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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這是新收集到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部分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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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6-12-6 19:42
標題:
這是新收集到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部分條目
這是新收集到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部分條目。
“大辭典”是紀念冊、是工具書,是網絡紀念碑,也是一百多萬甚至幾百萬1957年受難者最後靈魂的歸宿!
“大辭典”顛覆《史記》以來把弱勢群體螞蟻化、數字化——“秦坑趙卒四十萬”;卡斯特羅死了,唁電如雪片般飛去;江西74個工人遇難,就一定不會有“下半旗”的哀榮——的傳統;恢復個人的價值、生命的尊嚴,像華盛頓“韓戰紀念碑”、“越戰紀念碑”,像廣島、長崎“原爆紀念碑”,像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大辭典”要填補中國歷史沒有災難受難者名錄的空白。
由於資源缺乏,資料不足,十幾年來,僅僅整理好2.3萬個個案,手上還有一萬多人的資料有待整理。目前的篇幅已經超過1千萬字。
請您幫助、支持這個紀念碑工程,如果需要《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CD版)請示收件人、地址、電話。
Z郑秀霞(1903--?),女,廣東省廣州市某某小学校长
1940年,在曲江李汉魂妻子吴菊芳领导的省新运妇委会里当干事。
1941—1942年,任普宁县新运妇委会主任。
1942年,丈夫丘启薰任普宁县长,截获了揭阳(敌占区)汉奸方十三走私给日本人的钨砂,被其儿子国民党专员方泽群告发私通“共党”,因而被关在韶关芙蓉山监狱一年多。丘启薰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教官,广东地方行政干训团教务处长,广州行辕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3年,在抗战逃难中大女兒丘淑平去世。
1948年,丘启薰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解救被捕进步学生事发,被当局追捕,幸亏得到绥靖公署的中共地下党人帮助,徒步走到樟木头坐火车逃去香港。
1951年,丘启薰受派遣到香港执行任务,策反李汉魂。
1953年,二女兒在东北长春地质学院读书;三兒子丘文,在省公安厅工作。
1954年,丘启薰在香港病逝。
1957年,由於丈夫是“反动官僚”的牽連,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 四兒子丘仲凡清华大学毕业。
1961年,由於“家庭問題”,19岁高中毕业的兒子丘作凡不能上大學,只能作為广州知青下乡,来到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属下的一个小农场——位于中山南部的平沙大海环青年农牧场(后合并到国营平沙农场),先是在生产队劳动,后在平沙中学任民办教师,这一去就是23年。
1966年,在“文革”始,丘作凡被打成“反革命”,在斗门监狱蹲了几个月;南方大学毕业的一個兒子入狱一年多。
1968年,丘仲凡在广西被乱棍打死。六子女各人处境有异,共同的原因都是“家庭出身”而成为批斗对象。
1978年,“右派”問題得到糾正。
1979年,兒子丘作凡得到平反,时年37岁,恢复了共青团籍。
1982年,广州市公安局发出为丘启薰“平反”的公函:丘启薰在策动伪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收编伪军,保存国家外汇、黄金,保卫广州水厂、电厂和敌伪挡案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是有功人员。
1984年,全家得以从平沙农场返城,已经42岁的兒子丘作凡调入广东省财政学校,不久便当教务科长,入了中共,后来还当了副校长。
——摘自丘作凡:《个人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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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余慎初(1915--2002),男,福建省福清人,福建省福州中医进修学校教导主任
1957年,被指是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福建省主委、右派分子“李述中的亲信”,“煽动学员斗争工友,阴谋制造事件,策动罢工、罢教、罢课”,打成右派分子。
2002年,去世;是福建中醫學院教授,當代中醫學家,中醫醫史學家,教育家,國家級中醫藥專家,全國首批“繼承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指導”老師。中國中醫研究院(現為中國中醫科學院)專題研究諮詢專家,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理事,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福建省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福建中醫藥》編委會副主委,台北中醫藥研究會顧問,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協會及美國國際傳記學院協會顧問。被評為福州市勞動模範、省優秀人民教師、省名老中醫、榮獲省“五·一”勞動獎章。在海內外中醫界享有盛譽。
著作有:《中國醫學簡史》、《中國藥學史綱》、《俞慎初論醫集》、《蟲類藥物臨床應用》、《閩台醫林人物誌》等。
——摘自新华社:《策划所谓“福建独立运动”,到处散布反共反苏谬论,李述中是个恶毒透顶的阴谋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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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廖顺景(?--1959),男,花名黑顺,化名陈顺,陈顺景,孙登,广东省中山县小榄镇人,广东省中山县小榄镇干部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小榄地区共有7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9年,在青海劳教场死亡。
1979年,中共中山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组,作出《关于右派分子廖顺景不予改正的决定》。〔編者按:究竟是什麼滔天大罪?死了20年後還不肯放過他!〕
——摘自周云:《中山县小榄公社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廖响:《中山县小榄镇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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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高赞非(1906--1969),原名佩纶,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人,生于小康家庭,曲阜师范学院院长兼中共曲阜师范学院委书记
1918年,于竞进小学毕业后,父即辞教职,在家设“双榴书屋”,课子读书。
1922年,考入济宁中西中学,半年后辍学到商店做学徒,不久又到马头承志小学做教员;仰承父训,悉心研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立志当一名学者。
1924年,经友人引荐往曹州省立中学拜见梁漱溟、熊十力。以所撰《论语研究》自荐,深得熊氏赞赏。熊十力对佛学、儒学及西方柏格森唯心主义哲学均有较深研究,试图创立“新唯识论”学派,因年高欲得传人,遂寄于希望。师事熊氏十分勤勉,将熊氏谈话记录整理为《尊闻录》出版。后,又随熊氏辗转武昌、北京、上海、南京各地,在其指导下学习心理学、哲学、伦理学。
1927年,经熊十力介绍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院任助理,同时自修政治经济学。
1929年,应梁漱溟之邀到广东省第一中学任教,在其思想影响下,遂以“乡村建设”道路为改造社会和进行民族自救的济世良方。
1930年,梁漱溟在河南辉县创办村治学院,往任教,随梁氏致力于乡建运动凡数年。先后担任邹平山东乡建研究院班主任、山东乡建研究院菏泽实验县巡回导师、山东乡建研究院第一分院教育长、菏泽乡建师范教育长;撰写刊印《地方自治与民众组织》一书,从地方自治合作组织、乡农学校等方面对乡建理论进行发挥。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韩复榘下令将乡农学校枪支及壮丁整批拉走。乡村建设运动遂宣告破产。见乡建道路走不通,只有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斗争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即公开宣布坚决不流亡,组织了百余人的队伍在菏泽、郓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创办油印刊物《鲁西吼声》宣传抗日,不久,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赴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参观,并经范筑先介绍会见了徐向前、宋任穷等,从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了深入了解。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家乡马头镇,父母及胞弟佩经宁死不受辱,均投入家中水缸自尽。奔丧至家,目睹惨状,悲愤万分。时郯抗日团体纷纷成立,遂出任郯二区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主办《动员报》宣传团结抗战。
1939年,八路军115师一部攻克马头,成立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被推选为郯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及鲁南抗日动员委员会四分会主任。在中共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东抗敌协会四分会主任及省会部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省文协研究部长及滨海区文协主任、滨海区参议会参议长,团结了各阶层人士,积极投入动员参军、支前工作和大生产运动。亲自把高家子弟多人送到八路军部队参军。在滨海区,倡导成立青年劳动学校,为发展滨海区教育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自参加“革命”后“积极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勇于改造世界观”,对曾经影响自己很深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旧的思想体系进行了认真的清理。
1943年,经谷牧、刘导生介绍,加入中共。
1948年,被选派到华东建大学习。
1949年,先后担任济南市文教局视导室主任、中教科长、副局长、局长。经常挤时间给教师讲教育学,利用晚上的时间到机关学校讲课。
1950年,被评为济南市文教局模范党员。
1955年,山东师范专科学校创建时,被任命为校长。
1956年,山东师专改为曲阜师范学院,他任院长并兼党委书记,“认真贯彻”中共教育方针,提出高师教育必须面向中学实际、明确培养目标等重要的办学思想。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组织观摩教学,有时还亲自授课,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深受师生欢迎。
1958年,整风补课,受到“批判和处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处逆境,“仍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并坚持写日记”。生活态度严谨,处事从不苟且,“文化革命”中,有人逼迫写假证明,严词拒绝。
1969年,在劳动时摔倒,引起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终年63岁。一生勤奋好学,早年即对中国古籍广泛涉猎,晚年,还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认真攻读《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治学严谨,重视学术研究,有《大学生的学习方法》、《论孔子的心理》、《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等论著面世。为人忠诚正直,胸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宽厚,和蔼,从不疾言厉色,在师生中留下深刻印象。
1980年,中共山东省委对高赞非的错误处理重新作出结论,予以平反,对一生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摘自郯城县:《郯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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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德木活佛(1901--1973),名为德木‧洛桑降贝隆朵单增加措,生于西藏贡布江达县,
1901年,生于西藏贡布江达县
1905年,被哲蚌与色拉寺共同确认为九世德木·赤烈绕杰的转世灵童,取名为德木·洛桑降贝隆朵单增加措,并从家乡被迎请到拉萨的滇街岭寺内。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重返拉萨。
1920年,获得格西(博士)学位。
1925年,獲一位尼泊尔商人送给了平生第一台照相机。
1931年,被德布多奇杰活佛告知:将娶一位拉萨的尼姑。
1933年,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后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8年,与丹丽德巧结婚。
1939年,第一个儿子阿旺杰丹格烈朗杰(格烈仁波切)出生。
1948年,同妻子在印度生活一年。
1949年,返回拉萨,第二个儿子旺久多吉出生。
1951年,第三个儿子斯达次仁出生(之前曾有七个孩子夭折)。
1953年,成为《西藏日报》社的编委。
1956年,与妻子去印度参加佛的诞辰日纪念活动。回来后,加入西藏佛教协会。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9年,被任命为西藏政协委员。
1960年,参加西藏人民大会。同年停止了拍照。
1964年,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有信件往来。
1966年,接受红卫兵的批判,夫人被关押。
1967年,夫人逝世。
1973年,圆寂。
1981年,德木灵塔建成。
——摘自百度百科:《德木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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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健礼,男,驻西藏部队十八军独立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范明的秘书
1958年,拒绝揭发已经打成右派分子的范明,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教藏语。
1970年,再进西藏,在察雅县为人民公社培训会计。
——摘自吴亚松:《父辈解放西藏,我们守卫西藏》(《西藏商报》20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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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林圭,西藏駐軍某部炮排少尉
1957年,請假回成都老家,一路上沒有踫到一個像樣的人,只在火車站看到幾個叫化子,還有一點人氣。便質問﹕那麼多的幹部是否都是人面獸心,否則為什麼讓老百姓這樣挨餓?為什麼不革命時比革命還好?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茉莉:《西藏反右史中的幾個高貴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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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邢元昌,男,陕西省人,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排长
1959年,为阻止手下一个机枪射手疯狂地向对面山上奔跑逃走的藏族妇女、儿童扫射,一脚踢翻机枪,並严厉训斥:“那边奔跑的人都是妇女儿童,你又不是没有看见,你瞎了眼睛吗?!”被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陕西老家。
1979年,被糾正,回到青海玉树州,当一个监狱管理员。
——摘自茉莉:《西藏反右史中的幾個高貴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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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侯大乾(1921--1979),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镇高峰头村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民盟人民大学支部副主委、人民大学工会副主席
1940--1941年,在绵阳中学读书时,积极组织读书会,出版壁报,领导学生罢课,抨击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自幼上学,曾在山东临沂、湖北郧阳、四川绵阳六中读书。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
1943--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期间,主编《大路》周报和《人民大路》等刊物,刊登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教授的文章,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投降罪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1946年经楚图南、夏康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从事民主运动。
1948年,随同楚图南进入“解放区”,任华北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1949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培养经济建设干部和理论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担任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民盟人民大学支部副主委、人民大学工会副主席等职。1952年,他当选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人民大学图书馆做资料工作。认真进行古籍整理工作,同时系统地研究了清代诗文,编制了《清代文集目录索引》。
1973年,人民大学被解散,到北京经济学院农业经济系工作,主编了《马恩列斯论农业》一书。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回校从事研究工作,受命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立志在晚年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顾自己患有高血压病,四处奔波,查阅资料,并亲自撰写了提纲和7万多字的书稿。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发去世,终年58岁。
——摘自郯城县:《郯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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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干戈(1920--1994),浙江省丽水县人,上海市航运公安局中共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1944年,任中共江苏省阜宁县委员会秘书、区青年救国会主任。
1945--1946年,任中共浙西区委广南县一区区委员、区长。
1946--1949年,在中共胶东区委西海地委统战部和华东局社会部任科员、组长。
1949--1956年,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政保侦察处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1956--1958年,任上海市航运公安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0--1979 年,在安徽省淮北煤矿筹备处劳动。
1966--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拘留关押长达4年多。
1979年,被糾正。
1980--1981年,任上海市政府宝钢地区办事处办公室主任。
1881--1983年,任吴淞区政协副主任、区人民法院院长。
1994年,因病逝世。
——摘自上海市寶山區:《地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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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朗(1931--?),男,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部队文艺》常务编委
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47年,是北平崇德中学高中一学子,寒假,没有回家,去晋冀鲁豫军区的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院长是光未然(张光年)。北方大学与华北大学合并,又有幸受教于崇拜的艾青。艺术学院的学员们编为“华北大学文工二团”,跟葉劍英、彭真进驻良乡,等候北平战与和的最后决定。
1949年,“华大二团”跟随“军管会”是最早进入北平城的部队之一。分配在文化部。
1950年,主動要求去西北,被分到军区文工团,任副导演,总是提出和导演不同的意见,就挨整,和以后的每次运动结了缘。到军区政治部文艺科负责编辑《新疆部队文艺》,任常务编委,新疆军区文化部助理员。
1955年,“肃反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经历多重磨难。
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军事法院最后判决:“撤销军衔,开除军籍。”押送到生产兵团农一师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横扫进“黑帮队”,驱逐到西山去劳动。
1969年,林彪的1号令下,被宣布复员,复员政策“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可以回北京。
1972年,一家四口一起进京,操持一支工人业余演出队。
1979年,“改正右派”後,被乌鲁木齐军区請回新疆,任乌鲁木齐军区创作组组长、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化工作,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常务理事。
著作有:《〈金瓶梅〉与北京》、《突围》 等。
——摘自黄进业:《罗绍文:还历史一个真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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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镇华,甘肅省陇西中学老師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银川西湖劳改农场劳改,最后饿死在该处。全县有10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還破获反革命组织“氓阳支队”,首犯李守忠、任俊山、李栋被处决,其余77名罪犯分别判刑、管制。又破获反革命组织“解放仁义军”,首犯刘海清、刘志刚、刘占元、景福、张海成被处决。
——摘自刘志昂:《我的父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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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戴临风(1920--2009),原名戴永成,出生于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满族,小商人家,中共中央中宣部宣传处干部
1935年,毕业于天津市立第三小学,考入北平东北中学。
1938年,被介绍加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
1944年,担任西北文艺工作团研究室主任。
1953年,调中宣部,任宣传处干事。
1954年,主动要求去陕西渭南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作为西北慰问团成员,去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看到批判宣传处秦川的大字报,顺口说:“哪儿有那么多右派?”第二天,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中宣部内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這“三面红旗”有不同看法的“九条大鲨鱼”之一,随后便被调离中宣部,到安徽省来安县施官公社劳动改造。
1962年,先后担任北京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副台长。
1973--1976年,任北京电视台副台长。
1978年,北京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
1979年,亲自带队赴香港采购影片。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1982年,被免去副台长的职务,任中央电视台顾问。
1985年,从顾问的位置离休。
1987年,《红楼梦》播出,一炮而红。
1990年,再拍《三国演义》同样取得成功。
2009年,去世,享年89岁。
——摘自360百科:《戴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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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姚若英,兰州大学无机化学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王渊:《敦煌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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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袁世垠(1928--2012),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日本近代史教員
1942--1946年,求學於國立九中。
1949年,分別考上重慶大學和重慶聚興誠銀行,因家計壓力而工作。
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
1952年,院系調整轉入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
1955年,外交學院成立,被調為研究生。
1956年,提前調為教員,準備講授日本近代史。
1957年,中共號召黨員及各界人士幫助黨整風,在通史教研室主辦的墻報上發表瞭《必須根本改變等級森嚴制度》一文。認為“解放”後社會上的很多弊端都和森嚴的等級制有關,根據偉大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所作的教導:應當廢除等級制。各級官員應由民選而不應由上級委任,官員的工資不能比優秀工人高得太多。這樣就可以防止政府官員從人民的公仆變為人民的主人。對社會上升官發財的思想築成一道可靠的提防。“我認為黨在全國范圍內執掌政權後把這個歷史經驗忘瞭。希望糾正。”沒有想到這篇文章招來無端的粗暴的批評和殘酷無情的打擊,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由於拒不認罪,加重處分,開除出共產黨,行政降三級,下放到北京右安門外四頃三生產大隊勞動。
1959年,雖然調回學院,但已不能從事教學工作,寫的講義被收繳,至今下落不明。由於長期不服,被認為態度惡劣。右派帽子帶了七年才被勉強摘掉,在外交學院所有右派中,是最後摘帽的。
1966年,文革開始,又以沒有改造好的右派身份被打入牛鬼蛇神勞改隊。
1968年,清理資產階級隊伍,被隔離審查,蹲牛棚,相當於過鐵窗生活。被批鬥數十次,差點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被指控四大罪狀;1,惡毒攻擊反右鬥爭,妄圖右派翻天;2,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為彭德懷鳴冤叫屈;3,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4,反對齊哥誓死保衛。幸而公安機關認為,這些都是反動思想問題,並無反革命行動,從寬發落。
1969年,下放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幹校。一呆近8年,直到毛死,四人幫垮臺。
1977年,才回到北京。(根據袁世垠先生本人回憶節選、編輯而成)
1979年,糾正後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編輯。
——摘自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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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由清廉(?--1973),男,吉林省长岭县人,家庭成份为中农,吉林省长岭县中医院医生、工会主席
1957年,“大鸣大放”时响应组织号召向党交心,因在会上发言谈到“统购统销”粮食政策造成长岭县4000多户居民当时的生活水平不如解放前,而被认定为攻击党,定为右派。受到一个阶段批斗后,全家被遣送至长岭县东六号乡马联坨子屯(老家)劳动改造。
1973年,由清廉因高血压病故于长岭县人民医院。幼时在长岭县明德堂(应该是药铺)学徒。成年后,在中医诊所行医。公私合营后,成为长岭县中医院医生,并担任工会主席。
(宋殿辉)
——摘自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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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俞沛文(1936?—?)籍贯不详,天津新河造船学院技术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板桥农场劳教,多年无人来看望,仅一姨母在上海有些联系。因难以忍受这一磨难,精神失常。后被弄到劳教队的病号班,被牢头班长强行鸡奸,心情懊丧,病情严重恶化。本来英俊挺拔,卻日益消瘦苍白,一天到晚念念有词,夏天仍穿著空心棉衣。后来就围著院墙整天跑步,一边跑一边傻笑,回到屋里混混沌沌卧床手淫。吃喝被牢头克扣,身体完全垮掉,文革前即死去。父乃日伪时期华北委员会大汉奸王辑唐之助手俞熙杰。(柳成荫)
——摘自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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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晏志东,四川省泸州二中数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下乡劳动。
——摘自黄承勋:《回忆录》、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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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彭咸赞,湖南省人,中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二年级学生、青年团员
1957年,在院内组织“牛虻社”自为副社长,发表右派言论,反对正面意见。还组织一次肃反辩论会。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被许多大字报质问“为何散布右派言论,责任谁负?”就投江自杀。中共省委书记许道琦知道後指示学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編者按:许道琦之沒有人性,以至於此,據說他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 ”也是報應了。〕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籍”。“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摘自罗重璋:《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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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秦增护,男,上海市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研所商品学研究室
1957年,人民大学国内贸易系毕业,分在商品学研究室。平时爱说话,爱插话,喜欢传播社会上的消息,转述过社会上某些右派的言论,这些竟成了罪状,被认为是对共產党對不满情绪,被扣帽子、放大事实、无限上纲,打成右派分子。送到河北某县劳动改造,在一次意外中溺亡(2016.7.25)
——摘自李景端:《迟到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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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道华(1921--),男,苗族,生于貴州省炉山县舟溪镇黄金寨,貴州省普安县民政科科长
1935年,高小毕业,到省城贵阳求学。
1941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在贵阳招生,报名应试,被录取。从贵阳出发,历时一个多月,步行两千余里,到达成都市北较场,成为黄埔军校第十九期一总队步兵科学生。
1944年,军校毕业典礼上,因是全校前10名的优秀生,因此获校长蒋介石亲自授佩“中正剑”。军校毕业后,被分到湖北秭归,入76军135师(后整编为76师135旅)军部,初任见习参谋,后任135师404团1营1连1排少尉排长,月薪为26块金圆券。
1945年,日本投降,内战开始。
1948年,随傅作义部起义后,被分到渤海军区工作。
1950年,到贵州炉山县任县武工队副队长和凯里剿匪指挥部指挥长,指挥了“凯里保卫战”等剿匪战斗。
1953年,调任普安县民政科科长。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右派”被改正,恢复工作。
1983年,在平坝县离休,后回原籍凯里定居。被选为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兼黔东南州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组组长。
——摘自杨光乾:《黔东南老兵痛击鬼子征粮队!亲历日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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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袁影清(1929--),女,四川省射洪縣人,四川省遂寧縣城區幼兒園幼教高級教師,“民進”成員
1929年,生於四川省射洪縣一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曾任射洪縣任多所小學教師、校長,後任平武縣司法官員、鹽亭縣糧政科長、廣安縣政府秘書長,並代理縣長,卻潔身自好,兩袖清風,無房無地。新政權建立後,按留用人員政策,安排在射洪縣稅務局上班,隨後被街道當做反革命分子暗中管制,於1952年被抓捕入獄,經過一段時間的折磨,奄奄一息時送回傢中,隨之死亡。母親長期擔任射洪縣多處小學教師、校長,新政權建立後被開除。)受家庭熏陶,自幼好學,於文學、音樂、繪畫、表演均有天賦,十四歲開始就經常登臺演出,十七八歲開始,即在《東方日報副刊》、《人間》、《自由鐘》、《長風》等刊物及學校壁報發表散文、小說、新詩作品,文字清麗簡潔,目為才女。
1949年,任射洪縣城幼兒園教師。
1953年,奉調遂寧縣(現遂寧市)城區幼兒園。
1958年,幼兒園園長為完成劃右派任務,因家庭出身和曾為地下黨的丈夫的“反革命”問題,直接宣佈為“狡猾的右派分子”,從此墜入地獄,用架子車為幼兒園拉糧、拉煤及到郊區拉菜,園內各種臟活、重活、苦活全包,受盡園長及其他組織和積極分子的辱罵刁難。丈夫早被打為反革命,在外地服刑。工資降為每月25元,要養活自己和四個子女。極端悲苦無助時候,準備跳水池自殺,想到寄養在母親家的兒女,遂忍辱茍活。
1966年,文革中,被戰鬥激烈的各派,安排寫標語、畫宣傳畫,管制稍微松懈。
1978年,按政策摘帽,悲憤中作順口溜曰:“大材小用”坐右邊,一坐就是二十年。地獄悲苦全嘗遍,但願悲劇勿重演。退休後,激情迸發,創作大量散文、詩歌、兒童劇等文學作品,及工筆人物、花鳥和剪紙等美術作品,發表於多傢刊物,部分作品獲國傢、省、市獎勵。近年將年輕時殘存的文字和新創作的文學、美術作品結集為《疏影集》刊行。(黃紹桂)
——摘自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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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罗逸,男,上海市政工程研究所(上海市政设计研究院前身)工作
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五十年代初参加过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的设计。
1957年,为林元培被打成右派分子鸣不平,也成了右派分子。因想不通竟去跳楼,问题升级变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后一度在里弄里做木匠。
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糾正,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教书,后来加入共产党。
——摘自shu_yanping:《外公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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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高中(1932--),男,生于四川省万县,出身商人家庭,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技術員
1956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桥梁与隧道四年制专业,分配到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从事桥梁理论和检测研究。
1957年,说过的一些话被当作反党言论,成为公科院最年轻的右派分子。
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
1972年,调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编制我国公路桥梁设计标准、规范。
1984年,主持设计广州洛溪大桥。
1990年,主持设计安徽铜陵长江公路大桥。
1994年,创立北京建达道桥咨询公司。
——摘自逸名:《历经磨难 痴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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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廷敏,男,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师
1957年,为人耿直,平时说话口吃得厉害,很难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但在学院的鸣放会上偏偏抢着发言,说领导不重视舞美教学。话说得不利索,却被整理成了好几条“反党言论”,打成右派分子,送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八分场劳动教养。
1958年,在布置农场大跃进成果展览会展览会时舞美设计才华得到了美妙的表现。
——摘自杜高:《荒原上的瞬间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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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继游(1913—2006),男,山东省青岛人,兰州大学高等数学老师、中国民主同盟兰州大学支部主任委员
1940年,北平师范大学毕业。
1940--1949年,先后在兰州中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宁湟川中学、湖北师范学院任教员,中学教务主任,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
1949--2006年,在兰州大学任教,历任数学力学系主任、名誉主任、教授。
195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4--2006年,先后任民盟兰州大学支部主任委员,民盟甘肃省委员会第四、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55--2006年,担任甘肃省总工会委员,全国教育工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甘肃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政协甘肃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常委,甘肃省数学学会副理事长。被评为兰州市和甘肃省先进工作者。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8年,被复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
1988年,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199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编有:《空间解析几何》、《高等几何学》、《复变函数论》、《曲线整体微分几何举要》、《初等微分几何学》、《非欧几何概论》、《投影几何学》、《复变函数论简明教程》等。
译著有:《共形映照及拟共形映照理论中的非欧几何(俄文)》、《微分几何教程(德文)》、《线性几何(英文)》、《共形不变式(英文)》、《有限几何引论(英文)》、《数集与公理(英文)》、《归纳法在几何中的应用(英文)》、《几何群(英文)》、《大范围微分几何(英文)》、《几何中的问题(英文)》等。
——摘自王渊:《敦煌轶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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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文(1922--),男,原名黄炳忠,浙江省缙云城水南村人,浙江省处州中学图书馆主任,历史教师,中教四级、月工资82.5元
1939年,考上处州简师,改名黄文。
1942年,到金华师范上学。
1944年,毕业。
1945年,应聘到缙云县立简师教书。
1946年,简师学生闹学潮,被诬“鼓动学潮,有共产党嫌疑”,逐出校门。
1947年,與共产党人有来往,看中共文献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共党章,苏使馆寄来书刊《新闻汇编》和斯大林等人文集和一些文艺作品,被查获,被说是“国际间谍”,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逃到云和避风。
1949年,任松阳县人民政府文教科长。由於南下干部与地方游击干部间发生诸多矛盾,地方干部有职无权,提出辞职,到松阳中学当副校长。
1950年,到丽水专署文教科任中教股长(专署文教科下分中教、小教、社教三股)。
1952年,丽水地区并入温州地区,改到处州中学做校长贾业鹄助手,任教导处教务组长。
1954年,因病休养一学期后,任图书馆主任,实际是专职历史教师。
1956年,工资改革,评上中教四级(相当于行政18级即科局级,月工资82.5元),评为丽水县先进教育工作者。
1957年,中共丽水县委召开文卫系统整风座谈会,遵命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给丽水县委在对党外知识分子使用上提了一点意见,被指“不与党同心同德”,划为右派分子:降级降薪(中教四级降为一级,月工资33元)留校查看。到书馆图书当职员(丽中其他七个右派都是送农村监督劳动,月发生活费10元)。
1958年,下农黄村公社黄村二队劳动。
1962年,被摘去右派帽子,回到丽中,仍做图书馆工作。
1966年,文革中作为老右派被关了一年牛棚。
1969年,被“解放”。
1969--1976年,去巨溪分社中学,一待8年。
1976年,文革继续折腾,批邓(小平)回击右倾翻案风,对时局失望至极,申请(因病)要求早退。
1977年,退休到缙云老家。
1979年,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原工资(退休时工资是44元,打八五折)。
1983年,改办离休手续,二等公民老右派变为老革命。
1978--1983年,返聘至缙云,任文科班历史教师6年。
1983—1991年,在缙云教育局教研室任特级历史教研员9年,创办“五云文化补习学校”;在缙云二中、电大中文班、中共丽水地委党校大专班兼课。
1991年,因病辞去工作。
1993年,应县老干部局邀请,参与创办缙云老年大学,任教务长,在老年大学开历史课,这一干又是十年。
2003年,离开老大,真正“退休”。
著作有:《漫话皇帝》、《缙云乡土史》、《缙云古今》、《黄帝文化初探》、《缙云文化黄帝与道教》等。
——摘自黄文:《人生中几个片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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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法希文,北京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糾正后,一直在丰台教师进修学校负责中学语文教学,在教育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摘自李菁之:《掇“菁”撷华——离休教师李菁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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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菁之(1931--),男,本名李彦龄,原籍河北省冀县,北京师范学院学生
1938年,远离父母来到张家口培植学校学习。
1942年,母亲去世,被家人接回冀南老家的抗日小学读书。
1945年,在老家完婚后,被送到北平艺文学校读书(现在的北京二十八中学)。
1949年,和几名同学一起前往河北省的正定县城报考华北大学。学习3个月左右,參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分到134师宣传队(“文工队”), 把名字改作李菁之。
1949--1952年,从湖南打到广西 。
1952年,接到赴朝通知。
1953年,包括第134师在内的54军全军指战员奉命离开廣西,直奔朝鲜战场。
1955年,由於“以阶级斗争为纲”,部队里不是工农出身的,包括朝鲜战场上的和国内的,不管是解放军还是志愿军,不管是什么职位,都得走人:武器、弹药、军用品都留下,军装、个人服装、被褥等这些日用品之类的可以带走。在唐山学习完毕,被送到老家河北省冀县,到一个面食合作商店当主任 。
1956年,响应周恩來“向科技文化进军”号召,报考大学,被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录取 。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波及到北京远郊农村的觅子店中学。
1968年,校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代表县公检法领导机构宣读处理决定:“开除公职,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遣返原籍(河北省冀县北内漳大队)监督劳动。
1966--1978年,在农村劳动12年。
1978年,被觅子店中学派来的人接回复职。
1980年,被调到永乐店中学任高中一年级语文老师和一班班主任。
1984年,被北京市授予“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1991年,离休后被十八中学返聘。
——摘自李菁之:《掇“菁”撷华——离休教师李菁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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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苏世英,女,甘肅省酒泉中学语文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6年,“文革”初,他公开声言:“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论文,而是肩上扛着大炮,手里提着机关枪的整人文章。”为此成了“双料货”——既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又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被判徒刑七年。
——摘自王渊:《敦煌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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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荣,广西省干部
1957年,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区镇等,在中共广西省常委扩大会和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批评和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指示精神,帮助中共省委总结教训和分析其错误根源,同时指出省委领导主观片面,脱离实际,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照搬照套,没有从广西少数民族和山区的特点出发,对少数民族山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给予就有的照顾;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壮族自治区和自治州,重视不够,没有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群众与干部的要求和意见;指出有的地区或单位,存在宗派主义,有排斥、打击和刁难本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现象;指出“解放”初期对广西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的被诬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一些不该清理的人员清洗回家,遗留问题不少。建议中共省委和组织部,认真调查处理上述问题。这些人在大会上发言的愿望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也是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这些批评和要求,没有超出中央关于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问题的指示精神。省委常委在扩大会议和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的总结中已作了肯定,并决定由陈再励、李殷丹等同志组成小组,专题调查处理这些问题。事实证明,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等发言是正确的。
1958年,广西省和广东省管辖的钦州地区县以上机关,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受迫害的同志含冤二十多年。中共广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开除党内右派集团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议》中,认定廖联原等“极力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无中生有”地“诬蔑”省委,“捏造事实”,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喊冤”,“欺骗”和“煽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党不满。认定陈再励同志“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党的民族工作,“抹杀”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等。把他们分别错划为“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和主要分子”,扣上“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帽子,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或降级;黄荣、陈岸、区镇等被告定为“犯了地方主义和地方世族主义”等错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摘自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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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宿世芳,外貿部技术公司反右斗争小组长
1957年,在技术公司开展的反右斗争中,任反右斗争小组长。反对把刘世英(地主出身,对经理的意见)打成右派分子,被经理认为是“右倾”分子,被取消了反右积极分子资格和反右组长资格。
——摘自宿世芳:《岁月如歌——宿世芳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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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大春,河北省冀北人,湖南省某某單位
1957年,不幸的是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 抗战末期参加革命,南征北战近5年。
——摘自梅子:《梅子本不姓梅》(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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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段惠民(1941--),男,四川省武胜县人出身是“地主”,四川省南充蚕桑学校學生
1957年,被内定为“右派”,被学校以“劝其退学”的名义,勒令回了家。
1964年,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林业局作护林防火宣传工作。
1976年,因反对江青挨整两年。
1977年,被定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隔离审查了一年整,然后被判处劳教三年。
1981年,得到彻底平反并恢复政治名誉,被调入《信息报》报社,任采编部主任。
1988年,以自己3年的工资担保,先后向《信息报》社借款1.5万元,创办实用信息交流网络。
——摘自兴菊:《生命与追求——记成都新华实用信息公司总经理段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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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洪德(1937--),男,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技術員
1956年,20 岁的从哈尔滨电工学院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走白专道路,被批斗。
1978年,被糾正。
1982年,“净身出户、断绝后路”,“带”走8名工程师,離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创办北京市京海计算机开发公司。
1983年,实现产值800万元。
1986年,京海成立实业总公司,当年实现销售收入五千余万元。
1987年,京海集团成立,一次创业初步完成。
——摘自《民商》记者:《王洪德:创业未有穷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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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罗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中共党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上面硬派来的任务;是上海地下党员出身。
——摘自孙彤:《赤彤之心,风雨无阻——孙彤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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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铁民,北京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自动退学回了包头老家。特别喜欢文学,还喜欢体育运动。学校里的大小活动都积极报名,从不落下。
1979年,被糾正后,在包头《鹿鸣》杂志当编辑。
——摘自李菁之:《掇“菁”撷华——离休教师李菁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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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守昌,四川省武胜县检察院检察长
1957年,在中共县委研究定右派问题会上,在有人念了一大串名单后,说了一句“那来这么多右派”,结果被定为右倾分子,下放劳动。全县一共划右派分子181人。
——摘自李万钦:《整风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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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汤成庆(?--1980),安徽省祁门县基督教宣道会牧师
1957年,因为信仰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许多非人的待遇,受尽痛苦,甚至一条腿也被打成瘸腿。一家人没有收入,靠着维持生活的,是原教堂院子里果园的出产,祁门县共有278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祁门县:《祁门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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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道生,安徽省祁门县医生
1956年,县第一次科普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被选为主席。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共有278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祁门县:《祁门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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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方祥文,四川省武胜县中心中學数学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沒有大學畢業生的42.5元的工資,只有生活費24元。
——摘自杨霞丹:《青春记忆之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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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谢长庚,四川省武胜县复兴學校教师
1957年,在教师学习会上说:“有的党员校长,只懂政治,不懂业务,只能当校长,教不来书。”被指攻击党(中共)的领导,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沿口乡一大队劳动改造。由于个子大、吃得多,饿慌了就去挖地里的红苕吃,被社员发现,弄去批斗、毒打,经常衣衫褴褛,头发蓬松,形同乞丐。全县一共划定右派分子181人。
——摘自李万钦:《整风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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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乌如喜业勒图,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館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1年,政协自治区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摘掉荣祥、陈志仁、乌如喜业勒图“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
——摘自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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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单章宝,达呼尔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1957年,由於卜林主张建立达斡尔族自治州并在省政协会议上提出要求,而被指“目的是成立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在有关专案机构采取逼供信、大揭发、大批判等手段下,莫须有搞出一批所谓“民族方面的右派分子”。被打成卜林右派集团成员,右派分子。因“卜林反党集团”受冤的还有吴维荣、色热、阿俄、吴文盛等一大批达斡尔族优秀人士,多名师生受到株连。
1979年,被糾正。
------摘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卜林右派集团骨干分子互相揭发的反动活动事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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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医亚,河北中医学院教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邢海娇:《杨医亚先生生平事迹及主要中医针灸贡献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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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朱健(1934--1966),男,浙江省海盐武原镇人,家庭成分大地主,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学生
1956年,在上海高中毕业,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祖父朱瑞是辛亥革命杭州光复起义军的领导人。母亲利用“朱健”的名义投资上海实业,所以從小就成名义上的“资本家”。公私合营後,成为拿定息者。
1957年,由於章乃器的“拿定息不是剥削”的论点被批判,拿定息的人,都成為资产阶级分子、剥削者,不免惶惶不安。
1958年,在“向党交心运动”交代了“年幼时,母亲防止父亲把家产败光,抽来部分祖遗财产(私房钱),以我(朱健)名义投资上海工商业。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时,我是资方,拿国家定息,是剥削者,现我要划清界限,把拿的定息交出来。”为表示痛改决心,还把自已记有对党、对社会、对学校不满的日记交给党组织,以证实自己真正向党彻底交了心。中共系总支书记“欢迎”“坦诚交代”,但卻把交心材料和交来的日记放在档案中,并作出内定为“中右”(中间偏右)的结论,也放在档案里。
1961年,南大毕业,分配来浙江大学古生物组。
1963年,为应付大饥荒,国家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撤销浙江大学地质系,被调到浙江省地质局综合研究队。
1964年,“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指“四不清”:(1)是资本家,是资产阶级分子,要交代如何剥削压榨工人的。(2)对共产党对社会不满。曾说“站就是坐,坐就是站”(比喻共产党好坏无标准,说话不诚信,今天这样讲,明天改了调) ;“看报要倒转看”(意即报上说好的,事情就不好了;报上说坏的,实际上是好的) 。(3)仇视共产党。有个妹妹下放到东北,与一共产党员结婚,极力反对,说:“入党的人为己捞利,不要与他同流合污,做人要清白。”批判後,不了了之。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任会计的母亲批斗时脚骨被打断,更受到刺激。而批判“童年资本家”、“省长后代”的大字报覆盖食堂、住房各墙面、角落,批斗会前一日跳下100多米深的废煤矿井。32岁,未婚。
——摘自蔡行來:《中國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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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秦鲁,甘肃省敦煌县农牧科农业技术推广站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王淵:《敦煌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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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樾,合肥工业大学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自己并没有右派言论,而是批判班内一个右派时,认为批判内容不符合事实,有意歪曲诽谤,站出来为那个右派说公平话。被左派学生说是为右派鸣冤叫屈,也是右派,叫与右派一起劳动改造,直到毕业离校。自己也自称是右派。
1960年,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分配来浙大地质系。来浙大报到时,主动向校方声明自己是右派分子,学校也按右派对待。
1961年,大学毕业见习一年滿,按规定见习工资43元,但是只给发18元;不分配教学工作,干勤杂事情。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叫绘图。因是右派,找对象难,后与附近一农村姑娘结婚。浙大地质系停办后,调到浙江省水利研究院。
1979年,右派“平反”时,發現是假右派,档案中没有右派材料,白白被冤枉了20多年。
——摘自蔡行來:《中國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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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季修甫(1924--),男,名念祖,字修甫,笔名庥圃、庥父、休父、休工等;祖籍江蘇省通州余西,江蘇省南通中学退休教师
1930年,在东大街读过一年私塾,塾师姓顾。
1931年,入城中大王庙初级小学(即原城中小学)。
1931年秋,我入城中大王庙初级小学(即原城中小学)。
1935年,四年级毕业,随后进省立南通小学读高小五、六年级。
1937年,毕业,日机两度轰炸南通城,跟随祖母、母亲逃难,一路逃到西亭、岔河等地。
1938--1945年,我在南通公立中学读书5年,进南通合作社做职员两年余。
1941年,在菲律宾中国银行工作的伯父给取字“修甫”。
1945年,南通合作社解散,失业在家;南通成立日俘管理处,去任译员,没工资,仅供应午餐。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发表散文,获得一些稿酬。
1946年,用“修甫”名赴南京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读书。笔名庥圃、庥父、休父、休工等均从此字而来。
1948年,回到南通,等待新政权的诞生。
1949年,南通城“解放”,到文教研究会报名学习政治,结业后到南通师范任政治教师、班主任,参加新民主青年团,担任团总支宣教委员。
1950--1953年,担任师范一年级乙组班主任。边教边学,工作积极,任政治学科组长、工会副主席。
1956年,被调到南通中学任政治教师,讲授高中的社会科学简明教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也任班主任和教工团支部宣传委员。向教育局调查小组反映学校的一些情况,个别校领导对“越级”反映不满。
1958年,在团内受到批评,说是错误。
1956年,和堂兄等谈民办小报,被市报点名批评。
1957年,雖然未列“右派”,但被开除团籍,被派至总务处保管室收发工具,没有了教课资格。
1964年,“四清”中被以“贩字画牟利”罪在通中语文学科内受到批判。
1966年,“文革”开始,也和“四类分子”一样被强迫劳动。
1968年,被以“日本翻译”和“字画贩子”的罪名关入“牛棚”半年。被殴打、被强迫劳动、被批斗……
1973年,重新登上讲台教语文。
1985年,从通中退休。
200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季修甫文集》三卷本。
著作有:《季修甫文集》等。
——摘自朱一卉:《季修甫:南通地方历史文化的活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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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祝绍煌(1903--1992),字星槎,浙江省杭州人;西安医学院公共卫生教研室主任、教授
1921年,毕业于杭州医专。
1922--1927年,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1927--1937年,先后在上海东南、南洋、女子医专及同德医学院教授病理学,后曾任南京卫生局卫生科科长,上海法医研究所技正,杭州卫生局卫生科科长,上海招商局长江线卫生督察等职。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任卫生实验院专员、医疗防疫总队技术科科长、保健处科长以及该署汉、宜、渝检疫所所长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津、塘、秦海港检疫所所长。
1947--1948年,赴美国进修海港检疫。
1948年,掩护舅父沈理源(建筑工程师、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北京大学地下工作。同情支持中共“革命”事业,“解放战争”結束前夕,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景林夫妇。天津北洋大学中共地下党员徐有年在“白色恐怖”下常带学生到家中躲避。
1949年,被聘为国家卫生部技正兼防疫司检疫科科长,后又任中央卫生部防疫总队技术科科长。
1954年,任西安医学院公共卫生教研室主任、教授。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调学院图书馆工作。
1970年,被下放临潼。
1981年,回学院安度晚年。
著作有:《病理组织检查法》、《鼠疫概论》、《传染病小集》、《鼠疫的预防和防疫》、《流行病学讲义》、《医用德语法》等。
——摘自洪文旭:《陕西近现代医家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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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建一(?--1995),男,浙江省温岭县夹屿街人,大地主成分,浙江省温岭县卫生院(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首任院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温岭右派分子四一(王建一、金定一、郑开一、林叙一)之首。年青时赴日本学医。〔艄夫詩曰:方城旧地绕泉溪,四一三张事最凄;雨骤风狂灾涝后,迷离青草认萋萋!〕
——摘自艄夫:《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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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郑开一,男,浙江省温岭县温西中学英语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温岭右派分子四一(王建一、金定一、郑开一、林叙一)之一。
——摘自艄夫:《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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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金定一,男,浙江省温岭县横峰乡东洋村人,浙江省温岭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温岭右派分子四一(王建一、金定一、郑开一、林叙一)之一。黄埔军校毕业,擅长画虎、泥塑。
——摘自艄夫:《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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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林叙一,男,浙江省温岭县祝洋村人氏,浙江省温岭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温岭右派分子四一(王建一、金定一、郑开一、林叙一)之一。
——摘自艄夫:《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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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学义,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团长
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鸣放了什么?“第一,马列主义好是好,就是不适合中国。中国不是欧洲。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国情。第二,中国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解放’战争中工人阶级在城里,攻城的‘解放军’都是农民子弟兵,‘解放’后却让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这不公平。第三,不能什么都照搬苏联,比如让战士戴苏联红军的船形帽,战士上街不戴,回到营房里再戴上。第四,不能忘掉农民。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这是列宁说的。中国战争是农民战争,‘解放’后把农民一脚踢开。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差别日益严重,完全是人为的。农民成了次等公民,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农民,连他们的子孙都卡死了。这是不能容忍的。这是忘恩负义,这是过河拆桥,这是卸磨杀驴,这是背叛……”
1958年,送到苏北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差点没有饿死。飢荒时期,农场每顿只给一碗清汤。干不动活,到后来连床也起不来了。想,驴吃草能活,人为什么不能吃草?跟同屋的人说:“走,咱们吃草去!”把他们从床上拽下来,一起爬,爬出铁丝网,到外面找草吃。由於从小给毛驴打草,知道什么草能吃,什么草不能吃。能吃的,抓把草叶塞进嘴里嚼。农场的人,都饿死了,這屋的一个没死。后来汽车运了粮食来,连卸车的人都没有。
1979年,由中央军事科学院负责落实政策,彻底改正,恢复军衔级别,正式办理转业手续。
“他们说,问题严重,但这是认识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决定改正,也是彻底平反。”“其实我现在还是这么认识。他们可以批判我,却没有能力说服我。经过十年劳改,我的思想认识更明确更坚定了!”〔林鵬曰:张学义还是年轻时的样子,天不怕,地不怕,活生生一个捣蛋鬼。只是这次捣的不是隔窗撒尿,而是关系国家民族的大事。张学义不是个爱看书的人,但是爱思考问题。“学而不思则罔”,孔老夫子说的一点也不错。看来光看书还不行,还得思之再思才行。〕
——摘自林鵬:《過眼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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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区镇,广西省干部
1957年,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区镇等,在中共广西省常委扩大会和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批评和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指示精神,帮助中共省委总结教训和分析其错误根源,同时指出省委领导主观片面,脱离实际,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照搬照套,没有从广西少数民族和山区的特点出发,对少数民族山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给予就有的照顾;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壮族自治区和自治州,重视不够,没有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群众与干部的要求和意见;指出有的地区或单位,存在宗派主义,有排斥、打击和刁难本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现象;指出“解放”初期对广西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的被诬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一些不该清理的人员清洗回家,遗留问题不少。建议中共省委和组织部,认真调查处理上述问题。这些人在大会上发言的愿望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也是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这些批评和要求,没有超出中央关于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问题的指示精神。省委常委在扩大会议和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的总结中已作了肯定,并决定由陈再励、李殷丹等同志组成小组,专题调查处理这些问题。事实证明,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等发言是正确的。
1958年,广西省和广东省管辖的钦州地区县以上机关,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受迫害的同志含冤二十多年。中共广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开除党内右派集团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议》中,认定廖联原等“极力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无中生有”地“诬蔑”省委,“捏造事实”,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喊冤”,“欺骗”和“煽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党不满。认定陈再励同志“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党的民族工作,“抹杀”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等。把他们分别错划为“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和主要分子”,扣上“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帽子,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或降级;黄荣、陈岸、区镇等被告定为“犯了地方主义和地方世族主义”等错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摘自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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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岸,广西省干部
1957年,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区镇等,在中共广西省常委扩大会和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批评和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指示精神,帮助中共省委总结教训和分析其错误根源,同时指出省委领导主观片面,脱离实际,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照搬照套,没有从广西少数民族和山区的特点出发,对少数民族山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给予就有的照顾;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壮族自治区和自治州,重视不够,没有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群众与干部的要求和意见;指出有的地区或单位,存在宗派主义,有排斥、打击和刁难本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现象;指出“解放”初期对广西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的被诬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一些不该清理的人员清洗回家,遗留问题不少。建议中共省委和组织部,认真调查处理上述问题。这些人在大会上发言的愿望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也是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这些批评和要求,没有超出中央关于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问题的指示精神。省委常委在扩大会议和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的总结中已作了肯定,并决定由陈再励、李殷丹等同志组成小组,专题调查处理这些问题。事实证明,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等发言是正确的。
1958年,广西省和广东省管辖的钦州地区县以上机关,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受迫害的同志含冤二十多年。中共广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开除党内右派集团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议》中,认定廖联原等“极力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无中生有”地“诬蔑”省委,“捏造事实”,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喊冤”,“欺骗”和“煽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党不满。认定陈再励同志“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党的民族工作,“抹杀”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等。把他们分别错划为“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和主要分子”,扣上“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帽子,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或降级;黄荣、陈岸、区镇等被告定为“犯了地方主义和地方世族主义”等错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摘自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查报告》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6-12-6 19:43
德国人问时寒冰:“一个敢卖有毒食品给自己同胞的民族,一个不惜以残害自己同胞来追逐金钱的民族,一个不懂得爱自己同胞的国家,底线在哪里?什么事不敢做?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时寒冰:《中国最大的危机——人性危机》
Z周祖训(1909—2003),男,字绍言,河南省内黄县周宋村人 ,河南省漯河高級中學副校長、漯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政协常委,工資114元
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其间受陶行知“知行合一”学说影响颇深,确信教育可以救国。
1933--1948年,先后受聘为内黄县楚旺中学、开封市维新中学、信阳师范学校校长和中原临时中学校长,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员。
1949年,应好友吴芝圃的约请,亲率中原临时中学师生三千多人由国统区投奔共区郾城县,历任郾城中学、漯河高中和漯河四中副校长职务。
1957年,中共漯河市委邀请民主人士在市政协开会,请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出于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诚意,响应中共市委的号召,在会上发言說,看到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引起“春色遥看近却无”的共鸣,便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要鼓励知识分子敢讲话、多讲话,因为他们在旧社会都信奉《金人铭》上说的“勿多言,多言多败;勿多事,多事多患”,也都熟悉历史上发生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的故事。他们吸取过去惨痛教训,养成了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的积习。所以党要鼓励知识分子讲话,特别是鼓励他们讲不同意见的话。古人说的“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有道理的。古人又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禁止人讲话,结果是不好的,甚至适得其反。第二,关于党和知识分子的隔阂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正确地贯彻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一般是亲密无间的,但个别党员和知识分子间的矛盾是有的。怎样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呢?根据春秋责备贤者之义(贤者指品德高尚或觉悟高的人),应由党员多负责任并主动地解决。第三,知识分子有职无权问题。知识分子有职无权,虽是个别现象,也应解决;因为知识分子一般是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因而是不甘于尸位素餐的。发言在与会者中反应很好,有人提议,把发言稿打印报送到许昌地区和省里去。可是时隔不久,在许昌地区“反右”斗争学习会议上,突然受到揭发、批判、斗争,说这个发言是“反党言论”,是“借古讽今的大毒草”,說“知识分子不敢讲话,党员和知识分子间有矛盾,知识分子有职无权”都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对党的诬蔑;是“借古讽今,别有用心”。被指是“彻头彻尾反对共产党的”,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学校图书做管理员,“工资”起初25元,后增为42元。不久,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边成武亦被划为严重右倾分子。在学生中也划了37名“右派分子”,报请中共市委审批。中共市委根据中央精神,不允许在中学生中划右派分子,但是学校中共支部竟将这37名学生全部划为“坏分子”。这37名学生在学校里经过一阵批斗、劳改之后,便开除遣送回家,交当地管制劳动。还有百余名学生,因为在“大鸣”、“大放”中有所谓错误言论,受到党纪、团纪和政纪处分。
1959年,调到漯河四中教初中物理。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改教英语。
1960年,因大饥馑,河南由于浮夸风严重,饿死不少人。被确诊为严重的浮肿病。在浮肿医院里住了一个半月。
1962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工资也由42元增加到80元。
1978年,就任漯河四中副校长。
1979年被糾正。
1981年,当选为漯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同时当选为第五届政协漯河市委员会副主席。
——摘自吕孟申:《梦圆故乡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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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紫葛(1920--2006),男,河北省松滋縣人,西南政法学院教授
1939年,在重庆临时儿童保育院任职,随即在恩施农业仓库当营业员,在重庆农民银行当职员。据报道,父亲曾是贺龙的拜把兄弟,本是“放牛娃吃尽千辛万苦,在25岁当上了教授”。
1942--1944年,因经济案件被关押两年,此后失业,在隆昌立达学院和国立音乐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
1945—1949年、任新疆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其间还主持了新疆联合省政府机关报《新疆日报》,兼任新疆省府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年后,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外文系任教授,随后调西南政法学院任教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服刑15年。(朱金晨《相思风雨中》,《周末》,1997年6月27日)
1979年,张紫葛与28岁的温晓莉相识,后者被所讲的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等吸引,感到“刚毅之气回荡教坛”。两人“相爱于”温晓莉“即将毕业的前一年”。
1986年,“终于筑起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温馨小巢”。(温晓莉:《〈心香泪酒祭吴宓〉的前前后后》,《红岩》,1997年第6期抽印本)
-----摘自张紫葛:《祭吴宓》、朱金晨:《相思风雨中》(《周末》199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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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边成武,河南省漯河高中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
157年,为人憨厚坦荡,但矜躁之态常溢于言表。对自己从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之职调任漯河高中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有意见,一直耿耿于怀。因此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受批判斗争,与右派分子一起劳动改造。上级给漯河高中派来新的中共支部书记,他也曾被打为右倾分子,所以在领导漯河高中“反右”斗争中,惟恐重蹈覆辙,就来了个“宁左勿右”:在教师中“深挖右派”的同时,又在学生中开展“反右”高潮,在学生中也划了37名“右派分子”,报请中共市委审批。中共市委根据中央精神,不允许在中学生中划右派分子,但是学校中共支部竟将这37名学生全部划为“坏分子”。这37名学生在学校里经过一阵批斗、劳改之后,便开除遣送回家,交当地管制劳动。还有百余名学生,因为在“大鸣”、“大放”中有所谓错误言论,受到党纪、团纪和政纪处分。
——摘自吕孟申:《梦圆故乡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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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黄元起,《史学月刊》主编、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兼教授
1949年,由中共党组织安排,经杜宣、冯乃超等同志介绍,他与周守正等一起,经广西、武汉等辗转来中原共占区首府开封,在河南大学原址的中原大学参加“革命”。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文章有宋泽生《揭穿右派分子黄元起“学者”的“画皮”》(《史学月刊》第三期)、胡思庸《不能容忍黄元起抄袭和放毒的犯罪行为》(《史学月刊》第三期)、赵希鼎《肃清右派分子黄元起在教学中散布的毒素》(《史学月刊》第三期)、魏千志《批判黄元起在史学中散布的谬论》(《史学月刊》第四期)、刘尧廷《驳斥右派分子黄元起在民族战争史上所散布的毒素》(《史学月刊》第四期)、郝立本《彻底表除右派分子黄元起在历史教学的任务性质与方法中所散布的毒素》(《史学月刊》第五期)等。
-----摘自魏千志:《批判黄元起在史学中散布的谬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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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孙海波(1909--1972),曾用名孙铭思,河南省潢川县人,开封师范学院教师、《史学月刊》编委
1928年,毕业于潢川省立第七中学。
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
1931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在容庚指导下从事甲骨文、金文研究。先后发表《释采》、《释眉》等考释甲骨文和商代历史、地理的论文。
1932年,发表论文《说十三月》,对商代历法进行研究。编纂甲骨文字典《甲骨文编》,收录经过考证的甲骨文单字1006个,并按《说文》的体例分为14编。
1934年,《甲骨文编》由哈佛燕京出版社出版;从研究院毕业,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先后发表《卜辞历法小记》、《读王静安先生古史新证书后》、《古文声系》等。
1935年,被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和北平研究院历史学会编辑。
1934--1937年,应聘参与《河南省通志稿》的编纂,主编《文物志》中的《吉金编》。发表《卜辞文字小记》、《甲骨文中说文之逸文》、《卜辞文字小记续》、《释吕》、《古器物拓片残集》等。
1937年,被聘为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
1938年,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考证《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金石和杂物部分,并兼任国学书院第二院讲师。
1942年,任北平师范大学代秘书长,后任北平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甲骨文录》、《河南吉金志剩稿》、《诚斋殷虚文字》、《评甲骨地名通检》、《评殷契遗珠》、《评铁云藏龟》、《评金璋所藏甲骨卜辞》。
1946--1948年,被聘为长白师范学院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6年,回潢川奔母丧,在潢川专署大礼堂做以甲骨文为题的学术报告。
1948年,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昆明五华学院历史系主任。
1951年,进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任教授兼系主任。
1954年,调新乡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
1955年,调开封师范学院任历史系教授兼该院学报和《史学月刊》编委。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受“撤销职务、劳动教养”处分。
1961年,任河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63年,摘右派分子帽。
1972年,病逝于开封。
1980年,改正。
论著有:《从卜辞试论商代社会性质》、《公元前12世纪周族对外的扩张》《介绍甲骨文》、《许慎和〈说文解字〉》、《甲骨文续编》。
-----摘自刘尧廷《驳斥右派分子孙海波史料永远打不倒的反动谬论》(《史学月刊》第1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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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孝璋,女,号沧海楼主,四川省隆昌六中语文教师
1957年,被指“用资产阶级的知识拉拢、毒害青少年,和共产党争夺祖国的下一代 ”,打成右派分子;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
1963--1979年,以拉板车等苦力为生。
1979年,纠正后即入空门。
——摘自驿外残红:《“唯有读书高”》(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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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守成(1918--),名競新,上海市莘庄镇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兼创作秘书
1931年,十一岁考入上海大南门外的民立中学。高中毕业后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初在西画系后转入国画系。
1938年,拜师入室吴湖帆“梅景书屋”,獲吴湖帆先生赐名为“子靖”。
1939年,与陆秀平结婚。
1947年,和俞子才、孙邦瑞等带部分收藏家藏品到南京参加“历代书画展”、台北博物馆参加“中国历代书画展”。
1953年,入文化局办的国画工作者政治学习班,后去常熟虞山写生,与俞子才合作《雁荡灵峰》,又与陆抑非、张大壮合作《百花齐放》。
1953年,文化局筹备上海国画工作者互助组,组织国画家画檀香扇。
1956年,去上海中国画院筹备会报到,任画院专职画师兼创作秘书。
1957年,因上海市农工民主党宣传部夏高阳《九月寒衣未剪裁》(《文汇报》),《新民晚报》关于土产公司三次降低工缴价及组员常常接不到任务以至画檀香扇的部分画家生活困难,希望领导能协助解决的报道(《上海中国画院画册1956-2004》,第78页,2004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画院开大会让交代写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稍微申辩就成了嚣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画院揪出的右派分子还有白蕉、钱瘦铁、陈巨来、陆俨少、沈子丞、潘志云等,共七个。工资津贴减去一半,只剩每月四十元人民币。
1960年,摘掉了右派帽子,妻子陆秀平在上海搪瓷彩绘厂工作。
1964年,四清开始后下农村做各种农活。
1966年,文革开始回到上海,成了“牛鬼蛇神”,爬高墙贴大字报、自建暗房印照片、跑银行、送信件、骑着黄鱼车购公家用品、为食堂买菜买米、洗菜、磨刀样样杂事都干;每天提前一小时报到受训并向毛像请罪,之后再打扫水泥场地及汽车道,直至上班时各自回到指定的坐位写揭发材料,检举别人的反动言行及历史上的问题,加上每人每天要写一篇交代检查自己罪行的认罪书,下班后再一字排开鞠躬请罪。钱瘦铁坐在对面,有一天他说:“我给自己带上老右派、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你看好吗?”,就这天晚上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他是画院在“文革”中第一个死的。吴湖帆中风住院以鼻饲及氧气维持生命的,被画院红卫兵赶出医院,在家里去世。接着陆俨少气疯了,想自沉而中途醒悟,却被斗又被打。接着是庞左玉跳楼自杀;陈小翠吸煤气自尽……接着到奉贤五·七干校,分配外机口管理三只马达水泵,晚上骑车住在二里路外的内机口。历四年之久。
1977年,1947年出国留学的妻舅带着一家人从美国到上海探亲。
1981年,赴美定居。先后去康涅狄克州学院、华美协进社、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纳罗帕研究院、斯密斯桑南研究院、新罗希尔学院、汉墨博物馆、曼哈顿学院、东斯劳斯伯格大学等讲课。
1982年,搬入纽约西96街百老汇路口一幢新建的三十五层大楼,改“天平楼”为“灵寿华馆”。搬离纽约时,将多年收藏的线装图书三百余册及赵之谦所书“灵寿华馆”横额均送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又将部分作品及在上海时其他画家的作品交由纽约大学艺术研究院收藏,供他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叶上海中国画及教授博士研究生的资料。
2000年,搬到洛杉矶,以“红柏斋”为斋名。
2008年,九十大寿。
-----摘自张渊:《父亲张守成画坛六十年沉浮》(华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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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白蕉(1907--1969),本姓何,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又署复翁、复生、济庐,别署云间居士、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县张堰镇,上海中国书画院书画师
1919年,12岁,五四运动爆发,曾担任重山县青年部长,并与同乡创办刊物《青年之声》,宣传爱国思想,同工农群众去迎接北伐军。
1923年,16岁,告别故乡,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入蒋梅笙组织的诗社。
1926年,与于右任合作书法长卷。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失学。后应鸿英图书馆董事长黄炎培之邀,到图书馆任《人文月刊》编辑。
1937年,抗战爆发,避难上海,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与高逸鸿、唐云、张炎夫等组织天风书画社,并以诗书与郭晴湖订交。同时,积极参与徐悲鸿举办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
1938年,日军入金山咀,目睹家乡生灵涂炭,悲愤交集,在作诗痛斥之余,与挚友邓散木一起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并将书画捐赠慈善机构,救济难民。
1940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病重,回乡探望,拒绝日本军官邀请。
1941年,34岁,与金学仪成婚,徐悲鸿赠送《双青毛竹图》中堂,作诗《代简一首》寄徐悲鸿以表谢意。
1948年,国内局势大定,回乡探望母亲。县长宴请乡绅,应邀赴宴。席间驳斥县长反共言论,事后被怀疑为中共地下党员,险遭毒手。
1949年,夫妇积极参与上海居民委员会工作,支援人民军队;这年,与邓散木合写《钢笔字范》。土改时,特地回乡动员姐弟将全部地契交给政府,并受中共县委邀请作土改动员报告。不愿借重柳亚子重名,不到华东局工作。后中共上海市委请沈子瑜、沈志远出面,聘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任职期间,为上海图书馆的恢复、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建、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的创建、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并参加了恢复中共一大会址的筹备工作。
1953年,赴京开会,和徐悲鸿相聚,邂逅南社重臣姚婉雏,书《敬步婉雏诗老原韵》,看望了齐白石,齐老为作《芭蕉图》。
1955年,为黄宾虹送殡,留杭三日,同行有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唐云、林风眠、赵延年诸家。
1956年,上海美术工作者三十三人专车去常熟虞山写生,前后四日,5月上旬,与上海国画作者孙雪泥、贺天健、钱瘦铁、沈迈士、江寒汀、唐云、吴青霞、俞子才、张守成及西画雕塑家张充仁等二十三人去苏州旅行写生,日程为天池、华山、灵岩、天平及诸园林名胜、洞庭东西山,则以雨阻,未果去,先后七日。
1957年,齐白石逝世,写了《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在赞扬白石老人的同时,文章分析了“有些画家到了生活去,为什么没有创作”的原因。反右斗争开始,被划成右派分子,受到降级、降职、降薪的处分,下放到画院图书馆管理图书,被剥夺了创作及政治权利。
1959年,作《行草自作词“清平乐”二首》和《“山高惯伍”草书自作诗》,又作《颂人民公社诗》、《节日夜游》。
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入刚成立的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工作和创作。
1962年,与任政等一起,在由沈尹默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执教。
1963年,写《兰题杂存长卷》、《杂书题写兰旧句》。
1965年,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大、省文联邀请赴合肥讲学,继续为普及、挽救书法事业努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久病初愈就被莫名其妙地批斗、抄家,被冠以“摘帽右派”等许多罪名,并被指为“翻案”,受到体罚、批斗,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写交待材料,铲油画调色板,洗笔等,连请病假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耽误治疗。后被“从严处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每月只发给三十元生活费,并取消了公费医疗。
1969年,因饱受折磨而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一岁。曾为上海美协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中国书画院书画师。
作品有:《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兰题杂存》等。
-----摘自刘兆彬:《白蕉生平书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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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卢君雄(1912--),名汉瓊,又名宗英,字君雄,别号叔鹤,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四川体育学院汉语课教授、民盟四川体育学院支部负责人
1950年代初,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深造,同时讲授教课。进修后,回四川体育学院任汉语课教授。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四川日报》登出《体育学院揪出右派女将---卢君雄》,那天,正是父亲从北京开二届四次人大会回川,父亲竟然拍手哈哈大笑:“我们家出了一员女将啊!”此不让登台授课,先做清洁工,后到资料室,脏活、苦活、累活抢着干,时间、报酬不计较。后来是体院第一批摘帽的右派分子。
1977年,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学院委以体育史的编著,为此和同事到西安收集资料,才知道少年情侣陈泽秦的住址,登门看望。陈泽秦因反右时交心被认为是污蔑党的领导,受到开除公职、劳教三年的处罚,文化大革命中被多次抄家,屋漏偏遇连阴雨,夫人又病故,政治上、生活上正处于狼狈不堪地步。
1980年,一对历经折磨的少年情侣,终于结为眷属。这时正值六十八岁。书法家刘自椟先生用大篆书写长联为贺:“芸窗记当年见说青梅早有约,草堂传佳话喜看白首证前盟”。
-----摘自刘玉苓:《白首证前盟:记著名书法家陈泽秦夫人---卢君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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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同,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西城区公安分局右派分子张同材料》、《1957年12月22日斗争右派分子张同》、《张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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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叶元龙(1897--1967),安徽省歙县蓝田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15年,考取上海大同大学,后自费留学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28年,回国,历任上海商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长兼经济系副教授等。
1932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后兼财政厅长。
1933年,任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教授、商学院院长。
1935年,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财政厅长。后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第二厅中将厅长。
1937年,任重庆大学校长,后兼任新创建的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1938年,聘请马寅初任商学院院长,当选国大代表。
1942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1945年,任全国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署长兼安徽学院院长、上海中孚银行名誉董事长。
1949年,任大同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1952年,调上海财经学院任教,再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史学月刊》发表宋泽生《揭穿右派分子黄元起“学者”的“画皮”》、胡思庸《不能容忍黄元起抄袭和放毒的犯罪行为》、赵希鼎《肃清右派分子黄元起在教学中散布的毒素》(以上第三期)、魏千志《批判黄元起在史学中散布的谬论》、刘尧廷《驳斥右派分子黄元起在民族战争史上所散布的毒素》(以上第四期),《学术月刊》发表洪延彦《驳“只讲材料不讲观点”》(第四期)、郝立本《彻底扫除右派分子黄元起在历史教学的任务性质与方法中所散布的毒素》(第五期)。
著作有:《马歇尔价值学说批判》、《现代经济思想》、《中国财政》、《苏联的经济贸易》、《马寅初先生被扣经过》等。(经济学)
-----摘自褚葆一:《资产阶级适中人口论批判---驳右派分子叶元龙“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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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士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曾在茶淀农场劳教。
------摘自赵文滔来信(200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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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庭秋,二机部航空发动机研究所俄文翻译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赵文滔来信(200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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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董荫嘉,中共北京工业学院化工系总支副书记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曾在兴凯湖、茶淀等地农场劳教。
1979年,改正后担任北京联合大学纺织分院图书馆馆长。
------摘自赵文滔来信(200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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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高某某,中共二机部党委宣传部长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赵文滔来信(200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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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文尧,二机部某研究所所长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赵文滔来信(200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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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罗钰,二机部行政司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赵文滔来信(200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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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穆守荫(1936--),男,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被送茶淀农场劳动教养。
1979年,纠正后住天津市。
------摘自《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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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范荫莪(1899--1960),男,汉族,河北省临城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冶金部有色金属工业综合研究所科员
1949年,参加工作,任冶金部有色金属工业综合研究所图书馆科员。行政级别21级,工资62元。
1955年,肃反时因历史问题被逮捕审查,结论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释放后重新回到所里。
1957年,被划为反革命兼一般右派分子,受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送清河农场五八五分场劳动教养。
1960年,在劳教期间病故。
1978年,中共中央批发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除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
1979年,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正式“改正”“反革命兼一般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对其亲属发放了抚恤金、安葬费690元整作为补偿。
-------摘自《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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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劉芳(1936--),男,本名劉振遠,生於黑龍江省賓縣新甸鎮,铁路三局医院医生
1957年,因为写《中国革命之前途》等,被打成右派分子。批斗再批斗后送山西宁武劳教。
1979年,改正后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医院当医生。历任世界文化交流促進會、中華詩詞學會內蒙分會、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黃河詩歌研究會會長。名载《中国杰出人物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物大典》、《中国二十世纪人才献辞》、《中国当代诗词大典》、《世界文化名人大典》、《国际文艺家辞海》、《世界华人英才录》、《世界华人精英大典》、《世界名人录》等辞书。
著作有:《青松詩集》、《山河風光》、《劉芳詩選》、《藍天集》、《劉詩三百首》、《白雲集》、《白雪集》、《千禧集》、《獲獎詩詞集》、《百花苑集》、《劉詩八百首》、《松花江情曲》、《碑前幕後》、《哈爾濱雪韻》、《孤兒淚河》、《沙漠半日秋》、《風雨鐘山》、《清初疑案》、《僧尼傳奇》等。
-----摘自《致香港五七学社信》,2008年12月2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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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俊龙(1909--1979),湖南省湘乡,民革成员、全国政协委员
1949--1954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和谈代表团顾问。
1949年,第3次政务会议任命为政务院参事。
195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民革中央机关落实政策工作组对划右派问题,落实了政策。
------摘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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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元,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2年,在密云铁矿摘右派帽回北大生物系继续学业。
1966年,毕业,逢文化大革命开始,不承认毕业也不分配,做为反动学生给生活费留在生物系监督劳动,说当年摘右派帽是修正主义。
1968年,被关在楼上不给饭吃,就跳楼逃跑,到处流浪,到了河南省常德。
------摘自万耀球:《滚爬血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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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仝中玉(1908--1994),男,曾用名钟渝,字述三,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人,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河南省政府人事局局长
1927年,中学期间受革命思潮影响,弃学参加革命。
1928年,正式加入中共地下党,从此成为职业革命者。曾任中共支部书记,中共唐河县区委委员,县委秘书,中共南阳中心县县委书记,中共卾豫边工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中共卾豫边省委书记,红军游击队指导员。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任卾豫边区党委组织部部长。
1938年,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南方委员会党务教研室工作。
1944年,回河南工作,任三专署专员,中共豫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桐柏行署公安局局长,中共南阳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陈留地委组织部部长。
1949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员管理处处长。
1952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局局长。
1954年,定国家行政10级。
1957年,被划为河南省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到农村参加劳动改造并接受斗争批判。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平反。
1964年,任河南省农委副主任,后任省政协副秘书长。政协河南省第一、三、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2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纪委筹备组成员。
1982年,离休
1984年,享受副省级待遇。
-----摘自《仝中玉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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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胡述堪,□□□□
1947年,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6级一部份同学,在科学馆楼上教室里成立了“戈壁草读书会”。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当年“戈壁草读书会”成员中在“反右运动”里,有梁燕、刘龙、张泽石、罗相成、胡随善等被打成右派份子。
------摘自张泽石:《一群孜孜追求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记清华大学1946级物理系的“戈壁草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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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胡随善,□□□□
1947年,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6级一部份同学,在科学馆楼上教室里成立了“戈壁草读书会”。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当年“戈壁草读书会”成员中在“反右运动”里,有梁燕、刘龙、张泽石、罗相成、胡述堪等被打成右派份子。
------摘自张泽石:《一群孜孜追求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记清华大学1946级物理系的“戈壁草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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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龙,四川省□□□□
1947年,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6级一部份同学,在科学馆楼上教室里成立了“戈壁草读书会”。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当年“戈壁草读书会”成员中在“反右运动”里,有梁燕、胡述堪、张泽石、罗相成、胡随善等被打成右派份子。
------摘自张泽石:《一群孜孜追求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记清华大学1946级物理系的“戈壁草读书会”》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6-12-6 19:44
“国家不健全”(李銳詩句),憲法沒有權威,司法不獨立,新聞沒有自由,包括國家主席、總書記、公安部長、省部長......都沒有安全感;官越大,越恐懼,劉少奇、林彪、彭德懷、賀龍、江青,胡耀邦、趙紫陽,薄熙來、王立軍、文強、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刘志庚、朱明国......殊途同歸,“正”“邪”都沒有好下場!與其惶惶不可終日(否則何必壁壘森嚴、警衛萬千、把家屬子女財產送到外國;把幾本書視為洪水猛獸;把黨國元老功臣視為仇寇),不如把權力還給老百姓,讓“国家健全”,讓大家都過上不恐懼的生活。
Y杨敏(1936--),女,安徽省凤台县花鼓灯剧团演员
1953年,从小学音乐教师岗位调到剧团当演员。
1956年,在《菱角湖畔稻花黄》中饰演女主角小秀,获安徽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二等奖。
1957年,受到丈夫陆迪(又名陆传厚,凤台县人民银行工作人員)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牵连,也被打成右派分子。组织上卻被“严厉要求”与丈夫“划清界限”,二人本來“情投意合,组成了幸福的小家庭,育有一子”,生生被拆散。
1960年,董必武到阜阳视察时,观看了《送香茶》、《拾棉花》后,大加赞赏,他说:“这个剧种很有特色。演员的唱腔音韵优美,对这样的演员要好好培养。”
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被打成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
1966年,“文革”開始,受到非人的待遇,被批斗,被三次抄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代言人、是“牛鬼蛇神”,整天游街示众。
1968年,离开了推剧舞台。
1982年,年仅46岁,提前退休,让大女儿“接班”进入县文化馆工作。回忆文章《我的心酸史》,戏剧人生包含了许多的辛酸和痛楚!
2006年,推剧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被安徽省文化厅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推剧代表性传承人。
编、演、唱的劇目有:《游春》、《柳树井》、《小女婿》、《休丁香》、《送香茶》、《打金枝》、《摘棉花》、《拾玉镯》、《芳草碧血》、《女儿桥》、《易水曲》、《夫妻学识字》、《菱角湖畔稻花黄》、《擦亮眼睛》、《小二黑结婚》、《婉香与紫燕》、《红色卫星闹天空》、《三盖衣》、《啼笑因缘》、《红娘》、《西厢记》、《红楼梦》、《窦娥冤》、《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真假驸马》、《天仙配》等。
——摘自东方煜晓:《杨敏的“戏剧人生”——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推剧皇后”杨敏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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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陆迪,男,又名陆传厚,安徽省凤台县人民银行工作人員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妻子杨敏受到牵连,也被打成右派分子。而组织上卻“严厉要求”杨敏与丈夫“划清界限”。不得己,夫婦含泪离异。本來二人是“情投意合,组成了幸福的小家庭,育有一子”,生生被拆散。
——摘自东方煜晓:《杨敏的“戏剧人生”——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推剧皇后”杨敏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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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其宽,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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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锡达,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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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胡泽民,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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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尊佑,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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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世忠,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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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蓝仕璧(1915--1984),字文林,四川省秀山人,黑龙江省画报社
1938年,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
1941年,毕业,历任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讲师、副教授兼教务长,重庆蜀中艺术专科学校副教授兼秘书。
1946年,在重庆举办“蓝文林画展”,作品受到徐悲鸿、陈之佛、傅抱石的称赞。
1949年,入西南革命大学高级政治研究班学习。
1952年,东北招聘团赴西南重庆招聘大学教授,为了支援东北的文化教育事业,来到哈尔滨。先在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工作,后在松江省博物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任研究员。其后,在黑龙江省美术工作室和黑龙江省画报社工作。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北安农场劳动改造。摘掉右派帽子后,先后在北安、德都县文化馆从事美术工作,并任县政协委员。
1966年,是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关押,以后被迫退休返回四川。
1979年,改正后恢复工作,从四川返回黑龙江,任省美术家协会专业画家。一生境遇坎坷,生活极不安定,绘画创作条件不好,但仍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写生和绘画创作,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仍不忘阅读专业书藉,写字画画,对前去求教的热爱书画的青年学子,予以热心教导和指点。
1984年,病逝于哈尔滨。终年69岁。
1985年,黑龙江省文化厅、中国美术家协会黑龙江分会、黑龙江省美术馆在哈尔滨市联合举办“蓝仕璧遗作展”。
1996年,《蓝仕璧画集》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品有:《东温泉》、《海阔天空》、《三将军入川图》、《骑兵渡河》、《雄视一方》、《威振八表》、《牡丹江的发源地》、《长白山组画》、《高风亮节》、《东北虎》、《松花江之源》等。
------摘自《东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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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聂宗伦,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积极组织“发委会”,在发委会成立大会上,由会场边沿挤到中心,跃身登上桌子,挥动双手,慷慨激昂的发表演说,当晚开夜车为发委会写布告,号召同学们支持发委会;“解放”前在初中读书就出版过反共壁报,“解放”后与土匪,不法地主一起抢劫人民;大哥是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后,就怀恨在心。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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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苏克勤,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嗾使同学要挟领导要到北京去参观,企图煽动羣众起来反抗领导,最后搞大民主;恶霸祖父被镇压,父亲潜逃,母亲畏罪自杀”,认为“共产党使我家破人亡”,因而与共产党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攻击肃反运动, 说肃反没有搞出反革命分子, 只是浪费了人力物力”;“汚蔑”说:“党团班干部,宗派主义,独断专横,整人害人,强奸民意,口蜜腹剑……”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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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胡干余,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1957年,被揭发说过“合作化使我家不能做生意, 我家生活不如以前了。”说合作化给农民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骂康院长是‘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公开说:“我就是张汝舟派,怎么样!”“反动到想毁灭人类,他说: ‘不如地球和其他星球相碰,死了好些。”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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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宋仲箎,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参加过反动的三青团,加入过反动的同善会;“攻击肃反运动”,说肃反没有搞出反革命分子,只是浪费了人力物力;“汚蔑”“(中共)党团班干部宗派主义,独断专横,整人害人,强奸民意,口蜜腹剑……”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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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樊心斐,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1957年,被揭发说过:“不可避免的还有革命的一天,那时我将举起反社会主义的黑旗……”“我感到我的生活犹如铁笼中的野兽一般……我几乎对一切都看不顺眼,我厌恶政治……”“反动地主父亲的被镇压,自己因有反动活动两次被捕判刑,因而对党恨之入骨,由此可见他们反党是有阶级根源的。”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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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饶秀云,女,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把党团干部比做乌鸦和狐狸,把自己化做猎人,要打死这些乌鸦和狐狸。”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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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士奇,又作陈士琪,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与李世雄、杜若愚、凃炭、吴松林等人被开除学籍,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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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林贤能,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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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莫福钊,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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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郭志奎,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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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彭希模,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说过“胡风事件是新中国第一次文字狱”,“竟把我们党比做实行残酷的‘民族牢狱’政策的满清封建王朝”。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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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修论,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被宣布和其他7名右派分子免予处分。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号》)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X熊朝铭,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二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参加过反动的三青团,还加入过哥老会,强奸妇女,包庇过有罪恶的父亲和当过土匪的弟弟”;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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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钟伟,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二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参加过反动的三青团,汚蔑苗书记是大官僚,骂党团员都是太监;”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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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冉启庸,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是“一贯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向党疯狂进攻,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父亲是伪职员,在三反时,因贪汚在押病死;从此更加反动,对新社会、对党结下了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 在言论和行动中,充满了反党反人民的感情;在中学读书时偷了新华书店的书,还说‘你们拿了我家的,我要拿回来。’”给朋友写信说:“现在我的心由于许多原因,固执而冷僻……不管困难和不幸怎样缠绕我,不管怎样碰壁,我决不停止,我要向我的目标奋斗,直到头破血流。”又说“解放后我受尽了折磨”、“这样黑暗怎样过日子呵”、“马列主义还不是唯心主义还不是骗人的”、“沙皇捉住列宁为什么不杀呢,流放了不是又回来革命吗?沙皇简直太傻!”“诬蔑农业合作化说:合作化搞的太过火了,农民参加合作社是被强迫的,现在农民生活太苦,过年也没有肉吃。比起干部来相差太远。下乡看到的三个社都办的一团糟,都要减产。”与刘仁昌一起“坚决主张来一个匈牙利事件”; “可见阶级仇恨是多么的深!反党反人民是多么的坚决!狼是养不家的。”“《幸福的哭声》、《绿涛幽魂》、《落日》、《古庙神钟》都是恶毒的攻击党、污蔑现实、污蔑共产党员、反对领导、歌颂蒋介石政权的反动作品。”与夏玉培、张庆霖、周昌武、刘智祥及校外的右派分子组织“同人刊物” 和《山花》、《乌江》争夺阵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向党进攻。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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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衍康,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改造。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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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克仁,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改造。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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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祝天锡,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改造。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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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邹钟山,贵阳师范学院教授、副总务长
1957年,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老干部挡路”、“有职无权”、“党委等于虚设”等,被指是“挑起矛盾”,所以划为极右派分子。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工资由高职8级降为12级。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3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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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符仁方,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心理学会贵阳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1958年,被打成极右分子,“撤销副教授职务,撤销其心理学会贵阳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职务,降级降薪,工资由高教6级降为高教8级”。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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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远勤,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是发委会首脑之一,积极支持“党天下”论,叫嚣“今不如昔”。与纳志良、曾先才等,竭力主张搞大民主,搞“匈牙利事件”,要在全国搞一个政治运动,采取“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企图纠集右派分子曾先才、夏玉培、张庆霖、冉启庸、周昌武、刘智祥及校外的右派分子组织“同人刊物” 和《山花》、《乌江》争夺阵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向党进攻。”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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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启贤,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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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夏其翰,共靑团员、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劫取广播组长的职位,大力支持发委会,对纳志良说:“我代表学委会宣传组支持你们,凡是你们的稿件保证优先广播,没有人广播我亲自动手,随便播好多次都可以。”“与右派分子刘仁昌、王森、黄克有、杨成羣等充当了发委会帮凶与打手;”“污蔑我们的报纸报道不眞实。”被打成“共靑团的叛徒”、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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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成羣,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与右派分子刘仁昌、王森、黄克有、夏其翰等充当了“发委会”帮凶与打手。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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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仁武,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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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伯鱼,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是发委会的帮凶与头号打手;“扬言要为发委会殉死,说:纳志良杀头我陪斩,纳志良坐牢我陪坐牢。”“当发委会垮台后,又发起了对院党委会的进攻,并订立攻守同盟,创办反动刊物《风》来继续与党对抗。”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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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仁昌,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大肆叫嚣土改、肃反和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与右派分子王森、黄克有、杨成羣、夏其翰等充当了帮凶与打手。与冉启庸一起坚决主张来一个‘匈牙利事件’”;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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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艾学成,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说党团员是“便衣警察”;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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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森,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主张发委会要“独立自主”,对共产党要“以牙还牙”。与右派分子刘仁昌、王森、黄克有、杨成羣、夏其翰等充当了“发委会”帮凶与打手。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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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邓锐龄(1925--),生于北京市,旗人,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处秘书
1943--1945年,在沦陷区北大文学院历史系读书。
1945年,在临时大学。
1946--1947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读书。
1947年,毕业。
1948--1949年,在北京市立第二女子中学教书。
1949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部文学院历史系,导师是向觉明(达),专修中国近代史。论文是《清咸丰、同治年间桧子问题》。
1952年,研究部毕业,分配到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处,中间曾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短时工作,主要任政策研究和文字秘书,起草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西藏工作问题座谈会。
1956年,四川甘孜地区叛乱等。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下放山西崞县。
1959年,下放北京市南苑劳动。
1960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学部民族研究所,参加《辞海》世界民族部分,《当代欧美民族学人类学概况》,中印边界史料等编译工作。
1962年,指定研究藏族史,帮助王森写书,并学习藏文。
1964年,下放山东黄县劳动并参加四清运动。
1966年,返京。
1970年,从牛棚中调出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北边疆(包括中亚)的地名考释编绘工作。
1980年,重返藏族史研究的园地。
1978年,改正。
1980年,才有研究员高级职称。
1983—1986年,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
1986年,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1988--1991年,在日本东京帝京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任教授。
1991年,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搞研究。
1998年,离休。
------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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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钟翰(1913--),字以行,湖南省东安县伍家桥乡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历史学教研室主任
1928年,15岁考入长沙雅礼中学。
1934年,高中毕业考进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跟随洪煨莲、顾颉刚、张孟劬诸名师学习。大学毕业升燕京大学研究所历史学部。
194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历史系助教。
1943年,任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任讲师。
1946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两年,专心研习拉丁文、日文、法文、德文、蒙文、满文,从此专攻清史。
1948年,受洪煨莲之命,回国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兼历史系副教授,讲授明史、清史。
1952年,院系调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研究部研究员。
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创建历史系,任历史教授兼历史学教研室主任。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理由是“得过司徒雷登的奖学金,对司徒有感情。”
1978年,右派改正后,先后任历史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部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历届院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史高教局职称评定历史组副组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历史组副组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顾问等职。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多次赴美国、欧洲、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
1990年,教师节之际,中央民族学院特举行庆祝大会为表彰执教50年。
------摘自陈远:《学界大家王钟翰:酒瓶里喝出史学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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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克有,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与右派分子刘仁昌、王森、黄克有、杨成羣、夏其翰等充当了“发委会”帮凶与打手,写信到校外去四处点火,煽动中小学教师向报界“吐苦水”、“喊冤”,并说教师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低”是“党中央造成的”。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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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夏玉培,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发表《最后一张大字报》和《反三大主义难》等反党文章。和吴正雄一并叫喊党在“压”、在“收”,以煽动羣众起而反党。与张庆霖、冉启庸、周昌武、刘智祥及校外的右派分子组织“同人刊物”、和《山花》、《乌江》争夺阵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向党进攻。被指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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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让臧玉海先生晒晒太阳!中系三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发委会的官兵将领大部分被迫投降
1、几年来全院性的重要报告和集会,他几乎没有参加过。2、他几年来极少参加教育课教研组会议,通知他开会时他常说:“能来就来,不能来就是请假。”参加时发言的内容主要是发牢骚,扰乱会议进行。3、第一次放鸣时他积极参加老教师座谈会,但在反右斗争阶段,经过一再动员,他才参加过一次教研组的斗争会。4、当教研组的同志把贵阳市羣众集资举办社会福利事业的宣传要点和认购单送给他时,他说:“报上有人□臧玉海先生的态度令人怀疑,在第一阶段鸣放期间臧玉海先生表现了几年以来很少见的‘积极性’,参加了很多次老教师座谈会,而且会上刺刺不休的一谈几点钟,可谓尽了谩骂的能事。虽然黄书记和康院长都曾说过:‘话虽偏激,但基本上是善意的。’”据我们理解:“善意的”不等于是“没有错误的”而臧先生如何对待他的那些发言呢?他并没有作应有的检查和批判。在反右斗争中,臧先生总是深居简出,不同羣众见面,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旣没□□□□□□。
中文系三年级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直到现在,先后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这一撮右派分子大部是发委会的成员,有的是发委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如纳志良、曾先才、丁远勤等人;有的是发委会的宣传者,积极拥护者与忠实信徒,如冉启庸、张启贤、夏其翰、王森、黄克有、杨成羣、刘仁武等人;有的是发委会的指挥者与幕后策划人,如张庆霖、艾学成;有的是发委会的帮凶与头号打手,如陈伯鱼。另外,还有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夏玉培和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忠实爪牙吴正雄。在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而且起了指挥的作用。这些反动家伙都有重大罪恶,他们从各个方面采取各式各样的卑鄙手段来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一贯崇拜美国生活方式,留恋旧社会,仇恨共产党的右派分子刘仁昌,大势叫嚣土改、肃反和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
右派骨干纳志良等还在刁赖顽抗,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地主阶级喊冤叫屈。 赞扬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与张汝舟的“三化”论。当右派刊物《激流》为“三化”辩护失败后,他就纠合右派分子重整旗鼓,准备发动新的进攻。发委会的首脑之一丁远勤也积极支持“党天下”,叫嚣“今不如昔”。
夏其翰污蔑我们的报纸报道不眞实,艾学成说党团员是“便衣警察”。总之,他们对党,党团员及新社会极尽了造谣污蔑之能事。右派骨干,发委会首脑纳志良、曾先才、丁远勤等,竭力主张搞大民主,搞“匈牙利事件”,要在全国搞一个政治运动,采取“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在发委会猖狂的时候,右派分子刘仁昌、王森、黄克有、杨成羣、夏其翰等充当了帮凶与打手,刘仁昌、冉启庸坚决主张来一个“匈牙利事件”。王森主张发委会要“独立自主”,对共产党要“以牙还牙”。黄克有写信到校外去四处点火,煽动中小学教师向报界“吐苦水”、“喊冤”。并说教师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低”是“党中央造成的”。共靑团的叛徒夏其翰劫取广播组长的职位,大力支持发委会,他对纳志良说:“我代表学委会宣传组支持你们,凡是你们的稿件保证优先广播,没有人广播我亲自动手,随便播好多次都可以。”发委会的头号打手陈伯鱼,还扬言要为发委会殉死。他说:“纳志良杀头我陪斩,纳志良坐牢我陪坐牢。”当发委会垮台后,他们又发起了对院党委会的进攻,并订立攻守同盟,创办反动刊物《风》来继续与党对抗。丁远勤又企图纠集右派分子曾先才、夏玉培、张庆霖、冉启庸、周昌武、刘智祥及校外的右派分子组织“同人刊物”与《山花》、《乌江》争夺阵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向党进攻。纳志良“创造”了一幅贵阳师院的官僚系统图,对我院进行恶毒的污蔑;夏玉培也发表了《最后一张大字报》和《反三大主义难》等反党文章;吴正雄也和夏玉培一并叫喊党在“压”,在“收”。以煽动羣众起而反党。张庆霖、冉启庸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来攻击党,攻击新社会,张庆霖的《家畜语录》请梁兆庚老师答覆,老师及同学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冉启庸的《幸福的哭声》、《绿涛幽魂》、《落日》、《古庙神钟》都是恶毒的攻击党,污蔑现实,污蔑共产党员,反对领导,歌颂蒋介石政权的反动作品。
总之,这撮阴险毒辣的右派分子,从各方面,采取各种手段来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右派分子都是很狡猾的。反右开始后,他们百般抵赖。但是,他们是滑不过人民的手掌的,经过几月来的斗争,他们的罪恶活动完全揭发出来了,他们的反动谬论被彻底驳倒了。现在,除了纳志良、刘仁昌、夏其翰、王森等右派分子还在顽抗抵赖,拒不投降而外,其他右派分子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交代一些问题,承认一些错误,愿意缴械投降,低头伏罪。
中系三的同学们,还在乘胜追击这几个残兵败将,直到打得他们彻底缴械投降为止。( 白福礼、周志华,《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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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小波:狼和狐狸的下场
亲爱的一九五七级毕业同学们:
在你们卽将离开母校走上祖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岗位的前夕, 作为你们的小弟弟和贵州人的我,在这里向你们说几句知心话。亲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母校几年的学习生活中,在伟大的党和敬爱的老师的培养教育下,由于你们刻苦钻研而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和提高了政治覚悟,基本上具备了作一个合格的中等学校教师的条件,成为了人民教育事业的新生力量。今天,你们已经完成了学习阶段的任务,并将走上新的岗位肩负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我祝贺你们,热烈地欢送你们。我记得有一支歌开头几句是这样的:“飞奔在祖国的土地上,我们的青春闪耀着光芒,满怀信心愉快地前进,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希望你们正如这支歌所唱的一样---个个都愉快地去到祖国最建设新贵州的工作。
同志们:变落后的贵州为先进的贵州,是多么有意义的事业啊!去吧!勇敢地去吧!贵州人民在热烈地欢迎你们。朋友们:让我再一次地祝贺你们,你们的青春在劳动中永远闪耀着光芒。祝你们愉快地满怀信心地走向贵州各个中等学校。作为贵州人的我,还以主人的身分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你们当作我的榜样。
右派分子的新阴谋,现在一些右派分子的思想还十分顽固,不愿低头认罪、悔过自新;他们继续与人民为敌,坚持错误到底。不信引右派分子夏玉培的话为例。他说:“这次反右派斗争虽然打击了我的右派思想,可是也把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打下去了。”还说:“我现在处于十字路口上,可能变好起来,也可能继续成为右派分子。”右派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工人阶级思想的表现。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对于一个人,它们不可能同时起着主导作用,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抬头,便是工人阶级思想领先。说什么右派思想和社会主义积极性都被打下去了,这简直是极端荒谬的,是不值一驳的。其实,这话大有它的阴谋在:那就是右派分子想开脱自己的罪恶和嫁祸于人。似乎原来自己还有满腔社会主义热情,而现在却被我们你们不要再斗争了!这是右派分子含血喷人,拒绝改造。企图滑过去的伎俩。再说,右派分子们既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啥又会骂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来!何况右派分子们的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铁的罪证,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右派分子们,现在你们只有缴械投降,彻底交代你们一切罪恶活动,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变好变坏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随你们选择。 (舟山,《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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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金之昆,贵阳师范学院俄语系教师
1957年,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老干部挡路”、“有职无权”、“党委等于虚设”等,被指是“挑起矛盾”,所以划为极右分子,“不学无术,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工资由高教9级降为11级。”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3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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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贵阳师范学院院刊》:批判金之昆(摘要)
钱福兴同志气愤愤地说: 金之昆在俄语系是一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拉拢□□,他□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大放大鸣期间我的一些言论行动,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这一段话里,其主要用意就是他受了党的欺骗,使得他在这几次的说话,犯下了罪行。其实他从解放到现在□是继续不断地、变本加厉地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俄语系王富山同志从他家乡辽宁省写了一封揭发信回学校,在会上,熊寅谷同志按照王富山同志的意见当场宣读了这封信。来信中主要揭发了金之昆想扩大他的反动势力,排斥系秘书,打击党员领导同志,破坏党的威信等事实。最后,李爽秋同志说:金之昆的《检查》正如同志们说的是极不深刻的,我们不同意他的这个《检查》;我们对右派分子绝不中途妥协,我们要追击到底,要在这场反右派斗争中取得全胜!(《贵阳师范学院院刊》,增刊第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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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正雄,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是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忠实爪牙;和夏玉培一并叫喊党在“压”、在“收”,以煽动羣众起而反党。被打成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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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庆霖,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50年,在军大学习。
1957年,拿老师及同学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家畜语录》请梁兆庚老师答覆; 和冉启庸一起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来攻击党,攻击新社会。与夏玉培、冉启庸、周昌武、刘智祥及校外的右派分子组织“同人刊物”和《山花》、《乌江》争夺阵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向党进攻。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宣布开除学籍,留校作反面教员,中文系三年级共揪出了15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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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梁兆庚,贵阳师范学院数学系教授
1955年,肃反反省回校后就以不担任数学系的教学来挑起学生对领导的不满。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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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请梁兆庚先生改正错误
解放几年来,由于党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多数知识分子又原意接受改造,因而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通过整风,广大知识分子深深体会到只有彻底转变资产阶级立场,按社会主义原则脱胎换骨地认真改造自己,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交心运动中,他们提出来要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向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对于这种自愿改造的决心,党和人民是非常欢迎的,也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良好的作用。自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公布后,广大知识分子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学习着工农群众的榜样,正在干劲十足地从事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任务。学校里广大师生都提出了“在思想领域里拨掉白旗,插上红旗”的革命口号。但是,就在这全国人民以万马奔腾,移山倒海之势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也还有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死守着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不放,他们自恃读了几本书,以为自己了不起,有资本。总是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似乎离开了他们,什么事情都无法办似的。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拿着国家的高薪而拒绝为人民工作,终日沉醉于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里。我院数学系的梁兆庚教授不正是这样吗?
只要与梁兆庚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或看过双反运动中许多师生给他贴的大字报的人都会知道,梁兆庚先生自解放到现在对于思想改造始终是抱着抵触和抗拒态度的。思改时他装病,肃反时他为了逃避肃反,竟不惜揑造说自己死了父亲,且假装带上黑纱而躺在家里不动;至于平时学院的时事报告和政治学习以及系和教研组的会议,他根本就不参加,系主任亲自到他寝室去叫他时,他还采取闭门不应的方式来拒绝,眞是成了学校里的“特殊人物”。就是在整风运动中,系上的各种整风会,虽经三邀四请,他也在“病”的借口下,拒不出席。梁兆庚先生是否眞病呢?只要看看他平时手提拐杖,游荡大街,每天上餐馆吃大菜、喝名酒,经常看戏到深夜的潇洒生活,人们是不难得到解答的。梁兆庚先生在数学系,一向打实际经验提高为理论,对彼此的提高都很有帮助,象这样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的结果,确实能为技术革命作出巨大的贡献,只要政治挂帅,方向对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主覌能动性,不是教授专家,也能发明创造。而且会发明得更多、创造得更好。相信在培养助教上,也充分体现了梁兆庚先生知识私有的浓厚覌念。他一贯认为自己有一套,助教是来挖他的老底的,因此对助教采取轻蔑和厌弃的态度。对于梁兆庚先生这种目无组织、目无群众,拒绝改造和极端恶劣的教学态度,院系领导和群众、书记、党委委员都亲自和他多次谈过话,希望他改正错误,但由于他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立场迄今原封未动。因而把大家善意的帮助视如仇敌,不是拍桌破口大骂,便是长期拒绝上课。他拒不上课已经有半年了。在整改中,去年系上的教师和同学们对他教学不负责任,思想作风恶劣提了些意见,他不但拒绝答复,而且数度连续几周拒不上课。从本学期开学起直到现在,他甚至躺着不干而高薪照拿。组织上分配他到其他院校去工作,他又拒不服从。
这不是只当和尚不撞鈡吗?梁兆庚先生这些不良表现,激起群众的义愤是很自然的。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梁兆庚先生解放几年来,虽然经过各项政治运动,经过党和群众不断耐心的教育和帮助,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仍然原封未动。那种资产阶级教授追名图利的市侩本色毫未改变,自以为奇货可居,随时向党和人民摆架子。
梁兆庚先生除了讲授以外,根本不愿上习题课;而当系上派助教去上习题课时,他又公开拒绝。别的教师都是在课后给同学布置作业,梁兆庚先生却经常占去正课大部分时间叫同学到黑板上去抄作业题,他自己则在下面手捧浓茶,悠闲自得地摆出一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博士的招牌盛气淩人,摆起一幅资产阶级教授的臭架子,在教学态度上不是敷衍塞责,就是只当和尚不撞鈡。如在物理系教数学分析课, 同学们反映, 他连基本的概念都讲不清楚。上课时磨洋工,讲一个极简单的例题也要磨两个小时。
更令人奇怪的是,每当讲到关键处,这位梁兆庚先生便突然“头痛”起来,中途下课溜走了。同学们由于在课堂上听不懂他的课,课后去向梁先生提问,往往不是被他避开主题而滔滔不绝地摆自己的“光荣历史”,便是被他用轻蔑的口吻教训一顿。在一节课里,经常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被梁兆庚先生用来吹嘘科学如何“神秘”或坐下“休息”,不言不语而白白地浪费了。对于这种把青年宝贵时光用来吹嘘自己的教学态度怎能叫人容忍呢?
同学们说:社会主义绝不需要资产阶级的坐食客。我们党和人民对于每个愿意诚心改造,把知识献给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向是热忱欢迎的。但对于那些资产阶级立场根深蒂固,而又拒绝改造的资产阶级教授如梁兆庚先生等这种作风,人民并不需要。科学技术并不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自认为的那样“神密”和高不可攀,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破除了对教授、专家的迷信,已经创造发明了许多超过国际水平的新的科学技术,不就是明证吗?在今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彻底转变自己的立场,才能眞正对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起促进作用。否则就有被时代的列车扔到九霄云外的危险。我们希望梁兆庚先生在整风第四阶段中,放下教授、博士的臭架子,老实承认错误,认眞检查和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覌点作风,虚心接受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彻底转变立场;这样作就是对梁兆庚先生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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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裴声鸾,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四(二)班学生
1950年,任小学校长。
1954年,被选为习水县第一届人民大会代表,同时做为优秀教师选送考入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6年,打成反对权威。
1978年,任习水一中教导主任。
1981年,退休后,办习水县最早的民办学校---习水树人学校,任校长。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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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国标,甘肃省庄浪县中学教师
1957年,中共甘肃省庄浪县委把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奉命集中于庄中,动员他们向中共提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后来,这些意见和建议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进攻。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斗争时,被当作吴(国标)胡(西端)反党联盟头子揪出来,和胡西端、王友谦、李旭东等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9人中,1人以“右派言论”留校继续任教,1人于集训中失踪,2人死于劳改,1人劳改后在劳动管制中自杀,4人劳改年后释放回家,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交生产队劳动管制。株连所及,他们的子女的读高中、考大学以及参军参干,都被这条“鸿沟”隔开了。
-----摘自《庄浪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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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胡西端,甘肃省庄浪县中学教师
1957年,中共甘肃省庄浪县委把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奉命集中于庄中,动员他们向中共提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后来,这些意见和建议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进攻。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斗争时,被当作吴(国标)胡(西端)反党联盟头子揪出来,和吴国标、王友谦、李旭东等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9人中,1人以“右派言论”留校继续任教,1人于集训中失踪,2人死于劳改,1人劳改后在劳动管制中自杀,4人劳改年后释放回家,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交生产队劳动管制。株连所及,他们的子女的读高中、考大学以及参军参干,都被这条“鸿沟”隔开了。
-----摘自《庄浪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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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友谦,甘肃省庄浪县中学教师
1957年,中共甘肃省庄浪县委把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奉命集中于庄中,动员他们向中共提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后来,这些意见和建议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进攻。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斗争时,被当作吴(国标)胡(西端)反党联盟成员揪出来,和吴国标、胡西端、李旭东等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9人中,1人以“右派言论”留校继续任教,1人于集训中失踪,2人死于劳改,1人劳改后在劳动管制中自杀,4人劳改年后释放回家,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交生产队劳动管制。株连所及,他们的子女的读高中、考大学以及参军参干,都被这条“鸿沟”隔开了。
-----摘自《庄浪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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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旭东,甘肃省庄浪县中学教师
1957年,中共甘肃省庄浪县委把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奉命集中于庄中,动员他们向中共提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后来,这些意见和建议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进攻。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斗争时,被当作吴(国标)胡(西端)反党联盟成员揪出来,和吴国标、胡西端、王友谦等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9人中,1人以“右派言论”留校继续任教,1人于集训中失踪,2人死于劳改,1人劳改后在劳动管制中自杀,4人劳改年后释放回家,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交生产队劳动管制。株连所及,他们的子女的读高中、考大学以及参军参干,都被这条“鸿沟”隔开了。
-----摘自《庄浪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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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田国基,甘肃省庄浪县中学教师
1957年,中共甘肃省庄浪县委把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奉命集中于庄中,动员他们向中共提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后来,这些意见和建议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进攻。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斗争时,被打成右派分子。庄浪县中学9人右派分子中,1人以“右派言论”留校继续任教,1人于集训中失踪,2人死于劳改,1人劳改后在劳动管制中自杀,4人劳改年后释放回家,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交生产队劳动管制。株连所及,他们的子女的读高中、考大学以及参军参干,都被这条“鸿沟”隔开了。
1962年,妻子庄中教师杜若愚株连被下放,携子女回故里镇原农村。
1979年,中央为全国右派分子摘帽,得恢复教师公职到镇原一中时,妻子却无法恢复工作。年届五旬的杜反复奔波,直至上京诉访,至得恢复公职,重返阔别18年的庄中。
-----摘自《庄浪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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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顾燮,江苏省扬州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甘肃省镇原一中,在校内干杂务,后到开边贾前庄为补贴教员生活和学校开支的校办农场负责放羊,一度被县五金厂借用,为本县研制出电机等农业机械。
1978年,改正后安排到县师范学校执教,后被长庆石油学校调去,一直教书到退休。
------摘自《镇原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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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褚时健(1928--),男,生于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云南省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同去的两个哥哥被打死,不肯撤退,硬是冲上去把哥哥的尸体找回来。中共建政后,当上区长。
1955年,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58年,因与上司行署专员发生冲突,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哀牢山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摘帽后在哀牢山干过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的负责人。
1979年,任玉溪卷烟厂厂长。那时,该厂只有固定资产1065.65万元,生产设备全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湮没在云南数千家小烟厂中,默默无闻,苦度生计。,
1981年,决定花260万元从英国引进一台设备,这笔钱可以买60台同样的国产机器。
1983年,又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生产线。这笔钱几乎是云南省的全部外汇。
1988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95年,有人检举河南烟贩林政志通过向褚时健的家属行贿,从而得到了卷烟指标,中央纪委随即着手调查。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红被收审;褚映红在狱中自杀。
1996年,马静芬正式被批捕。
1997年,正式被批捕。
1998年,新华社报道:“褚时健与公司其他几个领导私分公款355万余美元,其中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1999年,“红塔集团董事长被判无期徒刑”。不久就减刑为十七年。
2000年,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保外就医。开始种冰糖橙,钱,差不多借了2000万元。在果园做事的农户已有百余家,每个农民年收入过万元。橙子已经销到全国20多个省市。不仅要超过本土的产品,还要和美国最好的新奇士竞争。
2006年,产量达1700多吨。
2008年,为汶川地震捐款3万元。
------摘自《南方都市报》:《走上祭坛的富庙穷方丈褚时健》(200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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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国光(1923--),原名绪荣,出生在陕西省白河,湖北武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
1950年代初,在武汉文华中学任教。先是由家乡陕西白河到湖北恩施读大学,在大学期间的寒暑假中,往返于家乡、学校之间,一趟行程1,400里。一年四个来回,行程5,600里。往往揣着烧饼徒步跋涉,中途住简易客栈。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原来有学生想要求学校将“武汉师范专科学校”改制为四年制的“武汉师院”,来征求大哥的意见,表示这意见“可以向领导反映”(事实上“师专”也很快改制为“师院”);可是,有一天早起,一面教学楼的山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闻讯去读,只觉得满纸的不实之词。于是,自己一个人,一手提着墨汁,一手拿着毛笔,在看过的每一张大字报上写下自己的回答和批语“以正视听”,后面都明明白白地落款“右派张国光”。(张绪芳提供)遣送到大冶铁矿拉矿车劳动改造,把书包挂在矿车扶手上,借排队等候矿石的时间读书。
1970年,被下放到京山农村放牛,把书包挂在牛角上,像牛专心致志吃青草那样,读着该读的书;农民说:你都这样了,还看什么书?回答: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张丽英提供)后来回到湖北大学中文系系资料室里当图书管理员,一头扎进故纸堆,如饥似渴地读书做学问
1981年,参加在武昌湖滨饭店召开《水浒》研讨会
1982年,参加古典文学学会在黄冈办的古典文学讲习班。(黄瑞云提供)
1988年,到北京参加首届关汉卿学术会。
1989年,到山东参加《水浒》研讨会。
2000年,去北京办理中国水浒学会年审手续、联系《水浒争鸣》第六辑的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说:张国光是“南方江汉流域的怪才。”“首先他肯定是才,其次是说他怪,第一他标新立异,敢为人先,言人所未言,言人所不敢言;第二他四面出击,挑战古今名人;第三他蔑视定论,专做翻案文章;第四他不计后果,不怕身败名裂。”(何新楚提供)
------摘自《喻学才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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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国光,共青团员、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右派骨干分子”罪名而清洗出共青团。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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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顾寒生,上海市浦东□□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召集了一批右派分子,办民办东南中学,这是浦东在“解放”后的第一所民办学校。
1966年,在是年开始的文革中按反革命罪,第一批枪毙。
------摘自青飞搜房:《陆家嘴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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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石杰,贵阳师范学院俄语系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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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白华,贵阳师范学院教授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教过《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课。(龙文彬:《母校回眸散记》)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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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许培尧,贵阳师范学院教授、俄语系教研组主任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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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学义,贵阳师范学院学生科科长、中共预备党员
1957年,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老干部挡路”、“有职无权”、“党委等于虚设”等,被指是“挑起矛盾”,所以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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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傅德山,山东省聊城县人,贵阳师范学院总务科副科长、中共党员
1944年,参加日伪军保安团当兵。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军保安团当兵。
1946年,返家。
1947年,山东聊城县“解放”后入共军部队。
1948年,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入中共。
1953年,转业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后到贵阳师范学院任膳食科副科长。1957年,大放大鸣开始后“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去放火,拿起本本在羣众中四处搜集意见,跟党外右派分子一起,对学院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同志进行大肆攻击和恶毒的污蔑,否定党组织及其作用,而在羣众中说学院党组织是一个形式,不起作用,污蔑学院党组织‘不民主’,在学校‘表现特殊’,党的领导人都没有管学生的学习和干部的工作,而在那里‘闹个人问题、争名夺利’……破坏领导的威信”。 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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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兴镒,贵阳师范学院俄系三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俄系三共抓出了五个右派分子:熊青山、李光耀、黄兴镒、杨培德、欧阳济道。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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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宗繁,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大鸣大放中“要民主、要自由等”,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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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秀峯,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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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淼,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阴恶的把一张毛主席的油画象撕去头的一部分,把其余部分用来作灯罩,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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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麟书,贵阳师范学院中系二甲班学生
1957年,《随时都追求着资本主义的文明和自画象》中写道: “我,理智的拥护和爱政府,感情上希望把它搞垮……立志只要我能把悲剧记忆,便是个专做坏事的人。”在《心愿》一诗中这样写道:伟大的玉皇大帝/你活了二亿三千多万年/为什由/梦想过资本主义式的生活/。“在任何问题上造谣中伤,企图挑起一次大民主以达到他的卑鄙目的。”,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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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朱修吾,贵阳师范学院中系二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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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石广全,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结论书》后面写上:“结论完全正确,我同意结论,我感谢党对我的拯救。今后一定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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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文博豪,贵阳师范学院中系二甲班学生
1957年,是“反党刊物”《竹笋》的头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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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占奎,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是“反党刊物”《竹笋》的成员,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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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汪升富,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是“反党刊物”《竹笋》的成员,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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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德沛,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指“怀着阶级仇恨,一心想推翻共产党的恶霸地主儿子”,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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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子陵,中共党员、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指“披着党员外衣,到处招摇撞骗的党的叛徒”而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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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世雄,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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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彭贤谦,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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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荣海,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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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人荣,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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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杜受荣,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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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天达,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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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彭家瀛,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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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常,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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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自登,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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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兴义,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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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邱树生,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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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肖士儒,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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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梁裕智,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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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彭元璋,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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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辉曦,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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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均传,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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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唐仁福,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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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姚应梦,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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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蔡逸羣,女,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1957年,被指“有计划、有纲领的”散布反动言论,“说黄书记无能”;以收买、拉、骗的手段来组成其反动集团。其纲领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取销党委制”;在中国实现“两党制”。而打成右派分子。以“发委会”的支持者与策划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者有二十一个。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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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怀璞,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系共抓出了16个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增刊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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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林贤伦,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贵阳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黄辅忠:《我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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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方明亮,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关于师院委员会同意摘掉方明亮、宋仲箎、王荣海、黄辉曦、裴声鸾、杨昌国、张启贤、张应荣、杨麟书、潘军、苏克勤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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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伯鱼,安徽省无为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无为中学:《八十年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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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章俊夫,安徽省无为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无为中学:《八十年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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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魏良佐,安徽省无为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无为中学:《八十年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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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何唐壎,湖北省汉川市第二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回乡劳改。
------摘自湖北省汉川市第二中学:《拨乱与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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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汉斌,湖北省汉川市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湖北省汉川市第二中学:《拨乱与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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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耿光,贵阳师范学院
1957年,在《激流》与政治课教师辩论“三化”(党团宗派化、辩证唯心化、唯奴才进步化)时,做维护“三化”的发言,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著作有:《庄子全译》等。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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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廷辉,贵阳师范学院教师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免予行政处分,团内开除团籍。”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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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蕴璞(1902--1985),名清玉,號文樸、醒眾,四川省蒼溪縣陵江鎮人,四川省蒼溪縣人民政府副縣長兼教育科長
1950年,被選為蒼溪縣解放委員會主席。
1957年,在蒼溪縣副縣長兼教育科長任上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广元地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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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长期,贵阳师范学院教师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降级降薪,团内开除团籍的处分。”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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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硕才,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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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士升,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被指“一贯仇视社会主义,阴谋打垮政治课教研组, 达到否定马列主义, 推翻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目的”, 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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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马永康,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被指“一贯仇视社会主义,阴谋打垮政治课教研组, 达到否定马列主义, 推翻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目的”, 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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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秀峰,贵阳师范学院地理系二年级学生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与王源洪、陈士琪、李世雄、杜若愚、凃炭、吴松林等人被开除学籍。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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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源洪,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与陈士琪、李世雄、杜若愚、凃炭、吴松林等人被开除学籍。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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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杜若愚,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与纳志良、陈秀峰、王源洪、陈士琪、李世雄、凃炭、吴松林等人被开除学籍。是学生中最早抓出來的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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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泰达,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与其他右派分子40人保留学籍,留校劳动察看。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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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亚常,女,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被认为“一贯阴险狡滑,仇视党员,常以老干部自居。在放鸣中积极支持‘发委会’和《抗议书》,组织班上同学通过罢考公共课的决议。使用‘拉拢中间、孤立党员、打击进步’的手法,干了一系列的反党勾当”。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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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启超,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被认为“极端仇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政权。把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诽谤为‘灶王爷的家长统治’,把人民政权诬蔑为‘正人君子们的各自为政’。在放鸣中更是醉心于搞‘大民主’,到处煽动、到处点火。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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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克绪,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狂妄地叫嚣肃反搞糟了,要为反革命的父亲申冤报仇;要加入民主党派壮大声势,以便和党分庭抗礼;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当被抓出来之后百般狡赖,企图滑过去。”打成右派分子,与其他右派分子等62人,留校学习察看。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195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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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汤寄兴,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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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熊青山,贵阳师范学院俄系三学生
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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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光耀,贵阳师范学院俄系三学生
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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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培德,贵阳师范学院俄系三学生
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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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欧阳济道,贵阳师范学院俄系三学生
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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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文举,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6年,“申请了眼镜,嫌式样不好,瞒着班委会和学生科又骗取了一付。”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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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洪珠(1930--),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和盗窃分子,从小刀到钢笔、手表无一不偷。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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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刘洪珠为甚么堕落到这般地步
一九三○年,刘洪珠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解放前,全家过着困苦生活,他父亲给别人帮长工,自己在七八岁时就与母亲一道作乞丐讨饭,迫于生活,他还去偷过别人的东西吃。十二岁时,他离家到济南当学徒,在旧社会的市场上鬼混了三年。
一九四五年,他参加了革命。在部队里担任通讯员、卫生员、警卫班长等职务直到一九四九年。是年十月到四川宜宾专区粮食局工作时,加入了共青团,担任过押运员、管理员和押运队长。一九五○年六月,押运大米去重庆,在途中遇匪,经激战后,击溃了土匪,大米未受损失,顺利完成了任务,为此,他曾获得机关表扬。一九五一年,组织为了更好地培养他,派他到川南工农干校和四川大学附设速成中学学习。一九五五年考入了我院俄语系。
照说,象这样在痛苦生活中成长,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刘洪珠,是应该对新生活充满热爱,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他竟走上了堕落的道路,成了盗窃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绝不是偶然的。 刘洪珠虽然出身贫苦,参加革命也较早,但旧社会给他的坏思想坏习惯的影响是很深的,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投机取巧、损人利己思想,和恶劣的偷窃习惯,在他身上都有。解放后他不自觉学习,改造自己,使坏的思想和习惯潜伏着,有机会自然就表现了出来。他参加革命,就是抱着个人主义的动机的,干了不久就说:“那个还为革命干一辈子?”对工作吊儿郎当,怪话连天,对公物一点不爱惜,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抬起头来,到一九五一年离开机关到学校后,盗窃作假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偷学校附近农民的桔子吃不说,而且见到别人有手表、呢子衣服……心里就很羡慕,为了达到自己的享受欲望,他竟不择手段地私刻公章,企图伪造证件来提高工资级别,后来被发觉,受了处分。但他并不从所受处分中接受教育,反而觉得“还有张子善、刘青山的道路可走”,成心不改。
一九五五年九月来我院后,他仍不愿改造自己的劣根性,反而以为在新环境下别人不知道他的底子,可以为所欲为,经常不上课,成天东幌西荡,为偷窃财物挖空心思,并自备了一套钳子、钢刀、小螺丝刀等行窃用具。到今年十月为止,他盗窃了院内手表、呢毯、派克钢笔、毛线衣、公债券、存摺等二十多件东西,约值人民币三百五十多元。他不但有着这种恶劣的偷窃行为,而且生活上也是荒淫无耻。来院后不久即与马瑶云(原与刘同班)勾勾搭搭,乱搞男女关系,结果使马瑶云怀了孕。刘洪珠为掩盖其罪恶,竞下毒手将婴儿堕下溺于女厕所内。他的这些肮脏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不极不好的影响,引起大家一致公愤。
刘洪珠这个道德品质极端恶劣的坏分子,感到新社会对他处处是阻碍,他早就存心要冲出这座“铁的围墙”,企图整掉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以实现其任意偷窃,过淫乱生活的自由。所以他在平时和在大放大鸣中就大发谬论,说什么 “《婚姻法》是执下不执上”;“总说人民生活改善了,我真怀疑,火车一过汉口,讨饭的人到处都是,火车上有不少的老百姓逃荒”;“入社前白天晚上开会,一直逼到签名入社时为正,现在农村里很多人想退社。老子思想打不通,这不是不民主,不自由吗?”他更疯狂地说:“老子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快点爆发,干脆一颗原子弹大家报销了事。”刘洪珠就象这样走上公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堕落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了。
从刘洪珠问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不管他出身多么贫困,经过怎样艰苦的斗争,如果自己不随时随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检查和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实在劳动中彻底改造自己,真正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有陷入资产阶级思想泥坑不能自拔的危险。刘洪珠就是一个例子。他现在年龄并不算大,出身好,参加革命也较早。那末,他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那就是他到底是出生在旧社会,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沾染了旧社会的恶劣习气,又是抱着投机取巧的心理来参加革命的。因此他不愿意甚至抗拒思想改造,对组织的教育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累教不改,他根本不想“为革命干一辈子”,当然就无从说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很自然地就逐渐堕落腐化成为盗窃、流氓分子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这对我们青年来说,该是多么深刻的教训。(《贵阳师院》24期,195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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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松林,贵阳师范学院化学系学生
1958年,是“发委会”的积极策划者和委员之一,“在大放大鸣中,放出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诬蔑党,攻击领导,积极支持‘发委会’搞大民主,企图推翻党在学校的领导。”而且积极“进行反攻”。“到处张贴大字报,高喊‘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积极参加‘发委会’的工作,并在班上煽动同学支持‘ 发委会’,要同学们都去《呼吁书》上签名;同时还号召共青团员起来带头,把‘三大主义者’像死狗一样赶出去”;“大字报最后还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支持反党活动,并首先要求师院职工,伸出支援的手来,支持向党猖狂进攻”。“诬蔑党的政策,攻击马列主义;”在鸣放中画了一幅题为《一鸣就办》的漫画,“诬蔑党的鸣放政策,说党对待鸣放的态度是谁要鸣、谁要放,党就要惩办。”“当反革命分子杨泽忠被捕后,在同学中大肆造谣说:‘党在收了,党要逮捕人。’”另一幅《取经》的漫画中,“恶毒的诬蔑了马列主义,漫画的意思是说中国在苏联取得的经是马列主义教条。”“大叫要取消马列主义政治课,攻击青年团组织在鸣放中□□□。”“公开向团组织提出,在接收团员时,不应考虑团员的历史和入团动机,只要看他的目前表现如何就可吸收入团,企图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混入团内,从事反党活动。”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和盗窃分子,与彭履福、余希伟等50人被开除团籍。与纳志良、陈秀峰、王源洪、陈士琪、李世雄、凃炭等人被开除学籍。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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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余希伟,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和盗窃分子,与彭履福、余希伟等50人被开除团籍。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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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彭履福,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和盗窃分子,与彭履福、余希伟等50人被开除团籍。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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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Z曾祥铣,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和盗窃分子,与彭履福、余希伟等50人被开除团籍。
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摘自中共贵州省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审查领导小组:《关于摘掉曹振亚、吴守仁、李志先、曾祥铣4人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1959-11-14)、《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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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胡中平,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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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萍,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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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公达,贵阳师范学院学生
1958年,与张国光等在班上煽动同学通过罢课决议来反对领导.,要闹大民主;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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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国贤,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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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任相彬,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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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乐曼云,女,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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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昌国,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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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姚献中,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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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朱流流,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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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孙颖(1929--),男,生于黑龙江省讷河,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唐古典舞教研室、研究生导师
1950年,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从师于吴晓邦;毕业后留校组建的古典舞教研组研究戏曲舞蹈。
1954年,任北京舞蹈学校古典舞教研组副组长。
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送北大荒劳改二十一年。
1979年,回到北京。任《舞蹈》杂志及《舞蹈论丛》古代史专栏编辑,期间曾发表《试论中国古典舞》、《再论中国古典舞》、《三论中国古典舞》、《天足于小脚时代的分歧》、《驳传统舞蹈还需要“舞蹈化”的奇谈》、《争论的是什么?分歧在那里?》等。
1981年,先后在北京舞蹈学院任图书馆馆长、史论系系主任等职。创编古典舞剧《铜雀伎》。
1985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首演并成为首届中国艺术节唯一入选舞剧剧目。为电视剧《炎黄始祖》等剧编舞。
1994年,移民美国,在美国完成研究生课题:《中国古代舞蹈教程》教学提纲及教材。
1997年,创作寻根述祖谱华风之一:《炎黄祭》,由北京舞蹈学院96级毕业生公演。
1999年,创作寻根述祖谱华风之二:《龙族风韵》,由重庆市歌舞团首演。
2000年,受重庆大学之聘,任舞蹈系系主任。
2001年,北京舞蹈学院为设立“汉、唐古典舞教研室”,开始招收本科生并担任研究生导师。
------摘自张素琴、吴宏兰:《中国舞蹈的传统在哪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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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除先引,贵阳师范学院
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贵阳师范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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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章洪通,贵州省遵义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与黄仁泰、杨天章并称“遵义三大才子”。
------谢宗山:《酸甜苦涩人生路,画印诗书才子仪---缅怀先师黄仁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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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天章,贵州省遵义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与黄仁泰、章洪通并称“遵义三大才子”。
------谢宗山:《酸甜苦涩人生路,画印诗书才子仪---缅怀先师黄仁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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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仁泰(1935--1995),粟,字仁泰,号岱予,别署天云山樵,贵州省遵义县第六区石板联保桐梓关,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
1946年,读遵义豫章中学。
1952年,清匪反霸时,被军代表推荐入遵义地区干校,后任遵义县支行文书,译电员。
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川大校报主编。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流放西昌,劳动察看四年。
1961年,毕业。
1962年,家族筹资,始得回归故里。
1964年,任教五星小学。
1965年,任金山农业中学民办教师,教初中语文。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被诬以各种不实之词而蒙冤受屈。遭遇挂牌游街,捆绑批斗,历尽沧桑。
1973--1978年,执教石板民办高中,教语文、英语。
1979年,改正错划,恢复名誉,安排在遵义县一中教书。
1995年,因患脑溢血病逝于县城南白镇,享年五十有九。
------谢宗山:《酸甜苦涩人生路,画印诗书才子仪---缅怀先师黄仁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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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6-12-6 19:44
最让人感佩的是,高恒还特意去北京和北大荒,不止看望了遭难时对他有恩的人,也看望了整过他的人。令他困惑的是:整人的人怎么多都早逝?尤其一位同在虎林文教部门工作的青年干部,高恒曾亲手帮助、培养他成长。“文革”中那人为表明与高恒划清界限,竟无中生有的出卖良心,狠整高恒;高恒却不计前嫌地特意去牡丹江市(此人已上调该市任办公室主任)看望他。他红着脸举杯道歉。后来,高恒听说那人不到60岁就去世了,特惋惜。连声感叹:“太年轻、太可惜了!他很有才,幸亏我早已原谅了他。”高恒在书中还感慨:整他的孟奚、郭志强等均已早亡。这又一次印证了我思索许久的一种感觉:借运动心怀鬼胎整人的人,多都不得好死或早亡。尽管我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因果定律,但,人若天良泯灭、心境久不得安,终会自我酿成大病……
——张峻:《高恒,灵魂不屈》
反右派運動打手的下場——請收集和研究施害者的資料。
W伍大希(1922--2016),男,《湖南教育》副总编輯
1944年,来到闻一多先生任教的昆明西南联大,并得到闻一多的赏识,两人关系亲密无间。只要闻一多演讲,总是紧随左右做现场组织和记录;协助闻一多组织了“争取和平万人签名”活动,在闻一多的带领下与进步同学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发动,播撒民主革命的种子;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参与筹办《民主报》。
1946年,经闻一多和吴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闻一多也遭到殺害後,留在昆明以教书作掩护,继续从事顛覆政府的活动,记录并整理了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刊于闻一多生前主持的《民主周刊》最后一期中。
1948年,在“6.17日”昆明3万大中学生所謂“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反美示威大游行发表演说:“……8年的民族灾难,抗战的惨胜,面对当前美蒋日相互勾结所造成的战争危机,我们难道还希望悲剧重演吗?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呀!你们应该放下对准我们的枪,一致对外……”后,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严刑拷打、残酷审讯之后,被当做77名“要犯”中的“要犯”交给新成立的“特种刑事法庭”处理,关进了“特刑监”。
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宣布释放全国的“政治犯”,4月20日作为昆明的最后两名“政治犯”之一昂首挺胸地走出国民政府的监狱。〔按:历史有时总喜欢开一些离奇而又残酷的玩笑。谁也没有想到,10年前,伍大希是国民党的“政治犯”,10年后,共产党竟也把“反革命”的“帽子”戴到了伍大希的头上,而且这一戴就是22年。〕
1957年,被打成“湖南最大的右派”之一,作“反革命”处理。
1958年,被投进了省公安厅看守所——长沙北郊的麓洞,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1961年,刑满不释放,戴着右派帽子继续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改造,过着“半囚犯”的生活。1980年,被糾正,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湖南教育学院工作。(《老人天地》2008年第3期)
——摘自灵悟:《八苦不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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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牛耘(1928--2014),男,谱名家琰,生于安徽省合肥,《安徽工人日报》驻合肥记者站记者、站长
1944年,毕业于教育部芜湖职业训练班新闻科(大专),后又考入昭明国学专科学校研习古典文学。
1950—1957年,历任合肥市总工会工人政治辅导员,《合肥工运》副主编、《安徽工人日报》驻合肥记者站记者、站长。
1956年,担任安徽省暨合肥市国庆集会游行的仪仗大队大队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去工厂监督劳动。
1962年,分配到工人文化宫搞宣传。
2014年,在合肥病逝,享年86岁。自參加工作以来,采写反映合肥风物民俗和沧桑巨变的文章大小3,000多篇,近400万字,被收入正式出版的《安徽名特产》、《合肥》、《合肥史话》、《合肥纵横》、《江淮逸闻》、《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合肥卷》、《人文合肥》等书,以及上海出版的《东方夜谭》、浙江出版的《清朝官场怪闻录》、广州出版的《历史大观》等书。被《安徽日报》、《合肥晚报》、《新安晚报》、《安徽商报》、《江淮晨报》以及安徽卫视、安徽公共频道、第一时间等主流媒体推介、专访,被誉为“合肥活地图”、“庐阳百事通”等。
——摘自牛耘:《画竹传神亦传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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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范成法师(1884--1958),江苏省如皋李氏子,
1891年,投本邑崇善庵依悉融和尚剃度,读书认字,礼佛学经。
1906年,于镇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旋即回到如皋掘港西方寺住持悉融上人座下,研习经教,博览群书。
1910年,江苏僧教育会于南京创办僧立师范学堂,奉悉融上人命赴南京入学受教。
1911年,因辛亥战事学堂停办,回西方寺常住。辛亥革命成功,继悉融和尚任西方寺住持。
1927年,创建皋东私立僧伽图书馆,藏佛教经律论典籍,儒家经史子集、地方志乘等图书逾十万册,以及各类报刊杂志十数种,设专人管理,对社会开放。并设想创立佛教文物馆,收藏经像法物等佛教文化遗产。
1931年,应邀赴上海参与宋版大藏经影印工作,践行保护佛教文物,传播佛教文化。
1933年,知山西赵城广胜寺有四大橱卷轴式古版藏经,欣喜不已,著手整理。
1936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副理事长叶恭绰所题影印碛砂藏跋云:“采访摄影,奔驰各地,历三年,悉范成法师之力。”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中山陵筹建藏经楼,保存佛教大藏经。
1935年,发起重印珍藏供养。诸山长老、名寺古刹、佛教团体、社会名人随喜请印十四部。
1937年,抗戰軍興,中国佛教会组织僧伽救护团,成立上海僧侣掩埋队,任第一队长,慧开和尚任第二队长。
1940年,赞助佛教界慈善家胡松年、乐慧斌居士等,发起成立佛教同仁会,公推兴慈法师、范古农居士为正副会长,胡松年为办事主任,统理难民救济事宜。
1941年,安徽九华山灾情严重,劝募善款后前往放赈。
1942--1945年,向上海各界劝募净财补助杭州寺老年及贫困僧尼,小规模扶贫济困以及每夏发放万金油、痧药水、小食品等慈善之事不胜枚举。
1945年,日本投降,上海佛教界为此举行庆祝大会。并在会上向抗日将士赠送面巾,上印“上海佛教徒敬赠面巾”字样),上海各大寺院为国家祈祷祝福,并为超度阵亡将士、死难人民举办法会三天。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后即归如皋掘港西方寺。
1946年,国共交火,双方战地都有阵亡者遗体。见状于心不忍,乃发起组织缁素掩埋队就地埋葬。之后即隐居常州武进安家舍德胜寺。
1949年,移锡苏州沧浪亭结草庵,将庵内数亩坏空地辟为菜园,实践农禅生活。
1950年,苏州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被聘为委员。
1952年,参与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工作,当选为主任委员。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举行成立会议,当选为理事,并任政协委员、人民代表等。
1957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当选为理事。被“戴帽子”。
1958年,患哮喘痼疾,回到如皋掘港西方寺。获悉僧伽图书馆所有图书早就化为纸浆,馆藏佛教文物亦已损失殆尽,痛心疾首扼腕叹息不已。未几圓寂。世寿75岁,戒腊54夏。
著作有:《历代刻印大藏经略史》等。
——摘自孔勤:《范成法师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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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卢润邦(1925--2006),字多才,江西省修水人。江西省修水教師
1946年,毕业于奉新师高(高级师范),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平反”(被糾正)复职。
著作有:长篇小说《山沟里的故事》和诗词集。
——摘自陈志岁:《〈挽卢润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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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萧勋鑑(1924--)女,四川省忠县中学教师
1949年,参加教育工作,肄业于武昌中华大学外语系。
1950--1969年,在忠县中学工作近20年。曾任忠县县政协委员,在忠县中学先后担任语文、英语教学,曾任高57级l班班主任工作。在班主任工作中,关心学生,加强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教育,所教班组班风好,学风浓,涌现了文化学习与艺体尖子,在语文与英语教学中,讲究课堂教学艺术,所教学生语文素质好,外语功底强,数十人考入大学中文系与外语系。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忠县中学把陈力笃、白光祖、成善芬、萧勋鑑、吴洪炯等教师划为右派分子。
1969--1985年,先後在汝溪中学、县教研室工作。
1979年,右派分子問題被纠正。
——摘自忠县中学:《忠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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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洪炯,四川省忠县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忠县中学把陈力笃、白光祖、成善芬、萧勋鑑、吴洪炯等教师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忠县中学:《忠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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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成善芬,四川省忠县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忠县中学把陈力笃、白光祖、成善芬、萧勋鑑、吴洪炯等教师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忠县中学:《忠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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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白光祖,四川省忠县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忠县中学把陈力笃、白光祖、成善芬、萧勋鑑、吴洪炯等教师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忠县中学:《忠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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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力笃,四川省忠县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忠县中学把陈力笃、白光祖、成善芬、萧勋鑑、吴洪炯等教师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忠县中学:《忠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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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兰成熔,四川大学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4年,在山东省荷泽地区任教员,写成物理论文英文稿,不得发表。
——摘自沈家龙:《沈家龙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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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铁子房,河南省漯河四中老师、書法家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做看门、打铃、收发信件报纸的校工。
——摘自吕孟申:《梦圆故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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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凯,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一年级学生
1956年,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全班学生30人,划了右派分子5人,其中极右一人。
——摘自王葆琛:《流星亮殒宇宙锋——一个“娃娃右派”一生蒙受三次冤狱的悲甘愤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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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璧完,男,湖南省浏阳农村小学教师
1957年,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摘自沈博爱:《蹉跎坡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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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野先,甘肅省文县供销社幹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死在夹边沟农场;文县往夹边沟送去三名劳教人员。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傅作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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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廖宗乾(?--1961),男,甘肃省文县财政局长
1957年,因為骂了中共县委书记郭志高,被打成反党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
1961年,夹边沟农场遣返幸存的劳教人员时,县上派人去接,被接到酒泉火车站后就死去了,没有接回到家里。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傅作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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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公侃,九龙海关关员
1956年,上海海关学校毕业。
1958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遣往广东兴宁四望嶂煤矿筑铁路,后转到粵北乐昌罗家渡煤矿挖煤,再到青海省法门农场劳动改造。
1959年,开始了据理力争的“平反之路”。从宝安县、惠阳地区、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甚至到中共中央,都直接去信申诉。
定期的、有规律、不间断的写。六年后,终见成效,我终于胜诉,终于成功。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掀销“反革命”的结果。
1965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以第〈5843〉号文,予以撒销“反革命”罪名。
1960-1962年,受到严重大飢荒考验。
1966—1979年,不间断向九龙海关,省外贸局、公安部、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等单位“信访”,并也亲自前往“上访”。
1979年,被九龙海关調回关安排工作。
——摘自张公侃:《往事不如烟——我的平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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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坚(1930--),男,燕京大学毕业,江苏省某学校老师
1956年,结婚,与妻子刘梅在燕京大学认识,经过4年“了解和自由恋爱”正式结为夫妻,婚后生有一子两女。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和在江苏某学校任经济学教授。
1988年,从江苏某学校调至广州某高校。
——摘自柯学东:《老妻大曝教授翁媳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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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永禄,宁夏自治区中卫中学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罗文治:《走过岁月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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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谭学荣,寧夏中卫柔远中学当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中卫县定为右派分子的大概有70多人。
——摘自罗文治:《走过岁月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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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奎章,寧夏中卫县医院医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中卫县定为右派分子的大概有70多人。
——摘自罗文治:《走过岁月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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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费丽丝,女,寧夏中卫新华书店工作人員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见到同類罗文治拉车的窘况,总是充满了怜悯与同情。“老罗,不要心灰意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摘自罗文治:《走过岁月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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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天,四川省成都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周天:《要求立即撤销〈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公民权力主张书(最新联署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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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修询(1929--),男,江苏省镇江人,江苏省文化局科员
1947年,高中毕业,考入南通纺织学院上海分院。值国共内战,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政府通缉,为了躲避追捕,只好辍学。“当时的上海乱极了!只要我不去上学,国民党就抓不到我了。”和一个同学一起考上海剧专(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戏剧表演和理论体系。
1949年,因参加“革命”而辍学,被分配到中共松江地委文工团工作。
1951年,被调到南京,任江苏省文化局科员,分管戏剧。结识昆曲“传字辈”名家周传瑛。时周传瑛带着自家七八个人的小戏班子准备到文管部门登记,但昆曲被认为是封建残余,领导拒绝登记,周传瑛只好带着一大家子老老小小流落到了浙江。
1954年,浙江昆剧团来南京演出,第一次见识到周传瑛的昆曲表演。“我到现场一看,现在人简直没法现象,他们那些演员穿的那么破烂,但是演得那么动人!真是好得不得了!”一下子就被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通乎造化的智慧力量”深深吸引了,就写了一篇《试谈昆剧表演的舞台动作方法》。
1955年,跟南京著名昆曲家甘贡三学唱昆曲〈问病〉、〈游园惊梦〉等著名的折子戏。
1956年,《十五贯》演出成功,《试谈昆剧表演的舞台动作方法》才得以在《戏剧报》上发表。
1957年,一心沉浸在昆曲中,与曾宪洛等发表《江苏戏曲工作矛盾何在?》被扣“固守封建残余,否定党的领导”的帽子,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落实政策。不愿再回到文化局,而主动申请去江苏省昆剧院做研究员。
1985年,开始《中国戏曲志•江苏卷》表演部类中昆曲表演部分的撰写。紧接着,台湾中央大学戏曲研究所的洪惟助教授三顾茅庐,参与编写了在台湾出版的《昆曲辞典》表演卷。
1989年,离休。
1999年,有了向联合国写信申请将昆曲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想法。
2000年,冒着“里通外国”的危险,以个人名义写《中国昆剧与人类戏剧经验——申报联合国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材料》和附件寄出。
2001年,中国昆曲正式被联合国宣布成为首批“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2005年,《昆曲表演学(技术技巧卷)》完稿。
2013年,《昆曲表演学(技术技巧卷)》在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
------摘自中共江苏省文化局支部:《关于开除高文晋党籍的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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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曹度,男,安徽省歙县人,《人民海军报》记者
1949年,毕业于浙江英士大学,参加解放军后分配到人民海军报担任记者,父曹靖陶民国时期以诗文著称于金陵苏沪间,与梁启超等名流交游甚密。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原籍歙县,参加农业生产长达二十余年。
1979年,被糾正后,才被调回省城担任《清明》、《安徽文学》杂志编辑。虽诗文满腹,却因颠沛流离的命运和长年孑然一身的生活环境导致性格疏懒散漫,诗作随写随弃,多半处于散佚状态。在乡贤鲍义来 记录、多方搜罗、抄录下,结集《曹度诗文录》刊印问世。
——摘自张大文 :《一个接续徽州古道的人——鲍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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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郝苏民(1935--),男,出生于宁夏银川,穆斯林,
1950年,被保送到新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西北民族学院学习。
1952年,“院系调整”,边学边干,有幸参与到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科创建中,与中国民族研究领域名家谢再善、黄奋生等相遇。毕业后,以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留校工作。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甘加草原等地进行“劳动改造”。
著作有:《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人口较少民族的口承文化遗产保护——难题与启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与语言问题的讨论——从甘青“小民族”语言说起》等。
——摘自朱羿:《任何民族文化都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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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严文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民盟盟员
1957年,被指利用中共整风的机会,有意歪曲事实,疯狂地攻击中共对司法部门的领导;说“普陀区法院错判案件有70%”,攻击处理反革命和坏分子案件的刑庭审判工作,说“刑庭错判案件比民庭多”,“政治上不负责,大老爷笔一挥,别人家破人亡”。“阴谋”在法院内建立“知识分子业务研究组”和“小政协”来篡夺中共对司法部门的领导,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组织变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基层组织。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人民日报》:《阴谋篡夺普陀区人民法院领导权 严文雄妄想对劳动人民专政 他承认自己是民盟司法界右派的“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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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闵锋,河南省项城县郑郭乡人,河南省开封市总工会中共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16级
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分子。(《开封日报》《市工会反右派有斗争深入发展,党内右派分子闵锋原形毕露》)全市已揭发、审定右派分子430名,右派集团17个。据河南日报点名的开封市右派分子有河南医学院民盟盟员张静吾、民革开封市主委宋聿修、开封师范学院李白风、孙海波、郝士英、张骥、田恒煌、开封烟厂副厂长翟席珍、张其顺、市文化局安澜、省商业干校教师周良栋、市商业局民革支部主任委员马致远、市税务局民革支部委员王承和、市工商联副主委沈安卿,市总工会右派分子李相臣、李文学、常士彥。
1958年,一次反右补课,全市又划右派分子516名,全市共划右派分子1,339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7.74%。其中:党员中右派分子88名,占参加运动党员的1.92%;团员中右派分子215名,占团员的4.06%;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131名,占50%;群众中右派分子905名,占12.63%。文教系统是反右派的重灾区,共划右派分子841名,占全市右派分子总数的72%。仅河南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即划右派分子190多人。整风领导小组的结论:“闵锋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由于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闹名誉闹地位,但没达到个人野心时,对党不满,怀恨在心,乘党整风之际,身为领导小组成员,竟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干部政策,封官许愿,拉拢群众,进行宗派活动,企图篡夺市工会的领导权。在批判斗争中,还采取两面手法,会上承认,会后不想承认,来迷惑群众,进行软抗。交待中交避重待就轻,企图混关,并私自找右派常士彥谈话,想订主攻同盟,后经群众多次斗争,才被迫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在劳动中表现也不够好。根据以上情况闵锋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为首的右派分子,情切严重,态度恶劣,应给予党内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公职,进行劳动教养。”市里批示处理意见: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当时全市右派分子按反革命、开除回家、劳动教养的500多人,占右派总数的36.5%,其余是撤职监督劳动、开除公职、留用察看、撤职留察、降职、降级、降薪处分,免于处分的仅25人。宣布处理意見后,被送到开封市公安局看守所,再发配到西华县五二农场林楼中队劳动教养,每月只发3至5元“工資”。一些右派分子由於饥饿劳累,病死在農場里,妻子在政治高压下,被迫离婚。
1960年,年迈的父亲因没人抚养,病饿而死,家破人亡。
1962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开封市总工会劳保部工作。但“摘帽右派”很受歧视。后不久又被遣送到老家项城县郑郭乡去劳动改造,这一去是17年。
1978年,被改正,分配到县总工会工作,定为行政21级。
1979年,中共开封市总工会组织作出《关于闵锋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结论》,但是留有“尾巴”,遭到反对,重新做结论:“属于错划右派,应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行政16级级别”,恢复中共“党组成员”和办公室主任职务,全家三口人从农村迁回开封;可是这时人事皆非,当年反右积极分子,都已升到高位。正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反右运动,毁掉的是人的“尊严”、“个性”、“自由”、“信任”、“亲情”、“文明”和“公民权利”,这些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直到今天,伤口依然没有愈合。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仍然认为“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对错划右派分子只作“改正”而不敢“平反”,这是“欺骗手腕”,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炎黄春秋》 2009-12-13)
——摘自闵锋:《对反右运动的回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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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苏玉阗,西安市实验小学校长、民进中央候补委员
1957年,被指公然说学校中的重大问题应由民主党派来决定,和共产党分庭抗礼。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新华社:《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在作怪 民进陕西省委反右派斗争迟迟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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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芾南(1903--1987),男,又名王林,出生在陕西省华县东阳乡东王村,西安市教师进修学院 民进陕西省委常委
l925年,在西安一中上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在西安一中加入中共,旋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
1927年,当选陕西省学联执行委员和主席、担任陕西青年社第一届代表大会秘书长等,由於身份暴露,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回华县,以高塘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擔任中共华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带领县委成员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搞武装斗争,建立农民协会、武装力量。华县被中共省委作为武装暴动的中心区域之一。
1928年,带领中共党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袭击豪绅的家,捣毁商号。在东王村成立苏维埃政府。渭华起义失败,家被烧毁,受陕西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通缉。
1929年,临时中共省委组成,被选为常委兼组织部长。到上海見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等。经中共中央批准,临时省委会议决定:①很快恢复西安党组织,把省委机关迁到西安;②整顿陕东党组织;③派人去陕北,开展陕北工作;④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1930年,受中共省委指派,赴天津参加北方局扩大会议。调北方局工作,任陕北特派员。
1931年,被调到唐山,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
1933年,出狱後,被北方局派到山西,在冯玉祥部任第二师政治处长兼该师中共委员会书记。同盟军失败后,回到北平,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4年,在北平被逮捕,押送南京。
l936年,被冯玉祥营救出狱,在冯部任职。
1937年,回西安,与中共失去联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西安师范学校校长。
1949年,在陕西教育学院任教。
l956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l979年,被糾正。
l980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l987年,病逝于西安。
——摘自新华社:《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在作怪 民进陕西省委反右派斗争迟迟不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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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思渭(1919--2005),别号访渔,生于江西省彭泽县龙城镇;重庆市公安局干部
1940年,毕业于九江一中。
1943年,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2总队炮兵科,后留校任第20期总队班长、炮兵助教及总队部教育副官等职。
1946年,调南京,先后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及国防部第五厅参谋。《东归杂诗》编入《现代中国军人诗话》(南京国防部新闻局李侠文主编),部分作品分别发表于南京《中央日报》泱泱版、《和平日报》及《徐州日报》。
1949年,随南京政府迁广州,同年夏到重庆。
1949--1957年,一直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1957年,鸣放中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由原单位落实政策,改正、收回,继而离休;离休后被聘参与市公安史史志编纂工作。
1995年,国学功基深厚,旧作诗稿取名《风来集》,取“驻马跑山阿,风来臭气多”之意,《风来集》由台湾“联教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先后加入江南诗词学会、澎浪诗词学会、江州诗词学会及重庆诗词学会,均有诗作发表于上属学会会刊。《当代中华诗词选》、《中国新诗人诗选》亦载有作品,以身世自认为畸零,故特别爱好沉郁苍凉之作而服膺于韩昌黎所谓“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声易好”。
——摘自彭泽县:《彭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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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米兴运,山东省检察院干部
1957年,省检察院要把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刘佩侠等划成右派分子。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效禹(山东省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中共党组副书记)急忙回到济南,為他們辩解,結果除刘新民被定为右派外,其他人都得以解脱。
1958年,整风补课时,王效禹被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第一检察长职务,工资级别由十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他保护的几个人也难逃厄运。潘德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米兴运定为右派分子;刘佩侠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刘新民定为极右派分子,劳动教养。
——摘自zhangyeshang:《王效禹其人其事——在山东省检察院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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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佩侠,山东省检察院办公室主任、检察院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
1957年,对那些在鸣放中提意见的人很同情,省检察院要把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等划成右派分子,给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等出谋划策,通风报信,结果被揭发而打成右派分子。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效禹(山东省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中共党组副书记)急忙回到济南,替他們辩解,結果除刘新民被定为右派外,其他人都得以解脱。
1958年,整风补课时,王效禹被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第一检察长职务,工资级别由十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他保护的几个人也难逃厄运。潘德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米兴运定为右派分子;刘佩侠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分子;刘新民定为极右派分子,劳动教养。
——摘自zhangyeshang:《王效禹其人其事——在山东省检察院期间》、齐晋华:《文革名人王效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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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农(1894--1963),男,字书绅,出生在湖南省沅江县琼湖镇新沅村张家冲,华南农学院农学系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16年,考入湖南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参加驱逐张敬尧的斗争,负伤被捕。
1919年,參加“五.四”运动,发起创办民智学校。
1920年,考入广州农业专科学校。
1923年,作为优秀的学生代表,受到孙中山先生接见。
1924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课。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是广州学生游行总领队,在“沙基惨案”中受重伤者。“沙基惨案”死亡59人,172人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
1926年,留学法国,在蒙伯里大学法科农业经济组及文科农业史地组学习。
1930年,获博士学位,回国任上海劳动大学农政教授兼农学院院长。
1931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场主任,创办、主编校刊《农声》。
1935年,回乡看母亲,一起栽下一棵桂花树。
1938年,广州沦陷,随中山大学迁徙于粤西、桂西、湖南、云南等地。后应湖南省政府之邀,筹备湖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创南岳垦殖场。出校长兼农场主任。
1946年,应邀回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主持旅粤湖南同乡会。
1947年,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组织教授、教师团队,支持爱国学生,參與“顛覆國家政權”。
1949年,被逮捕,受到严刑拷打,以“通匪叛国”、“煽动学潮、破坏学校”等罪名,一审、二审都是“甲罪死刑”。三审,改为丙罪。
1949年,共军攻克广州,被救出。前往北京及东北等地农场参观考察。
1952年,参加全国农业经济教师学习班。
1953年,被选入全国农经代表团,在国庆观礼上,再次见到毛泽东,二人握手问好。
1954年,出席了广东第一届人民代表救济会议;连续被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会议军属委员会主任。
1957年,被指攻击共产党,“否定农学院成绩,诬蔑农学院今不如昔的意图是要造成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的口实,企图取消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等等,打成右派分子。遭迫害,回到家乡,娘亲不在了,唯有母子俩种下的那棵小桂花树,已成参天大树,屹立挺拔。
1963年,因病逝世,终年69岁。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著名的农学家。
------摘自《广州日报》:《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华南农学院批驳张农辩论大会旁听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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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彤(1911--1967),男,原名周仕义,广西省鹿寨县鹿寨镇十字街人,中共广西省柳州市委副书记、柳州市长
1921年,发生“谭牛头反水”事件,财物被掳掠一空,家道渐贫困。在尚德小学第六班毕业时,只好在家用手摇织袜机织袜以补助家用。
1922年,在桂林王甫坪经营饭馆的表叔鼓励、支持下,步行4天到桂林投靠表叔,考取省立初中;读完二年级到上海,主要靠勤工俭学维持基本生活,就读于上海蒙藏学院。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北平、西安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负责交通宣传工作。
1938年,调陕北学习,后分配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
1949--1958年,先后任梧州市公安局长、柳州市公安局长、柳州市副市长、中共柳州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等职。
1958年,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中共党籍。中共柳州市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上届中共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彤,市委财贸部副部长李瑞霖,市委候
补委员彭祖颐和梅村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右倾的言行进行批判斗争,通过《开除反党分子周彤、右派分子彭祖颐、李瑞霖等3人党籍的决议,给予梅村留党察看处分决定》,大会选举第二届市委委员27人,候补委员7人,监察委员会委员11人。在二届一次全委会议上,选举市委常务委员9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3人。妻子赵进(1918--1961)先後任柳州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共市委宣传部长、中共市委常委等。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1979年,被平反纠正。
——摘自中共柳州市委:《中共柳州市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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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潘德明,山东省检察院干部
1955年,肃反时,因与在香港的同学保持书信联系,遭到批判
1957年,整风开始后就发泄对肃反的不满。省检察院要把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刘佩侠等划成右派分子。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效禹(山东省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中共党组副书记)急忙回到济南,為他們辩解,说:“肃反斗了人家,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坚持“潘德明不是右派”,結果除刘新民被定为右派外,其他人都得以解脱。
1958年,整风补课时,王效禹被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第一检察长职务,工资级别由十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他保护的几个人也难逃厄运。潘德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米兴运定为右派分子;刘佩侠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刘新民定为极右派分子,劳动教养。
——摘自zhangyeshang:《王效禹其人其事——在山东省检察院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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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新民,山东省检察院干部
1957年,省检察院要把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刘佩侠等划成右派分子。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效禹(山东省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中共党组副书记)急忙回到济南,為他們辩解,結果除刘新民被定为右派外,其他人都得以解脱。
1958年,整风补课时,王效禹被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第一检察长职务,工资级别由十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他保护的几个人也难逃厄运。潘德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米兴运定为右派分子;刘佩侠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刘新民定为极右派分子,劳动教养。
——摘自zhangyeshang:《王效禹其人其事——在山东省检察院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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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葆琛,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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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霞生,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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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品江,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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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林家熊,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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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楼芳兰,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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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林白,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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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绪光,男,北京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學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父親陈时伟兰州大学副校长、教授,母親、兰州大学化学系主任左宗杞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赵旭:《陈时伟、傅作恭、毛应星与中国的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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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郑瑞清,女,崇庆县城关小學校音乐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0年,被赶出学校,到工地上去抬砖,不久就餓死了。
——摘自何学嘉:《三年大饥荒中的何家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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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博君,浙江省杭州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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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修文(1926—1969),男,山东省临邑县人,家庭出身地主,高中文化,山东省临邑县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1年,临邑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带着妻子石忠芳和孩子闯关东,跟乡亲们一起来到榆树县福安公社夏宝大队。
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外来户一律被“外调”,被确认“隐瞒”了是右派分子这个历史问题。从此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1969年,不堪受到殘酷迫害而自缢。那天正好43周岁。
——朱華:《一个小人物的右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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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议运挺,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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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孟绣涛,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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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顾元成,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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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范国杰,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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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士新,海关总署内蒙古二连口岸海关关员
1956年,海关学校毕业,分配内蒙古二连海关。
1957年,和仇学仁、顾炳钧等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仇学仁:《总署称我是海关系统的“牧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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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顾炳钧,海关总署内蒙古二连口岸海关关员
1956年,海关学校毕业,分配内蒙古二连海关。
1957年,和仇学仁、王士新等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仇学仁:《总署称我是海关系统的“牧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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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蒋道义,广东省拱北海关关员
1956年,上海海关学校毕业,分配拱北海关。
1957年,与徐德杰,李玉树,贺令刚等,被判反革命集团,获刑入狱。
——摘自徐德杰:《母校 恩师 校友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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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贺令刚,广东省拱北海关关员
1956年,上海海关学校毕业,分配拱北海关。
1957年,与徐德杰,李玉树,蒋道义等,被判反革命集团,获刑入狱。
——摘自徐德杰:《母校 恩师 校友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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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玉树,广东省拱北海关关员
1956年,上海海关学校毕业,分配拱北海关。
1957年,与徐德杰,贺令刚,蒋道义等,被判反革命集团,获刑入狱。
——摘自徐德杰:《母校 恩师 校友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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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德杰,广东省拱北海关关员
1956年,上海海关学校毕业,分配拱北海关。
1957年,与李玉树,贺令刚,蒋道义等,被判反革命集团,获刑入狱。
——摘自徐德杰:《母校 恩师 校友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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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仇学仁,海关总署内蒙古二连口岸海关关员
1956年,上海海关学校毕业,分配内蒙古集宁市海关从事出口申报查验,后调到二连海关办公室从事文档兼旅检,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到中共组织的关心,被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继续写入党申请。
1957年,中共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带头大鸣大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對“粮食统购统销,人民吃不饱,而在二连口岸一列车一列车的粮食往苏联运”表示不滿意,认为“在二连的苏联专家组是专搞情报的”,是“别有用心”,对个别领导的官僚作风提了些意见,贴了大字报,这些都被指是反革命言论,和王士新、顾炳钧等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送进集宁市看守所。
1959年,根据惩治反革条例,抗拒从严,被从重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投入集宁市霸王河石头厂劳改。在劳改队继续上诉,被告诫再申诉就要加刑。每年冬训因不认罪被批斗挨打,手段凶狠,还要关禁闭。
1972年,获释,回家按社员对待。
1980年,在农村干了8年,获糾正,回到二连海关。
1981年,要求调至老家南通海关。
1983年,当副科长。
1984年,入共產党。
1985年,当查私技术科科长。
1986年,获中共南通市机关党委优秀党员称号。
1987年,获南通市优秀中共党员称号,被海关总署称是海关系统的“牧马人”。
1987年,调镇江海关筹建,因大三阳肝炎休息两年。
1989年,回南通任船管科长,任监察(副处调研员)。
1996年,退休。
——摘自仇学仁:《总署称我是海关系统的“牧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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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姜树励,女,广西省凭祥海关统计员
1957年,讲差旅费被小偷偷去,以“污蔑社会主义治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
1961年,被脱帽,等待分配。
——摘自姜树励:《讲不完60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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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马信光,廣西省凭祥海关验货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姜树励:《讲不完60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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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朴,清华大学工农速中体育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四级),工资降两级。
1986年,清华大学马约翰体育特长班(简称马班)第一届成立,任办公室主任。
——摘自张卫平:《回忆父亲张三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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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孝先(1933--),上海铁路局干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在萧宁铁路公司退休。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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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永梭(1914--1990),男,四川省安岳县龙台场人,四川省曲艺团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14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
1930年,考入县立中学,毕业后去五哥王文拔(川军28军团长)处谋事,不久回到龙台老家。
1938年,参与隆(昌)富(顺)师管区司令曾晴初少将组织的宣传抗日活动,以文艺形式宣传动员群众,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其间创作自演第一出戏《卖膏药》,自称为拉杂剧。
1939年,在四川首创谐剧。
1940年,剧作家曹禺评说《卖膏药》的表演是白描,并对该剧给予高度评价。
1943年,毕业于江安戏剧专科学校。
1949—1957年,任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四川省曲艺团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被誉作“东方卓别林”和四川地区“一朵奇花”。
1950年,在龙文中学(龙台中学)任教。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公安厅直属筑路支队(415信箱)劳改。
代表剧目:《卖膏药》、《赶汽车》等。著作有:《打百分》、《王永梭谐剧选》。
------摘自黄绍甫:《老兵沉浮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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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芮行健,江蘇省南京市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纪纲:《金陵老友重逢应邀赴宴即席——贈芮行健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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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快虹(?--1988),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张缙:《悼刘快虹翁并序》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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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腊静花,女,甘肃省公安厅劳改管理局
1957年,被划右后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动教养。
1962年,得到甄别,回到兰州大沙坪,阀门厂任劳改管教,已退休。
——摘自张遂卿:《给武宜三信201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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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公津,浙江省杭州市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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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迎光,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编辑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去北乌苏里江边饶河县的850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摘自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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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程九斤,曾用名程九金、程九径,天津市人,兰州军区7437汽车修理厂高级技工
1958年,在甘肃省兰州市拱星墩兰州军区7437汽车修理厂任高级技工,因为说“我你妈的什么世道,馒头限个吃,一月30斤够吃吗?我他妈在天津买包糖炒栗子够一顿饭了……”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玉门镇蘑菇滩农场监督劳动。
1965年,四清时发觉工人不打右派,改划为“坏分子”。
1979年,被摘帽子回厂降为普通工人,家庭破碎,子女埋怨,独立生活。〔张遂卿按:1990年代死于养老院,享年72岁。〕
——摘自张遂卿:《给武宜三电邮201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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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韩富有,也写作韩富友,男,天津市人,甘肃省玉门市人民医院医士
1956年,天津市卫生学校医士班毕业,首批支持甘肃,分配玉门市人民医院。
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因懂医学,在基层劳动队兼职卫生员,掌握感冒药、咳嗽药的分配,能得到微少的难友孝敬,存活下来。
1962年,夹边沟农场解散,单位不要,送到玉门镇蘑菇谈农场就业,工资每月32元。
1979年,被改正,回到天津市储运公司,家住火车站后边贫民窟。〔张遂卿按:独子顶替后退休,90年代拆迁后失去联系,现年80有余。〕
——摘自张遂卿:《给武宜三电邮201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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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双同润,重庆大学机械系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判刑劳改。
——摘自汪廷奎:《给武宜三信》(2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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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蒋福寿,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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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方春晖,浙江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
——摘自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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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薜寿虎(?—1967),男,华东师大中文系1959学生
1957年,因為父亲是右派,所以也被打成为学生右派。
1959年,畢業時仍然被分在上海北郊中学当教师。中文系毕业的不让教语文,改行教体育。
1967年,被工宣队大会点名,被说至今还没有一张大字报,上窜下跳,是扒手式人物。自知难逃批斗,中午回家,用毯子堵好门缝,打开煤气,与妻及两个儿子一起自杀了。〔薜,音bi,沒有這個姓,所以應該是“薛”,看胡鹏池文章,“薜”、“薛”都出現。〕
——摘自胡鹏池:《狠角色!最狠的角色! ——“文革非正常死亡者”刍议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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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翟笑梧,四川省人,四川省某某单位
1956年,以台湾民用航空局台北旅行社事务员身份与飞行员韦大卫、业务员梁枫驾蒋纬国旅行游览专机,自台北松山机场飞回内地。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授奖大会,授给从台湾驾飞机“起义”归来的三人每人奖金8,000元。三人作为“蒋军官兵,只有起义立功,才有他们的光明前途”的典范,得到英雄般的赞扬。新华社报道说:韦大卫代表他们三人致词,对祖国人民给予他们的欢迎和奖励表示无限的感激,并且叙述了他们起义归来的经过,控诉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万恶罪行。韦大卫最后说,我们三个人回到分别七年的祖国大陆,最初都没有想到它已变得这么美好,我们都渴望着早日走上工作岗位,献身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国民党派遣特务”罪名升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劳改工厂的铸造车间劳动改造。对李天德说:“小兄弟,要偷越国境,你不行,没经验。今后 跟我一起跑。”李天德连忙解释:那是法院乱判的,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你没这个想法,政府却替你想到了,这是一条好出路。妈的,早知道共产党老虎屁股摸不得,才不该从台湾飞回来呢!领导动员我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提了又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还他妈的什么章法?还唱鸡巴啥子民主和言论自由的高调来骗人!老子这才明白,为啥子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只好跑到台湾!可怜,扔下大陆的老百姓就不管啰,只好受这种大跃进的洋罪!妈的,我是想回来给老母亲尽孝道的,现在反给她老人家添了大麻烦了!”
1979年,被纠正、平反,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及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致力于在台老乡与四川的交流,自称是“四川与台湾同胞交流的使者”。
——摘自李天德:《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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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马景亮,男,陕西省西安市阿訇
1958年,“遭劫难”,早年师从老父亲念经。
1960年,被下放到陇南的龙山镇务农。
1960年,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回到西安城做小工,当装卸工,养家糊口。
1980年,清真寺开放后,被公推为中寺伊玛目。秉承先父学风,一脉相连,长年守寺如家,胸襟豁达,光明磊落,端谨厚重,两袖清风,遵守过人,不愧为众教民之表率也。
——摘自中穆网:《西关马阿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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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洪传经(1906--1972),字敦六,男,安徽省怀宁人,兰州大学经济系任教授
1925年,考取大学,与陶行知、黄侃等有师生之谊,徐悲鸿为画像。期间郁达夫被政府通缉,护送郁达夫脱险。
1929年,中央大学毕业,赴法国留学。在海外闻日军迫近上海,焦急万分。
1932年,在法国第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33年,被选为留法国际学生会副会长。此后游历考察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等国。
1935年,归国,即主讲湖南大学政经系。任政治经济系主任。后授书于四川、安徽等大学。
1949年,到北京“革大”学习,后去兰州大学经济系任教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著作有:《工团论》、《高等财政经济学》、《敦六诗存》等。
——摘自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百年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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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罗征球,男,北京某某农药厂技术员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57年,只因传播了一些大鸣大放的消息又不愿交代消息来源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京一家农药厂工作,农民到工厂排放废水废料的池子里挖泥作肥料,被池中的毒气熏倒,明知危险,奋不顾身,下去抢救,农民没有得救,自己也中毒身亡!虽然做出了那样的英雄之举,由于右派分子的“政治身份”,应不应该被表彰?表彰还是表彰了,只不过是低调的而已。后来的改正,不但是迟到的,而且是死后的。〔龚育之按:应该说,他是我们班的同学中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位特别值得记念的人物。〕
——摘自龚育之:《我在清华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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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敉功,北京航空学院化学系老师、中共化学系支部书记
1952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在北京钢铁学院教书。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李敉功:《难忘马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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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解基培,北京钢铁学院数学系教师
1952年,院系调整,从清华大学调到北京钢铁学院。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摘自石新民:《大学文化形成的“遗传因素”——院系调整与大学文化,以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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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炎,北京钢铁学院物理系教师
1952年,院系调整,从清华大学调到北京钢铁学院。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摘自石新民:《大学文化形成的“遗传因素”——院系调整与大学文化,以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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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洪祖惠,安徽省淮南市淮师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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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永晗,安徽省淮南市煤校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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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江书谱,河南省内乡县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2年,被指参加“幸福党”反革命组织,看到《23条》上“有些领导机关中也有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些人有的在台上,有的在台下,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这一段话,沾沾自喜,断定中国迟早要变,晚参加不如早参加,总计怀着阶级仇恨加入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各类分子共29名,占全案成员的20.3%。
——摘自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武装部:《关于吗分子贾俊德参加“幸福党”的活动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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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朱宝本,铁道兵第三师干部
1957年,被打成中右分子。
——摘自中共铁三师委员会:《中右分子朱宝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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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邰浩然,安徽省淮南市煤校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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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叶瘦弦,安徽省淮南市煤校教员、民盟成员
1950年,参加民盟。
1957年,被指“对民主革命没有贡献,对抗党的领导,在鸣放前后与郭兴安、刘格非等组织反党集团,问题交代后,悔改表现不好”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盟籍。受到“保留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每月给15元生活费”行政处分。开除工会会籍。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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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首之,安徽省淮南市煤校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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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于哲贤,安徽省淮南市煤校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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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福花,安徽省淮南市煤校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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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祖荃,安徽省淮南市技校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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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单群,安徽省淮南市三中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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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成德,安徽省淮南市九矿业余学校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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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明谷,安徽省淮南市四中教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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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江书谱,河南省内乡县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2年,被指参加“幸福党”反革命组织,看到《23条》上“有些领导机关中也有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些人有的在台上,有的在台下,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这一段话,沾沾自喜,断定中国迟早要变,晚参加不如早参加,总计怀着阶级仇恨加入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各类分子共29名,占全案成员的20.3%。
——摘自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武装部:《关于吗分子贾俊德参加“幸福党”的活动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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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郭銘仁,大地主家庭出身,河南省内乡县某某單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2年,被指参加“幸福党”反革命组织,“觉得有了靠山,四处去拉线串连网络信徒,并且扬言修正主义七个月内就要在全国举行政变”。
——摘自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武装部:《关于吗分子贾俊德参加“幸福党”的活动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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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程天锡(1930--?),男,出身大地主家庭,初中毕业,河南省太康县台集小学校长
1950年,镇反中,岳父和姐夫被杀害。
1958年,因在大鸣大放中“恶毒地向(共产)党进攻”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程天锡:《向人民低头认罪的投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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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格非,安徽省淮南市淮师总务主任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淮南民盟志》记载,“1958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现象,一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有24位盟员错划为右派(约占盟员总数的44%),其中4人被劳教,盟组织被诬为恶性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摘自孙陇:《一个右派分子反右前后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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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凤书,女,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丈夫胡士鼐是《贵州日报》记者也是右派分子,夫妇一起被发配到大方县马干山牧垦场劳动教养。
1979年,被纠正后因积劳成疾久治不愈,带着怨憾过早地离开人世。丈夫重新回到阔别22个年头的《贵州日报》做编辑、记者工作。
------摘自刘庆鹰:《既讲真话更讲真理——胡士鼐先生〈羊倌杂忆〉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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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胡士鼐,男,《贵州日报》记者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妻李凤书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岗位上被打成右派分子,夫妇一起被发配到大方县马干山牧垦场牧羊。
1979年,被纠正,重新回到阔别22个年头的《贵州日报》做编辑、记者工作,直到退休。妻子纠正后因积劳成疾久治不愈,带着怨憾过早地离开人世。
作品有:《羊倌杂忆》、《油沙河运木记》、《铜像台五花八门》、《金沙坡无奇不有》、《不带走一片云彩——怀念刘淑贤》、《良知记者刘淑贤》、《“三月三”踏青东风镇》、《几十年的大石头扔掉了》、《产品质量低劣情况长期未得改变》、《“宪法草案记录了我们工人的崇高理想”》、《两个女地质人员的一天》等。
------摘自刘庆鹰:《既讲真话更讲真理——胡士鼐先生〈羊倌杂忆〉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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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炎 (1926--2015),男,出生在浙江省海宁,《浙江日报》编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新闻组负责人
1947年,从上海纸行辞职,在中共地下党员钱伯寒的安排下,进入浙东四明山“革命根据地”,被分配到“文化公司”(即四明简讯社)工作,编发由中共四明工委主办的《新华电讯》油印小册子,与新闻工作结缘。先是,初二辍学,到上海一家纸行里做练习生,结识中共地下党员钱伯寒。
1948年,作为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四明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四明简讯》正式油印出版,负责刻写钢板。入共产党。
1949年,任新华社宁波支社广播编辑、记者。为《甬江日报》供稿。
1951年,中共宁波地委机关报《宁波大众》创刊,任《宁波大众》总编辑。
1954年,调《浙江日报》。初担任编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后兼新成立的一个新闻组负责人。
1956年,被选送到中央党校新闻三班读书。
1957年,在学校发动的助共产党整风中,因提的意见和建议被无限上纲。回到《浙江日报》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中共党籍,送劳动改造。
1962年,成为“摘帽右派”,重返浙报。
1965年,获调宁波市交管局做统计工作。
1979年,被纠正不久,到中共宁波市委党校任副校长。
1980年,《宁波报》复刊,任中共党委副书记、副总编,分管业务。
1983年,《宁波报》改称《宁波日报》。
1985年,离休。
——摘自毛信意:《徐炎:从烽火岁月中走出来的宁波老报人》(中国宁波网201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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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则尧,江西省浮梁县粮食局干部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响应中共的号召积极向共产党提了许多建议,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江西省浮梁县粮食局:《右派分子对象周则尧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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