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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2017网文6-20 [打印本頁]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6-24 23:50     標題: 2017网文6-20

2017网文6-20

刘军宁：没有公民，就没有民主
美国记者林慕莲谈中国人对“六四”的集体失忆
余志坚葬礼在美举行
李零：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
2017年最牛高考作文出炉
中国冤案录，最后一张图你肯定熟悉！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惟独迫害狂没理由抱怨对自己的迫害
《路西法效应》：坏制度把人变成鬼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南海？
微信选读




刘军宁：没有公民，就没有民主
如果说臣民体现的是君臣关系，“人民”体现的是敌我关系，那么，“公民”则体现的是共和之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自由、平等、有尊严的个体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人民”是一个泛滥而混沌的概念。从机构的名称，到朝野的口头，“人民”的字样、抬头、牌匾、题词、说辞无所不在。另一方面，人民究竟是谁？谁也说不清楚。似乎没有人敢说，我就是人民，更没有人敢说，我不是人民。人民既到处充斥，却又无处寻觅。
在中国，“人民”的长期泛滥有其深层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个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相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人民”自身则是暴力革命的政治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时代体现。按照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只有两种人，人民及其敌人。人民的使命就是消灭敌人。结果是只有找不到的人民，没有找不到的敌人。“人民”堂而皇之地成了实行专政的概念工具。人民的资格往往是由执政者根据其政治需要来界定，于是，凡是敢于坚持异议的人，必然被赶出人民之列，甚至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人民”还隐含着有罪推定：社会中有一部分敌人，他们总是处于人民的对立面。“不是人民”就是这些人的不赦之罪。因此，必须对这些（敌）人实行专政。不仅如此，人民还在名义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可是，当有人知道人民是谁的时候，主权自然落到号称是人民的代表者手里。可见，当公民缺位的时候，人民其实就是臣民的美妙代名词。在宪政民主国家中，也有人民的说法，但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上，政治意涵也完全不同。
与“人民”相比，“公民”就大不相同了。公民意味着平等，人民意味着歧视；公民意味着和平，人民意味着斗争；公民意味着法治，人民意味着人治；公民意味着共和，人民意味着专政；公民意味着包容，人民意味着仇恨；公民意味着团结，人民意味着分裂；公民意味着个人至上，人民意味着集体至上。
人民是以没有边界或者说可以任意划定边界的集体为单位的，不可识别。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指出：“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集体时，他并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了这个集体，相反，他是把自己奉献给了以集体的名义行事的个人或小集团。” 公民生来就是以个体为单位的，极其容易识别。即使被划入敌人的范畴，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公民，我要伸张我的公民权。”公民的权利、自由是生来就有的。公民的门槛是最低的。有国籍的人就是公民。没有国籍的人就是世界公民。
人民概念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民内部是分成级别的、干部群众的、党内党外的、城乡有别的。人民对非人民则是压迫和专政，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公民概念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没有人有权压迫另一个人，更没有人有权对公民同胞实行专政。
不仅如此，凡是公民可以自由选择的政体，就不会是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的国家与共和国家是自相矛盾的。虚幻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家，既不民主，也不共和。看看历史上和当今如此命名的国家，就一目了然了。朝鲜、古巴、越南，以前的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里亚，哪个人民共和国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立国之本的？那些东欧国家的人们一旦成为真正的公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从国号中逐出“人民（民主）”保留共和。
真正的共和国必须是为所有公民服务的，而不应只为公民中的人民那一部分服务。立法机关不应该成为仅仅代表“人民”而不代表公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机关不应该成为仅为“人民”落实正义的人民法院。政府机关是由纳税人的公民来养活，于情于理都不能只为虚幻的“人民”服务，而不为养活他们的公民服务。如果党和政府只为“人民”服务，不为公民服务，那么，谁来为公民服务？当没人知道“人民”是谁的时候，党和政府是在为谁服务？政府的官员不应是人民公务员，而应是公民的公务员。“人民公仆”，与“人民共和国”一样，是自相矛盾的。人民的仆人是私仆，公民的仆人才是公仆。人民的仆人更不能让公民来养活。
“人民”是专政逻辑的产物，“公民”是宪政逻辑的结果。专政是人民之治，宪政民主是公民之治。只有公民才是共和国的自由、独立、有尊严的主体。如果说臣民体现的是君臣关系，“人民”体现的是敌我关系，那么，“公民”则体现的是共和之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自由、平等、有尊严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伙伴之间也意味着，每个个体之间的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平等的，法律地位与身份也是平等的。公民只存在于民主政治之下，靠法律来保障。没有权利平等这一起点，就没有现代公民。没有公民，就没有民主！
当代中国人，基本上都弄不懂“公民”与“人民”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公民，是在生存、经济、政治等权利上由制度保证完全平等的个人及其群体；而人民，则是在生存、经济、政治权利上被制度分成并控制而三六九等的个人及其群体。
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作为集体的统称“人民”和作为个人的“P民”，而没有群体与个体相统一的公民。




美国记者林慕莲谈中国人对“六四”的集体失忆
2017-06-17 22:08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 CK.
美国记者路易莎•林（Louisa Lim）,中文名字叫林慕莲，曾作为英国BBC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在中国工作十年。她著有《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近日他应邀在旧金山华人纪念六四28周年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对六四保持沉默，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林慕莲在演讲中首先介绍她写的书《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她说“我书里写的，一个国家可以遗忘不到三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自己亲自看到的一个事情。我写的是集体遗忘给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什么样的代价，我还写了那些还记得住的人，他们为了记住六四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时间过得长代价可不是越来越低反而越来越高。”
林慕莲曾拿着一张全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照片访问北京四所大学的一百名大学生，那就是89六四当天美国记者拍摄的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上档坦克的照片。她说：“我想知道在中国，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还认得出来认不出来这张照片。一百个学生只有十五个学生能够看出来这是什么。那些认得出来的照片的，他们很紧张，他们说：我不能说这个，很敏感。其他八十五个人，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问我这是不是南韩？是不是科索沃？还有十九个学生问我这儿是不是阅兵？他们想不起来还有其他的可能，因为坦克不让上长安街。然后十五个能看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的措施是必要的，如果共产党那个时候没有镇压，中国现在不可能在世界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他们用最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辩解当年的镇压。这种想法在大陆很主流，你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删掉历史。”
林慕莲还访问过成都的一位在六四失去儿子的母亲：“她的儿子被打死了，她想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她开始上访，去北京去了五次，她被拘留，她被锁在铁笼子里，整整两年警察在她房子外边监视她。2006年政府给他七万元，这是第一次有人因为六四收到钱。可是他们不把这笔钱叫做赔偿，叫做‘艰苦劳动补贴金’。我问她：你有没有认识其他的人像你儿子一样死了？她就看着我跟我说：有这样的人我不会跟你说。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这个女人追求了这么多年真相，可她也不愿意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失忆不是自上而下，是大家已经默认的失忆的行为。”
中国人的失忆，来自信息的封锁，更多的是来自于恐惧。林慕莲表示：作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她也时常处于恐惧之中。她说：“2009年，他们用新的方法来控制外国记者：如果你六四的时候要去天安门，你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天安门广场记者证。那一年他们又用便衣警察来控制西方的记者。我给你看，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他每次说话，便衣警察就用雨伞挡住他。再过了五年，到2014年，警察就去外国记者的办公室，威胁他们，说如果你们去天安门广场报道，后果自负。通过这样的手段他们想减少国外媒体报道六四。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公开报道六四就等于挑战共产党的历史。”
如今六四过去28年了，中国人仍处于集体失忆中。其实许多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六四，他们只是对六四保持沉默。林慕莲说：“我想用崔卫平写的话，她在北京是一位教授，2009年她写道：我们对于六四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种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责任。情况都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余志坚葬礼在美举行
Posted on 2017年6月19日by 56cunblog
余志坚葬礼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墓碑刻着“天安门三君子”名言：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RFA 2017-06-18

余志坚墓碑（吴仁华推特截图）

6月17日，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聚集了来自美国各地的数十名海外知名中国民运、维权人士与学者，他们专程来参加被称为“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坚的葬礼。
余志坚葬礼由设于旧金山的“人道中国”组织承办。“人道中国”理事周锋锁、方政从旧金山前来处理葬礼的有关事务。从美国各地前来参加葬礼的知名海外民运与人权人士以及学者有：王军涛、辛灏年、吴仁华、朱学渊、曹雅学、杨逢时、成秋波、陈闯创以及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等。
葬礼由周锋锁主持。从中午1点开始，人们在教堂举行了两个小时的追思仪式，然后送余志坚骨灰来到墓地。记者此时与周锋锁电话连线，他说：“今天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Crown Hill墓地为余志坚送行。有五六十人从各地来到这里参加他的葬礼，非常的隆重庄严肃穆……。”
“人道中国”在接受余志坚的妻子鲜桂娥的委托承办余志坚葬礼后，发表公告，公告写道：余志坚是湖南省浏阳市人，出生于1963年9月23日，浏阳市小学教师。1989年5月23日，余志坚与浏阳市汽车运输公司司机鲁德成、《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将大横幅“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前，三人并用装上颜料的鸡蛋投掷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1989年6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判处喻东岳有期徒刑20年，判处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余志坚于1998年年末假释出狱，因当局不断骚扰，2008年，余志坚夫妇带着在狱中受酷刑精神失常的喻东岳逃离中国。余志坚先生因糖尿病并发症于2017年3月30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不幸逝世，终年54岁。
余志坚的墓碑上：刻着余志坚等三君子的名言：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周锋锁表示：以余志坚为首的“天安门三君子”是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是真正的勇士。他说：“他们的壮举是89民运画龙点睛的一笔。他们喊出了当时还没有喊出的呐喊，就是结束专制，结束个人崇拜，建立民主自由。他们三个人为此付出了的代价。”
由于余志坚患病一年多不能工作，家庭生活拮据，“人道中国”承担了余志坚丧葬的费用。并为帮助余志坚妻儿和喻东岳度过生活难关，开展募捐活动，至今已募得38160美元，外加24000人民币。“人道中国”并将设立“余志坚纪念基金”，用于鼓励为推翻中共专制奋斗的勇士，从明年开始，于每年5月23日颁发，这一天正是28年前“天安门三君子”用鸡蛋混合颜料掷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的日子。
RFA（特约记者CK 责编：陈平）


李零：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
2017-06-19 10:40:26
我知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是哲学博士，老婆是贵族女儿。他俩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恩格斯是资本家，红色资本家。他用他挣的钱，养马克思做学问。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支。这门学问有三大来源，德、英、法各一，都是欧洲国家。如果不研究西方，不研究资本主义，等于无的放矢。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谁都唯唯，谁都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天下之学，逃杨入墨，凡是拿资本主义当天经地义的，肯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凡是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也往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书，从前是禁书。正是因为禁，才有人读。我就是拿它当禁书读。
　　 过去，上政治课，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听，宁肯自己读书，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好，完全是“党八股”，我是读过原著的，印象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书很多，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资本论》难读，但有些道理很简单。比如“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大家都说，打工仔、失业者是老板养活的人，老板过不舒坦，你们就没饭吃。马克思说，错，完全相反。“资本”(capital)这个词，意思是本钱，即第一桶金。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话都是谎话。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一针见血。他讲商品拜物教，那一章写得真好，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世界变成“拿大顶”。马克思的原话是“头足倒置”。
　　 现在，发财是硬道理。市场万能，金钱至上，赌神就是上帝。我们每天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吗?
　　 “西马”解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拿“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作对，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好，越走越远，违背了初衷。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部手稿最重要，一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部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这两部手稿，前后有好几个译本，我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提前一个手稿，相反，恩格斯一再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的两大发现之一(另一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费尔巴哈》章。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阿尔都塞相反，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俩，谁更符合原典，其实是阿尔都塞。这类争论，我国也有反映，周扬、王若水说马克思讲“人性异化”，不对。胡乔木说马克思“存人性弃异化”，其实，马克思从来都讲异化，但从1845年起，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资本论》讲异化，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恩格斯说，罗马基督教就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咱们的共同点是要解救苦难的众生。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无神论，不信教，替穷人说话，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罪状”。
　　
我知道的“共产党”
　　
　　 我说过，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读过马克思的书，绝不后悔。
　　 提着脑袋为天下受苦人说话、拼命，这样的共产党人，你打得倒、杀得完吗?共产党从外部是打不倒的，是杀不绝的。
　　 美国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国家之一，入境申请必有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无知。在美国电影中，共产党就跟咱们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标准打扮是一身中山装，扣子扣到嗓子眼，脑袋上戴个制服帽，说话恶狠狠的，一脸凶神恶煞。我看过美国拍的两部反共宣传片。其中一部，一上来，马恩列斯跟达尔文搁一块儿，统统属于不信上帝该下地狱的一类。另一部说，从傅立叶在美国搞“和谐社会”一直到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所有社会主义都很失败，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照样行不通。
　　 有一次，我去芝加哥，住在一位美国朋友家，她丈夫是一个经济学家。他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吧?我说不是。他不相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听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当教授，怎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呢。我告诉他，共产党员在中国到处都是。他们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贵。当然了，现在倒是有人希望赶紧把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党，比如发财党或阔人党。
　　 我不是共产党，但见过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见过。
　　 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曾经是一个革命党。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怎么从庆祝胜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贪腐，丢尽人心，以至兵败如山倒，很多教训值得深思。古人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厉王的办法是不行的。国民党败走台湾，曾经采取鸵鸟政策，1946—1949年的历史，不许讲也不许教，蠢得很。
　　 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
　　
我知道的“西方价值观”
　　
　　 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说的“奴役之路”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最恨共产主义，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最后被苏联打败，为什么反而归为一类，原因就在于，在西方概念中，任何集体凌驾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比如我们说的“大公无私”，按他们的说法，这种概念就是法西斯主义。
　　 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意思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跟西方历史、西方文化有关，跟他们对国家形态的理解有关。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希波战争，很像火烧赤壁，曹魏是强者，但被吴蜀联军打败。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腊一边。他创造过一种经典对立：小必自由，大必专制。在他看来，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国，好像“池塘边的蛤蟆”，但居然能把庞然大物的波斯打败，这是自由战胜奴役。这个想法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头脑。
　　 其实，希腊长期窝里斗，最后被马其顿取而代之。马其顿打败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马其顿帝国，这是希腊的顶峰，然后才有希腊化时代。罗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国，这段历史，他们也自豪。但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领导。上帝是虚拟领导。
　　 西方传统，政府不太灵光，君主不太灵光。他们革命，先借君权反教权，后借民主反君权，主要是为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开道。结果，君权也没反彻底，教权也没反彻底。
　　 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他们最信服两种管治，一是上帝，二是金钱。现在，上帝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上帝。除了这两样，谁都管不着，这就叫自由。中国的关羽老爷，我们山西的圣人，既是武圣，又是财神，倒很像美国的自由神。美国国徽，白头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榄枝。做买卖得这么做。
　　 我们跟希腊不一样，更像波斯。欧洲历史，近东文明是背景。前伊斯兰世界的近东，埃及、亚述、波斯是他们的三代。我们的“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是一统于周，他们的大一统是波斯帝国。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比较晚，相当我国的战国时期。这个大一统是靠政教合一。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
　　 孔子说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对这话，历来有争论，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华夏眼中的夷狄，特点是分种为酋豪，没有君长，有也是一些小君长。他们居住分散，见不着人，说不上话，经常在马背上哼哼，他们的史诗就是这么唱出来的。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之间，遇事得商量着办，领导得轮流坐庄，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而那些航海的，住在小岛上的，情况也差不多。
　　 华夏不一样，特点是有君长，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层层有人管着。这些都是世俗领导。世俗领导都是人，顶多在位几十年。死了就让孩子当，就跟手艺人一样。中国革命，无教权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权，干脆把皇帝打倒。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革命非常彻底，打倒皇帝还不杀皇帝，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国家并不发达，所谓现代国家(nation)，出现很晚，很多都是打出来的，人为凑起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这种国家叫“想象的共同体”。他说的“印刷帝国”，就是我们说的“书同文”。而“书同文”在中国是前现代的东西。
　　 欧洲自治传统很强。个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欢讲自治，地盘一般都不太大。除了俄罗斯，接受蒙元帝国的遗产在陆上殖民，建立横跨欧亚的国家。大一点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曾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榜样，但战后却是世界头号霸权。
　　 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施蒂纳讲“唯一者”，有点像存在主义，也被他批判。但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
　　 自由，主要是做买卖和打工的自由。
　　 民主，主要是选战民主，背后是利益集团。几千年来，村里人都懂，要选只能选有钱有势的大能人。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博爱，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国遭遇恐袭，有人哀悼;中东每天死很多人，没人哀悼，哭都哭不过来。
　　
我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在中国的大学中，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啊!党的总书记不是反复讲过吗?有些人怎么就装睡、就装着听不懂呢?蔡元培主张杀共产党，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就这么厚此薄彼呢?说是听党的话，听的究竟是蒋介石那个党的话，还是李大钊那个党的话呢?
　　 关于传统文化，我想讲一句话，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说，外国技术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词。好词，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古希腊的色诺芬说，波斯贵族，从小只学三件事，骑马、射箭、说真话。你讲忠信，人家就不讲吗?那么，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说了，咱们讲孝。《二十四孝图》，他们有吗?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他们有吗?
　　 我觉得，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现在的公益广告，很多都是酸菜坛子，如“妈妈有福了”，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现在，什么不要钱?生孩子花钱，养孩子花钱，孩子大了，上学、结婚、买房、买车，花钱的事多了去，没完没了。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很多人拿《论语》当道德课本。《论语》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样的话，我喜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当人，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学而时习之，别不当回事。简单说吧，就是说话算话，拿人当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也就不错了。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到“文革”上，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什么关系?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狮子就是这样)。礼，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但有些人喝酒，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他在那儿罚人喝酒，你在这儿罚酒驾，礼跟法打架。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
　　 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还很坏，比如国与国的关系，他们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灾难，就很坏。但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外国的礼简单，人与人打交道，很礼貌，社会公德，人家比我们好。当年，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四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
　　
我知道的“国学”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有所谓“国学”。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将不国之学”。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不知道西学，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
　　 中国的国学热，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河殇》唱反调，其实骂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拨人。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叫国学，外国人研究叫汉学，这是同一门学问吗?我跟汉学家讨论，他们经常说，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何分彼此。但一谈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
　　 研究落后民族，欧洲有民族学(ethnology)。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这种志跟植物志、动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博览会上，非欧种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现在，美国叫人类学(anthropology)，好听一点。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动物不等于动物学，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你别以为你是鱼，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像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印度学等等。汉学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就是我国古代的“东方学”。虽然，我们叫“四裔之学”，各个方向都有。当时的“西学”，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
　　 现在讲国学，大家喜欢讲王国维。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我看，主要是三条，一是用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如他说的五大发现;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不光看汉族史料，还治少数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国际眼光，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研究的国学，其实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时段、大地域的历史。学科划分，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但历史是条长龙，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研究传统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凭实物讲话，考古学家不说话，只是埋头挖，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我看了她的《二手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头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译)，获奖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在西方出版的。去年，《二手时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称为《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苏联解体，这是墓碑。前苏联有人骂，后苏联也有人骂，社会毫无共识，西方乐见这一结果。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没有改革时盼改革，改革以后骂改革，跟咱们中国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机，没人给他们录音，翻成西方文字，可能得诺贝尔奖。
　　 贾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农村到矿山，矿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国外，告别告别再告别，整个是一条不归路。乡愁不是美学享受。
　　 什么叫“二手时间”?就是方生方死、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来寒冬，当然无可奈何。春天，八九燕归，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没准还有倒春寒。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马克思说：不能当资本主义的奴隶。我们的国歌，头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想，谁都不想当奴隶吧?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龚自珍写过这样的诗句：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龚自珍《咏史》)
　　 什么是人材?现在有一种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为，升官发财就叫“成功人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成功怎么办?过去有一阵儿，社会上有办班热，学校里也有办班热，不是领袖班，就是总裁班，跟搞传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发展“人脉”，现在好像没那么热闹了。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讲过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养天下英才(革命家、学者)的地方。只知伺候领导和老板，那不叫人材，那叫奴才。
　　 什么是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
　　 不忘初心，就是不能丢了这个传统，如果丢了这个传统，这就是把心给丢了。



2017年最牛高考作文出炉
《如果我是……，我就会……。》（参选题）
如果我是民选的中国元首，我就会把支持我大部分国民的利益，作为今届政府奋斗的目标。国强民富，公平竞争。民主自由，司法独立，也是今届政府的选项。要是国家与民众取得双赢的话，就让大部分支持我的选民，继续支持我连任。
如果我是四川省长；我会把省内最知名的大医院迁往大梁山，我会把省住地最知名的几所大学迁往大梁山，我还会把省内最知名的前二十名企业迁往大梁山。
这样,我对大梁山的扶贫成效就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更是分流城市拥堵压力最有效的措施。如此同时，大梁山必定会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农民工朝出夜归当地就业，留守儿童一词那只能是其他省份的专利，这个名词在大梁山将会成为历史。农民看病再也不用往北京、上海、深圳特区跑了。
这样，建筑专家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去设计分流拥堵“史上最复杂的立交桥”。把寸土寸金高昂的城市建设成本投在大梁山，其功效必定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日新月异的第二个“雄安”将会在大梁山拔地而起，全国闻名的贫穷地区将会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
这样，孩子上学再也不用爬天梯了，农民工再也不用到千里之外的大城市去打工，再也不用因为租不起房而钻水泥筒子，再也不用拆开有钱人的墓穴寄宿墓地。
如果我是国家卫生部部长；我会把2005年至2007年在任的卫生部长高强,和2007年至今在任的陈竺一脚踹出两米！不，一脚踹出三米！我会把全国的制药厂统一检验，统一定价，统一销售。我会把药贩子抓起来判刑，而且量刑标准一定要比我那掏鸟窝的同学重，要比那个买玩具枪的小孩重，要比那个摆摊打气球的老奶奶重。
如果我是卫生部长；我会在全国实行免费医疗，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享受到国富民强的优越感，包括台湾同胞及海外的华人华侨。我会出台对医院和医生的考核标准，让真正被病人评为好医生的人也能买得起私人飞机。让他们比唱二人转的戏子更有钱。我还会把全国各地农村设上比大城市更好的医院，让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能在最近距离到医院治病。让都向上海北京跑的患者不再去增加大城市的堵塞。
这样；恶劣的医患关系将不复存在，平民百姓再也不用为病不起死不起天天发愁了。陈竺出台的《医生与病人签拒收红包的协议》将会成为笑柄，在久后的茶余饭后时再谈起这个笑话时会让人们喷饭了（真想再踹他一脚！这等二逼也能当上卫生部长？太他妈污蔑国中无人了）。
如果我是国家住建部部长；我会出台政策；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允许拥有不征房产税的房产一套。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另可在工作的地方再购买房产一套居住免征房产税。多余的房产每年按现行房价的30%征收房产税，直到征的他家烟筒不冒烟。
这样，1250年前杜甫老先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便在我们这一代为先生实现了。无权无钱的老百姓再也不用穷三辈子都掏不够为孩子买套房子的首付了。那些有钱的偷机商再也别想囤房发财了。一招釜底抽薪就可解决的问题，何必年年扬汤止沸呢！
如果我是宣传部长；我会把全国的演员、曲艺、歌唱、小品、相声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实行基本工资加职称补贴制，让全国人民为他们评定职称，职称越高工资越高，反之则工资越低。
这样；再也不会出现因拜了个唱二人转的名人师父，为了搞笑，一个带把的大男人穿了条女人裙子，用娘娘腔演了个小品，不是人妖胜似人妖，一夜之间便爆红全国成为了名人。这等讽刺意味甚浓的文艺舞台乱象绝不应再继续下去。让一群戏子披上将军的制服，享受将军的待遇，更是世界军事史上的耻辱和笑话！拨乱返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治国上策，我们应该让真正的将军拥有国家最高荣誉，让科学家不再为买条咸鱼而囊中羞涩，望鱼兴叹。媒体舆论导向绝不应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宗旨背道而驰！又是“星光大道”又是“我是大明星”，又是“草帽姐”又是“大衣哥”，就因为唱了首歌就一夜之间成为了“一等公民”？让那些研制航母、导弹发射、卫星登月的科学家情何以堪？又有几人能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才是理应拥有国家最高荣誉的人，他们才应当得到国家的最高奖赏！
如果我是人社部部长； 我会问问自己；为什么每年报考公务员的门都挤破了，为什么没有去报考环卫工的。我还会问问自己；为什么一个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工资会是企业退休人员的三到四倍，为什么天天喊并轨连自己都不知并在那里了。我还会让全国的劳动者按劳取酬，享有本应平等的工资待遇和退休金。
这样；今天的社会中再也不会出现几等公民这个词汇了。再也不会出现拿着高工资而又弱智脑残的、左右国家政策的砖家了。再也不会看到；为挤进公务员队伍、挤进事业单位；又是拼爹又是拼娘又是拼舅舅，拼到把头都挤扁了，小命都不想要的那个人山人海的场面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宋爱国诗人八百年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名诗至今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在全国800万考生中，你我都仅能算是铺向民主国家康庄大道的一粒砂子，甚至于一粒用肉眼都看不见的尘埃。但我们不可因位卑言微而哑言失声。（一考生）2017年6月8日




中国冤案录，最后一张图你肯定熟悉！
于 2017/6/17 21:27:3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作者：佚名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右一）与呼格吉勒图的母亲的母亲尚爱云在天安门前合影，很有纪念意义。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终于，被执行死刑21年后，聂树斌平反了。人们不敢忘记“聂树斌们”，因为“聂树斌们”的经历，意味着一个守法公民有可能“被”成为一起凶案的罪犯，“被”“依法”判刑，身负恶名甚至丢掉性命。图为2013年，已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走出法庭，向大家介绍自己对判决的看法，表示要向最高人民法院呼吁：“刀下留人！”

   

    【聂树斌】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因“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而被刑事拘留。1995年4月，河北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处聂树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图为聂树斌（右）和姐姐聂树慧1993年时的合影。

   

    【聂树斌】11年后，聂树斌案被曝“一案两凶”——2005年1月22日，被捕逃犯王书金在供述某次奸杀案时，指认的作案时间地点与聂案完全一样。图为2005年3月16日，河北石家庄，聂树斌的姐姐提起自己的弟弟仍泪流不止。

   

    【聂树斌】8年后，河北省高级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至此，聂树斌案再无下文。图为2005年3月16日，母亲张焕枝（中）哭倒在聂树斌坟头。

   

    【呼格吉勒图】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18岁工人呼格吉勒图和工友向警方报案，在公厕内发现一具女尸。48小时后，负责该案的呼和浩特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和办案人员认定，呼格吉勒图在女厕对死者进行猥亵时，用手掐住死者的脖子致其死亡。62天后，呼格吉勒图因犯流氓罪、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枪决。图为2014年11月20日，在十多张呼格吉勒图的照片前，母亲尚爱云说：“看到它，心就像刀割一样。”

   

    【呼格吉勒图】9年后的2005年，另一杀人嫌犯赵志红向警方供述自己为呼案真凶。这一情况立刻在全国引起震动。然而，“呼格案”9年之后才得到法律重审程序的启动。图为2014年12月15日，呼格吉勒图案再审被判无罪，家人在其坟前焚烧判决书复印件。而于1996年办理“呼格案”的办案人在过去18年里，几乎都得到了提拔，有的业已退休。

   

    【佘祥林】1994年1月，佘祥林妻子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踪，张家人怀疑其被丈夫佘祥林杀害。同年4月，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被原湖北荆州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因行政区划变更，佘祥林案移送京山县公安局，变更为京山县法院和荆门市中级法院审理。1998年9月，佘祥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图为佘祥林年轻时担任联防队长时所拍的照片。

   

    【佘祥林】2005年3月，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4月，京山县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2005年9月佘祥林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图为佘祥林无罪释放后，跪在母亲坟头。

   

    【赵作海】1999年，赵作海同村村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赵作海被疑作案而被拘留。在审讯中，赵作海被三个审讯组不间断轮番审讯，被体罚33天，且被手枪恐吓。2002年，河南省商丘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河南省高级法院宣告赵作海无罪，同时启动错案责任追究机制。

   

    【赵作海】出狱四年，赵作海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生活陷入困境。2014年，赵作海在河南商丘获得首份工作——当环卫工人。

   

    【张氏叔侄】张辉、张高平系叔侄关系，因涉及2003年发生在杭州的一起强奸致死案，分别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十五年。在监狱中，张高平发现了自己案件的若干疑点，经过他本人及家属的申诉，2012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复查。

   

    【张氏叔侄】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4月，浙江省政法委已成立调查组，彻查聂海芬等该冤案侦查、起诉、审判等全部司法过程中的涉案人员——以聂海芬为首的杭州警方办案人员，在没有物证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通过“突审”张氏叔侄，获得了该案的“铁证”。两叔侄出狱各自相亲失败后，置办了两部宝马车。

    【杨宗发】1998年，杨宗发83岁的母亲被人杀害。23小时后，警察将杨宗发全家拘捕，锁定为杀人犯罪嫌疑人。最终，杨宗发被判无期徒刑，其妻作为从犯坐牢8年。在锲而不舍的申诉过程中，9年后，杨宗发的女儿终于发现真相，再三申诉下，此案终因“证据不足”被撤销。图为2007年7月17日，贵州六盘水，在看守所及被提审时留下伤痛使杨宗发不得不拄上拐杖。

   

    【杨宗发】多年来的申诉使这家人家徒四壁，债台高筑。儿子也因“涉嫌杀人”失去高考升学的机会。图为2007年7月17日，贵州六盘水，杨宗发带老伴女儿女婿到殡仪馆祭奠去世老母亲，女儿女婿搀扶拄着双拐的杨宗发拜祭母亲。

   

    【王本余】1996年11月，42岁的王本余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缓。一蹲就是18年。北京警方2012年将真凶李彦明抓获。 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证实，2013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王本余强奸杀人罪名不成立。随后因有包庇李彦明的情节，王本余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当月，王本余被释放，并获得了150万赔偿金。王本余四川的老宅家徒四壁，墙上贴着的年历仍停留在1991年。

   

    【钱仁风】2002年2月22日，云南巧家“星蕊宝宝园”发生一起投毒案件，一名2岁的幼儿因摄入毒鼠强抢救无效死亡。据云南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年的刑事判决书上法院认定，2002年2月22日吃过午饭后，钱仁风在“星蕊宝宝园”厨房的部分食品内投放毒鼠强，并拿给园内的幼儿食用，导致幼儿中毒身亡，并造成其他两名幼儿住院治疗。因当时未满18周岁，钱仁风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钱仁风不服判决结果，她的代理律师以“事实证据不足、遭遇警方刑讯逼供”为由进行二审上诉。经过多年的抗争，2015年12月2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钱仁风投放危险物质再审案件进行宣判，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钱仁风无罪。

   

    【钱仁风】图为2016年7月8日，云南省高院赔偿委员会举行了“钱仁风申请国家赔偿案听证会”，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当场向钱仁风鞠躬致歉，并表示会在法律范围内给予钱仁风最大限度地赔偿。

   

    【李怀亮】2001年8月，平顶山一位13岁女孩遇害，李怀亮因当晚曾在案发现场附近经过，被当成嫌疑对象。此后数年间，该案历经七审三判，均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被羁押时间达12年后，2013年4月平顶山中院作出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李怀亮犯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判决宣告李怀亮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获赔98万元。被释放后，李怀亮想“找个活干干”，这个小心愿并不是很顺利，他找了半年，没有成功。图为2013年4月25日，河南省平顶山，被羁押了近12年后，被判无罪的李怀亮走出看守所大门。

   

    【念斌】2006年，念斌两名邻居死于食物中毒。警方经过侦查，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念斌投毒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狱8年，念斌家数次被打砸，妻儿被迫“逃离”到福州。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念斌无罪”的终审判决。然而，念斌并没有回归到正常生活中来——2014年9月，平潭县公安局对念斌重新立案侦查。11月，念斌两次因“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办理护照遭拒。念斌说，自己仍像一个嫌犯，因为“真相”还没有抓到。

    这张你肯定也熟悉：

   

    1873年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的杨乃武被判死刑。1874年，杨乃武胞姐杨淑英不服判决进京向督察院上诉，杨乃武死刑得以暂缓。1876年，刑部重审杨乃武案，杨乃武冤情昭雪，无罪释放。1914年杨乃武病逝，享年73岁。杨乃武冤案全程历时4年，“两湖”三十余名官员遭革职查办，永不录用。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笑蜀（原炎黄春秋编委）
原创 20今天的主题是“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平民视角是指我的视角，普通人的视角，以这样的眼光打量，台湾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定位是——平权的台湾。

一个平权的台湾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台湾。台湾属于普通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最大限度向普通人倾斜，这就叫平权。我眼中的台湾就是这样的平权台湾，即平民的台湾，普通人的台湾。
   
平权首先是人权上的平权。没有人权上的平等，其它一切平等都无所依托，这是台湾最重要的特点。我们过去老是讲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社会保障，这都没有问题。但在我个人眼里，还有一个最根本、最高的特点，就是人权上的平等。

怎样对待异端和反叛者是人权的试金石

我在台湾游历的第一个景点，是台北市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它对我冲击很大。马场町是1950年代，也就是台湾白色恐怖最厉害时的一个主要刑场。大陆知道马场町的人可能不多，但若提到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女间谍朱枫，包括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四兵站陈宝仓中将，大家就不陌生了，他们都是在马场町被枪毙的。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绝大多数人犯，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谍报人员。也就是说马场町在台湾的意义，类似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于犹太人的意义，马场町是台湾左翼的一块圣地。台湾的制度架构用大陆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左翼或者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是异端的乃至反叛的。在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期，更属于一种敌对的思潮和力量。
   
但今天的台湾是怎么对待异端乃至反叛的思潮和力量呢？马场町算一个例子。说到这里我把话扯远一点。我在台湾访问时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我身边有一个也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很新锐、很先锋。我们一起谈到二二八，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当时的台湾朋友听到非常惊讶，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言论。当然这个作家也很惊讶：今天的台湾怎么会对台湾反政府的共产党这样的宽容、包容。两岸的知识阶层、主流阶层对人权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个小例子。
   
马场町公园现在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是政府出钱修建的，每年秋季都会举行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对过去的异端和反叛者，对他们的亡灵给予了最高的尊重和礼遇。马场町公园有一块石碑，碑文称当年被枪杀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为“当年追求社会公正的热血志士”。这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对异端和反叛者的定位，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解，而且是最大限度的肯定和包容。台湾社会不可能想象台湾会接受共产主义，但台湾社会对共产主义理念给予最大限度的平等待遇，这就是人权上的平等，这就叫平权。什么叫包容？主要是看你对异端的态度，而台湾的马场町公园是最经典的例子，大家去台湾旅游可去那儿感受一下。
   
所谓现代文明，我认为最根本的含义是尊重，对异端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尊重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一点今天的台湾已经做到，他们已经走过这个阶段， 已经告别了不同理念之间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跨入了现代文明。跟欧美那些国家，在文明程度上没有多大落差。我们经常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胜利一方对过去敌对的一方，对以李将军为代表的南军将士怎样尊重、怎样善待，没有清算，没有报复，而是充分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当年美国做到了，现在的台湾也做到了。

人权教育从娃娃抓起

台湾人权上的平权，其次表现为官民关系，用连战的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人民最大”。
   
（图片1）这是我在立法院门口跟警察的合影。这反映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不担心游客会（图片2）我去嘉义本来要拜访一个NGO组织，看到对面的广告牌上，写着两个人的大名，一个是我熟悉的蔡英文，一个是我不熟悉的李俊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去处。陪同的台湾朋友说，李俊邑是立法委员，这是他在嘉义的选民服务处。我马上决定改变行程，先进去参观参观。

门口的工作人员都微微鞠躬迎候，满脸堆笑，真把我当选民了。办公桌上堆的都是群众来信，但不是上访和投诉，而是请帖，都是嘉义市民邀请他们出席形形色色的红白喜事。但凡收到请帖，立委都要尽量去，不去也得送礼。国家会给他一笔经费，但这笔经费有限，只能在大的场合派上用场，小的场合都是立委自己掏，无法报销。

参观之后，当地朋友请我吃晚饭。走不到500米，看到街边很多花圈，都是红色的，代表喜事。原来是当地一个新庙开张，亲朋好友都得送花圈庆贺。而且不能只送一个，必须送双。当地所有官员、所有议员都得送。庙有多大？就一个小庙，但也要照顾到，不能有丝毫疏忽。
   
这次参观之后，我有一个感慨：我对当官本来没有兴趣，在威权时代当官扭曲自己的人格，在民主时代当官也不情愿，因为太累，那不是当官,是当孙子。但去台湾之前我还有个假想：不当官，当个议员总可以吧？但台湾之行后，这个想法也打消了，我没想到当个议员也那么累，李俊邑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嘉义选出来的，办公室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台北，必须每天早上坐高铁一个多两个小时去台北上班，当天赶回嘉义；但回嘉义不是直接回家休息，而是到选民服务处接着上班，处理当天嘉义选民给他的各种信件，选民有任何求助，都必须回应。甚至如果选民去了花莲和台东，刚巧碰到旅游旺季买不到回程车票，他也得想办法帮着买，实际上当议员也是当孙子，而这在经济上没什么回报。大的花费由国库报销，但很多小花费报不了。这是第二个亲历。
   
（照片3）这是我在新港的马祖庙参观时拍的。旁边是一个派出所，随便我怎么拍照，警察给我搬凳子，跟我端茶倒水，跟我合影。这是第三个亲历。

（照片4）这是第四个亲历：我去不久，碰到一个台湾朋友入籍台北，马上就收到市长郝龙斌寄来的大礼包：一封郝龙斌签名的欢迎函、一张贺卡、一张市民意见调查表。还有一套瓷器。

这些都体现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平权，政府对人民的体贴。当然这方面台湾也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如果倒退到20年前、15年前，当时的警察跟人民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也很强势、很霸道。但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之后，首先对台北官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比如开放参观，官员的办公桌放矮，等等。后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对整个台湾的官场进行了改造。国民党只能萧规曹随，不可能反着来。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是台湾人权上的平权、政治上的平权的大致情况。但当然都是得来不易，经过了几十年的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在台湾两个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为“人权之旅”、“转型之旅”。即主要考察台湾人权进步的历程。时间有限，只重点看了几个景区，它们已经全部辟成博物馆或人权文化园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一个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现在台湾当局正计划这两个园区整合起来，最后升级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
   
人权博物馆这个庞大的计划代表了台湾的另一面。台湾有个口号，这个口号最近通过微博、互联网传递到中国大陆——据说是马英九提出的“人权立国”。这才代表着台湾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它其实并非马英九首创，而是陈水扁上任就已确定的根本方针。人权立国首先要通过教育实现，首先需要庞大的人权教育系统来支撑，没有人权教育也就无所谓人权立国。这次台湾之行给我最重要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人权教育普及而持久。那些人权博物馆、人权文化园区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权教育活动，这种活动不只针对普通市民，更深入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包括台湾的中学、小学教育。台湾的中学生经常去考察那些人权文化园区，然后写相关的论文。人权教育在他们那儿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充满血和泪

除了这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景点。最早的景点是二二八纪念馆。台湾的政治改革通常从80年代讲起，这是不准确的。我从我的台湾之旅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二二八讲起。我原来认为二二八无非是台湾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贩引发暴动，由暴动发展成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权、政治制度。区别只在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有成功。但我去台湾之后发现，二二八不仅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从暴乱迅速转向政治变革。当时社会的主要诉求，比如民众自治机关叫处置委员会，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内容是自治，主要体现在处置委员会提出的“32条”大纲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条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为全省最高的政治规范。同时要求开放政权，本地人参政，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整个政权、整个财权基本上被外省人垄断。本来台湾精英刚开始对祖国抱以最高期待，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不满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客观说，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比如教育、交通、文化、医学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以致台湾精英只能从两个方面找出口：一是医学，二是律师。别的方面都没有出口，为什么？都被日本人垄断。台湾精英在日本殖民时期是二等公民。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祖国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认为一旦回归祖国，台湾精英全面参政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当时台湾精英参政热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选举，30个参议员席位，参与竞选的台湾精英有1100多人，反映当时台湾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国民党到台湾后政权并不开放，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8个重要的部会机关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湾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很多公营事业，甚至台湾精英想做一个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这种排斥程度比日治时期更厉害。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第一点。
   
相关的第二点，是个人的上升通道突然大面积中断。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立即强制推行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立即废除日语。但台湾精英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后，他们的基本语言已经是日语，不是国语，一下把日语全部废除，台湾精英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沦为文盲后，一是个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断，社会精英的流动性没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这是二二八之前的状况。
   
所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众要求，除了要求自治，就是要求开放政权。但这些诉求被扭曲，根本没有办法传递到国民党中枢机构。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两大集团：一是陈仪代表的江浙财团。江浙财团把台湾当做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允许他们自治，陈仪后来被枪杀我认为罪有应得，他对二二八负有直接责任，他是当时江浙财团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二是国民党的情治机构尤其是军统。军统把整个二二八歪曲为夺权、叛乱、造反、阴谋，向蒋介石传递了各种各样的虚假情报，比如说台湾有12万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杀回台湾，才有二二八暴乱等等。情治机关扭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最高决策者很大的误导。

（图片5）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一直在情治机关掌控之下。处置委员会下面有一个机构，叫忠义服务队，是民众自己的保安机构，一种强制力量；忠义服务队的总队长许德辉就是军统特务。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圆山，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激进的头目，往往是军统的卧底。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总清算时，最激进的头目恰恰容易全身而退，受到中统、军统的庇护，其身份不言自明。二二八事件的整个进程被他们暗中控制，这是当时二二八结局惨烈的主要原因，民众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善意回应，因为真相全被扭曲。

惨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之众。这点现在有争议，我到台湾时争议刚刚爆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老军头的郝伯村，刚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二二八”死亡成千上万，他说那是耸人听闻，实际死亡不过200-300人。这马上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被很多人骂，因为很多死亡在当时没法统计，仅仅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推断死亡人数当然是不科学的。
   
二是台湾精英的夭亡。台湾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基本被干掉。省参议会死伤过半，比如国大代表、省参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包括嘉义市的议长副议长、基隆市的议长和副议长，领袖级人物大多被枪毙。除了议员，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法官、媒体人。很多精英被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煽动暴乱，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事件中比较温和的一群人。“二二八”有不同路线，最极端、最激进的是谢雪红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主张武装斗争，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再一个是以省参议会的议员、律师、媒体人、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温和、渐进、中间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主张协商、对话，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后来杀得最多的恰恰是他们，而且被杀的直接原因就是调停。比如台湾最著名的画家、整个台湾美术界的鼻祖陈澄波，他同时也是嘉义市的议员，嘉义是“二二八”的重要现场，杀的非常惨烈，他们想跟军队沟通，看能否说服军队温和一点，几个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包括陈澄波等8人去谈判，结果都被军队杀掉。所以我的另一个结论是，当极端狂潮席卷而来时，没有温和的、中道的空间，这时候任何温和、中道的努力都是徒劳，一切都应该在极端大潮来临之前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旦来临，就什么都完蛋了。台湾一代精英的夭亡给我的教训就是这样的教训，并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暴力，没有，他们都是理性、平和、中正的，但这恰恰是他们被杀的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不跟政府站在一边，都是政府的敌人。另外，我个人怀疑对精英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的力量才可以站稳。
   
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讲“二二八”，主要因为它是整个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起点。二二八之后台湾转入清乡镇压，1949年5月19日台湾全岛戒严，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就有了马场町公园枪杀现场，就有了景美看守所，这是整个白色恐怖时期。
   
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在我看来有三个最重要的地标：一个是前面说的马场町公园，一个是景美看守所，一个是绿岛山庄。知道景美人权公园的大陆读者不多，但如果说到施明德，说到美丽岛，说到吕秀莲、陈菊、李敖、柏杨等诸如此类的名字，大陆读者则会非常熟悉，而他们都是成千上万景美囚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案子，比如说美丽岛案，比如江南案，都是在景美军法处的军事法庭和第一法庭审理的，最轰动的当然是1980年2月20日开幕的美丽岛大审，它是台湾人权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原来台湾的所有政治案件都是暗箱操作，所有政治犯都不受普通法律的审判，都是以平民之身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对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想怎么操作就怎么做。整个台湾的政治犯的命运全部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所有案件都经过他，量刑轻重、大小都归他决定。所有的侦查程序、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是演戏，所谓的证据都是打出来的。美丽岛大审根本改变了那样的情况。因为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国际舆论压力，蒋经国顶不住了，所以同意整个审判全部公开，同时允许媒体旁听，给了台湾反对派千载难逢的机会。
   
景美基本上是两个机关的所在地，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戒严时期都是军事统治，军事统治的主要机关、执行机关是警总。警总之下有军法处，专门审政治犯；另一个重要机关是台湾军情局的军法处。他们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军事审判；二是羁押，因为很多政治犯并不是一抓进来就审判，一般关一年以上才开审，这一年多时间基本上是羁押时间；三是移送功能，审判后犯人分两部分，一部分移送其它监狱，另一部分是代监执行，即军法处经监狱授权，犯人不移送，就在景美服刑。

犯人在景美服刑做什么？主要是生产，里面有很多监狱工厂，有洗衣厂、缝衣厂、手工艺厂。
   
（图片6）很多人在监狱工厂被培养成工艺大师，田志敏就是其中一个。他进监狱之前没任何技能，入狱后学了一门手艺。政治犯出狱，一般都找不到工作，一是用人单位不敢接收，二是接收了警察会找上门恐吓。田志敏出狱后也找不到工作，就去了难友翁廷倩创办的一家工艺品商店，找到一个饭碗。不仅找到饭碗，还找到了爱人，他跟翁姓老板的妹妹廖桂珍爱上了，很快结了婚。之后开了自己的工艺品商店，作品远销日本、菲律宾等国。

（图片7）景美看守所医务室。这里有一段传奇故事。当时台湾有很多政治犯，但蒋介石政府根本不承认，在国际上说台湾从来没有政治犯。国际社会对台湾人权状况关注很强烈，但一点辙没有。后来有一个重大突破。突破雷区的是景美看守所的犯人医生陈中统。陈毕业于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回国看望老父亲，然后结婚，没想到结婚的第16天就被抓了。看守所让他做监狱医生。当医生本来就比普通犯人自由，而他确实医术高明，看守所长官经常让他出去给自己的太太、孩子看病，所以他的自由空间更大。

中间有则趣闻。台湾有个著名的政治犯叫崔小萍，一次到医务室看病，一边打吊针一边跟陈中统聊天。崔问陈有没有孩子。陈说没有。为什么没有？陈说我结婚时间那么短就被抓，怎么可能有？崔说未必吧，时间短也可能有的。陈说：我的技术没那么高明。可后来他却有了两个小孩。服刑期间怎么会有孩子？主要原因是他经常外出给看守所长官的家属看病，就利用这时间跟夫人幽会，所以他服刑期间一点没耽误。后来李敖还写文章开他的玩笑，说“陈中统的精子翻越了监狱的高墙。”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是个非常老实、非常质朴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心机，而是大智若愚。所以才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医生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知道很多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因什么事而进来，什么罪名，判多久等等，都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把40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寄到海外。美国、日本、欧洲的媒体都做了报道，炸弹一下子爆炸，搞得蒋介石政府非常难堪。整个国际政治救援就此展开。

（图片8）这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被捕之前就恋爱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危险，不愿牵连对方，决定分手。但结果还是双双被捕，女生丁窈窕被判死刑，男生郭振纯被判无期徒刑。女生在自己被枪决之前，偷偷将诀别遗书和一缕自己的头发装在烟盒里，托人转交给爱人留作纪念。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是血和泪、苦难、冤案堆砌起来的。后来台湾当局做了道歉和补偿

景美园区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汪希茗被抓关在景美，条件非常好，除了铁门像监狱外，里面简直是一个小别墅，有会客室、书房、高级卫生间、散步的小院。
   
景美而外，最重要的人权景点是绿岛。

（图片9）这是绿岛人权纪念碑，与大海只有一步之遥，上面都是受难者的名单，柏杨题字：“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这个碑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我认为是象征一个幽暗的时代，走出去就是阳光，就是大海，就是今天，昨天跟今天如此之近，一步之遥。
   
绿岛以前是所谓新生训导处，有点像大陆的劳教，不是正式服刑。1972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然后就在绿岛新建了一个全封闭性质的重刑监狱，叫绿岛山庄。现在山庄的主体建筑已经变成展览馆。当时很多作家关在绿岛山庄，比如吕秀莲、李敖、柏杨等。

（图片10）这是绿岛山庄的监室，也就是李敖他们当年坐的监室，小池子是卫生间，一个房间关10—2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国民党跟苏联的很多政治词汇是相通的，比如“同志”、“革命”、“思想改造”等。他们的洗脑教育也非常重要，政治犯尤其是绿岛的政治犯是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工作是用石头修建囚禁自己的监狱。学习就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全部接受反共教育，还有正儿八经的考试，如果考试不过关会加重刑期。

绿岛政治犯与绿岛居民互动很多，还互动出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悲情故事。政治犯在岛内经常户外活动，比如巡回演出，原住民看病，给原住民的孩子补课等等。这跟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差不多。一个叫曾国英的政治犯和本地姑娘苏素霞，就因为经常一起巡回演出，日久生情，爱上了。但这给曾国英招来弥天大祸，一个姓刘的政战官也在追求苏素霞，听说曾苏之恋，大怒，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曾国英身上，把曾关进海边的碉堡里面，碉堡空间极其狭窄，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一天只送三个面包。一连关了好几天。苏素霞听说后很着急，为了救出曾国英，只好答应了刘姓政战官的求婚。但等到曾国英回到原单位后，她却在婚礼当天自杀殉情。
   
（图片11）绿岛还有一个重要去处，即十三中队公墓。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如果死在绿岛，就葬到这里。很多官兵是从大陆去的，死后联系不上家属，所以没有后人扫墓。我去现场时，很多墓碑基本被野草淹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是同一个命运，都被社会完全抛弃。这是绿岛的一个特殊景观。绿岛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阳光、明媚、青春，但十三中队墓地是另一种气质，阴森恐怖。

这几个景点所浓缩的历史，我认为能够概括性地代表台湾的民主进程、人权进程，这是充满着血和泪的进程。蒋经国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当然需要蒋经国的远见卓识，需要决断，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多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人权的民间压力倒逼促成的，没有这样的前提，不可能有蒋经国启动变革。
   
我游历的最后一个台湾人权景点，是高雄的美丽岛站，这儿有个人权学堂，我刚才讲台湾对人权教育高度重视，这就是一个例子。台湾还有所谓“国家级”的人权咨询委员会，地方各级政府也都有自己的人权委员会，这是高雄市的人权委员会。

高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首先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在这儿发生。其次，人权学堂所在的高雄地铁站，则是全世界最美的地铁站，排名第一。


经济低迷收入下降为什么并未影响社会稳定？
   
平权台湾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平权。考察台湾两个月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太特殊，台湾太幸运，所以台湾转型最成功。众所周知，台湾民主已经走向规范，走向成熟，但最重要的不在这儿，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台湾今天的民主多么成功，而是它的转型多么成功，它的转型成功世上少有，最值得华人社会骄傲。为什么转型最成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转型成本的大与小。在蒋经国决定解严后，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到今天的20多年，台湾转型震荡很小，因而代价很小，虽然有过陈水扁时代的一点震荡，但相对其它国家的血与火和巨大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这点震荡之微不足道，世界范围都没多少可比的。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第四波的国家，都不能比。能够比的，我认为只有东欧几个国家，比如捷克、波兰、匈牙利。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台湾转型的成功是世界先进水平，是台湾最可骄傲的。
   
台湾转型最成功，在于其特殊和幸运，这特殊和幸运大半因为经济平权。经济平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均富。台湾的均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基本兑现。一方面完成了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另一方面，没有以贫富悬殊为代价，而是均富和经济腾飞同步，经济腾飞的进程也是整个社会均富的进程。因为均富，台湾基本上消灭了底层、穷人，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消灭了痞子革命的可能。财富的均衡培养了台湾的一个重要元素：社会理性。也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双方都能控制在临界点以内。网友中年格瓦拉回忆他当年做社会运动尤其街头运动，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不能太常规太平静，因为那就没有媒体素材。需要冲突，但冲突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比如最多把政府门上的牌子摘下来，最多打破两扇玻璃。以一个限度为底线：不流血、不死人。我听说台湾有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领袖，能做到队伍需要什么时候拉出就拉出，需要拉出多少人就多少人，需要拉到什么地点就什么地点。这其实不是哪个领袖的本事，而是基于群众的理性。我曾问台湾的钱永祥老师，听说百万红衫军时，红衫军内部有个提议：冲进总统府；是不是有这回事？他的回答是有过这提议，但从来没有成为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也就一两个人说说而已。我问：为什么它不能成为议题？钱老师的解释是：你知道红衫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吗？哪怕最普通的群众，哪怕上街游行，看到红灯都会马上停下来。人们有最基本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而这是从均富当中来的，消灭了底层即穷人阶层，因此台湾整个的社会运动是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具备基本理性。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收放有度。
   
经济平权的另一个内容，是消费平权。这是大陆、香港和美国都缺乏的。消费平权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已不需要多高的价钱，因而不需要多高的收入，只要有一份基本收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都可以享受到。比如，大陆顶级演出我很少去，其中一个原因是收入不高，消费不起，最多一年去两三次。但在台湾，我到国家音乐厅看演出，15排以前的座位票价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块钱，台湾故宫的门票折合人民币才不到三十块钱。所以台湾的精神消费，普通人都能支付，富人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
   
物质上更是这样。比如我在台湾高铁吃份盒饭，折合人民币不到20块钱，质量很好。我在台湾两个月期间，基本上都是在街头小摊吃饭，每餐消费平均下来不超过20块钱。再一个是行，台湾比较贵的交通是高铁，除此而外，台湾无论是大巴还是普通的火车都非常便宜，低于大陆的平均价格。我算了一下，如果在物价相对最高的台北生活，包括房租在内，一个月收入35000台币，折合人民币7000块钱可以活得很好，没有压力。而且台湾7000块钱跟大陆7000块钱的含金量不一样，不仅是因为物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指数。大陆7000块钱一个月，一家老小的支出，孩子的读书、老人养老、自己的开销，全在这当中开支，什么都只能靠自己。但台湾不一样，你这7000块钱一般只是日常消费，其它该有的社会保障都有，最重要的保障是健保，台湾的健保水平是世界级的，比美国、香港、欧洲很多国家做得好。我的一个朋友生大病住院动手术，全部花费8万多台币，最后自费是5000多台币，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其它都由健保承担。所以台湾月入7000块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很扎实的7000多块钱。

正因为如此，尽管台湾经济不景气，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但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整个社会非常平静，平静的承受了经济低迷、实际收入下降，而且不是一年，是连续十多年。台湾一个大学生现在的收入还不如十四、五年前，但显然台湾今天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十四、五年前。为什么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并未影响社会稳定？原因我想有这几点：

第一，有社会公平支撑。我收入下降，但整个社会都在下降，想得通。第二，有社会保障支撑，所以日常花费不高，不需要很多钱也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第三，有藏富于民支撑。台湾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政府没法与民争利，整个经济腾飞就是一个藏富于民的过程，因此台湾多数人都有比较丰厚的积蓄，经济低迷时期、收入下降时期可以靠积蓄来抵销一部分损失。

台湾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的心态都很从容、平和，原因就在这里。从这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平权、消费平权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缓冲带，能极大降低社会的风险指数，支撑社会理性。
   
对台湾的第三个感受也是最大感受，是人文台湾。这首先体现为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尤其对普通人的关心和尊重。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台湾的两个月中有太多体验。其次体现为人际交往中的谦卑。我在大陆碰到无数有教主气派的人，但在台湾没见一个，而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都很低调，都夹着尾巴做人。在台湾，哪个精英敢放肆，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要放肆只能跑到大陆放肆，在台湾是绝不敢的。这也是平权台湾的一个侧面，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很多大陆人去台湾观光，觉得台湾没什么了不起，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台湾的人好，而我认为，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我在大陆写过不少文章，也做了一点事，总的目标就这个目标，即追求一个人好的社会，追求一个人和人友善相待的社会。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至少30年50年的距离。

笑蜀  2012-09-10  


惟独迫害狂没理由抱怨对自己的迫害
原创 2017-06-19 笑 蜀
叶若夫是斯大林时代著名的迫害狂。他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他主持下的苏联内务部，逮捕了150万人，其中半数被枪决。大清洗在他的卖力推动下走到高潮，也激起了全党的愤怒。最终，被斯大林当替罪羊果断抛弃，瞬间跌落尘埃。

曾经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叶若夫，一旦跌落尘埃，就什么都不是了，不能不跟被他迫害的所有政治受难者一样，任人宰割了：包括羞辱，包括惨无人道的酷刑，包括构陷。总之他成了他拼命捍卫的那个体制的牺牲品，而他没有任何申诉渠道。所有他曾经施于别人的暴行，所有他曾经对别人的迫害，统统报应到他自己头上，他一样也没有逃脱。

但这还不是他的厄运的全部。那些被他迫害的政治受难者的确够悲惨了，他后来遭遇的则比被他迫害的所有政治受难者更惨。随着时光的流逝，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所有那些政治受难者，后来都恢复了名誉。叶若夫却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苏联解体后，对大清洗时代的受害者逐一平反。叶若夫的养女也上书俄罗斯军事检察总署，要求为叶若夫平反，得到的却是这样冷冰冰的回答：

“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庭1998年6月4日确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不得平反。”

遭遇这厄运的其实不止叶若夫。叶若夫的后任贝利亚，迄今也未平反。2015年4月2日，一条新闻在俄罗斯舆论场引起小小轰动：俄最高法院拒绝为叶若夫的前任亨利希‧亚戈达平反。

这就是说，千千万万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受难者后来都平反了。斯大林时代的三大迫害狂：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却一个都没有平反，一个都没有被宽恕。

这就是说，纵然同样死于非命，他们的死和被他们迫害的政治受难者之死，却有本质的不同。那些被他们迫害的政治受难者，是作为人被害致死，死于反人类暴行，他们的死因而是莫大悲剧，令人哀恸。他们不然，他们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兽死于丛林之战的。一头食人兽的暴卒，可能引起人类的同情么？

如果他们九泉有知，我想，他们也不会有抱怨——这之于他们，难道不是求仁得仁么？难道不是很公平么？

双手沾满政治受难者鲜血的叶若夫和贝利亚，在后来被押上断头台的时候有没有忏悔，不得而知。可以确认的是，叶若夫的前任亚戈达，临死前倒的确有过忏悔，而有如下一段故事：

一天傍晚，当例行探望已经结束，前下属斯卢茨基正打算离去时，亚戈达突然对他说：“你在给叶若夫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这么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亚戈达解释说：“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了我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

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从来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亚戈达，终于不能不承认了上帝的存在，承认了必须有所敬畏。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



《路西法效应》：坏制度把人变成鬼
2017-06-20
来源：载2011年8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江晓原，刘　兵
江晓原：1971年美国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最终因为局面失控，发生了流血暴力等情况而不得不中途停止。将近40年过去，对于这个实验评价尽管莫衷一是，但是它在国际心理学界毫无疑问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是该实验的主持人菲利普·津巴多首次亲自撰写的回顾研究之作。
实验是招募一群志愿者（都是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在一个封闭的模拟监狱环境中，一部分人扮演囚徒，另一部分人扮演狱警。这个原定两周的实验虽然中途停止，但是已经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本书的副标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就明确传达了这样的观点：不合理的制度会让好人变成恶魔。这里“变成”一词其实更应该这样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天使和恶魔的成分，但不合理的制度会将“恶魔”成分激发出来，而合理的制度则激发“天使”成分。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故事曾不止一次被拍成电影，最新的影片是2010年上映的故事片《叛狱风云》（TheExperiment），在相当程度上重现了当年的实验。
刘　兵：从原则上讲，我同意你的说法。你拟定的标题也许就是这个实验得出的重要的心理学（当然也就是“科学”的）“结论”了。不过，我们在这个专栏中谈过一百多种书了，但在这里我实在忍不住要用至今在此专栏中尚末用过的粗话来说：这是一本混帐的书！是一位混账的心理学家——有时也被归入“科学家”之列——写成的书！它令我极为反感。这种感受，与我看过的一部应该是你提到的基于此实验拍成的电影时的感受是一样的。
虽然此书所写的实验的结果很重要，但这个在几十年前所做的心理学实验，却是极度地非人性的。而作者在书中，居然只有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到“我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无辜的男孩们身上真是糟透了”，他显然是在津津乐道地在享受中讲述他的“实验”。这样的实验给受试者在精神甚至肉体上带来极大伤害，而实验的控制者却不顾受试者的受害而尽可能地延长实验，不及时终止实验，直到局面失控为止。
在今天科学研究的伦理标准下，要进行这样的实验几乎完全是不可想像的。其结论的重要，绝不成能为进行这样的实验理由！否则，日本731部队在其残忍的人体实验中得出的“科学”结果，岂不是也可以成为他们进行那样非人性的实验的理由？所以你拟定的这篇对谈的标题，其实也正可以用于描述这本书的作者本人。
江晓原：你的义愤，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采用违反伦理道德的方式去获取科学知识是否合理？特别是当获取的科学知识还真是正确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
通常，对于那些比较明显的案例，比如日本法西斯731部队的实验，或纳粹德国在集中营所做的实验，人们自然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即使他们的实验所获得的知识是正确的，也不会构成原谅他们的理由。但对于有些不那么明确的情况，人们就可能因为是“科学实验”而加以原谅了。本书所描述的实验，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形。
你不能原谅作者，也许是因为他在几十年后回顾往事，仍然没有忏悔之意。那么作者的态度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了。他在本书中的态度，其实也很可能就是许许多多其他科学家或学者的态度——认为“科学研究无禁区”，认为对于知识的贪婪是一种可以原谅、甚至值得赞美的贪婪。

刘　兵：确实如你所说。在科学家当中，这样的态度，在我们平常的接触和所见所闻中，并非个别。那种认为“科学研究无禁区”的观点，之所以还会有市场，还会在诸多的争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恰恰说明了这点。
我们有必要反思这种观点的危害，以及它产生的原因。一方面，过去在没有专门考虑科研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众多科学家们，正在一线从事着科研工作，另一方面，虽然目前一些高校有了相关课程，但还远不普遍。因此从历史和现状来看，科学家们在有关科研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上，是先天不足的。
我们讲科学传播，并非只传播科学知识，而是包括科学研究的伦理价值在内；这样的科学传播也并非只面向公众，科学家群体也是应该是被传播对象——这恰恰是现阶段最有实际意义和能够体现出直接效果的科学传播。在所受教育并不理想的现状下，科学家群体自身也应努力有意识地接受涉及科研伦理的科学传播，而不是对之有所抵触。而科学传播的首要目标，是培养科学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只有在具备了社会责任感的前提下，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才成为可能。

江晓原：说实话，我在看这本书时，以及在看《叛狱风云》这部影片时，都没有你那么强烈的义愤——尽管我承认你的义愤是道理的。那么本书作者在设计并实施“斯坦福监狱实验”时，是不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呢？
你也承认“此书所写的实验的结果很重要”，显然这个实验结果对社会进步有帮助。另一方面，考虑到该实验参加者是纯粹自愿的，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它毕竟与日本法西斯731部队或纳粹德国在集中营所做的实验有本质上的区别。换句话说，如果要“审判”的话，本书作者的罪名无论如何总要轻得多。
如果我们愿意思考“斯坦福监狱实验”所得结论——坏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的正面意义，那么这个结论对于如何消除我们今天社会上的一系列弊端，确实有明显的启发。我相信这一点你是会同意的。

刘　兵：这我同意。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一项研究结论的重要，并不能反过来说明这项研究的合理。否则，同样的论证就也可用于说明731部队的研究的合理性。虽然731部队的研究与本书这个项目有差别，但在科学伦理和科学研究有无禁区的意义上，这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说研究有禁区，既可以指从研究结果的后续效果上来看，也可以从研究的过程来看。受试者虽然是自愿的，但许多人是为了金钱而参加的，而且他们一开始并不真正了解实验的风险和对自己的伤害。而在他们明显地受到伤害并想要退出时，本书作者作为实验的控制者，却没有人道地及时终止实验，这就不仅仅是在设计初期的考虑不同或失误了！
但愿以这种方式来解读这本可能被有些人看作“有趣”的著作，能够将它作为一本进行科学伦理教育案例的反面教材。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南海？
2017年6月19日 06:30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薛力 为FT中文网撰稿

5月24日，美军派出驱逐舰“杜威”号（USS Dewey DDG-105）于5月24日进入南沙群岛美济礁周围12海里海域，以比较独特的轨迹行使，停留1.5小时并进行了“抢救落水人员”演练。南海风波再起。
“杜威”号此举除了美国国内因素外，还有塑造“美济礁不是岛屿”的国际认知、避免客观上承认中国对美济礁的主权、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维护美国海军的关键利益等考虑。此举显然不属于无害通过。五角大楼的说法也是：这是在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宣示”（FONOP）。这是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次，而且发生的背景是：海湖庄园会晤后、中美关系整体好转、不时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协调。因此，此次行动稍显“突兀”，并引起了研究界与媒体界的一番争论。问题是，这样的“行动”肯定还会发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在今年“香会”）上明确表明了这一点，甚至不排除在一些南海岛屿（islands）周围发生性质更为清楚的“有害通过”，那时中国怎么办？是继续目前的应对模式，还是通盘考虑后进行系统应对，并在必要时进行强力应对？
中国的南海主张分析
中国在南海的应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南海的战略定位：内水？领海？领海加专属经济区？领海加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加公海？群岛水域？公海？
1.少数人士认为，南海的大部分属于中国的内水，南海断续线（即九段线）等同于陆上的国界线，断续线外还可以主张领海与专属经济区。为了实现这种主张，他们主张在九段线的性质上继续保持模糊，直到中国实力足够强大时时，即，中国建立起了一支能压服美国及其盟国的海空力量。这种主张下，中国在南海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问题在于：这与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所宣布的官方立场不一致，并且会被全世界看作“禁止反言”的典型，引发周边国家的普遍疑虑，东盟声索国很可能因此将全面倒向美国。美国将利用这个机会带领盟国与其他国家全面挑战这种主张，把中国“坐实”为全球秩序的破坏者，并把中国“困在”南海。中国的崛起进程因而被打断。因此，这种主张并不可行，也严重违背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
2.很少有人认为，南海九段线内是领海，因为东沙、中沙、西沙与南沙四大群岛覆盖的水域有限。而且，大部分南海岛礁不大容易确定公认的领海基线，进而确定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因此，难以把南海确定为“领海加专属经济区”。
3.“南海岛礁最多拥有12海里领海，其余水域属于公海”的观点，从理论上看，将消解“声索国主张的水域重叠”难题，声索国只需就岛礁归属达成协议即可，并捎带划定领海基线。这种做法也是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欢迎的。部分东盟声索国学者与官员同样持这种观点。“南海仲裁案”裁决正体现了这种思路。但这政治上很难成为东盟声索国正式的共同主张，也与东盟声索国的现有法律相冲突。中国学者很少持这种观点，中国政府的主张也非如此。
4.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以群岛整体来主张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定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是个证据。2011年中国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第三点也表明，“中国主张南沙群岛整体有权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见高圣惕《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管理权及可受理性问题上的事实与法律谬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四部分对“群岛国”的定义、权利、责任等进行了规定。这是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努力的结果。那么，大陆国的远洋群岛是否可以享有类似的权利？有研究表明，目前20多个拥有远洋群岛的国家，做法各不相同，但普遍均比照“群岛国”的做法，采用直线基线法沿最外缘岛礁划出领海基线。针对南沙群岛，有学者认为，“未来划定南沙群岛基线时可以分成2-3个岛群分别划定直线基线”（参见郭静与刘丹《论群岛制度与大陆国家远洋群岛的实践》）。
上述观点尚未获得官方背书。如果南海四大群岛分别划出领海基线且主张各自的专属经济区，九段线将被实质性地虚化，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国的公务船这些年是沿着九段线巡航的，提示中国将线内区域当作“管辖水域”。
5.把南海海域看作“领海加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加公海”的主张符合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立场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见2009年5月7号与2011年4月14日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两份照会，编号分别为CML/17/2009与CML/8/2011），“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见2016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此外，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见2016年7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但中国迄今没有明确 “附近海域”与“相关海域”的具体范围，也没有阐明南海断续线的内涵与公布断续线地理坐标。中国认为西沙群岛与中沙群岛不存在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争端，但承认南沙群岛存在此类争端。
确定岛礁归属后才能进行海洋划界。目前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控制了数量不等的南沙岛礁。众所周知，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必然是互相让步。很难让任何声索国完全放弃其所占岛礁。如果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则需要考虑南海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以及为此所支付的代价。如果把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分别类比为人体的大脑、手臂、手指与毛发，则核心利益不可退让，其他几种利益均可以退让与交易，因为国家为非核心利益所能支付的代价是有限的。这是各国通例。一国拥有的土地可分为“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其中位于边远地区的关键岛屿、港口、要塞等也属于“核心部分”。对中国来说，新疆、西藏、台湾无疑是“核心部分”，而南海岛礁的重要性则弱于上述土地，其重要性到不了“大脑”的程度。因此，为南海而与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大打一战并无必要。那么，小打一战如何呢，比如说，速战速决，把被占领的四十多个岛礁夺回后立马休战？
南海争端与崛起方略
基于战争所带来的长期综合影响，中国需要对此进行仔细的评估。关键的一点是：意识到南海问题首先是战略问题，其次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法律问题。处理南海问题不能“就南海论南海”，而要“跳出南海看南海”。也就是说，不能只考虑如何在南海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而要考虑：如何处理南海争端才有利于中国崛起为综合性世界大国。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处理南海问题，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点：“一带一路”建设与南海争端孰轻孰重？如何协调“建立周边战略依托带”与“维护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关系？全球海洋利益与南海海洋利益如何兼顾？如何协调东海、南海、黄海的海洋主张，并让南海问题有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如何看待南海争端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位置？
1.“一带一路”是本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也是中国崛起为综合性全球大国的现实途径，体现了中国长期对外战略构想。因此，南海问题上的政治与外交应对、法律工具的使用等等应服务于上述战略构想。南海目前虽然处于相对平静期，但南海争端已经成为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大因素，是美国实施“地区力量再平衡”的一大抓手，南海问题已经实质性地影响到“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丝）建设在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声索国）的落实。为此，现有的“南海方略”应该从“维权维稳之争”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未来几年是中国确定新的“南海方略”的时间窗口。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2.如何协调“建立周边战略依托带”与“维护南海利益”的关系？在周边选择一些支点国家以构建战略依托带，是中国成为综合性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环节。从全球战略协作的角度，俄罗斯是支点国家；从向西开放、构建欧亚大陆桥的角度看，或许哈萨克斯坦是支点国家；从全方位合作的角度，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是支点国家；从技术引进、产业升级的角度看，韩国可望成为支点国家；而从经济合作潜力、海丝枢纽建设、多边合作平台构建的角度看，东南亚国家无疑是重点，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可望成为支点国家。而东南亚国家最关心的地区安全议题就是南海争端。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他们观察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风向标。
中国是最大的南海沿岸国家，在推进南海争端解决上的分量是其他声索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如果能提出一个争端解决方案，既坚持了自己的主要利益，也兼顾其他声索方的主要关切，东盟国家特别是声索国对中国的安全疑虑将明显减少，他们对域外大国的安全依赖将减少，而其他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也将不同程度地提升。
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疑虑是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是必修课。为此，需要减少它们的安全疑虑、增加它们的信任度。而2009年以来中国的南海应对，在这些方面效果并不明显，中国长期以来高度克制的一面被忽略了（如不在南沙海域开采油气、修机场，并限制陆域吹填的规模与范围），外界聚焦的是中国的维权行为，并将之形容为“assertive”。在中国台湾淡化“历史性水域”主张、越南放弃“历史性权利”主张后，中国大陆成为唯一坚持“历史性权利”的南海争端声索方，并因为对这一概念缺乏定义而在众多场合频频遭受攻击与批评。“迫使中国清晰化南海主张”已经成为美国南海战略的一大目标，并获得东盟许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3.全球海洋利益与南海海洋利益如何协调？中国的海外利益在快速扩展，海洋利益在急剧增加，一只强大的蓝水海军正在成型。综合性世界大国的建设离不开海洋权益的支撑。从开发与管理的角度看，陆地与海洋的最大差别在于陆地的排他性与海洋的开放性。在开放环境下，比其他国家更好地利用海洋，是海洋强国的显著标志。对海洋强国来说，无疑要谋求全球公海越大越好，并限制沿岸国对专属经济区与领海的权限。这意味着中国的海洋主张，不能仅谋求在近海实现海洋利益最大化，而要考虑在全球实现海洋利益最大化。因此，中国的海洋主张要有普适性，以便作为全球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建设者与领导者之一，在全球实现海洋利益的最大化。
把南海比喻成中国的“澡盆子”或“游泳池”并不恰当。但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几个近海海域乃中国在全球大洋“戏水”的“热身地”。如果两地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或者为“热身地”制定特别规则，则达不到“为全球戏水而热身”的目的，将变成“为热身而热身”。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地中海军演、穿越塔纳加海峡、出现在夏威夷周围专属经济区、加大“前出”宫古海峡的频度等，都表明中国的海洋政策正在发生调整。
因此，在处理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宏观上需要协调“南海的权益主张”与“非南海的权益主张”，微观上不宜太强调“限制其他国家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权”与“为自身战略核潜艇谋求足够的活动空间”。
4.如何协调东海、南海、黄海的海洋主张？中国目前的海洋主张不够清晰：在黄海的主张基于国际法特别是公平原则；在东海的主张基于国际法特别是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在南海的主张则基于国际法与历史性权利。这是不够的。韩国认为中间线原则体现了公平原则，中国的公平原则具体是什么？日本认为冲绳海槽并非大陆架的终点，而是偶然的地理凹陷，中国怎么从科学上回应日本的看法？历史性权利主张已经存在一代人，能不能集中全球智慧予以清晰化？只要下决心去做，大有可能。这将明显促进海洋争端的解决，也消解了不同主张之间的张力、减少了外界疑虑。“黄海的主张基于经调整的中间线，东海的主张基于中间线与大陆架相结合，南海的主张基于国际法加上清晰化的历史性权利”，是比较现实的做法，应该成为中国海洋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黄海划界因为涉及中、朝、韩、日等多国，与东北亚复杂的安全与战略环境相勾连，目前处理尚未成熟。东海争端处理的难度更大，这不仅仅因为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下，还因为日美同盟的存在、中日间正经历力量对比的变化、两国不同的战略取向（中国的大国崛起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历史恩怨、领导人个性、缺乏改进政治关系所需的必要信任度等多重因素。相形之下，南海是中国可以更好发力的海域。在南海争端中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东海与黄海争端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中国领导层在通盘考虑后作出决策，大力推进南海问题解决进程。
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无疑高于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与朝核问题。但中国在朝核问题、东海问题上可以发力的空间有限，南海问题就成了现实选项，而且迫切性在凸显。考虑到区域外大国特别是美日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蔡英文根深蒂固的“台独”偏好，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拉住”东盟、防止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联动、并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减负”。
5.如何看待南海争端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位置？在处理南海争端时，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声索国侧重“管控分歧”，而中国侧重于“强化合作”。为此，东盟声索国力主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而中国认为南海争端的解决是个长期过程，“南海行为准则”无法消除争端，更现实的做法是：强化合作，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通过功能领域的合作增进互信，最后导向南海问题的解决。为此，中国整体上把南海问题当作中国-东盟关系的一部分来处理，不希望这一问题影响到双边合作的强化。但是，也顾及到东盟特别是其声索国的关切，推出了“双轨思路”，适当加快了“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于2017年5月18日与东盟十国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文本。这比预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了一个多月。这是一个“全面的、照顾到各方利益和关切”的文本，包括前言、目标、原则和基本承诺等内容。但这个内部文件“只涉及相关要素，还不是具体规则”，“准则”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适用海域、是否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将留待下一步磋商。可以预期，如果在这些东盟声索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上没有取得某种突破，“准则”的效用将受到影响，他们将坚信：中国还是不愿意置身于一个有较强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制度框架内，可能还会凭借实力采取一些单边行动。作为应对，他们很可能强化与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安全合作，与中国的经济、安全合作将受到影响，即影响到“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落实。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进入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框架、在框架内推进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也就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
小结
中国目前的主张是：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这些岛礁拥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并且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为了管控分歧、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中国提出了“双轨思路”，并适当加快了“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南海争端虽然目前处于相对平静期，但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短板，并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南亚的落实与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东盟的整体趋势是“安全靠美国”，中国需要着手扭转这个趋势。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强化无法消除南海争端。美国也把南海问题当作实施区域力量平衡的抓手，不断通过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引发南海紧张。但是，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时，有必要跳出南海看南海，制定出新的南海方略，服务于中国崛起为综合性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有了比较清晰的方略，具体应对上将有更大的转圜空间，对东盟不妨身段更柔软，以增加吸引力、减少他们的安全疑虑并增加信任；对美舰则必须软硬结合，特别是强化硬的一面。
至迟从2015年10月“拉森”号进入渚碧礁周围12海里事件起，美国的行为已经成为南海局势周期性紧张的主要根源。中方的直接应对一般是派出军舰进行“识别查证、警告驱离”。此次对“杜威”号亦然。这是不够的，很可能让美国得寸进尺。中国有必要针对美国反复进入“12海里”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宣示之举，清晰表明自身的立场、感受与决心：这明显违反了中国法律且带有羞辱崛起国的味道，美国不应该忘记1988年的黑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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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明确指出“苏联时代是地狱”，并披露了列宁的罪行：依靠德皇提供的5000万马克发动政变夺权导致沙俄对德战争失败，列宁事实上充当了德国特务的角色；列宁夺取政权后在全国设立610个契卡工委，屠杀了200万以上；实行‘公有制’和军事化， 共导致国内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转】高素质的人，人帮人，帮来帮去帮自己，互相成就了彼此。素质一般的人，人比人，比来比去气不顺，心生嫉妒恨。低素质的人，人整人，整来整去整自己，害人又害已。漫漫人生路，积极付出和奉献才能有美好的回报，要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学会取长补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多去帮助别人，多去支持别人，助人方能达己，互利方可共赢。
在人类向未来先进的福利社会过渡的改革历史阶段，任何企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解决腐败问题的看法和倾向都是错误的，其前途只能复辟《清晨一语》中讲的低素质的人整人、害人又害已的社会。三种素质的人类社会，就是我们今天在理论经常进行论述和比较的三种社会：所谓低素质的人类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整人、害人又害已的社会；所谓一般素质的人类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攀比、心生嫉妒恨的金钱挂帅的社会；所谓高素质的人类社会，就是互相成就和共同发展的未来先进的福利社会。

人生要结交两种人：良师；益友。练就两项本领：做事让人感动；说话让人喜欢。能吃得下两样东西：吃苦；吃亏。自觉培养两种习惯：看好书；听演讲。争取两个极致：把潜能发挥到最大；把生命延续到极致。人生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感恩；第二件事，就是结缘。人生要迈两道坎：情与钱。

【转】制度变革怎么才会发生，这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即便人们都认为某种制度是不正当的，但只要他们仍然认为这种制度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那么制度变革还是不会发生的。旧制度的“破”，在于人们不仅认识到旧制度是不正当的，而且还认识到旧制度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新制度的“立”在于大众充分认识到他们欲求的制度是那个更有助于分工合作的制度。

美国当地时间19日下午，从朝鲜获释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家人宣布：儿子瓦姆比尔死亡。
22岁的瓦姆比尔回到美国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此前朝方称昏迷是由于食物中毒引起，但瓦姆比尔的父亲不接受这一说法。美国医生并没有找到食物中毒的证据，但却发现瓦姆比尔的大脑严重受损。瓦姆比尔本月13号被朝鲜释放后一直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瓦姆比尔于2016年1月在朝鲜旅行的过程中，因试图窃取一副酒店内的宣传海报被捕，被判15年劳动教养，在被关押了17个月后，在美朝双方的交涉之下，朝鲜称出于人道原因释放了瓦姆比尔。（央视记者贾犁）
瓦姆比尔的家属发出声明，表示儿子是在当天下午两点多去世，声明指出，儿子遭到朝鲜折磨，早已预料到有这种结果。遭朝鲜判处15年劳教的瓦姆比尔，扣留超过17个月之后，在本月13日回到美国，当时已在昏迷状态，随即送进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医生指出他遭受了严重的脑损伤，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朝方一直指瓦姆比尔感染肉毒杆菌，服下安眠药后昏迷。
环球网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表声明谴责朝鲜政权是“残酷的”。


刘亚伟：在教育中，比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展示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历程，让孩子们从中领悟到——科学的活力，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自我改进自我纠错的机制，从而破除对里程碑式的大人物，对已有结论、规律的迷信，敢于对“一贯这样”“本来如此”说不，使他们从小学习和逐步建立一种理性、客观、宽容、多元的科学精神，才是教育应承担的任务。

聆郭有感：1，郭喜耸人听闻，但欠缺严谨。王夫人的美国社保号是完整的（社保号码连留学生都有，不说明什么问题），但关键的护照号却是不完整的。章立凡查出有3个姚庆，出生年月各不相同，郭未坐实海航的姚庆是哪一个，贯军是否关俊？……2，郭绝非独狼，背后有军师，郭常说老领导、新领导指挥他哪些不能说，或先不说。3，党内高层另一派人（疑为江曾系）向他喂料是无疑的；郭不跟海外民运、法轮功合作，也反对纪念六四，均与江派如出一辙。4，防火墙漏洞难补，吃瓜群众2017看大戏。至于大戏如何收场？十九大有无王的座次？以贪反贪能否遏制？利益集团之争能否公开化？现民主曙光还是进一步强化专制……虽充满悬念，却并不乐观。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6-24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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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围观 | 周记
原创 2017-06-18 余世存
文 | 余世存
1

世人瞩目的大戏大战开演前，观众席上打得不可开交。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现代社会是，流氓打架时，围观有红包。但我们的流氓打起架来，围观者会移情，会自命教练指点，会动感情或投入理性。

很多人相约周五晚上九点。到了九点钟，“全球开播一分零三秒，黑屏。接着，直播所准备的七条备用通道，也宣告全部沦陷。”有人感叹，“为了黑掉今晚的全球直播，不知道这得花掉*老百姓多少血汗钱才能做到呢？”有人建议，“*黑客攻击youtube，导致服务器瘫痪，这是youtube首次被黑客攻陷，显示了*黑客部队的疯狂性和破坏性。youtube是谷歌旗下的视频服务企业，拥有全球最完善的防黑客攻击的保卫手段，可是今日也惨遭*黑客的攻陷，这是闻名世界的灾难。川普政府应该对此进行调查。”

尽管“看不了”，“老说出现错误”，“都被攻击中”，但仍有10万人以上的规模自始至终观看这一大戏大战。当下中国生活，对个人来说有更高的内容；周五晚上的围观现象可算是一印证。个人生活一旦集结成为现实中的生活现象，现实才会演进成为历史，而当下进行着的历史即是我们的法庭。跟“末日审判”不同，“进行时的中国审判”也许复杂，也许不够解气，也许围观者没什么现实的好处，但中国的法庭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尽管名人、上等人、成功人士等等是社会的榜样，是屌丝们奋斗的目标，但就如一些过来人告诫年轻人的，永远不要对前者想当然，他们的人生来之不易，他们的来路多见不得光，他们的现在仍困苦不堪，即使他们用尽手段藏着掖着，但他们仍要经受耻辱，“‘丢脸’一律，也是适用于上等人的。”

看戏的混乱让德高望重的鲍老都看不下去了，他说了一句不算严谨的话：“可以百分之一百的肯定，这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不是你叫他怎么样，他就干什么。他有他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他跟这些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你去说什么你都是隔了一层。咱们哪一个人比他高明？没有一个人比他高明！我们还企图要他接受我们的意见。”

但恐怕也没多少人买鲍老的账。旧的规则已难有效，大家需要新的规矩了。即使是一群流氓，也该打出一个规则。我们曾经痛恨“权抢钱私有化”，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历史。

2

本周一个重大新闻是，我们中国的软势力再次得到了学者背书。杜钢建先生由法学转向历史研究，做出了惊人的发现----

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十六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教授杜钢建研究证明，法国高卢人是中国炎帝的后裔。古代中国有白种人、黄种人和赤色人种。按照神农宪法体制的安排，白阜率领六个国家的白人负责勘测和丈量地球东西极的距离，并制作世界地图。其中许多白人留在西方。法国高卢人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移民西方的古代株洲茶陵地区炎帝参卢的后裔。法国国王路易斯家族就是来自落氏潞氏家族。法文路易斯就是落氏的转音。落氏也称潞氏，潞氏也作路氏，洛氏。2012年3月，杜钢建教授陆续发表“湖南人是日本和韩国人的祖先之一”，“西王母故乡在大湘西湖南是世界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日耳曼长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埃及佛教源于上古湘西文化””等观点和文章。并且坚信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等西方人都源于中国大西南地区，不断刷新了人们的视野。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王佩良博士认为，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研究课题，契合了党中央关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势力”的科学论断，顺应了国家领导人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正逢其时，意义重大。
……

很多网友在转载此文时一笑了之，有的称为“神文”，有的称其为“二锤子教授”，有的记起杜早年曾是“反动教授”……

但这一类捣浆糊的“学问”其实不能只以一笑了之对待。社科院的一学者谈起今年高考的一道历史题，忽生感慨说，除了让小朋友更加不愿学历史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作用是什么，他自己就是一例：他的女儿高中学文科，有时问他历史题，他说，“别问我，问你老师。老师叫你怎么答，你就怎么答。这才能得分。”

言谈之间，这个社科院学者是想表明他是门清的，他是无奈的，他是现实的。不知道他的女儿长大以后怎么看他。事实上恰恰是他们组成了我们的文化生态，让“一锤子”、“二锤子”教授们行其道，他们说什么，民众就能回应什么，传播什么。

3

两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遭极端组织IS绑架并杀害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此前有报道称两人为“教师”。不过，据英国路透社6月12日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方面周一最终确认，两人为“传教士”。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已遇害的两名中国人分别为24岁和26岁。

这一消息在网友中间引起争议。“这些人真不该浪费国家的外交资源去救他们，都是一群宗教认同大于国家认同的白眼狼。”“如果哪天洋鬼子再侵略中国，这些假洋鬼子传教士十有八九会充当带路党。”

有人说，“宪政就要讲宽容，信仰基督教，并因为自己的信仰而献出了生命，这种殉道精神本身不就值得敬仰吗？您敢到蛮夷之地宣传儒家吗？”

秋风为此回应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疯狂对人传教且殉道者，皆为炮灰加文化恐怖分子。”秋风还说，“他们的家属应该很高兴吧，终于升入天堂，神会给他们加倍奖赏。会有更多神的炮灰去送死的。”

秋风不是一般的网友，用学者张鸣的话说，他是“著名的新时代儒学大师姚中秋”，他的这番话让一些人大为诧异。张鸣看到这话的反应是，“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又揉，发现这话是真是挂秋风（姚中秋的笔名）名下的。而且，至今他都没有宣称自己的微博被人劫持了。”张鸣承认，“自打宣称自己是儒家，而且如愿以偿地成了当代新儒家的大师以来，秋风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我都不奇怪。但一个曾经一起写评论，抨击时政的同道，一个前几年还是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能冷血到如此田地，说出如此没有人性的话来，还是把我吓到了。”

秋风的勤奋有目共睹，这两年，他的言论让人“大跌眼镜”，一些学者出于爱护对他多有劝诫。在学术、认知和立场之间，在交往沟通中，一个知识人秉持的态度似乎不言自明。但往往有些人利用这种不言自明跨界越位，在希圣希贤的学舌者、学者、媒体从业者、市场叫卖者、政策研究室的笔杆子、信徒等等之间跳跃腾挪，从帮闲走向帮忙帮凶，这样的案例太多，使得大众对知识共同体的生态相当失望。有人说过，现代国民指望知识界言说正当性，一如指望商人、官吏一样，缘木求鱼。

外交部门就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杀害一事的声明说，“对于有关中国公民涉嫌在巴基斯坦非法传教的报道，我们将配合巴政府依法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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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立刻想到了瓦姆比尔。

本周一，即6月12日，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终于获释，当日搭乘飞机返回家乡辛辛那提。

2015年底，瓦姆比尔不顾美国政府严禁美国公民到朝鲜旅行的警告，参加了一个总部在中国西安的旅行社 “Young Pioneer Tours” ，跟团到朝鲜旅行。离开美国前，家乡教堂一小伙伴开玩笑对他说，如他能拿回朝鲜的一张海报，小伙伴愿意赠送一辆价值1万美元的轿车给他，瓦姆比尔到达朝鲜后，住在平壤的Yanggakdo 国际大酒店里，一天夜里他看准机会，来到酒店员工楼层，从墙上撕下一副带有金日成画像的海报（poster）偷偷带走。2016年1月2日，他在朝鲜机场离境时被抓获。他偷撕海报的行为，在朝鲜被视为是针对国家的“敌对行为”（hostile acts against the DPRK），那可是死罪！美国政府为此积极斡旋，并派出特使赶到平壤向朝鲜施压，最终瓦姆比尔没有被处死，但仍被判处15年的劳动监禁。

川普上台后，要求采取措施来确保在朝鲜的美国人质被释放。最近几周，美国获知瓦姆比尔在朝鲜被关押期间，反复遭到殴打，并遭遇了“食物中毒”，在被给了一片安眠药后，就陷入昏迷至今。川普指令立即成立专门救援小组，并派出一个包括医疗队在内的美国高级代表团抵达平壤展开斡旋和救援特别行动，最终成功“带回瓦姆比尔”。据说国务卿蒂勒森的话是，“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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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经受汪丁丁启发，想过“均衡”问题。个人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都存在均衡问题。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虽然有网络传播工具，但要沟通仍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在他生活的空间里都是一个类似于均衡的状态，在与另一个均衡状态联系时，对方往往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也就是对方不可能放下自己的状态来同情地全部投入地为你服务……，这也是今天人们使用电子交流工具仍不能增富自己生活意境的原因。而想到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要从自己的均衡里走出来，真有令人绝望之感。”

本周在夬卦时空（6月12日-17日），先哲给夬卦系辞说，“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是为本周记。





蔡慎坤：谁说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
        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多达200多人，包括党和囯家领导人以及一大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而被查的厅局级官员处级官员更是数不胜数，从已经曝光的案例来看，这些腐败分子的敛财手段千奇百怪，其攫取的财富早己超过世人的想象，腐败分子绝不再只是极少数！

    腐败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感到无能为力，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

    当人们在为打虎喝彩叫好之际，是否有过深刻的反省反思？为什么这块土地上盛产腐败分子？是腐败分子本性使然，还是制度之恶？贪婪当然是人的本性，但如果有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腐败分子绝不可能如此猖獗。

    一个水塘，死几十条鱼，那是鱼本身的问题；如果死了成千上万条鱼，那就绝不是鱼的问题，一定是水出了问题。一个社会，如果只出几个腐败分子，那还可以说是腐败分子本性使然，如果上上下下无官不贪无官不腐，那就绝不是几个腐败分子的问题，一定是治国理政制度路线出了大问题。

    一旦制度路线出了问题，或者说制度形同虚设失去了监督，任何人都可能蜕变成腐败分子，任何人只要拥有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抑制不住疯狂敛财大搞腐败的冲动，制度缺失造成的腐败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绝不能归罪于腐败分子，也不是打一批老虎就可以高忱无忧！

    也就是说，轰轰烈烈的反腐，打多少老虎并不算什么政绩，重要的是要打掉繁衍腐败分子的顽梗制度，如果一个国家不从根本上入手来解决制度造成的腐败问题，打掉一批老虎，又会冒出一大批新的老虎，赶走一个孙悟空，或许还会再来一大群猴！

    现在我们常常拿GDP数字来炫耀，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强国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大国崛起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广大弱势群体。是弱势群体的奉献忍受牺牲换来了中国的繁华和发展，当中国庞大的社会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被极少数利益集团所掠夺所瓜分，这个社会处处出现出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弱势群体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抛弃的时候，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就会变得愈来愈脆弱。众所周知，现在经济虽说搞上去了，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资源被破坏，环境被污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金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宰，所谓视金钱如粪土的“士大夫”再也见不到了。

    污染一片土地，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治理一片土地，却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搞坏社会风气，有个三年五载就够了，端正社会风气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个社会出几个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官不贪无官不腐！

    一个基尼系数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一个清廉指数排在世界后边的国家，一个人与人之间无诚信的国家，一个法律可以不被尊重的国家，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得不到尊重，其奉行的价值观更谈不上什么价值。



官场“圈子文化”实质是公权私化
    欲望笼络经营官场的“圈子”，也就是官场的“山头”，也是需要文化的。尽管局外者迷，但当局者心似明镜。进了“圈子”，依附了“山头”，同时契合了“圈子文化”。你才会有志得意满的前程。而这种“圈子”和“山头”的根基，就是置党和国家的利益于私欲的下拉，通过拉帮结伙让自己手里的公权力产生最大的私化效益，以假公济私地使私权和利益以最大化地延续和膨胀。

    你有你的“领地”，我有我的圈子，一个组织就被切割成一个个“小山头”，看上去似乎还是一个战壕里的同类，实则不过一群各怀心事的乌合之众，哪里会有什么凝聚力、战斗力？而且，即云“圈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其观念基础和行为准则，对内必拉拢腐蚀，对外必同心排距。“圈子”排距的不仅是“非我族类”的个人，也不仅是其他“圈子”，还包括来自中央于己不利的政令。“圈子”永远把自己的利益至于其他利益之上，为了“圈子”的利益不禅于为所欲为，不惜牺牲党和政府的形象，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可以说，官场“圈子文化”是败坏官场风气、社会风气的毒素，是侵害党和政府肌体的毒瘤，不加以大力扫除后果不堪设想。



环球社评:因负罪而恐惧的郭文贵用谎言壮胆
2017-06-18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分享
据新华社17日报道,北京盘古氏公司系列罪案又有两起案件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大连警方透露,郭文贵应允帮忙“捞人”,开价1亿,后通过伪造假协议等方式非法占有其他公司的资金约4亿元。
此前一天的16日,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和郭文贵的3位前下属分别被大连西岗区法院判决罪名成立,3人被判处不同刑罚。
当郭文贵躲在大洋彼岸通过互联网不知疲倦地搞政治诽谤,讲述各种离奇故事时,中国司法机关没有受这些鼓噪影响,依法针对其所属公司犯罪行为的追究正在有序推进,法律的正义是不怒自威的。
一段时间以来,郭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现身,用所谓“爆料”千方百计吸引注意力,到了收不住手的病态程度。不过,尽管郭的表演十分卖力,但他所讲述的离奇故事已经越来越缺少吸引力了,连海外一家经常刊登反华文章的华文网站负责人也引述美国执法人员的话说:“他是个说谎者。”中国一名在美国起诉郭诽谤的商人通过社交媒体写道,郭文贵不是他的仇人,而是一名病人,“治疗郭文贵这种病的良药就是法律”。
如今似乎不再有哪家国际大媒体愿意对郭文贵做专访了,偶有西方媒体接触他,更愿意小心翼翼从旁讲述他在做什么,防备被他主导了。因为郭的名声太差了,给他搭台让他公然撒谎,即使有的西方媒体挺想黑中国的,也知道那样干会让自己蒙羞。
郭文贵主要剩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字帖和视频了。不能不说,他仍是一个热闹,境内外一些对中国政治制度怀恨在心的人,以及就是喜欢政治谣言刺激的人,有些仍愿意凑他这个热闹。
郭文贵现在显然充满了恐惧,他很清楚自己犯了重罪,知道自己早晚是个“赖昌星”,他还想象自己可能“被杀”,所以他就拼命抢眼球,说多大的谎,只要被注意就好。他或许觉得越受关注,自己越安全。从心理学上说,人在恐惧中会叫喊,郭狂造谣言其实就是在叫喊。
因说谎太多,谎言跟谎言之间对不上号,郭文贵已经完全不顾逻辑了。他要的只是新谎言的劲爆能够把旧谎言压住,他最怕自己不被注意了,听众觉得他的新谎言不够刺激了,他担心那样的话自己“就完了”。
他要制作自己掌握着“数不清内幕”的悬念,制造各种为自己贴金、壮胆的谜团,而且是涉及的政治层级越高越好,编造的内容越玄越好,他还想要西方相信他是能给十九大带来破坏的“杀手锏”。他知道,这些谎言如果在西方都被公开戳穿了,他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又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烫手山芋,那么说不定他真的很快就会被戴上手铐送上飞往中国的航班。
在中国高速发展、社会面貌千姿百态的时代,出了郭文贵这个极其滑稽的角色。他的发迹显然是一系列官商勾结腐败行为的结果,他本人已公然承认行贿,他的盟友之一、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马建也已交代接受了他的巨额贿赂,但他却把自己打扮成“反腐斗士”,狂妄地要从境外“指挥”中国国内反腐。他今天在视频上讹诈,明天又装“清纯”,他恨不能在一张脸上同时让黑白两道出神入化。
据说郭文贵给自己搞了一个庞大的顾问团和律师团,还听说他现在有三十几名保镖,他在挥霍非法骗取的钱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保。一个在这种极端状态下生活的人,会出现多么严重的焦虑和思维紊乱,是可想而知的。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在美国动员华人争取搞一个“感美日”,感谢美国带给大家的“庇护”和“安全”。他竟然没想明白,在美华人中他这样时刻提心吊胆、担心“过了今天没明天”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必须指出,郭文贵涉嫌严重犯罪,而且涉嫌继续犯罪,通过媒体对他以往劣迹的报道和他当下的表现,人们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他的执政团队以铁腕反腐,向世人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也赢得了党内上下和国人的高度认同。郭文贵以其腐败掮客和受益者之身,把矛头指向中共反腐大业,并为马建等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鸣冤叫屈,可以说犯了当下中国从上到下的“众怒”。保卫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成果,是中国全党和全社会的坚定、共同意志,通缉郭文贵是这种意志的体现之一。随着盘古氏系列罪案第一起案件一审已公开宣判,盘古氏公司和被告人均被判罪名成立,而检察机关在宣判同一天又宣布对另三起案件提起公诉,控方追诉之剑所指,仍然是盘古氏和它的老板郭文贵,这就不难看出,司法正义的脚步,离郭氏越来越近了。
因恐惧而变得神叨叨的郭文贵就别装腔作势了。向法律坦白是他主动结束丑剧的最好选择。当然,我们知道,那是需要一份真正勇气的。
评：环球的社评试图抵销郭的影响，但也说明中共高层被戳到痛处坐不住了，要展开反击了。不过，郭的爆料是否“谎言”，不是由环球时报说了算的，那需要由司法调查来判断——如果监察、检察部门敢于公开调查的话。不过，环球的社评也反证了一个重要原则：爆料必须真实，一味追求耸人听闻的策略并不可取！动辄几十万亿的天文数字要有令人信服的无可辩驳事实为依据才行，笼统估计、大而化之都是致命伤。要知道，坐实的小情节真数额往往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长平：娱乐找死
2017年6月18日
最近的言论审查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困惑：继25个娱乐类微信公众号突然同时“失踪”之后，36个情感类公众号据称也被集体“软埋”。不少网民惊呼：审查的红线到底在哪里？
答案似乎并不难找。翻出广电总局、网信办等管理机构的种种通知和规定来对照检查，人们会发现大人先生们已经一忍再忍，可谓仁至义尽了。多少年来，三番五次，三万番五万次，他们一再告诫：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正能量！坚决抵制搜奇猎艳、血腥暴力、矫情滥情、低俗媚俗、挖苦贬损，要防止集纳社会阴暗面、炒作无聊信息、调侃严肃话题，以免消解信心、涣散士气！
这些标准都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无论按照字面意思还是引申意义，“低俗无聊”的娱乐公众号与“展示心理阴暗面”的情感公众号都早该五马分尸了。
这些公众号主为什么要有法不依、明知故犯呢？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规定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为了管制政治言论。他们给自己定下的红线就是“不谈政治”，其中有些人甚至嘲笑政治言论。为当局出谋划策的专家，和反对一党专制的学者，甚至意见一致地认为，娱乐会腐蚀大众的灵魂，让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在无聊嬉戏中了此一生，所谓“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不是一个新鲜的争论，十多年前我曾多此参与谈论，还就此写过一篇长文。这个词来自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于1986年出版的一本同名书，该书说的是后现代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娱乐新闻以及娱乐化的政治和文化新闻，取代了严肃的价值追问，甚至成为新的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两个预言
不得不说，长期以来，在中国稍微有点学术模样的概念和争论，都是移植自西方的“山寨产品”，而且大多犯着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故意或者无知地忽略基本的前提，也是本质性的区别。在“娱乐至死”的讨论中，大家假装不知道波兹曼在书中多次强调的，这只是讨论民主美国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美国人）是幸免于难了。”对于仍处于“奥威尔笔下的噩梦”之中，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国家，显然，这个话题另当别论。
波兹曼开宗明义地比较了两个预言，一个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警示的强权压迫，一个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警示的娱乐至死：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资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资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率土之滨，莫非国事
今天的中国，当然也遭受消费主义广泛深入地侵蚀，娱乐也在消解严肃问题。但是，以为当局依赖这样的消解来控制思想，简直是他们的羞辱。这就好比对一只尖牙利爪的恶狼说，它要依靠爱情来欺骗小羊一样。专制者并不在乎你“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乖巧，而是担心民众误解它失去了使用暴力的兴趣与能力。因为它比谁都明白，暴力是它存在的基础。它不会像某些人幻想的那样“打一巴掌揉三下”，而是发现被误以为揉了一下，赶紧要打三巴掌让你清醒。
社交媒体上流传丰子恺一则漫画《茶店一角》，画中茶店木柱上贴着大红告示“莫谈国事”，讽刺民国时期的政治禁忌。用这封画来讽刺今天的言论状况，实在是有些粉饰。首先，想要好好做生意的店家，没有谁敢口吐真言，贴出这样的告示。其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国事——民国时期可以谈的风月，在今天显然不符合“正能量”的定义，杀无赦。



为什么中国人数理化学科成绩秒杀外国人，但世界相关的顶级科学家几乎全是外国的？
知乎：2017年6月18日

“第一，没秒杀。第二，别看那些竞赛，有应试套路国人还是挺擅长的，这跟科研是两码事。第三，目前牛逼科学家的确不够多，数学看看菲尔兹奖，别的看看诺贝尔奖。我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获奖人数远远低于这个比例。第四，科学都是爆发性增长，有点类似文艺复兴，1850-1950你能想得到的巨匠，基本上都是在这一百年间爆发的。我国那一百年啥鸟样大家都知道。我国聪明人没赶上好时光。第四，科研需要大量长时间投入才能有成果。另外学术环境，传承太重要。我国已经在加速了。再来个三十年积攒。应该会不错，米国肯定超不过，超过日本，英国，法国，还是挺有可能的，毕竟人口基数是10倍。”
题主的前提：“中国人理科成绩秒杀外国人”。
不太赞同这一点。。。所以先讨论这个问题吧。
（虽然问的是60亿“外国人”如何如何，很笼统，但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欧美人，比如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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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人天生就是数学强得吓人”。跟“东亚人天生都是功夫武术大师”差不多的性质。欧美娱乐界很喜欢用到这些梗。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好笑，是刻板印象，也是地图炮。表面上没有太多负面含义，但是不一定。因为另一层面的笑点经常在于“他们只能做这个”。中国人那么多，什么样都有，擅长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天才都是存在的。数学和武术很渣的人也肯定存在。英国同样有的人理科非常强，也有的人理科非常菜。一概而论讲整个民族这样那样的说法，一般都不成立。不符合现实，也很误导大众。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刻板印象？真的有天生基因上的差别吗？也有这个可能，可以去研究研究一下。论平均水平怎样，比如民族智商平均对比什么的，也是有人研究过的。不过，我更相信这些是文化和环境上的区别所导致的。再说，实际差距没到题主所说的“秒杀”那么夸张吧。
做实验对比这群那群数学能力怎么样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实验许多的关键细节的合理性。
比方说；我们拿N个中国高中生，跟N个同龄英国高中生来对比。这样看上去已经很公平。可是还得慎重考虑许多因素，包括以下几个：
1）在中国，能走到高考（中上等教育），并不是所有人。很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的样子。最后能够上大学的，也有可能达不到10%。这已经筛选掉了许多家庭条件以及教育背景因素。比方说，已经排除掉了那些初中考试挂掉了的，还有16岁左右自愿放弃读书的一大批孩子。
反过来，在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孩子都得上大学（为什么实际本科文化比例才40%-50%，那是因为长辈那一代的比例不一样）。在这里，初中高中弃学的孩子也是存在的，但是特别少，估计少于10%。这点跟中国很不一样；具体比例多少，并不重要，因为差异已经非常大了。
这样说吧：英国人口只有中国一个省那么大。但是英国有接近200所大学之类的学校。每年录取60-80万新学生（中国大学录取数量的五分之一的样子；具体数字和比例要看怎么算，比如是否包括留学生什么的）。
意思是：英国高中教育阶段的门槛肯定要放低。因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参加。目标不是从top 30%筛选出top 10%（像中国），而是从top 90%筛选出top 60%。“高中生群体”和“大学生群体”的意义根本就不一样了。忽略这一点去研究，得出结果当然是中国学生平均更聪明。
2）教育制度本身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英国，一切都是选修课。16岁之前半自由；数学、语文、外语还是必修的。16岁之后，那就成了全自由性质。绝大数英国高中生和大学生，早就放弃了数学这类课程。放到中国，连研究生都还有许多必修的。当然不一样，难以直接对比。
比方说，我们拿一群随机的英国大学生和一群随机的中国大学生来进行实验。一个是top 60%，另一个是top 10%。这种实验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吧。可是英国大学生里面学过高中级别的数学，又是非常小数；一个更小的比例。这样对比的结果还靠谱？
3）如果直接讨论考试难度，也很难。
假设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因素，让所有英国年轻人直接过去考中国高考，再让全部同龄中国人去考。或者反过来，让所有同龄中国人过来参加英国的“高考”。结果会是怎样的？这种实验肯定很靠谱，能够避免上面两个问题，但是如何进行？
更大的问题是英国教育不存在绝对的“高考”。英国的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实际上也是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考试。一个专业下面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组织发布的考试。这些组织都是私有的。他们的规则都不一样。有的提前规定满X分就是甲级。有的先看看结果，再画一条线决定top X%才是甲级。甲乙丙丁，有的分三四个级别，有的分七八个级别。考试都不一样，你怎么办？你怎么知道自己的甲级相当于人家的甲级？
所以，英国的大学也很难分别学生。这么复杂，到底录取谁？数学还分二三十个大小方向。有的人只参加六个数学高中考试，集中在一个方面。也有的人参加二十多考试。也不是同一个公司，分得也不一样。或者不同方向申请不同公司了。所以各个大学开始更加注重写信申请，甚至面试笔试。只能给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要求。先申请，再看人家给你的独立条件，满足条件。
后来，各个大学也流行开发自己的考试。高中生申请拿到offer之后也要满足这些。比如剑桥数学的Step 1/2/3。分别针对top 4%，top 2%，top 1%。这么说，对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孩子来说，也许比中国的高考还要难。（超出了本题范围，不在这里讨论吧）
没有一个绝对对应中国高考的统一标准考试。也没有一个完全对应中国高中生整体的学生圈子。大家怎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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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以后也一样。每个大学的考试都不一样。
剑桥试图录取top 1%。他们的目标就是把这top 1%再拆开分为三六九等。top 0.1%是谁？
剑桥数学每年的考试奇怪到什么地步了？很值得讲一讲。
每个方向（课程），20道题左右。一考试给三四小时的时间。一年可能就八门方向，八个考试。但是也有人多了少了。那是平均，其实很随机。你在所有考试加起来总共答对了三个题以上，那就不会fail。拜托，八门考试，160个题目，甚至更多（看你申请了多少门）。三四个对题居然就够。因为有好多同学还是做不到，只能挂掉，或重读一年。
七八个都答对了，那已经超越了50%的同学，可以拿乙等 2nd class。十三个答对了，这已经入到了甲等1st class， 在同学当中站在top 10%。你所住的学院会给你各种奖励。很少很少有留学生能做到。
我见过的最牛逼的同学怎么样了？比我大两届，他是英国跟印度的混血，英国近二十最厉害的 IMO 和 ICO 竞选人（好多金牌，特奖什么的）。他做到了23个题目答对了。在剑桥，这已经超级夸张了。
另外100多个题目呢？为什么就没有人做出更多？用分数来算，这不是还没达到20%吗？
所以说，有的考试制度跟中国太不一样了。根本不是用分数来衡量的事。答对一个题，那需要非常多的努力，开心脑洞，严格从基本原则证明推理出来。怎么准备都不够，因为都没用的。问的都是全新的问题。他们的判断标准，（或者说他们追求的人），不是背东西的，而是有想象力，有新视角的。不是知识面多大，而是知识深度如何。各个题目上也有类似的标准。如果你的答案比较新鲜，也有类似加分的功能。每周一对一的卷子跟辅导，也特别强调这个态度。
在英国，大家很介意你是本科甲奖什么的。因为是top 1%和top 0.1%和top 0.01%的简单分别法。因为这是当地文化习惯。这些文化特点很难翻译到中国文化语境。很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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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上面这么多事情，其实是想说明；英国也存在很难的考试制度的。你让中国的top 1%去做这些考试，一样可以分为三六九等。（但是也许还不公平，因为中国学生不习惯）
这才是公平的对比；因为你拿中国最顶尖的数学学生跟国外最顶尖的数学学生比较，这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论平均，可能都差不多。
IMO也一样，中国每年六枚金牌。很难与其竞争。但是在欧美整体找，同样也能每年找出十几个金牌。也许中国每一届都有几十个人能够拿到金牌。IMO制度奇葩，大国小国只能送六个人参加。全世界范围，每年仍然只是30个金牌，60个银牌，100个铜牌。另外一大半参与者，根本拿不到牌的。已经是顶层0.0001%的游戏了。（比奥运还难，因为奥运会一年都有好几百个金牌）。
让一般人参加 IMO，根本没办法。你让中国高考和欧美高考分数最高的top 1%去参加，一样很难的。因为top 0.01%才有希望去理解题目，更不用说去回答。剑桥那些考试，等等，要再加难一个境界。
越是到了更高境界的竞争，民族优势成分越无所谓了，淡了。大家都一样。人口比别人多，人才也就比别人多了。中国只有世界18%的人口，当然是外国人才更多一些。
到了博士或科研顶尖的世界，最牛逼的人，也是这个道理。谁还在乎你是什么地方的人？那是彻底靠创新突破的环境。用考试方式根本比不了的。超出了任何文化意识形态限制，我们都应该尊重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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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有的人拿欧美一般毫无脑子的老百姓来跟中国高中生或大学生对比？那肯定没戏了。怎么公平选择研究的对象？怎么公平去考试人家分个高低？没有这种考试的。
一切还得看文化环境。
欧美一般人数学很差，那是因为他们没必要去学。他们从很小年龄就可以不干了。也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进入大学什么的。还一点都不尴尬。数学理科能力怎样，老百姓不在乎。反而很欢迎那些自称数学不怎么样的孩子。这点真的非常可惜。
在中国这就行不通了吧；大家几乎都追求数学好。数学成绩好，多一份面子。数学不好，那就惨了。这种自然环境就可以让许多人坚持努力搞好数学。
但是英国等西方国家还是有不少擅长理科的人。这些人不是主流，大数据里面是占不到他们的。但是这些人后来都去学了自己最感兴趣的狭窄专业。也少了很多其他课程的浸染。你看看这个群体，真的比中国一般学生弱了吗？没有吧。跟中国某专业最顶尖的人差不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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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人的数学能力秒杀欧美人。最多只是民间的现象。
去欧洲小店，发现人家员工不会基本的加减乘除了？我也发现了呀！而且他们一点都不尴尬，更搞笑。他们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或者是文科毕业的。他们没这个数学压力。你我的教育背景不一样，至少经历过这方面的压力。自然就不能比了。
在中国，也有人同样不会算。他们一样喜欢拿那些大大的计算器。但是在他们的生活里，也没必要加减乘除，也不会尴尬这些人只是很可怜，是不是比英国多了还是少了，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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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认真讨论问题。是不是有个关键的事实需要讨论；
算数不是数学！高中数学跟这个什么关系？高中数学跟大学数学又是啥关系？
一般大学学到的数学，又跟数学顶尖研究什么关系呢？
从基本工具升级到了理论应用，又升级到了创造新理论的能力。门槛一个比一个高大。
其实普通人算数或基本数学知识怎样，跟数学突破没有啥关系。
你可以培养出一万个对数学理论很清楚很了解的人，却很难培养出一个改变世界的先锋研究奇才。
那样的人，你怎么去培养出来？一切教育手段、对他们都无效！！哪里都有这样的人，是天生的。他们自然就会习得对他们有用的知识。到时候有所新鲜突破，那也不属于任何学到的东西的范围。
人类社会只能做到保证他们发展空间无碍就可以了。跟民众数学考试之类的，有个毛关系？
也许有的考试能够把他们找出来，那也不是一般99.9%的人能够接触到的考试境界。再到世界最顶级科学家数学家的那个境界，那是完全没有考试必要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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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技术很高大上的人，天天试图发明新的魔法出来。低级魔法肯定也是有所掌握的。然后你用一般大家熟悉的魔法去衡量人家的能力，派当地魔法决斗最厉害的人去跟他打拼，人家还会理你吗？
同时，不理解他天天在做什么，但是发现他那边普通人魔法能力都不怎么样，所以就把他当成蚂蚁看了。继续系统使用别人之前研究出来的魔法。最后谁最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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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题主说顶级科学家数学家都是“外国人”？
怎么可能？现在很多领域的先锋研究也都有中国人参与。一个突破都没有吗？明明很多了好吗。而且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去研究新的东西。
是不是比西方相对少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别忘了西方这个创新历史已经好几百年了，有所累积作用。国外大学和研究所什么的，也有很多经验积累继续创新。这些地方内部文化和历史经验让他们支持和鼓励这样的人。比如上面提到的剑桥考试制度。
顶尖研究者不是可以刻意发展出来的。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崛起路线并不跟普通人教育体系有关。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有些负面作用。
目前还有很多很多中国底层群众根本意识不到（或者无法发挥）自己的天生能力。这以后也是会慢慢变的。他们被社会埋没或忽略。也很有可能被这个目前的教育体系本身所镇压。
为什么西方有那么多诺贝尔奖什么的？剑桥大学就有80多枚好像。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定的偏见。并不像很多中国网友说的政治性偏见。科学家又不是傻逼，他们还会在乎一个人的国籍吗？
但是很可能有现实文化差异导致中国学者无法被认可。语言障碍是一小例，毕竟英语以及西方式逻辑表达还是主流。然后中国很多方面的研究相对封闭，跟外面合作得少。或者受限于内部政治之类的。比方说，经常强调自己国家的作用或角色，不够透明，或者表达太过于谨慎谦虚，把未来应用影响力写得太小了。可能难以被国际社会马上认可。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现代科学，被西方控制了很久，保留了很多这种没必要的西方文化门槛。
但是，可以长期来看看。。。现在很多诺奖都是发给十年二十年前的研究项目的。因为现在才发现了新理论的应用，或者才发展成新的学门。所以，中国现在研究的东西，还要等个十年才会被国际认可。现代中国刚走上舞台，还没有多久，还没稳定，需要时间融入。长期还是非常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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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了“中国人没有创新精神，全是工匠封闭精神”这类话题。
以前也写过几个这方面的文章。比如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什么的。
个人讨厌“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本身怎样怎样缺乏这个那个因素”这类说法。中国是个大文明，什么样的天才都有。古代发明的东西多得是。过去的很多困难和落后是因为当代某政权有问题，没法让这些天才走出来把想法大规模落实，也没有鼓励他们互相共享理论。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吸收和发掘了很多助于科技发展的精神。
看看现代中国的移动软件工业。没多少年，已经发展出了一大批国外还没有的手机应用。控制了全球许多国家的市场。已经不是之前那种被国外科技“被动”的角色。现在是欧美比较被动了。
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网络给了这些人更多条件把自己的想法做大。不需要多少其它资源风险，就成了一个很不错的竞争市场。现在，中国每天建立一万多startups。按照这样的速度，渐渐会影响到更多行业。
不过，放到科研上面，还是有点担心。
最近在中国呆了两个多月，分享两个故事：
1）见了一个大学生（知乎一个大V）。跟我研究生方向一样，NLP。而且他想用这些方法在金融方面。跟他交流之后，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想到了一些我当年20岁根本没想过的新脑洞。以我的经验，他这种研究价值应该是会很高很高的。但是在中国，他很难找人投资冒这个风险。在英国那就没问题了。所以给他一些技术和生活职业建议了。
但是在跟他讨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很让人委屈纠结的事。就是他觉得学一门课就是掌握一个技能。问的都是“别人都学了这个吗”之类的。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能力已经超越了任何他的所有老师能教他的范围。对西方思维来说，真的很难理解他这个心理。难道一定要学会一切别人的思路才能自己干自己的事？
在金融这个行业，最成功的人都是有自己独立想法的，而且直接去干了。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对外到处宣传。更别说老师。学明白别人的一些想法没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成功渠道，而是浪费时间。自己去做实验，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做法。什么时候必须解决某问题，这就可以打听别人。而不是提前打听了解一切。那样很容易被灌输。只有你自己想象出的东西才有价值。因为别人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种：“我要学别人为主”的精神，成了一种大障碍。让我觉得很难受可惜。在英国就没有这一套。
2）也有点相关，前段时间在中国见了很多金融团队。发现什么样的人都有，都聊得挺开心的，很刺激。但是各个公司都有那么一个共同点，让我觉得都跟国外公司不一样了。
怎么描述？大概也是：“很在意别人在做什么”。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挣钱的。理论上的东西，就没那么受关注。而且有点太过了。别人怎么样，然后你自己去怎样；那真不叫创业；那是山寨，那是一种作死！到最后，你自己的东西呢？没有追求独立点，那怎么活？总会落后于真正创业的对手。或许我理解错了，但是真的很可怕，很不一样。
在中国很多其他方面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老百姓开商店什么的，也是copy别人生意模式为主。这是中国特色。而且不是心理上的，是人家开口直接说和问。风险独立精神，也存在，但是很少说出口。可能是上一代改革开放(向外学习)的一种习惯。现在反而是个障碍吧？
科研方面也很可能存在类似的现象。至少在自己行业有见到过不少。很大比例的人宁愿去研究一个安全的项目，稍微研究或对比一下别人的理论，突破概率少。也不愿意跟着自己个人思维研究到底，要么失败，要么有大突破。“顶级科学家”绝对是后面那种精神。
中国面临了一些这样的文化小困难吧。有时候很难描述。
“时间线上看到了，凑个热闹。我只答下数学方面。1。中国中学生数学水平秒不了法德俄，恐怕还要被反过来秒。和美国比么，美国主要是两极分化太严重，普通学生数学差的确实差，然而好的也很好啊。大家可能关注IMO中国常年拿第一，然而美国队也常年拿第二啊，这个第一第二之间又不是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差距。当然，有人会说，IMO美国队里面有很多亚裔；但是，一，亚裔似乎不占绝对多数（除了最近这几年）；二、亚裔也是美国人啊，大部分还是土生土长、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吧，那他们的成绩当然就反映的是美国的教育成果。PS：关于美国的教育，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川普打算削减公共教育支出后，美国很多公立中学开始放更多假&削减课程数量了，因为他们开不起课了。。看完这个我有点明白为什么美国重视子女教育的人宁愿花大价钱送孩子去私立中学或者好的公立中学（其实和国内择校是一样的道理），也不愿意送去一般的公立中学了，因为真的不靠谱啊。。而我们拿来对比论证“美国人数学差”的样本大部分都是公立中学出来的，所以也不算特别奇怪吧。2。美国有人才集聚效应（毕竟灯塔国），经常能从东欧啊、中国啊等等这些地方招到底子还不错的数学PhD；而欧洲那差不多是现代数学的发源地，底蕴深厚，中国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对比都不占优势。而中国呢？中国的学校基本只能吸引第三世界的学生吧。。集一国之力与全世界对比，那结果还用说么？其实现在中国数学进步幅度也是很明显的，越来越多的华人数学家做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当然这些成果很少有能上新闻的，所以普通大众也不知道。但是要说中国学生数学顶尖，所以数学科研也必须领先全世界，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牵强呢？首先中国学生数学顶尖这个前提就有问题，仅仅因为IMO成绩好就可以断定数学水平顶尖么？竞赛都是要依靠训练的啊，中美两国都有举国的竞赛选拔培训体制，而法国这种众所周知的数学强国的IMO成绩却似乎不理想——因为人家根本不care啊，随便派几个人来考考就行，拿个铜牌就可以满意了，反正参加IMO也不能保送巴黎高师对吧。其次，学术水平也不完全由学生自身能力决定啊，本科的培养，整个学术大环境，都是影响因素啊。培养一位一流的数学家，比培养一位IMO金牌，难度可高太多了；后者主要是要有好的选拔机制和培训机制，以中国的人口和基础教育状况，这方面并不成问题，而且几乎每两三年都会出一个特别优秀的竞赛选手；而前者，那需要细心的雕琢，需要前辈对后辈的“私相授受”，培养周期那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


“美国吓尿了”，吓尿体横行的社会原因
原创 2016-10-08 航亿苇
这些年在网路上，总是能见到类似“美国吓尿了”、“日本哭晕了”、“韩国认怂了”、“菲律宾终于怕怕的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煽情标题或导语。这种类型的文章就是吓尿体，多数神神叨叨，胡吹神侃，所讲的事要么无限夸大，要么没有实证，明眼人一瞧就知道是疯言疯语，却每每引来狂欢与大量点赞。几则典型的吓尿体标题如下：
要出大事了，中国又一法宝让美恐惧，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彻底怕了
中国秘密武器无敌了，北京下死手，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吓尿了
中国军方又一技术取得领先 美国已失去优势
中国56大逆天项目 美看完彻底佩服
内部人士曝东风26为何会令美国吓尿了裤
中国雷达成功追踪F22猛禽 美国媒体吓尿
美国吓尿了:中国空天轰炸机 一小时可毁灭地球!!!
有人实在看不惯，讽刺道，如果美国如此被吓尿了，理当尿不湿就极度畅销了。可吓尿体文章自有吓尿型读者群，他们终日在吓尿的欢乐中嗨破了嘴皮子，不知不觉间，还真有人信以为真。有一天在街头，老航就遇到几个在那儿嗨皮的人，他们中有人神气活现地说，如果不是美国哭爹求饶，中国早就把美国的航母打到南海里喂鱼去了。他说美国航母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一艘打一艘，来两艘打一双，管教美国佬有来无回。
世界上最大的胆子就叫做无知，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就叫做牛皮。对那些沉醉在无知的牛皮中的人来说，你要与他们说清楚某些事也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听你说。你便要说，他们就视你为“汉奸卖国贼”，是“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那种人也并非没有文化，有大量的高中生、职高生，也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认为，既然祖国一天天富强起来，敌人就一天天衰落下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肯定只是纸老虎。你若跟他们说，他们那是停留在1970年代前的冷战思维里，他们就必然气急败坏，对你恶言相向。他们中的一种人认为你才是愚蠢的混蛋王八蛋，另一种人则告诉你文革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时光，那时候“两弹一星”，早就将美国吓尿了。
有人写了《美国吓尿了，世界轰动了》一文，称中国发明了一种新武器“航公”，由生铁和低碳钢制造，排水量10万吨。“航公”最厉害的杀器是一根重达100万吨的铁棒，攻击时直接将铁棒插进美国航母上，航母就完蛋了。中国一组航公编队采用“分进合流，各个击破”的方针，对美主战舰航母集中实施“轮歼”战术，屡试不爽。“航公”上“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因此具备极强的抗干扰能力，照明设备是使用干电池的手电筒，不安装雷达，使用望远镜，水下装甲、外装甲（生铁）达到10米的厚度，鱼雷、飞机、导弹等常规武器均对其无法构成威胁。”——这是篇著名的讽刺文章，写得非常俏皮也有点“下流”，但一时间，吓尿型人却没有看出来。直到有一天，看客实在看不下去了，提醒那是讽刺，吓尿型人才不转这篇文章了。
吓尿体还用于文化娱乐圈的忽悠。有人出了一本书，拍了一部什么电影，也可以将美国人给吓尿了。还有一篇《中国特警的超强装备，最后一个让美国网友吓尿了》文章，作者有意要秀英文，搞了个中英文对照版，声称一辆特警车如何了得，处理绑架事件如何迅速、果断，令美国网友深深叹服。
关键还不是吓尿体的荒唐，而是吓尿体横行的社会深层次原因。尽管现在网路资讯很发达，中国网民有了7.1亿之多，但有许多人却采取思想与知识自我封闭的态度。一种人对不符合自己既有理念的不看，不去了解，不想自己思想“反动”，犯下什么错误。一种人根本无心关注与吃喝玩乐及钱财以外的东西，但遇到一些国际事务又想表达情绪与意见，就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一种人也知道吓尿体尽是胡说八道，但他们认为人家“出发点是好的”，所以要努力为之辩护。一种人就是没来由地仇恨美国等国家，认为凡是与中国不友好的国家，都应当抹黑，哪怕是自己骗自己，也骗得自己非常开心。
在受吓尿体裹挟的人群中，理性与智慧便是非常陌生的字眼。



陈丹青：中国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不像孩子
2017-06-18 陈丹青
别让孩子越长大，越麻木
    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好萝卜，英文也不行，中文也不行，但每个孩子都是好萝卜。我是老萝卜，孩子是正在成长的好萝卜。
    意大利的导演费里尼说：全世界的孩子在五岁以后送到幼儿园就被扼杀了。
   虽然可能有点极端，但我的观点跟他相似，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变得不像一个孩子。
     人越长大，越是一个变麻木的过程。不看天，不看星星，不看花，也不看树，脑子里更多想的是挣钱、当官。
     法国的著名风景画家柯罗晚年曾说：“我每天早上醒过来向上帝祈祷，让我像小孩一样天真地看世界。”我岁数越大越明白这句话，孩子们都是我的老师。
  1、中国家长要克服“家长欲”
        “家长欲”是很可怕的。现在的孩子很辛苦，一天到晚被逼着学钢琴、古筝、英文……这时候有一个最可怕的东西丧失了，他们长大会恨家长，说自己没有童年，一天到晚在上课。
        我所处的年代是另一回事情，非常匮乏，也非常无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也没有东西可以看。我九岁的时候得到的第一本画册是美国画家画的动物画技法，全是马。
        我特别喜欢马，我父亲看我喜欢马，就给我买了那本书，我到现在还能画得出马的骨骼。我不是很了解现在的孩子，可看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还存在一个选择问题。
        首先，家长要克服自己的“家长欲”，要让孩子有独立思想。
        比如我克服自己的方式就是，当我看到周围的那些画，有些我喜欢，大部分我不喜欢，觉得太教条，不真实，不感动我，那么我就不要那样画，而是想办法画出真实且感动人的画。
        其次，中国家长有一个需要克服的趋势，那就是太把一个孩子当孩子。
        我经常遇到一些家长问他的孩子应该怎么学画。其实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是否了解他的孩子，在于他是否冷眼观察孩子--孩子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这时教育就开始了，如果可以叫做教育的话。
        所以，家长最要紧的是冷眼看，然后带着孩子走向他感兴趣的地方，而不要强行带他去他讨厌的地方或者没感觉的地方。
        2、对低年龄的孩子说概念，非常有害
        13岁以前的孩子，不要跟他们解释什么是“美”，什么是“古代”和“现代”这类概念，如果带他到博物馆去，就不要对他解说，他听不懂，并且会厌烦。
        就是让他看，如果他实在不想看，就带他出去，他想吃就吃、想玩就玩，不要太早灌输这么多词汇给孩子。
        有的孩子半大不小就能说会道，可说的全是大人教他的词，一点也不像孩子。
        我在美国、欧洲、日本看到的孩子都像孩子，他们不太会说话，说的也都是很简单的词，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废话，更没有空话。
        可是中国的孩子，尤其是春节联欢会上的孩子，或者一些比较优秀的被选出来的孩子，满口空话、假话，这说明我们的概念教育开始得太早。
        孩子10岁至15岁的时候，家长要特别观察，看他们到底喜欢什么，对什么有极大兴趣。如果这个时候，他正好喜欢画画，喜欢音乐，喜欢写作，或者喜欢科学实验，家长就要带他到好的环境耳濡目染，并且周围有同样喜好的孩子，这点对孩子非常重要。
        至于所谓的概念性东西，我想差不多要到初中以后孩子才会开始对这些感兴趣，才有理解力和判断力。
        3、父母是孩子崇拜和模仿的对象
        我在世界各国博物馆总是看到这种情况：大人抱着婴儿在逛博物馆，其实婴儿在睡觉，但我觉得这个胎教非常好。带孩子到很嘈杂的饭店或商场去睡觉和在博物馆睡觉，感觉是不一样的。
        国外小学生和中学生会全班去博物馆，不是浏览，而是有专业的老师在那上课，学生很自由地提问。
        但在国内，我经常看很多父母带孩子去博物馆、美术馆，大人自己也不太喜欢，但觉得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就带孩子去，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
        对小孩而言，身教大于言传，如果父母真的很爱这件事情，小朋友得到的讯息是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所有的小孩，在童蒙时期，最崇拜的人是爸爸妈妈，所以父母这个角色是很难当的。
        人是模仿的动物，同时又是一个下载的动物，所有小孩子的脑袋，你带他去任何场合，无论是开心事、伤心事，不管懂不懂，他已经下载了。下载后可以储存很久，等到他懂事了，受了教育，智力发达了，他会重新反举这些早年下载的印象。
        所以爹妈真的不好当，你不经意间已经在教育孩子，或者已经在毁坏这个孩子。
        4、不要小看孩子的潜力
        不要太控制小孩看什么书或者不看什么书。
        因为我们经常会小看孩子，不太注意到他的能量。他当然会乱看，拿到手的或拿不到手的都会看，或者有些孩子完全没兴趣看，有些则沉迷在里面，大人不需要太在乎这件事情。
        学龄前的孩子看的东西，到了学龄后会自动消失，就像出麻疹一样，忽然就不爱看了，转而看更高级的东西。
        我记得我13岁以前喜欢画画，同时还喜欢唱歌跳舞，还去拍过电影，还打架，还捉虫子，上树闯祸。
        可是13岁以后忽然对别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于是绝大部分时间就只用来画画。
        到了18岁又是一个飞跃，以前的很多习惯忽然停顿，转入更高的智力需求。有些事情大人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关心，由他去，到一定的时候会消失的。
        有一种习惯在你看来不是很好，你要去掰它，一切都起于“掰”，有时候就会掰坏了。当然也不能纵容孩子，不能过头，有些事情会自动消失，也会自动生长。
        绝大部分儿童读物是很平庸的，一小部分是特别好的、经典的，比如那么多的童话故事里，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就是好的。
        5、在兴趣方面，对孩子喜欢做的事少啰嗦
        在国外幼儿园老师会有一些词汇选择，英文有很多好听的词，他如果觉得这幅画不是很好，他会说有意思。
        尽量不要对小孩说出价值判断的词，大人说好或不好，对或不对，都是在扼杀小孩。
        所以我要对家长说，13岁以前的小孩，在绘画上或任何文艺兴趣上不要多说，孩子要做就让他做，少啰嗦。
        如果孩子没有得到认可，他看到画作对比后沮丧时，就让他去沮丧，因为他第二天醒过来又好了，去画的仍是那个样子，他有很顽强的动物本能，保护他这个本能，这时不需要家长去引导。
        我对小孩的观点：
        第一，生命安全要注意。
        第二，不要生病，生病马上去看。
        此外什么都不用不管，我从来没有管过我的女儿，她也很正常，很自立。




学术贴 |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2017-06-17
本文作者郭德宏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标题为《“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探讨。

“反党集团”概况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即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

（三）1957—1958年：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著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在安徽，有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春雷’反党集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

（四）1959—1965年：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钢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

关于“反党集团”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共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首先应该对“反党集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法律的界定，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叫做“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已经平反的“反党集团”，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反党集团”。即使有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反党集团”，严格来说也不能叫做“反党集团”。例如“高饶反党集团”，作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真的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他们还能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吗？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不过是为了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并不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岗、饶漱石也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一个“集团”。因此，还不如说他们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或阴谋活动更好。

至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集团完全是由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等组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国家、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造成深重的灾难，称他们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二，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只有掌握这种权限的人或机关才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第三，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只有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根据其确切的罪行才能确定，不能什么人、什么机关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将别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但对他们的审判，都是在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那只不过是对他们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就可以随便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就无法控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

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搞肃反扩大化，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其中比较早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又打了以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袄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前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由叶戈罗夫等苏军元帅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由科西奥尔等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等。这次运动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到l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83人）被捕和处决，l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除了“反党集团”外，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纪委网站：“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2017-06-18 中纪委网站
一
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名声也不太好，官运却好得出奇。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当然忙得要命。
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忙啥呢？吃饭、打牌、投资。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主题多是庆贺生日。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
然后就是打麻将。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从宫女到太监，无不乐此不疲。
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慈禧需要舒解心情，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批评意见。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
“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庆亲王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至少他的理财水平出类拔萃。
清朝中央政府官员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机关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好得很。
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买到了黑龙江代理巡抚。这样的事情多了，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
庆亲王格外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要是迟生一百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
二
庆亲王的业余爱好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
倒霉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照样每天忙于饭局、牌局，进出外资银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梁士诒、那桐、曹汝霖等大人物，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对此，连老外都忍不住了，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庆亲王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
辛亥枪响6年后，庆亲王奕劻寿终正寝。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这才明白过来，给他加的谥号是“密”，意思是“查找不足，认真整改”！无论对于庆亲王本人，还是对于清皇室，这个时候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


社会主义就是?---如临大敌
2017-05-30 13:26阅读：149
齐奥塞斯库曾经直言当今世界并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只有民主法治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之分。齐奥塞斯库曾经直言不讳的说：以共产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其自身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掌握了军队、警察、银行、铁路、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国家机器，因此共产党早已从无产阶级变身为有产阶级，所以这时共产党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但由于政治斗争是在司法之外打击和消灭对手的最佳方法，所以专制者不会肯轻易放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概念，只要把民众的民主权益诉求，上升到捍卫社会主义的高度，就能拉出某种崇高的大旗，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清洗有不同声音的人。这就是现代专制主义。
黑格尔与韩寒都说过，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一个例外，但却不是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例外。这件事我们稍微缓一缓再说。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也不是突然走到现代专制主义道路上的。我们还是从土地说起，从所有制说起。社会主义就是现代专制主义的深刻论述，大多来自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读。
中国共产党上世纪40年代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拥戴，最主要的原因是实行了土改，即把由于制度局限和国家法律缺失（辛亥革命原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导致的被集中占有的土地夺过来分配给农民，谓之耕者有其田。这时候它还没有触动所有制，相反，它是在强化土地私有制的观念下进行这场激进的社会改革的，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人民欢呼“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不是没有缘由的。
尽管这样，仍然有一个非常睿智的人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这场运动的深处，潜藏着一种社会政治凶险，这个人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摩尔1966年写作和出版了《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那时候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没有人去检点已经过去二十来年的土改运动。反倒是这个美国人精细地对中国的土改运动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巴林顿·摩尔描述说：中国的土改运动一旦开始，摧毁旧秩序，创立新秩序的进程便迅速推进，一切都按照政府指引的方向进行。中国共产党对土地的再分配不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而是按人口来进行的，并不考虑长幼和性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根基上打破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农村体制，使得地产与亲属之间的联系荡然无存。由于摧毁了或至少是极大地削弱了亲属关系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仅使阶级之间的对抗情绪有力地释放出来，还使不同 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人群的对抗加剧起来，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反抗地主、佃户反抗收租人、受害者反抗土豪劣绅的斗争才日趋激烈和公开化。最后的结局是年轻人反对老年人，这时候，一切苦难就都浮现出来了。
巴林顿·摩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新的更大的负担比以前更加平均地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显……中国共产党通过这种联系从农村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以前的地主和国民党。”
大概很少有中国学者会注意到巴林顿·摩尔强调指出的如下趋势：所有这些变化都只是暂时和过渡性的，摧毁旧秩序，使社会与政府建立新的联系，从农民中攫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无非是解决一个问题的最初步骤：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巨人，中国农民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这个政党将建立起一种无情的恐怖状态。据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民阶级将归于消灭。
这个历史阶段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来到我们面前的，这就是通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运动强制性地把土地重新从农民手里夺回去，变为国家所有。巴林顿·摩尔就像说了一句谶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阶级果真被完全彻底消灭了，成为了依附在国家权力之上的没有任何人的意义的灰色分子。
我们已经说过，土地私有制是两千多年帝制从来都没有触动和动摇的东西，今天它终于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力量翻覆了，这件事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堪比一个社会被拦腰截断，她那无形的鲜血像江河一样在大地上流淌，我们今天承受的一切精神苦难和物质困顿，均来源于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灾难。
农业如此，城市工商业如何？也改变了。随着国家魔兽的横行，到50年代后期，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中国终于完成了以中央集权为主要政治特征、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经济特征和以国家控制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从古代专制主义社会进入现代专制主义社会，作为标志性历史事件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不仅在实践上更在理论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绝后的社会变革，中国终于完全彻底地走上了现代专制主义的不归路，就像具有更加典型的现代专制主义特征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一样。
但是，在现代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语汇中，是找不到现代专制主义这个词的，好在我们相对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大大地成熟了，几乎不用怎么费气力就可以找到它的对应词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倾尽一切力量进行讴歌的东西，所谓“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歌颂的实际上就是普遍人性中最为珍重的东西：民主和平等。然而社会主义真的包含这两种东西吗？社会主义真的是民主和平等的吗？
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 早在1848年，也就是列宁创建以平等和自由为标示的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69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同样原则下宣告成立的101 年前，就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渊源于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之外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中寻求平等。”（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
托克维尔说这番话的时候，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社会思潮，还没有成为国家实践，到了1940年，苏联已经存在了29年，一个叫马克斯·伊斯门的人（据说是列宁的朋友，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观察苏联社会以后，写作了一本名为《斯大林的俄国与社会主义的危机》的书，断言“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不可救药……最好被称之为超法西斯主义。”还有人在相同年代指出，“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了与德国相同的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经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证实是一种幻想。”（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
而更准确描述和概括现代专制主义特征的，仍旧是政治哲学家、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他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但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手中，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名义上是社会的还是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
他还指出：“在把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移交给国家时，就是把国家置于实际上其行动必须决定其它一切收入的地位，一切政府的问题就都变成了“谁得到说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当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都将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志就可以在一切场合占绝对位置。正是政府行为的范围决定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得到的每一件东西是否都要有赖于政府，并决定着政府的影响只以使有些人将按某种方法在某个时候得到某些东西为限。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的整个区别，就在于此（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八章：谁战胜谁）。
我认为哈耶克1944年说的这些话，准确地描述了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对现代专制主义机理做了最好的归纳和总结，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控制社会的，我们的政治权利就是这样被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褫夺的，我们的经济权利就是这样被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侵占的，我们的文化权利就是这样被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消泯的。
自从哈耶克无情地剥去现代专制主义虚伪面纱之后，六十多年过去了，尽管苏联和东欧国家终于摆脱了梦魇，进入到了正常国家行列，然而在遥远的东方，梦魇还在继续，现代专制主义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有了更加完善和稳固的机制，终于发展到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就可以巧取豪夺到随便拆掉半个县城，所有报纸、广播、电视同时暗哑，文学艺术被迫远离生活，国家意识形态利用对宣传舆论阵地的牢固掌控连篇累牍地喧嚣虚假与和谐，花费大量资财肆无忌惮地用红歌愚弄和控制民众的境界。
如果说，古代专制主义由于民间社会的存在还给人留下些许呼吸的孔洞的话，那么，现代专制主义则把这个小小的孔洞也严严实实地堵塞了，社会成为了密不透风的囚笼，国家权力直接进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所有人都赤身裸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来遮挡国家权力对他的伤害了。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很有可能进入到一种恒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发生社会变革的希望微乎其微。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机器，人作为个体既孤独又软弱，尽管我们相信历史具有向善的本性，但是，一个社会在消耗掉它的全部动能之前，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我记得这是马克思的话。


公民话语：反对“钦”定“双一流”
沈敏特/文

按照宪法35条，我以公民应有的话语权，对即将出炉的所谓42所“双一流”大学的名单，表示坚决的反对。
我不反对“双一流”。相反，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42所双一流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我反对的是“双一流”的产生的途径和方法。因为，这种由上而下的“钦定”的办法，不仅难以准确选出真正“双一流”的大学，并且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戕害。
是的，美国也有所谓具有双一流资质的常青藤大学。但，不是“钦定”的，而是在上百年的办学的实践中，以毋庸质疑的成果，被无数的公众的口碑所口服心服的认可，而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产生的。美国的教育部不是它们的“产婆”,无权钦定哪所学校是还是不是常春藤大学。正因为方法对头，美国先有8所常春藤大学，之后又涌现出一批“新常春藤大学”、“小常春藤大学”；从未引起国内外的质疑。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第一、美国第一批4至8所常春藤大学的名称首先不是教育部的主张，而是8所大学自动组织的常春藤联盟，起先为的是足球比赛俎织和规范；之后由于这几所学校方方面面的成就，被用来称谓这几所大学。第二、这第一批的8所学校中的七所成立于美国建国之先，不是政府创建的，国家成立后也没有“收归国有”。
要创造“双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和空间。要让所有的高等学校，都有创造“双一流”的权利和机会，才有创造出真正的“双一流”的大学的可能。先予“钦”定，再“喂小灶”，首先创造出来的是一个资源分配不公平的教育事业的空间，这是对高等教育事业整体性的戕害。“双一流”应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不应把“孩子”先验的分成有娘和没娘的。1949年前，那些名声赫赫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以及南开，政府何曾赐过什么封号，而在人们心中是货真价实的双一流。它们是自由的办出来的，而不是“赐封”的。
我不反对党和政府对高校的领导，包括对产生“双一流”的领导，但我认为，这种领导是创造自由竞争的平台和规范，而不是简单的、从上到下的选定。要让“双一流”的产生，是一个办校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太短），要让所有的高校都有这个实践的机会。
我们有过的所谓211、985的大学，以及从高考的角度将大学分成所谓一本、二本、三本，人为的制造了大学的三流九等制度；而其评估过程更是众所周知，为大家深恶痛绝的。这种制度加剧了应试教育的负面效果，产生了多少戕害人才的悲剧，都是应予吸取教训的败笔。如今，这败笔背后的思维，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为民族前途计，是不能不公开反对的。
我是中国公民沈敏特。我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全国的家长，特别是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支持我的意见！

2017年6月16日



人类的寿命到底能有多长？
科恩：由于寿命的大幅延长令社会保障网开始吃紧，人类到底可以活多久这个问题，如今已升级为一个政治问题。
更新于2017年6月16日 06:04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在读博士生 诺尔玛•科恩(Norma Cohen)
人类到底可以活多久？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近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给政府带来了严峻挑战。寿命的大幅延长令社会保障网开始吃紧，而建立社会保障网的初衷是帮助进入垂垂暮年的老年人有尊严地过完人生最后阶段。人的预期寿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价签的。
历史上并非总是如此。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医学史教授戴维•博伊德•海科克(David Boyd Haycock)介绍说，在17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初期，人们问，为何我们不再像《圣经》中描述的圣人活得那样久。毕竟，亚当(Adam)活了930岁，而玛士撒拉(Methuselah)更胜一筹，活了939岁。只有当死亡率表在18世纪问世后，此类辩论才开始消声。
近来一系列研究让这个问题再次抬头。研究显示，英国人均寿命的提升速度如今慢了下来。根据投保者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经历来预测寿命的“持续死亡率调查”小组(CMI)发现，6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减少了6个月，平均剩余寿命为22.2年，而65岁女性的预期寿命减少了8个月，剩余寿命为24.1年。尽管预计未来人均寿命仍会延长，但增幅较早先预测要低一些。专业服务机构普华永道(PwC)近期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结论是英国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支付责任可能因此减少3100亿英镑。尽管一群受人尊敬的精算师予以反驳，称研究所用的假设“极端”，但整个辩论已经升级为一个政治问题。
这场讨论的背景是，政府养老金领取年龄的上调是可公开辩论的。在考虑政府养老金领取年龄提高的速度时，英国政府精算署(GAD)——还有英国国家统计局(ONS)——假设，未来寿命的增速将与过去一个世纪相同，即年增1.2%。这一数字可能会随着秋季公布的新数据而改变。
但历史显示，在预测寿命时，有必要将眼光放长远，而不受短期波动的干扰。在1911年至1971年的60年间，活到65岁的男性的预期寿命先是提高了1.34年，之后又有所回落。折合年率大约是0.6%，约为英国政府精算署预测模型所用年度增幅的一半。但在接下来的20年间（1971至1991年），65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2年，此后增速越来越快。
此外，英国以外的数据显示，人类寿命将继续提高。从生理上讲，所有人都差不多，哪怕我们外表不同。同时，尽管环境和行为差异会影响寿命，但没有根本层面的生物学理论能解释，为何寿命会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联合国(UN)数据显示，中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瑞典的人均寿命均已超过英国。
人类长寿背后的科学似乎表明，预测寿命的外部极限是在做无用功。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老龄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eing)的托马斯•柯克伍德(Thomas Kirkwood)教授拒绝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即人是“经过编程”要死亡的。他表示，在进化生物学里找不到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细胞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但因疾病、营养不良或意外而造成的一次又一次损伤，最终会破坏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会诱发老化进程。但如今，由于很多人在步入老年时，细胞损伤要远远少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抵御冲击。这一过程延长了预期寿命，并让健康的老年生活成为可能。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保险公司的精算师们试图找到一个“死亡率规律”，以便能精确地为死亡风险定价。保险业曾于1847年和1870年两次统计数据，发现其客户群的死亡率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但1893年他们再次研究数据，却震惊地发现，已活到60岁的女性（保险业已向这一人群销售了年金）死亡率较上一次调查下降了一半以上。不知不觉间，保险业开始放弃死亡风险，转而关注长寿风险和其面临的成本。
因此，对于“人类到底可以活多久？”这个问题，科学干预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我们不知道。
译者/何黎


取消博士统考，好事还是坏事？
丁阳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全面取消博士统考的消息，引发考博圈广泛关注。从今以后，上海交大博士对外招生全面实行“申请-考核”制度，外校学生想去上海交大读博士，指望统考是行不通了。事实上，“申请-考核”制度正成为我国高校博士招生的趋势，这种做法是好还是坏，会不会滋生教育不公？
取消博士统考，让许多志在攻读博士的非985、211学生感到失望
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发布了新的招生简介，明确表明，“从2018年起，学校不再组织统一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想在交大读博，要么本科直博，要么硕博连读，要么就只能进行申请然后指望考核通过了。根据以往“申请-审核”制的经验，几乎只有“985工程”高校毕业的硕士（或其他相似条件）才有资格进行申请，这就绝了很多普通高校学生的上海交大博士之梦。目前，许多实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的高校，都有类似的硬条件。
消息一出，就有来自普通高校的考生在网上悲叹，比如其中一位写到“我对申请考核制是很避讳的，不得不承认自己能力有缺欠，需要准备的材料，很多项都不得已填无，我深感可耻，于是对统考录取是极其热衷的……”——然而，“直到今天，得知上交实行申请考核制，取消了自主命题的考试，尝到了心里苦是什么滋味。本来多少对于跨校考还有那么一些迷之自信，现在被冷水一浇，所有的劣势都显露无疑。”
如果取消博士统考会引发教育不公，那确实会引发争议，那我国高校博士招生从统考转向“申请-考核”制，到底是基于什么考量呢？
博士招生实行“申请-考核”制，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改变我国“水博士”泛滥的状况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申请-考核”制是欧美大学博士招生的常态。这一做法基于的理论是，高等教育应当属于“精英化教育”，虽然如今高校大规模扩招，大学生这三个字已经不能代表“精英”，但博士研究生教育理论上仍然应该是严格意义的“精英教育”。这里的“精英”，指的不是受教育者的身份与地位，而是指这些人在教育的模式上更适应个性化需求。能够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大多在本科阶段就有较好的知识积累，在硕士阶段就经受了一定的科研训练，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受教育”的层面，而是能够与导师合作或者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开展学术、项目研究。这是百余年来欧美博士生教育得出的结论。
那么，怎么把“精英”找出来呢？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大多采用“初试外语+2门笔试+面试”的选拔模式。在很多人看来，这其实又是高考和考研的延续。考生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而卷面成绩却不能反映导师需要侧重考核的能力。造成的结果是，“考进去”的博士在高校往往属于不被重视的，导师经常抱怨所带的“考进来”的博士太多，甚至于这些博士毕业求职时，还要被“查三代”，如果本科、研究生阶段“血统不好”，要遭受隐形歧视。
欧美大学的经验，就是实行“申请-考核”制，考生提交个人材料，然后导师和学校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如果合适就能通过，而不必参加统一的考试。这种做法好处多多：首先这种做法更能考察学生的能力，比如发表过哪些论文、有怎样的研究设想等等，而如果是依赖考试，则考察到的往往是考生的应试技巧；其次，这种做法能够促进考生在本科、研究生阶段就努力往科研的路子上发展，这方面国外大学有明确的参考对象，例如，哈佛大学要求所有申请者必须提供本科阶段的成绩单，特别的，外国的申请者必须提供课程、研讨会和考试记录的成绩单，内容包括年级、分数、分级表和学位授予情况，国外大学普遍认为，没有高水平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将只能在低水平重复与徘徊；再次，申请制让考生不必耗费大量时间备考，发达国家的许多优秀博士生来自于企业和研究机构，多为有实践经验的人士，让他们忙于备考实际上是一种浪费。
总的来说，现代教育的核心和本质就是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和潜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申请-考核制”使真正有学术研究趣向、有学术研究背景、有学术研究潜质的申请者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更为便捷，无疑是博士招生改革的方向。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试行“申请-考核”制进行博士招生的高校已经越来越多，去年清华已经全面取消博士统考，今年上海交大跟进之后，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会全面实行“申请-考核”制，很多比较好的学校实质上已经没有多少“考进来”的博士了。有研究对6342位高校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区域、不同层次高校的教师对博士招生入学申请制，一致高度认同。复旦大学研招办主任吴宏翔则表示，自从复旦在医学博士招生中首次尝试“申请-审核”制后，生源质量大为提高——毕业自“985”高校的生源超过此前10个百分点。
不必对取消统考后的公平性问题过分担忧
然而，用985生源人数的提高，来评价“申请-审核”制的效果，正是被人所诟病的——很多人为非985、211院校的考生感到不公平，明明这些学校也有能发SCI，能搞科研的优秀学生，认为取消博士统考会阻挡这些优秀人才上升的路径。
这种想法，其实没有必要。对于基础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这毫无疑问是国家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去实现的。但对于高等教育，过于重视公平性，无疑会损害教育的效率。如果说，由于高考对所有人的命运都有着重大影响仍然要尽量追求公平的话，到了博士生阶段，再谈教育公平的问题，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招一个博士，是期望其能够做出成果的，所以招生阶段就应该是以研究成果为导向，而不是课程成绩为导向。正如前面所引的那位外校考生所说的那样，“不得不承认自己能力有缺欠，需要准备的材料，很多项都不得已填无”。如果一个人的科研能力只能通过考试来体现，那确实是很值得怀疑的，知乎网友“小狼CHARLES”对这个问题有比较精到的分析，“如果一个人科研能力强，文章发表的好，往往意味着他数学和英语写作不错，这样的人一般高考不会太差，即使高考严重失常去了普通院校，学习能力和吃苦精神也大大胜过周围同学，往往在本科的学习中也早已抓住机会通过保研或者考研进入到985或者211高校的研究生院，再退一步讲，即使他本科没反应过来，硕士期间非常努力，Publication（论文）很多，也往往能通过申请制入学获得导师的青睐。”
“考试”不应再成为读博士的方式
所以，取消博士统考尽管可能存在一定的公平性问题，但这不必过分担忧，对于很多考生也许反而是好事，因为很多人实际上对博士需要做什么，能不能够博士毕业都没有清晰的认识，报考博士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惯性”，及早打消念头不是坏事。
2005年，著名艺术家陈丹青因其招的博士生外语差一分上不了清华，从而愤怒出走的事件，曾引发广泛关注，当时很多人还表示“规则就是规则”。十多年过去了，不合理的规则理应淘汰，人们应该意识到，博士就应该是“精英教育”，不能让“水博士”过于泛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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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赞歌
大家一直接受的教育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唱赞歌。而且是压迫越深，赞歌越嘹亮。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发达国家，不管政府做什么，做对了大家认为是应该，干错了就批判直至惩罚，因为是我们花钱雇佣了他们。就如同我们雇佣了工人，生产出合格品是应当的，生产出次品或废品当然该批判或惩罚。所以那里不唱赞歌，只有建议和批评。这也就是国家发达的推动力。
   对于法西斯统治下的社会，政府依靠暴力就会任意作恶，任何进步的、积极的声音都是政府的敌对势力。所以政府不敢听到真实的声音，就会用暴力压制真实的声音，为了掩盖其罪恶行径，还要使用暴力威胁民众或用少量掠夺来的财富诱惑民众为其唱赞歌。譬如朝鲜，一群食不果腹的民众却高唱没有某个人我可怎么活。
   文明国家也会有赞扬的声音，但那只会是对某件事的偶发现象，不会是主流声音。就如对工人只会在其超出正常的贡献时才会表扬或奖励。其与法西斯统治的区别在于是完整接受信息后的自愿，还是受蒙蔽后的被骗或被迫或受雇。
   看一个国家的民众受压迫程度只要看唱赞歌的的程度即可，如果唱赞歌是主流，那必定是法西斯统治，如果没有反对声音，则表明暴力压迫已经到了极端残忍的程度。

说句实话，别说廿万亿，就是廿0万亿，对天朝草民来说也将是波澜不惊、十分漠然，他们首先会认为这是谣言，即使半信半疑，也不会有任何的激愤，而是平静如初。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言:不要低估天朝草民的愚昧程度。并且由于长期的专制，社会财富与草民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被人为割断，草民根本无法染指，因此在社会财富面前表现漠然那是正常的。猪一般只在乎槽中嘴边的吃食，而不会去关注圈外远处的珍馐美味，因为那不可能是牠们的菜，别人怎么分食他们无动于衷，只有当槽中的吃食断顿了，牠们才会有所反应，但首先是相互争抢、你拱我我拱你，最后实在饿的受不了，发出垂死的吼叫哀呜，然后下意识的用头去撞击猪圈的栅栏……一个猪民聚集的社会，不要去幻想所谓的“每一条真相都能达到崩溃的边界”，没有这种可能，中国“忍”民早已达到忍者神龟的至高境界，并沉浸于谎言与欺骗中不能自拨，他们的梦还在继续。【張劍】

【转】大地上有许多碑，纪念碑，墓碑，很多，很多。这些人类生活的痕迹，蕴藏和讲述着各种各样的“人类的故事”。
     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是权力者用纳税人的血汗，以人民的名义，为当年的某些知识青年立的纪念碑：梁家河知青旧址。这座刚建成不久（2014年）的纪念碑，还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
        刚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很惊诧：全国有无数知青点，如今并没有什么人在那里立什么碑；那年月，我和我的同学也当了几年知青，如今没有谁为我们立碑；为什么独独为梁家河的知青立碑？梁家河的知青有什么特殊吗？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我的这个“惊诧”，遭到了妻子的嘲笑：梁家河知青，梁家河知青点，当然非常特殊，从他们之中，从它那里，走出了一个当今的伟大“核心”；这，难道你不知道吗？这，难道不是立碑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吗？你对这些还“惊诧”，除了证明自己智商、情商低下和不懂现实国情与中国政治外，还能证明什么？
       我哑口无言。的确，同为知青，我们那个“集体户”，全国各地的知青点，哪个走出了“东方又红”的伟大“核心”？在这个问题上，还真不能奢谈什么“平等”！
        同样从网上看到，当年中国西北一个叫什么“沟”的幸存者们，在荒原上为自己的难友建造的“罹难者遗骨衣冠冢”被强行拆毁。这事，感慨得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对此，我没有惊诧，只有悲愤，只有沉郁的思考。我又一次痛切地告诉自己：“这个国家是谁的？”，绝对不再是一个真问题。
       这些日子，我又一次想起了当年“黄金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说到追求自由的人们时，总是说“我们”，说到沙俄权力者时，总是说“他们”。真是泾渭分明，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我们与他们，同样沉陷在今天“如铁的黑暗”里，但是，绝对不会同样站在明天“英雄的黎明”中。
       2005年夏天，我和朋友一起游览过列夫.托尔斯泰庄园，仰瞻过托翁的书房，拜谒过托翁的墓地。在托翁的书房里，摆放着世界各地的人写给托翁的书信，在一些信封上，我看到这样的文字：“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收”。在托翁的墓地，没见到墓碑，只见到一方矮矮的长方形土堆和篱芭上盛开的鲜花。当时，我落泪了，想起了托翁讲过的“老祖母说：死了，就安息在自己生前栽种的树下”；想起了茨威格说过的：托翁的墓地，是让全世界为之潸然泪下的最美丽的墓地。
       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没有纪念碑，托翁的墓地没有墓碑。他的纪念碑，他的墓碑，在人们的心里。
       “历史”这个词，在英文里被写成“History”，意思是“祂的故事”。的确如此，“人类的故事”，就是“上帝的故事”，就是“至高永恒者的故事”。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托翁庄园，我请妻子在托翁为构思煌煌巨著《战争与和平》而踏出的长着白桦树的小路上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当时，我的耳畔响起了“大卫诗篇”。英俊、威武的大卫弹着四弦琴倾心地赞美至高永恒者：你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我们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你使我们灵魂苏醒，你引导我们走义路，你使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你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边……
      悖逆真理，悖逆爱与公义，一切皆虚空，一切皆枉然；赫赫的权势，不过是历史的“烟花”和“道具”。这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至理。还是俯下身来做一个忠心而谦卑的公仆吧，别尽想着“千年永固”、“万寿无疆”，别总想着“照汗青”、建什么碑。在至高永恒者的账本里，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不差毫厘。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6-24 23:52

2017网文6-18
郭文贵爆料王岐山家族成员美国身份及财产资料   
雷思海：今天，中美相互开门，拆弹加速
秦晖：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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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霸天到周扒皮，中国〝四大地主〞都是假〝恶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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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爆料王岐山家族成员美国身份及财产资料   
路透社   （法广RFI 安德烈 ）2017-6-17
北京周五就逃亡美国的富豪郭文贵属下的盘古氏公司“骗贷案”宣判。与此同时，郭文贵在美国对媒体继续爆料，公开一批“证据”，郭指称王岐山妻子拥有美国国籍，王岐山家族拥有“二十几万亿”非法资产。*   
中国大连西岗区人民法院，周五对北京盘古氏公司及三名高级主管开庭审判，法院认定吕涛、解洪淋，杨英受郭文贵指使骗取贷款罪名成立，依法判刑。郭文贵同日在明镜集团采访时对当局进行反击，揭露“以贪反贪”，强调自己决心在有生之年揭露中国的“盗国集团”。      
周五郭文贵爆的料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王岐山家族的巨额资产，以及该家族成员所拥有的美国护照信息。郭在美国的『明镜』集团采访时亮出一批据他称是得到证明的复印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岐山妻子姚明删以及妻妹姚明端的两张影印件，上面标注姚本人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九十年代起在美国的居住地址等等，其中关键的一个信息是两人的美国护照号码，以及她们在美国的社保号码，如果属实，意味着王岐山的妻子妻妹都拥有美国国籍。
       郭文贵同时公布的还有被称之为王岐山姚明删夫妇的养女孙瑶的资料，郭公布的纸张显示孙瑶现年三十多岁，资料还显示孙拥有美国护照号码以及美国社保号码，居住地址等等。      
郭同时公布的还有海航集团的陈峰，贯君等人的资料，郭文贵称，贯君、陈峰，刘呈杰、孙瑶一共控制着20多万亿元人民币资产。除孙瑶被郭指为是王岐山“养女”身份，其他人的父母身份仍很神秘，郭表示留待以后披露。
        郭文贵称，他今天爆料的一个利益集团通过三百多个账号转走的金额，只是冰山一角，他称，通过各种手段转入姚依林子女姚明珊、姚明端、姚庆、孙瑶的账户中的钱多达20万亿，令他“痛心掉泪“，郭称王岐山家族是“盗国贼集团”。      
郭在采访中间接承认了他的律师正在跟另一位掌握中国绝密文件的人士联系，据信这一人士是逃亡美国的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   
郭爆料的真实度如何一直受到质疑，但一些知道中国内情的人士表示，郭自己可能拥有一批材料，但更多的是他陆续得到了与王岐山等对立的政治势力提供的资料，考虑到官员普遍贪腐的大环境，这些材料的可信度并不低。
   至于王岐山为什么成为郭重点揭露的目标，郭自己声称是为了揭穿“盗国者”，但有些分析人士则认为十九大临近，北京权力争夺加剧，作为习近平反腐盟友的王岐山有可能留任，这成为党内其他派别攻击的目标。这主要是因为，习王三年来的反腐，使江泽民一派人马损失惨重，他们不愿意看到在秋天诞生的新一届常委中没有自己的代表。     
   郭在爆料中对江泽民、曾庆红赞不绝口。


雷思海：今天，中美相互开门，拆弹加速
原创 2017-05-12 雷思海
     今天，中美同时公布了中美经济合作的10项清单，这是同时向对方开门的意思。
     开门意味着什么？是要迎接更激烈的竞争！

     所以，这必然意味着，中美对各自资产泡沫的拆弹，都要加速。政府以主动给自己加压的方式破局，是中美两国民众之幸。

      1、中方甚至更自信一点
        
    细看这10条清单，给我的感觉是：中美都很自信，中方甚至更自信一点。
    中方开的门，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商品进口。
   
    美国牛肉，美国的天然气，是两大新项，这可以缩小中美贸易顺差一大笔了。
      二是金融领域，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允许美国评级机构进来，这个很大胆。在这个信用为王的时代，信用等级决定了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融资、扩大杠杆能力的天花板。比如说给某国的国债一个BBB级，那么这个国债的风险系数，就是100%，如果给它一个AA级，那么它的风险系数就是0。级别越高，融资成本越低。要是某个公司债评级调低了，那么，同样筹100元钱，就要多付出好几块的成本。现在，我们放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进来，等于认可它们对国内资本市场的评级。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美国的评级机构，其专业能力目前全球是公认最好的。放它们进来，压力肯定是有，以后国内企业杠杆扩张的能力就会受到约束。当然，好处是，由于美国评级机构的评级，是数十万亿美元外国资产配置的参考依据，有了美帝的评级，就等于有了唐三藏西行的通关文牒，会得到更大的吸引资本的机会。

       第二是允许美国的电子支付公司申请执照。这是放美国的电子支付进来，这方面，中国有信心。移动支付的发展，让中国在支付领域弯道超车，目前中国的移动支付总额，是美国的50倍。苹果已经在中国展开了移动支付，但是现在发现根本玩不转，当然，未来更多的美国电子支付还会进一步参与进来竞争。

      第三是给美国两家金融机构颁发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牌照与业务资格。其实，摩根大通今年2月已经拿到这个牌照了，另外一家也早就在审批过程中。美国金融机构多了这个牌照，业务更完整，有利于它在中国吸引大客户。

       2、美国暂解心魔

      那么，美国开了什么门？

      首先是商品贸易方面，美国会放开中国熟禽的进口，但这并非重点，因为中国对美货物出口一直是顺差方。更重要的是，美国以后将做到中国银行业与其他外资银行平等对待，平等对待，意味着他国的银行在美国能干的，中国银行也必须能干。

       当然，最重要的一条是，美方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将派代表团参加15号在北京的峰会。
        这是最意外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时期，不论是对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态度是冷淡与疏远。因为它认为，中国是在另起炉灶，再起一套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一个新的体系。这就是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权威，因为美国在这两个机构都有实质上的一票否决权，因此这就是挑战美国的权威。

        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暂解心魔，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的转变，将带来很好的示范效应。当然，它想参与进来，也有看看你到底怎么干的意图。不过，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积极良性竞争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中美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3、房市所依赖的货币放水，未来将更难

      看完中美各自开门的领域，未来挑战与风险不难预知。
      对中国来说，挑战与风险主要集中在资产泡沫较大的房市。因为，房市所依赖的货币放水，未来将更难。

      这有两个因素。
       一是未来中美贸易顺差可能会进一步缩小，而美国是中国顺差的最大源头，中美顺差缩小，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外储增幅下降，外储总额未来可能会慢慢下降。

       这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央行的基础货币增长承压，我们知道，目前央行的基础货币中大约70%的部分，是来自外汇储备，1美元进来，兑换成6.9的人民币，商业银行再以这些基础货币为基础，通过信贷，衍生出我们所说的信用货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60多万亿的M2。

     而这个M2则是支撑今天，中国资产价格的水之源头。货币的水越多，水里的资产漂浮得就越高。越少，价格就要跌。

       二是，美国的评级机构进来。我认为，这里有借助美国评级机构，来约束国内的杠杆的意图。上面我们谈到了，对被评级者来说，评级高低决定的是融资成本高低；而对银行、金融机构等投资者来说，资产评级的高低，则关系着撬动杠杆能力的高低。100元钱买了信用等级为AA的资产，由于其风险系数是0，等于这块资产将不会被算到风险资产里去。所以，这样的高评级资产越多，意味着银行金融机构，实际撬动的杠杆越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低。

      美国评级机构进来后，评级方面很可能会严格一些。比如很可能会对一些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等级，更较真一些，那样的话，一些地方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合流，将会受到压制。也就是说，小银行与地方融资平台，相互鼓励下的货币创造，将可能会更少。这样一来，房价上涨的货币动力，将进一步萎缩。

      这也是我认为，这次十项成果，所显示的中方比美方更自信的一个依据所在。

        4、更大的拆弹准备

       再进一步看的话，这10项成果，意味着中国开放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因为根据WTO的相关规定，中国对美国开放的部分，未来也必然很快对其他国家开放。而最高级别的开放，无非是钱来去自由。而对钱来说，决定来去的无非两点，一是安全感，二是利润空间。

        除了政治上的安全与价格无关之外，本金安全与利润空间，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资产价格。货币如水，永远流向价值洼地，价格过高，开放就意味着资本必然出逃。因此，要想开放不危机金融安全，前提就是要尽量地打掉资产的过高泡沫。
      
       目前来看，中方资产价格过高的、比较突出的还是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从租售比来看，部分一二线的房价，收回租金成本要100年左右。比如北京四环边上，一套50平的房子价格400万，租金一年差不多5万，80年才能收回成本。

     这就相当于股市里市盈率80倍的股票。股票还有业绩突然爆发，市盈率一年之间变为20倍甚至5倍的可能，但房子的租金是不可能突然爆发的。根据最新数据，目前A股上证总体市盈率是17倍左右，深市是34倍左右。

       所以，房价高估明显。而现在人们还愿意投资一二线房市，是因为，大多数投资者认为，随时可以在更高的价位，找到接盘的人。   
     
     5、天将变了

       过去10多年来，这种预期一直得到了完美的兑现。因为，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通过各种创新，创造了巨量的货币。但是，任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货币创造，迟早都会反噬自身，其结果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失去的20年如是，美国次贷危机亦如是！

         从这个角度，我们回顾一下4月底中央集体学习金融安全会议，到此前监管部门连发八道公文，整治金融乱象的突然加速，再到这次中美10条，可以说有着十分醒目的以压促变、加紧拆弹的逻辑。一句话：

         天将变了！



秦晖：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
原创 2017-06-17 秦晖
——“文化”与“制度”优劣的错乱

如果说，欧盟在土耳其入欧“考试”上严格要求过于理想主义，那么欧洲人在另一方面的过分就更为奇怪。如今土耳其虽不能入欧，土耳其移民却已经到处都是，尤其在历史上有传统关系的德国等地，土耳其移民社区已经形成很大规模。而他们在这里享受到高度的“文化自治”和“传教自由”，甚至可以自由传播各种极端伊斯兰教派，宣传对基督徒的“圣战”，而这样的教派在土耳其本土却是被严禁的。

早在2009年，笔者赴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活动，就在柏林纽科伦土耳其移民聚居区看到过这种极端派的清真寺，它的门前赫然贴着当地政府专为保障移民维权发布的鼓励“文化多元”、保护信仰尊严的“护身符”，而传道的内容却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消灭基督教！

我还得知，当地政府给移民的维权“护身符”是一套共四条：1.“无歧视：没人可以因为他的性别、出身、种族、语言、祖籍、来历、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到歧视或偏爱。”2.“平等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人、女人具有平等的权利。”3.“尊严不可侵犯：每个人都有自由展现个性的权利，只要他没有违背宪法原则或道德准则。”4.“教养是义务：对孩子的照顾和教养是父母天然的权利，也是他们最首要的义务。”

但是，当地的一些清真寺却选择性地只贴出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只贴第1、4两条：他们可以“无歧视”地宣传对基督教进行圣战而不受干預，并把“对孩子的照顾和教养是父母天然权利”解释为家长有权强制子女信教。但对强调个人自由，尤其是强调男女平等的两条则不予理会。

我问道：这四条是可以这样“有选择地”宣传和实践的吗？没有个人自由和男女平等的体制是否可以在移民中“无歧视”地畅行？德国朋友说：他们的文化不能接受这些，我们也只能尊重。我说：这些教派的极端宣传在他们本国都不被允许，为什么这里却可以？朋友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胸怀！土耳其不是还达不到欧洲的水平嘛！

笔者难以理解这样的怪诞。如果欧洲人对如此极端的伊斯兰教派强制传教都能宽容，为什么他们却不能接纳土耳其入欧？如果土耳其入欧的门槛如此严格，为什么连土耳其本国都不能允许的“反西方”暴力宣传，在西方却可以被宽容？

尤其西方一些教会领袖，对基督教过去的不宽容“过度反省”，唯恐在“文化多元”方面不够时髦。

如英国国教最高教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在2008年甚至说：欧洲现在穆斯林已经很多，我们应该考虑为此改革法律，“部分接受沙里亚（伊斯兰法）”！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穆斯林的信仰自由和文化当然要保障。但什么是“伊斯兰法”？那是一种严格排他的宗教戒律，犹如中世纪基督教修道院戒律一般。英国绝大多数居民是基督徒，但如果把修道院戒律当成民法，那就不是什么基督教国家的问题，而是回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神权政治去了！

同样，“沙里亚”如果作为一种“伊斯兰文化”的内容可以在现代存在，那也如现代基督教修道院戒律一样，你自愿入院苦修受戒当然可以，但岂能要求别人？如果可以把它作为国家法律，那还有什么信仰自由（包括穆斯林的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可言！

欧洲如今的一种可虑现象，就是一些欧洲人（通常被视为“左派”）从“文化多元”的“政治正确”出发，把一些神权政治取向也当做“文化”来接受，或者至少态度暧昧不敢坚决抵制。而这种取向造成的种种问题又给另一些人（通常被当做“右派”）提供了排斥“异文化”、“异教徒”乃至“异族”人的口实，从而使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排外和种族歧视、宗教文化偏见重新抬头。

为了对付这种“右派”偏见，“左派”就更强调“文化多元”，而“多元”掩盖下伊斯兰神权恐怖的威胁又使一些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偏见更严重。另一方面，感受到“右派”偏见压力的一些穆斯林移民认为受到歧视，就更易于接受被“左派”宽容的神权思想影响，而接受这样的影响又进一步使人们对整个穆斯林群体的偏见更严重。如此互相反馈，使得两种问题都越来越严重。

在我看来，这两种问题尽管一“左”一“右”，其实根子是一个，就是受“文化（文明）决定论”影响，把“制度”与“文化”混为一谈，特别是把神权政治、政教合一、信仰强制这类中世纪制度与伊斯兰这种文化类型混为一谈。“左派”因主张“文化多元”善待穆斯林，就对神权制度因素的威胁视而不见，“右派”又会把对神权的恐怖转化为对伊斯兰文化乃至穆斯林族群的厌恶。

这种混淆是有远因的：近几十年来，由于“后现代”倾向对普世进步价值的怀疑，从“右”边滋长着文化类型史观和“文明冲突论”；他们把普世文明的成果都当做“西方”甚至“美国”的专利而自傲，把普世性邪恶对普世文明的挑战都看成是“东方”对“西方”、伊斯兰对基督教、有色人种对白人、甚至白人中其他族裔对WASP的挑战，从而培养出一种排外思潮。由于“政治不正确”，这种思潮在知识界并非主流，但在普通人心里的影响却通过选票体现出来。

而知识界的主流、高举自我批判大旗的“左”边，则在以往西方经济繁荣和民主福利进展与苏联等“替代模式”负面信息影响下，对西方内部的社会经济批判退潮（直到皮凯蒂几年前开始改变这一点），其批判话语除了似是而非的“南北问题”外，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布迪厄，对西方本身的批判越来越转向了所谓的“文化”，如过度世俗化导致人生意义的迷失或人的“一维化”、“媒体宰制”、“品味的区隔”、“象征的暴力”、“符号权力”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以及对“他者”的“文化殖民”或“后殖民”之类。

所谓“一维化”既然成了罪过，“文化多元”自然成了无条件的好事。而在“特殊文化”名义下无条件维护一切“非西方”的东西成了部分知识界的时髦。他们其实已经失去马克思那一代左派对西方实行革命改造的信心，却转而反对西方对“他者”的影响，乃至反过来无条件欢迎“他者”的反向影响。他们把老左派对“进步”的崇拜变成了对“多元”的崇拜。

马克思相信“最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而他们相信的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至于“另一个”是否最好甚至是否相对较好就无所谓了，因为反正是不能以“西方价值观”论好坏的。他们本来对西方主流政治经济体制不感冒，过去曾经认为苏联什么的更好，现在不这么看了，变成把制度当“文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谁也别排斥谁。

更有甚者，一些“左派”对世俗化本身并无好感，因为世俗化常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而这些“批判精神”有些过剩的人并不喜欢这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状态。于是“激进的”左派反而容易与极端保守的传统尤其是“非西方”的传统发生隐约的共鸣。

前面曾提到德国纽科伦当局对土耳其移民区中极端教派圣战宣传听之任之的情形，后来又有朋友告诉我一个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当时土耳其世俗民主政府曾经支持“亲政府”的主流温和教派派人来德国土裔社区传教，以抵制极端教派的影响（土耳其本身也把这种影响视为威胁），不料德国地方政府却抵制这些主流温和教派，甚至找茬把一些温和派阿訇给赶走了。理由是这些教派过于亲土耳其政府，违反“政教分离”，他们进入土裔社区会影响土裔的“信仰自由”，而极端教派宣传圣战倒是“信仰自由”的体现！

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政教分离”并不等于宗教必须“反政府”，如果不反政府乃
至“亲政府”就违反政教分离了？这样理解政教分离，也有点走火入魔了吧。据了解，当时的土耳其政府虽然与主流教派关系不错，但并非“教派政府”，也不搞“官办教会”。当局打击极端教派的圣战宣传也只是针对煽动暴力，并不影响土耳其的教派多元。

这种政教关系其实与欧洲的政教分离差不多，而与霍梅尼那种严酷的神权国家主张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当年正是西方长期保护了流亡中的霍梅尼，并对伊朗一心“西化”的世俗主义巴列维国王施加压力。巴列维确实不民主，但他的世俗威权比伊斯兰神权政治相对进步也是没有疑义的。

后来推翻他的“革命”最初是国内世俗民主派和温和穆斯林联手发难，但是西方这时却送回霍梅尼去摘桃子，他从西方回到伊朗就发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狂潮，把世俗民主派和温和穆斯林都镇压下去，并立即就对西方翻脸号召“圣战”。今天欧洲对土耳其的政策，会不会又重蹈覆辙呢？


马勇、许知远：被遮蔽的近代史
2017-06-16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

走上历史研究之路

许知远：您是怎样走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个领域的？

马勇：我们这些 50 年代出生的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一批人。在我适龄的时候，高考已经取消了，那时候农村孩子唯一完成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就是参军。1972年我到杭州警备区当兵，这对我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当时我一个同学在独立团政治部，他参与了一些历史专著的注释活动，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慢慢地开始对历史有了一定接触。后来恢复高考，我去考了大学，选择了历史专业。原因其实是我数理化读不懂，只能读文史哲，而历史的录取分最低，所以就填报了历史专业。等到上大学时，我已经24岁了。对于我这样一个当过兵，做过矿工的人来说，读书的机会非常宝贵，所以我想把之前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从早上到晚都在看书。在这种状态下，才开始慢慢地往专业道路上走，并对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晚清的历史慢慢有所了解。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至于为什么扎根于中国近代史，首先世界史我肯定不行，因为外语水平太差，当年基本上等于没学，因此只能试图在中国史领域有所作为。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想解决当兵时的一个困惑。那时候我们批林批孔，读孔子，读孟子，都搞不明白意思，好多字不认识。到了大学之后，我就想应该去探索当年在批林批孔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就去看了思想史。我进大学之后借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四年里我整整看了三遍，而且都是一字一句看下去。第一遍要解决认字问题，里边字都不认识，是我拿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出来的。第二遍要疏通大意，搞懂它讲的李贽、韩愈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三遍就到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了，再去看一遍，才能够慢慢地弄明白。所以，我在大学时候，一二三年级的主要目标就是做中国思想史，我觉得这里边可解读的空间很多。

再后来我考上了研究生，到复旦跟朱维铮老师学习。毕业之后，我本来是要去社科院历史所的，但在上海遇到了一位近代史所的老先生，他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因为到近代史所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分到房子。另一个好处是近代史所虽以研究近代为主，但有一个通史研究室，第一任所长范文澜也是以中国通史见长，因此近代史所的通史和古代史研究一直比较活跃，也有我的用武之地，于是我就到近代史所来了。但我想对于研究所的学术主流我也不能不懂，于是大概从1986年起，我开始读近代史的资料、图书、旧报纸，大量的阅读，大概潜心读了五六年，也发现了很大的研究空间，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写作。

2

被革命叙事遮蔽的近代史

许知远：您在 80 年代末开始读近代史的时候，当时近代史的研究范式是什么？

马勇：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接受的都是革命史叙事。革命史的判断有这几个主要概念：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对社会性质的总体把握。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叙事，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华民族的抵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人民的抗争、反动政府的卖国和人民对主权的捍卫。

我们今天肯定不是用这样的范式来讨论历史了。这个转折来自于改革开放对学术界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之后不到两个月，历史学界有一篇讨论洋务运动的论文，给我们带来了极大震撼。过去我们骂洋务运动，骂李鸿章，这篇文章却对李鸿章、洋务派有一个正面的表达，对官商合办、民间资本的利用都有很好的解读，这对我们这一代学者影响非常大。

紧接着就是陈旭麓先生的“新陈代谢”理论。他直接挑战革命叙事，认为近代中国的发展主要靠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有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旧的去掉，新的出现。陈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子把他的观点整理成《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这本书是当代学术史的名著，影响非常大。陈先生在这本书中所用的已不再是原来的革命叙事，不再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反抗、地主阶级压榨和人民的抗争，而是讲中国社会新因素的产生发展。

陈先生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去分析他的学术史，他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是副教授了，做的这个研究和我们后来完全不一样。建国以后，大量的1949年之前的学术思想被屏蔽掉了，最典型的就是蒋廷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1949年前曾风靡全国，在国统区是被当做教材来使用的。1949年之后，蒋廷黻一直在做国民党的驻联合国大使，我们不能加入联合国，主要是蒋廷黻一个劲地在那拒绝，于是我们就把他的东西屏蔽掉了。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蒋廷黻，后来是陈旭麓先生把他给发掘出来的。

3

重估改良主义

许知远：（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时候，严复、梁启超这批维新者在当时学界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后来又是怎么发生转变的？

马勇：一直到80年代末，我们仍然把康梁、严复这些人看成改良主义者，认为改良主义没有出路，注定要失败。大概到了90年代初，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边探讨了很多问题，而且他是一种哲学的探讨，不是在讲要给严复一个重新定位，而是从严复思想当中引申出来，对当时的中国有什么启发。80年代中国思想界真正引领变化的，可能还是首推李泽厚先生。

还有就是大概在1987年，冯友兰先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的第六册，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探讨太平天国的章节，他问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了之后会怎么样？那我们当时都没想过，太平天国成功了会怎么样，大概都认为如果太平天国成功了，就是理想主义了。但是冯友兰先生讲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了，就把中国拖回中世纪，这给我们史学界极大的震撼。他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近代许多人物都很值得重新探讨。

大概都在1988年、1989年的时候，学术界举行了几次会议重新讨论康有为、梁启超的价值。对严复也是这样，在1991年之前，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过去老一代的学者说的那样对严复思想进行分期：早期是激进的，中期是调和的，晚期是回归到传统。大概在1991年，我和一个朋友都写了文章重新评估严复的思想，究竟严复的思想可不可以这么严格的划分？短短的20年之间，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好几次，而且还都被你看出来了，那这个人不就是精神崩溃了吗？可能我们过去的评估方式是有问题的，严复在讲天演进化的时候，他就注意到天演进化的一个问题，于是他很快就去翻译其他的作品来弥补，但是他的弥补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学界对康梁、严复等人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等到新的青年学者再进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康梁和严复了。

4

痛苦的先知

许知远：我也读了您编的《严复全集》，感觉严复的思想是大大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您在读严复相关史料的时候，觉得他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他的心境是什么样子的？

马勇：孤独的。从严复的史料当中能够反映出来，而且从他的一个引领者身上也更能反映出，那就是郭嵩焘。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不是没有人看到，其实每一个问题都有人看到，但是看到了就属于先行者，属于先知，而这种先知一般是要受到磨难的。不看到还好，看到了就是一种焦虑、沉重。

1894年之前的严复资料都丢掉了，现在只能靠猜测或者在别人资料中零星发掘出一些，比如《郭嵩焘日记》。严复在这20年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们今天没法描述了，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一再回去考试，一定有某种让他很烦的事情，烦什么呢？体制内的这种晋升，他不想被那些进士们瞧不起。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发表的言论以及给陈宝箴的信，从这些史料里我们可以看出严复的很多想法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一定在前边有铺垫，只是相关的史料大多遗失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严复作为先行者的孤独，这也是大转折时代先行者的必然结局。

5

朝廷对新思想的需求

许知远：1894年前后的士大夫们分不同的类别，他们是怎么想象和感受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

马勇：去年我读了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全集，想试图探究一下为什么在前边30多年里，中国处于一种沉闷状态，个别先觉者处在被孤立的状态。我们在读陈炽、郑观应、马建忠的的过程中，都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孤独。为什么1894年的战争一爆发，中国就好像突然崩溃了一样，知识界、思想界就处在这种崩溃的状态，大家都可以说话了，为什么？我觉得和朝廷本身乱了方寸有关。原来朝廷一直是很沉稳的，一天到晚不让你说话，大家都说不出来。现在朝廷慌了。在1894年战争打到黄海的时候，朝廷不知道这个事情往下怎么发展，日本的战略企图究竟是在哪？清廷担心如果日本登陆作战到北京来，那就是真的一个亡国的格局了。因此，这个时候朝廷因为慌乱而开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才使一个新思想的空间出现了。

1894年之前也有报纸，为什么在这之前这些政论不能发出，是因为言论管制。但是这个时候朝廷需要征求意见了，所以各方言论就一下子释放出来了。你可以感觉到在1894年战争进行当中，突然一下子中国的言论空间打开了，严复、梁启超、康有为都能说话了，而且都说的觉得有道理。等到战争一结束，《马关条约》一签订，你可以感觉到清廷本身也对时局有一个检讨。我们今天去看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久发布的维新诏，问各位大臣，各位疆臣有什么好的主意提上来，之后各地的督抚都在大量地给朝廷上书。因此朝廷是在这么一种状态下，给大家释放了一个言论空间。言论空间释放后，中国的知识精英才开始发挥自己的功能，朝廷跟民间开始有了一个对话和互动。朝廷有对这种新思想本身的一个需求，大概要从这个角度才能慢慢还原1895年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

6

中国为什么不变

许知远：如果说同治中兴从1861年总理衙门设置开始，一直由恭亲王在主持实际事务。到1884年甲申易枢，清廷内部发生了巨变，以恭亲王代表的洋务系统好像被消除了。如果没有甲申易枢，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会不会不一样？

马勇：其实1860年的选择本身，按杨小凯的话讲叫国家机会主义，这个国家机会主义对中国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实际上耽搁了中国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18世纪的中国很强盛，把全球的财富都集中到中国来了。但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最强盛的时候，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中国反而没有，这里边检讨的空间非常大。为什么呢？西方社会一方面发生了工业革命，另一方面有一个阶级结构的重新组合。我们过去都忽略了中国对外界的敏感，认为中国好像很迟钝，不知道法国大革命，不知道同时期西方世界的变动。其实这个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很敏感地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变动一样的，18世纪的中国同样知道。我在读马戛尔尼的记录时，我就读出了清帝、清廷对西方的恐慌，害怕中国也出现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情。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789 年，马戛尔尼到中国来是1793年，中国此时是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因此，中国知道了怎么办，我不让你给我革命，我把革命的信息给你屏蔽掉。因此，我们看到乾隆皇帝不愿意和西方接触，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其中包含着对西方社会秩序重构的一种恐慌。那么到了 19 世纪早期，到了嘉庆时候，为什么中国又不变？我们今天去读西方在 1800 年到 1848 年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发现完全是混乱得一塌糊涂，动荡不安。那么这种状况，中国怎么能够去变呢？中国不改革，是因为外部给我们的示范太差，不是伊拉克就是叙利亚，怎么变？我们读 18 世纪历史、19 世纪历史，中国已经和世界是紧密地连接的，因为贸易一直在，有贸易怎么能不了解世界呢？肯定是了解的，但是为什么不变？因为西方给我们传递的是一个不稳定信息，这样中国在这个时候就错过了机遇。错过了之后，到1840年被打醒。这是蒋廷黻讲的，开放五口，赔偿了几百万两银子，无所谓，继续昏睡了18年。

等到1860年再败之后走向变革，这也是一个机会主义在作怪。因为当时清廷面对的心腹之患不是西方，是太平天国，清廷解决不了太平天国的是因为没水师。因此英法联军撤退之后，中国最大的机会就是要发展自己的海军。从这之后的30年，中国的方向就错在走向一个国家强盛主义，给后来的1895年预留了一个国家机会主义的结局。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国的发展晚了8年，但是日本上来就国家改造，国家行政体制的再造、教育的重新构造、社会阶级的重新构造、把华族给去掉，教育、军队都重新改革。1860年的中国走的只是强军路线，保护私人资本和尊重知识产权在这过程中都没有，都拖到 1895 年之后才开始出现。

所以，我们去讨论这一段历史，想知道困境在哪儿？困境都可以从后边反过来看，后边的变革都是本该发生在前面的。因此1884年这些变化，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像原来估计的那么大。因为奕䜣、奕譞都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他们之间是兄弟交接，并不构成原来所讨论甲申之变当中的一个政策性的变化。我们今天去读李鸿章的全集，李鸿章在讨论这一段的时候提供了很多信息。在越南战事上恭亲王带着军机处那一波人处理失误，不换人的话，就没法调整外交，因此这个时候换人就是所谓的甲申易枢，是个大事。这个易枢在当时那种状态都往这种权斗方向上去解读，但是我们今天从这种大的外交格局上去解读，可能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7

清流派的作用

许知远：恭亲王的下台跟清流派对他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清流派在19世纪后半叶兴起，在甲午战争中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您怎么评估这个力量，他们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马勇：所有的执政者都会被攻击，就和我们当代政治一样的。中国政治一直是这样，有一波人在做事，有一波人在批评，这也是一个好的传统。在宋代、明代，把议论公开化，清议可以影响政治，让政治更清明，更阳光，清议本身并不是坏事。我们今天去讨论近代的清议，包括张之洞和张佩纶。其实这一波人过去也被我们妖魔化了，觉得他们只会耍嘴皮子。其实在这种体制下，他本身的言说可以构成政策决策的一个层面，我们今天应该把清流放到一个政治架构当中去讨论

8

一场输掉的战争

许知远：回到1894年战争的机制和双方的动员。据我看的史料，中国的战争动员跟清流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与翁同龢，翁同龢与光绪皇帝，变成这么一个链条，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链条。

马勇：我觉得甲午战争之所以爆发，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内部的政治架构出了问题。俗话说天无二日，在1888年，清廷的最高权力没有完全移交下来，形成了一个双轨体制，醇亲王和翁同龢建议说，太后你不能退下来，孩子这么小，你还是应该扶上马送一程。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书就在这之后。康有为为什么从一个草民去突然想到给清帝上书，因为他看到新皇即位一定会有自己的举措，也会慢慢构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权力班底。

从1888年到1894年这个过程中，翁同龢、文廷式、张荫桓，他们都感觉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去替皇上物色人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权力二元结构会导致一个很麻烦的结果，小皇帝什么时候真正掌握全部权力，皇太后什么时候真正把权力全部移交掉？1888年没移交，只能等到下一个关键点，皇太后的60岁。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几年当中，中国对外的政策调适就开始出了问题。一波围绕着皇帝身边的人，慢慢构成了我们后来所讲的所谓帝党，这个帝党和皇帝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确实是替皇帝的利益着想。这些帝党都主张对外强硬，皇上应该御驾亲征，建功立业，通过战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是权力的失衡才使这个事情发生变化。对于战争的判断，等到1894年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凡是掌兵权的，凡是老臣，都认为不能打。主张要打的，要么就是清流，要么就是政治的边缘人。到了1894年五六月份的时候，问题已经不可解决。我们读1894年的5月31日李鸿章给清廷的一个报告，他刚刚巡视完北洋海军，他有一个关于海军这种状况的报告。中国需要一场战争，如果没有战争，特别没有一场打输的战争，大概中国可能完全就僵死掉了。这种输应该是怎么输呢？应该是李鸿章 10 年前的经验，就是1884年的经验，输但是不能失了体面，不能输得太多，我可以丢掉殖民地，但是我不会对帝国体制，对帝国的根本利益构成危害。你可以看到李鸿章在1894年的6月份开始的决策，大概慢慢向这个轨道去了。因为清流和皇帝身边的那一波完全就是没法控制的。对外强硬的立场，根本不可控制。

9

对光绪皇帝的重新评价

许知远：您怎么评价光绪皇帝？

马勇：我最近几年都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重新估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人的真实形象和我们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光绪皇帝给我们感觉就是一个软弱无力，没有思想，没有行动力的人。其实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今天去读《清实录》，读清代的档案，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在中国的皇帝中，无论是个人品质还是他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慈禧太后没有教育好她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所以对光绪皇帝的教育格外重视，请的都是孙家鼐、翁同龢、李鸿藻这些第一流的学者来教皇帝读书。光绪皇帝在知识结构上非常好。叶晓青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光绪皇帝最后阅读的书单。1908 年 38 岁的光绪皇帝读的都是西方宪政类的书，而且在读英文，光绪皇帝很早就接受英语教育，那么这在我们过去的认识当中是没有的。所谓的两宫之间的矛盾，当年清廷的很多大臣比如李鸿章、袁世凯，我们读他们的档案或者全集，读载沣的日记，都感觉不到这个矛盾的存在。

那么，究竟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这个形象是怎么塑造出来的？联系过去读过的资料，我想应该与康梁有关。但是康有为、梁启超都没见过慈禧太后，梁启超见过光绪皇帝15分钟，康有为见过（光绪皇帝）一个小时，怎么能够一个小时就把一个人物形象塑造出来了。在这中间有一个人值得我们注意，他就是张荫桓。张荫桓是游走于两宫间的一个权臣，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在太后那儿失宠，因此他对光绪皇帝更偏一点。张荫桓与跟康有为是老乡，而且当时渐渐有一种父子的感觉了，整天整夜地聊天，光绪皇帝的形象是这么塑造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甩开这样一种被塑造的形象，去读更原始的史料，比如军机大臣鹿传霖关于慈禧太后最后岁月的记录，你的感受会大大的不一样。

后来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不断地讲我们是支持皇上的，皇太后则是一个反动分子。张之洞跟日本外务省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制止康梁的言论，因为张之洞认为康梁讲的不靠谱。但日本说我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没法制止，这样一来，康梁的胡说对清廷内部的决策还是有杀伤力的。当时《清议报》是可以走私到北京来的，康梁在日本讲宫廷里边的事情，在 1900 年底对清廷内部的决策，对两宫关系是有伤害的。这种伤害是什么呢？光绪皇帝没有办法去证明这场政变和他没关，因为六君子都被杀了。

等到1900年义和团事情闹大的时候，过去大家都讲光绪皇帝被囚禁了，所谓的灜台泣血，我觉得这这个说法太小说化了。1900 年形势紧张的时候，光绪皇帝照样参加御前会议，而且照样说话，说的还是很重要的，比如是否要处死袁昶几个大臣。我们100多年之后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会发现两宫关系大概不是原来讲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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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焦虑

许知远：为什么百日维新会发生在1898年？

马勇：《维新》的开篇我就讲，当时中国人对胶州湾事件的反应是一个原因，这其中体现了政府的傲慢，知识精英的焦虑。

1897 年德国租借胶州湾，这个故事已经讲了100多年了，而且都是用民族主义来叙事，通过列强瓜分中国来讲民族主义。我们今天去读中德胶州湾的交涉档，中法关于广州湾的交涉档，会感觉到西方好像太霸道，说租就租，不容许讨价还价。但是我们真正还原到当时去，中国政府同意租借是几年前就注定的事情，三国干涉还辽本身就蕴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等这事弄完了，得租给我一块地方，为什么呢？

19世纪晚期，国际资本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把东方尤其是中国看成一个新的希望之地。但是中国从《南京条约》之后，几十年没有割让和租地，因为民族主义和农业文明对土地的有一种酷爱。《南京条约》之后没有人再敢割让土地，等到《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从日本手里把辽东半岛要回来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政府答应过给德、法、俄国三个国家一点地方。为什么给地方？所有的租借理由都很简单，我们的船员万里迢迢，几个月才漂到中国来，登陆之后不能没有海员俱乐部，不然把人都放到北京、上海去，那不是糟蹋良民吗？英国当年租借香港也是这样，你给我们荒岛，我们建海员俱乐部和仓储，租借胶州湾也是这样。

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很傲慢，没有耐心把这些来龙去脉向人民讲清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能像美国一样发一个类似于总统谈话的东西，把事情跟人民讲清楚可能会好很多，可是清政府不愿意讲。中国的知识精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感觉国家要亡了，梁启超的《南学会叙》，谭嗣同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都是胶州湾租借之后写的。1898 年春天有一个骚动，大家都觉得肯定要出事。这个时候恰恰又遇到一个关键人物——恭亲王突然去世。恭亲王一死，清廷的决策就开始变化，13天之后光绪皇帝就发布了《明定国是》这个诏。

我们现在再看这个诏书，它本身并不是变革，而是要解决新教育问题。但这个事情政府也不讲原因，不讲我们过去耽搁了几十年，弄错了，直接上来就是办京师大学堂，只讲我们要这样做，不讲理由。今天我们去读赫德的日记，他觉得这个《明定国是》诏很无聊，大学早就该办，传教士一直跟中国政府讲要办大学。清廷突然发布这个东西，是它觉得在恭亲王去世之后，应该对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有一个引导，慢慢发布一些变革的措施。这些措施都在纠正之前所忽略的东西。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发明专利，都是从这里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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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问答

观众提问1：现在有好多历史剧，尤其是关于康雍乾这三朝的，他们会对历史进行发挥或者是再创造，您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会心痛吗？这种改编自历史的或者是半架空的影视剧、文学作品，他们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马勇：我确实很痛心。影视剧的影响力太大了，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让观众们们信以为真。现在的电视剧里一演就是皇宫里边整天谈情说爱，其实他们对中国的后宫制度是根本不了解的。我觉得历史剧这些年做得比较好的，比较接近历史现实的，我推崇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走向共和》。大家可能觉得《走向共和》在大叙事上有问题，有很多人不满意，怎么把李鸿章写那么好，把孙中山写成那个样呢？但是《走向共和》在细节处理上都比较逼真，比如它里边有一个细节关于雅贿，给翁同龢送幅画，这些细节都是可以找到文献佐证的。我们回过头来说后宫制度，《戏说乾隆》、《还珠格格》，他们的错误在哪？他们把我们中国古典的后宫制度完全给颠覆掉了。后宫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那里要培养最高领导人。而且皇后作为一国之母怎么能疯疯癫癫的，成天谈情说爱的，这不是开玩笑吗？

当然，我个人是希望中国历史剧的编写能有历史学家参与进来。一个电视剧拍下来之后，能够还原那个时代的一种生活真实，能够发掘出来的当时的饮食、服装文化，能够转化为今天这种生活所需的东西。可惜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娱乐的时代，拍严肃的东西可能太费劲了，当时《走向共和》是花了很大的本钱的。拍一般片去迎合大众的趣味可能要更容易。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历史类电视剧还是有很好的市场，提供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原貌对今人是很有好处的。谢谢！

观众提问2：《走向共和》我看过，那个电视剧对我们关于晚清的认知有非常大的改变。在我们小时候读书我们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80年代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谈话的时候，也说共产党不能做李鸿章。但是现在通过《走向共和》以及很多文章，我们认为李鸿章是一个晚清的重臣。同样一个李鸿章，为什么在咱们舆论体系中由一个卖国贼变成了一个晚清的重臣，是不是说咱们现在主流舆论已经发生转变，还是说这是哪一个阶级的需要，还是说没有发生转变？

马勇：其实我对李鸿章的看法是比较正面的。过去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李鸿章的资料太少，在革命叙事的时候，总要找阶级敌人，一定要脸谱化，孙中山是好人，肯定要找一个坏人。今天可以看到李鸿章的资料更多了，过去那么多年我们骂他，就因为那几件事情，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而在这几件事上清廷对李鸿章是很感激的。李鸿章去世之后，清廷给他的是最高荣誉，在几个他工作过的城市建专门的祠堂去纪念他，北京、天津、合肥都有。
回到历史本身，李鸿章想卖国他也没这个权力。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谈判，日本要求中国派一个有分量的大臣来，恭亲王已死，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李鸿章。李鸿章在马关谈判这件事上是很尴尬的，因为他一开始就不愿意打，认为这个战争不能打，但后来去谈判还得去。李鸿章去日本之前在北京停留了九天，每天都和两宫，和军机处大臣，和总理衙门在谈，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比如日本会提出什么方案，我们怎么应对。李鸿章还明确讲，土地割让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同意的，最后清廷讲，这个事情真的遇到了之后，再通过电报专门讨论。

李鸿章到日本跟伊藤博文五次谈判，真正在条文上去交涉的没有多少，因为外交文件的细节早都谈妥了，只剩下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毕竟中国在战场上败了。马关谈判对李鸿章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个70多岁的人哀求一个50来岁的人，说看在我的这么大年纪，是不是再让我2000万，你答应过的给我回去的路费。最后，伊藤博文根本不让，他说各为其主，你为了大清国，我为了日本。回国之后，大家都骂李鸿章是汉奸，但清廷不这样想，1896年又派李鸿章去出使俄国，之后到欧洲、美国去访问。这时候你可以感到，我们后来这种革命叙事当中，把它定为卖国贼的这个判断大概和历史事实本身有一个差别。

至于李鸿章人生中最后一个外交重大活动——签订《辛丑条约》，更是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解释的。这件事本来和李鸿章已经没关系了，那时候他是两广总督。但是等到1900年义和团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国和列强之间处在一个冲突状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一再命令李鸿章北上来处理，李鸿章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千辛万苦来到北京，谈这个《辛丑条约》，谈完之后就死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读清廷本身对李鸿章的这种嘉奖和这种评价，和我们在过去接触的教育当中对李鸿章的这么一个评估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做到独立思考，独立阅读了，慢慢地可以从这种原始资料当中去体会，回到那些历史场景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本文整理自2017年6月10日马勇和许知远在听道沙龙的对谈）


从南霸天到周扒皮，中国〝四大地主〞都是假〝恶霸
高原行者 于 2017/6/17 11:57:0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提到地主恶霸，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恶霸地主〞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宣扬的所谓的〝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是人们心目中〝恶霸〞的化身，但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恶霸〞。

    《人民文摘》2012年第9期刊登一篇署名为余玮〝中国四大地主的真实面目〞的文章说，1949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中国人由于长期受一面倒的宣教，只要一提到〝地主〞，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

    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是〝地主〞的化身。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为了其政治目的而被伪造成的〝阶级敌人〞。

    〝周扒皮〞很厚道 《半夜鸡叫》子虚乌有〝周扒皮〞本名周春富，是电影《半夜鸡叫》中的恶霸地主。在宣传中，他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

    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凶狠贪婪地残酷剥削雇工的故事，让不明真相的年少读者无不义愤填膺，在1949年后诞生的几代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过，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说：〝周扒皮〞是文学创作需要创作出来的，周春富，生于辽宁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祖上闯关东到东北，辛勤劳苦积攒下的家业。周春富待人温厚，和佃农的关系很好，因这篇小说，周春富家破人亡。

    黄世仁宅心仁厚、救济邻里宣传称，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他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最后被喜儿的丈夫伸冤报仇。

    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多年来大家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人们的印象中，像《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定多如牛毛。

    但《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媒体上的有关揭秘文章称，《白毛女》原来完全是创作出来的，《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当地村民非常崇拜〝仙姑〞。

    抗战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编造了戏曲《白毛女》，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沈重灾难，也就是《白毛女》剧情。

    真实生活中的黄世仁，河北平山人，家产千亩。与杨白劳自小结拜兄弟。黄世仁为人善良，常济邻里。杨白劳之父杨洪业为豆腐大王。杨继承父业后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黄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外出躲债，误喝卤水身亡。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

    〝南霸天〞原型教师世家 与人为善《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据《海南视窗》报导，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其实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

    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也忆述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刘文彩慷慨兴学、济困扶危四大地主中，四川的刘文彩是唯一的真实人物。1965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收租院》的泥塑，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刘文彩晚年修建的文采中学，后改为仁安中学

    然而《刘文彩真相》一书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于是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

    同时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人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中共的所谓〝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刘文彩济困扶危，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文彩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

    为了家乡的教育，修建的文采中学校产总产值三亿五千多元法币，折合当时美金两百万以上，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拆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

套磁、关门、鲁迅以及麦浪
更新于2017年6月16日 06:04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套磁】参加一个为某台湾学者举办的小型学术研讨会，大陆几个中老年学者的统战言行让人侧目。他们满脸堆笑地说：“你的国语讲得很不错，我能听出其中的闽南音，非常亲切！”“我们的宝岛，”“咱们是一家人！”“中华民族一家亲！”“咱们一块使力推广汉字，让汉语成为世界核心语言！”……彼岛学者一脸尴尬，不知如何应对。既有被高强度恭维的不适感，还有被死拉硬拽认亲的反感。旁听者无语，更没有应有的掌声。在这些大陆学者的意识里，台湾还是他们脑子里储存的那个台湾。他们不知道台湾和大陆的真实关系，也不知道台湾的主流民意，只剩下无意识统战的一腔热情。他们若能设身处地想一想，就该明白：没有谁愿意被当作统战对象！

【门窗】他们正强行关上一扇扇门窗，屋子里的专制气味愈来愈浓烈了。这些天，重读沈从文“文革十年家书”《大小生活都在念中》，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血雨腥风的浩劫场景之中。沈从文在写给亲友的信中，咀嚼中南海传闻，剖析国际形势，猜测中国走向，担忧自己蝼蚁般的卑微的人生……悲哀的是，我们又要再次踏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面对变幻莫测的国运，只能过无可奈何的人生，然后……静待剧变的雷声。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会像今天一样让清醒者如此沮丧，心中所憧憬的文明之梦在可怕地幻灭，身处互联网时代，却被囚禁于高耸坚硬的铁网之中。被硬手抽走人类文明创造物之后，局域网内的世界贫瘠、枯燥、高亢、霸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担心手中这本书某天也将成为禁书。

【鲁迅】1993年11月7日，作家木心在纽约对陈丹青等一干学生说：“毫无个性，是中国人的大病。我们的国民性和鲁迅那时比，至少坏十倍，如果要讽刺当代，至少需要十来个鲁迅。”他如果目睹2017年的中国，会不会说，现在的国民性比鲁迅时代至少坏一百倍？如果要讽刺当代，至少需要一百个鲁迅？二十四年前慷慨激昂的木心先生，做梦也想不到，讽刺在他的母国已成为高危职业，——如果有一千个鲁迅，或者识趣封笔，或者被“依法”封口，戴上电子定位手表。当念兹在兹的政权安危高于一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不再是一句讥讽之词了，它是防止帝国坍塌、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

【麦价】《绝秦书》作者张浩文转发的一条微博称，麦收结束，关中今年小麦亩产最高为700斤，按官价0.90元计，每亩可收入630元，减去各种支出，仅剩下120元。——旋地50元，种地30元，种子30元，肥料150元，除草剂60元，浇地70元，割麦100元，拉麦20元。120元的收入，尚未除去人工费用，实际上，应该是负收入。一个农民即使在大棚里忙活，一天也有七八十元的工钱。麦浪滚滚，只是“丰收”一词的视觉盛宴，与庄稼主人的收获无关。
我在《暮色四合》一书里曾经描述过在麦地拔草的情景，现在看来，都成了贫苦年代的甜美记忆了：
“麦地里几乎不长无用的东西。除了麦子，我们或拔或铲，将土地清理干净，身后剩下的就全是麦子了。”
“从土里出来的就是粮食。躺在地上，心里是洁净的。你知道土是干净的，但逃离土地才有生路。不种地的人才有出息，他们吃着我们打的粮食，却瞧不起我们。”



高校毕业生调查：毕业半年后三分之一的人换工作
高校毕业生总量持续增长，同时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用工需求减少，一升一降使得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即便如此，毕业生们的流动性还在增加
2017年06月14日 13:42 　来源 财新网
　　【财新网】（实习记者 丁苗）高考结束，毕业季开启。据教育部，2017年共940万考生报名高考，考试结束后马上面临填报志愿，该如何选专业、就业趋势如何？先看看往届毕业生们的表现吧！
　　6月12日，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下称蓝皮书）显示，2016届大学生就业率最高的是管理学，其次是工学、经济学。就业量方面，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以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保持高位。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最多的行业类是教育业，其次是媒体、信息及通信产业。
　　蓝皮书由麦可思对2016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进行跟踪评价，于2017年3月初完成。
　　另一份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12月发布的《2016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下称报告）指出，化解过剩产能中,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
　　报告以高校本科和专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结合麦可思蓝皮书和相关调研，对2011～2015届毕业生进行了分析。
　　2017年，全国有795万高校毕业生。报告指出，高校毕业生总量持续增长，同时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用工需求减少，一升一降更凸显供需总量矛盾，使得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2016年三季度数据显示，第一、二、三产业市场需求人数所占比重分别为1.8%、40%和58.2%，与2015年同期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上升了0.8个百分点。
　　学以致用是教育的理想。2011—2016届本科毕业生相关度明显高于专科毕业生。2016届本科毕业生中，医学专业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最高，为94%，教育学专业毕业生次之，农学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最低。
　　蓝皮书还列举了一些群体特征，如毕业生流动性增加，数据显示2016届毕业生在就业半年内的离职率平均达到34%。此外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和稳定性均在70%以下。　　




朱清时院士为什么错了：现代物理与量子力学并没有否定客观世界
施郁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近年来有一些流传甚广的言论曲解现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借以否定客观世界。其中有3篇署名“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的文章《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再谈物理学步入禅境》和《量子意识——现代科学与佛学的汇合处？》（以下统称朱文），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误导大众对物理学的认知。有鉴于此，笔者觉得有义务作一些澄清。
朱文往往用不少篇幅介绍物理学中的某些内容，这些本身可能没有大的问题（瑕疵如找不到单个夸克的原因是夸克禁闭，而非极不稳定），但是往往话锋一转，提出耸人听闻的观点。这种表述方式容易使人被误导，以为朱文中的观点得到了物理学的支持。但是实际上，朱文中所介绍的物理学内容和其耸人听闻的观点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

（1）  作为振动模式的基本粒子是客观实在
朱文提到，在弦论中，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是弦的振动模式，据此声称“物质不是客观实在”。
弦论是一种高度数学化的理论，有些物理学家希望它成为统一自然界基本力的理论，但是弦论目前还没有得到实验的支持。不过，现代物理已经揭示基本粒子是量子场的激发，或者说振动模式。
但是，基本粒子是场或者弦的振动模式或者说激发，不代表它们不是客观实在，只是说它们超越了牛顿力学的粒子观念，使得客观实在的内容更丰富更微妙。另外，基本粒子还服从量子力学规律，也不能否认它们的客观性。
事实上，自然界存在很多层展现象，涌现出的规律不能简单归结于组分的基本规律，而是展现出新的层次。比如固体的振动虽然基于原子，但是表现出振动模式的行为。在量子力学中，这个振动模式称作声子，因为它表现出粒子的行为。基本粒子的情况与之类似。
弦也好（如果将来被实验证实），量子场也好，作为它们振动模式的基本粒子也好，物质在各个层次上都是客观的。这就好比生物体由细胞构成，细胞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难道细胞和生物体就不是客观实在吗？

（2）朱文关于量子纠缠的讨论是严重错误的
朱文将左右手套说成量子纠缠的例子，而且“纠缠一方得到的任何信息，另一方也会马上感到，不需要信息传递”，以及“如果两个地方的物质处于纠缠态，从纠缠的一方的所有信息可以瞬间传递到纠缠的另一方去，这种传输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是瞬间传播的。”这种说法是严重错误的！
如果将一副手套的左右两只分别给两个人，其中一人根据自己手套是哪一只，立即知道另一个人收到哪一只。这种关联恰恰不是量子纠缠，手套是左是右是事先完全确定的性质。
量子纠缠是指两个量子粒子之间的量子态不互相独立，量子态是微观粒子的一个几率特性，而物理量不是事先给定的。尽管如此，如果纠缠一方不将得到的信息传给另一方，后者是不会有任何觉察的。量子纠缠并不会导致信号的瞬时传播。
朱文还说：“对A光子施加的任何作用或给她的任何信息，B光子都马上得到。如果把这本书的全部信息作用于A光子，那么B光子也马上得到。这就是量子隐形传输中，最后的B点得到的是和原来完全一样的信息。”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没有两地的通讯，给予A光子的作用或信息，B光子是绝不会得到的。在量子隐形传态中，A光子和C光子处于一地，由甲控制；B光子处于另一地，由乙控制。A与B纠缠，C处于大家都不知道的量子态。甲对A和C进行某种测量（由此C与A纠缠起来），并且将结果通过通信手段告知乙，乙据此对B作一个相应的操作。结果使得B光子的量子态转变为原来C光子原来承载的量子态。
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是，甲必须将其测量结果通知乙，这是不能瞬时完成的，而是受到物理定律的限制，比如不能超过光速。
（3）不能从量子态塌缩问题得到“客观世界是一系列复杂念头造成的”
朱文介绍了量子力学中的量子态塌缩（或称坍塌）问题，以及个别物理学家关于它由意识导致的假说，但是称之为“量子力学界的共识”，进而宣称“意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乃至“量子力学发展到这个地步，居然发现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了”，“念头产生了‘客观’，念头就是测量，客观世界是一系列复杂念头造成的”云云，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在量子力学中，测量量子系统的某个属性时，它的量子态就随机“塌缩”到明确具有这个属性的量子态之一。而在测量之前，量子态的演化服从薛定谔方程，是决定论的。有些物理学家不满意量子力学中存在这两种不一样的过程，尝试将测量仪器和被测量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用薛定谔方程描述，这个测量仪器又被另一个量子测量仪器所测量，如此推广下去，直到将意识作为终结的仪器而实施随机塌缩。这种说法只是个别物理学家的一个假说，而绝非朱文所说的共识。
关键是，在这个假说中，量子态只是观测者关于量子系统的知识或者信息，而并不是客观的量子系统本身，所以意识改变的只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或者信息，而不是客观世界本身。所以朱文建立在将关于世界的知识与客观世界本身相混淆的基础之上。
即使意识参与测量导致的塌缩（先不谈这个假说的不合理），它也没有参与薛定谔方程所描述的量子态演化。因此朱文所说的“意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是完全错误的，而“量子力学发展到这个地步，居然发现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了”乃至“客观世界是一系列复杂念头造成的”，则更是毫无根据。
（4）将物理学内容等同于哲学论断是牵强附会
根据弦论、量子态及其坍塌、宇宙大爆炸，朱文声称“物理学步入缘起性空的禅境”，还将宇宙起源最终归结于佛学里的法身或“心”。朱文还说，不做实验，不作推理，通过禅定就能认识真理，声称“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佛学里有些哲学论断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放之四海而皆准。按照朱文的思路，不管科学家到达哪里，都可以说佛学大师在那里等候多时。这种牵强的联系没有意义。
科学通过实验和逻辑探索未知，既大胆假设，更小心求证，从而不断进步。

中国内地6所高校跻身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百强
新华社伦敦６月１４日电（记者 梁希之）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１４日公布２０１７年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中国内地共有６所高校跻身百强。此外中国香港和台湾分别有３所大学和１所大学入选百强。
这６所内地高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其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居榜单的第１４位和第１７位，均比去年的排名上升了４位。这两所大学在亚太地区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仅次于在榜单上排名第１１位的日本东京大学。
浙江大学表现不俗，从去年的８１至９０名组别升入５１至６０组别。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位于７１至８０组别。南京大学今年首次进入前１００名，位居９１至１００组别。
进入百强的中国香港高校包括排在第３９位的香港大学和位居７１至８０组别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地区进入百强的高校是台湾大学，位于５１至６０组别。
排行榜编辑菲尔·贝蒂说，中国内地高校在排行榜中的名次持续上升，是今年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的显著特征。这一结果表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的持续投资已经获得回报。
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前十名被英美高校包揽，其中美国８所、英国２所，分别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今年，美国高校仍然是排行榜上的大户，有４２所进入百强。



钱颖一：仅靠死记硬背和大量做题，教育很可能被人工智能拿下
2017-06-16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参事
6月9日，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新华网思客共同主办的《参事讲堂》正式开讲。首期《参事讲堂》以“创新人才教育”为主题，邀请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为主讲嘉宾。
在主旨演讲环节，钱颖一就人工智能与教育改革相关问题发表观点，他认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方法进行改革。
以下根据钱颖一现场演讲实录整理：

人工智能与教育改革

我们把教育等同于知识，所以把教育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取知识，高考也是考知识，知识似乎就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创新人才的教育，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我绝对不是否定知识的用处，而是说停留在知识层面是非常不够的。而这个问题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可能带来的后果都更加严重。

为什么呢？我想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过去的发展模式，到今后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就是要依靠创造性的人才，而创造性的人才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读书读得好的学生。这就是第一个基本原因，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最近讨论很热的关于人工智能（AI）的发展。尽管目前我们还看不清楚人工智能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人工智能是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来工作，而这种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图像识别，就是大量的识别和记忆已有的知识积累。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替代、甚至超越那些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掌握知识的人脑。

而死记硬背、大量做题正是我们目前培养的学生的通常做法。所以，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未来人工智能首先会替代那些在我们教育制度下培养学生的优势，即对已有知识的积累。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是联系到现在科技的发展做出的一个判断。

这两天有一些报道，6月7号，人工智能机器人参加了高考数学考试，报道说有两台机器，数学满分是150分，它们的得分分别是134分和105分，而且分别只用了10分钟和22分钟。这只是开始，据说做人工智能的人的目标是到2020年机器能够参加全部的高考，现在只是从数学开始。

所以以上这两点，一个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个是科技发展的势头，让我们认识到对现有教育体制和方法进行改革的迫切性。
这既是在肯定现有教育的长处及对过去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也是基于经济发展未来趋势、科技发展未来趋势做出的判断。

批判性思维，让你成为那1/400

最近我们学院正在全面评估在过去八年推动的通识教育。这个星期我们刚刚开过一个会，听取在校学生的意见，事先做了问卷调查、访谈等。我们发现，在通识教育课程中，有一门课非常突出，这门课就是“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英文名是“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缩写就是CTMR。

今年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说，在过去4年的学习过程中，这门课对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等方面，都有改变过去习惯性思维的作用。可见这门课的意义。

有一次我听到清华经管学院学生间的对话，一个学生问另一个学生：“你今天对这个问题CTMR过吗？”作为教师，听到这样的对话我有很大的满足感。CTMR是这门课的缩写，学生们把它用作一个动词，以表达对网上和社会上各种观点，用独立思考的方式进行评审和评价。听到学生这样的对话，我觉得特别欣慰，因为这样的一门课确实正在或者开始改变学生看问题的视角，分析问题的方法。

今年清华经管学院有一个大四学生，应聘一家全球著名金融机构。这个职位是众多优秀毕业生都很向往的，竞争非常激烈，有400人申请，最后只有他1个人被聘用。在公司的多轮面试中，他表现十分突出，而他在回答问题时，特别融入了他在“心理学概论”、“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些通识教育课程中学到的内容和思辨方式。他发现他在这样回答问题时，面试人的眼睛发亮，听得聚精会神。

这个学生成为了那个1/400。在得知被录用后，这个学生又很好奇，在第一时间问对方：“这么多优秀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我？”对方回答：“当我们听到你说，人的思维有三种境界、三个层次时，我们觉得你与众不同，你是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这在金融和投资行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你。”

当我听到这样例子时，感到非常欣慰。当然我也跟这个同学说，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的一生，绝不仅仅是为了有助你找到工作。你今后要有更高的追求，但更高的追求并不是“成者王，败者寇”的价值取向，这是太功利主义的想法。

CTMR这门课程是清华经管学院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一门课。批判性思维有助于创造性思维，有助于创新，但是它更是人本身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和特点，每个人的幸福、愉快非常重要。教育绝对不仅仅是培养创新人才，而是关注人本身。

我想，参事们做的工作，就是立足国情，思考未来。我认为这样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数学全国卷机器人10分钟答完，得了100分
2017年6月7日，成都高新区天府新谷，评卷专家正在批改准星高考机器人AI-Maths所答的北京文科数学卷。
17时45分，现场工作人员获得北京卷文科数学试题。
18时10分许，公证人员进入机房查看路由器和11台服务器运行。之后，专家确认现场符合断网环境。
18时15分许，大厅内，技术人员通过二十多台服务器电子版试题导入服务器。
18时28分许，数学高考机器人AI-MATHS开始解答北京卷文科数学试题。现场4个大屏幕实时更新解答进度。显示屏左边是数学题目，右边显示解答步骤。
18时43分，屏幕切换故障，显示屏中断，但后台仍在解题。
18时46分，大屏幕重新显示答题进度。
18时50分，数学高考机器人AI-MATHS答题完毕，随即形成答卷，共用时22分钟。
18时55分，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汤继强等专家验证一个空U盘将答卷导出打印。
19时02分，AI-MATHS的答卷交给3位高中数学老师评阅批改。三人分别是：成都天府七中一级教师袁婧、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高级教师肖兴桂、成都七中林荫校区高级教师祁祖海。为方便计算机阅读，试卷呈现的是LaTeX语言，而阅卷老师因为经过了前期训练，因此能够读懂批改。
19时19分，数学高考机器人AI-MATHS开始解答全国二卷数学卷。
19时16分，评卷专家宣布AI-MATHS解答北京卷文科数学科目答题结果：选择题满分40分。填空题13、14题不能识别。解答题16、18题完全正确，共得45分。全卷总分105分。
19时29分，数学高考机器人AI-MATHS完成全国二卷数学卷。用时10分钟。现场爆发惊叹声。
19时35分，试卷打印完毕，移交专家批改。
19时45分，现场宣布，数学高考机器人AI-MATHS解答全国二卷数学卷结果：选择题得55分，填空题得20分，简答题得25分。全卷总分100分。

微信选读
【普京：俄罗斯比美国好，因为我们不监视本国公民】俄新社6月14日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Showtime频道播放的影片中接受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采访时表示，俄情报部门没有监视或监听本国公民，不同于美国，俄罗斯没有那样的技术能力。普京在回答关于俄是否搜集公民信息并监听他们谈话的问题时表示：“没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同时普京指出，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情况远好于美国，在哪里民众相信自己受到了监视和监听。“我们比美国好，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技术能力。”普京坦诚：“如果有，我们或许也会和你们一样。但首先，美国的情报部门获得巨额拨款，我们不可能这么做。

应试教育为何大行其道？
总结下来，三点：
一、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成了教师。
二、教育界引入工业界的绩效考核，把学生当标准化产品培养。
三、不良商人，政客，趁机牟利。
三者的合力，就是当下教育产业化现状和症结所在。

（转）今天老锅说了三个人，系同一个爹妈，但未公布爹妈姓名，但暗示的意味特别強烈，反贪一号被气进了医院。三个人每人控制万亿资产，在全球三百多帐户，遍及各国甚至索马里。反贪一号太太持美国护照，新公布实名房产2套在加州。2015股灾是金融政变，一天洗走25万亿，涉四大家族，钱的流向基本是国外。吴小辉后台邓家及王瑞林和反贪一号火拼。今天胡舒立在纽约高院输了官司。美国决定给老锅家族提供政治庇护。中建投，长城资产公司，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均参与洗钱。。又另，今天我地下党和网军干掉了YouTube及曼哈顿光纤系统，物理断网，瘫了twitter,直接和美军接火，全球YouTube 网络断掉多次，火力四溅！辣眼晴的很，但老锅启用了卫星传输和美军专线等以色列新技术，击退了网军黑客！！！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6-24 23:52

2017网文6-17
美国之音：“一带一路”将拖垮中国？
王维洛：“一带一路”和中国“坝”占全球 —— 被挟持的最高决策
胡平：为中国民主转型竭诚尽力
待觅的民主新路
美国兰德公司真的有这么一份报告吗？
政改与历史真相
中国式高校评估可以休矣
回忆我的父亲——潘景寅
第一家庭闹内讧，新加坡还值得中国学习吗？
微信群友最好具备相容的性倾向
皇帝与公仆：金正日访华和默克尔访华对比
西方学者：中越战争的意义之大，很少有人知道
微信选读



美国之音：“一带一路”将拖垮中国？
2017年6月15日
“一带一路”倡议已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点外交战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习近平希望借此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而这正是他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不过，另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带一路”风险巨大， 这可能会是拖垮中国的一个战略。
拉特纳：“一带一路”搞垮中国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安顾问厄利·拉特纳（Ely Ratner）星期一（6月12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新书发布会上这么说：
“如果美国的战略家希望制定一个战略，拔掉中国崛起的阀门，穷尽中国的资源，这个战略的操作绝对就像‘一带一路’。 为什么你要走出去，投入数百亿美元到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 战略上最不重要的地方，把自己搞垮？”
拉特纳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被认为是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青年才俊”之一。他是在被问到“一带一路”的风险时这么回答的。他还警告说，也许只有当中国遭遇自己的“摩加迪沙”事件，“当中国人被拖住脖子在被极端分子控制的国家被当街拖行的时候，中国政府才会被迫做出回应”。
1993年10月3日，支援维和行动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试图抓捕被国际社会通缉的索马里军阀艾迪德的高级助手， 两架黑鹰直升机被火箭筒射中坠落，美国士兵的遗体被当街拖行游行， 引发美国国内舆论哗然。几天后，总统克林顿宣布将从索马里撤走所有美军作战部队。
拉特纳预言似乎已经发生。6月9日，两名在巴基斯坦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被证实不幸遇害。这是中国人第二次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杀害。人质遇害的俾路支省是“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段，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存在，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巴基斯坦。
罗兰：习近平借“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
拉特纳是在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撰写的《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一书的发布会上讲这番话的。罗兰在自己的书中说，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达到多重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她在新书发布会上说：
“‘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让我们看到中国希望欧亚大陆如何融合，也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观察中国究竟希望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并达到何种目的。”
罗兰的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一带一路”可能遭遇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罗兰列出的风险都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她在书中特别提到，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学者在公开场合批评“一带一路”，但是，私下里很多人却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
“一带一路”四大风险
罗兰在书中着重探讨了四大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恐怖组织以及当地的激进组织可能会对中国项目带来的威胁。而且，这只是安全威胁之一，另外，罗兰说，中国学者担心由于种族、宗教、领土争端，中国可能被拖入当地无尽的纷争之中。
“中巴经济走廊”集中体现了这些威胁。因为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引发了印度的不满。经济走廊的建设还引起巴基斯坦民族、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集中爆发。经济走廊的走向问题曾引发巴基斯坦人的抗议游行。另外，由于伊斯兰极端武装的威胁，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在这条经济走廊地带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罗兰列出的其他风险包括：欧亚大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罗兰说， “一带一路”跨越西欧、波斯湾、东非、印度洋、俄罗斯、中亚以及印度次大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政治体系不同，种族、宗教、文化也都不同，而中国缺乏应对的经验。
另外一个风险是经济上的可行性。由于投资的地方比较不安全，收回投资回报基本不太可能。她说，虽然中国人意识到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短期内无法收到回报，但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回报更不可能。罗兰在书中援引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位官员的话说 ：“给我们留下的就是非常艰难的项目。过去40年可行的项目已经立项，一些‘一带一路’的项目从金融角度来说是不可行的， 这是事实。”
她的采访对象还提到中国政府在西部和东北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几乎没有一项达到预期目标。
《纽约时报》近期一篇题为“中国超级大桥热潮背后：债务沉重、腐败丛生”的文章说，“在政府担保的贷款的推动下，在大型建设公司、以及从中获利的官员们的鼓动下，许多这类项目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债务，成了腐败的温床，其产生的运输效益却令人生疑。”
这令人不得不质疑“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是否会遭遇同样的经历。罗兰在书中说，“一带一路”在经济上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以及它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两点，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提出。
来自其他大国和当地国家的负面反应是“一带一路”要面临的另一个风险。中国人认为，“一带一路”肯定被一些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认为是自己建立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对手。 在“一带一路”经过的一些小国家也有风险，包括当地的政权更替以及当地人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





王维洛：“一带一路”和中国“坝”占全球 —— 被挟持的最高决策
                2017年6月16日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所有水电资源几乎开发殆尽，只剩下西藏高原上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实现外。面对资源开发殆尽和水电严重过剩，拒绝采取经济转型的适合措施，而是选择了走出去的路，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同时也能帮助消化大量国内的钢铁、水泥等剩余产能。央企在国外建坝的最大优势是项目是带着钱来的，而高额投资风险则由中国纳税人承担着。从输出剩余产能的要求来分析，“一带一路”就是被挟持的最高决策。
目前中国央企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中参与建造了至少350多个水库大坝工程，占有国际水电市场50%以上的份额。国外媒体称之为坝“占”世界。虽然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在“一带一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媒体却没有明显地把它提出来。这是因为名气不好，名不正则言不顺。
一、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47家央企操纵一带一路？
中华研究所主任郭岩华先生提出了“47家央企操纵一带一路，挟持高层决策”的论点，并且点了47家央企中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公司的名。
简单地说，决策是在两个以上的方案中选择一个达到预定目标的最优方案。因此，“47家央企操纵一带一路，挟持高层决策”论点是否成立，取决于一带一路的真正目标是什么。
目前一带一路的口号多于准确定义的目标，国外任何地方、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在国外承包的水库大坝工程、（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港口码头的建设、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城市和居住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核电站和直接投资购买或建设工业企业等等都可以往“一带一路”里装。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说：“一带一路”是造福各国人民的“世纪工程”。胡鞍钢举例解释说，都江堰工程是世纪工程，是泽被后世的工程。其实如今的都江堰工程就只是一个摆设。自从实行西部大开发计划、周永康力主修建了紫坪铺水库大坝之后，都江堰工程的灌溉、供水和防洪功能都被废了，后人无法理解都江堰工程巧夺天工的设计理念。如果一带一路仅仅是一个类似都江堰工程的“世纪工程”，不用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公司挟持高层决策，一个公司就可以拿下这样的“世纪工程”。因此习近平所说的“世纪工程”应该比这更加大，甚至比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更加宏大，尽管在用词上有严重的逻辑错误。
如果“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改变地域政治格局，传输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那么这个最高决策是绝不可能被47家央企挟持的。在这方面，古巴做得比中国好。古巴是一个小国，一个穷国，但和中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古巴国民实行免费的医疗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古巴的“一带一路”就是向国外输出医生和教师、医院和学校。目前古巴约有4万多名医生和教师遍布于107个国家，免费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卫生、防治传染病、为妇女接生、教育等服务，工资都是古巴给的。当笔者在南美旅游时，发现许多地方有古巴建造的医院，有来自古巴的医生为当地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为当地居民所津津乐道。所以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古巴的政治影响并不亚于经济强大的美国。但从经济上来看，古巴的做法是百分之一百的撒币行为。
如果“一带一路”的目的是消化中国巨大剩余产能，维持中国扭曲的经济结构，为经济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找活路，用所谓的经济成绩来证明执政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那么“一带一路”很可能就是被挟持的最高决策。而造福各国人民的“世纪工程”只是被挟持事实的漂亮外衣。百度百科在解释“一带一路”决策的背景条件时特别指出，国内产能过剩是最主要的问题。
二、利在千秋三峡工程就是被挟持的最高决策
决策本来应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的。但是如果目标是十分清晰地定义了，可选的方案只有一个（往往是由于决策者视野局限所造成的），那么这样的决策就是无可选择的决策，就是被挟持的决策。
被挟持最高决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不少实例。远的比如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往往被解释成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又比如，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行政改革，计划撤销水利部，将其归并于环保部或城建部。但由于有四万多座处于危险状态的水库大坝，直接威胁着几亿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大，无人敢要。所以水利部不但没有撤销，反而权力得到扩大。利在千秋三峡工程，也是一个世纪工程，也是一个被挟持的最高决策，对此三峡集团，特别是葛洲坝集团有亲身的经验。
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洪水量和洪峰都超过1998年，荆江分蓄洪区三次开闸，防洪效益显著。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以执行毛泽东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名，故意在荆江分蓄洪区内安置大量永久居民，自废了荆江分蓄洪区的防洪功能。文革期间，中国从德国进口1700毫米轧机，用于位于鄂西崇山中第二汽车制造厂制造坦克和装甲车用。水电部和湖北省提出建三峡大坝，毛泽东以大坝安全为由加以拒绝。但因为进口轧机启动电流大，必须扩大华中电网能力，否则无法开机生产，毛泽东只得同意建设长江上的低坝――葛洲坝工程。这是被挟持最高决策。当时林一山反对建葛洲坝工程，坚持建三峡大坝。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的葛洲坝工程在开工不久就陷入干不下去的境地。周恩来亲自出马请林一山出山收拾残局，林一山先是拒绝，在周恩来做出巨大让步、给予林一山钦差大臣的权利后，林一山才接手。紧接着林一山从全国调兵遣将，在宜昌市聚集了二十多万二十多年来转战各地、没有固定家的水电建设工人。葛洲坝工程基本建成后，在过渡阶段又建设了清江上的两座大坝后，在宜昌市已经安家落户的二十多万水电建设工人的就业，就挟持了三峡工程的最高决策。程晓农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林一山，林一山反问道：二十多万工人怎么办？
三、输出剩余产能
三峡工程开始建设后，中国开始了一个建设水库大坝的热潮，从东向西推进，从汉族居住区向少数民族居住区推进，从国内河流向国际河流推进，五大国电企业和三峡集团瓜分了西藏高原的水电资源，葛洲坝集团成为最大的建造者，就连武警水电部队（对外称安能建设总公司）也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项目，水库大坝建设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包括水轮发电机组、输变电设备和线路。目前只剩下西藏高原上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实现外，中国的所有水电资源几乎开发殆尽。随着水电生产的蓬勃发展，出现了水电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云南、广西应对水电过剩，就是将一部分电以比卖给本国居民低廉许多的价格卖给越南、泰国；四川水电过剩，只能弃水；就连西藏自治区现在也是水电过剩。面对资源开发殆和水电过剩，拒绝采取经济转型的适合措施，而是选择了走出去的路。
为了消化水电国内剩余产能，就必须到海外去建设水库大坝。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公司必须说服或者更准确地说压迫最高决策者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三大理由：第一，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用的是中国的钢铁、水泥、水轮发电机和输变压设备，这对于消化国内过剩的钢铁、水泥和机械制造等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在国外每消费一亿吨钢，就保证了国内一百钢铁工人的就业，同时又拉动了六千万吨煤的生产，保证了七万多万煤炭工人的就业，连锁反应；第二，可以用水电换取中国需要的石油资源、木材资源、可可原料等；第三，为中国提供垃圾包括核废料埋藏地。
用水库大坝建设来带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发展，这个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于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通过对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的反思，人们发现，水库大坝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远远超过所谓的经济效益，而且所谓的经济效益只落入大国公司和当地官员手中，当地老百姓难以获得真正的好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起这就成为一个过时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放弃了这个发展模式，世界银行停发对水库大坝项目的贷款，发展中国家又缺乏建造水库大坝的资金。中国是唯一的例外。那么中国的资金又从哪里来呢？国家垄断了电力供应，建设水库大坝缺乏资金，不是从老百姓的口袋中收取特种税——水电发展基金，就是提高电价，政府就是不告诉老百姓，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四、坝“占”世界
中国央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全球开花，规模十分可观。根据世界河流网络的资料，截止到2012年8月，中国央企在全球70个国家中参与建造了至少308个水库大坝工程，主要分布在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如缅甸、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越南，其次是非洲和拉丁美洲。2012年后更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目前中国央企在全球80个国家中参与建造了至少350个多个水库大坝工程。
原水利部长汪恕诚在2015年底说，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带动下，中国已与80多个国家建立了水电规划、建设和投资的长期合作关系，占有国际水电市场50%以上的份额。中国是国际市场的制高点。
截至2016年末，三峡集团在20余个国家投资建设与并购，实现海外装机相当于三分之二个三峡工程。截至2016年3月底，中国电建集团承担在建工程项目共计329个，合同总额约230亿美元。可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一带一路”中最主要的角色。
国外媒体称中国央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坝“占”世界。
五、央企海外建设水库大坝的最大优势和最大弱点
不可否认，中国央企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有优势。最大优势就是，中国人是带着钱来的，所在国不需要投资一分钱或者只需投入很小一部分钱（多以大坝场地和被淹没的土地作为投资）。
央企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多采用以下几种形式：
——工程、采购和施工（英文简称EPC）与统包合同
——建设-经营-转让（英文简称BOT）承包合同
——建造合同
——项目管理承包合同。
采用工程、采购和施工（英文简称EPC）与统包合同或者建造合同大多是由中国政府向所在国提供贷款或者经过援助，条件是中国央企取得合同。在这里，中国央企的一个优势就是工程报价低，这是战胜竞争者的主要武器。一般水库大坝的平均造价只是国内的二分之一，这从另一面也暴露了央企在国内大肆剥削百姓的事实。按道理，工程完成之后几十年中，所在国应该归还贷款和利息。往往到最后（也有提前到工程完工开始运行时），所在国宣布无法偿还贷款和利息，中国政府则宣布免除债务国的债务云云。当然在此中国政府也不是一无所得，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所在国政府在政治上做个姿态，比如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云云。
目前采用越来越多的是建设-经营-转让。所在国政府或者管理机构向水库大坝工程建造商颁发建造运行许可证，允许在一定的期限（称特许期）内由其开发和运行水库大坝项目。特许期结束后，将水库大坝工程的运行权归还所在国政府。一般的运行期为30年到50年，加上建造时间，特许期在35年到60年间。获得建造运行许可证的中国央企程项目是带着钱来的，大多由中国的银行投资，由另外的中国银行担保，所在国不需要投资一分钱。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中国央企往往会无偿出让一部分电力给所在国政府和官员。这种模式对于缺少资金、又急于用经济发展来维持政权的政府，有极大的吸引力。所在国的政府和官员对水库大坝工程缺乏知识，以为特许期后，央企留下的水库大坝工程还是一大笔财产，其实这些水库大坝工程已经成为坏资产，一文不值。
央企建设水库大坝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效益差。三峡工程是国内经济效益最好的，但是在国际上一对比就露馅了。三峡工程发电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2014年发电988亿千瓦时，为最高纪录；巴西和乌拉圭的伊泰普发电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最高纪录为2013年发电986亿千瓦时。伊泰普工程用不到三峡工程三分之二的发电机，生产出几乎相同的电量。三峡工程上网电价每千瓦时0.25元，加上电网输送费，到居民家的电价不低于每千瓦时0.50元；伊泰普工程到居民家的电价为每千瓦时0.04美元。三峡工程是中国经济的缩影，发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看上去胖，但是是虚胖，规模大但经济效益不好。中国电力部门也公布一些世界电价对比，比的都是发达国家，没有发展中国家。刘植荣在《中美国电价相当于中国的每度3分钱》一文指出，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1000度的电能的费用占全国月平均工资的6.79%，目前中国这一数字是30.68%，也就是说，相对中国的平均工资而言，目前中国的电价是发达国家的4.52倍。
到目前为止，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投资总额很大，很鼓舞人心，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但是总体上还是赔钱买吆喝的买卖。经济效益最好的三峡集团，目前拥有海外发电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2016年发电量为250亿千瓦时。伊泰普的规模也正好是1400万千瓦，但年最高发电量为986亿千瓦时，两者一比，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差距。在一带一路中，央企的虚胖毛病不但没有改，反而更加发展。
六、坝“占”世界的后果
中国央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全球开花，堪称坝“占”世界，但是在“一带一路”的宣传中却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对此汪恕诚也多有怨言，汪恕诚说：“水电”一带一路“宣传得不够，核电和高铁走出去的品牌影响力已经形成，虽然水电现在走出去的也不少，但是没有明显的把它提出来，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水电也应该冲到前头去。”。
为什么在“一带一路”对坝“占”世界这样辉煌的成就宣传不够呢？
这是因为中国“一带一路”中的水库大坝工程与古巴的输出医疗和教育截然不同，名声很差，特别是能源供应和水资源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存的命根子，是十分敏感的部门。
建造水库大坝工程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技术，都江堰工程是无坝工程，这是中国传统的治水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东三省和海南岛建造了十几座大坝。这就成为掠夺中国资源的罪证。后来毛泽东从苏联取来建造水库大坝的“真经”，用前教育部长的话说，这是西方的价值理念。中国坝“占”世界，难道不会有一天被人指责为掠夺资源？中国坝“占”世界，难道不是在帮助扩大西方的价值理念？
中国最新颁布的《网络安全法》第二节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做出规定，第三十一条：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第三十七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一带一路”中的名义，在海外大规模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涉及的都是所在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央企能保证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不拿到中国来存储？再说，在中国哪个外国企业能进入能源生产和供给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生态环保意识的提升，央企在海外建设的水库大坝工程往往遭到当地人民和非政府组织的极力反对，如苏丹的麦洛维大坝、埃塞俄比亚的吉贝三级水坝、缅甸的密松大坝和马来西亚的巴贡大坝等等，在国际上多受到谴责。
苏丹的麦洛维水电站发电装机为125万千瓦，水库淹没476平方公里的土地。2006年，瑞士的联邦水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对该项目进行了独立的环境影响评价。他们预测强烈的水位波动和沉淀会将对水生生物生态、水质和公众健康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考察缅甸密松大坝项目后写道，人们经常说，密松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某些鱼类的生存；会淹没大片森林，影响下游水情；坝址位于地质断层，地震时会有垮坝危险。背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是：根据当地克钦人的传说，密松是龙的父亲及他的儿子Hkrai Nawng和Hkrai Gam（就是东西两源）的诞生地，人们相信如果这龙脉被破坏，龙就会不安，从而祸及众生。这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但反正克钦人是信的。而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吗？从历史上讲，当初藏缅语先民（包括缅人与克钦人）从青藏高原南下，就是在这里走出崇山峻岭，进入伊洛瓦底江河谷，从而诞生了后来的文明。所以即便不管神话，克钦人也有理由把密松当成自己的文明发祥地来崇敬。
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碰到另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移民。无论在采取何种合同形式，中国央企在合同中都已经明确把移民问题推给了当地政府，但是被涉及移民却不这么认为，认为背后是中国公司使坏。苏丹麦洛维水库大坝工程涉及5万移民。移民拒绝搬离尼罗河河谷，并提出了迁徙到新水库的岸坡居住的要求。但政府不理睬移民要求，出动部队镇压，造成四人死亡，引起联合国住房权利特派调查员对该项目违反人权的事实表示“密切关注”，目标直指中国央企，要求立即停工。水库移民还和中国员工发生争抢水井的事件。最后麦洛维水库大坝工程还是不能说服几千移民离开家园，就采取了“以水驱民”的办法。面对不断上升的库水，拒绝搬离家园的民众不得不离开生长的故乡。这个经验是否来自中国，还需调查。到头来，丹麦洛维水库大坝工程未能按预定计划完工，而是延误工期十个月。对方要求中方支付几千亿欧元的延期赔偿。中方则反告对方妨碍施工共计十三个月，要求更高的误工赔偿。双方害怕事情闹大，只得不了了之。
前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人Supachai Panitchpakdi批评“一带一路”，只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湄公河的水电开发项目。印度政府反对中国三峡集团等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上多座水库大坝的建设，并拒绝参加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议》。
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的风险很大，这是因为所在国政治不稳和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大笔投资很可能是血本无归。由于工程项目多是中国国家银行担保，形成坏帐，最后还是由中国的纳税人承担，缅甸密松大坝就是最好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投资总额很大，很鼓舞人心，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坝“占”世界，但是总体上还都是赔钱买吆喝的买卖。承担水库大坝建设的央企是赢得盆满罐满，提供贷款的中国银行上的数额是越来越大，按合同归还本利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承担贷款保险的中国银行的风险越来越大。从最终结果来看，赔钱是不能避免的了，差别只是撒币数额的多少。解决的办法已经有了，电费上早已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原三峡基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等等，再加个新的什么基金，每千瓦时增加一分钱，就是三百五十亿元，可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待觅的民主新路
牧惠

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种周期率这件事，被黄炎培记录在《延安归来》中，成为人们多次引用的“窑洞对”，同《三国演义》的“隆中对”一样众所周知。近年来一再读到这段文字，渐渐产生一种探索的欲望：黄炎培当初为此“激动不已，重新燃起了对于新中国的希望”的谈话，在建国之后，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面对毛泽东的一系列的做法，面对家人的遭遇，他会有什么感想？但愿是由于我读书太少，在所涉猎的读物中，包括黄炎培本人和他的亲友以及研究者的文字里，我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从此倒向中国共产党。回到重庆后，他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小册子，顶抗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出版了《延安归来》，招来国民党赐给的一系列麻烦和打击。但黄炎培并不是无条件地一面倒，而是持第三者的立场。他对共产党的某些做法仍有所批评。其中之一是他引起毛泽东不满的、“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据查，这里指的是他对在土改中有十万人被乱杀乱打而不满。1946年，他曾就土改问题同李维汉、许涤新有过一场交锋。李维汉就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对黄炎培温和地进行了说服。黄炎培最后仍说：“我对中共的土地改革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交换意见，对我们是一个启发。”黄炎培主张仍搞减租减息，不赞同土改，这一点显然不对。但是，土改中的极“左”做法，如乱打乱杀，狠挖底财之类做法，黄炎培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如此，在建国后，也许正因为他是地主阶级总代言人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黄炎培很受毛泽东重视，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建国后，黄炎培同毛泽东过从甚密。他儿子黄方毅说：“建国后尤其是1954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黄方毅还说到，黄炎培“对毛的政策并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对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建国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他们二人的来往信件就多达近200封。（《黄炎培与毛泽东》，2002年第4期《百年潮》）但是，到底黄炎培在哪些问题上有保留、有交锋，黄方毅却语焉不详。是根本不知道，还是有难言之隐？只好待后来人考察了。
现在有文字可查的，是反“右派”中的一些情况。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谈到，在得知毛泽东下决心打“右派”并继续“引蛇出洞”后，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黄炎培在开始打“右派”后，又曾同陈叔通、邵力子、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一起提过不同意见。黄炎培“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在当时的气氛下，当局“不可能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引起重视和研究”（第834、838页）。
小伦在《“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03年10期《书屋》）中引用了上述李维汉保护黄炎培过关的那段话，补充说，“在毛泽东眼中，黄炎培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右派。1957年黄万里（黄炎培之子，水利专家，对三门峡水库提了事后证明非常正确的逆耳之言和写了一篇不合时宜的《花丛小语》――引用者）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毛泽东曾对平时信函中尊称‘黄任老’的黄炎培厉声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意思是批评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公开将黄炎培列为右派朋友。毛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
对于上述这些，特别是毛泽东的厉声指责和黄万里的忠言招祸，黄炎培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可惜的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袁小伦的文章说，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在会上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此后他再也不提出什么周期率的疑问了。1952年黄炎培说的可能是真心话；但是，1957年的黄炎培仍然如此想吗？我持怀疑态度。
原因很简单，1957年反“右派”，是“民主新路”走不通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个问题：“40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第157页）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认为，“1957年的开门整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扩展‘民主新路’的一次大规模的具有开创性的尝试。”“这次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原因在于以开门整风的方式来扩展执政党建设的“民主新路”这个正确的基本方向没有坚持下去，反右完全违背了整风的最初动机。为什么会如此结果，朱地总结出几点原因，我以为其中第四点多少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点的要点是：“必须依靠国家法制来限制或规定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的“反应性行动”，即应该用法律来保证批评者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第259、268页）。应当补充的是，违反法制精神，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这种报复，严重的后果是堵死了“民主新路”。
对于这一点，从西方民主国家接受过民主自由思想的民主党派一些人早有预料。在鸣放开始后，罗隆基说，曾有人提出，让毛主席出面讲话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罗隆基对这样要求的评价是“那是笑话”。在此之前，关于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问题，章伯钧等人曾提出，监督应有法律保障。这些观点，有人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民主观点而加以否定。其实，人民有对政府、执政党提出批评（哪怕是尖锐的、过火的、错误的批评）这种不可剥夺的民主，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也是载入《宪法》的。
“民主新路”之所以此路难通甚至根本不通，关键在此。
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跳出周期率这个问题时，谈到的民主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句话中的“让”字，是一个很关键的、也许黄炎培本人也忽略的字眼。民主应当理解为多数人的统治，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毛泽东把民主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手段，根本不承认这是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一种可悲的曲解。既然是“让”，主动权全在听者即执政党手上，可以让，也可以不让。细读当年为了解除人们疑虑的谈话和保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埋伏着可以“放”也可以“收”，可以把批评者加上罪名的深层的危机，毛泽东因此将之称为“阳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强辞夺理。这当中，王造时说的一句话既形象又准确地道出这条“民主新路”尴尬之处：“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原来，这条“民主新路”，其实只不过是同历朝皇帝“诏求直言”差不多的老路。魏征之难做，在于唐太宗有权在不想听、听得不高兴时整治他。魏征幸运得很，活时没有遭罪，死后才被惩罚。而不少人却在“诏求直言”的声音刚刚响过之后，就招来了杀身之祸。“右派分子”的罹罪，根源就在这里。
应当指出，如此这般地“诏求直言”，早在“窑洞对”前，延安就曾演出过一次。那是1942年3月9日，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裤子与教条》，社论要求教条主义者脱裤子割尾巴时说：“群众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监督者和审查者吗”？请看，这里不存在一个“让”与“不让”的问题，人民群众“天然的和法定的”有权监督、审查当然包括揭露、批评共产党。信以为真的王实味、丁玲等人果然写出了《野百合花》等一批揭露、批评共产党的文字，那结果是倒了大楣。为什么？因为在社论的撰写者心目中，监督者和审查者的监督、审查对象仅仅是王明等一批教条主义者，而王实味们却把赋予他们的权力“扩大化”到整个“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中，“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那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批评者除了低头认罪，坦白交代，争取宽大之外，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反“右派”之后，这种“诏求直言”的“民主新路”仍未停止。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推荐大家看《海瑞传》，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皇帝。他提倡“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云云，云云。在小组讨论会上，张闻天有所感触地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气，使人敢于讲话而不害怕”。彭德怀也说，人家提意见，可没有把皇帝拉下马的意思哦。结果，三个月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由于“敢于批评皇帝”而成了脑后长了反骨、妄想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党分子。响应号召、奉胡乔木之命写了几篇宣传海瑞的文章和京剧《海瑞罢官》的吴晗更成了给“文革”祭旗的大罪人。
前前后后这类事例说明，以恳求大家大鸣大放始，以大反“右派”终，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对形势估计一时错误而产生的悲剧，而是“让”人说话的“诏求直言”式的“民主新路”的必然结局。薄一波关于开拓“民主新路”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的意见有他正确的一面；但是，应当认识的是，那条“民主新路”名不副实，是一条“诏求直言老路”，如果不改弦易辙，另走一条新的言者不仅无罪而且有权讲话的真正现代化的民主之路，这个任务就无法完成了。
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抛弃为民做主的旧路，还政于民，才能找到真正畅行无阻的民主新路。但愿胡锦涛在九月底的政治局集中学习中提出的，要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思路，有助于找到一条民主新路。
【惊悉牧惠先生近日辞世，五柳村转发此文以志纪念。】


胡平：为中国民主转型竭诚尽力
Posted on 2017年6月16日by 56cunblog
RFA 2017-05-08

2017年4月15日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陈奎德提供）
2017年4月15日，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在普林斯顿大学路易斯图书馆举行会议，正式宣告成立。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是由中国学者、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发起的一个非盈利性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出版、教育等活动，为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知识储备，并促进不同群体的沟通、对话，为中国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竭诚尽力。研究所的发起人有王天成、滕彪和我三人。王天成任所长，我是名誉所长。在筹备期间，我们得到了很多海外的和国内的朋友的支持、鼓励与赞助，在此一并致谢。
几位发起人，一方面都接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有相当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又都深度地参与过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实际活动，拥有丰富的第一手经验。中国的民主转型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学术兴趣，也是我们的社会关怀。
当今世界，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中国问题，而中国的民主转型则是重中之重。5年前，澳洲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澳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中有句警语：“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从乔治三世以来的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研究民主转型著称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戴雅门（Larry Diamond）指出：“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未来数十年内，全球民主前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这或许是前途未定的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民主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列工程。对民主转型的研究也涉及到很多方面，从民主理念的阐发和推广到公民社会的形成，从少数异议人士的发声到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从朝野的冲冲突到对话与谈判，从制宪到选举，从民主的巩固到转型正义，等等。其中有些问题更具迫切性。首先是破局问题。我们知道，转型可以有好几种形式，有自上而下的方式，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算一例。有协商性转型，以及街头运动、颜色革命等方式。作为民间人士，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培育公民社会，推动民间抗争。还有暴力抗争与非暴力抗争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可操作性与可行性，也就是一般民众如何切入如何实行的问题。
再有族群冲突问题，如今不但有台独、疆独和藏独，而且又出现了港独。尽管这些分离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一党专制压迫所致，但是在一党专制下，连台独都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更何况其他，因此，统独问题这道难题，到头来很可能是出给未来的民主政府的。只有在专制结束，民主转型开展之後，分离主义的观念才有机会获得广泛的传播，分离主义运动才可能发展到足够的规模；其次，民主的政府总会更尊重民意，不会轻易使用暴力；另外，初初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很可能是一个比较弱的政府，它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急需处理，内部又意见纷纭，彼此牵制，这样，即便它反对分离主义运动，可能也难以调动足够的力量去有效地制止。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在我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在大陆民主转型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包括台独、藏独、疆独和港独在内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我们之所以必须在今天就对这一问 题加以认真的考虑，那不仅仅是因为未雨绸缪胜过临阵磨枪，而且也是因为在当前，有些人正是看到了别的一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後，由於未能处理好统独问题而导致 分裂以至内战，故而对民主化本身产生疑虑；专制者也正在利用这种疑虑作为抵制民主化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向人们指出一种在民主与和平的前提下，解决统独问题的既合情合理又深具现实可能性的方案。
研究和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它极其艰巨，也极其光荣；它需要第一流的胸怀和第一流的才智。我们殷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投身于这项伟大的工程。


   美国兰德公司真的有这么一份报告吗？

    文/罗伯特卡帕

    今日，在著名的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网站《观察家》上，有一篇题目为《共青团引领抨击网络侮辱邱少云烈士言论 习近平提表扬》的文章。该文的作者吕惟思，为《中国青年网》的评论员，该文原标题为《担当起清朗网络护苗成长的历史重任》。

    写一篇政论文或时评，需要论点论据以及逻辑严密的论证。其中的论据，尤其重要，不能造假，不能捏造，更不能夸大，要实事求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正确，编造谎言，伪造证据，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先生的写作风格。戈培尔先生的座右铭就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作为《共青团引领》文最重要的论据之一的，是所谓的美国兰德公司给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该文表述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2001年，美国兰德公司在给美国国防部的报告《美国信息新战略：思想战的兴起》中建议，当今国际政治斗争不限于军事斗争、领土占领和资源争夺，要更注重争夺对网 络、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的掌控权，争夺新闻和信息的话语权。要把网络连接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不喜欢美国思想观念的国家，确保美国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得到他国的认同和采纳，并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制度建设之中”。

    我无法查证兰德是否写过该题目的报告，也无法查证该报告的内容就是《共青团引领》文所表述的内容。但凭借常识与逻辑，我对《共青团引领》文所引用的报告内容表示高度怀疑。

    该文引用所谓的兰德公司报告说“当今国际政治斗争不限于军事斗争、领土占领和资源争夺，要更注重争夺对网 络、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的掌控权，争夺新闻和信息的话语权”。

    我认为：

    第一，兰德公司不会提出这样一份愚蠢的报告，竟然认为“当今国际政治斗争”是“军事斗争、领土占领和资源争夺”，这种思维是19世纪帝国主义国家与20世纪法 西斯国家的思维模式，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早已经摒弃了这种落后的思维模式。我猜测该文作者即为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还是上个世纪的帝国思维，以自己心，度别人腹，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第二，“注重争夺对网 络、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的掌控权，争夺新闻和信息的话语权”，这种思维模式是极权主义国家才有的思维模式，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言论自由，几乎所有媒体都是民间媒体。只有极权主义国家政府才会去争夺话语权，控制话语权。估计该文的作者，又是在用己之心，度人之腹。

    《中情局十条戒令》的原来版本是上个世纪50年代流传于美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十条戒令》，是当时美国的保守派用来陷害美国的进步人士，配合麦卡锡主义搞政治迫害的。

    90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及极左派，把这个美国保守派栽赃美国进步人士的谣言改头换面，内容几乎没变，只是把共产主义者换成了中情局。这个谣言在网络上已经流行十几年之久，甚至被某些国家媒体当成事实来宣传。

    我们知道，美国议员麦卡锡在50年代的美国搞麦卡锡主义，大搞白色恐怖，践踏人权，成为遗臭万年的美国历史人物，被美国人民所唾弃。当年在苏区，一些极左分子凭借莫须有的AB团谣言，大抓大杀AB团分子，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一些人言之凿凿地编造谎言，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是否想让中国倒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那种肆意践踏人权，践踏法治，人人皆危的状态？



政改与历史真相

茅于轼

政治改革必须从公开历史真相开始 2016-12-12 先锋必须从公开历史真相开始
——茅于轼访谈录

王旭：茅老先生，我最近回国收集有关反右的资料，请您谈谈反右時您的这段经历。

茅于轼：要讲反右，我觉得还要从更早讲起，就是从解放讲起。解放時，蒋介石化了巨大的代价，抵抗日本人，但是胜利果实他沒拿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实使中國人非常兴奋，因为中国人受了外国人欺负，一百多年嘛，現在我们总算有了一个独立和平的环境，可以建设国家。因此，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差不多是全民性的。连外国的留学生，像钱学森这些人，都回來了，报效祖国。所以那時可說万众一心吧。

但是后来有几件事，我就觉得是有点问题了。头一件事就是抗美援朝。美国人帮我們打败了日本，美国也沒有冒犯过中国人，欺负过中国人，不像日本人，俄国人，都欺负中国人。为什么我们又跟它打起來了？抗美援朝，我觉得是中国头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杜润生也这么讲过。

第二个就是反胡风，还有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我觉得不可理解。武训干吗要批他呀，胡风怎么回事也搞不明白。但是这事沒临到自己头上，就是觉得不理解，也沒有认为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天安门挂毛像是民族的悲哀。

王旭：听说很多人在反右前都是这样。

茅于轼：到了反右的時候，我变成右派，我就明白过来了。从一个拥毛派，变成一个反毛派，反右是个转折点。当然认识也是慢慢变化的。开始对毛泽东有看法，但是一步一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个人看透了。

我写了批毛的文章，很多人还不同意，认为我冒犯了中国的大救星。让我觉得很可悲，到現在对毛泽东這个人还沒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照片还放在天安门城楼上，这說明我们中国人太沒有判断力了。你在德国，要把希特勒放在布莱登堡城楼上，老百姓能答应吗？全世界能答应吗？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是个弱智的民族。到現在问题还是严重地存在。

我们先要把事实搞清楚：毛泽东做的事，哪些对中国人民有好处，哪些是害了中国人？不搞清楚，中国前进的方向就不明白。这是非常关键的。共产党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很多事实。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文化革命，不断地掩盖，甚至說假话，把中国人搞得糊里糊塗的。
其实，事实俱在，特別是三年灾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我也是幸存者，差点饿死。我在山东农村，好多右派饿死了。說起來这段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王旭：您老划右派，是因为什么问题？

茅于轼：为什么我会当右派呢？就是我的固有的自由主义思想。我赞成市场调节，我反对计划调节。我赞成人人平等，我反对特权。就简单的这些道理，跟当時的毛泽东思想非常不一样。

我们单位把有创造力的，特別有才华的人都搞成右派了。相反的那些拍马屁的，技术上不行的，靠政治往上爬的，這些人就上去了。一个机构歪风邪气就这样上來，正气被压倒了。

当然，很多人还不觉悟，那時认为毛泽东还是对的。认为不对的人，也不敢作声，形成非常压抑的空气。
可以说，以后一系列悲剧，从大跃进、三年灾荒，直到文革，死了这么多人，它的最大根源还是反右。因为早先的批武训，反胡风，规模小，波及的人也不太多，不像反右，是一个彻底的大翻腾，独裁政治一手遮天，把民主法治彻底地消灭了。

毛泽东搞死五千万人，还在掩盖。

王旭：反右的后果确实严重。

茅于轼：就說三年灾荒。如果沒有反右，谁都敢说话，何至于事情闹得这么严重，死掉几千万人，相当於打了几次世界大战。沒有一个外国人侵入中国呀，是我们自己把中国人搞死的。

毛泽东時期搞死了大概五千万人，相当於我们三十个省会城市，每个城市发生五次南京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是我们自己搞死的。不是外国人搞死的，是自己搞死的，就是毛泽东搞死的。

当然他有一批帮凶，四人帮，还有大大小小的四人帮。这个教训我觉得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反复汲取的，可是我们的执政党到现在还是遮遮掩掩。

当然我们現在已经不是毛泽东路线了，我们走的已经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能够成功。很多人认为，今天政权的來由还跟毛泽东有关。

其实这个看法完全錯誤，現在共产党能够执政，是因为改革三十年的成功。如果还是搞毛泽东那套，老早被老百姓唾弃掉了。

因此改革三十年，应该說共产党有很大的功劳，不能否定这一点。如果說文革有什么好作用的話，那就是让一部分中国人觉醒了，懂得是毛泽东的錯誤。如果沒有文革的教训，我们不会容易走向改革开放，还会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误导。現在我们知道公有制不行，计划经济搞糟了。

王旭：茅老，您对中国未來的发展有哪些主张和见解呢？

茅于轼：对今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国內意見还是挺分歧的。薄熙来唱紅歌，还有很多人拥护。而毛泽东的理论确实有欺骗性。我自己就曾经拥护他嘛。但事实证明他那套理论是走不通的，全世界成功的，不是他的经验，而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的经验。他们成功了。失败的国家是那些搞公有制的，苏联、古巴、北朝鲜、什么津巴布韦呀，這些国家走的路就是独裁，就是搞计划，搞公有制。

今后要使得中国改革进一步发展，第一条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否则，像薄熙来唱红歌这一套，还会迷惑很多人。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讲，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

对老百姓来讲，不用讲那么复杂，让他们从事实上看到全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就是市场经济，民主制。具体地說就是保护人权，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人的财产，保护人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保护人的平等权利。反对各式各样的特权，反对有些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把法律視同儿戏。不把他们的特权解決掉，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

政改第一步：摆清历史真相

王旭：现在有些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会引起社会动乱，出路在哪里呢？

茅于轼：怕中国改革要乱套，十几亿人口一乱不可收拾。這个说法不见得沒有根据。因为对文革的教训，看法上还是很混乱的。所以我反复強调的是，我们往前走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摆出来。文革、三年灾荒是怎么回事？摆清楚之后，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像就拿下來，要遵循的道路就清楚无误了。否則搞改革，那就要乱。

現在很多人要造反，要革命，那不就是回到毛的文革嗎？革命对大家恐怕不是最有利。最优解决还是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地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革命的结果还是独裁。谁來收拾革命，枪杆子出政权嘛。这个可能性我們不能不預防。

英国为什么成功？它就是不断地协商，避免流血斗爭，慢慢的进步出來了。你反复地革命呀，反革命，反反革命，沒完沒了。靠枪杆子是解決不了问题的。还是要讲道理，把事实摆清楚。很多人还活着嘛，很多的记录还在嘛。共产党的秘密档案都得拿出來公开。

王旭：不少人又说美国和西方害怕中国的崛起，围堵中国，茅老您怎么看？

茅于轼：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很不放心，围堵中国——我们应该想一想，西方国家为什么对中国不放心？因为中国还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共产党跟北朝鲜的共产党不一样。我们的共产党还是比较理性的，不像北朝鲜胡来。但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是比較容易发动战争的。看看历史就知道。民主国家之间沒有打过仗。英国、美国当然在前个世纪打过仗。二战后，民主国家之间有些矛盾，都可以和平解決。

请看：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領了日本，占領了德国。但日本、德国沒有变成亡国奴。不像日本占領中国，中国人就是亡国奴，沒有人权的，他说了算。但是美国占領了日本和德国，日本人不但沒有当亡国奴，而且从过去的专制中解放出來了。

国际不放心中国：自己要检讨。美国人帮助日本和德国，从一个专制国家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变成非常发达的国家。日本二战中死了差不多十分之一的人口。所有的工业被美国飞机炸得光光的。原子弹
把广岛和长崎全炸平了。东京是地毯式的轰炸，死了几十万人。苦心经营的东北沒了，连台湾也沒了。这么一个战败国，大家认为他五十年恢复也不起来，但是它在美国的帮助下，十五年就起来了。你說美国人干了坏事，还是干了好事呢？我们拿事实来讲话嘛。

王旭：是不是西方害怕中国的军事力量？

茅于轼：我觉得围堵中国的問題，要从中国自己来解決。我们要变成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间有些矛盾，是不会打仗的，只会用讨论的方法解決。現在我们跟日本有钓鱼岛，跟菲律宾有黄岩岛的争论。我们应该客观地看问题。中国解放之后的六十年，打了好几次仗，沒有一次是在中国領土內打的。要么是在边境，有冲突，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打起來了，这个不算。抗美援朝打到外国去了，中印之战打到外国去了，越南之战打到越南去了，人家当然不放心呀。你自己想想，干吗打到外国去了？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你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你不能打到外国去。外国沒有打进来，我们干嘛打到外国去？彻底沒有道理。所以人家不放心就在这儿。

中国人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要搞什么航空母舰，不要搞军备竞赛。学日本学德国，我们就起来了。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故意跟中国人为难。美国对它的敌人德国和日本，都是一种帮助的性质，何況中国。我这次到美国去領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很受感动。一千多美国人，盛裝出席参加我这个颁奖典礼。他们也不认识我，他们干嘛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呀，关心全世界的自由。他们都是普通的美国人，不是政府成員。他们关心全世界，关心和平，关心人类的进步，这是美国的主流力量。

当然我也不赞成美国的一些霸权做法。特別是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对立取消，美国帶头裁军可以促使全世界走向和平。但是美国錯过这个机会。它沒有裁军，还研发更多的武器，我觉得他们要好好地自我反省。
但是总的說起来，我觉得美国人还是真正的爱好和平爱好自由，愿意世界走向发展的。我在美国多年，这个感觉很深。

资本主义是相对最好的主义

王旭：茅老，現在有人主张改革应当重新回到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您怎么看？

茅于轼：有一种意見认为毛泽东的錯誤是否定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我们还要恢复新民主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呢？这是一个非常勉強的东西。因为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是最终方向，这是它的原则。但是事实上全世界成功的都是资本主义。

什么叫资本主义，就是讲私有制，自由交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宪政，有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沒有什么剥削不剥削。因为如此，成功的都是资本主义。
认为我們的发展道路必須经过这段新民主主义，为的是最后还要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有问题了。共产主义純粹是幻想，马克思的这个东西害了这么多人，全世界死了几亿人作为代价，到現在还想不清楚，太可惜了。西方国家誰也不相信共产主义的。当然不能讲一个沒有，还是有一些人。但是在主流社会沒有人相信共产主义。

马克思看到私有制的毛病，他沒有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我们人类还沒有发明出一个沒有毛病的社会制度。从哲学上讲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只能在好几种制度中选一个比较好的，那还是资本主义好。它有各式各样的毛病，但是可以慢慢地克服。你要否定它，请你拿出一个新主义来。共产主义更糟糕，已经为事实反复证明了。

从前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所以才有世界的共产主义高潮。以苏联为首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后来这个阵营自己就四分五裂，闹矛盾。且不說苏联死了多少人，跟中国一样，饿死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这个教训，这条道路的结果就是独裁。计划经济、公有制，它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沒有理由再要走那条弯路，搞新民主主义。清清楚楚，就是私有制，公平竞争，自由选择，沒有特权，按法律办事，法治社会，領导人由民主选举，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全世界的方向。你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叫什么都沒关系。问题是私有制的，是公平竞争的，是自由选择的，是法治的，人权得到保障的，沒有特权的，这才是一个我們共同的目标。



中国式高校评估可以休矣
王军：与政府主导的其他检查类似，高校评估也充斥虚假成分，用“形式主义”和“走过场”来形容都有些轻描淡写。
更新于2017年4月26日 06:16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军 为FT中文网撰稿
目前，中国教育部正在进行新一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依官方安排，此轮评估自2014年起，至2018年结束。可见历时之久，工程之大。
由于审核评估属例行公事，无太多新闻价值，因而，中国媒体鲜有报道，社会关注度也不高。不过，就身处其中的高校而言，景象却大不相同。例如，对于办学资历浅、声誉平平的高校，评估可是一次“战役”，不仅提早大半年就成立了“评估办”，而且两天一小会，三天一大会，全民皆兵，操练、演习和彩排一样也不少。
毫无疑问，对高校进行评估不仅必要，而且有益，因为高校办得如何总要有个说法，社会也需要这样的信息。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评估，而是谁来评估和怎样评估。
与中国政府主导的其他检查类似，高校评估也充斥着虚假的成分。用“形式主义”和“走过场”来形容都有些轻描淡写，若说评估劳民伤财，是一场摧毁价值的狂欢，则一点不为过。
中国高校重视评估，因为这关系到领导的乌纱帽。借助评估，学校可捞取更多的资源。教育部门挥舞评估指挥棒，进一步加剧了高校追求数量发展的倾向，因为评估一次，高校就“大跃进”一回。以内涵为主的质量发展，被忽视了。毕竟，高校在质量方面不太容易取得进展，更不易观察，远不如“摊大饼”式的数量指标容易堆砌和直观。譬如，一些师资力量不足的高校为了评估，可以不惜血本，大价钱引进高端人才。至于评估以后，这些人才如何利用，是否有“放水养鱼”的条件，则无人过问，结果造成大量浪费。
即使评估如教育主管部门宣称的那样，是件好事，但能否办好，却不由教育部门的意愿和性子来。哈耶克曾说，通往地狱之路往往由善意铺就。全国如此多高校，用一个标尺来衡量，不就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吗？而管理者自以为可以这样做。
从评估的方式看，中国现行的高校评估是自上而下的，即以上级指派的几位专家为主导进行的评价。这种垂直式的评估方式，无论从参与的个体来说，还是就采集的信息来看，都显得封闭有余，开放、透明不够，而多年评估一次，每次耗时几年的轮流评估，又令评估结果缺乏动态特征，无法满足社会各界对高校的了解。
高校评估最终会形成一份报告，然而，由于信息传递出了问题，这份报告的价值被打了折扣。原因是，被评估学校早早获得通知，有足够时间准备。评估专家看到的资料和信息已被过滤、筛选和粉饰，早就偏离了真相。更有一些高校，为了评估过关，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例如，部分高校由于教学档案存在问题，年份不够，就挖空心思“做”档案。可以说，篡改历史记录和资料，提供虚假信息，已成为中国高校评估中公开的秘密。
通常，评估专家均来自体制内其他兄弟院校。由于与被评估学校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这些专家能否给出真实意见着实令人怀疑。出于面子等原因，即便这些专家在评估中发现了问题，也会有所保留，因为他们清楚，现在他们评估别人，改天自己也会被人评估。于是，别把事情弄得太难看，你好我好大家好，成为心知肚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估与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无异，更是一种隐蔽的腐败和权力滥用。
对于评估中出现的种种怪事，教育主管部门不会不知道，他们只是睁一眼闭一眼而已，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使得中国高校评估很难做到客观和准确。
为避免上述信息扭曲情况的出现，政府应鼓励社会各界参与高校的评估，允许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对高校进行评价，目标是建立起分散又有序的评估架构，实现评估过程的独立、透明和公正。换句话说，对高校评估不能仅由上级指定的几位专家说了算，而应该包括更多的社会和民间因素，他们要么独立于高校，要么与高校没什么利益牵扯，唯此，评估才有价值和说服力。
考虑到中国任何提前预知的政府检查大都会走样的尴尬现实，即便眼下教育部门想要主导评估工作，也应以“微服私访”的方式进行。这样做的好处，除去改善信息的真实性以外，还可节约开支，减少对高校教学活动和秩序的干扰。当然，这只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依此精神，让更多的社会和民间力量参与到中国高校的评价中来，就是市场起作用的一种标志，而政府转变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内容和方式，也是政府自身“供给侧”改革的体现。从长远来看，中国高校的评估，终究要由目前垂直、封闭和定期的评价，向横向、开放和动态的方式转变。为此，教育部门应逐渐将审核评估委托或让渡给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实际上，国外尤其发达国家高校的评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社会和市场基础之上的，即以横向信息的整合为主，没有政府主导的纵向评估。横向信息中，来自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最有价值。这不难理解，因为毕业生是高校的“最终产品”，同时也是高校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和见证人，他们的意见不仅值得尊重，而且还应占据相当的位置。
遗憾的是，中国高校评估忽略了上述两个关键因素。在教育部给出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范围”中，竟没有毕业生反馈意见这一项，而用人单位意见也未给予应有的权重。虽然评估涉及到一些学生因素，但针对的也仅是在校学生，这显然不够充分。因为我们清楚，对一个学校的整体感知和评价，毕业多年的学生最有发言权，他们的反馈意见远比在校生的来得客观和准确。
中国教育部门或许会以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意见不易采集为由，继续沿用和推行现行的评估做法，拒绝向横向评估方式转变。为此，教育部门需要更新理念，因为现在借助互联网工具，获取、整理和分析横向信息，技术上已不再困难。无论就信息的真实性而言，还是就投入的成本来论，横向的评估方式都值得尝试。
中国已实行市场经济多年。依市场逻辑，企业的优劣，应由其产品的消费者说了算。这种逻辑虽然残酷，但却真实，不绕弯子，当然也最公正。然而，目前中国高校的评估就如同企业的优劣不是消费者说了算，而是企业主管部门说了算一样，透露出教育主管部门顽固不化、拒不改革的陈旧思维。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行业的变迁，恐怕没有那个比教育部门饱受如此多的争议和诟病。从办学理念和教学内容设计等关键环节上看，今天的中国教育本质上与改革开放之初没什么两样。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教育部门长期被一些墨守成规的官僚所把持。时间已经证明，指望这些人锐意进取、推动改革已不大可能。对中国教育部门的改革，亟待拿出当年改革者的胆识和勇气：不换脑筋，就换人。
中国式高校评估可以休矣！


回忆我的父亲——潘景寅
【2017-05-15 13:14 讯】
作者：潘鹭口述，舒云整理


2012年7月，父亲潘景寅冤死41年后，我专门到蒙古温都尔汗祭奠父亲，为父亲扫墓。这是母亲的遗愿，也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心愿。一我的父亲潘景寅是空军34师副政委、林彪专机飞行员。1971年9月13日驾驶载有林彪的专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41年来，关于坠机原因众说纷纭，始终没有结论。父亲热爱飞行。我们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姐姐叫潘鸶，我叫潘鹭，弟弟叫潘鹏，都与飞行有关。因为父亲飞行技术好，人又老实，提升很快，从大队长、副团长升到团长、副师长，仍继续飞行。直到父亲离开我们很久后，我们才慢慢知道，父亲是中央首长的专机飞行员，给毛主席、宋庆龄等都开过专机。多年来，父亲执行了很多次重要的专机任务，全部圆满完成，没有出过任何飞行事故。父亲曾三次为毛主席驾驶飞机。1967年7月20日，父亲驾驶的伊尔-18飞机从昆明被紧急调到武汉，由父亲担任机长，把毛主席送到上海。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父亲驾驶的这架飞机被中国航空博物馆收藏。父亲最后一次飞行是给林彪当飞行员，他只给林彪开过这一次三叉戟，不幸以身殉职。二1970年6、7月，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四架三叉戟，这是中国首次拥有大型运输机。本来已下达调令，调父亲到空军机关工作，因为接了这批三叉戟，要培养飞行员，又把父亲留在西郊机场。父亲带队到广州改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父亲飞出来以后再教其他飞行员。256三叉戟是四架三叉戟中最好的一架，因为中央规定，毛主席不再坐飞机，所以这个一号专机就给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由父亲任机长。父亲常常说走就走，母亲担惊受怕，总怕他有个三长两短。父亲飞上了三叉戟，不止一次对母亲说：“这回你该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几个发动机，不会那么巧都坏了，只要有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就能降落。”此后母亲放心多了。我们家住在西郊机场家属区，以往小飞机声音小，三叉戟是大飞机，声音比较大。每逢三叉戟降落，母亲都能听到，就对我们说：“你父亲回来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弟弟去接父亲。三叉戟改装好后，需要多次试飞。姐姐潘鸶因小儿麻痹在长春治疗，母亲几次催促父亲把她接回来。正好父亲申请到长春航线，“九一三事件”前一个星期，父亲去长春试航，顺便把姐姐接回北京。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曾追查父亲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根本扯不到一起。三叉戟刚到西郊机场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还曾爬上去看过。我有幸看到过三叉戟的全貌：整个飞机都是通着的，当时还没有装修。我姐姐是第一个坐２５６三叉戟的客人，据她说：这架三叉戟改装后，机舱中间加装了门，里面还有供首长休息的床。三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的路上，我的头一直在痛，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父亲1929年1月出生，他从小没有母亲，跟着姑妈长大，是个苦孩子，１４岁就给地主放牛。1946年6月，后来编为四野的部队路过他老家，他把牛鞭子一扔，跟着部队走了。他一走不要紧，地主找我爷爷要牛，交不出牛来就灌辣椒水，爷爷差点儿死去。所以后来父亲对我爷爷很好，“文化大革命”中把我爷爷接到北京。母亲专门请了保姆，最后为我爷爷送了终。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聪明好学，年纪又轻，被选到空军一航校学飞行，毕业分配到空军３４师任飞行员。因为父亲的工作性质，他一直没有谈对象。航校同学尚登峨的岳父是老红军，在南口驻训。得知房东有个女儿孙祥凝正在北京大学护校上学，就当红娘把她介绍给父亲。一见面，双方都满意。父亲长得很精神，身高一米八，姥姥、姥爷很满意。母亲长相也很出众，脾气又好，父亲更满意，一拍即合。这时父亲已经３０岁了，大母亲８岁。北京大学护校也很支持，特批结婚，但要求在校期间不许生孩子。母亲后来说：“谈什么恋爱呀，就没怎么见面。老潘老出差，我那时又经常上夜班，结婚后也一样。”父亲老不在家。母亲是海淀医院的护士，老要上夜班，所以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在南口的姥姥家长大的。我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很少。父亲很少来看望我们，偶尔在家也从不多说一句话。姐姐潘鸶小时得了小儿麻痹，没钱坐车，都是姥姥一步步背着她进城看病。经过治疗本来已经好转，因为父亲走了，治疗没有能继续下去，至今姐姐仍站不起来。四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日，父亲刚出差回来。他难得在家里过个星期日，母亲、老舅、姐姐和我包饺子。邻居给了半个瓜，父亲最爱吃瓜馅，母亲拌了两种馅，瓜馅舍不得给我们吃，专留给父亲。父亲是家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听母亲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在家里也没有感到困难，只要他一回家，母亲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说他在空勤灶吃惯了。每个月配发的二两肉母亲都舍不得给我们吃，她和我们吃大萝卜条子和白薯，把肉留到星期天给父亲吃。父亲很忙，就是星期日，也不在家。没有飞行，他就在办公室看书练字，随时待命。这时来了三个电话，都是找父亲的，有紧急任务，可是潘副政委没在办公室。父亲此时在理发室理发，以后听100团政委安治梁叔叔说，父亲这时吃了三片安眠药，准备理发后抓紧时间睡一觉，没想到要立即执行任务。父亲回到家里，瓜馅饺子还正在煮。来不及吃了，父亲二话不说提着旅行袋就出了门。专机飞行员都有个旅行袋，装着牙具、毛巾和拖鞋什么的，以备随时出发。结婚的时候，组织上就告诉母亲，父亲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经常出差，你什么都不要问，也什么都不要知道。母亲一直严格遵守这个原则。平时在家里，母亲很自觉，觉得部队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党员，还是躲远一点。父亲拿回来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母亲看也不看。甚至作为飞行员待遇发给父亲的巧克力和水果，母亲也自觉不吃。父亲说走就走，母亲也习惯了，从来不问，既不问父亲上哪里去，也不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这一次母亲也不知道父亲上哪儿去，以后才知道是去北戴河。幸亏当时场站政委的家属领着儿子在我家串门，以后追查，他们正好当了证人，说父亲临走确实什么也没说。父亲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临出门，他说“今晚可能回来”。北戴河离北京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晚上7点40分，256专机飞往北戴河，随即降落在海军所属的山海关机场。后来母亲才知道，在父亲最后一次上飞机的那个夜里，父亲一直没睡，坐在机场调度室，烟灰缸里装满了烟灰。自从50年代周恩来去万隆会议那一次被特务在飞机上安了炸弹炸了飞机后，父亲就对专机看得特别紧，宁肯自己不睡，也要保证专机安全。五在母亲眼中，父亲不爱出风头，话也极少，从不跟什么人跑来跑去，有时间就钻研飞行技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父亲的性格，父亲有个侄子修沙河机场，想当兵。正好父亲那时在沙河机场当团长，办个男兵应该问题不大。但父亲说，你结婚我可以给你点钱，但你当兵我办不了。侄子只好回家种地。以后侄子在老家盖房子，母亲给他一些钱，算还了父亲的心愿。“九一三事件”后，组织上查来查去，没查出父亲有什么问题。10月5日，母亲到海淀医院上班，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办了学习班。学习班是那时的时髦语言，其实就是拘留了，不让与家里联系。母亲被一关四年，因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推来推去，最后关在海淀卫生局。时间长了，也就松了，没人管她了，换饭票也没人管。母亲很想看望我们三个孩子，乘机溜回家。因为没钱买车票，徒步走到南口。海淀卫生局发现母亲失踪了，请示北京市委吴德，说“政治保护”，南口派出所把刚到家的母亲弄走，升了格，关到海淀公安局拘留所。临走，母亲对姥爷、姥姥说：“爸妈放心，他们不害我，我自己不会自杀。”之后母亲“失踪”了，姥姥到处打听也找不到母亲的消息。母亲被关进拘留所的日子不好过，每天白菜汤窝窝头，睡地铺。这些母亲不在乎，她性格很开朗。但在那种压力下，母亲不敢言声，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再扣上什么罪名。反正已经说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就这样前后关了一年，母亲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时间长了，也揭发不出什么新材料，几经请示，母亲才被放回家。母亲从拘留所出来时，虽然才30多岁，但面黄肌瘦，头发特别长，我们都不认识她了。母亲在南口姥姥家又闲了三、四年，就这样八年过去了。母亲要求上班，海淀医院很关心，卫生局长还来看过几次，只是说不好安排，还是在家休息吧。这时，母亲还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姥姥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来，怕她找来找去，再被关进去。姥姥说：“让上班就上班，不让上，家里也能过，就带着孩子过日子吧。”几经周折，直1978年9月15日，母亲才重新回海淀医院上班。先安排在北下关门诊部，那里没食堂，工资还不够她一人在外面吃饭。一、两个月后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淀医院，被安排在挂号室。六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１１岁，姐姐１２岁，弟弟才刚刚２岁。母亲被抓走了，专案组想把我们姐弟三人送回父亲的老家河北迁安县农村。因为父亲老家没有亲人了，才不得不又把我们送回南口姥姥家。

我姨父王玉琳是南苑机场的飞行员，开飞机送朝鲜代表团去上海参观，正巧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就不让他开飞机了，让他坐火车回北京。之后停飞，被转业到沈阳。姨和姨父把１岁和３岁的两个女儿留在南口姥姥家，加上我们姐弟三人，一共五个小孩。１２岁姐姐潘鸶最大，但她因小儿麻痹双腿残疾，１１岁的我成了家中的“壮劳力”。家里还有三个大人，姥爷７０多岁，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被关了四年，放回家后精神恍惚。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全靠６０多岁的姥姥撑着。每天我帮助姥姥洗全家的衣服，小院都晾满了。晚上姥姥把三个小孩子哄睡了，她还要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每天都熬到深夜。

父亲在时，家里经济不发愁。父亲不在了家里就塌了天，特别困难。母亲只有３０元工资，姨舅们时不时帮点忙也有限，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爷的一点退休金。家里三个小孩子，吃不起牛奶，姥姥就养了一只羊，挤羊奶。还养鸡、种菜。

我们姐弟也因父亲受牵连，遭遇了很多痛苦。要是父亲在，姐姐潘鸶的腿就治好了。而我当时被国家女篮选上，却因为父亲的问题政审没通过。弟弟潘鹏是甲级身体，却因为政治问题当不上兵。本来父亲对母亲说，将来孩子们的工作选三样，当兵，学外语，搞医。我们姐弟三人都没有实现父亲的心愿。

七

母亲放出来后非常不服，到处写申诉信。她首先就想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每年都要往返于北京和上海，常坐父亲驾驶的飞机。有时宋庆龄指名要父亲担任机长，她在上海还请父亲吃过一顿饭。“九一三事件”前，宋庆龄仍在等父亲送她去上海。所以母亲第一个想到了她。宋庆龄接到母亲的信后，很快派秘书到海淀医院来了解情况，但阴差阳错没见到母亲。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费尔的谈话。因为正值审判“两案”，费尔专门问：“你们是怎样对待“九一三事件”中的飞行员的？”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林彪）飞行员是个好人。”我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句话，鼓起了上访的勇气。

我陪着母亲上访了整整一年，终于拿到父亲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空军３４师给我们家落实政策时，母亲提出三条，一是大女儿潘鸶是残疾，安排工作，减轻负担；二是二女儿潘鹭在南口上班，调回城里工作；三是抄家时东西丢了，要折价赔偿。这几条要求西郊机场基本上都答应了。但母亲提出房子问题没有解决。“九一三事件”后，原来分配给父亲的住房被强行收走。当时机场没有房子，就拖下来。以后要给母亲西郊机场的房子，母亲不要，她对父亲的死伤透了心，不想再听到飞机声了。

八

父亲自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牺牲后，母亲和我们三个儿女都很想为父亲扫墓，无奈母亲因政治以及身体的原因始终未能成行。父亲最后这次飞行是从北戴河起飞的，于是北戴河就成了母亲的祭拜地。拿到父亲病故通知书以后的每个夏天，我和弟弟潘鹏都要带母亲去北戴河海滨，这是全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我们陪母亲从北戴河海滨回来，全家聚餐，庆祝八一建军节。表面上看不出母亲有什么异常，饭后母亲洗了澡，也洗干净了衣服。她最后望了一眼孙子，走到房门前，顺势滑到地上，永远闭上了双眼。我们这时才知道，母亲每次从北戴河回来，表面上心情很好，但心里悲痛万分。

要说母亲的晚年很幸福。弟弟潘鹏的儿子健康活泼，已经上幼儿园了。弟弟潘鹏是母亲唯一的儿子，因为长期无房，结婚多年却不敢要孩子。直到几年前，我和弟弟同时买了相邻的经济适用房，母亲才盼到孙子。要是父亲健在，看到一大家子人，尤其是看到宝贝孙子，真不知道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可是现在……

我们姐弟三人在母亲老家北京南口的山上为父母建了一座合墓。合墓中只有母亲的骨灰，而代表父亲的，只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以及朋友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捡回的一小块熔化的飞机铝片。

九

父亲冤死４１年了，我终于来到埋葬父亲遗骨的蒙古温都尔汗的荒原上。我们在蒙古乌兰巴托见到研究“九一三事件”的蒙古学者达西达瓦教授，他认为林彪专机是驻蒙古的苏军打下来的。我们在温都尔汗现场附近见到一家牧民。老牧民告诉我们，中国飞机失事后他到现场看过。听目击者说飞机是先着火，后掉下来的。

父亲飞机的坠毁至今还是一个谜。

坠机地点是一片荒漠，机上九人的合墓已经毫无踪影，只能估摸着是在半山坡上。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个装满鲜花的花篮放在墓前，把酒洒在干燥的土地上，然后我深深地向父亲鞠了三个躬。我在父亲的墓前站了很久。我告诉父亲：您安息吧，母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姐弟三家人互相照顾，都生活得很好。不远的将来，我们姐弟还会一起再来看您，并争取把您带回北京南口，和母亲永远团圆。


第一家庭闹内讧，新加坡还值得中国学习吗？
原创 2017-06-17 邓聿文


新加坡第一家庭的内讧让我们许多人又多了一份嘲笑他的理由。中国人对新加坡，可用“爱恨交加”来形容，“爱”是因为新加坡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在谈到新加坡时，很多人不自然地在感情上有一份亲近；“恨”是因为在关键的站队外交中，新加坡却并不站在中国一边，甚至在一些事情上还对中国落井下石或者恶语相向。因此，有关新加坡的对华消息，很多时候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关注。
不过，这次第一家庭的内讧同中国无关，纯粹是这个城市国家的内政。甚至内政也谈不上，是人家的家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弟和妹妹李显扬李玮玲日前在Facebook发表长达六页的声明，指控他们的这个兄长和妻子滥用权力，甚至要扶持自己儿子进入政坛，李显扬还称，在合适的时候他要离开新加坡，移居他国。这不是两人第一次指控李显龙。事情虽然是由对李光耀故居的不同处置引起，但也涉及到政制之争。
此次第一家庭的内讧成了新加坡关注的焦点，自然在中国广受瞩目。李显龙对弟妹的指控进行了回应，从新加坡民众的反应来看，多数支持李显龙，看来，这位总理在新加坡还是人缘颇好的。
我不想过多谈第一家庭的内讧，还是说说中新关系。开头讲了，中国人对新加坡是“爱恨交加”，这样讲可能有些言重，因为到今天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我相信多数民众对新加坡可能是瞧不起，认为新加坡那么个“屁大”的国家，怎么有资格和中国“平起平坐”，说中国的不是呢？
中新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敌到友，从不正常到正常的过程，中间自然免不了磕磕碰碰，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新加坡自建国后，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视，曾经与中国为敌，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两国才化解了敌意，不过，李光耀访华后，对中国的看法也由原先的有些惧怕变成瞧不起。也因此，在中国改革的早期，新加坡充当了某种程度的“窗口”和老师的角色。那时的对华投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和新加坡。两国还在苏州合办了一个工业园，引进新加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此后两国关系升温，在本世纪初期，大批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受训，学习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模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市长班，专门培训中国的市长和书记，一直到现在还在办。
除此外，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也曾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热潮，一些学者主张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一党执政”模式，以及新加坡的法治。以至于前些年全国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团不计其数。
不过，近年来，中国对新加坡的热情降温。理由大概有以下三条：一是除了投资和工业园建设外，其他的如社会管理和政制学习，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明显；二是两国遇到了一些互信障碍，新加坡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某些事情上，没有和中国相向而行，而是和中国唱反调；三是中国的全方位开放自然也使得新加坡的桥梁和窗口作用减弱。这点也适用香港。上述几个因素，特别是第二点，导致新加坡在中国民间口碑和形象变得很差。民间开始对新加坡起了不屑和厌恶的表情，这多少影响了近年的中新关系。
那么，中国今后是否还要学习新加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换成新加坡是否值得中国继续学习和效仿？
理论上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小也有小的优势，不能因为小，就认为人家的经验不值得学习。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其面积还比不上北京的海淀区，它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被人抛弃的国家发展到今天人均GDP差不多是世界第一的国家，当然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并不是小国都能取得新加坡这样的成就。很多比新加坡还小的国家，现在还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新加坡能够做到必有它的诀窍。对此，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我就不重复了。
但另一面，从学习的效果来看，我们并没有听到或看到，哪个地方学新加坡学得很好。原因就在于，两国的国情和政制差异太大。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新加坡没有，如何用新加坡管理社区的方式来管理农民工？再如前些年喊得很响的高薪养廉，新加坡能做到，可我们做不到，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官员数量太多，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更在于，中国的官员跟新加坡官员的福利结构不同，我们的官员有很多显性和隐形的福利，新加坡则没有。又如，新加坡的议员接访日也一度受到我们推崇，可我们也有信访和官员接访，但为什么我们起不到新加坡的效果，原因是两国的政制不一样。
所以，新加坡的经验不好学，简单地把他们的做法移植过来，很可能变形走样。
坦率地说，我是反对把新加坡作为榜样来学习的。与其学新加坡，不如学韩国或者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后两者其实更适合我们。
主张学新加坡的，一个隐含的前提是，新加坡的体制也是所谓的威权体制。现在，第一家庭的内讧让我们看到这个体制也有不好的一面。但相对来说，或者比起世界上其他的威权体制，新加坡在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发育等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比如，新加坡有反对党，其议员和政府领导人是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人民行动党虽然长期执政，但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特权，宪法并没有规定它是执政党。新加坡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法治实施之所以做得比一些发达国家还好，跟它的社会制度和政制结构是分不开的。
这样一套东西，我们很难学到，即使是其他国家，也很难把新加坡的经验复制过去。因此，我不主张学新加坡。在充当中国的师傅角色上，新加坡完成了历史使命。


微信群友最好具备相容的性倾向
2017-03-04 吕良彪
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摘自《常识》
一、“政见如同性倾向”——你我注定无处可逃

今天，一个师弟终于“不堪忍受”地退出了某微信群，因为这个群并不是他所习惯的“歌唱祖国”、“正能量”。我非常理解他，毕竟身处老区、体制内“受教育”多年。想起自己当年在体制内的时候，也是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强烈爱国；喜欢抵制和封杀；讨厌有人说中国人素质不好；相信中国人搞民主投票必会大乱；崇拜大领导；厌恶大领导以外的中小官员；国民党抗战摘桃子；W党小米加步枪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领袖伟大、人民幸福、外国很乱；苏联是社会主义曾经的高峰，中国是社会主义的领袖；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切阴谋都与美国使坏有关；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见到关于伟大的党、伟大祖国的负面言论发自内心的无比愤怒甚至情不自禁地严厉斥责……出来以后见识多了才明白：其实，绝大多数如我先前那般的“爱国奴”之所以思维偏执，不过是因为他们始终只被灌输接受一种观念、一类信息。阿呆倒是觉得：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回归常识而非局限于意识形态，是治疗长期洗脑综合症与威权恐惧症的最佳药方。习总极为推崇的那本叫做《常识》的书里写道：爱国绝非歌颂政府与政党伟大，而是保护好国家不受政府侵害。主席老早就讲过：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中国老百姓一直都朴素地认为：忠言逆耳，奸臣谄媚。民间俗话说：阳萎男人才怕人家说软！虽然我尊重师弟的价值观，但依然由衷地希望这位忠诚耿直而纠结的师弟能够尽快心智成熟起来，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共同的母校吧。
想起近来在微信朋友圈读到两篇文章，标题很有意思：一篇是署名吴有水律师的《打死别和朋友谈政治》；另一篇是署名陈林松的《如何面对朋友圈的傻逼》。阿呆倒是以为：政见如同性倾向！——其实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注定冲突，虽可调和但更容易被人挑得要拼命。从抵制肯德基、麦当劳到当下的韩国乐天乃至当年开韩国车的“爱国者”砸了汉奸开的日本车到当下开韩国车的又被斥作卖国贼——“打死别和朋友谈政治”，可能么？！如何看待大阅兵，是政治；如何评判天津爆炸，是政治；歌颂政府还是批评官员，是政治；同不同意对贪官废除死刑，是政治；如何认识和对待安倍、普京、奥巴马们，是政治；以什么样的姿态拥护党中央、习主席，更是政治；而对毛泽东主席的看法，甚至依然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政治.....谈与不谈，朋友间的感受都在那里；谈与不谈，每个人对社会对历史的认知与行动也都在那里；谈与不谈，朝阳区人民群众乃至公安与国保对你的关注与关爱也会及时地出现在那里。
二、政见如同性倾向——矛盾注定无从避免
“心平气和谈政治”，可能么？！近年来因为偶尔评论时事且流传甚广，许多兄长、朋友时常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对我进行劝导：一是建议我将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在多做些业务干“实事”上面；一是认为我现在文风更“狡猾”，不能旗帜鲜明地支持民主宪政；一是担心在这样的时代以不是“歌颂祖国”的方式谈论政治，很容易会有麻烦；一是认为我认识有错误，中国按我说的走必然中了美帝国主义圈套，必然会使中国面临伊拉克式的乱局......冯小刚微博里的一段话我特别感同身受：“说两句实话的代价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咱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大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好在，各种基于爱与宽容的不同声音听得多了，更能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元与巨大的个体差异，更能懂得了克制与包容的可贵与艰难。如某位哲人所说：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
在异性恋占主导的世界里，同性恋是一种罪恶或是变态；反过来，在被洗脑为同性恋才正常的群体里，异性恋也会变成怪胎甚至罪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你所认为的那些“傻逼”们看来，你他妈才真的是“傻逼”！
三、政见如同性倾向——冲突如何理性控制
不同政见者和平共处，可能么？！大阅兵的时候，明星范玮琪在微博上居然不顾着中华民族如此伟大的事件而是晒出自己儿子照片，大大激怒了“广大爱国群众”，一时间调侃、侮辱乃至谩骂、诅咒之声无数。——诚如莫言所称：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阅兵，有人爱看，也要允许有人不爱看；可以允许有人歌颂，也应该允许有人不歌颂。但戾气深重的社会往往是容不得异己的，因为“政见”不同，夫妻反目、父子互污、家人告密时有发生，在某些灾难岁月更是大规模地泛滥。异性恋的世界里，相当一部分地区同性恋依然被看作是罪恶，甚至可能会被处死。在我国，同性恋也由一种需要惩罚（拘留、劳教）的流氓行为，到成为一种“精神病行为”，再逐步过渡到“无罪化”、“非违法化”的状态。同性恋行为原则上不被作为违法行为予以惩罚，但在“传统观念”中依然是被认为“不正常”的。如果这种偏见无法受到法律和道德的有效约束，很可能就会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伤害。——当下中国，歌唱祖国、歌颂党和政府、骂日本骂西方之类便是“爱国”“正能量”，而主张民主、宪政、批评政府和官员、反思中国存在的巨大问题、主张学习欧美乃至日本的先进事务，往往容易被当成某种类似“同性恋者”的异类，往往会受到歧视甚至遭受某种打压、迫害。——这种伤害，可能来自公检法等公共权力，也可能来自“愤怒的爱国群众”。
林语堂说：中国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低阶层，利益每天受到损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寻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不容易。——现实中环顾四周你会发现：那些不畏艰险为百姓为民族直言讲真话的人，谩骂攻击他们的往往不是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而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一批爱国奴。显然，围攻麦当劳、肯德基和当下乐天的，以及U型锁打残开日本车的中国公民的，便是这样一批“爱国奴”。
习中勋同志曾经提出中国要有《不同意见保护法》。——当下问题，不仅要有法律约束权力，更要当政者真正具备政治自信与宽容；不仅需要有法律约束民间暴戾，更需要政府引导民众理性平和而非激发民众某种诸如砸日本车之类无谓“爱国激情”。——我们反对韩国布署萨德，同样要甚至更应该抗议朝鲜核暴。针对性、偏向性的抗议，是转嫁国内矛盾的一种低级而有效的手段。
四、政见如同性取向——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淡定消解彼此分歧，如何做到？前些年大成台湾开业时，吴伯雄先生出席庆典。伯公轻车简从，独自从车库上到圆山饭店礼堂；排名也是根据学校资历排在在台大当教授的师兄之后；会后又一个人自己下到地下车库坐车离开。而前些年我在韩国参加中韩两国总理接见两国青年代表的仪式时，主持人居然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志愿者！
政治的平民化、规则化、公开化与官僚化、神秘化甚至恐怖化，是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基本的外在区别。政见如同性倾向——社会需要有基本共识之下的多元价值取向。我们需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而无论其他人是否接受——只要他或她不因此妨碍他人合法权利；政见如同性倾向，我们坚信性倾向的自由与宽容，绝对不足以影响人类种族的繁衍——正如任何一种政见，都应当符合现代民主最基本的信念。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总书记在九三大阅兵盛典上讲的这两句话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前者，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无法阻挡；后者，说清了民族复兴的必然路径，谁也无法混淆。——无论左派、右派、中间派，无论在朝、在野、在海外，没有谁不期待中国政府有作为、官员不腐败，没有人不希望百姓安居乐业、中国在国际上有地位、受尊重。——至少，这是当下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我们通过普及常识、传播真相、寻求和解以形成更大共识的起点。
启蒙必须努力达成共识。否则，改良与GM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皇帝与公仆：金正日访华和默克尔访华对比
据媒体报道，2010年5月3日，金正日一行访华第一天投宿的大连富丽华酒店，租下了该酒店西馆的全部306间客房。酒店有关负责人说：“除了宴会厅和会议厅，租下西馆全部客房一天所需费用达3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金正日访华，仅一天住宿费高达30万元人民币！金正日投宿的总统套房，面积达750平方米，内部装潢豪华，配有两间房间和三间卫生间，备有按摩浴缸、蒸汽浴等豪华设施。同时具备能够收容10多人的小会议厅。
此外，金正日访华期间乘坐的车辆为超级豪华车奔驰迈巴赫，市价达5000万元人民币。中还为大规模朝鲜代表团提供了40多辆轿车和巴士。而这些费用，即金正日一行在华期间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
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中国南京访问的情景。媒体报道了一些细节：默克尔抵达南京后，获安排入住南京市“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套房400多平方米、可以看到南京全景。但默克尔认为这个安排过于奢华，坚持要入住70多平方米的普通商务客房，房价1800元（总统套房的二十分之一）。默克尔说：“普通豪华套间条件已经足够好了。”早餐时的细节更令人感动。酒店本来准备了两套方案，房内用餐或是在只为贵宾服务的46楼行政楼层索菲特会所用餐，但默克尔总理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去7楼锦绣西餐厅，而且不进VIP包间，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道在大厅吃自助早餐。吃早饭时，默克尔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默克尔在拿食物时，一不小心把麦片面包掉在地上，她不让赶过来的餐饮经理帮忙，而是自己将面包捡起，放回了自己的盘中。默克尔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面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两片麦片面包......。
一个是穷如乞丐的朝鲜，是“血盟兄弟”；一个是富得流油的德国，被划入中的“敌对势力”。同样是访华，金穷奢极欲，默克尔简朴率真。不要夸夸其谈说什么地缘政治、长远战略、双边利益之类似是而非的东西，仅从上述对比中，老百姓基于自己简单朴素的认知，就会得出自己的判断。
信息一旦开放，任何谎言都欺骗不了哪怕是头脑简单的人，除了那些本来就是要存心骗人的家伙。


西方学者：中越战争的意义之大，很少有人知道
2017-06-10
百事通


导读：一个西方人写的中越战争，值得细细品味。
现在国内有关中越战争的资料非常稀缺，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得到的信息现在看来许多都难辨真伪，所以我们认为对中越战争的研究应慎之又慎。
我的外国友人在今年夏末已经写就了第二篇分析报告，后根据网友提供的资料对许多细节作了相应的修改，但仍然被他们的上司以文章过于亲华、过于赞誉邓小平为由而加以否定。
而我看这篇文章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如果就此废弃扔掉实在可惜。于是我按着自己的理解将该文翻译成汉文，标题没有更改，这就是下面即将奉献给大家的《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一文。

谨以此文献给文章的原作者——我的加拿大及芬兰朋友，尽管他们不让透露真实姓名，但对他们长期关注中国等东方国家命运的研究深表感谢！同时，也以此文献给国内外关心中越战争研究的各位网友，对他们给撰写此文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

最后，向中越双方在战争中死难的10多万军人和平民表示深深的哀悼！向亲历这场战争的中越双方数百万军人和平民表示深深的慰问！
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
冷战的转折点其实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这场规模有限，时间短促，方式落后的战争当时虽然引起整个世界的震动，但不久就被人遗忘，没人会想到从这一年开始，仅12年整个苏联东欧集团就彻底崩溃。而在此之前的34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尽各种办法削弱苏联，都收效甚微，苏联在1979年反而达到了其扩张的巅峰。
（一）中国在冷战中的特殊作用
苏联在这么短的时间戏剧性地崩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尽管苏联崩溃22年来各种各样的评论层出不穷，已经发表的著作和政论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却论述不多，那就是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间发生了战略角色的转换：中国从苏联名义上的盟国变成了美国事实上的盟友，而完成这一转换的标致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
1945年以后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分而治之的世界，但不论对美国还是苏联，中国的态度无疑都非常重要，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份量不是美国和苏联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替代的，不论中国加入苏联和美国的哪一方，另一方都会受不了。从1945年往后的40年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都有一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背叛，苏联方面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等，美国方面有古巴、法国、委内瑞拉、伊朗、尼加拉瓜等，这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要么加入了对方的集团，要么游离于东西方之间，要么重新又回到了主子的怀抱，但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撼动苏联或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没有影响冷战的整个格局，这些国家的离开或加入对美苏双方来说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在冷战的前期加入了苏联为首的东方，美国跟着就开始倒霉，险一崩溃；中国在冷战的后期脱离苏联又加入了美国为首的西方，苏联跟着也开始倒霉，最终走向了崩溃。
跌了跟斗的美国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而是急于在别的地方重新找回面子。那时的美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所以12年后，即1965年，美国在越南又介入了一场跟中苏的对抗。尽管中苏当时已经公开决裂，但在越南共同对付美国这一大事上，却是一心的。1965年时的苏联和中国当然跟1950年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美国在越南遭到了比在朝鲜更大的失败，不仅美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而且亲美的南越也被亲华亲苏的北越整个吞并。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遭受的两场最大的挫折，前者被世界公认为美国的失败，后者更是美国自己都承认的失败。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时，美国的民心、士气都跌到了历史的最低谷，整个国家也处于分裂的边缘。切肤之痛让美国深切认识到不能再在以一敌二的劣势环境中继续硬挺，不然强大的美国一定会走向崩溃。中国是个不能小看的独立对手，既然美国不能同时打倒两个巨人，那就得想办法把他们拆散，各个击破。由于当时美国的主要威胁还是苏联，中国又跟苏联接壤，联苏击华只能让苏联人得实惠，所以美国人经过考虑自然就选择了联华击苏。高傲的美国人于是放下架子开始向中国示好，而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裂、论战以及边境武装冲突也为美国战略目标的转移创造了契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这对不共戴天的敌人开始化敌为友。
就在美国人向自己的既定目标一步步迈进时，苏联却仍然执迷不悟。斯大林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跟罗斯福一样没把中国当回事儿，5年后他也不知道自己与毛泽东签定了一项什么样的条约，那是苏联走向世界帝国的根基，苏联在冷战期间所取得的种种优势都跟中苏同盟有关，所以苏联的世界战略应该是千方百计地拉住中国这个最有份量的盟友，其它的事情都应给巩固中苏同盟让位。但是斯大林却把中国当成了一个不听话的讨厌跟班，连美国对英国那样的尊重都没有。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没能跳出这种惯性思维的桎梏，仍然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中国，疏不知中国可不是南斯拉夫那样的小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态度很可能是俄国人历史上对中国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极端蔑视的一种自然延续，这种态度美国同期的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多多少少也有，但是朝鲜战争后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到了越南战争后期则彻底改变，重视和尊重起中国来，而这时的苏联人还是老样子，1975年苏联人对中国的态度跟1945年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且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人还是不习惯美国以外的国家跟自己平起平坐。从美苏对中国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上，可以看出苏联人思想的顽固、思维的滞后和眼光的狭隘，以这样的思想、思维和眼光当然不能引领世界，这也是苏联最终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友，在冷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形势讲，苏联还有机会不陷入与中美对抗的泥潭，因为当时中苏同盟条约的期限还没有到期，尼克松访华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中美联盟，双方还处于初步的试探中，而且两国内部都有强烈反对中美接近的声音。不久尼克松因此深陷“水门”，而中国的“四人帮”也兴风作浪，如果苏联人这时抓紧时间改变策略，完全可以避免以一敌二的战略窘境。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越南人的弄巧成拙却让苏联最后一丝希望化为泡影，而美国则晕头转向地接受了梦想成真的现实。

（二）越南的悲愤和梦想
越南紧邻中国，是中南半岛的大国，但是在亚洲只能算中小国家，放到全世界这个范围更是地地道道的小国。小国的战略视野一般比较狭窄，对世界大局作用有限，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产生问鼎世界政治的幻想。中国周边的小国多多少少都有取代中国的梦想，一有机会就死抓住不放，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敢冒任何风险。日本在19世纪70~90年代就曾经成功尝试了一次，收获颇为丰厚，不然这个遍布火山、经常地震的贫瘠岛国现在谁知道它在哪儿？尽管日本人最后尝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恐怖，但这并不能完全浇灭中国周边小国的那个梦想。在日本人初次开始行动整整100年后，国土轮廓也呈长条S形，跟日本的轮廓极其相似的越南又开始了大胆的第二次尝试。
对越南来说，在1975年时她似乎有这个本钱。毕竟她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打败两个强大的白人国家（法国和美国）的唯一有色人种国家，其中美国还是世界头号强国，这一点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没做到。越南的战争努力没有象日本那样落了个亡国投降的下场，就是跟中国相比成就也远远超出：美军在越南的伤亡人数是在朝鲜的2倍半还多（36万/14万），况且朝鲜美军的伤亡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朝鲜人民军造成的。越南人在其最自豪的奠边府战役中全歼了1.6万名白人正规军，而中国人则没有在一个地方围歼5000人以上白人军队的战例，其最自豪的上甘岭战役也不过是将白人击败赶走。所以，越南人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她才是黄种人最优秀的代表。而当时的中国经过10年的内乱虚弱不堪，经济凋弊，政局不稳，作为国家支柱的人民解放军，更是深受政治挂帅的毒害，装备、训练废弛，军官只会喊政治口号，士兵拿锄头比拿枪还熟练。越南的一些将军利用当时的同盟关系到中国军营实地观察，回来后认为久经战阵的越南士兵1个能顶中国30个。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容易被打倒的时期，取代中国别的国家不敢想，越南则认为时机千载难逢。尽管中国曾经在抗法与抗美战争中给予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但取代中国这个前景实在诱人，最终还是战胜了越南人的感恩心理。
越南的行径在外人看来很有些背叛和忘恩负义的味道，但是站在越南的角度，却另有一番悲愤的合理性。越南人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实在太大，从1945年~1975年的30年时间里，超过500万的越南人死于战火，这么惨重的代价让越南人觉得应该得到补偿。但是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却让越南人觉得自己成吨的鲜血都被中国人拿来跟美国作了交易。同年12月，尼克松的B-52几乎将越南首都河内从地球上抹去，但是中国的表现却并不给力，越南人被迫在来年的1月跟美国签订了巴黎协定，以承认越南南北继续分裂来换取美国全部撤军。巴黎协定让越南人觉得自己第二次被出卖了，他们没有忘记，1954年奠边府大捷以后，也是由于中国人不支持越南乘胜追击，越南才被迫接受了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1954年时的越南对中国还敢怒不敢言，但1973年他们已经有能力反抗了，不仅越南自身的实力今非昔比，中国在“文革”中糟糕而又荒唐的表现也让越南觉得中国不配再来领导亚洲。同年3月29日，美军全部撤走，越南统一的最大障碍被搬除，出于以往的教训和当时中国万分虚弱的现实，越南当然要尝试一下在亚洲取代中国的战略。
（三）周恩来的警觉和邓小平的对策
越南取代中国的尝试准确地说是从1974年开始的，当年中越边界有了一些小的摩擦和纠纷，越南此举是在试探中国的反应。不幸的是越南的举动立即引起了中国的警觉，中国跟苏联不同，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大脑级的战略家，尽管有第一夫人江青的骚扰，老辣的周恩来还是很快就嗅出了越南想反叛的气息。周恩来拥有遍及世界的情报网，而且运转效率非常高，源源不断给他提供各种准确的信息。周恩来根据他掌握的至今都没有公开的一批高级间谍的情报，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越南人在走100年前日本人的老路：整整100年前的1874年，日本人冒险在台湾制造纠纷，试出了当时中国满清政府虚弱和无能的本质，日本据此判断自己的扩张挑衅不会招致中国大规模入侵的报复。第二年，即1875年，日本便出兵朝鲜，将自己的影响大胆地锲入中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朝鲜半岛。10年后，即1884年，日本借中法战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朝鲜的地位。又过了10年，即1894年，日本更是以朝鲜为基地向中国全面开战，最终打败中国取代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周恩来跟越南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越南取代中国的野心被压抑了千年之久，一但释放会象日本那样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周恩来不会忘记，1874年日本人开始向中国挑衅时，不光李鸿章，连日本的许多高官都认为是在找死，但是不受抑制的日本人为实现梦想爆发的能量实在惊人，20年后日本不仅没有死，反而差点把中国弄死。历史的教训让周恩来不敢象李鸿章那样对越南不屑一顾，必须赶快采取措施浇灭越南人头脑中不切实际的邪火，如果无动于衷，以后的代价中国恐怕承受不起。
1975年3月，越南违背巴黎协定发动了统一南北的战争，这也是越南违背中国的意愿第一次单独进行的战略性行动，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可没想到南越阮文绍政权的100多万军队一仗未打就全面崩溃，原计划几年的战事，仅55天就大功告成，这么快的速度使深陷“水门”的美国和深陷“文革”的中国都无力干涉。超乎寻常的冒险成功进一步印证了越南摆脱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正确性。21年前奠边府大捷后，黎笋就制定过长驱直入西贡，一举统一南北的计划。由于中国的阻挠，黎笋的计划直到1975年才实施，它的成功一下子摧毁了中国人25年来在越南所做的一切。中国人1954年说的越南统一条件不成熟的话顿时成了谎言，中国在越南的声誉一落千丈。看着北越坦克冲入南越总统府的新闻纪录片，周恩来知道，越南已从听话的孩童变成了危险的少年，不采取非常措施已经制止不了这个少年的叛逆心理了。
复出后的邓小平对付越南的最初策略便是扶植红色高棉，本来周恩来在世时并不想让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因为红色高棉的行为十分极端，周恩来不想让它替代朗诺。但由于美国的软弱，红色高棉攻下金边比越南人攻下西贡还要快。朗诺跟阮文绍两个亲美政权闪电般的垮台比1991年前后亲苏的东欧政权快得多，这种相似的情景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如果当时没有中国这样的角色，美国用什么办法制止自己阵营里即将发生的类似东欧巨变那样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柬埔寨、南越以后亲美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能独善其身吗？本身就四分五裂的缅甸能安然无恙吗？结论谁都不敢打保票的。
红色高棉执政后的种族灭绝政策确实臭名昭着，但是作为一个大战略家，邓小平不能只看眼前的残忍而不顾眼后的恐怖。红色高棉毕竟已经掌权，它跟中国之间隔着越南，干掉它对中国来说不仅十分困难，就是干掉了也只能便宜越南。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让波尔布特发了疯，而越南统一也让黎笋发了疯，对邓小平来说，波尔布特疯了还不可怕，黎笋疯了才可怕，用疯了的波尔布特牵制疯了的黎笋，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国来说是能够选择的上上策。
国际纷争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又残酷，小国只要有一点非分的企图，不是被大国抑制就是被大国利用。1977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已大为减少，相反，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不减反增，越南人突然发现没有了中国的援助自己对付不了红色高棉。他们忘了自己对法、对美的战争机器基本上都是由中国人提供和开动的，苏联人只是到了对美战争的后期才开始发挥作用，但在1978年以前还没能替代中国在越南的位置。与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完全不同，越南士兵从上到下所有的穿戴和装备，整个军队的运转，包括粮食弹药油料的供应，后勤组织，战场通讯，医疗救护，战略战术的规划，甚至连大的战役指挥都得仰仗中国人，越南人只是不停地用鲜血给这部机器润滑罢了。这个里里外外、从硬件到软件都靠别人组装起来的战争机器当然不可能围着越南的意志转，中国人想让它转它就能转，想让它停它就得停，这是周恩来以前控制越南屡试不爽的紧箍咒，也是黎笋一直忌恨中国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机器越南用来对付法国人、美国人当然高效运转，一但用来对付红色高棉，立即就被掐了电源。

（四）稚嫩的越南的幼稚
被中国断了奶的黎笋开始了极其荒唐的行为，他仍以打败美国的最大英雄自居，到死都没认识到越南战争其实就是越南人用身躯替中苏跟美国人较量。1977年11月，高傲而又幼稚的黎笋跑到北京，以恢复中越关系为交换条件，要求中国继续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邓小平可不稀罕什么恢复关系的空话，他发现黎笋要的军援对付红色高棉绰绰有余，真给了恐怕倒霉的不仅红色高棉，连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中国自己都得遭殃。邓小平进一步肯定了周恩来两年前的判断，拒绝了黎笋的全部要求，黎笋访华遇到了国际关系史上少有的冷遇。现在的史学家仍然不明白1977年黎笋为什么访华，既不是去求中国，也不是去试探中国，而是去把自己的底牌全抖落给了中国，除了加快越南的灾难外什么都没得到。选择这么一个幼稚、狂妄、顽固、不知深浅的人当国家领头人，实在是越南这个国家的悲哀！更可悲的是黎笋竟然认为邓小平是中国领导人里唯一对越南友好的人，根本没看出邓小平礼貌客套背后的杀机，以这样的见识还在领导越南取代中国，简直是整个越南民族的奇耻大辱！！所以中越战争还没有开打，胜负就已经命中注定！
1978年12月25日，借着苏联给的战争机器，越南迫不及待地对红色高棉发动了战略性的毁灭进攻，14天后，越南军队无任何悬念地攻下金边，推翻了早就该倒台的红色高棉。这是越南人摆脱中国后单独进行的第二次重大军事行动，又取得了出乎意料的重大成功。但是越南的辉煌成就里隐藏着致命的设计缺陷，而且这一缺陷还是战略层面上的，不是战役战术层面的，所以越南的重大成功不久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损害。首先，越南出兵柬埔寨的时机非常糟糕。与希特勒闪击波兰时英、法事先毫无准备、事后不想作为不同，中国在越南出兵前1个月已决定对越开战，许多军队已经开到边境集训，不可能对越南的举动做不出反应。这就好比一头狮子（中国）已经扎好架子要扑向一只猎狗（越南），而那只猎狗却莫名其妙地转身扑向一只兔子（柬埔寨），把后背留给了狮子。猎狗在咬住兔子的同时肯定会被狮子从背后撕下一大块肉，而且由于猎狗的注意力全在兔子身子，狮子想怎么咬就怎么咬，想撕多大一块肉就能撕多大一块肉。当然，猎狗以为狮子背后有北极熊（苏联）盯着，狮子不敢对自己造次。但他不知道到北极熊离得太远，还天生迟缓，等北极熊挪过来抬爪攻击时，狮子早撕下一块肉跳到一旁了。
其次，越南出兵选择的时间更是糟糕透顶。越南在柬埔寨闹出那么大动静中国不可能没有反应，作为越南应该让这种反应规模尽量小，时间尽量晚。如果越南考虑周密一些，中南半岛的气候条件是能够帮助越南实现这一目标的。因为每年3月底4月初中南半岛就进入雨季，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到时根本不能进行，所以越南象中国那样选在来年的2月中下旬进攻柬埔寨，中国人在1979年就没有时间进行后来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当然，中国人有可能先对越南动手，但只要越南没有在中南半岛大举行动，中国人在边境搞出大动作就毫无必要，最多也是进行一些攻下法卡山、老山那样的小战，不会对越南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但是越南人选在1978年12月进攻柬埔寨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人一下子有了3个多月的时间调兵布置，能够从容实施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原计划1980年以后才打的大仗完全可以提前到1979年，这无疑对越南极为不利。所以越南进攻柬埔寨在战术上虽然极其成功，但在战略上则愚蠢至极，使用了下策中的下策。从越南人火候把握的极不成熟可以看出他们刚开始独立操纵自己命运时表现得多么幼稚，幼稚得将自己30多年来无尽的鲜血好不容易换来的世界性地位转瞬间全部抛弃扔掉！
邓小平是绝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的，他从最初的惊愕中一回过味儿来，立即决定扩大对越战争，几乎1秒钟都没耽搁。他下令调9个野战军的部队准备攻击越南，远远超出原计划的2个师，而且运去了大量的作战器材。邓小平明白，对越南这样鬼迷心窍的国家除了放血根本没办法，而且血放少了还不起作用。现在越南人自己在柬埔寨妄开战端给了邓小平机会，这个时候杀向越南比越南全力以赴、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杀伤力大不知多少倍！邓小平当然不会心慈手软，仗能打多大就打多大，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血流得越多中国得的实惠就越大！
邓小平一点也没浪费越南人留给自己的机会和时间。1979年1月1日，中国跟美国正式建立了的外交关系，彻底打破了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沉闷局面，这离越南出兵柬埔寨仅仅7天。紧跟着，邓小平马不停蹄地出访美国，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共产党中国来的高官。邓小平把自己出兵越南的意图全盘透露给美国总统卡特，希望美国跟自己一起分割吃肉。但是卡特脑子迟钝，没看出一场饕餮盛宴正等着美国，他以为邓小平疯了，傻兮兮地劝介邓小平别忘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
（五）残忍的教训
中越战争的残忍血腥到现在仍让人心惊胆寒，双方在极短的时间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当然，这些尸体和鲜血大部分都是越南人的，因为战争的优势始终在中国人一方。中国人用30万人打越南10万人，而且由于越南人战术呆板，死守固定的要点，所以在具体攻击时中国人往往能调来5~7倍的兵力围攻越军。火器弹药中国人更是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飞机、导弹、坦克没有在战争中唱主角，大口径火炮成了双方最有效的杀人武器。战争中中国人先后有48个炮兵团进入越南境内，动用的大口径火炮超过2880门，而越南人能与之对抗的仅9个炮兵团，充其量324门大口径火炮。中国人发射的82毫米以上的炮弹达883381枚，日均发射量超过朝鲜战争中的6倍！而越南人回击的同样炮弹可能连1/10都不到。虽然越南人小口径火炮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通讯落后，弹药补给困难，部队过早分散，所以也没有发挥出数量上的优势。铺天盖地的炮火让一线的越南部队守不住任何一个要点，也使二线的越南部队根本不能给一线提供有效的支援，被迫分散的越军到后来也成为分散配置的中国大口径火炮的靶子。中国在炮火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其步兵的战斗，如果没有炮兵的有力支持，中国比朝鲜战争中素质低得多的步兵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越南步兵的对手。
越南的失败在于他们根本没有应付如此大规模进攻的思想准备，他们犯了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一样的错误，过分地相信后台老板苏联人的决心和勇气。越南人始终认为有苏联在北面看着中国，中国不敢对自己大动干戈，最多也是师团一级的中小规模入侵，凭越南军队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在一线挡住那样的进攻，只要拖到苏联在北面向中国出兵，越南还可以反过来攻进中国境内。过分的自以为是使越南人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中国大规模出兵的可能，也没有仔细揣摩中国领导层的意图，连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作用和地位都没搞清。当邓小平在美国向越南发出战争警告时，黎笋还以为邓小平是在违心地应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做表演。越南人在边境布置的10万人也不是用来对付集团军一级规模的进攻的，其落后简陋的通讯系统在战争的头一天就让河内跟前线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越南在前线的部队基本上是在各自为战，后方的增援部队也象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直到一周后坐飞机风尘仆仆赶来的苏联通讯部队紧急接管跟前线的通讯联络，越南才逐渐恢复了跟前线部队的联系。等他们最终搞清楚攻过来的中国军队的规模时，猛然发现在首都以北驻守的部队数量根本挡不住中国军队，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越南急忙把在柬埔寨的一些主力部队如304师等紧急调往北方，但远水已经解不了近渴，越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线部队一个个陷入重围而无法救援。好在越南急忙下令308师、312师等二线部队停止增援，马上回撤，这才避免了越南第一王牌和第二王牌也象316A师那样飞蛾扑火，从而给首都河内留下了宝贵的守卫力量。不然，河内就象个一丝不挂的新娘，任凭已经冲过来的成群的中国恶狼肆意蹂躏。
为了给河内的守卫部队争取时间，越南不得不断臂割腕，残忍地下令308师、312师等以外的部队继续填进火海，同时给陷入重围的部队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敌人，哪怕在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命令被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但是越南糟糕的后勤供应却让这些部队雪上加霜。由于对战争的规模严重估计不足，越南事先储备的粮食弹药非常有限，等大批中国军队攻过来，拚命抵抗的越南部队两三天就粮弹告磬，但越南少得可怜的后方储存及交通工具根本无法有效补充，前方的越南士兵只好饿着肚子拚命节省弹药。而对面见了血的士兵已经开始用疯狂的射击进行报复，中国的弹药供应无穷无尽，这种情况下越南士兵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现代战争打的是钢铁、后勤还有指挥，不是过去的经验，先天的不足已经让越南在钢铁、后勤方面取胜的机率大大降低，后天思想上准备的不足，情报失误，组织混乱，一线取胜的作战方针，更是让越南在指挥方面取胜的机会大打折扣。各种不幸几乎都砸在了越南头上，高素质的越南士兵基本上发挥不出特长，他们的老练、顽强及有效抵抗，恰好给了对方士兵泄愤的机会，越方军民所遭到的杀伤，基础设施所遭到的破坏，无形中大了许多倍，战争也不可避免地向能多残酷就多残酷，能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的野蛮方向发展。当然，这些残酷和鲜血基本上都是越南人在承受。

（六）苏联被拖下水淹没
邓小平一直在说对越作战是在教训东方的古巴，这话听着话里有话，恐怕只有苏联和美国才知道邓小平这样讲是什么意思。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国和苏联跟1979年时的中国和苏联一样，差一点兵戎相见。苏联人在1962年栽了面子，被迫在美国的压迫下让步，赫鲁晓夫因此在国内外声名扫地，不到2年就被勃列日涅夫搞下台。但是赫鲁晓夫还没象勃列日涅夫那样输得那么惨，他还是强迫肯尼迪作出了决不入侵盟友古巴的保证，古巴不仅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继续作威作福，而且永远免遭越南那样的军事打击。而勃列日涅夫则让自己的盟友越南被打得皮开肉绽，自己却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尽管中国的力量比美国弱得多，但是邓小平短平快的行动比肯尼迪破釜沉舟的恫吓让苏联栽的面子更大，苏联在全世界面前遭到了更严重的羞辱，所以中越战争对苏联的打击程度远远超过古巴导弹危机，它不仅损害了苏联在全世界的声誉，而且加深加快了东方阵营内许多小伙伴的离心步伐。可惜的是世界媒体对中越战争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如古巴导弹危机。
中越战争后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反叛者是埃及。埃及早就对自己的主子心存不满，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已经对苏联产生了离心倾向，但慑于苏联的强大一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访问耶路撒冷，与美国在中东的代言人以色列总理贝京进行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78年9月，萨达特与贝京在美国签署了戴维营协议，答应与以色列结束战争状态，和平解决争端。但那仅是非正式的一纸意向，并不能象真正的合约那样具有实际效果。由于国内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苏联的强大压力，萨达特没敢如约在3个月后签署正式的和约。但中越战争后萨达特的胆子就壮起来，仅过了10天，即1979年3月26日就与以色列签署了正式和约，埃及毅然决然地背叛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苏联，与以色列结束了30多年的战争状态，美国立即慷慨地给予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尽管阿盟绝大多数国家立即与埃及断交，萨达特2年后也被刺杀，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埃及已经加入西方阵营的现实，苏伊士运河这个战略要地牢牢地进入了美国的掌控中。
紧跟着埃及反叛的是阿富汗，1979年9月，受中越战争及埃及成功反叛的影响，阿富汗政府内亲美的阿明干掉了亲苏掌权的塔拉基。但是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不如埃及，她紧邻苏联，所以阿明的反叛引得苏联在同年12月27日出动10万大军进行干涉，推翻了阿明政权。苏联的过激行为被外界认为是对越南遭受中国攻击自己支持不力的一种补偿，也是防止阿富汗变成第二个埃及。从阿明闹出动静到苏联出兵，中间间隔了3个月，远远超出邓小平对苏联军队反应速度的估计，但是无论如何，苏联在阿富汗跟在越南一样误判了形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力量对比正向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快速发展。美国人不失时机地迅速采取行动，给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提供大量的金钱和武器，这些援助没过多长时间就让苏军在阿富汗陷入泥沼。
苏联在越南、阿富汗的接连失误很快引起了全局的被动和战略性危机：在西亚，苏联失去了将更重要的伊朗拉入阵营的绝佳时机。本来在中越战争爆发前6天，紧邻苏联的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如果苏联人抓紧时间拉拢，霍梅尼很可能倒向苏联。那样的话苏联进入印度洋、波斯湾更容易，比走阿富汗近得多。但由于中越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的掣肘，苏联人始终没有时间对伊朗采取行动，结果美国人抓紧时间武装萨达姆。1980年9月22日，萨达姆在美国的挑唆下向伊朗全面进攻，挑起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奇怪的是苏联对脱离美国的伊朗不仅不支持鼓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向着伊拉克。两伊战争经过几次拉锯后，终于向不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孤立无援的伊朗最后被打得遍体鳞伤，不得不求和。美国通过伊拉克教训了背叛的伊朗，同时有效吓阻了阵营内其他还想背叛的小伙伴，而苏联不仅失去了与中东大国伊朗结盟的机会，也失去了借道伊朗南下印度洋、染指波斯湾石油的可能。
在苏联心脏的东欧地区，苏联对阿富汗、越南的大量投入以及之前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无限扩张，不仅让苏联人民苦不堪言，也让经济基础本就薄弱的东欧各国雪上加霜。最不安分的波兰最先起来发难，1980年8月14日，波兰爆发全国性的罢工，抗议物价飞速上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组织了东欧历史上第一个反政府的政治团体——团结工会，专门跟苏联作对。勃列日涅夫一连撤换了两任亲苏的执政党总书记，并调50万大军到苏波边境集结。波兰可不象越南那样非要用鸡蛋碰石头，闹腾到1981年12月13日，新上任的雅鲁泽尔斯基拘禁了瓦文萨，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这虽然避免了苏联的军事干涉，但是波兰与苏联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光波兰，整个东欧对苏联的离心倾向都越来越明显。
在远东的中越边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象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那样成功，邓小平等看到苏联在阿富汗、中东和东欧都陷入了危机，准备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越南被迫在北部边境维持了一支近100万人的大军，防止1979年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以越南那样的小国保持100多万的正规军后果不堪设想，庞大的后勤工作就让越南几乎没剩什么劳动力，越南少得可怜的那点儿重工业在中越战争中又遭到全面摧残，所以只能全靠苏联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苏联每天给越南的援助在200~250万美元，这也让苏联不堪重负，而且大批苏联的物资都要经过海路、空路的长途运输，惊人的运输成本和损耗当然也得苏联割肉。再加上越南专业技术人才几乎为零，越南北方本已非常薄弱的基础设施在中越战争中又遭到全面摧毁，所以大量先进的苏联援助在偏远的中越边境根本施展不开。
正是看准这一点，邓小平明白在中越边界打仗比在中苏、中蒙边界直接跟苏联人对抗更能有效地打击苏联，而中国一方的战争成本和风险都降到了最低。1980年10月，中国人夺取了有争议的罗家坪大山。1981年5月，在广西和云南方向几乎同时又夺取了法卡山和扣林山。越南的反击都遭到失败，伤亡超过中国的5倍。1984年4~5月，中国人又攻取了老山和者阴山，越南实在无法承受，被迫以全国、全军之力在地形不利的老山跟中国人展开大规模的争夺。越南这样的小国打正规阵地战本来就非常吃亏，再加上中国军队经过彻底改革战斗力已今非昔比，而越南军队则完全丧失1979年本土作战的优势，所以越南人在老山承受了比1979年还要悲惨的战斗。1984年7月12日，越南在老山的大规模反击遭到失败，一天当中扔下3700多具尸体，而对方只死了70多人。1985年5月31日~6月11日，越南人成功地夺回A6b高地（中国人称211高地），并打退中国人的反击，根据自己惊人的弹药和人员消耗量，判断消灭中国军队至少1个师，而实际上中国方面只死了122人。现代战争天文数字般的物资消耗让越南人根本吃不消，所以A6b高地在同年9月8日又被中国人夺回。到1986年7月黎笋死时，老山地区的战线已经推进越南一方好几公里，越南方面完全丧失了排以上规模的反击能力，士气低落，几乎每支部队都出现了逃兵。而邓小平则在筹划空地协同、导弹攻击、机降作战等新的作战模式，准备开辟第二、第三个老山战场。1988年更是在南中国海把冲突从陆地扩大到了海洋，准备派海军攻取越南中部的昏果岛，从海上掐断贯通南北的越南铁路交通大动脉。
中越边界战争至此完全成为套在越南人脖子上的枷锁，但是苏联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越南垮台，她为越南付出的血本太多，越南的崩溃就意味着苏联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全部丢失。所以苏联只好牙齿打落了往肚里咽，嗬上老本继续援助越南。中越边界战争因此也成为苏联不断淌血的深深伤口，只要她继续支撑越南，血就会没完没了地继续流。
在柬埔寨，波尔布特借助中越战争及中国源源不断的援助死灰复燃，在柬埔寨偏远的农村和山区继续跟越南人进行着他创造的那种残酷的作战，稍有不利中国人就会在北方搞出动静。越南在柬埔寨的10万大军始终不能给红色高棉象样的打击，双方很快也陷入谁也吃不了谁的烂仗中，越南死不撤军，波尔布特死不改悔，相互在仇恨中死扛着看谁更能挨揍。越南在柬埔寨的战争消耗也是全靠苏联，虽然柬埔寨的战争规模远远小于中越边界，但它仍然成为苏联躯体上不断淌血的另一道伤口。
在地中海东岸，苏联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拥有的某种优势在埃及反叛后被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在中东豢养的猎犬以色列趁机冲出栅栏咬人。1982年6月，以色列无所顾忌地发动第五次中东战争，出动10万大军攻进黎巴嫩，黎巴嫩、巴解组织、叙利亚相继战败，苏联在中东好不容易扶植起来的力量遭受了一次全面的摧残。第五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一起，让苏联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威信扫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影响几乎完全丧失，而西亚和中东这一世界的能源中心从此又重新回到美国的掌控中。
在非洲，苏联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本来，苏联人1975年借助越南战争的胜利在非洲大陆进行了成功的渗透，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都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亲苏政权。但是中越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后，原先不想作为的美国在里根上台后信心大增，开始在非洲大陆进行大规模的反击。美国人用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不遗余力地支持非洲大陆上的反苏势力，原先毫无悬念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内战，突然之间变得猛烈而又旷日持久，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独立武装也变得除之不尽。这三个国家逐渐也演变成美国和苏联角力的战场，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中越边界和柬埔寨，差不多有200万以上的人死亡，这样的损失连阿富汗战争都望尘莫及。可悲的是非洲三国跟越南一样毫无工业基础，所有的战争费用也得苏联买单。所以，苏联在阿富汗、柬埔寨和中越边界以外又不得不背上另外三场战争的长期消耗。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对苏联极为不利了，苏联没想到对越南的慷慨援助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让自己的阵营爆发这么多的叛乱，还一下子触发6场反对自己的猛烈战争，而且中东和东欧随时还可能爆发第7、第8场战争。6场已经开打的战争除了阿富汗战争以外，其余5场都跟苏联远隔千山万水，不仅代价一个个奇高，而且都看不到取胜的任何希望，因为苏联面对的对手实在太强。6场战争中的4场（阿富汗、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其实是苏联跟美国在角逐，2场（中越边界、柬埔寨）其实是苏联在跟中国角逐，尽管中美没有签署书面的同盟协议，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中美在联手对抗苏联，苏联毫无取胜的希望。这样的局面苏联能选择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象古巴导弹危机后搞掉赫鲁晓夫一样迅速搞掉勃列日涅夫，不管是政变还是谋杀，越快越好，然后寻求与中美达成某种妥协，这样兴许还能保住苏联的世界帝国地位。但是苏联这样的国家搞掉赫鲁晓夫那样聪明的人非常聪明得力，对付勃列日涅夫这样愚蠢的人则非常愚蠢无能，大概上帝就是想让苏联消亡，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稳坐钓鱼台，继续竭尽全力地维持这场对苏联越来越不利的对抗，从而有条不紊地把苏联一步步推向坟墓。
1982年11月，心力交瘁的勃列日涅夫病逝，他只活了76岁。不到4年，黎笋也撒手人寰，他也只活了79岁。两人都是被自己狂妄而又愚蠢的政策拖累死的，死也没有得到本国人民的原谅。接替勃列日涅夫的两个苏联老人也不能跳出勃列日涅夫思维的桎梏，仅仅2年多也先后在拚命维持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烂摊子中活活累死。等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局势已无法挽回，苏联再也不可能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来力挽狂澜了，乳臭未干的戈尔巴乔夫在内外交困中苦苦挣扎了6年，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崩溃而毫无办法。在越南，接替了黎笋的长征想从根本上改变黎笋的战略，无奈黎笋长期执政产生的惯性太大，心力交瘁的长征不到半年就被迫下台，2年后也含恨去逝，越南只好在血泊和眼泪中继续挣扎。好在越南领导层还保留了一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91年，摆平了内部纷争的阮文灵北上中国求和，重新又回到了中国的怀抱。越南虽然屈辱地放弃了柬埔寨和老挝，但是也成功地避免了国家再次分裂。时隔16年，越南又回到了1975年国家刚刚统一时的位置，这个冲动的少年多年来的不理智几乎把自己搞残，等他柱着拐杖好不容易重新站起来时，打败美国时的豪情壮志已荡然无存，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赢得的世界性尊重也随风而去，他再也不去做什么取代中国的美梦了，而是老老实实地躲到地球的角落里抚平身上一道道深深的创伤。
越南以外的苏联其他卫星国、小伙伴也是树倒胡狲散，东欧国家在苏联崩溃以前就已经纷纷推翻各自的亲苏政权，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西方阵营。阿富汗、非洲的亲苏政权也一个个塌台，不是倒向西方就是陷入分裂。整个苏联东方集团土崩瓦解，连苏联自己也开始四分五裂，随着苏联的消失，冷战作为一个名词也进了历史档案袋。
谁也没想到世界局势在1991年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人们依旧只注意结果不追究原因。其实苏联崩溃的最直接原因是对外战略的失误诱发了国内各种矛盾猛烈爆发，在大规模援助越南以前，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斯大林在柏林危机、朝鲜战争中，赫鲁晓夫在第二次中东战争、非洲独立风潮、古巴导弹危机中，勃列日涅夫在越南战争、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都不敢在境外豪赌，苏联就象一只刺猬缩成一团，不仅美国无从下口，自己内部出现问题也好解决。但是越南战争胜利后苏联就失去了原有的冷静，不仅在世界各地到处扩张，挤占美国人收缩后空出的地盘，而且想用越南挤压中国的活动空间。这只北极熊让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诱惑搞昏了头，跳出自己冰天雪地的老巢，跑到热带草原上抢肉吃了。她身躯还不够强健，热带的阳光和风雨让她气喘吁吁，但她仍霸着抢来的肉冲不远处的两只雄狮（中国和美国）呲牙。这可都是两只雄狮家门口不远的肥肉，北极熊焉能不被撕散架？！
越南就是两头狮子最先开咬的地方，可笑的还是越南先去招惹其中的一头狮子。尽管这头狮子个子比较小，但是却更狡猾，动作更灵敏。所以，苏联在管不住越南的情况下又对越南大量援助，无论对己对人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后的苏联就是在徒劳地堵越南人桶出的天大娄子，把越来越多的负担强压在国内人民头上，还让他们看不到尽头。最终，忍无可忍的苏联人民起来造反，苏联帝国随之轰然倒塌。仔细回味一下苏联倒塌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1979年邓小平发动的中越战争。如果邓小平当年没有对越南下黑手，全世界的人恐怕到现在也不会相信苏联和越南原来如此虚弱，不仅美国不会那么快下决心跟苏联死磕，苏联阵营里那些心怀鬼胎的小伙伴更是不可能跳出来冲主人舞枪弄棒。没有中越战争，冷战很可能到现在还在持续，直到将来另一个邓小平发现苏联的另一次重大失误。所以说邓小平似乎就是为苏联灭亡而生的，他用16天的短促战争就把苏联这个伟大的帝国撬上了冲向悬崖的不归路！

（七）邓小平的贡献和中越战争的地位
1997年2月，邓小平去逝。2004年6月，里根去逝。这两个心照不宣地对抗苏联的战友都活了93岁，两人与勃列日涅夫和黎笋是同时代的人，却比后者多活了10几年。两人联手终结了冷战，并且分别让各自的祖国受益匪浅：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在世界重新崛起；美国独霸全球，达到了历史的鼎盛。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不客气地说仍在享受邓小平和里根留下的老本。今后的历史学家怎样评价邓小平和里根不得而知，不过相对而言，邓小平的魅力肯定更大一些，他在对越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智慧、眼光和胆量是里根不具备的，里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搭邓小平的顺路车，他缺乏邓小平那样的创造性思维。是邓小平创造了中越战争这种新的国际斗争模式：集中全部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消灭对方人员，毁坏基础设施，然后迅速撤回，选取几块于己有利、于敌不利的地方继续给对方施加压力，迫使对方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长期跟自己拚消耗，直到把对方彻底拖垮。这种模式在小的战术要点上是短促的、极端猛烈的，而在大的战略层面上则相对温和一些，不以一次性彻底压倒对方为手段和目的，而是用套住对方慢慢勒紧绳索的办法，迫使对方内部发生嬗变，主动向自己求和。相对来说，这是一种比较人性的征服。
有人说邓小平的对越战争是在模仿毛泽东17年前对印战争的策略，但是仔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对印战争只是做了邓小平前半段做的事情，但是由于当时国力的局限，以后在边境并没有继续对印度保持压力，所以中印战争的收效远不如中越战争，印度仍然无所顾忌地发动两次印巴战争拆散巴基斯坦，中国对此则无可奈何。也有人说邓小平是在模仿以色列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但是以色列人在1967年比邓小平贪得无厌得多，占着阿拉伯的大片领土就是不撤，结果以后在阿拉伯人的反击下差点亡国。所以邓小平的战略战术跟以色列人的也有天壤之别。这种新的战略战术有着严格的时间、地域限制，超出这一限制，事情的发展就会走向反面。以色列人1982年发动的第五次中东战争，美国人1986年出兵利比亚、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俄罗斯人2008年出兵格鲁几亚，多多少少都是在模仿邓小平的战略战术，均取得重大成功。但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突破这一时间地域限制的尝试就遭到了失败，美军攻进伊拉克就长期赖在那里不走了，结果在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后还是灰溜溜地撤了出来。事实证明，美国人冲进去自己把萨达姆活捉后干掉的办法，远不如邓小平在外面把黎笋活活搞死高明。邓小平对付越南的战略战术有着丰富的内涵，可谓开辟了一个新时代，21世纪的大战略家应该好好研究。
可惜的是现在西方的学者和专家对邓小平和中越战争完全持一种漠视态度，没有看清现在的世界正是1979年邓小平的一意孤行造成的。他们除了喧宾夺主、连篇累牍地赞扬里根、老布什、斯瓦茨科普夫及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外，极少量关注中越战争的宣传就是在宣扬中国在局部遭受的那些无关痛痒的挫折，拚命向全世界暗示中国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样的宣传在被他们无限吹捧的越南人那里都得不到共鸣，如果时间还能倒流，越南人是绝不会再去尝试中越战争那样的“胜利”的，而中国人则会100%地再来一次“失败”。西方人忘了，1979年战争开始以前，全世界（包括越南）都认为中国军队不是越南军队的对手，在这种氛围下邓小平对越南发动那样规模的战争所具有的胆略，是西方没有的，或者说全世界只有邓小平一个人看清了越南的份量有多重。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判断准确，而其他所有的人都看走了眼。无奈曲高和寡、第一只从地上站起来看世界的猴子会被同伴杀死，西方媒体带头顽固地坚持：所有人看错的事不可能是错事！中国人打败让美国吃败仗的越南？纯粹一派胡言！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傲慢地辩解，可怜可悲的都是我们自己，不是中国人。
中越战争是中国第一次越过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主动攻击一个主权国家，而且取得了完胜，这对中国和世界都不是一件小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回顾20世纪中国的对外冲突，无论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国都是在被动地应付，没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和勇气。可是中越战争就完全不同了，这是第一次中国强加给别人的战争。就战争的代价和收效说，前三次战争跟中越战争都不在一个等级上：对日战争让中国境内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破坏，中国人自称伤亡3500万人，结果只不过是将侵略者赶走，中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朝鲜战争中国军人死亡超过18万人，虽然可以说战胜了美军，但是并没有动摇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没有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包围；中印边境战争虽然以微小的伤亡把印度人完全击溃，但是中国人并没能收复失地，也没能阻止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坐大。但是中越战争就完全不同了，不管越南人如何宣染自己，西方如何贬低中国，中国在这场为期28天的战争中死亡的军人也不可能超过1万，就是加上以后10年的边境冲突，中国的死亡人数也只勉勉强强超过1万。但是这场战争给越南造成的损失却是惊人的，越南因此永远失去了在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主导发言权。另一个更大的收获是，中国把自己最大的威胁——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挑下了马，这可是拿破仑和希特勒毕其一生、倾尽全力都没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中越战争不仅表明中国的实力今非昔比，更表明中国在国际争斗中的战略思维和指导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明的程度，这后一个传递出来的信息对我们西方更加危险！
还有一些西方文章在嘲笑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打了一场一战式的落后战争，不知这些作者是想欺骗中国人民还是想欺骗自己的人民。中国在1979年时不是苏联和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不可能打苏联和美国才能打的高技能的现代化战争。尽管如此，中国人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动员能力，战略战役战术的指挥水平仍然让人吃惊。我们西方从1945年至1979年从未打过中越战争那样的高水平战争，只有以色列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有点象，但是后患无穷。我们的领袖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可谓先进得不能再先进了，但事实证明那是一场蠢得不能再蠢的战争。现代战争打的是硬件，更是软件，我们西方十分缺乏邓小平那样的软件思维能力，我们吹嘘的伊拉克战争在技术上堪称引领21世纪，但是在战略思维上却连19世纪的水平都达不到。
中国这块能够培养出邓小平的土地实在可怕，靠着邓小平谋略的滋润，中国现在的实力已远远超过1979年时的苏联，任何嘲笑中国对外扩张影响的努力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也出一个勃列日涅夫或者黎笋，那跟中国再出一个邓小平一样对我们西方是灾难，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以外的国家也出一个邓小平对付新的“苏联”。我们西方在冷战中就已经陷入思维枯竭的怪圈，完全是靠邓小平的出奇制胜才战胜了苏联。冷战以后我们在谋略方面仍然没有多少改进，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国人现在已经在跟俄国人玩两掐一的新游戏，我们却还在走上世纪50年代围堵中国的老路，没有什么象样的创造性谋略。从1991年冷战结束到现在22年过去了，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可是尽管数不清的智库和决策头脑想出了更加数不清的削弱甚至摧毁中国的奇思妙想，但是却没能谋划出一件能与中越战争媲美的关键行动，中国发展扩张得比1991年更难对付。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让人怀疑：即使我们成功地对中国实施了中越战争那样的战略打击，我们是否还有能力让中国短短12年就象苏联那样崩溃？！
现在对我们西方威胁最大的就是傲慢掩盖下的无能，邓小平在成功后还说不能小视越南，我们就不能象他那样放下架子好好研究一下邓小平？研究一下产生邓小平的中国？要是还在过去的老路上徘徊，以后的世界真可能就不是我们西方的了！





网文选读
【还有啥能写？】
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很多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流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小三真爱不能写，失独家庭不能写，钱权交易不能写，强拆不能写，红十字不能写，希望小学不能写，公民不能写，涉案不能写，刑侦不能写复仇血腥暴力不能写，黑社会不能写，抢银行不能写，枪械不能写，高中生谈恋爱不能写，幼教伤害不能写，拐卖不能写……鬼神不能写，反乌托邦不能写，外交不能写，当代战争和谍战不能写…民工讨薪不能写、医患矛盾不能写、上访不能写…学校拉赞助不能写，小姐不能写传销不能写，民间借贷不能写，无利润乱收税费不能写，公检法基本不能写，写也不能反面，之前贪腐不能写现在纪委贪腐不能写，流浪儿不能写，幼儿失学不能写……还有啥能写？

月黑风高人未眠，满城静待郭七郎。——16夜巡游诸群有感

【延安爱情故事】
陈毅娶张茜时，一个40，一个18；
22岁的姑娘王定国被党组织安排给了54岁的谢觉哉；
19岁的朱明则嫁给了50多岁的林伯渠；
43岁的朱德娶了17岁的康克清；
40岁的彭德怀娶了20岁的大学生浦安修；
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
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
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的林月琴。

   共产党员况丽，女，是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关键时刻说："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指挥人，导致288名小 学生被大火烧死。
现在任职：云南中石化云南分公司总经理，安宁px項目总负责人。此女，生于1956年，原系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是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一二八事件）不指挥打开安全门让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生的人。就因为她一句“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使得288名学童葬身火海。因玩忽职守罪，1995年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出狱后，居然恢复职务，重新入了党！

转】盘古一案，果然在Guo压力之下，于Guo要求期限的最后一天，满额回答，当庭释放，解除资产冻结……，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像王恩哥的故事一样，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6-24 23:52

2017网文6-17
美国之音：“一带一路”将拖垮中国？
王维洛：“一带一路”和中国“坝”占全球 —— 被挟持的最高决策
胡平：为中国民主转型竭诚尽力
待觅的民主新路
美国兰德公司真的有这么一份报告吗？
政改与历史真相
中国式高校评估可以休矣
回忆我的父亲——潘景寅
第一家庭闹内讧，新加坡还值得中国学习吗？
微信群友最好具备相容的性倾向
皇帝与公仆：金正日访华和默克尔访华对比
西方学者：中越战争的意义之大，很少有人知道
微信选读



美国之音：“一带一路”将拖垮中国？
2017年6月15日
“一带一路”倡议已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点外交战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习近平希望借此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而这正是他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不过，另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带一路”风险巨大， 这可能会是拖垮中国的一个战略。
拉特纳：“一带一路”搞垮中国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安顾问厄利·拉特纳（Ely Ratner）星期一（6月12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新书发布会上这么说：
“如果美国的战略家希望制定一个战略，拔掉中国崛起的阀门，穷尽中国的资源，这个战略的操作绝对就像‘一带一路’。 为什么你要走出去，投入数百亿美元到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 战略上最不重要的地方，把自己搞垮？”
拉特纳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被认为是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青年才俊”之一。他是在被问到“一带一路”的风险时这么回答的。他还警告说，也许只有当中国遭遇自己的“摩加迪沙”事件，“当中国人被拖住脖子在被极端分子控制的国家被当街拖行的时候，中国政府才会被迫做出回应”。
1993年10月3日，支援维和行动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试图抓捕被国际社会通缉的索马里军阀艾迪德的高级助手， 两架黑鹰直升机被火箭筒射中坠落，美国士兵的遗体被当街拖行游行， 引发美国国内舆论哗然。几天后，总统克林顿宣布将从索马里撤走所有美军作战部队。
拉特纳预言似乎已经发生。6月9日，两名在巴基斯坦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被证实不幸遇害。这是中国人第二次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杀害。人质遇害的俾路支省是“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段，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存在，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巴基斯坦。
罗兰：习近平借“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
拉特纳是在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撰写的《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一书的发布会上讲这番话的。罗兰在自己的书中说，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达到多重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她在新书发布会上说：
“‘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让我们看到中国希望欧亚大陆如何融合，也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观察中国究竟希望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并达到何种目的。”
罗兰的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一带一路”可能遭遇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罗兰列出的风险都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她在书中特别提到，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学者在公开场合批评“一带一路”，但是，私下里很多人却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
“一带一路”四大风险
罗兰在书中着重探讨了四大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恐怖组织以及当地的激进组织可能会对中国项目带来的威胁。而且，这只是安全威胁之一，另外，罗兰说，中国学者担心由于种族、宗教、领土争端，中国可能被拖入当地无尽的纷争之中。
“中巴经济走廊”集中体现了这些威胁。因为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引发了印度的不满。经济走廊的建设还引起巴基斯坦民族、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集中爆发。经济走廊的走向问题曾引发巴基斯坦人的抗议游行。另外，由于伊斯兰极端武装的威胁，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在这条经济走廊地带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罗兰列出的其他风险包括：欧亚大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罗兰说， “一带一路”跨越西欧、波斯湾、东非、印度洋、俄罗斯、中亚以及印度次大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政治体系不同，种族、宗教、文化也都不同，而中国缺乏应对的经验。
另外一个风险是经济上的可行性。由于投资的地方比较不安全，收回投资回报基本不太可能。她说，虽然中国人意识到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短期内无法收到回报，但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回报更不可能。罗兰在书中援引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位官员的话说 ：“给我们留下的就是非常艰难的项目。过去40年可行的项目已经立项，一些‘一带一路’的项目从金融角度来说是不可行的， 这是事实。”
她的采访对象还提到中国政府在西部和东北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几乎没有一项达到预期目标。
《纽约时报》近期一篇题为“中国超级大桥热潮背后：债务沉重、腐败丛生”的文章说，“在政府担保的贷款的推动下，在大型建设公司、以及从中获利的官员们的鼓动下，许多这类项目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债务，成了腐败的温床，其产生的运输效益却令人生疑。”
这令人不得不质疑“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是否会遭遇同样的经历。罗兰在书中说，“一带一路”在经济上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以及它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两点，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提出。
来自其他大国和当地国家的负面反应是“一带一路”要面临的另一个风险。中国人认为，“一带一路”肯定被一些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认为是自己建立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对手。 在“一带一路”经过的一些小国家也有风险，包括当地的政权更替以及当地人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





王维洛：“一带一路”和中国“坝”占全球 —— 被挟持的最高决策
                2017年6月16日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所有水电资源几乎开发殆尽，只剩下西藏高原上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实现外。面对资源开发殆尽和水电严重过剩，拒绝采取经济转型的适合措施，而是选择了走出去的路，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同时也能帮助消化大量国内的钢铁、水泥等剩余产能。央企在国外建坝的最大优势是项目是带着钱来的，而高额投资风险则由中国纳税人承担着。从输出剩余产能的要求来分析，“一带一路”就是被挟持的最高决策。
目前中国央企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中参与建造了至少350多个水库大坝工程，占有国际水电市场50%以上的份额。国外媒体称之为坝“占”世界。虽然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在“一带一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媒体却没有明显地把它提出来。这是因为名气不好，名不正则言不顺。
一、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47家央企操纵一带一路？
中华研究所主任郭岩华先生提出了“47家央企操纵一带一路，挟持高层决策”的论点，并且点了47家央企中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公司的名。
简单地说，决策是在两个以上的方案中选择一个达到预定目标的最优方案。因此，“47家央企操纵一带一路，挟持高层决策”论点是否成立，取决于一带一路的真正目标是什么。
目前一带一路的口号多于准确定义的目标，国外任何地方、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在国外承包的水库大坝工程、（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港口码头的建设、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城市和居住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核电站和直接投资购买或建设工业企业等等都可以往“一带一路”里装。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说：“一带一路”是造福各国人民的“世纪工程”。胡鞍钢举例解释说，都江堰工程是世纪工程，是泽被后世的工程。其实如今的都江堰工程就只是一个摆设。自从实行西部大开发计划、周永康力主修建了紫坪铺水库大坝之后，都江堰工程的灌溉、供水和防洪功能都被废了，后人无法理解都江堰工程巧夺天工的设计理念。如果一带一路仅仅是一个类似都江堰工程的“世纪工程”，不用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公司挟持高层决策，一个公司就可以拿下这样的“世纪工程”。因此习近平所说的“世纪工程”应该比这更加大，甚至比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更加宏大，尽管在用词上有严重的逻辑错误。
如果“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改变地域政治格局，传输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那么这个最高决策是绝不可能被47家央企挟持的。在这方面，古巴做得比中国好。古巴是一个小国，一个穷国，但和中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古巴国民实行免费的医疗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古巴的“一带一路”就是向国外输出医生和教师、医院和学校。目前古巴约有4万多名医生和教师遍布于107个国家，免费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卫生、防治传染病、为妇女接生、教育等服务，工资都是古巴给的。当笔者在南美旅游时，发现许多地方有古巴建造的医院，有来自古巴的医生为当地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为当地居民所津津乐道。所以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古巴的政治影响并不亚于经济强大的美国。但从经济上来看，古巴的做法是百分之一百的撒币行为。
如果“一带一路”的目的是消化中国巨大剩余产能，维持中国扭曲的经济结构，为经济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找活路，用所谓的经济成绩来证明执政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那么“一带一路”很可能就是被挟持的最高决策。而造福各国人民的“世纪工程”只是被挟持事实的漂亮外衣。百度百科在解释“一带一路”决策的背景条件时特别指出，国内产能过剩是最主要的问题。
二、利在千秋三峡工程就是被挟持的最高决策
决策本来应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的。但是如果目标是十分清晰地定义了，可选的方案只有一个（往往是由于决策者视野局限所造成的），那么这样的决策就是无可选择的决策，就是被挟持的决策。
被挟持最高决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不少实例。远的比如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往往被解释成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又比如，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行政改革，计划撤销水利部，将其归并于环保部或城建部。但由于有四万多座处于危险状态的水库大坝，直接威胁着几亿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大，无人敢要。所以水利部不但没有撤销，反而权力得到扩大。利在千秋三峡工程，也是一个世纪工程，也是一个被挟持的最高决策，对此三峡集团，特别是葛洲坝集团有亲身的经验。
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洪水量和洪峰都超过1998年，荆江分蓄洪区三次开闸，防洪效益显著。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以执行毛泽东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名，故意在荆江分蓄洪区内安置大量永久居民，自废了荆江分蓄洪区的防洪功能。文革期间，中国从德国进口1700毫米轧机，用于位于鄂西崇山中第二汽车制造厂制造坦克和装甲车用。水电部和湖北省提出建三峡大坝，毛泽东以大坝安全为由加以拒绝。但因为进口轧机启动电流大，必须扩大华中电网能力，否则无法开机生产，毛泽东只得同意建设长江上的低坝――葛洲坝工程。这是被挟持最高决策。当时林一山反对建葛洲坝工程，坚持建三峡大坝。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的葛洲坝工程在开工不久就陷入干不下去的境地。周恩来亲自出马请林一山出山收拾残局，林一山先是拒绝，在周恩来做出巨大让步、给予林一山钦差大臣的权利后，林一山才接手。紧接着林一山从全国调兵遣将，在宜昌市聚集了二十多万二十多年来转战各地、没有固定家的水电建设工人。葛洲坝工程基本建成后，在过渡阶段又建设了清江上的两座大坝后，在宜昌市已经安家落户的二十多万水电建设工人的就业，就挟持了三峡工程的最高决策。程晓农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林一山，林一山反问道：二十多万工人怎么办？
三、输出剩余产能
三峡工程开始建设后，中国开始了一个建设水库大坝的热潮，从东向西推进，从汉族居住区向少数民族居住区推进，从国内河流向国际河流推进，五大国电企业和三峡集团瓜分了西藏高原的水电资源，葛洲坝集团成为最大的建造者，就连武警水电部队（对外称安能建设总公司）也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项目，水库大坝建设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包括水轮发电机组、输变电设备和线路。目前只剩下西藏高原上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实现外，中国的所有水电资源几乎开发殆尽。随着水电生产的蓬勃发展，出现了水电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云南、广西应对水电过剩，就是将一部分电以比卖给本国居民低廉许多的价格卖给越南、泰国；四川水电过剩，只能弃水；就连西藏自治区现在也是水电过剩。面对资源开发殆和水电过剩，拒绝采取经济转型的适合措施，而是选择了走出去的路。
为了消化水电国内剩余产能，就必须到海外去建设水库大坝。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公司必须说服或者更准确地说压迫最高决策者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三大理由：第一，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用的是中国的钢铁、水泥、水轮发电机和输变压设备，这对于消化国内过剩的钢铁、水泥和机械制造等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在国外每消费一亿吨钢，就保证了国内一百钢铁工人的就业，同时又拉动了六千万吨煤的生产，保证了七万多万煤炭工人的就业，连锁反应；第二，可以用水电换取中国需要的石油资源、木材资源、可可原料等；第三，为中国提供垃圾包括核废料埋藏地。
用水库大坝建设来带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发展，这个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于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通过对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的反思，人们发现，水库大坝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远远超过所谓的经济效益，而且所谓的经济效益只落入大国公司和当地官员手中，当地老百姓难以获得真正的好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起这就成为一个过时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放弃了这个发展模式，世界银行停发对水库大坝项目的贷款，发展中国家又缺乏建造水库大坝的资金。中国是唯一的例外。那么中国的资金又从哪里来呢？国家垄断了电力供应，建设水库大坝缺乏资金，不是从老百姓的口袋中收取特种税——水电发展基金，就是提高电价，政府就是不告诉老百姓，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四、坝“占”世界
中国央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全球开花，规模十分可观。根据世界河流网络的资料，截止到2012年8月，中国央企在全球70个国家中参与建造了至少308个水库大坝工程，主要分布在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如缅甸、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越南，其次是非洲和拉丁美洲。2012年后更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目前中国央企在全球80个国家中参与建造了至少350个多个水库大坝工程。
原水利部长汪恕诚在2015年底说，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带动下，中国已与80多个国家建立了水电规划、建设和投资的长期合作关系，占有国际水电市场50%以上的份额。中国是国际市场的制高点。
截至2016年末，三峡集团在20余个国家投资建设与并购，实现海外装机相当于三分之二个三峡工程。截至2016年3月底，中国电建集团承担在建工程项目共计329个，合同总额约230亿美元。可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一带一路”中最主要的角色。
国外媒体称中国央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坝“占”世界。
五、央企海外建设水库大坝的最大优势和最大弱点
不可否认，中国央企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有优势。最大优势就是，中国人是带着钱来的，所在国不需要投资一分钱或者只需投入很小一部分钱（多以大坝场地和被淹没的土地作为投资）。
央企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多采用以下几种形式：
——工程、采购和施工（英文简称EPC）与统包合同
——建设-经营-转让（英文简称BOT）承包合同
——建造合同
——项目管理承包合同。
采用工程、采购和施工（英文简称EPC）与统包合同或者建造合同大多是由中国政府向所在国提供贷款或者经过援助，条件是中国央企取得合同。在这里，中国央企的一个优势就是工程报价低，这是战胜竞争者的主要武器。一般水库大坝的平均造价只是国内的二分之一，这从另一面也暴露了央企在国内大肆剥削百姓的事实。按道理，工程完成之后几十年中，所在国应该归还贷款和利息。往往到最后（也有提前到工程完工开始运行时），所在国宣布无法偿还贷款和利息，中国政府则宣布免除债务国的债务云云。当然在此中国政府也不是一无所得，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所在国政府在政治上做个姿态，比如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云云。
目前采用越来越多的是建设-经营-转让。所在国政府或者管理机构向水库大坝工程建造商颁发建造运行许可证，允许在一定的期限（称特许期）内由其开发和运行水库大坝项目。特许期结束后，将水库大坝工程的运行权归还所在国政府。一般的运行期为30年到50年，加上建造时间，特许期在35年到60年间。获得建造运行许可证的中国央企程项目是带着钱来的，大多由中国的银行投资，由另外的中国银行担保，所在国不需要投资一分钱。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中国央企往往会无偿出让一部分电力给所在国政府和官员。这种模式对于缺少资金、又急于用经济发展来维持政权的政府，有极大的吸引力。所在国的政府和官员对水库大坝工程缺乏知识，以为特许期后，央企留下的水库大坝工程还是一大笔财产，其实这些水库大坝工程已经成为坏资产，一文不值。
央企建设水库大坝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效益差。三峡工程是国内经济效益最好的，但是在国际上一对比就露馅了。三峡工程发电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2014年发电988亿千瓦时，为最高纪录；巴西和乌拉圭的伊泰普发电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最高纪录为2013年发电986亿千瓦时。伊泰普工程用不到三峡工程三分之二的发电机，生产出几乎相同的电量。三峡工程上网电价每千瓦时0.25元，加上电网输送费，到居民家的电价不低于每千瓦时0.50元；伊泰普工程到居民家的电价为每千瓦时0.04美元。三峡工程是中国经济的缩影，发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看上去胖，但是是虚胖，规模大但经济效益不好。中国电力部门也公布一些世界电价对比，比的都是发达国家，没有发展中国家。刘植荣在《中美国电价相当于中国的每度3分钱》一文指出，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1000度的电能的费用占全国月平均工资的6.79%，目前中国这一数字是30.68%，也就是说，相对中国的平均工资而言，目前中国的电价是发达国家的4.52倍。
到目前为止，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投资总额很大，很鼓舞人心，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但是总体上还是赔钱买吆喝的买卖。经济效益最好的三峡集团，目前拥有海外发电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2016年发电量为250亿千瓦时。伊泰普的规模也正好是1400万千瓦，但年最高发电量为986亿千瓦时，两者一比，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差距。在一带一路中，央企的虚胖毛病不但没有改，反而更加发展。
六、坝“占”世界的后果
中国央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全球开花，堪称坝“占”世界，但是在“一带一路”的宣传中却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对此汪恕诚也多有怨言，汪恕诚说：“水电”一带一路“宣传得不够，核电和高铁走出去的品牌影响力已经形成，虽然水电现在走出去的也不少，但是没有明显的把它提出来，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水电也应该冲到前头去。”。
为什么在“一带一路”对坝“占”世界这样辉煌的成就宣传不够呢？
这是因为中国“一带一路”中的水库大坝工程与古巴的输出医疗和教育截然不同，名声很差，特别是能源供应和水资源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存的命根子，是十分敏感的部门。
建造水库大坝工程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技术，都江堰工程是无坝工程，这是中国传统的治水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东三省和海南岛建造了十几座大坝。这就成为掠夺中国资源的罪证。后来毛泽东从苏联取来建造水库大坝的“真经”，用前教育部长的话说，这是西方的价值理念。中国坝“占”世界，难道不会有一天被人指责为掠夺资源？中国坝“占”世界，难道不是在帮助扩大西方的价值理念？
中国最新颁布的《网络安全法》第二节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做出规定，第三十一条：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第三十七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一带一路”中的名义，在海外大规模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涉及的都是所在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央企能保证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不拿到中国来存储？再说，在中国哪个外国企业能进入能源生产和供给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生态环保意识的提升，央企在海外建设的水库大坝工程往往遭到当地人民和非政府组织的极力反对，如苏丹的麦洛维大坝、埃塞俄比亚的吉贝三级水坝、缅甸的密松大坝和马来西亚的巴贡大坝等等，在国际上多受到谴责。
苏丹的麦洛维水电站发电装机为125万千瓦，水库淹没476平方公里的土地。2006年，瑞士的联邦水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对该项目进行了独立的环境影响评价。他们预测强烈的水位波动和沉淀会将对水生生物生态、水质和公众健康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考察缅甸密松大坝项目后写道，人们经常说，密松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某些鱼类的生存；会淹没大片森林，影响下游水情；坝址位于地质断层，地震时会有垮坝危险。背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是：根据当地克钦人的传说，密松是龙的父亲及他的儿子Hkrai Nawng和Hkrai Gam（就是东西两源）的诞生地，人们相信如果这龙脉被破坏，龙就会不安，从而祸及众生。这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但反正克钦人是信的。而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吗？从历史上讲，当初藏缅语先民（包括缅人与克钦人）从青藏高原南下，就是在这里走出崇山峻岭，进入伊洛瓦底江河谷，从而诞生了后来的文明。所以即便不管神话，克钦人也有理由把密松当成自己的文明发祥地来崇敬。
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碰到另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移民。无论在采取何种合同形式，中国央企在合同中都已经明确把移民问题推给了当地政府，但是被涉及移民却不这么认为，认为背后是中国公司使坏。苏丹麦洛维水库大坝工程涉及5万移民。移民拒绝搬离尼罗河河谷，并提出了迁徙到新水库的岸坡居住的要求。但政府不理睬移民要求，出动部队镇压，造成四人死亡，引起联合国住房权利特派调查员对该项目违反人权的事实表示“密切关注”，目标直指中国央企，要求立即停工。水库移民还和中国员工发生争抢水井的事件。最后麦洛维水库大坝工程还是不能说服几千移民离开家园，就采取了“以水驱民”的办法。面对不断上升的库水，拒绝搬离家园的民众不得不离开生长的故乡。这个经验是否来自中国，还需调查。到头来，丹麦洛维水库大坝工程未能按预定计划完工，而是延误工期十个月。对方要求中方支付几千亿欧元的延期赔偿。中方则反告对方妨碍施工共计十三个月，要求更高的误工赔偿。双方害怕事情闹大，只得不了了之。
前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人Supachai Panitchpakdi批评“一带一路”，只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湄公河的水电开发项目。印度政府反对中国三峡集团等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上多座水库大坝的建设，并拒绝参加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议》。
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的风险很大，这是因为所在国政治不稳和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大笔投资很可能是血本无归。由于工程项目多是中国国家银行担保，形成坏帐，最后还是由中国的纳税人承担，缅甸密松大坝就是最好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投资总额很大，很鼓舞人心，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坝“占”世界，但是总体上还都是赔钱买吆喝的买卖。承担水库大坝建设的央企是赢得盆满罐满，提供贷款的中国银行上的数额是越来越大，按合同归还本利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承担贷款保险的中国银行的风险越来越大。从最终结果来看，赔钱是不能避免的了，差别只是撒币数额的多少。解决的办法已经有了，电费上早已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原三峡基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等等，再加个新的什么基金，每千瓦时增加一分钱，就是三百五十亿元，可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待觅的民主新路
牧惠

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种周期率这件事，被黄炎培记录在《延安归来》中，成为人们多次引用的“窑洞对”，同《三国演义》的“隆中对”一样众所周知。近年来一再读到这段文字，渐渐产生一种探索的欲望：黄炎培当初为此“激动不已，重新燃起了对于新中国的希望”的谈话，在建国之后，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面对毛泽东的一系列的做法，面对家人的遭遇，他会有什么感想？但愿是由于我读书太少，在所涉猎的读物中，包括黄炎培本人和他的亲友以及研究者的文字里，我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从此倒向中国共产党。回到重庆后，他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小册子，顶抗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出版了《延安归来》，招来国民党赐给的一系列麻烦和打击。但黄炎培并不是无条件地一面倒，而是持第三者的立场。他对共产党的某些做法仍有所批评。其中之一是他引起毛泽东不满的、“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据查，这里指的是他对在土改中有十万人被乱杀乱打而不满。1946年，他曾就土改问题同李维汉、许涤新有过一场交锋。李维汉就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对黄炎培温和地进行了说服。黄炎培最后仍说：“我对中共的土地改革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交换意见，对我们是一个启发。”黄炎培主张仍搞减租减息，不赞同土改，这一点显然不对。但是，土改中的极“左”做法，如乱打乱杀，狠挖底财之类做法，黄炎培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如此，在建国后，也许正因为他是地主阶级总代言人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黄炎培很受毛泽东重视，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建国后，黄炎培同毛泽东过从甚密。他儿子黄方毅说：“建国后尤其是1954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黄方毅还说到，黄炎培“对毛的政策并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对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建国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他们二人的来往信件就多达近200封。（《黄炎培与毛泽东》，2002年第4期《百年潮》）但是，到底黄炎培在哪些问题上有保留、有交锋，黄方毅却语焉不详。是根本不知道，还是有难言之隐？只好待后来人考察了。
现在有文字可查的，是反“右派”中的一些情况。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谈到，在得知毛泽东下决心打“右派”并继续“引蛇出洞”后，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黄炎培在开始打“右派”后，又曾同陈叔通、邵力子、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一起提过不同意见。黄炎培“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在当时的气氛下，当局“不可能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引起重视和研究”（第834、838页）。
小伦在《“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03年10期《书屋》）中引用了上述李维汉保护黄炎培过关的那段话，补充说，“在毛泽东眼中，黄炎培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右派。1957年黄万里（黄炎培之子，水利专家，对三门峡水库提了事后证明非常正确的逆耳之言和写了一篇不合时宜的《花丛小语》――引用者）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毛泽东曾对平时信函中尊称‘黄任老’的黄炎培厉声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意思是批评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公开将黄炎培列为右派朋友。毛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
对于上述这些，特别是毛泽东的厉声指责和黄万里的忠言招祸，黄炎培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可惜的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袁小伦的文章说，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在会上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此后他再也不提出什么周期率的疑问了。1952年黄炎培说的可能是真心话；但是，1957年的黄炎培仍然如此想吗？我持怀疑态度。
原因很简单，1957年反“右派”，是“民主新路”走不通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个问题：“40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第157页）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认为，“1957年的开门整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扩展‘民主新路’的一次大规模的具有开创性的尝试。”“这次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原因在于以开门整风的方式来扩展执政党建设的“民主新路”这个正确的基本方向没有坚持下去，反右完全违背了整风的最初动机。为什么会如此结果，朱地总结出几点原因，我以为其中第四点多少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点的要点是：“必须依靠国家法制来限制或规定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的“反应性行动”，即应该用法律来保证批评者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第259、268页）。应当补充的是，违反法制精神，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这种报复，严重的后果是堵死了“民主新路”。
对于这一点，从西方民主国家接受过民主自由思想的民主党派一些人早有预料。在鸣放开始后，罗隆基说，曾有人提出，让毛主席出面讲话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罗隆基对这样要求的评价是“那是笑话”。在此之前，关于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问题，章伯钧等人曾提出，监督应有法律保障。这些观点，有人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民主观点而加以否定。其实，人民有对政府、执政党提出批评（哪怕是尖锐的、过火的、错误的批评）这种不可剥夺的民主，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也是载入《宪法》的。
“民主新路”之所以此路难通甚至根本不通，关键在此。
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跳出周期率这个问题时，谈到的民主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句话中的“让”字，是一个很关键的、也许黄炎培本人也忽略的字眼。民主应当理解为多数人的统治，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毛泽东把民主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手段，根本不承认这是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一种可悲的曲解。既然是“让”，主动权全在听者即执政党手上，可以让，也可以不让。细读当年为了解除人们疑虑的谈话和保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埋伏着可以“放”也可以“收”，可以把批评者加上罪名的深层的危机，毛泽东因此将之称为“阳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强辞夺理。这当中，王造时说的一句话既形象又准确地道出这条“民主新路”尴尬之处：“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原来，这条“民主新路”，其实只不过是同历朝皇帝“诏求直言”差不多的老路。魏征之难做，在于唐太宗有权在不想听、听得不高兴时整治他。魏征幸运得很，活时没有遭罪，死后才被惩罚。而不少人却在“诏求直言”的声音刚刚响过之后，就招来了杀身之祸。“右派分子”的罹罪，根源就在这里。
应当指出，如此这般地“诏求直言”，早在“窑洞对”前，延安就曾演出过一次。那是1942年3月9日，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裤子与教条》，社论要求教条主义者脱裤子割尾巴时说：“群众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监督者和审查者吗”？请看，这里不存在一个“让”与“不让”的问题，人民群众“天然的和法定的”有权监督、审查当然包括揭露、批评共产党。信以为真的王实味、丁玲等人果然写出了《野百合花》等一批揭露、批评共产党的文字，那结果是倒了大楣。为什么？因为在社论的撰写者心目中，监督者和审查者的监督、审查对象仅仅是王明等一批教条主义者，而王实味们却把赋予他们的权力“扩大化”到整个“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中，“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那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批评者除了低头认罪，坦白交代，争取宽大之外，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反“右派”之后，这种“诏求直言”的“民主新路”仍未停止。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推荐大家看《海瑞传》，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皇帝。他提倡“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云云，云云。在小组讨论会上，张闻天有所感触地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气，使人敢于讲话而不害怕”。彭德怀也说，人家提意见，可没有把皇帝拉下马的意思哦。结果，三个月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由于“敢于批评皇帝”而成了脑后长了反骨、妄想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党分子。响应号召、奉胡乔木之命写了几篇宣传海瑞的文章和京剧《海瑞罢官》的吴晗更成了给“文革”祭旗的大罪人。
前前后后这类事例说明，以恳求大家大鸣大放始，以大反“右派”终，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对形势估计一时错误而产生的悲剧，而是“让”人说话的“诏求直言”式的“民主新路”的必然结局。薄一波关于开拓“民主新路”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的意见有他正确的一面；但是，应当认识的是，那条“民主新路”名不副实，是一条“诏求直言老路”，如果不改弦易辙，另走一条新的言者不仅无罪而且有权讲话的真正现代化的民主之路，这个任务就无法完成了。
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抛弃为民做主的旧路，还政于民，才能找到真正畅行无阻的民主新路。但愿胡锦涛在九月底的政治局集中学习中提出的，要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思路，有助于找到一条民主新路。
【惊悉牧惠先生近日辞世，五柳村转发此文以志纪念。】


胡平：为中国民主转型竭诚尽力
Posted on 2017年6月16日by 56cunblog
RFA 2017-05-08

2017年4月15日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陈奎德提供）
2017年4月15日，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在普林斯顿大学路易斯图书馆举行会议，正式宣告成立。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是由中国学者、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发起的一个非盈利性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出版、教育等活动，为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知识储备，并促进不同群体的沟通、对话，为中国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竭诚尽力。研究所的发起人有王天成、滕彪和我三人。王天成任所长，我是名誉所长。在筹备期间，我们得到了很多海外的和国内的朋友的支持、鼓励与赞助，在此一并致谢。
几位发起人，一方面都接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有相当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又都深度地参与过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实际活动，拥有丰富的第一手经验。中国的民主转型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学术兴趣，也是我们的社会关怀。
当今世界，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中国问题，而中国的民主转型则是重中之重。5年前，澳洲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澳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中有句警语：“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从乔治三世以来的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研究民主转型著称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戴雅门（Larry Diamond）指出：“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未来数十年内，全球民主前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这或许是前途未定的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民主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列工程。对民主转型的研究也涉及到很多方面，从民主理念的阐发和推广到公民社会的形成，从少数异议人士的发声到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从朝野的冲冲突到对话与谈判，从制宪到选举，从民主的巩固到转型正义，等等。其中有些问题更具迫切性。首先是破局问题。我们知道，转型可以有好几种形式，有自上而下的方式，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算一例。有协商性转型，以及街头运动、颜色革命等方式。作为民间人士，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培育公民社会，推动民间抗争。还有暴力抗争与非暴力抗争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可操作性与可行性，也就是一般民众如何切入如何实行的问题。
再有族群冲突问题，如今不但有台独、疆独和藏独，而且又出现了港独。尽管这些分离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一党专制压迫所致，但是在一党专制下，连台独都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更何况其他，因此，统独问题这道难题，到头来很可能是出给未来的民主政府的。只有在专制结束，民主转型开展之後，分离主义的观念才有机会获得广泛的传播，分离主义运动才可能发展到足够的规模；其次，民主的政府总会更尊重民意，不会轻易使用暴力；另外，初初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很可能是一个比较弱的政府，它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急需处理，内部又意见纷纭，彼此牵制，这样，即便它反对分离主义运动，可能也难以调动足够的力量去有效地制止。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在我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在大陆民主转型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包括台独、藏独、疆独和港独在内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我们之所以必须在今天就对这一问 题加以认真的考虑，那不仅仅是因为未雨绸缪胜过临阵磨枪，而且也是因为在当前，有些人正是看到了别的一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後，由於未能处理好统独问题而导致 分裂以至内战，故而对民主化本身产生疑虑；专制者也正在利用这种疑虑作为抵制民主化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向人们指出一种在民主与和平的前提下，解决统独问题的既合情合理又深具现实可能性的方案。
研究和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它极其艰巨，也极其光荣；它需要第一流的胸怀和第一流的才智。我们殷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投身于这项伟大的工程。


   美国兰德公司真的有这么一份报告吗？

    文/罗伯特卡帕

    今日，在著名的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网站《观察家》上，有一篇题目为《共青团引领抨击网络侮辱邱少云烈士言论 习近平提表扬》的文章。该文的作者吕惟思，为《中国青年网》的评论员，该文原标题为《担当起清朗网络护苗成长的历史重任》。

    写一篇政论文或时评，需要论点论据以及逻辑严密的论证。其中的论据，尤其重要，不能造假，不能捏造，更不能夸大，要实事求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正确，编造谎言，伪造证据，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先生的写作风格。戈培尔先生的座右铭就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作为《共青团引领》文最重要的论据之一的，是所谓的美国兰德公司给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该文表述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2001年，美国兰德公司在给美国国防部的报告《美国信息新战略：思想战的兴起》中建议，当今国际政治斗争不限于军事斗争、领土占领和资源争夺，要更注重争夺对网 络、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的掌控权，争夺新闻和信息的话语权。要把网络连接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不喜欢美国思想观念的国家，确保美国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得到他国的认同和采纳，并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制度建设之中”。

    我无法查证兰德是否写过该题目的报告，也无法查证该报告的内容就是《共青团引领》文所表述的内容。但凭借常识与逻辑，我对《共青团引领》文所引用的报告内容表示高度怀疑。

    该文引用所谓的兰德公司报告说“当今国际政治斗争不限于军事斗争、领土占领和资源争夺，要更注重争夺对网 络、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的掌控权，争夺新闻和信息的话语权”。

    我认为：

    第一，兰德公司不会提出这样一份愚蠢的报告，竟然认为“当今国际政治斗争”是“军事斗争、领土占领和资源争夺”，这种思维是19世纪帝国主义国家与20世纪法 西斯国家的思维模式，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早已经摒弃了这种落后的思维模式。我猜测该文作者即为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还是上个世纪的帝国思维，以自己心，度别人腹，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第二，“注重争夺对网 络、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的掌控权，争夺新闻和信息的话语权”，这种思维模式是极权主义国家才有的思维模式，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言论自由，几乎所有媒体都是民间媒体。只有极权主义国家政府才会去争夺话语权，控制话语权。估计该文的作者，又是在用己之心，度人之腹。

    《中情局十条戒令》的原来版本是上个世纪50年代流传于美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十条戒令》，是当时美国的保守派用来陷害美国的进步人士，配合麦卡锡主义搞政治迫害的。

    90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及极左派，把这个美国保守派栽赃美国进步人士的谣言改头换面，内容几乎没变，只是把共产主义者换成了中情局。这个谣言在网络上已经流行十几年之久，甚至被某些国家媒体当成事实来宣传。

    我们知道，美国议员麦卡锡在50年代的美国搞麦卡锡主义，大搞白色恐怖，践踏人权，成为遗臭万年的美国历史人物，被美国人民所唾弃。当年在苏区，一些极左分子凭借莫须有的AB团谣言，大抓大杀AB团分子，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一些人言之凿凿地编造谎言，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是否想让中国倒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那种肆意践踏人权，践踏法治，人人皆危的状态？



政改与历史真相

茅于轼

政治改革必须从公开历史真相开始 2016-12-12 先锋必须从公开历史真相开始
——茅于轼访谈录

王旭：茅老先生，我最近回国收集有关反右的资料，请您谈谈反右時您的这段经历。

茅于轼：要讲反右，我觉得还要从更早讲起，就是从解放讲起。解放時，蒋介石化了巨大的代价，抵抗日本人，但是胜利果实他沒拿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实使中國人非常兴奋，因为中国人受了外国人欺负，一百多年嘛，現在我们总算有了一个独立和平的环境，可以建设国家。因此，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差不多是全民性的。连外国的留学生，像钱学森这些人，都回來了，报效祖国。所以那時可說万众一心吧。

但是后来有几件事，我就觉得是有点问题了。头一件事就是抗美援朝。美国人帮我們打败了日本，美国也沒有冒犯过中国人，欺负过中国人，不像日本人，俄国人，都欺负中国人。为什么我们又跟它打起來了？抗美援朝，我觉得是中国头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杜润生也这么讲过。

第二个就是反胡风，还有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我觉得不可理解。武训干吗要批他呀，胡风怎么回事也搞不明白。但是这事沒临到自己头上，就是觉得不理解，也沒有认为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天安门挂毛像是民族的悲哀。

王旭：听说很多人在反右前都是这样。

茅于轼：到了反右的時候，我变成右派，我就明白过来了。从一个拥毛派，变成一个反毛派，反右是个转折点。当然认识也是慢慢变化的。开始对毛泽东有看法，但是一步一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个人看透了。

我写了批毛的文章，很多人还不同意，认为我冒犯了中国的大救星。让我觉得很可悲，到現在对毛泽东這个人还沒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照片还放在天安门城楼上，这說明我们中国人太沒有判断力了。你在德国，要把希特勒放在布莱登堡城楼上，老百姓能答应吗？全世界能答应吗？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是个弱智的民族。到現在问题还是严重地存在。

我们先要把事实搞清楚：毛泽东做的事，哪些对中国人民有好处，哪些是害了中国人？不搞清楚，中国前进的方向就不明白。这是非常关键的。共产党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很多事实。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文化革命，不断地掩盖，甚至說假话，把中国人搞得糊里糊塗的。
其实，事实俱在，特別是三年灾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我也是幸存者，差点饿死。我在山东农村，好多右派饿死了。說起來这段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王旭：您老划右派，是因为什么问题？

茅于轼：为什么我会当右派呢？就是我的固有的自由主义思想。我赞成市场调节，我反对计划调节。我赞成人人平等，我反对特权。就简单的这些道理，跟当時的毛泽东思想非常不一样。

我们单位把有创造力的，特別有才华的人都搞成右派了。相反的那些拍马屁的，技术上不行的，靠政治往上爬的，這些人就上去了。一个机构歪风邪气就这样上來，正气被压倒了。

当然，很多人还不觉悟，那時认为毛泽东还是对的。认为不对的人，也不敢作声，形成非常压抑的空气。
可以说，以后一系列悲剧，从大跃进、三年灾荒，直到文革，死了这么多人，它的最大根源还是反右。因为早先的批武训，反胡风，规模小，波及的人也不太多，不像反右，是一个彻底的大翻腾，独裁政治一手遮天，把民主法治彻底地消灭了。

毛泽东搞死五千万人，还在掩盖。

王旭：反右的后果确实严重。

茅于轼：就說三年灾荒。如果沒有反右，谁都敢说话，何至于事情闹得这么严重，死掉几千万人，相当於打了几次世界大战。沒有一个外国人侵入中国呀，是我们自己把中国人搞死的。

毛泽东時期搞死了大概五千万人，相当於我们三十个省会城市，每个城市发生五次南京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是我们自己搞死的。不是外国人搞死的，是自己搞死的，就是毛泽东搞死的。

当然他有一批帮凶，四人帮，还有大大小小的四人帮。这个教训我觉得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反复汲取的，可是我们的执政党到现在还是遮遮掩掩。

当然我们現在已经不是毛泽东路线了，我们走的已经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能够成功。很多人认为，今天政权的來由还跟毛泽东有关。

其实这个看法完全錯誤，現在共产党能够执政，是因为改革三十年的成功。如果还是搞毛泽东那套，老早被老百姓唾弃掉了。

因此改革三十年，应该說共产党有很大的功劳，不能否定这一点。如果說文革有什么好作用的話，那就是让一部分中国人觉醒了，懂得是毛泽东的錯誤。如果沒有文革的教训，我们不会容易走向改革开放，还会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误导。現在我们知道公有制不行，计划经济搞糟了。

王旭：茅老，您对中国未來的发展有哪些主张和见解呢？

茅于轼：对今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国內意見还是挺分歧的。薄熙来唱紅歌，还有很多人拥护。而毛泽东的理论确实有欺骗性。我自己就曾经拥护他嘛。但事实证明他那套理论是走不通的，全世界成功的，不是他的经验，而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的经验。他们成功了。失败的国家是那些搞公有制的，苏联、古巴、北朝鲜、什么津巴布韦呀，這些国家走的路就是独裁，就是搞计划，搞公有制。

今后要使得中国改革进一步发展，第一条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否则，像薄熙来唱红歌这一套，还会迷惑很多人。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讲，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

对老百姓来讲，不用讲那么复杂，让他们从事实上看到全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就是市场经济，民主制。具体地說就是保护人权，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人的财产，保护人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保护人的平等权利。反对各式各样的特权，反对有些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把法律視同儿戏。不把他们的特权解決掉，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

政改第一步：摆清历史真相

王旭：现在有些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会引起社会动乱，出路在哪里呢？

茅于轼：怕中国改革要乱套，十几亿人口一乱不可收拾。這个说法不见得沒有根据。因为对文革的教训，看法上还是很混乱的。所以我反复強调的是，我们往前走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摆出来。文革、三年灾荒是怎么回事？摆清楚之后，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像就拿下來，要遵循的道路就清楚无误了。否則搞改革，那就要乱。

現在很多人要造反，要革命，那不就是回到毛的文革嗎？革命对大家恐怕不是最有利。最优解决还是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地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革命的结果还是独裁。谁來收拾革命，枪杆子出政权嘛。这个可能性我們不能不預防。

英国为什么成功？它就是不断地协商，避免流血斗爭，慢慢的进步出來了。你反复地革命呀，反革命，反反革命，沒完沒了。靠枪杆子是解決不了问题的。还是要讲道理，把事实摆清楚。很多人还活着嘛，很多的记录还在嘛。共产党的秘密档案都得拿出來公开。

王旭：不少人又说美国和西方害怕中国的崛起，围堵中国，茅老您怎么看？

茅于轼：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很不放心，围堵中国——我们应该想一想，西方国家为什么对中国不放心？因为中国还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共产党跟北朝鲜的共产党不一样。我们的共产党还是比较理性的，不像北朝鲜胡来。但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是比較容易发动战争的。看看历史就知道。民主国家之间沒有打过仗。英国、美国当然在前个世纪打过仗。二战后，民主国家之间有些矛盾，都可以和平解決。

请看：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領了日本，占領了德国。但日本、德国沒有变成亡国奴。不像日本占領中国，中国人就是亡国奴，沒有人权的，他说了算。但是美国占領了日本和德国，日本人不但沒有当亡国奴，而且从过去的专制中解放出來了。

国际不放心中国：自己要检讨。美国人帮助日本和德国，从一个专制国家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变成非常发达的国家。日本二战中死了差不多十分之一的人口。所有的工业被美国飞机炸得光光的。原子弹
把广岛和长崎全炸平了。东京是地毯式的轰炸，死了几十万人。苦心经营的东北沒了，连台湾也沒了。这么一个战败国，大家认为他五十年恢复也不起来，但是它在美国的帮助下，十五年就起来了。你說美国人干了坏事，还是干了好事呢？我们拿事实来讲话嘛。

王旭：是不是西方害怕中国的军事力量？

茅于轼：我觉得围堵中国的問題，要从中国自己来解決。我们要变成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间有些矛盾，是不会打仗的，只会用讨论的方法解決。現在我们跟日本有钓鱼岛，跟菲律宾有黄岩岛的争论。我们应该客观地看问题。中国解放之后的六十年，打了好几次仗，沒有一次是在中国領土內打的。要么是在边境，有冲突，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打起來了，这个不算。抗美援朝打到外国去了，中印之战打到外国去了，越南之战打到越南去了，人家当然不放心呀。你自己想想，干吗打到外国去了？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你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你不能打到外国去。外国沒有打进来，我们干嘛打到外国去？彻底沒有道理。所以人家不放心就在这儿。

中国人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要搞什么航空母舰，不要搞军备竞赛。学日本学德国，我们就起来了。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故意跟中国人为难。美国对它的敌人德国和日本，都是一种帮助的性质，何況中国。我这次到美国去領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很受感动。一千多美国人，盛裝出席参加我这个颁奖典礼。他们也不认识我，他们干嘛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呀，关心全世界的自由。他们都是普通的美国人，不是政府成員。他们关心全世界，关心和平，关心人类的进步，这是美国的主流力量。

当然我也不赞成美国的一些霸权做法。特別是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对立取消，美国帶头裁军可以促使全世界走向和平。但是美国錯过这个机会。它沒有裁军，还研发更多的武器，我觉得他们要好好地自我反省。
但是总的說起来，我觉得美国人还是真正的爱好和平爱好自由，愿意世界走向发展的。我在美国多年，这个感觉很深。

资本主义是相对最好的主义

王旭：茅老，現在有人主张改革应当重新回到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您怎么看？

茅于轼：有一种意見认为毛泽东的錯誤是否定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我们还要恢复新民主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呢？这是一个非常勉強的东西。因为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是最终方向，这是它的原则。但是事实上全世界成功的都是资本主义。

什么叫资本主义，就是讲私有制，自由交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宪政，有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沒有什么剥削不剥削。因为如此，成功的都是资本主义。
认为我們的发展道路必須经过这段新民主主义，为的是最后还要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有问题了。共产主义純粹是幻想，马克思的这个东西害了这么多人，全世界死了几亿人作为代价，到現在还想不清楚，太可惜了。西方国家誰也不相信共产主义的。当然不能讲一个沒有，还是有一些人。但是在主流社会沒有人相信共产主义。

马克思看到私有制的毛病，他沒有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我们人类还沒有发明出一个沒有毛病的社会制度。从哲学上讲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只能在好几种制度中选一个比较好的，那还是资本主义好。它有各式各样的毛病，但是可以慢慢地克服。你要否定它，请你拿出一个新主义来。共产主义更糟糕，已经为事实反复证明了。

从前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所以才有世界的共产主义高潮。以苏联为首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后来这个阵营自己就四分五裂，闹矛盾。且不說苏联死了多少人，跟中国一样，饿死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这个教训，这条道路的结果就是独裁。计划经济、公有制，它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沒有理由再要走那条弯路，搞新民主主义。清清楚楚，就是私有制，公平竞争，自由选择，沒有特权，按法律办事，法治社会，領导人由民主选举，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全世界的方向。你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叫什么都沒关系。问题是私有制的，是公平竞争的，是自由选择的，是法治的，人权得到保障的，沒有特权的，这才是一个我們共同的目标。



中国式高校评估可以休矣
王军：与政府主导的其他检查类似，高校评估也充斥虚假成分，用“形式主义”和“走过场”来形容都有些轻描淡写。
更新于2017年4月26日 06:16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军 为FT中文网撰稿
目前，中国教育部正在进行新一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依官方安排，此轮评估自2014年起，至2018年结束。可见历时之久，工程之大。
由于审核评估属例行公事，无太多新闻价值，因而，中国媒体鲜有报道，社会关注度也不高。不过，就身处其中的高校而言，景象却大不相同。例如，对于办学资历浅、声誉平平的高校，评估可是一次“战役”，不仅提早大半年就成立了“评估办”，而且两天一小会，三天一大会，全民皆兵，操练、演习和彩排一样也不少。
毫无疑问，对高校进行评估不仅必要，而且有益，因为高校办得如何总要有个说法，社会也需要这样的信息。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评估，而是谁来评估和怎样评估。
与中国政府主导的其他检查类似，高校评估也充斥着虚假的成分。用“形式主义”和“走过场”来形容都有些轻描淡写，若说评估劳民伤财，是一场摧毁价值的狂欢，则一点不为过。
中国高校重视评估，因为这关系到领导的乌纱帽。借助评估，学校可捞取更多的资源。教育部门挥舞评估指挥棒，进一步加剧了高校追求数量发展的倾向，因为评估一次，高校就“大跃进”一回。以内涵为主的质量发展，被忽视了。毕竟，高校在质量方面不太容易取得进展，更不易观察，远不如“摊大饼”式的数量指标容易堆砌和直观。譬如，一些师资力量不足的高校为了评估，可以不惜血本，大价钱引进高端人才。至于评估以后，这些人才如何利用，是否有“放水养鱼”的条件，则无人过问，结果造成大量浪费。
即使评估如教育主管部门宣称的那样，是件好事，但能否办好，却不由教育部门的意愿和性子来。哈耶克曾说，通往地狱之路往往由善意铺就。全国如此多高校，用一个标尺来衡量，不就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吗？而管理者自以为可以这样做。
从评估的方式看，中国现行的高校评估是自上而下的，即以上级指派的几位专家为主导进行的评价。这种垂直式的评估方式，无论从参与的个体来说，还是就采集的信息来看，都显得封闭有余，开放、透明不够，而多年评估一次，每次耗时几年的轮流评估，又令评估结果缺乏动态特征，无法满足社会各界对高校的了解。
高校评估最终会形成一份报告，然而，由于信息传递出了问题，这份报告的价值被打了折扣。原因是，被评估学校早早获得通知，有足够时间准备。评估专家看到的资料和信息已被过滤、筛选和粉饰，早就偏离了真相。更有一些高校，为了评估过关，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例如，部分高校由于教学档案存在问题，年份不够，就挖空心思“做”档案。可以说，篡改历史记录和资料，提供虚假信息，已成为中国高校评估中公开的秘密。
通常，评估专家均来自体制内其他兄弟院校。由于与被评估学校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这些专家能否给出真实意见着实令人怀疑。出于面子等原因，即便这些专家在评估中发现了问题，也会有所保留，因为他们清楚，现在他们评估别人，改天自己也会被人评估。于是，别把事情弄得太难看，你好我好大家好，成为心知肚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估与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无异，更是一种隐蔽的腐败和权力滥用。
对于评估中出现的种种怪事，教育主管部门不会不知道，他们只是睁一眼闭一眼而已，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使得中国高校评估很难做到客观和准确。
为避免上述信息扭曲情况的出现，政府应鼓励社会各界参与高校的评估，允许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对高校进行评价，目标是建立起分散又有序的评估架构，实现评估过程的独立、透明和公正。换句话说，对高校评估不能仅由上级指定的几位专家说了算，而应该包括更多的社会和民间因素，他们要么独立于高校，要么与高校没什么利益牵扯，唯此，评估才有价值和说服力。
考虑到中国任何提前预知的政府检查大都会走样的尴尬现实，即便眼下教育部门想要主导评估工作，也应以“微服私访”的方式进行。这样做的好处，除去改善信息的真实性以外，还可节约开支，减少对高校教学活动和秩序的干扰。当然，这只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依此精神，让更多的社会和民间力量参与到中国高校的评价中来，就是市场起作用的一种标志，而政府转变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内容和方式，也是政府自身“供给侧”改革的体现。从长远来看，中国高校的评估，终究要由目前垂直、封闭和定期的评价，向横向、开放和动态的方式转变。为此，教育部门应逐渐将审核评估委托或让渡给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实际上，国外尤其发达国家高校的评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社会和市场基础之上的，即以横向信息的整合为主，没有政府主导的纵向评估。横向信息中，来自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最有价值。这不难理解，因为毕业生是高校的“最终产品”，同时也是高校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和见证人，他们的意见不仅值得尊重，而且还应占据相当的位置。
遗憾的是，中国高校评估忽略了上述两个关键因素。在教育部给出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范围”中，竟没有毕业生反馈意见这一项，而用人单位意见也未给予应有的权重。虽然评估涉及到一些学生因素，但针对的也仅是在校学生，这显然不够充分。因为我们清楚，对一个学校的整体感知和评价，毕业多年的学生最有发言权，他们的反馈意见远比在校生的来得客观和准确。
中国教育部门或许会以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意见不易采集为由，继续沿用和推行现行的评估做法，拒绝向横向评估方式转变。为此，教育部门需要更新理念，因为现在借助互联网工具，获取、整理和分析横向信息，技术上已不再困难。无论就信息的真实性而言，还是就投入的成本来论，横向的评估方式都值得尝试。
中国已实行市场经济多年。依市场逻辑，企业的优劣，应由其产品的消费者说了算。这种逻辑虽然残酷，但却真实，不绕弯子，当然也最公正。然而，目前中国高校的评估就如同企业的优劣不是消费者说了算，而是企业主管部门说了算一样，透露出教育主管部门顽固不化、拒不改革的陈旧思维。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行业的变迁，恐怕没有那个比教育部门饱受如此多的争议和诟病。从办学理念和教学内容设计等关键环节上看，今天的中国教育本质上与改革开放之初没什么两样。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教育部门长期被一些墨守成规的官僚所把持。时间已经证明，指望这些人锐意进取、推动改革已不大可能。对中国教育部门的改革，亟待拿出当年改革者的胆识和勇气：不换脑筋，就换人。
中国式高校评估可以休矣！


回忆我的父亲——潘景寅
【2017-05-15 13:14 讯】
作者：潘鹭口述，舒云整理


2012年7月，父亲潘景寅冤死41年后，我专门到蒙古温都尔汗祭奠父亲，为父亲扫墓。这是母亲的遗愿，也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心愿。一我的父亲潘景寅是空军34师副政委、林彪专机飞行员。1971年9月13日驾驶载有林彪的专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41年来，关于坠机原因众说纷纭，始终没有结论。父亲热爱飞行。我们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姐姐叫潘鸶，我叫潘鹭，弟弟叫潘鹏，都与飞行有关。因为父亲飞行技术好，人又老实，提升很快，从大队长、副团长升到团长、副师长，仍继续飞行。直到父亲离开我们很久后，我们才慢慢知道，父亲是中央首长的专机飞行员，给毛主席、宋庆龄等都开过专机。多年来，父亲执行了很多次重要的专机任务，全部圆满完成，没有出过任何飞行事故。父亲曾三次为毛主席驾驶飞机。1967年7月20日，父亲驾驶的伊尔-18飞机从昆明被紧急调到武汉，由父亲担任机长，把毛主席送到上海。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父亲驾驶的这架飞机被中国航空博物馆收藏。父亲最后一次飞行是给林彪当飞行员，他只给林彪开过这一次三叉戟，不幸以身殉职。二1970年6、7月，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四架三叉戟，这是中国首次拥有大型运输机。本来已下达调令，调父亲到空军机关工作，因为接了这批三叉戟，要培养飞行员，又把父亲留在西郊机场。父亲带队到广州改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父亲飞出来以后再教其他飞行员。256三叉戟是四架三叉戟中最好的一架，因为中央规定，毛主席不再坐飞机，所以这个一号专机就给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由父亲任机长。父亲常常说走就走，母亲担惊受怕，总怕他有个三长两短。父亲飞上了三叉戟，不止一次对母亲说：“这回你该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几个发动机，不会那么巧都坏了，只要有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就能降落。”此后母亲放心多了。我们家住在西郊机场家属区，以往小飞机声音小，三叉戟是大飞机，声音比较大。每逢三叉戟降落，母亲都能听到，就对我们说：“你父亲回来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弟弟去接父亲。三叉戟改装好后，需要多次试飞。姐姐潘鸶因小儿麻痹在长春治疗，母亲几次催促父亲把她接回来。正好父亲申请到长春航线，“九一三事件”前一个星期，父亲去长春试航，顺便把姐姐接回北京。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曾追查父亲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根本扯不到一起。三叉戟刚到西郊机场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还曾爬上去看过。我有幸看到过三叉戟的全貌：整个飞机都是通着的，当时还没有装修。我姐姐是第一个坐２５６三叉戟的客人，据她说：这架三叉戟改装后，机舱中间加装了门，里面还有供首长休息的床。三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的路上，我的头一直在痛，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父亲1929年1月出生，他从小没有母亲，跟着姑妈长大，是个苦孩子，１４岁就给地主放牛。1946年6月，后来编为四野的部队路过他老家，他把牛鞭子一扔，跟着部队走了。他一走不要紧，地主找我爷爷要牛，交不出牛来就灌辣椒水，爷爷差点儿死去。所以后来父亲对我爷爷很好，“文化大革命”中把我爷爷接到北京。母亲专门请了保姆，最后为我爷爷送了终。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聪明好学，年纪又轻，被选到空军一航校学飞行，毕业分配到空军３４师任飞行员。因为父亲的工作性质，他一直没有谈对象。航校同学尚登峨的岳父是老红军，在南口驻训。得知房东有个女儿孙祥凝正在北京大学护校上学，就当红娘把她介绍给父亲。一见面，双方都满意。父亲长得很精神，身高一米八，姥姥、姥爷很满意。母亲长相也很出众，脾气又好，父亲更满意，一拍即合。这时父亲已经３０岁了，大母亲８岁。北京大学护校也很支持，特批结婚，但要求在校期间不许生孩子。母亲后来说：“谈什么恋爱呀，就没怎么见面。老潘老出差，我那时又经常上夜班，结婚后也一样。”父亲老不在家。母亲是海淀医院的护士，老要上夜班，所以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在南口的姥姥家长大的。我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很少。父亲很少来看望我们，偶尔在家也从不多说一句话。姐姐潘鸶小时得了小儿麻痹，没钱坐车，都是姥姥一步步背着她进城看病。经过治疗本来已经好转，因为父亲走了，治疗没有能继续下去，至今姐姐仍站不起来。四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日，父亲刚出差回来。他难得在家里过个星期日，母亲、老舅、姐姐和我包饺子。邻居给了半个瓜，父亲最爱吃瓜馅，母亲拌了两种馅，瓜馅舍不得给我们吃，专留给父亲。父亲是家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听母亲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在家里也没有感到困难，只要他一回家，母亲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说他在空勤灶吃惯了。每个月配发的二两肉母亲都舍不得给我们吃，她和我们吃大萝卜条子和白薯，把肉留到星期天给父亲吃。父亲很忙，就是星期日，也不在家。没有飞行，他就在办公室看书练字，随时待命。这时来了三个电话，都是找父亲的，有紧急任务，可是潘副政委没在办公室。父亲此时在理发室理发，以后听100团政委安治梁叔叔说，父亲这时吃了三片安眠药，准备理发后抓紧时间睡一觉，没想到要立即执行任务。父亲回到家里，瓜馅饺子还正在煮。来不及吃了，父亲二话不说提着旅行袋就出了门。专机飞行员都有个旅行袋，装着牙具、毛巾和拖鞋什么的，以备随时出发。结婚的时候，组织上就告诉母亲，父亲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经常出差，你什么都不要问，也什么都不要知道。母亲一直严格遵守这个原则。平时在家里，母亲很自觉，觉得部队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党员，还是躲远一点。父亲拿回来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母亲看也不看。甚至作为飞行员待遇发给父亲的巧克力和水果，母亲也自觉不吃。父亲说走就走，母亲也习惯了，从来不问，既不问父亲上哪里去，也不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这一次母亲也不知道父亲上哪儿去，以后才知道是去北戴河。幸亏当时场站政委的家属领着儿子在我家串门，以后追查，他们正好当了证人，说父亲临走确实什么也没说。父亲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临出门，他说“今晚可能回来”。北戴河离北京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晚上7点40分，256专机飞往北戴河，随即降落在海军所属的山海关机场。后来母亲才知道，在父亲最后一次上飞机的那个夜里，父亲一直没睡，坐在机场调度室，烟灰缸里装满了烟灰。自从50年代周恩来去万隆会议那一次被特务在飞机上安了炸弹炸了飞机后，父亲就对专机看得特别紧，宁肯自己不睡，也要保证专机安全。五在母亲眼中，父亲不爱出风头，话也极少，从不跟什么人跑来跑去，有时间就钻研飞行技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父亲的性格，父亲有个侄子修沙河机场，想当兵。正好父亲那时在沙河机场当团长，办个男兵应该问题不大。但父亲说，你结婚我可以给你点钱，但你当兵我办不了。侄子只好回家种地。以后侄子在老家盖房子，母亲给他一些钱，算还了父亲的心愿。“九一三事件”后，组织上查来查去，没查出父亲有什么问题。10月5日，母亲到海淀医院上班，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办了学习班。学习班是那时的时髦语言，其实就是拘留了，不让与家里联系。母亲被一关四年，因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推来推去，最后关在海淀卫生局。时间长了，也就松了，没人管她了，换饭票也没人管。母亲很想看望我们三个孩子，乘机溜回家。因为没钱买车票，徒步走到南口。海淀卫生局发现母亲失踪了，请示北京市委吴德，说“政治保护”，南口派出所把刚到家的母亲弄走，升了格，关到海淀公安局拘留所。临走，母亲对姥爷、姥姥说：“爸妈放心，他们不害我，我自己不会自杀。”之后母亲“失踪”了，姥姥到处打听也找不到母亲的消息。母亲被关进拘留所的日子不好过，每天白菜汤窝窝头，睡地铺。这些母亲不在乎，她性格很开朗。但在那种压力下，母亲不敢言声，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再扣上什么罪名。反正已经说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就这样前后关了一年，母亲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时间长了，也揭发不出什么新材料，几经请示，母亲才被放回家。母亲从拘留所出来时，虽然才30多岁，但面黄肌瘦，头发特别长，我们都不认识她了。母亲在南口姥姥家又闲了三、四年，就这样八年过去了。母亲要求上班，海淀医院很关心，卫生局长还来看过几次，只是说不好安排，还是在家休息吧。这时，母亲还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姥姥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来，怕她找来找去，再被关进去。姥姥说：“让上班就上班，不让上，家里也能过，就带着孩子过日子吧。”几经周折，直1978年9月15日，母亲才重新回海淀医院上班。先安排在北下关门诊部，那里没食堂，工资还不够她一人在外面吃饭。一、两个月后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淀医院，被安排在挂号室。六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１１岁，姐姐１２岁，弟弟才刚刚２岁。母亲被抓走了，专案组想把我们姐弟三人送回父亲的老家河北迁安县农村。因为父亲老家没有亲人了，才不得不又把我们送回南口姥姥家。

我姨父王玉琳是南苑机场的飞行员，开飞机送朝鲜代表团去上海参观，正巧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就不让他开飞机了，让他坐火车回北京。之后停飞，被转业到沈阳。姨和姨父把１岁和３岁的两个女儿留在南口姥姥家，加上我们姐弟三人，一共五个小孩。１２岁姐姐潘鸶最大，但她因小儿麻痹双腿残疾，１１岁的我成了家中的“壮劳力”。家里还有三个大人，姥爷７０多岁，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被关了四年，放回家后精神恍惚。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全靠６０多岁的姥姥撑着。每天我帮助姥姥洗全家的衣服，小院都晾满了。晚上姥姥把三个小孩子哄睡了，她还要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每天都熬到深夜。

父亲在时，家里经济不发愁。父亲不在了家里就塌了天，特别困难。母亲只有３０元工资，姨舅们时不时帮点忙也有限，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爷的一点退休金。家里三个小孩子，吃不起牛奶，姥姥就养了一只羊，挤羊奶。还养鸡、种菜。

我们姐弟也因父亲受牵连，遭遇了很多痛苦。要是父亲在，姐姐潘鸶的腿就治好了。而我当时被国家女篮选上，却因为父亲的问题政审没通过。弟弟潘鹏是甲级身体，却因为政治问题当不上兵。本来父亲对母亲说，将来孩子们的工作选三样，当兵，学外语，搞医。我们姐弟三人都没有实现父亲的心愿。

七

母亲放出来后非常不服，到处写申诉信。她首先就想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每年都要往返于北京和上海，常坐父亲驾驶的飞机。有时宋庆龄指名要父亲担任机长，她在上海还请父亲吃过一顿饭。“九一三事件”前，宋庆龄仍在等父亲送她去上海。所以母亲第一个想到了她。宋庆龄接到母亲的信后，很快派秘书到海淀医院来了解情况，但阴差阳错没见到母亲。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费尔的谈话。因为正值审判“两案”，费尔专门问：“你们是怎样对待“九一三事件”中的飞行员的？”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林彪）飞行员是个好人。”我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句话，鼓起了上访的勇气。

我陪着母亲上访了整整一年，终于拿到父亲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空军３４师给我们家落实政策时，母亲提出三条，一是大女儿潘鸶是残疾，安排工作，减轻负担；二是二女儿潘鹭在南口上班，调回城里工作；三是抄家时东西丢了，要折价赔偿。这几条要求西郊机场基本上都答应了。但母亲提出房子问题没有解决。“九一三事件”后，原来分配给父亲的住房被强行收走。当时机场没有房子，就拖下来。以后要给母亲西郊机场的房子，母亲不要，她对父亲的死伤透了心，不想再听到飞机声了。

八

父亲自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牺牲后，母亲和我们三个儿女都很想为父亲扫墓，无奈母亲因政治以及身体的原因始终未能成行。父亲最后这次飞行是从北戴河起飞的，于是北戴河就成了母亲的祭拜地。拿到父亲病故通知书以后的每个夏天，我和弟弟潘鹏都要带母亲去北戴河海滨，这是全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我们陪母亲从北戴河海滨回来，全家聚餐，庆祝八一建军节。表面上看不出母亲有什么异常，饭后母亲洗了澡，也洗干净了衣服。她最后望了一眼孙子，走到房门前，顺势滑到地上，永远闭上了双眼。我们这时才知道，母亲每次从北戴河回来，表面上心情很好，但心里悲痛万分。

要说母亲的晚年很幸福。弟弟潘鹏的儿子健康活泼，已经上幼儿园了。弟弟潘鹏是母亲唯一的儿子，因为长期无房，结婚多年却不敢要孩子。直到几年前，我和弟弟同时买了相邻的经济适用房，母亲才盼到孙子。要是父亲健在，看到一大家子人，尤其是看到宝贝孙子，真不知道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可是现在……

我们姐弟三人在母亲老家北京南口的山上为父母建了一座合墓。合墓中只有母亲的骨灰，而代表父亲的，只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以及朋友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捡回的一小块熔化的飞机铝片。

九

父亲冤死４１年了，我终于来到埋葬父亲遗骨的蒙古温都尔汗的荒原上。我们在蒙古乌兰巴托见到研究“九一三事件”的蒙古学者达西达瓦教授，他认为林彪专机是驻蒙古的苏军打下来的。我们在温都尔汗现场附近见到一家牧民。老牧民告诉我们，中国飞机失事后他到现场看过。听目击者说飞机是先着火，后掉下来的。

父亲飞机的坠毁至今还是一个谜。

坠机地点是一片荒漠，机上九人的合墓已经毫无踪影，只能估摸着是在半山坡上。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个装满鲜花的花篮放在墓前，把酒洒在干燥的土地上，然后我深深地向父亲鞠了三个躬。我在父亲的墓前站了很久。我告诉父亲：您安息吧，母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姐弟三家人互相照顾，都生活得很好。不远的将来，我们姐弟还会一起再来看您，并争取把您带回北京南口，和母亲永远团圆。


第一家庭闹内讧，新加坡还值得中国学习吗？
原创 2017-06-17 邓聿文


新加坡第一家庭的内讧让我们许多人又多了一份嘲笑他的理由。中国人对新加坡，可用“爱恨交加”来形容，“爱”是因为新加坡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在谈到新加坡时，很多人不自然地在感情上有一份亲近；“恨”是因为在关键的站队外交中，新加坡却并不站在中国一边，甚至在一些事情上还对中国落井下石或者恶语相向。因此，有关新加坡的对华消息，很多时候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关注。
不过，这次第一家庭的内讧同中国无关，纯粹是这个城市国家的内政。甚至内政也谈不上，是人家的家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弟和妹妹李显扬李玮玲日前在Facebook发表长达六页的声明，指控他们的这个兄长和妻子滥用权力，甚至要扶持自己儿子进入政坛，李显扬还称，在合适的时候他要离开新加坡，移居他国。这不是两人第一次指控李显龙。事情虽然是由对李光耀故居的不同处置引起，但也涉及到政制之争。
此次第一家庭的内讧成了新加坡关注的焦点，自然在中国广受瞩目。李显龙对弟妹的指控进行了回应，从新加坡民众的反应来看，多数支持李显龙，看来，这位总理在新加坡还是人缘颇好的。
我不想过多谈第一家庭的内讧，还是说说中新关系。开头讲了，中国人对新加坡是“爱恨交加”，这样讲可能有些言重，因为到今天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我相信多数民众对新加坡可能是瞧不起，认为新加坡那么个“屁大”的国家，怎么有资格和中国“平起平坐”，说中国的不是呢？
中新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敌到友，从不正常到正常的过程，中间自然免不了磕磕碰碰，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新加坡自建国后，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视，曾经与中国为敌，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两国才化解了敌意，不过，李光耀访华后，对中国的看法也由原先的有些惧怕变成瞧不起。也因此，在中国改革的早期，新加坡充当了某种程度的“窗口”和老师的角色。那时的对华投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和新加坡。两国还在苏州合办了一个工业园，引进新加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此后两国关系升温，在本世纪初期，大批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受训，学习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模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市长班，专门培训中国的市长和书记，一直到现在还在办。
除此外，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也曾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热潮，一些学者主张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一党执政”模式，以及新加坡的法治。以至于前些年全国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团不计其数。
不过，近年来，中国对新加坡的热情降温。理由大概有以下三条：一是除了投资和工业园建设外，其他的如社会管理和政制学习，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明显；二是两国遇到了一些互信障碍，新加坡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某些事情上，没有和中国相向而行，而是和中国唱反调；三是中国的全方位开放自然也使得新加坡的桥梁和窗口作用减弱。这点也适用香港。上述几个因素，特别是第二点，导致新加坡在中国民间口碑和形象变得很差。民间开始对新加坡起了不屑和厌恶的表情，这多少影响了近年的中新关系。
那么，中国今后是否还要学习新加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换成新加坡是否值得中国继续学习和效仿？
理论上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小也有小的优势，不能因为小，就认为人家的经验不值得学习。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其面积还比不上北京的海淀区，它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被人抛弃的国家发展到今天人均GDP差不多是世界第一的国家，当然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并不是小国都能取得新加坡这样的成就。很多比新加坡还小的国家，现在还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新加坡能够做到必有它的诀窍。对此，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我就不重复了。
但另一面，从学习的效果来看，我们并没有听到或看到，哪个地方学新加坡学得很好。原因就在于，两国的国情和政制差异太大。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新加坡没有，如何用新加坡管理社区的方式来管理农民工？再如前些年喊得很响的高薪养廉，新加坡能做到，可我们做不到，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官员数量太多，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更在于，中国的官员跟新加坡官员的福利结构不同，我们的官员有很多显性和隐形的福利，新加坡则没有。又如，新加坡的议员接访日也一度受到我们推崇，可我们也有信访和官员接访，但为什么我们起不到新加坡的效果，原因是两国的政制不一样。
所以，新加坡的经验不好学，简单地把他们的做法移植过来，很可能变形走样。
坦率地说，我是反对把新加坡作为榜样来学习的。与其学新加坡，不如学韩国或者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后两者其实更适合我们。
主张学新加坡的，一个隐含的前提是，新加坡的体制也是所谓的威权体制。现在，第一家庭的内讧让我们看到这个体制也有不好的一面。但相对来说，或者比起世界上其他的威权体制，新加坡在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发育等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比如，新加坡有反对党，其议员和政府领导人是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人民行动党虽然长期执政，但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特权，宪法并没有规定它是执政党。新加坡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法治实施之所以做得比一些发达国家还好，跟它的社会制度和政制结构是分不开的。
这样一套东西，我们很难学到，即使是其他国家，也很难把新加坡的经验复制过去。因此，我不主张学新加坡。在充当中国的师傅角色上，新加坡完成了历史使命。


微信群友最好具备相容的性倾向
2017-03-04 吕良彪
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摘自《常识》
一、“政见如同性倾向”——你我注定无处可逃

今天，一个师弟终于“不堪忍受”地退出了某微信群，因为这个群并不是他所习惯的“歌唱祖国”、“正能量”。我非常理解他，毕竟身处老区、体制内“受教育”多年。想起自己当年在体制内的时候，也是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强烈爱国；喜欢抵制和封杀；讨厌有人说中国人素质不好；相信中国人搞民主投票必会大乱；崇拜大领导；厌恶大领导以外的中小官员；国民党抗战摘桃子；W党小米加步枪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领袖伟大、人民幸福、外国很乱；苏联是社会主义曾经的高峰，中国是社会主义的领袖；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切阴谋都与美国使坏有关；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见到关于伟大的党、伟大祖国的负面言论发自内心的无比愤怒甚至情不自禁地严厉斥责……出来以后见识多了才明白：其实，绝大多数如我先前那般的“爱国奴”之所以思维偏执，不过是因为他们始终只被灌输接受一种观念、一类信息。阿呆倒是觉得：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回归常识而非局限于意识形态，是治疗长期洗脑综合症与威权恐惧症的最佳药方。习总极为推崇的那本叫做《常识》的书里写道：爱国绝非歌颂政府与政党伟大，而是保护好国家不受政府侵害。主席老早就讲过：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中国老百姓一直都朴素地认为：忠言逆耳，奸臣谄媚。民间俗话说：阳萎男人才怕人家说软！虽然我尊重师弟的价值观，但依然由衷地希望这位忠诚耿直而纠结的师弟能够尽快心智成熟起来，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共同的母校吧。
想起近来在微信朋友圈读到两篇文章，标题很有意思：一篇是署名吴有水律师的《打死别和朋友谈政治》；另一篇是署名陈林松的《如何面对朋友圈的傻逼》。阿呆倒是以为：政见如同性倾向！——其实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注定冲突，虽可调和但更容易被人挑得要拼命。从抵制肯德基、麦当劳到当下的韩国乐天乃至当年开韩国车的“爱国者”砸了汉奸开的日本车到当下开韩国车的又被斥作卖国贼——“打死别和朋友谈政治”，可能么？！如何看待大阅兵，是政治；如何评判天津爆炸，是政治；歌颂政府还是批评官员，是政治；同不同意对贪官废除死刑，是政治；如何认识和对待安倍、普京、奥巴马们，是政治；以什么样的姿态拥护党中央、习主席，更是政治；而对毛泽东主席的看法，甚至依然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政治.....谈与不谈，朋友间的感受都在那里；谈与不谈，每个人对社会对历史的认知与行动也都在那里；谈与不谈，朝阳区人民群众乃至公安与国保对你的关注与关爱也会及时地出现在那里。
二、政见如同性倾向——矛盾注定无从避免
“心平气和谈政治”，可能么？！近年来因为偶尔评论时事且流传甚广，许多兄长、朋友时常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对我进行劝导：一是建议我将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在多做些业务干“实事”上面；一是认为我现在文风更“狡猾”，不能旗帜鲜明地支持民主宪政；一是担心在这样的时代以不是“歌颂祖国”的方式谈论政治，很容易会有麻烦；一是认为我认识有错误，中国按我说的走必然中了美帝国主义圈套，必然会使中国面临伊拉克式的乱局......冯小刚微博里的一段话我特别感同身受：“说两句实话的代价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咱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大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好在，各种基于爱与宽容的不同声音听得多了，更能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元与巨大的个体差异，更能懂得了克制与包容的可贵与艰难。如某位哲人所说：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
在异性恋占主导的世界里，同性恋是一种罪恶或是变态；反过来，在被洗脑为同性恋才正常的群体里，异性恋也会变成怪胎甚至罪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你所认为的那些“傻逼”们看来，你他妈才真的是“傻逼”！
三、政见如同性倾向——冲突如何理性控制
不同政见者和平共处，可能么？！大阅兵的时候，明星范玮琪在微博上居然不顾着中华民族如此伟大的事件而是晒出自己儿子照片，大大激怒了“广大爱国群众”，一时间调侃、侮辱乃至谩骂、诅咒之声无数。——诚如莫言所称：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阅兵，有人爱看，也要允许有人不爱看；可以允许有人歌颂，也应该允许有人不歌颂。但戾气深重的社会往往是容不得异己的，因为“政见”不同，夫妻反目、父子互污、家人告密时有发生，在某些灾难岁月更是大规模地泛滥。异性恋的世界里，相当一部分地区同性恋依然被看作是罪恶，甚至可能会被处死。在我国，同性恋也由一种需要惩罚（拘留、劳教）的流氓行为，到成为一种“精神病行为”，再逐步过渡到“无罪化”、“非违法化”的状态。同性恋行为原则上不被作为违法行为予以惩罚，但在“传统观念”中依然是被认为“不正常”的。如果这种偏见无法受到法律和道德的有效约束，很可能就会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伤害。——当下中国，歌唱祖国、歌颂党和政府、骂日本骂西方之类便是“爱国”“正能量”，而主张民主、宪政、批评政府和官员、反思中国存在的巨大问题、主张学习欧美乃至日本的先进事务，往往容易被当成某种类似“同性恋者”的异类，往往会受到歧视甚至遭受某种打压、迫害。——这种伤害，可能来自公检法等公共权力，也可能来自“愤怒的爱国群众”。
林语堂说：中国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低阶层，利益每天受到损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寻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不容易。——现实中环顾四周你会发现：那些不畏艰险为百姓为民族直言讲真话的人，谩骂攻击他们的往往不是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而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一批爱国奴。显然，围攻麦当劳、肯德基和当下乐天的，以及U型锁打残开日本车的中国公民的，便是这样一批“爱国奴”。
习中勋同志曾经提出中国要有《不同意见保护法》。——当下问题，不仅要有法律约束权力，更要当政者真正具备政治自信与宽容；不仅需要有法律约束民间暴戾，更需要政府引导民众理性平和而非激发民众某种诸如砸日本车之类无谓“爱国激情”。——我们反对韩国布署萨德，同样要甚至更应该抗议朝鲜核暴。针对性、偏向性的抗议，是转嫁国内矛盾的一种低级而有效的手段。
四、政见如同性取向——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淡定消解彼此分歧，如何做到？前些年大成台湾开业时，吴伯雄先生出席庆典。伯公轻车简从，独自从车库上到圆山饭店礼堂；排名也是根据学校资历排在在台大当教授的师兄之后；会后又一个人自己下到地下车库坐车离开。而前些年我在韩国参加中韩两国总理接见两国青年代表的仪式时，主持人居然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志愿者！
政治的平民化、规则化、公开化与官僚化、神秘化甚至恐怖化，是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基本的外在区别。政见如同性倾向——社会需要有基本共识之下的多元价值取向。我们需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而无论其他人是否接受——只要他或她不因此妨碍他人合法权利；政见如同性倾向，我们坚信性倾向的自由与宽容，绝对不足以影响人类种族的繁衍——正如任何一种政见，都应当符合现代民主最基本的信念。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总书记在九三大阅兵盛典上讲的这两句话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前者，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无法阻挡；后者，说清了民族复兴的必然路径，谁也无法混淆。——无论左派、右派、中间派，无论在朝、在野、在海外，没有谁不期待中国政府有作为、官员不腐败，没有人不希望百姓安居乐业、中国在国际上有地位、受尊重。——至少，这是当下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我们通过普及常识、传播真相、寻求和解以形成更大共识的起点。
启蒙必须努力达成共识。否则，改良与GM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皇帝与公仆：金正日访华和默克尔访华对比
据媒体报道，2010年5月3日，金正日一行访华第一天投宿的大连富丽华酒店，租下了该酒店西馆的全部306间客房。酒店有关负责人说：“除了宴会厅和会议厅，租下西馆全部客房一天所需费用达3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金正日访华，仅一天住宿费高达30万元人民币！金正日投宿的总统套房，面积达750平方米，内部装潢豪华，配有两间房间和三间卫生间，备有按摩浴缸、蒸汽浴等豪华设施。同时具备能够收容10多人的小会议厅。
此外，金正日访华期间乘坐的车辆为超级豪华车奔驰迈巴赫，市价达5000万元人民币。中还为大规模朝鲜代表团提供了40多辆轿车和巴士。而这些费用，即金正日一行在华期间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
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中国南京访问的情景。媒体报道了一些细节：默克尔抵达南京后，获安排入住南京市“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套房400多平方米、可以看到南京全景。但默克尔认为这个安排过于奢华，坚持要入住70多平方米的普通商务客房，房价1800元（总统套房的二十分之一）。默克尔说：“普通豪华套间条件已经足够好了。”早餐时的细节更令人感动。酒店本来准备了两套方案，房内用餐或是在只为贵宾服务的46楼行政楼层索菲特会所用餐，但默克尔总理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去7楼锦绣西餐厅，而且不进VIP包间，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道在大厅吃自助早餐。吃早饭时，默克尔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默克尔在拿食物时，一不小心把麦片面包掉在地上，她不让赶过来的餐饮经理帮忙，而是自己将面包捡起，放回了自己的盘中。默克尔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面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两片麦片面包......。
一个是穷如乞丐的朝鲜，是“血盟兄弟”；一个是富得流油的德国，被划入中的“敌对势力”。同样是访华，金穷奢极欲，默克尔简朴率真。不要夸夸其谈说什么地缘政治、长远战略、双边利益之类似是而非的东西，仅从上述对比中，老百姓基于自己简单朴素的认知，就会得出自己的判断。
信息一旦开放，任何谎言都欺骗不了哪怕是头脑简单的人，除了那些本来就是要存心骗人的家伙。


西方学者：中越战争的意义之大，很少有人知道
2017-06-10
百事通


导读：一个西方人写的中越战争，值得细细品味。
现在国内有关中越战争的资料非常稀缺，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得到的信息现在看来许多都难辨真伪，所以我们认为对中越战争的研究应慎之又慎。
我的外国友人在今年夏末已经写就了第二篇分析报告，后根据网友提供的资料对许多细节作了相应的修改，但仍然被他们的上司以文章过于亲华、过于赞誉邓小平为由而加以否定。
而我看这篇文章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如果就此废弃扔掉实在可惜。于是我按着自己的理解将该文翻译成汉文，标题没有更改，这就是下面即将奉献给大家的《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一文。

谨以此文献给文章的原作者——我的加拿大及芬兰朋友，尽管他们不让透露真实姓名，但对他们长期关注中国等东方国家命运的研究深表感谢！同时，也以此文献给国内外关心中越战争研究的各位网友，对他们给撰写此文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

最后，向中越双方在战争中死难的10多万军人和平民表示深深的哀悼！向亲历这场战争的中越双方数百万军人和平民表示深深的慰问！
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
冷战的转折点其实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这场规模有限，时间短促，方式落后的战争当时虽然引起整个世界的震动，但不久就被人遗忘，没人会想到从这一年开始，仅12年整个苏联东欧集团就彻底崩溃。而在此之前的34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尽各种办法削弱苏联，都收效甚微，苏联在1979年反而达到了其扩张的巅峰。
（一）中国在冷战中的特殊作用
苏联在这么短的时间戏剧性地崩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尽管苏联崩溃22年来各种各样的评论层出不穷，已经发表的著作和政论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却论述不多，那就是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间发生了战略角色的转换：中国从苏联名义上的盟国变成了美国事实上的盟友，而完成这一转换的标致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
1945年以后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分而治之的世界，但不论对美国还是苏联，中国的态度无疑都非常重要，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份量不是美国和苏联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替代的，不论中国加入苏联和美国的哪一方，另一方都会受不了。从1945年往后的40年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都有一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背叛，苏联方面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等，美国方面有古巴、法国、委内瑞拉、伊朗、尼加拉瓜等，这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要么加入了对方的集团，要么游离于东西方之间，要么重新又回到了主子的怀抱，但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撼动苏联或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没有影响冷战的整个格局，这些国家的离开或加入对美苏双方来说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在冷战的前期加入了苏联为首的东方，美国跟着就开始倒霉，险一崩溃；中国在冷战的后期脱离苏联又加入了美国为首的西方，苏联跟着也开始倒霉，最终走向了崩溃。
跌了跟斗的美国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而是急于在别的地方重新找回面子。那时的美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所以12年后，即1965年，美国在越南又介入了一场跟中苏的对抗。尽管中苏当时已经公开决裂，但在越南共同对付美国这一大事上，却是一心的。1965年时的苏联和中国当然跟1950年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美国在越南遭到了比在朝鲜更大的失败，不仅美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而且亲美的南越也被亲华亲苏的北越整个吞并。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遭受的两场最大的挫折，前者被世界公认为美国的失败，后者更是美国自己都承认的失败。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时，美国的民心、士气都跌到了历史的最低谷，整个国家也处于分裂的边缘。切肤之痛让美国深切认识到不能再在以一敌二的劣势环境中继续硬挺，不然强大的美国一定会走向崩溃。中国是个不能小看的独立对手，既然美国不能同时打倒两个巨人，那就得想办法把他们拆散，各个击破。由于当时美国的主要威胁还是苏联，中国又跟苏联接壤，联苏击华只能让苏联人得实惠，所以美国人经过考虑自然就选择了联华击苏。高傲的美国人于是放下架子开始向中国示好，而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裂、论战以及边境武装冲突也为美国战略目标的转移创造了契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这对不共戴天的敌人开始化敌为友。
就在美国人向自己的既定目标一步步迈进时，苏联却仍然执迷不悟。斯大林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跟罗斯福一样没把中国当回事儿，5年后他也不知道自己与毛泽东签定了一项什么样的条约，那是苏联走向世界帝国的根基，苏联在冷战期间所取得的种种优势都跟中苏同盟有关，所以苏联的世界战略应该是千方百计地拉住中国这个最有份量的盟友，其它的事情都应给巩固中苏同盟让位。但是斯大林却把中国当成了一个不听话的讨厌跟班，连美国对英国那样的尊重都没有。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没能跳出这种惯性思维的桎梏，仍然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中国，疏不知中国可不是南斯拉夫那样的小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态度很可能是俄国人历史上对中国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极端蔑视的一种自然延续，这种态度美国同期的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多多少少也有，但是朝鲜战争后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到了越南战争后期则彻底改变，重视和尊重起中国来，而这时的苏联人还是老样子，1975年苏联人对中国的态度跟1945年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且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人还是不习惯美国以外的国家跟自己平起平坐。从美苏对中国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上，可以看出苏联人思想的顽固、思维的滞后和眼光的狭隘，以这样的思想、思维和眼光当然不能引领世界，这也是苏联最终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友，在冷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形势讲，苏联还有机会不陷入与中美对抗的泥潭，因为当时中苏同盟条约的期限还没有到期，尼克松访华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中美联盟，双方还处于初步的试探中，而且两国内部都有强烈反对中美接近的声音。不久尼克松因此深陷“水门”，而中国的“四人帮”也兴风作浪，如果苏联人这时抓紧时间改变策略，完全可以避免以一敌二的战略窘境。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越南人的弄巧成拙却让苏联最后一丝希望化为泡影，而美国则晕头转向地接受了梦想成真的现实。

（二）越南的悲愤和梦想
越南紧邻中国，是中南半岛的大国，但是在亚洲只能算中小国家，放到全世界这个范围更是地地道道的小国。小国的战略视野一般比较狭窄，对世界大局作用有限，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产生问鼎世界政治的幻想。中国周边的小国多多少少都有取代中国的梦想，一有机会就死抓住不放，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敢冒任何风险。日本在19世纪70~90年代就曾经成功尝试了一次，收获颇为丰厚，不然这个遍布火山、经常地震的贫瘠岛国现在谁知道它在哪儿？尽管日本人最后尝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恐怖，但这并不能完全浇灭中国周边小国的那个梦想。在日本人初次开始行动整整100年后，国土轮廓也呈长条S形，跟日本的轮廓极其相似的越南又开始了大胆的第二次尝试。
对越南来说，在1975年时她似乎有这个本钱。毕竟她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打败两个强大的白人国家（法国和美国）的唯一有色人种国家，其中美国还是世界头号强国，这一点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没做到。越南的战争努力没有象日本那样落了个亡国投降的下场，就是跟中国相比成就也远远超出：美军在越南的伤亡人数是在朝鲜的2倍半还多（36万/14万），况且朝鲜美军的伤亡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朝鲜人民军造成的。越南人在其最自豪的奠边府战役中全歼了1.6万名白人正规军，而中国人则没有在一个地方围歼5000人以上白人军队的战例，其最自豪的上甘岭战役也不过是将白人击败赶走。所以，越南人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她才是黄种人最优秀的代表。而当时的中国经过10年的内乱虚弱不堪，经济凋弊，政局不稳，作为国家支柱的人民解放军，更是深受政治挂帅的毒害，装备、训练废弛，军官只会喊政治口号，士兵拿锄头比拿枪还熟练。越南的一些将军利用当时的同盟关系到中国军营实地观察，回来后认为久经战阵的越南士兵1个能顶中国30个。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容易被打倒的时期，取代中国别的国家不敢想，越南则认为时机千载难逢。尽管中国曾经在抗法与抗美战争中给予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但取代中国这个前景实在诱人，最终还是战胜了越南人的感恩心理。
越南的行径在外人看来很有些背叛和忘恩负义的味道，但是站在越南的角度，却另有一番悲愤的合理性。越南人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实在太大，从1945年~1975年的30年时间里，超过500万的越南人死于战火，这么惨重的代价让越南人觉得应该得到补偿。但是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却让越南人觉得自己成吨的鲜血都被中国人拿来跟美国作了交易。同年12月，尼克松的B-52几乎将越南首都河内从地球上抹去，但是中国的表现却并不给力，越南人被迫在来年的1月跟美国签订了巴黎协定，以承认越南南北继续分裂来换取美国全部撤军。巴黎协定让越南人觉得自己第二次被出卖了，他们没有忘记，1954年奠边府大捷以后，也是由于中国人不支持越南乘胜追击，越南才被迫接受了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1954年时的越南对中国还敢怒不敢言，但1973年他们已经有能力反抗了，不仅越南自身的实力今非昔比，中国在“文革”中糟糕而又荒唐的表现也让越南觉得中国不配再来领导亚洲。同年3月29日，美军全部撤走，越南统一的最大障碍被搬除，出于以往的教训和当时中国万分虚弱的现实，越南当然要尝试一下在亚洲取代中国的战略。
（三）周恩来的警觉和邓小平的对策
越南取代中国的尝试准确地说是从1974年开始的，当年中越边界有了一些小的摩擦和纠纷，越南此举是在试探中国的反应。不幸的是越南的举动立即引起了中国的警觉，中国跟苏联不同，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大脑级的战略家，尽管有第一夫人江青的骚扰，老辣的周恩来还是很快就嗅出了越南想反叛的气息。周恩来拥有遍及世界的情报网，而且运转效率非常高，源源不断给他提供各种准确的信息。周恩来根据他掌握的至今都没有公开的一批高级间谍的情报，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越南人在走100年前日本人的老路：整整100年前的1874年，日本人冒险在台湾制造纠纷，试出了当时中国满清政府虚弱和无能的本质，日本据此判断自己的扩张挑衅不会招致中国大规模入侵的报复。第二年，即1875年，日本便出兵朝鲜，将自己的影响大胆地锲入中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朝鲜半岛。10年后，即1884年，日本借中法战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朝鲜的地位。又过了10年，即1894年，日本更是以朝鲜为基地向中国全面开战，最终打败中国取代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周恩来跟越南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越南取代中国的野心被压抑了千年之久，一但释放会象日本那样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周恩来不会忘记，1874年日本人开始向中国挑衅时，不光李鸿章，连日本的许多高官都认为是在找死，但是不受抑制的日本人为实现梦想爆发的能量实在惊人，20年后日本不仅没有死，反而差点把中国弄死。历史的教训让周恩来不敢象李鸿章那样对越南不屑一顾，必须赶快采取措施浇灭越南人头脑中不切实际的邪火，如果无动于衷，以后的代价中国恐怕承受不起。
1975年3月，越南违背巴黎协定发动了统一南北的战争，这也是越南违背中国的意愿第一次单独进行的战略性行动，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可没想到南越阮文绍政权的100多万军队一仗未打就全面崩溃，原计划几年的战事，仅55天就大功告成，这么快的速度使深陷“水门”的美国和深陷“文革”的中国都无力干涉。超乎寻常的冒险成功进一步印证了越南摆脱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正确性。21年前奠边府大捷后，黎笋就制定过长驱直入西贡，一举统一南北的计划。由于中国的阻挠，黎笋的计划直到1975年才实施，它的成功一下子摧毁了中国人25年来在越南所做的一切。中国人1954年说的越南统一条件不成熟的话顿时成了谎言，中国在越南的声誉一落千丈。看着北越坦克冲入南越总统府的新闻纪录片，周恩来知道，越南已从听话的孩童变成了危险的少年，不采取非常措施已经制止不了这个少年的叛逆心理了。
复出后的邓小平对付越南的最初策略便是扶植红色高棉，本来周恩来在世时并不想让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因为红色高棉的行为十分极端，周恩来不想让它替代朗诺。但由于美国的软弱，红色高棉攻下金边比越南人攻下西贡还要快。朗诺跟阮文绍两个亲美政权闪电般的垮台比1991年前后亲苏的东欧政权快得多，这种相似的情景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如果当时没有中国这样的角色，美国用什么办法制止自己阵营里即将发生的类似东欧巨变那样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柬埔寨、南越以后亲美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能独善其身吗？本身就四分五裂的缅甸能安然无恙吗？结论谁都不敢打保票的。
红色高棉执政后的种族灭绝政策确实臭名昭着，但是作为一个大战略家，邓小平不能只看眼前的残忍而不顾眼后的恐怖。红色高棉毕竟已经掌权，它跟中国之间隔着越南，干掉它对中国来说不仅十分困难，就是干掉了也只能便宜越南。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让波尔布特发了疯，而越南统一也让黎笋发了疯，对邓小平来说，波尔布特疯了还不可怕，黎笋疯了才可怕，用疯了的波尔布特牵制疯了的黎笋，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国来说是能够选择的上上策。
国际纷争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又残酷，小国只要有一点非分的企图，不是被大国抑制就是被大国利用。1977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已大为减少，相反，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不减反增，越南人突然发现没有了中国的援助自己对付不了红色高棉。他们忘了自己对法、对美的战争机器基本上都是由中国人提供和开动的，苏联人只是到了对美战争的后期才开始发挥作用，但在1978年以前还没能替代中国在越南的位置。与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完全不同，越南士兵从上到下所有的穿戴和装备，整个军队的运转，包括粮食弹药油料的供应，后勤组织，战场通讯，医疗救护，战略战术的规划，甚至连大的战役指挥都得仰仗中国人，越南人只是不停地用鲜血给这部机器润滑罢了。这个里里外外、从硬件到软件都靠别人组装起来的战争机器当然不可能围着越南的意志转，中国人想让它转它就能转，想让它停它就得停，这是周恩来以前控制越南屡试不爽的紧箍咒，也是黎笋一直忌恨中国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机器越南用来对付法国人、美国人当然高效运转，一但用来对付红色高棉，立即就被掐了电源。

（四）稚嫩的越南的幼稚
被中国断了奶的黎笋开始了极其荒唐的行为，他仍以打败美国的最大英雄自居，到死都没认识到越南战争其实就是越南人用身躯替中苏跟美国人较量。1977年11月，高傲而又幼稚的黎笋跑到北京，以恢复中越关系为交换条件，要求中国继续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邓小平可不稀罕什么恢复关系的空话，他发现黎笋要的军援对付红色高棉绰绰有余，真给了恐怕倒霉的不仅红色高棉，连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中国自己都得遭殃。邓小平进一步肯定了周恩来两年前的判断，拒绝了黎笋的全部要求，黎笋访华遇到了国际关系史上少有的冷遇。现在的史学家仍然不明白1977年黎笋为什么访华，既不是去求中国，也不是去试探中国，而是去把自己的底牌全抖落给了中国，除了加快越南的灾难外什么都没得到。选择这么一个幼稚、狂妄、顽固、不知深浅的人当国家领头人，实在是越南这个国家的悲哀！更可悲的是黎笋竟然认为邓小平是中国领导人里唯一对越南友好的人，根本没看出邓小平礼貌客套背后的杀机，以这样的见识还在领导越南取代中国，简直是整个越南民族的奇耻大辱！！所以中越战争还没有开打，胜负就已经命中注定！
1978年12月25日，借着苏联给的战争机器，越南迫不及待地对红色高棉发动了战略性的毁灭进攻，14天后，越南军队无任何悬念地攻下金边，推翻了早就该倒台的红色高棉。这是越南人摆脱中国后单独进行的第二次重大军事行动，又取得了出乎意料的重大成功。但是越南的辉煌成就里隐藏着致命的设计缺陷，而且这一缺陷还是战略层面上的，不是战役战术层面的，所以越南的重大成功不久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损害。首先，越南出兵柬埔寨的时机非常糟糕。与希特勒闪击波兰时英、法事先毫无准备、事后不想作为不同，中国在越南出兵前1个月已决定对越开战，许多军队已经开到边境集训，不可能对越南的举动做不出反应。这就好比一头狮子（中国）已经扎好架子要扑向一只猎狗（越南），而那只猎狗却莫名其妙地转身扑向一只兔子（柬埔寨），把后背留给了狮子。猎狗在咬住兔子的同时肯定会被狮子从背后撕下一大块肉，而且由于猎狗的注意力全在兔子身子，狮子想怎么咬就怎么咬，想撕多大一块肉就能撕多大一块肉。当然，猎狗以为狮子背后有北极熊（苏联）盯着，狮子不敢对自己造次。但他不知道到北极熊离得太远，还天生迟缓，等北极熊挪过来抬爪攻击时，狮子早撕下一块肉跳到一旁了。
其次，越南出兵选择的时间更是糟糕透顶。越南在柬埔寨闹出那么大动静中国不可能没有反应，作为越南应该让这种反应规模尽量小，时间尽量晚。如果越南考虑周密一些，中南半岛的气候条件是能够帮助越南实现这一目标的。因为每年3月底4月初中南半岛就进入雨季，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到时根本不能进行，所以越南象中国那样选在来年的2月中下旬进攻柬埔寨，中国人在1979年就没有时间进行后来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当然，中国人有可能先对越南动手，但只要越南没有在中南半岛大举行动，中国人在边境搞出大动作就毫无必要，最多也是进行一些攻下法卡山、老山那样的小战，不会对越南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但是越南人选在1978年12月进攻柬埔寨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人一下子有了3个多月的时间调兵布置，能够从容实施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原计划1980年以后才打的大仗完全可以提前到1979年，这无疑对越南极为不利。所以越南进攻柬埔寨在战术上虽然极其成功，但在战略上则愚蠢至极，使用了下策中的下策。从越南人火候把握的极不成熟可以看出他们刚开始独立操纵自己命运时表现得多么幼稚，幼稚得将自己30多年来无尽的鲜血好不容易换来的世界性地位转瞬间全部抛弃扔掉！
邓小平是绝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的，他从最初的惊愕中一回过味儿来，立即决定扩大对越战争，几乎1秒钟都没耽搁。他下令调9个野战军的部队准备攻击越南，远远超出原计划的2个师，而且运去了大量的作战器材。邓小平明白，对越南这样鬼迷心窍的国家除了放血根本没办法，而且血放少了还不起作用。现在越南人自己在柬埔寨妄开战端给了邓小平机会，这个时候杀向越南比越南全力以赴、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杀伤力大不知多少倍！邓小平当然不会心慈手软，仗能打多大就打多大，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血流得越多中国得的实惠就越大！
邓小平一点也没浪费越南人留给自己的机会和时间。1979年1月1日，中国跟美国正式建立了的外交关系，彻底打破了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沉闷局面，这离越南出兵柬埔寨仅仅7天。紧跟着，邓小平马不停蹄地出访美国，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共产党中国来的高官。邓小平把自己出兵越南的意图全盘透露给美国总统卡特，希望美国跟自己一起分割吃肉。但是卡特脑子迟钝，没看出一场饕餮盛宴正等着美国，他以为邓小平疯了，傻兮兮地劝介邓小平别忘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
（五）残忍的教训
中越战争的残忍血腥到现在仍让人心惊胆寒，双方在极短的时间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当然，这些尸体和鲜血大部分都是越南人的，因为战争的优势始终在中国人一方。中国人用30万人打越南10万人，而且由于越南人战术呆板，死守固定的要点，所以在具体攻击时中国人往往能调来5~7倍的兵力围攻越军。火器弹药中国人更是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飞机、导弹、坦克没有在战争中唱主角，大口径火炮成了双方最有效的杀人武器。战争中中国人先后有48个炮兵团进入越南境内，动用的大口径火炮超过2880门，而越南人能与之对抗的仅9个炮兵团，充其量324门大口径火炮。中国人发射的82毫米以上的炮弹达883381枚，日均发射量超过朝鲜战争中的6倍！而越南人回击的同样炮弹可能连1/10都不到。虽然越南人小口径火炮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通讯落后，弹药补给困难，部队过早分散，所以也没有发挥出数量上的优势。铺天盖地的炮火让一线的越南部队守不住任何一个要点，也使二线的越南部队根本不能给一线提供有效的支援，被迫分散的越军到后来也成为分散配置的中国大口径火炮的靶子。中国在炮火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其步兵的战斗，如果没有炮兵的有力支持，中国比朝鲜战争中素质低得多的步兵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越南步兵的对手。
越南的失败在于他们根本没有应付如此大规模进攻的思想准备，他们犯了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一样的错误，过分地相信后台老板苏联人的决心和勇气。越南人始终认为有苏联在北面看着中国，中国不敢对自己大动干戈，最多也是师团一级的中小规模入侵，凭越南军队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在一线挡住那样的进攻，只要拖到苏联在北面向中国出兵，越南还可以反过来攻进中国境内。过分的自以为是使越南人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中国大规模出兵的可能，也没有仔细揣摩中国领导层的意图，连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作用和地位都没搞清。当邓小平在美国向越南发出战争警告时，黎笋还以为邓小平是在违心地应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做表演。越南人在边境布置的10万人也不是用来对付集团军一级规模的进攻的，其落后简陋的通讯系统在战争的头一天就让河内跟前线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越南在前线的部队基本上是在各自为战，后方的增援部队也象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直到一周后坐飞机风尘仆仆赶来的苏联通讯部队紧急接管跟前线的通讯联络，越南才逐渐恢复了跟前线部队的联系。等他们最终搞清楚攻过来的中国军队的规模时，猛然发现在首都以北驻守的部队数量根本挡不住中国军队，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越南急忙把在柬埔寨的一些主力部队如304师等紧急调往北方，但远水已经解不了近渴，越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线部队一个个陷入重围而无法救援。好在越南急忙下令308师、312师等二线部队停止增援，马上回撤，这才避免了越南第一王牌和第二王牌也象316A师那样飞蛾扑火，从而给首都河内留下了宝贵的守卫力量。不然，河内就象个一丝不挂的新娘，任凭已经冲过来的成群的中国恶狼肆意蹂躏。
为了给河内的守卫部队争取时间，越南不得不断臂割腕，残忍地下令308师、312师等以外的部队继续填进火海，同时给陷入重围的部队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敌人，哪怕在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命令被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但是越南糟糕的后勤供应却让这些部队雪上加霜。由于对战争的规模严重估计不足，越南事先储备的粮食弹药非常有限，等大批中国军队攻过来，拚命抵抗的越南部队两三天就粮弹告磬，但越南少得可怜的后方储存及交通工具根本无法有效补充，前方的越南士兵只好饿着肚子拚命节省弹药。而对面见了血的士兵已经开始用疯狂的射击进行报复，中国的弹药供应无穷无尽，这种情况下越南士兵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现代战争打的是钢铁、后勤还有指挥，不是过去的经验，先天的不足已经让越南在钢铁、后勤方面取胜的机率大大降低，后天思想上准备的不足，情报失误，组织混乱，一线取胜的作战方针，更是让越南在指挥方面取胜的机会大打折扣。各种不幸几乎都砸在了越南头上，高素质的越南士兵基本上发挥不出特长，他们的老练、顽强及有效抵抗，恰好给了对方士兵泄愤的机会，越方军民所遭到的杀伤，基础设施所遭到的破坏，无形中大了许多倍，战争也不可避免地向能多残酷就多残酷，能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的野蛮方向发展。当然，这些残酷和鲜血基本上都是越南人在承受。

（六）苏联被拖下水淹没
邓小平一直在说对越作战是在教训东方的古巴，这话听着话里有话，恐怕只有苏联和美国才知道邓小平这样讲是什么意思。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国和苏联跟1979年时的中国和苏联一样，差一点兵戎相见。苏联人在1962年栽了面子，被迫在美国的压迫下让步，赫鲁晓夫因此在国内外声名扫地，不到2年就被勃列日涅夫搞下台。但是赫鲁晓夫还没象勃列日涅夫那样输得那么惨，他还是强迫肯尼迪作出了决不入侵盟友古巴的保证，古巴不仅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继续作威作福，而且永远免遭越南那样的军事打击。而勃列日涅夫则让自己的盟友越南被打得皮开肉绽，自己却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尽管中国的力量比美国弱得多，但是邓小平短平快的行动比肯尼迪破釜沉舟的恫吓让苏联栽的面子更大，苏联在全世界面前遭到了更严重的羞辱，所以中越战争对苏联的打击程度远远超过古巴导弹危机，它不仅损害了苏联在全世界的声誉，而且加深加快了东方阵营内许多小伙伴的离心步伐。可惜的是世界媒体对中越战争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如古巴导弹危机。
中越战争后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反叛者是埃及。埃及早就对自己的主子心存不满，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已经对苏联产生了离心倾向，但慑于苏联的强大一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访问耶路撒冷，与美国在中东的代言人以色列总理贝京进行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78年9月，萨达特与贝京在美国签署了戴维营协议，答应与以色列结束战争状态，和平解决争端。但那仅是非正式的一纸意向，并不能象真正的合约那样具有实际效果。由于国内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苏联的强大压力，萨达特没敢如约在3个月后签署正式的和约。但中越战争后萨达特的胆子就壮起来，仅过了10天，即1979年3月26日就与以色列签署了正式和约，埃及毅然决然地背叛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苏联，与以色列结束了30多年的战争状态，美国立即慷慨地给予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尽管阿盟绝大多数国家立即与埃及断交，萨达特2年后也被刺杀，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埃及已经加入西方阵营的现实，苏伊士运河这个战略要地牢牢地进入了美国的掌控中。
紧跟着埃及反叛的是阿富汗，1979年9月，受中越战争及埃及成功反叛的影响，阿富汗政府内亲美的阿明干掉了亲苏掌权的塔拉基。但是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不如埃及，她紧邻苏联，所以阿明的反叛引得苏联在同年12月27日出动10万大军进行干涉，推翻了阿明政权。苏联的过激行为被外界认为是对越南遭受中国攻击自己支持不力的一种补偿，也是防止阿富汗变成第二个埃及。从阿明闹出动静到苏联出兵，中间间隔了3个月，远远超出邓小平对苏联军队反应速度的估计，但是无论如何，苏联在阿富汗跟在越南一样误判了形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力量对比正向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快速发展。美国人不失时机地迅速采取行动，给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提供大量的金钱和武器，这些援助没过多长时间就让苏军在阿富汗陷入泥沼。
苏联在越南、阿富汗的接连失误很快引起了全局的被动和战略性危机：在西亚，苏联失去了将更重要的伊朗拉入阵营的绝佳时机。本来在中越战争爆发前6天，紧邻苏联的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如果苏联人抓紧时间拉拢，霍梅尼很可能倒向苏联。那样的话苏联进入印度洋、波斯湾更容易，比走阿富汗近得多。但由于中越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的掣肘，苏联人始终没有时间对伊朗采取行动，结果美国人抓紧时间武装萨达姆。1980年9月22日，萨达姆在美国的挑唆下向伊朗全面进攻，挑起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奇怪的是苏联对脱离美国的伊朗不仅不支持鼓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向着伊拉克。两伊战争经过几次拉锯后，终于向不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孤立无援的伊朗最后被打得遍体鳞伤，不得不求和。美国通过伊拉克教训了背叛的伊朗，同时有效吓阻了阵营内其他还想背叛的小伙伴，而苏联不仅失去了与中东大国伊朗结盟的机会，也失去了借道伊朗南下印度洋、染指波斯湾石油的可能。
在苏联心脏的东欧地区，苏联对阿富汗、越南的大量投入以及之前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无限扩张，不仅让苏联人民苦不堪言，也让经济基础本就薄弱的东欧各国雪上加霜。最不安分的波兰最先起来发难，1980年8月14日，波兰爆发全国性的罢工，抗议物价飞速上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组织了东欧历史上第一个反政府的政治团体——团结工会，专门跟苏联作对。勃列日涅夫一连撤换了两任亲苏的执政党总书记，并调50万大军到苏波边境集结。波兰可不象越南那样非要用鸡蛋碰石头，闹腾到1981年12月13日，新上任的雅鲁泽尔斯基拘禁了瓦文萨，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这虽然避免了苏联的军事干涉，但是波兰与苏联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光波兰，整个东欧对苏联的离心倾向都越来越明显。
在远东的中越边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象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那样成功，邓小平等看到苏联在阿富汗、中东和东欧都陷入了危机，准备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越南被迫在北部边境维持了一支近100万人的大军，防止1979年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以越南那样的小国保持100多万的正规军后果不堪设想，庞大的后勤工作就让越南几乎没剩什么劳动力，越南少得可怜的那点儿重工业在中越战争中又遭到全面摧残，所以只能全靠苏联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苏联每天给越南的援助在200~250万美元，这也让苏联不堪重负，而且大批苏联的物资都要经过海路、空路的长途运输，惊人的运输成本和损耗当然也得苏联割肉。再加上越南专业技术人才几乎为零，越南北方本已非常薄弱的基础设施在中越战争中又遭到全面摧毁，所以大量先进的苏联援助在偏远的中越边境根本施展不开。
正是看准这一点，邓小平明白在中越边界打仗比在中苏、中蒙边界直接跟苏联人对抗更能有效地打击苏联，而中国一方的战争成本和风险都降到了最低。1980年10月，中国人夺取了有争议的罗家坪大山。1981年5月，在广西和云南方向几乎同时又夺取了法卡山和扣林山。越南的反击都遭到失败，伤亡超过中国的5倍。1984年4~5月，中国人又攻取了老山和者阴山，越南实在无法承受，被迫以全国、全军之力在地形不利的老山跟中国人展开大规模的争夺。越南这样的小国打正规阵地战本来就非常吃亏，再加上中国军队经过彻底改革战斗力已今非昔比，而越南军队则完全丧失1979年本土作战的优势，所以越南人在老山承受了比1979年还要悲惨的战斗。1984年7月12日，越南在老山的大规模反击遭到失败，一天当中扔下3700多具尸体，而对方只死了70多人。1985年5月31日~6月11日，越南人成功地夺回A6b高地（中国人称211高地），并打退中国人的反击，根据自己惊人的弹药和人员消耗量，判断消灭中国军队至少1个师，而实际上中国方面只死了122人。现代战争天文数字般的物资消耗让越南人根本吃不消，所以A6b高地在同年9月8日又被中国人夺回。到1986年7月黎笋死时，老山地区的战线已经推进越南一方好几公里，越南方面完全丧失了排以上规模的反击能力，士气低落，几乎每支部队都出现了逃兵。而邓小平则在筹划空地协同、导弹攻击、机降作战等新的作战模式，准备开辟第二、第三个老山战场。1988年更是在南中国海把冲突从陆地扩大到了海洋，准备派海军攻取越南中部的昏果岛，从海上掐断贯通南北的越南铁路交通大动脉。
中越边界战争至此完全成为套在越南人脖子上的枷锁，但是苏联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越南垮台，她为越南付出的血本太多，越南的崩溃就意味着苏联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全部丢失。所以苏联只好牙齿打落了往肚里咽，嗬上老本继续援助越南。中越边界战争因此也成为苏联不断淌血的深深伤口，只要她继续支撑越南，血就会没完没了地继续流。
在柬埔寨，波尔布特借助中越战争及中国源源不断的援助死灰复燃，在柬埔寨偏远的农村和山区继续跟越南人进行着他创造的那种残酷的作战，稍有不利中国人就会在北方搞出动静。越南在柬埔寨的10万大军始终不能给红色高棉象样的打击，双方很快也陷入谁也吃不了谁的烂仗中，越南死不撤军，波尔布特死不改悔，相互在仇恨中死扛着看谁更能挨揍。越南在柬埔寨的战争消耗也是全靠苏联，虽然柬埔寨的战争规模远远小于中越边界，但它仍然成为苏联躯体上不断淌血的另一道伤口。
在地中海东岸，苏联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拥有的某种优势在埃及反叛后被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在中东豢养的猎犬以色列趁机冲出栅栏咬人。1982年6月，以色列无所顾忌地发动第五次中东战争，出动10万大军攻进黎巴嫩，黎巴嫩、巴解组织、叙利亚相继战败，苏联在中东好不容易扶植起来的力量遭受了一次全面的摧残。第五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一起，让苏联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威信扫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影响几乎完全丧失，而西亚和中东这一世界的能源中心从此又重新回到美国的掌控中。
在非洲，苏联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本来，苏联人1975年借助越南战争的胜利在非洲大陆进行了成功的渗透，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都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亲苏政权。但是中越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后，原先不想作为的美国在里根上台后信心大增，开始在非洲大陆进行大规模的反击。美国人用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不遗余力地支持非洲大陆上的反苏势力，原先毫无悬念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内战，突然之间变得猛烈而又旷日持久，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独立武装也变得除之不尽。这三个国家逐渐也演变成美国和苏联角力的战场，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中越边界和柬埔寨，差不多有200万以上的人死亡，这样的损失连阿富汗战争都望尘莫及。可悲的是非洲三国跟越南一样毫无工业基础，所有的战争费用也得苏联买单。所以，苏联在阿富汗、柬埔寨和中越边界以外又不得不背上另外三场战争的长期消耗。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对苏联极为不利了，苏联没想到对越南的慷慨援助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让自己的阵营爆发这么多的叛乱，还一下子触发6场反对自己的猛烈战争，而且中东和东欧随时还可能爆发第7、第8场战争。6场已经开打的战争除了阿富汗战争以外，其余5场都跟苏联远隔千山万水，不仅代价一个个奇高，而且都看不到取胜的任何希望，因为苏联面对的对手实在太强。6场战争中的4场（阿富汗、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其实是苏联跟美国在角逐，2场（中越边界、柬埔寨）其实是苏联在跟中国角逐，尽管中美没有签署书面的同盟协议，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中美在联手对抗苏联，苏联毫无取胜的希望。这样的局面苏联能选择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象古巴导弹危机后搞掉赫鲁晓夫一样迅速搞掉勃列日涅夫，不管是政变还是谋杀，越快越好，然后寻求与中美达成某种妥协，这样兴许还能保住苏联的世界帝国地位。但是苏联这样的国家搞掉赫鲁晓夫那样聪明的人非常聪明得力，对付勃列日涅夫这样愚蠢的人则非常愚蠢无能，大概上帝就是想让苏联消亡，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稳坐钓鱼台，继续竭尽全力地维持这场对苏联越来越不利的对抗，从而有条不紊地把苏联一步步推向坟墓。
1982年11月，心力交瘁的勃列日涅夫病逝，他只活了76岁。不到4年，黎笋也撒手人寰，他也只活了79岁。两人都是被自己狂妄而又愚蠢的政策拖累死的，死也没有得到本国人民的原谅。接替勃列日涅夫的两个苏联老人也不能跳出勃列日涅夫思维的桎梏，仅仅2年多也先后在拚命维持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烂摊子中活活累死。等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局势已无法挽回，苏联再也不可能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来力挽狂澜了，乳臭未干的戈尔巴乔夫在内外交困中苦苦挣扎了6年，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崩溃而毫无办法。在越南，接替了黎笋的长征想从根本上改变黎笋的战略，无奈黎笋长期执政产生的惯性太大，心力交瘁的长征不到半年就被迫下台，2年后也含恨去逝，越南只好在血泊和眼泪中继续挣扎。好在越南领导层还保留了一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91年，摆平了内部纷争的阮文灵北上中国求和，重新又回到了中国的怀抱。越南虽然屈辱地放弃了柬埔寨和老挝，但是也成功地避免了国家再次分裂。时隔16年，越南又回到了1975年国家刚刚统一时的位置，这个冲动的少年多年来的不理智几乎把自己搞残，等他柱着拐杖好不容易重新站起来时，打败美国时的豪情壮志已荡然无存，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赢得的世界性尊重也随风而去，他再也不去做什么取代中国的美梦了，而是老老实实地躲到地球的角落里抚平身上一道道深深的创伤。
越南以外的苏联其他卫星国、小伙伴也是树倒胡狲散，东欧国家在苏联崩溃以前就已经纷纷推翻各自的亲苏政权，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西方阵营。阿富汗、非洲的亲苏政权也一个个塌台，不是倒向西方就是陷入分裂。整个苏联东方集团土崩瓦解，连苏联自己也开始四分五裂，随着苏联的消失，冷战作为一个名词也进了历史档案袋。
谁也没想到世界局势在1991年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人们依旧只注意结果不追究原因。其实苏联崩溃的最直接原因是对外战略的失误诱发了国内各种矛盾猛烈爆发，在大规模援助越南以前，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斯大林在柏林危机、朝鲜战争中，赫鲁晓夫在第二次中东战争、非洲独立风潮、古巴导弹危机中，勃列日涅夫在越南战争、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都不敢在境外豪赌，苏联就象一只刺猬缩成一团，不仅美国无从下口，自己内部出现问题也好解决。但是越南战争胜利后苏联就失去了原有的冷静，不仅在世界各地到处扩张，挤占美国人收缩后空出的地盘，而且想用越南挤压中国的活动空间。这只北极熊让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诱惑搞昏了头，跳出自己冰天雪地的老巢，跑到热带草原上抢肉吃了。她身躯还不够强健，热带的阳光和风雨让她气喘吁吁，但她仍霸着抢来的肉冲不远处的两只雄狮（中国和美国）呲牙。这可都是两只雄狮家门口不远的肥肉，北极熊焉能不被撕散架？！
越南就是两头狮子最先开咬的地方，可笑的还是越南先去招惹其中的一头狮子。尽管这头狮子个子比较小，但是却更狡猾，动作更灵敏。所以，苏联在管不住越南的情况下又对越南大量援助，无论对己对人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后的苏联就是在徒劳地堵越南人桶出的天大娄子，把越来越多的负担强压在国内人民头上，还让他们看不到尽头。最终，忍无可忍的苏联人民起来造反，苏联帝国随之轰然倒塌。仔细回味一下苏联倒塌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1979年邓小平发动的中越战争。如果邓小平当年没有对越南下黑手，全世界的人恐怕到现在也不会相信苏联和越南原来如此虚弱，不仅美国不会那么快下决心跟苏联死磕，苏联阵营里那些心怀鬼胎的小伙伴更是不可能跳出来冲主人舞枪弄棒。没有中越战争，冷战很可能到现在还在持续，直到将来另一个邓小平发现苏联的另一次重大失误。所以说邓小平似乎就是为苏联灭亡而生的，他用16天的短促战争就把苏联这个伟大的帝国撬上了冲向悬崖的不归路！

（七）邓小平的贡献和中越战争的地位
1997年2月，邓小平去逝。2004年6月，里根去逝。这两个心照不宣地对抗苏联的战友都活了93岁，两人与勃列日涅夫和黎笋是同时代的人，却比后者多活了10几年。两人联手终结了冷战，并且分别让各自的祖国受益匪浅：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在世界重新崛起；美国独霸全球，达到了历史的鼎盛。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不客气地说仍在享受邓小平和里根留下的老本。今后的历史学家怎样评价邓小平和里根不得而知，不过相对而言，邓小平的魅力肯定更大一些，他在对越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智慧、眼光和胆量是里根不具备的，里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搭邓小平的顺路车，他缺乏邓小平那样的创造性思维。是邓小平创造了中越战争这种新的国际斗争模式：集中全部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消灭对方人员，毁坏基础设施，然后迅速撤回，选取几块于己有利、于敌不利的地方继续给对方施加压力，迫使对方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长期跟自己拚消耗，直到把对方彻底拖垮。这种模式在小的战术要点上是短促的、极端猛烈的，而在大的战略层面上则相对温和一些，不以一次性彻底压倒对方为手段和目的，而是用套住对方慢慢勒紧绳索的办法，迫使对方内部发生嬗变，主动向自己求和。相对来说，这是一种比较人性的征服。
有人说邓小平的对越战争是在模仿毛泽东17年前对印战争的策略，但是仔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对印战争只是做了邓小平前半段做的事情，但是由于当时国力的局限，以后在边境并没有继续对印度保持压力，所以中印战争的收效远不如中越战争，印度仍然无所顾忌地发动两次印巴战争拆散巴基斯坦，中国对此则无可奈何。也有人说邓小平是在模仿以色列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但是以色列人在1967年比邓小平贪得无厌得多，占着阿拉伯的大片领土就是不撤，结果以后在阿拉伯人的反击下差点亡国。所以邓小平的战略战术跟以色列人的也有天壤之别。这种新的战略战术有着严格的时间、地域限制，超出这一限制，事情的发展就会走向反面。以色列人1982年发动的第五次中东战争，美国人1986年出兵利比亚、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俄罗斯人2008年出兵格鲁几亚，多多少少都是在模仿邓小平的战略战术，均取得重大成功。但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突破这一时间地域限制的尝试就遭到了失败，美军攻进伊拉克就长期赖在那里不走了，结果在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后还是灰溜溜地撤了出来。事实证明，美国人冲进去自己把萨达姆活捉后干掉的办法，远不如邓小平在外面把黎笋活活搞死高明。邓小平对付越南的战略战术有着丰富的内涵，可谓开辟了一个新时代，21世纪的大战略家应该好好研究。
可惜的是现在西方的学者和专家对邓小平和中越战争完全持一种漠视态度，没有看清现在的世界正是1979年邓小平的一意孤行造成的。他们除了喧宾夺主、连篇累牍地赞扬里根、老布什、斯瓦茨科普夫及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外，极少量关注中越战争的宣传就是在宣扬中国在局部遭受的那些无关痛痒的挫折，拚命向全世界暗示中国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样的宣传在被他们无限吹捧的越南人那里都得不到共鸣，如果时间还能倒流，越南人是绝不会再去尝试中越战争那样的“胜利”的，而中国人则会100%地再来一次“失败”。西方人忘了，1979年战争开始以前，全世界（包括越南）都认为中国军队不是越南军队的对手，在这种氛围下邓小平对越南发动那样规模的战争所具有的胆略，是西方没有的，或者说全世界只有邓小平一个人看清了越南的份量有多重。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判断准确，而其他所有的人都看走了眼。无奈曲高和寡、第一只从地上站起来看世界的猴子会被同伴杀死，西方媒体带头顽固地坚持：所有人看错的事不可能是错事！中国人打败让美国吃败仗的越南？纯粹一派胡言！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傲慢地辩解，可怜可悲的都是我们自己，不是中国人。
中越战争是中国第一次越过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主动攻击一个主权国家，而且取得了完胜，这对中国和世界都不是一件小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回顾20世纪中国的对外冲突，无论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国都是在被动地应付，没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和勇气。可是中越战争就完全不同了，这是第一次中国强加给别人的战争。就战争的代价和收效说，前三次战争跟中越战争都不在一个等级上：对日战争让中国境内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破坏，中国人自称伤亡3500万人，结果只不过是将侵略者赶走，中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朝鲜战争中国军人死亡超过18万人，虽然可以说战胜了美军，但是并没有动摇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没有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包围；中印边境战争虽然以微小的伤亡把印度人完全击溃，但是中国人并没能收复失地，也没能阻止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坐大。但是中越战争就完全不同了，不管越南人如何宣染自己，西方如何贬低中国，中国在这场为期28天的战争中死亡的军人也不可能超过1万，就是加上以后10年的边境冲突，中国的死亡人数也只勉勉强强超过1万。但是这场战争给越南造成的损失却是惊人的，越南因此永远失去了在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主导发言权。另一个更大的收获是，中国把自己最大的威胁——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挑下了马，这可是拿破仑和希特勒毕其一生、倾尽全力都没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中越战争不仅表明中国的实力今非昔比，更表明中国在国际争斗中的战略思维和指导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明的程度，这后一个传递出来的信息对我们西方更加危险！
还有一些西方文章在嘲笑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打了一场一战式的落后战争，不知这些作者是想欺骗中国人民还是想欺骗自己的人民。中国在1979年时不是苏联和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不可能打苏联和美国才能打的高技能的现代化战争。尽管如此，中国人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动员能力，战略战役战术的指挥水平仍然让人吃惊。我们西方从1945年至1979年从未打过中越战争那样的高水平战争，只有以色列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有点象，但是后患无穷。我们的领袖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可谓先进得不能再先进了，但事实证明那是一场蠢得不能再蠢的战争。现代战争打的是硬件，更是软件，我们西方十分缺乏邓小平那样的软件思维能力，我们吹嘘的伊拉克战争在技术上堪称引领21世纪，但是在战略思维上却连19世纪的水平都达不到。
中国这块能够培养出邓小平的土地实在可怕，靠着邓小平谋略的滋润，中国现在的实力已远远超过1979年时的苏联，任何嘲笑中国对外扩张影响的努力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也出一个勃列日涅夫或者黎笋，那跟中国再出一个邓小平一样对我们西方是灾难，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以外的国家也出一个邓小平对付新的“苏联”。我们西方在冷战中就已经陷入思维枯竭的怪圈，完全是靠邓小平的出奇制胜才战胜了苏联。冷战以后我们在谋略方面仍然没有多少改进，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国人现在已经在跟俄国人玩两掐一的新游戏，我们却还在走上世纪50年代围堵中国的老路，没有什么象样的创造性谋略。从1991年冷战结束到现在22年过去了，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可是尽管数不清的智库和决策头脑想出了更加数不清的削弱甚至摧毁中国的奇思妙想，但是却没能谋划出一件能与中越战争媲美的关键行动，中国发展扩张得比1991年更难对付。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让人怀疑：即使我们成功地对中国实施了中越战争那样的战略打击，我们是否还有能力让中国短短12年就象苏联那样崩溃？！
现在对我们西方威胁最大的就是傲慢掩盖下的无能，邓小平在成功后还说不能小视越南，我们就不能象他那样放下架子好好研究一下邓小平？研究一下产生邓小平的中国？要是还在过去的老路上徘徊，以后的世界真可能就不是我们西方的了！





网文选读
【还有啥能写？】
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很多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流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小三真爱不能写，失独家庭不能写，钱权交易不能写，强拆不能写，红十字不能写，希望小学不能写，公民不能写，涉案不能写，刑侦不能写复仇血腥暴力不能写，黑社会不能写，抢银行不能写，枪械不能写，高中生谈恋爱不能写，幼教伤害不能写，拐卖不能写……鬼神不能写，反乌托邦不能写，外交不能写，当代战争和谍战不能写…民工讨薪不能写、医患矛盾不能写、上访不能写…学校拉赞助不能写，小姐不能写传销不能写，民间借贷不能写，无利润乱收税费不能写，公检法基本不能写，写也不能反面，之前贪腐不能写现在纪委贪腐不能写，流浪儿不能写，幼儿失学不能写……还有啥能写？

月黑风高人未眠，满城静待郭七郎。——16夜巡游诸群有感

【延安爱情故事】
陈毅娶张茜时，一个40，一个18；
22岁的姑娘王定国被党组织安排给了54岁的谢觉哉；
19岁的朱明则嫁给了50多岁的林伯渠；
43岁的朱德娶了17岁的康克清；
40岁的彭德怀娶了20岁的大学生浦安修；
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
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
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的林月琴。

   共产党员况丽，女，是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关键时刻说："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指挥人，导致288名小 学生被大火烧死。
现在任职：云南中石化云南分公司总经理，安宁px項目总负责人。此女，生于1956年，原系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是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一二八事件）不指挥打开安全门让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生的人。就因为她一句“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使得288名学童葬身火海。因玩忽职守罪，1995年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出狱后，居然恢复职务，重新入了党！

转】盘古一案，果然在Guo压力之下，于Guo要求期限的最后一天，满额回答，当庭释放，解除资产冻结……，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像王恩哥的故事一样，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6-24 23:54

2017网文6-21
刘亚伟｜质疑三原则
FT: 中纪委批评14所大学意识形态工作不力
新中国第一部禁片表明，比软埋更恐怖的是硬埋
被朝鲜释放的美大学生死亡 父母悼文感人  
沉雁璧花：瓦姆比尔之死
慢慢的，它们就没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
耍流氓式的改革，就是魔鬼行为
巧了！民政部领导集体“软着陆”
郑也夫:人类只从物质中获得幸福的时代该结束了
FT：中国发起学术打假行动
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老海龟”
温浦平：进入混沌时代 更应以史为鉴
日本人揭秘：刘志军是如何搞成中国高铁的
一个盗墓贼无意中的发现，揭开千年前被遗忘的历史真相
微信选读





刘亚伟｜质疑三原则
2016-11-27 刘亚伟

我主张质疑或问责，一般应有3个指向：

一是已有的结论，固化的观念和所谓的规律，大胆进行质疑，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精神；

二是对公权力，随时进行质疑和督责，这里体现的是公民的权利意识；

三是对自己的言行，保持清醒和敏锐的质疑，这里体现的是内省的自觉。

除此之外，进行质疑或问责，都应慎之又慎。

大则一个社会，小则一个微群，许多人没有规则意识，不守规则，却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他人进行道德评价，也是这道德理想国的奇葩之一。

有人弄混了公域与私域的边界。对公权力，以及公权力染指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权利进行各种质疑，甚至质疑者不必举证，而公权力则必须以确凿事实回复质疑。谨慎质疑只适用于私域。

不要把自己的言行赋予过多的道义感，一副真理在握、大义凛然的样子。他们的注意力不是向前，而是习惯性地左右巡视，这个超前了，那个没跟上；这个有儒棍嫌疑，那个语言陈腐；这句话有谬误，那句话很胆怯，如此等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会被人误认为一个伟光症组织的成员，理由很简单，过去几十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应该恶猜；对于脆弱和屡遭打压的民间抗争，应该善猜。换句话说，对公权力的质疑权，你尽可以大胆使用。但对他人的质疑，你可要小心谨慎。如果非要苛责不可，那就面对自己吧！



FT: 中纪委批评14所大学意识形态工作不力
中纪委对中国大学展开的巡视表明，执政的中共正将政治控制拓展至教育机构。遭批评的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更新于2017年6月20日 12:38 英国《金融时报》 Emily Feng 北京报道

在持续数月的调查之后，中国反腐机构批评14所知名大学意识形态工作不力。执政的中共正将政治控制拓展至教育机构。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在一篇报告中表示：“思想政治工作较为薄弱，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到位。”它批评了这些大学的党委，并敦促它们“认领责任”。
在发表上述报告之前，中纪委今年早些时候派出巡视组前往29所大学展开巡视，以“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并消除“政治偏差”。
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内，受到批评的一些大学与西方知名教育机构在学术项目和研究上有合作关系。此外，武汉大学与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合办了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
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表示，此次巡视不会对该合办大学产生直接影响，但他指出：“在中国大学当中，这些评估将会产生影响。我认为他们将会努力塑造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从而确保其更符合当前中国领导层的整体设想。”
他补充称：“中共19大即将召开，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拐点。”
自2012年以来，中国收紧了对公民社会方方面面的政治控制，其中包括教育机构，尤其是那些有海外联系的。
教育官员要求大学停止使用充斥“西方价值观”的进口教科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中国大学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并加大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
中纪委对大学展开巡视还表明该机构扩大了监察范围，它告诫中国最好的大学——这些大学通常由教育部监管——要在意识形态上守规矩。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教授林和立(Willy Wo-Lap Lam)表示：“中纪委显然开始了对这一块的管辖，这很不寻常，因为通常而言，它调查的是金融违规、腐败等案件。此次评估表明，它还担心……名义上负责领导大学的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导力方面是否合格。”
中纪委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中纪委的反腐行动已导致数十万党员落马，其中包括习近平政治对手的盟友。
然而，在今年秋季重要的中共19大召开前夕，中纪委反腐行动大大超出了最初的目标。作风强硬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被普遍视为习近平的得力助手，人们日益猜测，他甚至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新总理。
最近几个月，中纪委在拥有广泛政治人脉的金融业掀起了反腐风暴，至少5名知名的金融监管官员和金融业大亨因违反政治纪律被捕。近日，安邦(Anbang)董事长被带走，成为最新的落网者。
被中纪委批评的大学
- 西北工业大学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同济大学
- 浙江大学
- 北京大学
- 吉林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四川大学
- 重庆大学
- 山东大学
- 清华大学
- 哈尔滨工业大学
译者/何黎
【终极目标：把中国的大学都改造成党校！】




新中国第一部禁片表明，比软埋更恐怖的是硬埋
陀飞轮0 于 2017/6/18 10:21:4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武训（赵丹饰）

    将这部“禁”书和这部禁片放在一起，不是在暗示《软埋》将面临着和《武训传》一样的厄运，而是要表明这个事实：软埋很残忍，但生撕活剥、挫骨扬灰的硬埋，更为恐怖。

    一、软埋和硬埋

    据说把方方这位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软埋》炒成热词的，是因为有人批评这部小说有毒，又是停印又是下架。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停印下架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正是在“停印下架”的助推下，继《巨婴国》之后，《软埋》又一举晋身霸屏禁书之列，一点都没有“禁”的样子。

    关于“软埋”的含义，方方是这样解释的：“有些人直接被泥土埋葬，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忘却过去，忘却自己，无论是有意识地封存往事，还是下意识地拒绝记忆，也是软埋。只是软埋他们的不是泥土，而是时间。时间的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屏蔽历史事件，就是软埋自己的方式。”

    按照这个说法，“软埋”的原始含义是尸身未经殓葬而直接入土，引申含义是人有意无意地屏蔽自己的记忆。

    连一口棺木都没有而直接让柔软的尸身遭受泥土的掩埋虽然叫“软埋”，但比起装殓在棺木里再掩埋的“硬埋”，其实更加残忍更加辱没尊严。

    因此，就可悲程度而言，把它们的名字对换一下更加准确：无棺木装殓的是硬埋，有棺木保护才是软埋。

    而相对于用时间来慢慢忘却历史的“软埋”，直接地篡改、阉割和肢解历史，无疑更加的粗暴野蛮，就如同将泥土直接铺盖在活人或死人的身体上一样，是“硬埋”的另一层含义。

    新中国第一部禁片《武训传》的遭遇，就向我们展示了“硬埋”是何等的粗暴野蛮。

    二、好片和禁片

    这部在1950年底上映的电影，讲的是武训“行乞兴学”的真实历史故事。

    武训原名武七，清道光年间生人，穷苦人家出身。七岁时父亲离世，他跟着母亲外出要饭，受尽屈辱。为改变命运，他拿着辛苦卖艺挣来的200文钱，跑进一家私塾跪求老师收他为学生，却在众人笑骂中被赶了出来。

    后来他到一个地主家打工，几年辛苦下来，结账时，却被地主拿出假账糊弄，争辩之下，分文未得还被毒打一顿。

    备受打击的武七，在破庙不吃不喝沉思苦想三天三夜后，悟到了穷人不识字就要永远受欺负的道理，决定办一所让穷孩子上学不要钱的义学。

    为此，他重新踏上了行乞之路。他剃掉长辫，只在两边额角各留一撮桃形短毛，以自我丑化的方式吸引人关注。除了乞讨，他还出卖苦力以及卖艺，当众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只为得一点点赏钱。

    由于他开口闭口都是“义学”，大家以为他得了“义学症”，并作为他的绰号。

    历经三十年行乞，他积足了办学经费，在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门口跪求了三天后，义学终于办了起来。实现了愿望的武七，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继续一囊一钵奔走在募化之路上。

    电影上映后，引发了热烈反响，好评如潮。但随后《人民日报》一篇由最高权威审定的社论，对这部电影发出了猛烈批评。社论说，武训的行乞兴学是“为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的“丑恶行为”，对它的歌颂，是对“革命的农民斗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的诬蔑，是不能容忍的。

    社论掀起了一场全国性政治大批判，《武训传》由好片沦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包括编导孙瑜、主演赵丹等在内的四十余人受到牵连，主创者们的艺术生命基本就此结束。这场意在引出即将大规模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批判，开启了以简单的政治视角粗暴干涉电影的先河。

    活人跑不了，死人也逃不掉。在社论之后，《人民日报》又刊发了还是由最高权威审定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1966年秋，在武训入土七十年后，斗天战地的红卫兵掘开了武训墓，将这位“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焚尸街头。

    逝世时师生哭声震天、市民闻讯落泪、自动送殡者万余人，逝世后被誉为“千古一人”的武训，就这样，在死后五十余年因为一部讴歌他的电影，在名誉被“硬埋”后，尸骨又被“硬掘”，精神与肉体同时被挫骨扬灰。

    假若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感受到比他在世行乞时所受到的全部屈辱累加起来还要大不知多少倍的屈辱，他一定会深彻地感受到当一个人的历史被篡改、阉割和肢解时是种什么样的痛楚，他一定会再一次向世人下跪，只不过他这一次乞求的，不是兴办义学的钱物，而是将他生生世世遗忘的“软埋”。

    当然，假若他泉下有知，对比起那些被迫扭曲自己历史、在活着就被“硬埋”的人们，上至领导人大学者，下至臭老九小老板，他又要备感幸运——毕竟，历史自有公论，后人再癫狂，也不过是他们在自我折磨而已。

   三、改良和革命

    对这段历史，从今天回望过去，很容易看清，对《武训传》的批判，不过是后来诸多在“革命神圣、造反有理”政治观主宰下的悲剧的先声而已。

    在这个政治观看来，革命、造反是解决世间一切不公和落后的最有力武器，推倒旧世界，就可以翻过来个新世界。因此，不单压迫是反动，沉默也是反动，改良同样也是反动，只要不是向李闯王洪天王学习抡起大刀，就是专制统治的帮凶。

    我们今天同样知道，在1911年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所谓革命，就算成功，血流漂杵换来的，不过是毫无进步可言的皇帝轮流坐而已；而就是这个1911年的革命，其进步意义也大为可疑：它翻过来的世界固然是新的，但成色几何，今天依然看不清。

    因此，从以革命推翻暴政是民众不可剥夺的最后权利的意义上说，革命的确是神圣的，但其实际效果，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绝对不是革命狂热者们想像中的样子，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往往是同样的一个旧世界。

    相反，像武训这样以提高民众文化水平为目标的社会改良，虽然其所推行的“文化”，不可避免地离不开为制造了压迫的旧秩序服务的那一套，但“有文化总比没文化好”是不受任何历史局限性影响、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正确的道理。否则，岂不是人人都是文盲、个个都是白卷英雄的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而尤其是考虑到，如果一个社会，它能够在革命上克制、在改良上耐心，其渐进演化的结果，最终不会逊色于任何一个流血革命不绝如缕的地方，正如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已经看到的一样。

   四、暴革和文革

    当然，这个“我们”，必须剔掉那些左派人士，比如《南方窗》的主笔李北方先生。

    在2013年的一场以“知识与权力”为主题的演讲中，李北方多次用《武训传》为例论证了“知识的本质是一种权力”的观点。在他看来，由于知识是经过压迫者按照其意图塑造的统治工具，被压迫者越是拼命学习，就越堕入被压迫的深渊。

    按照这个观点，武训那经历了无数苦难、承受了无数屈辱的几十年行乞以兴办义学之举，不要说不是改良，还简直是帮凶：帮大清王朝又培养了一批奴才。

    这样的结论，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兴办义学是帮凶，那么为了不当帮凶，武训该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养活自己那一副皮囊即可，或者干脆早早自寻了断，因为活着而不革命本身就是种耻辱。

    当然，他最正确的抉择，是操起屠刀，砍下那个盘剥他的地主的脑瓜；如果侥幸还能活命，就沿着里长、亭长、县太爷的顺序一路砍下去。

    而再往深处推论，这种暴革——暴力革命——又远远不够：既然知识是最高级别的压迫工具，那么最彻底的革命，就是消灭知识消灭文化，甚至是消灭文字以斩草除根——看到这里，是不是很熟悉了？对，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所以，武训最最正确的行动，是起来搞文化大革命；那位在世时靠蹬三轮车的收入帮助贫困孩子实现上学梦、在2005年去世的白芳礼老人，同样也应当如此——假如他们不这样做，就是反动。

    由此可见，在十年浩劫已被否定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如此理直气壮地为文革的理论基础叫魂，是多么的令人匪夷所思。

   五、禁书和禁片

    只要不直接煽动暴力，再左也是言论自由之一种，各抒己见无妨；但由于这些来自左派人士的批判，在作为理论时是振聋发聩铿锵有力的，具有极强的迷惑性——比如“知识的本质是权力”这个立论并没有错，然而在作为一种实践时，它们又因缺乏可行性而往往产生灾难性后果——比如既然知识已是统治工具，那么当文盲最好，而要是能速战速决地实现“文化革命”那更是美妙，尽管它最终摧毁的不可能是无形的大脑而只能是有形的大脑。

    集迷惑性和灾难性于一身，这就是左派言论的最为危险之处。当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如此，今天对《软埋》的批判亦然。

    而据说，李主笔就是此次批判《软埋》的主力。

    将这部“禁”书和这部禁片放在一起，不是在暗示《软埋》将面临着和《武训传》一样的厄运，而是要表明这个事实：软埋很残忍，但生撕活剥、挫骨扬灰的硬埋，更为恐怖。

    但愿《软埋》别被硬埋。




被朝鲜释放的美大学生死亡 父母悼文感人  
北美华人之声 2017-06-20 北美华人之声
弗吉尼亚大学大三学生瓦姆比尔（Otto Frederick Warmbier）在朝鲜旅游时被逮捕，近日回美国，6月19日下午，瓦姆比尔的家人发声明说， 瓦姆比尔回家不到一周，在辛辛那提医院死亡。（沃姆比尔Linkedin）

星期一（6月19日） 下午，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Frederick Warmbier）的家人发声明说，被朝鲜关押了17个月之后的瓦姆比尔回家不到一周，已经在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医院死亡。
福克斯新闻报导，虽然没有外伤表明他被殴打，但医生说瓦姆比尔的大脑遭受了“大脑组织的大量损失”，这表明他的大脑失去供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路透社报导，他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不幸的是，我们儿子在朝鲜手中遭受的严重虐待，只能让我们得到今天这个悲哀的结果。”



这份瓦姆比尔父母写的声明中全文如下：
“我们很遗憾，我们的儿子奥托•瓦姆比尔已经完成了旅程。今天下午二点二十分，奥托在爱他的家人的环绕下，离开了。
这样的一瞬间，我们很容易想到未来要失去的一切——这个温暖、令人愉快的、聪明的年轻人，好奇心和对生活的热情没有止境，而我们再也不能跟他在一起了。但是此刻，我们宁愿怀念曾经跟他共度的时光。他接触过的社区对他无比怀念，你可以感受到，比如怀俄明州、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亚大学的人们，他们对奥托的热爱远超出了他的直系亲属。
我们要感谢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的杰出的专业人士，他们为奥托（的病情）已经竭尽所能。不幸的是，我们儿子在朝鲜手中遭受的严重虐待，只能让我们得到今天这个悲哀的结果。
当奥托6月13日晚回到辛辛那提时，他口不能言，目不能视，也无法对口头指挥作出反应。他看起来很不舒服——几乎是很痛苦。虽然我们永远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在一天之内，他的脸色变化了，他变得平和了，他回家了，我们相信他能感觉到这一点。
世界各地为他和我们全家祝福和祷告的人们，我们谢谢你们，我们也内心安宁了。”

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2015年底到朝鲜旅行，和同伴快乐地丢雪球，当时他绝对想不到，几天后在搭机离朝时被抓、3个月后被判劳教15年。被关押17个月后终于返家时，他已变成昏迷一年多的植物人，无法向家人亲述他在平壤的非人遭遇。

奥托2015年12月29日抵达朝鲜，预计2016年1月2日离开。几天前，奥托的弟弟奥斯汀（Austin Warmbier）对外公开一段奥托在朝鲜游玩的视频。片中奥托和其他旅行同伴，兴奋地对着镜头一起丢雪球，并且开怀大笑。奥斯汀说：“这才是我所认识及敬爱的奥托、我的哥哥。”
两个月后，奥托再次出现在一段视频中，却是人事皆非的场景。当时21岁的他，被朝鲜武警架著从一个门中走出来，在镜头前鞠躬并宣读一个事先准备好的“供词”，解释他为什么会被捕，以及“乞求宽恕”。
奥托表示，他被抓的原因是“窃取在酒店内的一个朝鲜宣传标语”，说到最后，他声泪俱下地说：“我已经做出了一生中最糟糕的决定，但我只是个普通人。”
去年3月朝鲜对奥托判劳教15年重刑，在被朝鲜金氏政权囚禁17个月后，周二（6月13日），奥托终于踏上归乡之路，但已昏迷不醒一年多，被人用担架抬着下飞机。立即护送到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住院治疗，医生说，奥托“丧失了大量脑组织”，处于无反应的虚弱状态。
奥托为何会昏迷仍是未知数，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学重症监护室主任坎特（DanielKanter）说，奥托的状况似乎符合心肺骤停（cardiopulmonary arrest），它可以造成脑部缺血及脑损害。朝鲜声称，奥托是在2016年3月被判刑后不久感染了肉毒杆菌，服用安眠药后昏迷。
奥托的家人不相信朝鲜的片面之词，他的父亲说：“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借口这么长时间对他的状况保密，并且拒绝给他一流的治疗。”
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意想不到的非人遭遇，奥托现在可能是一名前途无量的投资银行专家，但他却被羁押在一个贱民国家，最后在昏迷状态中返回家园。
奥托学业运动样样行 前途无量
BBC新闻报导，奥托的家人住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怀俄明镇的小郊区，他的父亲在当地拥有一家小公司。奥托就读俄亥俄州最好的高中，以第二名优异成绩毕业，而且是个天生的足球运动好手。
高中毕业后，奥托到弗吉尼亚大学学习经济和商业，今年5月的毕业典礼，他缺席了。他的同学说，奥托对自己的未来早有规划，立志成为一名投资银行专家。

奥托父亲：他被中国的旅行社骗了
奥托于2015年前往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完成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他对学习和旅游的兴趣把他带到亚洲，奥托原本预计在2016年1月到香港的一所大学研习，并决定先到朝鲜旅游。
他是通过中国青年旅行社（Young Pioneer Tours）的安排前往朝鲜旅行，这家旅行社是少数被授权组织朝鲜旅行的中国公司之一，它招揽生意的宣传是“花一点钱， 就能去你妈妈不让你去的地方”。
奥托的父亲抨击青年旅行社，指责其把美国人诓骗到朝鲜旅游，而美国人有可能会被扣为人质。

朝鲜行室友：奥托在错误的时机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来自英国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丹尼．格拉顿（Danny Gratton），在四天三夜的朝鲜旅行中和奥托是室友，旅行团中只有他们两人是单独旅行。
丹尼告诉BBC新闻，他和奥托一见如故，“他非常阳光、聪明和可爱”。
奥托被指在旅行的第二个晚上，即2015年除夕，尝试从Yanggakdo酒店的员工专属区，拿走有朝鲜宣传标语的横幅。
丹尼怀疑奥托是被陷害的，他说，旅行团的行程主要是参观朝韩边界及平壤广场，过程中没有发生粗暴行为，“我们遵守被告诫的规定”，“没有迹象显示，奥托拿走酒店内的宣传标语，他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朝鲜政府发布一个视频片段，显示一个人拿走标语，但是从视频中无法辩识那个人的脸。
奥托2016年1月2日在平壤国际机场要搭机离开朝鲜时，被朝鲜保安带走。
丹尼说：“我和奥托是最后两名通过护照检查的人，我们交出了护照，那个检查护照的人指著奥托，又指著门，两名保安人员过来，把他架走。”
“当时我开了个嘲讽的玩笑：‘我们再也看不到你了’，奥托对我笑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奥托。”
“他们（朝鲜）决定抓一个美国人，奥托只是刚好碰上这个时间点，他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奥托被抓到获释 恐永远是个谜
BBC新闻说，旅行团一名成员告诉《华盛顿邮报》，当整团成员抵达北京后，其中一名导游打电话给奥托，他告诉导游：“有严重的头痛，想要去医院。”
朝鲜到了2016年1月22日才证实奥托被捕，并安排他在当年2月下旬发表电视讲话，随后在3月对他判处15年劳教。
观察家表示，对外国人来说，这个重刑异乎寻常，有可能与当时美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
目前外界仍不清楚奥托去年3月被判刑后，到今年6月14日获释之间，到底在朝鲜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父亲说，奥托在被判刑后第二天即陷入昏迷，并指控朝鲜贱民政权对奥托施以“残酷和恐吓”的手段。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Diego）韩国太平洋计划主任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告诉法新社，朝鲜情报机构有可能出于害怕，隐瞒奥托的健康状况，并在某个阶段，了解到“如果奥托死在朝鲜，可能会发生最糟糕的情况，还不如通过外交管道让他离开”。

美获释大学生父谴责朝鲜 批奥巴马政府不作为

“朝鲜是一个耻辱政权。他们是残酷的、是恐怖的……我们不能相信他们所说的任何话。”遭朝鲜关押17个月、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的美国大学生已经回美三天，他的父母于周四（15日）首次公开谈论儿子以及儿子在朝鲜的遭遇，他们还谴责了奥巴马政府对此事的“不作为”。

15日，奥托的父母弗莱德．瓦姆比尔（FredWarmbier）和母亲辛迪．瓦姆比尔（Cindy Warmbier）在儿子被释放后首次公开发声。弗莱德说，奥托是一个“温柔体贴、有爱心、善良的人”。他并说在2016年3月的视频中所看到的男子不是他本人（的特征）。

弗莱德说，两天前当他首次见到被释放的儿子，他跪在儿子身旁，试图安抚他。不管他的身体状况如何，“我们试图让他舒服一点”,“不要相信专暴政权所说的话。”

针对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周四发表的一则简讯，称奥托是朝鲜“基于人道理由”送回家的，弗莱德说，“朝鲜从来没有做过发自他们内心的友善的任何事情”。他说，自己不相信劳动党政权所说的话。他相信奥托是被朝鲜政府当作战犯而被拘留的。
奥托的父亲弗莱德说，川普（特朗普）总统昨晚（周三）10点打电话给他，想知道他们的家人是否还好，并询问奥托的状况。他感谢川普帮助奥托获得释放。
弗莱德说，我认为国务院一直与朝鲜进行非常艰难的谈判，但他认为，他们永远不会找出朝鲜释放奥托的真正原因。
美国官员周二表示，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特使尹汝尚（Joseph Yun）访问平壤，通过一系列秘密外交接触，要求朝鲜基于人道主义释放瓦姆比尔。
弗莱德还否认了奥巴马政府为了营救他的儿子所做的任何努力，并对奥巴马政府的不作为表示谴责。他说自己和妻子辛迪去过华盛顿十几次，与政府高级官员和议员们包括前国务卿克里见面，试图让政府帮助奥托获得释放。然而奥巴马前政府建议他们，重要的是不要惹怒朝鲜人。他与妻子听从了这一逻辑，结果，对儿子的营救没有任何积极效果。
美国国务院正在继续与朝鲜就另外三名被拘留的美国人进行协商。
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自去年初以来一直在增加。朝鲜不断发射导弹，并进行了两次核弹试验。平壤也发誓要开发出能够击中美国大陆的核弹头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政府本周发布了一个罕见的警报，正式指责朝鲜政府进行了一连串的网络攻击，这些攻击可追溯到2009年。


沉雁璧花：瓦姆比尔之死

作者 沉雁璧花 关注

瓦姆比尔死了，死在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自他被特朗普救护组救回美国，我都一直关注这个22岁的小伙子，虽然英年早逝，但他为探索反人类政权做了一次没有归程的旅行，他也许会改变朝鲜。
早在一周前，我将瓦姆比尔信息图片转发到我的生活微信圈，收到几乎清一色“傻*”的回应。想想也是啊，朝鲜人都在想办法脱北，中国人都在想办法往美国跑，但瓦姆比尔却往朝鲜跑，这不是傻*还是什么？
连续一周来，我都在时政圈观察对瓦姆比尔的反应，清一色都是赞叹美国制度真好，历经万难也要救自己的普通国民于水火，但没有一个时政圈友友点赞瓦姆比尔行为，只是差点没有骂他“傻*”而已。这说明，在对待瓦姆比尔问题上，时政圈和生活圈的朋友都达成了高度统一，这个22岁的美国小伙就是一个“傻*”。
谁说中国有愚民？迄今为止，也没有信息证明有中国人愿意去朝鲜，除了去旅游看笑话，绝不存在像瓦姆比尔一样的傻货。美国不止一个瓦姆比尔，就我知道，仅凭美国政要亲自出面营救的这是第五个，前四个我都记不得名字，还有那些不知其名和正在赶往朝鲜路上的美国人，肯定是不计其数。凡是我们能看见有关朝鲜惊悚信息的视频，几乎全是像瓦姆比尔一样的美国人干的，绝不会有中国人去冒这个险。用我们的话说，这就叫吃饱了撑，中国人都在排队移民欧美，没有一个愚民，真正的愚民在美国。
之所以美国人愚蠢，像瓦姆比尔这样的美国人，年轻有为前程似锦，有社保有医保，只要工作就不愁房车。如果稍稍再投机一些，可以来中国留学，递交一份申请就会被名校录用，除了年入堪比中产的助学金，像他这么帅，漂亮的中国女大学生会抢着送上门去学英语。天堂般的生活不过，却要跑去铤而走险，结果被金氏政权弄成狗熊。这究竟为哪般？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么？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似乎从古至今也不会出现像瓦姆比尔这样的蠢货。中国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难民，一类是精英。前一周微信圈都在传一个峨眉山驴妇，每次背两百多斤的负荷送上金鼎，就为了活着，才四十岁就背成了像马克龙的老婆。这就是中国难民，他们和她们是被精英每天辱骂为猪民、贱命和草民的一群人。中国精英每天的工作就是启蒙，唤醒像峨眉驴妇一样的难民，精英每天吸拉着国民血汗，要么是大V，要么是公知，要么是良心。由于峨眉驴妇一样的难民根本没时间听谁启蒙，一天连贱命都难保，你叫她们怎么醒来？而这样的难民又占了大比例，所以，中国精英从孔子启蒙到原子，都在抱怨“怎么还有这么多猪民不醒”。这就是中国精英，自己养得膘肥体壮，还嫌驴民咋个不吃肉？
难民在求生，精英在养生，穷人在搬砖，富人在移民。这就是中国人文现实，没有谁会想到去挑衅一下朝鲜的海报，但美国人却接二连三去了。美国没有中国式难民，也没有中国式穷人，按照生活条件和文化水准，美国人基本都算精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精英不这么好好过日子，硬要去做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苦差事？明知会搭上小命的风险，美国人似乎也敢于亲自去尝试。美国宪法和所有美国制度文件似乎也没有鼓励美国人这么去冒险，他们每一个冒险者似乎也没有把国家救援当做自己行动的必须依据，就像瓦姆比尔的家人，在悼词中没有抱怨美国政府对其救援晚了，当然更没有指责瓦姆比尔的只身冒险行动，所有美国人都没有一个说瓦姆比尔是“傻*”。
瓦姆比尔在美国的舆情似乎比中国表现得更加平静，就像前副总统洛克菲勒的儿子去新几内亚被食人族吃掉一样平静。这说明，瓦姆比尔的死在美国是一种类似于蹦极、登山、滑翔一样的平常死亡，没什么稀奇的。无论是征服自然的野蛮还是征服人类的野蛮，冒险和牺牲本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生活方式。但在中国不行，出入平安是每个人的安全底线，可以不光宗耀祖回家，至少也得四肢健全归来，不然就是受人奚落的无能笑料。
洪博培是曾经的美国驻华大使，在2011年的王府井事件中他带着两个自己的孩子站在了民众的中间，当民众散去之后他父子三依然坚持。幸运的是，中国不是朝鲜，中国毕竟有太多的妻儿老小在美国，否则，很难说洪博培就不是瓦姆比尔一样的下场。但洪博培当时的行动肯定没有顾忌任何后事和堂堂大使身份，就像瓦姆比尔在朝鲜酒店撕下一张海报的平淡而已。两个美国精英干了两件违逆当事国核心利益的事儿，虽然结局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一样的，两者都是硬着头皮上的冒险。这让中国精英想都不敢想，中国精英会启蒙中国驴民，唤醒他们上去干，自己等着摘桃子。
连对外国的野蛮都敢只身一战，你说他还会面对本国的野蛮当逃兵么？我曾经在三月的微公号中写过一篇文章《人生就是与野蛮作斗争》，小女子人微言轻，当然不会有人当一回事。中国精英最爱唱的一句是“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这是美国精英富兰克林的名言。美国精英扛着这句名言并没有逃避野蛮，而是直面野蛮将脚下之地变成自由之土，但中国精英扛着这句名言就直奔自由而去，哪里还记得故乡的水和故乡的霾。
我不知道曾经的美国精英是否启蒙过印第安人和契约黑奴，但我知道每次美国精英总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美国这么好，究竟是因为美国制度太厉害，还是因为美国精英太勇敢？也许洪博培和瓦姆比尔就是答案，因为美国精英秉持“生命理当献给自由”的信念。但是，中国精英在用启蒙的养生方式等天亮，他们秉持“自由理当献给生命”。所以，中国精英骂谭嗣同是人血馒头，当然就会说瓦姆比尔是一头蠢驴，属于被启蒙的对象。
美国的瓦姆比尔死了，阻挡不住无数个瓦姆比尔照样会奔向朝鲜，瓦姆比尔式的躬身前行，为美国和全世界收集了人间地狱的情报。如果特朗普政府有点脾气，也许瓦姆比尔的死会给朝鲜人民带来福音。这就叫一张海报带来的文明进程，虽然瓦姆比尔英年早逝，但他却用短暂的生命改变了深远的世界。为他祈祷，他是上帝之子。



慢慢的，它们就没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
2017-04-21 王五四
　　几年以前，我曾经嘲笑过某科技界大佬。当时他说：也许90后、95后会慢慢不知道谷·歌是什么网站。

　　那一年，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谷·歌，全世界最卓越的互联网公司，活在互联网的一代中~国人，会不知道他们的网站？

　　今天，我收回这句嘲笑。因为这件不可能的事，它慢慢变成了现实。

　　没有人再关注什么谷~歌不谷~歌。对他们来说，百度也蛮好用的，反正他们几乎没用过谷·歌。没有谷·歌又怎样？大家还是开心的看微博，刷朋友圈，聊微信，听歌，看娱乐节目。对于从来就不知道谷·歌的人来说，少了谷·歌又有什么影响？

慢慢的,它们就没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

　　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Facebook的。其实这个网站和校内一样，也挺蠢的。可在上面你能看到老外们的生活，可以轻易的跟一万公里以外的人互相拜访，可以看到很多根本不会开到校内上的主页。你用汉语回复，下面给你聊起来的可能是香港仔，可能是台湾人。你用英语回复，说不定有比你英语用的更蹩脚的寂寞的北欧人来跟你搭讪。你感觉地球真的变成了地球村，你还没拉门走出去，别人就推门走了进来。

　　然后，它就没有了。起初，它的失踪激起了很大的声音，后来，声音就消失了。

　　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Twitter的。其实这个网站和微博一样，也不过是些信息流，刷上一整天，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至少，你可以以最快速度获取你想知道的任何新事，你会真正了解什么事情在全世界是流行的，而不是经过各种截图、翻译、转发，甚至曲解、断章取义、黑白颠倒的东西。你知道的是真相，赤裸裸的，也许有点太短的真相。但至少中间不会有无数人的加工与再加工，偏激、片面，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管后来者有意还是无意。

　　然后，它就没有了。首先是它的本体没有了，然后它的模仿者也没有了，模仿者的模仿者也没有了。只剩一个模仿者的模仿者的模仿者，现在你每天能在上面看到无数广告。

　　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YouTube的。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个网站就是个大型优酷，当年有人信誓旦旦的说，没有YouTube，我们中国人会很快让优酷超过YouTube。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视频还是那么卡，内容还是那么垃圾，原创还是那么容易被盗窃，视频丰富度还是那么的可怜。在YouTube上，你能看到全世界最棒的手艺人，最逗乐的笑话，最天马行空的创意，最激荡人心的音乐，最美好的完美瞬间，可在优酷上，你想看一分钟视频，请先看半分钟广告。

　　哦，对了。Instagram，有些人可能感觉它和QQ空间也差不多。可我在上面关注了六百多个摄影师，它们都是顶好顶好的影像记录者，每天看他们的作品，我感觉到很幸福，那种即使没有到那里去，也身临其境的幸福。我还在上面认识了一个日本的爱自拍的帅小伙，一个爱喝酒的韩国大叔，一个十年前到过中国今天会在每张我发的紫禁城照片下点赞的美国大爷，一个美丽无比的俄罗斯妹子，我和他们基本上都难以交流，语言是很大的障碍，但几个简单的单词，心意也就到了，这种感觉，有时候比多年老友相聚还兴奋。因为这是人类不同族群自由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这种过程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可现在，它没有了，它之所以没有就因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你在搜~索~特定的词汇时，会搜出来特定的照片。虽然这么搜的人并不多，虽然看到的人也不会大惊小怪，也不会觉得天黑了，天亮了，天要塌了，天要变了。可它就是没了，Instagram，就这么没了。谷~歌也是这么没的，Twitter也是这么没的，Facebook也是这么没的。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了什么话，下了什么决定。就要有超过十亿人像陷于哥谭市的孤岛里一样，看着一座又一座桥梁被炸掉，又被炸掉，又被炸掉，然后，就什么都没了。

　　我时常觉得悲哀，真的好悲哀，一个我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也许是一个群体，在不断抢走我身边的东西，而我却无能为力。我抱怨一声，他听不到，任何人都听不到。我怒吼一句，身边的大多数人却像看疯子一样的看着我。我哀嚎一声，这声音被阻碍在黑黑的幕墙以里。我发出尖锐的嘶吼，这声音传不了多远，就和我那被抢走的东西一样，消失了，不见了，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对于本来就没存在过的东西，有谁又会觉得在意呢？那些本来拥有又被掠夺的人的哀愁，后来的人又怎么懂呢？我曾经是拥有一切的，我曾经是拥有世界的，我站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饮下的是自由的琼浆玉液。就在长的无法计数的时间里，我自由生命的一部分又一部分就这么被杀死了，突然就杀死了。可我还始终觉得，它们还奄奄一息的活着，就像它们是慢慢的死去的一样。

　　可它们终归是死了，而且随着它们的死，愈来愈多的事情慢慢的发生了，很慢很慢，几乎不被人察觉，可还是发生了。

　　没有谷·歌，我可以用百度呀。可某些结果被越挪越后，越挪越后，最后就不见了。就像本来就不该搜出这个结果一样。

　　没有Facebook，我可以用校内呀。可你想发只有在Facebook上能发的文章，很快在校内上就失踪了。接着，校内变成了人人，话题变成了人人都关心的话题。大家都在抢着看星座、明星、八卦、娱乐。没有人会关心什么消失了，反正它们本来也没多少存在感。

　　没有YouTube，我可以用优酷呀。可你却经常只能在优酷上看到抄袭别人的作品，而且还不署名，而且还洋洋得意，而且还自我陶醉，就好像那个idea本来属于他自己一样。你看了还要惊呼，他是如此的有创意！好一个抄袭的创意，可你却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网站叫YouTube。

　　没有Twitter，我还可以用微博呀。可你想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你搜的越勤快，越能看到越明显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搜索结果不予显示”。时间长了，你想，反正知道了也没什么用，不如不看了。

　　慢慢的，一扇又一扇的门关上了。今天你打开世界上最大的博客网站，发现它没了。明天你一看，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分享网站没了，一开始是刷新的很慢很慢，后来它就没了。过两天再一看，平常每天都会读两篇文章的媒体网站没了，那里的文章缤纷多彩，最后都变成了该页无法显示几个字。再过几个月，大学的网站不让上了，摄影师的网站不让上了，就连百度日本这种自家网站，也没了。

　　接着，漫画看不了了，接着，动画看不成了。接着，美剧英剧失踪了。下载美剧英剧的网站又又又失踪了。尊重正版，保护权益，行吧，然后字幕网站也没了。

　　游戏没了，你习惯性登陆的游戏网站，发现下载栏正在整治中。论坛关了，天天都在看的论坛，突然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因为“报备问题”不让办了。个人网站，私人博客，对不起，说没就没有，你在上面存了多少多年辛勤耕耘的东西都没用。

　　你关注的人，有一天你登陆微博，发现他怎么好久都没说话了，然后你搜索了一下，发现他的账号不存在了，而且你搜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未予显示。

　　一盏一盏的灯，灭了。四面八方的光源，消失了。我们生活的五光十色的世界，变成了一片黑色。

　　天黑了，那么睡觉吧，但愿长醉不复醒。

　　最后，我们变成了一群做梦的人，这个梦的名字，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搜·索结·果·不·予·显·示·梦。


耍流氓式的改革，就是魔鬼行为
文/郭一平
郭一平：老百姓不欢迎流氓式改革,
人民网：老百姓提起改革，为何咬牙切齿、胆颤心寒。
国企改革，几千万人下岗了。给国家干了大半辈子，一分钱不给，一脚踢走了。那些国企改革的受益者，生意做成了，拿着几千万的年薪。生意做不成了也好办，干脆把土地一卖平地起高楼。他们发了，然后当了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来了。
教育改革，学费越来越高，教育部长换了，但高学费一分钱不少。当年我上中专时，八几年，国家一个月还给我发13块钱。现在的大学生不敢想，那时候一盘土豆烧牛肉还不到两毛钱，一般的菜都是二分三分，一分钱也能打一碗粥。学校里啥都准备，自己抱上被子买个碗就上大学去了。一月13块钱，我每个月都花不完——说起来，叫人笑出泪来。现在，大学办成了赚钱机器，文凭批发部。花钱不学东西。卖血上大学的事情，不断见诸报端。
医疗改革呢，在北京看次感冒就得五百块钱。一场病就能打倒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比我们还穷的印度，最好的房地产是医院，实行了全民免费治疗。而我们呢？正是通过这些赚大钱创收的。
住房改革，我当年是福利分房，住两间房子，一间一个月交五毛钱，两间房是一块钱。房改后，补了几万。最可怕的是这八年，房价翻了五六倍。我这代人算是比较牛比的，有学历有工作，我同学们大多是双职工。可是，谁家家里有两个男孩子算他妈的倒楣死了，光给孩子在县城里买两套房子，就得七八十万。你想想，要是工薪族，没有灰色收入，再不做生意，又不抢银行，这钱上哪儿弄去？且不说两个孩子都上大学花钱了。
……
这一次次的改革，把人民大众推向苦难的深渊。所以说，一提“改革”这两字，叫人吓得半天反应不过来——又准备咋折腾俺呀？
前几天，我看了郎咸平在清华大学的一场演讲，反思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说的。实际上，改革，光从经济角度分析是不成的。政治，经济两者是相联系的，故此 才有了“政治经济学”。
尽管我与郎咸平，被网民同称为“九大风云人物”，那是对我的高抬，我受之有愧。年前，北京举办一个名人论坛，让我参加，谈论经济问题，我就推了——我没资格。
但是对于郎咸平谈改革问题，我认为他没有讲到点子上，没有点出改革出问题的真正原因。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一定出问题，不出问题不正常。之前的改革出问题，今后的改革也一定会出问题！
为什么？主导改革者，不是人民！
只有还政于民的改革，才是真改革。不还政于民，所有的改革，都将演变成对人民大众的血腥掠夺！
我们把改革当成了“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也不能摸30年吧？前两年是摸着来，不能天天摸吧？没摸出来经验？没有摸出来套路？
郭一平摸着石头过河，发现河里有个深坑，差一点淹死；你郭二平再过河，不能还掉里面一回吧？郭三平，郭四平……摸着摸着就不摸了。为啥？一个个的失败“深坑”全部都发现了，之后的人就直接趟水过去就是了。
问题不在这儿，改革出问题，不是改革者水平造成的，而是立场造成的。他们就没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去改革。
在改革上，人民大众没有权力说话，更无法主导改革。顶层设计者，为顶层设计，不为大众设计。
改革，不要顶层设计，要的是人民设计。
改革30年，出现的所有问题，实质是权力疯狂的结果。权力不受人民制约，人民在改革上没有话语权，没有主导权——这是造成30年改革出问题的根本问题。谈改革，也要从政治角度考虑，这是我与郎咸平说的不一样的地方。
只要不还政于民，所有的改革都将让权力对财富的掌控越来越强化，都将让贫富分化更加严重，都将社会矛盾更加激化，都将使得人民大众生不如死——直至内忧外患不能支持时，抽心一烂，轰然倒塌！
只有还政于民，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六亿网民，是中国思想的主流，靠忽悠大众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有人说，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我郭一平就想说：改革不需要什么杀出一条血路，也不需要勇气，也不必壮士断腕。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分子在中国毕竟是极少数，有十几亿中国人民，也有解放军的大炮，怕什么？只有脱离人民的改革，只有禽兽私有化改革，只有与十几亿中国人民为敌的改革，也只有耍流氓式的禽兽改革，才需要“杀出一条血路”。对不对？你要是为13亿中国人民着想的改革，13亿中国人民都支持，为何还要下那么大的本钱？还要什么“壮士断腕”吗？
不改革，国家没出路。一改革，百姓没活路。要解开这个死结，必须还政于民。
30年前兴改革，广大百姓兴高采烈、投身改革。30年后谈改革，广大百姓谈‘改’色变、心惊肉跳。原因只有一个，即改革出了问题。我想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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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策总是顶层设计，基本不听百姓意见。每项改革高层总喜欢依靠权贵专家精英设计，很少或基本不征求百姓意见和建议。有一些法规还能公开征求百姓意见，就是改革举措从来没有公开征求过百姓意见。往往造成上层要改的而不是百姓所要的，脱离群众、隔靴抓痒、甚至与民意背道而驰、越改离百姓越远。
二、改革总要百姓多掏钱，让一部分单位个人赚大钱。住房、教育、医药、水、电、气等等。哪样不是每改革一次，都叫老百姓多一次出钱。特别是所有‘听证会’几乎全部是“涨价会”。一听证就涨价，成为了明规则。
三、企业改革工人下岗，从来没有官员下过岗。特别是‘改公为私’，导致千百万工人齐下岗，让其自谋生路；至今，全国下岗工人无人问津。事实是打破了主人（工人）的铁饭碗，却造就了“公仆”的金饭碗。变干群鱼水关系为“油水”关系。
四、改革收入分配，制造差距吉尼斯。工人工资改革20年不加、后10年还规定了‘最低标准’，退休职工喊一年加100，官员不声不响却是2000-5000地加。工人农民一年6000，有的高官一年66700000。成了全球大笑话。
五、改革社会保障，官员百姓天上人间。百姓医改变成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返贫、无钱等死；官员医改实报实销、用不了可以买营养、日用品。官员车改，每月3000-5000收进来；百姓每一改，一切都得自己付出去。
六、物价改革，越改越高。百姓收入与CPI增长一直龟兔赛跑。10年房价翻了10倍，30年生活费：10元一人可用一月，涨成现在不够一餐。百姓哪能不心惊肉跳。
七、公务员制度改革，官员眼睛向上腐败愈演愈烈。二奶小三成了腐败官员专利，贪腐不再是成千上万而是成千上万万（万的平方、千的立方）。
八、机构改革，官民比例和三公消费创世界第一。部门领导一正几十副，一个县100多个行政机关、千个以上事业单位。一个企业要被十七、八个平顶帽（管理机构）监管，伸手要钱、闭口罚款。接待吃喝，县级一个招待所每年都在1000万以上。全国有2500多个县、有多少省、地、市，招待所宾馆大酒店海鲜馆铺天盖地，三公消费史无前例。
九、市场改革越改越乱，生活安全没有保障。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比比皆是。特别是空气、土地、水、食品、药品等问题十分严重，连住房和汽车隐患多多。造成百姓生活惶惶不可度日。
十、养老改革，老人病不起活不起死不起。活着，子女靠不住、社会无法靠；特别是生病双脚跳；死吧，墓地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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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了！民政部领导集体“软着陆”
周蓬安 于 2017/6/21 8:47:1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经查，曲淑辉同志担任中央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民政部党组成员期间，未按照党中央要求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对驻在部门所辖单位发生系统性腐败问题严重失职失责；未按照党中央要求聚焦主责主业，长期干预和插手驻在部门下属单位相关工程项目，并从中谋取私利。（6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看到这个处理结果我就特别奇怪，年收入应该有20万元的副部级官员曲淑辉怎么也这么爱贪小便宜？因为她虽然长期谋取私利，但并未走司法程序，说明其涉案金额较小。而按照已经大幅度提高受贿罪起刑标准的《刑法修正案（九）》及其随后出台的受贿罪量刑标准，贪污数额较大（30000元-200000元）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而曲淑辉“长期干预和插手驻在部门下属单位相关工程项目，并从中谋取私利”，得到的好处总额却还不到3万元，无疑是零打碎敲，或许就是逢年过节每次收几百块钱，甚至也就收几张百元面值的购物卡。我感觉作为副部级高官，曲淑辉真是过于掉价了，这些相关工程项目承包商也“太不把副部当干部”了。

    正因为曲淑辉涉案金额较小，不构成犯罪，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曲淑辉同志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

    曲淑辉在接受调查前担任中央纪委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纪检组原组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党组成员。而她还有一个十分耀眼的头衔，那就是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至此，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已有三人落马，此前两人分别是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和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而中纪委落马的高官也有两人，此前被查的系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已有四名民政部高官被查。此前被查处的三人分别为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和民政部原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陈传书。而非常巧合的是，这四名高官均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2月8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李立国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由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给予其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窦玉沛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提前退休。

    4月24日，中纪委网站再发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民政部原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陈传书工作严重失职失责问题立案审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陈传书同志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局级非领导职务。
    也就是说，民政部四名被查高官中，目前职务（享受相应待遇）最高的是窦玉沛（副部级），随后分别是陈传书（正局级）、李立国（副局级）、曲淑辉（正处级）。

    一些媒体将这些虽被查但未受刑事处理的干部称为“断崖式降级”，其实非常不准确。稍微有点汉语言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断崖式”，那就是掉得非常很，而用“断崖式降级”来形容被处理的官员，窃以为至少被降三级。也就是说，在这四人当中，李立国、曲淑辉符合“断崖式降级”特征，而窦玉沛、陈传书两人受到的处理可以说相当“小儿科”。因此，笔者用“软着陆”来概括这四人，应该说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



郑也夫:人类只从物质中获得幸福的时代该结束了
于 2017/6/19 18:11:3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不断做物质加法——为家里添置冰箱，买回电视机，配齐洗衣机，再买辆车……从一无所有的状态到“全副武装”的过程，确实能给人幸福的感觉。

    “但现在，物质空前丰富。在一个万物俱备、什么都不缺的年代，占有物质很难再刺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获得长久的满足。在新的时代，比起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感。从实物中获得的满足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宝贵的经历以及从中获得的知识，将永久地入驻我们的生命。”

    这是日本作家本田直之在畅销书《少即是多》中的观点。而早在十年前，中国社会学家郑也夫就已经预见到在物质富足之后，人类社会将要发生的变化，他称之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在我看来，人有三种追求：舒适，牛逼，刺激。

    舒适，就是排除了生理上的痛苦，没有饥饿、寒冷、性欲的长期饥渴等等。温饱曾经是不易得到的东西，所以舒适的满足也曾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

    第二种需求我称之为“牛逼”。这种追求体现了人的生物本能，用一个较为雅驯的词来讲，就是“炫耀”。在动物那里，炫耀是为了追求异性，比如具有长而且绚丽尾巴的雄孔雀更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进化到人这里，炫耀转变为追求更广泛——兼容同性和异性——的承认。

    第三项追求是刺激。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刺激在现代社会种日益成为人们的主要追求。当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时候，生存本身就很刺激。设想一下，狩猎时代，所有的男性都要一起打猎，这是一件何等刺激的事情。当他们承受了这种巨大的刺激后，回到家里便只想享受安全和舒适了。与此相反，现代生活中温饱问题被解决，因为生存而经受的刺激小了，对刺激的需求反而就提升了。曾经艰苦的生活状况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现代的生活状况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温饱和安逸获得后，空虚无聊已经压倒物质匮乏，成为今日西方和未来全人类的首要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捡起来的是那个祖先时代解决生存问题的手段——物质资源。鲍曼引用卡罗尔对现代消费的嘲笑：当下社会的精神特质宣告：假如你心情低落，那就吃。

    这并不是玩笑。这是当今这个消费社会的真实形态。接下来，我会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分析这种把物质消费奉为圭臬的生活方式的荒谬之处。

    02、食

    食物是生命中最基础的东西，也是最物质的东西。在以往的漫长历史中，饥饿始终伴随着人类，死于饥馑史不绝书。而现代人面临“食”这个问题，却显得异常纠结，想吃又不能吃，努力克制又很难控制。

    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曾长期生活在匮乏之中，从来没有长久地置身于食品充裕的环境。相反，他们发自本能贪吃不但不是问题，还具有进化上的优势。因为在物质普遍匮乏的生活中，往往是饥一顿饱一顿，所以一旦遇到食物就会尽可能地多吃多储备，以便度过日后的饥饿。时至今日，我们和祖先在“好胃口”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变化，但是所处的环境却大不一样了，因为今天的食物太丰盛了。
    实际上，食物一方面具有实用性，另一方面具有象征性，可供炫耀。食物是祖先炫耀的利器。两个部落的首领见面，一个来到另外一个的领地做客时候，主人一方一定会把所有的肉和水果都摆上来——这是一种炫耀。

    为什么食物可以炫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稀缺。因为稀缺，所以有权势的人能够获得，而没有权势的人无法获得而又渴望获得。所以美食从来都是富人、有权势的人炫耀的利器，一直到今天。但是他们不知道，今夕何年，不可以再用食物炫耀了。过去请客请你吃肉，你会说“哇，真是慷慨”，但是现在，谁家吃不到肉呢？

    那么食物的炫耀价值，还有没有增长的空间？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断然的回答：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首先当然我们的胃口是有限的，其次，从进化的角度说，过去亿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把自然中能够变成食物的植物和动物全都加以驯化、端上了餐桌，能够长期享受的更美味的东西已经很难再找到，食品本身已经没有价值提升的空间了。

    那既然没有提升怎么还卖的这么贵呢？中秋节时候八千块钱一盒的月饼，巴结领导时候两万块一桌的酒席，食物真的值这么多钱？根本不可能。但是不到这个价位，怎么能够体现出我“真心实意”？所以是一定要这样的。如果按照货币忠实度量的话，食品本身质量提升是不能被接受的。

    实际上，这样一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勾当造成了一种财产的再分配。赚到钱的人高价购买食品，只是将自己的利润转移给了食品开发商而已。

    此外，统计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恩格尔系数，也就是食品在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过去的中国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因为当时物质资源比较匮乏。而现在这个数字在逐渐降低。经济学家所说的消费拉动经济、促进就业，并不完全正确。消费如果只是吃的话，实际上是我们自己遭罪。所以吃的消费最能够突出地体现过犹不及。

    03、衣

    在消耗物质的生理能力上，穿与吃截然不同。吃是恒量，哪怕再有钱，胃口再好，吃多了我们会觉得不舒服，它有生物上限，但是衣服不是，只要有钱，人们可以买无数衣服，衣服对经济增长的提升空间，似乎大大超过食品。但是回过头来注视服装占消费总额比例的历史变迁，却并非如此。

    从1992年至2003年间，中国城市服装消费百分比从14%下降到10%，农村则是从8%下降到6%。为什么消费服装的生理制约远比消费食物小，在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却与食物相同——都在下降呢？看来，所谓的“服装消费增长不受生理约束”，在逻辑上成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突出。

    为什么？因为这是由时尚的特征决定的。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种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的是它自身的死亡，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泛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立性。

    确实，时尚不断变化，催促人们不断购买衣服以便紧跟时尚节奏、吸引他人的目光。但同时，时尚也制约着服装消费，人们并没有买很多。因为时尚像一个肥皂泡，当然可以被吹得越来越大，但是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肥皂泡就会破掉。万分之一的人在穿的品牌叫时尚，而百分之一的人在穿的就只能是烂大街了。如果同样的款式一次性买20件，可能还没等到你把第10件拿出来穿，时尚就过去了。

    首饰也是如此。我们为了吸引别人的目光而佩戴首饰，但是在这个不需要多少技术就可以比真还真的“高仿时代”，有多少人在乎你的首饰到底是不是真金白银呢？难道他还会亲自来摸一摸吗？所以，买假首饰，别人看着不错，自己走在路上也安全，遇到拦路抢劫的大不了摘下来送他，反正是假的，丢了也不可惜。

    对于现代人而言，服饰早已不是避寒保暖的工具，而是一种用来乱人耳目的道具。何为道具？上了舞台就穿，下了舞台就扔。质量好不好，是不是稀有，没有人在意。

    未来的服装是道具的时代，所以也不具有不断提升的空间。

    04、行

    我是老牌的反对发展轿车的学者。1994年，中国两个学者，一个是我，一个是何祚庥院士，撰文反对发展轿车。何先生作为物理学家，反对发展轿车主要是从能源和环境污染的角度出发，但是我反对的论据要宽泛很多。

    在我看来，在大都市里发展轿车，一定会引发“体积革命”。因为如果人人都开私家车，那么一定会发生严重堵塞，欲速不达，所以必须是合乘——几个人一起拼车、或者大家坐公交车，再或者就是开小体积的轿车。

    那些鼓吹发展轿车的人，认为轿车是一个龙头产业，可以带动很多其他的产业，比如钢铁业、玻璃业、橡胶业等等，这样我们国家的经济就会增长，人民生活就会幸福。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日本造车确实赚了很多钱，因为他们起步早，造出来的车卖给全世界；而中国起步晚，造出来的车大部分都要卖给中国人。不错，发展汽车产业能够拉动很多产业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普遍而言似乎是多了一些。但是我们多出来的钱都用在买车上，买车后还要保养维修，到最后和没有发展汽车产业相比，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红利。

    很多人喜欢把GDP和收入当成生活的指标，这不对。GDP是有很多黑洞的，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在轿车问题上，我决定用时间指标和空间指标来论证，发展轿车到底好不好，这是比GDP更硬的指标。

    先说空间。空间是在这个星球上对人类来说最宝贵的资源，二战之所以发生，不正是因为一些非常要强的民族对于自己生存空间不足感到不满吗？空间如此宝贵，所以争夺空间的成本才如此高昂，生存空间一寸也不能被夺走。随着人口增加，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世界第一大轿车城洛杉矶的城市空间是怎样安排的呢？1/4的空间给了公路，第二个1/4的空间给了停车场。整个洛杉矶拿出了1/2的空间来伺候轿车。街道原本是可以非常惬意的，人们在街上散步，孩子们在街上玩耍，这一切都随着汽车在城市内的风驰电掣而逐渐消失，公共空间被汽车所占有，再也没有露天的咖啡馆和茶座。这是空间的帐，很显然，不值当！

    再来算算时间的帐。买一辆车的花费需要你工作多长时间才能支付的起？而使用公共交通所耗费的时间，无需计算，一定会小于你的购车成本。买车之后开车上下班，一旦遇上堵车，汽车可能比自行车还慢。而如果选择坐地铁，我可以在地铁上读小说、看报纸，你的时间将是零消耗！

    据一位当代作家伊里奇的统计，美国人每年的生活中有1600小时与他的轿车有关——为买车而工作的时间，为买汽油而工作的时间，修车的时间，实际开车的时间。换算下来，平均每天大约为轿车支付4小时23分钟。每个人减去睡眠、吃饭等生理必要时间，每天还有14个小时的有效时间。其中的三分之一竟都被轿车这一项吞噬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轿车是现代“耗时性”消费的象征。所以古德尔说：

    消费不是自由时间的朋友，而是休闲的对立面。

    05、住

    高价的住房对社会的伤害是致命的。看看现在的大学生，即使是从北大、南大这样高等学府毕业的学生，真正有“梦”的人很少，年轻人特有的那种狂妄早已不知所踪，没有人说“我的梦想是做科学家”、“我的梦想是做哲学家”、“我想研究古典学”、“我想研究数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再过几年要结婚，结婚就要买房，房价这么高，最起码也得找个月薪两三万的工作吧，否则我怎么买得起房？一个民族最该有梦想、最该有冲劲儿的年轻人就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这是极其可悲的事情，这是精神的癌症。

    那么对农民工而言呢？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工人的生产不仅要为资本家创造财富、创造再生产费用，还要再生产出下一代工人。也就是说公司给工人发工资不仅是为了让他吃饱了饭明天还能接着干，而是要给他吃饭钱、住宿钱、结婚娶媳妇的钱，以及培养出下一代工人的钱。

    而现在中国的现状是，农民工根本无法在城市里买房，只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农村，由爷爷奶奶用廉价的费用来生产出下一代工人，然后下一代工人再进城……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

    总结起来，温饱问题解决后，我们的快乐与物质增长、收入增长的关系越来越小。消费貌似自由，但其实只是在商人精心策划的环境中的行为。但是物质消耗永远是有限的，吃喝玩乐，“吃”和“喝”有恒量的约束，只能通过“玩”，“玩”是无限的。这里的游戏观是广义的游戏观，满足人类的炫耀本性要靠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社会要靠每个人做不同的游戏。




FT：中国发起学术打假行动
中国科技部称，107篇论文遭《肿瘤生物学》撤稿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和科技人员的尊严。
更新于2017年6月19日 06:30 英国《金融时报》 杨缘 张祺

中国当局正在打击学术欺诈，此前一份国际医学期刊撤回了中国作者在过去五年里发表的107篇论文，构成史上最大的同行评议造假案例。
《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期刊的出版商斯普林格(Springer)表示，之所以撤稿，是因为同行评议流程（由一名独立学者建议发表一篇论文）已被“伪造的同行评议报告故意破坏”。
中国科技部上周表示，这起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尊严”。该部誓言对学术造假“零容忍”。
政府承诺对撤稿论文逐一彻查，有些涉事论文作者可能被剥夺学术职务。他们承担或正在申请经费的科研项目已被暂停。
学术出版是中国经济中遭遇假冒的产品、销售数据或评论的最新领域。电子商务受到一波又一波虚假订单的困扰，其目的是提高在线卖家的排名，电影院线也卷入一项争议，涉及政府意图删除对国产电影的差评。
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领先者的努力，已经使其成为全球第二大学术发表来源。
2014中国年度报告
中国创新不足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简单类比往往认为中国文化不利于创新，但这种差距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如果中国文化不利于创新，那怎么解释二十年来中国创新进步速度呢？事实上，中国已经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创新水平最高、也是全世界创新能力增长最快的国家。

然而，《浙江大学学报》的张月红总编表示，学者们受到的发表不了论文就不能晋升的压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近年来，中国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爆出的学术丑闻激增。在科学出版工作中率先采用反剽窃软件的张月红表示，生物技术领域尤其是一个“重灾区”。
去年，食品和药物监管机构发现，81%的药物审批申请在制药公司被要求核查其临床数据后被撤回。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迈克尔·格列内森(Michael Grieneisen)和张明华合写的一篇论文，美国曾经在30年期间一直在学术撤稿方面“领衔”世界，但在2009年被中国超越。
中国英文科技论文编辑联盟(ASEC)理事长夏华向(Harry Xia)表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和美国的撤稿数量都继续偏高，但考虑到论文的绝对数量，中国的撤稿率与全球平均水平大致相符。
夏华向补充说，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撤稿更有可能涉及学术不端行为。追踪学术撤稿的非政府组织“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的数据显示，就同行评议造假导致论文被撤稿而言，中国领先世界。
2015年，《英国医学期刊》的出版商BioMed Central以涉嫌同行评议造假为由，撤回了43篇论文，其中41篇出自中国作者之手。
此外，根据科学刊物《自然》(Nature)的编辑之一卡伦·卡普兰(Karen Kaplan)发表的一篇论文，科学编辑公司的兴起导致研究人员不仅花钱请人校对或检查英文翻译，而且请人进行专业审议，甚至补充数据。
中国政府支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表示，2015-16年期间被主要国际出版社撤回的117篇中国论文中，有28篇曾经过中介公司润色，甚至有一些是花钱请人代写的。
“中国撤稿率较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知名期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能获得大笔奖金，”撤稿观察联合创始人伊万·奥朗斯基(Ivan Oransky)表示。
在中国，不仅是高校研究人员，就连执业的医生都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获得晋升。
“中国需要让科学研究平静下来。这里的研究界太浮躁和缺乏耐心了，”张月红表示。
Yingzhi Yang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老海龟”
June 19, 2017

饶毓泰，1892年-1968年10月16日，江西省临川人，1913年入学，1917年12月18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文革遭到“斗争”和关押，1968年10月16日上吊身亡。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5日，上海人，1919年入学，1920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68年被逮捕入狱1年半，身患重病，一度精神失常，1977年1月13日去世。
王均，1898年4月7日-1968年5月，江西省安福县人，1924年入学，1926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2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刑满后在老家的农村“监督劳动”，1968年5月被抓走，关押中被打死，家人至今不知他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肖光琰，1920年8月4日-1968年12月11日，福建福州人，1942年入学，1946年3月22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12月11日在监禁中死亡，文革当局宣称他“自杀”。他的妻子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英文教员）和15岁的独生女肖络连在两天后一起服毒自杀。
陈梦家，1911年4月12日-1966年9月3日，浙江上虞县人，1944年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到芝加哥大学学习，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陈梦家做青铜器研究并写了一部书稿。1966年遭到毒打和侮辱，9月3日上吊身亡。
检视多年来寻访调查收集到的长长的文革受难者名单，我意识到，其中有多达5人，曾经留学芝加哥大学，也就是我现在教书的地方。5名受难者的名字和简历如上所列。他们的名字是按照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排列的。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跨度，从1913年到1948年。饶毓泰、叶企孙、王均、萧光琰4位都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得到学士或者博士学位。陈梦家曾在这里做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果，同时他的妻子赵萝蕤在这里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5人中3人学习自然科学，2人研习人文学科。其中3人是教师，2人是研究人员。他们在文革中受到深重迫害，2人被打死，2人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这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所以必须加上引号），1人曾被逮捕入狱，精神失常患病而死。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2年，远不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历史有300多年），历史略长于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园主体是多座巍峨的浅灰色石头筑成的哥特式建筑，校园甬道用大片的石块铺成。不难想象，90年前，80年前，60年前，他们5个人，从甬道上走过，就像现在的学生，有明亮的眼睛，红润的面孔，轻快的步伐，来到大学，为了追求知识，为了成长，为了准备将来的工作。所不同的是，那时候他们从中国来，要坐长时间的海船，他们没有越洋电话可用于跟家人联络。多年学习之后，他们毕业了，像所有的毕业生一样离开学校。他们坐着船回到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家庭，等等。然后……然后是文革，他们被迫害死了。
我们应该问：什么时候？在哪里？怎样？为什么？


饶毓泰
饶毓泰先生在1913年6月填写的入学登记表：他1891年出生于中国江西，1911年毕业于南洋学校。
饶毓泰先生的毕业记录卡：他在1917年12月18日取得科学学士学位。“将来的职业”一栏里写的是“教育和科学研究”。
饶毓泰先生的成绩单：他的成绩很好，绝大多数科目都得到A和B。据说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分数的“通货膨胀”，得到这样的成绩远比现在难。
我在大学行政办公室里读着这些卡片和记录，90多年前的历史似乎一下子被拉到眼前，具体而明晰。他在1913年来到芝加哥大学。那不是清朝皇帝退位后第二年吗？他考上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是22岁，那时候已经算是不太年轻的年龄。他是不是还曾经梳着一根大辫子，像所有的清朝时候的男人一样？是不是行礼的时候还要下跪和磕头？但是，当时他显然对中国学者不了解的现代科学怀有兴趣，而且，也对地球另一面的生活怀有兴趣，才参加竞争性的考试（他考上了江西省派留学生），然后飘洋过海，来到芝加哥，学习物理学。
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但是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有这样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我猜，以这种精神，假使孔子活在十九世纪初，也会这样整装乘船来美国学习物理的吧。看到照片上穿西装打领带梳平头的年轻的饶毓泰，真是一副充满朝气的样子。
记得我刚到芝加哥大学教书那一年，关于这所学校最令我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在一份为新生印发的简明的校史年表上，看到测出了光速的迈克尔孙（Albert Michelson）曾在这里任教。我马上想到了我12岁的时候，在一本物理课本上读到过，光的速度太快了，但是物理学家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每秒钟30万公里的光速。我一直希望看到这个无比聪明的装置。原来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曾在这里工作啊。
查看资料，测了光速的迈克尔孙（1852-1931）在1892年出任刚刚建立的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主任，1907年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我猜，当年饶毓泰先生亲眼看到这位老师的时候，也一定是非常欣喜的吧。
饶毓泰先生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学位以后，还在这里上了一些课。后来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1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1922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物理系（那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物理系，尽管多年一直只有两名教师）。1949年时他是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由于他的先驱和领导作用，他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被称为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因为京剧界有四个最著名的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他们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卿），而他又是4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这4人中的前3人都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
他们那一代人值得尊敬。可以想象，饶毓泰那时来美国学习，除了物理学本身的不易，还要克服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各种困难，而且那时候的美国环境也没有现在开放平等。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坚持下来了，以开阔的胸襟和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他们要学的，然后带到中国去，艰难创业，建立了中国的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对比之下，有些留学生，只学上一套时髦理论，以骂美国为能耐，以爱国主义自居，实际上于国于民毫无益处，真令人叹息。
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以后，饶毓泰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像他这样的老教授，要反复“检讨”自己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而具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过关”得以继续在学校里教书。这种“思想改造”过程被称作“洗澡”，意思是说你原来很脏。还有更令人不堪的说法叫做“脱了裤子割尾巴”。
尽管有一系列这样的“政治运动”，北大物理系的一名行政干部告诉我，文革前饶先生在中国物理学界一直受到所有人的高度尊敬，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他说，系里有会议的时候，如果饶先生来了，每一名教师都对他很恭敬，因为他可以说是中国物理学界每一个人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
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即低头弯腰双手后举的姿势），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北大（还有中国所有的大学）停课年5以上，全体学生被发动起来“斗争”校内和校外的“阶级敌人”。据北京大学的文革记录，北京大学的教授，除了1人，全部被“立案审查”。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亡，正教授中有10%被害死（请见我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属于文革的指导文件清楚规定了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连一些中小学教员都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属于文革所列的重罪之一。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自己出国留学或者旅行，因此这种罪名只能扣到早年曾经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像饶毓泰这样的人身上。
1966年的时候，饶毓泰已经75岁高龄，但是仍然不放过他。我访问过的一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说，有一天在校园里看到饶先生，腰弯着，弯得那么厉害，身体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极艰难、缓慢地往前挪步，可见他已经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了。这位老师自己当时也被关押和“劳改”，体力和精神上都感到很难支撑。他说，饶先生年纪比他老30岁，痛苦一定更为深重。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工军宣队来到北大以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室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物理系的人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中，包括本来就住在校内集体宿舍里的人和有很小孩子的女教职工。“有问题”的人还被单独监禁隔离。这样强制集中住宿，显然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在物理大楼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揭发”别人，也都被别人“揭发”。在那个阶段，北京大学有24人“自杀”。饶毓泰是其中之一。
物理大楼里没有床，人们睡在物理实验的桌子上。老年人尿频，夜里多次上厕所。实验桌比一般的桌子高，饶先生个子比较矮，且已经77岁高龄，夜里上厕所上下桌子很不方便。一天早晨他去厕所，吵醒了别人，为此遭到斥骂。
1968年10月16日，饶毓泰悄悄离开物理大楼，回到北大燕南园41号家中，在自来水管上吊身亡。家中没有绳子，他把家里一块没有用过的新布，顺经线竖着剪成长条，拧成绳子，挂在自来水管上。
那时候专案组正逼他“交代”和胡适的“关系”，并且要在第二天为此“斗争”他。1949年以前，饶毓泰是北大理学院院长，胡适（1891- 1962）是北大校长，这就是他们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回答满足不了那些一心抓出更多更大的“阶级敌人”的“专案组”。  物理大楼的人看饶毓泰不见了，开始寻找。当他们找到饶家（走路十来分钟远），发现他已经死亡。
饶毓泰的独生女儿饶慰慈，在清华大学工作，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她在1968年4月被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抓起来，先关在校内，后来押到远郊区。逼迫她“交代”和“揭发”与同事谈话中“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她被打得半死，腿被打残，一度神志失常（对这种当时要判重刑的“反革命言论”，实际上也只有用酷刑来压榨逼迫）。打她的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那时学校已经整整两年不上课，学生的能量被引导为这种残忍的发泄）。这个“反革命案”造成20多人被打伤或致残。她的同事刘承娴不堪虐待在扣押地跳楼身亡。后来她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性关押”。她的父亲饶毓泰被关被害死，她根本不知道。
饶毓泰死后，骨灰没有保留。绝大多数文革受难者死后都是这样被对待的。文革不但毁灭他们的生命，而且要永远毁灭他们的名字。文革后的1978年在八宝山为饶毓泰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是当时的统一说法，作为“平反”的一种方式），仪式上放着一个骨灰盒子，那个盒子其实是空 的。
饶毓泰没有留下遗书。他的遗物由那时的北大当局处理。1978年归还他女儿的饶毓泰遗物，有一些书和一笔存款。女儿把书送给了图书馆，把存款捐赠给物理系作为奖学金。
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布建立饶毓泰物理奖。把他害死到以他的名字设奖，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能够以他的名字设奖，是对他所代表的科学和教育的价值的肯定。但是在公布的饶毓泰的生平介绍中，不提他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的。
我们需要把事实说出来。因为对社会生活来说，重要的不仅有科学和教育，还有真话。

叶企孙
叶企孙先生在饶毓泰先生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学习物理学。由于不知道当时他的姓名如何拼写，我试了几次不同的拼法，才找到他的学籍卡片。总的来说没有费很多时间。大学行政办公室的一名年轻职员做事有条不紊，他先在从A到Z排列的抽屉柜子里找到了学籍卡片，然后到另一个办公室里找出在微缩胶卷上的学习成绩单，印了出来。
我想起了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已故戏剧专家吴晓铃先生曾说起，他在1930年代因为爱好中国文学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了北京大学。看到北京大学办公室里一群职员还拿着毛笔抄各种文书，觉得北大是旧中国低效率的缩影，因为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全部用卡片制，两个系合用一个秘书，效率高得多。 想不到20年后因为查找这5名受难者的资料，再次印证了吴先生的话。在有电脑之前，卡片索引就是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学籍卡片上记载，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父亲是清华学校的中文教授。他的成绩单上大多数科目都得到了Ａ、Ａ减和Ｂ，只有3个Ｃ。芝加哥大学在1920年6月15日授予他科学学士学位。得到学位后，他还在这里继续上课半年。
学籍卡片上有他父亲的名字，是用拼音写的。我从中文资料上看到他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约半年，1914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孙自己则在1913年进清华学校学习，1918年毕业离开。认识叶企孙的人说他有很好的中国文学修养。看来他和父亲两代，都属于当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向外国学习知识的人。这是一种平衡而健康的方式。
在学籍卡片上有“将来的职业”一栏，叶企孙填的是“研究和教物理”。确实如此。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到哈佛大学，在1923年6月获博士学位。回中国后叶企孙一直在学校工作。他自己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清华并非正式大学，只是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底清华开始建立大学本科，叶企孙是组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人。这个系培养了一批物理人才。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孙被分配到（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授没有了自己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北京大学物理系直到文革。 在北大，饶毓泰是与他常有来往的同事和朋友，文革中他被强迫“交代”这些朋友的名字。
文革开始后，叶企孙像饶毓泰一样，作为“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遭到红卫兵的“批斗”。1968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将他逮捕（那时候国务院、军委都可以出面“逮捕”平民百姓，不像文革前一般要由司法机构出面）关押在监狱中（不是校内的“牛棚”了），连续审讯。罪名是1930年代的一桩“特务案”。关押一年半后，1969年11月，他被释放回到北大，继续被“审查”。当时他已经病重。1972年，北大当局（当时是毛的警卫部队的军人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处理”的意思只是不把他送到监狱和劳改农场去而已。
叶企孙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人能帮助他，亲友也受迫害自顾不暇，加上他是“特务案”，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叶企孙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来又生病，据目击者说，看到他腰弯得十分厉害，神情恍惚，鼻涕稀拉，衣衫褴褛，样子十分可怜。
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后，北京当局开始给文革受难者平反。叶企孙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在1977年1月13日逝世，在1987年得到“平反”，其时他已经去世10年。以后的变化，也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变化一样，是有戏剧性的。1995年，清华大学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2000年出版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他的传记，也写到他的文革遭遇。
这本书和其他文革后出版的科学家传记有所不同。这本书材料翔实，而且在描述他早年的活动以及大量引用他年轻时代日记时，力图肯定叶企孙那时（而不是被“思想改造”之后）的志趣、品德和行事方式，致力于勾勒出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体现的早年的清华精神。
这本书对叶企孙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做了客观仔细的说明。1950年叶企孙出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1月16日他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没有通过。1月22日他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升级到检讨自己的“九点错误，四点思想根源及三点改正办法”，仍然没有通过。1月24日第三次检讨，算是通过了，但仍然遭到多项攻击，其中之一是指责他不参加“土改工作队”。清华大学党委“关于叶企孙的情况报告”中说：“他现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该书498页）
书里详细说明了叶企孙的“特务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他指导毕业论文的清华学生熊大缜，应邀到了冀中共产党的部队，运用专业知识制造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后来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用石头砸死。30年后，为熊大缜和叶企孙的关系把叶企孙也抓进监狱。
书的作者很用心地为叶企孙辩白，说他绝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这样的事实说明当然是对的，然而也让人感到困惑。在文革30多年之后，难道还只能进行这样的辩护吗？文革时候，人们除了竭力声辩“我不是特务”“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外别无他法。到了现在，还不能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一点吗？
饶毓泰和叶企孙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物理学兴旺发展的年代，而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又是当时的学术前锋。在上面写到的测量光速的迈克尔孙教授之后，还有多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而在此之前，获奖者都在欧洲。迈克尔孙教授出生于普鲁士，犹太人，两岁时来美国，在矿区小镇长大。曾经有一部电视片，描写了在他17岁的时候，尽管受到一名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教师的反对，他还是得到帮助而进入了海军学校，毕业时成为一名物理和化学教师，后来成为杰出物理学家。如今在芝加哥大学里有一座建筑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芝加哥大学校园里还有一座高大的铜铸艺术雕塑，就在物理系大楼的对面，纪念1942年费米在这里领导完成的重大工程，即建成了第一个由人控制的链式原子能反应堆。记得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的时候，市场上仍然很少有文学或者历史书卖，大家都只有看科普读物和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费米夫人写的《原子在我家中》是很受欢迎的一本。书中写到，费米趁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离开故乡意大利来到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结盟，使他们面临危险。他们来到芝加哥大学以后，美国和意大利宣战，有关法律使他们成为“敌国侨民”。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完成这项重大的研究。
1869年海军学院没有因为种族歧视而不录取迈克尔孙，芝加哥大学也没有因为费米夫人的种族以及他们夫妇从战争敌国来而把他们当敌人。想想看，如果芝加哥大学也采取纳粹的或者文革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系列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后面，都是需要有人道精神和良性制度作基础的。


王均
王均，后改名为王博之，1968年5月在江西省安福县五家田村家中被红卫兵抓走，“斗争”和关押一段时间后被打死。他的家人至今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死亡的，也不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
芝加哥大学的成绩报告单记载，王均来芝加哥大学以前，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21年到Wooster (Ohio)学院学习，1925年2月进入芝加哥大学，6月15日开始高级课程班学习，1926年6月15日被授予教育哲学学位。表上也说明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一员。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王均进入芝加哥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学习一年。我在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从一本名录里看到关于他的记载：
王均，生于1898年4月7日；进入Wooster College, 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哲学学位，1926年；在芝加哥的长老会神学院学习，得到证书，1927年；成为牧师，1928年；在湖南省常德长老会教会传道；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出版《宗教与人生》（中文），1933年。1928年与Ruth Li结婚，有1个儿子和3个女儿。通讯地址：中国南京金陵大学。
那是1939年印刷的一本人名录。在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正值王均第二次来美国。他的妻儿从南京逃难回到湖南常德妻子的老家。王均赶回中国和妻儿见面，后来从湖南到江西他的老家安福县。1940年他和朋友在安福县办起了第一所中学。他还在老家五家田村修了一项水利工程，水坝至今还在用着。
1951 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王均在安福县中学任教导主任，后来被迫离开转到永丰县中学任一般教师。1952 年3月12日，王均正在上课时，被安福县派来的民兵抓走。5月12日，以“反革命罪”判处他8年徒刑，王均55岁。
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27万，管制3万，处以极刑（杀）71万”（《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37页）。毛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是杀了100万。“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出的102个电报，印在1990年代《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书中。这些电报中毛规定了要处死刑的人数的比例，还亲自为北京等地算出按照比例要处死的人数。毛和他文稿编辑们，都没有觉得这样按照比例下达指标来杀人，有什么不妥，哪怕仅仅是在说法上。与现代文明世界相隔之远，可见一斑。
王均在江西贵溪县的劳改农场服刑，1960年刑满后继续留在那里，1963年被遣返到安福县五家田村。他的妻子李德珍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原为安福县中学教员，也被停职回老家“监督劳动”。
文革开始后，王均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他被关“牛棚”，被戴高帽子游街，跪搓板，被拳打脚踢。1968年5月，江南镇召开“批斗”大会。他的妻子被叫去“陪斗”（这也是文革的新名词之一）。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是放在板车上拖来的。他妻子走近时，他告诉妻子说：“我已经许多天不能饮食，腰骨也被打断，恐怕顶不住了。”
“批斗会”结束后，主持“批斗”的人让他妻子回家，送米和油盐到“牛棚”给王均吃。第二天他妻子带了东西去，他们却说这些不用了，王均已经转移到别处。他妻子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王均的4个儿女都不在老家工作，也不敢回家探望，和“反革命”父亲的来往会给他们带来严厉惩罚。1958出生的外孙，从来没有见过他。
文革结束以后，安福县中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王均的一个亲戚，1968年他被关在“牛棚”的时候，和其他3个老师被叫去抬死人到附近的蒙岗岭去埋。死人用席子卷着。他们不知道那是谁。埋入土中以前，有个老师掀开席子看了一下，认出那是王均。可是他们一直不敢说。
王均的儿女们请那位老师带领他们到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在那里为父亲建了一块石碑。现在那一带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公园。碑前常有鲜花，是王均以前教过的学生和王均的子孙献的。他们自己印了一本小书，纪念父亲。
文革后，王均的儿女多方申诉，1987年4月2日，安福县人民法院发出判决书，改判王均无罪（指1952年判的八年刑。我们也会注意到，他和上面写的叶企孙的“特务案”是在同一年得到平反的）。至于在文革中的死亡，那是红卫兵所做，没有记录。文革中这类案件很多，都不予追查。
纵观王均的一生经历，他在青年时代显然是个认真探索和不断追求的人。他并不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却先去了日本又到了美国学习；他先学习法律，又学习教育，最后学习神学，以教育和宗教服务为他个人的事业；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书，也用英文写作（现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他的英文文章汇编，出版于1937年）。他一直在努力。革命者当然可以和他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安排，但是却没有权利打他关他残害他，最终毁灭他。

肖光琰
肖光琰（1920-1968）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10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体罚和毒打，12月11日在关押地死亡，时年48岁。两天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被发现在家中双双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肖光琰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电脑网页上检索出肖光琰的学位论文，对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论文是1946年印制的。当时没有电脑网，电脑网上的索引是后来做的。论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学CRERAR图书馆里。论文题目是“叶绿素荧光发射和光合作用在海藻、树叶和叶绿体中”。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但是这些论文将要长久保存下去，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长河的一部分。
肖光琰1950年回中国，他的妻子甄素辉在美国出生长大，随肖光琰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教授英文。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肖光琰遭到批判，被迫作检讨。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肖光琰被当作“白旗”批判。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时间最长害死人最多的一个“运动”。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化学物理所“占领上层建筑”。有的工宣队员态度凶恶，动辄打人。10月5日，肖光琰被关进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牛棚”。他的家被抄，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两个月零六天后，他满身伤痕死在被关押地，被宣布是“畏罪自杀”。
当时化学物理研究所有100多人被指控为“特务”。实际上，“特务”是文革重点要抓的“敌人”之一。在文革中，“阶级敌人”由文革前的5大类变成了8大类，即“地富反坏右”，再加“叛徒特务走资派”。在肖光琰的研究所，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全部都被指控为“特务”组织成员。这些人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遭受刑讯拷打，有7个人死亡，这7个人都被宣布是“自杀”的。
张存浩先生是这个“特务案”的幸存者之一。他也是该所研究人员，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1968年他从家里被抓走。他家被抄了7次，连地板都撬开。他家孩子多，他又买了很多书和政府公债，因此没有什么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银行存款，审问他说：你家为什么没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务经费。张存浩的12岁的儿子张捷被叫去“揭发”他。他们说：你爸爸是特务。儿子问，特务是什么？他们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张存浩在“牛棚”中被关了一年，人们看到他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牌子。不过即使在文革后，他也很少提起他在“牛棚”里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对家人也从来不提。他只是告诉过家人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悲惨，但也有些可笑：被抓进“牛棚”以后，专案组给了张存浩一个长长的名单，逼他承认名单上的人是他“特务”组织的成员。有一个名字是“张捷”。他当时并不老，38岁，但是气糊涂了，而且也绝想不到自己12岁的儿子会被列在所谓“特务”名单上，所以坚决否认他认识一个名叫“张捷”的人。为此，他被打了一个晚上的耳光，骂他“态度不老实”。
他说真是难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会自杀。1968年和张存浩一起被指控为“特务”而死亡的7个人如肖光琰，也都有家有孩子。他们是“自杀”了吗？但是，他们再也不能说出在“牛棚”里到底遭遇了什么了。
我从图书馆书库中取出了肖光琰的博士论文。捧着这本绛红色布面精装的论文，让我再一次为写了论文的人和他被毁灭了的3口之家感到痛心。
肖光琰在25岁的时候完成了博士论文。知道他的人说，他当年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周末和休假日常在实验室度过。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甄素辉和他的约会，都会被他拉到实验室。
图书馆的值班女士正好是做了这批论文的电脑索引的人，非常认真地给我解释索引使用方法以及她还在发展完善这些索引。显然她有非常好的专业训练并且热爱她的工作。肖光琰的论文上写有指导教授James Franck名字。她提醒我，芝加哥大学的化学研究所是以这位教授的名字命名的。我提起书库中肖光琰的论文有两份，她说，很可能这多出来的一份原来是Franck 教授的，原来在教授的办公室里。教授去世之后，把这个副本收到了图书馆里。
Franck教授（1882-1964）是192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离开德国来到美国。他的研究方向有两项，核能和光合作用。在前一方面，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肖光琰是他在后一方面的学生。1947年他退休以后，仍然领导芝加哥大学光合作用研究组10年。
说到光合作用，1958 年，留学过美国的中国力学学会会长钱学森配合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次发表文章说，计算每亩地得到的太阳能经过植物光合作用可以转化成20万斤粮食。他完全不认为关于光合作用是否要问专家如肖光琰，而不是他一个力学家应该乱说的。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粮食亩产不断增加，最高的达到13万斤。
肖光琰所在的研究所被列为文革时代的“先进典型”。我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从1971年到1976年，这个研究所上了20次《人民日报》。那时报纸很少，而且这家中国最大报纸全部只有6个页面，因此被《人民日报》报道是极难得的荣誉。这些文章的标题，有“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对着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此等等。以这种样板指导全国，制造了多少肖光琰式的惨剧呢？
2005年，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文革前的领导人（中共党委书记）白介夫（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和肖光琰的苦涩友谊》。白介夫是资深共产党人，1937年去延安，1957年出任中国化学物理研究所领导，他坦率承认他当时连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中学化学课本里的），却要领导肖光琰这样的专家，还错误地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把肖光琰当作“白旗”批判。到了文革，肖光琰这样的人更是全部成为“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被派去领导这个研究所的“工宣队”，动手打人还使用刑具。他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肖光琰生前所经历的。他主动表达的歉意因为在领导干部的文章中至今很少见到，所以特别值得珍视。


陈梦家
1944年，陈梦家和他的妻子赵萝蕤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的资助，从昆明来到芝加哥大学，路上用了两个月。陈梦家是清华－西南联大的副教授，赵萝蕤是云南大学英文系的讲师。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学习4年后，取得了英文硕士和博士学位。陈梦家早赵萝蕤一年回国，在美国时对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近千件中国青铜器作了全面系统的考查、照相、制作铭文拓片，结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写下了一部英文的研究书稿。
1947年10月陈梦家回到清华大学。在1948年5月清华校庆的时候，清华文物陈列室正式开展，陈梦家是主持文物展览的4位教授之一。他们在筹建清华博物馆。陈梦家在从美国写回中国的一封信里说，看到美国“城市无论大小，其博物院皆为艺术文化之中心，或与大学美术部合作，或为中小学实地文化课程讲解之处，故博物馆实为民众教育之机构，同时又为讨论讲学之所”。他赞赏美国博物馆制度并且想要在中国推行。他也是那样类型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有好东西，就想学习并在中国也做起来。
1948年春天，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中国。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Ancestry of “The Wings of the Dove”。她研究的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这对夫妇，一个研究中国古文字，一个向中国学生教授英文文学。陈梦家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等等。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叶集》。在他们身上，中西学术和文化正在交融和发展。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作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陈梦家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一度精神分裂。
1957年，早年留学欧美的人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比例特别高。当时对“右派分子”的处罚分为6种等级。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降职使用”。和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相识于芝加哥大学的巫宁坤先生，在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北京任教，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比起那些被送到劳改营的人们来说，陈梦家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踩水车等。
1960年食品严重匮乏。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亲戚被派往欧洲工作，设法从国外带来一些奶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奶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不是什么奢侈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珍贵非凡。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年青的时候是诗人，这时依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他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忍耐着熬过了3年挨饿的日子。
1962年他在美国收集资料编成的青铜器研究印刷出版了，一部很厚的书，没有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时连数学书都不允许“右派分子”出版。
1965年初陈梦家摘了“右派帽子”。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所的院子里，毒日当头，有人往他头上吐痰。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那时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最严重的阶段。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24日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请看《文革受难者》中的“左奶奶和马大娘”）。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不只是人的体面和尊严，是剥夺生命。在1966年8月红卫兵杀戮中被害的人，并不是被刀枪一下子杀死的，是被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残酷折磨虐杀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出了《新月诗选》，这是“新月诗社”的诗人们在193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由陈梦家编辑，那时候他20岁。书中有他的一首诗：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陈梦家20岁的诗里，新月是一个美丽的隐喻，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1966年的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由于安眠药毒性不足，那天夜里陈梦家没有死。他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中学生红卫兵抄了陈梦家的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把她的头发剃去半边头发，成为所谓“阴阳头”，因为形似“阴阳”图案。后来，在北京大学校园中，赵萝蕤又遭到“斗争”和殴打。北京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员悲愤地告诉我，她亲眼看到，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竟然还有赵萝蕤曾经教过而那时已经留校教书的年轻女教员。她感到悲愤，一是为赵萝蕤的惨痛遭遇，一是为当时北大人的堕落。
10天以后，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在东城区钱粮胡同家中上吊身亡。时年51岁。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10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2006年，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甲骨文 – 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航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这名记者1990年代到中国居住多年，这是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陈梦家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但是因为陈梦家是甲骨文专家，而且因为这名记者对他的命运和遭遇感兴趣。Hessler 认真采访了认识陈梦家的人。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一个地质学家，讲述了他在1966年８月去陈梦家的家中探望，正在抄家的红卫兵大喊“送上门来”，抓住他用铜头皮带毒打，他的白汗衫浸透了血。陈梦家的妻子和他一起被打。Hessler 还采访了陈梦家的同事，包括在1966年看着陈梦家被摧残折磨的人和在1957年写文章攻击陈梦家的人。他同时还在观察今天的人怎么记忆或反应这个话题。
他和一名考古所退休了的工作人员的对话，陈梦家被害死时这个人是考古所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谈到陈梦家的死亡。书中写道：从这个人（被访者）的表情，我完全不能辨别他是否觉得负疚或者感到难过，或者是否有任何别的感受。（225页）
Hessler 的含蓄的叙述在告诉我们，当文革摧毁了陈梦家和其他受难者的生命之外，还有别的比较隐秘微妙的东西被毁灭了，那就是人的恻隐和怜悯之心以及进行道德反省的能力。文革的暴力迫害是受难者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时的人心和氛围也是造成绝望的一个原因。
陈梦家被害，已经是历史，是中国人无法拒绝的一幕历史惨剧也是丑剧，也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怎么来说来谈来看来想，却是当下的中国人的选择。
Hessler 先生告诉我说，他早已看到了在我的文革受难者网站上关于陈梦家的文章。那是我在经过调查后2000年写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努力穷尽所有的已有的关于陈梦家的材料）。我在那篇文章里只写了谁是陈梦家和陈梦家的悲惨遭遇。Hessler的描述增加了一个文革历史记录的新向度。
另外，芝加哥美术馆的研究员Elinor Pearlstein 也已经完成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所从事的青铜器研究工作。看到她的写得非常缜密的文稿，特别是其中比正文还长的详细注解，我深为她的工作的认真感动，也为陈梦家的工作得到后人研究而欣慰。（2006年7月）
附记：在这篇文章之后，笔者又发现了另外8名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文革受难者。会另文写出。


温浦平：进入混沌时代 更应以史为鉴
2016年08月27日 00:04 东网
若不熟读历史，又或者历史被刻意掩盖和扭曲，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内地经济持续低迷，期待已久的复苏遥遥无期，反贪运动也没完没了，由千亿富豪到底层老百姓，对如何民族复兴、实现伟大中国梦，实际上大家对前路茫无头绪，这个时候，翻查一下历史，可能为大家找到一点脉络。
49年建国之初，举国上下脑袋里充满著亢奋，大家都认定共产主义乌托邦世界，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希望，这时候封建时代的奴性又回来了，不但广大农民、连知识份子与文武百官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把他奉为上天赐予中华民族的明君。当时中国人有一种想法，中国百年来的积弱，在于中国尤如一盘散沙，中央政府法统领全国人民，既然现在出现了大救星毛泽东，那应该让他集中一切权力，解救当前问题，当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后，真正的乌托邦式民主就会降临。
在这背景下，造神运动席卷全国，连毛泽东自己也以为自己是真命天子，智慧超凡，他的野心甚至不仅局限在中国，甚至梦想当上世界共产革命领袖，这种自我膨涨的亢奋，令他对身边的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开始嗤之以鼻，五十年代他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新机构直接听命于党中央，确定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政府机关只有建议之权，决定权在中央，亦即是毛泽东本人。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机构，周恩来成为不折不扣的傀儡总理，只做一些送往迎来的公关工作，被完全剥夺了对国家政务和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最重要的，国务院下面的谘询机构亦完全瘫痪，各界别的精英无法向上层提供理性而专业的意见。毛泽东亲临一线，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没有受到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只要他一句话，各小组和各省市就闻风而动干起来，这就为往后二十年中国走向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灾难建立了基本体制。
这种唯我独尊的神化体制，致命之处在于令决策者自闭于官廷之内，耳目尽失，毛泽东规定媒体紧跟中央，只能报喜不报忧，令他未能掌握最新民情，身边尽诛异己，剩下的就是只懂拍马屁的奸臣，毛泽东身边的所谓得力助手只会上报虚假数字，令大灾难出现时，毛泽东完全被蒙在鼓里，白白丢掉了矫正错误的机会，最终无法自拔。
只要我们不熟读历史，又或者历史被刻意掩盖和扭曲，悲剧就会不断重演，这一点，连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也会经常提到。



日本人揭秘：刘志军是如何搞成中国高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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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膀嗯国 于 2017/6/17 17:52:5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

    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

    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

    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

    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

    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

    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

    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

    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

    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

    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
    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有人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

    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

    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

    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

    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

    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

    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

    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

    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

    于是从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

    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在2011年通车。

    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

    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

    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

    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

    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并不好，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

    铁道部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



一个盗墓贼无意中的发现，揭开千年前被遗忘的历史真相
原创 2017-06-20 无忌公子
前言
2011年3月，有群众举报，南昌市郊区的山上有一座古墓被盗了，文物部门赶到现场勘查，发现被盗的是一座西汉古墓，赶紧进行了保护和抢救性发掘。

进一步的调查结果说明：这不是普通的古墓，这是西汉的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坟墓，就是说，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座西汉时期的帝王墓葬！

而且更大的惊喜是：墓葬的主要部分两千多年来没有被盗墓贼找到！各种文物基本都保留下来了，所以，我们能见到许多西汉时期的绝世珍宝！这是近些年中国考古界最重大的发现。到现在（2017年），经过几年的发掘，墓中出土了许多极其珍贵的文物，可以说是惊喜不断。

但最大的惊喜还在后面。最近在勘测现场爆出特大消息：在海昏侯墓中发掘出了许多竹简，上面竟然保存了《论语》、《易经》、《礼记》、《史记》等重要典籍的早期版本或者已失传的篇章！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以后我们的教科书都要重新修订了！其实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类似于这样的事件。我今天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关于1700多年前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这次发现曾经极大的改写了中国的上古历史，但也留下了至今无法弥补的遗憾……

古墓里的竹简

大约在1730多年前，当时还是三国末期，北方和蜀地都已经被司马家族的晋国掌控，新登基的晋武帝正磨刀霍霍的准备吞并东吴。

那时候在今天的河南汲县的荒郊野外，有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正在到处挖掘古代陵墓，有一天，他挖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墓，进了墓室以后，他没有找到想要的金银财宝，却惊讶的发现地上有许许多多用绳子穿起的竹简。

不准对这些竹简没什么兴趣，就把它们拆开来点成火把，用来照亮墓室，想继续寻找财宝。

火光引起了周围村民的注意，那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初步安定下来了，政府的管理比较规范，村民们马上报告了官府。

▲刘贺墓出土文物。图源网络

故事情节跟这次发现海昏侯墓类似，当时的官府得到报告以后也是马上派人到现场，抓住了不准，把不准连同墓里的竹简一起带走了。

那些竹简有多少呢？史书上几载，装了几十车，规模之大可以说空前绝后。这些竹简被运到了首都洛阳，官方一看，这个太重要了，于是晋武帝亲自拍板，召集了当时全国最顶级的专家学者共同来研读竹简上的文字。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阵仗呢？因为竹简是战国时期的，已经过了500年，晋朝的人已经不认识那时的文字了，需要破译。

竹简运到洛阳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一部分被不准给破坏或者烧掉了，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又毁坏了一些，所以专家花了很长时间来整理，最后得到的成果是惊人的。

竹简里面的内容异常丰富，我们简单的罗列几个：《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琐语》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

有七十五篇，超过十万字，都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献，其中许多是已经失传的，世人早已遗忘的典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纪年》十三篇，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因为是按年代记事的，又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就把它称为《竹书纪年》。

无价之宝

《竹书纪年》里面记载了从上古黄帝开始，到战国时期的魏襄王二十年，总共超过两千年的历史。

为什么这部史书如此重要呢？


▲《竹书纪年》。图源网络

我们知道，东周之前中国的史书都没能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史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编写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书，例如秦国有《秦记》、晋国有《乘》、楚国有《梼杌》、郑国有《志》……

那么这些史书有哪些流传下来了呢？

答案是：一部都没有。全部失传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把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烧了，过了不久就天下大乱，楚汉争霸，秦国自己的史书也遗失在战乱中。于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

焚书以后，民间还有一些零散的书籍，加上儒生们自己的努力，逐渐恢复了儒家的经典，包括儒家的史书《春秋》、《左传》、《国语》。还有，《吕氏春秋》等书籍也记载了一些先秦历史，这才勉强保留了秦朝以前一部分的历史记录。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官修史书，算不得正史。而《竹书纪年》就是魏国的官方史书！魏国是由晋国分裂出来的，《竹书纪年》也继承了晋国的史料。

晋国是春秋时期最大的国家，处在各国的中心位置，春秋的历史大部分是围绕晋国展开的。

可以想见，晋国的史书是各诸侯国里面最全面和最权威的！

《竹书纪年》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晋国和魏国史书的合辑！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部书出土以后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

西晋政府高度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整理竹简的文字，用那时的人们能读懂的文字写了下来，就是《竹书》的“初释本”十三篇，后来卫恒和束皙又整理了一个“考正本”。这两本书是对《竹书纪年》的最确切的释读。

西晋是一个短命王朝，不久以后就爆发了永嘉之乱，那些无比珍贵的竹简在战乱中全部遗失了，剩下“初释本”和“考正本”流传了下来。

有了如此珍贵的史料，中国史学研究在西晋年间迎来了一次空前的大爆发，史学家们纷纷研究《竹书》记载的内容，根据《竹书》来修订已有的历史资料，各种著述层出不穷。

但《竹书》上面记载的内容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被遗忘的上古历史

对先秦的历史，最权威的记录是《春秋》和《史记》，《竹书》里的大部分内容跟他们还是符合的——但有一些地方，《竹书》的记载却跟他们很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


▲《史记》。图源网络

例如对于上古“禅让”的记录，传统的说法是尧、舜、禹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尧老了以后就主动把位置禅让给舜，舜老了就禅让给禹，那是一段安宁祥和的黄金时代。

《竹书》里面却这样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竹书》很明确的说，舜把尧囚禁起来，夺了他的帝位，并且阻止尧的儿子丹朱来见父亲。

哪来的什么禅让？分明是血腥的宫斗大戏。

这个……让我们怎么接受呢？

尧舜禹汤”都是儒家宣扬的上古贤君，“禅让”是贤君们美好德行的集中体现，所以儒家的夫子们一直念念不忘那个美好的时代，并且告诫我们：人类本来是善良的，只是后来才堕落了，所以我们要尽量恢复过去的那些高尚的道德。

《竹书》却冷冷的说：根本没有什么黄金时代，世界从来就是黑暗的。

还有伊尹，他是商朝的创立者“汤”的大臣，儒家史书记载：汤过世以后，他的儿子太甲继位，但太甲不好好治理国家，胡作非为，伊尹就把太甲关起来，让他好好反省。后来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就重新把他接了回来，继续当帝王。太甲对于伊尹的教诲非常感激，感谢他教会了自己做人的道理。

《竹书》上却记录了一段充满杀机的文字：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汤死后，伊尹把太甲流放到桐这个地方，自立为帝；后来太甲从桐偷跑出来，杀了伊尹，夺回了帝位。

在儒家的史书里面，伊尹一直是贤臣的代表，他兢兢业业，辅佐两代君王，是后世一切臣子的榜样。《竹书》却说，伊尹是个篡位的阴谋家，最后事败身死。千古偶像瞬间坍塌了。

《竹书》的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家的历史观，给了我们一份暗黑版的上古历史。

如果《竹书》的记载可信的话，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知道的历史都是被美化过的！

谁对谁错？是个严重问题。

儒家的尴尬

事情还不至于此。再推导下去，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事实。

我们知道《竹书》是战国中期的史书，而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物。这就意味着：如果《竹书》记载的历史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些事实孔子是知道的！而孔子的学说却完全忽略了这些历史，只是不停的宣传“尧舜禹汤”。这就说明：从孔子作《春秋》开始，儒家就在有意识的篡改历史!

而且孔子自己也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儿子干了坏事，老子替他隐瞒；老子干了坏事，儿子替他隐瞒。这才是我们大家要的和谐社会嘛。”

为了让大家保持高尚的道德，我们可以“善意”的隐瞒很多事情；我不告诉你真相，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不污染你纯洁的心灵。

这样推下去的话，孔子说的：“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背后的含义就很耐人寻味了。

再进一步推广下去，被我们封为经典的“四书五经”是否也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呢？

这个结论，即使在今天听来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可以想见，在以儒家精神治国的封建时代，《竹书纪年》上的这些文字会给人们造成多么大的震撼，又会招来多么严厉的抵制！

真假之辩（作者注：《竹书》的真假是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作者是门外汉，所以下面这段基本是胡诌，不足为凭。）

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确保《竹书》上的内容就是真的呢？《竹书》跟儒家说的相反，所以总有一个在说谎，但怎么能肯定不是《竹书》在说谎呢？或者进一步说，怎么确定当年发现的那些竹简不是有人刻意伪造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从《竹书》出土以后就一直存在了，无数学者为了《竹书》的真伪争论了上千年。

不过到近代以后，随着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各种文献的陆续发现，还有后来的《清华简》的出现，这个问题基本有结论了：各种渠道发现的文献上面的内容跟《竹书》都可以互相印证，还有天文学上的推算也能证实《竹书》的真实性，所以《竹书》是战国时期的史书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不存在伪造的可能。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怎样确定编写《竹书》的人没有伪造历史？

通过上千年来各种史学专家的研究，基本的结论是：春秋战国的历史，《竹书》的内容可信度是非常高的，甚至可能比《史记》更可靠，实际上，《竹书》出土以后就有很多人凭借上面的内容校正《史记》的错误。

至于商朝历史，根据近代出土的甲骨文来验证，《竹书》的记载也相当可靠。

真正的问题在于更早的那些历史，从三皇五帝到夏朝，《竹书》写作的年代离那时候已经有接近两千年，可信度就很让人怀疑了，同样，《史记》的记载也靠不住。但我们又找不到其他任何可靠的文献可以证实那段历史。

其中，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关于“禅让”的记载，到底《竹书》跟儒家史书，谁说的才是真相？

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战国时期的人对于三皇五帝的历史也并不了解，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学说在流传，出于晋国的《竹书》跟出于鲁国的儒家分别属于不同的派别，所以他们的记录才有那么大的差别？

令人沮丧的是，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除非有一天我们能找到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明确可靠的文字记录，那才能给我们一个权威的答案，只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所以《竹书》和儒家的争议，可能永远是一个罗生门，无解。

失传之谜

《竹书纪年》让世人知道了很多被湮没的古代历史，但很可惜，这样石破天惊的一部伟大著作，最终还是没能流传下来。

前面我提到，西晋年间，竹简被解读以后，有“初释本”和“考正本”流传了下来。

但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史书，在被无数专家学者研究以后，竟然渐渐的散失了，“初释本”和“考正本”双双失传！

唐朝前期还有关于《竹书》的很多记载，但可能已经不完整，唐朝后期到五代，《竹书》就逐渐散失，到了北宋年间，《竹书》完全失传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又是一个谜团。不仅这本书我们找不到了，连它失传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能猜测。

《竹书》散失的时代，正是儒家学说越来越强势，理学逐渐兴盛的年代，这时候的学者们是不是都在有意无意的抵制跟儒家有冲突的《竹书》？《竹书》是否被当作了邪门外道遭到了主流学者的冷落，以至于无法再流传下来？

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只知道，这部惊天著作就这样很遗憾的从中国的文献里面消失了。

事情还没完。到了明朝的时候，《竹书》突然又出现了，但史学界一般都认为这本书是后人伪造的。

我们真的永远看不到这本神奇的史书了吗？

可以，有办法。

重修《竹书》

到了清朝，终于迎来了转机。

一个叫朱右曾的学者想到：《竹书纪年》本身我们是看不到了，但几百年前不是有很多人看过这本书吗？他们在自己写的书里面都引用过《竹书》的内容，如果我们把这些引用的文字都搜集起来，编成一本书，是不是也可以代替原来的《竹书纪年》呢？

他花了很长时间，翻遍了古代的各种著作，从字里行间逐行逐行的寻找《竹书》遗落的文字，终于把这些文字搜集到一起，千年前《竹书纪年》本来的面貌渐渐浮出了水面。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整个清朝，有很多学者都在做这件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三人，这些学者像接力赛一样，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补充自己搜集的成果，经过上百年的努力，终于重新整理成了一本《竹书纪年》，称作《古本竹书纪年》。

虽然是残本，虽然是对古人引用的文字的再加工，但依然有很大的价值，我们总算能勉强见到这部传奇史书大概的样子，所以才知道了关于“禅让”，关于上古贤君，那些亦真亦假的传闻。

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史学家们能有更加伟大的发现，能够重新找到《竹书纪年》，以及那些遗落的上古传说。



微信选读
近日，著名天使投资人、61岁的徐小平被母校Saskatchewan大学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被邀请在毕业典礼上发表精彩演讲。他认为有些事情，会决定人一生的命运，需要越早想清楚越好呢？1)选择决定命运，认知决定选择。在离开学校以前，就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很大，变化很快。你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绝对不足以帮助你建立一个广阔的视野。你必须养成随时随地跨界学习的习惯和能力，不断探索那些与自己的专业貌似无关的知识新边疆。2)在人生大事上学会运用经济学思考模型。人的价值高低取决于稀缺性，即不可替代性。所以，无论做什么工作或者选择和谁一起生活，都要把事情做到别人无法替代的程度，这是对自我价值最好的保护和经营。3)利他和利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应该把不计回报的帮助他人，变成自己的一种本能。所谓成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人的需求。利他的范围越大，就越接近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反之，想要在越大范围内成就自己，就越需要得到来自更多人的力量和认同。所以，利他精神发展到极致终究是成就自己。4) 时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所持有的唯一且最重要的资源。但时间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产生同样的回报。你必须有能力做出取舍，把时间投入在那些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同时承受可能由此带来的遗憾。当然，什么最有价值，见仁见智，就我个人六十年的人生感受而言，依次排序是：持续的学习发展自我、友情、成就那些比我年轻的人。

发生在中国最悲惨的事：一、好不容易建立了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的还多；二、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发现国民党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坏；三、所谓的四大家族其实还没有现在的处级干部有钱；四、带领我们反美反西方的人的后代都移民美国了。

李不白- 推特

笼统地说到“历史”，其实有点含糊不清。
“历史”这个存在，至少有三种形式：
第一、就是我们头脑里理解和接受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念。
第二、就是各种资料、书籍或者以各种物质表现形式存在的“历史”。
第三、就是“历史”事实，就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
大家一般谈到所谓要铭记“历史”，究竟是指铭记哪一种“历史”呢？其实往往就是指第一种，而第一种是最靠不住的，那完全是主观的、先入为主的，因为第三种是绝对不可能自己再现的（就是历史亲历者也不可能完整呈现当时的历史真实），而人们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念都受到了第二种“历史”的深刻影响，而第二种“历史”是何等得形形色色，何等得参差多态，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
试想，如果一个人天生理解力不强，又接受的是被故意扭曲的“历史”知识，那么在他头脑里所呈现的，会是一些什么东西呢？再比如他的三观已经被洗脑教育改造，那么他所铭记的，就不是什么“历史”，而是一堆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信息了。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想说根本不存在绝对真实的“历史”，真相、真理只存在于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之中，如果一个国家依然在奉行一言堂，大搞言论和思想的垄断，打压人们对于真相的探求，那么我们更要扪心自问：“我的历史是怎么学的呢？靠谱不？我的天赋如何呢？我的资料来源可靠吗，全面吗？我花费了多少功夫呢……”诸如此类。
当我们有了这份审慎的态度，才有可能是一个良好的不断去主动寻求历史真相的开端（尽管价值观依然非常重要），尽管永远没有终极。这就是我平常所谓的“历史是一种在人的头脑里不断重构的存在”。

一姑娘说电脑总是死机，为何？查看了一下她的系统，四个杀毒软件，三个防火墙，三个安全防护，美名其曰：这样安全。 解释：你家只有50平方，有四个警察三个保安三个城管，你觉得安全吗？姑娘释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中国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了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这样的国家百姓能富吗？转

“无权者的权力”是什么？——“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
　　说真话做实事的权力，本应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但是在独裁和极权社会里，这却是一项罪过、一个罪行。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由于追求说真话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力，哈维尔多次被捕入狱，柏林墙推到的那一年，他是直接从狱中出来参选总统的。


连党报也看不下去了
    《人日》今天发文说：许多信息的发布不是从满足公众最急迫的信息需要出发，而是把领导满意作为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近日，河南省某市一公司发生火灾，该市官方微信对此第一时间发布新闻通报。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这篇263个字的通报中，有165字都在介绍“各级领导重视”，一一罗列了各级领导的官阶、姓名，“非常细致”。而对公众更关心的事故原因和伤亡等情况，却仅有“暂无人员伤亡，事件原因正在调查”寥寥14字。
    类似情形并非个案。2015年，北方某地发生一起库房火灾，在585字的官方通报中，仅介绍各级官员姓名、头衔就用了285字，对事故原因、伤亡情况等通报着墨甚少，最后介绍伤亡的消防员时，只有一组简单的数字。
官方通报中过多“领导重视”的背后，折射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许多信息的发布不是从满足公众最急迫的信息需要出发，而是把领导满意作为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在传播方式、信息渠道多元的今天，这种信息发布看似展示了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形象，实际上是在透支政府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人民日报2017-06-21.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7-6-25 19:11

在2010年，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公安分局网络监察大队对本地的“春秋论坛”进行巡查时，发现了一篇名为“妓女万岁”的帖子，网络警察认为，该帖子以妓女为题，含沙射影地攻击党和政府，在论坛上造成了负面影响。发帖子的人署名“裤头”，网络警察立即通知论坛负责人，对该帖子进行了处理，并启动侦查措施，寻找“裤头”。不久，署名“裤头”的王某是一个１５岁的少年，在许昌市区被民警抓到。王某被当地警方拘留并给予处罚，罪名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党和政府”。

下面是帖子全文：

１：妓女出卖肉体，却不像有些人出卖灵魂。

2、妓女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出卖肉体，而不像有些人一辈子出卖灵魂。

3、妓女自己说真话也让别人说真话，而不像有些人说假话也让别人说假话。

4、妓女凭信用赢得顾客，而不像有些人靠谎言维持权力。

5、妓女交易时明码标价，不像有些人有权时贪得无厌。

6、妓女的价目表是真的，而许多制定的法律是废纸。

7、妓女挣钱靠自己劳动，而不像某组织的干部直接从国库获取。

8、妓女不立牌坊为自己宣传，不像有些人控制媒介为自己抹粉。

9、妓女没有势力，不像有些人以势压人。

10、妓女有竞争，不垄断行业，不像某组织垄断行业。

11、妓女挣钱要靠取悦顾客，不像有些人掌大权靠欺压老百姓。

12、妓女不需要“卖淫思想”“嫖娼理论”，不像有些组织推销狗皮膏药歪理邪说。

13、妓女不来领导你，而不像有些人非得领导你不可。

14、妓女不需要你爱她，不像某组织非得让你爱它不行。

15、妓女希望嫖客说她漂亮年轻，不像有的组织让人民吹它光荣正确。

16、妓女洗你的身体得你同意，不像有的官员（含处升和升处）洗你脑子不必你同意。

17、妓女不得进入校园，不像有的组织要在学校开政治课。

18、妓女怕被人强奸，不像有些人强奸民意。

19、妓女不私设武装，不像某组织有私人军队和保镖。

20、妓女出国是去挣钱，不像有些人出国卷走巨额资金。

21、妓女晚上都要加班，而有些人白天上班都可以吃喝玩乐。

22、妓女对顾客笑脸相迎，而有些人却对老百姓恶狠狠的。

23、妓女你不喜欢可以躲开，不像有些组织你不喜欢却躲不开，除非死和偷渡。

24、妓女内部不分等级没有核心，不像某团体内部层次分明有核心。

25、妓女不误国误民，不像有些人祸国殃民。

26、妓女不敢代表他人的利益，不像某组织声称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27、妓女有羞耻感，怕父母知道，而有些人没羞耻感，公开招摇。

28、妓女怕传染性病用避孕套，而有的组织传染了精神病还说没病。

29、妓女知道寿命有限，而有的组织觉得自己万岁万万岁。

30、妓女红灯区才有，而那些人到处都有。

31、妓女工作时不用遮羞布，而有的组织用橡皮图章遮羞。

32、妓女年龄越老越不值钱，而有的组织年龄越老越值钱。

33、妓女让嫖客挑选，而有些人在天安门检阅群众。

34、妓女让人叫她小姐，而有的组织要人民叫她妈妈。

35、妓女要养活父母，而有的组织宣称“用甘甜的乳汁”把人民抚养大。

36、妓女不去勾引儿童，而有的组织连儿童也不放过。

37、妓女不使用女婢，而有的组织使用8个喽啰当尾巴。

38、妓女允许别人反对她，而有的组织对反对者予以逮捕劳教。

39、妓女被政府踩在脚底之下，而那些人把政府玩弄于股掌之上。

40、妓女没了，人民仍然可以生存，而那个组织说，没有它人民就不存在了。

41、妓女会洗手从良，而有的人却永不下台。

在这篇帖子中，没有一处提到“党和政府”，但是却立刻被网络警察认出“含沙射影地攻击党和政府”，这和下面的这个段子有曲艺同工之妙：

有一个人走到天安门广场，大声且愤怒的高喊：“这个政府烂透了！！！”旋即被公安带走。那人辩解道：“我又没说哪个政府烂。”公安说：“我在这工作了多少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哪个政府烂啊。”

中国网民现在已经达到四亿之众，政府花费巨资，组建了几十万的网络警察和五毛用来监视着每一个网民的一举一动，这一点可以从河南许昌网络警察拘留处罚发帖少年一事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历史的一些朝代，当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候，往往是政权崩溃的前兆。和历史相比，当局对网络的监控有过之而无不及，已经到了惊弓之鸟的地步。

另外，“妓女万岁”的这个帖子没有一处提到“党和政府”，但是，网络警察立刻能够心领神会地做出正确判断，这也证实了这个帖子内容的真实和正确：从15岁的少年，到每一个普通的网民，甚至到为“党和政府”工作的网络警察，都清楚地知道承认，这个党和政府确实连妓女都不如。

这个连妓女都不如的党和政府，连一个15岁的少年都如此恐惧，连一篇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帖子都如此恐惧，看来这个党和政府也真是不会太长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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