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历史叙事的人光谱文
文字：[大][中][小] 2013-4-11 浏览次数：46
李劼：历史叙事的人文光谱
发布时间:2013-04-11 08:52 作者:李劼
小引
不同于中国《山海经》神话故事或《尚书》里残存的史官辑录，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将历史叙事直接诉诸人神共舞的想像。那场因情爱而起的战争，犹如儿戏，但双方的浴血奋战却毫不含糊，惊天地泣鬼神。即便天上诸神都为人间的厮杀而反目较劲，饶有意味的是，《伊里亚特》作者荷马却并没有是非立场。阿喀琉斯是英雄，死于英雄剑下的赫克托耳，也同样是英雄。史诗的叙事维度，不仅高于交战的双方，而且还超然于不甘寂寞的诸神之上。一场场酷烈的厮杀，非但没有影响史诗作者的叙事立场，反而将超然物外的叙事视角，衬托得格外醒目。荷马史诗之于西方世界的影响，不说其它，仅以人们非常熟悉的美国近代小说及其改编电影《乱世佳人》为例，都可以看出其聚焦于人性人情而不关注谁胜谁负的超然。如此超然必然意味着宽容和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超然，美国的战争墓地，通常会向战争双方的将士表达同样的哀悼和尊重，诸如独立战争中的美英将士或者南北战争中的南军北军将士。这样的历史叙事，之于中国史书的历史观念和文学作品的历史叙事，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参照，尤其是考察汉语文字各种版本的历史叙事背后的人文光谱时，更加不可或缺。
是为引子。
上篇、《史记》《汉书》以降的历史叙事
一、独尊孔儒版
司马迁著史，直承孔氏《春秋》。先前的微言大义，到了《史记》变成妙笔铺陈。要不是后来《竹书纪年》的发现，世人会误以为中国历史就应该像《春秋》那么编排的；要不是西方历史著述的翻译引进，中国人会误以为历史都是像《史记》那么撰写的。这种历史叙事的特征在于：大凡政治人物，都被诉诸道德评判，并且按照孔丘的礼本标准加以褒贬。因此，人们无法从《史记》中读出政治的演变过程，诸如伯禹世袭，成汤改朝，周公建制、管桓称霸，全是一笔糊涂账。能够读到的惟有黑白分明的道德褒贬，对尧舜禹汤的滥情称颂，对夏桀商纣的肆意鞭挞。一部历史，庶几成了一本明君昏君、好人坏人的儿童读物，毫无实质性的政治嬗变内容。至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也只能在那篇《货殖列传》里稍加辨认。
《史记》另一个叙事特征便是，先秦诸子，独尊孔儒。因为司马迁自认是自周公、孔子以降、五百年出一个的圣人，所以但凡涉及先秦诸学，惟孔儒是认。除了无法绕过的管仲、难以回避的老子外加从儒家学派里生发出来的所谓法家权术家之外，其他诸如稷下学派、庄周学派、杨、墨学派，名辩学派，等等学派，通通删除。以前曾说，孔丘变成高山乃是历史地表下沉的结果。这里再补充一句：同时也是删除了其他诸学的一家独大。
稍后的《汉书》，基本上承继了《史记》的儒家叙事，并且更加夸张，竟然编造《天人三策》的谎言，伪造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君臣对话，以此强调独尊儒术是天降的命定的历史必然。但《汉书》同时又在《艺文志》里无意间披露了先秦诸子的许多信息，只是后世学者大都被孔儒一叶障目，不愿由此参照出《史记》之于诸子百家的惊人偏见。
《史记》、《汉书》的独尊孔儒，不仅影响到后世的历史观念，也给后世文学作品的历史叙事方式提供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以孔儒的思维方式和道德理念观察和讲说历史。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三国演义》、《水浒传》。
二、人间悲情版、《孔雀东南飞》
与史书承继孔儒观念相反，汉代乐府诗歌，依然残存着《诗经》痕迹。比如著名史诗《孔雀东南飞》。相比于《诗经·国风》里展示的清纯浪漫，《孔雀东南飞》无疑哀婉沉郁。仿佛男女双方突然长大了，从而不得不面对情的凝重和爱的艰辛。当年春意盎然的吟唱，变成了伤心凄恻的悲叹。相比于同时代的史著，这首史诗提供的乃是无论在《春秋》抑或在《史记》、《汉书》里都找不到的审美内涵。这样的叙事方式，与后来的《西厢记》、《牡丹亭》一脉相承，同样也是《红楼梦》叙事的一个先导。这种历史叙事的意义在于，在男人主宰的历史上，画出一道以女人为主角的人文风景。男人的世界是争夺江山，女人的天地是情爱的歌咏或哀挽。
三、枭雄逐鹿版
一部二十四史，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叙事副本，演义，紧紧相随。二十四史是给帝王将相读的，诸多演义则是讲给黎民百姓听的。介于史书和演义的过渡是民间说书，而在理念上主导说书的，则是介于朝廷翰林和底层社会之间那个源远流长的乡绅阶层，并且还多少间杂市民趣味。通常由硕儒框定的伦理观念、道德标准，经由乡绅们的努力，渗透到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演义，是这种努力最见成效、深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汉语文本。先是口耳相传，后是文字书写。孔儒伦理道德，就在这样的传递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老百姓自觉恪守的信念。其中，当数《三国演义》最为深透。
截然不同于荷马史诗那么超然那么混沌苍茫的历史叙事方式，《三国演义》道德先行，忠奸分明，所谓汉贼不两立云云。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念，经由民间说书变成了演义的精神内核。先秦的春秋无义战，到了《三国演义》却成了诸多枭雄仿佛不是为了逐鹿天下而是为了表演忠义。在这种道德观念的掩护底下，才是韩非当年所说的力气相争。这既是滕力勇武的较量，也是心术权谋的博弈，由此制作出一连串的偶像。文有孔明，武有关羽。
《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在于，士子读忠，百姓读义。忠字在确定刘备为正统的同时将曹操钉死在权奸的位置上，从而与孔丘当年梦见周公和非议管仲遥相呼应。刘备因为与皇室沾亲带故，有了周公式的正统性。与管仲相类的曹操，却被演义扔到道德审判席上。而又因为刘备是忠字所在，是忠字象征，所以义也跟着刘备走，与曹操无关。刘备既有桃园结义，又有赵云之义，黄忠之义，外加孔明之忠。忠得理直气壮，义得煞有介事。仿佛政治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忠义竞赛。一部枭雄逐鹿，硬是被写作了忠义表演，既愚民，又愚士。
当然了，历史上的枭雄人物并不受忠义观念的愚弄。他们从《三国演义》中习得权谋，知晓如何长袖善舞如何翻云覆雨如何争夺江山。这是《三国演义》始终风行的又一秘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玩政治，夺天下，不需要多少学问见识，只消把《三国演义》烂熟于心便可。一部《论语》治天下是骗人的，然而，凭着一部《三国演义》得天下却是靠谱的。《三国演义》庶几成了中国政治的教科书，其影响远在《资治通鉴》之上。
四、草莽英雄版
在《三国演义》里的政治游戏，仅限于诸侯豪强，草民造反被排除在外。一旦出现，各路豪强马上联合起来无情镇压。底层草民如何能够像豪强那般进入政治游戏？答案写在《水浒传》里，历史叙事的草莽英雄版。
一百零八将水泊梁山的故事，讲说了改朝换代的另一种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由朱元璋实现的，但由此衍生出来的英雄传奇，却成为家喻户晓的另一个逐鹿天下版本。并且同样以儒家的忠义为精神导引，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牧师，率领着一群不愿做家禽的虎狼。
在《水浒传》里，与刘备相类的忠义角色由宋江扮演，与孔明相类的智囊人物叫做吴用。孔明是儒生造型，吴用是道士打扮。至于那群英雄好汉，鱼龙混杂，身世各异，心思也不尽相同，虽然都号称是以义气相聚的。事实上，其中真正能够称得上英雄者，惟林冲、鲁智深。除恶惩凶，不及妇孺无辜。武松杀嫂尚且情有可原，血溅鸳鸯楼过于血腥。至于李逵的排头砍去外加将小衙内脑袋一劈两半，更不像英雄行径。此处依然是个男人世界，只是更加粗鄙；妇女也更不被当人看，一不小心，就会被一刀挥作两段。
《水浒传》提供了一个以招安作结的造反版本，与叫化子朱元璋的改朝换代，正好遥相对照。从此，王朝更迭除了宫廷政变、诸侯发难、豪强逐鹿以及外族入侵，又多了一层江湖造反因素。就正史而言，这个因素后来构成了二十四史之后的第二十五史。
五、人欲醒世版
《圣经·旧约》里的上帝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做成了夏娃。有个号称兰陵笑笑生的文学顽主，从《水浒传》里抽出一段情节，写成了《金瓶梅》。乡绅气息间杂市民趣味的说书传统，因此上升到了名符其实的文人创作。在二十四史里看不到的历史内容，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生动的展示。《清明上河图》里的日常人生，更是因此变得洞幽烛微。
这样的历史叙事，毫不掩饰欲望的蓬勃和嚣张。男人世界籍此从战场转入床笫。宋朝人的故事，被作了明朝人的讲说。正如清朝风行鸦片，明朝从皇帝到市民、上下一起吃春药。这部小说屡屡写到春药，不仅深具隐喻意味，而且小说本身，就是一剂浓烈的春药。一个男人整天在女人身体间厮混，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演义里，都是令人不齿的，但在《金瓶梅》却乐此不疲。小说以三个女人的名字命名，虽然还不曾抵达颠覆历史的地步，但也足以让男人的历史尤其是让主宰其历史叙事的孔儒伦理，极其难堪。这部小说距离伟大的《红楼梦》仅一步之遥。只消将欲望上升为灵、梦、情的境界，几千年的历史就将得以全部重写。
六、女子忠勇版
倘若说《金瓶梅》开启了写女人的先河，那么长篇史诗巨作《再生缘》则是女人写。史诗既有《木兰诗》的巾帼气，又有《孔雀东南飞》的沉郁味。只是在《孔雀东南飞》里的悲剧，到了《再生缘》被改写成了大团圆的皆大欢喜。虽然结局很世俗，但女人写的历史叙事却是即便在荷马，都难以想像的。这就好比《伊里亚特》的作者，突然改换成了女主角海伦。
女人写的《再生缘》讲说的是个女扮男装的故事。因为女扮男装，故事可读性大为增强。也因为是女扮男装，其叙事再女性，其故事内涵却只能遵循男人世界的游戏规则。《金瓶梅》是将男人拉进女人堆，《再生缘》是将女人推入男人的战场男人的博弈。结局是喜庆的，过程是异化的。皇恩浩荡之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女人的叛逆性格，最后成了在皇权面前的撒娇本钱。花木兰兮兮的女主角，最终不得不出演了一场男人的忠勇戏。不要说《诗经》里的天然，即便是《木兰诗》里的那份清纯也都变得极其遥远。《再生缘》的再生，并不好看；《再生缘》的缘份，亦非超然。惟有《再生缘》的叙述过程，因为那位才女的才情，文采飞扬。
七、大荒无稽版
男人的历史是由男人颠覆的。《红楼梦》从女娲补天起笔，一笔批出四个字：大荒无稽。说是庄子再世，却少了庄子独有的飘逸，多了庄子没有的犀利。有道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史记》里有的故事，演义中有的传奇，在《红楼梦》里是找不到的。有如从污泥里摘取一朵莲花，《红楼梦》从一部男人主宰的历史中挑出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以史为鉴在这里成了以少女为镜，映照出男人世界的种种血腥和污浊。为官的刻板如贾政，好色的下作如贾赦，炼丹的走火入魔如贾敬；念佛的王夫人冷酷如魔鬼，软语温言的薛姨妈世故得像个官场老油子。不要说女扮男装，即便是沾上点男人世界的气息，女人都会难免权力的冷血和三纲五常的肮脏。
《红楼梦》经由一个清纯可爱的少女世界，达成了寻找童年的努力。一个民族的童年记忆，通常隐藏在该民族的神话里。从女娲起笔，乃无心插柳之举，但一部可疑的历史却因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以往的历史叙事连同叙事内容，得以重新审视。这与其说是历史批判的深刻，不如说是审美观照的天然成果。一部由权力崇拜和等级观念合成的历史，最经受不起的，就是审美的观照。美是无用的，正因为无用，才使有用的权谋事功、道德理念显得极其可疑。以无见有，从大荒无稽反观逐鹿天下，再悲壮也只不过是喜剧。所以情种贾宝玉会嘲笑文死谏、武死战的荒唐。
因为贾宝玉的天真懵懂，致使西门庆式的欲望得以缓解或消散。异性相吸被诉诸两情相悦，而不是没完没了地纠缠于身体与身体的肉搏。潘金莲的叛逆，被升华为林黛玉的才情。李瓶儿的温存，被转化成薛宝钗的老于世故。对比于春梅的俗气，晴雯的心气比天还高。叙事维度的提升，导致整个男女情事全然改观。由此可见，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原来是怎么写。倘若《史记》能有《红楼梦》的叙事维度，那么中国历史就会变成另一幅人文图景。孔儒式历史叙事不说是荒谬的，至少是低维的。这应该是《红楼梦》之于以往历史的更深一层颠覆。
下篇、《红楼梦》以后的历史叙事
八、遗民悼亡版
《再生缘》是才女写巾帼，《柳如是别传》是遗民作悼亡。因为亡国之民的了无前程可言，自然也就避免了让柳如是男扮女装博取功名的俗套。更不用说，柳如是本已卑微，不需要摆出大家闺秀的端庄，同时也免除了担当木兰从军般的家仇国恨义务。无论就《史记》的正史传统还是就演义的传奇视角而言，柳如是都不过一个风尘女子而已，卑贱且无用。王昭君有和亲之用，貂婵有离间之功，柳如是除了侍伴夫君，对男人世界的功用几近于零。哪曾料想，如此卑微女子，居然会获得八十万言别传的殊荣。
明末，一个王朝的落幕时代。内乱外患之际，风云人物蜂涌而至。然无论高墙宫闱还是边塞沙场抑或讲经论学之地，哪怕荒江野老般的著书立说，似乎都轮不到柳如是成为一部传记的主角，并且由一代绝学执笔。这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悲悼。仿佛是从历史极其隐秘的某个角落里拽出一个可怜女子，柳如是黯然登场。整个叙述方式不是文采飞扬的，而是字斟句酌的；有如一次耐心细致的考古，轻轻地拂去一重重尘土，最后呈现出一尊相当古朴的女性雕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足喻其貌；载驰大家，悲愤咏絮，不足喻其才。身为下贱，心比天高。不说其他，即便她身边那位文坛领袖钱谦益都在其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柳如是别传》显然不是什么大众读物，而是一个壁立千仞学者的遗世心迹。该传以王朝末年为题，凭借一位“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写出一篇悲叹千年文化的悼亡之词。其立意之高，直追《红楼梦》。其用心之良苦，百年之后才为世人所读解。
九、逢迎进身版
不要以为《红楼梦》以降，历史叙事全都具有灵梦情的维度，全都像《柳如是别传》那般苍凉。历史的沉沦有多么污浊，历史的叙事便有多么不堪入目。书写不再因为存在，而是出自生存的需要。历史叙事不知不觉地成了政治投机，谋生手段。逢迎进身，成为书写者难以启齿的潜在动因。以下仅举几例，便可窥见一斑。
同样以才女为主角，《蔡文姬》的舞剧（项庄舞剑之转意），却是意在替曹操翻案。这并非作者真心认为曹操有如何了不起，而是写有“魏武挥鞭”诗句的圣上对曹操情有独钟。舞台上演的是蔡文姬和曹孟德，舞台背后晃动的身影却是在向圣上奴声奴气发嗲的郭某人。所谓的君臣相悦，莫过于斯。其情形一如得知圣上于唐诗独爱三李，郭某人赶紧献上《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
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连朝廷都忙着躬身反省，文人却得了机会替圣上排忧解难。那名堂大义凛然得不行，叫做《胆剑篇》。在《韩非子》里作为权谋典型提及的勾践，略去卑躬屈膝的牵马尝糞，在《胆剑篇》里成了卧薪尝胆的英雄。仿佛那场大饥荒，不过是悬挂在万民头顶上的一颗微不足道的苦胆，只消品尝过后，前面就有酒足饭饱的美好前景。
不过，《蔡文姬》也罢，《胆剑篇》也罢，还不算最无聊。《李自成》一出，两作失色。按照三突出原则写就的《李自成》，完满解释了农民起义是历史动力的造反有理。与这种历史叙事相应的，无疑是《艳阳天》或者《金光大道》。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一层层的拔高之下，李自成终成高大全。这部历史小说由此成为那个年代留下的笑谈之一。不提不好笑，多谈却嫌太乏味。
十、小农眷恋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个话语空白的时代。世人茫然若失之际，白头宫女话玄宗的故事复活了。一说便说出三部系列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完全是民间说书的叙事方式，只是由于乡绅阶层的消失缺如，变成了小农之于万岁爷的依依不舍。乡绅讲说历史，通常要摆一摆孟轲民本之谱，对皇帝指手划脚一番，然后再表达一下内心深处的忠诚和思念。但小农却没有这种民本意识，一味抒发思念皇上之深情。津津乐道于皇上的日常起居，挤眉弄眼地揭示宫廷秘事，有滋有味地讲说圣上如何玩弄权谋，如何驾御群臣，如何治理天下。号称当代作家，却像昔日奴才，殷勤地引领着游客参观主子爷当年君临天下的林林总总。
当这几部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将不少国人给弄疯掉了。仿佛到处都在学请安，唱诺说嗻。男人都拿皇上腔，女人再徐娘也格格。早知如此，逼人家清室退位干什么？弄得后世想要祭奠一下康乾盛世都找不到牌位寄托哀思倾诉衷肠。据说作者最后得了个姚雪垠奖。听上去恰如其分。
十一、书生忧患版
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是在一片康熙乾隆声中脱颖而出的书生忧患之作。赤地千里，饥殍遍地。触目惊心的景象，不说隐喻也人人心知肚明。更不用说，当那位朝廷命官面对群情激昂的场面，索性一屁股坐到民众当中，令人浮想联翩。
该剧根本不用特意标明，观众都会自然而然想起范仲淹的名句：居高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该剧中那些拖着辫子的满清众生的蹒跚身影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莘莘学子的模样，依稀可辨。彼此全都怀有共同的情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剧中的皇帝是个什么人，根本不重要。因为该剧的份量不在于皇上是否英明伟大，而在于士子该做什么样的承担。这是该剧的主要亮点所在。
十二、清官死谏版
《大明王朝1655》点亮的是一盏孟轲的民本之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该剧的重心与其说在于担负天下兴亡，不如说在于清官死谏。全剧之于海瑞形象的聚焦，使该剧有意无意地成了当年《海瑞罢官》的一个历史回声。有趣的是，海瑞形象同时又被作了道家学说的阐释：国之利器。仿佛生怕观众看不懂，该剧还让嘉靖皇帝临终之前使劲嚷嚷着替海瑞定位：国之神剑！又是利器，又是神剑，君臣之间的双簧戏唱得高潮迭起，仿佛比干再世，恍如《离骚》新谱。有劲哦，有劲。
其实，这部历史剧的真正看点，并非在于清官死谏，而是在于官场政治的淋漓尽致。嘉靖皇帝在道家学说上的修为，并没有该剧演的那么神乎其神。此君在采阴补阳上化的力气，远甚于领会老子思想。明明是疏于政事，却找了个无为而治的藉口。至于嘉靖皇帝差点被十几位宫女缢死的后宫丑闻，该剧讳莫如深。史书记载，那个由叫化子开国的大明王朝，不曾有过贤明强干的皇帝君临天下。汉有文景，唐有贞观。宋明两朝，皇气衰败，名臣迭出。嘉靖年间，徐阶、胡宗宪、张居正，皆为一代良臣。即便是骂名甚重的严嵩，二十年宰辅也并非只是贪腐而了无作为。从尔虞我诈的官场政治之中，推出一群有所作为的良臣形象，该剧已经大获成功。至于海瑞与嘉靖之间的打情骂俏，虽然史实俱在，但被上演得有些夸张。或许是因为那个饰演嘉靖皇帝的演员过于抢戏，或许是因为该剧编导痛感于现实官场过于腐败，故意突出海瑞的清廉如水和刚直不阿。其心可鉴，其剧可圈可点。
十三、人物风情版
光是从下列篇名上，就可以看出高阳历史小说的特色所在。《胡雪岩》，《李鸿章》，《八大胡同》，《风尘三侠》，《萦缇》，《李娃》······人物风情，琳琅满目。这与其说是作家写作风格有异，不如说是台湾与大陆的人文关怀有别。当大陆学生还在唱语录歌的时候，台湾校园里已经开始流行诸如《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小路上》那么清新隽永的民歌了。早在大陆样板戏时代，高阳人物风情版历史小说已经风靡台湾。
高阳历史小说没有帝王情结，没有天下野心，没有忠孝观念，没有兼济意识。朴素的文字，坦荡的性情。恍如《三言两拍》的某种延续，又像《木兰诗》的作者改行小说叙事。历史在高阳的笔下，与其说是一出出传奇，不如说是一个个日常人生。喜怒哀乐，不过人之常情而不必夸张出豪言壮语。风云际会，只是芸芸众生的磨肩接蹱而并非就是改天换地的功名机遇。读大陆出产的历史小说让人感到沉重，读高阳历史小说让人感觉轻松。倘若以西方歌剧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高阳历史小说的风格有类于《风流寡妇》那样的轻歌剧。旋律相当优美，咏叹也缠绵悱恻。朴素的叙事，照样可以造就出美仑美奂的阅读效果。
十四、江湖政治版
据说，金庸最想写的是历史小说。不过，当年以政治评论著名的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已经做了历史叙事。与古龙武侠小说完全飘忽于历史之外不同，金庸武侠之于历史的对称，比一些演义还靠谱。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庸武侠是对《三国演义》历史叙事的一个补充。倘若将两者对照阅读，不需要再读任何教科书，便足以对中国政治了然于胸了。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历史叙事，忠义观念无疑淡化了，但隐含其中的现实政治批判，却十分强烈。仅就小说的历史叙事而言，可谓成也政治批判，败也政治批判。在大陆磨难过来的读者，每每看到那样的细节，都忍不住会心一笑。一旦时过境迁，回首那样的讽刺搞笑，不免感觉有失夸张。
金庸武侠于历史叙事的深刻，不在于影射现实政治的夸张搞笑，而在于籍江湖，写庙堂。江湖有如庙堂的一个倒影，江湖纷争与庙堂权斗，一币两面。金庸小说对江湖的透视，使《水浒传》显得浅薄。倘若说，水泊梁山的故事仅仅停留在义气层面，那么金庸小说则从义气背后，发掘出诸如野心、欲望、心机、权谋之类的阴暗。江湖政治堪比庙堂官场。正如清官不多，真正的侠客也极为稀有。其情形就像从那群好汉中能够筛选出的英雄，不过林冲、鲁智深而已。
金庸武侠小说从另一个层面上说，也是生命的别一种修为。至于那番修为究竟抵达了什么样的境界，从韦小宝形象上可以得解。萧峰的豪放、令狐冲的潇洒、虚竹的空灵，段誉的多情，最终通通归结成了韦小宝的油腔滑调。韦小宝就像金庸修为的舍利子。金庸功成名就之后的晚年言行，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尾声
最后坦陈一下区区三部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叙事方式已在小说自序中言明：独取女性视角。无论是一个男人与数个女人的故事，还是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恩怨，都立足于女性的立场，付诸女性的眼光。女性视角以审美为主导，不关心男人的功名，而在意男人的性情。婚姻或许需要功名支撑，相爱却源自性情的有无。就男人而言，面对所爱的女人，经常会陷入选择功名还是恪守性情的困扰。
三部历史小说完成之后，回首叙述往事，突然发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叙事视角，悄悄地蛰伏在小说叙事里。稚童的目光。这目光在《吴越春秋》里来自越女，《商周春秋》有伯邑考、妲庚，《汉末党锢之谜》则交织着雪儿、木香以及荀珂，三种不同的孩子眼神。既是浑沌未开的审视，又是局外人的旁观。就作者而言，这个视角全然是下意识的，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原先并不曾设置过，完成后才发现原来如此。
归结起来，区区小说的历史叙事，基于三个维度。一个是历史本身的维度，一个是女性审视的维度，一个是局外人的旁观维度。
至于区区历史叙事所受的前人影响，除了《红楼梦》之外，其审美渊源应该是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卡夫卡《城堡》，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加缪《局外人》。潜意识里可能还有乔伊斯小说的影响痕迹，比如《尤里西斯》，《芬尼根的觉醒》。《汉末党锢之谜》的叙事方式，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花园》。当然，写作之际，绝对不曾想到博氏小说。
就说这些，成败自有读者评说。
二0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此文先后刊发于【东方早报】经济评论版、【观典】杂志第三期）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3-04-10 | 责任编辑：凌绝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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