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韩非子》研究与反思 |《韩非子》专题系列三
俞可平：《韩非子》研究与反思 |《韩非子》专题系列三·《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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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9月13日 18: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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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次推送中，俞可平教授首先介绍了从古至今中外对《韩非子》的研究状况和重心。在此基础上，俞教授进一步评析了管仲、子产、李悝、慎到、申不害和商鞅等早期法家人物和黄老之学对韩非的影响，以及他们与《韩非子》的思想渊源。最后，俞教授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史和政治价值观等三个角度出发，对《韩非子》一书的影响和和评价进行了精炼总结。
《韩非子》研究与反思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古今中外对《韩非子》的研究
在韩非所处的战国时代，儒家和墨家已成显学，从而也成为他重点批判的对象。多少有些讽刺意义的是，秦以后儒家和墨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而法家则日益受到重视。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在正式的官方意识中常常宣称独尊儒术，但实际上王朝的统治者却十分重视法家的思想。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受到重视的程度而言，可以说儒家和法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显学。与此相一致，研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思想的学问，在诸子百家研究中也称得上是一种显学。张鼎文在“校刻韩非子序”中说，“汉书诸子略凡十类、百八十九家，法家居第四。唐六典子类十四、艺文志子类十七六百九家，法家皆居第三”。从民国时期开始，有人就称韩非研究为“韩学”。民国学者陈千钧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相继发表《历代韩学述评》和《历代韩学述评续》两文，对历史上的韩非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评述。
他认为秦汉时期对韩非的思想最为重视，因而是“韩学极盛时期”，魏晋南北朝则是“韩学衰落时期”。唐朝至明朝又开始重视韩非的著作，属于“韩学复兴时期”，而清朝至民国则是“韩学昌明时期”。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对韩非思想的研究在历史上一直随现实政治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喜好而起起落落，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喜欢还是憎恶，要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便都绕不过《韩非子》一书。
近代以前对《韩非子》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对韩非的思想做政治性评论；二是对《韩非子》一书做校注和版本的考证。对《韩非子》一书的政治性评论就是不同的作者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对韩非思想进行正确与否的价值判断，这类研究的政治性判断多于学理性分析。例如，苏轼从典型的儒家立场出发，认为商鞅、韩非承传了老庄的“虚无淡泊之言”和“猖狂浮游之说”，其思想言论是背离“圣人之道”的“异端”邪说，流毒于天下，应当对秦的灭亡负直接责任：“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韩非论》）。显而易见，苏轼对韩非思想的评论延续了千年以来儒法两家的价值观分歧以及不加掩饰的厌恶之情：“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韩非论》）。对《韩非子》的版本考订、篇目辨伪、文字校正和内容注释，是《韩非子》研究的基础，从汉至今从未不断，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专辟“韩子部”，收录了汉至清代关于韩非研究的主要资料，清末的王先慎在其编著的《韩非子集解》中收录了宋至清各种《韩非子》版本及注释，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韩非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现代学术意义上对《韩非子》的研究是从民国后开始的。民国后，对《韩非子》一书及韩非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专门学问，把它称之为“韩学”并不为过。首先，出现了一批《韩非子》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毕生将大量精力专注于《韩非子》典籍或韩非思想的研究，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学有所长，为《韩非子》及法家思想做出了杰出贡献，如陈千钧、陈启天、容肇祖等等。其次，开始用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多学科角度研究《韩非子》。虽然民国之后还保留着传统的考证、注释和评述等方法，但不少学者开始运用新兴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韩非的著作和思想，如陈启天和萧公权等试图从政治学角度研究韩非，前者撰写了《韩非及其政治学》，后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韩非与法家思想专辟章节进行论述；容肇祖和钱穆等从史学的角度考证韩非的生平著作，分别撰写了《韩非子考证》和《先秦诸子系年》；夏忠道、张陈卿和曹谦等从法学的角度研究韩非思想，各自撰写了《韩非子法意》、《韩非的法治思想》和《韩非法治论》；胡适和陈烈等人从哲学角度评析韩非的法家思想，前者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对韩非思想有专门的论述，后者则著有《法家政治哲学》等。再次，一大批学术名家纷纷关注《韩非子》一书及韩非的思想，如刘师培、梁启超、郭沫若、林语堂、胡适、熊十力、张东荪、吕思勉等都有涉足过《韩非子》或韩非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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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国的韩非研究分为港台和大陆两个板块。民国时期的一批专家移居港台后，延续原先的路径从事韩非思想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例如，被称为“当代‘韩学’研究之精品”的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一书，从胡适、钱穆、陈启天、容肇祖等关于《韩非子》篇章真伪的争论切入，详列各家观点，然后再回归文本，将思想研究与文献考证融为一体，“成为当代研究‘韩学’无法回避的必读书”。此外，郑良树还编纂了《韩非子知见书目》，收录中、日、韩学者以韩非及《韩非子》为主题的专著、论文共计1115页之多。又如，1949年从大陆赴台湾后弃政从学的严灵峰，编纂了《无求备斋韩非子集成》，辑录宋、明、清、近代及日本各种《韩非子》刊本72种596卷。“此书之成，正如严灵峰在其编辑要旨中所云，‘备此一部，足供研究韩非子学术思想之充分参考资料，毋用外求’。可谓惠泽学林，诚为‘韩学’研究之必备”。
大陆板块的韩非研究则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虽然有些零星的研究成果问世，如陈奇猷校注的《韩非子集释》（1958）、《韩非子集释补》（1961）、任继愈的《韩非》（1962）、孙维槐的《商鞅荀况韩非论述选注》（1974）等，但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韩非子研究是政治挂帅”。发人深思的是，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一场与韩非和法家密切相关的所谓“评法批儒”政治运动。毛泽东特别看重法家而贬低儒家，他在1972年曾经说过：“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1974年，出于“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江青主持编写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一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在这场“评法批儒”运动中，“中国近3000年的内容丰富的思想史，被歪曲纂改为‘儒法斗争史’。2500年前儒家和法家之间不同的思想和存在的较为复杂的关系，一律被说成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儒家反动，法家进步’的模式被当作评判历史人物和影射当代人物的价值标准。一时间，评法批儒文章的小册子甚至专著空前‘繁荣’，构成了‘文革’中一次颇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据当时出版部门的统计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403种，约占同期出版的哲学社科类图书的1/4，其中，评价法家的论著就有907种。而其中有关韩非的文章就多达248篇；出版的《韩非子》选论也多达37种。此外，还有一批介绍韩非的小册子，以及《论法家》《法家人物故事》等法家文化普及读物。韩非若地下有知，当感慨系之”。
大陆板块韩非研究的第二阶段，则是1978年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至今。这是《韩非子》研究的全盛时期，也是韩非政治思想研究新的高峰。在继续整理出版各种版本的《韩非子》集注、校注和今译之外，涌现了大量韩非研究专题文献，包括前所未有的学位研究论文。据统计，以2022年5月1日为时间节点，仅“中国知网”以“韩非”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数量就多达4005条。从1992年截至2010年，共有研究韩非思想的博士学位论文16篇，硕士论文84篇。1980年至1989年，韩非研究的论文，平均每年12篇。1990年至2003年，平均每年20篇。2004年开始，论文数量飙升，2004年38篇，2005年45篇，2006年42篇，2007年68篇，2008年69篇，2009年80篇，2010年84篇。差不多每两三年，韩非研究的论文数量就上一个台阶。从研究论著的内容上看“小至字词音韵、篇章分析、版本源流，大至全书、先秦诸子乃至全球视野的比较，研究几乎触及韩非研究的方方面面。并且，很多地方已经超越了博硕士论文的成果。相当一部分论文运用了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文体学、管理学、经济学、建筑学等不同学科的成果”。
与国内关于诸子百家研究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国外关于韩非的研究总体而言没有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儒道两派那样令人关注。欧美国家对韩非的研究一直很稀少，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法国、德国、瑞典和韩国只有4本著作和不到10篇学位论文，而且多半都只是泛泛而论。国外韩非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对韩非的研究源于荻生徂徕（1666-1728），他的《读韩非子》一书直接激发了德川时期日本学者对《韩非子》的浓厚兴趣。到明治维新早期，日本就出版了30多本关于《韩非子》的注解。其中，太田方（1759-1829年）的《韩非子翼毳》在日本影响最大，该书最早由太田方在1808年自费印刷，当时发行才20本。但在百年之后的1911年该书被《汉文大系》影印后，在日本广为流传。明治维新后，随着大量西方学科的引入，日本的《韩非子》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逐渐从传统的注释工作转向现代哲学和文献学的分析”，并在昭和早期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高峰。但“遗憾的是，日本《韩非子》研究在过去20年中迅速衰退，甚至到了完全消失的危险境地。在过去15年中，除了为一般读者和大学生做文献介绍外，没有出版过一项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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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对《韩非子》的研究，虽然仍有一些学者专注于版本和校注，但研究的重心日益转为韩非的政治思想及其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现当代的韩非子研究者们，既有新旧儒家的分析，也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析；既有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视角的解读，也有哲学史学文学等人文角度的解读；既有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有多文化背景下的比较政治研究。在下面这一部分，我们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各家关于《韩非子》一书和韩非思想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对韩非的政治学说做出自己的简要评析。
《韩非子》的思想渊源
《韩非子》一书是中国传统法家学派的代表性著作，作者韩非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战国时期则成了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在韩非之前，法家已经产生了若干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管仲、子产、李悝、慎到、申不害和商鞅，这些名字屡屡出现于《韩非子》一书之中，成为韩非学习和借鉴的重要对象。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早期的法家人物对韩非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早期的法家著作是《韩非子》的知识和思想渊源。
春秋时期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前723年-前645年）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强调依法治国和刑赏之术，认为法律是“天下之程式”和“万世之仪表”（《管子·明法解》），“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行令在乎严罚”（《管子·重令》）。管仲的法术思想在战国时已经广为流行，《韩非子》对此有过最早的记录：“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蠹》）。《韩非子》书多次论及管仲，甚至还出现了“管子”的提法，尽管韩非常常是从需要吸取的教训和批评的角度评述管仲的思想，但管仲对韩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管仲对韩非的影响不仅是思想上的，也包括管仲辅佐齐桓公霸业的政治实践。例如，韩非赞赏地说：“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辑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奸劫弑臣》）。
除了法术之外，重“农战”或“耕战”，也是韩非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李悝成为韩非学习的重要榜样。魏国的李悝（前455-前395年）是另一位早期法家重要代表，曾任魏文侯之相，被认为编著了中国法律史上的第一本《法经》。“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晋书·刑法志》），郭沫若因此称其为“在严密意义上是法家的始祖”。李悝以助魏文侯“变法”为闻名，他倚重法治刑罚，重用有才之人，特别倡导将从事农业生产与进行打仗战斗相结合的“耕战”策略，这些思想和实践受到了韩非的高度肯定。例如，他在《韩非子》中举了一个农战的例子，称赞李悝用巧妙的办法训练民众的射箭术：“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内储说上》）。
在韩非的政治思想中，富国与强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韩非特别崇尚国家的实力原则，“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他所说的国家之力除了经济力量之外，就是军事力量。在富国强兵方面，韩非显然受到了吴起的深刻影响。吴起是战国卫国人，曾为楚国相，是战国早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兵家和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司马迁说他：“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韩非曾以吴起在魏国时重赏勇夫攻占秦国的哨所为例，赞扬吴起的治国之术：“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内储说上》）。韩非十分看重吴起的重法强军主张，认为楚国的衰弱正是因为没有采用吴起的主张，并深为其悲惨的命运而叹息：“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问田》）
韩非的政治思想包含了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般认为，其中关于势的理论主要源于慎到的“势治”思想。慎到（前390-前315）是赵国的谋士，也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言论收录于《慎子》之中。慎到主张“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认为不严明法治，国家必定动乱衰败，官员要带头守法，君主则要善于变法，以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逸文》）。慎到以其“势治”思想而著称，他认为君主之所以能够治理天下，主要不是凭借其贤德和智慧，而是其权势。贤者若无权势，也得屈从；不肖者握有权势，同样也让贤者听命于他。慎到的这些主张几乎被韩非全盘授受，他在《难势》篇中原封不动地引用了慎到《威德》篇中的原话：“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难势》）。无怪乎郭沫若说：“韩非子的思想”，“主要是由慎到学说的再发展，但它是发展向坏的方面”。
韩非政治思想中“术治”观的重要来源，是以“言术”而闻名遐迩的郑国人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申不害也像春秋战国多数法家人物一样，不仅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而且付诸政治实践。他在韩非出生成长的韩国为相15年，协助韩昭侯变法强国。司马迁将韩非与申不害两人放在一起列传，并称他们两人均“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毫无疑问，司马迁是对的，韩非虽然对申不害提出了不少批评，但两人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君权独尊和以术治臣这两个方面，韩非完全传承了申不害的思想，他对申不害的批评，不过是对申不害尊君和术治理论的进一步完善。韩非赞赏申不害与商鞅一样，是善用术治驭臣的能者：“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韩非主张君主必须独揽大权，这种“君道独断”思想的理论依据来源于申不害：“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定法》）。韩非也通过引述申不害的话来证明，君主应当深藏不露，不可捉摸，通过这种神秘感来强化其绝对权威：“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饰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定法》）
韩非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来源是商鞅的刑名法术理论，商鞅的治国术和法术观也是《韩非子》一书引证最多的来源之一。商鞅（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人，赴秦国辅佐秦孝公制订《秦律》，实行著名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强盛的首要功臣。商鞅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是韩非之前最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言论观点被后人编为《商君书》，其中关于“兵强主尊”“任法而治”和“农战”“刑赏”“君臣”等主要思想被韩非进一步发扬光大。例如，商鞅崇尚实力政治，认为君主的地位和尊贵必须基于实力之上。“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慎法》）。韩非重复商鞅的话说，“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商鞅强调法律不能因循守旧，必须与时俱进：“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更法》）。
韩非全盘接受了这一观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商鞅主张任法不任贤，“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慎法》）。韩非则屡屡强调：“上法而不上贤”（《忠孝》）。商鞅重刑赏，认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赏刑》）。韩非同样把刑赏视作君主治国之要：“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用人》）。他尤其赞赏商鞅以刑去刑的观点：“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内储说上》）。商鞅与伊尹、管仲三人，是《韩非子》多次引述的治国贤臣之典范：“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奸劫弑臣》）。
韩非的法、术、势思想源于上列早期法家，因为在《韩非子》一书有大量直接的证据，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黄老之学是否构成其思想渊源近代以后却有了不同意见。司马迁很明确地说，韩非与申不害等人喜“刑名法术之学”，其思想渊源“皆归本于黄老”，“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胡适对司马迁的断定颇不以为然，认为韩非的刑名之术与黄老的无为而治相去甚远，“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韩非子》一书十之八九是后人伪编的，“仅有一二分可靠”。此后，对韩非思想是否可归本于黄老之学的质疑之声便一直不断。但是，仔细深究韩非法术思想的本质，便可发现它与黄老之学确实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韩非对黄老之学的阐述并不止《解老》《喻老》等篇章，而贯串于《韩非子》全书之中。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章炳麟和陈启天等人秉持司马迁的观点，认为韩非之学与黄老之学是一脉相承的。梁启超认为，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正”，是一种“自然法”；而韩非倡导的是“狭义的法，须用成文的公布出来，而以国家制裁力盾乎其后”，目的是了为实现“无为之义”，两者之间内在一致。章太炎则走得更远，认为韩非深得老子思想之真传，对老子思想的理解没有人超过韩非：“玄家弗能知，儒者杨雄之徒亦莫能识也，知此者韩非最贤”。在章太炎看来，韩非所主张的“以事观功，将帅必出于介胄，猛将必起于州部；不贵豪杰，不以流誉用人”，不过是老子所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在现实政治中的翻版而已。如果说以往关于《韩非子》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两者之间内在的思想逻辑的话，那么，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黄老帛书》后，人们忽然发现，《韩非子》与《黄老帛书》之间在论题和论辩方式上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可以确证，“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韩非的思想与黄老帛书都有渊源关系”。
评论与反思
如本文开头所说，韩非并不是法家的创立者，其实质性的独创观点并不多，但韩非却是公认的标志性法家代表人物。一方面，韩非把法术优先推到了极端，从“任法而治”的法家一般主张，推到了“唯法为治”的至高境地。他不仅把“任法而治”视为国家强盛和政治安定的基本手段，而且把其当作判断君臣的价值标准。在韩非的眼中，奉法而治的君主才是明主圣王，法术优先的臣僚才是良臣善士。他在《韩非子》一书中，既从理论上系统地批驳不同于法家主张的儒墨等其他思想流派，又按照法家的标准选用大量的案例事实来论证只有凭借法术之治才能达到“治之至”，实现他所理想的“至安之世”。另一方面，韩非将他之前各家法术思想流派最大限度地融合于一体，将管仲、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和商鞅等人关于法、术、势的观点吸纳于自己的著作之中，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完善的法家思想体系。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韩非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这一点上，两位民国时期研究《韩非子》的著名学者陈启天和常燕生的判断是对的。陈启天说：“当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而最合其时势之显学厥为法家。法家之集大成者，当推韩非。故谓《韩非子》书为战国时代思潮之代表作品亦无不可。自有是书而后，列国生存于战国时代者，有所师法矣；自有是书而后，中国由封建政治进入君主政治之理论确立不移矣；自有是书而后，秦得依其理论以结束战国，完成一统，为中国奠一新基矣。由汉以来，是书在政治思想上之价值，虽不甚为学人所推尊，然每当鼎革之际，其能由纷争而复归于一统者，实赖有政治家实际运用其学说也。故若明于《韩非子》之学术，不惟有可知战国时代之思想主潮，即两汉以迄清末政治思想之伏流，亦可略识其消息矣。”新法家的重要人物常燕生也说：“我们说法家是古中国学说之最进步者，而法家的钜子韩非子尤为集上古学术之大成。犹如他的同学李斯完成了政治统一的工作一样，他也可以说完成了学术统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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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述，《韩非子》一书不仅集合了早期法家各个流派的主要观点，而且从黄老之学吸取“道”和“形名”思想，道家学说为韩非的全部政治思想奠定了哲学根基。不仅如此，韩非还从儒家、墨家和兵家、农家等诸子百家中吸取大量的知识和思想。《韩非子》对儒家、墨家，乃至法家等各种当时流行的学说多有所批评，然而这种理论的批评过程同时也是从其他学说中吸取理论营养的过程。“先秦主要学派，照司马谈所说，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韩非学说，既为法家，自与儒、墨、名、阴阳、道德五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不过，韩非学说，也有源于法家以外各家的”。韩非是荀况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儒家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给韩非打上了深刻的烙印。除了尊君、循名、忠孝等思想外，特别是荀子的性恶论，是韩非人性论的实质性来源。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韩非传承了这种人性观，屡屡告诫君主切莫相信人性之善。正是基于这种人性极端自私的观点，韩非才发展起其整个法术思想体系。韩非虽然贬称墨学为“愚诬之学”，但其关于“选贤任能”和“法不阿贵”的思想却与墨子以下的观点如出一辙：“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尚贤上》）。从广泛综合并吸取诸子百家思想的角度看，韩非不仅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一种综合。正如陈启天所说，韩非的法家学说，是“一种综合的、集成的、完整的法家学说”。或如梁启超所论：“韩非为先秦诸子之殿，亲受业荀卿，洞悉儒家症结；‘其归本于黄老’，监道家之精；与田鸠游，通墨家之邮；又泛滥于申、商、施、龙，而悉抉其藩，以自成一家言”。
韩非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主要的法家代表人物，称他是法律思想家当然没有错，但他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韩非整个思想体系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法律思想只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他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君主、人臣、农战和治术等重大政治问题。韩非重视法律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任用，强调要任法而治，后人因之把它纳入法家。但包括韩非在内的所有法家思想家，本质上他们都是在君主统治工具的意义上强调法律的作用和地位的，他们所说的法只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他们推崇的法术不过是政治权谋而已。法律并不是韩非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他的根本政治价值是君主的统治地位及其统治事业，即韩非眼中的“霸业”。与此相一致，韩非的法家理论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韩非子》一书首先是一部中国古代的政治经典。《韩非子》的主要内容是阐述韩非的政治理论，包括国家起源理论、君主政治理论、政治统治理论、君臣关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权力与权术理论、国家间关系理论等等。故此，韩非的法家学说实质上“就是‘形、名之学’，就是‘法、术之学’，就是‘帝、王之学’，因其讲形名，所以叫做形名之学；因其讲法术，所以叫做法术之学；因其所讲形名法术为成帝成王之道，所以又叫做帝王之学。用现在的话说，法家学说，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学说”。
国家主义是《韩非子》一书的显著特征，韩非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国家主义倡导者。“我国之有国家主义，实自法家始”。在韩非所处的战国时代，普遍实行君主专制政治，国家在性质上既非贵族所有，更非民众所属，而是君主的政权组织。虽然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国家政权的本质是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但国家从其产生开始便是人类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权力体系具有某种内在的公共性。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君主也只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国家政权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公共性。《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区分公与私，并将公与私视为政治评价的一个基本标准。他说：“公室卑则忌直言，私行胜则少公功”（《外储说左下》）。奉公则治，任私则乱，从而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提升到了国家兴衰治乱的高度。在韩非看来，“私者，所以乱法也”（《诡使》），私人利益优先，就会导致国家的混乱。厉行法治，就是为了遏制私人利益，“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诡使》）。如此明确地将国家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虽然韩非没有使用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概念，但却先于马基雅维里1700多年，将国家与君主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区分开来，并视国家利益为公共利益。由于韩非所说的公即是国，倡导公共利益优先，即是倡导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所以说，韩非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国家主义者。
韩非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韩非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封建政治时代。庞大的西周王朝分崩离析后进入东周时期，形成了众多独立的诸侯国家，这些诸侯国家普遍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这些诸侯国家经过200多年的相互兼并，到春秋晚期形成了不少实力强大的君主国家，例如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成为各自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进入战国时期后，列国之间的争雄更加激烈，最终形成了所谓“战国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君主国。如何夺取和维护君主权力，如何使君主治下的国家更加强盛，成为当时诸子百家共同的政治课题。在维护君主制度的共同前提下，儒、法、墨、道等诸家流派各有自己追求的理想政治，并发展起了各种君主政治观。其中儒法两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最大，信奉的统治者和政治精英也最多，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相对君主专制主义和绝对君主专制主义两大政治思想体系。在“忠君”“尊主”或维护君王主权的共同前提下，儒家倡导仁义、爱民、礼治等柔性的“王道”理想政治，而法家则主张暴力、苛政、法治等刚性的“霸道”理想政治。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则把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按照《韩非子》的统治逻辑，君主不仅必须掌握最高的统治权，而且君主也不与其臣僚分享任何统治权。为了维护这种至高无上的君权，君主不仅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必须使用各种权术。相对于君主的统治地位和至高权威而言，其他所有大臣和民众都是微不足道的。君主的威势来自其实力，君主获得实力的关键在于其法术。简而言之，对于绝对君主专制主义者的韩非来说，君主及其至高无上的君权本身就是国家的核心政治价值，也是其《韩非子》一书的根本特征。
《韩非子》作为传统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作，强调“任法而治”，严格按照法律治理国家，从根本上说，它所阐述和宣扬的是传统的法制（rule by law）思想，而不是现代的法治（rule of law）思想。表面上看，传统的法制观与现代的法治观两者十分相似，两者都把法律当作治国的基本工具，强调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严格按照法律行事，但实质上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的法制观在强调法律和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时，始终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君主的权威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或者说君主的意志即是国家的法律。与此根本不同，现代的法治观则强调法律本身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威，任何人和任何组织，包括国家最高统治者本人，都必须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活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反对依贤智治国，主张依法治国，但他的“任法”治国论同样将君主的权威置于法律之上，法律只是巩固君主权威的工具，法律的制定权和执行权最后都在君主手中。作为传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其他所有传统法家人物一样，韩非的法治观同样没有超越传统法制的思想，远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理念。从君主拥有统治国家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并且这种君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言，韩非的法治思想实质上也是一种人治思想。正如萧公权所说，“韩子取申之术以合于商之法，其意殆在补法治之不及。易词言之，韩子之学实调和人治与法治两派之思想。虽然，吾国古代法治思想，以近代之标准衡之，乃人治思想之一种。盖先秦诸子之重法，皆认法为尊君之治具而未尝认其本身具有制裁元首百官之权威”。
韩非子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思想，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政治观。任何人在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时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遵循某种方法论原则，在众多的方法论原则中，最高层面的方法原则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重视应然（outtobe）的价值甚于实然（tobe）的价值，它并非不关注现实，更不是与现实毫无联系，但比起“事实是什么”来，它更关注“应该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总是用“应当怎么样”来分析和评判“现实是什么”，并据此对现实提出种种批评。与此不同，现实主义重视实然的价值甚于应然的价值，它也并非不关注理想，更不是没有长远理想，但比起“应该是什么”来，它更关注“现实是什么”。现实主义者着眼于用“现实是什么”，去解释和预测“未来应当怎样”。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墨家更偏重于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法家则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思想体系。与《君主论》作者、欧洲思想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一样，韩非也公然倡导君主的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而且必须不择手段地运用一切权谋和治术。韩非强调，现实政治在不断发展变化，君主的统治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法常可”，“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五蠹》）。韩非的法、术、势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甚至也不是对早期法家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本源于古代中国残酷的政治现实，是“观往者得失之变”的结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几乎对每一个重要观点的阐述，韩非都会佐以相应的历史与现实案例，这是《韩非子》一书的最大特点之一。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理论一样，韩非的政治学说，把人类现实政治生活中最丑陋阴暗的一面毫无遮羞地揭示在世人眼前，这也是许多统治者暗暗地践行着其法术权谋理论却不敢公开承认的重要原因。
韩非绝对专制主义思想得以产生和流行的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政治的现实需要。韩非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国家林立、战火纷飞、列国争雄、弱肉强食的社会政治转型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国家的兴亡和政权的更替，就像走马灯一样往复不停。韩非在《亡征》中列举了47种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和征兆，涉及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若国家贫弱不强，则随时可能被外敌吞并亡国；若统治者软弱无能，则随时可能被臣下篡权夺位；若国内动乱不定，则最强大的国家也会很快衰亡。“春秋战国之际，是旧的奴隶制向新生的封建制度转变的时期。……加强君主分集权，则是这一时期各国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韩非的全部政治学说，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强化君主集权，来达到国家强盛，防止国家衰亡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熊十力评论说，韩非是“列强竞争时代之极权主义者，其志在致国家于富强以兼并天下”。毫无疑问，在韩非所在战国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君主的领地，“国者君之车也”（《外储说右下》），君主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韩非紧紧抓住了君主这一关键，并把它推到极端。他把君主奉为最高政治价值，急君主所急，忧君主所忧。包括其农战、君臣、法术和权势观在内的全部政治学说，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增强君主的力量，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韩非的政治学说，“是由封建国家转变而成君主国家的极必要工具，也是由列国纷争转变而成一统帝国的必要工具”。
《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典籍之一，韩非的政治学说不仅对秦以后的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而且对秦以后的整个中国政治发展史，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无论是喜欢还是憎恶韩非的政治观，都不能否认韩非政治思想的划时代影响。仅以韩非的法术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制国家秦王朝的举起和衰亡为例，赞成者将秦朝的建立归功于秦始皇全盘采纳了韩非的统治理论，而反对者则将秦朝的灭亡同样归因于秦始皇信奉韩非的法术思想。前者如郭沫若，他说：“秦始皇的作风，没有一样不是按照韩非的法术行事的。焚书坑儒两项大德正好是一对铁证”；后者如苏东坡，他说：韩非的学说“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韩非子》）。韩非的思想不仅对秦始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政治家都产生过影响。例如，专门的研究表明，诸葛亮的执政风格具有明显的韩非色彩，“《韩非子》犹如一个事先预备的剧本，诸葛亮则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恰当地呈现了剧本所具有的精神特质”；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渊源，也“实实在在来自《韩非子》”；“唐太宗鼓励群臣进谏的言论，处处表明他受到了韩非子思想的影响”。
关于《韩非子》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史的巨大影响，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对于这种巨大影响的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赞成者将它看成是富国强兵的必备工具，是国家兴盛的宝典秘籍；反对者则视它为泯灭人性的异端邪说，是祸国殃民的害虫毒药。从古至今对韩非思想一直存在着正反两种极端的评价，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纵观《韩非子》对后世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深远影响以及后人种种对其的评价，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从政治思想的本质来看，韩非的政治学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典型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君权至上是其全部理论的根本目标。只有抓住韩非思想的这一实质，才能真正深刻把握《韩非子》一书的精髓。“韩非的全部政治思想，是以加强君主独裁和维护君主利益而开展的，这是韩非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其次，从政治学说史的角度看，韩非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兴亡更替经验，形成了中国政治学说史上最为完备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韩非子》几乎成为个人专制独裁的百科全书。“韩子已参照历史之经验，改进前人之成说，于专制政体之蔽，几乎备见无遗。其六微、七术、八奸、十过诸说亦几成秦汉以后二千年中昏君失政之预言”。因此，无论对韩非的学说喜欢还是憎恶，无论是研究专制独裁的思想理论，还是实践专制独裁的统治权谋，谁都无法绕开韩非的著作。
最后，从政治价值观的角度看，对韩非的学说必然会存在截然相反的评价。一方面，韩非公然宣扬君贵民贱、背信弃义、贪欲自私、专权暴虐、不择手段、欺诈陷害、残酷无情等人类的政治之恶，与历史的进步潮流和人性的正义良知背道而驰，从本质上说是极端反动的。另一方面，韩非强调变法强国、任法而治、法不阿贵、耕战并重、强兵富国、赏罚分明、唯才举吏等政治策略和统治智慧，在处于人类政治发展早期的君主专制阶段，特别是在社会政治转型的战国时期，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因此，韩非给后人留下了两份重要遗产，一份是君权至上的消极遗产，一份是依法治国的积极遗产。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对待韩非及其《韩非子》，应当像对待马基雅维里及其《君主论》一样，坚决抛弃其君主专制的消极遗产，努力弘扬其依法治国的积极成分。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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