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新收集到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部分條目
這是新收集到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部分條目。
“大辭典”是紀念冊、是工具書，是網絡紀念碑，也是一百多萬甚至幾百萬1957年受難者最後靈魂的歸宿！
“大辭典”顛覆《史記》以來把弱勢群體螞蟻化、數字化——“秦坑趙卒四十萬”；卡斯特羅死了，唁電如雪片般飛去；江西74個工人遇難，就一定不會有“下半旗”的哀榮——的傳統；恢復個人的價值、生命的尊嚴，像華盛頓“韓戰紀念碑”、“越戰紀念碑”，像廣島、長崎“原爆紀念碑”，像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大辭典”要填補中國歷史沒有災難受難者名錄的空白。
由於資源缺乏，資料不足，十幾年來，僅僅整理好2.3萬個個案，手上還有一萬多人的資料有待整理。目前的篇幅已經超過1千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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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郑秀霞（1903--？），女，廣東省廣州市某某小学校长
1940年，在曲江李汉魂妻子吴菊芳领导的省新运妇委会里当干事。
1941—1942年，任普宁县新运妇委会主任。
1942年，丈夫丘启薰任普宁县长，截获了揭阳（敌占区）汉奸方十三走私给日本人的钨砂，被其儿子国民党专员方泽群告发私通“共党”，因而被关在韶关芙蓉山监狱一年多。丘启薰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教官，广东地方行政干训团教务处长，广州行辕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3年，在抗战逃难中大女兒丘淑平去世。
1948年，丘启薰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解救被捕进步学生事发，被当局追捕，幸亏得到绥靖公署的中共地下党人帮助，徒步走到樟木头坐火车逃去香港。
1951年，丘启薰受派遣到香港执行任务，策反李汉魂。
1953年，二女兒在东北长春地质学院读书；三兒子丘文，在省公安厅工作。
1954年，丘启薰在香港病逝。
1957年，由於丈夫是“反动官僚”的牽連，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 四兒子丘仲凡清华大学毕业。
1961年，由於“家庭問題”，19岁高中毕业的兒子丘作凡不能上大學，只能作為广州知青下乡，来到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属下的一个小农场——位于中山南部的平沙大海环青年农牧场（后合并到国营平沙农场），先是在生产队劳动，后在平沙中学任民办教师，这一去就是23年。
1966年，在“文革”始，丘作凡被打成“反革命”，在斗门监狱蹲了几个月；南方大学毕业的一個兒子入狱一年多。
1968年，丘仲凡在广西被乱棍打死。六子女各人处境有异，共同的原因都是“家庭出身”而成为批斗对象。
1978年，“右派”問題得到糾正。
1979年，兒子丘作凡得到平反，时年37岁，恢复了共青团籍。
1982年，广州市公安局发出为丘启薰“平反”的公函：丘启薰在策动伪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收编伪军，保存国家外汇、黄金，保卫广州水厂、电厂和敌伪挡案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是有功人员。
1984年，全家得以从平沙农场返城，已经42岁的兒子丘作凡调入广东省财政学校，不久便当教务科长，入了中共，后来还当了副校长。
——摘自丘作凡：《个人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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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余慎初（1915--2002），男，福建省福清人，福建省福州中医进修学校教导主任
1957年，被指是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福建省主委、右派分子“李述中的亲信”，“煽动学员斗争工友，阴谋制造事件，策动罢工、罢教、罢课”，打成右派分子。
2002年，去世；是福建中醫學院教授，當代中醫學家，中醫醫史學家，教育家，國家級中醫藥專家，全國首批“繼承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指導”老師。中國中醫研究院（現為中國中醫科學院）專題研究諮詢專家，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理事，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福建省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福建中醫藥》編委會副主委，台北中醫藥研究會顧問，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協會及美國國際傳記學院協會顧問。被評為福州市勞動模範、省優秀人民教師、省名老中醫、榮獲省“五·一”勞動獎章。在海內外中醫界享有盛譽。
著作有：《中國醫學簡史》、《中國藥學史綱》、《俞慎初論醫集》、《蟲類藥物臨床應用》、《閩台醫林人物誌》等。
——摘自新华社：《策划所谓“福建独立运动”，到处散布反共反苏谬论，李述中是个恶毒透顶的阴谋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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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廖顺景（？--1959），男，花名黑顺，化名陈顺，陈顺景，孙登，广东省中山县小榄镇人，广东省中山县小榄镇干部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小榄地区共有7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9年，在青海劳教场死亡。
1979年，中共中山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组，作出《关于右派分子廖顺景不予改正的决定》。〔編者按：究竟是什麼滔天大罪？死了20年後還不肯放過他！〕
——摘自周云：《中山县小榄公社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廖响：《中山县小榄镇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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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高赞非（1906--1969），原名佩纶，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人，生于小康家庭，曲阜师范学院院长兼中共曲阜师范学院委书记
1918年，于竞进小学毕业后，父即辞教职，在家设“双榴书屋”，课子读书。
1922年，考入济宁中西中学，半年后辍学到商店做学徒，不久又到马头承志小学做教员；仰承父训，悉心研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立志当一名学者。
1924年，经友人引荐往曹州省立中学拜见梁漱溟、熊十力。以所撰《论语研究》自荐，深得熊氏赞赏。熊十力对佛学、儒学及西方柏格森唯心主义哲学均有较深研究，试图创立“新唯识论”学派，因年高欲得传人，遂寄于希望。师事熊氏十分勤勉，将熊氏谈话记录整理为《尊闻录》出版。后，又随熊氏辗转武昌、北京、上海、南京各地，在其指导下学习心理学、哲学、伦理学。
1927年，经熊十力介绍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院任助理，同时自修政治经济学。
1929年，应梁漱溟之邀到广东省第一中学任教，在其思想影响下，遂以“乡村建设”道路为改造社会和进行民族自救的济世良方。
1930年，梁漱溟在河南辉县创办村治学院，往任教，随梁氏致力于乡建运动凡数年。先后担任邹平山东乡建研究院班主任、山东乡建研究院菏泽实验县巡回导师、山东乡建研究院第一分院教育长、菏泽乡建师范教育长；撰写刊印《地方自治与民众组织》一书，从地方自治合作组织、乡农学校等方面对乡建理论进行发挥。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韩复榘下令将乡农学校枪支及壮丁整批拉走。乡村建设运动遂宣告破产。见乡建道路走不通，只有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斗争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即公开宣布坚决不流亡，组织了百余人的队伍在菏泽、郓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创办油印刊物《鲁西吼声》宣传抗日，不久，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赴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参观，并经范筑先介绍会见了徐向前、宋任穷等，从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了深入了解。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家乡马头镇，父母及胞弟佩经宁死不受辱，均投入家中水缸自尽。奔丧至家，目睹惨状，悲愤万分。时郯抗日团体纷纷成立，遂出任郯二区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主办《动员报》宣传团结抗战。
1939年，八路军115师一部攻克马头，成立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被推选为郯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及鲁南抗日动员委员会四分会主任。在中共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东抗敌协会四分会主任及省会部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省文协研究部长及滨海区文协主任、滨海区参议会参议长，团结了各阶层人士，积极投入动员参军、支前工作和大生产运动。亲自把高家子弟多人送到八路军部队参军。在滨海区，倡导成立青年劳动学校，为发展滨海区教育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自参加“革命”后“积极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勇于改造世界观”，对曾经影响自己很深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旧的思想体系进行了认真的清理。
1943年，经谷牧、刘导生介绍，加入中共。
1948年，被选派到华东建大学习。
1949年，先后担任济南市文教局视导室主任、中教科长、副局长、局长。经常挤时间给教师讲教育学，利用晚上的时间到机关学校讲课。
1950年，被评为济南市文教局模范党员。
1955年，山东师范专科学校创建时，被任命为校长。
1956年，山东师专改为曲阜师范学院，他任院长并兼党委书记，“认真贯彻”中共教育方针，提出高师教育必须面向中学实际、明确培养目标等重要的办学思想。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组织观摩教学，有时还亲自授课，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深受师生欢迎。
1958年，整风补课，受到“批判和处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处逆境，“仍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并坚持写日记”。生活态度严谨，处事从不苟且，“文化革命”中，有人逼迫写假证明，严词拒绝。
1969年，在劳动时摔倒，引起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终年63岁。一生勤奋好学，早年即对中国古籍广泛涉猎，晚年，还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认真攻读《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治学严谨，重视学术研究，有《大学生的学习方法》、《论孔子的心理》、《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等论著面世。为人忠诚正直，胸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宽厚，和蔼，从不疾言厉色，在师生中留下深刻印象。
1980年，中共山东省委对高赞非的错误处理重新作出结论，予以平反，对一生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摘自郯城县：《郯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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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德木活佛（1901--1973），名为德木‧洛桑降贝隆朵单增加措，生于西藏贡布江达县，
1901年，生于西藏贡布江达县
1905年，被哲蚌与色拉寺共同确认为九世德木·赤烈绕杰的转世灵童，取名为德木·洛桑降贝隆朵单增加措，并从家乡被迎请到拉萨的滇街岭寺内。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重返拉萨。
1920年，获得格西（博士）学位。
1925年，獲一位尼泊尔商人送给了平生第一台照相机。
1931年，被德布多奇杰活佛告知：将娶一位拉萨的尼姑。
1933年，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后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8年，与丹丽德巧结婚。
1939年，第一个儿子阿旺杰丹格烈朗杰（格烈仁波切）出生。
1948年，同妻子在印度生活一年。
1949年，返回拉萨，第二个儿子旺久多吉出生。
1951年，第三个儿子斯达次仁出生（之前曾有七个孩子夭折）。
1953年，成为《西藏日报》社的编委。
1956年，与妻子去印度参加佛的诞辰日纪念活动。回来后，加入西藏佛教协会。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9年，被任命为西藏政协委员。
1960年，参加西藏人民大会。同年停止了拍照。
1964年，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有信件往来。
1966年，接受红卫兵的批判，夫人被关押。
1967年，夫人逝世。
1973年，圆寂。
1981年，德木灵塔建成。
——摘自百度百科：《德木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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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健礼，男，驻西藏部队十八军独立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范明的秘书
1958年，拒绝揭发已经打成右派分子的范明，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教藏语。
1970年，再进西藏，在察雅县为人民公社培训会计。
——摘自吴亚松：《父辈解放西藏，我们守卫西藏》（《西藏商报》20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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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林圭，西藏駐軍某部炮排少尉
1957年，請假回成都老家，一路上沒有踫到一個像樣的人，只在火車站看到幾個叫化子，還有一點人氣。便質問﹕那麼多的幹部是否都是人面獸心，否則為什麼讓老百姓這樣挨餓？為什麼不革命時比革命還好？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茉莉：《西藏反右史中的幾個高貴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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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邢元昌，男，陕西省人，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排长
1959年，为阻止手下一个机枪射手疯狂地向对面山上奔跑逃走的藏族妇女、儿童扫射，一脚踢翻机枪，並严厉训斥：“那边奔跑的人都是妇女儿童，你又不是没有看见，你瞎了眼睛吗？！”被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陕西老家。
1979年，被糾正，回到青海玉树州，当一个监狱管理员。
——摘自茉莉：《西藏反右史中的幾個高貴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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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侯大乾（1921--1979），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镇高峰头村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民盟人民大学支部副主委、人民大学工会副主席
1940--1941年，在绵阳中学读书时，积极组织读书会，出版壁报，领导学生罢课，抨击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自幼上学，曾在山东临沂、湖北郧阳、四川绵阳六中读书。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
1943--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期间，主编《大路》周报和《人民大路》等刊物，刊登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教授的文章，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投降罪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1946年经楚图南、夏康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从事民主运动。
1948年，随同楚图南进入“解放区”，任华北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1949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培养经济建设干部和理论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担任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民盟人民大学支部副主委、人民大学工会副主席等职。1952年，他当选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人民大学图书馆做资料工作。认真进行古籍整理工作，同时系统地研究了清代诗文，编制了《清代文集目录索引》。
1973年，人民大学被解散，到北京经济学院农业经济系工作，主编了《马恩列斯论农业》一书。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回校从事研究工作，受命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立志在晚年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顾自己患有高血压病，四处奔波，查阅资料，并亲自撰写了提纲和7万多字的书稿。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发去世，终年58岁。
——摘自郯城县：《郯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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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干戈（1920--1994），浙江省丽水县人，上海市航运公安局中共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1944年，任中共江苏省阜宁县委员会秘书、区青年救国会主任。
1945--1946年，任中共浙西区委广南县一区区委员、区长。
1946--1949年，在中共胶东区委西海地委统战部和华东局社会部任科员、组长。
1949--1956年，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政保侦察处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1956--1958年，任上海市航运公安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0--1979 年，在安徽省淮北煤矿筹备处劳动。
1966--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拘留关押长达4年多。
1979年，被糾正。
1980--1981年，任上海市政府宝钢地区办事处办公室主任。
1881--1983年，任吴淞区政协副主任、区人民法院院长。
1994年，因病逝世。
——摘自上海市寶山區：《地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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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朗（1931--？），男，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部队文艺》常务编委
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47年，是北平崇德中学高中一学子，寒假，没有回家，去晋冀鲁豫军区的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院长是光未然(张光年)。北方大学与华北大学合并，又有幸受教于崇拜的艾青。艺术学院的学员们编为“华北大学文工二团”，跟葉劍英、彭真进驻良乡，等候北平战与和的最后决定。
1949年，“华大二团”跟随“军管会”是最早进入北平城的部队之一。分配在文化部。
1950年，主動要求去西北，被分到军区文工团，任副导演，总是提出和导演不同的意见，就挨整，和以后的每次运动结了缘。到军区政治部文艺科负责编辑《新疆部队文艺》，任常务编委，新疆军区文化部助理员。
1955年，“肃反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经历多重磨难。
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军事法院最后判决：“撤销军衔，开除军籍。”押送到生产兵团农一师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横扫进“黑帮队”，驱逐到西山去劳动。
1969年，林彪的1号令下，被宣布复员，复员政策“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可以回北京。
1972年，一家四口一起进京，操持一支工人业余演出队。
1979年，“改正右派”後，被乌鲁木齐军区請回新疆，任乌鲁木齐军区创作组组长、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化工作，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常务理事。
著作有：《〈金瓶梅〉与北京》、《突围》 等。
——摘自黄进业：《罗绍文：还历史一个真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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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镇华，甘肅省陇西中学老師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银川西湖劳改农场劳改，最后饿死在该处。全县有10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還破获反革命组织“氓阳支队”，首犯李守忠、任俊山、李栋被处决，其余77名罪犯分别判刑、管制。又破获反革命组织“解放仁义军”，首犯刘海清、刘志刚、刘占元、景福、张海成被处决。
——摘自刘志昂：《我的父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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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戴临风（1920--2009），原名戴永成，出生于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满族，小商人家，中共中央中宣部宣传处干部
1935年，毕业于天津市立第三小学，考入北平东北中学。
1938年，被介绍加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
1944年，担任西北文艺工作团研究室主任。
1953年，调中宣部，任宣传处干事。
1954年，主动要求去陕西渭南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作为西北慰问团成员，去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看到批判宣传处秦川的大字报，顺口说：“哪儿有那么多右派？”第二天，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中宣部内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這“三面红旗”有不同看法的“九条大鲨鱼”之一，随后便被调离中宣部，到安徽省来安县施官公社劳动改造。
1962年，先后担任北京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副台长。
1973--1976年，任北京电视台副台长。
1978年，北京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
1979年，亲自带队赴香港采购影片。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1982年，被免去副台长的职务，任中央电视台顾问。
1985年，从顾问的位置离休。
1987年，《红楼梦》播出，一炮而红。
1990年，再拍《三国演义》同样取得成功。
2009年，去世，享年89岁。
——摘自360百科：《戴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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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姚若英，兰州大学无机化学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王渊：《敦煌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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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袁世垠（1928--2012），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日本近代史教員
1942--1946年，求學於國立九中。
1949年，分別考上重慶大學和重慶聚興誠銀行，因家計壓力而工作。
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
1952年，院系調整轉入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
1955年，外交學院成立，被調為研究生。
1956年，提前調為教員，準備講授日本近代史。
1957年，中共號召黨員及各界人士幫助黨整風，在通史教研室主辦的墻報上發表瞭《必須根本改變等級森嚴制度》一文。認為“解放”後社會上的很多弊端都和森嚴的等級制有關，根據偉大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所作的教導：應當廢除等級制。各級官員應由民選而不應由上級委任，官員的工資不能比優秀工人高得太多。這樣就可以防止政府官員從人民的公仆變為人民的主人。對社會上升官發財的思想築成一道可靠的提防。“我認為黨在全國范圍內執掌政權後把這個歷史經驗忘瞭。希望糾正。”沒有想到這篇文章招來無端的粗暴的批評和殘酷無情的打擊，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由於拒不認罪，加重處分，開除出共產黨，行政降三級，下放到北京右安門外四頃三生產大隊勞動。
1959年，雖然調回學院，但已不能從事教學工作，寫的講義被收繳，至今下落不明。由於長期不服，被認為態度惡劣。右派帽子帶了七年才被勉強摘掉，在外交學院所有右派中，是最後摘帽的。
1966年，文革開始，又以沒有改造好的右派身份被打入牛鬼蛇神勞改隊。
1968年，清理資產階級隊伍，被隔離審查，蹲牛棚，相當於過鐵窗生活。被批鬥數十次，差點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被指控四大罪狀；1，惡毒攻擊反右鬥爭，妄圖右派翻天；2，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為彭德懷鳴冤叫屈；3，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4，反對齊哥誓死保衛。幸而公安機關認為，這些都是反動思想問題，並無反革命行動，從寬發落。
1969年，下放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幹校。一呆近8年，直到毛死，四人幫垮臺。
1977年，才回到北京。（根據袁世垠先生本人回憶節選、編輯而成）
1979年，糾正後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編輯。
——摘自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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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由清廉（？--1973），男，吉林省长岭县人，家庭成份为中农，吉林省长岭县中医院医生、工会主席
1957年，“大鸣大放”时响应组织号召向党交心，因在会上发言谈到“统购统销”粮食政策造成长岭县4000多户居民当时的生活水平不如解放前，而被认定为攻击党，定为右派。受到一个阶段批斗后，全家被遣送至长岭县东六号乡马联坨子屯（老家）劳动改造。
1973年，由清廉因高血压病故于长岭县人民医院。幼时在长岭县明德堂（应该是药铺）学徒。成年后，在中医诊所行医。公私合营后，成为长岭县中医院医生，并担任工会主席。
（宋殿辉）
——摘自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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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俞沛文（1936？—？）籍贯不详，天津新河造船学院技术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板桥农场劳教，多年无人来看望，仅一姨母在上海有些联系。因难以忍受这一磨难，精神失常。后被弄到劳教队的病号班，被牢头班长强行鸡奸，心情懊丧，病情严重恶化。本来英俊挺拔，卻日益消瘦苍白，一天到晚念念有词，夏天仍穿著空心棉衣。后来就围著院墙整天跑步，一边跑一边傻笑，回到屋里混混沌沌卧床手淫。吃喝被牢头克扣，身体完全垮掉，文革前即死去。父乃日伪时期华北委员会大汉奸王辑唐之助手俞熙杰。(柳成荫)
——摘自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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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晏志东，四川省泸州二中数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下乡劳动。
——摘自黄承勋：《回忆录》、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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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彭咸赞，湖南省人，中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二年级学生、青年团员
1957年，在院内组织“牛虻社”自为副社长，发表右派言论，反对正面意见。还组织一次肃反辩论会。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被许多大字报质问“为何散布右派言论，责任谁负？”就投江自杀。中共省委书记许道琦知道後指示学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編者按：许道琦之沒有人性，以至於此，據說他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 ”也是報應了。〕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籍”。“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摘自罗重璋：《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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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秦增护，男，上海市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研所商品学研究室
1957年，人民大学国内贸易系毕业，分在商品学研究室。平时爱说话，爱插话，喜欢传播社会上的消息，转述过社会上某些右派的言论，这些竟成了罪状，被认为是对共產党對不满情绪，被扣帽子、放大事实、无限上纲，打成右派分子。送到河北某县劳动改造，在一次意外中溺亡(2016.7.25)
——摘自李景端：《迟到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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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吴道华（1921--），男，苗族，生于貴州省炉山县舟溪镇黄金寨，貴州省普安县民政科科长
1935年，高小毕业，到省城贵阳求学。
1941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在贵阳招生，报名应试，被录取。从贵阳出发，历时一个多月，步行两千余里，到达成都市北较场，成为黄埔军校第十九期一总队步兵科学生。
1944年，军校毕业典礼上，因是全校前10名的优秀生，因此获校长蒋介石亲自授佩“中正剑”。军校毕业后，被分到湖北秭归，入76军135师(后整编为76师135旅)军部，初任见习参谋，后任135师404团1营1连1排少尉排长，月薪为26块金圆券。
1945年，日本投降，内战开始。
1948年，随傅作义部起义后，被分到渤海军区工作。
1950年，到贵州炉山县任县武工队副队长和凯里剿匪指挥部指挥长，指挥了“凯里保卫战”等剿匪战斗。
1953年，调任普安县民政科科长。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右派”被改正，恢复工作。
1983年，在平坝县离休，后回原籍凯里定居。被选为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兼黔东南州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组组长。
——摘自杨光乾：《黔东南老兵痛击鬼子征粮队！亲历日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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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袁影清（1929--），女，四川省射洪縣人，四川省遂寧縣城區幼兒園幼教高級教師，“民進”成員
1929年，生於四川省射洪縣一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曾任射洪縣任多所小學教師、校長，後任平武縣司法官員、鹽亭縣糧政科長、廣安縣政府秘書長，並代理縣長，卻潔身自好，兩袖清風，無房無地。新政權建立後，按留用人員政策，安排在射洪縣稅務局上班，隨後被街道當做反革命分子暗中管制，於1952年被抓捕入獄，經過一段時間的折磨，奄奄一息時送回傢中，隨之死亡。母親長期擔任射洪縣多處小學教師、校長，新政權建立後被開除。）受家庭熏陶，自幼好學，於文學、音樂、繪畫、表演均有天賦，十四歲開始就經常登臺演出，十七八歲開始，即在《東方日報副刊》、《人間》、《自由鐘》、《長風》等刊物及學校壁報發表散文、小說、新詩作品，文字清麗簡潔，目為才女。
1949年，任射洪縣城幼兒園教師。
1953年，奉調遂寧縣（現遂寧市）城區幼兒園。
1958年，幼兒園園長為完成劃右派任務，因家庭出身和曾為地下黨的丈夫的“反革命”問題，直接宣佈為“狡猾的右派分子”，從此墜入地獄，用架子車為幼兒園拉糧、拉煤及到郊區拉菜，園內各種臟活、重活、苦活全包，受盡園長及其他組織和積極分子的辱罵刁難。丈夫早被打為反革命，在外地服刑。工資降為每月25元，要養活自己和四個子女。極端悲苦無助時候，準備跳水池自殺，想到寄養在母親家的兒女，遂忍辱茍活。
1966年，文革中，被戰鬥激烈的各派，安排寫標語、畫宣傳畫，管制稍微松懈。
1978年，按政策摘帽，悲憤中作順口溜曰：“大材小用”坐右邊，一坐就是二十年。地獄悲苦全嘗遍，但願悲劇勿重演。退休後，激情迸發，創作大量散文、詩歌、兒童劇等文學作品，及工筆人物、花鳥和剪紙等美術作品，發表於多傢刊物，部分作品獲國傢、省、市獎勵。近年將年輕時殘存的文字和新創作的文學、美術作品結集為《疏影集》刊行。（黃紹桂）
——摘自冉雲飛：《痛史裡有你親人的名字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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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罗逸，男，上海市政工程研究所（上海市政设计研究院前身）工作
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五十年代初参加过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的设计。
1957年，为林元培被打成右派分子鸣不平，也成了右派分子。因想不通竟去跳楼，问题升级变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后一度在里弄里做木匠。
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糾正，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教书，后来加入共产党。
——摘自shu_yanping：《外公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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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高中（1932--），男，生于四川省万县，出身商人家庭，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技術員
1956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桥梁与隧道四年制专业，分配到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从事桥梁理论和检测研究。
1957年，说过的一些话被当作反党言论，成为公科院最年轻的右派分子。
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
1972年，调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编制我国公路桥梁设计标准、规范。
1984年，主持设计广州洛溪大桥。
1990年，主持设计安徽铜陵长江公路大桥。
1994年，创立北京建达道桥咨询公司。
——摘自逸名：《历经磨难 痴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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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廷敏，男，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师
1957年，为人耿直，平时说话口吃得厉害，很难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但在学院的鸣放会上偏偏抢着发言，说领导不重视舞美教学。话说得不利索，却被整理成了好几条“反党言论”，打成右派分子，送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八分场劳动教养。
1958年，在布置农场大跃进成果展览会展览会时舞美设计才华得到了美妙的表现。
——摘自杜高：《荒原上的瞬间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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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赵继游（1913—2006），男，山东省青岛人，兰州大学高等数学老师、中国民主同盟兰州大学支部主任委员
1940年，北平师范大学毕业。
1940--1949年，先后在兰州中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宁湟川中学、湖北师范学院任教员，中学教务主任，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
1949--2006年，在兰州大学任教，历任数学力学系主任、名誉主任、教授。
195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4--2006年，先后任民盟兰州大学支部主任委员，民盟甘肃省委员会第四、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55--2006年，担任甘肃省总工会委员，全国教育工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甘肃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政协甘肃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常委，甘肃省数学学会副理事长。被评为兰州市和甘肃省先进工作者。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8年，被复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
1988年，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199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编有：《空间解析几何》、《高等几何学》、《复变函数论》、《曲线整体微分几何举要》、《初等微分几何学》、《非欧几何概论》、《投影几何学》、《复变函数论简明教程》等。
译著有：《共形映照及拟共形映照理论中的非欧几何（俄文）》、《微分几何教程（德文）》、《线性几何（英文）》、《共形不变式（英文）》、《有限几何引论（英文）》、《数集与公理（英文）》、《归纳法在几何中的应用（英文）》、《几何群（英文）》、《大范围微分几何（英文）》、《几何中的问题（英文）》等。
——摘自王渊：《敦煌轶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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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文（1922--），男，原名黄炳忠，浙江省缙云城水南村人，浙江省处州中学图书馆主任，历史教师，中教四级、月工资82.5元
1939年，考上处州简师，改名黄文。
1942年，到金华师范上学。
1944年，毕业。
1945年，应聘到缙云县立简师教书。
1946年，简师学生闹学潮，被诬“鼓动学潮，有共产党嫌疑”，逐出校门。
1947年，與共产党人有来往，看中共文献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共党章，苏使馆寄来书刊《新闻汇编》和斯大林等人文集和一些文艺作品，被查获，被说是“国际间谍”，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逃到云和避风。
1949年，任松阳县人民政府文教科长。由於南下干部与地方游击干部间发生诸多矛盾，地方干部有职无权，提出辞职，到松阳中学当副校长。
1950年，到丽水专署文教科任中教股长（专署文教科下分中教、小教、社教三股）。
1952年，丽水地区并入温州地区，改到处州中学做校长贾业鹄助手，任教导处教务组长。
1954年，因病休养一学期后，任图书馆主任，实际是专职历史教师。
1956年，工资改革，评上中教四级（相当于行政18级即科局级，月工资82.5元），评为丽水县先进教育工作者。
1957年，中共丽水县委召开文卫系统整风座谈会，遵命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给丽水县委在对党外知识分子使用上提了一点意见，被指“不与党同心同德”，划为右派分子：降级降薪（中教四级降为一级，月工资33元）留校查看。到书馆图书当职员（丽中其他七个右派都是送农村监督劳动，月发生活费10元）。
1958年，下农黄村公社黄村二队劳动。
1962年，被摘去右派帽子，回到丽中，仍做图书馆工作。
1966年，文革中作为老右派被关了一年牛棚。
1969年，被“解放”。
1969--1976年，去巨溪分社中学，一待8年。
1976年，文革继续折腾，批邓（小平）回击右倾翻案风，对时局失望至极，申请（因病）要求早退。
1977年，退休到缙云老家。
1979年，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原工资（退休时工资是44元，打八五折）。
1983年，改办离休手续，二等公民老右派变为老革命。
1978--1983年，返聘至缙云，任文科班历史教师6年。
1983—1991年，在缙云教育局教研室任特级历史教研员9年，创办“五云文化补习学校”；在缙云二中、电大中文班、中共丽水地委党校大专班兼课。
1991年，因病辞去工作。
1993年，应县老干部局邀请，参与创办缙云老年大学，任教务长，在老年大学开历史课，这一干又是十年。
2003年，离开老大，真正“退休”。
著作有：《漫话皇帝》、《缙云乡土史》、《缙云古今》、《黄帝文化初探》、《缙云文化黄帝与道教》等。
——摘自黄文：《人生中几个片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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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法希文，北京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糾正后，一直在丰台教师进修学校负责中学语文教学，在教育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摘自李菁之：《掇“菁”撷华——离休教师李菁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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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菁之（1931--），男，本名李彦龄，原籍河北省冀县，北京师范学院学生
1938年，远离父母来到张家口培植学校学习。
1942年，母亲去世，被家人接回冀南老家的抗日小学读书。
1945年，在老家完婚后，被送到北平艺文学校读书（现在的北京二十八中学）。
1949年，和几名同学一起前往河北省的正定县城报考华北大学。学习3个月左右，參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分到134师宣传队（“文工队”）， 把名字改作李菁之。
1949--1952年，从湖南打到广西 。
1952年，接到赴朝通知。
1953年，包括第134师在内的54军全军指战员奉命离开廣西，直奔朝鲜战场。
1955年，由於“以阶级斗争为纲”，部队里不是工农出身的，包括朝鲜战场上的和国内的，不管是解放军还是志愿军，不管是什么职位，都得走人：武器、弹药、军用品都留下，军装、个人服装、被褥等这些日用品之类的可以带走。在唐山学习完毕，被送到老家河北省冀县，到一个面食合作商店当主任 。
1956年，响应周恩來“向科技文化进军”号召，报考大学，被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录取 。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波及到北京远郊农村的觅子店中学。
1968年，校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代表县公检法领导机构宣读处理决定：“开除公职，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遣返原籍（河北省冀县北内漳大队）监督劳动。
1966--1978年，在农村劳动12年。
1978年，被觅子店中学派来的人接回复职。
1980年，被调到永乐店中学任高中一年级语文老师和一班班主任。
1984年，被北京市授予“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1991年，离休后被十八中学返聘。
——摘自李菁之：《掇“菁”撷华——离休教师李菁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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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苏世英，女，甘肅省酒泉中学语文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6年，“文革”初，他公开声言：“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论文，而是肩上扛着大炮，手里提着机关枪的整人文章。”为此成了“双料货”——既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又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被判徒刑七年。
——摘自王渊：《敦煌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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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荣，广西省干部
1957年，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区镇等，在中共广西省常委扩大会和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批评和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指示精神，帮助中共省委总结教训和分析其错误根源，同时指出省委领导主观片面，脱离实际，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照搬照套，没有从广西少数民族和山区的特点出发，对少数民族山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给予就有的照顾；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壮族自治区和自治州，重视不够，没有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群众与干部的要求和意见；指出有的地区或单位，存在宗派主义，有排斥、打击和刁难本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现象；指出“解放”初期对广西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的被诬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一些不该清理的人员清洗回家，遗留问题不少。建议中共省委和组织部，认真调查处理上述问题。这些人在大会上发言的愿望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也是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这些批评和要求，没有超出中央关于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问题的指示精神。省委常委在扩大会议和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的总结中已作了肯定，并决定由陈再励、李殷丹等同志组成小组，专题调查处理这些问题。事实证明，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等发言是正确的。
1958年，广西省和广东省管辖的钦州地区县以上机关，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受迫害的同志含冤二十多年。中共广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开除党内右派集团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议》中，认定廖联原等“极力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无中生有”地“诬蔑”省委，“捏造事实”，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喊冤”，“欺骗”和“煽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党不满。认定陈再励同志“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党的民族工作，“抹杀”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等。把他们分别错划为“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和主要分子”，扣上“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帽子，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或降级；黄荣、陈岸、区镇等被告定为“犯了地方主义和地方世族主义”等错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摘自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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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宿世芳，外貿部技术公司反右斗争小组长
1957年，在技术公司开展的反右斗争中，任反右斗争小组长。反对把刘世英（地主出身，对经理的意见）打成右派分子，被经理认为是“右倾”分子，被取消了反右积极分子资格和反右组长资格。
——摘自宿世芳：《岁月如歌——宿世芳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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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大春，河北省冀北人，湖南省某某單位
1957年，不幸的是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 抗战末期参加革命，南征北战近5年。
——摘自梅子：《梅子本不姓梅》（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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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段惠民（1941--），男，四川省武胜县人出身是“地主”，四川省南充蚕桑学校學生
1957年，被内定为“右派”，被学校以“劝其退学”的名义，勒令回了家。
1964年，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林业局作护林防火宣传工作。
1976年，因反对江青挨整两年。
1977年，被定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隔离审查了一年整，然后被判处劳教三年。
1981年，得到彻底平反并恢复政治名誉，被调入《信息报》报社，任采编部主任。
1988年，以自己3年的工资担保，先后向《信息报》社借款1.5万元，创办实用信息交流网络。
——摘自兴菊：《生命与追求——记成都新华实用信息公司总经理段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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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洪德（1937--），男，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技術員
1956年，20 岁的从哈尔滨电工学院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走白专道路，被批斗。
1978年，被糾正。
1982年，“净身出户、断绝后路”，“带”走8名工程师，離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创办北京市京海计算机开发公司。
1983年，实现产值800万元。
1986年，京海成立实业总公司，当年实现销售收入五千余万元。
1987年，京海集团成立，一次创业初步完成。
——摘自《民商》记者：《王洪德：创业未有穷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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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罗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中共党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上面硬派来的任务；是上海地下党员出身。
——摘自孙彤：《赤彤之心，风雨无阻——孙彤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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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周铁民，北京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自动退学回了包头老家。特别喜欢文学，还喜欢体育运动。学校里的大小活动都积极报名，从不落下。
1979年，被糾正后，在包头《鹿鸣》杂志当编辑。
——摘自李菁之：《掇“菁”撷华——离休教师李菁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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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徐守昌，四川省武胜县检察院检察长
1957年，在中共县委研究定右派问题会上，在有人念了一大串名单后，说了一句“那来这么多右派”，结果被定为右倾分子，下放劳动。全县一共划右派分子181人。
——摘自李万钦：《整风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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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汤成庆（？--1980），安徽省祁门县基督教宣道会牧师
1957年，因为信仰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许多非人的待遇，受尽痛苦，甚至一条腿也被打成瘸腿。一家人没有收入，靠着维持生活的，是原教堂院子里果园的出产，祁门县共有278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祁门县：《祁门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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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道生，安徽省祁门县医生
1956年，县第一次科普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被选为主席。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共有278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祁门县：《祁门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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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方祥文，四川省武胜县中心中學数学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沒有大學畢業生的42.5元的工資，只有生活費24元。
——摘自杨霞丹：《青春记忆之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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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谢长庚，四川省武胜县复兴學校教师
1957年，在教师学习会上说：“有的党员校长，只懂政治，不懂业务，只能当校长，教不来书。”被指攻击党（中共）的领导，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沿口乡一大队劳动改造。由于个子大、吃得多，饿慌了就去挖地里的红苕吃，被社员发现，弄去批斗、毒打，经常衣衫褴褛，头发蓬松，形同乞丐。全县一共划定右派分子181人。
——摘自李万钦：《整风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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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乌如喜业勒图，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館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1年，政协自治区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摘掉荣祥、陈志仁、乌如喜业勒图“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
——摘自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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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单章宝，达呼尔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1957年，由於卜林主张建立达斡尔族自治州并在省政协会议上提出要求，而被指“目的是成立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在有关专案机构采取逼供信、大揭发、大批判等手段下，莫须有搞出一批所谓“民族方面的右派分子”。被打成卜林右派集团成员，右派分子。因“卜林反党集团”受冤的还有吴维荣、色热、阿俄、吴文盛等一大批达斡尔族优秀人士，多名师生受到株连。
1979年，被糾正。
------摘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卜林右派集团骨干分子互相揭发的反动活动事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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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杨医亚，河北中医学院教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邢海娇：《杨医亚先生生平事迹及主要中医针灸贡献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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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朱健（1934--1966），男，浙江省海盐武原镇人，家庭成分大地主，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学生
1956年，在上海高中毕业，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祖父朱瑞是辛亥革命杭州光复起义军的领导人。母亲利用“朱健”的名义投资上海实业，所以從小就成名义上的“资本家”。公私合营後，成为拿定息者。
1957年，由於章乃器的“拿定息不是剥削”的论点被批判，拿定息的人，都成為资产阶级分子、剥削者，不免惶惶不安。
1958年，在“向党交心运动”交代了“年幼时，母亲防止父亲把家产败光，抽来部分祖遗财产(私房钱)，以我(朱健)名义投资上海工商业。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时，我是资方，拿国家定息，是剥削者，现我要划清界限，把拿的定息交出来。”为表示痛改决心，还把自已记有对党、对社会、对学校不满的日记交给党组织，以证实自己真正向党彻底交了心。中共系总支书记“欢迎”“坦诚交代”，但卻把交心材料和交来的日记放在档案中，并作出内定为“中右”(中间偏右)的结论，也放在档案里。
1961年，南大毕业，分配来浙江大学古生物组。
1963年，为应付大饥荒，国家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撤销浙江大学地质系，被调到浙江省地质局综合研究队。
1964年，“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指“四不清”：(1)是资本家，是资产阶级分子，要交代如何剥削压榨工人的。(2)对共产党对社会不满。曾说“站就是坐，坐就是站”(比喻共产党好坏无标准，说话不诚信，今天这样讲，明天改了调) ；“看报要倒转看”(意即报上说好的，事情就不好了；报上说坏的，实际上是好的) 。(3)仇视共产党。有个妹妹下放到东北，与一共产党员结婚，极力反对，说：“入党的人为己捞利，不要与他同流合污，做人要清白。”批判後，不了了之。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任会计的母亲批斗时脚骨被打断，更受到刺激。而批判“童年资本家”、“省长后代”的大字报覆盖食堂、住房各墙面、角落，批斗会前一日跳下100多米深的废煤矿井。32岁，未婚。
——摘自蔡行來：《中國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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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秦鲁，甘肃省敦煌县农牧科农业技术推广站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王淵：《敦煌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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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黄樾，合肥工业大学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自己并没有右派言论，而是批判班内一个右派时，认为批判内容不符合事实，有意歪曲诽谤，站出来为那个右派说公平话。被左派学生说是为右派鸣冤叫屈，也是右派，叫与右派一起劳动改造，直到毕业离校。自己也自称是右派。
1960年，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分配来浙大地质系。来浙大报到时，主动向校方声明自己是右派分子，学校也按右派对待。
1961年，大学毕业见习一年滿，按规定见习工资43元，但是只给发18元；不分配教学工作，干勤杂事情。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叫绘图。因是右派，找对象难，后与附近一农村姑娘结婚。浙大地质系停办后，调到浙江省水利研究院。
1979年，右派“平反”时，發現是假右派，档案中没有右派材料，白白被冤枉了20多年。
——摘自蔡行來：《中國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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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季修甫（1924--），男，名念祖，字修甫，笔名庥圃、庥父、休父、休工等；祖籍江蘇省通州余西，江蘇省南通中学退休教师
1930年，在东大街读过一年私塾，塾师姓顾。
1931年，入城中大王庙初级小学（即原城中小学）。
1931年秋，我入城中大王庙初级小学（即原城中小学）。
1935年，四年级毕业，随后进省立南通小学读高小五、六年级。
1937年，毕业，日机两度轰炸南通城，跟随祖母、母亲逃难，一路逃到西亭、岔河等地。
1938--1945年，我在南通公立中学读书5年，进南通合作社做职员两年余。
1941年，在菲律宾中国银行工作的伯父给取字“修甫”。
1945年，南通合作社解散，失业在家；南通成立日俘管理处，去任译员，没工资，仅供应午餐。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发表散文，获得一些稿酬。
1946年，用“修甫”名赴南京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读书。笔名庥圃、庥父、休父、休工等均从此字而来。
1948年，回到南通，等待新政权的诞生。
1949年，南通城“解放”，到文教研究会报名学习政治，结业后到南通师范任政治教师、班主任，参加新民主青年团，担任团总支宣教委员。
1950--1953年，担任师范一年级乙组班主任。边教边学，工作积极，任政治学科组长、工会副主席。
1956年，被调到南通中学任政治教师，讲授高中的社会科学简明教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也任班主任和教工团支部宣传委员。向教育局调查小组反映学校的一些情况，个别校领导对“越级”反映不满。
1958年，在团内受到批评，说是错误。
1956年，和堂兄等谈民办小报，被市报点名批评。
1957年，雖然未列“右派”，但被开除团籍，被派至总务处保管室收发工具，没有了教课资格。
1964年，“四清”中被以“贩字画牟利”罪在通中语文学科内受到批判。
1966年，“文革”开始，也和“四类分子”一样被强迫劳动。
1968年，被以“日本翻译”和“字画贩子”的罪名关入“牛棚”半年。被殴打、被强迫劳动、被批斗……
1973年，重新登上讲台教语文。
1985年，从通中退休。
200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季修甫文集》三卷本。
著作有：《季修甫文集》等。
——摘自朱一卉：《季修甫：南通地方历史文化的活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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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祝绍煌(1903--1992)，字星槎，浙江省杭州人；西安医学院公共卫生教研室主任、教授
1921年，毕业于杭州医专。
1922--1927年，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1927--1937年，先后在上海东南、南洋、女子医专及同德医学院教授病理学，后曾任南京卫生局卫生科科长，上海法医研究所技正，杭州卫生局卫生科科长，上海招商局长江线卫生督察等职。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任卫生实验院专员、医疗防疫总队技术科科长、保健处科长以及该署汉、宜、渝检疫所所长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津、塘、秦海港检疫所所长。
1947--1948年，赴美国进修海港检疫。
1948年，掩护舅父沈理源（建筑工程师、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北京大学地下工作。同情支持中共“革命”事业，“解放战争”結束前夕，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景林夫妇。天津北洋大学中共地下党员徐有年在“白色恐怖”下常带学生到家中躲避。
1949年，被聘为国家卫生部技正兼防疫司检疫科科长，后又任中央卫生部防疫总队技术科科长。
1954年，任西安医学院公共卫生教研室主任、教授。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调学院图书馆工作。
1970年，被下放临潼。
1981年，回学院安度晚年。
著作有：《病理组织检查法》、《鼠疫概论》、《传染病小集》、《鼠疫的预防和防疫》、《流行病学讲义》、《医用德语法》等。
——摘自洪文旭：《陕西近现代医家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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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王建一（？--1995），男，浙江省温岭县夹屿街人，大地主成分，浙江省温岭县卫生院（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首任院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温岭右派分子四一（王建一、金定一、郑开一、林叙一）之首。年青时赴日本学医。〔艄夫詩曰：方城旧地绕泉溪，四一三张事最凄；雨骤风狂灾涝后，迷离青草认萋萋！〕
——摘自艄夫：《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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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郑开一，男，浙江省温岭县温西中学英语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温岭右派分子四一（王建一、金定一、郑开一、林叙一）之一。
——摘自艄夫：《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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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金定一，男，浙江省温岭县横峰乡东洋村人，浙江省温岭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温岭右派分子四一（王建一、金定一、郑开一、林叙一）之一。黄埔军校毕业，擅长画虎、泥塑。
——摘自艄夫：《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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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林叙一，男，浙江省温岭县祝洋村人氏，浙江省温岭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温岭右派分子四一（王建一、金定一、郑开一、林叙一）之一。
——摘自艄夫：《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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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张学义，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团长
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鸣放了什么？“第一，马列主义好是好，就是不适合中国。中国不是欧洲。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国情。第二，中国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解放’战争中工人阶级在城里，攻城的‘解放军’都是农民子弟兵，‘解放’后却让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这不公平。第三，不能什么都照搬苏联，比如让战士戴苏联红军的船形帽，战士上街不戴，回到营房里再戴上。第四，不能忘掉农民。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这是列宁说的。中国战争是农民战争，‘解放’后把农民一脚踢开。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差别日益严重，完全是人为的。农民成了次等公民，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农民，连他们的子孙都卡死了。这是不能容忍的。这是忘恩负义，这是过河拆桥，这是卸磨杀驴，这是背叛……”
1958年，送到苏北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差点没有饿死。飢荒时期，农场每顿只给一碗清汤。干不动活，到后来连床也起不来了。想，驴吃草能活，人为什么不能吃草？跟同屋的人说：“走，咱们吃草去！”把他们从床上拽下来，一起爬，爬出铁丝网，到外面找草吃。由於从小给毛驴打草，知道什么草能吃，什么草不能吃。能吃的，抓把草叶塞进嘴里嚼。农场的人，都饿死了，這屋的一个没死。后来汽车运了粮食来，连卸车的人都没有。
1979年，由中央军事科学院负责落实政策，彻底改正，恢复军衔级别，正式办理转业手续。
“他们说，问题严重，但这是认识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决定改正，也是彻底平反。”“其实我现在还是这么认识。他们可以批判我，却没有能力说服我。经过十年劳改，我的思想认识更明确更坚定了！”〔林鵬曰：张学义还是年轻时的样子，天不怕，地不怕，活生生一个捣蛋鬼。只是这次捣的不是隔窗撒尿，而是关系国家民族的大事。张学义不是个爱看书的人，但是爱思考问题。“学而不思则罔”，孔老夫子说的一点也不错。看来光看书还不行，还得思之再思才行。〕
——摘自林鵬：《過眼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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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区镇，广西省干部
1957年，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区镇等，在中共广西省常委扩大会和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批评和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指示精神，帮助中共省委总结教训和分析其错误根源，同时指出省委领导主观片面，脱离实际，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照搬照套，没有从广西少数民族和山区的特点出发，对少数民族山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给予就有的照顾；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壮族自治区和自治州，重视不够，没有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群众与干部的要求和意见；指出有的地区或单位，存在宗派主义，有排斥、打击和刁难本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现象；指出“解放”初期对广西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的被诬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一些不该清理的人员清洗回家，遗留问题不少。建议中共省委和组织部，认真调查处理上述问题。这些人在大会上发言的愿望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也是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这些批评和要求，没有超出中央关于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问题的指示精神。省委常委在扩大会议和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的总结中已作了肯定，并决定由陈再励、李殷丹等同志组成小组，专题调查处理这些问题。事实证明，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等发言是正确的。
1958年，广西省和广东省管辖的钦州地区县以上机关，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受迫害的同志含冤二十多年。中共广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开除党内右派集团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议》中，认定廖联原等“极力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无中生有”地“诬蔑”省委，“捏造事实”，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喊冤”，“欺骗”和“煽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党不满。认定陈再励同志“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党的民族工作，“抹杀”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等。把他们分别错划为“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和主要分子”，扣上“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帽子，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或降级；黄荣、陈岸、区镇等被告定为“犯了地方主义和地方世族主义”等错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摘自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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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岸，广西省干部
1957年，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区镇等，在中共广西省常委扩大会和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批评和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指示精神，帮助中共省委总结教训和分析其错误根源，同时指出省委领导主观片面，脱离实际，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照搬照套，没有从广西少数民族和山区的特点出发，对少数民族山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给予就有的照顾；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壮族自治区和自治州，重视不够，没有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群众与干部的要求和意见；指出有的地区或单位，存在宗派主义，有排斥、打击和刁难本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现象；指出“解放”初期对广西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的被诬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一些不该清理的人员清洗回家，遗留问题不少。建议中共省委和组织部，认真调查处理上述问题。这些人在大会上发言的愿望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也是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这些批评和要求，没有超出中央关于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问题的指示精神。省委常委在扩大会议和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的总结中已作了肯定，并决定由陈再励、李殷丹等同志组成小组，专题调查处理这些问题。事实证明，陈再励、骆明、廖联原、黄荣、陈岸等发言是正确的。
1958年，广西省和广东省管辖的钦州地区县以上机关，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受迫害的同志含冤二十多年。中共广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开除党内右派集团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议》中，认定廖联原等“极力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无中生有”地“诬蔑”省委，“捏造事实”，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喊冤”，“欺骗”和“煽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党不满。认定陈再励同志“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党的民族工作，“抹杀”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等。把他们分别错划为“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和主要分子”，扣上“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帽子，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或降级；黄荣、陈岸、区镇等被告定为“犯了地方主义和地方世族主义”等错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摘自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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