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怀：武则天（上）| 武则天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王双怀：武则天（上）| 武则天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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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推送陕西师范大学王双怀教授撰写的《政治通鉴》词条“武则天（上）”。文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的政治生涯与改革实践，以武则天从才人到女皇的人生轨迹为主线，结合《资治通鉴》《唐会要》《旧唐书》等史料，详述其崛起背景、执政智慧与历史贡献。武则天的政治实践横跨近半个世纪，历经“参与朝政—临朝称制—治理大周”三个阶段。她早年辅佐唐高宗时，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打破旧士族垄断，重塑官僚等级；调整官制、完善科举，首创殿试与“南选”，广纳寒门人才；临朝称制后，更以铜匦纳谏、鼓励自举、整饬吏治，亲撰《臣轨》规范官员德行、修订律令，编《垂拱格》等，全面强化了统治效能。最终，借助佛教经典《大云经》神化自身，改唐为周，建立“大周”政权，完成从“二圣”到“圣神皇帝”的蜕变。文章不仅还原了武则天跌宕起伏的政治人生，更揭示了其改革对唐代社会结构、官僚体系及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案例，本文为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参政、制度变迁与权力重构提供了生动样本，值得细读。
武则天（上）
王双怀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唐代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四十余年。她在当政期间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从一位新贵族的女儿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又从唐太宗的才人成为唐高宗的皇后，进而辅佐唐高宗，临朝称制，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在唐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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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武则天祖籍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其父武士彟为唐朝的元从功臣，母亲则是隋朝已故宰相杨达之女。武则天在少年时代曾追随父母的足迹到过扬州、豫州、利州、荆州等地，有良好的家庭教育。
贞观十一年（637），十四岁的武则天被唐太宗招入宫中，立为才人。这个身份，使武则天经常得见唐太宗。据记载，有一次唐太宗在宫女们的簇拥下去看驯马。一匹名为“狮子骢”的烈马难以调教驾驭。武则天便对太宗道：“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闻言，对她的气魄表示称赞。
唐太宗以亡隋为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励精图治，被视为古代帝王的楷模。接受了严格宫廷教育的武则天受到唐太宗潜移默化地影响，阅历也逐渐增加。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十六日，唐太宗死于终南山之含风殿。太子李治即位于柩前，是为唐高宗。唐高宗为了给唐太宗追福，下旨将唐太宗的妃嫔加以剃度，让她们从佛念经。于是，武则天便随众妃到感业寺当了比丘尼。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唐高宗来感业寺行香，与武则天相见。此后，高宗常来感业寺与武则天相会。不久，武则天在感业寺生下一个男婴，即后来的太子李弘。武则天的地位因李弘的降生而得到改善。
唐高宗不满于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宫内争斗，遂召武则天回宫。永徽四年（653）春，时年二十九岁的武则天奉唐高宗之诏，第二次入宫，并被册封为“昭仪”。不久，其子李弘即被册封为代王。永徽六年（655）十月十三日，唐高宗下诏把对武则天施巫诅咒的王皇后、萧淑妃“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十月十九日，唐高宗又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
永徽六年十一月三日，许敬宗谒阙上奏，请唐高宗换易太子。显庆元年（656）正月六日，武则天的亲生子、年方四岁的代王弘成为皇太子。武则天的地位更加巩固。
武则天在当皇后之初，只尽相夫教子、母仪天下的职责，并不参与政事。但显庆五年（660）唐高宗得患重病，而太子李弘年方八岁，没有能力断决庶政。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获得了临朝协助唐高宗处理国家事务的机会。《资治通鉴》卷二〇〇载：显庆五年十月，高宗“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唐会要》卷三亦载：“显庆五年十月已后，上苦风眩，表奏时令皇后详决，自此参预朝政。”
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常常复发，且多有其他疾病。每次患病，一月左右。病情缓和时，又要花许多时间去打猎、游幸。因此，从显庆五年（660）到弘道元年（683），武则天辅佐唐高宗处理朝政渐渐成了常规。史载：“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中外谓之二圣。”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病死于洛阳，遗制皇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武则天）处分”，按照唐高宗的遗嘱，皇太子李显继承皇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是一位无德无才的皇帝。即位之后，唐中宗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岳父韦玄贞提拔为宰相，并授乳母之子五品高官。宰相们反对，唐中宗却道：“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裴炎将此事告诉武则天。武则天认为唐中宗不堪为帝，遂于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将他废为庶人，另立睿宗，“居之别殿”，临朝称制，独揽大权。
文明元年（684）八月，武则天葬唐高宗于乾陵。九月改元光宅，大赦天下。同时下令改变旗帜、服色和文武百官称谓。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这些做法引起了部分宗室成员和所谓“皇唐旧臣”的不满，并引发了徐敬业的叛乱。武则天以铁腕手段派兵平定了叛乱，并改元“垂拱”。一年以后，社会趋于安定，武则天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唐睿宗奉表固让，武则天继续临朝称制，掌握权柄，直到载初元年（690）。
武则天权势渐大，出来反对的宗室成员和元老重臣也越来越多。继徐敬业叛乱之后，越王贞又发动了叛乱。这反过来迫使武则天加强手中的权力。载初元年（690）九月，神都洛阳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其侄武承嗣和李旦为首的文武百官，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数万人请求武则天改朝换代当皇帝。这正合武则天的心意：“愈哉！此亦在授也。”即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纲”，准备改朝含义礼。九月九日，武则天在洛阳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在宥天下，咸与维新”。五天以后，群臣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乃降皇帝（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令依旧名轮，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至此，“武周”取代了“李唐”。武则天戴皇冠，穿龙袍，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武则天为皇十五年，把“大周”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到晚年，皇位继承问题凸显出来。“大周”建立之初，武则天在“正名”过程中，封诸侄为王，享有特权，而以第四子睿宗李旦为“皇嗣”，令徙居东宫，享的是皇太子名分。一方面，武则天极力提高武氏“宗室”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给李姓儿子以“接班候选人”的空名。这种临时性的安排，显然是为了稳定政局，巩固政权，便于控制。但悬而未决的皇位继承日益成为不稳定因素。武承嗣、武三思等武姓宗室不断营求太子地位的活动愈演愈烈。
面对这种情况，武则天权衡利弊，采纳大臣狄仁杰等人的意见，决定立其第一子李显为皇太子，并采取了一系列消弭李武矛盾的措施。但不久宰相张柬之即发动政变，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五日拥立皇太子“复辟”，改周为唐，迫使武则天下台。
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死于上阳宫之仙居殿，终年八十二岁。神龙二年（706）五月十八日，葬于乾陵。
二、参与朝政
武则天的政治生涯，明显分为参与朝政、临朝称制和治理大周三个阶段，历时近半个世纪，对整个唐朝的历史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这期间，武则天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推出了改革举措。
在唐高宗时期，武则天参预朝政二十余年，和唐高宗并称“二圣”，围绕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提高行政效率，协助唐高宗治理大唐。
（一）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贞观年间，为了打击那些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旧门阀，扶植在唐朝建立和统一过程中立有战功、特别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拥立自己的文臣武将，巩固李氏王朝的统治，唐太宗修成了一百卷的《氏族志》。这是一部确定士族等级的书籍，问世之后确实对士族的社会观瞻和政治声望有重大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氏族志》成了旧氏族的护身符，也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一方面，它完全变为维护元老重臣和达官贵人利益的工具。在它的保护下，元老重臣和贞观旧僚不仅控制了朝廷的要职，更与旧士族势力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私人势力。另一方面，它也越来越变成阻挡“寒族”晋升的一大障碍。当时，庶族势力发展很快。不少人在经济上发了迹，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但仕途多为士族控制，有些人虽然通过科举入仕，也常常“挠不得进”，因而反感《氏族志》。这种情况在永徽六年（655）皇后废立事件发生后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样，对唐高宗来说，修改《氏族志》已不可避免。此外，武氏家族此时虽已显达，但究其门第，不过是一个地方富商，不在《氏族志》之内。因此，修改此书，更是武则天的愿望。
显庆四年（659）六月，唐高宗下旨修改《氏族志》。对于修改的情况，史书有比较详细地记载。《资治通鉴》记载：“丁卯，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唐会要》卷三六载：“上亲制序，仍自裁其类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为等第，凡为九等，并取其身及后裔。若亲兄弟，量计相从，自余枝属一不得同谱。”这些记载记录了修改的意图、参加人员和过程。很显然，修改的取舍标准是当时的官职高低，旨在提高皇后武则天和现任官员的门第。由于修订标准过于宽滥，书成之后，缙绅士大夫并不认同，“勋格”即为他们对该书的贬称。全书比《氏族志》多一百卷，但所列士族少四十八姓，一千三百六十四家。所录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士族，有不少属新增加者。
修改《氏族志》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表面上看，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只是用不同的标准重新划分了士族的等级。但实际上，它是对统治阶级各个阶层地位的一次大调整，影响深远。《氏族志》打击了魏晋以来破落的高门第士族，提高了唐初皇室及帝王将相大臣的门第；《姓氏录》则限制了唐初以来士族官僚的权势，维护了新兴官僚贵族的利益，为庶族地主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空间。此外，由《氏族志》到《姓氏录》，标志着统治者用人方略的改变。如果说在贞观时期，唐太宗依靠的统治力量主要是元从功臣、士族官僚，那么，到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新兴官僚贵族已成为李唐王朝的主要依靠。
（二）对官制进行局部调整
唐初以来，官僚体制已逐渐形成、完善。中央有三省六部，地方有州县二级，官有定员，职责明确。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只根据当时的需要，对官制做了局部调整。其主导思想，和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的宗旨相一致。
这些局部调整包括如下具体内容：（1）增减官职。显庆元年（656），置骠骑大将军。龙朔二年（662）正月，太府寺更置少卿一员，分两京检校。二月七日，废尚书令。总章二年（669）二月十二日，同三品始入衔；置司列、司戎少常伯各两员。永淳元年（682）七月，置州别驾；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2）改易官名。龙朔二年（662）二月，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相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其名。咸亨元年（670）十二月，唐高宗又下诏，将龙朔二年所改官名大部分依旧，“其东宫十率府，有异上台诸卫，名宜依旧为率府。其左司议郎除左字。其左右金吾、左右威卫，依新改”。（3）官加泛阶。乾封元年（666）正月五日，“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打破了以劳考叙进的局面。（4）确定服饰。龙朔二年九月，令八品、九品衣碧。上元元年（674）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
在官员选拔方面，针对“承平既久，选人益多”的状况，制定了新的铨选制度。《旧唐书·裴行俭传》载：总章二年（669），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裴行俭等设长名姓历榜，分铨注法，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遂为定制，按照“身”“言”“书”“判”四条标准，录取人才。计资量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看是否楷法遒美，文理优长）；已试而铨，察其身、言（是否体貌丰伟，言辞辩正）；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奉行。给各以符，谓之告身。兵部武选亦然。课试以法，以骑射及翅关、负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中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令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仪凤元年（676）八月，唐高宗又下令：“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吏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称之为南选。
为有效管辖广大的周边地区，唐高宗和武则天在这些地区广设州县，并大胆地使用当地奠酋长作官。如龙朔元年（661）在“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多以其渠帅为刺史、县令。麟德元年（664），“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郡都督府”，管三十二州。总章元年（668）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渠为都督及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咸亨三年（672），“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内附，置殷、敦、总三州”。不仅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在附属国，都普遍设立了州县或羁縻州府，并相应任命大量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调整官制和铨选制度，有不少内容具有政治意义，但也有些并无实际价值，如官名的改易等。
除了上述比较重大的改革，唐高宗在位时武则天也经常就一些日常政务积极进谏。例如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武则天上表，“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覆；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此类例子不一而足。
三、临朝称制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病死于洛阳。按照唐高宗的遗嘱，皇太子李显继承皇位，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如前所述，武则天认为唐中宗李显不堪为帝，遂于光宅元年（684）二月六日将他废为庶人，另立睿宗，但令其“居之别殿”，亲临朝称制，独揽大权，直到载初元年（690）。这段时间，即为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期。在此期间，武则天把她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系列改革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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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开言路
唐初依前代旧规，设登闻鼓于西朝堂，设肺石于东朝堂。虽供告急诉冤之用，但因派了专人防守，一般人即使有冤，也难击鼓立石。垂拱元年（685）二月，武则天下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垂拱二年（686）三月，又令巧匠鱼保家作铜匦四枚，共为一室，“四面置门”，分别为青、丹、白、黑四色，置于朝堂，以收天下常人表疏：青匦在东，名“延恩”，告“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丹匦在南，名“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白匦在西，名“伸冤”，有“冤抑者”投之；黑匦在北，名“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令正谏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于朝堂知事者，“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武则天通过铜匦了解了不少情况，“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
（二）扩大仕途
唐初入仕之途主要是门荫，其次是军功、科举。门荫是汉魏以来传统的入仕途径，带有“世卿世禄”之遗风，只局限于达官贵人。军功受爵古亦有之，然不甚流行。南北朝末年有所抬头，但只局限于战争场合和军人内部。科举制起于隋，兴于唐，虽面向全社会，也往往限于贵族上层，一般百姓很难问津。所以，唐初的仕途虽较前代为宽，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仍显比较狭窄。官僚贵族依然是政治舞台的主体。对此，唐太宗十分不满。他虽准备拓宽仕途，实行自举，但因有人反对而未能如意。武则天自当皇后以来，遭到不少士族官僚的反对，因而对门荫入仕的主导地位极为不满。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使更多的有识之士为其统治所用，她勇敢地迈出了唐太宗所未能迈出的一步。垂拱元年（685）五月，“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也就是说，不论是现任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才干，都可毛遂自荐，以求进用。《新唐书·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云：“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借以广泛地搜罗英俊，招揽人才。科举制度创立于隋，初唐以来有明显的发展，但还不够完善，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针对此，武则天在临朝称制、特别是平定越王后，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了深入一步的改革。首先是“常举”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不以任何借口停止贡举。其次是调整取士科目。重点发展进士科，适当发展诸科，降低明经科的地位。如分神都、京师两处举进士，增加明法科及第人数，垂拱四年（688）至三十人。再次是扩大制举。（1）缩短制举时间。以前数年一歇，自此基本每年一次。（2）扩大录取人数。以前每次只一至二人，自此大有突破。（3）增加科举科目。以前每次不过一至二科，自此，增至七到八科。为了进一步搜罗人材，又创立了殿试制度，即皇帝在殿延上向贡士新发策问的考试。载初元年（690）“二月，辛酉（14日），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
（三）整饬吏治
吏治对社会发展至为重要，自古有作为的帝王莫不勤于整饬。武则天“通文史”，并有几十年的统治经验，对此自然十分重视。在她看来，对于官吏仅用法律来约束依然不够。要使他们“称职”，必须加强教育，使其懂为臣之道。为此，武则天亲自撰写《臣轨》一书，从十个方面对臣下提出要求：一曰同体。为臣者要与君主同心同德，做君主的手足耳目，爱国恤人，尽职尽责。二曰尽忠。以慈惠为本，多其功而不言，推善于君，引过在己。三曰守道。以道清心正身，佐时匡主，名不动心，利不动志。四曰公正。给朝廷办事时不谋私利，不损公肥私；为国家执法时公正廉明，不阿亲党，举贤才不避仇雠；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五曰匡谏。除君之过，矫君之失，以谏为忠，不避斧钺。六曰诚信。以信忠君，以信怀下；上下通诚，信而不疑。七曰慎密。保守国家机密，不泄漏禁中之语；非所言勿言，非所为勿为。八曰廉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以廉平为德，不求非其所有。九曰良将。有五材四艺，机智果断。十曰利人。禁末作，兴农功，省徭轻赋，不夺人时，务使家信给人足。总之，臣僚应成为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人物。垂拱元年（685），书成，“普锡具僚”。其内容说事论理，要求严而不苛，引起良好反响。
在对官吏进行普遍教育的同时，武则天还对官僚体制的某些环节做了改革。如垂拱二年（686）正月，提高地方官的身份，“初令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三年十一月，罢监军。
（四）修改律令
武则天辅佐唐高宗几十年，深知法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垂拱元年（685），即派人重新删定律令格式。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是约法省刑。武则天称：“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邢措。”由于《永徽律疏》本身“得古今之平”，因而修改时大抵依旧，“惟改二十四条”。对于格式，则根据便于时而堪为当时行用的原则做了较大的变动，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格》二卷。删定工作结束后，武则天亲为《垂拱格》作序，与律令等一道颁下。由于武则天的主导思想明确，加上删修官韦方质、王守慎等精通法律，因而垂拱格式，“议者称为详密”，施行之后，颇见成效。
（五）布政维新
垂拱四年（688）十二月二十七日，薛怀义主持修建的明堂宣告竣工。明堂即是宗祀之所，又是布政之居。竣工之日，武则天诏曰：“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来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圣，以配上帝。宜令礼官、博士、学士、内外明礼者，详守仪礼，务从典要，速以奏闻。”永昌元年（689）正月一日，“在享明堂”活动也如此举行。《资治通鉴》卷二〇四载：“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武则天）服衮服，搢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睿宗）为亚献，太子（李成器）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武士彟），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洛阳宫南面中门），赦天下，改元（由垂拱改为永昌）。”
表面上看来，武则天大飨明堂是表示对神祇的崇拜。但实质上，这种活动带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古来帝王，莫不敬仰神祇祭天祭地，三叩九拜。这些祭神活动大都与政治有关。武则天生当神学未衰之时，当然也不例外。武则天的躬祀先蚕、从驾封禅、拜洛受图等，都与政治相关联。明堂乃是替天行事的最理想之地，接受天命理应告祭神灵，因此，大飨明堂既是拜洛受图的继续，又是“替天行道”，开始“明堂布政”的标志。武则天祭毕神灵后，当日即改元“永昌”，取永昌帝业之意。这可以视为武则天登基的前奏曲。
在大飨明堂之后，武则天接着布政明堂，开始了“维新”活动：其一，加强对官僚的控制。史载，永昌元年（689）正月一日，武则天大飨明堂，三日，受群臣朝贺，四月，即“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九条的内容，后来“文多不载”，或与《臣轨》和《百僚新戒》相似。推其要旨，应是要求群臣顺从天命，忠君爱国，名称其职，共昌帝国。其二，改羽林军百骑为千骑，牢固控制禁军。
永昌元年（689）十一月一日，武则天下令改元载初，颂《改元载初赦》，进一步“维新”：以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年正月为一月；优待阵亡战士家属；令富商大贾节俭，不得衣服过制，丧葬奢侈，损废生业；州县长官，督天下百姓嫁娶以时，勿使外省旷失，内有寡女；制正礼乐、文书，令有司刊正礼乐，删定律令格式，其不便于时者，内外五品以上官各举所知；九经文字，集学士详正，革其论舛；自以“曌”为名，改“诏”为制；颁行新字；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封舜禹汤之裔为三恪。武则天称，改天上逆是“三统”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高祖、太宗、高宗的遗志；以“曌”为名，是为了与她“怀柔百神，对扬上帝”的心态相应对；改革文字，是为了纠正“古今论舛”，以期反朴还淳。其实，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都隐藏着武则天改朝换代的用心。
（六）改唐为周
通过大飨明堂、布政维新等活动，改朝换代已不只是有了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了现实性。但是，真正实现改朝换代仍然需要更充分的理由。因为“天授宝国”上只说“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并没有说圣母神皇可以改朝换代，取唐自立。如果没有充分的“根据”，贸然改朝换代，必然“名不正，言不顺”，落下“窃国”名声。因此，寻找根据，制造舆论，便成了武则天亟待解决的问题。
隋唐之际，亚洲有不少国家都曾发生过女性掌权的事。但在中国历史上，虽间或有辅昏君、抱小儿以参政的女性，但女性从来没有得到过当官任职（除了与政事无关的皇宫内职而外）的权利，更无“南面而立，俨然天子”者。由于没有先例可供附比，武则天力图从最原始的经典中去找到根据。道教经典和儒家文献中都没有女子可以当政之说，但佛教经典中有女子可以为王的说法。如《大方等无想大云经》说：“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告净光天女言：“汝于彼佛暂得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方之一。……汝于尔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急来奉承，无拒违者。”武则天的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佛教徒，武则天本人从小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让僧法明等注释《大云经》，来证明她当皇帝的合法性，顺理成章。
武则天之所以改唐为“周”，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为了显姓氏，崇本根。史云：“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武则天亦以周氏苗裔自居。显庆初年，唐高宗封其父士彟为周国公。所以以“周”为国号，显然有表明“来历”的意思。其二，表示要效法古代盛世，创造新的奇迹。中国古代所谓“治世”，在唐人看来，唯周、汉而已。但武则天对“唐尊汉法，太宗之制也”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垂拱四年（688）十二月制举时，她曾出了这样一道问答题：“帝王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张说答曰：“皇人御历，上淳而下信；帝者膺期，君明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而人从；汉杂霸道，刑政严而俗伪。故亲誉优于畏侮，文、景劣于成、康。”由此得到武则天赏识。后来武则天在《改元载初敕文》中，又从“王行终始”学说的角度，论证唐应承周的观点，进而采用了“周正”。毫无疑问，武则天以“大周”为号，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
登基大典结束后，在群臣的一片讴歌声中，武则天首先举行了尊崇武氏的活动：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皇后；太原靖王曰严祖成皇帝，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曰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者如考谥，称皇后。立武承嗣为魏王，三思为梁王，攸宁为建昌王。士彟兄孙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绪、攸止皆为郡王，诸姑姊皆为长公主。提拨奖赏了改朝换代时涌现出来的有功之臣，以司宾卿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天授二年（691）正月，“改置社稷于神都”，作为“大周”的象征。又改左右羽林军为左右羽林卫，加强神都的军事力量，形成居中御外的形势，以拱卫神都的安全和局势的稳定。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二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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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彭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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