不满。朱成昭说，现在我们是无官一身轻，不用再对东方红公社负责了，可以实现我们早就提出的宏伟的长征计划了。于是话题就转到长征串联上。不知谁说，有不少红卫兵到越南参加了胡志明领导的北越人民军，抗击美国人，我们不如也到越南打仗去。张华府说，他串联到过云南，亲眼见到红卫兵越境去了越南，从云南边界越境去越南很容易，很随便。后来，又讲到只要到了越南，就可以再到其他国家去，就可周游世界了。大家围绕周游世界的话题漫无边际地聊起来，作了种种设想，其实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最后决定先到云南再说，如果能出去就出去，出去不了，游览一番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也是件美事。
第二天，三司联络站传达戚本禹打来的电话，说戚本禹要找朱成昭谈话，让他马上回京。朱临行前，要我们留在上海的人做好去云南的准备，如果他与戚谈崩了，我们还是要去云南，如果谈好了，大家就都回北京。
游山玩水、周游世界，一直是我向往的事，用现在的话说，是我的一个中国梦。我之所以报考地质学院，很大程度上是以为地质工作能游山玩水，走遍全国。我们家在1950年代订了《旅行家》杂志，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主编的。我三哥曾给侯教授去信，表达了我们爱好旅行的愿望。侯教授回信鼓励了我们。1957年，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三哥带着我和四哥步行到川沙江镇海边看日出（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就是那个出“赤脚医生”的地方）。走了一整天，晚上在靠近海边的一个小学借宿。因为太疲劳，年纪又小，睡得很死，第二天醒来太阳已到头顶，日出没看成。1960年，我初中毕业那年暑假，三哥又带着我和四哥徒步旅行到苏州，走了两天，晚上抵达苏州，在玄庙观的屋檐下露宿。所以，那天我们在朱成昭家里关于周游世界的设想和议论，很对我的胃口。我是真心实意想出去的，完全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更没想到我们这些议论，后来成了“叛国”的证据，我也就成了“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的成员。
3月初，还没得到朱成昭的消息。我们几个决定先到云南，在云南等候朱成昭。我、张华府、戴良吉及一个非要和我们一起走的北京中学生，通过三司联络站，与来往于上海武汉之间的《东方红号》客轮的造反派取得联系，坐他们的船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从武汉到云南。船上的造反派安排我们住在二等舱，2人1个房间，有单独的浴室，可在船员餐厅用餐。轮船出了吴淞口，在长江逆水行驶了3天3夜72个小时。电影《上甘岭》里郭兰英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曾引起我对长江美好的遐想。可眼下虽已开春，依然无比寒冷，万木凋零，天低云暗，使人压抑。
船到武汉，得到朱成昭消息，要我们回北京。我们就从武汉坐火车回到学校。
回校后才知道朱成昭奉戚本禹之命，在学校“闭门思过”。同时还听说，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全院大会上以做检讨为名，大肆宣传他的“四大观点”，并且又增加了“北京市夺权时机未成熟”等观点，形成了“八大观点”。上海夺权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不能落后，也在酝酿夺权。朱成昭认为，上海一月风暴夺了权，是因为上海工人阶级力量强大，进行了全市性的大搏斗，“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而北京市的工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阵线不清楚，所以还不到夺权的时候。这就被看作是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夺权，成为朱成昭的又一个大罪名
朱成昭在西三楼327房间“闭门思过”。房门上贴着“本人闭门思过，恕不接待来访”的字条。这当然是摆摆样子的，其实天天有人去看他。我是常去看他的人之一，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常到他那儿去，但我与他们很少碰面，只记得黄瑞华给朱送过方便面。那时方便面还很稀罕，所以我有印象。我到此时才见到叶向真，之前没见过。叶面色苍白，眼睛很大，身材瘦长，我和朱成昭讲话时，她像猫一样蜷着身子斜躺在床上，从不插话。
在这段时间里，朱成昭对我说了很多话，但并不系统，陆陆续续说的。他说他与戚本禹谈了三四个小时，戚辩不过他，无法批驳他的观点，只能让他闭门思过。说叶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争论，拍桌子把手指都折断了。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他对我说，如今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开玩笑说，我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三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他说那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
自1966年7月我认识朱成昭后，发觉他总能把一些问题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分析讲述，而且他目标清晰、行动果断、意志坚定、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正因如此，中央文革才树起了地院东方红这面旗帜。“东方红”很早就掌控了地院，不像其他一些学校那样分裂成多种派别，武斗不断，地院因此保持了相对稳定。“东方红”不主张批斗“牛鬼蛇神”，客观上保护了一批“老运动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学校里很多人对朱成昭怀有好感，有的甚至怀有感激之情。在对待中央文革的问题上，我虽然赞同他的一些观点，但并不希望他同中央文革对抗，惹祸上身。我希望他向中央文革服一下软，认真作个检讨，这样我们大家就还可以在一起干。戚本禹也说过，朱成昭还在犹豫，拉一把，还可能拉过来。我拿了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给他。斯特朗在那本书里说，1930年代斯大林对苏共大清洗，枪毙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央委员，从而保障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我想以此说明，目前打倒老干部的做法，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希望朱不要耿耿于怀。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幼稚可笑。
不久，院革委会成立，我参加了革委会工作，就逐渐不到朱成昭那里去了。我到革委会工作，是跟朱成昭打了招呼的。我对他说：“现在要成立革委会了，你看我是进革委会还是不进？”朱成昭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不会出卖他，但也不会跟着他干一些过激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他不会反对我进革委会。我之所以问他，是不想让他认为我为了“当官”就抛弃他们。朱很善解人意，他说：“你去吧，你进革委会，对我们也有好处。”他的回答，使我得到很大宽慰。
后来听说他和叶向真、蒋良朴、梅建明、张华府、颜宽等跑到广州，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亲自将他们带回北京等等，对这些我一概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被逮捕关进监狱，我也不清楚。
上海“一月风暴”后，反文革思潮有所显现。朱成昭等人在造反成功，名声显赫之时，毅然反水，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虽经多方规劝仍不妥协，锒铛入狱也无怨无悔，实属难得。上海复旦大学的造反派领军人物，最初坚决反上海市委，“安亭事件”后转而反张春桥，受到严酷镇压，与朱成昭等如出一辙。
反文革思潮逐渐蔓延全国，既有造反组织的集体转向，也有个人的奋力抗争。更多的则表现为文革热情的衰退，逍遥派的骤增。
保守派的所作所为实际也是与文化革命宗旨相抵触的，但他们始终不敢旗帜鲜明的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因此与那些转向的造反派有实质性的差异。文革中，转向的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惩治，可是文革全盘否定后，他们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虽已平反，却依然被边缘化。保守派则受到信任。这就造成了朱成昭的悲剧。这也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添上了悲壮的一页。
我再次见到朱成昭，已是十二年之后。
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就预感朱成昭他们将要平反了。1978年，朱成昭他们出狱回到学校等候落实政策和分配工作。那时北京地院已迁到武昌，叫武汉地院。朱成昭让蒋良朴写信告诉我这一情况，可是信寄到我当时所在地质队的那天上午，我就回上海探亲了，所以直到半个月后我从上海回到队上，才看到那封信。我马上又请假，次日上午就到了武昌。
进入武汉地院，到处都是要求把学校迁回北京的标语。我见到了朱、蒋和张华府。颜宽好像是已分配工作或是回上海探亲，没在学校。大家受尽磨难后久别重逢，自然唏嘘不已。我一直想问他们究竟干了什么，以至于判刑坐牢，我还想知道他们在牢里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吃了很多苦……但不知为什么，不知他们是不是有意回避，总没有形成谈论这些话题的机会。我看到学校负责落实政策的老师到朱这儿来，朱向他们发脾气，他们都是笑脸相对，好言宽慰。那时，很多64、65年入学，69、70年毕业并已分配工作的同学，又回到学校补课，叫做“回炉”。他们午饭时在食堂门口看到我们，高兴地把我们围住，争着和我们握手。有认识的就相互叫着名字问好，不认识的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哪个系哪个班或那个战斗队的。那情景真是感人极了。
我在武汉地院住了一晚，在招待所遇到张海涛，他也是来要求落实政策的，显得很憔悴，我们随便聊了几句。因为朱成昭落实政策和分配工作问题一时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能久等，决定回去。当时，张华府的女朋友从广州来陪张，他们住在一起，算是有个家，所以临别那天中午，就由张做东，给我送行。张向人要了一些肉票（那时还有粮票、布票、油票之类），弄了几个菜。饭后朱、蒋二人把我送到珞喻路上的公共汽车站，就此一别，往后便失去了联系。
1993年4、5月份，我到广州出差，通过一位叫梁小荦的勘探系同学（他姐姐梁小牧是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女子羽毛球单打冠军）联系到了陈广智。陈住在天河区体育场附近，房子很好。在他家我与朱成昭通了电话，又与朱取得了联系。陈广智是探工系一年级学生，曾是东方红办公室副主任。1966年底和1967年初的一段时间，他在公安部配合谢富治抓捕和看管“联动”分子，当时可以说是他点名抓谁就抓谁，他因此也认识了许多高干子女红二代。他是个坐不住的人，从未好好在办公室呆过。他虽说是办公室副主任，但我从没管过他，也管不了他。朱成昭出狱等待分配和后来在北京十三陵那段日子，陈都给朱邮寄过生活物品，可见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我在广州见到陈的时候，他因为不服从单位领导，丢了工作，身上没钱，当晚为了请我喝夜茶，把他弟弟叫来替他买单。后来我又到过几次广州，去看他，他的工作问题一直没解决。可惜他已过早去世，不然，有关“联动”的情况，他会叙述得很清楚的，他也很善于叙述。
我与朱成昭联系上后，于8、9月份租了一台钻机，带了一个钻工，到了上海，在朱成昭那里住了40天。
朱成昭分配到江苏省地质局水文地质二队，队部在苏州。不久，他被队上派到上海从事工程地质工作。在上海有了一定基础后，他开始单干，挂靠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属下的四海工程公司，任该公司三处处长。那时上海正在大规模建楼房，修高架路，全国各地的施工队伍云集上海。朱成昭有四海工程公司的招牌，又有他父亲在上海建工局的一些关系，干得顺风顺水。他在上海西郊公园附近的一个老干部休养所租了一个单元，大约有七八间房间，作为他的“三处”机关所在地。我到那里的时候，朱还在浦东工地上，晚上才赶回来与我见面。当晚颜宽知道我来了，骑自行车从他家过来。他出狱后经过一番周折，最后调到上海港务局工作，回到了上海。我和他二十多年没见了，我俩紧握双手，久久没有松开。谈到深夜，他说朱成昭“当家不理财，不是搞经济的料”。他说，起初，朱成昭认识了一个三流女演员，两人同居，让那女人管理财务。后来朱又有了新欢，带着新欢去老家安徽巢湖游玩。那位三流演员又妒又恨，席卷了资金，带了两台钻机跑了。最要命的是她还到处讲朱成昭的坏话，卡断了朱的一些业务来源。此后，朱成昭又如此重复一遍，再次遭受了同样的损失。现在的这位小蜜，已是第三个了。颜宽告诫我，朱成昭经过这两次变故，元气大伤，现在只是勉强维持，恐怕很难翻身了，叫我不要陷得太深。我说我已带了台钻机过来了，看看再说吧。
第二天，朱成昭召集了他的全班人马一起吃饭，有出纳、会计、保卫和他的小蜜、他的堂弟及从工地回来的几个管施工的共十来个人。那些管施工的都是他安徽老家的亲戚，都姓朱。饭菜是自己弄的，只在外面买了几瓶啤酒。朱成昭正式把我介绍给他们，说我是他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是杀头的朋友，今后我的话就是他的话，让他们都要听我的。那些人听朱这么说，但看我又是个不起眼的人，不知我有什么来头，都很惊奇。饭后，朱成昭说我不熟悉工程施工的事，不用去工地，就在这里替他管好这个家吧。
这个家其实没什么可管的，经常在这里的只有三四个人，由那个女出纳买菜做饭。有时那小蜜没出去，也在这里吃饭。小蜜二十多点年纪，很白，但也说不上有多漂亮。她摆出一副贵妇的派头，养了条哈巴狗。这畜牲喜欢咬人，被咬的人敢怒不敢言。有一次这狗在我脚下磨蹭，我狠狠一脚将它踢飞出去，那小蜜也没敢作声。财务的账上根本就没钱，实在没钱买菜做饭了，就向小蜜要个一二百块维持几天。小蜜不在的时候，只好我拿钱给他们救急。其实当时朱成昭还有几十万老工程款没收回，他也就不去讨要了。因为朱挂靠在四海工程公司，工程款不直接打给他，而是打给四海公司，四海公司不及时下拨，朱成昭就发不出工资。有一回我和朱成昭一起到四海公司的办事处去催工程款，办事处在延安西路的延安饭店内。办事处的人不但不给钱，反把朱成昭数落了一番，朱只能尴尬地笑着。我心想朱成昭何时受过这样的气？过去都是他训别人，哪有别人训他的，他连中央文革都敢顶撞，如今却要在这个既不像军人、又不像商人的人面前陪笑脸，真是难为他了。由此可见经济的力量要大于政治的力量，政治上可以喊喊口号应付了事，经济上却是实实在在能否有饭吃的问题，所以经济因素更能改变人。
朱成昭不愿低声下气求人，就不知从哪找了个女的替他讨账，答应讨回后按比例给她提成。那女人三十多岁，一脸横肉，我看她就像是社会上的那种女混混。后来据颜宽说，这女人确实讨回了一些工程款，但都进了她自己的腰包，朱成昭一分钱也没得到。
朱成昭常在浦东工地上，我也不经常见到他。有一天我们终于有时间做了一次长谈。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被人利用了，失败了。第二战役是经济战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经济战役是为第三战役做准备、打基础的。第三战役是文化战役。中国只有经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改变。他还说，等我们赚了钱，有了经济基础，就在巢湖边上盖座小别墅，把大家召集起来，读书、学习、讨论、写作，开展文化运动。
朱成昭的这一席话，使我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没想到他还有如此长远的打算。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这么久，不像欧洲那样挣脱中世纪宗教神权的桎梏后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欧洲的那场文艺复兴运动。关于这些问题，朱成昭有更深入的看法。我们又回到现实问题上。我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公司和施工资质，哪怕是三级资质也好，不能长期挂靠别人的公司，受人钳制。我还建议朱从他的办公地腾出几间房间作为招待所，凡地院同学出差来上海或途经上海，都请到招待所免费吃住。北地同学遍布全国各地，有许多搞工程的，还有不少有一定职权的，不愁没有施工队伍，不愁没有业务来源。长此下去，就可以建立起我们“东方红”的工程公司。
几天后，朱成昭可能是通过他那小蜜的弟弟联系到浦东陆家嘴一带一家乡镇企业（小蜜家在浦东，我去过她家）。这家乡镇企业有三级基础工程施工资质，有几百平米的平房做办公地点和仓库，说是只要先预付2万元定金，资质和房子都可以给我们用。我和朱成昭去看了现场，很满意。可是朱始终没能拿出2万元，此事便告吹。
我在朱成昭那里已住了一个多月，不能不回湖南了。离开上海前，我约颜宽和庄一龙在火车北站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见面，通报了朱的情况。大家无可奈何，我乘车离去。
1996年前后，我再次来到上海，让颜宽带我去见朱成昭。那时朱已住到徐汇区他的前妻那里。颜宽说朱成昭已经完全垮了，因为他付不起工资，他的那些亲戚就翻了脸，将他办公地的电视机等值钱东西一抢而空。小蜜自然也离开了他。朱的堂弟朱成树由朱成昭担保，借了20万元开公司做生意，将20万花个精光，一件生意也没做成。因为是朱成昭担保的，人家就向他要这20万。朱成昭没钱，被派出所带去关了起来。上海的一些同学和亲戚朋友凑了一点钱，才把他保出来。颜宽带我到了朱成昭前妻家里，我说走，到外面吃饭去。朱说他没钱。我说又不要你请客，我来买单。我们三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前的衡山路上的一家饭店吃羊肉火锅。此次午餐，成为我和朱成昭的永别。
1998年3月，朱成昭应邀赴京，居十三陵悼陵监村北极山庄，潜心思虑编写“东方红”史及回忆录等事宜。9月26日早上，我突然接到朱德瑜电话，告知朱成昭病逝，并号召北地同学捐款，以料理后事。我随即邮去300元。中国地质大学组成“地大同学朱成昭治丧小组”，蒋良朴从武汉赶到北京主持和处理善后。数日后朱德瑜又给我一信，内有《朱成昭生平》、《朱成昭在京的最后经历》函件各一，另有朱成昭遗照、追悼会照片等。现将地大同学朱成昭治丧小组写的《朱成昭生平》抄录如下，也算是我对他的祭奠吧：

朱成昭生平
1942年1月20日生于上海。1960年在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后就职于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66年6月至1967年春在地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接受审查。1978年恢复自由后，分配到江苏地质局第二水文大队工作。1979年10月平反。此后经商写作，多所筹划。三十年来载沉载浮，艰苦备尝，瞑目以念东方，翘首以望北极。眠食无节，心力憔悴，于1998年9月25日晨在北京昌平十三陵北极山庄溘然长逝。终年56岁。

六、革委会

1967年3月11日，我和张华府等从武汉回到北京。张先带我到了四机部副部长王世光家里。王世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他的女儿王白沙是我们地院附中的学生，可能是年龄相近的缘故吧，她和附中的几个学生与张华府、陈广智、徐建勋等69、70届的低年级同学关系较好，时有来往。在王的家里，我看到了3月5日戚本禹会见地院东方红同学的讲话。戚问大家：朱成昭垮了，还有哪些人可以当东方红的领导人？同学们回答说有王大宾、李贵、孟繁华、田春林和伏庆是等人。我极少在大场合上出头露面，更没有一呼百应的魄力，可以说是默默无闻，没想到同学们居然会提到我的名字。但不管怎么说，这对我都是一种激励。我回校后，一方面时常到“闭门思过”的朱成昭那里去，一方面又与大宾、李贵等着手筹备成立革委会。
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大操场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东方红”的负责人或早期成员，除了朱成昭、蒋良朴因反中央文革扶不起来，蔡新平、周永璋因与朱成昭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而很早就被边缘化之外，几乎都进入了革委会。王大宾是院革委会主任，李贵、聂树人是副主任（聂是否在革委会成立之初就是副主任以及如何成为副主任的，我已记不起来了），田春林、孟繁华、杨雨忠、朱德瑜等学生及黄振群、贾振远、张海涛等老师或行政人员，都成为院革委会常委。原先各个系的“东方红”负责人大多都成为院革委会委员或常委，同时也是各自所在系的系革委会主任。
院革委会的组织机构，大致分为办公室、政工部、作战部、后勤部和东方红红卫兵总部5大块。各大块又下设分支机构，如政工部下设组织、宣传、教改组；作战部下设情报、动态组等等。孟繁华、黄振群主管政工部，杨雨忠、田春林主管作战部，朱德瑜、黄光复（原后勤处干部）主管后勤部，田春林兼管东方红红卫兵总部，我还是老本行，主管办公室。那时为了精简机构，部以下不再沿用“处”、“科”设置，一律称为“组”。
革委会成立不久，便接连发生了几起大事件。

一、冲击“沙家浜兵团”事件
1967年4月8日午饭后，探工系的一个同学匆匆忙忙来到办公室，要拿东方红公社的大旗。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冲沙家浜兵团。
“沙家浜兵团”是北京京剧团现代京剧《沙家浜》剧组人员的组织，是江青亲自扶植的革命样板戏剧团，所以我就对他说：“沙家浜兵团不能冲。”那同学扛起放在办公室里间的东方红大旗就往外走，边走边说：“你知道什么，这是作战部决定的。”
下午4、5点钟左右，冲沙家浜兵团的人用汽车将一部分北京京剧团的人带回学校，但那些人拒不下车，要求立即把他们送回去。双方相持不下，就到革委会办公室找头头解决。我下去一看，只见教四楼前停着一辆大客车，车上坐着京剧团的人，车下围着我们“东方红”的同学，相互争吵着。我进到车内，对他们说，这样僵着不是办法，有什么话请你们到革委会办公室慢慢讲。他们仍然不下车。我好说歹说，他们就是不下车。车下的同学火了，愤怒声四起。我正在为难，田春林来了，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诉说情况，说是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兵团打了我们的人，抢了我们的车，所以被拉到学校来了，可又赖在车上不下来等等。田听后把手一挥，说：“把他们拉下来！”同学们要的就是这声号令，立刻上车，七手八脚把几个为首的拉下车，其余人也就自己走下来了。这时，院革委会的两位常委黄振群和张海涛也过来了，把京剧团的人和一些同学请到教四楼的教室里进行调解。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不清个头绪。不久，田、黄和我们“东方红”同学都吃晚饭去了，只我和张海涛陪着沙家浜兵团的人。他们提出三个条件：一要给他们吃晚饭，二要派车送他们回去，三要向他们赔礼道歉。我和张觉得，给他们吃饭是理所当然，派车送他们回去也可考虑，只是目前还不知谁是谁非，谈不上赔礼道歉。他们说不答应条件就不走，我们说不走就在这里耗着，我们奉陪。大约晚上8、9点钟，中央文革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沙家浜兵团是江青同志支持的，与他们发生冲突是错误的，要我们答应他们的一切条件，送他们回去。我和张海涛这才给他们讲了许多好话，派车把他们送走了。
次日晚，中央文革为此事在政协礼堂召见我院和其他几个学校的代表，我也去了。原本是戚本禹和大家谈的，等了很久，不见戚来。最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工作人员代表戚向大家介绍了北京京剧团的情况，说过去你们不了解情况，与他们起了冲突，不怪你们，就算了，今后可不行，下不为例。
那时流行一种说法，叫做“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最先说这话的好像是江青，但也不敢肯定。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然是中央文革说了算。地院东方红打江青的样板戏剧团，是“好人打好人”的典型案例，不过两家究竟为何打起来，我至今没搞清。

二、中央民族文化宫事件
1967年4月8日晚，我送走了沙家浜兵团的人，在院革委会办公室守电话。夜深了，一切都入睡了，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杨雨忠从民族文化宫打来的。他说我们和北京大学打起来了，我们被包围了，需要派人支援。我问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民族宫里有个建国以来民族工作成就展览，是北京旧市委彭真他们搞的，贯穿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北京红代会决定将此展览封闭，以待批判。但北大聂元梓等却要将展品劫到北大，独揽批判权。我们知道后前去干涉，他们叫来人把我们围住，这样我们就被夹在中间，前后受敌，不来支援就不能解围。这种事本应作战部管，但他们都在民族宫，我不得不硬着头皮亲自出马。我到北五楼叫醒了正在沉睡的张学连等几个探工系负责人，他们又叫醒了一些同学，集合了两卡车人，急驰而去。
卡车到了西长安街上的民族宫附近，我让车停下来，要大家原地待命，我先去看看情况。在民族宫前广场的大门口，我见到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的头头高升，他带了一卡车人来支援地院东方红。我和他进入民族宫，看到大厅内三五成群地坐着或躺着好多人，但都很安静，看不出发生激烈冲突的痕迹。我想问题并非电话里讲的那么严重。在楼上一房间里，我见到了杨雨忠。他说危机已过去，中央文革来人调解了。我一看，原来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张根成来了，北大的聂元梓也在。双方争着讲各自的道理，乱七八糟，听不出个所以然。张根成要双方各选几个人留下来讲道理，其他人都离开这房间。杨点了胡乐成、郑文清、董小瑛等几个作战部的人，要他们留下来。我是后来者，不了解情况，便退出房间。在民族宫里，我遇到了孟繁华，感到很惊奇，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在这里。孟也是“东方红”的早期成员，年初写了篇文章，提出造反派要夺头脑中“私”字的权，实行革命大联合（大意，不是原话），发表在我们学校自编的《东方红报》上，被毛主席看中，让《人民日报》转载。孟因此成为地院革委会常委，毕业后破例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他做事稳妥，为人低调，不好张扬。在场的一些同学看到我俩，笑道：“真不简单，文人也上阵了。”
我通知在外面等候的两卡车人到大厅内休息后，就在四处转了转，又遇到了田春林，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和田来到我们学校同学聚集的地方，看到同学们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又冷又疲倦，便建议大家都回学校。但有些人兴致很高，不愿回去。看来没有作战部杨雨忠的命令，调不动他们，我和田春林就离开大家，先回学校了。到校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已拂晓。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带兵“出征”，幸好是有惊无险。
后来听说由于这次事件，存放在民族宫里的许多重要档案、文件、材料遗失了，事件的起因并非民族工作成就展和展品问题，而是有很深的内幕，为此上面追查了很久。不知如今水落石出否？
民族宫事件震惊北京，北京学生造反派的分歧由此公开化，形成了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为主的“地”派和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大学为主的“天”派。

三、北京大学事件
4月11日，地院、北工大等地派组织，派宣传车进入北大校园，宣传民族宫事件“真相”，声讨制造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聂元梓。北大的同学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包围了宣传车，揪打了宣传车里的地派同学。挨打的向各自学校打电话告急，各校纷纷调兵遣将杀向北大。我得知这一情况已是晚上。地院离北大不是很远，那里的高音喇叭尖叫声和激动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呐喊声，时隐时现地传到我们学校。我在办公楼前的大路上，看到一群人围着王大宾，向他“请战”，要他下命令，大宾却在犹豫不决。不一会儿，可能是作战部出面，调了大批人去北大，也有一些人是跟着去看热闹的，学校几乎走空了。
我也跟着人群到了现场，只见北京大学围墙外人山人海，将北大围得水泄不通。北大各处校门都紧紧关闭着，里面有人把守，一旦外面的人往里冲，一场大规模武斗必不可免。后来不知是北大屈服了还是双方达成了协议，北大的校门打开了。外面的人群涌进校园，立即在操场召开了“现场会”。我看到操场上挤满了人，近处的人群和远处楼房的黑影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是人群，哪是黑影。我远远看去好像是杨雨忠在主持会议。胡乐成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阵阵掌声和口号声。可惜我已完全记不起他讲了些什么，也可能当时就没听清。还有一些挨打的同学，也上台控诉了北大的“法西斯暴行”。我看到场面已经稳定，没什么事了，只身返回了学校。
地派冲进北大并在北大控诉北大，可以说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地派因此威名大振。
在这之后，北京各高校相继成立了革委会。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我代表地院革委会前去祝贺，在主席台上见到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科大名誉校长郭沫若。他用浓重的四川腔念了首诗以示祝贺。我只记住了最后一句：“红旗插遍大、中、小”。就是说大、中、小学都成立革委会了，也就都插上红旗了。毛泽东曾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告诫全党不要学李自成，因骄傲自满而丧失革命政权。为此我特意看了这篇文章。在我看来郭文中流露的意思，是李自成没能听取知识分子李岩的意见才导致短命的大顺朝的毁灭，并对李岩和红娘子的命运表示惋惜，可见郭内心是怀有深深的知识分子情结的。文革后期我又看了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女神》等，这些作品以优美的文字，动人的情感表达了对正义和自由的赞美与向往。郭沫若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又写了一些颂扬毛泽东、江青的诗，直白得像标语口号，让人不齿。不过正因如此，他才能成为文革中寥寥可数的几个未遭灭顶之灾的文化大家之一。
北京各高校虽然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派战却没停息。我对天、地两派的争斗完全没有兴趣，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争斗。在我看来，聂元梓要把民族宫的展览拿到北大去批判，让她拿去好了，谁批判都一样，我们没必要同她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认为，既然成立了革委会，就应该恢复正常的秩序，管好自己学校的事情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去冲冲杀杀呢？我把这些归罪于作战部，认为作战部的权力过大，独断专行，牵着革委会的鼻子走。为此我向常委会提出两项建议。第一项是完善、健全院革委会组织机构，明确各部门的职能、权限和相互关系，任何部门都不能凌驾于常委会之上——为此我还附了一份院革委会组织机构图及其说明；第二项是加强集体领导，建立常委会会议制度，一周至少要召开一次常委会碰头会，一切重大问题需由碰头会讨论，任何部门不能擅自行动。我又以院革委会办公室名义作出几项规定，其中一项规定是学校车库需经李贵或我同意方可派车外出，借此限制作战部的擅自行动。
几天后，大宾来到我办公室，给了我几本列宁、斯大林阐述联共（布）组织建设的著作，要我参考，进一步修改我的建议。我心想这么简单的事，常委会定了就行了，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吗？我翻阅了一下他给我的那几本书，反而不知该怎么写了，我的建议也就搁浅了。最近我因为写回忆而整理从前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在50年前的破旧记录本里，找到了这些建议和规定的底搞。
1967年4月至8月期间，派战成风，混乱不堪。当时的情况是，地院东方红在学校取得一统天下后，北京各高校的造反队伍也迅速扩大，但大多数学校始终没能形成一派独大的局面，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也是几派势力的混合体。各派为了显示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就必须表现得比对方更革命、更造反、更有影响力，这样才能得到中央文革的认可，才有可能在已经成立或将要成立的各级革委会中，取得立足之地。因为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时不时变更，“你方唱罢我登场”，实难捉摸，弄不好就反错了人或保错了人。例如中南局书记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文革初红极一时，但很快就倒台了。陶铸在文革初一步登天，成为仅次于毛、林、周的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又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揪了出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武汉“7·20”事件后归来，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盛大欢迎，没几天也被揪出来了。各派组织抓住对方保错了人或反错了人的把柄，相互攻击，造对方的反。原先的一些保守派组织也改头换面，树起了造反大旗，加入混战。部队文艺团体、军事院校、军事机关也出现了造反组织。毛泽东发出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后，军队名正言顺地介入了地方文革。各派都自称是革命左派，未得到部队支持的一派，便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支左人员，说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名为支左，实为推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深挖部队支左人员的后台，进而出现了一股“抓军内一小撮”之风。派战也就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搅得周天寒彻”。
北京以外各个地方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只是越往基层，越是混乱，越没有道理可讲。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之间的“山头”之争，群众组织的内讧或相互吞并，文革前领导班子成员的勾心斗角、挟私报复，不同阶级成分地位的不平等，都可能成为派战的缘由。派战往往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坦克、机枪。举国上下，狼烟四起，不亚于一场内战。我班同学贾维谦，参与四川两派武斗，打伤了腿。他山东农村老家的妻子来校护理，生活困难，我让后勤部补助了他200元钱。另一同学李全华，在四川武斗中被打死。院革委会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李贵为主任，我是副主任，在教工食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我的那些建议和规定主要是用来限制作战部的，但我对杨雨忠本人并无恶意。杨也是上海人，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有一种学者风度，不像个敢打敢冲的人。他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打派仗呢？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名声早已确立，根本不需要再去争斗。如果说他希望因此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但他上头有王大宾，王可以说是御批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越王大宾。所以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把地院东方红，或者说是把自己当作了正确路线的化身，就像红二代们把捍卫祖辈打下的红色江山看作是天经地义一般，他把“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成了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他那办公室的灯光时常亮到天明，他在灯下仔细研究着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情报、动态，分析形势，鉴别哪些是真造反派，哪些是受走资派幕后操控的假造反派，决定哪些该支持，哪些该反对。我曾劝他不要管那么多事情，他瞪着我，露出不屑的神情，反倒说我、同时也连带到田春林，说我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混日子。杨雨忠确实是全身心投入到文革中去了，可以说到了忘我的境界。但或许正是他的这种执着，才让他丢了性命。1968年5月30日下午，杨雨忠从他的宿舍里跳楼身亡。那天中午，我在去食堂的路上，恰巧遇到他。那时我和他都已离开革委会回班接受审查。我见他面色苍白，神情恍惚，步履蹒跚，便劝他要想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凝视了我片刻，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没说一句话，低头往食堂走去。当晚我听说他跳楼了，大吃一惊。那时革委会对我和他的审查，主要是朱成昭问题，据我所知，他与朱的关系，恐怕还没有我与朱那么密切，能有多大问题？据说他班的同学批斗了他，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是不是为了尊严而死？或许，因为作战部涉及的事过多、过大，他因后怕而死呢？这些都是我的猜测，真相至今不明。
杨雨忠说我和田春林混日子，并非没有道理。革委会成立后，鸟枪换炮，办公室有了十多个工作人员，有同学，也有老师，不是“东方红”时期只我一个光杆主任了。我把办公室分为“一线”和“二线”。“一线”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称作“办事组”；“二线”主要是为常委会服务，称作“秘书组”，分别由两位副主任（都是老师）负责。我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田春林因为跟杨雨忠合不到一块儿，所以名为作战部的负责人之一，其实没真正管过作战部，红卫兵总部也没多少事可干，我们就有了较多空闲时间。我和田春林都不是喜欢抓权管事的人，并且早已对打派仗厌烦，乐得清闲自在。当时有个设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批毒草电影联络站”，我们经常到那里的小放映室看“毒草”电影，还到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去看他们的排练或演出。文工团的女演员叙说她们在文革前去中南海陪伴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的事，我觉得很新奇。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我心中的印象是艰苦朴素、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例如毛主席的睡衣补了又补，刘主席思虑国事白了头发，周总理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等等。没想到中南海每周都有舞会，而且有文艺团体的年轻女演员陪舞，真让我大开眼界。
7月份，又发生了围困中南海的大事件。
1967年7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说是刘在文革初期到过他们学校，亲自在他们学校贩卖了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他回建工学院检查交代问题。刘少奇为此写了一份材料，不知怎么却被交给了该校“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新八一战斗团”是从老“八一战斗团”中分裂出来的，属天派组织。“老八一”认为刘故意将材料交给“新八一”，是只承认分裂出去的“新八一”而不承认他们正宗的“老八一”，是分裂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于是就把队伍拉到中南海西门外，要求刘少奇出来接受批斗，不出来不行，不出来他们就绝食。“新八一”为了撇清和刘少奇的关系，也来到中南海前绝食示威，要求批斗刘少奇，显得比老“八一”更激进。地派组织赶来声援老“八一”，天派组织则赶来声援“新八一”，全北京的高校差不多都卷了进来，形成了数万人围困中南海的局面。中南海西门外大街成了“揪刘火线”，持续了很多日子。据说戚本禹在中南海西门会见了揪刘火线的革命群众，代表中央文革肯定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和革命积极性。
这些都是我当时听说的情况，实际如何，不得而知。我们学校作为地派之首，自然要去支援。最初是作战部组织了一批人前往，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记得杨雨忠从“揪刘火线”叫人带了一张纸条给我，要我为“前线”准备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之类，好像还有帐篷。我说办公室不管这事，就转给了后勤部。
我参加的一次是全院行动。我们到了“揪刘火线”后，只见人群似海，红旗如潮。“前线”的人见来了支援队伍，一片欢呼。地派的头头们立即聚在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对策。其实大家心中都明白，刘少奇毕竟是国家主席、国家元首，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强行抓出来批斗，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谁也不敢负这个责任，不敢留下这个骂名。即便是毛泽东，此刻也不可能作出让刘少奇走出中南海接受群众批判的决定。所以围困中南海，顶多不过是造造声势而已，应该适可而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体面地收场。此时，不知何人传来消息，说是天派的人准备强行冲进中南海，硬要把刘少奇揪出来。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他们真要冲，我们的人必须守住中南海围墙，绝对不能让他们冲进去。然而并没有发生往里冲的情况。   
到了下午6、7点钟，我们决定返校。同学们疲劳过度，走不动了，要求派车来接。我在附近的胡同找到个公用电话，通知学校来车。车库出动了所有车辆，边走边接，往返好几趟，才接走全部人员。
围困中南海事件最后是如何收场的，我已完全没有印象，只知道刘少奇从此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听说他先是在中南海接受身边工作人员的批斗，后被秘密转移。至于谁决定他离开中南海，又是如何被转移的，就不是我们该知道的事了。直到文革过后，改革开放到来，才知道刘少奇惨死于河南开封。
那时候，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文革恐怕就是学北京地院了。各地、各单位造反派以能得到地院的支持为荣。许多文艺界、体育界的名人也来地院串联。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等乒乓名将都来过地院，我在办公室与他们交谈，互赠毛主席像章。庄则栋与徐寅生后来都当上了国家体委的领导，徐是因为写了篇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打乒乓球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而庄则栋是在参加乒乓球邀请赛中对美国运动员主动表示友好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起到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作用，当时被称为“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从而得到中央的重视、提拔，“四人帮”垮台后，丢了官，受审查。
从1967年4月到10月，我主持接待了七批来地院参观学习的外宾。其中规格最高的是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来的锡兰（如今叫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塔桑，他还带着他那可爱的小女儿。其他就是日本和非洲一些小国家的民间团体或社会组织。接待方式主要是组织“东方红”同学与他们座谈。我通常会找东方红广播台的同学参加座谈。有个称作“小豆豆”的播音员郁秀荣，口齿伶俐，思路清晰，表达能力很强。有时也叫上一两个我们班的同学，例如温加寿，他平时少言寡语，我就让他来“见见世面”。来访的外宾问的大多是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还要夺权，什么是走资派之类概念性的问题，至于武斗、死人之类的细节外宾一般不会问，我们当然更不会主动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年轻，却已深谙“家丑不可外扬”之道，能够自觉遵守“宜粗不宜细”这一原则了。
刚果（布）即首都在布拉柴维尔的刚果新任驻华大使在使馆举办招待会，招待各国外交官，意在其新上任，与大家认识一下，也给地院发了请柬。我没让学校派车，独自前往。我知道这种场合不能迟到，但也不能提前，所以先乘公交车到了三里屯使馆区，找到刚果（布）使馆，然后在附近蹓跶，等时间差不多了才进去。门前站立着二男一女三位使馆人员（当然都是黑人）迎接宾客，依次与我握手。北京市革委会外事组长丁国钰与新任大使一同进来后，招待会正式开始。所谓招待会，就是在一大客厅内围绕一张长条桌站着喝点饮料，用些糕点菜肴，并不是正式的宴会。各国外交官及夫人们端着酒杯在大厅内来回走动，相互问候致意。现场只我一人戴着红卫兵袖章，特别显眼。老外都不搭理我，只是用一种奇特的目光瞄我一眼。有个中国官员模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谁，是干什么的，走到跟前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有没有车，招待会结束后要不要他送我回去。我谎说我有车，婉言谢绝了。
那个时候，中国既反帝又反苏，在国际上很孤立，只与远在亚得里亚海边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小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打得火热。阿国家歌舞团访华期间，与红卫兵联欢，我也去了。在人大会堂二楼一间大厅内，阿方表演了“山鹰之歌”等，我方表演了“拿起笔做刀枪”等。联欢会表演的节目概括而言就是拳打脚踢、活蹦乱跳。地毯上扬起灰尘，大厅内乌烟瘴气。联欢会在“北京——地拉那”、“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歌声中结束。
越南副总理黄文欢也来过地院，院革委会召开全院大会隆重迎接，王大宾和黄文欢在大会上先后讲话。那时我可能已离开革委会，对具体情况没一点印象。
革委会成立后，除在革委会中有职务的外，全院教职员工都回归原状，从哪来的回哪去。虽然很多活动依然打着“东方红”的旗号，但“东方红”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已名存实亡，完全附属于革委会了。有些“东方红”成员认为革委会是“东方红”艰苦奋斗得来的，一些在艰苦时期没参加斗争或斗争不力的人，如今却进入革委会或成为革委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是摘桃派。王大宾、李贵容忍这些人，就是忘记了过去。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现在的革委会已经变质，不能代表“东方红”了。学校里因此出现了要求朱成昭复出的声音。
大约在6、7月份，宋云十分神秘地把我从办公室叫出来，通知我晚上参加一个会。宋云是学校里的一个工人，6·20那天报名保卫李贵的人中好像就有他。后来他成了“东方红公社工人赤卫队”的负责人之一，所以他是个“老东方红”。革委会成立后，他好像在后勤部负一些责。我因为很早就认识他，而且办公室与后勤部工作联系较多，所以跟他很熟。晚上我到了开会的地方，看到大约有二十来人，以工人为主，也有几个学生，都是熟面孔，但大多叫不出名字。大家七嘴八舌，表达对革委会的不满。他们说，只要我站出来，向革委会要求朱成昭复出，他们立即在外面响应，大造声势。我深深为他们对我的信任而感动，同时又觉得他们太肤浅无知。我说，大家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因为朱成昭的问题很严重，不可能复出了。我讲完后，便散会了。
这件事情，我没对任何人说，至今无人知晓。从感情上说，我当然希望朱成昭回来，但是我知道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即使朱能回来，对他本人，对大家，对我们学校，并不是好事。因为按朱的脾气，他回来后必定会带领大家同中央文革对着干。有了地院这个阵地，对抗的程度必定更为激烈，结果朱等人就不是坐牢而是杀头了，同时也会有大批追随者跟着一起遭殃。再说，学校里本来就有一批反朱的人，他们必定趁机拉起队伍，两派互斗，学校大乱。
此事之后某日，院革委会正在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办公楼二楼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院、系革委会的负责人。突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开会的人都很惊奇，不知出了什么事。不一会，还没听清喇叭里讲什么，声音又没了，于是继续开会。不久，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两个勘探系“红色尖兵”的同学一左一右扯着胡乐成的胳膊进来了。他俩说胡擅自广播“新东方红公社”声明，妄图颠覆革委会，问大宾该如何处理。大宾皱着眉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胡乐成刚想说话，那两同学将胡的胳膊往上抬，他的肩膀就自然向下压，两同学又使劲拉着胡的头往后仰。胡的上衣领口就勒住了喉咙，几乎说不出话来。只听他艰难地断断续续地说：“大，大宾，你们不，不，不能这样对待我……”全场鸦雀无声，没任何人表态。那两同学觉得在这里问不出结果，就押着胡离开了会议室。
此时我才知道出了个新东方红公社。新东方红公社的宗旨是什么？包不包括宋云他们？后来是如何处理胡乐成的？我一概不知道。我的印象中，此事没有扩大，新东方红公社到此为止。院革委会对此事也没有深挖深究，估计也没把胡乐成怎么样，最多是在班上或系里批斗一番完事。
胡乐成是勘探系三年级学生。他不算是“老东方红”，但在二进地质部、四川抓彭德怀、打派仗等活动中表现得很激进，因此也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很善于演讲，他那略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很舒服，很有鼓动性。他虽然言语激烈，其实是个“君子动口不动手”、知识面很广、有内涵的人，同他聊天很愉快。他曾当面说我是个事务主义者，是米高扬似的“三朝元老”（米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斯大林对苏共的多次清洗中都幸存下来，被认为是“不倒翁”），我都欣然接受。记得有一次院革委会开会分析形势，我一声不吭，直到散会的时候，我才大声说道：“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全院大扫除。”引起哄堂大笑。所以我知道大家都认为我是个事务主义者，只是别人不当我面说而已。胡乐成毕业后留校，在“一打三反”、“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受到打击，精神上出问题。我每次去武汉，都要田春林带我到他家里去看看他。开始时他讲话还算正常，不久就胡言乱语起来。
这期间学校里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批朱成昭，并且要揪出院革委会中的“朱成昭分子”和朱的代理人。朱成昭已经因为反中央文革下了台，院革委会也组织了对朱的批判，何必总揪着朱成昭问题不放呢？院革委会成员大多是“老东方红”，或是与朱有战斗情谊，或是与朱有所牵扯，所以多数人认为所谓批朱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这问题上，我与田春林发生了分歧。在7、8月间革委会的一次整风中，批朱、揪代理人的声音又高昂起来。我认为整风主要是解决革委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问题，而田春林认为整风就是要以批朱为主。为此我俩闹得很不愉快。8月1日前后，以姚文元为团长、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头头陈敢峰（此人在中共九大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是文革期间唯一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学生造反派，后因与被定为“林彪死党”的王维国的关系而垮台）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阿尔巴尼亚归来，在人大会堂做报告，我和田春林都在主席台就坐。田走到我座位前主动和我打招呼，我都没理他。但毕竟是同甘共苦的哥们，不久又和好如初。
1967年4、5月份以来，全国各地在革委会成立过程中和成立之后，几乎都出现了反对或分裂革委会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不满；有的是认为革委会成员名额、座次安排不公；有的是因为自己一派没能进入革委会；还有的是从根本上就不承认革委会。革委会是毛泽东树起来的新生的权力机构，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对和分裂革委会无疑就是反文革、反毛，都受到毫不留情的压制。上海柴油机厂“联司”因反市革委会，反王洪文，遭到残酷镇压。王大宾和院革委会对类似问题的处理，还算是温和的，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对抗。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意味着自1966年6月1日开始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代的结束。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由此开始革自己的命，等待他们的，或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或成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臭老九”。还有一些人，等到的是牢房。
院革委会开展了一些教育改革、解放干部、组织同学下乡劳动，清理文件、资料、档案，收回被占用的教室、宿舍、办公室等工作。此外，还动员同学们主动上交抄家或串联时收获的不义之财。据说有人用萝卜刻了个某某红卫兵司令部的章子，串联路上被迎来送往，吃喝随意，满载而归。这一切，其实都是为文革前阶段造成的混乱擦屁股、买单，并且远远没有擦干净，没有买完单。
11月30日，田春林被“隔离审查”。原因是田受《红旗》编辑部的郑公盾之托，通过陈毅元帅替他向江青递交了一份反映历史问题的材料，而江青说郑公盾不是好人，也就殃及了田。田春林因此成为第一个下台的院革委会常委。
1968年在寒风中到来了。新年之初，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戚本禹倒下了。至此，中央文革只剩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四位领导和姚文元一个组员了。这是不是应了朱成昭的“替罪羊”之说呢？
接着，中央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突然被宣布打倒，北京掀起了批判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大抓“黑干将”、“变色龙”、“小爬虫”的高潮，并很快波及全国。“二月逆流”说的是1967年2月，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先念等老帅和副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发生争论的事。当时，“二月逆流”被看做是资反路线对文革的猖狂反扑，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
随着对“二月逆流”批判的升级，朱成昭的罪名也水涨船高。由朱和叶向真的关系，联系到他们和叶剑英的关系，因此“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又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爬虫。学校里批朱和揪革委会里朱成昭分子的呼声又高涨起来，我也感到了岌岌可危。3月份某日，大宾来到我办公室，坐到我对面，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冒出一句话：“伏庆是，你要加强学习。”我理解为这是他婉转地要我离开革委会，我就有了走的打算。我对留不留在革委会并不在乎，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这帮学生能坐稳革委会这把交椅。这不是我事后诸葛亮，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我之所以有这想法，完全是出于常识，也可以说是出于本能。自我懂事起，就知道共产党的干部都是领导提拔的，从没有平民百姓推翻领导取而代之的。革委会本身就是不正常的，而不正常的事情是一定不可能长久的。每个地方都成立革委会，那要不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呢？
最后促使我离开的，是贴在办公楼正对面的大字报。那大字报说我是隐藏很深的朱成昭分子，在我的名字上打了红叉。给死刑犯名字打红叉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不知源于何时，只知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法院布告还都保持这一特色。虽然大字报不是法院布告，但仍让我胆战心惊，决心一走了之。我向物探系一位叫蔡永胜(或盛)的同学借了20元钱购买返沪的火车票。蔡的父亲是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家境富裕。东方红战斗队成立之初，他找到我，将一辆机器脚踏车捐给了我们。那个时候这种车子是极为罕见的，不像现在遍地皆是。他说放在家里迟早会给红卫兵抄家抄走，不如给你们“东方红”。那车成为东方红总部的公车，成为来往于学校和地质部的主要交通工具。朱成昭等总部人员曾在地质部前的西四大街上争先恐后地抢着练习骑这辆车。蔡后来出了国，我借他的20元钱至今没有还给他。
1968年4月11日，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悄然离开学校。12日回到上海家中。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三次回上海，这次是彻底告别了“东方红”和革委会，回家避难了。

七、审查

我在上海家中住了几天，就到了常熟我大哥家。大哥在常熟税务局工作，家在虞山脚下，氛围恬静。我常登上虞山，坐在裸露的石灰岩上，瞭望四方，浮想联翩。山下是平静如镜的阳澄湖，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里开发成旅游区后，我曾乘船在芦苇荡中穿行。芦苇荡中藏一些人，确实很难被发现的。阿庆嫂的“春来茶馆”也确实有个水缸，旅游景点的导游说这就是当年胡司令藏身的水缸。但我觉得这个水缸小了一点，装不下胡司令那肥硕的身躯。我奇怪景点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换一个大一些的水缸呢？而且水缸的位置很明显，除非日本鬼子对阿庆嫂特别关照，不然的话只需掀开水缸盖子，胡司令就暴露无遗了。好在游人并不在乎这些，只有吹毛求疵的人才会想那么多，而吹毛求疵的人总是不受欢迎的。
5月3日午饭后，我正在澡堂洗澡，大哥找到我，对我说：“庆是，你学校来人找你了。”我赶紧穿好衣服跟大哥回去。我知道这一天终会来到，所以并不感突然。回到大哥家，原来是同班的张永昌和勘探系三年级的朴扬正。我对他俩说：“是不是学校要你们来请我回去？”他俩连忙站起来，笑着点点头。我们当即乘汽车到苏州，在苏州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一路上我们三人有说有笑，车到安徽境内，他们还买了当地特产符离集烧鸡与我共享。我们全都闭口不提学校为什么要我回去。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回去后会受到什么待遇，但克制着不问他们。我知道如果我一问，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会改变。我只想把这和谐的气氛维持得久一些，巴不得火车晚一些抵达北京。
次日傍晚，我们回到学校。第二天上午，黄占起向我宣布了院革委会的三条决定：一是撤销我院革委会委员、院革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回班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监督；二是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宿舍与食堂之间，不得擅自离开学校；三是我的一切来往通信都要接受检查，不得私自向外投寄信件，传递消息。
黄占起就是6·20那天与我共同署名写“团结在李贵、江祖如周围……”那个“号召书”的11632班同学，他是以地质系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代表院革委会向我宣布以上决定的。此时的他，阴沉着脸，讲话的口气，好像我就是阶级敌人，与我不共戴天似的，让我望而生畏。不过之后他从未找过我，偶尔在路上碰到，他都低着脑袋，从我面前悄悄走过，好像受审查的不是我，而是他。由此我得到一个认识，就是有时候某人表面对你很凶，并非他同你个人过不去，而只是他当时所扮演的角色的需要。这样想着，对有些事就可以理解，自己的内心也可释然，不必耿耿于怀。黄占起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工作，也当上了地质勘查院总工程师或副院长之类的副处级领导。2002年校庆50周年，我在学校与同班同学团聚时，他从远处走来，匆匆与我握了一下手，便离去了。
我一下子从院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沦为群众监督对象，落差太大，而且不知道今后还会对我采取什么措施，虽然我已有思想准备，但依然接受不了。那天午睡时，我躺在双人床的上铺伤心得像个娘们一样哭了。如今回想起来感到自己真没出息，真不好意思。但是好在我很快就适应了。因为我们班的同学根本就没有管我，更没有开会批斗我，我成了一个不必参加任何文革活动的无人管束的人，我也就逐渐平静下来了。
我虽然偶尔也会与人海阔天空神聊一通，但绝大多数时候喜欢一个人待着，静静地看看书，讨厌别人打扰。5月21日，同学们都去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支援法国学生与工人们的罢课、罢工行动，只留我一个人在寝室里。不知哪位同学有意或是无意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我床边的课桌上，我打开收音机，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整个宿舍楼空无一人，宿舍楼下的白杨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明媚的阳光照进房里，时而激昂，时而悠扬的乐曲声在空中飘荡。此时的我，已忘了自己是戴罪之身，觉得生活真是美好啊。
上个世纪60-70年代，真可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亚非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似乎眼看着世界革命就要胜利了。在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法国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大造资本主义的反。但好像没多久就偃旗息鼓了，法国照旧走他们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法国政府也采取了派军队进驻学校，清查“三种人”之类的措施呢？无从知晓。
这一阶段，只有朱成昭专案组的人时不时地找我，要我交代问题，重点交代那次在朱的家里谈论去越南打仗的情况。我又像“反干扰”时写交代、做检讨那样，“揭发”和批判了众所周知的朱成昭的“八大观点”。至于在朱的家中谈论出国的问题，我首先表明我们主观上根本没想到要叛国，实际上也没付诸行动。然后就上纲上线，表示如果真的出国了，客观上就具有叛国性质。再然后就对“如果出国了”的后果、危害进行大刀阔斧的批判，总之是把我们想出国的“一闪念”批得体无完肤，批得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叛国分子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光让我写材料做检讨，没见院革委会来人找我谈话，我沉不住气了，决定去找院革委会，不管好坏，总得给个说法。大约在6月8日或9日前后，我找了管组织的柴文全老师，我在院革委会的时候，他应该算是我的下级。他告诉我，我的事已经由中央文革管了，院革委会做不了主。我很知趣，知道他这是推脱之词，便不再问他，免得他为难。我本想再去找王大宾，但又一想，大宾一定会好言宽慰我一番，但不一定会给我一个明确的结果。于是我决定找李贵。11日，我直接到了李贵家。从“东方红”初期到成立院革委会这一阶段，我与李贵来往较多，混得很熟，有时在他家商量事，中午他老伴就下面条给我们吃。我们这些愣头青只顾吃得痛快，哪里想到我们这顿饭吃了他老两口好几天的粮食定量，他俩该如何弥补？李贵热情地接待了我，说年轻人犯错误，不算什么，认识了就好，要我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将来还可以干大事。我这人胸无大志，从未想过干什么大事，也干不了大事，眼下只想平平安安毕业分配工作，别无所求。不过听了老李贵这番话，心里还是热乎乎的。两天后，6月13日，就停止对我审查了。
此时的北京地院已经没有任何群众组织，也没有派仗可打了。院革委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又要挨批斗了。那时候大家都已回到班上，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参加活动。大多数同学已失去文革初期的那股热情，心思不放在文革上了。每当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时，虽然还是照例不分昼夜在第一时间游行庆祝，只是那劲头比过去小多了，游行完了也就完了。同学们有的开始看起专业书，有的迷上半导体收音机，四处收集材料，自己动手组装，还有的则热衷于谈恋爱。我已停止审查，可以参加各项活动了，不过对于开批斗会批斗人之类的活动，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因此也就不清楚这阶段学校到底批斗了多少人和批斗了哪些人。
在我们学校老老实实践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时候，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两大派正打得不可开交。为此，7月下旬，由三万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园。“井冈山”凭借当年他们反对刘少奇、王光美工作队的成功经验，以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反扑，竟然开枪打死打伤了多名工宣队员。“井冈山”头头、赫赫有名的蒯司令蒯大富扬言要追查工宣队的“黑后台”。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见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大学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五大学生领袖”。毛主席说：“你们不是要抓工宣队的黑后台吗？黑后台就是我。”这就宣告，工宣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委派的，与两年前刘少奇的工作队不可同日而语。
8月25日，各大报纸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25日和26日，首都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地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院后，不但继续深入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而且还要清查一切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委员会以及冲击军事机关和保密单位的人和事。这样一来，不光是已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和“老运动员”们，那些私下里有过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不满言论的人，那些外出串联参与地方派战、冲击党政军机关、与部队发生过摩擦的人，也都紧张起来，不知什么时候账会算到自己头上。学校的气氛又变得凝重了，同学们也不那么散漫了，规规矩矩地参加军宣队、工宣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大字报几乎没有了，有的也只是针对批斗对象的应景之作。那时最主要的活动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现已无法记起究竟有过多少次批斗会和批斗了哪些人。我只记得一次在大操场举行的全院性批斗会，台上站着十来个批斗对象，其中一位是教过我们测量课的女老师（我已记不起她的姓名）。批斗会上说她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跳出来猖狂反对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收集和整理了厚厚一大本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敬爱的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她时而被人按住头，要她低头认罪，时而又被拉扯着头发仰起头，让广大革命群众看清她的“狰狞面目”。现在回想起来，她那姣好的面容和满脸不服的神情，可与张志新媲美（张志新是一位党员女干部，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又不认罪被处极刑。行刑前为防止其喊叫，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管。此事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曾有过广泛报道）。
我还听说，有一对“右派”老师夫妇，受不了批斗折磨，几次寻死而不成。最后一次是在押送途中，趁押送人员不备，一头撞向走廊墙边的暖气管，结果还是没有死成。这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院之前由革委会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我已记不清了。
我不知道北京地院在1957年划过多少个“右派”，只知道在教过我们课的老师中，就有三个。除了那位测量课女老师外，还有一位古生物老师和一位地史课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衣着整洁、得体，不苟言笑，有一种老式知识分子的气质，在教学上都认真、严谨、一丝不苟。那位古生物老师是位讲师，有一回我们在观察石燕化石标本的时候，觉得其中一块标本有些异样，向他询问。他说这只石燕个体发生了病变。他能通过石化了的遗体发现三亿多年前古生代泥盆纪时期的一个小小的海洋动物身上的病变，让我们这些学生钦佩之至。教地史的王鸿祯教授是地质界的知名学者，讲课细腻而又沉稳。他在讲授地史时把地壳的海陆变迁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论联系起来，可见他的一片苦心。像这样一些被划过“右派”的老师，虽然谨小慎微做人，文革中免不了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或冲击。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他们都得到了解脱。那位古生物老师去了加拿大，王鸿祯教授还一度担任了地院的领导。
我那时也随班参加各批斗会，跟着喊喊口号。其实我口中喊着“打倒”某某人，心里想的却是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院革委会虽然停止对我的审查，但并没有下什么结论，就算有了结论，也保不住随时被拉出来批斗一番。于是我又想去院革委会问问情况，探探风声。但又想，现在掌权的是军宣队，院革委会只是个摆设，他们中的有些人恐怕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便打消了去找院革委会的念头。
大约在10或11月份，传来了同学们盼望已久的62、63届（也就是本应在1967、1968年夏季完成学业的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消息。
11月25日下午，在同学们即将分配之际，军宣队召开了全院“宽严大会”。大家自带凳子，排队进入操场，在划定的位置坐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宽严大会”就是在会上当场宣布对那些认罪态度好、积极揭发检举他人的人从宽或免于处理，对那些不老实交代问题、不认罪或不接受改造的人从严处理或加大批斗的力度。这是在那阶级斗争岁月常用的手法，很有威慑力。大会结束的时候，军宣队负责人宣布：“……对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成员伏庆是实行隔离审查。”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我没记住，只记住了最后这部分，难以忘怀。
在那年月，像我这样受过审查的人都会变得很敏感。那天上午，我隐隐感到我们班的张永昌和刘明臣对我特别关照，好像是时刻注意着我的动向，下午开会又坐在我的身后，我就觉得有点异常。果不然，此时他俩从凳子上站起来说：“走吧。”从而印证了我的猜测。我问道：“我的凳子怎么办？”他俩说：“你不用管了，就放在这儿吧。”那情景我到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说来也奇怪，当时我既不紧张，也不害怕，完全不同于上次从常熟被带回来的样子。可能是经过上次审查，得到锻炼了吧。
刘、张二位没对我采用“喷气式”，只是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后面，把我送到了西四楼302隔离室。我进去后发现里面已经有了一位先到者，原来是周守成副院长，他是作为地院最大的走资派被隔离审查的。我和周副院长就这样成了同一“牢房”的难友。
西四楼原本是学校的医务室，是一幢三层的筒子楼，现改为关押隔离审查人员的“牢房”。302室在三楼西端的北侧，正对着楼梯口。房间面积约10平米，窗户在北墙，已被封死，东墙贴着毛主席像。天花板正中吊着一个电灯泡，因为规定夜里不能熄灯，所以整天都亮着。房内并排摆放着两张单人床，北边靠窗的一张是周副院长的，南边靠门的一张是我的。我的床与门之间放着两张小课桌，木质的门上挖了一只小孔，可以在门外监视屋内的动静。
我进去的时候，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皮带也被解下交由看押人员保管，可能是为了防止自杀吧。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我和周副院长都只能并排坐在我的床沿上，正对着门。面前的课桌上放着一本毛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100页材料纸。为了防止撕毁，材料纸都打了页码。一早一晚，我们都要面对东墙的毛主席像低头请罪。对于广大革命群众而言，这叫“早请示，晚汇报”，对于我们而言，当然只能是“早请罪，晚请罪”了。每当面向毛主席像低头请罪的时候，周副院长都非常虔诚，一脸沉痛的表情，口中念念有词，就像在庙里烧香拜菩萨似的。我心想人家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认罪态度就是好。我就差远了，虽然也低着头，不敢造次，但心里往往会想着别的事情，未能集中思想全心全意请罪。
除此之外，在生活上我们并未受虐待。房间里有暖气，一日三餐都有人送饭。饭菜是从学生食堂打来的，同我们平日的伙食一样。送饭的是两位低年级同学，一个端一脸盆菜，另一个端一盆米饭或馒头，自西往东依次送到各间“牢房”。几乎每次送饭，脸盆里都会剩一点菜，那两同学就从东头回到西头我和周副院长的“牢房”。周副院长比较胖，所以饭量也比较大，总是把碗伸到那打菜的同学面前，希望分一点剩菜。那同学也总是把他的碗推开，将剩菜倒到我的碗里。其实我的饭量不大，并不需要那点剩菜，很想把它让给周副院长。可是按规定同一“牢房”的人相互不能讲话，不能有任何方式的交流。我和周副院长自始至终都严格遵守这一规定，所以我的这一意愿无法表达，只能委屈周副院长了。
隔离审查人员被关押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交代问题。我从早到晚伏案写交代材料，因为已交代好几遍了，所以交代材料写得很流畅，时间也就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几天过去了。交代写完后，整天面对着房门坐在床沿上，既无事可做，又无法活动，也没有放风时间，那日子就难捱了，简直是度日如年。我的情绪开始焦虑烦躁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焦躁情绪与日俱增。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东想西想无法入睡。我想起1963年我来北京报到的情景。那年夏季发大水，京沪铁路部分路段被淹，交通部派了艘轮船把我们这批到北京入学的新生送到天津，再由天津坐火车到北京。我面向一望无际的大海，情不自禁地冒出四句话：

万吨巨轮向北进，
理想之路已启程；
心潮汹涌似海浪，
破浪直上北京城。

然而文革开始至今，两年多的时间，我已被审查三次了。第一次是地质部工作队对我的审查，第二次是院革委会的审查，这次是军宣队的审查。年纪轻轻就成了“老运动员”，还有什么理想可言？还不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想起天一亮，就又要坐在床沿上，对着门发呆，真受不了，干脆死了算了。屋内西墙有放洗脸盆的架子，共三层，最上面一层离地面大约有2米高。我光着脚爬到第三层架子上，头朝下往水泥地撞去，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隐约觉得有双手在我头上缠纱布，很快又有一只手将缠纱布的手推开，接着便有两个人将我带出房间，沿着楼道向东走去。他们带我到了楼道最东头的一间房间，原来这是审讯室。室内一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军人，旁边坐着一个学生。我头脑昏沉沉的，房内的灯光又暗，没看清那学生的脸。不过从体型和讲话的声音判断，应该是雷存云。那军人还没作声，雷存云抢先开腔了。
他厉声问道：“伏庆是，你为什么要自杀？”
我说；“我不想活了。”
他又问：“为什么不想活？”
我说：“不想活就是不想活，没有为什么。”
他说：“伏庆是我告诉你，你这是畏罪自杀。快说，你还有什么重大问题没有交代？”
我说：“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没交代。”
他说：“你还不老实，没有重大问题你会自杀？”
我说：“我就是不想活了，不信我死给你看。”
我说着就往窗户走去。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军人挥了一下手，站在我后面的两人立刻把我拉住了。
审讯到此结束，又把我带回了302“牢房”。
雷存云在院革委会设立朱成昭专案时，就是专案组成员。我原先并不认识他，但估计他应该也是“东方红”成员，因为院革委会不可能让保守派参加专案组。他是在我的整个审查期间（包括毕业后在地质队的审查）所见到的唯一的一个凶神恶煞的人。之所以这么说，并不完全因为他态度凶狠，而是他把人往死里整。他毕业后不知分配到哪，我一直想找到他。倒不是找他算账，只是想问问他，他为什么对所谓的“朱成昭分子”如此仇恨？我想对他说，我和他一样，都是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在文革中没有批斗任何人，没有写针对任何个人的大字报，没有打砸抢，甚至没有骂过人，不知他对我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我赞同过朱成昭的一些反中央文革言论，他因此把我当作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而仇恨的话，那么后来文革被彻底否定了，他又应该仇恨谁呢？如果说因为我曾有过出国周游世界的念头，他把我当作叛国分子而仇恨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那么多的人都出国了，他又该仇恨谁泥？2002年校庆50周年北京聚会的时候，我似乎听说雷存云已去世了。我希望他安息，希望他来世做人不要那么极端。
出乎意料的是，文革后期抓“5·16分子”和文革结束后清查“三种人”运动中，朱成昭专案组成员也都成了审查对象。原因是他们办理朱的案件时，涉及到叶向真的老爸叶剑英元帅等所谓“二月逆流”一些人的情况，于是便被认为是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黑材料，所以也被审查得死去活来，也有人自杀。我并不因为他们也被审查而幸灾乐祸。我只是觉得世事难料，无比茫然。
为防止我再次自杀，302“牢房”又关进来一位老师。我不认识他，如今连他的面貌也记不清了。三张床并排靠在一起，我的床夹在中间，应该是万无一失了。这时我发现，原来洗脸盆架下有一凳子，那天夜里我往下栽的时候，头先撞到凳子，然后才落到水泥地面。不然，就算不死，也是终生残疾，成为废人。我感谢上苍在冥冥之中保佑了我。我不想死了，要好好活着。
12月15日，解除了对我的隔离，回到南五楼学生宿舍。宿舍里已空无一人，同学们都毕业离校了，只有我考取大学后家里给我买的那只帆布箱，孤零零地躺在我的床底下。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人去楼空。我非常感谢我们班的同学，他们没搜查我的箱子，使我的一些笔记、会议记录等材料能够保存下来。
我在隔离期间，百无聊赖之时，冥思苦想了两首自以为诗词之类的句子。当时不敢记在纸上，只能记在心里。回到宿舍后，赶紧写到一个小本子上，作为我对这段经历的记忆。

一、梦境

床前灯光黄，疑是鲜花放；
梦中入天堂，醒来在牢房。

二、毕业

正毕业，薄言一声希望灭。希望灭，萧萧寒风，昏昏灯色。
人生廿四恰逢春，我却因之头碰壁。头碰壁，肌肤未碎，筋骨未裂。

解除隔离并不等于完事了，我又到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那时学校里有问题的学生分为三个等级。问题最严重的朱成昭等人已经关进监狱。问题较严重的经过隔离审查后再到学习班，也有没隔离直接到学习班的。一般问题的可正常分配工作，只是要在毕业鉴定上加上一笔。我记得我所在的那个学习班里有田春林、黄瑞华、梅建明、刘万恩、刘梅、林小湫、郑文卿、庄一龙、杨宾芳等。此外还有几个疑似有问题的人，没过几天就搞清了问题毕业走人了。黄瑞华、刘万恩、刘梅、林小湫是东方红广播台的。其中刘万恩和刘梅是播音员，是一对金童玉女，工作后成了恩爱夫妻。梅建明的父亲是相当于部长级或比部长级更高一些的高干，与周总理很熟。郑文卿是作战部情报组的。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因为朱成昭问题被留下来的。黄瑞华是院革委会委员，是高旗无畏战斗队和东方红广播台的负责人，颇有文采。他外形廋弱，面色蜡黄，身体很差，但却很坚强，无论是开会还是问他问题，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合作。庄一龙是上海人，也是“东方红”的早期成员。我不清楚他为何也留在了学习班。他在地质部搞了个抗癌联络站，据说江青找他看过病。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很快就分配工作了。宣布他毕业分配那天，军宣队指挥部的首长亲自来到学习班，先是用十分柔和的口吻批评他不该写告状信，接着就说了许多关于他的好话。首长还将自己的棉大衣给他披上，以示关心。他是个杂家，对书法、古诗词、文物、甚至量子物理学都有研究，并小有成就。
管理学习班的是来自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的赵华。那时部队取消了军衔，如果算军衔的话我估计他至少是上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与我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赵。他从不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训斥别人，甚至也没对黄瑞华一声不吭的不合作态度发脾气。我与他个别交谈时，讲了一些在当时属于不合时宜的话，他既不反驳，也没表示赞同，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同情我们的。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后，还时常想起他。1971年9·13事件后，空军政治学院是重点审查单位，驻地院军宣队的几位首长也被抓起来了。不知老赵安然无恙否？他如果还健在，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由于学习班管得不是很严，我们星期天还可出去游玩。大约在1969年3月份，珍宝岛中苏冲突发生后的某日，我和田春林到颐和园去，那时颐和园的门票只要1毛（或2毛）钱。在颐和园门口，看到一辆红旗轿车，我们估计来了一位至少部长级别的领导。果然，我们进去后看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和他的夫人坐在长廊旁的一个亭子里。距他俩十几米处一个年轻得像小孩子似的解放军看护着他们。田春林对这小解放军说：我们是地质学院的，能不能跟我们的部长说几句话？那小解放军点了下头。我和田春林走到亭子里叫了一声：“李部长好！”李部长立刻欠起身与我们握手。他那气质高雅的夫人悄悄坐到一旁去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是我们的必修课。在中国的地质部门，长时期以来都用他的地质力学观点分析解释地质构造问题。我们原打算同他聊聊地质或学校方面的事情，不料他却讲起了国际形势。他说中苏打不起来，因为苏联如果要打中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把他们的军队从欧洲调到中苏边界；二是要与美国达成默契。目前苏军的主力还在他们的西部边界用来对抗北约，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已经同美国达成了默契。我当时感到很奇怪，我们并没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为什么主动向我们讲这些呢？因为他的这番话与当时“要准备打仗”的主流说法是相悖的，所以我记忆至今。
到了1969年4月份，学习班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可讲，没有什么东西可学了，有些人已陆陆续续毕业分配走了。剩下的人随69、70届同学到北京郊区的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劳动了一个月。这实际上是在拖时间，等待上面对我们这帮人的处理意见。1969年6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有关部门给出了让我们毕业分配的决定。我分到湖南，田春林分到湖北。从此，我们这批人就离开学校，各奔前程了。
我们比应届正常分配的同学晚分配了半年，比文革前正常分配的时间晚了一年。文革拖延了好几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的时间，不但是这些毕业生的损失，更是国家的一项损失。

八、解脱

1969年6月下旬，我到湖南省地质局报到后，被分配到大队部设在攸县的416地质队。416队把我安排到正在衡东县的深山里找矿的一分队普查组。
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都先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劳动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才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我先是在一分队普查组跟工人们一起挖探槽，后来周转过几个分队，几乎干遍了地质队各工种的苦活，累活，其艰辛程度难以言表。不过工人师傅们也和我干着同样的活，劳动强度比我还大一些，况且地质工作的性质就是如此，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1969年底，回队部冬训，接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攸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同时开进队部。那时攸县基本没有工业，只有一些小手工业，哪来的产业工人？所谓的工宣队成员大多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干部，工宣队队长就是某公社的党委书记。
“一打三反”无非是再次将“老运动员”们揪出来批斗一番。但也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是一位中南矿业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因收听“美国之音”被人揭发，定为“收听敌台罪”判刑7年。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工宣队员，每当台上厉声宣布“把某某人揪上台来”批斗的时候，她就站起来察看台下参会群众的表情。如果有人显得惊恐不安，她便认为此人心中有鬼，便内查外调，期盼着挖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从而扩大“一打三反”的战果。
这位美女工宣队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一个文革前中专毕业的地质技术员，写纸条向她表达爱慕之情。美女工宣队员将纸条交给了组织。技术员因此被认为企图腐蚀工宣队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手段。这名技术员被下放劳动。人们私下说这女的是个资深破鞋，与多名公社干部有一腿，所以才人模狗样地当了工宣队员。
1970年3月，冬训结束，各分队的人又重返野外，开展工作。“一打三反”告一段落，我幸免于难。
几天后，我突然被叫到队部，工宣队长亲自找我谈话，要我交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之后对我采取了什么措施，如何处理的，我已完全忘记了，可能是很快就回野外工作了。只记得从那之后有些会我就不能参加了，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先开小会在党员中传达，后开大会向群众传达，我都没资格去听。有次在钻机劳动，一位工人由于操作失误，差点被卷进钻机的皮带盘内。那时我还没操作过钻机，不知如何开关。可当时机房内只我一人，去机房外喊人已来不及。我情急中匆忙跑去拉下一个把手，居然拉对了，钻机停了，救了那工人一命。事后开事故分析会，也没让我参加。此外，分队几次评我先进工作者，报到大队部，都没批下来。如此种种，让全416队的人都认为我一定是个有问题的人了。
1972年4、5月，其他人早已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了，而我还在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一天，有人带信给我，要我去队部。我以为终于让我搞技术工作了，高高兴兴来到队部，不料却是要我回队部交代问题。我又迎来了第四次审查。如此翻来覆去的审查，我已厌烦了，无所谓了。正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对这次审查，我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他们要我到队部的家属农场劳动。在家属农场干活的都是女的，只我一个男的。我干了半天，发觉那些堂客们（湖南把已婚妇女称为“堂客”）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一个大男人混在女人堆里已经觉得很尴尬了，又见她们议论我，顿时面红耳赤。我不想干了。我对保卫科管我的人说：“家属农场是集体单位，我是拿国家工资的。让我在家属农场劳动就是花国家的钱给家属们干活，等于是国有资金流失，以公肥私。我不应该到家属农场来。”保卫科的人无言以对。我赢得了在队部休息几天的时间。
过了几天，又让我到队部食堂干活。队部食堂的管理员是河北地质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学地质的女生除非特别有事业心，或业务能力特别强，否则到了地质队只能干些辅助性或打杂的工作，没其他事可干。该女大学生管理员身材粗壮，用现在的话说是“女汉子”的形象。她特别要求进步，声称不入党就不结婚。可她不久前在野外的分队部当炊事员的时候，人们纷纷传说她和分队食堂的男管理员关系暧昧。理由是有人看到那男管理员在冰冷的河水里给她洗内裤和月经带。那男管理员四十多岁，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孤男寡女在一起，人们自然就认为他俩有那个事。不过人家也可能是出自纯洁的革命友谊，相互帮助，所以只能说关系暧昧，不能说真有什么事。为平息流言，也为防患于未然，她被调回大队部食堂。
我从未干过厨房的事，自然笨手笨脚，磕磕碰碰。这女汉子便对我指手画脚，大声呵斥。我又不愿干了。我对保卫科管我的人说：“你们太没阶级斗争观念了。我是个有问题受审查的人，而食堂是要害部门，万一哪天我狗急跳墙在饭菜里投毒可怎么得了？你们怎么能把我放在食堂呢？出了问题你们谁敢负责？”
队部除了这些活，实在找不到我能干的事情，总不能让我坐办公室吧。从那之后，只要求我专心致志交代问题，写交代材料，没再安排我干活。做交代，写材料似乎成了我的专业。
这样在队部磨蹭了一个多月后，又要我回分队继续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我找到队党委书记，要求给我个结论。在这之前我已找过他多次，他都回避了。这次我是在快下班的时候等在书记办公室外面，在他下班出办公室的时候把他堵在办公室门口。
我对书记说：“你们已经审查我一个多月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总得有个结论吧？”
书记说：“你的态度很不好。你等着吧，等我们把问题搞清了，一定从严处理。”
我说：“书记你的话有矛盾。”
他说：“怎么有矛盾，有什么矛盾？”
我说：“你们把我叫回队部的时候，对我说你们已经掌握了我的所有问题，关键是看我的态度。现在又说等问题搞清后再对我从严处理，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书记气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我怕进一步激怒他，不好收场，扭身走了。
1973年10月，国家决定给文革中毕业参加工作的本科和大专生转正。我们参加工作四年了，一直没转正，拿的是实习工资。基本工资41元，野外津贴15元，共56元。转正后基本工资58元，增加了17元，这不是个小数目，再加15元野外津贴，共73元。在当时，算是较高的工资了。1974年元月，同学们都领到了转正工资，只有我还是实习工资。我着急了。
文革以来，家里就一直为我担心。我晚分配半年，在学习班期间，还要家里供养，觉得很对不起家人，尤其对不起我的母亲。我妈妈是个传统的家庭妇女，裹着小脚，把六个孩子带大是多么不容易呀。我记忆中，从不知妈妈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我醒来的时候，妈妈已把早饭做好。我睡觉的时候，妈妈还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总有干不完的活。1961年，妈妈为了让我们多吃点，自己经常挨饿，加上过度劳累，得了肺结核。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妈妈对我更是疼爱。她常让我去附近的小商店打油买醋，找的零钱就给了我。我用这钱到书摊看小人书，一分钱可看两本。《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故事，我最初都是从连环画里看到的。
我工作后，每月寄25元钱给妈妈。我父亲在1968年去世，妈妈住在上海的大姐或二哥家，并不需要钱。我给她的钱是让她自由支配的私房钱。妈妈乐善好施，凡前去看望她的亲戚或晚辈，她都要塞给人家一点钱，从而使老太太的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每到领工资那天，我都要走十几里路前往一个公社所在地，到那里的邮电所给妈妈寄钱。只有这时，我才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活着还有意义。到了1973年上半年，我大哥说，庆是差不多30岁了，自己应该存些钱准备结婚成家，就不让我单独给妈妈寄钱了。改由我们兄弟五人每人每月给妈妈5元钱，让妈妈每月仍然有25元私房钱。
不给我转正，工资比别人少了一大截，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接受的。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荣誉和尊严问题。我决定去问个明白。我所在的普查小组离分队部约30里，都是山路。离大队部100多里，先走10里山路到公路，再换两次班车才能抵达队部。每天只一趟班车，不一定正好能赶上。再说去问了也不一定会告诉我真实情况。那时攸县属湘潭地区，干部归湘潭地委管（那时中专以上毕业生都包分配，属干部编制），于是我决定直接去湘潭地委。
元月下旬的一天，我没请假就离开普查组，走了六十多里山路，下午四五点钟到了湘江边的衡山县城。我在码头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连夜写了份申诉报告，简略叙述了我的文革经历，重点说明我文革中的问题已在学校解决，经北京市革委会批准毕业分配工作。416队对我的审查是对北京市革委会和驻北京地院军宣队所作决定的不尊重，违反了党的相关政策，而且也没查出任何新问题。
第二天一早，我乘坐一条小轮船顺湘江而下，驶往湘潭。湖南的冬季，只要没下雨就十分暖和。那天风和日丽，波澜不惊。两岸丘陵起伏，树木森森，真是山清水秀。我想，在这片宁静偏远的土地上，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风流人物，中国为之天翻地覆呢？
船到湘潭已是傍晚。次日晨我直奔湘潭地委，随着上班的人群毫无阻拦地进入地委大院内。我事先已打听到管大学生转正的是组织科的李科长。我在一间办公室找到李科长，给他看了我的北京地院学生证和毕业证，说明来意。李科长50岁上下，衣着简朴，甚至有些寒碜，脸上已有很深的皱纹，看上去像个循规蹈矩的公务人员。他听了我的讲述，未作任何表示。我把申诉报告交给他就告辞了。
我估计普查组发现我失踪了，一定会报告分队，这可能需要一天时间。分队报告大队部，顺利的话一天，不顺利可能两天或更久。今天已是我擅离职守的第三天，必须在大队收到分队的报告前赶回去。不然，大队收到报告，一定会大张旗鼓地找我，还会向上级机关或派出所报告，事情就闹大了。从湘潭到普查组虽然距离近一些，但交通不便。到大队部虽然远一些，但有公路相通，有班车，要快得多。所以应该先回大队。我换了几次班车，终于在当天下午下班前赶到大队部。我故意在各办公室前走了一圈，让他们看到我。走到保卫科门前时，门开着，里面正在打电话。只听保卫科的人说“他在这里”。我松了一口气，知道分队的报告才到。之后，分队领导和大队有关人员都没问我到哪里去了，去干什么。大概他们以为我这几天都在大队部。我觉得是上苍又一次保佑了我。
我回到普查组后，不知申诉效果如何，心里不踏实，就写信给三哥。我在信中详细讲述了我的情况，并表示如果申诉不成功，我准备绝食，以死相争。
两个星期后，大队政治处的王志谦专程到我这分队（此时普查组已回到分队部），告诉我湘潭地委批准我转正了，并向我表示祝贺。王是兰州大学地质系1966届毕业生，在学校就是党员。他分配到416队后，只劳动锻炼了几个月就调到大队政治处成为专业政工人员。416队对我的审查实际是由他具体负责。他始终对我客客气气，简直像朋友一样。我在大队审查时，有时有些突击性劳动，队部人员都要参加，他总是很照顾我，抢着替我干重活。他对我的情况一清二楚，但没向我透露丝毫。这是他作为政工人员的基本操守，我可以理解。大约在1982或1983年，他借调到地质部工作。本可大展宏图，青云直上，据说在地质部的权斗中，他一不留神得罪了人，被退了回来。之后一蹶不振，退休时才混了个政治处副主任的头衔，正科级。与之相反，有个湖南地质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比王晚到政治处十多年。他先是为了加工资，利用工作便利给自己的老婆改档案，后又因男女关系闹得满城风雨。但他与一位也是中专毕业的部长级人物拉上关系，带病提拔，成为国家某部的司长，后因贪腐被双规。
几天后，我的同班同学，也分配到416队的宋银生，从附近一个矿区翻过一座大山来到我这里，说他接到了我三哥的电话，他告诉三哥我的转正问题已经解决了，请我三哥放心。原来三哥收到我那封信后，怕我真的绝食，心急如焚。那时没有程控电话，鞍山到攸县的长途电话很难叫通，有时等待整整一天，还是没能打通。三哥打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叫通了攸县416队部的电话，可我并不在队部。后来几经周折，打通了宋银生所在矿区的电话。宋接了电话后，不惜翻山越岭，跑来告诉我。1983年前后，开始重用知识分子。宋银生从分队长到总工程师到副大队长，最后成为416队队长。
1976年10月上旬，我到长沙办理私事。回416队时，在长沙火车站看到北方开来的火车车厢外面，贴满了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大幅标语口号。我回到分队后告诉同事们。有人将信将疑，对我说：“你别到处乱讲，万一搞错了你就倒霉了。”
我对“四人帮”的垮台深信不疑，对这些人的愚钝感到可悲。其实在毛主席逝世后，我就预感事情一定会翻过来。我的这种预感完全来自我的文革经历。我一贯认为，凡是不正常的事情都是不能持久的。文化大革命太不正常了，物极必反。不过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毛主席去世才几天就下手了。没想到江青也被抓起来，总该给主席留点面子吧？好在之后的一些中央文件和媒体舆论说，毛主席早就对江青不满，警告她不要搞“四人帮”，甚至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遗愿。这就把毛主席与“四人帮”完全切割开了。真是高明啊！这就叫政治。
“四人帮”垮台后，朱成昭迟早会平反。只要朱平反了，我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完全解放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心情特别轻松舒畅，工作干劲也大。
可是没好久，又开始清查“三种人”。所谓“三种人”是指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打砸抢、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清查“三种人”完全是针对造反派的。我再次成为审查对象。
我早在1968年5月就被革委会开除了，起了什么家？我基本上连批斗会都不参加，迫害了什么人？何长工还是我放走的呢，可以说我是保护了老干部。对于打砸抢，我一贯是深恶痛绝的，更不要说参加了。416队以往对我长期的马拉松式的审查中，能调查的地方都查遍了，没发现任何问题，所以这次清查“三种人”，对我无从下手，无法对我采取任何措施。可是在全国性的清查高潮中，不断有外调人员找我了解情况。对于他们要调查的人，我大多数都不认识或不了解，讲不出什么情况。但是416队把这当作一个突破口，希望能够从中发现我的新问题，借此就把我作为潜在的嫌疑人，悬挂起来了。
每次来人外调，都会把我叫回队部与他们见面。那些外调人员为了能从我这里了解到情况，都很和蔼，就像促膝谈心。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与他们随意聊天。我曾对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好比是一列火车，说是开往北京的，那些一心想去北京的人就上了火车，不料火车开到了广州。这时，不去追究火车司机或有关调度人员，反倒揪住乘客不放。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他们大多笑而不答。
粉碎“四人帮”带来的振奋心情逐渐淡薄了，回到了平常心态，按部就班过日子。我在1973年前后就不再劳动锻炼，开始从事地质技术工作。起初是跟在老技术人员后面跑跑腿，打打杂，慢慢能独立承担一些工作任务。后来历时四年主持完成了两个较大型的工作项目。一个是1∶5万区域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另一个是矿产区划和资源总量预测。416队以前从未承担过这两类工作项目，因此在416队，我主持的这两项工作被认为具有创新意义。
那期间我写有一诗，表达我的状况与心情：

一线清泉半山腰，两层竹楼是吾巢。
白昼登峰观云海，夜晚卧榻听松涛。
烈日炎炎焦肌肤，细雨绵绵滋心苗。
足迹踏遍千重岭，为觅地下万代宝。

1985年12月9日，416队“队党纪字（85）第02号文”给我做了结论。至今我依然保存着这份文件。结论中说我：“文革初期参与了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造反派组织的造反活动，并担任了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和此后成立的革委会中的较高职务，对此，应负一定责任。”然后说：“伏庆是同志在文革中的错误属一般性质的错误，故建议对其记录在案的问题作解脱处理。”
这个结论很有意思。从未听说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和革委会是反革命组织或反动组织，当然也不是国民党组织，为什么在其中担任过“较高职务”就“应负一定责任”？至于参加造反活动，当时全国上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谁没参加过对各级“走资派”的批斗会？谁没参加过“打倒刘少奇”的游行？这算不算造反活动？全国人民是不是都“应负一定责任”？
我已没有心思计较结论的措辞了。我急于得到结论，以便调动工作。10个月后，1986年的10月，我调到设在长沙的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从此摆脱了笼罩我20年的文革阴霾。

九、后记

本篇回忆，动笔于2011年。刚一动笔就写不下去了。50年前的事，如同很久以前看过的老电影，只能记住某些精彩的画面和个别印象深刻的人物，具体情节已完全记不清。后来从箱底翻出一些当年的笔记和“交代材料”，记忆的闸门才逐渐打开。再后来又看到几位校友的回忆录，许多事情才清晰起来。中间有段时间，情绪不佳，不想再写，搁置多日。后又再动笔，拖拖拉拉终于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本篇回忆主要记叙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为了叙述的连贯性，有些我没参加、不知情的事情参考了他人的资料。主要参考了程关林的《被遗忘的群体》，宫保军的《我的文革十年》。有些我记不清且一时无法弄请的事，如“东方红战斗队”发展到“东方红公社”的过程，各种说法都比较含糊。我便一笔带过，不作详述。虽有所遗憾，但也不影响全局。
文革过后，各类回忆或评论文字颇多。回忆多拘泥于诉苦，有辛酸泪水，无深刻内涵。评论或大气磅礴给文革全面定位，或零打碎敲对个别事件作出评述。两者均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之嫌。另有对文革一无所知之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大多是调皮捣蛋或不得志的落后分子。北京地院恰好相反。朱成昭、王大宾、蒋良朴、周永璋、蔡新平、田春林、杨雨忠、孟繁华、聂树人、黄瑞华、张华府、王北宁等“东方红”的主要成员或早期成员，均出身于军人、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红五类”家庭，且大多是班长或团支部书记之类的学生干部。有的还是党员或预备党员或学习尖子、学校重点培养对象。
我没有能力评论文化大革命，只有挥之不去的一些疑问。
1960年代中期，毛主席的权威达到顶峰。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党的话，就要听毛主席的话。人人都说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听毛主席的话。可是在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形成对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既然都听他话，为什么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泥？造反派和保守派，究竟谁听毛主席的话，谁不听毛主席的话？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呢？
既然毛主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什么不通过正常途径，采用组织手段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非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揪斗当权派，从而造成社会的撕裂呢？有人说毛主席是通过大乱达到大治。可是国共三年内战之后不是已经大治了吗，为何才过了十几年又要大乱呢？还有人说毛主席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难道以往历次运动，先在党内解决，然后从上至下传达学习就不能教育群众吗？非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呢？再说，群众又受到了什么教育呢？
大中小学不上学，不招生，停课闹革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千万知青下农村。古今中外，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如此为所欲为？抗战时期，国土沦丧，炮火连天，还有个西南联大，延安也还有抗大、鲁艺。难道在和平年代，反倒不能办学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同意吗？如果都同意，难道不违背常理吗？如果不同意，为什么又践行了呢？
我年过古稀，黄土已埋到脖子，恐怕要带着这些疑问去见阎王爷或者马克思了。
2017年9月5日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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