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喜陈硕：数字时代的西方政治参与变革：社交媒

陈家喜陈硕：数字时代的西方政治参与变革：社交媒体的影响及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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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6900字，阅读时间约21分钟。

推荐语：信息前沿技术的发展无疑会极大地改变人类政治社会的面貌与发展进程，而社交媒体对西方国家政治参与过程的重塑就是技术影响政治发展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从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推动公民在线参与、提高在线动员能力等方面分析了以Twitter、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样引人深思的是，文章在结尾指出了社交媒体在促进政治参与方面的局限性：社交媒体并不必然促进公民之间的交流以及公民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对话，社交媒体可能从促进政治参与的工具演化为控制政治参与的工具，社交媒体政治功能的发挥要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这使得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技术改变政治现状的具体效应与路径机制。

——推荐人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张肃

数字时代的西方政治参与变革：社交媒体的影响及限度

陈家喜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陈硕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要：作为数字媒体迭代发展的重要成果，社交媒体的出现及其在西方政治领域的广泛渗透，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深刻变革。现有理论认为，社交媒体的四大功能有力地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象征性赋权提升了公民政治效能感，社会化沟通推动了公民在线参与，互动性代表为政治人物与公民密切政治互动提供了平台，而个体化政治体现为与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相关的在线动员能力。文章认为，上述功能表明，社交媒体已然深刻改变了西方政治参与的传统影响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人际网络、效能感和公民义务观。但是，由于算法、大数据操纵、政治结构等因素的存在，社交媒体对西方政治参与的实际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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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数字媒体的迭代发展，基于web2.0技术的社交媒体开始不断扩展，类别不断增加。社交媒体通常用于描述各种软件的集合，其目的是帮助个体和社群收集、交流、共享信息以及相互协作；社交媒体也常常与“社交互联网”“社交网络”“社交网站”“用户生成内容”“web2.0”“众包”等概念混用和互相指代。通过Facebook进行在线政治讨论、辩论、请愿以及为竞选捐款，利用Twitter与政治人物频繁互动，推动政治短视频在大选期间广泛传播，借助于社交媒体开展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等方式，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平台。

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个体主义社会的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消费社会的兴起、社会休闲方式的多元化、政党卡特尔化的趋向以及政治效能感的缺失等现象，加速了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冷漠的扩散和政治参与危机。人们通过放弃投票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代议制政治机构被认为既不能提供成功的政策，也不能解决对选民真正重要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分散化和原子化，人们不太愿意结社以及与他人互动，市民社会不断受到侵蚀，政治系统的信任水平急剧下降。不论是政治投票率的下降，还是党员数量的锐减，以及公民结社意愿的降低，都是西方政治参与度下降以及政治冷漠蔓延的有力证明。

社交媒体在深刻改变数字时代社会交往模式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形态。许多研究者对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将个人交互性置于首要位置，它们将电子邮件、聊天、公告板和新闻媒体采访等功能整合到同一平台，进而重塑了整个政治沟通的过程。社交媒体显著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公民随时随地可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治信息源，或是与政治人物直接联系并获得实时反馈。

文章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拟从象征性赋权、社会化沟通、互动性代表以及个体化政治四个层面，解构社交媒体对于现代西方政治参与实践的深刻影响。同时，文章也对社交媒体影响政治参与的限度和消极面进行了探讨。

一、象征性赋权与政治效能感

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参与政治过程与影响政策的立体性行动，而公民的政治参与行动又深受媒体环境的影响。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公民相对处于消极、被动和被灌输的角色，容易受主流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传播的信息所左右，而这些主流媒体又往往由主要政党和政治精英所主导。社交媒体的出现在形式上为公民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有助于改变这一消极被动的角色。布茨和格瑞森提出，传统媒体在性质上是单向和被动的，是劳动大众和中产阶级的主要信息渠道。相比较而言，社交媒体形态更活跃和更直接，具有象征性赋权的特征，行动者、政治积极分子和公民意识较强的人士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参与政治过程，促进信息沟通并鼓励参与。更具体地说，社交媒体的象征性赋权体现在社交媒体上投票、开展在线志愿活动、给当选官员发电邮、参加在线政治讨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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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竞选网站成为标准的沟通和筹款工具，越来越多的政治候选人尝试通过在线工具进行政治宣传，社交网站成为有效动员选民的重要工具。一些国家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附件、数字传真或门户网站发放选票。社交媒体改变了长期以来信息控制的权力关系，包括谁控制信息、谁消费信息、谁发布信息以及信息如何被理解等问题。相对年长者而言，精通网络信息技术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的政治赋权获益更为明显。

社交媒体的赋权功能不仅限于年轻一代的网民，它们也为政治边缘群体提供了表达的平台。信息化时代的数字鸿沟既体现在不同阶层的公民选择不同的数字阅读偏好，也体现为数字媒体的掌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差别。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订阅时事通讯和行政简报，白领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订阅科学和政策期刊。掌握传统媒体的政党和政治精英凭借既有的资源、经验和权势，也很快成为数字媒体的掌控者和左右者。即便如此，社交媒体的政治参与活动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效能感，从而改变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被动角色。尤其是，社交媒体为被主流政治拒之门外的边缘群体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寻找同道中人，组织抗议和参与选举，支持政治候选人和政党。从这一意义上看，社交媒体有助于消弭由于经济社会地位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参与差异，构建大众民主的合法化机制，提升政治体系的回应能力。

二、社会化沟通与公民直接参与

政治参与是公民实现民主权利的重要渠道，而公民直接参与又被认为是提升民主质量、构建强势民主的重要基石。在强势民主理论看来，政治是公民的行动，而不是为公民做出的行动。行动是其首要美德，而参与、委托、义务和服务——共同审议、共同决策和共同工作——则是其特征。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论是公民直接参与还是强势民主都往往由于缺乏可行的参与机制以及必要的技术支撑，更多地停留在价值倡导和理论呼吁层面。

社交媒体的出现为公民直接参与，特别是在线直接参与，提供了廉价便捷的技术手段，有助于形成以网民为主体的参与模式。卡斯特斯提出，新兴社交媒体推动政治沟通模式的变化，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化沟通形式”，即“内容上自我生成，发布上自我导向，接受上自我选择”。具体而言，社会化沟通形式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大众传播，通过互联网连接潜在的全球受众；二是多元模式，内容数字化和社交软件允许以任何形式对任意内容进行重新格式化，并通过无线网络发布；三是在内容上自我生成，在发布时是自我导向，在接收时是自我选择，在众人和众人之间进行交流。这一公民参与形式也直接驱动网络竞选主战场由网站转至社交媒体平台，政治候选人借助于社交媒体与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进行密切的互动，宣传自己的政纲。

社会化沟通理论突出强调了社交媒体赋予个体公民自主传播的渠道和自由表达的机会，有助于避开主流媒体发布的“权威观点”，从而形成来自底层的舆论洪流。

这一社会化沟通方式也被政治候选人加以利用。他们利用选民自发参与的热情来助推选举的进程，社交媒体成为政治动员的利器。社交媒体的廉价性让更多的普通人成为信息发布者，单个党员、个体政治候选人以及地方性小党都可以制作自己的网站，发表不同的政见主张，从而激发政治支持者的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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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还强化了个性化竞选的趋势，政治候选人通过社交网站获得个性化的信息发布平台，与选民频繁互动，交流个人信息。在201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奥巴马总统接受提名的演讲引起政治支持者的热情支持。在演讲期间，政治支持者每分钟发布超过5万条相关推文；为期三天的活动共发布了近1000万条直接相关推文，此外还有无数条相关但不容易分类的推文。

三、互动性代表与政治对话

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不仅取决于参与的频率还取决于互动的程度，特别是政治代表与公民之间的沟通状况。对此，科尔曼和布鲁勒提出，民主不是象征性的或表面上的协商，而是要在决策过程中真正听取公民的声音。任何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互动的政策能否成功，都取决于反馈循环在多大程度上是双向的，以及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相应回应。政府代表在社交媒体上与公民的互动，塑造了一种公开透明、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的形象，让公民更清楚理解政府是否愿意回应他们所表达的意见。格雷厄姆和布罗斯玛等还详细阐释了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代表功能。首先，代表和公民之间的沟通是一个双向过程。代表们不仅需要咨询还需要对话，需要想方设法与公民进行日常政治对话，需要构建起共享和信任的空间，以便与公民的互动顺利展开。第二，这一对话必须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代表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在选举期间的偏好集合。最后，当选代表应对自己负责。政治人物通过定期向公众说明其决定的理由，积极主动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社交媒体有助于弥合政治人物和公民之间的距离，形成以两者之间互动交流为中心的沟通模式。社交媒体为政治人物与公民间的持续沟通提供了便利工具，它让政治人物可以更为直接和快速地接触到更多的公民。社交媒体为政党及政治人物提供了低成本和直接沟通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寻求选民对其政策选择的即时反馈。

相对于其他社交媒体而言，Twitter的双向沟通功能较为显著。它具有促进双向通信的三种工具：提及、转发和主题标签。一是用户可以通过使用“@”来表示提及。二是使用转发，即转发其他人发布的消息，使用户可以将信息传递给其他人。三是主题标签，用于标记有关特定主题的推文。通过使用主题标签，其他用户可以关注专注于一个特定主题的对话，从而激发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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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互动性特征改变了数字时代的竞选活动，推动现代选举进入互动式选举阶段。格雷厄姆和布罗斯玛等基于对英国大选的观察发现，Twitter可以帮助普通民众建立与公众人物、政治家、权势人物更为直接的联系。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尤其在选举期间偏爱Twitter，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依赖于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在2016年8月，CNN、CBS、MSNBC和NBC的Twitter账户提到特朗普的频率几乎是希拉里的三倍。另一项针对美国国会议员与公众使用Twitter的研究也发现：国会议员与公众、政治支持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形成一种政治反应态势：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会牵引国会议员的注意力；但在注意力分配上，国会议员更可能对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支持者率先做出回应，其次才是普通公众；主流媒体可能追随政党支持者的议题偏好，进而在社交媒体上引领国会议员的议题议程。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政治候选人注册和使用Twitter与选民讨论政治问题、交换辩论、维持互动关系，Twitter已成为西方政治沟通的重要工具。

社交媒体有助于在政治代表和公民之间建立持续的沟通渠道、不断反复测试政策主张并及时反馈给公民，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因此，社交媒体为政治领袖和政客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新平台。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将Twitter看作与选民保持经常性沟通的理想工具，通过即时频繁的信息互动，进而吸引更多选民关注和支持。在政治个性化时代，政治人物不仅要满足公民的诉求还要分享他们的公众形象以及个体甚至隐私信息，由此导致政治与私人、公众与个人之间的边界日趋模糊。许多政治人物不仅在Twitter发布政治活动信息，关注政治新闻报道，还推荐流行音乐和热门电影，分享日常生活照片和视频，以吸引公众注意力。

四、个体化政治与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如抗议、游行、示威，以及更大规模的抗争、暴动和革命，常常被当作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当人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和法治化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时，一般不会选择非常态的政治参与。除了常态参与渠道不畅之外，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个体化、原子化、碎片化的阶段，也会加剧集体行动的频繁出现。兰斯·班奈特提出，社会分裂和群体忠诚度的下降推动个性化政治时代的到来，处于这个时代中的个体围绕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包括从公平贸易、不平等、发展政策到环境保护、工人和人权等议题而被动员起来。这种大规模、个性化的集体行动通过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进行沟通协调。

班奈特和塞格伯格也有类似发现。在个性化行动的形成过程当中，环境、权利、妇女平等、贸易公平等主题具有很强的感召力，组织行动的思想和机制变得更加个性化。他们认为，在当代社会呈现结构碎片化和个性化的背景下，社交媒体成为促成集体行动的催化剂。大规模运动形成的“个性化沟通”有两个要素：一是易于个性化的思想形式。这些框架已经包含了对需要改变情况的原因解释，不需要再以说服、推理或重构的方式来弥合抗议者对于共同问题的感受差异。二是能够共享这些主题的个人通信技术。无论是通过文本、推文、社交网络共享，还是发布优兔群像，个体在朋友或信任人之间的交流过程通过数字传播从而进一步强化个性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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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时代的到来构成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潜在动因，而社交媒体为原子化的个体形成有机联合体提供了技术支持。为什么有些人决定参加抗议活动而另一些人不参加?研究者们对于抗议期间Twitter用户数据的分析发现，Twitter通过发布消息、转发消息以及指向网页的共享链接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在这一关系网络中，那些与有强烈参与抗议动机者建立牢固而直接联系的用户，更有可能亲身参与抗议活动。

社交媒体不仅有助于个体公民表达其政治主张，还有助于他们相互联系进而形成放大化的个体化政治。一方面，社交媒体提供了促进公民集体行动的两种机会：一是降低组织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二是允许人们协调而不共享相同的物理空间。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有可能激活社交主体的联网能力，进而产生病毒式的传播效果。具体地说，网络潜力创造了一种共享智能和集体知识，个人与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人共享信息，放大了原本可能无法获得吸引的信息，这些信息像病毒一样在网络中传播，从而形成“病毒式传播”。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在许多集体行动中得到印证。在2010～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当中，Facebook和Twitter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成为中东和北非以及全球范围内实时后勤协调、信息和人员间讨论的关键来源。

五、结论与讨论

一般认为，影响政治参与的四个决定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人际网络、效能感和公民义务观。不管承认与否，影响政治参与的传统因素正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而发生重大改变。社交媒体的出现似乎成为拯救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参与危机的一剂良药，它所具有的及时性、廉价性、互动性和分享性特征，让普通公民找到一个可以实现自我表达、展示和分享的技术工具，也让他们有机会直接参与到线上政治沟通、对话、捐款甚至投票，从而消除了政治参与的社会经济门槛。公众在各国大选期间通过使用数字媒体讨论政治，与政治候选人互动以及组织线上支持行动，从而提升了他们的政治效能感。

然而，过分夸大社交媒体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也是不客观的。并不是所有研究都认可社交媒体对于政治参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不能简单地看待社交媒体使用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普遍的正相关关系。首先，社交媒体并不必然促进公民之间的交流以及公民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对话。社交媒体进一步提高了公民接触公共事务信息的机会，但是这些信息往往都是由熟人“推”给他们的。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人可能有相似的兴趣和态度，个人的社交媒体网络往往包含在信息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弱联系”。但是网络规模的影响在于网络结构异质性和公共政治行为者的联系，换言之，仅仅连接到更多的人可能不会导致更高的参与水平。虽然接触社交网络与在线政治表达显著相关，但与线下政治参与如投票、签署请愿书或打电话给政治家等关联不大。研究发现，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并没有促进人们对于公众事务不同观点的辩论；如果人们发现社交媒体上的朋友和粉丝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不太可能再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这些观点。换言之，社交媒体没有为那些可能保持沉默的人提供新的论坛来表达意见和参与辩论。与此同时，随着算法工具的广泛使用，各大社交网站会有意识地向用户推送与其偏好相近的新闻内容和观点，让用户处于自己偏好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中，很难看到自己不愿看到或者明确反对的新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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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交媒体可能从促进政治参与的工具演化为控制政治参与的工具。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选举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西方政党及竞选工作者开始监控、预测和管理公民在线参与的数据信息。政党利用选民数据库获取和使用有价值的数据，其中就包括选民在各类社交网站上展示的品味和偏好；还可以通过所谓的“数据辅助指导”和“计算管理”来密切监控其在线支持者如何回应不同的内容和请求。此外，社交媒体上的计算宣传还扭曲了线上的政治参与，机器人、虚假账户、僵尸网络等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大量的自动化账户可以由一个人操作，通过主题或标签集中影响政治交流的过程。自动化和匿名性使得对某些候选人进行大规模宣传，同时压制另一些候选人，进而形成在线政治表达的假象。

最后，社交媒体这一新的数字技术还深受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交媒体政治的美国模式并没有在其他国家得到完美复制和扩散。研究表明，在以现代化大众媒体为中心的竞选时代，美国技术并没有像现代化范式那样顺利和广泛地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除了主流社交媒体技术公司注册在美国之外，还与美国典型的总统制、两党制、多数选举制、个人主义政治等政治制度因素密切相关。社交媒体的廉价性、互动性、草根性和个体性，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形成了良性互促的耦合关系，进而得到广泛深入的应用。相比较而言，欧洲大陆国家的代议制、多党制、比例代表制以及集体主义观念，对于社交媒体的应用限制显著。因此，尽管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所有政党和候选人都认识到需要建立和维持专业的网络形象，美国的数字政治可能为其他国家的政治行动者和专业人士提供了示范和灵感，但它并没有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在线政治传播的实际发展和结果提供可靠的实证指南。虽然许多欧洲大陆的政治人物羡慕美国能够产生“社交媒体总统”“推特总统”，但目前尚没有一位西方领导人能够成功复制美国同行的做法。

本文原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4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组稿：夏禹

文字编辑：张肃

技术编辑：曹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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