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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四度訪華,北京夜宴瘋狂辦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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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四度访华,北京疯狂办年货;华为猪年…

2014年,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表示,以现在的眼光看,《河殇》的思考水平有限,并且很肤浅。
2015年,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指出,《河殇》并非对中华文明抱有敌意、或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而是针对80年代各种旧观念对国家发展的束缚,进行一种文化批判上的策略安排,就是要用非常激昂的措辞,故意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因此才会鞭笞自己的祖先、传统和历史,憧憬甚至夸大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现代文明的“梦”,希望中国像开放的海洋一样,建成一个开放、现代化的国家。但同时他也承认,《河殇》以及当时的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
两位作者亦均否认该片有政治意图和背景。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反之亦然==共产党不是中国人吗?
中国文化有优良,有糟粕;你不承认不行。明清以前的中国人与现在的中国人不一样(-。-;)
我先生有句话非常恰到好处地指出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为何十几亿中国人斗不过八千万共产党?
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就是否定了共产极权制度吗?《河殇》制作的年代还有言论自由的空间
即使现在的台湾人里,不也是有很多败类吗?如那位唱歌的黄安,他的歌曲我从来不听。

小华1月15日

《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时称“六集電視連續節目”),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苏晓康和王鲁湘为总撰稿人,夏骏为导演,学者谢选骏为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河殇》的“河”指黄河,此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辨析和评判,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嚮往。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
《河殇》片名出典於屈原《九歌·國殤》[2],一曲禮贊為黃河獻身的中華志士仁人的樂歌。纪录片分为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
六集撰稿人一共有五位,其中兩位(時為39歲的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和32歲的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王魯湘)撰寫六集裡面四集[3]:171:
第六集《蔚蓝色》由謝選駿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學系博士生遠志明撰寫[3]:180。
攝制人員表
總撰稿:蘇曉康、王魯湘
撰稿:蘇曉康、王魯湘、張鋼、謝選駿、遠志明
編導:夏駿
解說:張家聲
作曲:孟衛東
剪輯顧問:傅正義
剪輯:錢丹丹
資料編輯:計冰、王秀雲、吳曉波、黃敏
後期攝像:曹志明、孫增田
音樂編輯:潘寶瑞、牛桂吉
音樂錄音:李小沛
美工:鍾蜀衡
置景:遲明泉
制片:王宋、郭寶祥
顧問:金觀濤、厲以寧
總監制:陳漢元
创作过程

在1983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大获成功后,中国国内掀起“河流片热”的风潮。1986年,央视和日本NHK电视台耗时三年合拍了另一部“河”的纪录片《大黄河》。然而这部影片在一开始并没有通过央视高层的审批,仅在日本单方面播出。为重新带出该片,时任央视副台长陈汉元委派导演夏骏拍摄一部新的有关黄河的纪录片,重新带出对黄河的拍摄。[4]
夏骏亲自邀请了苏晓康和王鲁湘来为影片撰写解说词。原先该片曾以《大血脉》作为片名,在王鲁湘的建议下,最终片名确定为《河殇》。[5]
1987年9月,《河殇》正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立项。央视聘用了《走向未来》主编金觀濤和经济学家厲以寧作为该片的顾问。[5]
影响

社会

《河殤》播出之后,除了在思想较为激进的青年学生中受到广泛欢迎之外,更一度得到其他普通民众的热烈讨论和关注,在中央电视台曾两度重播,在校園引起「河殤熱」,學生熱情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1988年6月,現代出版社出版《河殤》解說詞的单行本(198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封面題字者同樣是沙孟海。
政治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初次观看《河殇》后曾表示“干嘛骂老祖宗呢?”[6]但之后在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时,赵紫阳向李光耀亲自赠送了该片的录像带,并对李光耀表示:“听说你们这里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纪录片批判传统,送给你看看。”[7]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对该片大加赞赏,表示“全体党员干部、官兵战士都应该看看,解放思想嘛。”[7]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在各种场合多次对《河殇》进行抨击:“这片子看了就火大!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就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8]而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王震在散会前突然起身发言:“《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说黄种人人种不好,说黄种人愚昧,……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8]
同时,中华民国(台湾)方面,也对《河殇》表示反对[9]。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在批判赵紫阳的同时,对《河殇》也进行了抨击。该片被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虛無主義」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自此陷入禁播状态,该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和王鲁湘亦被官方称作为“动乱的幕后推手”,均被中央高层点名通缉。苏晓康逃往国外,王鲁湘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而导演夏骏亦被央视开除公职和编制,调至广告部工作。
《河殤》被禁播後,原為陝北民歌的該片主題曲《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一度也在螢幕和舞台銷聲匿跡。直到2014年1月30日播出的《2014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中,「陝北歌王」王向榮唱了《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10]。
其他

《河殇》的部分内容亦被编入中国大陆高中历史课本的官方教案中。如第二集“命运”的解说词,“(长城)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著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教案给出的解读为“(该说法)不正确,因它夸大了长城的消极作用而忽视了长城的积极作用”。[11]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出版书籍《海殇》,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书名就是针对《河殇》而起。只不过《海殇》的观点与《河殇》完全相反:不但剖析和反思了“蓝色海洋文明”、尤其是欧洲文明的衰落,而且亦表达了“为了生存,欧洲的‘蓝色文明’必须向中国的‘黄色文明’学习”的观点。[12]
辨誤

美国并非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西方国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都机场握住了周恩来的手。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同西方握手。”(第二集“命运”)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西方国家是英国,两国在1954年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其任务是处理两国的侨务和贸易问题。[13]而中国与法国也于1964年建立了外交关系。[14]
郑和下西洋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第二集“命运”)郑和下西洋为明朝政府带来了二十万两黄金和一千万两白银的收入,并且明朝也由此进口了芦荟等西洋商品。[15]
登月宇航员在太空并不能看见长城(第二集辨误):房龙在1937年出版的《地球的故事》中猜想:中国的长城是月球上的天文学家唯一能看得见的建筑物。关于能否从太空中用肉眼望见长城,一直存在争议。长城和一般高速公路差不多宽,本身并非发光体与反光体,在几百公里以上不借助仪器用肉眼观察是不可能的[16]。神舟五号的宇航员杨利伟称,在2003年他的太空之旅中没有看到长城。
嚴復跟伊藤博文並非同學:中國民間流傳當年嚴復是全班(或全校)第一名畢業,伊藤博文得第二名。“然而,當嚴復參與其事的百日維新慘敗之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成功了。當這位中國近代的偉大啟蒙者在傳統勢力的打擊下,一步步放棄改良思想,最終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懷抱裡去的時候;他在英國海軍大學的同學伊藤博文,卻連任日本首相,率領這個島國迅速跨進世界強國之林。”(第六集“蔚蓝色”)這個故事最早可從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中找到,後來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均引此说。
地球并非宇宙中唯一的蓝色星球:“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第六集“蔚蓝色”)绝对星等较高的主序星都是蓝色星球,比如经过碳氮氧循环核聚变发光的织女一由于温度较高就是蓝色星球;行星和系外行星中距离恒星较远的气体行星,如果大气层中含有甲烷一类气体,也有可能使行星呈现蓝色和蔚蓝色,比如太阳系的海王星。
有人認為:《河殇》作品隱含的意识,若为只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这种大国意识,会显得古老陈腐;而作品內容提出所谓“蓝色文明”或“海洋文化”的观点,卻淡化了中国史籍上已有諸多“蓝色”记载[17]。
作者表态

2014年,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表示,以现在的眼光看,《河殇》的思考水平有限,并且很肤浅。
2015年,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指出,《河殇》并非对中华文明抱有敌意、或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而是针对80年代各种旧观念对国家发展的束缚,进行一种文化批判上的策略安排,就是要用非常激昂的措辞,故意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因此才会鞭笞自己的祖先、传统和历史,憧憬甚至夸大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现代文明的“梦”,希望中国像开放的海洋一样,建成一个开放、现代化的国家。但同时他也承认,《河殇》以及当时的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
两位作者亦均否认该片有政治意图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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