遒真言實：由“整风”变为“反右派”，乃滔天大罪
——驳王希哲兼与胡平先生及各位方家商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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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57年，恶魔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反右派运动，是地球文明现代（1945年以后）绝无仅有的执政党的食言而肥！绝无仅有的执政党对全国人民的公然大欺骗！绝无仅有的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大陷害！是世界史最大的文字狱！
【正文】
毛泽东乃万恶之人（宏观而论，一无是处），1920年代双手就沾满了鲜血，在其犯罪链条中，反右派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说，如果没有反右派运动，荒诞不经的大跃退运动、大炼废品运动，和大饥荒、造神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难以启动难以发生。是以，整风——反右派运动实乃罪恶滔天！
一、整风——反右派运动本身有哪些罪恶？
照片：反右游行示威
照片：批斗右派
照片：右一 大右派丁玲.右二 剧作家吴祖光. 左一 演艺明星新凤霞随夫下放劳动
（一）由“整风”变为“反右派”，是地球文明现代绝无仅有的执政党的食言而肥，绝无仅有的执政党对全国人民的公然大欺骗！可谓空前绝后！
（二）由“整风”变为“反右派”，是世界史最大的文字狱
谈论文字狱，以前历史学家每每提起的，总是明朝和清朝的文字狱。其实，中国共产党制造的文字狱特别是毛泽东制造的文字狱，与明清相比，有天壤之别；反右派堪称世界史最大的文字狱。
提起文字狱，学者们会自然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张衡及其同时代的汉安帝。
张衡（公元78年－139年），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为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衡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张衡得到了很多荣誉。一些现代学者还将他和托勒密（86－161）相提并论。1802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其实，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被学者们称颂为通才。
张衡出仕之前，国家太平已久，各级官员奢侈成风。忧国忧民的年轻儒生仿照班固的《两都赋》，殚精竭思十年，写成《二京赋》《东京赋》。两篇大赋旁引博征、语言华丽，立即轰动天下。实际上，更可贵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的是内容：赋中对于很多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幸运的是，张衡非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因此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汉安帝亲切召见张衡，认为他的批评切中时弊，应该改革朝政。并即刻封他为郎中。不久又擢升为太史令。
朋友们，请想一想，如果张衡生在毛泽东时代，他的天才头颅还能保住吗？他还能在日后发展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学者吗？
（三）由“整风”变为“反右派”：残害了中华民族一代精英，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也严重败坏了民族道德与社会风气。
（四）由“整风”变为“反右派”：残酷地践踏人权
为了惩治假想的政治异己人士，毛泽东专门创立了反人权反人道的“劳动教养制度”。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表面的规定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建设……
中共党国的司法解释是：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根据劳改基金会出版的《劳改手册（2007—2008）》的不完全收集，整个中国大陆至少有1415个劳教单位（农场、林场、工厂、矿山等），每个单位关押人数从数百到几万不等 （武宜三先生 编著：《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前言，香港五七学社）。
——其实，这些劳教场所都是惨绝人寰的死亡集中营！
有文字记载右派分子被折磨，大批惨死的农场有：
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关押3600名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死亡3000多。（赵旭先生编著：《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第468——469页。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5月出版 ）
四川省峨边沙坪劳教农场，关押右派等12000人，死亡10000人左右。（铁流先生亲历：《沙坪：四川右派的集体坟场》）
青海省香日德农场，关押包括右派共40000多名劳改、劳教犯，到三年人祸过后，只剩2000多人。（武宜三先生编著：《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前言，香港五七学社）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关押右派和其它犯人1200名，经过大饥荒全部死亡。（戴煌先生《九死一生》第26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8月版）
云南省楚雄州新民农场，关押右派及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832人。被虐杀382人，死亡率45%。（孔丹、戈叔亚、魏光邺等先生合著《口述历史·新民农场》）
其它还有黑龙江省密山850及兴凯湖农场、北京清河农场等，死亡右派众多，无法统计详尽。
照片：抓捕右派
照片：左 甘肃夹边沟劳教场 . 右 在劳教场服苦役的右派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联合国庄重颁布《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1948年12月10日又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是人类社会破天荒的伟大变化：从此，人权至高无上！从此，地球进入文明新纪元！可是，万恶的毛泽东悖逆历史大潮，创建了空前践踏人权的恶法！——既然“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为什么要暴力剥夺国人的自由？不但剥夺了言论自由，而且还剥夺了行动自由？既然“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为什么强制重体力劳动（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还要开批斗会）还没有相应的报酬（大量劳教人员一点报酬都没有）？既然“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为什么限制劳教人员吃饭（毛时代，所有被监禁人员吃不饱饥肠轱辘是常态）？既然“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为什么监管人员可以随便打骂滥施酷刑，致残致死不负任何责任？既然“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为什么没有刑期，把右派分子监禁长达22年（如果毛泽东不死，就是无期监禁！）？——显然，毛恶魔的“劳动教养”比正常国家的监狱要严酷残忍百倍千倍！！！
下面举几例——
岩石:劳教场,似苦海——难道他们不需要人权吗？（博客中国2010—01—02）
【著名作家丛维熙的悲惨遭遇】
黑色的1957年，北京市文联。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刘绍棠被划成了右派！一个又一个文坛精英掉进了深渊！批斗场在四楼，突然，一个人从窗口飞身而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巨响，鲜血染红了土地——反右派运动破碎了多少人的人生之梦！
另一个文坛才子丛维熙也被划成了右派！不久，他和其他右派一样，被劳动教养，参加劳动改造。
起初，在建筑工地，严冬零下20多度，狂吼的寒风似刀片，如针尖，一个个细皮嫩肉的知识分子抡起大铁镐拼命刨地，一镐下去一个小白点，不停地刨，胳膊震得酸痛难耐，但在监视之下，不敢稍微懈怠。一个个手背皴裂、红肿，渗着血，有的还流着脓……半天四五个小时，中间只有15分钟休息。干活时，不能说话；休息时，也不敢说话，——祸从口出之人深知出口之言的可怕。
右派们全都住在棉帐蓬里，打地铺，被窝阴冷又潮湿，为了抗御严寒，以防冻僵，他们睡觉时都戴着棉帽，围上毛巾，捂着口罩。
1958年4月，这批右派被装上卡车，运往北京西郊贾鲁峪公社，任务是挖坟坑。这是一片古荒之地，到处都是坟头。 30年后，丛维熙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无法描述干这活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以外，还有嗅觉的难以忍受。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抡镐刨着沙石，已使人昏昏然如同木偶……，我一生闻过各种臭气，但却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
苦难是难以忍受的，更难以忍受的是人们鄙夷嘲弄的目光。吃饭，是右派分子最难捱的时间。他们在围观的人群中不敢抬头，但完全能感觉到，人们叽叽喳喳地在嘲笑他们，指手划脚地议论他们，象欣赏猎物一般在审视着他们。而他们，犹如笼中的猎物，犹如被捉住的小偷，犹如受伤的老鼠，在刀子似的目光中躲躲闪闪，羞愧不已。
然而，尤其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则是繁重劳动以后疲惫不堪之时，每日不辍的夜间思想改造批斗会。
右派斗右派，绝不亚于积极分子斗右派。因为批判是受到鼓励的，谁表现好，就有被解放的希望；而表现差，则会加重惩罚。所以，受形势所迫，在苦海中挣扎的右派分子，竟失去了同病相怜的人性，变成了在窝里互相嘶咬的困兽。与社会上的运动积极分子一样，他们也两眼紧盯同伴，常常从鸡蛋里挑刺，进行揭发检举；批判也是无限上纲上线、怒不可遏；情之所至，也往往拳脚相加。
漫画家李滨声，为农村绘制壁画，被时时刻刻都想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们发现了，指责为居心险恶，故意把牛驴画瘦，其他右派愤怒地吼叫起来：“公社的牛，都是膘肥体壮，你故意画瘦，心怀鬼胎！”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这是立场问题，你反动至极！”“反动透顶！”……
这样的思想改造会，每每开到深夜，第二天照样起早干活，天天如此。
比起这些折磨，最最难以承受的，毕竟还是饥饿。劳教场的饥饿简直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恐怖境地。
在这种环境里，悲剧常常发生。或是因工受伤，或是因虐待致死，或是因酷刑丧生，或是因不堪痛苦而自杀，大量的则是因极度衰竭而断气。
【团河农场】
在一大批劳教犯中，有一名极右派梦波、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团河农场劳动教养22年——没有判刑，没有任何司法手续。他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改造。
同场劳教犯中还有一个极右派郑光弟，是北京大学学生，思想单纯，相信毛泽东说“右派分子只要改造好了，还有光明前途”的话。同时想早日摘掉帽子与昔日恋人重温旧情，因此他强忍着千辛万苦，拼命地积极劳动，希望通过劳动改造证明自己的真诚。1963年终于得到了“解除劳教”的特殊恩宠。但《通知书》上赫然写着“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大字，被强迫留在团河农场，继续接受监督改造，仍然没有行动和通讯自由，他兴冲冲地去找旧日的女友，却得到了一句冷冰冰的话：“摘帽了！摘了帽子你仍然是个右派！”
终于清醒了！1963年的国庆之夜，他悄悄潜入城内，在北海公园的湖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梦波百感交集，诗兴大发，为郑光第成诗一首《写在心中的诗》。如下：
你死了，我……羡慕你，从此，你再也听不见，那恶毒的咒骂和刺耳吼叫；你再也不必耽心，那饥饿的手会紧紧地扼住你的咽喉；灼热的阳光，再也不会烤焦你的背；刺骨的寒风再也不会刺痛你的脸，咬烂你的手；肩头上不会再出现勒红的印痕，腰也不会酸痛得直不起来；再也没有人用恶狠狠的目光，用鄙夷的冷笑抽打你。
你终于得到了宁静和休息，那是对于终生苦役的报答。
你是缈小的，在屈辱中活下来，又在屈辱中死去。………
我的笔，你在哪里？我的纸，你在哪里？我的泪，你向哪里流？
我没有写，没有写，我不能写！这是写在心里的诗啊，只能永远永远地写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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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生者羡慕死者？为什么有情不能诉？有诗不能写？为什么只能在心底泣血吟咏？
为什么？为什么？——只因为他们是劳教犯！是右派！是人下之人！
【万胜山劳教茶场】
郭维敬先生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这样写道：
反右结束后，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谭家河建立了“万胜山林茶场”。共送去右派二百多人，逾半数去而不归，埋骨荒山；幸存下来的则多是伤残，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感到毛骨悚然！山林茶场的几个负责干部，都把右派当作不可宽恕的重刑犯，对之毒打，任意饿饭，迫使不分昼夜地超强劳动，达两年以上，以至一批批自杀、饿死、累死。基建大队长徐蓝宇与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同被人称为“活阎王”。一次强令右派在恶劣天气中翻山越岭去扛木料，途中倒毙、滑入山涧及大粪坑、走不动冻死的达8人（另一说17人）之多。当年死了右派，还不如死了家禽家畜。其它分散在各县改造及送劳改农场的右派，其处境也同样恶劣，死人亦不在少数。如平舆县共划右派729人，改正时有129人已死去，占右派总数的17%。
真是惨不忍闻！死了右派，竟然还不如死了家禽家畜！！！
“劳教场，似苦海！”劫后余生的人们如是说——难道他们不需要人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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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道：军队”右派“流放北大荒（博客中国2016-07-12 ）
……凡叫右派干的活，时间都是那么紧，任务都是那么急，要求都是那么高，所以老是要加班加点起早贪黑地干。最后总是干得不好，总是挨批。……
吃“头疼面”
干活苦累不怕，肚子总吃不饱才真是要命。人以食为天，饥饿使人里外变形。
口粮减量是从1959年春季开始的，之后逐月减少。九月份，干的是盖房泥叉墙这种大量消耗体力的重活，每天每人吃不到一斤粮，吃完饭还是饿，人人都去买酱油糕，饭后咬一小块吐在碗里和水充饥。
我们的主食是粗粮，玉米面窝头或玉米馇子，有时供应不上就烀老苞米棒子啃。麦收后主食是小麦面馒头，小麦面的颜色发黑，小麦加工碾碎没过筛子，只见麦麸不见面，又黑又粗。我们这帮“饿狼”，管它啥粮只要能填肚子解饿就“阿弥陀佛”了。
有次开饭时，我们一看是馒头，都乐滋滋地排队领“久违”了的馒头。虽然颜色黑点儿，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喜悦心情。
很遗憾，定量没增加，馒头忒小，每人两个，比狗卵子大不了多少，吃完继续用酱油糕和水充饥。吃完早饭盼中饭吃完中饭盼晚饭。带着中饭的遗憾，揣着晚饭的希望，挪动沉重的脚步向泥叉墙工地走去。哈腰叉泥，挺身端起，用力甩出。刚叉几下觉得浑身不舒服，感觉头痛、恶心、肚子难受……接下去就是呕吐，不是我一人吐，全班人人都在吐，大家议论：可能是食物中毒。
也奇怪，吐完就没事儿了。心不难受头不疼，一切正常。中午吃的馒头和菜汤都吐光了，连酱油糕水也搭上吐掉了。
半个月来，只有我们这帮右派吃这种“头疼呕吐面”馒头。吃----疼----吐----再吃----再疼----再吐过程中一秒钟一秒钟地艰难度过。
肚里没食，活儿还是要干的，不完成定额晚点名时一定挨批。
后来得知：‘头疼呕吐面’是八月雨季收割的小麦，放在田间受潮发霉变质，麦粒里滋生大量黑霉菌，脱粒后加工成面粉颜色发黑，对人体有伤害，吃了头疼，呕吐出来可减轻病态恶化。
老职工说：“头疼面喂猪，猪都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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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将北大荒称为“死亡场”。
刚到北大荒时，每个人的口粮定量是每个月100斤。随着“大跃进”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来临，口粮定量变为72斤，早晚只能喝稀饭，后期仍不断缩减，逐渐变为63斤，48斤，36斤，最后一直到19斤。而每天所从事的还是同样的劳动。
他饿急了，就在地里捉老鼠回来煮着吃，有一次，他煮了大大小小82只耗子，一顿吃完，成为世界上的吃耗子纪录创造者。那时，人们总是想吃东西，肚子饱了，还想吃，好像是个无底洞。饥饿状态下这种疯狂的食欲是后来人无法理解的。
在劳动中，很多人受伤甚至死亡。戴煌身高1米78，去北大荒之前体重196斤。经过两度浮肿之后，只剩下82斤。
他曾感叹：“在那里呆了两年零8个月，我体重去了一半多，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
1960年冬天，戴煌返回北京，从哈尔滨经牡丹江转车，他已经连天桥都上不去，甚至从月台上火车那两三个台阶，都是由一起同行的两名同志抬着他走上去的。
回北京之后不久，在周围同志的劝说下，戴煌写了《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共近10万字，文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1964年4月23日，戴煌因为 “坚持反党立场”的罪名被开除公职，他开始在北京南苑附近的团河劳改。之后，戴煌去了天津清河农场，1969年又转到山西，在那度过了十几年。
1978年，结束了近20年的劳改生涯。
这段命运的波折，同样给戴煌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前妻提出离婚，因为经济和其他原因，刚满十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刚刚学会说“爸”的时候，被送给了大连的姨妈。
戴煌原来的工资是每个月150元，他当时负担着一个患有肺病的姐姐的医药费以及多个侄子侄女的学费。到北大荒之后，戴煌的生活费是每个月28元，再也无力负担。去北大荒前，他卖了一支“派克”钢笔，用30多元钱买了一些治肺病的药给姐姐寄回去，吃了一个多月。到北大荒不久，戴煌的姐姐就去世了，那年她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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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秘书李锐（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送往北大荒劳改。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此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在一个炕上，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粮食很困难，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而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
跟我同时，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两个人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劳动还要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是非常的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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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豹、岩石：右派分子苦难的缩影——夹边沟纪事 （博客中国2010—5—11）
注：本文系根据著名作家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记事》缩写
一九五七年大规模反右运动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可以说是一个缩影。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3613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这片严重盐碱化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3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三千人的生存条件如何，那时并没有人想及。结果，大面积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了几百人！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被管教的劳教分子。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6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人骨……"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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