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新民说（上）|《新民说》专题系列一·《政治通
李健：新民说（上）|《新民说》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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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梁启超先生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与改革家，其著作《新民说》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重要结晶，更是中国近代转型期的一面镜子。在民族危亡、社会剧变的现实背景下，梁启超以笔为剑，提出“新民”理念，旨在唤醒国民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他的思想融汇中西，既扎根于传统文化，又汲取了现代文明养分，展现出深刻的时代洞察力。本文将简要梳理梁启超的生平与著作，随后聚焦于《新民说》产生的现实背景和思想背景，揭示其中蕴含的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怀与对人性光辉的坚定信念。
新民说（上）
李健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一、生平与著作
作为近代中国新旧古今之交的重要思想者与活动家，梁启超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儒学、文学、佛学、新闻传播等各个学科的新旧转换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涉猎范围之广，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将自己定性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并作出以下评价：
“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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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年-1929年
梁启超自谦以“太无成见”为治学态度，以“日在旁皇求索中”为思想生涯的整体特点，以“未能论定”为砥砺自我的目标。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当他收获与过往观点相抵触的新见时，不惜推翻既有观点。这种敢于改正、不断求真的“善变”精神构成了梁启超学术研究的底色。“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长进。我到七十，还要与六十九挑战，我到八十，还要与七十九挑战。”《清代学术概论》大体将梁启超“善变”的思想生涯区分为两个阶段：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之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清季的梁启超自任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其著作虽广博却也失于浅显，故对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的“破坏”居多而“建设”较少；不过，彼时梁启超的言论虽然“卤莽疏阔”，但是有助于启蒙“闭塞萎靡”的思想界。民国肇建，梁启超希望能够克服“卤莽疏阔”的弊病，踏踏实实地为思想界“缔造一开国规模”，为崭新的共和国家“建设”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
基于梁启超的自我品评，我们不妨进一步细分其多变的思想与行动生涯。
（一）求学时期
1.1873-1889年：接受家庭教育与传统教育
在他成长的最初阶段，梁启超主要接受父母与祖父的家庭教育，养成了良好的品格与追求卓越的志向，也表现出极强的天赋。稍长，家人送他外出就学，不过仍限于传统国学教育的范畴。1889年，梁启超在广东乡试中举，取得了他一生中在传统科举体系内所获得的最高功名。
2.1890-1894年：接触新学与受教于康门
1890年，梁启超在会试未中、由京返乡的路上，见到西书，获得了对世界与西学的最初认识，并于同年拜师康有为。在1895年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之前，梁启超在康有为门下接受了新学教育，并与他建立了持续一生、影响甚大的师生情谊。
（二）“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时期
1.1895-1898年：初登历史舞台与呼吁变法
自1895年在北京协助康有为运动举人组织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之后，梁启超便深深卷入了中国的核心政局之中，其思想与政治的关联日渐紧密。在此阶段，他开始成为“新思想界之陈涉”，致力于向国内输入变革的思想资源，主张“开民智”“张民权”。他根据形势采用不同的变革路径，通过言论事业呼吁变法（1896年创办《时务报》），通过教育事业培养新学人才与广结同志，乃至私下鼓吹排满与革命（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以及直接参与政治改革（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在此阶段中，梁启超对西学的了解相对肤浅与片面，主要用以中学比附的方式来理解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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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梁启超最主要的作品是《变法通议》与《西学书目表》。《变法通议》明确呼吁改革，力陈“不变法之害”与“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将变法核心举措锚定为教育改革、考试改革与官制改革。《变法通议》呈现了梁启超有关科举、学会、师范学校、幼学、女学与译书等教育改革事项的观点，在梁启超东渡扶桑（今日本）后又为之续作的内容中，“平满汉之界”与安置守旧大臣等重大政治改革问题也得到了论述。《西学书目表》是梁启超推广西学、推介西书的一部作品，梁启超对彼时流行于国内的诸多西书做出分类，并陈述了阅读西书的方法。此外，梁启超还有《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说群》《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论湖南应办之事》等小篇幅报刊文章，批判传统政治，陈述进步之道。
2.1899-1902年：在日办报与鼓吹革命
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死难，梁启超东渡日本，在日本开始了他新阶段的学术与言论事业，创办《清议报》（1898-1901）、《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与《新小说报》（1902年创刊）。在学术与政治观点上，梁启超接受在日传播的西学后，大倡自由之义，尤其称赞卢梭思想，趋于共和革命，并因此与主张保皇的康有为发生不快。同时，梁启超进一步意识到了改造“国民性”何以重要，除主张“民智”“民权”与“民气”外，他突出强调“民德”，这也是《新民说》写作的核心主题。此外，梁启超由于倾向革命而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所往还，但双方最终分道扬镳。梁启超还曾直接参与庚子勤王运动（1900）的谋划。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主要作品有《戊戌政变记》《自由书》《中国积弱溯源论》《南海康先生传》《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又名《李鸿章》）、《新史学》《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中国未来记》。这些作品呈现了戊戌改革失败后梁启超对中国政治与学说传统、西方政治与学说传统的省思与比较。《爱国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少年中国说》《立宪法议》《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过渡时代论》《灭国新法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论教育当定宗旨》《论立法权》《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政治学学理摭言》《敬告我同业诸君》《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释革》等较小篇幅文章也不乏梁启超的关键政治主张。此外，梁启超为宣介西人西学而写作的《卢梭学案》《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等文章集中体现了梁启超对西人西学的理解与推介程度。
3.1903-1911年：运动立宪与主张君主立宪
自游历北美（1903）归来后，梁启超完全放弃了革命排满与共和的立场，这使得他与康有为的关系有所缓和，与孙中山革命党的关系迅速恶化，乃至爆发论战（持续到1907年）。梁启超从此再也没有附和过革命观点，而是主张在维持君主制国体的前提下渐进趋向宪政政体。（不妨称为“1903年之变”）此外，梁启超意识到立宪与财政对中国政治进步的重要性，故而进一步思考法治、经济与金融问题。1906年，清廷宣示预备立宪，梁启超与同人一道，推动政党政治，鼓吹清廷从速立宪以避免暴力革命，组织政闻社与《政论》（1907），主编《国风报》（1910），影响宪友会使其与其他立宪势力“协同运动”（1911）。1911年，面对武昌起义与革命的爆发，梁启超主张维持秩序，并主张以“虚君共和”收拾时局，最终归于失败。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主要作品有《新大陆游记》《子墨子学说》《中国之武士道》《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德育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杂答某报》《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王荆公》《管子传》《中国改革财政私案》《中国国会制度私议》。梁启超还有《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说独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服从释义》《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余之死生观》《政闻社宣言书》《政治与人民》《〈国风报〉叙例》《说国风》《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宪政浅说》《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官制与官规》《国家运命论》《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中国外交方针私议》《责任内阁与政治家》《外官制私议》《说政策》《将来百论》《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责任内阁释义》《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新中国建设问题》等较小篇幅文章。这些作品体现了梁启超的政治改良与君主立宪主张。
（三）“缔造-开国规模”时期
1.1912-1917年：民初参政与维护共和
革命成功，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国建立，梁启超迅速宣布对共和的拥护，声称这符合他“只论政体，不论国体”的主张。并且，在共和国体面临威胁的时刻，梁启超挺身而出，参与挫败袁世凯的称帝企图（1915-1916）和张勋、康有为的复辟行动（1917），有“再造共和”之功。民国初年，梁启超深深卷入政局。他积极推动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1912-1913）；加入政府与内阁，曾做司法总长（1913）、币制局总裁（1914）与财政总长（1917），致力于为统一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有效治理做出贡献。不过，由于时局黑暗，加之梁启超从政经验不足，他的从政经历算不上成功。其力主对德宣战、陈兵欧洲、召集临时参议院等主张与舆论相悖，亦不免于指摘（1917）。梁启超在政治上愈发感到难以作为，想要转向社会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主要作品有《中国立国大方针》《宪法之三大精神》《欧洲战役史论》《盾鼻集》《国民浅训》。梁启超还有《国性篇》《省制问题》《罪言》《中国道德之大原》《政治上之对抗力》《敬告政党及政党员》《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大中华〉发刊辞》《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作官与谋生》《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中日交涉汇评》《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痛定罪言》《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复古思潮平议》《袁世凯之解剖》《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等较小篇幅文章。上述作品包含了梁启超实际参与民初政治时期的政见。
2.1918-1928年：专心教育与整理国故
由于对政局和政客的失望、对社会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的青睐，梁启超决定在关注政潮的同时，与政局保持一定的距离，专心从事社会与教育事业。1919年，辞官后的梁启超以个人身份前往欧洲，在巴黎和会为国家争取权益而尽力。欧游亦是一次“文化之旅”，归来后，梁启超意识到中国传统学术对“国民性”与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意义，致力于“整理国故”，建设一个适应新潮的国学体系。他组织共学社（1920）、创办讲学社（1920），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讲学开课（1921-1927），前往全国各地巡回演说（1922），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1927）与司法储才馆馆长（1927）。在这一阶段，梁启超亦加强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致力于将子女培养为能够担纲责任的独立国民。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主要作品有《欧游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孔子》《中国佛学史稿》《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陶渊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此外，梁启超还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对德宣战回顾谈》《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湘省自治法草案》《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等较小篇幅文章。这些作品呈现了梁启超晚年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的思想状态。
综上，作为一位居于中国由旧趋新、自古趋今转换枢纽处的思想者，梁启超的思想与行动生涯充分说明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中国人是如何投身于湍急汹涌的时代潮流之中的：面对各种可能，不断尝试；面对诸多挫折，勇于调整；“日在旁皇求索中”。
二、现实与思想背景
作为梁启超最负盛名的启蒙著作，《新民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年轻的毛泽东创立“新民学会”的时候，“新民”仍旧是彼时中国的热点议题；胡适在回顾他的学术生涯时，也宣称《新民说》给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这本讨论“国民性”与国民教育的著作之所以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梁启超那富于激情与感染力的文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梁启超针对彼时社会普遍关注的“国民性”问题做出了最有力量的回答。他最为充分地展示了一种人格理想，为所有先进中国人指出了一条比制度与器物变革更为深刻的进步路径，并且详细论证了正是因为缺乏对这一人格理想的关注，传统中国的学术与政治才从根系上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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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说》的现实背景
自甲午战败之后，清帝国颓势日显，局势也急转直下，德国强占胶州湾掀起了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存亡危机，梁启超哀叹，“世界六大陆，白色人种已有其五，所余者惟亚细亚一洲而已。而此亚细亚者，其面积二分之一，其人口十分之四，已属白人肘腋之物”。白人、列强染指中国的方式也并非仅限于传统的武力侵略，还选择隐晦行事以软化国人的警惕，国人无法探清列强的真实意图，甚至会对列强的表面恩惠感恩戴德。
在这最需要变革的时候，整个清帝国却慑于戊戌政变与反弹的保守派，标本兼废。“就其本言之，则内治不修，国力不充，不得不受制于外人；就其标言之，则外交不讲，专对乏才，虽可以保全者，犹将弃之，一误再误，以至于今日。”彼时的梁启超已被清廷认定为政治犯，只能东遁日本。梁启超决定，借用报刊文章启蒙国民，为中国的进步奠定自下而上的群众基础。
在梁启超看来，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所谓“新式教育”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开通了社会风气、培养了国民智识，但“夫培汉奸之才，亦何尝非人才；开奴隶之智，亦何尝非民智”；在维新派人士为改革奔走呼号的时候，许多国民竟“褒然充耳而无所闻，闻矣而一笑置之，不小介意”。国民需要真正意义的启蒙，其首要目标就是培植国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这是促使国民觉醒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使国民真正意识到，作为所有人安身立命之赖的中华国家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危险中，所有中国人正在遭受亡国灭种的威胁。这是《新民说》的核心目标之一。
（二）《新民说》的思想背景：梁启超在前《新民说》时期的思想
早在《变法通议》（1896）中，梁启超就系统论述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梁启超认为以往的变法“不知本原”，只满足于在练兵、开矿、通商等具体事务上做边缘性改进，而变法得以成功的前提在于“得人”。梁启超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梁启超将育人才的重点放在“开民智”上，这也符合他运用老师康有为的“三世说”所做出的历史推论。不过梁启超并不仅仅满足于提出诸多“开民智”的手段，他还认为病根在于传统中国专制政治“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这使得国民在面临危局时，“徒相对咋舌”，“无以为救”。
可见，梁启超在前《新民说》时期便致力于思考变革的“本原”，反思传统中国政治在何种程度上扼杀了进步的可能，这使得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带有极强的批判色彩。与《变法通议》的精神一贯，梁启超在同期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1896）中追索专制统治者“愚黔首”的缘由在于“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设想的上古三代理想之治相对，后世的专制统治者们将“天下”当成私有物，满足于以“防弊”来一味维系自身的统治，使之传至子子孙孙而无穷，却不思如何“治事”以增进百姓的公共福祉。在此，梁启超延续了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对于“公”“私”问题的关切，并认为这关涉中国积弱的根源，他的这一判断延续至他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的前一年：
“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夫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以民为奴隶、为妾妇、为机器、为盗贼而可以成国者……彼昔时之民贼，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时局也，故务以驯民、民、役民、监民为独一无二之秘传……一旦有外盗焉……惟有瞠目结舌，听外盗之入此室处，或划然长啸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国之情形，有类于是。”
在这篇《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中，他对中国为何积弱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第一，中国积弱的直接原因在于国民积弱，无力对变化的世界局势与前进的历史潮流做出有效的回应；第二，中国积弱的根本缘由在于专制统治者在根本上“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故而不将国民视为国家的平等成员，而是视为可被奴役的“奴隶”“妾妇”“机器”与需要提防的“盗贼”。正是因为专制君主如此戕害国民，国民面对列强只能“瞠目结舌”，无能为力。
因此，当梁启超写作《新民说》这篇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文章时，他一方面需要提出一个教育方案，以提升国民应对世界与历史潮流的素质；另一方面也需要提出一个政治方案，以在根本上刷新中国的政治传统与统治观念，保障国家的公共性质而不使之沦为某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满足一己私欲的工具。保证国家的目标与全体国民的公共幸福同频共振，这是教育方案得以奏效的前提。梁启超坚信，如果政治方案无法在场并内化为教育方案的核心部分，教育方案就在根本上失去了内核，最后会落得和以往所谓“新式教育”一样的下场：不仅“开奴隶之智”，还“培民贼之才”，新一代“民贼”会继之而起，中国政治将会持续性地陷入专制与奴役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梁启超最不愿意看到的。
综上，当梁启超在写作《新民说》的时候，他至少要完成三个目标：一是培育国民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以启发国人正视亡国灭种的危机；二是阐发一种以公共性为核心归的国家理论，并将此种国家观念内化于国民教育之中；三是提出一种完整的人格理想以体现国民教育的宗旨，此种人格理想将能够保证国民真正具有，能够在变化时代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国家前进与增进自身福祉的能力。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七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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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陈 川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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