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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武宜三:春節來了，又是憶苦思甜的日子 [打印本頁]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6-2-4 21:07 標題: 武宜三:春節來了，又是憶苦思甜的日子

春節來了，又是憶苦思甜的日子

美國軍方有歷次大型戰爭的死亡人數公佈，精確到個位數（如越戰58,209人，韓戰36,574人），美國死在9.11事件中的人，他們的姓名，每年都要被一個個地朗讀一次；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死難者全部有名有姓；以色列人修建了一個大型的大屠殺紀念館。
我們貴國呢？馬馬虎虎，對個體、對生命，從不重視。國共內戰中，共軍死亡的數字拿不出來，平民老百姓更不用說；抗日戰爭死亡人數，究竟是“百萬”還是“千萬”，搞不清楚；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剛剛好30萬，都是誰呢？對不起，拿不出名單來。至於天災人禍、政治運動的死亡人數，不但馬馬虎虎，而且還是“機密”。
為了不忘記歷史，為了尊重生命，打破被螞蟻的宿命，恢復人的尊嚴，我先用《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來填補這個歷史的空白吧。
經過近十年的努力，在沒有任何資源、檔案被封鎖的情況下，大辭典的條目（即右派分子個案）已經超過22,000個（離實際數目還非常遙遠），圖文總量超過1,000萬字。
各位舊雨新知如果認為我的工作還有一點意義，請予支持——
1、轉發我收集的名錄
2、提供有關受難者資料
3、提供經濟援助，我的
開戶銀行：香港東亞銀行（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戶口號碼：015-202-68-00240-7
戶口名稱：五七學社出版公司（57 PUBLISH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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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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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为右派分子树碑立传
请支持香港五七学社
请支持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6-2-4 21:08

一項填補補歷史空白的工程
美國軍方有歷次大型戰爭的死亡人數公佈，精確到個位數（如越戰58,209人，韓戰36,574人），美國9.11事件中的死難者，他們的姓名，每年都要被一個個地朗讀一次；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死亡人數同樣準確，全部有名有姓；以色列人修建了一個大型的大屠殺紀念館。
我們貴國呢？馬馬虎虎，對個體、對生命，從不重視。國共內戰中，共軍死亡的數字拿不出來，平民老百姓更不用說；抗日戰爭死亡人數，究竟是“百萬”還是“千萬”，搞不清楚；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剛剛好30萬，都是誰呢？對不起，拿不出名單來。至於天災人禍、政治運動的死亡人數，不但馬馬虎虎，而且還是“機密”。
為了不忘記歷史，打破被螞蟻的宿命，恢復人的尊嚴，防患未來，我先用《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來填補這個歷史的空白吧。
經過近十年的努力，在沒有任何資源、檔案被封鎖的情況下，大辭典的條目（即右派分子個案）已經超過22,000個（離實際數目還非常遙遠），圖文總量超過1,000萬字。
各位舊雨新知如果認為我的工作還有一點意義，請予支持：
轉發我收集的名錄
提供有關受難者資料
3、提供經濟援助——
開戶銀行：香港東亞銀行（The Bank of East Asia,Limite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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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名稱：五七學社出版公司（57 PUBLISH COMPANY）

Y阎明诗（1914--2000），女，《中国妇女》杂志社读者来信组副组长

1935年，在北平某女子中学读书，从1.29运动开始前，就已经秘密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
1938年，受中共党派遣到延安。
1941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找谈话，被送到重庆协助父亲阎宝航工作，把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时间、地点的绝密情报通过中共最高层和共产国际，准确地及时地提供给斯大林。
1949—1957年，在北京《中国妇女》杂志社担任编辑。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下放到鞍山市农机厂做油漆工人，后又下放到营口盖县杨运公社。不久阎宝航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1979年，父女都被糾正。
1995年，因为把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时间地点的绝密情报通过中共最高层和共产国际，准确地及时地提供给斯大林。被叶利钦总统发奖章褒奖：“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卫国战争的特殊贡献。”晚年享受老红军的离休干部待遇。在鞍山市政协文史办工作，是鞍山市关心下一代协会主力队员。

——摘自鞍山市：《鞍山市名人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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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董建义，上海市人，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

1956年，在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愿来到兰州，任省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1960年，饿死。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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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荏蓀，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參與向中共吉林省委所謂“请愿”的吕班、荏荪、黄粲、李华等。

——摘自新华社：《党内外右派分子沆瀣一气，沙蒙等在“长影”连续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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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粲，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共导演组小组长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參與向中共吉林省委所謂“请愿”的吕班、荏荪、黄粲、李华等。

——摘自新华社：《党内外右派分子沆瀣一气，沙蒙等在“长影”连续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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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常宽，甘肃省靖远县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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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健群（1925--？），女，家庭出身地主，山东省《大众日报》助理编辑

1949你，土改时被扫地出门，全家逃往青岛。被指“社会关系复杂，两个姐姐曾在土匪蔡晋康部下任过职，其兄随匪逃往台湾，其四姐夫是中统特务。”“长期对党不满，工作消极怠工，阳奉阴违，鸣放期间表现了向党进攻的大‘勇’。”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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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何劳，某某單位

1957年，发表《山东文艺界“怕”些什么？》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郭瑞三：《1957年山东的一起漫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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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何江，新华社编辑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年，《糾正通知书》说：“何江同志，1957年发文要法治，被划右派，现此观点是对的，于以平反。”

——摘自何江：《給武宜三電郵2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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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峰山，甘肃省某某医院医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1960年，饿死在农场。“他一来劳改农场就当了卫生所的大夫。他给他的熟人开病假条，没病的也开。领导知道了，下放到农业队劳动。得了一场感冒，就死了。他来农场就当大夫，没受太多苦，身上还有肉。死后被埋他的饥饿的右派盯上了，屁股上的肉被剁了一块，煮着吃了。他是右派，他叫刘峰山。”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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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高怀德，甘肃省武威师范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1960年，饿死在农场。“晚上睡下以后，他不停地发抖，说冷。早晨起床的时候，人们发现没气儿了。身体热量不够的时候，就会降温，温度降到35度的时候，身体就会发热出汗，出汗带走热量就会发抖。这时候，如果补充不上热量，人就会死。”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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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朝夫（1938—1960），甘肅省临洮县人，甘肅省临洮县农业局干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临洮农校毕业的。
1960年，餓死在農場。本來有一箱子炒面来，能顶一气的。可是叫人把炒面偷掉了，就饿死了，年22岁。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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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继信，甘肃省某某学校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西北师院学历史毕业，后考上北大学中文，再续修北大英语系毕业。
1960年，饿死在农场。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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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庭基，甘肅省永登一中教导主任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在台湾上的大学。
1960年，餓死在農場。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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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方葆勋（1920—2001），男，出生于浙江省建德梅城（严州府），上海港务管理局货运科

1937年，抗战爆发之际，亲眼目睹杭州笕桥机场起飞的国军空军迎战日军初战告捷的壮烈场景，年便毅然决然弃学投笔从戎，先后任国军军政部第79兵站医院中尉军医及后勤部第五办事处区分部助理干事等职。不久便转入贵阳的西南公路，沈阳的东北铁路及上海黄浦码头等交通运输单位供职。年青时就读于杭州医科专业学校。
1949年，服务于上海港务管理局货运科。
1958年，反右派运动中，因历史问题和攻击肃反运动等被收容、强行劳教，羁押至安徽省水利局建筑安装工程大队劳动改造。
1961年，妻子秋平因丈夫被羁皖后不久积劳成疾在上海病故。
1981年，經過二十余載的劳教生涯，被上海市公安局撤销劳动教养，返回原单位退休即告老还乡，在简陋的无阳光的廉租房内度过了余生。
2001年，在无人陪伴下的黑夜裡离开了人世，享年81岁。

——摘自方升：《方葆勋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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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骆宏远，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1957年，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扭送夹边沟劳动教养。“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解放’前就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被下放当工人（木匠），后被从东北调任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
1960年，逃亡途中被狼吃了。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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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澄美（1911—2005），女，祖籍山東省青岛崂山，生于济南一个基督教家庭，政協遼寧省安東市委員會委員

1944年，辞去青岛教职，少时师从一個俄国老太太学习钢琴，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时，主修数学，并选修钢琴和圣经。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第一代专业学习西方音乐的人；30至40年代，在教会学校教授音乐基础课，被称为中国早期音乐启蒙教育的优秀导师。
1945年，隨著丈夫崔錦章（畢業於盛京醫科大學，眼科專家）回到安東開私人診所。
1949年，崔錦章被任命為遼寧省人民代表，被丹麥傳教士創辦的“丹國醫院”聘為院長。
1951年，因為一個老革命幹部在“丹國醫院”不治，崔錦章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被逮捕，醫院被政府接管。
1956年，由於崔錦章被平反釋放，被指定為政協遼寧省安東市委員會委員。
1957年，崔錦章被認為錯誤釋放再被捕，为夫鸣冤四處投诉，因此，一个“全职太太”，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中共丹东市委统战部改正。

——摘自鸿路：《悠悠赤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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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崔维江，甘肃省靖远县政府政务秘书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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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守源（1922--），北京广播学院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1966年，在清河农场劳教。
1979年，纠正后，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摘自王书瑶：《電郵201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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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致远，男，北京二十一中（崇实中学）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恋人教物理应翠微老师却立即宣布结婚。
1979年，被纠正、恢复名誉，做了北京五中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有学生问应翠微，当时怎么想的。先生的回答实在让人感动——他都那样了，我要是跟他分手，他还能活吗？

——摘自宋世香：《历史悠久，人才荟萃，桃李满天下的母校——北京二十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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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茹凤土（虎年—1960），男，甘肃省酒泉县泉湖公社四八大队人，兰州大学毕业，甘肅省酒泉县某某学校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0年，大飢荒中逃往新疆后失踪，估计死亡。

——摘自依娃：《尋找大飢荒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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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程瑞芝，浙江省建德县严州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本校10名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李新富：《汪积功人生散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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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景泰，山西省临汾干部，民盟成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蓝溪：《险恶的用心　卑鄙的手段——王文光是章罗联盟太原据点的首要头目》（《人民日报》19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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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炳南，山西省安邑干部，民盟成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蓝溪：《险恶的用心　卑鄙的手段——王文光是章罗联盟太原据点的首要头目》（《人民日报》19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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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陆怡吾，山西省人民银行

1957年，被《人民日报》指是右派分子王文光“能干的女将”，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蓝溪：《险恶的用心　卑鄙的手段——王文光是章罗联盟太原据点的首要头目》（《人民日报》19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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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梁钟璡，山西省人民银行

1957年，被《人民日报》指是右派分子王文光“能干的女将”，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蓝溪：《险恶的用心　卑鄙的手段——王文光是章罗联盟太原据点的首要头目》（《人民日报》19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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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贻萍，民盟山西省太原市委妇委会和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7年，被《人民日报》指是右派分子王文光“能干的女将”，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蓝溪：《险恶的用心　卑鄙的手段——王文光是章罗联盟太原据点的首要头目》（《人民日报》19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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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吕维翰，太原钢铁厂

1957年，《人民日报》指右派分子王文光“在太原钢铁厂安置了两个心腹：吕维翰和罗玉鸣。王文光通过这两人，在太原钢铁厂进行了许多罪恶勾当”。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蓝溪：《险恶的用心　卑鄙的手段——王文光是章罗联盟太原据点的首要头目》（《人民日报》19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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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罗玉鸣，太原钢铁厂

1957年，《人民日报》指右派分子王文光“在太原钢铁厂安置了两个心腹：吕维翰和罗玉鸣。王文光通过这两人，在太原钢铁厂进行了许多罪恶勾当”。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蓝溪：《险恶的用心　卑鄙的手段——王文光是章罗联盟太原据点的首要头目》（《人民日报》19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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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辑五，山西师范学院教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山西日报》：《我省各高等学校捷报传来反击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19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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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朱晓天，山西省运城县中学教师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摘自山西省运城县中学：《右派分子定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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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蔡子贺，甘肅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摘自多多：《右派的八百万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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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戴凤仪，四川省某某大学学生

1957年，被指“丧失立场，蜕化变节”。

——摘自《人民日报》：《成都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胜右派反动小集团纷纷崩溃学生在斗争中得到工人农民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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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祖伊，成都地质勘探学院教授

1957年，被指支持龚慕麟小集团出版“反动的《自由先驱报》”等，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人民日报》：《成都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胜右派反动小集团纷纷崩溃学生在斗争中得到工人农民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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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薛秋若，山西省安邑县运城中学语文教员、民盟成员

1957年，发表《谈顾虑》的文章，把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看起来太平盛世，统一步调的，实际是一条毁灭的绝路。”批评共产党“排斥异己，用人唯亲，自私自利，偏听偏信”，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人民日报》：《安邑各界警告中学教员薛秋若别走毁灭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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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立吾(1909--1981)，男，曾用名张守信，山东省滨州市纸坊村人，东北工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共预备党员

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
1939—1957年，参加革命，历任鲁南抗战总动员委员会《半月刊》编辑和宣传部副部长，鲁南解放区山东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教育委员，省文化界协会驻会委员、编辑部长，《新山东文化》、《新山东报》总编辑，山东省中苏友好文化协会驻会委员、宣传部长，山东大学校长，沈阳工学院副院长，东北工学院第一副院长，沈阳师范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副校长等职。张立吾投身革命40多年，长期战斗在宣传、文教战线。
抗日战争期间，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分裂、投降路线，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事迹。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参加筹办解放区山东大学的工作。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6—197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四人帮”迫害。
1979年，右派的问题被改正，恢复工作。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在高等教育工作的改革和培养建设人才方面，又做出了贡献。
1981年，在沈阳病逝，终年72岁。

——摘自新华社：《赞扬右派分子谬论　为贪污分子翻案张立吾的右派言行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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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庆贺，山西农学院讲师

1957年，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农村和过去一样贫困”，“合作化没有提高产量”等，被指“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而划成右派分子。

——摘自新华社：《驳得右派分子哑口无言山西农学院坚持说理的一大胜利赵庆贺不得不承认他散布的谬论是无中生有，因为他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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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文亭，甘肃省药材公司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戴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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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连怀德，上海人，甘肃省兰州市林校学生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戴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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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马德孝，回族，甘肃省人民银行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戴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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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玉峰，山东省人，甘肅省交通部门

1949年，因为口碑良好，被酒泉军管会调任后勤部工作。后辗转于省交通部门。原是国軍运输局星星峡转运站站长，期间利用职务和专用站地利条件，多次营救逃亡中的共产党人。
1957年，被打成坏分子，送到夹边沟劳改。
1960年，在劳改农场偶遇被救过的共产党人常子昆，被从劳改队救出。没想到，却因福得祸。是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吃好，吃饱。但是，三天之后死掉了。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肉，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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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汉祖，甘肃省公安厅二处内勤、转业兵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1960年，妈给寄来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吃了一斤炒面，半斤白糖。心里饿，没忍住，就把剩下的也都吃了。胃疼，犹如刀绞，还胀，胀得坐不住。后来不再喊叫，卧在床上轻轻呻吟。当晚十点钟，嘴角流出一点黑色的血液。死了。年29岁。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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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沈大文，甘肃农业大学教授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留美博士，专门研究植物分类。
1960年，丧失行走能力已经很多天，但不愿意麻烦别人替自己打饭，每天去伙房打饭的路都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某子夜，说想吃个糜子面饼子。同屋的好友求爷爷告奶奶终于要来了两块，高高兴兴地吃了。翌日清晨，静静地躺着不动，头已经冰凉。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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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成祥，甘肅省某某單位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1960年，死于农场。〔杨显惠按：他一直在炕上躺着。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谨慎地请支援抢救的军队卫生队医生帮他给身为团卫生队队长的女婿带个话，要点炒面和糖。女婿女儿偷偷摸摸委托小军医大包小包给他带了不少珍贵的食品，小军医刚刚赶回农场，他却晕死过去。医生抢救半天，还是没有活过来。他是内卫72团卫生队队长季自生的岳父。〕

——摘自杨显惠：《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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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印堂，玉门油矿技术员

1957年，说：“美国社会制度比新中国的社会制度要好些。”被指“無恥”而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新华社：《仇恨共产党　仇恨人民看这些右派工程师的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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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宓绳武，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副主席、民建成员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摘自徐州市政协：《徐州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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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邹铎（1917--1974），生于山东省威海，江苏省徐州市副市长、民盟江苏省徐州市主委

1917--1934年，在山东省青岛市工务局学习测绘技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鲁南参加抗日民主解放先锋队。
1944年，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受民盟总部委派，与江涛声、莫少彰（莫翰文）一起来徐州开展民盟地下工作。经宋庆龄推荐，江涛声任徐州陆军总医院院长，邹铎和莫少彰分别为徐州陆军总医院中尉司务长（后为上尉总务主任）和少校注册询问股股长。以医院为据点，成立民盟徐州支部，江涛声为主委，莫少彰为副主委，邹铎为委员。1947年，由于政府对陆军总医院的民盟活动有警觉，在江涛声和莫少彰按民盟总部的指示离开徐州後，仍继续以陆军医院总务主任身份为掩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并肩战斗。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前夕，地下民盟组织为华野徐州办事处在战略情报方面提供兩個情报联络点。一处为陆军总医院，一处为徐州剿总司令部警卫团。參與核实敌军在徐州的防御体系，以里应外合全歼国民党杜聿明部队。在陆军总医院医护人员中发展了十多位盟员，如外科主任、少将李时桢等。
1949年，民盟地下组织通過“剿总”徐州司令部警卫团阻击连少校连长顾柏衡，在国军内部建立了一条内线。民盟和中共一起成立“徐州地下组织迎接解放指挥部”，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军宣言》，準備迎“解放”。
1950年，中国民主同盟徐州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委员，徐州市青年学校总务科长、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抗美援朝分会秘书长及徐州市政府委员、副市长等职，至六十年代初，徐州民盟共有盟员164人，建立基层组织13个。
1957年，因有“右派言论”受到批判，被免去副市长职务。
1964年，调往南京任江苏省民盟秘书长。
1974年，病逝于南京。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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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庄农（1928--？），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山東省《农村大众报》编辑，青年团员

1942年，父系“反革命分子”，被中共枪决，母土改时被“群众”打死。想报仇，唯孤掌难鸣未逞，后想趁国軍进攻之机报仇，由于形势发展亦未如愿。
1948年，入共軍，但杀父母之仇念念不忘，憎恨中共和“人民群众”，写过大量咒骂中共、政府、新社会、革命干部、劳动人民的反动诗篇。
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对象斗争过。
1957年，“乘整风之机兴风作浪”，“肆意向党发动了恶毒的进攻”而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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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鼎，《大众日报》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郭瑞三：《1957年山东的一起漫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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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涤修（1936--），安徽省丰县城北前大营人，山东大学物理系学生

1948年，小学毕业。
1949年，考入丰县中学。
1952年，初中毕业后，报考山东省济宁一中。
1955年，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
1957年，由于“立场不稳，旗帜不鲜明”划为“中间偏右”。班上约有十分之一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1年，被下放到兴凯湖捕鱼，不久就调入江苏徐州师范学院教书。

——摘自刘涤修：《我的艰难致学之路——量子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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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斌修，安徽省丰县城小学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劳动改造多年，无法在教育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自刘涤修：《我的艰难致学之路——量子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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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文仲，江苏省徐州师范数学教师、民盟成员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1979年，被改正后交叉参加民建会，任副秘书长，创办育才会计学校并任校长，为徐州市培养了数千名财务人员，被推选为市政协委员。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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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功立，江苏省徐州市学校骨干教师、民盟成员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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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权伯公，江苏省徐州市学校骨干教师、民盟成员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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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段洪先，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编辑处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人民日报》：《保卫社会主义电影事业长影职工反击右派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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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史企文，太原重型机器厂安全工程师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摘自《人民日报》：《工程技术界不让右派猖狂太原重型机器厂工程师经济师集会质问史企文为什么颠倒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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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鲍寿彭，江苏省徐州市学校骨干教师、民盟成员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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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德修，民盟江苏省徐州市委机关干部

1958年，反右补课中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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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唐秀峰，江苏省徐州市民盟基层组织负责人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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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谭福沛，江苏省徐州市民盟基层组织负责人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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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董季康，江苏省徐州市民盟基层组织负责人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1979年，改正后已年逾古稀，不能重返讲台，利用自己的专长，义务为群众教授太极拳，坚持十余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誉。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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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戴秉堃，江苏省徐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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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赖叔虞，江苏省徐州市民盟基层组织负责人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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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蓝名一，民盟江苏省徐州市委机关干部、中共党员

1958年，反右补课中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1979年，被改正后恢复了中共党籍，先后任地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巡视员，对新时期我市的统战工作多有建树。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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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甄兆宇，江苏省徐州市民盟基层组织负责人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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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兆新，江苏省徐州市民盟基层组织负责人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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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荣东，民盟江苏省徐州市市委委员、市教育局中教科长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徐州民盟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
1979年，被改正后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被师生称为业务能力强、德高望重的老校长。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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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宝巽，江苏省徐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民盟市委副主委、市政协常委，行政14级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1979年，改正后恢复行政14级工资待遇，任市医学会副会长，离休后享受厅级待遇。

——摘自徐德修：《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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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方圆（1932--），出生在福建省晋江安海镇兴胜街，福建省《泉州侨报》主编

1948年，参加闽中中共地下党组织，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1957年，干过司法、行政，当过秘书、编辑等职。曾任晋江市教育局局长、《泉州日报》编委、《泉州侨报》主编。
1957年，因曾批评了某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被划为右派分子，吃尽了苦头。大炼钢铁时，被发配到大田县广平，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露宿风餐，睡草棚，挖炭窑，烧木炭。
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到泉州侨乡歌剧团当编导，把著名小说《红岩》改编成方言话剧，此剧在闽南地区演出数百场，引起了轰动。
1966—1976年，十年浩劫中，又被批斗，先后创作《山外青山》、《鱼水篇》等剧本。
1977年，提前离休。
1985年，开始担任《温陵》乡讯社主编，向海外“三胞”抒发乡情，传乡音。得菲律宾华人、椰风文艺社社长王宏榜赠送一块银质奖牌，赞扬对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合作做出贡献。被评为福建省侨联工作积极分子。
1991年，又被晋江县老干部管理局“老有所为”表彰会推选赴泉州市，再被泉州市表彰会推选为赴省代表。参加编纂《汉语大词典》工作。从事泉州侨史研究编写工作。近几年来还撰写许多有关泉州侨史研究活动、地方党史、文史资料、人物专访等文章，在海内外刊物发表。

编著有：《中外收藏大观》、《奇趣博物馆》、《泉州紫帽山》、《晋江风俗志》等。

——摘自《世界日报》：《街头巷尾说方圆》（199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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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唐尊文，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员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摘自张权：《在驳斥右派分子唐尊文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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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巨川，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谢沫阳《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美术界在反右派斗争中》公佈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美术界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战绩，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阎家鸣、林青、李光、郁增凱、杨巨川、李洪涛、王麦杆等

——摘自谢沫阳：《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美术界在反右派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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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姚施丹，或者姚始丹，甘肃省靖远县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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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郁增凱，天津市音樂家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谢沫阳《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美术界在反右派斗争中》公佈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美术界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战绩，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阎家鸣、林青、李光、郁增凱、杨巨川、李洪涛、王麦杆等

——摘自谢沫阳：《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美术界在反右派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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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范玉汝，甘肃省靖远县政府财贸科长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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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忠，中共甘肃省靖远县打拉池区区委书记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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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随继堂，甘肃省靖远县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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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焱（1927--），女，江苏省太仓人，上海柴油机厂（描图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关押，最终被发配到大西北。刑满释放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太仓，嫁给一位农民。
2005年，“改革开放”也多年，日子仍然不好过，无依无靠、浑身是病。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长“王幸”，给予每月100元的补助。

——摘自“王幸”：《虽做好事也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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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洪涛，天津市艺术工作者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美术界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揪出了阎家鸣、林青、李光、郁增凱、杨巨川、李洪涛、王麦杆等。

——摘自谢沫阳：《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美术界在反右派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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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石万新，共青團甘肃省靖远县委书记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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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而森，原籍山西省太原，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花马池，城市贫民成分，甘肃省邮电管理局邮政处主办科员、工资108元，邮政部门工会主席

1930年，在兰州市妈祖庙小学上学（今兰州市秦安路小学）。
1936年，小学毕业后考进兰州师范学校简师，集体参加三青团。
1940年，在兰州师范简师毕业后被留用当小学教员。
1941年，考入甘宁青邮电管理局，从此成了邮电工作人员。
1947年，与周淑珍结婚。
1949年，兰州解放后，作为留用人员留在邮局继续工作。
1950年，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邮电人员训练班学习洗脑六个月。
1952年，从甘宁青邮电管理局调到西安西北区邮电管理局人事处任教育助理员。大区撤销，就回到兰州。先到了甘宁青邮电管理局计划处，后又到了邮政处。在单位工会兼职文娱委员，邮政部门工会主席。
1957年，组织上反复动员给党提意见，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共产党只有入了党才进行提拔，党外人士根本得不到提拔；举了单位办公室主任张子贵和总务科长刘光辉两个例子。二是说甘宁青邮电管理局像衙门一样；说我们下到基层单位，基层单位对我们很热情，可是基层单位到我们这里连个凳子都没有，让人家站着。
1958年，被指一反对党的干部政策，二是污蔑革命机关，三有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由甘肃省劳动教养委员会收容，送到夹边沟农场农业队三队劳动教养。甘肃省邮电管理局送到夹边沟农场20人，最后活着回来6人：周怀义、贾少寅、贾翊、高克清（其叔为中共甘肃省委原第二书记高健君）、刘而森、王兆宽。參加组织以秦腔为主的夹边沟农场剧团。
1959年，先是每月吃粮從48斤降到42斤，接着就30斤。
1960年，每月吃的只有14斤原粮。4月份，整整断了三天粮——第一天给吃谷糠拌红萝卜，第二天每人发50个煮熟的蚕豆，第三天将麦草切碎炒熟拌了些烂菜叶让人吃。于是人们拉不出屎，互相掏，开始大量死人。剩下的人六月份整个儿也就劳动不成了。
1960年，办保外就医证明，回到兰州。因为浮肿一直在家休养，单位每月给30元的生活费。
1961年，开始自找谋生出路。买了一辆架子车开始拉煤挣钱度日。
1962年，被单位“属内专系人民内部矛盾”重新录用，以往工龄不算。工资降五级。從108元的主办科员，降为61元办事员标准。
1963年，四清运动中，又成四不清人员，被批斗交待新的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变为历史反革命、劳改释放犯。戴高帽子、挨打挨骂、关牛棚、游街、批斗，经过无数次的折磨。
1968年，被送进兰州市红古机关农场进行改造。从牛棚出来为父亲送终完毕，让打扫机关大楼并清理8个男女厕所，也到单位房建队工地当泥瓦工。
1979年，被改正，撤销原来的处分，恢复原工资级别。退休后我又被单位聘用，一直干到72岁。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刘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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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仰蔺，山西省太原人，甘肅省蘭州市郵電局市话科主办科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由甘肃省劳动教养委员会收容，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后来死在了夹边沟。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刘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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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谷林，《文艺报》记者

1957年，因报导“山东的一起漫画风波”，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郭瑞三：《1957年山东的一起漫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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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戴崇森（1935--），男，生于原籍上海，家住浙江省宁波江东大河桥（东乡），甘肃省气象台干部

1945年，父亲戴文照死于癌症。
1951年，在读上海市市西中学高中一年级时，瞒着母亲去上军事干校，參加抗美援朝。
1955年，因喜爱文艺，看了几篇胡风分子写的小说，被罗织罪名，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分子。
1957年，对肃反运动很多做法不满，又直接给科长提意见，受到批判斗争时态度不好（不肯低头），被划成极右分子。
1958年，被宣布戴右派分子帽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我自带了行李，一个铺盖卷、一个旅行包，旅行包里装了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戴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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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兆宽，甘肃省邮电管理局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甘肃省邮电管理局送到夹边沟农场20人，最后活着回来6人：周怀义、贾少寅、贾翊、高克清（其叔为中共甘肃省委原第二书记高健君）、刘而森、王兆宽。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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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高克清，甘肃省邮电管理局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甘肃省邮电管理局送到夹边沟农场20人，最后活着回来6人：周怀义、贾少寅、贾翊、高克清（其叔为中共甘肃省委原第二书记高健君）、刘而森、王兆宽。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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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贾翊，甘肃省邮电管理局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甘肃省邮电管理局送到夹边沟农场20人，最后活着回来6人：周怀义、贾少寅、贾翊、高克清（其叔为中共甘肃省委原第二书记高健君）、刘而森、王兆宽。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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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贾少寅，甘肃省邮电管理局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甘肃省邮电管理局送到夹边沟农场20人，最后活着回来6人：周怀义、贾少寅、贾翊、高克清（其叔为中共甘肃省委原第二书记高健君）、刘而森、王兆宽。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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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怀义，甘肃省邮电管理局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甘肃省邮电管理局送到夹边沟农场20人，最后活着回来6人：周怀义、贾少寅、贾翊、高克清（其叔为中共甘肃省委原第二书记高健君）、刘而森、王兆宽。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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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振华（1933--），浙江省宁波市人，出生于上海市，甘肅省西固热电厂筹建处基建科副科长

1939年，入上海师范女中附小上学。
1945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1951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共产党提前为祖国服务的号召，参加上海市市政建设干训班。干训班带薪结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业学校帶职学习。
1953年，去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市。先被分到西北电管局基建处，再到兰州建设西固热电厂。
1956年，被提升为西固热电厂筹建处基建科副科长。
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原因很多，导火线是我帮别人说了一句话。
1957年，罪名是包庇右派分子、同意马寅初的观点、攻击肃反运动等，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被厂保卫科的一个人带着枪押送到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
1959年，被摘帽子，3,000多人的农场只摘3个人的帽子。每月给发32.40元工资，且分配到农场勘测队，主要勘测北大河引水的渠道，还翻译苏联进口的拖拉机的说明书。
1961年，中央工作组让从农场领回来40多个奄奄一息的劳教人员交给甘肃省民政厅，回到西固热电厂。夹边沟大多数人饿死了，每人每月只有15斤原粮，没有一点油水，而且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到西固热电厂后，先在材料科管设备备品。后又被调到审计科，也在分管备品。
1966年，文革開始，被揪了出来。
1969年，牵扯进在全国编造出来的“反共救国军”大案。是被别人“交代”出来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1969--1970年，整整被关押560多天，天天写检查、作交代。这个案子越搞越大，越整人越多，不断有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有些整人的人后来也被卷了进去。电力系统在这个案子里就被揪出来了上百人，这里有西固热电厂的审计科长、厂革委会副主任张仁绪，调度所的领导岑立庆、调度员杨文明、张昌鼎等等。这些造反派没有一点常识知识，说有人要炸西固热电厂三号变压器，西固热电厂就没有这个设备，纯粹是胡说八道。批斗打骂关押了这么长时间，最后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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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沈欣如，男，中共浙江省嘉善县天凝区委书记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闵三：《我的农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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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伟蒸，甘肃省定西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农业队劳动教养。
1959年，被摘帽子，3,000多人的农场只摘3个人的帽子。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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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奚德兴，工人出生，中专文化程度，甘肅省西固热电厂筹建处基建科科員

1957年，平时工作认真踏实，由於听了彭真关于介绍南斯拉夫用工人委员会进行管理的报告后，在鸣放中说我们也可以用职工代表管理工厂。有人问，那么党委怎么办？说，党委可以作为咨询机构。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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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胡哲绅，福建医学院学生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196x年，死於泉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摘自叶晓明：《胡哲绅：邻居从强烈的恶臭味中意识到他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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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邱道杰（1933—1968），男，湖南桂阳县方元公社林溪大队人，湖南桂阳县某某单位

1957年，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赶回农村。
1968年，在捕杀黑五类的邪风中被杀害。

——摘自邱光林：《邱道杰：在逃亡新疆的途中被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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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程宗咏，北京青年艺术剧院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兴凯湖劳动改造。

——摘自龙升：《兴凯湖小调》（200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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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马兆麟，甘肃省靖远县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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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宋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兴凯湖劳动改造。

——摘自龙升：《兴凯湖小调》（200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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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廉身，中共甘肃省安西县委书记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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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常林，甘肅省靖远县小学校长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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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荣宗，甘肃省靖远县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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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鹏振，甘肃省靖远县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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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昌龄，甘肃省靖远县干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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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任信恒，甘肃省安西县检察长、中共县委委员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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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苏复生，兰州炼油厂五工区施工技术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摘自趙旭：《邱琇玉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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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林，广东省海康县副县长、民盟海康县负责人

1957年，在广东省政协一次会议上提出“请发还房屋”提案，被指“为了保持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党和农民群众表示极端的不满和仇恨”，乘大“鸣”大“放”的机会到处煽动地主向农民进行倒算。而打成右派分子。

——新华社：《海康右派煽动地主疯狂倒算农民坚决回击要求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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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孙岳明，兰州炼油厂工程師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原來是清华大学教授，调到专搞技术工作。

——摘自趙旭：《邱琇玉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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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杰，兰州炼油厂仪表厂厂长

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摘自趙旭：《邱琇玉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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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名，中共甘肃省安西县宣传部长、中共县委委员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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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吕文成，中共甘肃省靖远县政府城关区区委书记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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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魏著文，甘肃省靖远县政府民政科长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改造。

——摘自张遂卿：《右派名单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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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陶维桢，男，浙江省建德县严州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本校10名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李新富：《汪积功人生散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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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柯秉铎，男，浙江省建德县严州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本校10名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李新富：《汪积功人生散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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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春元，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学生

1956年，考入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
1957年，在学校里听传达苏共二十大报告，私下讲了两句话，“赫鲁晓夫是政客。铁托有两下子。”就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9年，被学校摘去右派帽。
1961年，作为摘帽右派，毕业分配到保定评剧团当舞台美术设计。
1971年，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定兴县劳动改造。
1979年，纠正时才知道，档案里并没有关于右派的记录，因为当年学校把右派名单报上去，但是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认为学生年龄太小，没批准。不是右派却享受了20多年的右派待遇。

——摘自曹鹏：《王春元：纵横逸笔，力遒韵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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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怀德，安徽省芜湖地区干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中共芜湖地委：《关于不同意丁怀德划为右派分子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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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玉章，山东省淄博市

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

——摘自四书君子：《利用和抛弃：竺浙民跌宕起伏的十年（1948—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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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茆，安徽省芜湖地区干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中共芜湖地委：《关于将丁茆划为右派分子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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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董祖康，公私合营北京市义利食品公司资方代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东北劳改。病死在东北。以后，义利食品公司就被收为国有，成为国有财产。毛泽东顺利地将所有私营企业以同样的方法都收归国有，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

——摘自林方方：《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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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熊家巧，男，华南农学院助教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熊俊：《聊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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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葆莘，《文艺报》記者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文艺报》记者：《锄掉我们亲手栽下的毒草——本报艺术部对几篇错误报道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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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玉章，山东省淄博市

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

——摘自四书君子：《利用和抛弃：竺浙民跌宕起伏的十年（1948—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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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沈雁，《文艺报》記者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文艺报》记者：《锄掉我们亲手栽下的毒草——本报艺术部对几篇错误报道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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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6-2-4 21:08

據《崇慶縣誌》載，該縣1957年全年平均人口446,630，打了160個右派分子（1979年全部糾正），1958年全年平均人口444,305，有1,667個農民和基層幹部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受到批判鬥爭和處分。〔以1957和1958兩年的全年平均人口445,468為基數，160個右派分子加1,667個“反社會主義分子”，就佔總人口的0.41%。按這個比例，全中國就有246萬受害者。〕

没有敌人，就要找出敌人；没有敌人，就要制造敌人，把蚂蚁说成大象，把蚊子说成飞机，把千千万万忠实的革命同志硬是推到自己的对立阵营——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始终犯着这个同样的错误！——摘自王渊：《敦煌轶事》

P潘万霖（1901--1962），号咏笙，侗族，贵州省天柱县高酿镇枫堡村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一届政协常务委员

1916年，考入天柱中学。
1924年，加入黔军第二师援川。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一等秘书。
1933年，任册亨县代县长。
1934年，任丹江县（雷山）县长。
1936年，历任云贵监察使署主任秘书，贵阳师范学院讲师，贵州省训团主任秘书等。后隐居贵阳。
1949年，任中国民主同盟贵州省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参加黎平县土地改革工作，后分镇远中学任教兼管图书。
1957年，任黔东南州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判刑劳改。
1962年，在平坝农场医院病逝。葬于平坝农场豺狗湾。
1982年，天柱县人民政府予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
1986年，《忆竹轩诗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1年，墓迁入贵阳市革命公墓。

——摘自黔东南新闻网（2015.4.1）：《侗族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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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靖（1904—1989），男，字颖波，陕西省泾阳县崇文乡太平村人，

1923年，考入李仪祉倡办的西北大学水利工程班，参与酝酿组织“泾阳旅省学生同乡会”，成立“泾阳青年奋斗社”。
1925年，回县，参与“泾阳青年奋斗社”活动，成立“泾阳县教育委员会”，担任首任主席。中共泾阳特支成立后，被选为特支委员，参加“渭华暴动”。辗转南阳、南京等地。在南京时，被李仪祉安排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做水文测量工作。
1929年，关中大旱，被李召回协助泾惠渠勘测工作，承担定线任务。
1932年，又勘测铁镰山一带引洛灌溉渠道。其后，任汉中水利局局长兼工程师，对汉江流域的重点水利工程汉惠渠、褒惠渠等进行勘测和整治。
1936年，任陕西省水利局技正（总工程师）。
1940年，省水利局组成陕北水利勘测队，任总队长工程师。
1940--1941年，完成了对榆林、绥德两专区水利工程的测量和设计工作。
1949—1957年，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程师、西北水工试验所所长、宁夏青铜峡灌溉工程勘测处处长、工程处处长等职。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被恢复名誉。
1989年，在城固县病逝，终年85岁。

——摘自泾阳县：《泾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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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亚民（1914—1990），男，原名杨演，号东人，陕西省泾阳县桥底镇席杨村人，陕西省卫生厅干部

1930年，幼年丧父，家境贫困，16岁始得舅父帮助，以工读生身份入姚家巷小学半工半读。
1936年，考入西安第二中学，因加入“民先队”被校方清退，转入西安第一中学就读。
1942年，中学毕业，返回家乡。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1947年，历任民教馆馆员、馆长等职。
1947年，担任石桥镇小学校长。
l948年，与牛锡群发起创立“私立太白小学”（今挢底镇北赵中学前身），任校长。
1949年，任县人民委员会三科（文教科）科长。
1952--1956年，任县卫生科科长。
1957年，调陕西省卫生厅工作，被划为右派分子。
l969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
1979年，被彻底纠正。
1990年，去世，终年76岁。

——摘自泾阳县：《泾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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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杰臣（1903--1964），男，名俊，字杰臣，陕西省高陵县崇皇乡下徐吴村人，陕西省高陵县文化馆馆长

1927年，4.12事件後，因為求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被迫辍学。從西安中山学院回县，先后任县建设局文牍、智左区合作社主任，县政治指导员、县临时参议会议员。
1946--1949年，弃职赋闲。
1949年，被推举为县首届各代会代表。
1955年，任县文化馆馆长。
1958年，被订为右派分子。
1980年，被纠正。

——摘自高陵县：《高陵县志》（西安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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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傅立中，西南政法学院学生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文某某：《从大学开始——我的右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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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文生（1895～1985），名文生，字明霞，陕西省三原县东关人，陕西省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图书管理员、民革成员

l917年，从大荔陕西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归里，任教于疆关第三国民学校。童年时代，就读于东关赵儒初私垫，与胡笠僧同学。
1928年，代理民治小学校（于右任在第三国民学校的基础上创办的）校长。
1924—1934年，任民治小学校校长。旋任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民治学校常务董事，兼办于在陕之有关事务。期间，曾负责民治学校扩建工程总务。本县解放后，民治中学和民治小学分别由陕甘宁边区三原分区专员公署、三原县人民政府接收。
l931年，任国民党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三个月辞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委员、三原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1934--1949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驻三原。期间，数次奉命往南京述职并随于右任外出巡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同志。
l950年，回家务农。
l955年，被选为三原县政协委员。
l957年，加入民革，同年任三原县第一初级中学教师。
l958年，调任省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图书管理员。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开除民革党籍。
l961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1962年，平反。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糾正。
1984年，被聘任为陕西省文史馆名誉馆员，被选为成阳市政协委员。抱病撰写《怀念于右任先生》回忆文章。同时接受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意见，积极建议恢复民治学校和斗口农场原名，以宣传纪念于右任，促进海峡两岸往来。

——摘自三原县：《三原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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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念祖，安徽省芜湖地区干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芜湖地区人事科：《关于对右派分子陈念祖死后的安葬费及遗属生活问题的答复196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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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骆公(1917--1992年)，原名李英，学名李立民，福建省闽侯县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系主任

1936年，报考上海美专，因有艺术才气，校长刘海粟特批免费入学。
1939年，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
1940年，在上海大新公司以“黑沙骆”笔名与“粪翁”(邓散木笔名)共同举办油画、篆刻、书法作品展，轰动一时。同年冬，上海美专、新华美专、苏州美专联合举办的“上海洋画家作品展览”，黑沙骆新作又一次得到广泛好评。
1941年，赴日学画。
1944年，回国定居。
1946年，任哈尔滨美术协会会长。
1947年，被聘为沈阳辽东学院美术系教授。不久又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
1948年，全家迁到北京，随后与李可染成为艺术知己，并得到齐白石指点。9月，应聘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美术系为教授，任系主任。
1957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遣送到天津农村劳动。
1960年，回校，安排在资料室工作。
1960年，回福州探亲，买了一箱寿山石边角料，亲自锯石、抛光、打蜡，勤奋地钻研金石篆刻。
1962年，改名“骆公”。发表篆刻作品，独成一格，引得金石界人士的重视。郭沫若多次为骆公亲笔题签、题词。
1969年，携家下放广西桂林地区灵川县文化馆，在桂林山水熏陶下，其篆刻雄奇中见俊秀。
1973年，骆公用草篆书《蝶恋花·答李淑一》和《龟虽寿》，这标志着其艺术探索的新阶段。
1982年，出版《李骆公书法篆刻集》，茅盾题写书名，张仃作序。
1983年，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在东京举办“李骆公书画篆刻展”。
1985年，漓江出版社出版《骆踪》，以传记和作品相结合形式，介绍骆公的艺术生涯。历任桂林画院院长、广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西美协副主席等职。长期致力于书画创作，并用中国绢创作民族化油画，影响很大。

作品有：《人生》、《爱》、《松花江畔》、《人体》等。

——摘自福州市：《福州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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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剑鸣（1933—1992），别名茂鼎，祖籍陕西省安康县，陕西省定边县农技推广站站长、定边县人民代表，定边县政府委员

1949年，自愿报名被分配到榆林地区农技站工作。
1950年，由于工作出色，就担任农业技术推广组组长。
1953年，调任定边县农技推广站站长。任职后，不斷深入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先后撰写了《定边小麦栽培技术调查及今后意见》、《定边糜谷生产技术调查及今后意见》和《定边主要油料作物——大麻子的生产技术调查及今后意见》3篇论文，分别在《陕西农讯》、国家农业部粮作局《农业增产经验汇集》和陕西农业厅《农业增产汇集》上发表。通过实验后，在全县内大面积推广，使广大农民尝到了甜头，解放了思想，从而打开了科学种田的新局面，成效显著。
1956年，被选为定边县第二届人民代表，政府委员，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农业技术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并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下放到农村整整20年。在逆境的20年中，没有消沉，撰写了20多篇学术论文，有8项农业和林业项目试验获得成功。
1960年，研制的土化肥及固氮菌肥试验取得显著效果：小麦和玉米套种间作试验获得丰产，并推广药剂拌种防虫技术，使小麦、糜谷的产量创定边最高水平。
1961年，因成绩突出，县政府直布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
1963年，在石洞沟乡邹寨子村落了户。正在蒙海子社办农场（后改为国营农场）搞试验。为了推翻定边不能栽植果树的论调，设法从外地引进许多苹果树苗、梨树苗等，经过引种试范栽培及砧木嫁接实验，繁育获得成功。创办了定边县第一个面积较大的果园180多亩，让当地群众吃上了自己栽植的果品。
1966年，研究了西红柿冷床育苗试验获得成功，为发展定边的蔬菜事业做出了贡献。
1978年，被撤销错误处理，恢复名誉、恢复公职，同时安排到县林业局任股长，后任县林站副站长。
1983年，任县园林所所长。
1984年，在定边县第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增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县人大副主任。担任领导职务后，一直没有间断科研活动。
1980年，苹果花期霜冻预防措施研究获得成功，撰写了《定边苹果花期霜冻预防的初步探讨》一文，受到了有关方面专家的一致好评。
1981年，参加县、地沙漠学会及地区的林学会和农学会，积极参与学会的学术活动，同时担任学会名誉理事长，承担本县的果树引种、栽培以及低产果园的改造等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年末，经考核晋升为农艺师。
1986年，撰写了《苹果增产的关键技术措施》、《苹果整形修剪主要技术》和《定边苹果丰产栽培技术要求》等重要论文。
1992年，因患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9岁。

——摘自定边县：《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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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端赐（？--2002），男、暨南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1年，香港沦陷，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应征入伍，在滇缅公路当美军翻译。中学是广州广雅中学，大学是中山大学和香港大学。
1945年，二战结束后，回普林斯顿大学读完研究生。
1949年，因为看不惯国民政府的腐败，回国参加东江游击队。广州“解放”后，参与筹建广州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1952年，是广州商品检验局化验室主任。
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调到广州暨南大学化学系当教授，被划为右派份子，留在大学教授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根据是由于广州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化验室一些人送到广州暨南大学的一些加油加醋，上纲上线的黑材料。
1966年，曾四次参与逃港都被抓回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时，成了批斗的重奌对象，多次挂牌游街，站台弯腰，连4岁的儿子也被批斗。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有随行的普林斯顿大学老同学，提出想见见，而被解放。后来还带了一个科研代表团到美国访问。
1978年，右派份子被攺正，任暨南大学化学系主任，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移居香港。晚年帮老同学赌王何鸿燊管家。
2002年，病逝。

——摘自李某某：《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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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文保，男，广东省海南专区澄迈县商业局局长

1957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妻子是海南专区文昌县妇女联合会干部。为了照顾丈夫的生活，要求调到右派队参加劳动，因为她是共产党员，还有一点发言权，并且她还是生产能手。每月必回家乡文昌一两次，每次回去必定背來几十斤每条约两只手指大的咸鱼仔，分给右派份子每人三两条，不收钱。右派队的午餐是挑来田头吃的，只有地瓜野菜煮稀粥，没有油水，大部分右派份子都患有水肿病。在田头抓把柴草焼火烩咸鱼仔吃，是当年治疗水肿病的最好良药。在那艰难求生的日子，右派分子都称赞她是救命恩人，她焕发人性的光辉。人性战胜党性。

——摘自李某某：《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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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邓远莹，西南政法学院学生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摘自文某某：《从大学开始——我的右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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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毛利民，河南省郑州人，西南政法学院学生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中，考入西南政法学院。从小参军做宣传工作，属南下干部，原在地方任县团委书记。
1957年，说了几句工资待遇上不平的话，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到青海省劳动改造。

——摘自文某某：《从大学开始——我的右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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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江霞（1915--1978），原名义海，又名建初，陕西省合阳县王家洼乡临河村人，西藏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中共党组书记

1930年，在韩城芝川镇第二高小上学期间，受革命同学影响，参加学潮，出身于一村首富之家，父辈兄弟三人，子嗣唯一。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学生运动，组织参加赤卫队，掩护“革命同志”隐蔽转移。
l932年，入合阳中学上学，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
1933年，在韩城中学上学，假期回乡组建中共临河村党支部，并任韩城中学中共支部书记。两次将家藏大烟土（每次百余两）捐为经费。
1934年，入西安二中，后又入民立中学上学。
1935年，组织韩城高家坡暴动。暴动失败后，帮助中共韩城县委负责人安全转移。
1937年，參與恢复中共韩城县委会议。与东渡黄河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向荣部联系，组织抗敌后援会，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训练民防自卫队。
1938年，參與办“树人小学”，鼓励不少青年赴延安。
1939年，提供钱物，购买枪支弹药，建立抗日游击队。多次为中共的活动捐筹经费，供中共负责人吃用盘缠，数年之间，家资耗费几尽。
1940年，先後三次被捕，经多方营救，都得保释。
1947年，先后任合阳游击支队、东北大队政委。
1948年，任黄龙军分区贸易公司经理，后入西北党校学习。
1949年，在西北行政委员会优抚委员会任科长。
1951年，进西藏，先后任日喀则分工委社会部部长、西藏第二小学（日喀则小学）校长。
l956—1958年，任西藏驻西安办事处副处长、主任、党组书记。
1958年，被打成“范明、白云峰反党集团骨干成员”，右派分子。
1960年，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1978年，去世。
1981年，被平反昭雪。

——摘自合阳县：《合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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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樊新民（1934—1993），山西省临县人，黑龙江省集贤县友谊农场拖拉机队队长

1952年，报考山西省拖拉机手培训班。
1953年，成为山西第一批拖拉机手，在省国营拖拉机站工作。
1954年，抽调到黑龙江省集贤县友谊农场完成农垦任务，任拖拉机队队长。带领的60号机车组，以每班恳荒104亩的成绩创造了台班作业全国纪录。
1955年，参加黑龙江省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大会。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开除留用处分。
1960年，被摘“右派”帽子，调到地区农机研究所工作。再调介休国营拖拉机站当技术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技术权威”、“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家属被压缩到农村，再次被开除留用，下放到拖拉机站菜园改造。
1978年，调回农机局工作。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1991年，连续两年荣获山西省和晋中行署“铁牛杯”奖。
1991年，被晋中地委评为优秀党员干部，荣获全国科普二等奖。
1992年，荣获全国经营之光杯一等奖，并被山西省人民政府评为劳动模范。

——摘自介休市：《介休市志》（海潮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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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志敬（1906—1966），男，字新斋，陕西省礼泉县阡东镇赵堡村人。陕西省永寿县财政局干部

1924年，入本县高小，后考入西安敬业中学、黄埔军校第8期。
1926年，考入西安中山学院。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毕业回本县阡东小学任教。
1928年，中共在县立高小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被选举为县委组织部长。组织领导县东乡农民暴动失败，被捕，因查无实据释放。
1932年，任礼泉民团队长。
1943年，任咸阳县民团队长，为中共陕甘宁边区购枪枝，送医药等。
1949年，到西府干校学习，分配永寿县财政局工作。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回家劳动。
1966年，受冲击，死。

——摘自礼泉县：《礼泉志》（陕西三泰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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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郑汀（1926--），男，汉族，福建省长汀县人，新华社記者

1946年，自福建省长汀县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被厦门大学中文系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感召，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
1947年，开始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49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中共组织疏散到“闽中游击队”晋(江)南(安)同(安)根据地，参加“解放”厦门战斗。
1949年，在《厦门日报》社当记者。
1953年，调任新华社記者。
1957年，提了关心干部生活等意见，引用了“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俗语，结果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中共党籍公职，下放闽北建瓯县劳动改造。
1960年，“右派”帽子被摘掉，才在教育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心力。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尼克松访华。前妻胡希明女士随美国代表团万里寻夫。由於已与当地医院女职工郑凤英女士再婚，生育两子，结果无法破镜重圆。
1979年，右派问题被纠正后，曾任福建省教育厅调研员等职。
2007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事迹被收入。

——摘自方进枝：《“闽中游击队”老战士郑汀先生探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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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石毓城（1935--2007），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流放到青海德令哈农场“改造”。
1979年，右派问题得以糾正，回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980年，担任教务处处长。
2007年，在北京逝世。

——摘自绿洲遗老：《我在劳改农场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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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成襄（190l—1971），男，字赞功，陕西省泾阳县中张乡大湾村人，陕西省三原县副县长

1918年，考入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21年，考入西安圣公会中学。參與筹建“泾阳旅省学生同乡会”，又成立“泾阳教育改进社”，致力于在家乡传播新文化，改革旧教育。
1925年，参与了西安地区学生驱逐皖系军阀吴新田的运动，并发起创建进步团体“泾阳青年奋斗社”。同年毕业返乡，任教于县城“一高”。
1926年，中共泾阳特支成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特支宣传委员。
1927年，任中共泾阳区委书记，被委为“一高”校长，创办大湾村小学。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当选为国民党泾阳县筹委会主席，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四一二”政变后，本县中共组织遭破坏，遂避居祖籍湖北郧阳，隐名从教，与中共失去联系。
1936年，“西安事变”后返县，出任姚家巷小学校长。
1937年，参与筹办“泾干中学”，任泾中校董会董事。
1938年，受到地方当局的无理指责，愤丽辞职。后參與创办“仲麓中学”。
1941—1949年，先后创办茶店、榨油厂、面粉厂等工商企业。
1949—1956年，先后任县工商联主任委员、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工商联委员、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1956年，当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
1959年，任三原县副县长。
1960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又多次受冲击。
1971年，含冤去世，终年69岁。
1979年，被糾正。

——摘自泾阳县：《泾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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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仲，笔名弓也长，天津市人，回族，大学文化。天津市房管局科员

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
1949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广西工作队队员，天津军管会干部，天津房管局科员。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被改正，后历任《中国房地产》杂志编辑组长，《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天津文史馆馆员。主任编辑。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摘自《有一人》網站：《张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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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孙启藩，男，山東省濰坊電廠幹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毛健全：《洗马塘: 毛家一百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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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定九，甘肅省兰州市文化局局长

1956年，任兰州市文化局第一任局长。
1958年，在甘肃的土政策“加深加宽”时，打成右派分子，撤销职务，降4级，下放沈家岭劳动改造。

——摘自范克峻：《兰州首任文化局长赵定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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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简涤初（1911--），男，原名简鹏翰，曾用名简山石，湖南省长沙桥头驿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语文教员

1913年，丧父，靠母戴钟灵在湘雅医院做护理和教员，维持一家生计。
1918年，入长沙楚怡小学读书。
1921年，在醴陵美国教会办的遵道中学读书三年。
1925年，入长沙私立广雅中学读书两年。在校期间，由同学彭淑耆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考入湖南大学农科。
1927年，奉中共安排去武汉参加叶挺部队的学兵团，后因病被资遣回长沙。值马日事变发生，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只得躲避到在衡阳衡郡女子职业学校教书的母亲处。闲时写文章向报社投稿，因而结识了《衡阳民报》副刊编辑向培良。
1928年，返长沙，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师范科，读了两个月，因形势紧迫，逃往上海。此后与中共失去联系。同年与向培良、柯仲平、丁月秋等人，在上海组织狂飙戏剧社，出版《青春》月刊。后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恐被政府“迫害”，逃往日本东京，考入日本大学农业经济系。
1931年，回国，在长沙《市民日报》任编辑。
1934年，改任《民国日报》编辑、总编辑，同时先后在长沙长郡、广益、大麓等中学兼任国文教员。
1939年，经湖南大学同学介绍，到零陵国軍陆军工兵学校任少校秘书，在此期间，由廖凯声、洪世泰（两人均系零陵工兵学校政治部上校秘书）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8月在重庆由贺醉汉（零陵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介绍加入“三青团”。1941年，应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邀请，在浙江永康县主编《浙江日报》，宣传抗日。
1942年，在瑞金国軍中央军校第三分校任中校政治教官。
1943年，由《民国日报》编辑李明志介绍到浙江仁和县，在李默庵的国軍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任上校主任秘书，兼任机要室主任。
1946年，调任江苏省政府秘书，兼任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少将机要秘书、第一绥靖区黄桥实验区副主任。
1947年，由李默庵推荐任江苏如皋县县长。
1948年，任南汇县县长，同年离职在上海寓居。
1948年，在江苏南通与刘伯谦相约一同回到长沙。随后在长沙联合康德、欧阳敏纳等，成立长沙县北乡地下武装；又与周茂僧、黄雍联络，在自己家里建立地下电台，做情报和策反工作。
1949年，在长沙参加程潜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长沙市大麓中学、行素中学任教并兼任教导主任。
1950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年底，被派往南县大通湖区做移民工作。
1951--1958年，任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语文教员。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受到开除公职的处理。
1979年，被糾正，恢复名誉。

——摘自百度百科：《简涤初》H黄超林，中共清远县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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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樊军，甘肃省成县人，甘肃省兰州市中学老师

1946年，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
1948年，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学习。
1949年，完成《西汉帝国的崛起及其文治武功》的毕业论文。
1950年，被收容“感训”，結束後获释，直接遣返大陆。
1951年，返回家乡。
1953—1957年，先后在兰州的小学、中学任教.
1957年，因直言获罪，被划为右派分子，开始了二十余年的改造生涯。
1978年，被糾正。

——摘自方铭：《记住那些我们经历过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樊军先生《台海往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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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郑玲（1931--），女，生於四川省江津人，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编辑，《株洲工人报》主编

1949年，参加解放军湘南支队文工团。
1949—1958年，历任文工团团员、创作员，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编辑，《株洲工人报》主编。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被改正后，任株洲市作协主席。诗歌《洞庭之恋》获湖南省第一届文艺创作奖。

著作有：《小人鱼之歌》、《风暴蝴蝶》、《郑玲诗选》等。

——摘自郑玲：《还它一座森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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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于疆（1938--），男，南京东南大学电力系四年级学生

1952年，以同等学历考上浙江大学，由于所在中学的刁难，最终没能入读浙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江苏第十四劳改大队劳动改造。
1978—1979年，在河西中学當老师。
1979年，被纠正后，去了美国。

——摘自于疆：《难忘我在国内当劳改教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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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汝周，中共清远县委候补委员

1957年，中共清远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进行“反地方主义”。会上，把县委副书记罗平、县委委员黄超林、县委候补委员刘汝周作为“地方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会议决定：对罗平、黄超林、刘汝周分别给予留党察看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1979年，此案得到平反。

——摘自清远市：《清远市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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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慧绢（1917--2011），女，原名章蕙兰，原籍江西省进贤，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广州话剧团演员

1933年，肄业于江西九江女子师范学校。同年入南昌怒潮剧社训练班学习。
1934年，加入宋之的、陈凝秋等人组织的大地剧社和狮吼剧社任演员。同年参加中国旅行剧团，随团到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演出，参加演出过《复活》、《茶花女》、《雷雨》等二十余部话剧。尤其在话剧《雷雨》中饰演四凤，获得了很大成功，被当时的观众誉为“活四凤”。
1936年，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演员，拍摄《女权》、《清明时节》、《压岁钱》等影片。同时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过《欲魔》、《少奶奶的扇子》、《日出》、《太平天国》、《武则天》等话剧。
1937年，抗战爆发后，加入抗敌演剧四队，辗转于苏州、无锡、南京、武汉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40年，到大后方，先后在成都血花剧社、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国电影制片厂、成都神鹰剧团、昆明大鹏剧社任演员。拍摄影片《青年中国》，参加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民族万岁》、《棠棣之花》、《大雷雨》、《夜上海》、《花木兰》、《阿Q正传》、《重庆二十四小时》、《天国春秋》等60部话剧。
1948年，在上海实验剧团、清华影片公司任演员。拍摄影片《街头巷尾》和《群魔》。演出《群魔乱舞》、《以身作则》、《雾重庆》等话剧。
1949年，加入上海剧影协会，同年入华东文工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演出过《曙光照耀莫斯科》、《明朗的天》、《考验》、《人间乐园》等十余部话剧。
1953年，参加赴朝慰问团，演出《妇女代表》、《抗美援朝大活报》等话剧。
1956年，参加全国话剧汇演，演出话剧《心花朵朵开》，荣获表演一等奖。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9年，调武汉电影制片厂。
1962年，调珠江电影制片厂任演员。
1987年，定居香港。

电影作品有：《女权》、《清明时节》、《压岁钱》、《青年中国》、《街头巷尾》、《群魔》、《思想问题》、《上饶集中营》、《有一家人家》、《跟踪追击》等。

——摘自黄艳：《章曼苹简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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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惠民（1923--？），男，出生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陈集小学教师

1949年，被安置在京山县孙桥镇陈集小学（原陈集高中）。原是国民政府南京警备司令部的教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后在陈集小学离休。

——摘自刘俊华：《湖北京山八旬乡村教师捐款15.4万助学自己一生清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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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培楚（1927—），男，湖北省武昌市第29小学校长

1951年，武汉大学毕业，入武昌29小学担任校长。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被下放农村，成了地道的农民。
10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天门农村。初中尚未毕业的大儿子在被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京山县农村插队落户。妻子带着9岁的女儿，下放到监利县农村。正在读初中的小儿子，不能继续读高中，被下放到东西湖农场。
1978年，右派问题被纠正。

——摘自孔超：《刘培楚：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H何裴翠，广东省连山县干部

1958年，连山县整风领导小组决定：将农夫、张飞、张纯滨、何裴翠等25个干部划为“反党集团”。
1959年，中共连阳县委复议改定为“地方主义反党活动”案。至年底，为期三年的肃反运动在连山县结束。这次运动，从1,795名干部职工中“清查”出反坏分子39人。

——摘自中共连阳县委：《中共连阳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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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郑绍禧（1920--），男，居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毛家仓屋后新村20号，河南省开封车站当售票员

1937年，加入毛森领导的地下抗日武装任职中尉小队长，后改名忠义救国军，大队长是王春晖（上校），中队长上尉戚森，在江苏当阳、溧阳参加过战斗，部队有伤亡。中队长戚森在一次战斗中被鬼子包围，先打死自已的妻子，然后开枪自尽。
1938年，考上黄埔17期步科。
1942年，毕业之后分配在军政部第六被服厂。任职中尉检查长。
1945年，在杭州三战区司令部第三接受组任职中尉队长，接受鬼子投降。后就读中央训练团铁路运输系，毕业后派杭州火车站任售票员，后升任艮山门站副站长。
1949—1958年，在河南开封车站当售票员。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开除。因无钱回家，就在江西鹰潭拉平板车养活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1964年，回到浙江省家乡江山务农。
1980年，收到糾正通知书才知道当年被划为右派，补发工资从1978年算起。
2002年，因为生病吃药不慎，耳朵再也听不到。和大儿子一起生活，有退休工资。〔文字来源：www.ilaobing.com 图片来源：http://weibo.com/u/2119286627〕

——摘自李春锋：《铁血军礼－－定格即将凋零的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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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飞，广东省连山县干部

1958年，连山县整风领导小组决定：将农夫、张飞、张纯滨、何裴翠等25个干部划为“反党集团”。
1959年，中共连阳县委复议改定为“地方主义反党活动”案。至年底，为期三年的肃反运动在连山县结束。这次运动，从1,795名干部职工中“清查”出反坏分子39人。

——摘自中共连阳县委：《中共连阳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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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纯滨，广东省连山县干部

1958年，连山县整风领导小组决定：将农夫、张飞、张纯滨、何裴翠等25个干部划为“反党集团”。
1959年，中共连阳县委复议改定为“地方主义反党活动”案。至年底，为期三年的肃反运动在连山县结束。这次运动，从1,795名干部职工中“清查”出反坏分子39人。

——摘自中共连阳县委：《中共连阳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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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惠朗秋，安徽省泾县供销社组导股副股长

1957年，长期在外出差，平时谨慎得很，没有什么言论。被通知回单位以后，不到三天就打成右派分子。原來在民国时期当过保长，在税务局干过事，系留用人员；儿子又去了台湾。〔2014.7.29《共識網》〕

——摘自朱普乐：《遭遇“阳谋”的人——惠朗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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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修身，安徽省太和县干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太和县人口807,779。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被诬陷受处分的有316名。右派分子32人。

——摘自太和县：《太和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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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堂皇，男，四川省秀山县人，四川省涪陵专署秘书室秘书、中共党员

1950年，进入“读书不要钱”的“干训班”。三个月培训后被安排进酉阳专署工作。
1952年，酉阳专署与涪陵专署合并，即到涪陵专署秘书室（办公室）工作。
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1957年，先后担任缮写员、档案员、打字员、文牍干事及秘书。
1957年，被划成专署办公室“三人小集团”的头目，被下放到石柱县黄水农场场部办公室工作。
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在无任何材料的情况下背上“中右”的黑锅。
1961年，黄水农场撤销后，转到涪陵水磨滩农场（李渡）劳动改造。
1962年，回到涪陵专署畜牧局。
1966年，文革开始，受到残酷迫害。

——摘自罗成胜：《我的造反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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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郭开业，陕西省吴堡县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全县人口48,100，打了6个右派分子。

——摘自吴堡县：《吴堡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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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汪国胜，安徽省泾县孤峰小学教师

1955年，南陵师范毕业。先后在茂林小学、孤峰小学当教师。
1957年，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留在学校劳动改造。据说是因为右派“指标”完不成，而“补”上的。有三条“右派言论”：一、说粮食不够吃。年轻人饭量大，吃不饱。二、说知识分子“改造”二字对年轻人不合适。因为年轻人都是（共产）党培养的，身上没有旧的东西，谈不上改造。三、说皮鞋价格贵了；说百货公司出售烂苹果——攻击党的价格政策。同届南师的毕业生大约50人，有10人划成右派分子（不含“中右”与遭批判者），泾县共划右派分子219人。
1959年，调到城关小学，上午教课，下午劳动。上课预备铃响过，学生们就坐在教室里唱歌：“反右派，反右派，右派分子真正坏……”在这样的歌声中走进教室，学生不喊“起立”，不喊“老师好”。这是学校布置的：他是“右派”，不要喊他“老师”，但讲课要听。
1960年，到官塘文卫口饲养场劳动，一共40多名右派分子。一年之间，就被整死两个人。一个姓左，另一个姓戴。
1962年，调到厚岸小学搞“勤工俭学”，因为太远太偏僻，遂擅自离岗，到南街拉板车。
1968年，结婚。
1978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恢复工作，安排在太元中学。
1984年，调到城关二小，任教导主任，直到退休。（2014.7.29《共识网》）

——摘自朱普乐：《遭遇“阳谋”的亲朋好友——汪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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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朱普安（1931—），男，安徽省泾县人，安徽省泾县供销社人事股干事、青年团员

1939年，丧父。
1943年，丧母，與哥哥相依为命。
1947年，经人介绍到芜湖米厂当学徒。
1949年，芜湖“解放”，被介绍到皖南干校学习，不想干，回到黄田。
1952年，任榔桥区共和乡文书。
1953年，到芭蕉窝成亲，妻子唐淑贞，种田人家，穷苦得很。
1956年，调县供销社，在人事股任干事。
1957年，供销社86个人，应当有7个右派，為指标被打成右派分子，撤职降薪，开除团籍，在单位打杂。
1958年，到景星乡陈家生产队劳役，再到芜湖炼铁。
1959年，回到泾县。
1960年，被“摘帽”后至食品公司上班。

——摘自朱普乐：《遭遇“阳谋”的人——朱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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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农夫，广东省连山县干部

1958年，连山县整风领导小组决定：将农夫、张飞、张纯滨、何裴翠等25个干部划为“反党集团”。
1959年，中共连阳县委复议改定为“地方主义反党活动”案。至年底，为期三年的肃反运动在连山县结束。这次运动，从1,795名干部职工中“清查”出反坏分子39人。

——摘自中共连阳县委：《中共连阳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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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许植元，安徽省枞阳人，家庭成分贫农，安徽省泾县新华书店副经理，中共预备党员

1957年，被指“同意葛佩琦杀共产党”，遭到批斗，但是态度强硬，不服输，不低头，不认罪，被拳打脚踢，揪住头发朝墙上猛撞；罚跪，甚至一条腿被打坏。被划“极右分子”，工资没了，每月仅发生活费10元。下放到下坊一个生产队，住在一间小茅棚里，由生产队监督劳动。
1962年，回书店。在库房打包图书，用板车到车站拉货，将分发到各集镇的图书送往车站上车……文化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演出，被指派参加，挑着图书到各地摆摊。
1966年，文革開始，再一次被打倒，被游街，被挂牌。每天下午钟点一到，便自觉地挂上牌子，站立在书店门口“示众”。牌子上写：“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摘自朱普乐：《遭遇“阳谋”的人——许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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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元生（1935--），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安徽省泾县马头小学教师

1951年，小学毕业，考上泾县初中，停学了，在家砍柴。
1952年，考取了宣城初师，后转到南陵师范。
1955年，于南师毕业，分配到泾县马头小学教书。
1957年，出席了全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会议。被诱导发言，就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有些冒进。说统购统销搞过头了。说有个亲戚家里只剩200多斤稻子了，还要他卖，难道不吃饭了？这便成了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的根據。被定为右派分子。月工资由33元降到26.5元。送去“劳动改造”，先是在茂林中学劳役，后来到药材养植场。
1962年，重回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劳动。

——摘自朱普乐：《遭遇“阳谋”的人——王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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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秀岩（1925--），男，安徽省泾县赤滩人，家庭成分地主，安徽省泾县孤峰小学教师

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月工资由49元降为10元。先是集中服劳役，后一直在爱民、宋村、西阳等地边教书边改造。

——摘自朱普乐：《遭遇“阳谋”的人——王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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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贾来熏（1909--1985），名自南，四川省南部县安坝乡人。安徽省水利厅副处长、安徽省政协委员

1929年，從日本回国，历任庐山军官训练团、黄埔军校高教班教官及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一师参谋长兼绵阳警备司令。早年就学于南部乙种农业学校，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寻求救国之道，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
1937年，任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三七二旅参谋长，随曾甦元旅长率军出川抗日，转战晋、豫、鄂诸省。
1939年，參加第五战区在湖北随县之滚山向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受到第五战区长官部传令嘉奖。
1941年，离开部队，住蓉赋闲。期间，结识中共四川军委书记车耀先，受其“革命思想”熏陶。
1949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实践社”，经韩伯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策反十六兵团及川西北反共救国军“起义”，策反十三兵团的三个工兵团、两个炮兵团、两个辎汽兵团以及航空站、卫生器材站“起义”。同时，与川军宿将郭勋祺成立“川西北保卫军司令部”，任参谋长。成都易手后，任西南工作团秘书室副主任兼十六兵团随营学校教育长。
1951年，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到南京军区干部队工作。
1953年，任安徽省水利厅副处长、安徽省政协委员。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8年，被糾正后为安徽省政协委员。

——摘自南部县：《南部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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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寅（1917-1984），女，原名张学书，江苏省睢宁县大李集镇人。

1928年，入县立小学，后考入县立初级师范。
1935年，考入开封北仓女中，组织“读书会”、“新文字学会”、“时事演讲会”，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回到家乡任小学教师，冲破家庭阻扰，步行到西安，到国共两党合办的临汾民族大学学习。
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入中国共产党。到115师民运队工作。
1939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员连指导员。
1940年，任中共沂南县委委员、妇救会主任，中共临费沂联县委委员、妇救会主任。
1941年，任沂蒙专署妇救会主任。
1942年，与日军遭遇，纵身跳下悬崖，摔成重伤。
1943年，任沂临边联县委委员、民运部长。
1944年，任沂临边联县参议长。
1945年，被选为鲁中区出席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任鲁中行署妇联主任。
1949年，先后任省妇联组织部长、副主席、党委副书记等职。
1958年，在“整风补课”中受到批判，被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下放到泰安铁工厂劳动。
1964年，被有关部门进行了甄别。
1977年，任省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副主席。
1984年，病逝。
1985年，被中共山东省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摘自沂南縣：《沂南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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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雄（1893--1974），男，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参事室副主任、广西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南宁市委会，民革第二届省委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第三届委员

1908年，考入桂林陆军小学。
1911年，陆军小学毕业后考进湖北陆军中学。
1914年，入湖北南湖陆军第三预备军官学校。
1916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在保定入伍半年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后因反对校内的军阀作风被开除学籍。为完成学业，改名陈雄再次考入该校第六期。
1919年，毕业，先到北京南苑陆军第八师见习。后奔广州投入海军陆战队任中队副。半年后辞职回桂，到广西陆军第一师马晓军团任机关枪连连长。后调为广西自治区第二路（司令李宗仁）第三支队司令部参谋。
1922年，辞职。
1923年，任“广西讨贼军驻粤办事处”主任。
1925年，参加国民党。不久，列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9年，宁桂分裂，蒋桂战争，桂军战败退回广西。此间曾闲居香港两年多。
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中将顾问、柳州禁烟局局长。
1933年，调任庆远禁烟局局长，同年9月调任广西饷捐局局长。
1934年，任广西禁烟总局局长。
1937年，任广西省政府贸易处总经理。同年8月调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1941年，辞职，只任广西企业公司董事长。
1944年，回乡避难。
1947年，任广西省驻粤代表。
1949年，参加民革。在民革南方委员会指导下，参加策反工作。广西全境“解放”，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参加事宜副主任。
1950年，参加广西省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一、二、三届省政府委员。
1954年，当选为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省政府委员。热心广西民革工作。
1950年，被选为民革广西省分部筹委会常务委员。
1954年，当选为民革广西省委常务委员。
1956年，当选为民革中央第三届委员。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刚刚8年，一场反右之风刮遍全国，边远的广西也不例外。共产党除了将自己1个副省长和3个部长打成右派之外，“民主党派”人士，都不能幸免。因为老大黄绍竑——新桂系的首脑人物之一，早在北京被打成大右派分子了。与李任仁、陈良佐、赖慧鹏、唐现之、张纯之、何自坚、黄现璠、黄半文、胡明树、李文钊、蒙伟民、胡慰祖、蒋承曾、周泽棣、张耀明、廖有为等（这是一份不完全的名单），这些当年在桂系中的风云人物，到后又积极奔走和平及策动“起义”的人士，都榜上有名。这许多人，和桂系曾有着嫡亲的关系。尽管极力想撇清这种关系，千方百计地抨击这个集团，但仍然免不了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是始料未及呢。
1978年，中共中央予以改正。
1974年，在南宁病逝，终年81岁。

——摘自晓明：《反右运动的回顾与反思》（《广西日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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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曹光瑛（1915—？），男，中农成份，山东省泰安县玄家娄小学任教导主任、教师

1924—1930年，在本村小学读书。
1931－1932年，在泰安城学徒。
1933年，在泰安公立师范讲习所学习，半年后在家务农。
1935年，在夏张东宁家小庄任初小教师一年。
1936年，在济南投考南京宪兵教导团。受训期满被编入宪兵第十团第六连第二排，在南京鼓楼担任警卫日本领事馆的勤务。
1937年，上海沦陷后，参加南京保卫战。日军攻进南京城内即突围，横渡长江，經徐州、郑州，到长沙。在长沙整训后，编入第八团开到江西萍乡，到该团第二营第六连服务。在码头上担任检查和保护轮船的勤务。
1939年，南昌沦陷后又随团部开到湖南衡阳。
1940年，被调到江西上饶团部去。
1941年，调到重庆受兵役法训练。逃跑到成都、再到山东。
1942年，隨于学忠部队到山东滕县，沙河。来到太安家裡结了婚。
1943年，大灾荒年，到山东省兖济道乙种警察教练所（在济宁境内）担任该训练所的区分队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官兵登记处登记，发给证明回家。回家后就到宁家教学。这时的小学统一由民主政府领导。
1946--1947年，在国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教育也就垮了。被孟武（敌工部长，后来改称城工队长）安排去济南做打入敵人內部工作。
1948年，打入了济南，利用国軍整编七十三师四十三团担任军需上士，又调到市内东圩的内团军需室。回济南后被中共市委联络部介绍到华东大学政治讲习班学习。
1949年，结束后即报名参加南下。被编入第三野战军第五兵团六十师炮兵营担任筹粮队队员的工作。被介绍到县教育局（教育局长韦辉）。由教育局介绍到汜朗区公所在黑水湾小学任教师。
1949--1953年，由教育局介绍到汜朗区公所在黑水湾小学任教师。
1953—1954年，在夏张区玄家楼小任教师。
1954--1955年，在刘家庄小学任教师。
1955—1956年，在大百中小学任教导主任。
1957--1958年，又调回玄家娄小学任教导主任。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予以劳动察看。
1949—1958年，当教员。
1955年，提拔为教导主任。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
1962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摘自中共夏张公社委员会：《关于对曹光瑛历史问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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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阎玉麟，中共安徽省芜湖地委工交口干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芜湖地委工交口整风领导小组：《右派分子阎玉麟的材料195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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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清波，中共安徽省芜湖地委工交口幹部

1957年，整风反右中受到处分。

——摘自芜湖地委工交口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对杨清波的处分决定195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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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16-2-4 21:09

一九五七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
Directories of the Victims suffered from the 1957 political persecution by the CCP
武宜三

美國軍方有歷次大型戰爭的死亡人數公佈，精確到個位數（如越戰58,209人，韓戰36,574人），美國死在9.11事件中的人，他們的姓名，每年都要被一個個地朗讀一次；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死難者全部有名有姓；以色列人修建了一個大型的大屠殺紀念館。
我們貴國呢？馬馬虎虎，對個體、對生命，從不重視。國共內戰中，共軍死亡的數字拿不出來，平民老百姓更不用說；抗日戰爭死亡人數，究竟是“百萬”還是“千萬”，搞不清楚；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剛剛好30萬，都是誰呢？對不起，拿不出名單來。至於天災人禍、政治運動的死亡人數，不但馬馬虎虎，而且還是“機密”。
為了不忘記歷史，為了尊重生命，打破被螞蟻的宿命，恢復人的尊嚴，我先用《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來填補這個歷史的空白吧。
經過近十年的努力，在沒有任何資源、檔案被封鎖的情況下，大辭典的條目（即右派分子個案）已經超過22,000個（離實際數目還非常遙遠），圖文總量超過1,000萬字。
各位舊雨新知如果認為我的工作還有一點意義，請予支持——
轉發我收集的名錄
提供有關受難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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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發動的反右派運動中，毛澤東、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到底把多少知識份子和其他階層的人士——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中共黨員、各級領導幹部、軍隊官兵，推下陷阱？由於中共當局封鎖檔案的關係，至今還不能知道。
但是，全國地方誌和各種透露出來資料，我們可以做些基本測算。

例如湖南省
衡陽市——
1957年只有255,822人（湖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湖南省统计局人口处编：《湖南省人口统计资料1949—1991》，1992），“挖出右派集團118個，劃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黨員187人)”（《衡陽市志》），占全市人口1.5%，照此比例，全國的右派分子就超过979萬。
道縣——
1957年人口384,962，打了293個右派分子。中右和“右派言論”被開除公職26人。在農村批鬥了1,753人，拘留230人，逮捕96人，小組批判549人。
常寧縣——
（1955年409,670人），反右派中，全縣共批判、鬥爭1,732人，其中被判刑166人，拘留147人，全縣共劃出右派分子317名。

雲南省
普洱縣——
1957年只有5.5萬人口，卻有226人被打成右派等各種分子，照此比例，全國就有右派分子257萬。
黑龍江省
嘉蔭縣——
全縣6千餘人，打了15個右派分子。那麼就是人口總數的0.25%，照此比例，全國就有右派分子162.5萬。

河南省
有9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郭维敬编：《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占河南省人口總數4,840萬的0.186%。按河南省這個比例計算，全國有右派分子120萬個。
台前縣——
171,000人，右派分子306人。按此比例，全國應該有107萬右派分子。
桐柏縣——
在1958年底和1959年底劃出約31個右派分子、89個反社會主義分子、320個“嚴重右傾分子”。

山西省
1957年全省總人口數為1,971.65萬人。1957年僅右派分子就打了10,241人，1958年以後，在右派補課、拔白旗插紅旗、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等運動中，又批判和處理了295,791人。山西省不是最左的，受害人數已經達到總人口的1.5%，照此，全國右派分子可能達到450萬。

湖北省
沔陽縣——
1957年人口75萬左右，打了946個右派分子。假设中右等分子与右派持平，全國有右派分子和类右派分子160萬左右。
襄陽縣——
70萬人，右派分子852名。假设中右等分子与右派持平，全國有右派分子和类右派分子也是160萬左右。
建始縣——
296,700人，共劃右派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420名（其中：女性16人；年齡最小的16歲。處理結果是：槍殺1人，判刑勞改7人，降級留用178人，其中留用教師81人，機關幹部97人，免予處分2人，其餘均作開除勞教、管制勞教、保留公職回家監督勞動、開除或解雇回家等形式處理回家或送勞動教養。運動中自殺5人。建始縣幹部教師總數為1,857人，右派和反社會主義分子共占22.6%。文教戰線總職工700多，就有237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占三分之一；其中原文教局職工5人，就有4人被劃為右派，占80%；茅田區三岔小學9個教師，就有6個被劃為右派分子，占66%。）按此比例，全國有右派分子和“享受”右派待遇的人有92萬個。

甘肃省
禮縣——
人口292,101，右派分子110人，戴其他分子帽子的還有478人。按這個比例，全國右派分子和戴其他分子帽子的會有120萬人。
西和縣——
人口327,300，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共81人。
太谷縣——
人口139,206，右派分子204人。

河北省
豐南縣——
人口326,663，右派分子792人，占全縣人口0.24%，那麼全國的右派分子有144.5萬人。
撫寧縣——
人口331,921，打了右派分子165人，降點右派和中右70人，右派言論3人，反社會主義分子44人，“降點右派”是撫寧縣獨創的品種。
棗強縣——
人口273,264，劃出右派分子158個、反社會主義分子47個、中右分子24個，一共229個，年齡最小者只有19歲。
石家莊市——
劃右派分子1,134名（《中共石家莊市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辦公室關於錯劃右派改正、安置工作的總結》）。

陝西省
吳堡縣——
1957年人口48,100，打了6個右派分子。
富平縣——
1957年5月，中共縣委按照中共省委指示“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同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從上到下開展“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將整風運動轉為反右派鬥爭，在全縣參加整風運動的5,420名幹部中“查”出反革命分子84人、壞分子125人、右派分子91人、犯有嚴重錯誤的326人。

當然，抓右派比例高的應該是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省會城市等知識份子濃度比較大的，所謂“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
1957年12月底止，經北京市各級領導機關審查批准的右派分子就有7,787人(其中極右分子1,779人)（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整風運動進展情況和今後工作部署向中央的報告》，1958年1月13日），《人民日報》在1979年2月3日《北京市一批錯劃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一文中承認，北京大學劃的右派分子有715名，未戴右派帽子卻受各種處分的有842名。這些數字都是被縮小了的，因為僅僅1958年從中央機關一機部、文化部、教育部、商業部、外交部、建工部、國家計委、財政部、僑委、中央氣象局、新華總社、對外文委等軍委各部被送去北大荒的右派份子就有1,417人（楊崇道：《一份陽謀災難的民間檔案——中央單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單（1958年3月—1961年3月）》），文化部就400多人。部隊其他系統，北京市機關、工廠企業、商店和大中專學校以及社會各階層的右派分子還沒有統計在內。
冶金部有色金屬工業綜合研究所——
共有職工約300余人，有4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以350人計，比例是14%，確實是戰績“輝煌”，“超額”完成了上面下達的“右派指標”。

而反右派最賣力的有四川、安徽、山東、河南等省。
四川省
阿壩縣，人口3,691，打了25個右派分子，11個極右派分子。
墊江縣，人口557,148，打了169個右派分子。
資陽縣，人口712,370，打了304個右派分子，其他分子405人（含外地遷入99人）；同時在農村中打了1,821個反社會主義分子。
崇慶縣，1957年全年平均人口446,630，打了160個右派分子（1979年全部糾正），1958年全年平均人口444,305，有1,667個農民和基層幹部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受到批判鬥爭和處分。〔以1957和1958兩年的全年平均人口445,468為基數，160個右派分子加1,667個“反社會主義分子”，就佔總人口的0.41%。按這個比例，全中國就有246萬受害者。〕

山東省
青島市——
到1986年為止，“糾正”了幹部、大學生中的右派分子4,608人，工人、民警、營業員、聯合診所大夫、民辦教師、社會人士、修女等人中的右派分子或戴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的737人，因鳴放言論未戴帽子而受到各種不同處理的617人，總人數為5,962人。
沾化縣，人口275,790，打了84個右派分子。

遼寧省
大連市——
全市在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確定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中右分子共5,690人，經復查改正5,643人，1979年“不予改正”的還有47人。
實際上，從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毛澤東和中共把許多知識份子和其他各界人士打成的各類分子，其中除右派分子，極右派分子外，還有中右分子、右言分子、內控右派、右傾分子、疑似右派分子等，從“右派言論”引出的各色“分子”，“未戴帽而受處分”者；還有以“同情”、“劃不清界線”等罪名株連了許多人。
如果算上這些“其他分子”，數字將更加驚人。
喀左縣反右派鬥爭中，在農村批判鬥爭了“反社會主義分子”546人，全縣“鬥倒搞臭”88名右派分子，其中文教系統55名。對中右分子也重點批判61名。

再看看一些例子。
青海省的
門源縣，人口46，892，打了37個右派分子。
大通縣，人口148,335，打了69個右派分子。
民和縣，人口175,294，打了55個右派分子。
同德縣，人口15,741，打了16個右派分子。
都蘭縣，人口26,604，打了18個右派分子。
久治縣，人口9,608，打了4個右派分子。（1968年）
天峻縣，人口6,555，打了9個右派分子。
甘德縣，人口10,700，打了81個右派分子，右派言論者23人，右派集團2個，反革命分子3個，投敵分子2個，壞分子6個，中間派42個。
真是“閻王不嫌鬼瘦”，一萬人的小縣也打了這麼多右派分子，而且品種齊全。

雲南省
巍山縣，人口154,313，打了125個右派分子（24個沒有被批准）和一些中右分子。

寧夏
吳忠市，103,9947人，右派分子80人。
賀蘭縣，87,477人，右派分子46人。
同心縣，86,443人，右派分子63人。
鹽池縣，51,176人，右派分子42人，中右8人。
陶樂縣，是全國最小的縣，到2015年也不過32,000人，但是——
1955—1959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抓了歷史反革命、壞分子，24人。
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打了右派分子27人，中右分子45人。
1958年，在“消除反黨集團在本縣影響”鬥爭中，打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4人，蛻化變質分子1人。
1959年，反右傾主義運動中，打了右傾主義分子1人，93人受到批判。
1960年，雙反運動（反地方民族主義、反壞人壞事）中，關押審查了300人。

貴州省
台江縣，74,342人，右派分子75人。
印江縣，224,802人，右派分子126人，壞分子61人，反革命分子10個，有230個幹部被下放、93個被動員回家、10個被勞動教養。
同仁縣，174,188人，右派分子78人。
玉屏縣64,048人，右派分子17人。

反右派運動本來是違反《憲法》、於法無據的政治運動，但是在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指揮下，在唯上唯左的鄧小平督辦下，甚至沒有任何程式，沒有任何手續，中共各級黨委和領導人就肆意妄為，隨心所欲地把人們打成右派、某某分子而送去勞動教養，以致有些人勞改了20年，最後竟然被說“不是右派”。

江蘇省揚州市著名的評彈演員黃異庵，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青海省去勞改；到1979年要糾正的時候，又說他不是右派了，因為檔案裏查不到他的大名；黃異庵說：“不要做右派時偏要你做右派，要做右派時偏不給你做右派，真是苦啊！”
反右派運動非常慘烈。廣東“全省18萬教育工作人員中（包括民辦和其他系統辦的學校）的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反社會主義分子初步估計為數不下2萬人。”（中共中央辦公廳：《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彙編（56）》，1958）這僅僅是教育界。

廣東及南方各省除抓“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反社會主義分子”之外，還打了數字龐大的地方主義分子；民族地區還抓“民族主義分子”。

反右派運動又是一次非常恐怖的運動。由於“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從中央機關到鄉村僻壤都有大量非正常死亡。例如，據中直黨委1957年10月19日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報告說：“截至10月14日為止，中共中央直屬各機關共搞出右派分子263人，其中黨員111人，團員43人，非黨團員109人；其中骨幹分子20人，已登報的63人，自殺的9人，死5人。”
在城鎮的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搞反右派運動的同時，還在農村開展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河南省截至10月14日，共發生自殺事件212起，自殺已死者178人，其中地主34人，富農25人，上中農32人，一般中農40人，貧農31人，成分不詳16人；10月1日至14日全省發生自殺事件35起。其中商丘專區13起，許昌專區11起。”（中共河南省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辦公室1957年10月20日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書面《彙報》）
根據專家研究和個別材料的披露，全國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的，大約在180—310萬之間。（丁抒：《陽謀——反右派始末》，郭道暉：《“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
現在流行的“右派分子552,877”或者簡稱“55萬”說法，只是中共在1979年所“糾正”的數目。而不予糾正的也不在少數，例如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當時宣佈不予糾正、平反的有：馮元春、謝文量（成都市）；曾清涇、蒲世光、左甘仁、劉治良、曾慶有、李負、陳朝中、周季蓀、丁六陽（重慶市）；朱甦、楊正文、（瀘州市）；劉國佐、王廷方（內江市）、羅伯勳（樂山市）、劉元芳、文義蘊（涪陵地區）；李文統（雅安地區）；張志成、張麟儀（省級單位）等，共21名。（《四川省原劃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單》，冉雲飛：《右派資料知見錄》）

1979年後，各地仍然在繼續糾正，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由於種種原因（死亡、失去聯絡、檔案被丟失、檔案被銷毀，甚至因為非法無序操作而完全沒有檔案等等）並沒有被統計在內。
例如甘肅省敦煌石窟，當年叫敦煌研究所（現在叫敦煌研究院），所長是常書鴻先生，研究所畫家畢可，是資格非常老的“老革命”，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給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教，結果在農場裏被折磨死了。多少年後一查，畢可的檔案還在研究所常書鴻的文件櫃裏睡大覺，原來畢可被定為右派的申報，上級沒有批准，把檔案退回來，但是畢可已經死了，所以這個檔案就一直在文件櫃裏。這個畢可在不在這55萬裏面呢？全中國到底還有多少這樣的畢可呢？
這180—310萬人都遭受到長期、殘酷的迫害，有的被槍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殺；這180—310萬人之中，除極個別如章伯鈞、章乃器等頭面人物被“養起來”，極少數如馮雪峰、陸侃如等被留原單位改造外，絕大多數都被強行送到邊疆、山區、農村及沙漠、寒冷、貧瘠地帶等氣候惡劣、生活和生產條件都極為艱巨的地方去服苦役。設立在這些地方的勞改農場、林場、茶場、礦山、工廠，收容了絕大多數右派分子；這些勞改場所，實際上是中共集體屠殺知識份子的集中營、是對中國人民實行群體絕滅的屠宰場。
根據勞改基金會出版的《勞改手冊（2007—2008）》的不完全收集，整個中國大陸至少有1415個勞改單位（農場、林場、工廠、礦山等），每個單位關押人數從數百到幾萬的。

由於極度的饑餓、惡劣的氣候和環境，服超體能、超時間、超強度的苦役，在這被非法地送去“勞動教養”、“勞動改造”的群體中，發生了大面積的死亡。
例如遼寧省淩源縣新生焦化廠的一個300人的右派勞改中隊，死去227人，死亡率達75%。
關押了3,106多人的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由於刻意饑餓、超體力超強度勞役、嚴酷的寒冷、精神和心理的摧殘，以致在農場撤銷的1960年，只有500人左右存活下來，死亡率達80%以上。
戲劇表演家吳亞山(文徹赫恩，上海戲劇學院教師、演員)所在香日德農場是青海省第二大農場，有4萬多人勞改、勞教犯，到三年人禍過後，只剩兩千多人。死亡率達95%。
遼寧省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饑荒後，1,200名右派、犯人餓死1,000人，沒有餓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臥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戴煌：《九死一生》)
顧雪雍（1957年的遼寧省《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後來證實，這200個人最後還是死了；也就是說，錦西煤礦這1,200個勞改犯，是全部被餓死。顧雪雍就是在這1,200人快死光的1959年被補充去的勞動力。死亡率100%。
全中國絕對不止一個錦西煤礦。
中國共產黨一小撮壞頭頭對中國人民和知識份子的群體滅絕罪，必須徹底清算！

幾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株連九族，禍連幾代；有的妻離子散、有的家破人亡。
但在1979年以後只有55萬人得到所謂“糾正”；即使被“糾正”，也只是白紙一張，叫《改正通知書》，一錢不值；受害者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施害者至今不肯道歉，也沒有悔改的意思。
更甚者，這個歷史被刻意隱瞞、篡改，受害者幾乎完全“消失”，部分起而維權者，立即受到打壓。
為了對抗封殺和有意的遺忘，本人在有關專家、朋友的啟發下和多年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從2007年開始為某網站編寫《右派名錄》，《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是這份義工的副產品；部分成果也呈現在岑超南先生主理的《香港五七學社網www.57hk.org》上。
現在收集到的個案已經有數萬，已經編輯好的條目有兩萬多個，文字超過一千萬。

出版《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還缺乏許多資源。希望能得到各位朋友、專家、讀者，特別是受難者、知情者的指導、支持、幫助和支援。
资料被封锁；
资料有错误，例如——
卢鹏、芦朋，都是河南医学院的助教，显然是一个人（分别出现在中央办公厅的《情况简报（一）》、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二次简报》上），编者对比河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印的《右派言论集》资料，知道“卢鹏”才是正确的，他外科基础教研组的助教。那么中央文件为什么会写错呢？估计当时“战况紧急”，在没有传真、电邮、扫描等现代通信工具情况下，连电报都嫌慢，而只能通过电话报告和接收，由于“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中文环境下，一个人就被变成了两个人。
三、记录或者记忆的错误
戴煌先生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初版）却引出了两个“赵琪”之争的公案：原来叫赵琪还活着，生活在上海；一个叫赵杞，是1960年死于北大荒。
四、是经费和人手的缺乏。

体例：
1)《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以下簡稱《名錄》)宗旨是“尊重歷史、保留記憶”，故只摘錄原始文獻、資料，一般不作價值判斷，人物貶褒；
2)本《名錄》或按姓氏筆劃，或按姓氏拚音字母為序編排；並以當事人在1957年時的所屬單位(部、委、辦、省、直轄市、自治區、各軍兵種；單位不明者，另列)為索引；
3)以姓名或通用筆名為條目，繼以生卒年、性別、字(號、別名、筆名、曾用名)、籍貫、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所屬黨派、劃為右派分子時的工作單位和職務(級別)；無法確定之項目，暫缺；少數有姓無名者，只要單位明確，有見證人的，亦予列入，俟知情人補充；
4)按編年列主要經歷，主要作品、譯著作；採“有資料則長，無資料則短”的原則，雖有不公平之憾，亦屬無奈；
5)主要言論、重要文件或摘要寫入“條目”中，或作為附件列於條目之後；其中許多資料是來自宋永毅先生主編的《1957—中國反右派運動資料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等，特此向有關人士和單位表示感謝。
6)所有資料均有所本，或當事人、知情人直接提供，或摘自有關記實文章、《回憶錄》；並注明來源或主要來源；
7)所有資料雖經初步比對、校勘，但因年代久遠，記憶失真，資料或濫或缺，難免有訛漏，故請知情者不吝教正；
8)對本《名錄》的意見、指正或賜贈資料、文件、書籍、照片、信函者，請擲Email：wuys099@gmail.com。

進展情況
目前已經編寫兩萬餘個條目，文字超過一千萬字（每天都在增加中）。希望在若干年後可以出版《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第一卷。
目前部分成果都公布在网站http://www.ziyouren.org/和57hk.com中。
或者通過電郵群發。
希望聘請工作人員一名（人選待定），負責打字、編輯、排版、編寫索引、校對等(因為沒有資源，此項並未執行)。

《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編輯小組
執筆人武宜三

執行機構
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
香港五七學社
wuys099@gmail.com
852—95733657

歡迎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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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2009.5.18；2016.2.2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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