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丽：尼赫鲁（下） | 尼赫鲁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金永丽：尼赫鲁（下） | 尼赫鲁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5年01月03日 18:0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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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其政治生涯和治国理念对于印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印度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尼赫鲁被称为印度这艘船的“舵手”。本文在介绍尼赫鲁生平的基础上，深度分析了其对印度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尼赫鲁主义的深刻内涵，并展现了尼赫鲁与甘地的合作与分歧及其外交政策，有利于读者较为全面了解这一重要的政治人物。
尼赫鲁（下）
金永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四、尼赫鲁与甘地的合作与分歧
某种意义上说，甘地是尼赫鲁的人生导师，两人亦师亦友。尼赫鲁与甘地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在年轻时代留学英伦，都获得了律师执照，都是印度民族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不过两个人又是如此的不同：甘地出身于印度教传统浓郁的吠舍种姓家庭，尼赫鲁出身于具有西方化倾向的婆罗门家庭。甘地善于从印度教传统文化中寻求斗争智慧，而尼赫鲁认为印度必须与它过去的许多东西断绝关系，并且不让那“过去”来支配“现在”。甘地是一位主张用宗教净化政治的圣徒式的政治家，尼赫鲁是一位主张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的现代政治家。甘地思想渗透着浓郁的宗教道德气息和传统的复古色彩，尼赫鲁思想则具有明显的科学世俗色彩和开阔的现代气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两人分歧虽多，却是惺惺相惜的伙伴与战友。
甘地是尼赫鲁参与民族运动的重要领路人，尼赫鲁也一直把甘地作为精神导师。阿姆利则惨案调查是尼赫鲁与甘地政治联系的开端。在调查期间尼赫鲁得以经常会见甘地，甘地温和、诚挚的争辩以及富有见地的政治眼光赢得了尼赫鲁的钦佩和尊敬，使他在政治上更接近甘地，信任甘地。也正是从这时起，尼赫鲁正式放弃了律师职业，完全投身于民族独立事业，成为一位坚定的职业政治家。在甘地领导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尼赫鲁一直担任联合省国大党委员会总书记，将全部精力和时间放在运动上。在甘地的影响下他发现了真正的印度，即贫穷的农村，这一经历成为他政治生涯和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他完全不了解工厂和田地里的劳动情况。自从目睹农村的穷苦景象之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责任感，结束印度的贫困状态成为他信奉社会主义的推动力之一。1920年10月，在尼赫鲁等国大党人和农民运动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奥德地区建立了农民协会，下属有33个分支。这个农协号召农民参加不合作运动，号召农民拒耕地主夺佃的土地，拒绝无偿为地主服役。此外，尼赫鲁还积极向农民宣传司瓦拉吉（即自治）的意义，将农民运动与不合作运动联系在一起。
尼赫鲁虽然被甘地的思想与行动深深吸引，全身心地投入了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是他与甘地在很多方面有巨大分歧。比如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更多强调斗争方式，即非暴力手段，但对运动目标不那么关心。甘地将非暴力手段奉为信条，而尼赫鲁将其视为策略。另外尼赫鲁对甘地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方法感到不满和困惑。甘地不仅在民族运动中经常使用宗教术语，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而且直接运用绝食、祈祷等宗教性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甘地将哈里发问题与不合作运动结合起来，使伊斯兰教领袖的宗教影响重新抬头。他一再提起罗摩之类的神，强调运动在宗教方面的意义，从而使民族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复兴主义的性质。尼赫鲁对政治活动中这种宗教因素的发展感到苦恼。在他看来，政治问题就应当从政治观点来考虑，不应与宗教扯在一起。甘地往往根据“内心声音”或“祈祷的回音”（即直觉和本能）等发动或中止运动。1922年甘地以乔里乔拉事件为由突然决定停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尼赫鲁在《自传》中写道：“当时我们似乎正在巩固阵地，各方面向前顺利推进。突然听说斗争停止了，不由得感到愤怒。”
如果说甘地更像一个宗教政治家，那么尼赫鲁则是个典型的世俗主义政治家。“甘地企图从内心、道德和精神方面改造个人，由此再来改变外在的环境。他要大家抛弃恶习和放纵，成为纯洁的人。他强调节制性欲、戒酒、戒烟等”。与甘地不同，尼赫鲁认为从道德和精神层面改造社会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这个社会的法律是弱肉强食，今天这种唯利是图的动机必然会导致冲突”。在整个制度都在维护和发扬人类贪求本能的情况下，仅仅从道德层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尼赫鲁认为在全世界都处在混乱不堪的境地时，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才行：“我们不能像盲目的乐天派那样坐等好事来临。也不能单纯地否定一切，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不好的方面，而茫然指望一条中庸之道，以为它可以集一切新旧制度之长。有病是要诊治的，医药是要我们提供并且加以调配的。无论国内和国际，我们都不能站在原地不动，要么回头，要么前进”。尼赫鲁认为印度不能走回头路，那是不堪设想的事情。
在印度未来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问题，尼赫鲁与甘地也有明显分歧。甘地以开展手纺土布运动为契机，希望印度发展家庭手工业。尼赫鲁认为甘地心心念念的土布运动会使印度倒退到前工业时代。他认为印度如果发展农村工业，对于群众可能有些裨益，但印度不能割断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互相联系。他认为印度人必须从全世界的观点设想印度的未来发展之路。尼赫鲁承认土布运动可以带来一些好处：譬如在经济方面给失业者帮了一点小忙，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多了一些信心；土布运动可以使中产阶级与农民阶级更接近些，中产阶级采用土布衣服增进了朴素的风气，促进了国大党与群众的接触，使土布成为民族自由的标志性服饰；土布运动带来的第三个方面的好处是对纺织厂主抬高物价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尼赫鲁虽然看到了土布运动的上述好处，但认为这终归是个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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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纺车纺纱的甘地
面对社会矛盾，甘地提出委托制，主张用阶级调和的手段解决冲突。甘地一直强调封建王公、大地主、资本家受托制的观念。甘地曾经讲过：“没有正当理由而剥夺有产阶级私有财产的行为，我是不参与的。我的目的是深入你们的心，感化你们，要你们替你们的佃户保管全部的私有财产，并主要是为他们的利益使用这些财产…假使有人有夺取你们的财产的不正当企图，我会站到你们这边向他进行斗争的…西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根据的某些观点同我们的观点根本不同。…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以非暴力主义为基础，以劳资之间、地主同佃户之间通力合作为基础。”
针对甘地提出的委托制，尼赫鲁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委托制思想一直在要求富人大发善心，富人的反响是造庙宇、清真寺、义舍，或从他们丰富的财产里施舍些铜板或银钱给穷人，并因此以为自己做了很大的功德。尼赫鲁认为传教士要求富人行善，要求穷人忍受、听天由命、节俭、规规矩矩的那套老办法在现实社会已经没有意义了。人类的财富已经大大地增加，能够应付和解决世界的问题。他指出好多富人变成了寄生虫，而寄生阶级的存在不仅是一种阻碍而且还是财富的极大浪费。这个阶级事实上阻碍了工作和生产，并助长了两种不劳动的人，一种是依赖别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另一种是找不到工作而挨饿的人。尼赫鲁认为甘地主张的委托制对减少社会不公不会产生多少裨益。
尼赫鲁认为印度的资本家和地主不关心他们的工人和佃农的利益比西方的资本家和地主更要厉害得多。印度的地主毫不打算过问有关佃农福利。他引用一位西方观察家赫·恩·布雷尔斯福德的话说：“印度的高利贷者和地主比现代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寄生虫还要贪得无厌。”他指出，早期的国大党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他们在同一环境中长大。不过越来越多中下阶层的人们加入国大党，比如商人、从事比较低下职业的职工以及失业的知识分子，后者的加入使国大党不像之前那样谦恭文雅，而是变得粗狂激烈。随着更多农村群众代表加入国大党，国大党内部的左翼力量越来越强。尼赫鲁看到了他们的力量，也愿意为他们发声和做一些事情。尼赫鲁认为让上层阶级人物去了解住在简陋茅屋或土房里的人们是不容易的。不过在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不同阶级可以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合作。
甘地与尼赫鲁在思想方面的分歧导致两人政治风格明显不同。甘地强调手段，尼赫鲁重视目的；甘地主张先个人后制度，尼赫鲁主张先制度后个人；甘地重直觉，而尼赫鲁重理性。甘地是19世纪以来在印度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救国救民之道的先驱们的继承者、发扬者和集大成者。在印度民族运动中，他始终立足于印度历史文化传统，利用传统因素为政治斗争服务，始终将改革和复兴传统社会结构作为主要使命。与甘地不同，尼赫鲁代表了新印度的呼声。后者受到英国的费边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影响，主张完全独立，实行社会主义变革，建立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全新印度。这一趋势以尼赫鲁、苏·鲍斯、纳·德夫和贾·纳拉扬等人为代表。尼赫鲁是其中最有远见、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也最善于妥协的领袖。
尼赫鲁与甘地虽然有很多观点上的分歧，但他们彼此之间是极为欣赏的。在多年并肩战斗的过程中，尼赫鲁对甘地也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和爱戴。自1930年3月12日开始甘地领导了著名的“食盐进军”运动。这一运动点燃了全国性反对食盐专卖运动，广大民众踊跃参加。运动的盛况深深打动了尼赫鲁。他写道：“我们回想起当甘地首先建议采用这种方法时，我们对这种方法能否生效表示怀疑，现在看见民众这样热忱，制盐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全国，我们不禁感到惭愧。我们羡慕甘地影响群众，使群众组织起来采取行动的惊人能力。”在1936年出版的自传里，尼赫鲁对甘地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他确实代表印度的农民大众，他是那些平民大众的有意识和潜意识的意志的化身。他非常了解印度，能对它最轻微的颤动做出反应，而且几乎天生就能准确地判明形势，还长于把握人们的心理。
甘地对尼赫鲁也是非常了解和赞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政府规定印度总督和各省省督有权“为了印度的和平与安宁”可以解散自治省政府，实行总督接管，另派人治理。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为此深感愤怒。在甘地的支持下，由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1939年9月17日发表了《战争目的决议》，表明了国大党对战争的态度，要求英国申明其战争目的，谴责英国政府不经过印度人民同意就宣布印度为交战国。决议要求“英国政府明确声明他们在民主、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构想的新秩序问题上的战争目的；特别是这些目的将如何应用于印度和如何在目前实行。”甘地赞扬尼赫鲁在制定决议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评价说：（战争目的）决议的作者是一位艺术家，虽然在极力反对各种形式或形态的帝国主义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却是英国人民的朋友；的确，在思想和性格方面，他更像英国人而不像印度人，他与英国人在一起往往比与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更自如；他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反对每一个错误，不管是在哪里犯的；他的民族主义因为他的卓越的国际主义而得以丰富；因此，决议不仅是给他自己同胞、不仅是给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宣言，而且是给全世界各民族包括像印度那样受剥削的民族的宣言；他通过工作委员会使印度不仅考虑自己的自由，而且考虑世界所有被剥削民族的自由。甘地希望全党一致支持这项决议，虽然他本人仍然坚持他的信念。
五、外交政策中的大国情怀与殖民传承
在尼赫鲁去世之前，印度的内政与外交多受尼赫鲁思想的影响，特别在外交领域。诚如尼赫鲁的传记作家迈克尔·布雷彻所说：“再也没有一个国家会有人像尼赫鲁在印度那样一手主宰外交政策。确实，他的影响是如此压倒一切，以至于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目中，印度的对外政策就是尼赫鲁的个人哲学。这种想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尼赫鲁集印度对外政策的哲学家、建筑师、设计者和发言人四者于一身。”古普塔也认为：“印度外交思想的主要根源…是总理复杂的自传，我们对西方大国的观点是由尼赫鲁个人情绪决定的，这些情绪转变为行动就成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因此，可以说，尼赫鲁执政时期的印度对外关系是尼赫鲁个人外交思想的实践。尼赫鲁是印度大国主义思想的缔造者、宣传者和实践者，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的理念是指导他制定对外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理念基础和精神支柱。尼赫鲁的内政外交理念成为整个印度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上升为印度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
尼赫鲁认为美国和苏联注定都要在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决心让印度也成为世界大国。尼赫鲁说过的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再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打动我”。他预言亚太将崛起，认为印度在亚太崛起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他说过：“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和印度都是坚实而单纯的国家，都充满着天然财富、人力、技术和能力。他之所以看好中国和印度未来的国际地位，主要源于两国的古老文明：“当欧洲还在落后而常陷于黑暗时代的时候，亚洲代表着人类进步精神已经有一千年以上了。”他认为除了美苏中印四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就个别来讲，没有一个具有这样实际或潜在的地位。当然，大的联邦或多国家集团也可能出现在欧洲或其他地方，并且形成若干庞大得多民族国家。他认为“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他认为“民族国家在今天是太小的单位了；而小邦不可能独立存在。甚至许多较大的民族国家能否有任何真正的独立都是令人怀疑的。这一来，民族国家就为多民族国家或一些大的联邦所代替了。苏维埃联盟就是这种发展的典范。”
尼赫鲁的周边国家政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政策。英国殖民当局曾经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尽可能在远离印度的地区建立缓冲区。包括把伊朗和阿富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防止沙俄南下。英国还把西藏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使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此外，英国还占领缅甸以防止中国南下。英国把南亚次大陆看作一个安全战略的整体。通过与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签订条约使英属印度成为这些国家的保护国，在安全政策上接受英国的控制。英国的殖民统治催生了印度现代意义上的大国理念和大国认知，英国殖民当局从行政版图与安全范围上划定了印度的理想边界，使“印度至上”“印度中心”这些本来隶属于文化共同体的观念逐渐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大国理念变迁，即向以民族国家为基轴的“大国主义”政治文化转变。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接收了英国殖民当局和平移交的国家权力的同时，也继承了过去英国殖民主义政权留下的遗产，其中包括印度中心的思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及安全战略构想。尼赫鲁始终认为麦克马洪线不容质疑，并坚持对锡金和不丹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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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线
尼赫鲁政府的西藏政策即是英国上述周边国家政策的继承。独立后的印度成为影响中国解放西藏的主要外在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印度一直向西藏地方提供武器。尼赫鲁之所以力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保持在藏权益应是其直接目标。他希望以此为基础与中国谈判，使印度的在藏权益获得承认。他认为中国从未接受英国，因此也不会接受印度的在藏地位，所以如果印中无官方联系，印度在西藏的存在将很容易被驱除。作为承认新政权的第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甚至可以期待中国的某些感激，减缓中国在西藏的行动。
1950至1952年，在印度政府、国大党和印度议会关于西藏问题的内部辩论过程中，尼赫鲁逐步明确了对藏政策。反对派坚持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认为失去西藏的缓冲，印度将成为共产主义者吞噬的目标。对于反对派所主张的印度应保卫西藏独立、自由，尼赫鲁认为这种主张是无济于事的。“无论西藏做什么，都不能抵抗或阻止（中国军队进驻西藏）。同样任何外国势力也不能防止它。我们不能这样做。”尼赫鲁指出即使中国军队进驻西藏，对印度的入侵也是极不可能的，“不可想象中国会调转其部队和力量跨越喜马拉雅山”，“因此，我排除中国对印度的任何重大的进攻”。
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就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载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之中，作为缔结协定的基础。由于双方坚持这些原则才顺利地解决了西藏问题。尽管如此，印度的安全战略观和对西藏作用的认识没有改变，也并未完全遵守双方协定中所要求的内容。曾任西藏外事帮办的杨公素先生回忆说：“尼赫鲁在表面上承认西藏的自治，但他的自治含义是西藏保持在印度控制下的自治。这一点我们在执行中印协定的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以后，尼赫鲁对叛乱表示“非常同情”，指中国平叛为“武装干涉”。此后还说西藏叛乱是“民族起义”。尼赫鲁又多次讲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权”。1959年3月31日，达赖出逃至中印边界东段印占区，印度外交部派出高级官员迎接并提供武装护卫。同年4月24日，尼赫鲁亲赴穆索里会见达赖。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政府虽表示不会允许达赖集团在印度从事反华的政治活动，但以噶伦堡为中心的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的反华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尼赫鲁坚持非法麦克马洪线，认为中印东段边界已定，不愿与中国就这方面展开谈判，这是导致中印在边界问题上走向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他的最重要传记作者萨维帕里·戈帕尔就认为尼赫鲁作为印度总理不能忽略国家利益和安全。不能否认，尼赫鲁的确是一位声名远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之一。他在反对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倡导不结盟政策方面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尼赫鲁曾经反复强调中印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他也是最早认识到中国迟早会成为均衡世界力量的独立因素的政治家之一，但是他在西藏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说明了他思想主张的民族性和局限性。
六、研究状况
尼赫鲁既是印度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又是独立印度发展道路的奠基者，还是新兴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他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家建设竭尽所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尼赫鲁在印度国内外的声誉日隆。他与圣雄甘地一样，在印度都是偶像一样的存在。在他活着的时候和去世之后，爱戴和支持他的人都很多，质疑和贬低他的人也不少。他在很多情况下给人们留下的是正面形象，是人们尊崇的对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印度的形象代言人：追求独立、自尊和自由。有的人则会质疑他的职业生涯和他留下的遗产、批判他的失败等。还有很多人对他有太多期待，认为他本可以做得更好，认为他面对很多事情时可以更坚定，与小人物和国大党内的自私自利的平庸者打交道时本应更加自信，认为他本应与国大党左翼一起行动，而不是与右翼为伍等等。虽然对他的政策和行为有诸多质疑，但是几乎没有人质疑他的动机。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中也有一半人是爱戴他的。用印度共产主义者海仁•穆克吉（Hiren Mukerjee）的话说就是：“他是我们美丽的、却是无能的天使，徒劳地拍打着金色的翅膀。”
鉴于尼赫鲁在印度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内外关于他的资料和研究非常丰富。尼赫鲁本人就是一位十分多产的作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留下许多部著作。这些著作中既有自传，也有他写给女儿英迪拉·甘地的书信集，是后人研究他思想的重要资料来源。在他在世期间和去世后，还有很多关于尼赫鲁的演讲集或言论集结集出版，这为人们研究他的思想和政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萨维帕里戈帕尔（Sarvepalli Gopal）和乌玛•伊尹加尔（Uma Iyengar）编纂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重要写作》（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Jawaharlal Nehru），这部著作收录了尼赫鲁关于印度、政策、科学、宗教等方面的文章、通讯和访谈等，对于人们了解尼赫鲁的思想有很大帮助。本杰明•扎查里亚（Benjamin Zachariah）在所著传记《尼赫鲁》（Nehru）中指出，尼赫鲁的著作和演讲集等对了解他既有帮助，又有阻碍作用。尼赫鲁本人是个经常反省的人，不过人们却很少去质疑他的自我剖析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尼赫鲁自己描绘的形象和支持者精心塑造的尼赫鲁形象几乎主导了人们对他的认识，这就需要用客观、中立的观点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尼赫鲁，把他从他的支持者、诋毁者和他本人的话语中“营救出来”。
除了尼赫鲁本人作品外，印度国内外有很多人写关于他的传记。其中萨维帕里·戈帕尔（Sarvepalli Gopal）写的尼赫鲁传记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一部。戈帕尔著有三卷本尼赫鲁传记和一部简写版《尼赫鲁传记》（Jawaharlal Nehru-A Biography）。他本人从1954到1966年在印度外交事务部下面的历史部门（the Historical Division in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工作12年，可以无限制地接触尼赫鲁的文件，他的传记为后人了解尼赫鲁本人及其时代极具参考意义。戈帕尔认为尼赫鲁是“半个自由主义者、半个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学者对尼赫鲁的关注很多，仅关于尼赫鲁及其家族的传记类作品至少有6本。国内目前可见最早的是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的、由梁洁筠先生撰写的小册子《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这本书对尼赫鲁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做了简洁但全面的介绍。张力先生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是目前所见国内最全面、最深入的关于尼赫鲁的传记。这本书参考了很多一手资料，对尼赫鲁的思想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尤其是针对他面临的主要内政和外交问题做了详细阐释，本书不足之处在于缺少注释和参考文献。国内最新出版的关于尼赫鲁的传记是由朱明忠先生著、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尼赫鲁传论》，这本书重点阐述了尼赫鲁的思想体系，如哲学观、科学观、文化观、佛教观、民主思想、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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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传论》
除了传记之外，关于尼赫鲁国内外政策的著作和论文也非常多，由尼赫鲁纪念博物馆和图书馆结集出版的《尼赫鲁时代的印度外交政策》（Indian Foreign Policy-The Nehru Years）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这部著作收录了多位直接参与尼赫鲁时代外交政策制定或者专门研究者的演讲集，比如K.P.S.梅农。梅农曾担任印度政府外交秘书和印度驻苏联大使，与尼赫鲁过从甚密。本书指出尼赫鲁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印度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主导性作用。而尼赫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既源于甘地领导下的民族运动的经历，也源于他通过监狱中的阅读和写作形成的历史观。本书的编者认为尼赫鲁厌恶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战争，他所倡导的不结盟运动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源于他的上述世界观和历史观。比玛尔·普拉萨德（Bimal Prasad）编著的《印度外交的起源》（The Origin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一书则展示了1947年之前尼赫鲁在外交方面的思想观点。
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和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不结盟政策是尼赫鲁最引以为傲的外交举措。于向东、徐成志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印度的调停外交》一文中指出，尼赫鲁虽然在印度独立后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但因强烈的大国情结而在冷战中推行调停外交。他们通过分析尼赫鲁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前后不一的表现，指出印度调停外交表面上是中立主义，实质上体现了利己主义与实用原则，反映了尼赫鲁在追求“有声有色”大国目标与不愿卷入大国战略竞争与利益冲突中的矛盾心态。朱鹏和张晓乐在《边境战争失败后尼赫鲁政府的应对策略》一文中指出，1962年边界战争开始之后，尼赫鲁政府就抛开了不结盟政策，极力向美、英等国求助，走上了与西方国家结盟反华的道路。斯坦利•沃尔波特认为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和亚洲政策，均以做亚非国家的领导者为目标。金永丽在《论体育对印度的意义》一文中分析了尼赫鲁政府积极筹办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与尼赫鲁希望做亚洲的领导者有关，印度板球控制委员会的奠基者安东尼•德•梅罗在亚运会召开后对尼赫鲁说：“你当然已经使新德里成为亚洲的首都”。
德国学者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在其所著的《印度史》里也提及尼赫鲁的亚洲观，指出尼赫鲁在他发表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演说里把亚洲作为一个和平地带。尼赫鲁在印度民族运动时期对中国民族主义诉求的同情是真实的，印度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承认她的国家之一。尽管如此，当涉及印度的国家利益时，尼赫鲁的民族主义立场又是非常鲜明的，不管是克什米尔问题，还是从葡萄牙手中收回果阿，抑或是在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对英印殖民政府立场和主张的继承都是如此。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指出，克什米尔冲突“摧毁了印度和联合国的关系，尽管一直以来印度都是联合国理念的热忱支持者”。
尼赫鲁担任印度总理长达17年。他为印度确立的发展战略被称为尼赫鲁模式，该模式在他在世和去世以后都有很多争论，乃至批评。弗朗辛•R.弗兰克尔在《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一书剖析了独立后直至1977年印度发展战略的利弊得失，以及围绕经济战略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展开的矛盾与斗争，她的著作充分展示了尼赫鲁在推进印度发展事业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矛盾，以及他不得不做出的各种妥协。
在关于尼赫鲁的内政问题方面，中国学者对尼赫鲁思想与实践关注较多的是他所确定的第三条道路。尚劝余先生在《甘地、尼赫鲁与印度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一文中着重讨论了甘地与尼赫鲁在财产所有制、阶级斗争、计划思想、议会制度、工业文明诸方面的见解与分歧。相比较而言，甘地更保守，更注重阶级调和，尼赫鲁的思想相对激进些，希望做出制度性改变，以此推动印度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事实证明，尼赫鲁在推行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效也是差强人意的。金永丽在《印度乡村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其启示》一文通过分析尼赫鲁政府推行的乡村发展计划的施行情况，验证了如下观点：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改革，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很难获得成功。
印度学者帕提尔（V.T. Patil）主编的《尼赫鲁研究》（Studies on Nehru）邀请多位学者从政治、经济、外交、世俗化、科学进步、行政管理和政治制度演进等不同方面对尼赫鲁时期的发展进行了分析评估。其中一位作者高度评价了尼赫鲁时期印度在科技人才培养和科研基础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尼赫鲁关于世俗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另外一个方面。陈金英在《“世俗主义”变迁与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国家》一文中梳理了从甘地到尼赫鲁再到当下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对世俗主义的理解和态度。她认为国大党政府的世俗主义政策同时包含了尼赫鲁式的政教分离和甘地式的宗教宽容两种不同的理论来源和实践路径。甘地式的宗教宽容在许多议题上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接近。国大党在世俗主义路线上的机会主义策略为印度教教派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印度人民党通过对国大党世俗主义路线的批判和对世俗主义的重新定义，构建了一套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世俗国家的政治话语。吴宏阳对印度世俗主义关注较多，写了多篇与此相关的文章。他在《教派矛盾与印度的政治世俗化进程》一文中指出，尼赫鲁政府确立了世俗主义的政治体制，颁布了世俗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政治世俗化原则，推进了政治世俗化的进程。但由于历史上教派政治的影响，在乌尔都语地位和克什米尔的归属等问题上，尼赫鲁开启的政治世俗化并不顺利。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尼赫鲁否决了联合国决议，反对在克什米尔地位问题上搞公民投票，因为如果搞公民投票，印度很可能得不到克什米尔，而且会受到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攻击。张力先生在他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一书中对此也有详细阐述。
从尼赫鲁独立前的著作对于印度社会各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思想的深刻性，但是当在印度独立后需要采取各项政策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平与公正时却被迫撤退，从而使其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尼赫鲁思想的保守性。美国学者斯坦利•沃尔波特在其所著的《印度史》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尽管言辞华丽，在尼赫鲁时代，私营企业仍然占有牢固的地位，安全无虞并且盈利越来越大。”甚至尼赫鲁也认为，自己虽然思想上受到费边主义的影响，但在政治上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所谓查其言观其行，只有看尼赫鲁实际上做了什么，才能了解真正的尼赫鲁。对尼赫鲁国内政策持褒扬态度学者看到的是尼赫鲁思想中的进步性，对其政策予以批判的学者看到了其行动上的保守性。尼赫鲁的伟大在于他的协调能力和包容性，不管是在独立前，还是独立后都是如此。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调和与折衷主义无法解决矛盾和问题，只会积累矛盾。
七、人物述评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甘地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现代印度的建筑师》一书中这样评价他的外祖父尼赫鲁：尼赫鲁终其一生不辞辛劳地将古代印度的骄傲与现代印度的能量和创造力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新印度。尼赫鲁相信通过对经济进行计划，可以实现消除贫困的艰巨任务，认为贫困与人类文明的价值观是不相容的，热忱倡导建设一个真正现代的、世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自力更生的印度。
尼赫鲁既是一位思想家和战略家，同时还是一位实践者，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或理想付诸实践。他对印度的未来有很多设想，为实现这些设想做了很多努力。对他的褒奖和批评有主要围绕着他为理想所付出的努力是否实现。甘地和尼赫鲁都是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偶像。不过比较而言，甘地距离人们太遥远，人们没有办法成为甘地那样的人，只能做他的追随者，而尼赫鲁却是人们可以效仿的榜样。尼赫鲁强大，但不迷恋权力；虚荣，但不无理；富有，但不粗鲁；他来自上层种姓，但不是种姓主义者；人们尊称他为潘迪特吉（Panditji，Pandit有博学和智慧之意，ji是称呼尊者时加的后缀），这是一个种姓称谓，而他对宗教和种姓都不感兴趣；他温文尔雅，博览群书，能够恰如其分地使用英语，秉持真正的多元文化观。甘地与尼赫鲁的不同不仅在于对宗教的态度，而且在于对文明的态度。尼赫鲁用现代词汇说话，而甘地却在重温古印度的语汇。
认识和评价尼赫鲁既需要考虑他的个人经历和教育背景，又需要从他所处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出发。西方化的教育经历、世界性的见识、父亲的影响、甘地的思想价值引领、世俗主义的思想主张、对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青睐、对自由民主制度的热爱、对印度大国地位的不懈追求等等，都是我们理解尼赫鲁的重要方面。
尼赫鲁在印度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被看作可与印度孔雀帝国的阿育王和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大帝相比肩的伟大人物。他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独立后印度发展道路的制定者，是冷战大背景下为印度寻求大国地位的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人们为尼赫鲁思想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他的思想极富世界主义和理想主义，不管是对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都抱有非常大的野心。然而在现实中他又时常碰壁，被迫退却，不管是在土地改革方面，还是在不结盟运动方面。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充满矛盾的尼赫鲁：他是世俗主义的，但又不得不考虑教派主义势力的诉求；他寻求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却又不得不考虑有产阶级的利益；他想做亚洲乃至世界领袖，却又不得不为民族主义利益所困。尼赫鲁最重要的传记作者戈帕尔就对他就做出如下评价：“尼赫鲁似乎什么都想要：既想“帮助西藏”，又想与中国的维持友好关系，既想坚持不结盟，又想确保印度的安全”。
在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尼赫鲁与圣雄甘地并肩战斗，并在甘地的支持下逐渐成长为民族运动的中坚力量，不管是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还是在参加省议会选举和组织省自治政府，以及在最后的印巴分治过程中，他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尼赫鲁声称他自己的印度特性，但是他身上没有甘地那种宗教和传统气息。正是因为他所拥有的现代气息，使他吸引了很多印度年轻一代的追随者。尼赫鲁在西方的受教育经历和对欧洲的长期访问使他习惯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尼赫鲁并不隐藏他与甘地在许多见解上的差异。他主张工业化，而甘地反对工业化。他支持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他只把不合作看作一种适合当时印度政治环境的有用政治工具，并非把它作为原则来看待。
在印度民族运动过程中，尼赫鲁是国大党内可以协调左右翼的关键人物。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陷入沉寂之后，在协调不变派（主张继续群众性建设工作）与主变派（主张通过竞选参加立法会议，以便保持印度人民的政治热情）之争中做了很大努力。他拒绝了奇•达斯要他赞成主变派的主张，努力促使两派达成谅解。他认为不变派和主变派的方法可以齐头并进，强调两派团结的必要性。“不变派和主变派之争，标志着尼赫鲁第一次作为党派之间摩擦的仲裁人出现”。
尼赫鲁是印度国大党左翼集团的领袖，但当国大党内的左翼力量“印度国民大会社会党”成立时，他却拒绝加入和担任其领导。他认为置身于一个党内有争议的派别之中，不利于国大党的团结统一。虽然尼赫鲁没有加入国大社会党，但他仍然被看作是该党的思想领袖。尼赫鲁和印度激进民族主义者代表苏巴斯•鲍斯在年轻的民族主义运动者心目中威望都很高，但尼赫鲁属于其中的温和派，鲍斯属于极端派。尼赫鲁善于妥协，顾全大局，而后者则毫不妥协，这也是为什么甘地力推尼赫鲁的原因。尼赫鲁虽然在不少方面与甘地和国大党右翼有分歧，但是甘地却非常信任尼赫鲁，把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甘地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有些人担心将权力由老一辈转交给青年是毁灭国大党，我不这样认为。圣雄甘地对尼赫鲁的评价之高恐无出其右：“在勇敢方面（贾瓦哈拉尔）不能被超越。在爱这个国家方面…谁能超越他？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的思想远远超出他所处的环境。但是他又是那么谦卑，也足够实际不会硬推从而超越临界点。他像水晶般纯净，诚实无可怀疑，他是个没有恐惧和责备的骑士，国家在他手里是安全的。”
在印度实现独立后，作为印度国内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尼赫鲁成为新生印度的领航者和奠基者。在他执政的17年时间里，他致力于让印度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他国内政策的四大支柱是民主、社会主义、统一和世俗主义。在他有生之年，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维护了由这四根支柱支撑的大厦。尼赫鲁是印度民主制度的奠基人和最初的实行者，甘地评价其拥有关于民主知识和民主斗争的卓越技巧，并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深受他的影响。
在包括甘地在内的国大党所有领导中，尼赫鲁是唯一一位认真思考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领导人。这使他不仅能够在独立前对印度民众进行外交教育，而且能够在自由到来时表达自己对印度外交政策的看法。如果说甘地是让印度人了解自身的人，而尼赫鲁则是让他们知道世界的人。自1947年独立直至1964年尼赫鲁去世，印度向世界展示的形象就是尼赫鲁的形象，世界把印度与尼赫鲁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还是不结盟运动都是尼赫鲁塑造印度大国形象和地位的努力。印度独立后尼赫鲁试图在国际问题上，尤其是亚洲问题上，发挥积极乃至主导性作用。比如他在朝鲜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积极斡旋，促成万隆会议的召开和中国的参会，旗帜鲜明地反对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这一切都使得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外交场合闪闪发光。尼赫鲁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表达亚洲的观点。丘吉尔曾写信给他说：“我希望你能想起‘亚洲之光’一词。我认为你在领导印度方面能够做出其他任何人做不到的事，至少在整个亚洲的思想领域，是你将人的自由和尊严奉为理想。”
尼赫鲁本人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他又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协调不同观点和立场。不管是在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还是领导独立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最终目标，他会力求团结多数人的意见。他的协调性和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反英民族运动中，也体现在独立后发展道路的确定和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尼赫鲁反对派系政治，强调不同派系达成谅解。这既源于尼赫鲁的阶级属性，也源于在印度这样一个极富多样性和宗教性的国度，如果想把事情推行下去，妥协和包容是必需的。
毫无疑问，尼赫鲁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不管在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上，他都做到了他能够做到的。他有广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襟，善于博采世界各国思想与制度之长，为印度发展所用。在《自传》中他提及自己用心研究在俄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中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及中欧等地所发生的事情，努力想认清这些错综复杂的时事，留心每一个国家怎样单独地努力设法，以及这些国家怎样共同努力设法度过危机。然而由于现实原因，他想做到的事情好多都没有实现，他有相当多力所不及的地方。一味批评他的妥协和调和是没有意义的。在国内发展问题上，由于印度独立是通过和平移交政权实现的，所以独立前后印度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不大。在传统与现代并存、极富多样性、又不能做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情况下，要想推动民主与公平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尼赫鲁可以做的只能是妥协和协调。尼赫鲁对他所面临的国内发展的障碍应该是有清醒认识的，这从他在自传里对印度社会阶级的深刻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国际问题上亦是如此。他想带领印度做有声有色的大国，但是在强国环伺的背景下，他的理想受挫是必然的。在匈牙利问题上，他曾颇感无奈地告诉议会：“我们谁也不能控制形势，我们能做的一切是尽力而为，避免任何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尼赫鲁的这段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对尼赫鲁做评价的最好注脚。
正如甘地所言，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另外一种表述）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尼赫鲁。尼赫鲁做的所有事情，不管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都是希望为印度谋得最大利益，不管是在国内推行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推动土地改革和工业化，还是在国际交往中谋求大国地位和为本国谋求最大利益，无不如此。尼赫鲁展现给人们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外交方面的矛盾都可以用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来解释。在匈牙利问题上没有跟进西方国家谴责苏联，在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即与西方建立密切联系，是尼赫鲁被诟病最多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他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试金石。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他坚持麦克马洪线不容质疑，但却表示在西线条约没有涉及的地方可以谈，其中的双重标准展现无遗。简言之，尼赫鲁的伟大毋庸置疑，他的局限性同样不容否认。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四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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