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增科：酋邦的若干区域性案例研究及其衰亡 | 酋邦专
何增科：酋邦的若干区域性案例研究及其衰亡 | 酋邦专题系列三·《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4-07-05 18:0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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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酋邦理论是人类学新进化论代表性学者埃尔曼·塞维斯（Elman R. Service）提出的重要理论，随后又得到其他新进化论学者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前国家政治系统从平等的、无首领的部落社会向不平等的、官僚制国家社会的进化何以会发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酋邦理论有关酋邦类型学和多向进化的研究，关于酋邦向国家进化的条件、动力和机制的研究，关于酋邦的长时段轮回的研究等，对于理解人类早期政治发展及其规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酋邦的若干区域性案例研究，以及酋邦的停滞、衰落与崩溃。
酋邦的若干区域性案例研究及其衰亡
何增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
一、酋邦的若干区域性案例研究
酋邦理论认为在平等和分散的部落社会和集中的国家社会之间存在着酋邦这样一个过渡的桥梁，后者是一种区域性等级社会并拥有集中决策的能力。酋邦社会既存在着向国家进化的可能性，又可能陷入兴起、扩张和分裂的长时段“轮回”。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对酋邦进行了不少实例研究。我们从中选择了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龙山文化，它是成功进化为国家的典型案例；第二个案例是从酋邦进化而来的近代原始国家祖鲁；第三个案例是玛雅文明，它是崩溃理论重点研究的案例。
（一）龙山文化：从酋邦到早期国家
刘莉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一书中对龙山文化从酋邦进化为早期国家的过程进行了详尽分析。她主要根据聚落形态和墓葬资料来确定龙山文化如何从酋邦走向早期国家。刘莉指出，二里头文化主要从河南中部龙山文化经过新砦期发展而来。二里头位于伊洛河冲积平原的中心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中心。二里头的城市化始于第二期，在随后的第三期达到高峰，她估算高峰期其人口可达1.8万到3万人。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宫殿区、铸铜作坊、青铜礼器等可以发现，该地区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礼仪中心。刘莉接着指出，二里头国家的形成伴随着对周边地区的殖民和领土扩张活动，其驱动力是获取这些地区的战略资源（如铜和盐）。二里头国家中心和边远地区之间的关系，显示出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以及政治、军事的扩张。
刘莉认为，从龙山文化发展为二里头文化的过程中，聚落形态和物质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结构从多个竞争政体的并存发展为在一个广大地区内由一个大型中心支配众多小中心和村落的单一政体。她认为，二里头文化分布区以集权的社会政治体制为特征，它似乎是从众多的酋邦中脱颖而出，并且和众多的酋邦共存过一段时间。她推测，历史上爆发的洪灾可能为某些有能力的个人成为领袖人物，引导前国家政体确立凌驾于其他政体之上的地位提供了机会，大禹通过治水获得政权很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刘莉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政治进化的一般过程、特殊动力和多样性等社会进化的理论问题。她指出，行政管理等级和社会复杂化程度之间成正比。她将当时的聚落系统分为封闭地理中的单中心聚落模式、封闭地理环境中的线性多中心聚落模式、开放型地理环境中的分散性多中心聚落模式和二里头聚落体系中的贡赋模式。她的研究发现，中国最早期的国家是从豫中地区相对简单的酋邦系统发展而来。二里头贵族通过在资源所在地附近设立地区性中心或据点从而有效地控制战略性资源的长途运输，反映了从酋邦到早期国家内部行政分工的发展。刘莉指出，龙山文化案例证明早期国家是从众多酋邦的激烈竞争中创造出来的，一个酋邦通过竞争甚至战争把周边诸酋邦纳入自己新建立的更大的政治实体之中，从而实现从酋邦走向早期的进化。此外，刘莉还将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进行了对比。她指出，山东龙山文化缺乏财富财政和贵族物品经济，战争是该地区社会政治体系的主要动力。河南龙山文化作为一种集体取向的酋邦类型，把公众利益置于贵族个人利益之上，通过投资公共建设工程保护整个社区免于天灾人祸。这种集体取向的社会系统能够借助自身资源并通过频繁的军事行动最终实现早期国家的进化。刘莉对龙山文化迈向二里头文化的案例研究，丰富了我们关于酋邦向早期国家进化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动力以及酋邦和早期国家形态多样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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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先民所创造。该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北至晋中，西至陕州区、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湖北北部，东至开封、兰考一带地区。
（二）祖鲁王国：从酋邦进化为“完整国家”
塞维斯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介绍了祖鲁王国的演化史。他的研究主要借鉴了格鲁克曼（Max Gluckman）对祖鲁王国的研究成果。他指出，早期祖鲁政体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775年之前的300年）为恩古尼酋邦时代。班图人中一批讲恩古尼（Nguni）语的分支居住在祖鲁兰地区并形成多个小型酋邦。第二阶段（1775年至19世纪初），当地形成了几个大的军事酋邦，他们中的大多数因战败而在1798-1828年间被融入一个军事政权之下。19世纪初，祖鲁人经历了沙卡等人恐怖的军事统治。第三个阶段祖鲁在姆潘迪（Mpande）国王统治下，从1840-1872年经历了一个较为和平和稳定的政权巩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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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确立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模式，讨论了国家和早期文明起源的一般性轨迹和社会复杂化的动因。除了受朱利安·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和莱斯利·怀特文化进化论的影响之外，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对本书的构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作者对文明和国家的概念进行了科学定义，回顾了各种文明起源的理论。然后对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过渡以及权力的制度化进行了探讨，并对酋邦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陈述。接下来介绍了五个现代国家形成的民族志案例和六个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案例，最后是对各种理论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和小结。
在第一个阶段，祖鲁的酋邦规模很小，每个酋长只有一支50名的武士卫队。酋邦内部没有严格和明确的继承规则，群体间频繁分裂，内部纷争不断，难以实现整合。祖鲁的社会等级结构包括家庭、克拉尔和氏族。其中最大的永久性政治单位是氏族，较大的氏族联盟被非洲学者称为“部落”。酋长是“开山族长”在长子继承制下的直系后裔。祖鲁的酋邦此时仍是平等的分节社会。尽管如此，由于酋邦数量众多且存在等级制的组织模式，这些条件具有在战争的刺激下形成更大政体的潜力。
塞维斯将第二阶段概括为军事扩张时代。在该阶段，部落间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和部落间力量强弱不等而频繁发动战争，较强的部落能够聚合起更多的武士并能对这些武士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惩戒。塞维斯介绍了两个典型人物：丁基斯瓦约（Dingiswayo）和沙卡（Shaka）。前者是姆特迪瓦（Mthethwa）部落的首领，他将武士按年龄分组进行统领，此举增强了军队的组织性并提高了士气。他以人道的方式对待战败的酋邦并对后者实行间接统治，逐步扩大了姆特迪瓦部落统治的范围。丁基斯瓦约还确立了自己裁决争端的权威，树立了以利益而非强制进行统治的榜样。沙卡在1828年成为全祖鲁兰和纳塔尔地区的统治者，并将包括被征服部落在内的整个地区改造成一个超级酋邦。他的成功不仅源于他继承了丁基斯瓦约的政治发明，也在于他对包括戳刺短剑等新式武器以及近身围歼等新式战术的使用。此外，沙卡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培训职业士兵的军营，并通过册封或罢黜酋长等手段确保后者的忠诚。尽管如此，为了维持统治，沙卡很快就采取了血腥的统治手段。他最终被他的兄弟丁加尼（Dingane）暗杀。但丁加尼在上台后最终也滑向了残暴的统治。民众转而拥戴丁加尼的弟弟姆潘迪。一场内战之后，姆潘迪成功上位。
塞维斯将第三个阶段概括为姆潘迪的祖鲁国家阶段。他指出，姆潘迪统治的32年（1840-1872年）是独立的祖鲁国家进化的第三个时期。姆潘迪告别了前任单纯凭借武力的统治方式，转而依靠权威和法规进行统治。姆潘迪时代，面对外部一些强大国家的包围，祖鲁不同部落之间变得更加团结。与欧洲人贸易的增加及其导致的再分配增长强化了地区对中央机构的依赖。在氏族和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同时，行政区域变得越来越非血缘化，地区首领不再兼任当地氏族或其他血缘群的首领。此外，一些始于丁基斯瓦约和沙卡的重要发明得到发展完善。常备军继续按年龄单位分组并住在远离家乡的军营里。国王法庭对死罪和最高上诉进行裁决的功能也保留了下来，而大多数普通犯罪则由各地区自行处置。基于祖先崇拜的祖鲁宗教和国王作为国家象征等意识形态元素在国王统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姆潘迪还将几个儿子安置在各个重要的管理职位上，将女儿嫁给国内的要人，利用姻亲关系控制当地氏族和部落。塞维斯指出，沙卡所建立的祖鲁国家主要是一个地域性军事政体，直到姆潘迪时期祖鲁才成为一个“完整国家”。祖鲁王国内部的官僚体制和公共权力也经历了一个从军事的权力基础率先形成到经济性权力基础的形成，再到宗教仪式等意识形态权力的基础的形成和巩固，从单纯依靠暴力统治到依靠权威和法律进行统治的重要和缓慢的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丁基斯瓦约、沙卡、姆潘迪等政治军事领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塞维斯对祖鲁王国这个近代原始国家起源的案例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玛雅：史前文明崩溃的典型个案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描述了古玛雅文明的崩溃。他指出，玛雅曾经拥有1300万左右的人口，但在公元800年后，玛雅90%至99%的人口消失了。西班牙人到达时玛雅人口只剩下了3万人。随玛雅文明一起消失的还有玛雅的国王、长纪年历以及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制度。玛雅文明的崩溃令人震撼，留下了千年失落的古城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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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se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贾德·戴蒙于1997年所著。作者以对失败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提供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
玛雅文明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古典期（公元前1500年～公元317年）、古典期（公元317年～公元889年）和后古典期（公元1000年后）。玛雅文明一般指古典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佩腾盆地的中心区域。众多考古发现表明，玛雅文明在从酋邦向国家的进化中，劫掠、杀戮和人牲献祭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公元600年-公元900年古典期晚段是玛雅文明的全盛期。在该阶段，玛雅人口增长迅速且文化繁荣，甚至还出现了诸如蒂卡尔、卡拉克姆、科潘等众多城邦国家。然而，到了古典期晚段，玛雅文明开始衰落。
戈登·威利（G. R. Willey）指出，玛雅文明的兴盛是一个社会政治复杂化的进程。他从生态、生存方式和人口、战争、贸易和意识形态等角度总结了该过程，陈淳对其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在他看来，玛雅低地肥沃的土壤为人口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增长造成土地资源短缺，后者促发了社会群体间竞争和对土地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进而导致社会分层。威利将玛雅低地的聚落形态分为以家庭为对象的庭院聚落和拥有金字塔、神庙等建筑物的政治宗教中心。玛雅低地有4个大型地域性首都，它们各有至少3层较小的附属中心。在前古典期晚段，土地短缺促使玛雅居民以冲突和战争的方式缓解人口压力，战争又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发展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此外，玛雅文明以神权统治为特点，大部分的公共建筑都是宗教建筑。玛雅低地形成的国家中既有蒂卡尔等早期形成的原生国家，也有如科潘这样随后形成的次生国家。玛雅考古的新发现表明，玛雅并非“和平的神权政治”，战争在玛雅国家建立和崩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古典期，玛雅集权或强化或减弱，地方自治或增强或减弱。
泰恩特（Joseph A. Tainter）指出，社会政治复杂化既是玛雅文明兴盛的原因，又是玛雅文明崩溃的原因。他指出，竞争和战争、供养统治者上层、投资纪念碑建筑、修建水利工程、地方治理范围的扩大等因素密切相关。支持上述耗费不菲的系统的代价完全落到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百姓身上。上述社会政治复杂化投资的边际收益随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人均营养状况不断恶化。到8世纪后半叶，百姓阶层十分羸弱，获取更大面积的疆土只是意味着负担更多的贫穷人口，发展成大国的边际收益很小。崩溃成为玛雅低地一种无法摆脱困境的预见性的调整，从而造就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灾难和人口灾难。
贾雷德·戴蒙德从五个方面解释了古典时期玛雅的崩溃。首先，人口增长超过了资源可以承载的程度，太多的农民在太多的地方种植了太多的庄稼。其次，滥伐森林、耕种梯田和台田引发了人为干旱、山坡侵蚀、土壤养分流失等环境问题。玛雅的干旱周期约为208年。公元800年前后的“大干旱”共有4次，公元760年的旱灾持续了两年，公元810年的旱灾持续了10年，公元860年的旱灾持续了两年，公元910年的旱灾持续了6年。考古学研究表明，古典玛雅不同地方崩溃的时间点与后三场旱灾的发生时间高度吻合。第三个因素是人们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而发动的旷日持久和不断升级的战争。第四个因素是气候变化，在前几次旱灾时人们可以迁移，而在古典时期崩溃发生时所有可以移居的地方都已人满为患，几个水源稳定的地方已经无法容纳所有人口。第五个因素是国王和贵族们的注意力只在于谋取短期利益，而并不关心长远问题。人口与资源的失调，环境的恶化，在灾害来临时应对不当等因素最终导致玛雅社会走向崩溃。应当说，戴蒙德从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应对失误的角度分析玛雅文明崩溃的原因，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威利和希姆金（Demitri B. Shimkin）基于考古学证据和多因素分析解释了玛雅崩溃的动力因素和崩溃进程。陈淳在玛雅文明崩溃的个案中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两位学者提出的玛雅崩溃的动力因素包括：（1）贵族群体的寿命更长，繁衍的后代更多，这个阶层的膨胀加重了对社会的剥削；（2）不断膨胀的贵族阶层和各种官僚和中层阶级的消耗加剧了贵族和平民的矛盾，古典期晚段各个政体之间经常相互劫掠平民以补充劳动力；（3）刀耕火种的农业破坏了森林植被并导致陆生动物锐减，土地休耕期缩短，杂草滋生和病虫害影响了农业产量；（4）古典期晚期人口增长导致包括食品短缺在内的资源短缺，城市人口的集中导致传染病流行。这些因素致使当时的玛雅人面临着营养不良、寿命缩短、死亡率上升等问题；（5）玛雅社会对盐、石料和贵族奢侈品的需求导致其过度依赖长途贸易，在一些重要资源的供应方面处于被动地位。
威利和希姆金根据以上动力因素重建了玛雅文明的崩溃过程：（1）古典期的玛雅贵族以建设祭祀中心、竞争性的炫耀仪式、强化农业和长途贸易来促进经济发展；（2）从古典期晚段开始，不同政体的玛雅贵族相互认同、相互协作以控制战争和推动地域性扩张，贵族阶层因而与平民进一步分离；（3）在整个古典期晚段，人口增长、资源短缺、城市化的压力加剧了不同政体彼此之间的竞争。贵族阶层通过增加祭祀建筑和宗教仪式的投入来应对人口和资源压力，导致问题更为严重，平民更加贫困；（4）人口和资源失调造成平民营养不良和疾病流行，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对社会生存产生更大的压力；（5）面对这些内外压力，玛雅贵族仍然坚持采取前述传统方法应对，以致崩溃不可避免；（6）玛雅对长途贸易的依赖使得整个地区形势的变化影响到贵族和平民的生活；（7）在这些内外压力共同作用下，古典玛雅政体和它多达1300万人口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
陈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论解释框架。他指出，可以将复杂社会的运转看作一种社会结构、管理方式、农业经济、对外贸易、人口规模、技术层次、宗教文化与生存环境互动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转取决于上述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它们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在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人口较少，气候宜人，农业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富有阶层出现，文化和艺术繁荣，政治结构也日趋复杂化，玛雅地区出现了许多大型的城市国家。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资源日益短缺，社会分化加剧，财富和劳动力分配失衡，意识形态僵化，社会应对矛盾和压力的能力逐渐减弱。当人口和土地的载能达到极限时，玛雅低地的神权国家却将希望寄托在祈求神灵的庇护上，甚至在宗教祭祀活动的投入上出现盲目攀比的现象，后者只会进一步加剧阶级矛盾，让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复杂社会系统的解体。陈淳还绘制了一幅玛雅文明运转和崩溃的流程图。该图有助于增进人们从系统论的高度理解玛雅文明的崩溃，因此我们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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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论：酋邦的停滞、衰落与崩溃
1954年埃德蒙·利奇（Edmund R. Leach）在研究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发现，克钦族人的社会有平等世系群（egalitarian lineage）和等级世系群（hierarchical lineage）两种类型，这两种世系群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转变和摇摆，他称之为“钟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平衡”理论。1984年，赖特（H. Wright）提出了酋邦发展的“轮回”（cycling）概念，用来描述酋邦在区域性简单酋邦群中兴起、扩张和分裂的周期性波动。弗兰纳利进而指出，虽然酋邦具有早期国家赖以形成的世袭不平等和等级结构，但只有极少数的酋邦才能演进到国家。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就形成于酋邦“轮回”的动力环境之中，孤立的酋邦不可能转变为国家。社会的崩溃不同于停滞和缓慢的衰落，按照戴蒙德的说法，社会的崩溃是指“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历经一段时期，人口数量和/或政治/经济/社会复杂性的遽减与衰败”。泰恩特也持类似的看法，他指出，“一个社会在社会政治复杂化的既定层次上出现快速的、实质性的衰败，它就已经衰败”。
酋邦和早期国家研究的学者们努力结合酋邦及其进化的特点来研究酋邦的崩溃问题。
学术界对酋邦轮回原因的探讨主要围绕整合和控制冲突两种动力来探讨。有的学者认为，保持整合的能力要求酋邦领导层必须在服从与抗拒的代价之间保持平衡，一旦失衡，就会从整合走向崩溃。还有的学者认为，酋邦高级职位数量有限，难免会出现争权夺利，从而形成两种对立的力量，一种是集中的趋势，另一种是分裂的趋势，地方首领竭力摆脱上面的统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酋邦领导层加强集权消灭叛乱的努力并不总是取得成功。还有的学者主张从外部关系寻找酋邦进化和崩溃的动力，如政治竞争、长途贸易、国际意识形态等。这其实是告诉我们面临整合需求和应对内外部冲突需求以及同等政体竞争的压力，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取得成功的酋邦会进化为国家，反之则出现停滞、衰落和崩溃。
布利茨（John H. Blitz）从酋邦面临外部战争威胁和内部资源枯竭压力和威胁解除与新资源发现后酋邦合作的收益与自治的收益会发生变化的角度，来解释酋邦的分裂与融合。他指出，当一些弱小的酋邦面临外部战争威胁或内部资源严重不足的压力时，会觉得合作的收益大于自治的收益，因此愿意选择联合、联盟甚至加入其他酋邦，这样就会出现超级酋邦或酋邦联合体。尽管这对一些弱小的酋邦来说意味着处于从属地位和需要进贡，但他们可以获得生存的机会和安全的保障。而当外部威胁解除，发现了新的资源，纳贡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自治的收益就会大于合作的收益，酋邦联合体或超级酋邦就会出现分离和分散化的趋势，因为处于从属地位的酋邦更有动力去追求平等贸易关系而非进贡，追求平等自治而非依附从属。这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有益的分析视角。
陈淳从农业酋邦的神权贵族政体特点分析了其崩溃的原因。他指出，作为一种神权型政体，酋长的权力是神授予的。为体现这种权力、威望和地位，酋邦常常会投入大量劳动力来营造大型祭祀建筑和陵墓。贵族与众不同的地位也需要用奢侈品的象征性来加以凸显。相邻的酋邦也会在奢侈品的投入方面相互竞争。陈淳强调，对能量的奢侈浪费最能够从象征性上表达和象征神权。当整个社会为维持神权体制而透支能量与耗竭资源，无法再从物质上来维持统治阶层的神圣象征地位与权力基础时，这个社会的解体就不可避免。神权体制过于僵化也是其崩溃的重要原因。应当说陈淳在借鉴特里格显赫或奢侈消费理论基础上结合酋邦政体特点和内在缺陷来分析其崩溃的原因是比较深刻的。
人类学的酋邦理论深化了学术界对人类早期政治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酋邦理论告诉我们，在从小型的、简单的原始平等社会向大型的、阶级分化的国家水平社会转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首领职位常设、政治分级与亲属制度相结合的阶等社会或酋邦社会阶段，并勾画出了酋邦社会的基本特征。酋邦类型学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形态类型多样性的由来和前国家政治社会到国家的多向多线进化。酋邦研究还揭示了酋邦向国家进化的动力机制和基本路径。酋邦研究对酋邦崩溃的许多案例从考古学、古环境学、气候变迁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大多数酋邦没有进化到国家还陷入兴起、扩张、崩溃的轮回的基本原因，从而丰富了我们对人类早期政治衰退及其规律的认识。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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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马佳磊
技术编辑：曹政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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