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曲：李光耀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 李光耀专题系列二·
李路曲：李光耀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 李光耀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原创 PKURCCP PKURCCP 2024-02-20 12:0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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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光耀领导新加坡实现政治独立的过程一波三折，这一历史政治发展过程也很大程度上影响李光耀对新加坡政治格局的塑造与改革。新加坡立国之后，李光耀首先对其成立和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进行改革，此后，依托人民行动党，李光耀从政治、经济、法治、意识形态、种族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等方面全面塑造了新加坡的政治结构。其对政治结构的理解以“变革”为核心，奠定新加坡政治结构在变化中保持秩序的基本特点。
李光耀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李路曲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一、政党改革与精英治国
李光耀很早就推动了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执政党和政府的“自我更新”。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在国家的主要任务由民族独立转向经济建设之后，首要任务就是改变领导人和整个官僚集团的结构，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从政治领导层来看，执政者是在民族运动中产生的，是长期从事民族运动的职业革命者，难以适应领导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李光耀在完成了权力的巩固后，很快就启动了对党和政府高层的“自我更新”，使新加坡政府成为后发展国家中最早以技术官僚取代职业革命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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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李光耀多次阐述了对执政党和政府高层领导进行调整和培养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要性。当时，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等领导人只有50岁左右，正值壮年。但李光耀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权力交接问题上出现过失误，导致国家的不稳定，因此很有远见地考虑要有掌握新的管理知识的新一代领导人来领导国家建设。培养新一代领导人需要有一个过程，应该及早进行准备，不能拖到自己不得不交权的年龄。
李光耀选拔新人的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些新人必须能够担负起领导市场经济和新工业革命的任务，是新一代的技术官僚。由于不再像过去那样将政治标准作为选择干部的主要依据，而是更看重管理才能和专业知识，这意味着党和政府人员结构的变化。过去那些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忠诚效力、追随党的事业、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的干部，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和现代管理的能力，不再是被提拔的重点。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的领导着力寻找“最聪明的大脑”，即使这些人不是行动党党员也在所不惜。当时有一句流行很广的话：成为一个政治明星的最好途径是取得一张博士文凭或先成为公司经理，而不是加入行动党。这显然与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二是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能力，既要追随行动党的现代化路线，也要有竞选能力和领导能力。正如李光耀所言，新一代的领导人要磨炼政治洞察力，在选举中要能够动员人民，有政治技巧，创造成功的环境，了解下层群众的需求，向人民负责。他们还必须善于在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贯彻好党的目标。这需要让这些技术专家投身于政治生活之中，受到政治历练。制度性的做法是让他们成为议员候选人，在选举中与反对党的候选人面对面进行竞争，看他们是否具有动员人民的能力，是否能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凡是在选举中不能击败反对党的候选人，就不能成为文员，进而不能成为政府内阁成员。当选为议员后还要领导选区支部的工作，指导选区中各种社会组织的活动并解决群众的疑难问题，积累基层工作的经验，此后才可能进入政府的高层并在多个部长岗位上任职，以历练各方面的才能，具备技术官僚和新型政治家的双重特质。
即便具备了这些基本特质和条件，李光耀和行动党仍然坚持对新人进行严格而具体的考察，以至虽然各界精英不断被吸收入党，但淘汰率很高。其中多数人一直在议员位置上无法上升，还有一些人自动退出或被劝说退出，只有少数能升至政府高层。吴作栋作为这一时期选拔的人才，具有代表性。吴作栋1964年毕业于新加坡大学经济系，1966年获得麻省理工威廉斯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财政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国营海皇轮船公司任职，并很快升任董事经理。由于公司大幅盈利，吴作栋受到高层的重视，被财政部长韩瑞生推荐给李光耀，在李光耀劝说下于1976年离开公司从政。他在先后担任了好几个部的部长职务后，于1984年担任了第一副总理，1990年接替李光耀成为总理。吴作栋的经历体现了那一时期李光耀和行动党选拔接班人的标准和过程：顶尖大学经济学训练，留学美国，经济部门和企业高管，学习和工作都在顶级单位，但从政前无党的基层工作甚至党内工作的经历，被吸收从政后经受了选举的考验并展现了领导才能。当然，一个无法忽视的关键因素是，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发展主义”者，执政理念与李光耀相同。
研究新加坡政治，人们多关注李光耀的精英治国方式和精英主义理念，对其政治结构中的精英主义尤其是精英政党的特色则重视不够，而这正是其独特之处。它既是李光耀的一项制度设计，也是精英治国的制度基础。很多国家的政党都经历了从精英型到群众型再到全方位型政党的发展过程。行动党虽然也大体呈现了这种趋势，却保留了自己的特点。行动党建立之初是由李光耀等人组成的精英型政党。但鉴于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难以争取到广泛的群众支持，行动党谋求与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和很强动员能力的左翼工人组织实现联合。这一联合使行动党变成了一个群众型政党，这是它获得广泛支持并上台执政的主要原因。然而执政后，李光耀与左翼力量分道扬镳，这又使行动党回到精英型政党，并以这一政党模式领导国家建设。换言之，李光耀的行动党与左翼力量的分离不仅仅是组织上的分离，而且是路线上的分离。它以政党分裂的形式完成了从群众型政党的革命路线向全方位政党的发展路线的转变，同时以精英型的组织结构保留了民族运动时期党的严密组织和纪律，这既有利于它排除意识形态或阶级路线的束缚而实行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路线，又有利于保持党的凝聚力和领导力，可以有力地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
与精英型政治结构相一致的是国家治理的精英合作，这也是新加坡精英政治的一大特色。李光耀所设计的精英合作模式是，将各种精英吸纳进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路线之中。这意味着它不是以消灭或同化各种精英的方式垄断国家权力，而是在进行控制的同时，给各种精英保留一定的权力和运作空间，使他们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追随行动党主导的国家治理。对于传统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摒弃自身的传统因素而吸收现代性因素；对于现代精英来说，他们需要在威权体制的框架内来参与社会和国家治理。在社会领域中，这种合作主要表现为政府与各种半政府性的或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之间的指导与协商关系。半政府性社会组织主要是指民众联络所、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前者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后两者则在近几十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社会网络，成为精英合作的基本组织基础。在这种合作中，政府通过把各种社会组织的头面人物吸收到这些基层组织之中参与管理，体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官僚体制与社会精英之间的隔阂。从政治发展来看，各种社会组织的头面人物被吸收进各种半政府性的组织甚至政府之中，实现了他们有限的政治参与，减少了政治体制与这些传统的社会团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摩擦。
新加坡精英合作的阶级基础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李光耀执政前时期增加了对军人的招募，“文人士兵（来自军人的文官）现在被安置在新加坡权力和影响力网络的中心，这可能标志着自1950年代以来，国家精英阶层发生了最戏剧性的变化”。1970年代以后，资本精英进入政治，影响不断增加。由传统的社会政治精英向与国家有联系的资本精英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权力结构，使其更具有现代性。这种精英合作的模式在21世纪以来还扩大到非政府组织。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的非政府组织增多，政府提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互赖式治理”的方针。国家制定了法律保护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权利，让渡出越来越多的权利空间。这不仅调动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和国家治理的积极性，而且弥补了政府的人力和财力的不足。尤其是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社会组织多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建立和运作的，灵活而有针对性，效率较高。政府通过将他们吸收体制之中，在扩大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的同时，也扩展了自己的政治权力。
李光耀的精英主义政策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他深受汤因比“挑战与应战”理论的影响，认为一个族群的文化和生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影响的结果。那些在恶劣气候中进化的族群，比如中国人，比那些在热带气候中进化的族群更坚强、更有创新精神。那些“迁徙种群”有特别好的基因，否则他们不可能勇敢地面对未知，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而那种鼓励社会精英多生育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使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优秀。他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都讲到这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过一些种族尤其是华人的特质。当然，李光耀并不是环境决定论者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种族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也是他一直对新加坡尤其是华人的前途存有深层忧虑的原因。在他看来，当华人在地处赤道附近的新加坡生活了几代并使之成为发达国家后，就可能会失去人种的优势和发展的动力，而精英主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
李光耀的精英治国理念和政策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和文化基础。其现代化导向主要表现在他建国后很快就决定从高学历和市场经济成功的人士、而不是从革命经验丰富人士中选拔党和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这种现代性是以社会文化的现代性为基础的。从二战后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的情况来看，在民族运动的过程中需要广泛动员和激发民众的斗志，以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群众性，要求给群众以平等地位，这会导致民族运动中产生出强烈的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因素，由此形成的思潮在民族独立后仍有强大的惯性。但是，这种思潮主要为革命所需，并不符合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因此，尽快削弱这种惯性，就成为新兴国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这种解决需要多长时间，则与执政者的认识和社会环境及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
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惯性的重要表现就是在国家独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等级观念淡薄、官员和领导人平民化、整个分配方式具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色彩。例如许多国家的民族运动领袖和国家领导人长期坚持节俭的生活方式，高级官员收入很低，并把提倡这种节俭的风气和文化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突出位置，新加坡也是如此。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难以接受等级观念和高薪制度。然而，李光耀看到，这种平均主义主要是民族斗争时期的产物，并不反映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在他看来，新加坡的传统或主流文化具有相当的等级和精英色彩。他认为，新加坡社会的主流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有着浓重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取向；二是英国文化，英国从开埠到独立一直是新加坡的统治者，英国文化对新加坡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影响极为深刻，而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英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精英主义取向是最为浓重的。新加坡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近代英国文化和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这决定了它的文化中有着很强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取向。
新加坡实行精英治国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李光耀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和国情。后发展国家独立后需要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为他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政府中提供了可能；同时，新加坡社会文化中强烈的精英主义因素，使社会对精英获取较高收入有广泛的认同，提高了出任官员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当然，实行高薪揽才并非扩大不平等。李光耀的政策取向是机会平等而不是平均分配，并且不倡导福利国家制度。在不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前提下，更多的是鼓励人们多劳而多得。
二、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
作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总设计师，李光耀在宏观上设计的新加坡经济模式有四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市场的自由化程度高，不但在后发展国家中名列前茅，而且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使制造业一直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保持产业优势。这是新加坡经济取得成功的一个核心手段。三是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并重，同时保持国有企业的高度市场化，是世界上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最高、最成功的国家。四是政府积极干预和引导经济发展，包括制定发展战略、制定和维护市场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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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执政之初，政府在实行何种经济制度的问题上分歧很大。温和派主张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激进派则主张建立计划经济制度。这种分歧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即对于在革命斗争或民族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民族政府来说，采取何种方式发展经济在当时普遍存在着两种路线的选择。李光耀保留了国家干预，认为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的初期需要有国家对企业的保驾护航。
国家主导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的发展路线确定之后，李光耀考虑到新加坡还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倡导引进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在独立后的最初一些年里，李光耀将以色列和瑞士等小国作为学习的榜样，学习它们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设计，并向西德学习技术教育、向荷兰学习机场建设、向日本学习产品质量控制和预防犯罪的经验等。在这一过程中，李光耀同时注意吸取教训，不照搬照抄。他明确拒绝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认为高福利已经困扰了西欧国家和美国，使它们难以发展。
对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引进，是管理经验、技术、贸易、文化甚至生活方式的全方位的引进。李光耀发现，以色列虽然被阿拉伯国家所包围，但是通过同欧美进行贸易，很好地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他从中受到启发：既然东南亚的邻近国家对新加坡采取敌视政策，那么新加坡不如跳出这些国家构筑的包围圈，直接与欧美和日本等国家进行贸易，从而实现外向型的工业化。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吸引跨国企业进入新加坡来实现。这是李光耀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为了推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和加大吸引国内外投资的力度，自1968年始新加坡开始积极发展金融业。经历过1987年和1997-1998年两次亚洲金融风暴的调整，新加坡拉大了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距离，并终于在2021年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李光耀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他一直坚持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这使新加坡能够保持其长期高效发展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各种挑战，李光耀以倡导创新精神和推动产业升级来应对，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强调“必须将‘创造力’融入我们的文化、思维定式和价值观中”，持续不断地保证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在以制造业为核心、不断推动产业升级这一思想指导下，当今新加坡的制造业在多个重要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位置。
三、法治社会与廉政建设
李光耀指出，保留英国的法律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法治建设，是新加坡法治建设成功的关键因素。成功的法治建设固然是国家整体建设和人民努力的结果，但是新加坡在后发展国家中最早建成法治社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李光耀持之以恒的强力推进。这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尊重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尊重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就是要有现代法治精神和建立现代法律制度。新加坡的法治建设突出体现现代法治精神，既与李光耀本人接受现代法学训练和长期从事律师职业有关，也与英国留下的法律制度和长期培育的法治文化有关。二是持之以恒地以建设现代法治社会为目标。民族运动或革命运动胜利后建立政治秩序，往往是以民族的“政治规则”或“革命法规”取代殖民法规或传统法规。这和现代法治有一定距离。领导者是否以建立现代法治为目标并克服各种困难将之推进下去，尤其是冲破各种传统的束缚打造现代法治建设的政治生态，是法治社会能否早日建成的基本条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法治的政治生态首先包括领导人的和民众的法治观念，其次包括民主监督。没有相应的民主监督，法治建设难以持久，从很多后发展国家的实践来看，没有民主监督的法律至多是一种法律“健全”的传统法规或革命法律，而不是现代法治。李光耀和新加坡同时注重了这两个方面。
与同时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相比，李光耀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认识到政治秩序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但不是现代法治本身，在此基础上还要努力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法治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要处理好现代法治与本国国情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政治手段与法治手段结合，以政治为基础，以法治为目标，尽快建立起现代法律制度。政治手段是建立秩序和法治的基础，舍此难以建立起法治社会。但只有建立现代法律制度而不是革命的传统的法规，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只有立法完备才能做到有法可依；只有立法及时，才能保证在发展或转型过程中有法可依。二是坚持推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政治规则确定的基础上，使任何人难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各国虽然都声称坚持这一原则，但实现的程度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一些后发展国家中实现的程度很低。
作为一个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主义国家，新加坡的反腐败主要是政府行为，社会舆论在相当一个时期中都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李光耀很重视“体制内”的制衡。李光耀对新加坡反贪局的制度设计是，反贪机构只对总理负责，不受所有政府机构的制约，这可以避免许多摩擦，有利于迅速而坚决的采取反腐败行动。1981年，李光耀在总结新加坡反腐的经验时说过：“如果我要贪污，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其代价是整个制度的崩溃。”这凸显了领导人个人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1980年代后，新加坡逐步发展出了体制外的权力制衡。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反对党在国会中和各种媒体上都能对政府的政策和高官的行为、甚至李光耀父子的行为提出质询。例如，1996年5月，社会上出现了对李光耀家庭购买房产享受过大折扣的质疑，国会就此启动了公开的法律调查和辩论。结果证明，李光耀家庭获取的折扣是正当、合法的。尽管如此，李光耀仍然将获得的折扣捐为慈善用途，此举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2011年大选后李光耀和吴作栋在反对党反对高薪的压力下放弃内阁资政的职位和高薪，政府内阁成员也大幅减薪。李光耀和其他领导人及国会议员经常会为回应反对党或民众对于政府和领导人个人的指责而出庭辩护，表明新加坡的法治建设实现了从领袖个人作用为主向制度制衡为主的转变，为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主义体制实行民主监督提供了一个范例。
四、实用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
为了保证现代化的稳定推进，李光耀在执政后秉持一种“实用主义”的发展观。这种执政理念贯穿他的一生，并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实用主义的发展观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标识或价值观表现出来。执政之初，他通过打压和削弱来自左、右两面的政治势力及其意识形态，保证发展主义的主导地位。到1960-1970年代，他主要用“忧患意识”来凝聚社会共识、实现政治稳定，通过强调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家生存环境和国家利益，凝聚民心，重点打击左翼激进主义，为建立市场体制和威权主义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
李光耀的忧患意识来自于他的文化传统和面临的现实压力。儒家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对李光耀有很大的影响。儒家历来有居安思危的思想，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如此。对于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李光耀来说，这种忧患意识恰好契合了新加坡在脆弱国情下发展的现实。新加坡发展的困难和现实压力，则来自多个方面。首先来自于狭小的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的匮乏。李光耀指出，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许多重要生存资源、包括饮用水要从外国输入的国家，一旦处理不好与外国尤其是邻国的关系，整个国家都会陷于困境。其次，多元种族结构及这种结构造成的与邻国的关系也给新加坡造成了发展的困难。马来人自认为是土著，而华人是多数，尤其新加坡是处于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之间的一块“飞地”，在处理华人与马来穆斯林的关系时稍有失当，极易引起祸患。1964年，当新加坡政府决定重建金曼岸地区、欲将原有住户迁至他处时，突然谣言传播，说政府是要利用重建机会将马来人迁走，从而引发马来人的愤怒，与华人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马来西亚和印尼也趁机插手。这些都迫使李光耀政府不得不非常谨慎地对待种族关系问题。再次，新加坡处于马来半岛最南端，控制着世界的东西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成为世界强国必争之地。这同时也给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威胁。李光耀曾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吗？到此为止，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必须定位自己，同时鼓励大国影响力处于平衡状态，给我们最大的行动和选择空间。”
1980年代，李光耀对他的发展观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思想。西方现代文化伴随着新加坡的开放和发展进入新加坡社会，英语源流以强劲之势，给传统社会价值观带来强力的冲击。李光耀认为需要建构和强化一种新的国家价值观以凝聚民众共识，来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稳定提供意识形态保障。在他看来，既需要利用传统价值观来抑制西方现代价值观的过度扩展，又需要发展现代性而不是回归传统。李光耀指出，西方的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人民让渡部分自由以换取安全的结果，因此国家应在安全以外的区域使人民拥有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但儒式政治则不然。他认为，政府首先要保障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非政治参与和社会自由：“居住在其他大陆的人民和具有牢固文化传统的其他文化群体，即使没有欧美人认为必须具备的民主结构，也可以活得非常快乐”。与此同时，李光耀又一直与保守的民族主义保持着距离。他倡导民族化而又不拒绝现代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采取了开放政策。西方管理方式、文学艺术甚至价值观念随着西方商品、机器和科学技术的引进而涌进国门，与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在实践上要同时关照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以此来保持意识形态与现代化进程的稳定推进相吻合。这是李光耀1980年代提倡新儒家思想和“亚洲价值观”、1991年提出“共同价值观”的主要背景。
1991年1月15日，在李光耀的推动下，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国家“共同价值观”，作为全国统一的价值观。其内容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是以当代新儒家的社会思想为核心，兼容其他东方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由政府推行的“新加坡人”的价值体系或国家意识形态。这一价值观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正如李光耀所说，在处理一切利益关系时，“应该将国家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特别是个人应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同时提倡家庭的稳定和由家庭生长出的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以及由此延伸至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家长制关系。应该看到，李光耀之所以强调这种自上而下的价值观，主要是为了平衡当时新加坡社会中快速扩张的个人主义思潮。正如新加坡时任总统黄金辉1989年在其施政演说中所言：“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价值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起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亚洲价值观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和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在这一背景下“共同价值观”所强调的国家和社会优先，实际上是想通过强调国家优先而抑制过度扩张的个人主义，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平衡。换言之，过去开放导致的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现在要通过制定新的“共同价值观”来进行抑制。所以，它并不意味着走向国家主义极端。“共同价值观”在强调国家和社会至上的同时也强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强调个人和社会团体对社会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与权和协商权利，主张各种利益和群体通过协商而不是暴力来达成共识。这一价值观既承认和包容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更重视培养超越种族忠诚的国族身份和归属感。同时，“共同价值观”还强调了种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平等，对宗教持较开放的态度，这也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加坡的各种宗教都有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共同价值观”推行以后的几十年中，基督教仍是发展最快的宗教，英语仍是普及最快的语言，这都说明“共同价值观”起到的是平衡和稳定价值观发展的作用，而非传统儒家思想对现代价值观的取代。“共同价值观”既要保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也要不断地推进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五、多元主义与种族和谐
新加坡建国后有效解决种族冲突，在后发展国家中是少有的建立和谐种族关系的国家之一。这与李光耀解决种族矛盾的思想、政策和手段是分不开的。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国家。华人占总人口75%以上，少数族裔占人口比重的近25%，其中马来族近16%，印度裔近8%，其他族裔占1%左右。新加坡周边的大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以穆斯林为主，自称土著人的新加坡马来族也希望享有一定的特权。同时，新加坡又是一个城市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各种族难以有相互隔离的居住区域。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种族冲突的概率。正是从新加坡的这一国情出发，李光耀推行了多元种族主义的文化和政策。1965年，他在国会发表演讲强调：“种族多元主义和世俗国家是我们利益之所系，因为反对种族多元主义和世俗主义将带来极大的危险”。
李光耀构建多元主义种族关系的努力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国家意识形态 建设方面、政治和法律建设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建设方面，政府促进种族融合的努力还表现在社会领域例如住房政策上。种族杂居为各族居民化解相互间的陌生和误会、增加邻里意识、培养睦邻精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长远来看，种族关系的改善也增加了“新加坡人”的国族归属感，增强了对国家的效忠。
当然，多元主义的种族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国族意识和种族平等意识上人们还有潜在的分歧。建构中的国族和根深蒂固的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诉求，在国族意识没有被所有人完全内化和合理认识时，它们会认为国家的种族政策是不公平的，这使种族之间孕育着潜在的冲突。作为一个世俗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国家领袖，李光耀对自己的种族观点进行了合理化处理，以避免被归入极端主义。他不认为任何一个种族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有些种族比其他种族表现得更聪明和更顽强。他认为种族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李光耀用这些理论指导实践，创造了一个有高度种族意识但种族紧张程度却相对较低的社会，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成就。
六、“强国家”与民主政治
如何处理好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以及现代化进程与国家治理方式的关系，是后发展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一个连最基本的政治秩序都无法维持的共同体中，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如亨廷顿所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建构政治秩序是必要的选择，而强大的、有适应力和内聚力的政治体制更有利于政治秩序的迅速建立。因此，东亚各国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无序后都选择了威权体制。在相当一个时期中，这种威权体制既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政治秩序，也促进了经济发展。然而，尽管这种并非专制体制的威权政体都具有现代化导向，各国在现代性这一指标上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后来发展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新加坡的威权主义体制较好地解决了现代法律的保障和传统束缚的问题，这使它既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秩序，也可以在体制内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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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展国家的治理方式一般都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初期，以“强国家”的形式控制社会，这时国家的能力更为重要；在国家建设达到一定阶段后，需要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能力，需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时国家与社会共治的作用突出出来，此后甚至还会出现强社会弱国家的状况。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政治秩序不会自动产生，而是需要设计和构建，并且要应对社会变迁，即通过改革治理方式来保持政府的适应性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的作用就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经常面临艰难的选择，面对来自保守派和激进派两个方面的反对。派系政治会影响改革的进程，并会随着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从意识形态的分野转向经济利益的分野。在这一过程中，改革者无法消灭或改变各种分歧，只能谨慎地平衡和操纵各种影响改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而这又都与改革者的魄力、能力、战略和策略有很大关系，国家治理方式便贯穿其中。李光耀是这方面的成功者。无论是李光耀本人，还是研究李光耀的学者，在讲到李光耀做对了什么时，都表达出一些基本的共识：李光耀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才能，尤其是他所具有的现代性特质以及远见、务实、廉洁和强势，是其治国理政成功的核心保证，使新加坡的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少走了很多弯路。他建立起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而廉洁的政府，采用了强国家的治理方式。世界银行用“公共服务的质量、官僚机构的质量、公务员的能力、公务员制度不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独立性以及政府对政策承诺的可信度”等基本指标定义“政府效率”，建立了一套对各国政府进行评估的体系。在世界银行的历年评估中，新加坡的政府效率不仅是东南亚最高的，在世界上也是效率最高的政府之一。
如果说新加坡的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所具有的自主性反映了社会自由的程度，那么它的“体制内”广泛的政治参与则表现了其“强国家”的民主性的一面，构成了这一体制的现代性、适应性或“韧性”并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的制度因素。新加坡在一党执政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形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了多党竞争和竞争性的选举，并把民主的国家治理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民主化过程的渐进性、稳定性和有效性是这种民主化路径的重要特点。这个结果，来自体制本身的持续创新。亨廷顿认为，建构政治制度的适应性需要进行制度创新，衡量一个政治体系的适应能力的标准是看它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必须有适应新生社会利益集团和改变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具有改变社会中各种传统政治力量权利关系的能力，有建立和发展起能够表达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它能够突破原有的功能和原则，减弱甚至背离“它对最初职责的承诺”。新加坡在威权主义“体制内”推动民主化获得的成功，得益于它的这种创新或对最初承诺“背离”的能力。
“体制内”民主化范式的形成，既与英国殖民当局的殖民安排及新加坡的国情有关，也与李光耀和行动党的主体设计及制度建设有关。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有推翻先前殖民安排的机会。但他明确表示，要在保留这一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进行适合国情的改革。李光耀在建立威权主义统治后没有完全取缔反对党，仍然保留了公开的选举，这为多党政治的发展保留了制度空间。1981年，随着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及其多元利益在威权主义体制内逐步发展，反对党在补选中打破了行动党一统国会的局面，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在安顺补选中当选国会议员。这不但使反对党的信心大增，也刺激了选民的热情。李光耀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一方面抓住惹耶勒南在选举中的某些言论向法院控告其诽谤，以使其被判罪，从而限制了反对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国会中逐步设置了官委议员和非选区议员制，以保证民意的畅通，减轻来自反对党的压力。从1988年大选开始，进而推行了集选区制度，规定集选区的参选政党必须推出候选人团队而不是单个候选人来参加选举，并且要有不同种族的候选人，旨在提高选举门槛，使长期在野的反对党很难在一个选区里同时找到几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而难以胜选。从制度本身来看，这项制度既没有剥夺反对党的选举权利，又限制了反对党的竞选能力，同时把反对党和选民规范在正常的选举秩序之内，使他们不会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参与政治。其功用在于使选举结果不至于过快地向反对党倾斜。但从更长远的政治发展来看，这项制度培育了选举的环境，提高了选民和各党派的素质和能力，并且在反对党的力量确实有所增加并可以在集选区推出选举团队时，给它们留下了发展和突破的空间。事实上，反对党也确实在2011年5月的大选中取得了集选区的第一次突破。在这次大选中，反对党的得票率不仅达到了自独立以来最高的39.86%，而且在总共81名国会议员中有6名候选人当选，在一个单选区和一个集选区获得胜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取得了两个选区的治理权。新加坡的这种“体制内”民主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和民主转型后的国家相比有差距，但由于比传统的威权主义国家有更多的民主，民主有序并与政治稳定有良性互动，对正在转型的社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七、人物评价
李光耀不仅是“新加坡之父”，而且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有“小国家、大领袖”之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与开阔的国际视野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和利用国际环境的变化，从而使新加坡“获得了与其规模不相称的软实力”。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迅速发展成一个经济发达、政府高效和法治严明的楷模性国家，“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权威来自李光耀领导下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这构成了主要的历史叙事。”这两者使李光耀具有超出一个小国领袖、新加坡具有超出一个小国的软实力的令人瞩目的国际影响力，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和赞叹。
相对于其他后发展国家的政治领袖，李光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站在东西方交界线上看问题。这是由他自身的政治经历和新加坡的国情所决定的。相较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而言，李光耀更具有东西合璧的特质。相应地，我们也应该摆脱单纯的西方视角或东方视角，在东西方两个坐标构成的比较框架中来评价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民族主义政治精英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李光耀也是其中之一。国家独立后，需要这些政治精英领导自己的国家以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发展来推进现代化进程，李光耀成为同时代后发展国家政治领袖中的出类拔萃之辈。这得益于他自身经历和新加坡国情赋予他的独特的政治特质，即革命性和现代性兼具的政治特质。
这种特质并非与生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兴国家，尤其是东亚各国，第一代政治精英都是职业革命家，他们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或民族斗争取得了国家独立，但是在此后领导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方面通常并不成功。他们没有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在主观上未能有效地推动从传统的革命精神向现代化的转变，往往还延缓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取代他们的第二代领袖适应这一时期国家主要任务从革命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政府需要更多的现代性和专业性的要求，往往多为技术官僚。第三代领袖是新型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这类政治家出自民主竞争的环境，他们不再是技术官僚，而是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职业政治家，有学习法律、政治等文科的背景。这种新型政治家的主要职责是领导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建设。
李光耀是横跨三个时代的政治家，在他身上同时具备这三种特质。他首先是新加坡民族运动和国家独立的主要领导者，具有那个时代国家领导人普遍具有的革命家的特质。其次，由于他长期接受英语教育和留学英国，是学习西方法律的专业人士，在留学期间积极参加英国工党的政治活动，学习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从事律师职业同时领导民族运动，这使他具有相当的专业性、现代性和民主性。三者兼而有之，这在很多民族运动领袖身上是欠缺的。同时，新加坡之所以选择了李光耀，还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当时英国面临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已经无力继续按旧的镇压方式进行殖民统治，不得不采取退却战略，与民族运动妥协，这使得新加坡的民族运动不再需要进行激烈的革命斗争，从而给李光耀这种具有英国留学背景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专业人士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度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激进派，则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合法性和扩张势力的机会。
李光耀的现代性特质在国家的主要任务从革命转向建设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首先反映在李光耀独特的治国理政的方式，概括起来就是：以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与高效而廉洁并具有一定民主性的威权体制有机结合的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领导艺术和操作手段，沿着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方向不断推进制度和治理方式的进步。在执政之初，李光耀就以东西方兼容并蓄的方式很好地处理了英国殖民政府留下的政治遗产：他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取代了英国殖民当局，但同时他又有远见地保留了英国殖民政府留下的具有现代性的行政体系、法律体系及其所有公务人员。在经济方面，李光耀排除了党内左倾激进派的干扰，否决了实行计划经济的主张，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路线，并向世界市场开放，引进跨国企业，让现代管理和科学技术进入新加坡，使新加坡成为全世界经济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他还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这促进了新加坡与国际社会的深度结合。他的这些政策在当时的新兴国家中鲜见而难能可贵。
李光耀的现代性和远见卓识还表现在选择接班人和改革党的干部路线方面。对于所有的威权主义国家来说，选择接班人都是一个很难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而且第一代领导人大都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李光耀则不同。1990年，李光耀67岁，已担任总理一职31年，但并未受到挑战，不存在继续任职的阻碍。但是他看到了未来的危机。当时正值“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后期，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发生了民主转型。东亚和东欧一些威权主义国家或地区在转型期间，国家发生动乱，许多执政多年的领导人和执政党被迫下台，命运悲惨。李光耀选择了在自己头脑清楚时退出最高职位，并选拔更懂经济的技术官僚吴作栋做接班人，担任总理和行动党的领袖。选择辞职体现了他的清醒，选择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和懂得市场经济且在党内没有长期工作经历的吴作栋继任体现了他的长远眼光。沿着这一干部路线，李光耀完成了整个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
李光耀的卓越领导还表现在他将新加坡的国情和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结合在一起，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发展、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关系。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路径是先在国族范围内建立理性、有效、强大的国家政权，进而在这一基础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即民主国家的构建。但后发展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已经不再像早发国家那样具有独立发展的环境。换言之，全球化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把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同时卷入现代化进程，这使后发展国家在国家权力理性化阶段就会受到外部民主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处理不当会使民主超越理性和现实，出现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和民主化之间的失衡，导致失序和混乱。这就要求各国在进行国家构建时既要顺应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趋势，也要根据各自的国情处理好各种关系。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是很高的要求：具有现代化和民主化导向，高超的领导力，能克服各种主客观的干扰因素，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李光耀根据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合理而有效的回应，使理性化与民主化在国家构建中达到了相对的均衡。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李光耀在威权主义体制内推进并控制的民主化进程。这种民主化范式的优势在于，它既顺应了市场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扩大了政治参与，也保持了政府对政治参与的控制和政治稳定，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使新加坡保持着对外国人才和投资的强大吸引力。这是新加坡虽然民主不足、却能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在国际社会持续保持正面影响的原因。人来说，这是很高的要求：具有现代化和民主化导向，高超的领导力，能克服各种主客观的干扰因素，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李光耀根据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合理而有效的回应，使理性化与民主化在国家构建中达到了相对的均衡。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李光耀在威权主义体制内推进并控制的民主化进程。这种民主化范式的优势在于，它既顺应了市场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扩大了政治参与，也保持了政府对政治参与的控制和政治稳定，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使新加坡保持着对外国人才和投资的强大吸引力。这是新加坡虽然民主不足、却能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在国际社会持续保持正面影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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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变革。变革是生活中唯一不断发生的。新的问题、新的期望和新的标准不断涌现。”这是李光耀1982年在行动党干部大会上讲的一句话，他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都在推动或适应变革，这使他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都仍然会对新加坡保持深刻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四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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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贾珅炜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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