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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放权 [打印本頁]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3-5-5 21:45 標題: 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放权

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放权

韦大林

按：韦先生的文章又一语中的。放权是改革的要害或关键。但要放权，谈何容易！林副统帅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自封“伟光正”，目的就是要领导一切。守门老鹤早就指出了这是一个非法组织，成立９２年了，还不打算登记注册。自打它成立至今，党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最近１０多年来，更显得“特殊”“非常”。古月先生当了１０年总书记，一天也没“为首”过；白羽先生做“党魁”快半年了，没有哪家媒体敢提“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三民主义交流网》纠正了那个同义反复的病句，结果被公安部插手强行封杀，以显示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不会去抢夺他们的权力，但我们会天天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利。

李克强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放权、分权，树立法制权威，恢复市场经济，建立公民社会。

无论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权力和利益的分合调整。中国的前30年与后30年就分别是权力和利益集中与分散的过程。前30年，权力和利益通过革命（各种“运动”）的方式不断地向党和国家，向毛泽东个人集中，使民众的财产权、思想权、言论权乃至人身权都被剥夺殆尽，经济停滞不前，社会陷入“左”的疯狂，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灾难也接踵而至。后30年，权力和利益通过改革的方式逐步向社会和民众分散，激发了民众劳动和创造的活力，推动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然而，改革至今，由于只放经济权，不放政治权，政治权力对人和重要资源的控制，使市场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干预。资源主要不是按照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而是按照官场权力大小的原则来配置，财富大量流向了权力（党政）部门和掌握权力的个人（据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绝大部分是中央高干子弟）。中国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已扭曲成了按权力分配的权贵经济和官场经济。权贵、官场经济，不仅严重束缚打击了民众劳动、创造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与效率，而且也是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官民矛盾加深的总根源。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提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利益固化说明改革已经出现了偏颇和问题。利益固化产生于阶层固化（官二代、富二代等），阶层固化产生于权力的垄断和固化。突破利益固化，必须首先突破权力的垄断和固化，这也是释放改革红利最关键的一步棋。

权力的垄断和固化主要表现为党权独大和以党治国。党不仅管政府、管军队、管市场，而且管人大、管政协、管司法、管媒体、管教育、管出版、管干部、管治安维稳等等。由于中国没有反对党和自由公正的竞争性选举，一党专政的党权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上的垄断性的最高权力。而“民主集中制”（康生说，民主只是个形容词，实际上是集中制）又使这种垄断性的权力集中在党的高层（政治局委员）手中。垄断性权力必然产生固化的垄断性利益和僵化保守的垄断性思想。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过，苏共倒台的致命原因就是权力、利益和思想的“三个垄断”。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产生于暴力和世袭。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共和制宣告一切产生于暴力和世袭的权力都是非法的，权力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只能是经过法定选举程序表达的民意。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只能是体现公民权利和共同意志的宪法，而不是任何权力机构和政党组织。权力（政府）是产生于暴力和世袭还是产生于民意授权、产生于宪法，这是区别传统专制国家与现代共和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志。

共和国遵从民意建立政府，必须经过政党加以运作。政党由公民自由组建，依据民意（不是依据某种空泛的理论、主义）提出政纲，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代表民意组建（授权）政府。政府成立后贯彻政党纲领，依法行使权力，接受公民与社会监督。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党只是连接民意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中介，起于民意而止于政府，始终只是民间组织而不是国家权力机构。宪法和法律是民意的集中体现，政府只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而不受政党的领导和干预。政党监督政府只能通过议会、司法、媒体等法定途径施行。政党直接领导政府甚至代替政府，不仅会影响政府正常行使权力，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形成一种凌驾于宪法法律和政府之上的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超级权力。这种超级权力实际上就是一种专制权力或现代版的皇权。

也许是出于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下统一全国的考虑，孙中山“以俄为师”，从苏联引进了党在国上、党在法上，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这一背叛共和国的举措立即受到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反对。梁启超说：“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章太炎更尖锐地指出：“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蒋介石秉承党国体制，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个人独裁，受到共产党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揭露和批评。邓小平就曾说过：“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然而，共产党建国后，虽然国名叫“共和国”，实行的却仍是“国民党的遗毒”一党专政。

一党专政倒行逆施，缺乏包容性又极易导致腐败，必然会受到广大民众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对和抵制。蒋介石时期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毛泽东时期运动不断，冤狱重重，都是一党专政遇到各种力量反对抵制，矛盾激化的反应。

一党专政产生于暴力革命，一党专政者总是以革命“左派”自居，把任何反对集权专制的人都称之为“右派”加以打击，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总是“左”祸连连，以致发生“文革”惨剧的根源。如果“左”代表民主进步，“右”代表专制倒退，搞一党专政才是如假包换的“右派”。

谭嗣同、邹容、秋瑾、黄花岗烈士、林昭、张志新，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天安门事件等等，为了民主共和，多少中华儿女洒尽一腔热血。然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皇权倒台换来的却是党权崛起，中国的历史还是在朝代的轮回中打转。

中共曾经是苏共（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一党专政是一种基因遗传。尽管如此，创巨痛深的“文革”还是让中共有所醒悟。“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多次反思“文革”的教训和苏联以党治国模式的弊端，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还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这符合邓小平说过的，党“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新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彭真也说：“没有一条（法律文件）说代表会和政府一定要服从党委。政权机关对党委不是组织上的隶属关系。相反，对政权机关的决议，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共产党员不例外，党委也不例外。”彭真还说：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就乱了，党也乱了”。
　　
党的决议、章程和党的领导人都明确告诉我们，党应当放权、分权，党政必须分开，党不是权力机关，党不能凌驾于宪法法律和政府之上，相反的，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政府决议，在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政府的领导下活动。正因为邓小平和党关于放权、分权的正确主张未能真正实行，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才发生了今天权力腐败、贫富悬殊（基尼系数已超过0.6）、利益固化、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今后改革的重点应当是纠正这些偏差，进一步放权、分权，回到共和国法制立国、以法治国的轨道上来。

放权和分权的基本要求是：党政分开、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从行政成本昂贵的党国全能政府，转变为法制、廉洁、高效的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政企分开，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政社分开，建立自由自治的公民社会和公民维权自律组织（独立的工会、农会、商会等）；政事分开，促进科研、文教、医疗、出版等各种社会事业发展兴旺；放开对人大、政协的管制，使民意民情自由通畅表达，立法更加理性、人道、公正；放开司法权，实现司法的独立与公正；放开新闻媒体权，实现公民的知情权、言论权和监督权；放开对军队的领导权，建立忠于国家、忠于公民的国防军。

权力放开的宗旨是使各种社会机关和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约束下，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各尽其责，互补互用，相得益彰。权力逐步放开的过程，同时也是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逐步树立，市场平等竞争、公民依法维权的秩序得以建立，人的创造力和维权力不断释放，法制观念和文明素养不断提高的过程。

依靠法制、市场和公民社会良性互动释放出的人的创造力和维权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政治走向文明、清明，使环境山青、水绿、天蓝，社会和谐、进步、有活力，公民享受自由、富足和有尊严的生活。这样，改革的红利就能释放，中国的富强梦、和谐梦、民主梦、宪政梦也一定能实现。

20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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