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内战中的林肯 | 林肯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王希：内战中的林肯 | 林肯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4年08月16日 18:0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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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美国内战重塑了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基本宪政秩序。作为战时总统，林肯深度参与了南北战争的各个阶段，在战争中推进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调整，领导联邦政府成功结束了分裂和内乱。本期，我们继续推送王希教授的《亚拉伯罕·林肯》词条。
内战中的林肯
王希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内战总司令
（一）战争的开始
1861年3月4日，林肯在首都华盛顿宣誓就任总统，此时的联邦事实上已经分裂了。尽管林肯在竞选时承诺不会干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制，但南部腹地的7个蓄奴州——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佐治亚、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仍然在林肯当选之后、就职之前相继宣布退出联邦，并于1861年2月在蒙哥马利宣布组成“美利坚联盟国”（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下文简称“邦联”或“南部邦联”），制定了邦联的宪法，建立了立法机构，并任命前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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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总统之前，林肯的执政经历几乎是一片空白，但面对危机的林肯并不慌张，而是沉着冷静，同时采取了恩威并重、以静制动的策略来应对。他利用发表总统就职演说的机会，重申不干预南部奴隶制的立场，同时将脱离联邦的行动斥责为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他承诺联邦政府不会首先诉诸武力来解决争端，但表示他将履行总统职责，竭尽全力来“维护、保护和捍卫”联邦宪法，“掌控、占用和拥有”位于南部的联邦财产，包括继续在南部征收联邦关税。林肯希望在给邦联施加压力的同时，安抚位于上南部和南北交界地区的另外8个蓄奴州，阻止它们加入邦联的阵营，但他的期望因战争的迅速到来而部分落空。
引发战争的是邦联军队对萨姆特要塞的炮击事件。萨姆特要塞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港湾，由一支联邦军队驻守，是联邦在南部的军事要地。林肯上任即面临为要塞的联邦驻军补充给养、弹药和人员的难题。邦联政府要求联邦军队撤离，并威胁要阻止联邦政府的任何补给和增援行动。林肯内阁就如何应对邦联的威胁意见不一。命令驻军和平撤离或放弃增援都等于向邦联示弱，变相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强行提供补给和兵力增援则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让联邦背负开战的历史罪名。林肯反复思考后，决定派一艘商船为要塞驻军补充给养但不补充弹药和兵力，并指示商船在遭到攻击的情况下即刻返航。邦联政府先是用武力阻止联邦补给船靠近萨姆特要塞，随后要求要塞的联邦驻军撤离，遭到拒绝后，于1861年4月12日凌晨向萨姆特要塞发起炮击，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林肯的第一个战争决策充满冒险意味，但获得了他想要的结果：补充给养而不增援兵力，既表现了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又保持了不率先使用武力的承诺。这一决定将对手置于两难困境之中，而邦联的暴力回应则为林肯动员北部社会的战争支持创造了条件。
（二）最初的战略设计与第一次布尔河战役
萨姆特要塞炮击之后，林肯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发表总统文告宣布邦联的攻击为“反叛”，引用《1795年民兵法》，向各州征召7.5万民兵入伍，镇压叛乱。林肯的措辞非常用心，将叛乱定性为蓄奴州内的分裂主义分子的“联合”行动，拒绝给予邦联政府任何法律意义的承认，以防止外国（尤其是与南部经济关系密切的欧洲国家）介入内战。但此举未能阻止上南部的4个蓄奴州——弗吉尼亚、北卡来纳、阿肯色和田纳西州——退出联邦，邦联的力量随即从原来的7个州变成了11州，人口总数也增加至870万人（包括350万奴隶人口）。邦联首都也很快迁至距离联邦首都华盛顿仅108英里的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位于南部交界的4个蓄奴州（边界州）——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州——没有退出联邦，但后三个州内有大量的亲邦联的奴隶主人口，如何阻止这些州倒向邦联成为林肯最初战略设计的重要目标。
内战的突然爆发对林肯政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从战争的规模、时间、伤亡率和全社会的动员与卷入程度来看，美国内战都是20世纪现代战争的先行者。它使用了早期工业革命制造的先进武器，包括步枪、铁壳船和火炮等，其杀伤力远超传统武器，致使战争的残酷性成倍增长。内战开始的时候，联邦军队只有1.6万人，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北部共有200多万人作为战士直接参与了战争。如此巨大的兵力动员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更艰巨的挑战则是，内战发生在民主体制中，北部内部就主战与反战存在巨大的分歧，边界州的奴隶主势力更是不可小觑。此外，即便在主战人群中，绝大部分人也只是将战争目标局限在捍卫联邦的完整之上，而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则希望借战争之手废除奴隶制。如何建构一个可持续的支持战争努力的战时同盟，是林肯面对的重要政治问题，也直接影响着他的军事战略计划的制定。
战争打响之后，因自身缺乏军事经验，林肯最初依赖联邦军队的资深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制定战略计划。斯科特提议，联邦军队在东部封锁南部海岸线，在西部控制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切断邦联与外部（尤其是欧洲）的联系，同时沿邦联领土外围建构防御工事，逐步缩小包围，最终迫使邦联放弃独立。这个在当时被戏称为“蟒蛇方案”的计划反映了许多人期望用温和方式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想法。林肯也没有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但他认为斯科特的计划过于保守，实施起来也将是遥遥无期。作为政治领袖，他希望利用联邦的人力和资源优势，与对手直接交锋，尽早结束战争。他担心，战事的拖延会导致拥有可观人力资源的边界州加入邦联阵营中，致使联邦赢得战争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
迫于北部民意的压力，林肯于1861年7月批准了第一次布尔河战役的计划，命令新近组建的联邦军队进入弗吉尼亚州，在距华盛顿25英里的马纳萨斯与邦联军队交战。这是内战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双方共投入兵力6万人，但因新兵经验不足、联邦军队指挥不力，再加上未能切断运送邦联增援力量的铁路线，最后联邦军队大败而归。联邦军队的单日伤亡和失踪人数高达近3000人（其中包括战斗死亡460人）。惨烈的结局让双方都意识到内战将是一个漫长而血腥的过程。
（三）1862年战事
第一次布尔河战役的失败敦促林肯重新思考整体的战略设计。他从国会图书馆中借出军事史和战争史的著作阅读，开始形成自己的战略思想。他将确保边界州留在联邦内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如果丢掉了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将不保，马里兰州也会处于危险之中”。1861年11月，联邦将领约翰·弗里蒙特在密苏里州发布命令，宣布解放奴隶，以镇压该州的反联邦势力。林肯担心此举会适得其反，将密苏里州推向邦联一边，下令取消了弗里蒙特的废奴命令，并将其撤换。到1862年初，林肯的早期战略成功地将边界州留在了联邦一边，免除了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林肯在战术方面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意识到，联邦虽然拥有人力优势，但邦联却因为在本土作战，拥有在内线灵活调动和集结兵力的优势，除非联邦军队“能够找到办法，以优势兵力，在相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同时对敌人发动攻击”，否则联邦军队难以取胜。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赢得决定性的战场胜利，是林肯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但在战争的前两年里，林肯一直没有找到能够将这一战略思想转为战场胜利的联邦军队将领。
1861年底，林肯任命34岁的民主党人乔治·麦克莱伦统领新组建的波托马克军团，希望他能积极进攻、夺取里士满，结束战争。但麦克莱伦并不采纳林肯的战略思想，而是制定了一个“半岛战役”的计划，舍近求远，将10多万联邦军队通过波托马克河运送到弗吉尼亚东面的半岛登陆，然后向西推进。1862年5月，当行动迟缓的麦克莱伦终于在里士满外围与邦联军队交锋时，他又以兵力不足为由回避直接战斗，而邦联军队的罗伯特·李将军则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少胜多，最后迫使麦克莱伦放弃进攻。半岛战役之后，林肯顶住国会激进共和党人的压力，让麦克莱伦继续指挥波托马克军团，同时任命共和党人将领约翰·波普指挥新建的弗吉尼亚军团，但波普于同年8月的第二次布尔河战役中重演了一年前的失败。林肯不得不重新任命麦克莱伦统领东部战区的联邦军队。
麦克莱伦并没有给林肯带来最终的胜利。1862年9月，在极为血腥的安蒂特姆战役中——双方在一天的伤亡总数为2.2万人，合计战斗死亡人数为3650人——麦克莱伦虽然阻止了李带领的邦联军队的入侵，但没有乘胜追击，让邦联军队安全撤回弗吉尼亚，错失了歼灭对手的大好时机。林肯最终不再顾及民主党人的抱怨，将自视甚高的麦克莱伦解职。接任的安布鲁斯·伯恩赛德在1862年12月组织了弗雷德里克斯堡战斗，但因战略部署的失误，联邦军队在渡过拉帕汉诺克河和进攻弗雷德里克斯堡时遭遇了邦联军队居高临下的正面阻击，伤亡人数高达1万人，北部士气一落千丈。但林肯没有气馁，而是写信为波托马克军团的士兵鼓气，“尽管你们没有获胜，但这次进攻并没有错，失败也只是偶然的”。
（四）1863年战事
在安蒂特姆战役结束一周之后，林肯颁布了《解放宣言预告》，要求南部各州在100天之内放下武器，否则他将解放在其控制区域内的奴隶。1863年1月1日，林肯正式签署《解放宣言》，将解放奴隶变成联邦政府新的战争目标。然而，军事上的转折点并没有立刻出现。
1863年初，林肯任命约瑟夫·胡克取代伯恩赛特，指挥波托马克军团。在5月的钱瑟勒维尔战斗中，拥有兵力优势的胡克与邦联的李将军相遇，为对手大胆灵活的分兵和佯攻战术所蒙蔽，不敢迎战，选择了撤退，导致联邦军队的又一次错失良机。而获胜的李将军则信心大增，决定再度北上，进入宾夕法尼亚州中部，此举引发了北部的恐慌。当胡克拒绝服从迎战的命令后，林肯果断地将其解职，任命乔治·戈登·米德接任指挥波托马克军团。1863年7月1日至3日，米德和李分别率领联邦和邦联军队16万人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葛底斯堡小城鏖战三天，双方伤亡人数高达5.1万人，联邦军队的战斗死亡人数为3155人，邦联军队的战斗死亡人数近4000人，是内战死伤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令林肯再次感到失望的是，米德在击败了李将军的进攻后也没有乘胜追求，让邦联军队再次逃过一劫。
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西部战区联邦军队在尤里乌斯·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成功攻克了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维克斯堡占据着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咽喉要道，是邦联在西部获得外部资源和武器的唯一关口。它的陷落使得联邦控制了整个密西西比河，邦联领土从此被一分为二，西部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包括从欧洲走私来的武器）无法继续进入邦联，缩小了联邦对邦联的包围圈。林肯随即致电格兰特表示祝贺，并承认当初对格兰特采取的北部进攻战略表示怀疑是一种错误。他坦率地写道：“现在我要亲口承认，你是对的，我错了。”11862年春，格兰特曾因在夏伊洛战斗中反败为胜而名声大噪。当有人指责格兰特有玩忽职守和战场酗酒之嫌、要求林肯将他解职时，林肯回答说：“我不能不用这个人，他肯打仗。”维克斯堡战斗更让林肯看到格兰特的特点：出色的战略眼光、坚强的战斗意志和不歼灭敌人不罢休的决心。更可贵的是，格兰特懂得军事将领的职责是帮助总统完成战争的政治目标。具有这样素质的将领正是林肯一直在寻找的军事指挥官。
1863年10月，林肯再次重组联邦军队指挥班子，任命格兰特担任联邦军队的战场总指挥，赋予他极为宽泛的指挥权。林肯将兵力调动和协调事务交给亨利·哈勒克处理，自己则真正开始扮演起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角色。格兰特上任后，立即参与了在佐治亚州北部奇克莫加和田纳西州查塔努加进行的战斗，并在1863年底赢得了查塔努加战役的胜利，为联邦军队进入南部腹地打开了通道。
（五）1864年战事与总统大选
1863年后半年的战场胜利标志着联邦军事战略的成熟，也将内战从最初的有限战争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然而，1864年是总统大选年，如果北部选民不能尽快看到战场胜利的希望，很可能会在选举中放弃林肯，而如果林肯不能赢得连任，内战则有可能半途而废，《解放宣言》也可能被推翻，林肯拯救联邦的所有努力将前功尽弃。林肯深知，无论是他个人的还是联邦的政治前途都将取决于联邦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
格兰特的战略计划与林肯早期的战略设想不谋而合，其核心思想是将联邦军队的5个军团部署在一条从弗吉尼亚州到新奥尔良的漫长战线上，同时在不同的战略要点与邦联军队作战，对其形成巨大压力，消耗其兵力、装备和供给，阻止其相互增援。格兰特也继承了林肯的另一个思想，即战争以消灭对手的实力为主，不以占领里士满为目的。格兰特的终极目标是与邦联军队打一场消耗战，最终拖垮对方。林肯批准了格兰特的计划，但两人都没有估计到1864年的战事会如此的漫长，伤亡会如此的惨烈。
1864年格兰特的春季攻势展示了一种与两年前麦克莱伦的半岛战役完全不同的风格。他指挥联邦军队从陆路向弗吉尼亚纵深挺进，从怀尔德尼斯与邦联军队正面交锋开始，一直紧追不舍，无论遭遇多大伤亡也不退却。两支军队先后在斯波齐尔维尼亚和科尔德哈伯血战，一个月内格兰特损失了6万人，最后将李的队伍逼退到彼得斯堡并将其包围。林肯十分欣赏格兰特的战斗风格，敦促他不要放走邦联军队，要“像牛头犬一样，用力紧紧地抓住它，尽可能地咀嚼它，掐住它”。
1864年9月，谢尔曼指挥的联邦军队在围城两个月之后攻取亚特兰大城，控制了邦联在南部腹地的经济和工业资源重镇。随后谢尔曼率领6万人大军，在300英里长、60英里宽的路线上进行了一次“向大海的进军”，穿越佐治亚州的心脏地带，历时32天，最终抵达萨瓦纳。谢尔曼军队所到之处，将邦联政府的军用设施和仓库等都被捣毁或付之一炬，大军过后留下的大片荒芜之地从经济上和心理上严重打击了南部腹地的邦联势力。与此同时，联邦将领菲利普·谢里丹在东部的谢南多厄谷击败邦联将领厄尔利，捣毁了当地的粮食加工厂和谷仓。至此为止，内战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
1864年秋季的联邦军事胜利终结了民主党人和南部邦联的侥幸心理。林肯轻松地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他赢得了除新泽西、特拉华和肯塔基三州之外的所有参加大选的州，获得了212张选举人票，他的对手麦克莱伦仅获得12张选举人票。1864年大选也标志着林肯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次伟大胜利。在经历了北部反对派连续四年充满恶意的批评和谩骂之后，林肯的坚韧与高瞻远瞩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解放宣言》也得到了北部选民的支持。
（六）战争的结束
内战的结束与它的开始一样，来得非常突然。1865年1月，格兰特准备对在彼得斯堡的邦联军队发起进攻。奴隶解放的效果已经显现，给南部的经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迫使邦联国会在最后一刻甚至做出了征召奴隶加入邦联军队的决定，但为时已晚。3月26日，李将军通知邦联总统戴维斯，他的军队已经无法保卫里士满。李的队伍随即逃离彼得斯堡，但格兰特的部队紧追不舍。4月3日，里士满落入联邦军队手中。次日，当林肯冒险进入曾被作为邦联首都的里士满时，当地的黑人群众蜂拥而至，向他们眼中的“伟大解放者”表示感谢。4月6日，联邦军队拦截了邦联的供给车队，将曾经威风一时的李将军置于缺粮缺弹药的困境之中。4月9日，李将军在弗吉尼亚州的阿伯马托克斯向格兰特将军投降，内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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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3月4日，林肯在华盛顿第二次宣誓就任总统。与四年前相比，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非常简短，只有700字，但却是一篇林肯用心血写成的内战反思。林肯在演说中没有为即将来临的联邦军事胜利欢呼，而是对这场牺牲了62万美国人生命的内战做了深刻的反省。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曾回避讨论奴隶制的道德问题，但此刻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奴隶制是引发内战的原因，而内战是上帝对所有美国人的一种共同的惩罚；虽然人们希望尽早结束战争，但上帝为了要对奴隶制做出“正确的和正义的裁判”，有可能会让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奴隶们用250年来的无偿劳动所积累的所有财富都化为灰烬，直到用鞭子抽出来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剑刺出来的另一滴血来偿还之后”。他希望血腥的内战让美国人懂得了什么叫作正义，他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所有人都抱有善意”，从而能够缝合国家的伤口，与世界各国一起“争取与珍惜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二、战时总统
（一）战时总统的产生
参加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对《邦联条例》下的中央政府的羸弱无能记忆犹新，在设计新的联邦宪法时特地在联邦政府层面增加了总统职位，将执法权交由总统执掌。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通过总统选举人的选举产生，执行国会通过的法律，统帅联邦的武装力量（在紧急情况下有权将各州民兵转换为联邦军队），任命联邦法院的法官，处理外交事务等。从表面上看，总统拥有诸多权力，包括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国会可以以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否定总统的否决），但在实践中，国会在联邦三权中拥有最大的权力，它可因循“必要的和适合的”理由制定国家需要的一切法律，而内战前的总统扮演的角色更多的不是国家领袖，而是国会意志的实施者。
制宪者虽然也考虑到了外敌入侵和国内反叛的发生，但他们从未想象过国家分裂和大规模内战的情形，也没有为如何应对内战这样的危机提供明确的行动指南。面对危机，林肯没有向前任总统詹姆斯·布坎南那样退缩，而是勇敢地承担起拯救联邦的责任。他虽然没有执政经历，但凭借多年浸润于州政治的经验以及对美国宪法的熟悉与精通，很快认识到了自己在宪政危机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启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借助联邦政府、政党和北部社会公民机制等体制杠杆，动员民众，领导和指挥内战，最终不仅拯救了联邦，而且也创立了一种新的总统执政模式。
（二）启用战争权
内战爆发之后，林肯迅速地在两个关键方面发挥了领袖的作用：从政治高度来界定内战的性质，启用被埋没在宪法条文中的战争权。内战是因奴隶制的争执而引发的，共和党人的执政目标是阻止奴隶制的蔓延，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林肯避免讨论奴隶制的存废问题，而是选取从联邦形成的历史和联邦存在的意义的角度来审视美国人面临的危机。他承认美国面临了“巨大的和特殊的困难”，但困难的根源在于蓄奴州拒绝接受选举的失败。容忍南部脱离联邦的行动，在他看来，就等于承认美国共和体制的失败，等于放弃已经进行了80多年的“美国实验”——人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
林肯的就职演说帮助民众意识到捍卫美国体制的历史意义。内战打响之后，他更明确地将战争定义为一场“人民之间的竞争”，针对奴隶制在美国的存废是南北冲突的表面，实质问题是美国人是否要放弃崇尚自由的政府体制。拯救联邦，他在1862年国情咨文中指出，就是在拯救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那么这个“最后、最好的希望”是什么呢？林肯在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讲中用简洁的语言做了说明：那就是保证“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能够永世长存”。
萨姆特要塞的炮击将林肯变成了内战总统。1861年4月15日，他发表总统文告，以联邦军队总司令的名义从各州征召7.5万州民兵入伍，镇压内乱。4月19日，他宣布对南部港口实施禁运封锁。4月27日，他下令在华盛顿到费城的铁路沿线地区终止人身保护令状权利的使用，允许联邦军队逮捕任何攻击联邦军队和具有叛乱罪嫌疑的人并将他们交由军事法庭审判。5月3日，当上南部4个蓄奴州加入邦联后，林肯又发布公告，再征召4.2万志愿兵入伍，并下令扩大联邦正规军的规模。此外，林肯还批准联邦财政部动用200万美元的资金来支付最初的战争费用，批准发行2500万元的战争债券。他采取的这些行动都是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曾经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未经国会的批准而行使过如此广泛而巨大的权力。
林肯的权力来自何处？他为何敢于在国会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行使如此多的权力？熟谙宪法的林肯对他的行动做了合理而具有创造性的解释。宪法将联邦的战争权分别置于国会和总统手中，国会拥有宣战权，总统拥有统率武装力量的权力。林肯将内战界定为一场由南部分裂分子“联合”发动的“一场叛乱”，不是一场对外的“战争”，而宪法（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赋予总统“保证联邦法律得以忠实之执行”的权力，因此总统有权在紧急时刻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捍卫宪法。作为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林肯启用“战争权”的理由更多是引自“人民的要求”和“公众之需要”。林肯清楚地认识到，在联邦三权中，总统是唯一的由全体人民（选民）选举产生的最高执法官，国会（即便是在场）和最高法院都不具有总统的民意代表基础，更不具备执法部门具有的决策集中性和单一性的能力。所以，当内战危机发生时，唯有总统可以迅速采取行动以拯救联邦。然而，林肯并不滥用这些权力。他在发布镇压叛乱的公告时，也要求召开特别国会。1861年7月特别国会召开后，以追溯立法的方式认可了林肯先前采取的战时决策。最高法院也在1863年战利品案的判决中支持了他封锁南部港口的命令。
（三）组建内阁
林肯拥有极强的政治雄心，但对自己面临的挑战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深知自己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不是因为他比其他竞争对手更优秀，而是比其他人更能赢得大选。如果他的政府要想取得成功，他必须将先前的竞争者变成自己的合作者，这样他才有可能建构起一个有效获得共和党内广泛支持的领导核心。最终，林肯的内阁包括了共和党内一些最显赫的领袖人物：西华德和蔡斯分别担任国务卿和财政部长这两个最重要的内阁职务；来自边界州密苏里的爱德华·贝茨担任司法部长；海军部长由资深民主党人吉迪恩·威尔斯担任。任命赛门·卡梅伦为第一任陆军部部长很快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林肯在1862年用前民主党人埃德温·斯坦顿予以替换。这个内阁不仅保持了共和党内的前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平衡，还包括了参与1860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所有竞争者。林肯的组阁方式不仅表现了他的政治胸怀与自信，更展示了他以联邦利益为重的执政风格。
在处理与内阁成员的关系上，林肯赋予部门首长极大的部门管理权力空间，但他也绝不允许他们染指属于总统的权力。内战初期，国务卿西华德曾致信林肯，抱怨林肯决策之缓慢，暗示他愿意分担总统的一些决策权。林肯并不将西华德的行动解读为对自己尊严和权威的冒犯，而是在回复中委婉地告知他会就重大问题咨询内阁成员的意见，但不会放弃总统的权力。林肯最终没有将回复发出，也没有将西华德的信公之于众。他不希望给西华德造成难堪，更不愿意让外界对内阁的团结产生怀疑。西华德从此事中感到总统的大度无私，后来成为林肯内阁中最忠实的成员。
林肯意识到内阁成员来自不同的共和党派别，为了获得所有人的忠诚和支持，他微妙地处理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不向任何一派妥协，也不成为任何一派的附庸，始终保持对所有派别的独立领导权。1862年，国会激进共和党人曾在蔡斯的鼓动下对林肯施压，以西华德对政府决策施加了过多的影响力为由，要求林肯将他解职。林肯意识到蔡斯与西华德之间的竞争关系，也深知激进派的动机，他不喜欢蔡斯的小动作，但欣赏他作为财政部长的行政能力。他安排国会共和党领袖在西华德缺席的情况下与内阁成员见面，坦承讨论内阁决策的程序，消除他们对西华德的误解。林肯同时提醒国会领袖不应插手执政部门的事务，重申他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拥有最终决定权。最后，林肯成功地将西华德和蔡斯同时留任，保证了内阁领导力的稳定和延续。在整个内战期间，林肯以他明察秋毫的政治敏感力和与人为善、宽宏大量的处事方式保持了内阁的团结和稳定，为赢得内战胜利提供了决策体制的保证，他本人也赢得了内阁成员发自内心的尊敬。
（四）建构外围的政治同盟，处理与国会的关系
除了忠于自己的内阁之外，为了赢得战争，林肯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的支持联邦政府的政治同盟。在这方面，林肯有效地发挥了他作为政党领袖的作用，熟练地使用19世纪美国政党政治的关键武器——恩惠制（patronage）——来建构共和党的基层力量。将联邦政府的公职职位作为一种带有经济利益的奖励分配给忠诚的党工并不是林肯的发明，而是从早期政党中衍生而来的实践。从华盛顿起，历届总统均这样做。不过，林肯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内战带来了联邦政府官僚系统的急剧扩张，联邦政府雇员的数量比战前增加了五倍，总统可以委任的职位数量也随之增加，林肯因此获得了任命数以千计的新联邦官员的机会。林肯利用这个机会，将大量共和党人安置在遍布联邦各州的职位上，建构起一个巨大而忠诚的共和党人官僚队伍。他也有效地运用恩惠制来辅助与国会议员的政治交往，在帮助后者赢得连任的同时争取得到他们对总统决策的支持。
林肯还十分注意发展与各州共和党领袖的合作，给予共和党州长们以必要和及时的政治支持。譬如，在州和地方选举中，他会通过增加某个州恩惠制任命人数的方式对该州共和党州长予以支持，或者给士兵放假让他们返回家乡去参加支持共和党的选举。1863年，当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州长需要资金来阻止反战民主党人的破坏活动时，林肯忽略正常的用款程序，命令财政部向共和党州长支付25万美元的补贴资金。
党派报纸是共和党联系选民的重要媒介，培养和支持亲政府的媒体成为白宫的重要任务。在战争期间，林肯不失时机地亲自为报纸写文章，以公开信的方式来说明他的政策并传播他的思想。为回报那些支持政府的报刊和印刷商，他会指示将利润丰厚的政府印刷合同分配给它们。
内战期间，林肯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在战争初期启用总统战争权做出应急决策，虽然在程序上是先斩后奏，但他都做到事先声明，并在事后向国会提交报告以获得国会的支持。对于国会通过的法律，只要有利于赢得战争而又不侵犯总统的特权的，林肯都会给予支持。第37届国会（1861-1863）通过了一系列后来对美国经济、教育和金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立法，包括《莫里尔增地法案》（通过联邦赠地兴建州立大学）、《宅地法》（为西部移民提供廉价定居地）、《法币法案》（发行纸币，增加联邦政府的财权）、《国民银行法》（发行国家债券，增强联邦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太平洋铁路法》（兴建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到西海岸的铁路）等，林肯毫不犹豫地予以支持。对于一些他认为并不完全符合他意愿的立法，如第二次《敌产没收法》、哥伦比亚特区的废奴法和接受西弗吉尼亚州加入联邦的法律等，他也会从维护与国会合作的角度出发予以批准，不会因为个人和党派偏好而固执己见，与国会闹翻或作对，从而牺牲赢得战争所需要的政治团结。
（五）处理政治异见
处理政治反对派是林肯在战时面临的另外一个棘手问题。战争初期，为了迅速集结联邦军队，林肯曾终止了对人身保护令状权利的使用，但这项政策遭到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民主党人罗杰·坦尼的反对。在1861年的梅里曼案的判决中，坦尼宣布总统无权终止公民行使人身保护令状权的权利，但林肯据理力争，用总统特权来捍卫自己的禁令。1862年9月，为实施《民兵法》，林肯发布总统公告，宣布所有逃避和抵制服兵役的人都将受到联邦戒严法的惩处，被起诉者的人身保护令状特权也不受保护。北部各州有许多反战者因此被捕，并无法寻求地方法庭的救助。林肯的命令引发了民主党人的极大不满，并导致了民事法庭和军事法庭的冲突。1863年，国会通过了《强制兵役法》，要求所有20-45岁的男性公民响应总统的号召，参加联邦军队，凡拒绝服兵役的人将被视为逃兵，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强制兵役法》的实施在民主党势力强大的州遭到反对和抵制。最严重的抵制事件是1863年7月在纽约市发生的反征兵骚乱。骚乱时间长达4天，导致了至少上百人的死亡，其中许多为黑人。林肯立即派遣军队入城对骚乱者进行荷枪实弹的镇压，才平息了骚乱，使征兵工作得以重新开始。
在镇压政治异见方面争议最大的是联邦军队对俄亥俄州前国会议员克莱门特·瓦兰迪厄姆的逮捕和关押。瓦兰迪厄姆是著名的反战民主党人（俗称“铜头蛇”），他在1863年春钱瑟勒维尔战斗期间，公开发表反战言论，说内战是“一场邪恶的、残酷的和不必要的战争”，称战争带给黑人自由却将白人置于被奴役之中，并指责战争建立的“专制”破坏了公民自由。林肯开始对瓦兰迪厄姆被捕的事情并不知情，但他立刻为军队的行动承担责任。林肯使用公开信的方式回复民主党人的指控，指出瓦兰迪厄姆的被捕不是因为他在政治观点上反对政府，而是因为他破坏了（联邦）军队的征兵活动。林肯质问道：“难道我必须枪毙一个临阵逃跑的年幼无知的年轻士兵，而对那个煽动他逃跑的鼓动家不能动他一指头？”尽管如此，林肯最终修订了对瓦兰迪厄姆的判刑，将其流放到南部邦联。
国会则给予林肯的行动以有力支持。1863年3月，国会颁布了《人身保护令状法》，准许联邦军队在逮捕涉嫌破坏战争努力的人时无视法院关于人身保护令状的命令，但要求军事法庭在查清被捕人无罪后应尽快予以释放。内战结束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在1866年的米利根案的判决中宣布总统停止人身保护令状的做法是违宪的。
（六）与人民和士兵在一起
林肯对总统执政意义最深远的改革是将总统变成了真正的人民的代表。早在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林肯就指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民意决定一切，有了民意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会失败，没有民意的支持，任何事情都无法成功”。他进入白宫后将与人民沟通变成了总统的重要职责。林肯认识到，虽然北部拥有人力和资源优势，但赢得战争的胜利需要人民的参与和真心支持，而作为总统，他必须向人民解释他的决策，说明他们为什么必须要付出和牺牲的理由。在长期的政治和律师生涯中，林肯对人性有非常透彻的。一方面，他相信人民是理性的，“让他们知道真相，国家就会安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人民的情绪是波动的，作为政治领袖，他需要在恰当的时候用恰当的语言向人民传达恰当的信息，引导而不是胁迫他们，以建构他们对政府的信心。为了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他在白宫的工作议程中安排了接待普通来访者的固定时间，并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公民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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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各方来信的时候，包括反对者的来信，林肯都极为认真，展示了非凡的与公众交流的能力。他也十分看重他的文字将会产生的影响。1863年7月葛底斯堡战役结束之后，林肯对米德将军未能乘胜追击、让邦联军队返回南部的做法十分失望。这种失望之情在他给米德的信中表露无遗，但信写好之后他决定按而不发。他不希望自己的情绪给联邦军队带来负面的压力。林肯将总统公文的写作视为与人民分享自己思想的机会。他的两次总统就职演说、1861和1862年的国情咨文以及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讲等，都因其所包含的原创性思想和具有个人风格的精湛语言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政治写作的经典文献。
林肯特别关注与联邦军队普通士兵的交流，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腾出时间去接见路过华盛顿的部队。他也会亲自给阵亡士兵的家庭写信，安慰他们的亲属。联邦士兵在他的眼中不仅是一名战士，更是一位具有政治意识和能够行使政治权利的公民。他将与士兵的交流看成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交流。在士兵眼中，林肯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总统，而是一个令人感到熟悉和亲切的家庭成员。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林肯曾对一支来自俄亥俄州的部队发表讲话，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例，请士兵们记住他们为联邦而战的重要性：赢得内战“不单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们自己。我有幸暂时入主白宫，我就是一个活的的见证，证明你们每个人的孩子都有希望到这里来……为了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我们享有的自由政体获得广阔的天地和公平的机会去从事工商业，去发挥聪明才智，为了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怀着人生的美好理想，在人生的竞赛中获得平等的权利，这场战斗必须进行下去……这样我们才不致失去我们生来就有的权利。为了保住这样一个无价之宝，这个国家是值得为之战斗的”。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有删节和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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