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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winism發表於 2025-2-28 21:53 | 只看該作者

项继权 俞秋阳：威权主义的韧性：理论解释及其局限

项继权 俞秋阳：威权主义的韧性：理论解释及其局限 | 威权主义专题系列三•拓展阅读
PKURCCP
2025年02月28日 18:0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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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三波民主化已经过去四十余年，威权主义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现实迫使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家修正现代化理论和民主转型理论并对威权主义的韧性进行系统研究。本文认为从政治制度和国家能力两种研究路径来解释当代威权主义国家何以能够克服国内外治理危机并得以延续发展存在局限性；未来研究应结合意识形态与国际互动，更多关注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韧性研究、民主包围与威权主义国际互动研究等研究内容。



威权主义的韧性：理论解释及其局限



项继权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俞秋阳 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一、威权主义的生命力与理论反思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通常指的是一种较为温和的专制政体，其主要特点为：(1)其政府的合法性主要依靠共同体传统、强制性权力与经济绩效，而非选举程序下的民授；(2)政治多元程度颇为有限，政府权力通常由一个克里斯玛型领袖或小集团所垄断；(3)民众虽然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但政治参与的渠道较少、参与的程度较低。在冷战时期，虽然威权主义国家的数量与子类型远多于民主国家，但研究威权主义的著作却远没有研究民主制度的多。这种不对称主要是因为当时学者们普遍将威权主义视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式，是不稳定且短暂的，因此认为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而1974年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进，似乎更是佐证了西方学者对于威权主义的过渡性、不稳定性的判断。在乐观的西方政治学者眼里，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大获全胜、成为了唯一合法的政府组织形式，民主全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包括威权主义在内的所有非西方民主政体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将封存于政治制度史的博物馆里。



然而，如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过去四十余年，威权主义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根据政体评估数据Democracy Index，截至2015年，在167个国家中，威权主义国家为88个，占总体的52.7%。在这些威权主义国家中，还不乏第三波民主化中的“民主倒退国家”和“民主崩溃国家”，即民主转型过程中遭到巨大挫败、威权主义者重新掌权的国家。



当代威权主义国家不仅“活着”——挺过了“世界民主革命”，其核心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表现出延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其中部分威权主义国家还显得“生机勃勃”——其政治秩序和社会局势表现出一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明部分威权主义政府有能力克服治理危机，其政权在短时间内难以被挑战或颠覆。这种现实迫使西方比较政治学者们重新检视威权主义，反思现代化理论和民主转型理论中“西方中心论”“线性发展观”和“民主目的论”的错误，承认过去将威权主义视为政治现代化中一个过渡阶段的片面性，并开始将威权主义政体视为一个具备韧性的政权组织形式。实际上威权主义不仅具有韧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还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正如福山所指出的那样，政体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一些威权主义国家的良好经济绩效和公共服务表现，与劣质民主中政治精英醉心权力斗争、社会严重对立形成鲜明对比，使人们认识到“对于一个成功国家而言，民主未必是唯一可行的政府形式”，吸引了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和决策制定者的瞩目。



当代威权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驱使着西方政治学者们对其进行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威权主义韧性研究已经成为当前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一个热门研究议题。对该研究领域的成果与不足进行梳理，一方面有益于国内学界了解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前沿问题，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交流与发展；另一方面，韧性作为一种国家属性，并不为威权主义国家所独有。西方民主国家也面临着民主退步与民主崩溃的风险，以及民主运作与民主巩固的需要，因此它也有韧性。处于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凸显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面临着韧性问题，可以借鉴当代威权主义韧性研究中的有益成果，来巩固政治秩序与社会环境的稳定。同时，随着我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逐渐深入，了解威权主义这一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为普遍的政权组织形式，有助于我国制定更为合理的外交政策并提高国际合作的成效。



二、威权主义韧性的理论解释与研究路径



韧性是一个政权适应国内外形式变化，应对各种风险、危机和挑战，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表现，是一个政权的适应性、持续性和生命力的体现。只有对威权主义韧性的内涵做出明晰的理论界定，才能够进一步分析其产生的源泉以及赖以生存的基石。



(一)威权主义韧性的内涵



威权主义的韧性指的是威权主义政府能够应对国内挑战与国际压力，从而延续政权的表现(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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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威权主义韧性内涵的示意图



作为一种国家属性，它并不是固定图1威权主义韧性内涵的示意图不变的：在不同的威权主义国家间，韧性有强弱之分；在同一个威权主义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中，韧性则会有高低起伏之势，甚至有完全失去的可能。如果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具有较强的韧性，那么首先应当表现为其制度安排的持久性，也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权力分布以及政治制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其次其政治秩序应呈现出一种“积极稳定”的态势，也即民众虽然可能不满意地方官员的作为并希望政府能够改善民生，但对中央政府和整个政体还是高度满意与认可，因此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很少，社会呈稳定状态。相较之下，如果一个威权主义拥有较弱的韧性，那么其制度安排一般缺乏延续性，甚至更迭频繁。例如，自独立以来委内瑞拉的国家权力在自由派、社会主义左派、军人和民粹主义者等各种社会力量间的明争暗斗中反复转手，宪法也随之更迭达23次之多。与之类似，圣多明各的宪法更换达22次、海地18次、厄瓜多尔16次。有些威权主义国家的制度安排虽然延续了较长时间，如罗伯特·穆加贝统治津巴布韦近30年，阿萨德家族控制叙利亚超过40年，但它们还是只拥有较弱的韧性，因为它们的政治秩序处于一种“消极稳定”或根本就已经处于失序之中。在“消极稳定”的状态下，各种社会力量屈服于政府仅仅是因为反叛的风险高于反叛的收益，一旦统治阶层内部出现政治虚弱甚至威权主义的韧性：理论解释及其局限政治分裂的问题，社会就会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事件。韧性弱的威权主义国家或无力解决危机，社会进入失序状态，最终政府崩溃；或能够应对危机，却无法根除抗争爆发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导致政治危机周期性反复爆发。



为什么有的威权主义国家具有较强的韧性，从而得以存续下来，甚至成为自由民主制潜在的竞争对手；而部分威权主义国家的韧性则较弱，濒于失序甚至崩溃？为了解释这一问题，西方比较政治学者建立了两种理论分析路径。



(二)政治制度研究路径



根据胡安·林兹(Juan Jose Linz)的经典定义，威权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权力的运行虽然可以预测，但缺乏明确规则的制约。威权主义的诸多政治制度只是“点缀”或“橡皮图章”，权力的运作被深深地烙上了掌权者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和弗德里希(Carl Friedrich)在1961年讨论非民主政体的论著里，直言非民主政体的制度结构毫无意义，因此根本无需花费笔墨来分析它们。这种传统观点受到当代比较政治学者的广泛质疑与批判，因为威权主义的制度结构不仅不是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它们对威权主义的韧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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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



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表现为：威权主义国家需要通过建立与完善政治制度，来应对两个重要威胁———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背叛，以及来自社会外部的压力。诚然，面对这两大威胁，制度化并不是威权主义国家的唯一选择，他还可以选择馈赠财物来收买或中立化潜在的对手，或者选择用强制性手段来镇压之，甚至采用血腥肃清和种族灭绝的方式来以绝后患。然而历史证明，这些手段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收效甚微，最终无益于，甚至有损于威权主义的韧性。巴沙尔·阿萨德政府提高公职人员薪水、增加石油补贴却没有能阻止大规模示威游行运动的爆发；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府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犯下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却加速了其政权的崩溃。对于威权主义来说，制度化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威权主义帷幕背后、半遮半掩的精英政治总是引人遐想。比较政治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威权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互动最为频繁的权力分享机构，如智利皮诺切特时期的军人执政委员会、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协商会议、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米兰·什沃利克(Milan Svolik)认为，由于权力分享机构推动了决策制定的集体化与程序化，“使(统治精英)之间彼此保证，没有一个人会尝试以他人为代价追求更多的政治权力”，因此减少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与冲突的威胁，从而巩固与加强了威权主义国家的韧性。其他学者如黎安友(AndrewNathan)则注意到，权力分享机构的完善促进了权力交接的规范化、精英职能的分化与专业化，提高了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也有利于威权主义国家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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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什沃利克



除了协商会议等权力分享机构外，越来越多的威权主义国家建立起了选举制度，也受到了比较政治学者的瞩目。虽然与成熟的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相比，这种选举制度显然是打了折扣的，表现为反对派的活动受到限制，其候选人、积极分子和支持者时常受到当局的恫吓、骚扰甚至被剥夺参与的权利；选举过程受到操作，投票单、投票箱以及最后的统计遭到舞弊修改。但这些“兑了水的”选举制度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们对威权主义国家的韧性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珍妮弗·甘地(Jennifer Gandhi)和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通过对1946至1996年的威权主义国家全样本分析，证明了有选举制度的威权主义国家比没有的存续时间更长，这些机构的制度化水平与威权主义的韧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选举制度和立法机构通过向社会开放一定的政治参与渠道，来中立化甚至“驯化”统治集团外部的社会力量，从而扩大其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稳固其威权统治。除此之外，选举制度，特别是地方选举制度，对于调节统治精英内部关系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地方选举为本地精英提供了增加政治资源和自治基础的机会，因此地方选举成为中央权威奖励与安抚地方精英的重要工具，从而团结整个统治集团，巩固政权韧性。



当代比较政治学对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系统研究证明了，制度是威权主义韧性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威权主义国家的精英权力分享机制与公众政治参与机制的制度化水平越高，它就越有可能成功地应对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挑战以及来自社会外部的压力，从而稳固其政权。



(三)国家能力研究路径



威权主义国家的韧性，不仅仅取决于政府是否建立了制度来拉拢同党，中立化、驯化甚或打压反对派，还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有效地运行这些制度。因此除了制度外，比较政治学者们也试图从国家能力的维度来理解威权主义的韧性。丹·斯莱特(Dan Slater)和索菲亚·芬纳(Sofia Fenner)等学者认为国家能力中的四个层面与威权主义的韧性息息相关：



1. 强制能力，指的是政府对其公民的人身安全与组织活动的控制、打压能力。对许多威权主义政权来说，暴力是他们生存的基石。根据著名非洲政治学者强森教授(Ｒ. W. Johnson)的统计，在2000年6月的津巴布韦议会选举中，穆加贝政权利用国家暴力机器迫使大约12%的选民改变其投票结果，强迫他们从反对派民主改革运动党改投为穆加贝的非洲民族联盟。暴力强迫同样出现于2002、2008年的津巴布韦总统选举中。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无节制的使用暴力不但不能加强政权的韧性，反而会无差别地误伤支持者、或使原本持中立态度的社会力量同情遭镇压者，将他们推向反对派，从而损害政权的韧性。因此，为了稳固与加强威权主义的韧性，暴力的使用应当是有选择性、有限度的。如果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拥有很高的强制能力，那么它反而不太需要使用暴力机器。他的暴力是可信而又可预计的，因而是有威慑力的。民众知道如果他们发表不利于政权的言论或参与公开反对政权的集体活动，如游行示威，将会遭到当局的迅速压制与惩罚，那么民众就会有所顾虑，打消其反对政权的主意。



2. 经济能力，指的是国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汲取经济资源、分配发展红利的能力。如果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能够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并较为公平、合理地分配发展成果，使社会各阶层都能有所获益，而不是像掠夺性国家那样所有成果都被独裁者及其亲信所独占，那么该政权就能获得一种绩效合法性，从而稳固其韧性。其次，国家机器的运行与完善是建立在经济资源的支撑基础上的。经济能力为其他国家能力的执行和威权主义韧性提供了物质基础。最后，具有强大经济能力的威权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平时整合的经济资源来渡过特定时期的政治社会危机。在2011年，沙特阿拉伯阿卜杜勒国王为了应对“阿拉伯之春”的压力，紧急投入了1300亿美元来创造就业机会、建造廉租房、奖励企业雇佣本地劳动力，防止了其他国家所发生的因青年失业而引起的政治动荡。



3. 社会嵌入能力，指的是国家按照其战略意图，利用政策工具对民间社会进行渗透和影响的能力。嵌入能力一方面表现为搜集、注册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信息，这种信息有助于政府了解国民的经济活动，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经济政策与税收制度；同时，于政府来说，民间社会变得更为“通明可见”，方便政府对社会力量的监管以及其强制手段的实施。另一方面，渗透能力表现为将社会精英吸纳到现有体制当中去，使他们成为与政权命运休戚相关的既得利益者，防止新兴社会精英与既有统治集团发生利益冲突与激烈对抗；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公民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服务与保障。以此，威权主义政权获得了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的依赖与支持，其韧性得到巩固。



4. 政府学习能力。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抗议运动在东欧、中东、北非等各个国家相继爆发，这无疑是各国民众间互相传播、模仿与学习抗争运动的结果。这种学习过程不仅存在于威权主义的反对者中，也能在威权主义的统治集团内部发现。面对邻国政治危机所暗含的溢出效应，威权主义国家会借鉴同类国家处理危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此来调整自己的策略与行为，以增加克服危机的机会。威权主义国家的学习能力越强，就越能对国内社会和国家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从而通过决策调整来适应这些变化。因此，也有学者将这种学习能力称之为适应能力。



三、当前威权主义韧性研究的局限



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对威权主义韧性的系统研究，阐明了威权主义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存续，修正了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观以及民主转型理论的目的论。然而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国家能力的研究路径，在分析威权主义韧性上都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理论建构上的缺陷



在理论建构上，目前西方比较政治学对威权主义韧性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将政治制度和国家能力的研究割裂开，这虽然带来了分析上的便利，却与事实相悖。在现实中，制度必须能够发挥国家能力，否则就形同虚设、毫无意义；而国家能力则应当通过制度来实现，因此国家能力也被迈克尔·曼称为“建制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被斯蒂文·列维斯基称为“组织性权力”(organizational power)。诚然，有时候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完全垄断了权力，其权威不再受精英分享机制和公众政治参与机制的制约，国家能力的运用完全听凭个人意志与领袖命令。这种情况下由于错误的决策更容易得到执行，强大的国家能力反而加倍地有害于威权主义的韧性。因此，政治制度与国家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将两者综合考虑，才能正确地分析它们与威权主义韧性间的关系。其次，国家能力和政治制度研究路径都忽视了意识形态及其组织机构对威权主义韧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当代比较政治学者通常要么认为“新威权主义”的特点就是“去意识形态化”，要么就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僵化的教条，是当代威权主义政权的一个累赘。然而，俄罗斯政府对民族主义和契卡主义(Chekism)的融合使用，以及委内瑞拉政府大力推行的左翼民粹主义证明了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毫无作用的教条，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动态的规范体系，并对威权主义的韧性发挥重要影响。意识形态作为一套逻辑自洽的政治观念体系，首先定义了政权是什么。通过将执政集团定义为超越派系和单个阶层利益的全民性政党或者全民族的守护者，意识形态为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上的解释。同时，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认识。也就是说，民众觉得政府工作做得好不好，不仅取决于政府的实际工作如何，还取决于政府宣传得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修正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认知，从而增加威权主义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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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二)分析视角上的局限



无论是政治制度研究还是国家能力研究，它们在分析视角上都属于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都关注于国内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行为者对威权主义韧性的效应，而忽视了宏观层面上国际结构以及其他国家、跨国企业以及国际组织等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对威权主义韧性的影响。这种国际因素对于威权主义韧性的影响是显然存在的。首先，威权主义国家韧性所面临的挑战除了普罗大众的抗争政治以及政治精英间的猜忌、背叛等国内威胁外，还面临着西方民主国家的渗透、制裁和干预等国际威胁。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长期受自由主义的影响，认为西方民主不仅在政治哲学和道德伦理上是合法、可欲的，而且对于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有着现实意义——西方民主的普及有利于解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困境，此即“民主和平论”。因此当代西方民主国家在外交上，对威权主义国家积极实行民主渗透、民主推广等“民主援助”政策(democracyaidpolicy)。其次，威权主义国家不仅会学习同类国家应对政治危机的经验，他还会有选择性地学习国际社会上流行的观念与制度，来强化本国的政权韧性。譬如沙特阿拉伯政府娴熟地使用西方反恐主义的语言，将其政权的反对派定罪为恐怖分子加以清除。最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威权主义大国的良好绩效表现会生产示范效应，影响周边威权主义国家民众对本国政治模式的认可程度，甚至还可能引发周边民主转型国家的民众的思考。这是一种与西方民主国家有意识的民主输出截然相反的、无意识的威权主义扩散。



(三)研究方法上的片面



与当下利用大数据分析支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流行趋势一致，目前关于威权主义韧性的主流研究基本都建立在大量样本分析(Large Nanalysis)的基础上，而非传统比较政治学所着重的区域研究或个案研究。这种方法论上的偏颇应当得到关注。首先，恰如芭芭拉·葛迪思(Barbara Geddes)所指出的，威权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差别远比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大。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学者们对当代威权主义政体错综复杂、名目众多的命名上，比如“新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绩效型威权主义”“协商型威权主义”“官僚型威权主义”等。不慎重考虑单个威权主义国家的具体政治结构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将威权主义国家抽象化、简单化地归入到一个样本群进行分析，其所得出的结论的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都应受到怀疑。例如米兰·沃什利克根据对1946年至2006年的316个威权主义统治者的非正常离职原因进行统计发现，集团内部政变远超社会外部抗争是这些领袖失去政权掌控权的主要原因，因此也成为威权主义政权存续所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似乎从数据上佐证了罗伯特·杰克逊(Ｒobert H. Jackson)的著名判断——威权主义掌权者最为恐惧与提防的敌人正是其身边的亲信。然而，米兰·沃什利克的统计及其结论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其统计样本主要是由传统的个人式、家族式威权主义政权所构成，而当代在国际舞台上更为显著的、以政党或者统治联盟为核心的威权主义政权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由于后者普遍建立了制度化水平更高的精英权力分享机制，政治冲突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社会大众，而非米兰·沃什利克所暗示的内部同党。在最近几年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是普罗大众的示威而不是党同伐异迫使穆巴拉克、本·阿里等人下台。因此，如果忽略威权主义亚类型的多样性，无论基于多大的样本群和多复杂的模型，也难以准确地分析威权主义韧性。其次，或许精致的数据模型能够减轻以上疑问，并得出令人信服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选举制度与威权主义韧性呈显著正相关，但也不能很好地阐释其变量间的互动机制，也即选举制度怎样影响威权主义的韧性，而这一点恰好是个案研究所擅长的。因此，大量样本研究与个案研究是互相补充，而非互相替代的关系，对威权主义韧性的研究应当综合地使用这两种研究方法。



结语



第三波民主化已经过去四十余年，“全球民主”这一西方学者早年的乐观设想非但没有实现，由于经济衰退和族群冲突所导致的民主倒退和民主崩溃还频繁地发生于民主转型国家。与此同时，威权主义国家表现出的持久性、适应性以及良好的政府绩效，打破了“民主制是现代国家唯一合法且可能的形式”的神话，成为代议民主制外的另一种可行的政治发展模式。这些事实迫使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重新审视现代化理论和民主转型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线性发展观，对威权主义韧性进行系统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政治制度和国家能力两个分析取向：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揭示了威权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建立精英权力分享机制和公众政治参与机制，来应对统治集团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威胁与挑战，从而巩固其韧性；国家能力的研究则关注于威权主义政权综合运用哪些国家能力来维持其存续。这些研究充分解释了当代威权主义国家何以能够克服国内外治理危机并使政权得以延续发展这一重要的政治学理论课题，然而却存在着理论建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威权主义韧性理论研究的未来拓展方向可从以下几方面切入：一是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韧性研究，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规范性辩护(normative justification)，如何为威权主义政权创造和补充合法性，同时通过宣传与教育内化为公民政治价值观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影响了民众对威权主义政府工作和绩效的评估；二是民主包围与威权主义国际互动研究，即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推广和民主援助外交政策如何影响了威权主义国家的韧性，而威权主义国家之间又是如何通过互相学习、模仿、援助与合作来应对西方民主国家所施加的压力；三是尝试建立一个综合考虑国家能力与政治机制、结合运用量化分析与个案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以更好地理解与评估威权主义的韧性(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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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威权主义韧性理论研究的拓展



在这个初步的研究框架中，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被视为国家能力的源头，为国家能力的发挥设定了行威权主义的韧性：理论解释及其局限动边界与自主空间；在国际层面上，威权主义国家间的国际交互关系则决定了它们能否应对西方民主国家所施加的压力。威权主义国家的这些国内外行为都将获得意识形态宣传的辩护，影响民众对本国政府绩效的认同及其政治支持的输入，从而最终影响威权主义国家的韧性。



本文节选自《江海学刊》。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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